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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推理]【连载】我是个地下记者,专门调查连环杀人、色魔、灭门惨案之类的事儿[第63页] |
作者:夜行者徐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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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是一场集体忏悔环节,大家念念有词,说自己没照顾好婆婆,是自己的错;老公出轨,是自己的错,至今找不到男友,是自己的错,甚至有人哭喊着”我不是人“。 进行到这会儿时,大家都在哭,忽然有人笑出声出来。 田静抬起头,看见一十三四岁的女孩,她有点印象,这女孩是和她妈来的——就是旁边哭老公出轨那女的。 助教过去,一把抓住小姑娘的头发,把她拽倒,叫她跪下忏悔,并对她拳打脚踢。 小姑娘的母亲刚要说什么,助教就阻止她:“我这都是为了她好,女孩不学会逆来顺受,将来得遭大罪。” 小姑娘也开始哭了,哭得特别惨,但包括她妈在内,没人上去帮忙,田静受不了了,站起来:“你们傻逼么,这是个孩子。” 讲台上的老师也被她吓了一跳,可能没想到班里有这么不“逆来顺受”的存在,想了想,让她去办公室一趟。 (这种事之前也发生过) 田静到办公室时,老师正在看她填过的那份资料:“三十岁了,还没结婚,有点晚啊。” “你没听过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豆腐渣么。” 她说没听过:“您还能帮我嫁出去?” 老师说当然:“我们和一个非常厉害的婚介品牌有合作,我们这儿训练出的,气质出色的未婚女孩,会被介绍给一些成功人士,非常有钱有地位的那种。” “他们就喜欢三从四德的传统姑娘!” 田静问她什么婚介公司这么厉害,老师说恋久久:“你可以自己查一下,他家专做高端,举办富豪相亲会,新闻上都有!” (富豪相亲会的相关新闻) 终于和吴丹的事有点关系了,田静假装感兴趣,问她自己是否符合标准。 老师说气质方面没问题,只要好好上课,别再捣乱,认真听讲,跟着学习,这方面绝对可以。 “长得也挺好,但你这岁数确实有点大,成功的男人都喜欢年轻的小姑娘。” “但是没关系,这些也都能解决。” 问怎么解决,老师告诉她,可以帮她联系个人,再办一个户口:“想改成几岁就改几岁,就你长这样,改成九五年的都行。” 田静:“我是北京户口,再办也能办个北京户口?” 老师说不能,只能办外省的:“但俩户口你都可以留着。” 假装感兴趣,跟老师要了办户口的联系方式,田静上完课,出来上了车,把情况说明一下,把电话发给我:“你大概有个想法了吧?” 我说是,应该是幽灵户口。 田静点点头:“我也这么想。” 周庸正在开车,说咱能别卖关子么:“我也是上过大学的人,你俩竟说些我听不懂的,好么?” “徐哥,赶紧解释一下啊!” 我给他解释了一下——14、15年左右的时候,全国有很多人忽然发现,自己的户籍被人被人顶用了,有的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变成了已婚,有的人莫名其妙的就有了孩子。 警方查证后发现,他们的户口都被人占用了,细查下去,不仅活人户籍被占用,有些死去的人也被占用,甚至有些不存在的人的户籍,被凭空加进了全国联网里,在有人需要的时候卖出去。 这些户籍就是幽灵户籍。 很多有心人利用这些户籍,做了一些不法的事——这些幽灵户籍,直到现在还没清干净。 (幽灵户口的相关新闻) |
吴丹的户籍很可能就是幽灵户籍,老师让田静去办的,也应该是幽灵户籍。 第二天,我和周庸打了老师给的电话号,说自己想要买户籍。 对方问我们要哪儿的,我说哪儿都行:“不和别人重复就成。” 他说那价格得有点高,起码得八万,我说没事,着急用,问他能不能快点。 对方说没问题:“把你真实身份信息提供给我,再给我张一寸彩照。下午就行,但我只要现金。” 我把自己15年办的一套幽灵户口的信息发给他,约好了下午2点在崇文门新世界见面,我开着周庸的M3去买货,因为车好,对方不太会怀疑是警察——周庸开着他的沃尔沃在旁边转,看看卖户口的之后去哪儿。 下午2点,我跟道边接到卖户口的打来的电话,问我在哪儿,我告诉他在车里,没多大一会,一个带着鸭舌帽的人敲车窗,递给我一套户口加身份证,说都办好了。 我问他不怕我不给钱,拿着就跑么。 他说不怕:“你真实信息我都有,拿着做个假欠条什么的,发给高利贷公司,你绝对跑不了。” 把八万块递给他,他数了数,走了。 我打给周庸,让他跟住,然后开车走向相反的方向——我发现一直有个人在我后面转来转去,肯定是监视我是否跟踪的。 周庸跟着他一直到了天坛附近一小区,当他上了楼后进去看电梯,发现在12楼停下了。 我转了一圈,确定没人跟踪后,把车停在路边,打车也去了天坛附近的小区,坐在周庸的车里开始蹲点。 晚上九点多,12楼黑了灯,我俩正以为今天白蹲点了,准备要走,忽然发现下午卖我户籍那哥们下了楼,出门了。 我和周庸带上手套和工具,在他走后赶紧上了楼。 用隔墙听和猫眼反窥器确定屋里没人后,我俩用工具开锁进了屋。 拿手电筒在屋里找东西的时候,我在沙发上发现了周庸下午取出来的八万块钱。 周庸看着我:“拿回去么?” 我说算了,甭打草惊蛇,你先牺牲点。 跟屋里转了一圈,除了一些户籍证明之类的东西,我还找到了这哥们的一个本子,上面写着和华正国学礼仪培训公司的交易往来。 在和华正国学礼仪公司的交易往来里,我发现了吴丹,和她本来的名字——这事有些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是直接通过华正国学礼仪公司和办幽灵户口的进行交易。 田静却是直接被告知了电话号码? (办户口哥们的小黑本) 我把这些都拍了下来,第二天上午,我拿着这些证据去了一趟恋久久婚姻中介公司,跟他说明白,他的很多“有钱有势”的高级客户,约会的都是一些不存在的人。 一旦这事曝光了,不说需要赔偿多少钱,光这些人的报复,他们就有可能承受不住。 恋久久公司的CEO很害怕,把我请进办公室,问我愿意多少钱解决。 我说我又不是敲诈勒索:“就想问点事,7月18日去迪拜的相亲会上,有个叫吴丹的姑娘去哪儿了?” 他找人过来查了一下,告诉我这姑娘没上飞机:“她和她相亲那对象,都没上飞机,我们怀疑她们是私下自己开始约,不想交后续费用了。” “机票我们都给她退了。” 想起手机里有吴丹发在朋友圈的那张电子机票的图,我用上面的票号查了一下,机票真的退了。 (她的票确实已经退了) 我说这样:“你能把和吴丹约会那人的信息给我么?” 恋久久的CEO想了想,给了我那人的信息,嘱咐我别说出去,我同意了,但要求他对华正国学班隐瞒我来找过他的事,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和吴丹约会的人,叫陈俊生——这人没那么有钱,其实是个资产只有几百万的普通人,是一家小创业公司的老板,不是富豪。 为了找到心仪的白富美,他硬撑着花高价买了好车,租了一套好房子。 我和周庸轮番蹲点监视他,发现陈俊生以好几天都没出家门,就一直订餐,在他的房子里,有一个房间的窗帘从没拉开过。 7月31日,我和周庸蹲点的第三天,我俩跟楼下拦住了一个给陈俊生送外卖的,趁着他开门取餐,跟在后面冲了进去。 然后我们发现,吴丹被囚禁在那个一直没拉开过窗帘的那个房间里。 (陈俊生家一直拉着窗帘的房间) |
陈俊生并没逃跑,在我和周庸报警后,他和我俩哭诉,说自己是个受害者——本以为自己找到一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没想到交往一个月后,吴丹就威胁陈俊生,掌握了他偷税漏税的证据,逼迫他给自己两百万。 陈俊生没办法,只好囚禁了她。 我没法判断真假,告诉他等警方来了跟警方说。 找到吴丹后,我想给李雯打电话,想要告诉她这个好消息,结果没打通。 周庸在旁边告诉吴丹,说你回去一定得请你朋友吃饭:“对你够尽心尽力的了,你一失踪,她就开始到处找人帮忙。” 吴丹点点头,问哪个朋友,周庸说李雯,她又问了一遍,说谁。 周庸:“李雯。” 吴丹:“我不认识这么个人啊!” 周庸说不可能啊:“你俩不还在芳鑫公司当同事么?” 吴丹懵了,说自己从来没听过那家公司。 我和周庸也懵了,把吴丹和陈俊生交给警察,录完笔录后,我俩去了一趟远洋天地写字楼,发现早已人去楼空,而李雯等电话,我再也没打通过。 (写字间已经人去楼空) 警方审理吴丹和陈俊生后发现,华正国学礼仪班,除了培养一群深信女德的人以外,也会在中间放一些托,让她们勾引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找到和自己相亲的人的污点,以此威胁要钱。 华正国学礼仪班因为无证办学和诈骗被查封,办幽灵户口的哥们也被抓,婚姻介绍公司被勒令停业整顿。 至于李雯,我一直没搞清楚——直到我开始整理这些案子的证据,我翻到了在办户口那哥们家拍的照片,我把他给每个人办的户口信息都拍了下来。 其中有张一寸照片,是李雯的,当然,上面的名字不是李雯。 我托人把这张照片拿给看守所里的吴丹看,吴丹说她知道这个人——这原来是华正国学礼仪班的一个高层,后来她自己跳出去,又开了个女德班,还试图挖过她。 她可能从哪儿知道吴丹出事了,觉得有机可乘,借着我对失踪女孩的事感兴趣,找我来调查,端掉她的竞争对手。 但她没想到,我会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李雯的一寸照片) 8月2日,我和周庸喝酒时聊起了这事,他问我为什么那些女性会信任这种女德班。 我说这和邪教、传销、戒色吧都是一个逻辑。 英国学者丹?柯辛斯曾经总结过邪教引诱人的三个步骤:引诱——从众——恐惧。 1 引诱: 先表现的很和善,接纳你,让你找到组织,有种使命感。 2 从众: 然后他们会想方设法使你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于是这个小团体就成了你的社会,他们的社会认同,就变成了你的社会认同。 3 恐吓: 他们会不停的恐吓你,告诉你不信任他们的后果,时间一长,你就会相信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活在对他们的恐惧当中。 比如女德,说什么不听丈夫的话,死后就会下地狱什么的,其实都是他们恐吓的手段。 周庸说懂了:“是不是忘了点事。” 我和他碰了一杯,说对:“得打个硬广。” 魔宙参与研发的安全门档,已经开始售卖了! |
这些猫都是有人定期批量扔的,有段时间扔的都是黑猫,有段时间扔的花白猫,也有段时间扔其他花色——动物保护组织的人救下一些后,发现很多猫身上都有被施虐的伤痕。 在了解始末后,吕燕没马上回复,用手机记了点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要在高架桥上扔猫?多大可能是组织所为?如果这种组织真的存在,有什么目的? 把三个问题发给了王欢后,她很快就回复了——回复了一堆愤怒的感叹: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能回答得了,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类了!!不是人!不得好死!!肯定是境外组织指使!! 不论是夜行者、记者、警察,在和某些当事人沟通时,都面临同一种问题——对方没法控制情绪,会提供很多无用的信息。 你必须在这些无用信息里,总结出有用的信息。 在王欢发给她的大量无用信息里,有段视频,让她浑身一凉——动保组织的人在高架桥上救猫,六只白色的小猫在高架桥边上, 三只已经死了,三只绝望的贴着桥璧,不让人靠近。 而在他们拍照录像的同时,一只小猫的尸体又被一飞驰而过的Q7压烂了。 “这些虐猫的肯定有组织!!他们每次都是攒一麻袋小猫往高架上扔!!”王欢说。 吕燕开始兴奋——属于她的“爆款选题” 找上门来了。 (吕燕做的笔记) 说到这儿,吕燕停下来找服务员要了瓶罗斯福6号,问我要不要,我说不用:“这点开始喝酒太早了。” 吕燕很爱喝酒,据她自己说,当夜行者这一年多赚的钱,基本都用来买酒了。 由于东城区整治开墙打洞,吕燕常去的几个酒馆都没了,她看过我写的东西,知道周庸是北京地图蛇——他俩见面那几次,吕燕都要求周庸带她去一些隐秘的酒吧。 (周庸带吕燕去了一我都没去过的酒吧) 吕燕刚调查虐猫事件时,他俩还见了一次,当时周庸问她最近在做什么选题,她就把高架桥虐猫这事儿说了。 周庸听完想了想:“你记不记得几年前,大概咱初中还是高中那会儿,有一事儿跟这个有点像….?” 吕燕问他,是不是运猪卡车侧翻公路上,小猪乱跑,然后几头被车撞死了的事。 他说什么玩意儿: “就有个视频,一挺漂亮的女的,用玻璃板挤死兔子还是狗什么的。” 周庸的话让吕燕想起不少东西,她当年看到的不是“玻璃板” 版本,而是个穿高跟鞋的姑娘踩兔子或是猫 ——在校内网还存活的年代,那视频被传的很广,当时吕燕还在校内和贴吧转过人肉那姑娘的信息。 和周庸喝完酒,到家之后,吕燕搜了一会儿当年“虐兔门”的事儿,然后对所有信息进行了整理——她跟周庸的回忆都对应在了同一个女主角身上。 (当年的新闻) 根据当时被人肉出来的信息,这一系列的虐兔视频拍摄于08年左右,并在2010年因为团队内讧视频被爆出——虐兔姑娘的幕后,是一专门制作并销售虐待小动物视频的团队。 这个团队会雇佣实际上对虐待动物毫无兴趣的漂亮姑娘,并通过金钱和“不再拍就公布视频” 等威胁手段,保证视频持续产出。 在当年的众多虐兔门人肉贴下,还有个疑似当事人的回复:“我是个罪人~这是我干的~那不是我自己能掌控的视频,他们要拿去卖钱,说是要卖给有变态心理的人,绝对的私密视频,我信了他们的话,就为了两百块钱~他们先给了我一个剧本,里面有所有的要求,要求我笑得变态,要残忍,越是残忍越能卖钱。下来后在家哭了一宿,觉得自己不是人,你骂我吧,骂得越难听越好。我想死了~如果我家人看到,我不敢想象。” 吕燕看了遍人肉出的虐兔姑娘信息——姓黄,出生在1984年。在拍摄视频的2008年,她和吕燕同岁。 当时她觉得,不管 “200元报酬” 的说法是真是假,她没法想象一个和自己同龄的姑娘,到底为了什么,才能狠下心在镜头面前坐死一只小兔子。 搜索当年的“虐兔门”时,吕燕有了一意外收获——在一个发布于2010年12月2日,名为“我知道虐兔女的qq号,都来说说咋惩罚她?”的贴子里,她发现了两个单词,“crush fetish”。 (虐兔女被人人肉了) 这是楼主所说的内幕——虐兔女所在的虐待动物团体,叫“crush fetish”。 吕燕精读了一遍帖子内容,感觉以讹传讹的内容居多:就连crush fetish 这两个单词,都被解释成了“有特殊癖好的人”。 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翻墙出去,试着在google上搜了下“crush fetish” 。 讲到这儿,吕燕问我知道“crush fetish”么。 我说知道一点——和“恋物癖”、“恋尸癖”这种有些接近,是一种对肢体破碎的迷恋和崇拜,译过来一般都叫“破碎崇拜”。 她点点头,说对:“那次搜到的结果,让我给上海高架桥的“虐猫”事件下了一定义,就是破碎崇拜。” “作为一种性癖,“破碎崇拜者”们会通过观赏或幻想事物被碾碎的过程而获得性快感。而“破碎崇拜” 往往伴随着其他三种“不平常”的喜好:恋足癖(通过观赏踩踏事物的脚获得快感);施虐狂(观赏事物被碾碎获得快感)以及受虐狂(观赏或幻想自己作为被碾碎的一方获得快感)。“ 吕燕试着在墙外搜索“shanghai cat crush fetish ”关键词,但搜到的很少——自1999年起,美国便公布法案规定制作、持有、传播这类视频违法,欧洲也有差不多的法律。 (在外网找到的相关信息很少) 其实这事挺清晰的——为什么要在高架桥上扔猫?就是为了拍摄供破碎崇拜者购买从而获得性满足的碾猫视频。 为什么要会出现大小颜色差不多的猫?方便后期剪辑,看起来是同一只猫反复受虐,让观看的变态产生更大的快感。 虐猫与虐兔门不同的只是场景和人物——被虐动物,从封闭空间无处可逃,变成了开放空间的大逃杀;主人公则从贪图小利的傻姑娘,变成了高架桥上来不及反应的车主 但只有逻辑,没证据,无法做出一篇完美的特稿,吕燕告诉自己,必须要找到证据。 通过正常检索肯定没办法了——她决定试试暗网。 找了一个擅长这方面的同行帮忙,她很快进入了一个叫Hansa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有卖枪的,有卖毒的,还有一个版块叫others。 在others的细分版块里,有一个就叫 crushfetish。 吕燕点开crushfetish版块,加载出一个新的分区导航:免费、付费和定制。 (吕燕在crushfetish看到的视频) |
免费区的前几个视频并没能让她产生什么不适——穿着夸张高跟鞋和艳俗短裙的姑娘,对着镜头卖弄了会儿长腿后,开始踩踏脚下的几个西红柿。 这时画面变成了仰拍,西红柿的汁水,有些溅到了镜头上,有些到了姑娘腿上。 最后西红柿被踩成了番茄酱,画面停在女主人公的底裤上。 吕燕继续往后看,半个小时后,她有点受不了了——她搞清了这网站的逻辑,这就是一份破碎崇拜者的入门教程。 在后面的视频里,“露底裤” 这种色情片元素慢慢不见了,而高跟鞋下的西红柿汁则被换成了毛毛虫、金鱼、鸽子与老鼠,在碾压下无力挣扎着,迸射出真实的血浆,最后变成一滩无生命的碎肉。 她放下电脑,陪自己的猫玩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硬挺着继续翻看暂停的视频——视频里一高挑的姑娘,正试着用高跟鞋尖细的跟戳穿脚下金鱼的水泡眼。 在吕燕刚入行,开始跟着自己的“导师”调查,并尝试写作时,她看过一本书,叫《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里面让她印象最深的一篇稿,是写一个失孤家庭的故事,作者特别用力地描写臭水沟里的小男孩尸体,详细刻画了每一个细节。 她想起那篇稿,觉得一篇好故事需要大量细节,于是强迫自己克服恶心,用 “发现一个细节物料库” 的心情去面对,将来好用文字,理性描述这些画面。 看完免费区的“轻量级” 视频,她点击了付费区,用自己的万事达卡付了70美金,开始观看付费内容。 付费区的视频,就像是“虐兔门” 的各种病态克隆版——来自世界各地的姑娘,在镜头面前笑着,用各种方法将小动物虐待致死。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没有“女主角”,动物们被放在压缩机之类的机器里,死得非常惨。 吕燕花了两天时间,点开了付费区的每一个视频,但她仍然没找到和上海高架桥有关的。 她写了封邮件,给crushfetish版块的底部邮箱,问是否能提供更多车轮压猫的视频,她想看大开放空间的作品。” 三天后,吕燕收到回复说目前没有此类视频,但如果她有特殊要求,对方提供定制服务,根据具体需求计算报价,起价为2000美金。 吕燕算了下,不算承受不起——出于作证据的考虑,她列了自己的需求: 1.拍摄地要在上海(能看到路牌) 2.车速要快(吕燕跟我解释,这是出于她的“人道考虑”——她觉得车速快一点,猫会少很多痛苦) 3.要有猫被扔下车逃窜的镜头 对方这次的回应很快,问她对猫的颜色花纹,是否有特殊偏好。 吕燕回复说黑色——我奇怪她为什么这么选,她和我解释,选黑色是因为觉得黑猫普遍更敏捷一点,更容易躲过车轮。 (吕燕觉得黑猫比其他颜色的敏捷) 对方收了她2000美金,告诉她一星期给成片,她交钱时,养的猫正好在她桌子上睡觉,还说了句梦话。 我没养过猫,问她猫说梦话是什么样子。 吕燕回忆了下:““就,它会一边睡觉一边很小声地叫,像小奶猫一样,很萌的。有时爪子还会这样动。” 她举起手,模仿着猫睡觉时肉爪的颤动。 交完钱,看着自己的猫,吕燕有种后知后觉的惊慌——作为一养猫的人,她的这个行为,会直接导致几只猫的死亡。 我岔开话题,问她养的猫是什么样的,她想了想:“橘猫带点白色,贪吃,十几斤吧大概,特亲人,喜欢搂着我睡觉。” (吕燕的猫很亲人) 吕燕付款的三天后,王欢在朋友圈发了几张图——那是上海一个晴朗的下午,王欢和她的志愿者朋友们,在延安路高架上发现了五只小黑猫。 两只已经死了,一只被压断了两只后腿,还有两只躲到了路边,被吓得不成样子。 吕燕有点喘不过气,她给王欢发过去一个200块的红包,说就当给断腿的猫捐点医药费。 王欢激动得又发了堆叹号:“我就知道记者老师您是有爱心的好人!!!!祝调查顺利!!!” (吕燕给王欢发了个红包) 四天后,吕燕拿到了剪辑好的视频,她对比了一下视频里的猫,确定地点是延安高架桥,确定那两只被压死的,就是王欢朋友圈里发的小猫。 之后,她再没打开过那视频。 回过神后,吕燕给crushfetish版块又写了封邮件,表达了自己的喜欢和感谢,并询问是否为中国本地团队做的,并询问是否可以知道那个人的联系方式。 网站回复说不行,但如果她特别喜欢这个风格的话,可以多看Gainas拍的视频——她的视频就是由这个国内crushfetish大神制作的。 吕燕得到了名字后,发微信给王欢,问她是否熟悉Gainas这个名字。 王欢说知道——这人在全国的动保群志愿者里都很有名, 06年那次虐猫视频就是他组织搞的,而且据动保圈的内部传闻,说这人不光虐猫,还花钱买过弃婴用来虐待。 (Gainas的相关新闻) 她询问这个人是否在上海,王欢说不知道。 吕燕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找到并看了网上所有据说是Gainas拍的视频,果然有好几个,拍摄于上海的高架桥。 她试图从中找出车牌号之类,能证明身份的蛛丝马迹——但一无所获。 这个人肯定是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才能躲避高架桥上的监控录像和动保志愿者的每次蹲守,将那么多猫扔在高架桥上。 但这姑娘一直不服输,就想写出一篇能证明自己的“大稿” 她决定搞明白Gainas这个名字背后的意义: 然后她查到了另一个Gainas,或者说真正的Gainas——中文译名一般叫盖纳斯,哥特人,步兵出身,东罗马帝国时期军事领袖,随后叛变,短暂统治了君士坦丁堡。 一般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人,除了拜占庭历史的爱好者。 吕燕花了半天的时间,搜索关于拜占庭历史爱好者在网上的聚集地。 在百度贴吧,她翻出了一个2004年、只有一句话的帖子,来自一个八位数字账号:“盖纳斯之死意味着哥特人多元化文明发展的终结。”——这是中文网络世界里,对Gainas唯一的一句评述。 她试着在qq和微信里,搜索这八位数字,然后一个熟悉的头像出现在她面前——那是张“v字仇杀队”的图,她这段时间看过很多回,无数爱猫志愿者对其恨之入骨。 (Gainas的QQ资料) 吕燕发送好友申请给他,说Gainas你好,她正在准备一篇关于crush fetish的稿子,问能不能聊聊。 我说问的这么直接,不怕这人不理你么? 吕燕说她分析不能:“我把所有关于Gainas的线索整理了一下,大致给他做了个画像——在上海有车,会躲避监控和人肉搜索,能轻而易举取得别人信任,加入动物保护组织,研究罗马帝国史,一定是个看上去很体面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这人一定特自信,并不怕接受采访。” 我点点头,这姑娘爱思考,悟性比周庸强多了。 第二天下午,Gainas通过了吕燕的好友申请,并问她是否喜欢小黑猫的视频。 吕燕愣住了——这事她从没和人说过。 Gainas继续打字,说可以让吕燕知道TA的一切,除了真实身份,前提是吕燕要向他证明自己。 吕燕问他怎么证明,Ginas说你不是有只小橘猫么:“别忘了录视频。” 她坐下来,点了根烟,抽完后从床底翻出双黑色细跟高跟鞋——这鞋是两年前她入职某报社时,父亲送给她的,鞋盒里还有张卡片,写着“祝女儿在工作岗位上一路顺风,大展宏图!” (吕燕的高跟鞋) 吕燕从盒子里拿出高跟鞋,套在脚上,打开手机站起身来。 我听到这儿有种不详的预感,但吕燕已经不看我了,继续讲下去:“我不知道徐浪你穿没穿过高跟鞋啊……” “就,当你一下子身高高了八厘米之后,你的视角会有点陌生,好像周围的一切突然间有点不一样了。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就像突然有了上帝视角。” 吕燕把相机架好,打开,走向了自己的猫。 猫见她过来, “咚” 一声四脚朝天躺倒在吕燕脚下,毫无防备地展露它毛茸茸的肚皮。 吕燕说她闭上了眼睛。 她心心念念的那篇大稿——到最后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因为在这件事过后,她已经没法继续对Gainas的采访,她崩溃了——紧接着就是重度抑郁,别说当夜行者,连其他的正常工作也做不了。 那天我和周庸喝酒的时候,周庸忽然想起这姑娘:“我和吕燕最后一次喝酒,就是跟这儿。“ 他问我吕燕还能好么,我说不知道——但她现在这个结局,在她选择在暗网购买视频的时候就注定了。 毛姆在《人生的枷锁》里写过一段话——虽然本意不是这个意思,但放在这里,也很合适。 “世上最大的折磨,莫过于爱的同时带着藐视。”——吕燕深爱夜行者这份职业,也有天赋,但对于这事还是太蔑视了。 周庸和我碰了一杯,说徐哥你说话能不能tm通俗点:“我也是上过大学的人,你总说我听不懂的话,我很尴尬。” 我给他解释了一下。 “她真心喜欢这个行业,想在行业内获得成功,但就像老金最开始警告我的那样,她没注意手段,做了傻逼事儿。” “而做这种事,是有代价的。” |
@巫啦啦1026 2017-11-13 22:25:39 怎么没有开头? ----------------------------- 开头被吃了。 |
【夜行番外】有人在高架桥上扔猫等车轧,就为给外网拍视频换点美金花 (补上之前被吃的内容) 今天这篇有点特别,还是夜行者的故事,勉强说是夜行实录也成——但不是我的故事。 刚入行时,老金跟我说,做事得有点“底线”,他说我有天赋,对夜行者这行上手非常快:“但注意下解决问题的手段,别做任何傻逼事儿。” 我这人还是听劝的,基本没干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但我的同行不全这样——有个别一小撮人,虽然大家职业一样,但做事风格完全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 有好几个都被判了刑,还有些得了严重的精神问题。 在这些人里,最可惜的就是吕燕(化名),这姑娘和周庸年龄差不多,是夜行者里的后起之秀,天赋很好,个人能力极强。但自从调查完上海高架桥虐猫事件后,就得了重度抑郁。 在她出事前,周庸因为好奇夜行者这行里还有女孩,曾私下约过她几次,见完回来告诉我,说她简直就像个女版的我。 我问他是长得像么,周庸说不是,是调查方式像:“人家姑娘烈焰红唇的,和你怎么可能像。” 虽然没见过吕燕,但我看过她一篇没能发的稿子,调查手段和文笔都不错——是调查一被拐儿童长大后生活的。这姑娘帮一个被拐的哥们找到了亲生父母,而这个男孩和他父母始终难以融入彼此的生活。 在这姑娘得了抑郁,没法调查写稿后,我一直想约她一次,聊聊她和高架桥虐猫组织——我当时差点调查这事,后来因为事发地在上海不在北京,手头又有别的事,就算了。 但我一直很好奇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把一个优秀的夜行者弄成这样。 约吕燕特费劲,这姑娘自从虐猫事件后,就一直处于半失踪状态,跟她联系了一个月,才同意见我——说去安定医院拿百洛特(抗抑郁症药)时,可以顺便见一面。 2016年11月3日,按照她发的微信定位,我在安定医院附近的caffeinerahab咖啡馆找到了她。 她正跟角落沙发里窝着,衣服很皱,头发打结,两颊深陷,别说化妆了,可能脸都没洗——跟周庸形容的“烈焰红唇” 完全不一样。 走到她对面坐下,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徐浪?” 我说是,然后这姑娘特直接,完全没寒暄,双臂交叉在胸前: “说吧,有什么想问的?” 喝了口水,我问她,杀死自己的猫是什么感受。 她没正面回答,拿出盒万宝路爆珠,抽出一根在盒上敲了敲,问我一起抽根烟么,我说成。 (磕烟是老烟民才会有的行为) 我俩正跟咖啡馆外抽烟,马路对面有只挺瘦的狸花猫,一直在追打落叶,吕燕盯着看了一会儿,说还是进屋聊吧。 回了屋,我从头问她,是怎么发现上海高架桥虐猫组织的。 她拿起手机,翻了一分钟,然后递到我面前,给我看她和一个人的微信聊天记录。 “记者老师好,我是王欢,是上海高架救猫群的志愿者,希望你能关注一下上海高架桥的虐猫事件!” 因为给媒体写过几篇转发不错的稿,吕燕小有名气,跟微博上有两万多粉丝——她把自己的微信公布在微博上,想着能通过这搞点儿选题,但加她的人大都很无趣,不是说理发店骗人办会员卡,就是黑中介不给退押金。 除此之外,还不时有些变态。 去年7月份,有个男的发来好友申请,标注“我要说的事你一定感兴趣”,她通过验证后,对方发来几张全方位多角度的下体照片,附言 “女妓者,看我的蛋蛋长的,离奇吗?” 因为太多这种事,吕燕对找上门提供线索的人,基本已经失望了——她想调查的、写的,是《太平洋大逃杀》那种能刷屏的特稿,这些普通选题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当王欢找上她,提供有人虐猫的线索时,吕燕没太当回事。 因为虐猫的事太常见了,而且很多养猫的人,都是“田园爱猫狂”,神经兮兮的。 |
一年半前,吕燕试图在网上领养一只猫: 第一次,对方问她房子租的买的,她说是租的,对方告诉她说不好意思:“我还是想替猫猫找个有房的主人”,然后就把她拉黑了。 第二次,对方要求跟她去公司,和领导了解一下她的个人情况,她把那人拉黑了。 第三次她终于成功了,送猫的老阿姨翻看了她多年“云养猫”的记录,才让她把猫抱回家—— 吕燕曾多次点赞转发有关猫咪的视频 。 因为自己在领养猫时,总被神经兮兮的查个遍,所以在收到王欢的好友申请时,她觉得这八成又是个大惊小怪的动保主义者。 但 “高架桥 “和”虐猫” 这俩不常组合在一起的词,让她决定听听王欢到底要说什么。 她通过王欢的好友申请后,翻了下她的朋友圈——除了高架救猫消息外,不是心灵鸡汤就是微商宠物粮,看起来属于 “不靠谱的消息源”。 (王欢的朋友圈) 吕燕是凌晨加的王欢,第二天下午三点她醒时,发现王欢已经给她发了几十条微信。 先是一堆微博截图,全是他们志愿者从上海高架桥上救下的小猫。然后是几张名为 “高架救猫”qq群的截图,群里成员共享着上海高架桥角落等待救援的小猫信息。 王欢找到吕燕,是因为看过吕燕微博上发的猫:“您也是养猫的人!一定知道,猫天性胆小,不会自己上高架的!!是有人故意把猫放在高架上的!!” “志愿者群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大家已经接近崩溃了,有几个人平时开车都不敢上高架!多的时候一个路口就有十几只!!” “已经不是普通的虐猫了,这些人不得好死!!猫猫做错了什么要惨死在车轮底下??“ “您肯定也是爱猫之人希望能有媒体报道一下!!!至少能让上高架的车主注意一下!!” 从15年开始,有成批的猫被扔到上海的高架桥上,很多都被来往车辆碾压惨死。 (相关新闻) |
|【夜行实录0062】我在松花江边扶起一个外国老妹儿,她包里只有避孕套和一本假护照 我从小就对喝酒有一认知,喝得多,不代表酒量好。 作为哈尔滨人,从上高中后,凡同龄男性聚餐,基本是每人踩着一箱啤酒喝——我酒量不行,他们对瓶吹时,我就拿一玻璃杯慢慢喝,总被人说这种喝法不够man。 我说不够就不够吧,总比硬撑喝多了强。 从小到大,我见过太多酒量不行,硬撑着喝多后,下场悲惨的——送医院洗胃、脑出血、从楼梯摔下来骨折、零下30来度醉倒在雪地里冻个半死。 除了这些身体出事的,还有人喝成了别人青春回忆里的笑话。 高中时,有一同学要转到别的学校,走前请全班男生喝酒。有一人平时酒量不行,但那天为了显示兄弟义气,硬喝了八九瓶,散场的时候,他要去上个厕所。 出了饭店后,大家各自回家,就把这哥们忘了——直到他妈挨个同学打电话,有人回去找时,才发现他拖着裤子,蹲在饭店的厕所里睡着了。 当时他已经蹲了三四个小时,我听着腿都麻。 有这些前车之鉴在,我极少喝多,一般在酒局结束,我都是最清醒那个,而且我会劝所有人少喝,因为不想送他们回家。 周庸和我完全相反,他总想跟人喝尽兴了,只要自己没倒,酒桌上有一个人还在喝,他就必须陪着一起。 2017年5月20日,一发小结婚,让我回家当伴郎——这哥们之前来北京找我时,和周庸一起吃过几顿饭,顺便就连他一起邀请了。 白天当完伴郎后,晚上单请几个玩的比较好的朋友,跟经纬十二道街一叫青藤小院的地方吃烧烤,周庸也跟着去凑数,喝了俩点后,基本都喝散了,就剩周庸和新郎在拼酒。 我劝他俩别喝,但这俩傻逼已经喝潮了(醉了),就是不听,继续一人又喝了三瓶大绿棒子。 新郎跟周庸干完最后一杯,说兄弟:“来到这边儿,别的不说,绝对陪你喝好了!” 周庸扶住他胳膊,说没问题:“哥,绝对喝好了!” 新郎嘴里念叨了几句“那就好”,忽然转身就往外跑,周庸懵了:“徐哥,这哥们跑这么快,是不想结帐么?” 我说艹,等会再解释,快点追! 给老板扔了500块钱,留了个电话,告诉他多退少补,我俩快速的追了出去。 上学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敢让新郎多喝,因为他一喝多后就跑——是真的用腿跑,每次他只要一喝多,不管身处何时何地,站起来就是漫无目的到处狂跑,然后一大群朋友跟后边追他,把他扑倒带回家。 我到北京的年头太多,这些年不常见,没太想起来这事,直到他起跑我才想起来。 因为和老板交流耽误了点时间,我们出门的时候,新郎已经跑出去挺远了,我和周庸远远的吊在后面,跟着他横穿过友谊路,一直跑到松花江边,然后又沿着江开始跑。 跑了十分钟,周庸累的跟孙子似的,说不行了徐哥:“这哥们练长跑的吧,我感觉咱追不上了。” 我说那也得追啊,他别再掉江里,新婚第一天就惨死松花江畔。 又咬牙追了五分钟,周庸跟斯大林公园附近的一片草丛里,把他扑倒了。 我俩架着新郎站起来,准备打个车把他送回家,周庸说嘿:“那边还躺着一个,好像还是一姑娘。” 过去一看,地上还真是一姑娘,而且还是一金发的外国姑娘,身材非常好,穿着一连体的短裙,侧卧在地,手边有一包。 让周庸架住新郎,我过去探了探鼻息——在喘气,从衣服和表面上来看,也没有被侵犯或者伤害的现象,脸色有点不好。 翻了下姑娘的包,没找到手机,包里面有护照、一些现金、避孕套、丝袜和一张卡片。我把护照拿出来,上面都是俄文,看不懂,只有一段用英语写着Russia Federation,证明这姑娘是一俄罗斯人。 卡片上写着的是一个微信号fyodor32xx,我搜了一下,微信名叫“XX英语班主任Fyodor”,我加了一下这个微信,说你的朋友昏倒在江畔路附近了,需要你的帮助。 为了防止对方是外国人看不懂,我又加了一次,用英语说了一遍。 用手机拍了下护照,准备找个会俄语的人翻译下——要不然到了派出所,警察也不懂俄语,看不出她叫什么,没法查证联系她的熟人。 周庸问我人没事吧,我说应该没事,往下不远的地段街有一俄罗斯酒吧,可能是跟那儿喝多了。 把姑娘也架起来,周庸说能换个人架着么:“你架你这朋友,我去架那外国姑娘。” 我说你别逼逼了,赶紧叫个车:“把新郎送回家,把姑娘送派出所。” 周庸架着新郎,费劲的掏出手机叫了一车,正跟路边等车呢,一辆黑色天籁车停在我们旁边,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下了车,问我是谁,对他们朋友在干嘛。 解释了一下,说这姑娘倒在路边了,我们正要把她送到派出所——那外国人的中文不太好,主要是中国人在和我对话。 他告诉我这姑娘是他们同学,黑大的留学生,让我把这姑娘交给他们就成。 正好这时周庸打的车也到了,我说那行吧:“你们最好先带她去医院看看,别出问题。” 他们说好,这就去医院。 上了车,司机问我们是不是去新原小区,我说等下再去:“师傅,能不能先跟一下前面那车?” 他说没问题。 跟着那辆天籁,一直到了老道外一个胡同边上,他们下了车,架着那个姑娘进了一栋建筑。 我让司机放慢速度,但别停车,路过的时候扫了一眼——确实是个医院,就告诉司机按定位地址开,先把新郎送回家。 周庸说我太谨慎了,我说谨慎点好,万一他们不是一起的,那姑娘就遭殃了。 把新郎送回家后,我俩也回去睡觉,因为喝的有点晕,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中午起床后,我开车带周庸去道外南二道街的张包铺吃包子,他家的豆腐馅和排骨馅包子很有特色。往张包铺开时,路过了昨晚那家医院,我扫了一眼,把车停在了路边。 周庸问我怎么了,我说昨晚喝的有点晕,没太仔细看——那俩人带姑娘去的医院,不是正常的医院,是一家整形医院。 他说卧槽,什么情况。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把车靠在路边停下,我俩下车进了这个奈尔美整形医院——这家医院在一栋巴洛克式的老建筑里,总共两层,周边尽是快餐店、廉价衣服店、玩具店。 医院的前台没人,我们往里走,没有电梯,只有老旧的楼梯,楼梯旁的墙壁上,挂了几张医生介绍,纸张已经泛黄了,我看了一眼,有好几个都是叫“弗拉基米尔”之类的外国人。 看没什么人,我俩正走上楼,二楼是病房,装修很简陋,墙面都泛黄了,里头就三间屋子、一个大的病房、一卫生间。 病房里,一张张单人床整齐地摆着,数了一下大概有二十几张,跟二三十年代的老病院一样,只有三张床躺了人,全是外国姑娘——有两个脸上缠着绷带,另一个在输液。 破旧的病房 |
我仔细看了下,没有我们昨天捡到的姑娘。 正打算继续往下看,有个穿淡蓝色衣服的妇女,三十多岁,从病房里出来,拦下了我俩,把我们带回了一楼,问我俩来干啥的。 指指周庸,我说他最近想整个容,正在研究哈尔滨所有的整形医院,想看下哪家靠谱。 她问我们谁介绍过来的,我说就是瞎逛找到的,她说我们这儿必须有介绍人:“不对外开放,你去找找别家吧。” 又看了周庸一眼:“而且他也不用整啊。” 我说大姐,你可别跟这儿跟我俩整事了,上门的活还不接。 她说不接,把我俩推了出去。 和周庸回到车里,没去吃饭,观察了这家整容医院一下午,发现进进出出的都是白皮肤的外国姑娘。 周庸眼睛都看花了:“徐哥,你们这儿外国姑娘这么多呢?” 我说是挺多,主要都是东欧的,因为离俄罗斯近:“但这家医院也太多了,而且完全没有中国人,有点怪。” 觉得有点不对,我开始跟朋友和亲戚打听这家奈尔美整形医院,结果完全没人知道。我在网上查询了一下,这家医院是一家私人医院,拥有者和法人是个外国人,叫普兰特。 又用系统检索了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发现他还在哈尔滨开了一家模特经纪公司。 周庸:“徐哥,难道这哥们自产自销,自己做模特生意然后自己给模特整容?” 我说不知道:“咱去找昨晚捡到的那个姑娘问问。” 打电话给喝多后狂奔的新郎(他在黑大工作),问他能不能找国际学院的人,帮忙联系一下这姑娘。 他说没问题,跟我要了这张护照照片,发给了国际学院的老师,下午的时候,我们在黑大C区,留学生公寓的地下餐厅一起吃了顿饭。 国际学院的老师告诉我,说跟负责留学生与交换生的老师都交流了,学校里没有这个人。 然后他还告诉了我另一件事,说这姑娘护照应该是假的:“正常的俄罗斯护照,应该写的是Russian Federation,这姑娘的护照写的Russia Federation,少了个n。” 吃完饭出来,我俩跟校园里转,周庸问了我一堆问题:“这姑娘到底什么人,护照为什么是假的,出没出事,那俩人到底是不是他朋友,那整形医院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我也不知道,但只要找到这姑娘或者她认识的人,就能知道怎么回事。 他问我怎么找,我从兜里掏出张卡片——这是昨天晚上在姑娘包里拿的,忘给放回去了,但我之前加了两遍都没通过。 周庸问我,只有一个微信号怎么找,我说不止微信号,不还有个微信名么。 他奇怪:“XX英语的班主任Fyodor,这怎么找?” 我指了指校园里的告示板,上面贴了张海报——XX英语,每天都有班主任在线监督学习。 周庸点点头说明白了。 我俩下了一个XX英语app,让周庸充钱买了套课程,发现想找那人有点难——上面用户和班主任很多,按兑换码认证随机分班,直接找到那人就相当于中彩票。” 让周庸继续研究这app,我开始从其他方面着手调查。 奈尔美整形医院和万德模特经纪公司,在网上非常非常干净,没广告,没招聘启示和模特信息——仿佛根本不存在。 他们不想赚钱? 第二天,我又开车去了趟道外的奈尔美整形医院,希望看看这些从医院出来的姑娘都去哪儿,然后我发现,这些姑娘都会走到宣化街一个没监控的拐角,一台黑色的天籁车正跟那等着——正是前天晚上,我跟踪的那台车。 下午5点,趁天籁车接上几个外国姑娘,再次开走时,我跟上了它。 过了江桥,一直跟到江北的一个小区,他开进了地下停车场,我跟不进去,远远的停在路边下了车,步行进了小区,这时天已经黑了。 整栋楼漆黑一片,没几家亮灯的,路灯也不太好使——江北因为有段时间开发过盛,导致有的楼盘没什么人住,一栋二十来层的高层,里面可能就住了两三户人。 我缓慢的转着圈,紧盯着这个小区哪户亮灯,几分钟后,8单元的楼层灯开始逐渐亮起,这种情况是有人在使用电梯。 盯着这栋楼几分钟,没有新的屋子开灯,而整栋楼已经开灯的,只有12楼。 我跑到8单元,拿铁丝打开电子门,没坐电梯,顺着防火梯放缓脚步走到12楼,尽量不触动感应灯。 到了12楼时,我听见走廊里有两个男人说话,应该是俄语,我完全听不懂,躲在防火梯的门后,用手机录了一段,还用手机透过门缝偷拍了几张照片。 三分钟后,听见关门声,我又等了一会,确定走廊里没人了,我轻轻打开防火梯的门,探头看了看,然后赶紧把头缩了回来。 走廊里最少有仨摄像头,闪着红光,一看就是实时监控的。 这地方没法接近和查看,我回去和周庸汇合。他研究了一天XX英语,我问他研究出什么了,他说有点收获:“这玩意儿测得还挺准,说我口语可以但词汇量不成。” 我说你TM正经点,说有用的。 他点上根龙烟,说有挺多买了课程的人,在app里每天打卡完成任务,自己正挨个给他们发微信,看有没有人认识这个Fyodor。 问他联系公司了么,周庸说联系了:“给他们打了电话,说班主任身份保密,不方便透露。” 我说成,那你这两天就好好跟打卡,加强同学联系吧。 在网上找了个俄语翻译,把我录下来那俩人的聊天语音发给他,打过去300块钱,让他翻译一下大概意思。 翻译听了一遍就回复我,说你这录的太不清晰了,能听清的部分聊的都是喝酒的事儿。 我说行,那先这样吧,拿出手机研究我拍的那几张照片——放大照片,走廊里站的是两个穿着背心的白人壮男,俩人正在抽烟,我把几张照片都看了一遍,说操! 周庸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黑手党。 他很震惊:“别扯了,意大利黑手党还是美国黑手党?“ 我说都不是,是俄罗斯黑手党,他们一个传统——帮派成员都在肩膀上纹星星,四角的七角的八角的,好像角数不同地位也不同,这传统在苏联时期就有了。 俄罗斯黑手党肩上的标志 |
俄罗斯黑手党,全球最有势力的黑帮组织之一,19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后,借社会转型之机,俄罗斯黑手党吸收了一大批失业的军人和克格勃精锐,抢劫、走私、贩毒、暗杀——逐渐成为了一个能和政府抗衡的组织。 到现在,由俄罗斯黑手党控制的「影子经济」,差不多能达到俄罗斯生产总值的20%-25%。 周庸说这也太扯了:“俄罗斯黑帮,能渗透进中国,那他们有枪么?” 我说不知道,小时候听说过,92年左右,哈尔滨还发生过俄罗斯黑帮抢地盘的事:“咱先继续查,要是有什么需要冒险的地方,就立即停止。” 因为不想和俄罗斯黑手党硬杠,我把希望都放在了那个Fyodor身上。 5月22日,一个两天没打卡的的人在微信上回复周庸,说自己就是Fyodor班上的,问他要干嘛。 周庸说有个朋友失踪了:“他之前报过这个XX英语,每天都打卡,平时跟班主任联系很勤,是个叫Fyodor的人,我想找他问问,有没有什么线索。” 他说这样啊:“那我先把你拽进我们微信群,你通过微信群加他吧。” 这哥们把他拽进了一个群,群主就是Fyodor,周庸申请添加Fyodor,说自己是他的学员。 没多久,Fyodor通过了他的申请。 周庸转头看我,说徐哥:“现在怎么办?” 我说问问题,套感情,看能不能打探出他的个人信息。 接下来两天,周庸假装英语白痴,不停的向Fyodor提问,这哥们还挺耐心,基本都给解答了。 第二天晚上,周庸装作非常崇拜的问Fyodor:“老师您跟国外上过学吧,英语这么好。” Fyodor说不是,其实我本科是学俄语的,研究生又考了英语。 周庸问他平时工作是做什么的,他说偶尔给报社翻译一下文件什么的。 和Fyodor的聊天记录 看聊的差不多了,让周庸把我那天拍的假护照图片发他,问他认识么。 发完后,Fyodor半天没回话。 又给他发条微信,说哥们,我现在知道你微信号和兼职工作,找到你就是一时间问题,你要不如实回答我问题,我就报警。 Fyodor回复了一句,说你敢报警? 周庸说徐哥:“这哥们是不是把咱当成黑社会了?” 我说有可能。 给他回复,说有什么不敢的,我又不是黑社会,一外国姑娘失踪了,用的是假护照,包里留的是你的联系方式:“见义勇为报个警怎么了?” 他说你不是来找我的? 我说找你干嘛啊,我就想知道这姑娘的事,以及整形医院的事。 又说了半天,Fyodor松了口,说整形医院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点这姑娘的事,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可以跟我说一点。 我说成,问他这姑娘是不是出事了,他说是。 问他具体出什么事了,Fyodor说不方便透露。 想了想,我问现在还有方法能见到这姑娘么,他说你去透笼逛,有可能会见到。 透笼批发市场,哈尔滨最老牌的小产品批发市场,什么都卖——从假鞋假包,盗版玩具到家居建材,轻工制品,什么都TM有。 我小时候就知道,学校门口卖一毛钱一个的玻璃弹珠,跟这儿一毛钱能买十个。 虽然不明白,出事的外国姑娘和这儿有什么关系,但由于没其他线索,我还是选择去透笼看看。 蹲人蹲点蹲门口,我和周庸把车停在透笼附近的停车场,他盯着侧门,我下车去盯着正门。 中午2点,周庸打电话给我,说两男两女,白人,把车停在停车场进去了——开的就是那辆天籁车。 问他有那天晚上昏迷的姑娘么,周庸说没有。 让他跟上,随时跟我汇报情况,我从正门进去上楼找到周庸,他给我指了一下:“他们就在3层卖包和衣服的地方转。” 过了一会,这帮人买几样东西走了,我让周庸去打听他们都买了什么,自己下楼开车跟上他们——果然他们又回了江北那个小区。 返程和周庸汇合后,他告诉我,这几个外国人经常来这儿买东西,买的都是假的奢侈品包和衣服,200块钱一个的Gucci、LV什么的,这帮人都五个六个的买。 周庸问我,他们买这么多假货干嘛,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次的事确实把我也搞的很迷茫,很多线索都不挨着,完全串不到一起。 又跟透笼蹲了几天点,我发现每次来的四个人里,俩男的一直没变,但女的不停在换。 5月23日,我俩跟路边发现的金发姑娘,终于出现在了来买东西的人里。 我和周庸冲到3楼,找到他们常买东西的那两个摊位,跟俩摊主商量,能不能五百块钱租这个摊一小时。 周庸对接那姑娘很快就同意了,但我问的那个摊主大姐,一直很犹豫。说老弟,你是不是跟我俩在这儿整事儿呢,闹呢吧,你要干这个,我干哈去啊? 我说这样:“姐,你跟旁边看着,告诉我价格,卖出去的东西都算你们的,要是卖少钱了,我还给你补。” 她想了想说行吧。 刚站进摊位里,四个人就上楼了,俩姑娘走在前面,男的吊在后面,我给周庸发了条微信,让他吸引那俩男人的注意力。 就在姑娘走过她的摊位,到我面前时,那俩男人正经过周庸的摊位。 他突然大喊一声:“cheap,cheap,very cheap”,两个男人吓一跳,在他摊位停下开始问价。 我看那姑娘也要回头,一把拽住了她,她吓了一跳——我马上拿出之前她包里那张写着Fyodor微信的卡片给她看,姑娘看了一眼,又看着我。 我拿支笔给她,小声用英语问,怎么能联系到她,她紧张的飞速写了几笔递给我,然后转身站到那俩男人身后。 我拿起一看,上面又多了一微信号,WeChat:ruibaoxxx。 下午回到家,我拿起手机加了这个号,上面写着“俄罗斯模特经纪”。 对方很快通过了验证,给我发过来一个价目表: S级的姑娘,可上门风骚主动艳舞全套,5000 A级的姑娘,可上门配合度高全套,3000 ...... 以上都为单次价格,不提供包夜服务,选择姑娘,请到朋友圈里。 我点开“俄罗斯模特经纪”的朋友圈,里面都是穿着暴露的白人姑娘,看了一会,我眼特别花:“一个个都p的跟维密超模似的,我根本认不出来。” 周庸说徐哥你别急:“我来!” 他翻了一会儿,指着一张照片,说徐哥,这就是咱要找那姑娘。 我仔细看了看,还真是,不过p的有点太过了。 模特经纪人的朋友圈 |
把这张照片给“俄罗斯模特经纪”发过去,跟他聊好了价位和价格,对方要求我发一张带房间号的酒店门卡。 让他稍等,我和周庸快速的去开车,到哈西的万达嘉华开了个房,把房间号给对方发了过去。 大约半小时后,有人敲门,我打开了门,那天我们救的白人姑娘站在门口,说你好。 我把姑娘让进房间,试着用英语和汉语跟她交流,但她都是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词汇。 没办法,我打给了我那天在网上找的俄语翻译,问他能不能通过手机来个同声传译,那哥们说行:“一个小时三千块哈。” 我说行,一会儿按时间一起算钱。 让姑娘坐在桌旁,我跟她对面坐下,拿出手机摆在中间,开始了磕磕绊绊的对话。 姑娘说她叫娜塔莉亚,圣彼得堡人,是被人以做模特为诱惑,办了三个月的旅游签证骗到了中国,结果一到中国就被俄罗斯的黑帮控制了,没收了她们的护照,逼她们欠钱,然后强制她们卖淫还钱。 我问她为什么有本假护照,她说那是黑帮给她的,每次接客时,都会告诉客人自己护照上的名字——万一有警察查房,因为语言不通,护照也不联网,知道名字,就足够假装情侣什么的了。 我点了点头,全世界贩卖人口最厉害的,就是俄罗斯黑手党。 原来跟网上看过一份俄罗斯《消息报》,他们的国家杜马(议院)成员说,俄罗斯的犯罪团伙,常在中国进行“输出”妓女的买卖,我还以为只是简单的卖淫,没想到还涉及到人口贩卖。 买卖人口和卖淫,曾经是俄罗斯黑手党最大的买卖之一,当时俄罗斯最厉害的黑老大是伊万科夫。 因为长得像亚洲人,被人起绰号叫“日本仔”,这哥们是控制色情行业的教父——专门把东欧女人卖向中国、日本、美国和全世界,建立了一个从旧金山到马德里的跨国贩卖系统。 后来在09年,这哥们让人枪杀了,自此之后,他们的人口生意就收缩了——我以为在中国早就没了,没想到还存在。” 周庸点点头,让翻译那哥们问一下怎么逼着她们欠钱的。 娜塔莉亚解释了一下,说她刚到中国时,对方骗她说为了更符合中国人审美,要稍微整一下容,就把她带到了那家奈尔美整形医院。 结果整完容后,立即要求她支付高额的整容费以及利息——她当然还不起,就被逼着卖淫还钱,如果反抗就是毒打加威胁。 我问她为什么去透笼市场买假名牌,她说不是她们要买,这是黑帮要买的,她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问她为什么想要反抗,她说这段时间身体特别不好,总是浑身疼,有时候还晕倒:“有一次偷听到马仔们谈话,我好像得了什么病,可能不治疗就会死,我想回家。” “那天逃跑时晕倒在路边,也是因为身体不好。” 问她那次逃跑被抓回去后,有什么惩罚么,她哗啦一下把裙子脱了——没穿内衣,后背上很多淤青和伤痕。 让她赶紧把衣服穿上,又和她聊了一会儿,我说我大致清楚了:“我帮你报警吧。” 她非常抗拒我报警,说只希望我帮她逃出去,但千万不要报警。 我很奇怪,坚持说要报警时,娜塔莉亚告诉我说 no police,I dont need you help anymore,然后开门就走了。 她走了后,周庸问我她为什么不让报警。 我说不知道,但咱还是报警吧:“把我们掌握的证据,包括照片和刚才的录音什么的,都交给警方。” 正跟屋里商量,忽然有人敲门,我透过猫眼看了看,娜塔莉亚又回来了。 打开门,把她让进来,又给翻译打了个电话,娜塔莉亚从包里掏出一本护照递给我——说这是她偷出来的,自己的真护照。 让我不要报警,去道外的一家俄罗斯商店,找一个叫安德烈的人,这人帮过很多被拐的东欧女人回家。 我想了想,说行吧,娜塔莉亚抱了我和周庸一下,又离开了。 翻译的电话这时候还没挂,说大哥:“先不提钱的事,你到底是干嘛的,能透露一点么?” 我说钱一会就转给你,然后挂了电话。 拿着娜塔莉亚的护照,我检查了一下,这回没少个N。 带着周庸下楼,我开车带他去了哈体院附近——这边有很多的复印社什么的,其中有一家店,表面上就做做锦旗什么的,但他们其实是最专业的假证公司。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见到我特热情:“这得多长时间没来了?” 我说有时候了,这几年一直都在北京,比较忙,他拿出盒老八夺,递给我一根:“什么事啊,来我这儿?” 拿出娜塔莉亚的护照递给他,他从抽屉里拿出个USB接口的紫外线固化灯,对着护照照几下,说假的。 “老毛子的护照签注页,在紫外下有页码和字母显示,这本完全没有。” 我说是跟咱这儿做的么? 他说不是,拿手机拍了张照:“老毛子这么简单的防伪,要跟我做不能做的这么粗,顺手就给弄上了,应该是哪个小逼崽子做的,我给你打听打听。” 我说行:“那就谢谢哥了,我先走了。” 出了门,周庸问我什么是老毛子,我给他解释了一下,是老一辈东北人,给俄罗斯人起的称呼,可能是因为他们体毛长。 第二天,复印社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打听清楚了,是几个挺壮的老毛子做的,订了一大批。 我谢过他之后,报了警。 警方扫荡江北的窝点和道外的整形医院时,我和周庸都跟车里录了下来,在扫荡娜塔莉亚让我去的那家俄罗斯商店时,从里面清出了几个壮汉和一堆管制刀具。 周庸坐在车里拿手机录,说卧槽:“她为什么要坑咱们啊,咱俩要真按照她说的来了,就是个死啊。” 我说可能是被毒打一顿后服了,而且像这种有逃跑前科的,肯定是重点监视对象:“那天应该检查一下,她带没带窃听器。” “但我还是有一个事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暗示咱们报警,咱一报警,她不就解脱了么?” 把拍的视频发给了Fyodor一份,证明我们是好人,约他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见一面,帮我们完善一下这件事。 在整件事解决后,我又去了一趟江北的那栋8单元12楼——我上次来没能接近的那个,监控还没有拆,但已经被断电了。 我用工具打开房门,走进去里面是间四室一厅,每间房大概二十来平米,有三个上下铺和一面大镜子,特别像大学宿舍。 房间里唯一的桌上,摆满了瓶瓶罐罐的化妆品。 客厅有个小沙发,沙发上堆了衣服和包,茶几上放着没吃完的沙拉,还有酸奶,空气中有点香水和食物混杂的奇怪味道。 全国的警方抓获东欧的妓女后,都是一个程序,先送到公安局签证处,外国人管理科备案,然后押送到黑龙江绥芬市,再由绥芬警方交给俄罗斯边境——所以对处理东欧,尤其是俄罗斯妓女的方面,绥芬警方都是老手。 我通过朋友关系,联系上了一位在绥芬警方工作的朋友,问了他一困扰了我挺长时间的问题——娜塔莉亚为什么不报警,也不让我们报警。 按理说那天她已经跑出去那么远了,中间完全有时间和能力找人帮助自己报警。 那哥们说嗨:“她不敢,你知道俄罗斯黑帮这些孙子,怎么骗新的姑娘来么?” “他们买一些假货,让这些姑娘在监督下,用viber(俄罗斯的微信)和朋友聊天,把这些假奢侈品邮回去送给自己的朋友,骗她们说在中国当模特赚了大钱,把她们也骗过来卖淫。” “根据俄罗斯的法律,她们这属于从犯,回去也会判刑,最重能判15年。” 俄罗斯相关法条 |
把这张照片给“俄罗斯模特经纪”发过去,跟他聊好了价位和价格,对方要求我发一张带房间号的酒店门卡。 让他稍等,我和周庸快速的去开车,到哈西的万达嘉华开了个房,把房间号给对方发了过去。 大约半小时后,有人敲门,我打开了门,那天我们救的白人姑娘站在门口,说你好。 我把姑娘让进房间,试着用英语和汉语跟她交流,但她都是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词汇。 没办法,我打给了我那天在网上找的俄语翻译,问他能不能通过手机来个同声传译,那哥们说行:“一个小时三千块哈。” 我说行,一会儿按时间一起算钱。 让姑娘坐在桌旁,我跟她对面坐下,拿出手机摆在中间,开始了磕磕绊绊的对话。 姑娘说她叫娜塔莉亚,圣彼得堡人,是被人以做模特为诱惑,办了三个月的旅游签证骗到了中国,结果一到中国就被俄罗斯的黑帮控制了,没收了她们的护照,逼她们欠钱,然后强制她们卖淫还钱。 我问她为什么有本假护照,她说那是黑帮给她的,每次接客时,都会告诉客人自己护照上的名字——万一有警察查房,因为语言不通,护照也不联网,知道名字,就足够假装情侣什么的了。 我点了点头,全世界贩卖人口最厉害的,就是俄罗斯黑手党。 原来跟网上看过一份俄罗斯《消息报》,他们的国家杜马(议院)成员说,俄罗斯的犯罪团伙,常在中国进行“输出”妓女的买卖,我还以为只是简单的卖淫,没想到还涉及到人口贩卖。 买卖人口和卖淫,曾经是俄罗斯黑手党最大的买卖之一,当时俄罗斯最厉害的黑老大是伊万科夫。 因为长得像亚洲人,被人起绰号叫“日本仔”,这哥们是控制色情行业的教父——专门把东欧女人卖向中国、日本、美国和全世界,建立了一个从旧金山到马德里的跨国贩卖系统。 后来在09年,这哥们让人枪杀了,自此之后,他们的人口生意就收缩了——我以为在中国早就没了,没想到还存在。” 周庸点点头,让翻译那哥们问一下怎么逼着她们欠钱的。 娜塔莉亚解释了一下,说她刚到中国时,对方骗她说为了更符合中国人审美,要稍微整一下容,就把她带到了那家奈尔美整形医院。 结果整完容后,立即要求她支付高额的整容费以及利息——她当然还不起,就被逼着卖淫还钱,如果反抗就是毒打加威胁。 我问她为什么去透笼市场买假名牌,她说不是她们要买,这是黑帮要买的,她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问她为什么想要反抗,她说这段时间身体特别不好,总是浑身疼,有时候还晕倒:“有一次偷听到马仔们谈话,我好像得了什么病,可能不治疗就会死,我想回家。” “那天逃跑时晕倒在路边,也是因为身体不好。” 问她那次逃跑被抓回去后,有什么惩罚么,她哗啦一下把裙子脱了——没穿内衣,后背上很多淤青和伤痕。 让她赶紧把衣服穿上,又和她聊了一会儿,我说我大致清楚了:“我帮你报警吧。” 她非常抗拒我报警,说只希望我帮她逃出去,但千万不要报警。 我很奇怪,坚持说要报警时,娜塔莉亚告诉我说 no police,I dont need you help anymore,然后开门就走了。 她走了后,周庸问我她为什么不让报警。 我说不知道,但咱还是报警吧:“把我们掌握的证据,包括照片和刚才的录音什么的,都交给警方。” 正跟屋里商量,忽然有人敲门,我透过猫眼看了看,娜塔莉亚又回来了。 打开门,把她让进来,又给翻译打了个电话,娜塔莉亚从包里掏出一本护照递给我——说这是她偷出来的,自己的真护照。 让我不要报警,去道外的一家俄罗斯商店,找一个叫安德烈的人,这人帮过很多被拐的东欧女人回家。 我想了想,说行吧,娜塔莉亚抱了我和周庸一下,又离开了。 翻译的电话这时候还没挂,说大哥:“先不提钱的事,你到底是干嘛的,能透露一点么?” 我说钱一会就转给你,然后挂了电话。 拿着娜塔莉亚的护照,我检查了一下,这回没少个N。 带着周庸下楼,我开车带他去了哈体院附近——这边有很多的复印社什么的,其中有一家店,表面上就做做锦旗什么的,但他们其实是最专业的假证公司。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见到我特热情:“这得多长时间没来了?” 我说有时候了,这几年一直都在北京,比较忙,他拿出盒老八夺,递给我一根:“什么事啊,来我这儿?” 拿出娜塔莉亚的护照递给他,他从抽屉里拿出个USB接口的紫外线固化灯,对着护照照几下,说假的。 “老毛子的护照签注页,在紫外下有页码和字母显示,这本完全没有。” 我说是跟咱这儿做的么? 他说不是,拿手机拍了张照:“老毛子这么简单的防伪,要跟我做不能做的这么粗,顺手就给弄上了,应该是哪个小逼崽子做的,我给你打听打听。” 我说行:“那就谢谢哥了,我先走了。” 出了门,周庸问我什么是老毛子,我给他解释了一下,是老一辈东北人,给俄罗斯人起的称呼,可能是因为他们体毛长。 第二天,复印社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打听清楚了,是几个挺壮的老毛子做的,订了一大批。 我谢过他之后,报了警。 警方扫荡江北的窝点和道外的整形医院时,我和周庸都跟车里录了下来,在扫荡娜塔莉亚让我去的那家俄罗斯商店时,从里面清出了几个壮汉和一堆管制刀具。 周庸坐在车里拿手机录,说卧槽:“她为什么要坑咱们啊,咱俩要真按照她说的来了,就是个死啊。” 我说可能是被毒打一顿后服了,而且像这种有逃跑前科的,肯定是重点监视对象:“那天应该检查一下,她带没带窃听器。” “但我还是有一个事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暗示咱们报警,咱一报警,她不就解脱了么?” 把拍的视频发给了Fyodor一份,证明我们是好人,约他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见一面,帮我们完善一下这件事。 在整件事解决后,我又去了一趟江北的那栋8单元12楼——我上次来没能接近的那个,监控还没有拆,但已经被断电了。 我用工具打开房门,走进去里面是间四室一厅,每间房大概二十来平米,有三个上下铺和一面大镜子,特别像大学宿舍。 房间里唯一的桌上,摆满了瓶瓶罐罐的化妆品。 客厅有个小沙发,沙发上堆了衣服和包,茶几上放着没吃完的沙拉,还有酸奶,空气中有点香水和食物混杂的奇怪味道。 全国的警方抓获东欧的妓女后,都是一个程序,先送到公安局签证处,外国人管理科备案,然后押送到黑龙江绥芬市,再由绥芬警方交给俄罗斯边境——所以对处理东欧,尤其是俄罗斯妓女的方面,绥芬警方都是老手。 我通过朋友关系,联系上了一位在绥芬警方工作的朋友,问了他一困扰了我挺长时间的问题——娜塔莉亚为什么不报警,也不让我们报警。 按理说那天她已经跑出去那么远了,中间完全有时间和能力找人帮助自己报警。 那哥们说嗨:“她不敢,你知道俄罗斯黑帮这些孙子,怎么骗新的姑娘来么?” “他们买一些假货,让这些姑娘在监督下,用viber(俄罗斯的微信)和朋友聊天,把这些假奢侈品邮回去送给自己的朋友,骗她们说在中国当模特赚了大钱,把她们也骗过来卖淫。” “根据俄罗斯的法律,她们这属于从犯,回去也会判刑,最重能判15年。” 俄罗斯相关法条 |
离开哈尔滨回北京之前,我见到了Fyodor,收到我发给他的视频,他终于相信我不是要追杀他的俄罗斯黑帮了。 我们在道里区的宏达老菜馆见了个面,一起吃了顿罐羊,桌上问他怎么卷进这事的。 他说自己这段时间想要买房,除了“XX英语”外,还在网上找一些英语、俄语兼职的活:“然后就找了一教俄国人学汉语的活。” “到了地方,我就感觉不对劲。” Fyodor喝了口酒,说你知道她们都让我教啥,“你心情不好吗”、“你为什么不高兴”、“来,我们喝酒”、“你是哪里人”。 Fyodor当时就感觉不对劲,就偷偷问了几个姑娘,然后娜塔莉亚就偷偷向他求助了。 她说自己身体不好,可能快要死了——前段时间有三个姑娘因为受不了黑帮的压榨,买了四瓶一斤装的酒精直接喝死了自己,她不想也这样。 他起了善心,让朋友在隆华酒店开了个房,并点娜塔莉亚上门服务——隆华酒店有后门,可以偷着溜走。 Fyodor的朋友给了她些现金,让她出门打车到九站公园,自己跟那儿接她。 结果他们都没想到一事,哈尔滨的出租车实在太tm难打了。 |
今晚写一个夜游指南——去夜场喝酒、上鬼楼抽烟、拿酒瓶砸外国人,但我还是个好小伙 —— 前段时间看了部悬疑剧,跟哈尔滨拍的。 哈尔滨自带悬疑片的气质,景色随便一拍就很悬疑,就像明尼苏达,《冰血暴》只能发生在明尼苏达,发生在其他地方都不成立。 剧本身很好看,但因为太熟悉了,我经常会从作案地点上,就把案件推翻。 有一起杀人案,发生在松花江边,一桥下的冰面上,晚上发生凶杀案,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 (松花江铁路大桥,桥下每天人来人往,不太适合凶杀) 我看到那儿就觉得扯犊子,那地儿我太熟了,即使在凌晨两三点,也从不缺少行人。 冬天时,总有些睡不着觉的人,散步从那儿过江,再从江对面走回来——我上中学的时候,还有人跟那儿过江,掉进了非法捕鱼凿出的冰窟窿,淹死了。 (松花江上凿冰捕鱼的人) 夏天时人更多,好多人会跟那儿夜钓,一钓就是一宿,包括我——那地方经常能钓到一种叫“黄瓜香”的小鱼,一点腥味没有,闻起来只有一股黄瓜的清香。 我非常喜欢钓鱼,第一次跟周庸说时,他还不还信,让我别扯。 跟他眼里,钓鱼是一老头才喜欢的活动,而且一点都不惊险刺激。 但我确实喜欢钓鱼,尤其喜欢夜钓,哈尔滨没什么夜生活,后半夜开门的全是烧烤店,连酒吧都是两点多就散场,只有夜钓,一包烟一瓶水,能消磨一整个夜晚。 (哈尔滨到处都是烧烤店,而且开到很晚) 大学毕业后,为了钓鱼,我跑到哈尔滨一百公里外,一个叫巴彦港的小镇,跟江边钓了半个月鱼。 十几天里,我一条鱼没钓到,竟是钓到一些巨大的河蚌——我本打算钓上条鱼再走,但最后一次跟那儿钓鱼时,我改变了主意。 那天下午我刮钩了,鱼钩好像挂在了什么重物上,怎么也提不上来,我以为又钓到了河蚌,费力的往上扯线,十几分钟后,我扯上来一大缕头发。 我坐那儿想了一会儿,鱼钩到底挂在了什么上,然后拿剪子剪断了线,没要那段鱼钩,收拾好东西,开车离开,再也没去过那个地方。 到了北京后,我的睡眠问题开始严重,当褪黑素和安眠药都没法让我睡着时,我有很多个夜晚需要消磨——我可能天生就适合做夜行者。 我开始研究在北京晚上都能干点什么。 北京也有夜钓,如果你凌晨去逛什刹海或护城河,发现岸边坐着一黑影,别害怕,多半是来夜钓的。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特想融入这个群体,曾连续几晚拿着杆,去玉蜓桥或开阳桥边的护城河钓鱼,但跟那儿钓鱼太没意思了,几天我就放弃了——钓上来的全是鲫鱼,而且脏东西特多。 通过这事我思考了一下,我喜欢钓鱼,是因为江里鱼种类多,永远不知道下一杆会钓上来什么。 而护城河里,除了鲫鱼,就是用过的卫生巾。 (北京护城河钓鱼的人) |
在我选择放弃去护城河钓鱼后没几天,我常去夜钓的河段死了个人——如果我多坚持钓两天,说不定能救她一命。 (当时的新闻) 放弃了夜钓后,我开始寻找新的夜生活。 好在北京不像哈尔滨,深夜里除了钓鱼,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比如看鱼。 在我女朋友失踪之前,我们晚上偶尔会去十里河看金鱼——十里河有一花鸟鱼夜市,每周四晚上开,一直到凌晨,所有的鱼都用塑料袋装着,打着光,看起来比白天好看很多。 (灯下的金鱼颜色非常好看) 这姐们经常会买上几条,由于没专业的养鱼设备,养上一段就会死,扔到马桶里冲掉时,她会发誓再也不买,但下次再逛时,仍然会拎几塑料袋鱼回去。 这地方是她发现的,说我肯定会喜欢,事实上,我对这地方唯一的印象,就是锦鲤比附近山西驻京办的油泼辣子鱼便宜,还大。 我们那会儿买鱼,总会跟一个叫王哥的人买——王哥得五十多岁了,但如果你跟他那儿买鱼,叫他“师傅”或者“大爷”,他总会特别严肃的纠正:“叫王哥!” 和其他卖鱼的不一样,王哥不像是来卖货的,更像是来装逼的。 他每次来的时候,都开一GL8,打开后备箱就往出端鱼,虽然也会带金鱼来,但从不用塑料袋装,都用大盆盛着,也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劝人“便宜得很,买两条回去玩儿呗” 。 王哥的重点不在金鱼,他车里有几个鱼缸,养的都是价值不凡的淡水鱼,在北京刚流行养龙鱼的时候,他就开始玩满天星了。 (满天星属于魟鱼,尾部有毒刺) 好多人路过他的摊位,都会驻足:“这是海里的么?” 我和王哥聊过几次,他说他不为了卖钱——这地儿鱼友多,每次来,都有不少识货的人找他聊天,特能满足他的虚荣心。 不为赚钱的王哥,张嘴闭嘴都是鱼,即使有人买了一条最便宜的金鱼,他也总会千叮咛万嘱咐,怎么把这条鱼养好了。 除了鱼市,附近还有家24小时的古玩城,叫华夏古玩城——看完鱼我偶尔会顺便逛一下,那儿半夜基本没人,忽然碰见另一顾客会吓一跳,很多店家都趴在柜台上睡觉,让我觉得店里的古董绝对不值钱。 |
去年9月,我睡不着觉,恰好是周四,忽然想逛一下这个鱼市,开车去了以后,发现什么都没有,那家24小时的古玩城也关了。 第二天我跟人打听了一下,说鱼市还有,但6月就搬到了高碑店,还是周四晚上开。 我找时间去了一次,还是那样,但没看见王哥,也再没有一姑娘陪我逛,非得买几条回去。 看鱼几年不去一次,酒吧我经常去,和哈尔滨酒吧不一样,北京的能嗨到第二天早上——我和周庸晚上调查完,经常会找一酒吧窝着喝酒,不一定在工体附近,有时候也去别的地方。 周庸对全北京的酒吧都很熟,经常会带我去一些风格不同的酒吧,有天晚上,他把我带到雍和宫大街上,一家叫cafe de la poste的酒吧。 (该酒吧) 雍和宫大街,晚上没簋街那么吵,也没东四北大街那么没人气儿,街上除了两家24小时的便利店,还经常有些人拿着相机,深夜跟红墙边上拍雍和宫的建筑轮廓。 但最显眼的,就是cafe de la poste。 这家酒吧是各种老外在北京的一个据点,整夜的放着电音,聚集着成群闹哄哄的外国人,从天黑闹到天亮,留下酒瓶、烟头和呕吐物。 酒吧的道对面,原来是一家便利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网红主播的服装店),我有次跟那儿买烟时,夜班店员一直在抱怨这群“老外”:买东西不给钱,趁着酒劲就在店里打起来。 (酒吧对面的便利店,已变成了服装店) 周庸带我来这个酒吧,说这儿虽然环境不好,但外国妹子特别多,可以边喝啤酒边欣赏。 我俩进了屋,坐在吧台点了啤酒,在闹人的电子乐中互相喊着说话时,一个喝大了的老外忽然蹿到吧台上跳舞,一脚踹掉了周庸放在吧台上的啤酒,洒了他一身。 周庸站起来就要动手,被老板拦住,劝我们再买一瓶。 我捡起地上的酒瓶就甩了过去,说买你妹,结果对面站起来一群白人——我拽着周庸就跑,那群白人喝的有点多,追几步就不追了。 跑到东四北大街,我俩停下喘气,周庸说艹:“徐哥,好TM饿啊!” 我说是有点,俩人走到北新桥卤煮老店,要了两碗卤煮,周庸吃了两口,说徐哥,我觉得这比汉堡什么的好吃多了。 比起cafe de la poste,我更喜欢安静一点的地儿,比如东四二条道Mona Bar,比如三联书店对面的fruityspace。 (fruityspace里经常会举办些有趣的活动) 这地儿也是周庸带我去的——他有一朋友,是个黑胶唱片爱好者,整天就混在东四头条的fruityshop,那儿有上万张黑胶唱片,是爱好者的天堂。 周庸有时也会跟着买几张,他从来不听,就是克制不住自己的购买欲。 没多久,他们又跟三联对面做了一空间,叫fruityspace——这地方很难下定义,也放电影,也有表演和古怪的展览什么的。 他们甚至举办过一个小型集市,一群人跟里面摆摊儿卖自己不想要的破烂,像一个小型的大柳树鬼市。 (你能在他们的摊位上买到些不常见的东西) 当然,他们也卖酒,要不然没法消磨夜晚——有次我和周庸过去,门口站着一大哥,堵在门边,不让我俩进,塞了两杯酒过来,让我们承认伏特加是神。 周庸接过伏特加:“徐哥,这哥们精神有问题吧?” 那哥们听周庸说到精神,一拍他肩膀,说对,就是神,放我俩进去了。 我和周庸碰了一杯,说就是喝多了。 除了酒吧和吃饭的地儿,我偶尔也会去一些没人的地方——有一年八月底,我晚上在白塔寺附近跟一案子时,发现有一栋特别黑的建筑物,是一“z” 字形的大楼,没一户人家亮灯,有种说不出的诡异感。 拍下来发给周庸,问他知道这是哪儿么,他很快就回了,说知道啊:“这是鬼八楼。” 我问他什么意思,他给我解释了一下,这楼本名叫福绥境大楼,但他们北京人都叫社会主义大楼。 (社会主义大楼一角) |
这楼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统一建的,用的是人民大会堂的余料,有全北京最早的民用电梯,是当年最高档的集体宿舍。 原本三座社会主义大楼中,一座已被拆,一座仍有居民居住,只有这座福绥境大楼在05年就已开始被清退。 我问他为什么叫鬼八楼,周庸告诉我,在文革时期,有不少人从这栋楼的八楼跳楼,从此就有了些奇怪的都市传说。 觉得挺有意思,我就走进去看了看——里面一片漆黑,散发着一股八九十年代的气味,现在很少有楼里有这股气味了,除了男生寝室。 这栋楼里还剩几家“钉子户”,他们放在门外拆开的快递箱,和整栋建筑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除了快递外,另一样和建筑风格不符的,是墙上的涂鸦,在来这儿之前,我都不知道北京还有街头艺术家,他们在这栋楼里画了很多生殖器——除此之外,整栋大楼就像是一个保存至今的废墟。 (社会主义大楼的楼梯转角) 有些门上有遗留的电影海报,和以“同志” 相称的告示,古老的鸭蛋绿色电梯仍然能运行,里面还有“电梯驾驶员” 专用的座位。 我一直逛到了八楼,想着能不能遇到点什么——然后我发现,八楼视野极好,如果天气晴朗,没有雾霾,能从楼道窗户看到灯火烂漫的北京。 在那之后,社会主义大楼成了我的一个抽烟地点,如果晚上我在附近查案,路过时都会进去逛逛,然后去八楼抽根烟,看看风景。 如果你对这地方产生了好奇,并想在晚上去看看,请别害怕,也别打扰一个在8楼抽烟的人,他呆一会儿就走。 说起北京城内的废弃建筑,除了社会主义大楼,还有老北京游乐园——如果你有印象,我曾在夜行实录023写过这个地方。 但这次要讲的是另一事儿,今年春天,有一线人告诉我,说北京游乐园出事儿了。 问他出什么事儿了,他给了我一灵异线索,说有个姑娘跟摄影师去废弃七年的北京游乐园拍照,结果回家P图时,发现摩天轮里面有一人。 (姑娘右上方的摩天轮里,有一个人影) 他给我发了张图片——我放大了看,摩天轮靠右侧的舱位里,的确有个模糊的红衣人影子。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这算线索么,我是个跳大神的么?” 事后我把这事当笑话,跟周庸提了一嘴,他一下就激动了,说咱俩去吧,反正这两天没什么活。 告诉他滚,说要去你自己去。 周庸说徐哥:“你想,那照片太可疑了,说不定是有人杀人抛尸在摩天轮上呢”? 我让他有点智商:“你TM杀完人还费力把尸体运到摩天轮上啊”! 后来那两天,周庸天天磨叽,实在是太烦人了,我迫不得已,就跟他去了一次。 我俩是在半夜翻进了游乐园的——虽然是废弃的游乐园,但白天仍然会有保安巡逻,还是晚上比较安全一些。 刚翻进园里,周庸就有点怂了,把背包卸下来就开始找手电,说实话,别说他,放谁跟一黑暗的废墟里都挺吓人的。 (北京游乐园里废弃的椅子) 我俩打开手电筒,开始往摩天轮的方向走,一路上我发现,周庸来这儿TM是回忆童年的。 他先是喜滋滋地带我翻下野草遍布的河道(入口跟摩天轮之间隔着条河,通行的桥全被封上了,只能走河道),拿着强光手电照来照去,没完没了给我讲,他小时候合过影的鳄鱼雕像、春游时牵过小姑娘手的海洋宫什么的。 走到摩天轮下面,我对比线人发给我的照片,那手电仔细照了那个舱位,又大致检查了下每个舱位——果然什么都没有。 照舱位的时候,周庸还不太敢看,我给了他一脚,问为什么这么怂,他说跟他差不多岁数的孩子都知道,93年这个摩天轮出过事儿,有三个小孩在一个舱位里被烧死了。 (我仔细照了每一个舱位,没什么发现) 出了游乐园后,我俩去附近的万柳阁吃饭,我问他既然害怕,还非得来个杰宝,他说你不懂:“这是母们北京孩子的回忆”。 点上根烟,我说这有什么不懂的:“有没有回忆,和胆量有什么关系”? 他岔开话题,问我有什么相似的回忆么。 我说有。 前边写了,哈尔滨夜生活很少,酒吧凌晨就散场,没几家24小时的便利店,晚上能干的,只有烧烤和夜钓。 到了冬天,连夜钓都没了,只剩下烧烤——如果不想吃烧烤,只能跟外边闲逛。 睡不着时,我经常会去一个叫兆麟公园的地方,在哈尔滨没有冰雪大世界前,那儿是冰灯最多的地方,但每天十点钟就会熄灯散场。 十点钟一到,保安会巡逻一遍,确定园里没人后,他们会回到值班室——然后我会翻墙进去,找一块儿被冰雕包围着的雪地,躺下看星星。 (我妈80年代在兆麟公园拍的照) 如果你穿的厚一点,躺在一堆不亮的冰雕中间,用雪把自己埋起来,会感觉一点都不冷。 有几次看着银河时,我睡了过去——现在想起来,在哈尔滨的冬天,我很有可能会变成一具冻僵的尸体。 经常有人冬天喝多躺在路边,没人发现就冻死了。 (冬天喝多倒路边冻死,在我们那儿并不稀罕) 随着年龄的增长,星星越来越少,后来又到了北京,基本已经看不见星星了。 周庸听得很有感触:“理解,你肯定特怀念那种能看见星星的日子,不喜欢现在这种什么也看不到的晚上。” 我说你快别瞎JB猜了:“虽然有星星挺好,但我更喜欢现在这样,满街都是24小时便利店,晚上睡不着时,再也不用挨饿。” |
夫妻杀人回忆:3年,4座城市,10个失足少女,凶手和尸体全部消失 今天讲一个番外。 2002年时,我上初中,早上来到学校,后桌的姑娘用笔捅了捅我:“唉,你知道么”? 我说知道什么,有事说事。 她让我凑过去,小声靠近我耳边:“听说有人杀了人后,剁碎了用坐便(马桶)冲,有挺多家坐便都堵了,你家堵了么”? 我说你别听人瞎扯了,就像猫脸老太太一样,这肯定是一都市传说。 没过几天,我在我爸订的报纸上看见,这是一真事儿,只不过发生的地点,不在哈尔滨。 2002年9月11日,吉林市船营区一小区的三楼居民报了警。跟这单元住的人,已经被堵塞的下水道困扰几天了,但这一天格外困扰——马桶里开始不断涌出油腻恶臭的肉馅。 警方赶到了现场,警车的出现让小区居民意识到事情不对,他们聚集在出事的单元楼下,讨论着到底怎么回事。 租住在顶楼的杨树彬和张玉良,也站在居民中间,兴致盎然地跟邻居们讨论了一会儿“到底是什么肉”—— 虽然他俩很清楚:肉馅的成分,是他们骗入房内的两名失足妇女,在折磨了几天,问出存折密码,榨出16万后,他们将俩姑娘勒死,然后放血分尸,用搅肉机搅成肉馅,最后倒入下水道。 这流程他们重复挺多次了,但这回,老旧的下水道让行动出了意外。 (当时的现场) 警察封锁了楼道,挨户查询,然后在顶楼的人家里,发现了两具还没处理完的女尸残余和指纹。 警方对租住在顶楼的三男一女进行追捕时,四名嫌疑人早已逃跑,吉林警方七次成立专案组,公安部也下发通缉令——但这四人一直找不到,只有名字挂在公安部通缉的网站上。 他们分别叫,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戢红杰。 这四个人里,带头的是杨树彬——他是个“社会人儿”,20岁时,杨树彬跟一个叫“关胖子”的大哥混,因为浓眉和方下巴,还得到了“发哥”的称号。 (杨树彬) 他第一次参与团伙抢劫时,没动手就分了钱,觉得这是一好活儿,从此就开始了犯罪升级的道路,并且一直很幸运。 1993年1月7日,杨树彬和两个“道上的兄弟”,在哈尔滨市通江街116号台球室拿刀捅人,伤了俩,死了一个,那俩兄弟被抓,他跑了。 1998年11月,杨树彬和王世波在广东顺德抢了一姑娘,弄到大概10万块钱,姑娘报警后,王世波被哈尔滨警方抓获,杨树彬又跑了。 杨树彬逃掉后并没打算收手,他找到自己的发小张玉良,张玉良大学毕业后做生意失败,钱没了老婆也跑了,杨树彬一勾搭,他也就上道了。 (张玉良——我也不知道他们为啥都戴一帽子) 2001年6月,杨树彬和张玉良、刘爱彬在山东文登市抢了20万,十天后,刘爱彬被抓,判了无期。 他一直没供出杨树彬和张玉良,后来他俩继续作恶,案子越做越大。 刘爱彬被抓后,杨树彬和张玉良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么做案不行,有活口容易出事——他们决定开始杀人。 2000年春节前,他俩打电话给一失足妇女,让她上门到深圳市罗湖区一出租屋内服务。 姑娘到后,他们用刀架住她,将她绑住,逼问出了银行卡等密码——俩人取出10万块钱后,掐死了她,用刀具碎尸,钳子掐碎骨头,分装在5个黑塑料袋里,分别抛尸到河里、垃圾桶和下水道。 2000年后,杨树彬和张玉良又拉了两个同伙,一个叫吴宏业,是杨树彬在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制造公司的前同事。另一个叫戢红杰,是杨树彬去深圳“做买卖”时,认识的“小姐”,她十六岁从吉林去深圳做失足妇女,供养老家的父亲和弟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她成了杨树彬的女朋友。 (吴宏业 ,戴上这个帽子,都长得太像了) 之所以需要这么多人,是因为杨树彬想到了一套“作案流程”。 戢红杰用自己失足妇女的身份做掩护,出入娱乐场所,细心观察哪些姑娘傍到了大款、收入高,在选定目标后,成为她们的小姐妹。 同时,其他三人在市中心,租下符合大款身份的高档住宅,买来尾号“777”“888”之类的手机卡,准备好刀、斧、助力钳、绞肉机等作案工具,等待戢红杰的消息。 敲定目标后,杨树彬会装成大款,去夜总会“钓鱼”——吴宏业和张玉良则作为僚机,装成他的下属或客户,跟一旁拍马屁。 第一次“约会”时,杨树彬从不把被害人带到家:他在这些姑娘身上砸钱,给她们钻戒当定情信物,几次下来,被“真爱”打动的姑娘们,会主动打电话给他要求见面。 女孩上钩后,杨树彬会把她们带到出租房——然后就进入了地狱。 (戢红杰,终于有个不戴帽子的了) |
她们遭到折磨,被迫说出银行卡密码,或者要求家人打钱。杨树彬等人拿到钱后,她们就被杀掉、肢解碎尸,然后抛入河道、垃圾桶、下水道等地灭迹——送给女孩的钻戒当然收了回来,作为道具,留着下次钓其他姑娘。 这套流程有很多规定:不许用刀、斧砍砸尸体,以免声响惊动邻居;到银行取款时得戴棒球帽遮脸,防止被监控拍照。 为提高效率,杨树彬把手动绞肉机升级成了电动的。人体大部分都是水分,在棒击、刀刺、棍子勒脖杀死后,他们先是给被害人放血,然后把尸体肢解成大块,再剁成小块,放刀锅里煮,之后绞成肉馅再抛尸。 2000年春节后,他们用上述手段,让戢红杰将一名失足妇女骗到了深圳罗湖区熙龙大厦5楼的出租屋里,逼她拿出50万,又让她打电话约来另一名失足妇女,事后,他们将两个姑娘杀死、分尸,杨树彬、张玉良各分得20万元,戢红杰分到10万元。 2002年4月,他们又将一名失足妇女骗到出租屋,逼问出银行卡密码后,杨树彬、吴宏业又去这姑娘家翻出了存折和戒指。第二天下午,他们去银行分两次取出6.4万元后,还嫌不够,又逼被绑姑娘给家里打电话说要做生意,让家人汇钱,同时,又让她打电话叫来另一姑娘。 被绑姑娘她妈,听出不对劲,赶到了深圳来送钱,杨树彬几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去收钱太冒险,于是将她杀死——她叫来的另一名姑娘到后,因被逼问银行卡密码时拼命反抗,被杨树彬、张玉良活活打死。 2002年9月四人在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一出租屋内,杀害两名失足妇女,抢了16万后平分——这就是我开头讲的那件,“肉馅”事件。 即使出了这种事,他们仍没收手。 2003年,戢红杰在浙江台州某夜总会圈了一个目标,杨树彬将其约到出租屋里,用木棍和铁棍殴打,逼姑娘找家里要了10多万,并又约来一名失足妇女——后来的姑娘不肯拿钱,被杀死碎尸后丢弃在垃圾站,第一名姑娘在钱到了后,也被杀死,碎尸后丢弃。 2003年,杨树彬跟浙江省嘉兴市一夜总会圈定了目标后,吴宏业从内蒙古包头赶到嘉兴,租好了房。他们将目标约到出租屋里,逼问出银行卡密码,取走8万元,将姑娘杀死并碎尸丢弃。 在2001到2004年间,他们四个先后在深圳、浙江台州、嘉兴和吉林省吉林市,六次杀害并肢解“小姐”10人,共获得赃款200多万元——在几人被捕后,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小姐作为目标时,杨树彬回答很直接:“来钱快,好接触。” 他可能忘加一句“好脱身”:在国内外,把失足妇女作为作案对象的案件很多,我之前写过的沈长银兄弟,以及加拿大连环杀手罗伯特皮克顿,都是专杀失足妇女。 这主要是因为,失足妇女流动性强,失踪不容易被发现,也很少有人报警。 用这件案子举例——杨树彬被抓捕交代后,警方发现,被他们四人杀害的失足妇女,大多数都没在失踪人口名单上。 这件案子其实有一地方困扰我,四名罪犯里,唯一的女性戢红杰,我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失足妇女,她成为了杨树彬“背后的女人”,而其他姑娘则变成了肉馅。 据杨树彬自己交待,戢红杰是被他威胁“你爸、你弟弟住哪我可都知道”才被迫入伙的,但这怎么听,都像是在为爱人开脱。 警方抓捕他们归案时,俩人已结婚多年,有一五岁的儿子,除此之外,戢红杰还有一个情人——这怎么看都像是杨树彬单方面对戢红杰的爱,由于当事人已经不在了,估计永远都搞不清,在杨树彬心里,戢红杰为什么是特殊的一个。 作为“带头大哥”,作案计划是杨树彬策划的,撤退计划也是他计划的。 2002年,出了吉林肉馅的事儿后,他们跑到包头躲了一个冬天,在这过程中,杨树彬决定到这儿定居。 杨树彬的计划是:先跟偏远农村重新办个户口,换一身份,然后再到包头居住——根据包头的政策,在那买房子,就能把户口迁到包头。 这么一折腾,几个凶手就能用合法身份定居在包头了。 这个时候,团伙里的吴宏业恋爱了——女朋友是一叫马建华的已婚妇女,山西人,杨树彬得知她来自山西后,要求她帮忙伪造身份。 马健华隐约感觉吴宏业、杨树彬几个人“身上有事”,但她没想到,爱人身上背着十条人命,她答应了杨树彬的要求。 2005年,马健华回到老家,山西省兴县蔡家崖镇,在她有心巴结下,很快跟当地派出所领导玩在了一起,经常一起打麻将。 通过玩麻将,她认识了当时的派出所副所长张春平,在对方的指引下,把丈夫“王华眼”的名字改成了“王华炎”,然后把户口迁移到了苏家塔村,让吴宏业顶替自己丈夫,领了新身份证。 此外,杨树彬等人也跟山西这个小山村办了新户口。 多年来,马健华一直不让她亲老公王华眼办二代身份证,避免吴宏业的身份穿帮。 (几个人换身份后的名字,以及人物关系) 案件侦破后,公安部对逃犯的“漂白”很震惊——蔡家崖镇派出所原副所长张春平等二人被捕,原所长李峰等四人被开除,兴县公安局副局长刘玉明等6人被撤职。 隐姓埋名后,杨树彬四人到了包头,利用杀人抢来的钱,买了房做起生意,一直到2011年。 2011年的5到12月,公安部搞了个“清网”行动,全国范围内追缉在逃犯。 同年6月的一天,哈尔滨巡警支队七大队队长许建国,为响应公安部号召,在网上查询在逃嫌疑人时,发现了一张熟面孔:他的小学同学杨树彬。 他怕认错人,拿着张照片问了几个朋友,才确认这个吉林杀人分尸的通缉犯,就是杨树彬。 许建国一直梦想着跟刑警一样破大案,他决定对发小这起案件查到底。2011年8月1日,在他的坚持下,“吉林9.11案专案组”成立了。 警方从四个人的家人入手,排查他们的社会关系,访了100多户人家和50多家单位后,他们发现,杨树彬的母亲和弟弟在2006年突然搬走了——亲朋好友谁都不知道他们跑去了哪儿。 吉林警方在戢红杰的老家吉林省舒兰市也得到一样的结果:戢红杰的父亲和弟弟也几乎在同时失踪。 四名犯罪嫌疑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都“人间蒸发”了。 但还是有一点线索,杨树彬的一位远亲,跟警方说了一件事:杨树彬的弟弟杨树凯,曾经一个人回到哈尔滨看病。他去探望时,注意到杨树凯的病历卡上写的是王什么凯。 警方调取了病历,发现的确有个叫“王学凯”的病人。 他们从王学凯查下去——在人口信息库中,查了几十万个叫王学凯的人,终于从倒数第二页里找到了他:改名为“王学凯”的杨树彬的弟弟,杨树凯。 杨树凯新户籍所在地,是内蒙古包头市,警方在人口资料库中搜索包头户籍,名为“王学x”的男性,很快,许建国找到一个叫王学礼的男人,他一眼认出,这人就是杨树彬。 (警方找到了杨树彬弟弟的住院病历,但已经改名了) 2011年10月25日,“9.11专案组”赶赴内蒙古包头。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杨树彬接到了吴宏业的电话——他从新闻联播上看到了一条消息:2012年1月1日起,中国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将增加指纹信息。 吴宏业提醒杨树彬,保管好现在的身份证,最好赶在录入指纹前,去公安局补办张新身份证备用。 这个电话破坏了他们之间的约定,他们改变身份后,约定平时绝不联系,只在每年年三十一起吃顿饭——他们当然没等到新一个春节,这个电话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联系。 11 月 3 日,哈尔滨警方将四名嫌疑人抓获,他们被押回哈尔滨上游街76号,巡警支队巡逻七大队的办公地点,也就是杨树彬的发小许建国工作的地方,大约100米开外就是哈尔滨市通江街116号。 前面说过,1993年1月7日,杨树彬伙同他人在那里的台球室持刀行凶,刺伤二人、刺死一人,那是他作案的开端。 (杨树彬团伙作案地点示意图) |
除杨树彬外,其他几人对吉林的那场分尸案全招了,只有他一直很消极。 杨树彬的不配合,让审问人员很着急:“有啥说啥,搁这儿跟我爆豆呢啊?” (我没瞎编,当时的问答就是这样的.....) 这时,他的小学同学许建国,要求亲自提审杨树彬。审讯室里,杨树彬认出了许建国,他打开自己,和老同学讲了俩人间这空白的20年,他都干了些什么——除了吉林那场分尸案,其他的也都交待了。 杨树彬供述完,许建国给他倒了杯水,告诉他死期不远了,他一饮而尽。 这个案子破获后,把公安部惊着了,不止因为犯罪手段极为残忍。四个通缉犯能用全新身份窝藏多年,竟然是因为得到了公安人员的帮助。 在这起案子里,除马建华帮助几人取得山西户口外,杨树彬和戢红杰的家人,都转成了河南户口,户籍地均为河南省柘城县大方村——在警方的事后调查中,大方村的村委书记提到,当时身份证是他代领的,后来有个姓张的,本地口音的人,来向他索取这些身份证。 警方后来多方查找,也没找到这个姓张的人,谁为他们办理的户口成了个谜——我估计这应该是一办“幽灵户口”的中介,之前在夜行实录0061写过一次,如果有兴趣,可以翻回去看看。 2011年12月12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召开发布会,宣布破获此案。 四川人刘芳上网时看到了这条新闻,认出照片上的犯罪嫌疑人杨树彬和戢红杰。 她等这天十年了——2001年,刘芳从两人手中死里逃生后,天天看法制新闻,试图找到两人归案的消息。她订了从上海到哈尔滨的机票,想找到破案的许建国,给他磕个头——他结束了她持续十年的噩梦。 刘芳是成都人,2001年她28岁,在一家公司做财会,和24岁的妹妹在广州租了个两室一厅。 她妹妹当时被大款包养,每天无所事事,通过打麻将,跟楼下一名叫汪朔朔的姑娘成了好姐妹——直到十年后看新闻,刘芳才知道,这女人真名叫戢红杰。 戢红杰跟刘芳她妹很有共同语言:她自称也被大款包养,大款不在时就去夜总会出台,在得知妹妹的有钱男友后,开始对妹妹极力示好。 2001年12月26日,戢红杰请她俩吃晚饭,刘芳想着“在外面吃省事”,就陪妹妹去了。饭桌上戢红杰的“大款男友”杨树彬也在,吃完饭,戢红杰提议去杨树彬那儿喝点茶,带她们去了广州天河区的一高档小区。 一进屋,门就被锁上了,屋里还有俩男的,四个人将刘芳姐妹控制住后,用胶带绑了起来。 从幸存者刘芳的口中,我们能推测出杨树彬等人每次拷问受害者的情景。 他们用针扎姐妹俩的乳头,用钳子夹她们的下体,用锅铲跟斧子扇耳光,逼问她们的银行卡和存折放在哪儿。戢红杰专打二人的私密处,打累了就换杨树彬上场——杨树彬更狠,他摘下刘芳的耳环时,用脚踩在她的头上碾,最后硬是用脚把耳环碾下来。 每次打完,杨树彬还会和戢红杰交流经验:哪里没打到,哪里打得不够狠,中场休息结束后,再进行下轮暴打。 姐妹俩每天只能喝半碗粥,渴得要死,有次胶带被撕开后,刘芳看到旁边一个烟灰缸里有水,虽然泡着烟头,但她抓起烟灰缸就把水喝了——这一举动,又为她招来一顿暴打。 在严刑拷打中,她们交代了存折和密码,但噩梦仍在继续:在杨树彬的逼迫下,刘芳不得不打电话跟朋友家人借钱,杨树彬不准她们打电话时说四川话,只能说普通话。 每次打电话,杨树彬都会在旁边监听,有次刘芳的同事打电话来,问为什么不上班,刘芳只能按杨树彬的要求回答:“我在桂林玩,桂林山水甲天下。” 杨树彬从两姐妹口中逼出十多万后,刘芳意识到,自己可能要被杀了:杨树彬等人已经准备好了绳子斧子锯子,以及和两个足够装得下人的编织袋。 刘芳想过趁上厕所的机会跳楼,但即使上厕所时,杨树彬也会用手拽着她们。 她意识到,想活命,就得说自己有钱,但不能交出来太多,否则他们就会杀了自己。 于是,刘芳撒了个谎,说自己的钱都买保险了,杨树彬问买了什么险,刘芳说买了意外险,如果自己死了,就会获赔几十万,但保险公司肯定怕诈保,一定会追查清楚死因的。 说这话时,杨树彬听得若有所思,刘芳说自己没被灭口,很可能是杨树彬听了她的话,觉得保险公司追查会暴露自己,而且房子要到期,可能来不及处理尸体。 2002年1月7日,已经被绑架13天的刘芳感觉有点怪,戢红杰擦了地后,又在屋里喷了空气清新剂。 紧接着,电视被调到非常大的声音,广告持续了差不多1个小时都没有换台——屋里好像没人。 刘芳和妹妹用手指抠开了手腕上的胶带,又摘下了眼睛和脚上的胶带,发现屋里真没人。 她们用兜里仅剩的7块钱打车回到家,上楼向邻居求救,并报了警。由于不知道四个人的真名,最后没查出什么结果。 2016年11月2日,杨树彬和张玉良经过几次上诉拖延时间,终于要被枪决,在行刑前一天,有记者前往看守所,试图“碰触这两个使用残忍手法杀人的凶手的内心”。 杨树彬说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拒绝了采访——据看守所警官透露,他对狱友的说辞一直是“为了生活抢过钱”,并坚信自己不会挨枪子儿。 张玉良接受了采访。对“为什么要杀人”一类的问题,他礼貌地拒绝了采访:“这个让你完不成采访任务了,我表示很遗憾。但是我真的不想说,请您谅解。” 而在被问及“第二天就要死了现在什么感受时”,张玉良回答,“肯定是会后悔的。不过还好,我心理素质够用,晚上会平静地睡一觉,不会想太多。” 因为除了吉林那起“意外”的分尸留下两具尸体以外其余案件找不到任何证据,枪决时他们的罪名是“事实残忍杀害并分尸二人”。 剩下的两人,戢红杰仍然在狱中,吴宏业身体不太好,被捕没多久就因癌症去世了。 我后来跟周庸说起过这件案子。 他听我讲完,说有一个疑问,和我差不多:“杨树彬到底怎么想的——让女朋友去夜总会卖身打听信息,然后一起杀害其他失足妇女,最后俩人还结婚生子,过起了小日子。” “他精神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我说人都不是绝对的:可能在一个非常冷血可恨的人心中,也是有爱情的吧。 参考资料: 1、《哈警方侦破杀人碎尸案纪实》 黑龙江省公安厅宣传处 2、《哈尔滨市16年前杀人碎尸案破案细节回顾 》 生活报 3、《四川女子来哈指正碎尸案嫌犯 讲述非人折磨经历》 新晚报 4、《夜幕下的雌雄恶魔——“九·一一”杀人碎尸案追踪纪实》 5、《哈尔滨杀人碎尸团伙的十年连环案中案》 南方都市报 6、《哈尔滨警方“清网行动”中破获杀人碎尸特大命案》 人民网 7、《哈尔滨碎尸10人命案续:幸存者说惊魂13天》 新晚报 8、《吉林抢劫谋杀碎尸多名陪侍女郎的两主犯被枪决》 新文化报 9、《2012年5月16日 十年血债一朝还》 王刚讲故事 |
【夜行实录0063】中国每天有7000多人死于癌症,只有他们7个死前组团去割了包皮 我对医院特熟,因为我妈是一医生——小时候我经常跟她去值班,除了手术室不让进,从药局到停尸房,我都熟。 对医院的药局,我一直有一疑问——为什么跟银行柜台一样,取药只能通过小窗口,而且那玻璃特厚,像是银行柜台的防弹玻璃。 取药又不是取钱,至于么? 三年级的一天晚上,我发现绝对至于——当时正陪我妈在二楼值夜班,楼下传来“哐哐哐”砸东西的响声,我妈一个没拽住,我就跑出去了,下到一楼,找声音的来源。 在药局门口,我发现一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的中年男人,正骂骂咧咧的抡起一把消防斧,劈着药局的玻璃:“艹你们血妈的,快把杜冷丁交出来”! 我当时小,还不知道这哥们是毒瘾犯了,来医院抢杜冷丁解瘾。 我妈追上我,把我拽回二楼后,我还问她杜冷丁是啥:“很值钱么”? 她给了我一耳光,然后打了110,警方说已经收到通知了,马上就到。 从那以后,我妈再不让我去医院了,除非是看病——这正合我意,我不爱去医院,连看病都不想去。 不是因为目睹犯毒瘾的人抢药局,有了心里阴影,也不是有反感和不满——我就是不太喜欢医院的气氛。 医院就像北京的地铁,不论医生还是患者,每个人都看起来都不健康、匆忙、没精力、疲劳过度。 但有时候,我不得不去医院——比如失眠症严重的时候。 我睡眠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喝两杯啤酒就能睡几个点,但大部分时候都很坏。 无论褪黑素还是安眠药,都没法让我睡满五个小时——我只能吃双倍或三倍的安眠药入睡,副作用是早上起来头特疼。 除此外,我安眠药的消耗速度远超常人,因为是处方药,跟外边不好买,我只能常去医院开药。 我想了一办法,集中一天多去几家医院,多开出一些安眠药,省得耽误事。 今年10月18日,安眠药用光了,周庸开车带着我四处去开药。 下午4点,我俩到了第五家医院,这是西四环一家叫康仁(化名)的公立医院,当时医院门口围了一大群人。 周庸把车停在道边:“徐哥,这家还去么,人有点多啊,咱直接奔下一家吧”? 我说来都来了,进去看一眼。 走进医院大门,我俩发现门口那群人都是看热闹的,中间围着什么看不清,周庸想往里凑,我让他跟这儿看,自己先进去开药。 折腾了一会儿,拿药出来,周庸正跟医院门口抽烟,他递根烟给我:“徐哥,进去看看吧,有点意思!” 问他怎么有意思,他不说,坚持让我自己去看——我点上烟,挤进人堆。 人群的中心是六七个男的,两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剩下都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他们坐在地上,手里举着横幅和纸板,上面写的都是五个大字“还我性生活”,周边围着好些人用手机拍照录像。 周庸也挤了进来:“这仇恨可大了,诶,徐哥你说这是医闹么”? 我说不确定,他们闹的这事太特殊了,感觉不像假的。 正说着话,地上坐着的几个人开始喊口号,我俩看着热闹,忽然闻到一股恶臭,周庸捂住口鼻:“擦,谁看个热闹还拉裤子了”? 我拽他一把,说先出去。 走出人群,没什么味了,我说安眠药差不多够了,能吃俩月,暂时不用继续开了,这个“还我性生活”的事挺有意思,说不定能做篇稿卖掉。 周庸:“这突然就开始工作了”? 我说对,有钱得赚! (五个大字,字字诛心) 让周庸留这儿拍几张照,我回车里拿了录音笔,正准备上前采访时,几个闹事的人忽然站起来,收拾东西要撤了,周庸问我怎么办,我说跟上。 跟着他们出了医院大门后,这群人分成了两伙,一群人向左走,还有一个向右走的。 我让周庸过去拦那一群人聊聊,自己往右去追那一个人,这样分开问,正好能互相补充信息。 这哥们走的挺快,我跟着走了几步,正准备小跑上去拦住他,一戴金链子穿黑背心,纹着花臂的光头壮汉,拎着根木棍从侧面冲过来,抢先拦住了他,一棍子就打在了腿上——把他打倒后,光头壮汉又踢了几脚,说操,小逼崽子,让你们瞎JB闹事! 我上去拽了他胳膊一把:“哥们,差不多得了”! 这时周庸也跑过来,喊了声“嘛呢”,光头看我们一眼,转身跑了。 我过去把闹事那哥们扶起来,问没事吧,他说没事:“肯定是医院报复,傻逼医院”。 这哥们打电话报警时,我问周庸问出什么没有,他说没有:“那帮人问什么都不想说,就告诉我去查“康仁医院阴茎背神经阻断手术”。 我问他没多问几句,周庸说没有:“他们真不爱理我,一起上了一金杯车就走了”。 陪挨打那哥们在原地等了会,向来咨询的民警证实,他确实被一光头打了,事后这哥们儿特感激,说要不我请你俩吃饭吧? 答应下来,跟附近找了家陈阿婆烤鱼,点了烤鱼,要了几瓶啤酒,这哥们举起杯,对我们的见义勇为表示感谢。 |
我问他在医院举那“还我性能力”横幅,什么意思,他喝了口酒:“嗨,说出来丢人,我跟那儿做了一手术,把性能力做没了”。 问什么手术,他说包皮。 周庸同情的点了点头,说你做的应该是激光的吧:“我在网上看过,有人做激光包皮手术把JJ切的就剩1厘米了”。 他说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做包皮出的事,是做包皮手术后出了事”。 (看这条新闻是我大学时看的,当时感觉阴风阵阵) 我没听懂,让他详细讲讲,他说行。 这哥们家就住在康仁医院附近,他从小包皮有点长,但因为一直没用过,所以没发现问题,7月的时候,他交了一女朋友,两个月后,他开始有了性生活,但这暴露了一问题——他早泄。 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早泄只存在于小广告上,没想到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和女朋友分手后,他跟网上查了很多关于早泄的事,发现可能是自己包皮过长的原因——他去家附近的康仁医院看了后,医生也是这个意思,让他做个包皮手术,他问医保能报么,医生说能,他就同意了。 做包皮手术之前,医生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他早泄的毛病可能是由于包皮,也有可能是鸡鸡过于敏感,近年来有很多医学研究表明,鸡鸡感觉过于敏感也是引起早泄的病因之一。 现在有一种手术,叫阴茎背神经阻断手术,可以切断部分阴茎背神经,降低敏感性,不仅可以治疗早泄,还能金枪不倒。 他一听金枪不倒,没经得住诱惑,同意了,术后一个月,这哥们拆了纱布,发生了一件惊悚的事,自己完全硬不起来了——他成了永久性阳痿。 (我的建议是,千万别做这种手术) 说到这儿,他喝了杯酒:“我今年就背,就TM背啊,早泄、做完手术又TM阳痿,去医院维权还让人打了。” 周庸凑过来小声:“徐哥,我都快哭了,太TM惨了,看在都是男人的份上,咱帮帮他吧”! 没理周庸,我问那哥们,像他一样的人多么,他说应该多吧:“今天跟医院门口维权的,都是兄弟出了事的兄弟们。” 周庸问他们熟么,他说不熟:“我是在天涯论坛看见的维权帖,说今天聚众维权,我就跟着来了”。 (维权帖) 问他有联系方式么,他说没有:“就只有时间地点”。 我皱了皱眉,周庸说那群人一起上了一金杯,多少应该认识,但这哥们又说完全不认识——难道除了这哥们,其他人都是有组织的医闹? 周庸问他为什么不起诉医院,这哥们不愿多说,就说一言难尽。 跟这哥们吃完饭,留下联系方式,我和周庸叫了个代驾回家,上了车,周庸点上根烟:“徐哥,你觉不觉得有点不对”。 我说是有点,其他人可能都互相认识,就这哥们不认识,最奇怪的是,这帮人只是闹,没一人真的去起诉医院。 到家后,我上网查了下,很多人都吐槽康仁医院有问题,说明明是正规的公立医院,却把几个科室外包出去,租给莆田系公司或私人,其中就包括男科。 (公立医院,有时也会出租科室给莆田系,看病要当心) |
这么看起来,确实是医院的问题——但这更应该直接举报或起诉啊。 第二天晚上,我刚洗完澡,周庸给我发来一链接,说徐哥,天涯里又发闹事帖了。 我点开看了看,约定明天下午3点到5点,所有在康仁医院男科受过伤害的人聚众讨说法,横幅纸板都有人做,自备食物和水就行。 第二天下午3点,我和周庸准时到达现场,观察了一下情况,闹事的人已经开始静坐,大差不差,还是那天那几个。 但挨打那哥们没来,我让周庸发微信问了一下,他说他公司有事,让我们好好采访,干掉这破医院。 看他们举牌静坐,我拽了周庸一把,让他假装性功能也出了问题,去和这群人套套近乎,看到底是真患者还是医闹,为什么不起诉。 周庸:“凭什么啊徐哥,凭什么我装阳痿啊,你怎么不去呢”? 我说让你去就去:“我跟旁边观察他们”。 周庸假装阳痿去跟人套话,但一直没人理他——我观察了一下午,确定了一事,除周庸外,其他人绝对是有组织性的,他们经常互相低声交谈,还共享食物,但就是不和周庸有任何交流。 下午5点,这帮人又开始收拾东西,我和周庸提前出去,上了车,在后面跟着他们,一直到他们在紫竹院路附近上了辆车牌号京NH1XXX的金杯。 跟踪的路上,我问周庸聊没聊出点什么,他说没有:“但我发现一事儿,昨天咱俩闻那个臭味,还有,太tm臭了,我怀疑是在闹事的人里,有一个大小便失禁的人”。 到了朱各庄路附近,金杯停下,几个人下了车,我和周庸停车后再追,发现这几个人已经消失在了人群里——我俩开始跟附近寻找。 正找着,周庸拍我一把:“徐哥你看那是谁”? 我按照他指的方向,看见一穿黑背心纹花臂的身影,拎着个塑料袋,正是那天跟康仁医院门口打人那光头。 周庸问我怎么办,我看了一圈,附近好像没什么他同伙,刚要上去拦他,他忽然和一个抱着盒子的姑娘开始说话。 说了几句,姑娘摇摇头,旁边一个手提黑塑料袋的男人又凑上来,和他聊了几句后,对方掏出盒东西递给他,光头掏出些钱给那人,那人接过钱,摇了摇头,给他指了一个方向。 周庸:“徐哥,那是光头的同伙么”? 我说不像,怎么感觉像是买东西呢。 他说不能吧:“咋没人找咱俩卖东西”? 正说着话,光头开始快速往一个方向走,怕他跑了,我上去一把拽住他胳膊,光头说你们tm谁啊:“哎呀我操,疼,把手给我松开,再不松开动手了啊”! 周庸说你咋这么弱鸡,拽下胳膊就疼。 我说因为他胳膊上的花臂是新纹的,伤口还没好,所以一碰就疼。 (新纹的纹身,仔细看能发现褶皱和结痂) 周庸说卧槽:“徐哥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解释了一下,刚纹完的人纹身上会结痂,不过因为有颜色,看不太清,但还是有区别的,看起来会像有皱纹一样。 周庸特震惊,说这你都懂。 我说还行吧:“其实我是摸出来的,而且他这纹身还没纹完”。 光头的哥们听不下去我俩逼逼了,挥起没被拽着的右臂,一拳打了过来。 往后退了一步闪开,招呼周庸一起上来架住了他,他大喊一声你们要干嘛:“绑架啊”! 告诉他别喊:“记得那天你跟康仁医院门口打人么”? 他看了我俩一眼,开始疯狂挣扎,手里刚买的那盒东西掉到了地上,发出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我快速弯腰捡起来,是盒药,里面的玻璃瓶已经摔碎了,盒上面写着“盐酸哌替啶”。 周庸问我是什么。 我没回答,看了光头一眼,说你再挣扎我就报警了:“你不仅打人,还非法购买杜冷丁,吸毒吧”? 他不挣扎了,说你俩不是警察啊:“不是警察你抓我干什么玩意儿”。 我说这你不用管,我就想问你点事:“你那天为什么打人,是不是医院雇你打的,为什么不去打那一群人”? “你怎么知道这儿卖杜冷丁,你要买杜冷丁干嘛”? 光头问我们到底是谁,我告诉他别瞎问了,要是不说我马上就报警,打人加买毒,怎么也得进去一段。 他有点害怕了,说和医院没关系,他打人,是因为那帮闹事的让他赔了一笔钱。 我问他赔什么钱了,他说麻药的钱。 这哥们叫张龙,是葫芦岛人,来北京务工后,一直都特没意思——直到一天,他跟快手上发现一群体,叫天安社,一帮光膀子纹身的大汉每天喝酒吹牛逼,讲兄弟义气,他觉得很酷,联系想要加入他们,却被告知需要有纹身。 (“天安会”) |
没纹身前,他只能是一个预备成员,在群里跟大家聊聊天,但没法参加线下活动。 这难倒了光头,他特怕疼——他开始在各处找纹身不疼的方法。 周庸让他等等:“什么是天安社,黑社会”? 我说哪有什么黑社会,就是一个帮派性质的联盟,里面有卖大米的,有互联网创业者,还有开纹身店的,通过这种方式在网上吸引眼球,宣传自己。 光头没接茬,接着往下说,他查到有两种纹身专用的麻药:破皮型和非破皮型。 破皮型一般是喷雾,能短时间内降低纹身者的痛感。 非破皮型在纹身前涂在身上,等个40到60分钟,擦干净后纹身,能维持3小时,一般大面积纹身会用这种非破皮型的。 但这两种麻药,来路不好说,有很多是地下小药厂做的劣质麻醉药,甚至有纹身时瞎用麻醉药至死的,他不敢瞎用。 (纹身使用麻醉药是有风险的,千万别用) 这时他就起了心思,想从正规渠道搞点“靠谱的”麻药,他跟医院找了一黄牛,问能不能搞到麻醉药,对方说可以,2000块钱卖给他一张,“镇痛专用麻醉药品供应卡”。 周庸说卧槽,还有这种卡。 我说有——麻药一般供应给两种病人,手术的和癌症晚期,癌症晚期因为身体承受疼痛太大,很多人需要长时间服用“杜冷丁”“吗啡”之类的麻醉药品,为方便这些人,国家允许他们申请“镇痛专用麻醉药品供应卡”,定期购买镇痛。 光头说对,他当时拿的就是这卡:“那黄牛告诉我,就说是给我妈取药,每次只少拿一点点,就不会引起医生的怀疑”。 光头的纹身需要分几次纹完,他都是纹之前,去取点麻药——没几天,黄牛给他打电话,说他盗刷人家麻药卡的事被发现了,让他赶紧把卡还回来,并掏3000块钱平事。 他问咋发现的,那人说有人跟医院门口闹事,上级主管部门正在调查医院,每个部门也在进行自查和回访——要是原卡持有人说没领过麻药,他们非法购买管制药品,都得进监狱。 光头去康仁医院看了一眼,门口真有人闹事,他很害怕,把卡还给黄牛并赔了钱——出门时正好闹事的人散了,他看见有个人和大部队分开,落单了,忽然想起自己里外白花了5000块钱,为了泻火,就冲上去打了他一顿。 (很多药贩子伪装成亲属,代领麻醉药) 我点点头:“那你怎么知道跟这儿买杜冷丁”? 光头说还是黄牛告诉的——他这回聪明了,没跟黄牛那拿卡,直接问有没有药,黄牛收了他100块咨询费,告诉他找一个医院的塑料袋,到朱各庄路对面的小巷门口,拎着塑料袋跟那边转,自然就有人联系他了。 光头舔着脸去附近医院要了个塑料袋,在里面装了两包烟,拎着就去了。 他跟那附近转了不到两分钟,就有一姑娘凑了上来:“大哥,卖药么”? 光头说不卖,他是来买药的,那姑娘问他买什么,他说麻醉药,那姑娘说没有,让他找别人,他当时懵了,问还有别人啊,姑娘告诉他有的是,又从旁边叫过来一拎黑塑料袋的大哥。 大哥卖给他一盒杜冷丁,他交了钱,但觉得想纹完身不一定够用——他问有没有更多,大哥说没有,让他去第3排第7座楼里,那儿有一私人旅馆,找旅馆老板,他那儿有各种麻醉药。 |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这是哪儿了,老金跟我提过一次。 周庸:“徐哥,你咋又知道了”? 我给他解释了一下,这个地方,地下叫法是“百草广场”,说是广场,其实就是一堆违建的密集建筑,之所以叫药王殿,是因为这儿有群特殊的人。 在宽度不足3米,却盘绕在多栋小楼间的小路上,到处可见走来走去的人,有男有女,但相同的是,他们手里都会拿点东西。 有人手上拎着一个黑色大塑料袋,有人端着一个小纸箱,里面装的都是同一类东西——药。 凡是市面上有的药,你基本都能跟这儿买着,但一般来这儿的人,都是买些治糖尿病、心脑血管的药,会比市面上便宜一些。 周庸奇怪:“他们药都哪儿来的”? 我说这群人都是倒药的贩子,他们跟医院外、居民小区等地儿从市民手里低价收药,再来这儿卖给有需求的人。 比他们高级一点的,会通过一些非法渠道,获得一些他人的社保卡,然后用社保卡统一买药,再对药品统一分类,最后由专人负责销售,直接把这些分好类的药品销售到固定的渠道,每年有几千万的流水。 给周庸讲完,我忽然想起一事,问光头认不认识其他闹事的,光头特疑惑的摇摇头。 又问了光头几句,没什么新信息,拍下他的身份证,留下联系方式,我和周庸放他走了——因为我俩要好好逛逛这个“百草广场”。 它的位置很巧妙,正好位于北京几个大医院的中间点,距离哪个都不远,方便人来买药,也方便人来卖药。 我和周庸穿过了一群倒药贩子,寻找光头说的旅馆——这条街是清一色的自建平房和二层楼,刷的灰白的墙壁,或是红色的砖墙裸露在外。如果夜晚从北京西三环的上空往下看,它一定是被灯火通明包围的暗部,也是高楼林立中的洼地。 周庸看着这片建筑,说怎么和北京的雾霾这么配啊。 卖药的告诉光头的仁爱旅馆,是个灰色的二层楼,外面没有牌子,门口的玻璃上有几个小字,写着仁爱旅馆——进门走廊很长,从东走到西大概也需要个几分钟,房间分布在走廊的两边,用红字标志着门牌号。北边有大概两三间公共卫生间,洗手台的那个小厅上方晾满了衣服,越往里面越看不到阳光。 (旅馆的走廊) 整个屋子里有股潮湿发霉的味道,在干燥的北京,非常少见。 门口有一值班室,里面坐着一四五十岁的阿姨,正在看着韩剧嗑瓜子,我趁她没看见我和周庸,拽着他走出来。 他问我拽他干嘛:“咱不是进去打听消息么”? 我说你傻啊,你穿着一身山本耀司,和这环境格格不入,太TM显眼了,能不能换身衣服再来。 开车到附近的五棵松,跟HM买了两套衣服,我俩换上后,把头发弄乱,又重新去了仁爱旅馆。 值班室的阿姨还在看韩剧,见我和周庸进来,问我俩住宿么。 周庸刚想说话,我推了他一下,说对。 她问我长租还是短租,一张床还是两张床。 我说一天,两张床。 她吐出瓜子皮,点点头:“60,押金一百。” 周庸:“不用登记身份证么”? 阿姨斜了周庸一眼,说不用,你要想登记身份证去外边找正规旅馆。 我拿了钥匙,推着生气的周庸赶紧走了,打开锁。 这个房间,完全是由厕所改成的,里面两张床又高又硬,就像澡堂子里,搓澡专用的床,除了床,房间里还有一台老式电视机,但我和周庸都没什么打开的兴致。 床单有种潮湿的黏着感,电视柜锈迹斑斑,带着各种未知的气味和液体痕迹。 (屋里的床长得巨像搓澡床,头部还高出一块儿) |
周庸看了一圈,觉得没地方坐,站着点上根烟,问我为啥开一房。 刚想回答他,隔壁忽然传来剧烈的咳嗽声,这墙完全不隔音——我只好压低声音,小声告诉周庸,说直接问的话,人家最多卖你点药,住在这儿的话,谁来买东西,谁来送东西,我们都有机会查到。 他点点头:“有道理”。 如果不来到这地方,我真是难以置信,北京竟然有60块钱一晚的标间。 我俩一直跟房间里坐着,透过猫眼和听声音监视着走廊,晚上8点,一房间里忽然传出一阵男人的哀嚎,一个中年妇女冲出房门,跑到值班室,说快给我支药,他受不了了。 她拿到东西,转身充回去的时候,我和周庸开门出来跟上她——她连门都没来得及关,就拿注射器抽出了药,给了床上躺着的男人一针。 看她注射完,我问了句没事吧,她跟我摇摇头,说快不行了。 我问她什么病,她告诉我,是肺癌,晚期。 回房间的路上,周庸忽然要上趟厕所——这个旅馆的房间里,没有洗手间,只是在每层有一个公用的,我俩来到公用洗手间,周庸方便完,走到门口,忽然使劲的吸了吸鼻子:“徐哥,你闻”! 我说我TM可不闻,让他自己闻。 周庸说不是:“这个味道,就是咱跟康仁医院闻的那个味道,这绝对不是屎味,比屎还恶心”。 (公用卫生间) 闻了闻,还真是,顺着臭味的来源,我俩找到厕所附近一房间,四处看了下——走廊里没有摄像头,我拿猫眼反窥镜,看了看房间里的情形,一个男人正在剧烈的咳嗽,忽然他朝门口走来——我急忙拽着周庸闪到一旁,假装向走廊里走。 那男人开门冲出来,冲到公用卫生间,在洗手池旁不停的咳嗽,我和周庸悄悄靠近他,发现臭味是从他嘴里传出来的,随着他咳出一个白色的石块,厕所里的味道更浓烈了。 趁他发现我俩之前,我们躲回了房间,关上门,周庸看着我:“徐哥,下午在康仁医院闹事的时候,他也在”! 点点头,说看出来了——而且这哥们就是臭味的来源。 周庸说是啊:“他是得什么病了么,还咳出白色的石头”。 我拿出手机,查了一下,然后查到一种完全能对应上的病——扁桃体结石。 得这病的人,喉咙里会有白色的硬块,并发出恶臭,而这种病的诱因里,有一种是因为药物因素——止痛药、抗癌药、麻醉药这样的处方药,很容易引起扁桃体结石。 这些药物容易产生嘴干等副作用,扁桃体没有了唾液保护,当钙化食品残留在嘴里时,就形成了扁桃体结石。 长期服用抗癌药或者杜冷丁,都能造成这病,根据这旅馆的情况,那哥们不是得了癌症,就是吸毒的。 这非常符合我们的调查。 我和周庸跟这破旅馆里呆了三天,大致搞清了情况——这是一癌症旅馆,来这儿住的人,不是得了绝症,就是绝症患者的家属。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中国2015年有280多万人死于癌症,平均每天7500人,等到2020年,中国每年会有400万人得癌症,300万人因此死亡,2030年,这个数字将变成500万人和350万人。 很多人为了活命,寻求更好的医疗条件,涌向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但在异地,医保能报销的钱更少,而且大城市日常花销高,他们的经济条件经常力不从心。 这群人在寻找最便宜的地儿住时,癌症旅馆应运而生。 (癌症旅馆) 当然,癌症旅馆里偶尔会有第三种人,面黄肌瘦的吸毒者——跟这儿,能很轻松的从癌症患者手里,买到杜冷丁或者吗啡类药品,在犯毒瘾又没钱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好选择。 在这三天里,除了口臭那哥们,其他几个在医院闹事的人,我也都跟癌症旅馆里看见了,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去康仁医院闹事,还得再查。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我跟周庸商量,让他装癌症患者,好借家属之名和邻居打成一片。 周庸想了想说行:“那我装什么癌症”? 问他睾丸癌怎么样,周庸急了:“徐哥,你怎么不直接弄死我呢,我给你演个死人成么”? 我说不成,那就胃癌吧,你躺床上打滚儿,装装肚子疼,不出门,省得让那几个闹事的撞见人出来,毕竟他们见过你。 周庸装成了胃癌,整天跟床上躺着,我则到处串门儿,听“邻居”们诉苦。 10月27日,隔壁肝癌患者的妻子,一大姐在和我聊完天后,欲言又止。 问她怎么了:“姐,有什么话你就说呗,这都没外人”! 她点点头,问我是不是经济上有困难。 我说那肯定啊,没困难谁住这儿啊! 大姐拍了拍我,说浪啊,看你和你弟,在这儿住好几天,一直没去医院复查,也不买药,肯定是没钱了吧,是医保报不了么? 我顺着台阶就下,说对:“我弟这病,现在只能吃进口抗癌药,但太贵了,一支一万多,医保还不给报”。 (中国抗癌药物价格非常高,甚至高于其他国家) 她说我懂你:“我爱人的病也是,在北京看病,回家乡报销,只能报一点,要是有北京的医保,很多费用能报百分之九十多。” 我说那有什么用,咱也没有。 大姐没接茬,问我有没有“镇痛专用麻醉药品供应卡”,我说有,她点点头,说你拿着这个卡,去找旅馆老板,把卡给他,他就能帮你搞报销。 我问哪种报销,大姐说这取决于你要哪种。 他可以提供给你,年龄长相相似的北京社保卡,冒名顶替住院治疗报销,少花点钱。或者给你开一份高额的住院费用,让你回到家乡能多报销点钱,看你想要什么了。 假装惊恐,我说这不行吧大姐,这被人发现得判刑啊。 大姐很冷静,说一般没事:“我爱人都用两年了,也没出事,而且为了活命,谁管得了那么多”! (冒用别人的医保卡是要判刑的) 回去想了一下,我大致想清了这个癌症旅馆老板的赚钱方式——虽然这旅馆很破,但按照北京的房价,仍然得算是赔本经营。不过这都没关系,他能从其他渠道找回来这些钱。 癌症患者和家属,会把自己的麻醉药卡卖给他,他利用这些药,每年取出数量可观的麻醉药品,然后卖给瘾君子。 除此之外,他会帮癌症患者联系北京“医保”,或制造假票据,以此牟利。 (很早之前就有人用这个办法赚钱) 我打电话给光头,让他帮我联系康仁医院的黄牛,从他手里买了一张“镇痛专用麻醉药品供应卡”,又转手卖给了宾馆老板。 作为交换,他给了我一套北京社保卡,连带身份证,一个二十七岁的男孩,长得和周庸还真有点小像。 |
(这段好像是被吃掉了,重发) 卖“麻醉卡”给老板后,癌症旅馆里的病人和家属们,对我彻底放下了戒心,他们甚至拉我加入他们的互助会,一些癌症旅馆的老客人,每晚会在楼下小聚,讨论一下新的抗癌药品和省钱办法,以及互相帮助一下。 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时,故意把话题往康仁医院上扯,说我听说那医院治疗胃癌不错,问应不应该带周庸去那儿看看。 结果好几个人都阻拦我,说千万别,我问为什么,他们说那医院有问题——很多人跟康仁医院,用别人的医保看病或住院后,都遭到了勒索。 有人打电话给他们,说知道他们冒用别人的医保,如果不想被举报进监狱,就打两万块钱给他。 我问他们给钱了么,他们说给了:“不给怎么办啊,没TM省钱,反倒还赔了”! 这时那个有扁桃体结石,口臭的大哥干咳了两声,说但也不能这么算了:“傻逼康仁医院让我们不好过,我们也让他不好过”! 他告诉我,他们在网上查到,康仁医院把男科外包给了一个莆田系的公司,去那儿做包皮手术的时候,医生会劝诱病人再多做一个阴茎背神经阻断手术,以提高自己的性能力,很多人做完这个手术后,都出事了。 于是他们想了一办法,让几个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去康仁医院做那个手术,然后定期去闹事——打着“失去性生活”的口号,让医院赔偿损失费。 我听完都懵了,说这么做值得么? 口臭的大哥说嗨,有什么值不值得:“反正没几天好活了,不如多赚点钱,就算给那帮孙子添堵,也值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离开了癌症旅馆,又去了趟康仁医院,找到卖“麻醉卡”给光头的黄牛——我仔细想了下,光头没用几天卡,就被弄走了5000块钱,其实也是变相勒索,这黄牛肯定有问题。 我威胁黄牛,说要举报他,想让他承认勒索的行为,黄牛说他没有:“是医院的人跟我说的,有人查,让我出钱平事儿”。 问是谁,黄牛说是药局的一个人——医护人员能在电脑上查询病人的医保信息,他每次给人拿药时,都会悄悄对比信息,看取药的人是否有问题。 比如说光头那哥们,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话,说给他妈取药,但他妈的信息是一个北京老太太,这肯定就不对。 他发现取药的人,和社保信息上的人不符,他就会悄悄记录下来,然后事后诈骗或勒索,而被他骗或勒索的人,因为盗用了别人的医保卡,犯了法,也不敢声张。 我让黄牛带我去药局,指出了那个人的样子后,我打电话报了警——黄牛想让我放他走,我说别想了:“你肯定也参与了,不然药局的人勒索光头那哥们,为什么还得先通知你”? 警方来后,顺便举报了癌症旅馆出售杜冷丁的事。 这件事结束后,我和周庸去鼓楼temple喝酒,他说有一事儿想不明白,我让他说。 周庸喝了口酒:“那些得癌症的人,虽然做了违法的事,但也是为了活命啊”。 “那个癌症旅馆的老板,虽然卖杜冷丁给吸毒的人,可能毁了别人的家庭,但他同时又帮助了许多癌症患者,让他们有住的地方,能看得起病”。 “我们把这些告诉警方,做得对么”? 我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难以好坏分辨,你只能用相对正确的方式去解决。 这一点,莎士比亚早就写在了《哈姆雷特》里——世事本无好坏,全凭如何去想。 |
(这段好像是被吃掉了,重发) 卖“麻醉卡”给老板后,癌症旅馆里的病人和家属们,对我彻底放下了戒心,他们甚至拉我加入他们的互助会,一些癌症旅馆的老客人,每晚会在楼下小聚,讨论一下新的抗癌药品和省钱办法,以及互相帮助一下。 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时,故意把话题往康仁医院上扯,说我听说那医院治疗胃癌不错,问应不应该带周庸去那儿看看。 结果好几个人都阻拦我,说千万别,我问为什么,他们说那医院有问题——很多人跟康仁医院,用别人的医保看病或住院后,都遭到了勒索。 有人打电话给他们,说知道他们冒用别人的医保,如果不想被举报进监狱,就打两万块钱给他。 我问他们给钱了么,他们说给了:“不给怎么办啊,没TM省钱,反倒还赔了”! 这时那个有扁桃体结石,口臭的大哥干咳了两声,说但也不能这么算了:“傻逼康仁医院让我们不好过,我们也让他不好过”! 他告诉我,他们在网上查到,康仁医院把男科外包给了一个莆田系的公司,去那儿做包皮手术的时候,医生会劝诱病人再多做一个阴茎背神经阻断手术,以提高自己的性能力,很多人做完这个手术后,都出事了。 于是他们想了一办法,让几个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去康仁医院做那个手术,然后定期去闹事——打着“失去性生活”的口号,让医院赔偿损失费。 我听完都懵了,说这么做值得么? 口臭的大哥说嗨,有什么值不值得:“反正没几天好活了,不如多赚点钱,就算给那帮孙子添堵,也值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离开了癌症旅馆,又去了趟康仁医院,找到卖“麻醉卡”给光头的黄牛——我仔细想了下,光头没用几天卡,就被弄走了5000块钱,其实也是变相勒索,这黄牛肯定有问题。 我威胁黄牛,说要举报他,想让他承认勒索的行为,黄牛说他没有:“是医院的人跟我说的,有人查,让我出钱平事儿”。 问是谁,黄牛说是药局的一个人——医护人员能在电脑上查询病人的医保信息,他每次给人拿药时,都会悄悄对比信息,看取药的人是否有问题。 比如说光头那哥们,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话,说给他妈取药,但他妈的信息是一个北京老太太,这肯定就不对。 他发现取药的人,和社保信息上的人不符,他就会悄悄记录下来,然后事后诈骗或勒索,而被他骗或勒索的人,因为盗用了别人的医保卡,犯了法,也不敢声张。 我让黄牛带我去药局,指出了那个人的样子后,我打电话报了警——黄牛想让我放他走,我说别想了:“你肯定也参与了,不然药局的人勒索光头那哥们,为什么还得先通知你”? 警方来后,顺便举报了癌症旅馆出售杜冷丁的事。 这件事结束后,我和周庸去鼓楼temple喝酒,他说有一事儿想不明白,我让他说。 周庸喝了口酒:“那些得癌症的人,虽然做了违法的事,但也是为了活命啊”。 “那个癌症旅馆的老板,虽然卖杜冷丁给吸毒的人,可能毁了别人的家庭,但他同时又帮助了许多癌症患者,让他们有住的地方,能看得起病”。 “我们把这些告诉警方,做得对么”? 我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难以好坏分辨,你只能用相对正确的方式去解决。 这一点,莎士比亚早就写在了《哈姆雷特》里——世事本无好坏,全凭如何去想。 |
今天再写一个真实案件:那一年电线杆上贴满了寻人启事,逃出来的男孩说:炕上还躺着4个 最近儿童和青少年受害的事特多(携程托幼所教师虐待幼童、豫章书院体罚虐待学生),总有人在微博和微信后台留言,让我写点相关东西。 有很多人写过,说的很全面,我就不写了。 但虐待孩子的事儿,让我想起一朋友——2006年末那会儿,我在哈工大二校区打篮球时,认识了一人,球打的很好,但之前没见过。 有天我和他闲聊,问他原来都在哪儿打球。 他说自己不是哈尔滨的:“我是佳木斯人,最近刚搬到哈尔滨”。我问他为什么搬家,他没说。 那会儿打球,一般都到晚上七八点,但这个佳木斯哥们特怪,每天三点多必走,问干什么去也不说。 有次我们玩儿的太嗨,这哥们忘了时间,发现时已经五点了——他求我帮忙,问我能不能开车送他到宣德街的70中,他很急。 到了70中,他冲进学校找了一圈,又冲出来,到对面的网吧里,拎出一穿着校服的男孩,连踢带踹,站在路边就开始揍,下手特狠。 我冲上去拉住,说别打了,问这孩子是谁。 这哥们说是他弟,我问是亲弟弟么,打这么狠,他说是。 怕他再打人,我主动开车送他们回家。 他们住在红旗大街附近,到地方时,小区大门口站了一中年妇女,这哥们和他弟一下车,那女人就冲上来,一人给了一嘴巴,然后开始对两个人拳打脚踢。 他弟一边躲一边喊:“妈,别打了”! 我坐在车里,非常怀疑这家人有暴力倾向——只不过是上了个网吧,至于打成这样么,而且连大儿子也打。 我把这哥们拽上车,严肃的跟他聊,他妈是不是一直虐待他和他弟,是否有暴力倾向。 这哥们不想多说,我说如果不说实话,我就报警了,再这样下去,我怕你弟被打出心理问题。 他向我要了根烟点上,说你不懂:“我妈才有心理问题”。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知道佳木斯最近的杀人魔么,我说知道,听说专杀小孩。 他说对:“这人杀人,一般都在一个天麒网吧选目标,我弟不听话,经常去那网吧上网,有次差点被那人拐走。这事曝光后,我妈吓疯了,举家搬到哈尔滨,让我天天四点半准时接他回家”。 这哥们说的这件案子,当时在全东北都很轰动,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没想过,会有专杀小孩的连环杀手。 当时佳木斯街头的寻人启事,他们还以为孩子是被人贩子拐走的 |
2006年2月27号下午,家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朱鸿雁,把几位亲戚叫上门,商量怎么找到自己的儿子。十四岁的孙海(化名),昨天跟她大吵一架后夺门而出,到现在也没回来,这让朱鸿雁又急又气。 下午五点多,失踪两天的孙海终于回家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打开家门时,他身边还站了一个中年男人。 亲戚们见孩子没事后,纷纷散去,朱鸿雁则一直在感谢送儿子回家的“恩人”。 但“恩人”看上去有点尴尬,说了句“孩子有点感冒,别忘了给他买点药吃”,便离开了朱鸿雁家。 关上门后,朱鸿雁非常生气,她把孙海狠狠絮叨了一顿,但奇怪的是,昨天跟她吵了一架,就离家出走的儿子,面对她的絮叨,一句都没反驳,看起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她消了气,发现孙海的状态还是有点奇怪,才想起来,自己还没问儿子,不着家的这天,到底干嘛去了。 朱鸿雁一开口问,孙海嗷的一声,就扑到她怀里开始哭:“我被那个送我回来的男的领家去了,他把我给稀罕了,炕上还有四个死孩子……” 朱鸿雁不敢相信。她安慰着孙海,以为儿子只是被吓着了,在胡说八道。但孙海一遍遍的重复着,四个死孩子的事儿:“他们全被开膛破肚了……” (宫润伯家) 陷入恐慌的朱鸿雁,第一个想到的,是赶紧搬家,然后给孙海办转学,让他远离这一切。 但最后,一家人还是报了警。 |
2月28号,白启星在自己家附近转圈,不停注意着街上的行人。 这段时间他愁坏了:在他去七台河探亲时,十五岁的儿子白金龙失踪了,现在已经俩月了,什么信都没有。 他和媳妇儿试了各种方法,连当地的“出马仙”都找了几十个。这些人都告诉他,孩子没出佳木斯,就在他家的西北方向。 (东北跳大神的,也是萨满教的一种延续) 白启星按算命先生的指点,一路找过去,却什么也没找到。 他当时的想法是,儿子沉迷于上网吧,一定是被网友拐走了。 和他一样想法的,是10岁男孩武抒田的家长,一个半月前,正在放寒假的武抒田,告诉妈妈“我去网吧玩一会儿”后,到现在还没回来。 下午四点多,白启星看见,有个跟他儿子差不多大的男孩,正领着警察在附近转悠。围观的人告诉他,警察正在找一个专杀小孩的杀人犯。 白启星脑袋“嗡”一下子——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男孩带着警察,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对——但他们终于在棚户区的一座民房停了下来。 白启星忽然想到,这儿正好是他家的西北方向,棚户区里住的很多都是外来居民,他跟媳妇儿在儿子失踪后,按照算命先生说的,在这片破破烂烂的地方挨家挨户找过,但一直在被人赶出去。 让男孩停下脚步的民居,是一个普通的二层小楼,楼前有一个面积不到6平米的院子。 白启星和周围看热闹的居民一起,看着警察在院子前敲了一会儿门。在发现没人开门后,几个警察翻墙进了院——当院子大门打开时,他们运出了四具男孩的尸体。 目睹这一切的白启星心脏病发作,瘫倒在地。 --- 当天下午,警察抓获了在天麒网吧上网的宫润伯。 这件案子,让整个佳木斯陷入里恐慌,人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近几个月,街边的电线杆上,全是不同失踪儿童的寻人启事——这些寻人启示还造成了一条谣言,说有伙外地人拐卖孩子打黑工。 但没人想到,事实比谣言还可怕。 第二天是开学日,早上刚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家长们,中午全聚集在了学校大门口,等着立刻带孩子回家:听说宫润伯案的他们,不敢让孩子处在自己的视线外。 而这件案件的细节,也在口口相传中变得十分魔幻:有人表示,自己亲眼看见警察从屋子里拎出了一袋孩子穿的小鞋,一共28双,所以死在宫润伯手下的孩子至少有28个;有人说宫润伯之前就在屋子旁边挖过两米深的大坑,那里面不知道埋着多少孩子…… 而这时在殡仪馆,几个受害的家庭,正在辨认尸体——工作人员将尸体清洗了好几遍,白启星夫妇才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白金龙:四个男孩已变得干枯、焦黑,被开膛破肚、割去了眼睛和生殖器,用空洞漆黑的眼窝对着他们。 有位家长,直到警方让他辨认从宫润伯屋里翻出的一堆衣物,他才通过一个自己亲手刺绣的内裤,确认孩子已经遇害。 宫润伯租住的院子 |
被捕那天,宫润伯的母亲正急匆匆往他家赶,结果碰见的却是警察——那天她原来的同事,说要给宫润伯介绍个对象,她亲自看过眼后觉得满意的很,想着赶快撮合俩人认识。 宫润伯出事前,他妈一直在为他结婚的事着急上火:1973年生的宫润伯已经34岁,而他之前的“人生经历”,十分坎坷: 宫润伯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在拖拉机厂的子弟学校上学。1990年,16岁的宫润伯没读完初中,就作为第一批签订合同的青工,进入拖拉机配件厂工作。 半年后他受了次工伤——由于腿受伤,他被调入相对轻松的工具车间,成为学徒工。 宫润伯给师傅留下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少言寡语,基本不太跟人来往。 两年后宫润伯出徒,获得了一份初期车工的证书,但刚拿到这份证书,他就被下岗了,不久后,他的父母也下岗回家。一家人艰难度日。 他的第一个女友,是拖拉机厂社区的邻居。俩人青梅竹马,从小就在一起,但到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母亲强烈反对,老太太天天跳着脚骂,甚至拿着大扫把将宫润伯赶出了家门。 宫润伯的初恋,最终嫁给了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临时工——直到宫润伯被捕后,他回忆起这段不如意的恋情时,仍然耿耿于怀。 半年后,有人介绍了一个宜兰农村的姑娘给他。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家庭殷实的姑娘,并不嫌弃下岗的宫润伯,希望他能做上门女婿,一起回乡下承包土地。 但就在这期间,宫润伯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猝死,家里出了事,加上倒插门的要求让宫润伯觉得别扭,最终他选择结束这段感情。 同年夏天,在佳东区第五百货大楼附近的旱冰场,宫润伯碰到了一个叫贾汪(化名)的姑娘。 两人互生好感,一起看完录像后,宫润伯将姑娘带回家住了一宿。 那天是1996年7月31日,宫润伯刚满23岁,第二天一早,宫润伯带贾汪一起出去玩时,被姑娘的家人看到了——这时宫润伯才知道,这个叫贾汪的姑娘,其实是个未满14周岁的小女孩。 贾汪的家人报了警,宫润伯被指控奸淫幼女,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宫润伯当年的辩护人,至今还记得判决时,宫润伯的错愕——他完全没做好坐牢的准备。 2003年,宫润伯刑满释放,同年,最高法院重新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倘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2003年的新司法解释) 但在当时,这个罪不仅让宫润伯入狱,在监狱里,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监狱里是有鄙视链的:暴力犯罪者,是这个小社会的金字塔尖,其次是经济犯罪和偷窃抢劫。性犯罪者,则是金字塔的底层,最被人看不上。 作为“奸淫幼女”的罪犯,宫润伯刚入狱不久,就被同监的几名犯人强奸:在宫润伯看来,被男人强奸,对他的打击比下岗、分手、判刑什么的大多了——他试图割腕自杀。 被抢救回来后,宫润伯他妈曾去监狱医院探望他,说宫润伯“手腕上的刀口割得跟孩子的嘴一样,血糊啦汲的。” 随着监狱里不断有新人进来,宫润伯不再是地位最低、被强奸的那个人。在狱友的怂恿下,他开始强奸新来的犯人——事后有专家分析,这一个转变,可能让宫润伯心理产生了扭曲,成为他出狱后的犯罪动因。 2000年12月10日,宫润伯利用他在拖拉机厂学到的车工技术,获得了一次减刑9个月的机会,三年后的11月1日,他出狱了。 这时宫润伯他妈已经改嫁,他在继父家呆了三个月后,因为被继父嫌弃“做事不利落”,她妈帮他租了个棚户区小房间,宫润伯搬了出去。 在狱中时,宫润伯一直把那个导致他入狱的十四岁女孩,幻想成自己的真爱,想着出狱后找到她,俩人重归于好。 但他按照8年前女孩的住址找过去时,发现他们已经全家搬走,不知去向。 这事给了宫润伯致命一击——根据幸存男孩孙海的回忆,那晚在宫润伯家,四个男孩腐烂的尸体旁,宫润伯在炕上搂着他,跟他聊起自己的“人生”时,眼泪鼻涕一大把:说他结过婚,甚至有过小孩儿,结果媳妇儿背叛了他,带着孩子跟一个有钱人跑了。 这个“婚姻失败者”形象,可能是宫润伯幻想中,自己人设的一部分——在被捕后,不下十次的审问中,宫润伯都将自己描绘成一个90年代毕业、怀才不遇的哈工大毕业生。 有记者采访了很多宫润伯的前同事,都说不知道这事。 宫润伯他妈也被问过这个问题,他妈说当然没有,假如他真能有去省城上大学的机会,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事么?“也许他是在做梦吧,梦里想上大学。” 出狱后找不着“真爱”的宫润伯,整天无所事事,给人打工没多久就辞职,开烧烤店卖羊肉串又被卷进斗殴中,被人打得“头肿得跟个冬瓜一样”。 他开始彻底自暴自弃,除了偶尔打零工赚点零花钱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出租屋附近的天麒网吧,上网打《传奇》。这个时候,宫润伯已经处在分裂的边缘:一方面,“爱”和性的无处发泄让他接近崩溃。另一方面,“被欺压的失败者”这个身份让他觉得脆弱和绝望。 在被捕以后,面对自己的辩护律师,他说“快点审快点判,早就不想活了。” --- 2005年2月,宫润伯开始了自己的犯罪之路,在天麒网吧把一个叫张力(化名)的十二岁男孩骗回了家。 在强奸完后,他威胁男孩不准告诉家长也不许报警,然后放男孩走了——男孩没有报警。 在宫润伯的连环作案中,他留下了五个活口,包括文章一开始讲的,那个叫孙海的男孩在内,有无个男孩在被他性侵后,放回了家。 没人知道,宫润伯是如何选择杀谁不杀谁的。 他第一个杀死的孩子,叫王胜利,是受害者中唯一的女童。 2005年3月16日下午,出门买馒头的宫润伯,在路上碰上了放学往家走的王胜利。他叫住王胜利,对小姑娘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希望她帮忙开一下屋子的门。九岁的小姑娘毫不犹豫地上了他的二层楼。 等她一进屋,宫润伯就反锁上了房门。小姑娘问他:“叔叔,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疑问和随之而来的喊叫,让宫润伯十分紧张,他为了不让她再出声,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巴,另一只手拿起锤子,对着王胜利的脑袋凿了下去——王胜利果然不出声了。 当他把王胜利裤子褪到一半,用上衣遮住她脑袋时,他才发现小姑娘已经没气了。他愣了一下,还是对小姑娘进行了奸尸。 事后,他将王胜利分尸,并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用家里的炉子一点点烧掉了王胜利的尸体,并把碎渣扔到了四个地方:天麒网吧的厕所、文化宫网吧的厕所、网吧旁边的公厕、群众艺术馆的厕所里。 处理小姑娘的衣服时有点麻烦:王胜利遇害时刚开春,身上还穿着奶奶缝的棉裤。宫润伯试图把棉裤剪碎烧掉,但因为棉裤太厚,剪着费劲,他就留下了一条棉裤腿——这条灰色布面、有一条淡绿色背带的奶奶牌棉裤腿,成了王胜利家人确认孩子遇害的唯一证据。 第一次杀人让宫润伯十分恐慌,在看到大街小巷的寻人启事后,为了“迷惑警方”,他写了 ,扔到王胜利爷爷家的院内:“王胜利在我这里,请准备钱,以万为单位,送到防洪纪念塔(注: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附近),面朝江面站好,左臂戴黑纱,钱用黑色塑料袋装着放在脚下……” 王胜利的家人因为这封信,一路赶到哈尔滨,照着他说的做了——当然,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
在王胜利“失踪” 这段时间,家长找当地报纸发了篇报道,希望找到见过王胜利的人。 报纸发布当天中午,警察带着警犬,叼着王胜利的一只拖鞋,跑到了离王家仅一百米左右的宫润伯租住的院子里,警察也跟了进去。 当时,宫润伯的女房东正在院子里造白酒,面对一帮警察,她觉得警察是以“找孩子” 为名来找她造假酒的茬,把警察们全都骂了出去。 第二个被杀害的,是一个不知名的流浪孩子——2005年10月份,宫润伯在群众艺术馆看录像时,注意到了这个十四岁少年。 少年是七台河人,半年多前扒着火车,从七台河流浪到佳木斯。宫润伯告诉少年,自己是做游戏代练的,可以带着他一起赚钱,给地方住给饭吃,少年便跟他回了家。 流浪少年“闯荡江湖”的经验,让他在面对宫润伯的威胁时,极度顺从。 他给宫润伯下跪,叫他“干爹”,甚至主动到炕上脱下裤子,并保证以后会出门讨钱给他花—— 案卷中,宫润伯讲到这一段时,说自己非常吃惊。 第二天,两个人在游戏厅见面。流浪少年把讨到的四十块钱给了宫润伯。但此时宫润伯发现,少年跟游戏厅另一个男人熟悉得很,有说有笑——他觉得这个孩子“不会再跟自己好了”。 当天晚上十点,两人回家再次发生性关系后,宫润伯用锤子凿了少年的后脑几下,然后把他掐死了。 因为感到被背叛,杀死男孩后,宫润伯用钳子把他的牙拔了下来,攒在了一个小瓶子里。而且,因为有杀死王胜利的经验,这次处理尸体时,他熟练多了。 同样在10月的天麒网吧,宫润伯遇上了无家可归的12岁男孩孙洪亮(化名)。在带回家强奸后放走没几天,孙洪亮又找上了宫润伯家,说自己不敢回家,让宫润伯收留。 没过几天,宫润伯又在网吧见着了孙洪亮,跟男孩承诺发生性关系就给他50块钱,男孩便又跟宫润伯回了家。 事后,宫润伯只给了孙洪亮5块钱。孙洪亮因为宫润伯“说话不讲信用”就再也不理睬宫润伯了——他可能是案件中,最“幸运” 的一个受害者。 10月22号,宫润伯在天麒网吧上网时,看中了一个名叫江富元的九岁男孩。 他跟江富元说“你跟我回家一趟,我带你去游戏厅玩”——没有几个九岁男孩能经得起游戏厅的诱惑:为了试探江富元,宫润伯真的领着小男孩去了一趟游戏厅。 他给了收银员20块钱,嘱咐让小男孩随便玩,然后在出口观察了一个多小时:江富元没出来。玩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小男孩被宫润伯带回了家。 九岁的江富元在宫润伯房间里呆了九天,被强奸了六次。 案发后,警方在宫润伯房间里,找到了江富元写给妈妈的信:“亲爱的妈妈妈妈,我很想你,我也非常想上学,想念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你快点来qiou(东北话,接)我….妈妈,你快点拿钱,我想回家……” 宫润伯想从家长那里拿点钱,却又联系不上江富元的家人。他想把他放回家,却又担心江富元报案,最后还是把江富元杀了。 这次,他直接把江富元的尸体放在了炕上。为了怕尸体腐烂的味道引人注意,他将尸体开肠破肚,把内脏掏出来装进塑料袋扔进了公共厕所。 随后遇害的,是马千里、白金龙和武书田。 三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多次强奸后掐死,被宫润伯用刀片剖腹,然后取出内脏,装进塑料袋里抛弃,并把尸体留在了炕上——这就是侥幸逃脱的孙海,在宫润伯屋子里看到的,炕上的“四个死小孩”。 2016年2月26日,宫润伯在天麒网吧用同样的手段把14岁的孙海骗回了家。他掀开炕上的被子,给孙海看他床上的死小孩:“你让我稀罕一下,要是不听话,你也是一样下场。” 随后,孙海被宫润伯强奸。事后,宫润伯搂着孙海睡了一宿。 第二天,孙海跟宫润伯说“这儿太冷了,要不咱俩去我家看看,我家现在没人。” 宫润伯问他家里能找着钱么——他不想再花自己妈的养老金了。男孩回答:“不知道,我们可以翻翻看。”宫润伯就这样把孙海送回了家。 在被捕的前一天,宫润伯还是在他妈那要了100块的养老金。 这是宫润伯他妈见到儿子的最后一面,她记得当时自己还抱怨:“这哪是我的养老金啊,这分明是你的养老金。” --- 2006年7月13日,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对宫润伯案作出了判决: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赔偿亲属共计661840元。 在庭审的最后环节里,宫润伯“流露出了一抹复苏的人性”,他向被害人家属道歉,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医疗单位,换来相应的经济补偿。 这个想法,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没被法庭采纳。 60多万的赔偿肯定是一张空头支票——对几个被害人家属来说,来到哈尔滨和北京上访成了所有人的共同经历。 白金龙的母亲是唯一留在佳木斯的人。她是本地人,残忍的是,她家离天麒网吧和杀人现场都不远。白金龙的父亲白启星至今有点恍惚,老想着儿子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在16岁的儿子白金龙离去后,两人无法面对夫妻感情的裂痕,一度为了困难救济金的分配,闹到上法庭离婚的地步。 除他们外,还有两个受害者家庭,父母因无法面对破碎的家庭,选择了离婚。 马千里的父亲马建国,在儿子失踪的三个月里,根据各种线索,从佳木斯追到了河北沧州,还帮警方抓获了另一起刑事案件的嫌疑人。 在宫润伯被判后,他回到了湖北老家,不敢再带小儿子出门打工。 劫后余生,并主动报警的孙海,在案发不久就匆匆搬家。另外4个曾被宫润伯猥亵的孩子,也纷纷隐姓改名。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两年前这个案子带给他们的创伤,将多长时间才能修复。 而同样受伤的,还有宫润伯的母亲,大儿子宫润伯被判死刑,小儿子也因为抢劫在双鸭山服刑。 宫润伯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刑场,他对执行的法警说:“别去打扰我妈了,我对不起她。” 每次和周庸喝酒时,他总会求我讲些真实案件给他,宫润伯案件就是其中一个——我当时给他讲完,周庸说太惨了:“我要遭遇了这种事,我都想不到我爸我妈该怎么活”。 我说除了受害者的破碎家庭,还有件事很触动我。 周庸问我什么事,我说是我最开始讲的那个家庭,被宫润伯“送回家”的孙海——有四个孩子活了下来,只有孙海的家人选择了报警,也正因为孙海的家人选择报警,宫润伯才被缉捕归案。 那四个没报警的家庭,也不能说错,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搬家转学,改名换姓,是希望孩子远离阴影。 但受害者的沉默,往往会导致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产生更多的受害者。 像这样的节点,这个案子里有很多,如果警方早些发现失踪儿童的共性、如果幸存者早点报警、如果宫润伯在监狱没遭到性侵,甚至他根本没入狱…….每一个节点的改变,都可能改变后来的一切。 可所有能改变一切的节点里,只有孙海家人做了最正确的选择,及时制止了事件的恶化,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案子。 2000年4月1日晚,4个江苏沭阳县的失业青年,在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用刀杀害了屋主一家。 住在这栋别墅的,是一家德国人,家主普方是扬州亚星奔驰的副总经理,他和40岁的妻子、15岁的女儿、13岁的儿子都惨遭杀害。 案发2小时后,4名凶手被捕,很快被判了死刑——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老人在了解案发经过和凶手背景后,做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她写信给法院,认为杀害他家人的四个凶手,不应该被判死刑。 老人说,原本在她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但实际上,凶手跟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而且,这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凶手,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正式的工作:“他们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枪毙他们没有意义”。 法院收到老人的信件后,还是按中国的法律判了他们死刑。 同年11月,一些生活在南京的德国人,以及其他国家侨民,成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普方协会,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生活,让普方的惨案不再发生。 这群人把募集到的捐款,全都用到了四个凶犯的家乡,苏北沭阳县,资助那里的贫困儿童上学,帮助他们完成9年义务教育,为他们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他们认为,这个社会需要法庭和监狱,但更需要互助与教育,让人免于绝境,通过开发智慧与道德让人做正确的事。 现在,普方协会已成立了十七年,改变了600多名中国贫困生的人生。 周庸听了特别感动:“说太TM感人了,但这和宫润伯案有什么关系”? 我说我特别喜欢一个成语,亡羊补牢——发生错误不可怕,但在错误发生后,人们应该意识到问题,然后做出弥补和预防,这比已经发生的悲痛更重要。 普方协会有一个宗旨,如果人类不互相帮助和接受教育,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犯罪的目标,这才是最可怕又最可悲的。 在宫润伯案里,早期的幸存者,如果能够想到还会有其他人受害,忍住悲痛报警,说不定没人会死。 在宫润伯的幻想里,自己一直是个哈工大的学生,如果他当时没有辍学进工厂,一直接受教育,说不定真可以改变一切,整个人生完全不同。 周庸点了点头,说徐哥,你说的真好:“但我有一事儿不明白”。 我问他什么事。 他说和你一起打球那哥们:“他弟弟又没真出过事,他妈至于紧张成这样么,会不会,他们家就是那四家幸存者之一”? 我喝了口酒,说不知道,也不愿猜。 参考资料: 1.《网吧有狼——佳木斯“2·28”杀童案纪实》 2.《连环杀手宫润伯的裂变》南都周刊 3.《南方周末:后台》 4.《发生在佳木斯棚户区的罪案》三联生活周刊 5.《黑龙江佳木斯六名儿童遇害案凶手被执行死刑》网易新闻 6.《佳木斯连环杀童案不完全调查 最少5名孩子遇害》网易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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