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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推理]【连载】我是个地下记者，专门调查连环杀人、色魔、灭门惨案之类的事儿[第60页] |
| 作者:夜行者徐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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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国贸三期，我陪周庸去附近的SKP买了几套衣服，把衣服放回车里，然后我俩跟东门附近一家名字特别怪，我没记住的咖啡馆外边坐下，要了壶菊花茶，点上烟。 周庸抽了口烟：“徐哥，我觉着有点不对。” 我喝了口茶：“哪儿不对？” 他说你想啊，刚Theo说，这些0元留学的骗局，都是提前跟美国那边野鸡大学商量好了，拿固定返点。 我点点头，周庸说对吧：“那也就证明，中介和野鸡大学那边，应该比较熟啊！” “所以为什么那个贾老师，先跟咱俩装作想不起来什么学校，然后咱们拜托他联系学校时，又跟咱说对那个学校不熟悉，这人肯定有问题。” 看了他一眼，我拿根烟给他点上，说行啊，大有长进啊。 他深吸口烟：“嗨，还成吧，也就只能说是维持。” 我说你可别跟我这儿牛逼了：“有点正型！” 周庸坐直了，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说等天黑。 十二点多一点，我们又开车来到了格物启迪中介公司，公司大门紧锁，前边还挡了一道上锁的拉门。 周庸问我这门能开么，我说当然：“十把破锁，也不如一个好锁，他们用破锁锁两道，一点用没有。” 走近大门处，我伸手拦了周庸一下，他问我怎么了，我指了指上面——门的左上方有一个全景的监控摄像。 周庸：“那怎么办？” 我把背包摘下，从里面掏东西：“没事儿，我带了装备。” 他看着我从包里掏出东西，说卧槽：“徐哥，这是什么玩意儿，大哥大么？” 我让他滚：“这TM是监控屏蔽器，视频、音频监控都能屏蔽。” 打开屏蔽器，我让周庸把帽子戴上，他奇怪：“你都屏蔽了我带什么帽子？” 我说你是不是傻，机器也有失灵的时候，万一没屏蔽成功，明天你就等着挨抓吧。 他点了点头，把帽子戴上，我用铁丝打开锁，拉开铁门，又打开内门锁，两个人一起进了格物启迪中介公司。 穿过前厅，除了几个隔开的接待室，后面还有一个大的办公区域，有十几张办公桌，每台桌子上都有台式机。 我和周庸把所有电脑都打开，寻找贾老师的电脑，幸好贾老师人过中年，没让我们找太久——过了中年的男女，总喜欢把家人或者和家人的合影设为手机、电脑的桌面。 贾老师的桌面，是他抱着一小女孩，大概是他女儿，看背景应该是故宫。 （贾老师的电脑桌面，和相框里的一样） 看了看表，已经快凌晨三点了，我让周庸翻一翻桌上的其他东西，然后开始检查贾老师电脑里的东西。 硬盘里没什么有用的东西，我又打开了他的浏览器——他的cookies选项都是不删除，所有需要用户名、密码的网站都设置了自动登录。 我上了他的微博、人人、网易邮箱，在他的网易邮箱里，我检索到了他和普莱斯顿大学的邮件往来，最后一封是昨天发的，问有没有一个叫Liu Xiao的学生失踪了，对方还没回复。 周庸凑过来看了两眼：“果然有肮脏的PY交易。” 我点点头，说这不是重点，这个贾老师既然能联系上普莱斯顿大学，又向人咨询了刘潇的事儿，证明刘潇的失踪应该和他没太大关系。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卖咱个人情，或者要点钱呢？ 周庸摇摇头：“你别问我，你扪心自问！” 我让他别扯犊子，接着找线索，我继续检索贾老师的邮件，发现每隔一段时间，贾老师就会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邮件，说钱已经打到卡上，请查收。 看了看贾老师和这些人的来往邮件，每次都是只发一个Excel文档，我下载了一个文档到桌面，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是一些留学生的信息，去了什么地区什么学校、家里大概什么情况、父母亲的联系方式，一应俱全。 我了解了这是什么情况——贾老师在向别人出售留学生信息。 （信息量很大的Excel表格） 周庸凑过来翻看了几下：“这信息也太详细了，连家庭背景之类的都交代清楚了。” 我说是啊：“留学申请本来就需要很全的资料，这种资料被出售，可比被卖个手机号什么的可怕多了。” 把这些证据都拍下来，我招呼周庸离开了格物启迪中介公司，在附近的汉庭酒店开了个标间，睡了一会。 第二天上午，在酒店吃完早餐，我和周庸一早就跟道边等着，九点多的时候，我俩截住了来上班的贾老师。 他远远看见我俩，想绕道走，我拍了下周庸，他快步冲过去：“早啊，贾老师！” 贾老师没办法，跟我俩走到路边，问我们想要什么。 我说什么都不想要：“就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刘潇的消息，也不帮忙联系一下普莱斯顿大学。” 他说因为联系不上，我拿出手机给他看：“那你和普莱斯顿大学的来往邮件怎么算？” 贾老师不想多说，干脆不理我和周庸，甩开我俩向着格物启迪中介走去，我从后面追上他：“别冲动啊老师，出卖他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停下脚步，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要不你就刘潇的事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我就报警，把你那些Excel的秘密都跟他们说。” 考虑了一下，他跟我们在路边坐下，掏出烟点上：“你们怎么知道我卖信息的？” 我说你别管了：“直接说刘潇的事儿。” 他点点头，忽然问了我一句，刘潇是不是真被绑架了。 我说当然是真的，已经收了好几个勒索电话了：“后天打钱，不然就要撕票。” 贾老师说那你们赶紧打吧：“别在乎钱了，先把人救回来。” 我问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他点点头：“我不是经常卖信息么，其实我知道买的都是些什么人，搞电信诈骗的。” “有次刚卖了一个叫李默的学生信息，他爸没几天就被骗了五十多万，还上了新闻，过了段时间，那个学生放假回国，找到我，说骗子说的那些信息，就我知道，没向别人透露过，要告我。” “我问李默能不能私了，他说可以，但要我把每个接待过的留学生资料都发给他，持续的发，尤其是离他上学的地方近的。” 我点点头，说所以你把资料都发给他了，然后呢？ 他说然后有一天，有个女孩，刚出国没多久，他爸就打电话，说女儿在美国被人绑架了，跟他要五百万，问能不能帮忙联系些人，搞清楚状况：“我当时就有点哆嗦，这女孩的资料，我刚发给李默没两天。” “后来相似的事情也出过一次，也是女孩，而且还被撕票了。” 周庸：“你说的这个什么李默，刘潇的资料他也有？” 贾老师说有啊：“早就发给他了。” （这种诈骗近两年很常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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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时想起了那句不知名的亚裔女尸，和刘潇以及李默联系在一起，心里有点不好的预感，赶紧给刘松之打电话，和他说了这事儿，让他去查李默：“为了以防万一，要不就先打钱吧，别对方真撕票。” 他说会跟领事馆反应李默的事，而且不是不打钱：“这两天又来了两个勒索电话，还没告诉我卡号呢。” 我问他这回录音没，他说录了：“录音文件和来电截图我一会儿都发给你，你帮忙听听。” 十分钟后，刘松之用微信给我发过来两段录音和两张图，我先打开录音听了一下——这两段勒索电话是由不同的人打的，奇怪的是，还是一个要一百万，一个要三十万。 （刘松之发来的录音和截图） 要一百万的那个是南方口音，普通话不是特别好，要三十万的那个没说多少话，但还知道用变声器掩盖一下自己的声音。 听完录音，放下电话，我问周庸什么情况下一伙绑架的人，能要两个不同的价钱。 周庸说不太可能吧：“确定是一伙的么？” 我说我也不确定，想着这事，我点开了刘松之发给我的图，两个电话一个是乱码，一个是171开头的，一个是未知来电。 我忽然想起一事——贾老师不仅把刘潇的个人信息卖给了李默，还卖给了电信诈骗的。而171开头的电话，基本都是诈骗电话。 （这两个号段来电话要警惕） 我给刘松之打电话问他171开头的电话，是哪个，他说是普通话不太好，要100万的那个，我说下次这个电话可能是电信诈骗，再来电时，你就说已经联系上刘潇了，看他什么反应，他说行。 晚上的时候，我接到他的电话，说171那个应该就是诈骗电话——他刚才又来电话了，刘松之的堂叔说女儿联系上了之后，对方一下就把电话挂断了。 而那个未知号码，有可能是绑架人用Skype之类的网络电话打的。 我点点头，问他紧急签证申请的怎么样了，他说已经下来了，明天晚上就飞美国。 第二天上午，刘松之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个消息——李默在刘潇失踪之前，就已经出事了，去年因为绑架，已经在美国被捕了，所以这次的绑架案不是李默干的。 （有的留学生出国不是为了学习） 我皱了皱眉，这其实不是件好事——如果真是李默做的话，起码有迹可循，如果不是李默做的话，完全无法判断是谁干的。 中午的时候，我的朋友Theo给我打电话，约我再去国贸三期喝下午茶，我和周庸赶过去的时候，他已经点好了华夫饼。 我坐下，问他是不是有信儿了，他说有：“去年灯塔送出去一个小孩，也在加州，我就托他去那个叫普莱斯顿的野鸡大学问了一下，对方说确实有刘潇这个人，但她已经退学一年了。” 周庸说什么玩意儿：“退学一年了，她家里都不知道？”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问Theo，刘潇是15年年初出国的，她拿的应该是什么签证。 他想了想，说应该是新B1，有效期最少两年那种。 我点点头，这个签证，可以在有效期内随便进出美国——如果刘潇已经退学了，那她现在一定在美国么，她有没有可能是在国内出的事？ （新的留学签证可以自由出入美国） 我打电话给刘松之，让他查一下他妹的出入境记录，他拜托了一个当刑警的同事查了一下，出入境记录显示——刘潇半年前在北京入境，然后就没出过境。 我问刘松之她妹有在国内用的手机号么，他说有，但他刚才打了，是停机的状态。 我说那你能不能查一下你妹身份信息绑定的手机号，他说行，回单位开了个证明，去电信、移动、联通调了自己妹妹的手机号，最后发现刘潇在半年前新办过一个电信的手机号，北京的。 通过基站定位，我得知刘潇的位置在大望路附近的一个小区，我告诉刘松之，让他堂叔堂婶别去美国了：“把机票退了吧。” 开车到了大望路的光辉里小区，让周庸拨号过去，接的是个姑娘：“你好。” 周庸说您好，我是快递，您包裹到小区里了，我找不到那栋楼，您能下楼取一下么？ 她说你再找找吧：“你问问保安，11栋怎么走。” 周庸说得嘞：“我再找找。” 找到11栋楼下，周庸又打了个电话，说让她下来取一下：“真不好意思啊，我这儿货太多，锁坏了，不敢离开，麻烦您下来一趟吧。” 姑娘挺不愿意的说行吧。 三分钟后，一个穿灰色帽衫的姑娘出了单元门，左右看了看，只有我和周庸站在门口抽烟，我仔细看了看她的脸——是刘潇。 周庸：“姑娘，找快递呢吧？” 她看我俩一眼，又看了看远处巡逻的保安，抬起脚往那边走。 我说你是刘潇吧，我们是刘松之的朋友，他让我们过来找你：“我们不是坏人，要不然我报个警成么，咱去警察局谈。” 刘潇停下脚步，脸色特红，说旁边有一咖啡馆，咱去那儿吧。 坐在咖啡馆，我问刘潇知道她自己被绑架了么，她说知道：“你们是傻X么，为什么多管闲事？” 周庸说你知道，但是不明白：“你把大使馆都惊动了，你爸你妈差点飞美国去验尸。” 我说你先别呲儿她了，让她说说怎么回事吧。 刘潇点点头，说自己到美国之后，很快就发现普莱斯顿大学是个野鸡大学，觉得野鸡大学不用怎么学也能毕业，就一直混日子，没想到第一年就挂了好几科，被普莱斯顿大学劝退了。 （即使是野鸡大学，也不一定好毕业） 她不敢和家里说，在美国又呆了半年，回了国，一直躲在北京。 但因为生性爱玩，不愿工作，一直管家里要钱，但两年毕业期快到了，她就想了个办法，用变声器假装自己被绑架，管家里要钱。 我说问她要到钱后打算怎么办。 她说假装被释放，说自己错过了考试，只能延期毕业，这样能再跟外边混一年，手里还有钱。 （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我联系了刘松之，让他回北京把他妹妹接回去，第二天上午，刘松之就飞到了，见了刘潇之后当着我们的面不好骂，就说了一句：“你可折腾死你哥了。” 中午的时候，我请他们去团结湖的大董烤鸭吃饭，刘松之问我这次调查需要给多少钱，我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帮你堂叔他们省了去美国的往返机票，你就给我两张往返机票钱就行。” 刘松之端起酒杯说谢谢：“知道你少收了，你平时都是很贵的。” 周庸笑了：“松之，你这话有歧义啊。” 我瞪他一眼，跟刘松之干了一杯：“其实你妹妹也傻，在美国留学的四成毕不了业，有很多人都是买了个假毕业证应付家里，就她还演了出绑架。” 周庸喝了口酒，问我有多少留学生买假毕业证，我说据说是个交易额过亿的产业链：“等吃完饭，咱们回去好好研究下。” （我打算调查一下这个产业链） 想出国留学的朋友们，一定要挑好中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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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辛苦了：100多个人组团抢劫，9个警察拿擀面杖，追了6天6夜 上期夜行实录里，我写了和留学有关的故事，很多人留言给我，讲了些自己在国外的故事。 今天我想写的，还是和出国有关的案子，和留学生无关，但也是关于一批往返于国内外的特殊群体，国际倒爷。 这件案子发生在90年代初，是建国后少有的大案——100多人被公安部通缉，60多人被判刑，29人死刑、两人无期，14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件案子里，有这么多人被判死刑和重刑，在新中国犯罪史上非常罕见。 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些涉案人员直到现在还被通缉，未能归案。 究竟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能让29人被判死刑？我从93年的俄罗斯开始写起。 1993年5月31日，从北京开向莫斯科的K3号列车，在过了莎利亚站后，被人拉下了紧急制动阀，临时停靠在新西伯利亚的一片白桦林旁。 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赵金华，带着十几个男人跳下火车，嘴里喊着 ，挥舞着刀枪，向着白桦林深处追去——在他们追的方向，四个男人正在一瘸一拐的疯狂逃命。 在白桦林里，赵金华等人追上了四个因跳火车逃跑，腿脚受伤的福建人，向其中一个人腹部刺了数刀，用棒子暴打另外三人，他们离去后，当地的俄罗斯居民将四个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的伤者送到了医院，并报了警。 第二天，赵金华等人在莫斯科被俄罗斯警方逮捕，2天后的6月3日，公安部收到了一封中央的密函，上面写着： “此事令人发指，建议派得力干部去俄，尽早破案，予以严惩，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这件惊动中央，令人“发指”的事，指的并不是这起伤人案件，而是整起“5·26特大抢劫、强奸案”。 1993年5月26日，在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列车上，从5月26日出发，至到达莫斯科的5月31日，6天6夜行程里，车上的乘客分别被四伙匪徒轮番洗劫。 上百名旅客受害、20多人被打伤、3名妇女被强奸、轮奸。 车上乘客所带的大量美金、几十万卢布和人民币及金首饰等财物，被抢劫一空，合计价值人民币上百万元——被赵金华追杀的四名福建商人，正是因为被连续洗劫了两次后，不愿连回家钱都没有，才奋起反抗，用事先准备好的啤酒瓶把匪首朱兴金砸破了头。 被砸伤的朱兴金，是女匪首赵金华的姘头。 赵金华看到朱兴金被砸伤，带人去砸福建商人的车厢门，在四人被逼跳车逃跑后，赵金华发疯一般的拉下了列车的紧急制动闸，带人在西伯利亚的白桦林里，上演了上面那起追杀。 列车紧急停下后，列车长和列车员都赶到被劫匪洗劫的车厢，正好遇到了追杀福建商人归来的赵金华一伙人，他们个个面目狰狞，手里拿着刀枪棍棒，列车长问是谁拉下了列车紧急制动。 赵金华当时就承认是自己拉的：“我！有人把我兄弟打成这个样子，他们跳车跑了我们得追，你们管得了吗！” 在一伙匪徒的威胁下，列车长无奈的退缩——事实上，迄今为止，这趟K3列车已经被几个团伙抢了一年多，不止乘客，列车长遭遇匪徒抢劫的事也发生过。 大家看到这儿可能有个疑问，为什么这趟列车有人抢劫，还会有那么多人乘坐呢，是因为当时通讯不方便、消息闭塞，不知道这个消息么？ 其实不是，据当时的一名受害人回忆说，乘坐K3的人，基本都是倒爷，他们多少听过车上有人抢劫的风声——但他们经受不住诱惑，想要去俄罗斯赚钱，发家致富，所以宁可承担风险。 K3列车，每周三从北京发车，周四凌晨进入蒙古境内，傍晚进入前俄罗斯境内，在周一早上抵达莫斯科，一共行驶六整天。 （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列车，去时叫K3，回来时叫K4） 最早坐这车的大多是出差的官员、代表团和高级干部，但随着飞机的普及和倒爷的增多，乘坐K3的主要人群变成了倒爷。 倒爷们将在中国卖不出去的积压商品换成大把的钞票——当时国内一件100块钱的皮夹克，只要带到俄罗斯境内，就能卖700、800，而且生意火爆，人人只恨货带得太少了，往往是车还没到莫斯科，货已差不多全部出手。 而倒爷们返程也不空手而归，他们先是倒羚羊角、牛黄等这些被俄国人当做废物扔掉的东西，后来这些药材价格被炒高了，海关也查得严了，便转而倒金钻首饰、香烟、邮票和狗等，只要能赚钱的都倒。 在那个万元户还很少的年代，许多倒爷一个月就能赚数万快，跑一趟俄罗斯就能买台车。 中国第一个“首富”牟其中，就是靠此发家，他靠五十车卖不出去的罐头、暖瓶，从俄罗斯换回了四架飞机卖给了川航，从中赚取了一个亿。 俄罗斯低廉的物价，使贫穷的倒爷们成了款爷，当时在国际倒爷中流行一句话：“中国人走遍全世界，只有在俄罗斯才活得像个人样！” 因为想去俄罗斯发财的人太多，K3列车的票十分抢手，本来不到5美元的车票，在黑市被买到了七八十美元——当时许多人都叫这趟车“富贵列车”。 任何赚钱的行业都会被人盯上，倒爷也不例外——所以K3上除了“背货客”倒爷外，逐渐还多出了一些“背刀客”的劫匪。 K3上的倒爷总共分三种，最多的是北京倒爷，除他们之外，还有些福建和浙江的倒爷。 而K3列车上的劫匪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原来就不是什么善茬，进过监狱的劳教、刑满释放的人，他们出狱后无事可做，于是想通过当倒爷赚些钱。 另一种原本也是倒爷，但因为到了莫斯科后，沉迷于当地的卡西诺（赌场）和嫖俄罗斯妓女，花光了赚的钱和老本，生出了坏心，开始偷盗、抢劫其他的中国倒爷。 他们甚至编了句顺口溜——“要想dollar来得快，不如上车把门踹”。 （倒爷是那个年代的特殊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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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心术不正或欠下赌债的倒爷们，很快发现了国际列车的一个漏洞——中国乘警在二连浩特站出境时，会全部下车，而俄罗斯和外蒙不会派乘警上车。 也就是说，北京到莫斯科这6天6夜，绝大部分时间，车上都没有警察。 这主要是由于各国警察制度不同，中国所有火车上都配备乘警，而俄罗斯和蒙古没乘警，完全是“以地保车”。 车上一旦出事，由列车员跟地面联系，当地警察根据案件性质，决定是否上车。 因为两国管理制度不同，使得K3驶出中国境内后，有一段很长的管理的盲区。 彪悍的北京倒爷们早就盯上了南方倒爷，他们先是小偷小摸，忽然发现没有警察管着后，就觉着偷不够过瘾了，于是他们开始抢劫，并且越抢越暴力，越抢越凶残。 到最后，这些匪徒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这个之后再讲。 我们先说几个犯罪团伙的主要人物。 当时列车上的劫匪团伙中，有四个团伙比较强，分别以苗炳林、牛顿、朱兴金、赵金华为首，这些团伙成员，很多在国内有犯罪前科，而且基本都是北京人。 在这些以北京男性为主的团伙里，人称“二姐”的赵金华是个异类，她既不是男性、又不是北京人，却一直混到老大的位置，成为了唯一的女性匪首。 这一切，完全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赵金华1951年出生于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六十年代末，她响应号召，从城市到农村，成了一名知青，并在支援当地染上了抽翡翠烟的习惯。 几年以后，知青的生活结束后，二姐（赵金华）去了北京，成了北漂，她没什么手艺，只能干些体力活，从一些小厂批发一些穿的用的，拿到西单的小百花市场摆摊。 后来倒爷开始盛行，看见身边许多人都当倒爷发了财，在百花市场摆服装摊的赵金华找到蛇头，买了假证明，获得了签证，以自费留学的名义乘K3前往俄罗斯。 1992年春节过后，牛顿一伙四五人在K3上抢劫，抢到3月份，来自北京的朱兴金见牛顿抢了不少钱，还没人追究，觉得这样来钱快，也找了十几个人效仿，其中就有二姐（赵金华）。 开始，二姐（赵金华）在朱兴金的抢劫团伙中，只是个端茶倒水的小角色，后来她成了匪首朱兴金的姘妇，地位日渐上升，号称“第一压寨夫人”。 （二姐赵金华） 后来发生的一次事情，让赵金华在这伙匪徒们中的声望达到了巅峰——另一团伙头子，绰号“老臭”的苗炳林被俄警方抓获，她出面组织“营救”，并率先拍出三千美金。 在她的策划下，劫匪们很快凑齐了一万美金，将苗炳林保释出来。 随后，赵金华潜回国内，在白沟购买了手枪、手铐，藏在糕点内带到俄罗斯。 从这以后，她每次抢劫都腰插手枪，越发嚣张，成为了抢劫团伙里真正的大佬级人物。 二姐赵金华在劫匪圈的声望特别高，有多高呢？ 我在前面写了，二姐知青的时期，喜欢上了抽翡翠烟——凡是她愿意帮忙，或收过保护费的人，她都极“仗义”地递给对方一盒翡翠烟，让对方摆在小桌上。列车上的劫匪在包厢内看到谁有“翡翠”烟盒，就会立即退出来：“这是二姐的人，别抢!” 在列车上，任何团伙的人看见包厢桌子上放着二姐专抽的无嘴翡翠香烟，都不敢擅自动手，必须先找到二姐向其“请示”并得到同意后，才能抢劫。 和二姐最亲近的，是朱兴金团伙——俩人原本就是姘头，即使在二姐独立门户之后，两个人也经常一起抢劫， 朱兴金年轻的时候，倒卖货物最远到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倒爷里最成功的那批人，曾经也拥有几十万元的存款，在俄罗斯开了公司，还买了辆奔驰。 可是因为狂赌滥嫖，他短时间内输掉了全部资金。 趁着俄罗斯政治、治安形势混乱，他自以为在境外抢劫犯罪，中国警察管不着，俄罗斯法律管不了，继而拉着狐朋狗友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四大匪首之一朱兴金） 三十岁的牛顿，是刑满释放人员，朱兴金和二姐赵金华就是看见他抢劫，才动了拉团伙打劫的念头。 据牛顿自己写的悔罪书，他出生在北京一个很好的家庭，家里收入比较丰厚，但因为不想错过“时代的商机”，所以出国经商，1991年，牛顿来到莫斯科，被一伙心怀叵测的歹徒设圈套（推测应是最早作案的苗炳林团伙），欠了钱，胁迫他一起上车抢钱。 第一次作案时，牛顿胆战心惊，心里对受害者还有一丝愧疚，第二次、第三次，他逐渐习以为常。 到了最后，他不仅成为了抢劫团伙的老大，还变得极其残忍，1993年正月初五，牛顿在火车上抢走一男青年的三十万卢布，因为嫌钱少，他在该青年左右胳膊上各砍一刀，头部连砍三刀，并告诉青年：“今天破五，砍你五刀”。 （匪首之一牛顿） 最后一个团伙老大“老臭”苗炳林，是公安部的一号通缉犯，他是最早一个抢劫团伙的头子，也是最后一个被抓捕的抢劫团伙老大——苗炳林是几伙劫匪中当之无愧的大哥大，我在上面写了二姐赵金华的崛起之路，她之所以能成为匪首，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1 成为了朱兴金的姘头，成为了小团伙的重要人物 2 凑齐一万美金，从俄罗斯警方手里保释苗炳林，成为了所有劫匪中的知名人物。 因为救了苗炳林，赵金华就成为了四大匪首之一，可见苗炳林在劫匪中的地位。 （匪首苗炳林，是火车劫匪中的“大哥大”） 这几个犯罪团伙，一开始都说不上残暴——他们甚至给自己定了规矩。 北京的倒爷是老乡，不抢。 留学生都没什么钱，不抢。 抢劫官员和外国人容易把事闹大，也不抢，只抢外地的倒爷、蛇头和偷渡的浙江人，这些人身上一般都带着几万美金。 （当时许多浙江人都通过蛇头，由俄罗斯一步一步偷渡到欧洲大陆，事实他们也成功了，据说现仅在欧洲的温州人，就有上百万，他们大部分都是那时偷渡过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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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挺有趣的，因为绝大部分的劫匪，都是通过蛇头拿到了去俄罗斯的签证——他们花一两千美金，请蛇头在俄罗斯发个邀请函，或入学通知材料，用来办护照和签证。 但拿到签证后，他们上车的主要抢劫目标，就变成了蛇头和他们的客户。 但逐渐的，这种抢钱方式越来越困难。 一是蛇头都反应过来了，他们买通了一些俄罗斯官员保护自己，而且许多人都配了枪。 二是抢劫团伙成员越来越多，只抢偷渡客和南方倒爷，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劫匪，所以北京倒爷和官员也被列入抢劫对象，犯罪开始升级。 开始的时候，劫匪会给被抢的倒爷们留下一些钱财用于购买返程车票，以及在当地的住店钱，但随着劫匪越来越多，每趟国际列车都是被几波劫匪轮番洗劫，有时一趟列车甚至会被连续洗劫五次，车上的倒爷们到达莫斯科时，都已身无分文。 除了火车上，他们还琢磨出了新型犯罪产业——抢劫在莫斯科做生意的中国商人。 当时莫斯科有三个旅馆中国人聚居地，分别叫“莫大”、“日出”和“四海”，不管是来淘金的倒爷，还是来抢人的劫匪，都住在这几个地方。 他们每天监视着旅馆里的中国住客，哪个房间新住进了人，哪个房间的中国人卖完了货，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摸清了这些商人和倒爷的底细后，他们会趁受害人卖完货后，持着刀枪冲入被害人的房间，二话不说先是一顿毒打，打到不敢反抗，然后将人捆起来，蒙上双眼，再搜刮走屋内的现金细软。 为了骗受害人开房门，他们会以找人、查房、送东西、假装老乡串门等为借口，有时甚至会让团伙中的女成员进行色诱。 抢完钱还不算完，劫匪还会收走受害人的护照，把他们掌控在手里。 倒爷和商人基本都不懂俄语，出了事也不敢报警，一时间，莫斯科的中国人人人自危，许多人卖了存货连夜回国，没卖完货的人，用厚木板加固房门，谁来敲门都不开。 在这种情况下，人性的丑恶往往会显露无疑——被苗炳林团伙敲诈的北京人李某，为了免除自己的债务，主动将劫匪们带到莫斯科的一所住宅，让苗炳林等人冲进去洗劫了四个中国南方人。 类似的情况很多，许多人为了自保，不惜出卖自己的朋友、老乡、同胞，让犯罪团伙洗劫了更多的人。 不仅犯罪方法，他们的犯罪手段也变得更加残忍，更加六亲不认——他们早就摒弃自己之前的三不抢原则，连亲朋好友也下得去手。 据赵金华团伙里的一个成员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二姐（赵金华）的侄子黄亚军在列车上抢劫，一个北京来的哥们儿说我认识你：“你不是小军吗？” 结果，他还是被抢了。 还有一次，一北京人仗着都是老乡，想要不交钱，结果耳朵被割了下来。 犯罪的升级，往往是群体性的，1993年3月10日，在K3列车上，苗炳林团伙成员贾小明上车时，盯上了长相美貌的孙小姐（化名）。 他化名高军，敲开了孙小姐6号包厢，和她聊了起来，从交谈中，贾小明得知孙小姐是江苏南京人，曾在某歌舞团做演员，现在南京某企业工会工作，这次去俄罗斯是出差。 贾小明对俄罗斯的花天酒地一顿吹嘘后，告诉孙小姐，俄罗斯现在治安很乱，像她这样的漂亮女人很容易遭遇到骚扰和袭击，——这让孙小姐很暖心，觉得贾小明是个好人。 获取孙小姐的信任后，贾小明邀请她到自己的5号包厢去坐坐，此时，已经是3月11日，列车驶入蒙古境内，中国乘警已经下车。 孙小姐到了5号包厢后，没多久进来了4名男子，对着孙小姐不断的开黄腔，她很反感，转身回到自己的包厢，贾小明跟进来劝她别生气，看见包厢里只有孙小姐一人，贾小明色心大起，开始对她动手动脚。 孙小姐拼命抗拒，贾小明威胁她说如果不从，到莫斯科就找人绑架她。 在威胁加暴力之下，孙小姐被强奸了。 贾小明得手后，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包厢，对着一帮匪徒吹嘘，说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国花，全都有戏! 经贾小明这么一点拨，钟继泉等4名劫匪开始轮流去6号包厢对孙小姐进行骚扰、猥亵、威胁，想要发生性关系，但均遭到拒绝。 3月11日晚，劫匪钟庆贺用刀撬开6号包厢，持刀威逼、殴打，企图强奸孙小姐。 此时恰逢俄罗斯海关人员上车查护照，钟庆贺未能得逞，但走之前放下狠话：“老子过了关还来！” 果然，过关之后，几名劫匪将绝望的孙小姐挟持到3车厢9号包房，对其实施了轮奸。 孙小姐忍受不了，找列车员寻求帮助，列车员却因被威胁少管闲事，并未伸以援手——在开到莫斯科的6天6夜里，孙小姐共遭十名匪徒轮奸了三次。 这件后来被称为“310特大轮奸案”的案子里，这伙来自北京的劫匪已经完全丧失人性——这其实已经预兆了后面更为恶劣、疯狂的“5·26特大抢劫、强奸案”，因为这群人已经疯了。 这群疯子当然不会收手，4月26日，南方一位停薪留职的女记者乘坐列车到达莫斯科，因在车站没找到自己的哥哥，被骗到旅馆，5名劫匪对其进行了殴打和轮奸。 5月26日，事件终于到达了高潮，K3列车从驶出国境那一刻起，就进入了匪徒们最疯狂的一场狂欢，这趟“富贵列车”，彻底变成了“厄运列车”。 当晚，K3刚驶出国门没多久，列车中部的几间包厢内冲出一伙戴面罩的劫匪：“咱他妈谁也不认识了！” 这伙劫匪分成两拔，拿着瓦斯枪、匕首等凶器挨个包厢抢劫，向旅客索要护照和财务，如果有人“不识时务”，吊起来就是一顿毒打。 他们从扎门乌德一直抢到乌兰巴托，一共抢了十几个小时，抢到了大量到现金和贵重物品。 其中有一位浙江妇女，被劫匪轮奸了两次，与此同时，她藏在糖果中的现金、首饰和护照也未能幸免，被劫匪搜刮一空。 27日中午，K3到达乌兰巴托，这伙蒙面劫匪下了车。 晚间车到伊兰站时，朱兴金和二姐（赵金华）又带着一帮人，窜上了车。 朱兴金手拿瓦斯枪，带着一个手持警用电棍到小弟，闯入两名浙江女旅客所在的包厢。 他拿枪顶住其中一人的头部，逼她交钱。 两个姑娘吓得浑身哆嗦，解释说钱都让上一波劫匪劫走了，朱兴金不但不听，还用枪托狠狠的砸姑娘的头，于此同时，他的小弟打开警用电棍，捅到另一个姑娘的脸上，包厢里一片惨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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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兴金逼两个姑娘脱光衣服，从她们的内衣中，搜走了最后的二百五十美金和护照。 赵金华那边也抢的兴起，她将一间包厢内的三男一女毒打过后，过来告诉朱兴金快点抢：“钱都他妈让人抢走了!” 朱兴金也很郁闷，这时一位浙江人出来上厕所，他追上去，用枪把打得那人满脸是血，并逼迫浙江人用方言叫开自己包厢的门。 他趁机冲进去，让包厢里的四位浙江人都跪下，反铐双手，毒打过后，把他们藏在袜子里的钱都抢走了。 5月31日，列车到达俄境内，朱兴金、赵金华一伙匪徒还没下车，另一个匪首牛顿，又带着一伙人上了车。 看到这里，你们可能会想一个问题——这些劫匪的团伙之间，就没有冲突么？ 还真没有，四大匪首之间，朱兴金和赵金华是姘头，赵金华又对苗炳林有救命之恩，唯一看起来和他们没什么关系的，就是牛顿团伙。 但据牛顿团伙前成员小建回忆，1993年5月9日，他跟着牛顿从彼尔姆车站上车，遇到了另外两个团伙，牛顿带他到9号车厢找二姐（赵金华）。 赵金华问牛顿上车干什么，牛顿回答：“上车弄点钱花。” 赵金华点点头：“你带什么东西了？” 牛顿里掏出一把左轮式的瓦斯枪，赵金华掏出一把“五四手枪”，说牛顿的枪不行，得用真家伙。 两人聊了一会，赵金华给牛顿“点道”，这节车厢有一帮有钱的南方生意人。 “点道”是句行话，在K3上，犯罪团伙碰在一起，不但不会火拼，还会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和乘客搭讪，弄清楚哪些包房里钱，并向其他人说明情况，就是“点道”。 牛顿带着小建几人，拿着瓦斯枪和刀，闯进了赵金华指明的9号车厢，毒打该包厢的乘客后，强行搜身、翻行李，抢到了3600美元和3000人民币。 他们抢完钱并没罢手，把找到的衬衫、录音机、手表等一切值钱的东西全抢走。 最后，赵金华因为“点道”，分到900美元。 “526特大抢劫、强奸案”发生后，中国驻俄大使馆很快接到了大量受害者投诉。 旅客王某被打昏后，又被水浇醒，匪徒将一壶滚烫的开水倒进一个大号罐头瓶，逼他一口喝下，否则就杀了他，他喝下后，又被反反复殴打折磨，几次昏迷，最后一次醒来时，车厢里只剩下满地血迹，他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发生在王某身上的事，并不是个例——这几伙匪徒，当着同行男客的面强奸女客，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妻子，对抢劫对象动不动就毒打，砍断他们的手指，将他们折磨致残。 6月3日13时44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写了一封特级密函，通过特急电报发给中共中央，诉说这次“526特大抢劫、强奸案”。 当天晚上，公安部就收到了我开始时写的那封，由中央批示的密函，要求严查此案。 关于在三次国际列车上发生事件的报告 为了方便你们看，我把电报原文打了出来 公安部在收到中央指令后，由部长陶驷驹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专案组，制定抓捕计划——他们决定兵分三路。 1 清查、抓捕在中国境内的劫匪 2 派工作组乘飞机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方面交涉，督促抓捕、协商引渡 3 组建一只秘密抓捕小组，乘坐K3去俄罗斯，看能否对涉案人员进行抓捕 之所以要派两拨人去俄罗斯，一明一暗，是因为，中俄当时没有任何的引渡条款，谁也不知道官方协商是否能成——说不定这边儿正协商呢，劫匪就被保释，跑路了。 所以暗中派个抓捕小组，看机会实施抓捕，算是个双重保险。 6月9日，抓捕小组由北京铁路公安处的副处长程亚力带头，九个人假装倒爷，秘密上了K3。 为避免被俄罗斯方面发现，引起国际纠纷，他们没带刀枪，只带了些擀面杖、车锁之类的东西防身——万一在这趟火车上和劫匪遭遇，他们只能依靠这些生活用品。 但他们没想到，劫匪一直有眼线盯着K3，抓捕组在买票时就被发现了——劫匪互相通气后，都知道有便衣上了车，谁也没动手，所以这趟车风平浪静的到了莫斯科。 不仅在国内被盯上，在莫斯科，抓捕组的成员也被监视着。 劫匪的人每天都在大使馆外盯梢，看进出的是否有新面孔，是不是北京来的警察——抓捕组想要出门查案，只能从大使馆后面翻出去。 没当地警方帮助、又被人盯上，抓捕行动很难展开。 组长程亚力决定不走寻常路——他决定借用黑帮的势力。 莫斯科有个叫谢尔盖的黑帮老大，有部分中国血统，对中国人很友好，程亚力与他联系，在莫斯科郊外请他吃了顿饭，向他寻求帮助。 几瓶二锅头下肚后，谢尔盖答应了。 俄罗斯的黑帮，一般都和当地警方有极深的关系，谢尔盖也一样——7月底，抓捕小组得到匪首牛顿的线索后，找到谢尔盖，由他出面联系当地警方，将牛顿抓获。 由此，抓捕行动终于顺利展开，通过和谢尔盖合作，很快控制了大批劫匪，并交由俄罗斯警方关押。 8月30日，程亚力带人抓捕了劫匪里的“大哥大”苗炳林，这个人物太重要了，他急忙向专案组汇报此事。 公安部、铁道部与外交部紧急商量后，决定不通知俄警方，由程亚力将苗炳林等三名要犯直接秘密押解回国。 押解苗炳林回国不是个简单工作，如果对方反抗，被俄方发现，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所以程亚力想了三个办法。 1 通过谈判，让苗炳林等三人分别写了自首书，表示愿意回国接受法律的审判。 2 做通苗炳林妻子的工作，让她发来一封电报，说苗炳林有精神病，拜托朋友将他带回国。 3 托人从北京带来六箱啤酒，打电话认识的莫斯科警察来火车站取，说是礼物，等莫斯科警察来取礼物时，和他们合影，并故意让苗炳林他们看到，暗示这是个官方行为，使他们失去反抗之心。 做足这些准备，苗炳林被有惊无险的押解回国——于此同时，外交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俄方同意与中国警方合作，抓捕在境内的犯罪嫌疑人，并引渡回中国。 1993年12月30日，朱兴金、赵金华、牛顿等其他主要嫌犯，被引渡回国，被分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和铁路公安局看守所，等待审判。 1994年12月7日，朱兴金、牛顿、赵金华、苗炳林等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这时离1992年2月的第一起火车劫案，已经过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从此之后，这趟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列车，再没遭遇过抢劫事件。 （苗炳林等人的死刑，让所有去俄罗斯做生意的倒爷都松了口气） 今年5月份时，刘松之来北京跨省调查，我和周庸请他在美术馆附近撸串时，聊起了国内有没有什么跨境调查的大案。 我说当然有，还跨国了呢，然后给他们讲了这个案子。 周庸嚼着毛豆：“徐哥，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北京还有过一个这样的团伙。” 刘松之说是：“我当警察的，坏人也见过不少，但这么多坏人聚集在一起，我还真没见过。” 我说这帮人也不是本来都坏——这起火车劫案的匪徒中，除了朱兴金、苗炳林这些有案底的，还有一部分，原本就是些普通人。 这些人中有商人、留学生、高干子弟，他们中很多人甚至一开始是被强迫入伙的，但在作案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残忍程度，一点不亚于其他匪徒。 在被捕后，这些人尤其后悔，甚至希望死刑并捐献器官，以减轻自己的罪孽。 周庸想了想：“你的意思是，他们本来不都是坏人，那为什么做事这么残忍？” 我说人的好坏很难戒定，我看过一个法国人写的书，叫《乌合之众》。 “里面说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但不管本性怎样，只要做错了事，就需要付出代价。” 参考资料： 《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全揭秘》作者：艾安军 北京科教频道纪录片 中俄列车大劫案疑犯被公诉 曾6天内轮奸女子3次（法制晚报2012.04.23） 中俄列车大劫案：18年后的解密（新华法治2011.11.10） “中俄列车大劫案”揭秘(组图)（京华时报2011.08.15） 中俄列车大劫案嫌犯宗立勇潜逃18年后终被抓获（广州日报2011.07.24） 震惊中外中俄国际列车惨案 女干部被轮奸三次（爱历史2014.07.13） 还原中俄列车大劫案（京华时报2011.08.16） 13年前中俄国际列车劫案:犯罪团伙持瓦斯枪作案（荆楚网2007.02.11） 中俄国际列车劫案疑犯之一逃亡14年后落网（中国广播网2007.06.01） 南方周末： 异国还乡中俄国际列车上的6天6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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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把两次的更新都放到一块了。你们可别催更哈。 下周我再更新一个猛的。 |
| 我今天更新一个完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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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贼12年：什么刀枪棍棒都耍的有模有样，but！】 上周发完“中俄火车大劫案”后，很多人都说喜欢这类故事，那我就再讲一个真实案件。 这件事发生在东北，一杀人抢劫团伙，用棍棒、枪、刀、绳索等工具，十二年间，杀害了21人，杀伤25人，抢劫金额超过300万。 这伙劫匪的第一次作案，就杀了人，死的是一名司机——事实上，被这伙人杀死的21人里，有10名司机，看起来好像他们对抢劫司机情有独钟，但其实不是，杀死这些司机身上，他们另有目的。 我从他们第一次作案开始说起。 1987年7月27日，一辆车牌辽D开头（抚顺）的出租车，顺着沈抚公路开往沈阳。 除了司机朱某外，车上还有两名乘客，坐在副驾驶的孙德林，和坐在后面的汪家礼。 傍晚时，出租车从马官桥下道，孙德林看了看四周没车没人，地方比较偏僻，转过头：“师傅，靠边停一下呗，尿个尿，憋不住了。” 朱某靠边停车，孙德林假装尿急跑下车，站在路边解开裤子，一边撒尿，一边转头看后座的汪家礼——汪家礼紧握着一根铁棒，想给从后面给朱某“狠狠的来一下”。 但由于第一次作案，心里紧张，汪家礼的手怎么都抬不起来。 孙德林这时已经尿完，抖索半天了，看汪家礼迟迟不动手，怕露出马脚，心里骂了声废物，提裤子上了车——但他没回副驾驶的位置坐，他拉开后门，告诉汪家礼“往里挪挪”，坐在了驾驶员的后面，顺便从汪家礼手里，接过了铁棒。 又开了一会，换成汪家礼让朱某停车，说也要下去撒尿——朱某靠边停下，后排的孙德林忽然挥手扬起铁棍，狠狠的打在他的头上。 将他打晕后，孙德林又掏出一把从肉铺偷来的尖刀，对着他的胸口补了几刀，转头看向吓懵了的汪家礼，说这回应该死透了。 等汪家礼缓过神，两人将朱某尸体搬到路旁的沟里，坐上车，试图把车开走，却发现车怎么也打不着火。 无奈之下，两人只好弃车逃跑。 过了几天，司机朱某的尸体被发沈阳警方发现，他们认定这是起抢劫杀人案，完全没想到，背后其实还有一系列的设计。 如果我是沈阳警方，估计也会做出一样的判断，因为孙德林设计的这套作案手法太难预防——他注意到东陵区的一个派出所所长，每天带枪骑自行车上下班，于是想到了一条“发财大计”。 1 从外地抢劫一台汽车，并杀死司机，防止有人很快注意到这台车被抢了 2 用抢来的车，撞死带枪上下班的派出所所长，抢夺枪支 3 用抢来的枪实施包括抢银行在内的一系列抢劫行为 计划很周密，但由于车出了毛病，两人的计划没能得以实施。 在后来的多次抢劫里，这伙歹徒多次使用这个方法，有成功也有失败——所以才死了那么多司机，这些一会儿再说。 先说说杀了人的孙德林和汪家礼。 （老大孙德林） 因为第一次杀人，不清楚警察的搜寻力度，俩人决定“小打小闹”几年，从1988年到1990年3月，孙德林和汪家礼基本上做的都是些盗窃案——不是在饼干厂偷台摩托车，就是在环卫所盗两个发动机。 依靠这些小偷小摸，两个人倒也活得下去，但他们总觉得这样来钱不快，于是他们决定走回“老路”，抢劫。 孙德林觉得，靠他们两个人，盗窃没问题，但抢劫可能有些人手不足，要是遇到抢劫对象激烈反抗、或者男性多的时候，他们俩可能制服不了对方，甚至还有被制服的风险，于是他和汪家礼商量了一下，决定再拉几个人入伙。 （汪家礼，它实际是团伙里的二号人物） 汪家礼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二哥汪家仁。 这个汪家仁，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他在“文革”时，就因为打砸抢被抓到凌源监狱服刑了9年，出狱后做什么买卖都不成，不仅赚不到钱，还赔钱。 除此之外，他非常痴迷于嫖娼，只要有一点钱，就去找小姐——这也导致他的生活非常穷寇潦倒。 他一直很羡慕三弟汪家礼，觉得汪家礼这几年不缺钱花，所以汪家礼一找到他，说明要一起“干几票”时，他马上就答应下来。 这时汪家仁已经五十几岁，行动能力远不如孙德林和弟弟汪家礼，所以他在之后的案件里，主要负责的是踩点的工作。 （汪家仁，主要负责团伙踩点） 汪家仁进入团伙之后，又拽上看自己曾经的工友王文绪，没下岗之前，俩人一起在冶金机械修造厂工作。 王文绪的人生跟汪家仁类似，年轻时也参与过打砸抢，后来因为盗窃被法院判了12年，1983年又被判刑了5年。 又加入了两个人，四人小团伙正式形成。 （王文绪是团伙里最不受待见的人，后面会讲） 四人凑在一起后，连续做了几起入室抢劫案，抢了20来万，搞得整个沈阳人心慌慌。 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金后，孙德林产生了买枪的想法——他对枪有种执着，早在只有他和汪家礼两人团伙的时候，他就一直想搞一把枪。 我在前面讲过，他们第一次作案，杀死司机，就是为了抢车撞警察，然后抢枪。 在俩人盗窃的那三年里，孙德林也有一次差点就搞到了枪。 1987年的一天，孙德林找到汪家礼，说自己搞清了于洪区乡政府财会科的位置，就在二楼，问汪家礼“干不干”。 汪家礼当然干，两人准备了一番，假装办事的来到乡政府办公室踩点，进入楼里的时候，被一名女干部发现，赶了出去。 但这趟踩点，对于孙德林来说有意外之喜——他发现了乡政府的武装部，并在柜门里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出于谨慎，孙德林并没拿走手榴弹，他怕打草惊蛇，打算过两天偷着溜进来，看武装部里是否有枪。 几次踩点之后，孙德林发现乡政府楼的外墙是土坯的，应该很容易掏开。 孙德林以前做过车工，对各种家伙式（工具）都很熟悉，回到家后，他自己做了个掏墙工具——一个能撬砖能挖土的铁钎子。 工具做成的晚上，他叫上汪家礼，又来到了乡政府，可能没想到有人会来政府盗窃，并没有看门的人，俩人轻松的进了楼里，孙德林上了二楼，让汪家礼在楼下给他把风。 到了武装部门口，孙德林拿起自己制作的“掏墙神器”，就开始挖武装部的墙，挖了半个多小时，孙德林放弃了，下楼告诉汪家礼：“CTMD，挖不开，武装部的间壁墙是水泥的。” 为了报复，孙德林用“挖墙神器”挨个撬办公室的门，偷光了乡政府里所有的钱和值钱物品。 孙德林在被枪决前接受过一次采访，在被问起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枪时，他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热兵器更有震慑力，受害人不容易反抗，抢劫银行等有枪的地方，能有同等的火力。二是枪能和公安机关的对抗、保护自己，所以必须要有枪。 由于抱着这样的信念，两次失败，并没让孙德林放弃要有枪的想法，抢了几次钱后，孙德林把三个同伙叫到一起，说不行啊兄弟们：“我觉得咱得有枪，要不做事不方便”。 孙德林是团伙的老大，说了话几个人都得给面子，所以几名匪徒一拍即合，开始着手买枪。 他们先后去了广东和海南，最后在开原、吉林买到了四支猎枪。他们把枪柄锯短，放在汪家礼家里，随用随取。 拥有了枪后，这伙匪徒更加猖狂，从1992年7月，到1994年5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这伙歹徒抢劫了15次，其中入室抢劫9起，杀死6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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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的6人都是司机，这一切都源于孙德林“先抢车，后抢劫”的犯罪理念。 1994年，孙德林想到了一条比入室抢劫来钱更快的方法——沈阳有很多的工厂，这些工厂每月都是现金发工资，他们可以趁发工资的那天，去抢劫工资款。 同年1月，劫匪们踩点后决定，铁西某厂的工资款——他们决定使用“老套路”。 抢劫的前一天，先抢两辆车，一辆跑得快的轿车，用来当抢劫用；一辆外地骗来的小货车，用来逃跑、接应。 这两辆车的司机都要杀掉——就是说无论第二天能不能成功抢劫，都要先死两名司机。 1月9日上午，王文绪到辽阳雇26岁的李某到沈阳拉货。李某开着自己的蓝色微型帆布篷货车到达沈阳铁西区的亚州宾馆附近时，汪家仁上了车。 汽车又开了一会，在南郊大堡见到了等在那的孙德林和汪家礼，几个人合力用绳子把司机李某捆了起来，在车厢里把他掐死了。 晚上，劫匪们把李某扔进了洪区张士乡道边发现一眼枯井里。 1月10日，因为有很多警察在他们要抢劫的厂子附近，他们没有抢成。 2月，汪家礼决定从他之前工作的酒厂抢钱。 3月2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踩点后，几个人分好工，孙德林去“准备”轿车，而汪家仁去“准备”货车。 早上，孙德林在艳粉街永善小区等来了一辆白色伏特加。伏特加司机名叫刘某，是于洪区杨士乡人，四十来岁。 另一面，汪家仁也从南塔雇了一辆132型长箱货车。 劫匪预定好的作案地点，在于洪区大坝下南塘鸡场附近的土道上，汪家仁和货车司机吕某先到达了这——车刚停，汪家礼和王文绪就冲上来，堵住车门，捆住了吕某的手跟脚，然后将他的嘴堵住。 吕某不想束手就擒，拼命挣扎，汪家礼照着他的腿就是两刀，直接把吕某刺的失去了反抗能力，然后绕到他身后，用绳子勒死了他。 刚杀死吕某没多久，伏尔加拉着孙德林到了这里，他们又以同样的方法勒死了司机刘某。 处理完两个司机的尸体后，汪家礼坐进了伏尔加里，然后他发现——伏尔加跟自己平时开的车不一样，他不会开。 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伏尔加是什么车，我稍微解释下，为什么车技很好的汪家礼不会开这台车——伏尔加是前苏联的“国车”，几任苏联领袖平时出行，都会乘坐“伏尔加”，就连普京最喜欢的车也是这个，但现在已经停产了。 这车和其他车最不一样的地方是，离合器特别灵敏，周庸家收藏了一台伏尔加的老爷车，我曾经开过一次——因为离合器太灵敏，1档和2挡很难挂挡的，根本无法摸清车子的离合结合点。 是我开过最难开的车。 我估计当时汪家礼面临了一样的问题——这车他根本驾驭不了，他当时就冲着老大孙德林发了火，说你抢的这是什么jb车。 孙德林当时没还嘴，但经过这事，两人心中都有了一个坎。 因为不会开伏尔加，错过了酒厂发工资的时间，几人的计划又失败了。 同年的5月19日、20日两天，几人为了抢劫南塘鸡场的工资款，又杀了在抚顺开132型货车的39岁司机唐某和在沈阳开拉达的司机居某。 但因为鸡场工资不是同一天发，而是分好几天发，计划又一次流产了。 杀了6个人，却什么也没抢到，这伙恶徒想的竟然不是放弃，而是接着这么干——终于，他们干成了一票。 1994年6月28日早上，一辆桑塔纳运钞车载着29.8万现金停靠在皇姑区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前。 一辆白色的天津大发微型面包车停在了运钞车的不远处，三个套着丝袜的男人从面包车上跳下。他们用猎枪控制住运钞员和司机，将两个装钱的黑色提包抢走后跳上面包车离开了。 当天晚上，那辆白色的天津大发面包车在皇姑区昆山中路89号东侧的一条胡同里被找到，这个胡同离华山信用社只有几千米。 （警察在胡同里发现了作案用的面包车） 警察赶紧联系面包车的车主35岁的黄某，但黄某的亲属说他在6月26日一早就出去拉脚了，一直没有回家。 直到九天后，黄某的尸体才被于洪区环卫所的工人在于洪乡姚家村路边一片稻田里发现——因为正赶上夏天，又长时间泡在水里，尸体已高度腐烂，爬满蛆虫。 这三个套着丝袜的男人，分别是孙德林、汪家仁还有孙德林的弟弟孙德松，开车的司机是汪家礼。 看到这儿你们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多出了一个孙德林的弟弟孙德松，原来的团伙成员王文绪呢？ 其实这个时候，团伙已经把王文绪排出在外了。 王文绪这个人，性格不好，没有什么能力，却总想抢占话语权，而且仗着岁数大，从来不听指挥，让团伙的另几个成员都很困扰——关于他性格不好的问题，我会放一个几名犯人死刑前接受采访的视频在最后，你们看过就懂了，直到那时他还不知悔改，觉得自己判死刑是不公平的。 在前几次劫车杀人，却没能成功抢钱后，王文绪不断挑战老大孙德林的权威性，并且经常违背团伙内部的规定，让其他几人都心生厌恶。 最后让他们下定决心将王文绪踢出伙的，是因为王文绪违背了团伙的“销赃原则”。 在这个劫匪团伙内部有个规定，为了安全考虑，抢到金银首饰之类的物品，要统一销赃后，平分金钱——但王文绪不听，拿着自己抢到的金饰，上金店随随便便就卖掉了，让团伙成员十分担心会不会因此被查到。 他的存在，让整个团伙陷入了危机，所以必须把他踢出队伍。 你可能会有疑问——这伙劫匪杀人如麻，为什么不直接干掉王文绪，解决隐患。 其实孙德林当时考虑过干掉王文绪，但他想了想，又觉得没必要，王文绪也参与过杀人，应该不敢到外边瞎说，干掉他没必要，反而有风险，以后抢劫不带他就行了。 于是他和汪家礼、汪家仁商量了一下，之后的几起抢劫，都没有通知王文绪，但为了平衡团队，继续保持自己的位置，他把自己的弟弟孙德松拉入伙了。 孙德松当时正值离婚、做生意失败的时期，心灰意冷，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孙德林拉了弟弟孙德松入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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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信用社运钞车的案子，很快上了报纸。普通民众不懂，但王文绪太熟悉他们的套路了，一看就知道是孙德林带人抢的。 王文绪很气愤，找到孙德林几人，质问为什么不叫他。孙德林没承认，说不是他做的，并且过几天要干把大的，让王文绪一起。 王文绪听说又能赚钱了，就没再追究，结果孙德林找到汪家礼和汪家仁，商量说给王文绪做个局。 又过了几天，四人相约带着猎枪，在铁西区新开河边见面。 王文绪最先到的，等了很久，三人终于来了，并在王文绪面前演了一场戏，说要金盆洗手。 为了使这件事更真实，三人把带来的猎枪拆了个稀碎，扔进了新开河里。 看着几人都把枪扔了，王文绪没办法，掏出自己的猎枪，也拆掉扔进了河中。 金牌洗手当然是假的，扔掉猎枪的原因是，孙德林觉得武器应该更新换代了。 猎枪的弊病，在之前的抢劫里，显露无疑——因为走火和哑火，已经导致了两次抢劫失败，孙德林想，猎枪终究是不成事，是时候换成手枪了。 将王文绪踢出团伙，猎枪也扔掉了，大家开始四处寻找买手枪的路子，几个人先后走了很多的城市。 1995年春节一过，汪家仁、汪家礼带上钱，坐上了去广西的火车。 汪家仁找人办了个通行证，往返越南多次，终于买到了一支“五九式”手枪。他把手枪藏在水果篮里返回了沈阳。汪家礼后来也在广西买到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把枪带回沈阳后，汪家兄弟开始手痒，觉得既然买了枪，就应该拿出去“试试”。 1995年9月10日，汪家兄弟没通知孙家兄弟，两个人走进二手车行，以看车为由寻找目标。 很快，他们盯上了一辆红色桑塔纳。 桑塔纳车的主人也是一对兄弟，田晓光和田明宏。汪家礼冲过去跟哥俩说要把车开回厂子给老板看，就算不成也给200块钱。哥俩着急把车卖出去，就同意了，让汪家仁、汪家礼上了车。 开到了于洪区的南塘种鸡场附近时，汪家礼看四周没人，掏出手枪呵斥田晓光停车，田明宏趁汪家礼盯着田晓光时，一把抓住了汪家礼的手枪，汪家礼使劲把枪拽了出来，照着田明宏的脑袋就是一枪，田明宏当场死亡。 汪家礼觉得不解气，又冲田明宏开了两枪，回手又向田晓光头上连开了两枪，田晓光也死了——曾经拿铁棍杀人抬不起手的汪家礼，这时已成了一个完全没人性的暴徒。 事后，汪家礼开着桑塔纳四处寻找弃尸地，但因为人多就没弃。俩人开着桑塔纳又回了车行，把车扔下，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回家了。 第二天上午，公安分局刑警队副队长唐保书住在昆山西路，第二天上班的路上，他路过这辆桑塔纳时，发现这车没牌子，上前查看，发现后排叠着两具尸体，头部和胸部都是血。 他赶紧通知同事赶到现场，并在桑塔纳后坐发现了5枚7．62毫米的五四式手枪弹壳。 因为这是手枪第一次出现，警方仍没能把这件案子与之前的入室抢劫、杀司机的案子联系在一起。 这起案子也让警方很疑惑，他们联系到田氏兄弟的家人，得知俩人身上只有200块钱，就为这持枪杀人好像有点“不值”。 而对方的目的又显而不是劫车，因为凶手杀完人后，直接把车就扔路边了——他们哪能想到，这就是一起残忍的“试枪案”。 拿到手枪后，汪家礼和汪家仁觉得，有了手枪，什么情况都能应付，没必要和孙德林两兄弟一起抢劫了，于是单做了两起案。 但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孙德林也很快猜到，汪家兄弟搞到了手枪，开始单干了，为了更好的抢劫，他找到汪家兄弟，商量要求合作，一起干票大的。 汪家兄弟知道这个“老大”人比较聪明，容易有路子，于是就答应了。 1996年3月8日，是第一饲料厂发工资的日子。 八点多，一辆伏尔加汽车载着刚从云峰北街工商银行取来的20.7万现金，开进厂子，停在办公楼前。保卫科的刘某从车里取出两个装满钱的旅行包，往楼里拎。 （被抢劫的第一饲料厂） 一辆红色拉达出租车一个急转弯停在了伏尔加旁边，头上戴着口罩和黑色棒球帽，身上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孙德林从出租车上跳下，一边挥舞着手枪一边从刘某的手里抢夺旅行包。 刘某拖着旅行包向楼里跑，孙德林看他不撒手，照着刘某的胸口就是一枪，闪躲间子弹打进了他的腰里。 保卫科干部韩某就在附近，听到枪响后冲过来扑向孙德林，孙德林扣动扳机，子弹从韩某的左鼻翼射进，右脑射出，鲜血四溅，韩某当场死亡。 同样装扮的汪家仁从出租车上跳下，冲向了伏尔加的司机王某。他的任务是抢夺车钥匙，给逃跑创造机会。 因为汪家仁年岁已高，并不是司机王某的对手。孙德林看见以后几步跑到伏尔加前，隔着挡风玻璃朝他开了三枪，王某当场死亡。 孙德林和汪家仁坐上拉达出租车，汪家礼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消失在了街上——整个案件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一分多钟！ 第一饲料厂其他的同事将受伤的刘某送到了医院，并报了警。 上午10点多，红色拉达出租车在应昌街二段11号楼旁被找到。 车内没人，警察在后备箱中发现了一具两腿弯曲向左躺着并在脖子和手腕上绑着绿色尼龙绳的男尸，经调查男尸正是这辆出租车的车主——34岁的王某。 这起案件发生后马上被上报到了公安部，沈阳公安局迅速组织了大量警力，对现场提取的尼龙绳、麻袋、弹头、弹壳进行检验，争取早日破案。 通过现场的弹头和作案手法，沈阳警方断定，这起“3.8抢劫杀人案”和之前的“6.28运钞车抢劫案”、“9.10杀人案”以及多起司机被杀案，都是同一伙人做的。 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全市排查可疑人员、枪支，并寻找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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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作量十分巨大，到1998年2月中旬，沈阳警方已经查出了全市符合年龄段等工作条件的嫌疑人86万人，重点嫌疑人2．3万人。其中，采纳掌纹1．5万枚，排查去向不明的重点人员332人，查获涉枪案件线索30多件。 ”3.8“大案发生后，沈阳市公安局分析了整个案件： （警察确定了案犯特征） 除了对媒体公开外，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召集全市警察开会，做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安排，复印了1万5千多份，发给全局系统民警，让他们根据指示进行排查。 （全沈阳的民警人手一份） 在警方全力以赴的时候，劫匪们又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内斗。 做完“3.8”大案后，汪氏兄弟又开始撇开孙德林兄弟俩单干。 1997年10月16日、11月9日，不到一个月，汪家仁、汪家礼连杀两人，抢劫现金和财物14万6千多元。 10月16日，36岁的张某在自己位于铁西区南八中路25—2号楼的家中被汪家礼用枪杀死，抢走一万多元。 11月9日，温州商人项某的妻子王某，在皇姑车行买车时被汪家礼用枪射入心脏，当场死亡。 于此同时，连猎枪都扔了的孙德林兄弟，只能重新使用冷兵器作案，1998年5月5日，孙德林两兄弟试图绑架五爱市场的一位女业主，但因为对方拼命反抗未遂，孙德林再次意识到，光靠冷兵器没法成事——他必须得有手枪。 （五爱市场） 在此之前，他曾经去管汪家礼兄弟借枪，他们约了一个地点见面后，汪家礼掏出59手枪递给汪家仁，说已经顶火（上膛）了，同时又掏出了54手枪，自己上了膛。 当时是夏天，孙德林却看到汪家仁的手一直在哆嗦，他明白，有了手枪的汪家兄弟，已经彻底不认自己这个老大了——他们起了杀心！ 孙德林买手枪的心越来越坚决，这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 1 没有手枪抢劫不方便。 2 汪家兄弟作案越来越猖狂、没有顾忌、这样下去容易出事连累到自己和弟弟孙德松，他必须买到手枪，重新当上老大，控制他们的行为。 于是，他购买了去广西的车票。 1998年5月，孙家兄弟出发，带着钱去广西买枪。他们也学着汪家兄弟，打算分头进入越南——孙德林先去，孙德松去南宁玩几天再去。 到了边境东兴镇以后，孙德林假装旅游找了个向导，希望向导把自己带出境。他买枪心切，刚出境，就跟向导说了自己要买枪。 （孙德林过了边境去越南买枪） 两天后，向导给孙德林带了一支“五四式”手枪，要价5500元。除了枪钱，孙德林又给了向导500块钱好处费。 这把枪比汪家兄弟的贵不少，但孙德林一想以后可以用它赚大钱也就不在乎了。 枪拿到手后，孙德林没想到的是，那个卖枪给他的向导举报了他，在回国时，孙德林被边检站的警察逮捕了。 在南宁玩了几天的孙德松知道以后傻了眼，一个人回了沈阳，四处和亲戚朋友借钱，凑了4万块后又去了广西，打算给哥哥活动活动。 然而苦于没有门路，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却没能起到一丝作用。 1998年11月30日，孙德林因走私武器、弹药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并罚了3000元。最后，孙德林被押到宾阳县廖平劳改农场砖厂服刑。 另一方面，孙德松仍然没放弃营救哥哥，他找到汪家礼和汪家仁，希望再“搂一发”，拿着钱去广西救孙德林。 汪家礼和汪家仁这时因为赌博和嫖娼，也把之前抢来的钱都花光了，孙德松找到他们后，三人一拍即合，决定不顾满沈阳都是在找他们的警察，再干票大的。 他们盯上了一户炒股的人家，这户人家经常会从银行取一大包现金，带回住处。 事后，汪家仁在接受审讯时，还谈到了这票大的，说当时没想别的，就觉得干这一票肯定“挺解渴”。 （汪家仁接受审讯时说干这票“解渴”） 1999年5月，汪家仁、汪家礼在联运站附近踩点。一辆白色桑塔纳2000停在了联运站门前。 三个老板模样的男人下车后走进了联运站。几分钟后，他们拎着一个蓝色的兜子出来了，兜子看起来沉甸甸的。 汪家礼和汪家仁跨上摩托赶紧跟上，最后追到了原省人大办公大楼与嘉环大厦之间的一个居民楼的院子里。 回去以后，他们前后足足跟了四个月——这和他们老大孙德林制定的作案方式相违背，孙德林一向喜欢速战速决，因为他知道，作案时间拉的越长，越容易留下证据和线索。 1999年10月19日晚四点多，按照分工，孙德松和汪家仁分别骑摩托车跟踪白色轿车，汪家礼提前带着手枪在现场等候。 六点多，天彻底黑了。一辆白色本田从西面的入口向汪家礼隐藏的地方开来。一个男人从副驾驶下车，拎着那个蓝色的兜子向楼里走。 穿着蓝色小翻领夹克工作服、戴着深色安全帽的汪家礼左手拿着手枪，紧紧跟在后面。 男人刚打开家门，汪家礼冲着男人的腰就开了一枪，男人瞬间倒在了地上。汪家礼拎起兜子后，递给了守在门口的汪家仁，两人骑上摩托车就跑了。汪家礼走后，屋内男人的老婆报了警。 另一面，正在锁车门的司机听到有枪响，就抬头看，正好迎上孙德松。司机撒腿就跑，孙德松连开两枪没打中。孙德松没追，司机捡回了一条命。 抢到钱的三个人在约定地点数了一下钱，足足100万！ 沈阳警方在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提取了弹头后确定，这正是之前“3.8”大案里，劫匪所使用的54和59型号手枪，他们立即开始调查被抢的受害人，看是在什么时候被这伙劫匪盯上的。 孙德松这次分了32万，他拿着钱去广西营救哥哥孙德林，在看守所里，他和孙德林见了一面——孙德林一看见他，就知道弟弟孙德松肯定是又干了一票，拿钱来营救他了，于是就问他抢了多少。 孙德松说100万。 孙德林点点头：“这次活干的怎么样，漂亮不？” 孙德松迟疑了一下：“还行吧。” 孙德林看他有点勉强，就觉得有点不对，问这次的活干了多久，孙德松说四个月。 孙德林想着团伙里除了自己，汪家礼是经验最足的，就问他汪家礼怎么说。 孙德松告诉他，汪家礼说：“如果大哥（孙德林）在，早就完事了。” 汪家礼做完这件案子，也意识到了大哥孙德林的作用——聪明、心思缜密、下手狠，对进退的尺度把握非常好，缺少了他，团队作案的难度和风险都加大了。 孙德林听弟弟这么一说，当时就觉得完了，这次肯定是要出事，作案时间这么长，汪家礼也觉得不对劲，估计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他的感觉是对的，沈阳警方通过对银行录像的观察，以及目击证人——在港澳证券大楼拐角处修车的周师傅的确认，很快锁定了汪家礼和汪家仁。 （目击证人周师傅） 10月22日，汪家礼和孙德松骑的两辆摩托在和平区民主公安派出所管内被找到。 10月29日早上，汪家仁在位于皇姑区昆山中路134号楼家门口被抓。中午，汪家礼也被抓住了——警察在汪家礼家仓库堆放的木材里，找到了三块钉在一起的木材，木材中间被盗空了，在里面发现了六十多万现金。 在木堆中有一个涂着棕色油漆的木板，在里面找到了两把手枪。 （藏枪的木板） 汪家仁、汪家礼很快就交代了同伙孙德松，10月30日中午，孙德松在广西黎塘镇的一家旅店被抓。 11月3日，王文绪在哈尔滨的一家饲料厂被抓。 12月14日，孙德林、汪家礼、汪家仁、孙德松、王文绪持枪抢劫杀人一案公开庭审，部分被害人家属出庭听审。 12月15日下午5时30分，审判长宣布一审判决结果。 孙德林———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1万元；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走私枪支弹药罪余刑3年零3个月。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 汪家礼———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1万元；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 汪家仁———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 孙德松———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 王文绪———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 判决书中，还判令孙德林等5名被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的8名原告人做出经济赔偿。 （五个人都被判了死刑） 1999年12月29日，孙德林、汪家礼、汪家仁、孙德松、王文绪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这伙作案时间跨时12年的凶恶匪徒，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死刑前几天，团伙的五名成员都接受了采访，孙德林很平静、孙德松无所谓、汪家仁很麻木、王文绪很不甘——只有汪家礼的情绪反应最大。 当被问起自己的儿子，他掉了眼泪——临死前，汪家礼给自己的儿子写了封信，告诉儿子，路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的，千万别学他，走上犯罪的道路。 汪家礼在平时的生活里，是一个好父亲、好邻居，他第一次作案时连手都抬不起来，但到最后，他为了“试枪”，就能毫不犹豫的射杀两个人。 这样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会变成杀人不眨眼的罪犯？ 他解释自己的犯罪动机时，说是因为下岗，只能拉三轮赚钱，生活太苦太累，所以才想发不义之财。 但下岗的人很多，这并不能成为作恶的理由。 正如他自己所说，路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的——这让我想起JK罗琳在《哈利波特与密室》里写过的一段话：“决定你成为什么人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选择”。 参考资料 1、《沈阳三八大案纪实》曹润森 2、纪录片《沈阳[三.八]大案纪实》 3、《档案》栏目——1999沈阳系列抢劫杀人案侦破纪实 4、《十二年杀十六人 沈阳五劫匪命丧法场》（中新网，1999.1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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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小公举 2017-09-08 22:09:10 刚才那个自杀的那个是被吞了吗？ ----------------------------- 被吞了。我才发现。 |
| 我昨晚更新了半篇关于『蓝·鲸·自·杀』的案子，被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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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手记0054】闻鸡起舞：有俩大学生每天四点就起床，室友发现他们竟躲在出租屋吃避孕药 很多人都知道“蓝jing游戏”——源于俄罗斯的一个自sha游戏，参与者需要在50天内完成49个自残的“游戏”步骤，并在第50天时自杀。（出于谨慎，就不写这个游戏的具体步骤了） 听着很可笑，但在俄罗斯，已经有130名青少年因此自杀。 我对这款自杀游戏早有耳闻，但没想过这款游戏能传到中国，直到今年5月9日的时候，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当时我正坐飞机从哈尔滨回北京，空姐拿了一摞法制晚报，问我需不需要，我闲着无聊，就拿了一份。 北京网xin办着手清理蓝jing游戏 翻了几下，我扫到一新闻，“北京查删“蓝jing死亡游戏”内容，共清理1300余条。” 开始大力整治，说明这个死亡游戏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了，我掏出手机查了一下——全国多地出现了“蓝jing游戏”，光四川一省，就有52名青少年参与其中，其中二十多人自残，有的甚至已完成自杀行为。 (四川有52名青少年参与了“蓝jing游戏”) 下了飞机，我给助手周庸打电话，让他开始搜集相关信息——如果找到参与过游戏的人聊一聊，就更好了，这是个能吸引眼球的选题，可以写篇特稿卖给媒体。 周庸说行：“徐哥你到北京了？” 我说到了，先回家歇一会儿，晚上见面聊。 晚上我俩约在首图附近的巴依老爷吃饭，点完菜，周庸扔给我一份资料：“知道你爱看纸质的，给你打印出来了。” |
| 我把昨晚被吞的文章又发一遍，看看会不会又被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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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过来，里面是上半年国内关于蓝jing自杀的资料和新闻，北京没发生过蓝jing游戏自杀事件，只有一起疑似事件。 这起疑似事件发生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有一个叫林汉荣的人发微博，吐槽自己的神经病室友。 他说自己的两个室友，每天早晨很早就走，经常缺课，和其他室友也没什么交流，然后两人的精神状态一直都不是很好。 让其他室友最受不了的是，前段时间，他俩闹钟设的特早，每天早上天没亮就响，然后俩人起来匆匆忙忙就出去了，林汉荣有次被吵醒时看了眼手机，才凌晨4点20。 前段时间，其他四个室友实在受不了，找他俩谈了下，问能不能早上让大家睡个好觉，结果这俩人直接搬出去住了，然后前一段他们得到消息，这两个人一个自杀，另一个失踪了。 同学们都纷纷猜测他俩是不是中邪了。 这件事表面看和“蓝jing游戏”没什么关系，但这两个人闹钟的时间很奇怪，4点20——在“蓝jing游戏”里，4点20是个很重要的时间，游戏步骤规定，每天早上4点20，都要起床看恐怖电影听恐怖音乐，或者自残。 而且这俩人一个自杀一个失踪，怎么想都和“蓝jing游戏”有些关系。 我放下资料：“这条微博怎么找到的？” 周庸说不都你教的么：“先总结核心事件里的关键词，像“蓝jing”、“4点20”这种，然后分别用内外网的搜素引擎、微博、微信，对这些关键词进行检索和组合检索。” 我点点头，说不错，学以致用：“联系这人了么？” 他说发私信了，对方还没回：“徐哥，要不是搜资料，我都想不到，这傻逼自杀游戏竟然有这么多人玩，你说他们是不是太naive了？” 我说不知道。 周庸忽然笑了：“徐哥，这自杀游戏你想玩都玩不了，早上4点20，你要么还没睡，要么刚睡没多久。” 我让他滚。 (蓝jing游戏创始人，现已被捕) 5月10日下午，林汉荣联系周庸，说愿意聊聊这事，但最近学校课紧，只能跟学校边上聊。 周庸说可以，约了他今晚在他们学校东门的雕刻时光咖啡厅。 晚上六点，我俩到了雕刻时光咖啡厅，等了十几分钟，林汉荣到了，我和周庸站起身，和他握手，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我们在做一个关于“蓝jing游戏”的调研，他室友情况有些类似，问能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他先问我什么是“蓝jing游戏”，我简单解释了一下，他点点头：“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 我问林汉荣，他那失踪的室友找到了么，他说没有：“自从蔡贺死后，许剑就没出现过，电话也打不通，人也找不到，但警方调查过后也没怀疑他，认定自杀了。” 周庸：“蔡贺是怎么死的？” 他说官方说法是吃安眠药：“但认尸的时候我们导员去了，他私下跟关系好的同学说，蔡贺手臂上有好多针眼，没准儿是吸毒致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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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重要消息，我喝了口水：“在他们有反常行为前，你们这几个室友和他俩的关系怎么样？” 林汉荣摇摇头，说一直也不好：“许剑和蔡贺家里条件都不咋好，从大一开始，俩人就早出晚归的一起打工，不怎么在寝室，但那时候也没啥矛盾。” 又和他聊了一会儿，没什么有用的信息了，我问他知不知道俩人搬出去后，租住在哪儿。 他说知道：“蔡贺死了以后，他爸来收拾东西，导员叫我们几个室友去他住的地方帮忙，我当时进了那屋，想想蔡贺就死在这儿，虽然关系不好，但也挺伤心的。” 周庸拍拍他：“行了哥们，别感慨了，跟我说下地址。” 第二天上午，按照林汉荣告诉的地址，我和周庸开车去了南城大红门附近的辉煌小区，在附近找地方停下车，我俩进了小区，上了3栋的6楼。 蔡贺两人合租的，是一个四室的房子，除他俩外，还有两个租户——蔡贺服安眠药死亡，就是其中一人发现报的警。 敲了敲门，里面传出脚步声，然后门上的猫眼一黑，一个男人问我们找谁。 周庸说找许剑，他说不认识：“不好意思啊，我前天刚搬进来，室友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那可坏了，许剑跟我说这还有空房，说等我们来了一起去找中介，结果现在人联系不上了：“这不折腾咱白跑一趟么，太tm不是人了。” 周庸在旁边捧哏，说是：“下次见丫非抽他不可。” 又敲了敲门，我说这样吧哥们，你们应该都是通过一个中介租的房：“不用开门，把中介号码给我行不？” 门后的男子犹豫一下，后告诉了我们一个电话。 下了楼，我俩给中介打电话，说想租房，那边说马上过来。 我和周庸回车里拿了两瓶水，又回到小区院里，我拧开水喝了一口：“你不觉得这房子有点不对么？” 周庸说卧槽：“是因为刚死过人么，徐哥你可别吓我啊！” 我说你TM想什么呢，我说这房子不对劲，是因为太远了。 周庸说不远啊：“还行啊，这不三环么？” 我摇摇头，说不是这事——许剑和蔡贺在海淀上大学，为什么要跑到大红门来租房子。 这儿离他们学校十多公里，还没有直达的地铁公交，很不方便回去上课：“一般大学生租房，都会租在学校附近，他俩租在这儿，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他俩租的房子，离学校实在太远了) 正聊着，中介骑小电动车过来了，问我们合租还是整租。 我说合租就行，他点点头：“在这边租房是好选择，超市和医院都有好几个，饭店和便利店也多。” 假意跟着看了几个房，说都不满意，然后问他许剑和蔡贺租住的3栋楼还有房没。 中介说没有：“来的太不巧了，3栋最近本来空出了几间房，但这几天都租出去。” 周庸问他，前段时间为什么忽然空出来这么多房，中介想了一下，说就是集体到期了。 我说不对吧：“是因为死了人，其他人才搬走了吧。” 中介看了我一眼，问我们是真想租房子么？ 我说不是：“我就想进那房子里看看。” 他骑上电动车，转头就要走，我说你可想好了：“现在那几个房间都租出去了，我要是告诉他们这房子刚死过人，你说他们会不会找你退租。” 中介不走了，问我想进那房子里看什么，我说死人那房间估计都收拾干净了，我就想看看许剑金的房间。 他问我谁是许剑，我说就是和自杀那哥们一起来租房那个。 中介说想起来了：“你说那人搬走了。” 周庸笑了，说你骗谁呢。 他说真没骗你们：“不信你们跟我回公司，我在系统里给你们看一下合同。” 我俩跟着他去了小区边上的鸿光中介公司，他打开电脑，用中介公司的内网查到了许剑的租赁合同——5月3日，许剑就退租搬走了。 怪不得警察没怀疑许剑谋杀蔡贺，原来他在事情发生前两天就已经搬走了。 确定跟中介这儿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后，我们离开了中介公司，临出门前，我听见那个中介小声骂了一句“CTMD”。 (蔡贺的房屋租赁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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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身回去，他吓了一跳，问还有什么事。我说哥们你放心，不是你骂我的事，是我还有一事找你帮忙：“我知道你们和小区物业的关系不错，能不能让我看一下5月3日3栋楼的监控？” 中介犹豫了一下，说可能有点困难，我转身问周庸带没带现金，周庸说没有：“微信和支付宝行么？” 我说行，让他给中介转了一千块钱，说哥们，没拿死人的事威胁你，还给你打了钱，这事你要办不成，那你就太不仗义了。 他点点头说行吧，去小区外的便利店买了两条大云，带着我们去物业。 等他把烟送出去后，我们被允许观看了5月3日的监控——许剑搬家时，走的是地下车库，包括蔡贺在内，有三个人帮他搬了东西。 他们把许剑的物品都放在了一辆金杯上，然后许剑和另两个人上车，蔡贺和他们挥手作别。 面包车身上印有58搬家的字样，我反复看了几遍，记下了车牌。 出门后，我在58上搜索车牌，找到了司机电话。 我让周庸给司机打过去，约他过来搬家，周庸很疑惑：“徐哥，不是和这个许剑没什么关系么，咱还接着找他干嘛？” 我说有三点： 1 这个哥们和自杀那蔡贺关系最好，而且一直在一起，如果蔡贺真是参加了蓝jing游戏，他一定知道 2 这哥们本身也很反常，失踪这么久不去学校，连跟老师说一声都不说 3 我总觉得他们搬到离学校这么远的地方，一定有什么用意，得问这个许剑才知道 周庸点点头，说明白了。 搬家师傅到了以后，周庸回车里取了现金，塞了五百块钱给他，让他帮忙回忆一下那次搬家搬到了哪儿。 司机是个东北人，说不用回忆了：“那次印象太深了，地方成的“嘎咕”（非常另类、特别）了”。 按照搬家师傅给的地址，我们开车到了这个“嘎咕”的地方——南苑机场附近的一个垃圾站。 周庸到这儿都懵了，捂着鼻子：“徐哥，咱是不是被骗了，哪有人往垃圾场搬家？” 我说不能啊：“我看了他那天接的单子，确实是到这儿，向阳路6号。” 跟垃圾站旁边研究了半天，确定周围没有住宅之类的地方，我俩来到垃圾站的小楼边敲了敲，一个穿黑T恤的姑娘打开门，屋内一股闷臭的味道扑面而来，丝毫不亚于旁边的垃圾山。 周庸看人开了门，出于礼貌放开了捂嘴的手，结果差点没被这股味道击倒。 姑娘问我俩什么事，我说找许剑，她说没有：“你找错了。” 周庸说不能啊：“他给我们的就这地址啊。” 姑娘有点不耐烦了：“这儿就住我们一家三口，你知道我知道？” 我俩不信邪，又躲车里等了半天一夜，除了几台运送垃圾的车外，这地方根本就没人来。 这条线索断掉了，第二天，回家补了一觉后，我下午想吃皮皮虾，于是和周庸约好，五点在百子湾的蒸汽海鲜见面，一起吃饭。 点了皮皮虾、帝王蟹，我和周庸相对而坐，等菜上齐了，他和我碰了一杯：“徐哥，现在线索断了，咱怎么办啊？” 我说只能追另一条线索了，之前蔡贺的室友不是说，他爸来把遗物都收拾走了么，咱可以联系他爸，从他的遗物里找找线索。 第二天上午，我们拜托林汉荣帮忙联系了他们这届的导员，约在学校图书馆门口见面，一起散了个步，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给他看了我从物业那拍的许剑搬家的录像，并说出了三个看法。 1 许剑还在失踪中，我已经有线索了，很可能找到他 2 这个线索需要蔡贺家人的帮助 3 如果许剑一直失踪，甚至出事，学校和导员本身容易承担责任，所以我找到他对大家都好 导员被我说服了，把蔡贺父亲的电话给了我，我谢过他，然后忽然想起一事：“辨认蔡贺尸体那天，是您去的对吧？” 他说是，我问他蔡贺的手臂上除了针眼，有没有用刀刻的蓝鲸。 导员一愣，说没有：“他当时穿的是个短袖，要有我肯定看见了。” 我皱了皱眉——有点不对，“蓝jing游戏”的第一步，就是使用匕首在自己的手臂上刻蓝鲸，没这一步，游戏就不算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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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一直以为蔡贺是因为蓝jing游戏自杀，现在又有些动摇了，没有刻蓝jing，每天却又在蓝jing游戏规定的4点20起床，我需要更多的线索。 打给蔡贺的父亲，我说自己是个记者，正在找蔡贺自杀的原因，问他能不能让我看看蔡贺的遗物。 他考虑了一下：“我儿子有可能是他杀么？” 我说我也不确定，警方应该不会瞎说：“自杀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很可能是被别人诱导自杀的。” 他问我诱导别人自杀算犯罪么，我说算：“只要确定了有教唆别人自杀的行为，就算犯罪。” 蔡贺的父亲说行，那你来吧，我家在河北隆化县阿拉营村，89号，到了找不到给我打电话。 我和周庸开车从望京西出京，走京承高速开往河北，5个小时后，在张隆线下道，到了阿拉营村。 找到蔡贺家的平房，和他父亲聊了几句，进了蔡贺的房间——他家真的很穷，蔡贺的房间只有四五平大小，放着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基本就堆满了。 蔡父从床底下拽出一个大的编织袋，说这就是他在北京收拾回来的，蔡贺的遗物。 （蔡父从床下拽出了一个类似这样的编织袋） 我问他有手机么，他说有：“没在这里，手机我单放起来了”。说完他拉开了写字台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台小米。 手机是关着的，我开机，然后发现需要密码。 让周庸去车里取出电脑，插上蔡贺的手机，把\tencent\MicroMsg里面的文件都复制粘贴到了电脑里——所有的微信聊天内容都保存在这个文件夹里。 （安卓系统的微信聊天记录，都保存在这个文件夹里） 告诉周庸检查蔡贺的聊天记录，我跟旁边翻编织袋里的遗物，看是否有什么线索，他看了一会儿，忽然“啊”一声。 我说你干嘛呢：“大惊小怪的，人家现在正经历丧子之痛，你跟人家里喊这么大声，好么？” 周庸嘿嘿一笑，说我不是激动么：“徐哥，我发现了蓝jing游戏群的痕迹。” “我跟蔡贺的微信里，发现一个叫“全军出击420叫醒我”的群”。 接过电脑，我翻了一下聊天记录，说周庸你是不是傻：“这TM就是一个游戏群，不是自杀群，下次能不能搞明白再喊。” 周庸看了一眼：“擦，还真是，那起这jb名干嘛！” （没想到这个420群，只是个游戏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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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编织袋里翻出一个恩施牌三唑仑片的药瓶。 这时蔡父洗了两个苹果，站在门口，告诉我蔡贺就是吃这个自杀的，我仔细看了下这瓶药，觉得有点不对——药瓶上贴的纸，印刷质量特别差，连防伪标志都不清晰，感觉特山寨。 我上药监局的官网上查了一下药品名称和准字号，发现根本没有这个药——这是一瓶假药，但药效却是真的，因为蔡贺就是吃它死的。 这时周庸说卧槽：“徐哥你快来看，这回是真发现东西了。” 我走过去翻看，周庸找到了许剑和蔡贺的聊天，在两人的聊天记录里，有大量关于嫖娼的讨论，几乎每天都讨论一下，昨晚谁嫖的妞儿好看，还会互发偷拍的图片和小视频。 周庸：“擦，徐哥，他们家庭条件不是都一般么，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天天嫖娼？” 我摇摇头，接着看他俩的聊天记录——他们经常去嫖的，是一家叫悦华天享的按摩房，大概位置应该在北京南站附近，因为俩人发微信时总说去南站嗨皮。 （许剑和蔡贺的聊天记录，令我和周庸感到恶心） 周庸奇怪：“徐哥，蔡贺这么喜欢嫖，不至于抑郁自杀吧？” 我说不知道，现在关键要找到许剑，找到他，很多问题都能有答案。 周庸点点头：“咋找啊？” 我告诉他，去按摩房找。 晚上十点，我和周庸开车到了北京南站，停下车，步行绕着南站幸福路街转了一大圈，就是没看到有按摩房，找了两个多小时，周庸特不耐烦：“徐哥，是不是扫黄被打掉了？” 告诉周庸要有点耐心时，我们旁边经过两个姑娘，穿着吊带裙，一身香气，我闻了几下，说走：“跟着她们，咱就能找到按摩房。” 周庸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她俩是失足妇女。 他说卧槽：“徐哥，怎么分辨出来的，难道你原来经常嫖？” 我说嫖你大爷：“上次和刘松之吃饭，他不是讲了一个警察抓嫖的经验么？” 刘松之在参与抓嫖时，总觉得失足妇女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和其他女性不一样。 他向所里的老警察请教，老警察告诉他，这不是错觉——失足妇女因为工作需要，下半身经常是湿的，为了舒适和防止湿疹之类的病，她们会往下体处扑爽身粉，所以她们身上总是有一股爽身粉的味道。 周庸说懂了：“她俩身上有爽身粉的味道，也不代表是小姐啊，说不定人家只是爱用爽身粉而已。” 我说也对，但先跟上试试看吧。 我说你小点声。 跟着这两个“疑似失足妇女”，我们到了一个没有牌子的地下室，她俩敲了敲门，说了几句话，开门进去的瞬间，我看见里面点着粉灯，但因为门帘太厚，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出来——这看起来是家只接熟客的鸡店。 一般这种场所，都有几个监控摄像，用来防备警察——我和周庸不敢离的太近，怕被发现，只能把车停到街道拐角，坐在车里抽烟，远远的看着。 凌晨一点，十几个人勾肩搭背的到了这条街上，从我们的车边经过，周庸拍了拍我：“徐哥，你看那是不是许剑。” 我拿出手机，找到林汉荣发给我的照片，对比了一下——那人就是许剑。 不到凌晨两点，这群人出来，用打车软件叫了三台别克GL8，许剑上了第二辆来的车，我和周庸开车跟上——再次到了南苑机场附近的垃圾站。 垃圾站的楼门敞开着，三台GL8都到了这里，一帮男人叫叫嚷嚷的下了车，全进了楼里。 （他们进了垃圾堆后面的楼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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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终于想起，上次和周庸来的时候，楼里那股熟悉的闷臭是什么——正是一群男人在一起时，总有几个人不洗脚的味道，和我大学时每次回到男生宿舍楼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和周庸把这些都拍了下来，看着他们进了门，周庸点上根大庄园：“徐哥，接下来怎么办？” 我说等下过去看看，这帮人究竟在干嘛，总不至于是一起嫖完娼后来这边聚餐吧。 这次出门忘带驱狗器了，幸亏垃圾站没养狗，要不然我俩今晚就没法行动了。 我和周庸摸到这栋小楼的后面——除了正面外，侧方和后方都没有大窗，我们离着两百米左右，用望远镜往小窗里看。 在一间类似车间的屋子里，有八个工人在搅拌面粉一样的白色粉末，他们不断向池子里倒进大包小包的白色粉末，然后搅拌。 周庸转头看我：“卧槽，徐哥，不会是海洛因吧！” 我说不能吧，先别说国家管的这么严，搞到这么多海洛因所需要的人力财力无法想象——就算是海洛因，也没必要搅拌啊！ 他们干了半个晚上，凌晨五点多时，他们停止干活，脱下工作服，关了灯，出了“车间”的门，紧接着，二楼的灯亮了起来——看来他们应该住在二楼。 周庸看着我：“徐哥，今天还冒险么？” 我说冒：“他们干了几个小时的活，估计累坏了，再等二十分钟我们就上。” 五点三十多，我用铁丝打开了垃圾站的楼门，里面一片寂静，我俩轻手轻脚，向着车间的方向走去。 走到车间，慢慢推开门，我俩打开手电，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一大堆“白粉”。 我走过去抓了一把，仔细的看了看，没那么白，稍微有些泛黄——绝对不是海洛因，我捻了一点点放进嘴里，黏的且微甜，应该是某种淀粉，配上微黄的颜色，应该是玉米淀粉。 周庸在旁边看着我都懵了：“徐哥，可不能吸毒啊！” 我说吸你大爷：“这TM是玉米淀粉！” 和这间车间相连的，还有另一个没窗户的车间，里面都是一些包装盒以及成盒的药品，我从中间找到了一个特别熟悉的瓶子，蔡贺用来自杀的，恩施牌三唑仑片。 这个车间干净一些，回到自己的车间，看到工头办公室门开着，就偷偷溜了进去，桌上有一份合同，我翻了翻，是委托印刷厂仿冒壮阳药药瓶、标签、包装盒的合同。 这是家制造假药的黑工厂——我曾经看过这样的新闻，以垃圾站为掩护，白天关门、晚上开工，生产假冒壮阳药，和其他伪造药品，但那是在广东，没想到在北京也会出现这种“药厂”。 （广东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拍照留下证据，我和周庸悄悄退了出去，在车里睡了一会儿，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我和周庸敲门，又是上次那说不认识许剑的姑娘开门。 我说找许剑，她特别不耐烦：“上次不是告诉你找错了没这人么，你烦不烦，我报警了啊！” 拿出手机，给她看昨晚许剑进屋时我拍的照片：“太好了，你要不报，我就报警了。” 周庸说徐哥别和他们磨叽了：“咱直接报警得了，我去后窗户守着，到时候直接让警察去屋里逮他，丫欠钱还不还有理了？” 姑娘犹豫了一下，说你们等会，我进屋看看他在没在。 两分钟后，许剑走出门：“你们谁啊，咱认识么，我什么时候欠你们钱？” 周庸笑了：“哥们，不说欠钱，你也不出来啊！” 我直接进入主题：“你和蔡贺是好朋友吧，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么？” 他说知道，自杀，蔡贺有抑郁症。 我问他怎么知道蔡贺有抑郁症，他看了我一眼：“你谁啊，我凭什么跟你说？” 把昨晚顺来的恩施牌三唑仑片扔给他，我说蔡贺就是吃这个死的，这是款假药，唯一的生产商就是这家垃圾站：“你在这儿工作，是他好朋友，他自杀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三唑仑片是最强效的安眠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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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剑老实了，说没有，蔡贺那都是抑郁症造成的。 问他有证据证明蔡贺是抑郁症么，他说有：“我们之前在天诚医院报名参加试药，因为服用了一种男性避孕药的试药实验，导致蔡贺得了抑郁症。” “我们当时签了人体试药合同，你去天诚医院一查就知道了”。 我点了点头，药品人体试验，通常分为四期：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二期三期为适应症患者，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 一期的实验是最危险的，因为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 在试药圈流传着一个试药危险性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我问许剑，那个男性避孕药的实验，给多少钱，许剑说五天一万五——正常的试药，一天也就几百块，看来他们的那次试药相当危险。 我上网查了一下相关新闻，国外确实有因服用男性避孕药抑郁的先例，而据许剑说，那次试药完成后，有好几个熟悉的药友都抑郁了。 （美国的男性避孕药实验时，也产生了会抑郁的副作用） 在问许剑问题的时候，有许多事情，我都搞清了。 他俩那段时间四点二十起床，是因为签了合同，每天要早起去医院参加试药，后来搬到大红门，也是因为附近有几家经常试药的医院，根本就没什么蓝鲸游戏，都是试药抑郁造成的。 周庸想了想：“所以，你们伤害身体试药赚的钱，都用来嫖娼了？” 许剑说没有，那是免费的——属于工作附赠。 周庸说卧槽：“什么工作这么屌。” 许剑说就是我现在的工作——他现在的工作，就是我和周庸昨晚看到的那样，本着“吃不死人”的原则，把西地那非粉末和玉米淀粉混在一起，装入胶囊，或压制成药片，假装伟哥卖。 为了验证每批假壮阳药都能有些功效，不至于毫无作用，太假被人举报，每次生产出来，这些工人都需要自己试药，证明药物确实有效——去按摩店的费用全由工厂报销。 蔡贺和许剑找试药的工作找到了这家，想到福利这么好，许剑就一直干了下去，并且搬到了工厂的集体宿舍，可蔡贺因为抑郁，干了一段时间就不干了，也没搬过来。 回到家后，我让周庸打电话，就黑工厂的事情报了警，警方很快打掉了这个黑药厂，深入调查后发现，他们不仅生产假药，还购买过期药，把日期修改，重新售卖。 一些假药做成的昂贵的处方药，如“美罗华”、“赫赛汀”、“特罗凯”，在市场上可以卖到上万元甚至几万元。 5月13日，我和周庸在熊猫精酿喝酒，聊起了这事。 周庸问我，中国因为抑郁自杀的人多么，我说还挺多的——我跟《半月谈》上看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每年得20多万人因为重度抑郁自杀：“上吊、割腕、卧轨，怎么死的都有，特别触目惊心。” 周庸点点头：“那像蔡贺这种吃安眠药自杀的，还属于没什么痛苦的。” 我说放屁，这是个误区：“吃安眠药自杀非常痛苦，在吞食安眠药后的48小时内，人不仅睡不着，还会出现胃痉挛、腹痛、口吐白沫等症状，总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哪儿哪儿都疼，很多吃安眠药自杀的人，都因为忍不住痛苦而打了120，然后再遭受一遍洗胃的痛苦。” 他说卧槽，太吓人了：“可不能自杀啊。” 我说是，没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那天和周庸喝完酒回家，我心血来潮，导出了从蔡贺手机里备份的文件，把他的微信和qq聊天记录挨个看过去——然后我很快醒了酒。 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自杀群都是在qq上，很少有在微信上的——我当时检查蔡贺的手机时，忘了这一点，只看了微信记录。 在蔡贺的手机上，我发现了一个非蓝jing的自杀群——蔡贺在群里分享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个好朋友，利用自己的嫖娼的视频威胁他给钱，如果不给，他会把这些发给蔡贺的父母、老师和同学。 自己忍受不了了，想要“彻底离开”。 （蔡贺加入的求死群） 我忽然想起了蔡贺和许剑互发的嫖娼小视频，许剑从来只拍失足妇女，自己没露过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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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手记0055】6个东北老乡逼我跳楼，就因为捏脚没点套餐 每年毕业季这俩月，对北京这样的城市来说，都是一次新鲜血液的注入——大量毕业生涌向这儿，追求些什么，为此累的像狗一样。 什么东西一旦形成群体，就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 卖保健品和假药的，盯着老人，黑外卖盯着上班族，假奶粉盯着婴儿，毕业生也一样，社会经验少，急于找工作，对一些人来说，简直是肥羊。 所以毕业季对这些人来说，简直就是肥羊收割期。 （我还听人说过，找工作连着被骗六次） 因为是许多毕业生的第一选择，北京这种事就更多。 在北京找工作被骗，就合租房被黑一样，都不是小概率事件，朝阳检察院前两年发布过一个就业季招聘诈骗案例，写了几种常见骗术，希望能给找工作的人一个参考。 这些事每年都在北京发生，大同小异，根本杜绝不了，除了自己小心，没什么好办法，大部分针对于毕业生或求职者的诈骗，都是骗钱。 也有更严重的——被监禁、性侵、甚至杀死，但都是个例。 （这种事听着触目惊心，但几率也比较小） 任何个例都是意外事件，不足为惧，但如果个例变成了常例，那就不好了。 6月15日，一姑娘在公众号上得到联系方式，加了我微信，说要向我提供线报——她来北京找工作被骗了。 我开始没当回事，说这都正常，每年找工作被骗钱的人有很多，这些人都流动作案，不太好找——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有经验，就不会受骗了，也算是一种个人成长。 她跟我急了：“你听我说完啊，我被骗那事特诡异，肯定不是就骗点钱！” 这姑娘刚大学临毕业时，就跟网上到处给北京的公司投简历，因为收到了几份面试通知，她一毕业就从山西来了北京。 开始面了几家公司，都没成，她不甘心，接着投简历——6月10日，她接到一电话，对方说是淼鑫公司的HR，问有份销售的职位她是否有兴趣，如果有，明天上午十一点，前往海淀区沃驰大厦面试。 第二天她准时到达，除她之外，还有一些年轻的女孩都跟那等着，过了一会，一辆丰田考斯特停过来，下来一女的，让面试淼鑫公司的人都上车，带她们去总部面试。 姑娘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这些姑娘都上了一辆考斯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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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里有几个姑娘在谈论这家淼鑫公司多好多好，并和她热情的互加微信什么的，她不是个爱交际的人，就假装转头看窗外，但越看越觉得不对——周围的建筑在逐渐减少，然后路过的路标提示正在开往通燕高速。 她用高德查询位置，发现已经开到了东六环的边上往燕郊方向，再开下去就要出北京了，姑娘觉得有点惶恐，借口下车上厕所，在路边打了台出租回到了她在天通苑合租的房间。 我问她会不会是想多了，她说不可能，车上那几个加她微信的，都把她拉黑了，而且她去网上搜这家公司，什么也搜不到。 管这姑娘要了那个让她去面试的电话，打过去，已经停机了。 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我决定调查一下，给周庸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第二天上午9点来我家接我，一起去沃驰大厦看看。 第二天10点多，我和周庸开车到了西三环边的沃驰大厦，在周围看了一圈，没有监控摄像，没法查到那辆考斯特的车牌号。 周庸点了根烟：“徐哥，接下来怎么弄，这事儿的线索就这地点。” 我说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跟这儿蹲两天，看会不会有车再来接人。 跟沃驰大厦蹲了两天，没发现什么线索。第三天中午，我俩商量了一下，正打算放弃这次调查，周庸忽然指了下车窗外：“徐哥，那边。” 在天泉路边，站着八个穿着清凉的姑娘，正跟那相互说笑，几分钟后，一辆金杯开过来，八个姑娘都上了车。 周庸看了看我，说徐哥，这和咱调查的是一回事么，这几个姑娘看着也不像刚毕业的学生啊。 我说不知道：“但蹲三天了，怎么都得跟上去看看。” 这是台河北的车，尾号是H3XX5，我和周庸跟着它，从北四环出北京，走京榆路旧线，一路开到了燕郊。 金杯又开了一会儿，停在了燕顺路附近一家叫鼎盛的养生会所的后门，几个姑娘下了车，进了洗浴中心。 我拍拍周庸，说下车：“去按个腿”。 他说不去：“我昨晚刚跟东方大班按过，再说了，这地方一看就不怎么干净，要按你按。” 我说那行吧。 （我俩决定进去看看） 下了车，过道推门进了鼎盛养生会所，一个男服务生迎上来，把我俩带到沙发处脱鞋：“哥，咱是保健还是做足疗，还是来点别的项目。” 我说都不用，能不能给我俩开个房，临时休息一下，等到我俩想按时再叫你。 服务生有点为难，说哥这个不太好办：“咱这边儿都是按摩赠房间，要不你还是找两个妹妹按一下吧，按完再休息多舒服”。 “而且咱这儿刚刚来了几个新人，都可带劲了！” 我说真不用，要不这样，我俩不按，你按照便宜的保健结账，给我开个房间就成。 服务生愣了一下，说好，我带您二位上楼。 跟着他上了二楼，他还不死心，一个劲儿的推销服务套餐给我们，从398到998一路介绍到房间，都被我拒绝了。 进了房间，我从包里掏出一个阻门器顶住房门，周庸问我干嘛，我给他解释了一下——保健按摩的客房通常都锁不了，所以得自己想办法锁死。 他问我为什么锁不了，我说是这样：“客人跟这儿接受特殊服务时，不锁房门方便加项目或者加人。” 周庸说卧槽，徐哥你为啥懂这些？ 我说这种保健房也有好处，不用身份证就能开房，我去外地调查，不想给人留下线索的时候，经常就住在这种地方。 （我找人合作，研发了一些阻门器，出门时很好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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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了一下，我俩决定歇一会儿后，叫个按摩的，套套她的话，看有没有什么。 我俩正跟屋里说话，房门的锁忽然被人拧了一下，我和周庸看着屋门，外面的人又拧了两下，还是没拧开。 突然砰的一声，吓我俩一跳，外面有人在踹门，因为阻门器，没踹开。 让周庸去我包里把甩棍拿出来，我走到门口，顺着猫眼看了下，刚才给我和周庸拿拖鞋的服务生，身边跟着五六个壮硕大汉，正在轮番踹门。 我让他们等等：“哥们，什么情况，这里面是不是有误会？” 递鞋小哥操着一口东北口音，破口大骂，说少NMB给我装糊涂：别tm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干啥的！ 接过周庸递来的甩棍，我也有点糊涂，难道我们暴露了，但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俩身份的？ （我已经很久不用防身工具了） 光靠一根甩棍，估计我俩很难逃出去，我一边示意周庸去开窗户，准备跳窗逃，一边试图稳住他们：“哥们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们就是普通休息休息，听你口音是东北的，我也是东北的，哈尔滨的，咱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他说没什么误会：“就你这种人最tm可恨，明明一个地方来的，你还想坑我，今天我就跟这儿废了你俩，看还坑我不？” 周庸这时候凑过来：“坏了徐哥，窗户有tm的铁栅栏。” 阻门器没有门锁加持，效果会打折扣，不知道门什么时候会被踹碎，我冲到了浴室里，拿了两条用水沾湿了的毛巾出来。 把湿毛巾绑在了窗口的防盗围栏上，掰下来挂窗帘用的杆子让周庸快点儿拧，我继续去堵住门。 （我俩用湿毛巾拧栅栏逃生） 好在这当初装的防盗围栏，是质量较差的铝合金围栏，才没拧了两下就断了，在他们冲进房间之前，我把包先扔下去，跟在周庸后面从二楼跳了出去，落到地上，还能听见他们的砸门声。 回到车里，周庸打着火：“艹，什么情况这，咱俩这就被发现了？” 我也有点搞不清状况，说实话，我开始以为这就是一普通的卖淫场所，那几个在天泉路被接上的姑娘，也只是换场的姑娘——有许多色情场所会互相置换手里的失足妇女资源，互换姑娘增加新鲜感，以留住老客人。 但现在看来，他对我们的防备心这么重，一定隐藏了什么秘密，比如骗找工作的姑娘来卖淫之类的，这也不是没可能，足疗、保健店，一直是拐卖少女的重灾区。 （有些足疗店会购买被拐的少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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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想，让周庸打电话报警，他拿起手机：“怎么说？”我说就举报鼎盛养生会所在从事卖淫嫖娼活动，警察一搜查，他们不管有什么事都得曝光。 周庸用网络电话报了警，十几分钟后，几辆警车开过来，下来一堆警察，进了鼎盛养生会所。 半个小时后，警察出来了，一个人也没带走。 我看了眼表，说艹，失误了：“才下午三点多，这时候没什么人嫖，很难抓到现行。” 周庸问我怎么办，我说晚上再举报一次。 他点点头：“现在干嘛？” 我说先去买鞋——我俩刚才穿养生会所的拖鞋跳下来的。 周庸说艹：“我的YEEZY，那鞋现在特不好买！” 我说你别墨迹了，那鞋那么丑，丢就丢了。 开车去买鞋的时候，顺路在行宫西大街的五金商店买了罐乳胶漆，采购回来，我俩把车停在鼎盛养生会所的后门。 九点多钟时，我俩下车到前门，看见进去了几波客人后，从后备箱拿出乳胶漆，洒在那辆鼎盛养生会所金杯面包的挡风玻璃上。 这样，他们就不能开车将店里的失足妇女及时转移了。 坐回车里，我用真电话报了警，说鼎盛养生会所有性服务。 周庸问我为什么不用网络电话，我说上午那次报警什么也没查出来，再用网络电话，还以为我们报假警呢，万一不出警怎么办。 十几分钟后，警方又来了——这次他们没空手而归，带走了二十来个男女。 周庸看着警方将这群男男女女带上车：“徐哥，接下来怎么办。” 我说回北京吧：“这家店和咱得到那线报有没有关系，过几天就知道了。” 去警局做完笔录，回北京的路上，燕郊街面上人和车都变得稀少，走到北方学院，离路口还有七八百米的地方，周庸说徐哥，你停一下。 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个姑娘蹲路边哭呢。” 往右扫了一眼，一个人影蹲在马路边，因为没路灯，我仔细看了下才发现。 我说周庸你太牛逼了：“我就能看见团黑影，你能看出是一姑娘蹲路边哭，真TM天赋异禀。” 周庸嘿嘿一笑，解开安全带想开门下车，我拦住他，他说怎么了：“不是碰瓷儿的吧？” 我说应该不能：“哪有姑娘半夜寻死似的在路上碰瓷，再说这大半夜的，也不是繁华路口，没摄像头，别说碰瓷了，让人撞死都得明天才知道。” “但得看有没有其他危险，有些人会利用女孩叫停来往车辆，然后打劫。” 把车倒退几十米，观察了一下周围，排除了有其他人埋伏的可能，我打开双闪靠边停下，跟周庸走了过去。 （在漆黑的路上，我们捡了一个姑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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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看见我俩有点害怕，我俩问什么都不说，提出要帮她报警后，她才说不用，并对我们有了点信任感。 这姑娘叫于慧，单亲家庭，她毕业来北京工作后，就把她妈也带来了——结果前些日子她妈被一家投资“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的公司骗到了燕郊，死活要让于慧也过去看看、听听，考察一下。 于慧为了救她妈，来到燕郊，被硬拽着听了好几天课，怎么劝，她妈说都不听，就要留在那发大财，说要赚够1040万。 不仅如此，于慧北漂几年，攒下的十三万都被她妈给了传销公司。 她实在没办法，一个人跑到了街上，想回北京不管她妈了，又舍不得，绝望的蹲在路边哭。 周庸把我拽到一边：“徐哥，咱帮帮她呗。” 我说还是算了吧：“你知道我不爱管传销的事。” “传销抓人容易，但立案一直很困难，证据搜集和指向性的确定都很复杂，常常是抓了人，证据不足，就又放了。” “而且刚才听于慧说的，她妈陷入的应该是“1040阳光工程”的一个变种，属于南派传销，不限制人身自由，想要走早走了，现在是她妈被洗脑，自己不愿走，咱怎么救？” 周庸转头，看那姑娘哭得稀里哗啦，站在那就走不动道了——我忽然想起小学时，校门口卖小鸡，我妈不给我买，我也是站在那看着不走，和他现在状态一样。 于是我给了他一脚：“快走。” （1040工程，近年很火的一种传销方式） 磨叽了半小时，我终于屈服了。 周庸挺高兴，上去跟姑娘交换了联系方式：“快别哭了，正好我们也要在燕郊做调查，把你知道的资料都发给我，我会试着去救你妈。” 于慧还是不放心她妈，在大化街的快捷开了间房住下，说等我俩消息，我俩把她送到酒店，开车回北京休息，第二天上午，又开车去了燕郊。 燕郊是全国传销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上万人从事传销工作，被警方遣散的就有几千人，开周庸的M3太容易被人注意，于是我俩开着我的高尔夫R，去HM买了几件最便宜的黑T恤，让周庸换上。 （2013年北京青年报的调查，有近万人身陷燕郊传销） 周庸奇怪：“徐哥，干嘛突然给我买衣服，买这么便宜的，还买好几套？” 我说怕你没换洗的衣服。 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不是要帮于慧找她妈么，不混进传销组织怎么找，你要穿一身奢侈品咋混进传销组织？ 周庸说卧槽：“我还得混进去啊。” 我点点头说废话，谁揽的活谁主力。 于慧告诉我和周庸，她妈在的那传销组织，会在李家庄“拉新”，我俩跟路边一家叫“超级驴肉火烧”的小店，点了个“黄金顶配的驴火”，吃了一口，就奔李家庄去了。 （黄金顶配驴火） 下车之前，往给周庸戴了一个伪装成发卡的骨传导耳机，跟他腰间粘了信号收发器和四个窃听麦克风。 （骨传导耳机不用插进耳朵，也能听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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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讲清楚，找到了于慧她妈，就通知我，耳机只能用三十个小时，所以两天内必须脱身——好在南派传销不太限制人身自由，这点应该比较容易。 带上设备，周庸下了车，在李家庄北的公园附近开始转：“喂喂，徐哥徐哥，你能听见么，这边人不少，我怎么能确定谁是搞传销的？” 我说你有点耐心：“而且你那北京腔收着点，别tm露馅了。” 正说着话，他前边走过一个戴黑框眼镜的西装男，擦肩而过的时候，那哥们手机响了，铃声是首句难听的歌：“轰轰烈烈两三年，生铁也能练成钢”。 周庸说卧槽，徐哥你听见了么，太tm难听了。 我说难听就对了，“这歌叫《滔滔北部湾》，是南派传销的“战歌”，你快点跟上他。” 周庸乐了，说什么jb战歌，精神有问题吧。 我说搞了传销后，谁精神能正常。 周庸远远跟着西装男，七扭八拐的走了一路，最后西装男走到一早点摊，坐下来点了两根油条和一碗豆浆，周庸也跟着他坐下，点了屉小笼包。 我在车里远远看着，拿起手机打给周庸，他接了电话。我说周庸你先别说话：“听我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大点声，我说“完活儿”你就不用学了。” 他说嗯，知道。 周庸跟着我，间断着说：“喂，嗯，刚到燕郊，没找到工作呢，随便找个活先干着呗，那谁不想发财，大学都没读过跟哪儿发财去，行，不说了，先挂了。” 我在车里看着，西装男明显被打电话的周庸吸引了——他端着豆浆凑到了周庸那桌。 “老弟，我看你也一表人才，没上大学怪可惜，好在当代社会乃至世界商海，这英雄只要成功，不问出处。” 周庸赞同了几句，西装男高兴了，说这样吧。 “我带你去见见我的合作伙伴，给你介绍个工作，有钱大家一起赚！” 周庸假装答应，朝我停车的方向比了个OK，跟“西装男”走了一段，上了辆瑞丰商务车。 他俩上车时，车上已经坐了四五个人，副驾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自称吴老师，正在和车里的人聊天。 见人坐满了，他告诉司机开车。 中途路过一家新华书店时，他让司机停一下，下车抱了几本书回来，“来来来，我在咱们官方的书店买了点参考资料，分享给大家，大家先参考一下国家的宏观调控思路。” （他搞了一堆非法出版物，说是在新华书店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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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庸也被发了本资料，翻了两下：“不对吧，吴老师，新华书店2004年就开始改制了，不算是官方，而且这印刷也太次了。” 吴老师有点急眼，“怎么不是，新华书店可是根正苗红的革命书店，肯定是代表着国家的方向的，小伙子你不懂没人怪你，但是乱讲话就不是干大事的料子了。” 我在耳机里叮嘱周庸，别瞎说话，他才没还嘴。 车子兜兜转转，走进了京航城小区，在紧靠角落的一栋楼前，停了下来，我怕被发现，没敢跟进去，停在了小区外边。 （燕郊的传销组织基本都隐藏在小区里） 周庸上电梯的时候，耳机信号断了一会儿，滋啦滋啦的，下了电梯，我让他汇报下位置，他立即跟旁边人说话：“公司怎么在14楼呢，多不吉利，是便宜么？” 旁边的吴老师赶紧矫正他，说这是国家的事业：“咱都是唯物主义战士，不信这些唯心的说法，14楼一样能创造人生的辉煌，更何况，这是国家给咱们提供的办公场地，不要房租。” 这是1040工程传销的惯用手段，他们做事都是以国家的名义——最后让人相信这是国家行为的传销，一定能赚钱。 “国家把整整14层都给了咱们团队供伙伴们使用，咱们入行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要有感恩之心。”吴老师一边说着，一边拦住了刺头周庸，让他去一个单独的房间，不让他和新人们呆在一起。 耳机里传来了关门反锁的声音，我还以为周庸要挨打，赶紧开门下车要去救人，结果一个女声从耳机里传来。 “小伙子，你好，我是邓老师。听吴老师说，你很有思想，有思想是好事儿，干大事儿的人必须有思想，但思想也需要引导，今天我先陪你聊聊怎么样？” 女老师简单的两句开场白，就开始介绍起项目来。 “咱们是国家1040阳光工程在北京的延伸，咱们北京分部呢，主要为国家抓电子商务这一块儿，要培养一批高精尖的电子商务人才，来为国家在世界商海之中立足。” 这姑娘长得一定不差，因为周庸说话语调挺高兴的：“姐姐，不对吧，这不是燕郊么，怎么就成了北京了？” “你看，小伙子，不懂了吧”，邓老师从容的解答：“北京坐公交就能到燕郊对不对？” （确实818能从北京坐到燕郊） “燕郊已经被中央划给了北京了，当然这是内部消息，不允许外传的，所以才有北京的公交车开到燕郊来啊”，邓老师继续解释。 周庸小声：“徐哥，他们就搞不清，燕郊不是北京么？” 我说搞不清吧，他们也奇怪，和北京没啥关系，房价咋能到三万。 让周庸别打岔，装装老实，让她快点说完好研究救人。 邓老师告诉他，想成为咱们“1040阳光工程”的一员，要先投入69800元，此后根据介绍新人加入的数量，层级在组织中不断递升，每月所获得的收益也随之增长。 而所有人投入的资金则被国家用于“铁公鸡”建设——就是铁路、公路、机场，国家绝对不会让他们赔钱的。 周庸点了点头，假装赞同。 邓老师继续：“最重要的是，只要晋升5级，拿到出局证，不仅可以拿到1040万，还可以随便接手大量国家项目。” （他们自己做的“出局证书”，非常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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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姓老师一边说，一边开始画起缭乱的草图，我听见周庸打哈欠，提醒他装住：“你就假装她扯的犊子都是真的。” （邓老师画出了复杂的盈利模式） 一小时后，邓老师讲完了她的课程，告诉周庸晚上参加“新伙伴欢迎晚宴”。 晚宴在14楼的另一个房间，每个要交30元，周庸说吴老师：“不都是国家支援么，怎么还AA制吃饭呢？” 吴老师说因为不想占国家便宜，“既然是国家在培养我们，我们当然要对得起国家。” 举行晚宴的房间，是三室一厅改的一室一厅，客厅里坐了一百多号人，周庸回忆着于慧发来的照片，扫视人群，发现于慧她妈坐在角落里，旁边还坐了一个男子，两人贴在一起，看起来关系很亲密——周庸后来跟我说，看起来就像夫妻。 参加完“晚宴”，周庸以新人拜访的名义，顺着14楼挨个屋串，跟每个房间都打的火热，成功加了14楼所有姑娘的微信，顺道还摸清了布局，找到了于慧母亲所在的房间，但为了避免出事，没有跟她进行沟通。 （上锁的防火门） 于慧母亲所在的房间，就在防火通道的正对面，但是防火通道上上着锁，这也是为什么周庸的“室长”能放他自由在14楼活动的原因之一。 晚上睡觉的时候，周庸被分到了一间大开间里，里面算上“室长”，一共五个人，都是跟地上打大通铺，但并不太挤。 听周庸小声说要睡了，我也放倒座椅，准备睡会儿，这时小区门口开来一台考斯特，小区里走出七个年轻姑娘，上了考斯特，有两个站在车门口，四处张望，似乎不太情愿上车。 但在身后的四男一女的推搡之下，还是上了车——我忽然想起那个考斯特和姑娘的线报，坐起身，调直座椅靠背，系上安全带，远远吊在考斯特后面。 考斯特开到燕郊镇医院北侧一栋熄了灯的三层建筑里，那两个刚才不愿意上车的姑娘，还被甩了几耳光。 这伙人进去后，我看见三楼亮起了灯，打电话报了警——在我报警的时候，四男一女里那个女的，从楼里走出来，打了个车走了。 （我跟着他们到了一个三层的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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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车跟上，又回到了京杭城小区。 两个多小时后，警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方便去做个笔录，我说还有点事，可能得明天，他们说行。 第二天早上，周庸在那边小声说话：“喂喂喂，徐哥你在么，我上厕所呢。” 我说在：“你上厕所告诉我干jb啥。” 他说14楼到处都是人，想正常说话只能在厕所。 我说今天我还得去趟警局，咱最开始追查的，找工作被骗那事有线索了，你不是摸清她妈位置了么，赶紧带着于慧她妈出来。 周庸说咋带啊：“于慧都带不出来，我能带出来么？” 给于慧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关机，我让周庸去找于慧她妈：“我刚让于慧关机了，你就跟她妈说于慧出车祸了，不信让她打电话。” 他说行：“你接应我？” 我说接应什么，南派传销不限制人身自由：“没看手机都不没收么，你们直接下来就成，我在大门口等着。” 用耳机听着周庸去找于慧她妈，说于慧出车祸的事，她妈慌了，急忙跟周庸走，走到一半说唉呀：“我得找我爱人啊，我爱人去别的房间开会了，还没回来呢！” 周庸懵了：“阿姨，你说于慧她爸也在？” 于慧她妈说对，周庸在耳机问我怎么回事：“徐哥，于慧不说她是单亲家庭么？” 我也有点懵，说别管那么多：“先把人弄出来再问。” 周庸跟着于慧她妈去1407找老公——邓老师正在给几个骨干开会，说最近地方警察正在严查传销之类的，我们执行的是国家机密任务，不能和地方警察起冲突，暴露自己的身份。 说着，她给大家看一份最新的“红头文件”，里面写着不能和地方警力起冲突，暴露秘密任务：“所以回头通知一声，最近这段时间，大家能不外出，尽量别外出了。” （传销组织经常伪造“红头文件”） 几个骨干都说好，于慧妈忍不住了，上去拽那个开会那天和她坐在一起的男人：“咱闺女出车祸了。” 那哥们一甩她，说我开会呢，什么事等开完会再说。 邓老师看了于慧她妈一眼，问她怎么知道出车祸的，是不是警察通知的，于慧妈说不是，指着周庸：“这小兄弟告诉我的。” 邓老师看着周庸，说让几个骨干去守住电梯，不让人出去，并把出去的人找回来。 周庸拽着于慧妈出去时，电梯已经被人看死了，他拍了拍耳机：“坏了徐哥，电梯走不了了。” 我说都听见了，正拿工具呢，十五分钟后，我在14楼防火楼梯口跟你们接头。” 我坐电梯到了13楼，去爬防火楼梯，顺手抄了一个角落的干粉灭火器傍身。 到了14楼防火门，我敲了敲，周庸在那头：“是你么徐哥，快开门啊！” 我说你等等，我本来以为是普通的A级锁，没想到这门他们又加了套台湾产的狗王锁，穿过把手锁死了。 狗王锁的锁芯等级高，想开这玩意儿得用液压剪，但那东西太沉，我放后备箱没拿上来。 （狗王锁） 给周庸解释了一下，他急了：“快点啊徐哥，一会儿他们肯定找我！” 我跑到13楼，叫电梯下楼去车里取液压剪，又快速的返回，到了14楼防火门时，我听见有个女声正在跟周庸说话，是邓老师的声音。 她已经明显开始怀疑周庸，不能再等了，我调整好液压剪，快速剪断了狗王锁，一把拽开防火门。 周庸、于慧妈和一个长相不错的女人被这两声响吓懵了，回头看着我，我拽了他一把：“走啊，艹。” （我用液压剪断了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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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庸背上了于慧妈，沿着防火梯快速跟我下楼，邓老师在楼上开始喊人，我拔出来干粉灭火器的保险栓，喷了她和两个迅速围上来的骨干一脸。 邓老师脸上满是白色粉末，捂脸咳嗽着，接着喊人。 快速下楼，跑到二楼时追上了周庸，他背着于慧她妈，累的跟狗一样：“徐哥，你不是说南派不限制自由么，怎么我一来忽然就限制了！” 我说我知道为什么：“等会儿再告诉你，先跑。” 冲下了楼，几个可能是传销组织的人得到了消息，正在从正门方向往这边跑，我说不能去正门开车了：“咱走侧门。” 我俩从侧门冲出，街上没什么人，也没出租车，我们只能靠脚跑，身后追了一群人，警局离这里比较远，我想了想，让周庸跟紧我——我俩跑向了被我举报的那个鼎盛养生会所。 后边人追的越来越近，我们离鼎盛养生会所也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带着一群人踹我门的服务生，正和一个戴金链子的光头一起擦一辆丰田普拉多。 我冲他们大喊一声：“干死这帮孙子！”然后又转头对着传销的喊了一遍。 擦车的服务生看我和周庸带一群人冲过来吓坏了，进屋喊了好几个人出来，让周庸放下于慧妈，我俩“带着”一帮传销的，冲向了鼎盛养生会所那帮人。 两帮人瞬间打在了一起——我和周庸夹在中间，又急于脱身，挨了好几重拳，冲出混战圈，我看普拉多的钥匙插在车上，拽起于慧妈，开门坐进车里，锁死车门开始报警。 周庸脸被打肿一块，捂着脸问我：“艹，徐哥，你不说南派传销没什么危险性么，差点没打死我！” 我说昨晚之前确实没什么危险，然后我给他讲了一下我昨晚追踪考斯特的事，周庸揉着脸：“这俩事挨着么？” 掏出万宝路，给他点上一根，我说当然挨着：“今天我开门时候发现，你那个邓老师，就是昨晚四男一女里，没被抓那女的。” “所以她今天就不让你们出门了，怕把她连带出去。” 于慧妈这时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来，问于慧怎么样了，我说没事，她就是想把你骗出来。 她说那我要回去找我爱人，我说阿姨，您先跟这儿坐着吧：“您看车外这情况，现在能出去么？” 警察来的时候，这俩伙人开始迅速逃跑，我们下车解释了情况，跟他们回派出所做笔录——连昨晚举报那次也做了。 我问那个记录的警察，那伙囚禁女孩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很友善，说是个北派传销组织，不能透露太多，因为还没结案。 （北派传销比南派更可恶） 我说是那个女老大没抓到吧，他警察惊诧的看了我一眼，说是：“你怎么知道她是老大的？” 我说猜的。 做完笔录往出走，那个鼎盛保健的服务生，正和几个人一起被铐在边上，等着做笔录。 我从他身边经过，说哥们：“咱到底有什么仇恨啊？” 他说我一看你们就是搞传销的：“来保健的地方不保健，开房睡觉，周围有那么多旅馆不去，肯定是传销公司骨干，没有身份证，然后没地方睡了，来这儿对付一下。” ”我当初从东北来燕郊就是被你们这帮传销的王八犊子坑过来的，什么女朋友、狗屁连锁经营，骗钱还揍人，好险没死这儿，骗自己人，你TM不得好死。” （传销公司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骗你进去） 我看没解释，拽着要和他对骂的周庸出了门，打车回到京杭城小区门口，取了高尔夫，坐在车里抽烟。 周庸深吸一口：“徐哥，那北派传销和邓老师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北派传销比起南派传销，手段更极端，会禁锢人的自由，发现逃跑就是暴打——不服管教的姑娘，甚至会被团伙成员轮奸，以此让她老实。 他们甚至会刻意骗一些年轻女孩子进来，作为给男性成员的“礼物”，以增加这些人对传销组织的认可，更方便洗脑。 而那个邓老师，很可能是北派的老大。 周庸说还能这样么：“她是南派传销的经理，然后还是北派的老大？” （这种行为，即使在传销团伙里也算是丧心病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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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怎么不可能：“她都是南派传销团伙的经理了，去北派，不做带头的也没什么意义，因为除了最上面那个人，别人都不赚钱。” “就像华山派的掌门，兼任武当派的掌门一样，下面人都不知道，没什么不可能的。” 周庸奇怪：“那就没人发现么？” 我摇摇头：“传销组织很严，每一层只知道每一层该知道的事，没人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 （其实只有一个人能赚钱） 抽完烟，我俩开车回警局，接于慧她妈，她妈不愿走，要在警局等她老公。 我说阿姨您先跟我们走吧：“先去找于慧，等您爱人放出来你们娘俩一起来接。” 于慧她妈哭了，说她怎么可能和我一起来接：“她就一直不喜欢她这后爸，那次忽然拽我们来燕郊玩，然后她爸就进传销组织了，我就知道她没想什么好事！” 我说阿姨：“您的意思是，您爱人进传销组织，是于慧干的？” 于慧妈看了我一眼，不再说话了，只是坚决不跟我们走。 我说算了，让周庸给于慧发条微信，告诉她妈在警局门口，这事就算结了。 开回北京的路上，周庸问我：“徐哥，你说这于慧家是怎么回事？” 我说可能是家庭伦理剧：“她不喜欢后爸，找机会塞进传销组织了，没想到她妈也跟着进去了，后悔莫及呗。” 第二天晚上，周庸请我去望京的Red1赛车场跑了半宿卡丁车，说是要补偿我因为他做了这次传销调查，要开车回家时，我一把抢过周庸钥匙，说这回我来开车：“怕你卡丁车开习惯了，拿着M3当飞机开。” （晚上的卡丁车场 ） 周庸坐在车上，拿出怡宝喝了一口，说徐哥，我跟里边住了一宿，大概能理解，你为什么不愿管传销的事了。 我说是，陈忠实跟《白鹿原》里写说过一句话：“被自己幻想出来的偶像所控制，谈不上是信仰，只能说是一种形式的迷信。” “我觉得传销和迷信差不多，把人捞出来不难，总有办法，但要试着把人心救回来，太难！” PS：6月22日，我跟向我提供此次事件的读者反馈结果，给她讲了一遍大概经过，还给她看了些东西，比如于慧的照片之类的。 她收到于慧照片后，激动的给我发了条语音：“浪哥，这女的，在考斯特上就坐我旁边，一直说那个公司多好——她是托儿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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