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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长篇小说《那时军花》——女转业军人自叙[第9页] |
| 作者:易水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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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这件事是老甘的错儿。但在我看来，老甘就是错了，也比老孟好。因为老孟还有个毛病，就是好色。这个印象，他来到站上不久我就种下了。 那次是在他的办公室，他刚来需要了解站上的“党务工作”。我做了汇报之后，他表示满意，然后问我个人及家庭情况。尤其对我的年龄很感兴趣，他问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我说，35，怎么了；他说，不像，我以为你才二十五六呢。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他说了实话，就是我为了当兵虚报了年龄的事儿，其实我的真实年龄应该是33。他很有些吃惊，说，你当过兵？哪年复员的——，不对不对，你肯定是转业的，哪年啊？我回答了之后，带点开玩笑的意味说：孟书记你关心群众太不够了，站上人员详细情况的名册，我早给了你，你没看啊？他也笑笑，说，这两天瞎忙，真没顾上看。那这么说，你来单位六七年了，以后工作当中，还希望你多支持多帮助。 孟书记说话这么谦虚，让我有些感动，但这点感动仅仅维持了两分钟。 当我转身朝外面走的时候，偶然发现侧墙上的一面镜子角度很微妙，那镜子能斜着照到老孟的写字台，而门玻璃又能反照到那面镜子。于是我看到写字台后面的老孟。正伸长脖子盯着我的背影，眼神很是贪婪。我装着忘了什么事，转回头又跟他说话，他那面部表情竟然比川剧“变脸”还快，一下子换成了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样子。 我实在憋不住，话说了一半就笑了起来，还越笑越厉害。 孟书记莫名其妙，他先是皱眉头，然后也笑了起来，说：“怎么了你，笑什么？”边说边低头检查自己的服饰仪表，却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我好容易忍住笑，装着不在意地说：“对不起啊孟书记，没什么，就忽然想到一个笑话，跟你没关系。那我走了。” 我走了几步再看门玻璃，发现孟书记眼神又在肆无忌惮地扫描我的身体。 回到办公室我有点不安，心想他一个堂堂的书记怎么会如此“低俗”，将来怎么相处啊。 后来我便偷偷观察他，却发现他对我们单位别的女的，态度都挺正常；出外吃饭或者去到其他公共场合，也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也就是说，他那色迷迷的眼神，就只对着我一个人，当然，他以为他做的很老道，以为没让我发现过，那只是他自己的一个小秘密。 我也从未跟任何人说过，那也是我的一个小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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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这件小事，就让我对他人品的评价大打折扣，所以后来他搞“新政”，我便采取不合作的立场，从而得罪了他。不过我原来一直认为，老甘跟老孟关系挺好，孟致远挡着我提拔的道儿，老甘肯定会跟他保持一致。现在看来，他俩所谓的“亲密无间”，完全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张一德提供的这个重要情报证明，他俩其实从“搭档”的一开始就有了矛盾。 这事儿让我意识到，别看张一德只是个小小的司机班长，但他的“应用价值”却很大。以前的时候，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想给我献殷勤，我还不大敢接受，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对他那双“色眯眯”的小眼保持距离。我有事尽量不找他，除非像今天，没有更好的选择，不找他不行。实际上细想一想，张一德这人比较老实本分，属于色心大色胆小，满足于过过“眼瘾”之类的男人。我过去有点小心过度，我以后得改改这个毛病，如果这算毛病的话。 其实我要接站，找张一德绝对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张一德有个“发小”，在嘉安火车站里面的邮电局转运站工作，还是个小头头。我这才知道，那个转运站的库房大门，就开在一股道的站台上。我们根本不用去买站台票，张一德直接把车从外大门开进转运站库房，然后出内大门只要走二三十步，就是嘉安站的站台。 2 正因为观感变了，所以我俩顺利进到站台之后，我便以很温柔的语气夸奖了他，我说：“小张你还真行，幸亏找了你来，这多方便啊。我上次接我妈的时候，还在检票口等着呢，等了好半天。” 张一德说：“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有事你尽管说。哪怕我不在也不要紧，我能安排别人，站上没车也不要紧，我另外有办法。你以后千万别客气啊，又不是外人。” 我说：“那行，我以后就不跟你见外了，我有事用车就找你——哎不对啊，要赶上站上的车都不在，你能有什么办法？” 张一德神秘一笑，说：“我找向阳汽修厂，那是咱站汽车的定点修理厂。那一般都有车，找他们办点私事，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跟那个汽修厂的关系，我就是跟你说，别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因为我绝对相信你方科长。” 我说：“谢谢你的相信。不过没特殊情况，我尽量不麻烦你，你的事情也够多的。” “哎你可别这么说，能为你办点事儿，那是我的幸福，嘿嘿。”张一德说着，那眼风就变得有些不安分。他以为我没注意，其实我早发现了。我心里暗笑，觉得他也有点可怜，想看吧还不敢明目张胆。于是我故意扭头朝西，嘴里念叨着：“怎么还不来啊这车，是不是又晚点了。” 张一德拉我一把：“方科长你往后站，快踩黄线了，不安全。”他又问：“你说接你妹妹？你表妹啊，你不是光有个姐吗？” 我解释说：“是我当兵时候的一个战友，我俩关系最好了，比亲姐妹都好。她也转业了，安置在市公安局，这回就是来单位报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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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莎在上个月曾经来过嘉安一次，住了五六天，那时我正好去上海出差，没见到她。 张一德问我：“她原来干嘛的？她转业怎么能上公安局呢？” 我说：“她是通讯站政治处副主任。她公公退休以前就在市公安局，今年正好公安局也有接收转业干部的名额，凑巧了吧，往年还没有名额呢……”我还没说完，就见一台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地喘息着，拉着长长一溜绿色的客车车厢爬了进来。 马伊莎上火车前给我打了一个长途，是在街上的公用话亭打的，线路不好，我也没大听清楚她说的到底是几号车厢。见下车的人那么多，我只好站在稍远点的地方，挨个车厢门扫描。 我扫了半天没扫到，正着急呢，忽然一个人从旁边扑上来抱住了我，并大喊一声：“姐！” 我转头一看正是马伊莎。怪不得我没“扫描”到她，我光顾找穿军装的女兵了，没想到她早就换了便服。她上身穿一件月白色的夹克，下身是灰色的裤子，脚上一双半高跟的黑色皮鞋，怎么看都像是个机关小干部，缺少了一大些穿军装时的英武之气。 我拍了她一把：“青儿你怎么成这样了，差点没认出来。” 她撅撅嘴说：“别提了，刚脱下军装那会儿，我都掉了眼泪。穿这便衣一点也不习惯，别扭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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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都这样。我当时脱军装的时候也是好难过。不过青儿你今年转业特别不合算，不是明年就要授衔了嘛。你起码不得弄个少校啊，两杠一星，多威风。” 这时张一德在一边提醒：“方科长，该走了，人家广播在催呢。” 我忙介绍，说这是我们司机班长张师傅，专门帮我来接你的。 马伊莎便跟老张握手道谢。寒暄几句后，我们一起出了车站，张一德去开车，我和马伊莎等在路边，我问她：“你的行李呢，吉普能拉上吗？” 马伊莎说：“行李挺多的，不用你的车拉。单位上说了，让我明天把单子给他们，他们去车去人，直接从行李房给我拉到宿舍去。” 我叹道：“你看还是公安局好，人家想得多周到。” 马伊莎说：“什么啊姐，跟你说，公安局这方面可差劲了，还不是看老杨原来的面子。”老杨指的是她公公。 马伊莎的公公、婆婆退休前都在市公安局，她公公是副局长。 马伊莎找婆家找到嘉安，说起来跟我还有点关系。当初在河阳长途台当副指导员的时候，别人给她介绍了三个对象，马伊莎都没看好。后来又介绍了一个便是杨坚。马伊莎一听说是在军区政治部，就说她不愿意高攀“军区”这一级的。介绍人很想促成这件事，又说了杨坚的很多优点，马伊莎只听进了一条：他家是嘉安的。于是才表示说可以见个面，了解了解再说。我知道了这样一个前提之后，做出满脸甩泪的样子对马伊莎说：你可感动死我了，连亲妹妹也没这样恋她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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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我家院子前面，张一德就回去了，因为站上还有事儿。从这里到江南饭店不到一里地，我跟马伊莎说，等会儿咱俩走过去就行。 我家在6号楼的四层，使用面积只有五十多平米。马伊莎问：“我姐夫不是在农委当主任吗？怎么才住这么点的房子？” 我说：“你这好，一下给他提了好几级。他不是农委主任，是农委办公室主任，而且当年盖这房子的时候，他只是个小小副处长。不过这也比我们原来在防疫站的房子好。哎对了青儿，你以后在哪儿住啊，在你婆家常住？”她婆婆家在市公安局的宿舍大院里面。 马伊莎说：“杨坚又不在嘉安，我自个儿可不愿意在那儿住。我住云龙分局的单身宿舍，跟局里都说好了。” “你干脆住我这得了，咱姐俩住，把史际明撵到他妈那去。” “那可不行，那我姐夫还不得把我给吃了。再说了，姐你也憋不住啊，我哪能那么残忍。” “这死丫头，”我笑骂道，“长出息了，怎么什么话都敢说啊。” 她也嘻嘻直笑：“咱姐俩说说怕什么呀。不过姐我真是羡慕你，你怎么总是不显老呢，你看你，脸上都看不出皱纹来，哪像我，乍一看跟四十多了似的。” 我说：“你什么眼神，你好好看看，我这眼角这么多皱纹了，皮肤也不滑溜了。” “你别使劲挤眼啊，你平常样子的时候，就是显不出来，你看我，你看我……”她凑到跟前让我看。” 从外表看，马伊莎真的比我显老多了。不过我不久便让她获得了心理平衡。到了酒店之后，我给她介绍了现任嘉安市妇联研究室副主任的封志扬，封志扬今年三十七岁，看上去却是四十七岁的样子。当然这是有点原因的，前年她生过一场大病，病愈后憔悴了很多。 与她截然不同的是当到了市劳动局计划处主任干事的魏淑玉。 马伊莎有十年没见她了 ，见了面惊叹道：“魏姐，你怎么一点没变哪！我的天，看起来我们这些人属你最小的样子。” 魏淑玉就直谦虚，还像我那会儿一样，极力展示她额头硬挤出来的皱纹，说她自己觉得老得好快呢。 其实我也挺奇怪的，那就是魏淑玉自从跟卢文进结婚之后，就像是焕发了第二青春。不光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而且夫唱妇随、恩恩爱爱，事业上更是天从人愿、一帆风顺。 就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卢文进就提干担任了工区副主任，一年后成为主任，三年后建筑公司改制，他当了“第一建筑分公司”的经理，去年再进一步当了三建的副经理。魏淑玉成了主任干事，还兼了党支部的副书记。 如果说他俩堪称完美的婚姻还有哪点“瑕疵”，那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可这并不是他们不能生，也不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按政策可以生一个，因为卢文进无子女），而是卢文进刻意不要。卢文进说，魏淑玉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子，有这一个儿子就够了。 魏淑玉离婚不久，她前夫就调去北京工作，前年又出了国，到驻非洲某国的武官处工作，常年不回来。这样一来，魏淑玉的儿子就由他爷爷奶奶照看，实际上是由保姆带着。魏淑玉放心不下，想把儿子的监护权争回来，接儿子来嘉安。似乎她前夫已经同意，只待做通了老人的工作，就可以母子团圆了。 正因为事事遂心如意，魏淑玉的心情就很好，谈兴也极浓，跟马伊莎聊得很投机，这顿饭热热闹闹吃了两个多钟头才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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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神秘而又神奇的“偈语” 1 早上我在单位院子里碰见了刘毅，他带了一辆卡车，说是给他爹搬家。他站房头跟我说话，两个小青年就随车去了他家。我问：“你不跟过去看看，别丢了东西。” 刘毅不在意地说：“丢就丢。按我的意思，这些破烂还要它干什么，卖了废品拉倒。老爷子死活不干，说什么‘破家值万贯’，非叫我给他拉了去。你说像他们这样的消费观念，咱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发展起来。” 我笑话他：“你还知道忧国忧民了。”然后我邀请说：“你要不管他们，就上我那坐坐吧。”刘毅就跟我去了办公室。 刘毅自己成立了一个“毅兴公司”，在卢沟北街租了一个小院，养着七八个“员工”。本来是他和他老婆孩子在那住，因为还有闲房子，就又把他爹他妈都接了去，给他那个公司做饭。别看那公司不大，“刘总”的派头倒是不小。那天我有事去找他，进了临街的门头房，一个年轻小姐拦住我问找谁，我说找刘毅，她就问您预约了吗？一下把我闹糊涂了，还以为走错了门。我说这不是“毅兴公司”吗？她说是啊，我说刘毅到底在不在？你跟他说我是方子荷。小姐大概看出我的来头不小，就赶紧说您稍等，我去通报一下。我正奇怪刘毅有多少办公室，怎么还需要“通报”，就见那小姐拉开身边的一扇门，朝着里面恭敬地问：刘总，有位方子荷女士要见您。 话音未落刘毅就从里面窜了出来，连说，方姐方姐，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这秘书不认识你。 我使劲绷住笑进了门。刘毅赶紧把门关紧，很不好意思地说：方姐，你要笑话我，笑就是了，别把您憋出毛病来。 我忙笑着摇手：“不是不是，你别误会啊，我哪能笑话你。据我所知啊，美国的洛克菲勒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那条件还不如你呢。人家也是从小到大，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咱也许当不了洛克菲勒，咱可以学啊，是不是？” “嘿嘿，方姐你真会鼓励人。你说那个姓‘洛’的，不就那个石油大王？” “对啊。他最早是一家干货店的小杂工。你刚开始的时候，可是正儿八经的国家职员。你比他强吧？” 刘毅一听自己比洛克菲勒还要“强”，自然增加了不少的信心。他以前很少回原单位（他已经辞职了），怕别人开玩笑叫他“倒爷”“奸商”“皮包公司”，自从有了“洛克菲勒”撑腰，他便豪气倍增，这才敢时不时到我办公室来转悠转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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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刘毅，你跟人合资的那笔钢材生意，拿下“批文”了没有。刘毅说，我卢哥的意思，让我先观望一下。他听到消息，说近期高层正在开会，国家的经济政策可能要调整，还是等消息落实了再着手，比较保险。 我挺奇怪，说你卢哥什么时候也关心起经济形势了？ 刘毅跟我说，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的事情。这段时间，卢文进经常找他，探讨一些“生意经”，弄的刘毅挺奇怪，问他：“大哥，你当官当得挺好的，怎么，你也想‘下海’啊！”卢文进说：“我看人家‘下海’挣大钱，我也眼馋。就怕我不是那块料。”刘毅说：“大哥你真要有决心的话，你指定行。要不这样，你以后要是能升到建委去，你就接着当官，要是希望不大，你干脆下来咱哥俩合伙，你当老大，我保管不出三年，咱接着就发了。” 我跟刘毅说：“他那是说着玩儿。我看你卢大哥不是经商的材料，那活儿不是人人都能干的。” 刘毅说：“我看他行。这经商吧，需要多方面的能力，我卢大哥最大的特点是思谋深远，无人能比，不像我，原来的时候光看眼前利益，这两年刚刚转过劲来。” 我俩正闲聊，站长甘学书进来了。刘毅赶紧起身叫“甘站长”，并掏出“玉溪”烟来敬给他。甘学书抽着刘毅的烟还“批评”他：“你小子来了也不去看看我，光记着你方姐啊！” 刘毅陪笑道：“哪能，我是天天想着甘领导，都梦见你好几次了。我这不是正准备去给你老请安嘛。” 开了几句玩笑，刘毅就告辞走了。甘学书瞅着他的背影直摇头：“子荷你看，当年的小混子都成老总了，他妈的抽的烟比我还好，这上哪儿讲理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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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好。甘站长你是不稀得干，你要经商，这会儿准能坐上奔驰。” 甘学书说：“我干不了。无商不奸，经商的基本功就是‘坑蒙拐骗’。当然了，不会这手也不行，你要是没有坑人的精神，你就非得让人给坑了不可。” 我说：“那看来我也不能经商。我不想坑人，也不想让别人坑我。” “所以啊，”甘学书叹道，“咱也别眼馋人家，咱还是老老实实端着铁饭碗吧。” 说完刘毅，甘站长又说“正事”，他让我们政工科抓紧拟一个新楼的“办公室分配方案”。明天下班前交给他，他再跟孟书记商量确定后，周末的办公会就布置下去。 我们防疫站新建了一个五层办公大楼，上月底装修完毕，准备本月“18”号这个好日子全站大搬家。安排办公室本来应该是“站办”的活儿，但甘站长的意思，只是二楼这一层让站办分配，其他楼层让我们政工科安排。 站长室副站长室都在二楼，那不用我操心。别的办公室也问题不大，让我费踌躇的是书记室以及我们政工科的办公室怎么安排。我琢磨了半天，觉得与其我安排好了去请示孟致远，还不如我先去请示了再说，那样虽然显得我工作主动性不佳，但比较省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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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找孟致远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见我进去，他用没拿话筒的另外一只手指指沙发，意思是让我坐下等等他。我坐下等了几分钟，见他那电话还没有结束的征兆，便起身朝他笑笑，小声说了句“我一会儿再来”，不料他连连摆手，然后不客气地冲着电话说：“哎哎，你过一会儿再打来吧，我这来了局里领导。” 他放下电话朝我笑，还解释道：“组织部的老王，我党校的同学。人哪儿都好，就是说话啰嗦。” 我先道歉，说打断了你们的事儿，又不无嗔怪地说他：“你干嘛骗人家呀，而且还拿我开玩笑。” 他却说：“骗他活该，谁让他那么多废话。但我可不是拿你开玩笑。你这么年轻有为，当上局级领导是迟早的事儿。” 我皱着眉头瞅他，意思是，你怎么又来了！他却挺严肃地朝我点点头，意思是对他的说法加以确认。 我不想跟他开这种没什么意义的玩笑，便将办公楼的平面图递到他眼前，说明了我的来意。 他看了一下，忽然问我：“你说二楼好还是三楼好？” 我不知他什么意思，便照直回答：“应该是二楼好点吧。二楼是站办那一帮子，不归我们科安排。” 孟致远看看我，说：“谁安排无所谓，起码应该商量商量，谦让一下。算了，不计较这些了。”完了他继续看图。 我明白，他是暗指甘学书不尊重他。他的意思是，二楼三楼无所谓，你总得有点谦让精神，哪个文件规定你站办的人一定要占着最好的楼层？ 我不能插言，我只能不吭声。 看完全图之后，孟致远很干脆地做了安排：“这样，政工科按原来的标准，还是三个办公室。你单独一间，跟我的办公室挨在一起。另外，五楼安排给消杀科和职病科（职业病防治科），就直接说是我的意思。其他的你看着办吧。” 孟致远这种干脆利落的口气，很对我的脾气，而且我也有点小感动，感动于他的细心。 五楼是顶楼，夏热冬凉，应该是最不好安排的。孟致远替我做主，也就是准备替我挨骂了。这真的让我没想到。 投桃报李，我立即半真半假地问他：“可是，还有点小问题。我不大愿意跟你挨在一起，怎么办啊？” 孟致远瞅我，似乎有点意外。因为以前我们之间说话全都一本正经，有时他想跟我聊点什么轻松的话题，见我没兴致，他也就只能谈公事，说完拉倒。所以这会儿听我这样的口气讲话，就很感兴趣地反问：“为什么，你讨厌我啊？” 我说：“你是书记，我哪敢讨厌你，是你一直都嫌我碍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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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碍事”是个“隐语”，老孟肯定能听出我的意思。我本以为他会装糊涂，然后含糊其辞应付我，不料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马上就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听到风声了？你千万别误会。政工科长我是一定要换，这是为站上的总体工作考虑，你以后会明白的。”“站上的总体工作”七个字他加重了语气，他的潜台词是，不让你当政工科长，是因为有更重要的工作让你干。 他说完看看我的眼睛，确定我理解了他的话外之音，便又笑了笑说：“至于办公室，你不愿意挨着我，就把我的屋子安排到五楼去，我保证听你安排，绝对没意见。” 我咬咬下嘴唇，忽然冲出一句：“美的你，我把你安排到楼顶平台上去，那儿凉快！” 2 大搬家之后，我与孟书记的距离就由原来的上下楼，变成了隔壁。交流多了，我发现我以前对他的印象有着极大的偏见。他这人其实挺有头脑的，心地也挺好，在我跟前，还敢于承认错误并自我检讨。例如对于刚来防疫站的时候搞的“新政”，他说那确实是他的错，主要是犯了经验主义，在不了解防疫站具体情况的时候，把在学校（他原来是卫校校长）的那套做法给搬来了。他还怪我当时不提醒他，并跟我约法两章：一是以后再看到他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时提醒；二是相诚以待，有什么说什么，直言无讳，不搞小动作。 这天快下班的时候，孟书记又进了我的办公室。先说了几句废话，看看周围没人，他用商量的口气问我：“晚上没事，跟我一起去吃个饭吧，没外人，都是几个熟人。” 我一点没犹豫就答应了。孟书记显然以为我会推辞，他可能是想等我推辞的时候，再解释要跟谁吃饭，但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痛快。他高兴地直点头：“好好，到时候你等等我。”然后又跟了一句特不靠谱的话：“哎，你今天穿的这裙子真好看。” 去酒店的时候孟书记告诉我，今晚来的是组织部的孙副部长。我认识这个老孙，但他不认识我。另外两个，一个是卫生局副局长老陈，另一个是市人民医院的周副院长。 孙部长四十五六岁，长得高大挺拔。听老孟介绍我之后，就笑着跟我握手，说，小方我知道你，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更没想到防疫站的小破院里还藏着大美女呢。我说，年轻什么呀，都人到中年了。孟书记说，你别蒙领导，你才三十出头，到什么中年。孙部长和陈局长都说哪像三十啊，陈局长还说，我以为你还没结婚呢。 接下来上桌吃饭，边吃边聊，我主要是听。先是听出了这个饭局的“缘由”：孙部长有个亲戚住院，周院长从上海给请的“高级大夫”会诊。孙部长想表示感谢，但请客埋单的却是我们孟书记。 按说这个饭局跟我没什么关系，是孟书记跟孙部长说，光几个爷们喝酒没意思，我从我们那儿带个美女过去。孙部长有些怀疑，说你那小破院里还有美女？ 我到底算不算美女我也闹不清，既然孙部长说是，那就算是吧。 今儿酒局上的人净些高层次的，所以聊的话题也很高雅。他们先是津津有味地探讨了周院长讲的一个养生秘方，因为说那秘方是祖传的，也就是类似“非物质遗产”方面的，陈局长就又扯到了“文物”上。他问老孟，听说你哥哥是个考古专家，我有一幅元朝吴仲圭的山水，有人说是清末仿品，哪天我得去请教一下。老孟说：专家谈不上，他原来在咱省博物馆，搞古字画复原修饰的，去年调北京故宫博物院去了。周院长就惊叹，喔，那不得了哇，那可是真正的国家级专家了。我听说啊，现在的文物市场可乱了，那造假造的登峰造极。最极端的例子，能造到连书画家本人都分辩不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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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部长看来对文物不感兴趣，就来跟我说话，还详细问了我的经历、家庭、工作等等情况。 这顿饭吃的时间不长，才八点刚过，孙部长说他还有事，大家就散了。 老孟好像喝得有点多，走路两边晃，我便要打个车先送他回家。他不让，很认真地拍拍我的胳膊说：“我，没事。小方，你不错，很不错，咱站上女的有一个算一个，超过你的，没有。” 我没说话，只是笑笑。于是他又继续拍我，一边说：“没事，很好，我自己，能回去，溜达溜达。你也回去吧。” 我还是笑笑。我已经准备好了，他再要瞎拍打我的话，我就抓住他的手，拦个出租车把他塞进去。还好，他没再拍我，只是挥挥手，然后自个儿晃晃悠悠朝着他家的方向走去了。 我回到农委宿舍院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半。进门一看，卢文进来了，正在客厅的茶几上跟史际明下象棋。 卢文进跟魏淑玉结婚后，一开始住在三建公司的家属院。前年才搬到了源西区永兴街上的市府第一宿舍，也就是魏淑玉单位分的房子里。他们在三建住的时候，我和史际明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干休所。两个地方离的很近，步行都不超过十分钟。因此我们两家来往频繁。卢文进很会做饭，而我和史际明又比较懒，所以经常到他们家蹭饭吃。 后来，史际明由源西区农机公司调入农委，先当副处长，后来当了办公室主任，工作比较忙，农委离干休所又很远，我们就很少再去干休所住。不过仅仅半年后，卢文进和魏淑玉就搬家到了永兴街，离农委的宿舍只有一个公交车站的距离，比原来还近了。 听见我回来，史际明眼睛不离棋盘，一边问：“这么早就喝完了？你不是挺烦孟致远的嘛，他怎么还找你喝酒？” 我说：“主要是有人民医院的两个熟人，不然我才不去呢。”我拿茶壶倒水，顺便给卢文进续上，他一边“谢谢”，一边跟我说：“我们楚经理有个表弟，在卫校教务处。那天一起吃饭说到了孟致远，据他的意思，孟致远这人还比较正派，在卫校搞的也挺好。” 我很感兴趣，忙问：“人家当书记，肯定优点比较多，我主要想听他的缺点。” “将军！”那边史际明一声吆喝，把卢文进刚要说的话给顶回去了。卢文进看看棋盘，表示很奇怪：“你的炮什么时候沉底的？” 史际明洋洋自得：“就你刚才分神的时候。” 我不乐意了：“史际明你捣什么乱哪！” 卢文进仔细瞅瞅阵势，只好说：“那，算你这个赖皮赢了。我先跟我弟妹说点正事……” “不行不行，什么呀他就赢了。”趁史际明点烟的功夫，我摸走了他的“大车”，然后直接代替卢文进跳马：“撵走他的炮，叫他赢个苍蝇（赢）。” 史际明找不到“大车”了，知道是我在“捣乱”，便笑笑起身说：“好好，我认输。我去烧洗澡水去，你俩聊孟致远吧。” 卢文进跟我说，据那个楚表弟介绍，孟致远虽然不是本地人，但他老丈人文革前是嘉南的县长，并在本市拥有众多人脉。你刚才问他的缺点，好像除了有点自负之外，没有很大毛病。尤其是生活作风很正派。卫校女生极多，孟致远的前任就是因为“作风问题”下台的，而孟致远在卫校一干四年，没有任何负面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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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际明干完活回来，接上说：“他老丈人比较有势力，那他肯定是怕老婆，也就是心有余而胆不足。” “非也。”卢文进说：“那位孟夫人跟孟致远是大学同学，不过他俩专业不一样，孟致远学的是生物化学，孟夫人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他老婆属于典型的学者，基本不食人间烟火。也不能说他老婆怕他吧，反正他们家孟致远说了算。” 聊到九点半，卢文进走了。我和史际明上床之后，我才把孟致远跟我说的那段很关键的话告诉了史际明。就是“为站上的总体工作考虑，要换政工科长”。然后又说了甘学书侧面向我透露，孟致远是个“障碍”的那些话。 史际明思索半天，问我：“老甘不至于挡着你，那样肯定会把你推到孟致远一边，对他有什么好处？” 我说：“我也是奇怪呢，百思不得其解。” 史际明突然一拍手：“明白了！”他分析道：显然，提拔我的关键是在“上层”，而老甘在上层的人脉不如孟致远。也就是说，孟致远能打通那个关键，而老甘却做不到。如果孟致远不想法跟我“暗示”一下，那么把我提成副站长后，我可能就会以德报怨的同时又以怨报德。也就是说，我会感激没使上劲儿的甘学书，而痛恨真正帮助了我的孟致远。他俩这会儿都急着表态，说明你的那件事快成了。 我想了想，觉得史际明的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但那个“快成了”的预测极不靠谱。我去防疫站时间太短，按照以前的提拔规律，一时半会儿是成不了的。 3 让我没想到的是，仅仅一个月之后，我就成了防疫站的代理副站长，“代”了十天之后，正式的任职通知就下来了。 此时的晋职，还没有后来那么多名堂，也就是说，整个程序还比较简单。我们这“一波”，赶的是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潮流。防疫站在此前后晋升的六个科长副科长，加上我这个副站长，全都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干部。 就在我当了副站长的第三天，刘毅的“毅兴”公司乔迁新址。于是刘毅跟卢文进商量，双喜并贺，就在毅兴公司旁边的嘉阳大厦设宴，专邀我和史际明。 史际明本来说要去的，后来一听刘毅也掺和在里面，他就说省农委来个客人要去陪，让我谢谢刘毅的好意。 不知怎么回事，史际明一直看不上刘毅，不愿意跟他来往；刘毅也朝着史际明发憷，甚至都有点怕他。也怪我，曾经跟他透过“底儿”，说史际明的“擒拿格斗”，在警卫连都是数一数二（其实时过境迁，养尊处优这么多年的史际明，那“功夫”早就丢的差不多了）。刘毅以前“黑”过我，我早不当回事了，他却担心史际明耿耿于怀。 既然史际明不愿意去，我也不勉强他。我就自己坐公交车去了。到了大厦门前，正好碰见卢文进、魏淑玉两口子。卢文进新买了一辆嘉陵牌摩托车，带着魏淑玉一块来的。 刘毅现在财大气粗，订了大厦三楼最好的包间，那包间还带着一个不小的露天平台。 我们一共6个人：卢文进夫妇、刘毅夫妇，还有刘毅的副手小段加上我。都是极熟的熟人，所以宴会的气氛很和谐也很随意。 我当了科长以后的这些年，应酬很多，所以对吃喝特别没兴趣；魏淑玉也是一样，因此吃了一阵之后，见他们几个在那儿天南地北的胡吹，我俩就打开拉门到了外面的平台上。魏淑玉随即又将拉门关紧，说要跟我商量点事儿。 这个平台下面就是兆阳河，平台靠南边的栏杆，设了一个玻璃茶几，一圈白金属条镶边的藤椅。坐那里凭栏望去，可见一湾静水和一片灯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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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魏淑玉跟我说，那个讨厌的郭复卿当上了副局长，正好分管魏淑玉的科。 当年郭复卿追求魏淑玉不得，他也就死了心，后来从二轻局找了个小职员结了婚，现在孩子都进托儿所了。郭复卿一直以为魏淑玉不知道他下“黑手”的事儿，平时还装的道貌岸然，正人君子似的。不过他以后没再招惹魏淑玉，而且见了她还挺客气。但现在郭复卿成了分管副局长，魏淑玉就老是担心他仗势报复，怕卢文进担心，她又不敢跟卢文进说。 我当时教了她一个高招：想法跟局长“交流交流”，如果局长可以信任，就含含糊糊地把以前那事透露给他，然后再含含糊糊地让郭复卿明白，局长是个知情人。这样，一般情况下，郭复卿只要有正常的智商，就不会轻易去没事找事。 我原以为魏淑玉“商量点事儿”是说这个事儿呢，不料魏淑玉说的却跟这风马牛不相及。 魏淑玉说，卢文进最近有点神经衰弱，而且越来越严重，晚上老是睡不好觉，吃2片“安定”都不管用。你说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很奇怪，我说前天他还帮着我们修下水道呢，我看他精神挺好的，一点也看不出他“衰弱”来。魏淑玉却说，他那是在外人面前使劲装出来的。我跟你说了，你谁也别讲啊，史际明也别跟他说。 我点头，想了想说：“这不是什么大毛病，省院、市‘人民’、军区总院什么的，我都有认识的人，我联系个专家，让他去看看，怎么样？” 魏淑玉皱眉迟疑：“你说，那样好吗？” 我奇怪：“怎么了，神经衰弱这不算什么，我婆婆，我大姑姐，我们单位好几个，都得过神经衰弱，那是常见病——其实也不算病，不属于器质性病变……” 魏淑玉直摇头：“还是等等再说。你不知道，卢文进特别的讳疾忌医。要不，让他多吃点安定，你看行不行？” 我说：“别呀，那玩意上瘾。要不你让他睡前多活动活动，累的厉害了，就容易入睡。对了还有，你们卢文进晚上爱喝茶，你让他到下午就别喝了，那东西兴奋。” 吃完饭回到我们家，已经是九点多了。史际明也是参加了酒局刚回来，我先去烧开水，然后给史际明泡上解酒茶，端到客厅时想起了卢文进的“衰弱”，我就讲给史际明听了。虽然魏淑玉不让我说，可我想着这不是什么大事情，我就是不说，闹不好以后卢文进还会自己告诉史际明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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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际明现在当的农委办公室主任，与原来区农机公司经理相比，官大了不少，这是好事，但坏事是，他的官架子也见长。此刻他四仰八叉倚在沙发上，一手接过茶杯品茶，一手拿着遥控器挨个“视察”电视节目，同时教训我说：“你们女的都有点神经过敏。卢文进其实什么毛病都没有，他就是最近压力太大。还看医生呢，亏你想得出来。” 我抢过遥控器反驳他：“根本不是什么压力大，当领导的哪个没压力？我就没有压力吗，你就没压力吗，谁象他都压的神经衰弱了，你没看把魏淑玉给急的。” 史际明拿个大鸭梨削起来，一边解释道：“压力和压力不一样。卢文进前些时候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跟公司的副经理安庆和闹得水火不相容。那家伙属于小人里面的超级小人，太坏了，卢文进防不胜防，老吃他的暗亏，所以心里着急上火，睡不着觉、做个恶梦都很正常，不用大惊小怪。给你，”史际明将大梨一切两半，递给我一半。 我叫起来：“史际明你怎么没记性，这梨不能分着吃你不知道啊，‘分梨、分离（梨）’，你不想跟我过了是咋得？“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你这人，当副站长了还是脱不开农村二大娘的封建迷信。我就不相信分个梨吃咱俩就分离了，你吃吃试试，分了我负责。” 我横眉冷对：“小史际明你再说一遍，怎么你还要分分试试？老实交代，最近你又瞅上哪个狐狸精了？我那天听阎知薇说，农委机关新分来几个年轻的女大学生。” 史际明吃完梨来了精神，抱住我就下手，嘴里还嘀嘀咕咕：“我认识了一个咋的？嘉安医学院函授毕业的，这不就在这儿，还不老实。” 我吃我的梨，任他得寸进尺骚扰我，一边骂他说：“史际明你十几年了，流氓本性不改啊你！” 4 事实证明，我和史际明都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 过两天是个周六，下午闫知薇给我打电话，问我晚上去不去干休所。我说，今晚不去，想明天上午去，有事吗？闫知薇说：晚上有个会，朵朵没人看了，想送你家去，开完会我就接回家。我说没问题，六点半左右我就回去了。 闫知薇这几年“官运”亨通，当到化工局工会 后，化工局撤销，她改行到了文化局，去年借干部知识化的“春风”，直接升任副局长，成了副县级干部。不过她的烦心事也不少，她爸两年前离休，去年年初因病去世。她母亲今年又因中风而偏瘫。正赶上她老公又出国讲学，所以家务事把闫知薇弄得疲惫不堪。我只要有机会就去帮她的忙，她过意不去，跟我说，别的事情我都能应付了，就是怕忙得委屈了朵朵。我就说，不管什么时候，你忙不开就把朵朵送我家，我俩要是都不在，你直接送干休所。老太太拿朵朵跟亲孙女一样，绝对没问题。闫知薇连连答应，不过她太要强，不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从不肯麻烦我们。 不过今儿不凑巧，我刚放下电话不一会儿，魏淑玉又来了电话，急急惶惶地说，让我晚上去她家吃饭，并强调说一定要去，她有很重要的事情问我。我赶紧说，你还是上我家去吧……，我还没说完，她就抢着说：不行，那事不能在你家说，就这么定了啊。然后就撂了电话。 我赶到魏淑玉家的时候，家里就她一个人，正坐在餐桌边上，守着一盘包子发愣。我说：你非把我请过来，就让我吃包子啊，早知道……我一下子停住了，因为我看到了魏淑玉的脸上愁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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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哎，怎么了怎么了，至于吗？“我赶紧过去抱住她肩膀：“美人姐姐，什么大不了的呀，谁欺负你了，他肯定活的没意思，告诉你妹，我立马去放倒他。” “别闹子荷。”她把我推坐在椅子上：“你对付着吃点吧，吃完再跟你说。” 我把包子拖一边去：“你这个赖样我吃什么呀吃，赶紧说，到底怎么了？天要塌了还是地要陷了？” ”比那严重多了。来，先吃饱了再说，要不然你没劲儿帮我打架。”魏淑玉又把包子拽过来，自己拿了一个，剩下的推给我。 看她这会儿的神色，又不像有什么大事。于是我就吃起来。 魏淑玉吃完包子再一次重申，她说的事情，我不能跟任何人讲，包括史际明，当然更包括封志扬和马伊莎。在得到我庄严的承诺之后，她才给我详详细细讲了她遇到的超级烦心事儿。 事情是从一个月之前开始的。那是个星期天，魏淑玉和卢文进一起去爬云龙山。 由于就两个人过日子，没那么多家务事，所以一到节假日，两人就逛商场、游公园，或者看戏看电影，生活过得相当滋润。 魏淑玉跟我说过，近一年来他们夫妻俩经常去爬云龙山，隔几个月就要专程上去一趟。当时见我不解，魏淑玉还给我解释了原委。 嘉安市区及近郊共有三座山，分别是云龙山、紫竺山和卸甲岭。卸甲岭是座石头山，靠着我公公所在的第二干休所；紫竺山在市区内，树木繁茂、风景秀丽，而且紫竺公园就在山的南麓。险峻高大的云龙山比较偏远，位置在市区的西南郊。从“游玩”的角度上说，云龙山远不如紫竺山，云龙山上除了石头野树杂草，没什么“光景”，只是山顶上有一座不伦不类的小庙，叫云龙寺。 说它不伦不类，是因为那地方原来是个道观，“文革”时破“四旧”给破了个干净，只剩了几排老旧房子和一个大院。大概是云龙山管理处觉得“佛”的人缘好，能吸引游客，便将那院子简单翻修一下，塑了几尊佛像，不知从哪“聘”了几个假和尚，“云龙寺”就正式开张了。那大院门前还树了一个好大的牌子，上面煞有介事地介绍说，云龙寺始建于五代，后来历经沧桑几度浮沉云云，也不知是真是假。 不过云龙寺后院有块镶嵌在院墙里的半截破碑，倒真的是北宋初年营建道观时的刻石，有意思的是，这道观遗物，倒成了云龙寺的“镇寺之宝”。 云龙寺刚开张的时候，我和史际明带着庆远、铭飞去玩过，回来我跟魏淑玉贬低那里，说那个景区树多人少，山高风大，实在不怎么样。不想人家夫妻俩整个嘉安市都玩遍了，唯独不知道这个地方。于是几天之后，她就拽着卢文进前去朝拜了一番。 那还是去年的春末时节。由于天气不错，所以云龙寺的游人还不少。魏淑玉和卢文进正在寺庙的后院欣赏那块宋代古碑，忽然被南墙根的一群人吸引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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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墙根那里有一棵古槐，树荫下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围着一个老头聊得很热闹。只见那老头七十左右，花白的短发，宽宽的额头，瘦削的脸膛，穿一身中式衣裤，蹬一双功夫鞋，捏一把檀香扇。从外表上看，此人仙风道骨，潇洒飘逸，却很难看出他是干什么的。有点象离休干部，有点象退休工人，也有点象旧知识分子，还有点象行走江湖的老中医。他正在给那几个学生看手相，大约说得挺准，引得学生们不时发出一阵阵惊叹声。有个人让他看了以后问他要多少钱，他笑着说你以为我是算命的？我只是随便说着玩，找点乐趣而已，当不得真。 魏淑玉小声跟卢文进说：“看他像是挺有知识的一个人，怎么还弄这封建迷信啊。” 卢文进说：“人家不是声明了嘛，闹着玩呢。”随后他俩就走开了。 不料当他俩转完了那个院子，从侧门出来要下山的时候，却发现老头正等在门外。见了他俩，老头笑道：“这位女同志刚才说我搞封建迷信，显然是高抬我了，因为老夫才疏学浅，没涉猎过你说的那门‘学问’。” 魏淑玉万没想到老头耳朵这么好使，因为当时他俩离老头挺远，而且老头还在应付那几个学生。有些尴尬的魏淑玉赶紧解释：“老先生你千万别误会，我那是信口瞎说的，你别在意，其实我根本没听到你算命的时候都说的什么。” 老头很认真地更正：“我不是算命的，我只是跟那几个学生开个玩笑。你要是不介意，我也跟你开开玩笑，说错了你多包涵。” 魏淑玉和卢文进大感兴趣，魏淑玉忙催：“好好，你说你说，没关系的，就当说着玩呗！” 老头笑笑：“好吧，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这位女同志来自东北方向，当过兵，而且以前还是军队的干部。” 魏淑玉很是吃惊，转眼看看卢文进，卢文进也是同样的表情。 老头又扫了一眼卢文进：“这位男同志出身书香门第，应该也是个干部，而且当干部的时间不短了。你前几年福星高照，而且眼前马上还要大进一步呢！” 卢文进立即否认：“老人家，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你肯定是说错了。我是农村出来的，当干部没几年，当临时工的时间不短是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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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微微一笑，一声不吭转身就要走。 魏淑玉赶紧上前拉他的袖子：“老先生，对不起啊，我爱人真的是从农村出来的，他说的是实情。你别不高兴，你刚才不是说了，咱们都是说着玩儿，而且你说我说的特别准。” 卢文进也道歉：“对对，老先生，是我的不是，咱们随便说着玩儿，你老千万别生气。” 老头停下脚步说：“我没生气。咱们就是说着玩儿，不在乎准与不准。况且，准与不准，只有天知道，你们说我这话是也不是？” 魏淑玉和卢文进心里同时在想，这话当然“不是”了。“准与不准”，事实就是检验标准，怎么会“天知道”呢。不过魏淑玉觉得，既然这老头上来就能看出她是军队干部转业的，而且还能看出卢文进也是个干部，说明他有点眼力，便想听老头“继续”；卢文进好像也是这个想法，两人便央求老头接着往下说，老人摇头笑道：不能再说，再说我就露馅了，世上哪有真会算命的呀，都是糊弄人的。不过咱们之间挺有缘份，你俩真想再听，我就赠你们一段“偈语”，时常念之，定能趋利避害，遇难呈祥。说完老头便一字一句地念道： 常思静，忌思远，添宝而止，进香求安，风生水起，旧时一梦到青山。 说完他转身要走，卢文进却再次拉住他，说没听清楚，于是老头又念了一遍，道是：“常思静，忌思远,添宝而行，进香求安，风生水落，旧时一梦到青山。” 魏淑玉给我解释说，老头前面说的六个字，她和卢文进都没大听清楚，或者说，他俩仅仅听出“音”来了，没闹明白对应的是什么字，后面的几句倒是听的明明白白，可不知道什么意思，老头也不肯解释。 老头走后，卢文进还愣在那里，皱着眉头念念有词，魏淑玉说，你还真信他是怎么着？他那算命就是玩文字游戏，怎么解释都行。这什么偈语更是胡诌，因为他念了两遍，我都能听出来两遍念的还不一样。 魏淑玉没当回事，卢文进却上心了。卢文进从那之后就经常念叨那几句，没事就拉着魏淑玉，探讨老头那话到底应该是哪些字。魏淑玉奇怪地问：“你还真‘迷信’是怎么着？” 卢文进说：“有些事情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你忘了咱在报纸上看到过的，古今中外都有不少‘变现’的‘预言’，那不也是真事嘛。” 卢文进这样说，勾起了魏淑玉的好奇心：“你觉得老头说的真是佛家‘偈语’？” “反正那老头有一句说的很准，他说我最近要‘大进一步’，事实就是如此。老楚给我透信，说上个月建委开办公会，研究内容就有我当副经理的事，可能很快就会公布。可这事刚确定没多少日子，你说老头怎么能算出来？” “肯定是瞎蒙，偶然蒙准了呗。” “所以我就想研究一下，其他的事情他会不会也能蒙准。” 这倒有点匪夷所思。不过；卢文进这么一说，魏淑玉也来了兴致，便帮着卢文进深入“研讨”。但由于汉语的同音字太多，老头还有点口齿不清，所以他俩越研究越糊涂。你比如他先说“添宝而行”，又说“添宝而止”，这完全是两个意思。还有，那“添宝”二字也没法闹明白倒底是“填饱”“田宝”或者是“填报”。 后来魏淑玉不耐烦了，说：“干脆，等哪天咱再去找找那老头得了，这回非让他说清楚不可，咱就赖上他了。” 卢文进深表赞成，说，对，就是找不到他，常去爬山还能锻炼身体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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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以后，两口子又去过云龙山好几次，却再也没有遇见那个神奇的老头。 5 最近，卢文进从建委的熟人那里得到信息，说上级已经内定让楚经理退休，准备从现有的三个副经理中提拔一个当经理。按说卢文进去年才提的副经理，要“论资排辈”的话没他的事儿。但现在要求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三个人中最有竞争力的却是卢文进。不过有人给他透话儿，说党委内部还有不同意见，他的提拔可能被“卡”住了，让卢文进抓紧“活动”一下。卢文进倒是想“活动”，可是三建的班子里情况很复杂，他打听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让他又想起了云龙山上那位神秘的老头。或者说，他先是想起了去年那个很快应验的“预言”，然后连带想起了那“仙风道骨”的怪老头。 就在上个礼拜天，他俩再次去了云龙山。结果老头没找到，找回来一个大烦恼。 那是一件无法解释的怪事，且发生的十分突然。 当时，卢文进和魏淑玉下山后，在公交站等公交车。魏淑玉看到对面三四十米开外有个冷饮摊，就要去买雪糕，让卢文进在原地等她。不料当魏淑玉买了雪糕往回走时，却见卢文进匆匆跑了过来。他额头冒汗，脸色发白，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把魏淑玉吓了一跳，赶紧问他怎么了，卢文进忙说：“你别怕，不要紧的。我有个头晕的老毛病，有时候累了就会犯病。坐会儿就好。” 魏淑玉急忙扶他坐到路边小店的台阶上。五六分钟后，卢文进的脸色恢复了正常，这时他们要等的那趟公交车也开了过去。这边去市里的公交车很少，每半个小时才有一趟，这样他们又得等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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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进抱歉地对魏淑玉说，“刚才吓着你了吧？我好多年没犯病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魏淑玉问卢文进：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毛病啊，我看你壮的象头牛。你是怎么得的这毛病？卢文进说，我以前在内蒙铁矿干活的时候，曾经摔到矿坑里一次，那大坑有七八米深，脸也摔破了，头也摔伤了，大概就是那次落下的后遗症。魏淑玉就埋怨他怎么不早说，既然有这毛病，应该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卢文进说：其实我多少年没犯过，可能是这些天让公司“换班子”那事给闹的，精神紧张，有点累着了。魏淑玉说：那咱犯不着。宁肯咱不争那个经理，官不官什么的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身体，身体累垮了，给你个市长你也干不了啊。 回到家之后，因为卢文进说他是累的犯了病，所以魏淑玉就让他坐那儿看电视，她自己做饭、刷碗、洗衣服、整卫生忙到晚上八点多，九点半两人就上床睡觉。魏淑玉连爬山带忙活很疲劳，一躺下就睡着了。结果到了半夜，却被卢文进惊恐的喊叫声惊醒。她赶紧拧亮台灯，就见卢文进紧咬牙关，满头是汗，神情极为紧张，但却闭着眼睛。魏淑玉推了他好几下，他才睁眼，并问魏淑玉：“我刚才喊的什么？” 魏淑玉说：“我正要问你呢，你做恶梦了是不是？” “恶梦？对对，就是个恶梦，梦见一堆的死人，吓坏我了。” 魏淑玉关了灯，可他俩却谁也没有再睡着。 第二天晚上，卢文进吃了两片安定，似乎是安稳地睡了一觉。之所以是“似乎”，因为魏淑玉一夜没醒，也没听到卢文进的动静。 后来，魏淑玉发现不对头。吃安定的那天晚上，卢文进还是没睡好，他可能是悄悄躲到客厅的沙发上去了，怕影响到魏淑玉。因为魏淑玉能感觉出来，成好几天睡不好觉之后，卢文进的精神状态就出现了很大变化：他开始丢三落四，或者忘拿家里钥匙，或者忘了买菜，甚至烧了开水忘了关液化气，差点弄出个火灾……还有就是他变得很胆小，怕黑天，怕大的声响，经常莫名其妙地打哆嗦。 “对了还有，”魏淑玉又补充说，“他把‘晨练’也荒废了。以前他都是天不亮就起来健身，这会儿可好，不光不练了，而且整天都萎靡不振。” 我问：“那，他上班能上吗？” 魏淑玉说：“勉勉强强呗。好在改制以后，分公司比较忙，他们总公司相对还好点，事情不是那么多。哦，还有就是……”魏淑玉迟疑了一下，脸色有些发红。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觉得自己的脸也有点发红。 魏淑玉还是说了，因为以我俩目前的亲密程度，她是什么话都敢跟我说的。 她说：“就是，他办‘那事儿’也不行了，而且很突然。本来上一次还特别好，到这次，就怎么也……也不行，一点都不行。这是从没有过的，他急得冒汗，没用，后来几天都那样。这个，对他打击最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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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身去一边的低柜上拿保温瓶，实际上是借机掩饰脸上的红晕。我想起了一件小事，那件事一直深藏在我的心灵最深处，不知什么时候偶然被触动一下，就会让我的心脏乱跳好一阵。 那是大半年前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家水管的阀门有点漏水，史际明在上班路上碰见卢文进，请他有空来给修一下。结果卢文进第二天下午才有空，也就是说，他来干活的这个时机有些“不凑巧”，或者说，“太凑巧”。 因为史际明又出发了，陪着主任去上海开会，而魏淑玉早在一周前就去广州的空军干休所看望她爸妈去了。 虽然这样的凑巧或不凑巧让我有些纠结，但水管还是必须要修的，我纠结的是修完了该不该留卢文进在我家吃饭。 我家漏水的水管阀门，深藏在洗手池下面的柜子里面，地方狭窄，作业不便。卢文进将脑袋和半个身子探进去修，我就站边上给他递工具。因为“吃饭问题”我脑子有点溜号，当卢文进说要个小扳手的时候，我没动弹，于是卢文进便侧身伸手要自己拿，我已经反映过来了，又探身去递，结果卢文进的手一下子触到了我胸上。就像被烫了一下似的，他赶紧将手缩了回去，我递过去的扳手他没接，当啷一下掉在了地上。 卢文进尴尬万分，手足无措，一张脸瞬间变得像红布一样，紧着朝我道歉：“子荷子荷，对不起，对不起，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让我自己都奇怪的是，我却没怎么“震动”，或者换个词儿说，我认为那就是“正常失误”，而且为了缓解卢文进的高度“不适”，我还用拳头砸了他一下，嗔怪道：“说什么呢。我知道，没事的，看你那紧张样儿。” 我的轻松和“宽容”反而让卢文进更加的奇窘无比，看来是恨不得地下有个缝儿能钻进去。不过看他无地自容的样子，我不知怎么还挺高兴。后来他继续干活的时候，我还故意盯着他看，我的眼神虽有娇羞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调皮。 活儿很快干完了，卢文进总算也缓过劲儿来。他收拾工具，多少带点“破罐子破摔”意味，自我解嘲地笑着跟我说：“我，我不紧张了，反正我在你面前也没脸了。以后你怎么想我，想到什么低级下流，庸俗不堪，甚至不要脸什么的，我都认了。真的。” “又来了，跟你说了没事的嘛！”我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他的脸，应该算是个“安慰”的表示，我还很认真地点一下头：“再说一遍，没事的，卢哥，你是好人。你别当回事，那样就不好了。” 那天卢文进没在我家吃饭，我想留他的，可又一想，他的别扭劲总得一两天才能过去，以后再说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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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再见到卢文进，他又恢复了常态。但我能发现，他看我的眼光有了一些变化，好像是增加了亲热或者是亲密的成分，至于包含不包含“情色”，我拿不太准。当然，我相信卢文进是个非常有数的人，他跟魏淑玉感情极好，他也知道我和史际明关系极好，所以我并不在意他的眼神变化。 可是我现在非常在意卢文进在精神状态上发生的奇怪变化，这种状态都影响到他与魏淑玉的夫妻生活了，真的不能再掉以轻心，否则有可能拖成大病，那时就晚了。 我倒上水走回来，又思考了一下，才问魏淑玉：“不管什么毛病，首要一条就是找准病因。你肯定已经琢磨好长时间了，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魏淑玉迟疑了一下才说：“我查了些医书，都说神经衰弱一般是‘渐进发展’的，如果是‘突发’，就应该有‘诱因’的刺激。犯得越严重，说明那诱因造成的刺激越大。”她看我一眼，忽然反问我：“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怀疑卢文进在等车的时候碰见什么事儿了？” 我点头：“从你说的过程来讲，应该是那样。” “我当时还特别注意看了看周围的环境。”魏淑玉翻出一个活页本，在上面画给我看：“这是公交站，也没站台，就是竖着一个牌子，写着39路和55路，以及沿线各站什么的。当时等车的有十来个人。”魏淑玉边画边说：“我们站在等车人群的西边，那儿有些梧桐，就在树荫下面。这边没什么建筑，就一片草地。街对面有一些住宅楼，还有几处临街的店铺。冷饮店在这里，要从公交站过了大街斜插过来……” 我说：“对了，问题就在这里。一般来讲，突发头晕的人都会原地呆着不敢动，因为越活动越晕……”下面的话我不用再讲了。很明显，当时的“合理情节”，应该是卢文进停留在原地，或者直接坐到草地上。魏淑玉买了雪糕很快就能回来，他没必要急急惶惶地斜插着过街去找她。所以我觉得，卢文进并不是为了去找魏淑玉，他是为了“离开现场” ！ 也就是说，在那等公交车的人群中，或者是魏淑玉走后的这段时间，有个可怕的“东西”强烈地刺激了他，导致他突然“犯病”。 魏淑玉有时候不大聪明，可有的时候却又反应极快。她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跟我解释说，你说的我也想过，那只能是一个人。卢文进看见那个人，吓出了毛病。这在别人也许有可能，但在卢文进身上不大可能。 魏淑玉说，她一开始也曾设想过，卢文进白天被吓得头晕，晚上让噩梦惊醒，都说明他在公交车站遇到的可怕“事物”非同寻常。她甚至都想象，那会不会是卢文进以前的仇敌，这人追到了嘉安，然后幽灵现身一般地在那个公交站与卢文进相遇！ 不过再仔细分析，魏淑玉又进行了自我否定。因为她十分了解卢文进。卢文进是十四岁到的内蒙，先在一家铁矿的工程队当小工，后来跟着他三叔在公社建筑队学瓦工。再后来建筑队出了伤亡事故，他三叔就不干了，又带着他去了供销社开的饭店，直到1977年回到他父祖的原籍嘉安。在内蒙的卢文进老实肯干，安分守己，从不惹事。不光卢文进自己这样说，在他提干的时候，单位派人去内蒙外调过，去的人回来也是这么说的。照这样看来，卢文进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仇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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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得要比魏淑玉深远些。在我的感觉中，内蒙古那个地方无比遥远，无比神秘。卢文进在那儿的生活了十几年，他的真实经历也许不像他自己说的，或者组织上调查的那么简单。比如，他要真的特别内向、老实、忠厚、本分，那他是怎么结交上如同“江湖人物”的那个徐大哥的？还有，就凭我对卢文进的了解，他是个好人不假，但他也绝对是个很精明（“精明”如果带点贬义的话，改用“聪明”也可以）的人。再就是，据魏淑玉“透露”，卢文进“那方面”的精力极其旺盛，谁敢说他在内蒙就一点没有感情生活？或者说，就没有过“情感纠纷”？如果有的话，他的那个女人也许不是善茬，没准跟黑社会老大有关系，卢文进没把她“处理”好，她叫老大派人杀气腾腾地追到嘉安来了…… 打住打住！我连连告诫自己，我从外国侦探小说上学的“推理”又开始天马行空了。我要是继续这么“联想”下去，没准都能把卢文进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联系起来。 我的思维经常会这样，在自我的王国里横冲直撞，为所欲为，不管是对谁。也就是说，我是对事不对人，先是海阔天空乱七八糟想象一番，回头自个儿再否定。我刚才琢磨的就牛头不对马嘴，这方面还是魏淑玉说的对，凭我对卢文进的认识，他根本就不可能有那样可怕、且不共戴天的“仇敌”。 还有一个事情我刚才有点忽略。在目前，在眼下，别管我心里怎么想，我得先附和魏淑玉的想法。不是她说出来的，而是她没说出来的真实想法。我便装作深思熟虑已毕，很认真地对她说：既然排除了别的可能，那这事儿就是卢文进解释的那样。他是因为太累太紧张，引发了“旧疾”，赶紧让他去医院看看吧。魏淑玉也觉得这样拖下去要出大事，必须得让卢文进抓紧“就医”，但她还有顾虑，那就是，卢文进目前正当关键时候，最好别让人知道他去医院看“神经衰弱”。 我说，要不这样，就这些症状，我先找人咨询一下，咱们再决定怎么办。 第10章 晕了一大堆人 1 回家的路上，我都在琢磨卢文进。认识他这些年来，他给我的印象不光是身体强壮，精力十足，而且还有乐观向上、性格稳重、与人为善，以及细心、大度、宽容等等，没一个印象能与“神经衰弱”挂上边儿。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真像他说的，以前头部负伤的后遗症，还是有别的难言之隐？那会是什么“隐”，让他要对爱妻魏淑玉都守口如瓶呢？ 进了家门，一眼看到迎面跑来，连声叫“方阿姨”的朵朵，我一时没转过脑子，还以为走错了路，走到闫知薇家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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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朵朵给我拿来了拖鞋，我心里一热，伸手抱住了她，亲着她的大脑门说：“乖朵朵，对不起，阿姨有事没能陪着你。跟叔叔玩的好不好？” 她直点头：“好。叔叔给我吹，小兔子大气球，‘啪’的一声，就爆了。” 我说：“笨蛋叔叔。炸着你没有啊？” 我牵着朵朵到客厅，朵朵边走边说：“没有。叔叔吹的，不如小哥哥吹的好。我小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她的小哥哥就是铭飞，学校放了暑假，庆远带着他，小哥俩一起去姥姥家了。我指指墙上的月份牌，对朵朵说：“再过一个星期，你小哥哥就回来了。因为暑假完了他要上学的，你不是也要上学吗？” 朵朵点点头，又问：“那能不能小哥哥快回来的时候，让我到，奶奶家去等着他？”她说的奶奶，自然是铭飞的奶奶。她自己的奶奶在昆明，离这儿上千里呢。 我说：“行，没问题。” 朵朵却又摇头：“妈妈不让我去，她说，会给奶奶添麻烦。” 我马上说：“不会的。阿姨带着你一起去，就不会添麻烦了。” 朵朵马上抱着我的头亲我，说：“方阿姨你真好。” 史际明一边看着，感叹道：“哎呀呀，真可惜，咱俩要是小时候就认识多好啊，看你五六岁时候的照片，像个大白萝卜，肯定好玩极了。” 我说：“没数吧你，小时候好，长大了不一定。人是会 变的， 比方你吧，别说小时候了，就我认识你的那时候，也没看出来你原来是一只花尾巴狼。” 朵朵应声抗议：“不对方阿姨，长大了我也不会变的，小哥哥也不会变，小哥哥都发誓了，他大了也跟我好，他一辈子都跟我好。” 我和史际明都笑，我朝史际明说：“你瞧你那儿！” 这时闫知薇来了。朵朵就去问她，能不能到奶奶家等小哥哥，说方阿姨已经答应了。闫知薇说：“不行。这就够麻烦你方阿姨的了，你方阿姨工作跟妈妈一样忙，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看到朵朵小嘴一瘪，很是心疼，我对闫知薇说：“没关系。他们周一回来，我礼拜天把朵朵带过去就行。你别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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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知薇刚要开口，史际明一边打断了她：“你别老说见外的话了。没见我和子荷，拿着朵朵跟亲闺女一样嘛。就这样，礼拜天子荷要是有事，我就送过去。” 闫知薇苦笑一下：“那我就什么也不说了。朵朵，还不谢谢叔叔阿姨。” 朵朵喜笑颜开，恭恭敬敬认认真真地说：“朵朵谢谢阿姨和叔叔。” 她们娘俩走后，我跟史际明说：“真没想到。原来小的时候，以为铭飞就是喜欢小不点儿，谁能想到这六七年了，他俩还越玩越好。铭飞不愿意在我妈那住长了，就是因为惦记着朵朵。你说这么一点的小玩意儿，哪来这样的心思啊？” 史际明只是嗯啊两声表示同感，然后就问我魏淑玉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还是卢文进失眠的事情。他一个多月没见到卢文进了，卢文进如果真是病的挺厉害，他该抽空去看望看望他。 我把魏淑玉说的全都告诉了史际明，特意叮嘱说，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魏淑玉特别忌讳别人知道。 史际明不像我似的，老把事情“联想”到极端的地步。他认为，卢文进还是把这次能不能当上总经理，看得太重，由此造成神经衰弱。去算命的时候，他大概在那个庙里受了什么暗示，又把他吓着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过卢文进的“神经”竟然如此脆弱，可是让一向挺佩服他的史际明很有些失望。 我跟史际明说，会不会是他在内蒙结过婚，或者有过女人，而且还是三角恋之类的，当年打的血肉横飞，然后他的情敌为了夺妻之恨，就追杀过来了。你们男的不常有这样的事儿嘛！ 史际明连摇头加撇嘴：“你这更是荒唐。那卢文进他不是个流氓无产者，他是嘉安市第三建筑安装公司副总经理。他入党的时候，提干的时候，组织上都要政审的，都要调查的。你说你还真能琢磨，你怎么还给他想象出个‘前妻’来。我看你当防疫站副站长屈才了，你该去写幻想小说！” 尽管史际明将我贬成一个经常冒傻话的伪作家，不过他这番话还是彻底打消了我原来的疑虑，让我的心情轻松了不少，于是我没追究他对我这个领导“大不敬”的罪过，仍然柔声跟他商量：“还有个问题，魏淑玉想让他看医生，又怕神经衰弱的事儿漏出去。我找人咨询吧，也不敢说的太清楚，这怎么弄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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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际明说：所谓看医生，一般都得“看”，也就是检查、化验什么的。像卢文进这样的情况，又没法仪器检查，医生主要是听病人“自述”。找个绝对可靠的医生就是了。 我说：废话，就是这绝对可靠的医生上哪儿找啊？ 史际明说，你真是250工地出来的。那医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傻不拉唧的。 我反唇相讥：你是双二百五。我怎么能算医生，我要是医生…… 说着我不吭声了。史际明哼哼一笑，起身泡茶去了。 我真是二百五，一点都不假，我怎么忘了她了呢，她就是个神经科的军医！ 那人就是我亲爱的姐姐方子荣。 我姐目前很幸福，这让我不能不佩服她在“个人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也就是说，她当年顶着我妈的压力嫁给“农村出身”的小袁，现在看来，她的选择并没有错。 我姐现在是福州军区总医院的神经内科主治军医。她那个小帅哥袁之亭在“福空”某场站当参谋长。我姐生孩子也会生，人家是一男一女，男孩长得随袁之亭，女孩随我姐，漂亮的象两个洋娃娃。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袁之亭老家还有点经济负担。尽管他父母都不在了，可几个弟妹却都在农村，经常需要袁之亭接济。不过也就因此，袁之亭经常有些“内疚”，便“变本加厉”对我姐好，据我姐说，他俩自打结婚后从没吵过架，因为袁之亭处处都让着她，所以她一直“幸福”到现在。我就纳了闷了，象我姐这样经常“缺心眼”的人，老天爷还就是特别的眷顾她。 我姐没结婚之前，时不时打电话骚扰我。可等她结了婚，特别是有了孩子，就“没空”（她的用语）再跟我联系，都是我打电话给她请安。可只要我一找她，她就叽里呱啦说起来没完，她第一关心的是史际明，尤其是他的“仕途”，第二关心的是我家那两个小坏蛋，第三才是我。 就卢文进的“病情”来说，我姐的专业也不对口。因为神经科其实不管“神经病”（正确叫法是精神病），也就是说，卢文进那神经衰弱不归神经科管，但是我姐在“军医大”所学的专业，包含了“精神疾病”的内容。我要找个绝对可靠的大夫进行咨询，我姐方子荣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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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际明当了办公室主任后，家里装了公费电话。我姐家也有电话，不过是军线。打长途再转军线，一般说挺麻烦，不过下班之后就好打多了。我登记上不一会，电话就打到了我姐家里，正巧她也在家。 先说了些家长里短，然后我提到了卢文进的病情，并先声明他是史际明最好的朋友。因为我如果不先说明白，我姐一是不拿着当回事办，二是还要怀疑我的朋友为什么是男的，啰嗦起来太耽误时间。果然，史际明就是比我面子大，我姐对她妹夫的事情相当上心，而且她还先问了她妹夫近况，然后才说，史际明找她就找对了，她最擅长看这些“疑难杂症”。 于是我就详细说了说情况。我姐问他是否有头疼或者头晕的症状，我说没有，我姐说，那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精神紧张引起的神经衰弱。我说我也查医书了，主要症状跟神经衰弱、神经过敏差不多，但他“发病”的“诱因”挺奇怪，所以我觉得好像不单纯是“衰弱”的问题。我姐问：怎么还有“诱因” ？我就说了他们夫妻俩在公交车站发生的怪事。我姐问：到底那人看见什么了呀，吓成这样，莫不是看见鬼了？ 我嗔怪道：姐，我跟你说正经事呢，你别瞎开玩笑，这关系重大呢。 我姐说：我一点没开玩笑。你总得弄明白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呀？精神方面的疾患，找到病因特别特别的重要，否则的话，一切治疗都是隔靴搔痒。 我姐又说：你不会问，这个问很重要，也很有学问。然后你还得会分析，看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实话，有没有掺杂了他个人意识的加工成分等等。把整个事情先理顺了。你看你刚才讲的，牛头不对马嘴，而且逻辑混乱，表达不清，神仙也没法诊断。这样吧，明后天都不行，到大后天的时候，我给你电话，约个时间，你让他到你家去，我先详细了解了解病情再说。 我答应着，一边小声嘀咕：什么了不起的，口气就像个一百二十岁的超级老专家似的。 我姐叫道：方子荷你说什么，大点声！ 我赶紧嘿嘿假笑：我说方子荣真高明，不愧总医院的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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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午站上开办公会，研究近期的工作。参加会议的有站长甘学书、党委书记孟致远，副站长李纯、高昌彦、方子荷，站长助理任成山，列席的是站长办公室副主任谭红旗。会议内容包括做好国家地方病普查项目的辅助工作；准备迎接省计划免疫工作检查；新检验楼建设的前期论证、立项，以及明年职称评定的前期准备等。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临时列入的议程，就是确定经营公司继任经理人选，因为原经理老陈调皮肤病防治所去了。 现在的经营公司不算经理一共四个人。老陈可能是早就在活动调离，所以这段时间基本上没干什么活儿。靠卖消杀药品和粘鼠板之类的小玩意挣的那点钱，连开他们几个人的工资都不够。 听说省站的那个经营公司效益很好，对比之下两个主要领导有点着急。因此就想趁着老陈调走的机会，再找一个真正懂经营、会管理的经理。老甘首先提出了人选，是药械科副科长小秦。但小秦有个劣势，他不是党员。 我们单位知识分子多，非党干部也多，按说经营公司经理用个非党干部也不是不可以。但方书记讨厌小秦，说他“意识不好”，因为有传言说他跟科里一个有夫之妇关系暧昧。方书记属意的人选是工会的小苗。 局势本来就有点复杂，没想到副站长高昌彦又节外生枝，他说搞经营还是得有经验，而且因为能经常受到金钱和酒场的诱惑，用老成点的比较合适。他提出的人选是消杀科副科长何似道。他还说，老何当了十多年的副科长，眼看没几年退休了，借这个机会提个正科，应该不算过分吧。 孟书记很有些生气，本来干部选配就是最敏感的事情，一般说来，“上会”之前党政一把手总要先进行协调，意见基本一致后才提到会上讨论。这次会前，方书记跟我通过气，说要让小苗当经营公司经理，甘站长也同意了。不料会上老甘却突然变卦，而一向比较低调的高昌彦竟然也出来添乱，这在以前的办公会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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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的领导班子里面挺复杂。老甘跟老方不合是公开的秘密，老甘跟高昌彦也有矛盾，于是高昌彦就跟老方走得比较近。不过这是以前的事情，自从那个站长助理任成山年初调来之后，事情就起了变化。任成山相对年轻，刚来也没什么根底，于是高昌彦主动示好，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论起来，任成山的“助理”比高昌彦的“副站长”还要低点，但任成山有背景，他的伯父是省纪委的副书记。 当然，站领导班子的内幕属于我们防疫站的“最高机密”，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前些日子《嘉安日报》做了我们防疫站的一个专版，其中一篇通讯的标题就是“团结战斗、协调一致的领导班子”。 可要协调今天的局面比较困难，因为很明显地是甘学书和高昌彦要故意捣乱。方书记一气之下，就宣布经营公司的经理一事，改日再议，但高昌彦马上反对，他说：老陈现在就要交接，别看经营公司不大，可也是在工商局正式注册的“企业”。决定不了新的“法定代表人”，老陈没法交班，那就出洋相了。 老甘也说这事儿不能拖。老孟只好妥协，说，那大家各自发表一下意见吧。老甘，你的意思呢？ 老甘说：小秦年轻，还有机会。那就老何吧，他们搞药械的，外面关系多点，对经营有好处。 老甘这话莫名其妙，因为老何是“搞消杀”的，小秦才是“搞药械”的，也许这几年他上了点岁数，已经开始糊涂了。 不过糊涂归糊涂，他改了主意要支持何似道“上位”，却是很明白的。 李纯属于“骑墙派”，本不想发表意见，可方致远盯着他，他只好含含糊糊地表示：反正老何快退休了，让小苗接也行。 我心里话，看这“稀泥”和的多有水平。你根本听不出他同意的是谁。因为他的话可以理解为“反正老何快退休了，先让他干着，以后再换小苗”：，也可以理解为：“老何快退休了，与其让他干几年再交给小苗，还不如让小苗这会儿就接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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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该我了。我的意思很清楚，老何岁数比较大了，经营公司要开拓业务以后会很忙很辛苦，还是让年轻一点的同志来干比较合适。我同意让小苗来接。 任成山刚来不久，还没有被补选进党委班子，按说他不该发言，但他却接着我话表态，说：我觉得还是老何合适，这么多年了，人家一直兢兢业业地干副科长，这没几个人能做到。 这个任成山，他一来我就看他不顺眼。他长得尖嘴猴腮，一脸的奸臣相。这其实不是主要的，长得差点，心眼好也能弥补一下，主要是他的水平太差，写不会写，说不会说，听老方私下讲，他能爬到这一步，除了会溜须拍马，就是全靠他亲戚的“关系”。你听他说了些什么，“这么多年”当副科长，那跟当经营公司的经理有什么关系？ 孟致远很不高兴。不过他的涵养还是有的，略沉吟一下，便说：“那就这样吧”，转脸对列席会议的谭红旗说：“谭主任你跟政工科的王科长协调一下，尽快拟个文件。报上来我和甘站长再看一下。” “好的，我马上办。”谭红旗答应着。 甘学书又问大家：“看还有什么事？” 李纯问我：“方站长，新培训中心修的怎么样了？下个月准备办个流行病调查培训班。” 李纯说的“新培训中心”，其实就是那座旧办公楼。那楼倒出来之后，因为没钱维修闲置了一段时间，最近站上有了经费，便决定把那楼彻底翻修一下，作为防疫站的培训中心和药械仓库使用，原来培训中心的平房交给经营公司扩展业务。这事儿是由我负责的。 我回答说：“下个月使用没问题，这几天在处理供暖管道，然后修补粉刷，月底肯定交工的。” 甘学书嘱咐道：“能提前尽量提前，下个月的事情很多。” 他说话的时候，孟致远已经起身，也没宣布散会，就自顾自地扬长而去。 我朝甘学书应付着点点头，拿着本子站起来就走，准备去那旧楼的工地看看。 谭红旗跟着我出去，到走廊上无人之处，凑上来小声说：“老甘发什么神经病，他以为这样能在高昌彦那里讨个好？真他妈的没数。” 谭红旗两年前就从政工科调到办公室了，原因是他的“保卫”工作划归了办公室管理。三个月前，他刚当上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一向是甘学书的“领地”（名称就是“站长办公室”），但谭红旗这人挺义气，我给他当了好几年的科长，所以他一直认我是“领导”，听到什么消息总会给我通个气。前几天就是他给我说，老甘可能要调走了，也不是提升，而是平调到医科院去，然后高昌彦顶他的位子，说不好听点，就是高昌彦把他给挤走了。 我一边走一边说：“李纯不应该。这么多年的副站长了，怕什么，怎么也犯不上让高昌彦得意。” 谭红旗直摇头：“李纯耗子胆，外加超级滑溜蛋……哎对了，方站长，我说的那事你想着啊，最好提前给老孟打个招呼。”这时有人上楼，我俩就没接着往下说， 谭红旗跟高昌彦早就有矛盾，因此他跟我说，高昌彦真要当了站长，他就回政工科去。到时候他自己先跟孟致远要求，然后让我帮着他去说。我觉得这不难，只要我提出来，孟致远肯定会答应的。 我走到楼下大厅，看到三建的技术员小周正要进门。见了我，他很有些神秘地朝我招手，然后走出大门，领头走到了东边无人的地方。 小周就是卢文进的那个徒弟。卢文进先后带过好几个徒弟，据说他最看好的就是这个小周。他出徒定职后不久，便去建委办的职工技校学习了两年，出来先当瓦工班长，后来又成了技术员。这次培训中心的改建和装修，就是由他负责施工管理。 跟他过去我问：“什么事儿？” 他从提包里拿出了一本塑料皮的本子，递给我说：“刚才拆暖气片的时候，从墙缝里发现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奇怪的，先拿来给你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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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过本子先问：“哪个屋子？” “就是你原来的那个办公室，在暖气片后面。那儿的墙皮不知怎么掉了一块，里面有个小洞，被一块砖堵着，这本子就在那个洞里……” 我简单翻了一下本子便打断了他的话：“是谁发现的，他打开看了没有？” 小周说：“是壮工老张，他没看。当时我也在那儿……” “周技术员，你们的活儿要抓紧点，完工以后站上急着用。”我再次打断他的话。因为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高昌彦正从楼里出来，他身后是何似道，两人边走边说话，走过我和小周身边的时候，高昌彦看我一眼，呲了呲牙，何似道也笑了笑。 我朝他俩点点头。等他们过去我才继续问小周：“你接着说本子的事儿，到底怎么发现的？”不等他回答我又说：“走，咱们过去看看。” 对于我的“过分”关注，小周显然有些奇怪。不过他没多问，就领着我去了“现场”。 “现场”就是我原来的办公室，准确点说就是原来的“政工科科长室”，更早的时候，这是环卫科的办公室。我搬到新楼三楼的办公室之后，这个屋子跟整个旧楼一样，就一直闲置着。 壮工老张今天的工作，是拆除旧暖气片，更换暖气管道。跟着他干活的，是两个农民工。尽管“壮工”在建筑的工种里是最“低档”的工种，但人家老张是正式工，所以他就是那俩农民工的领导。当两个农民工将暖气片拆下来的时候，一小片墙体随即剥落，当时老张还训斥他俩说：“你们小心点，会不会干活啊？” 不过老张很快发现，墙体剥落根本就不是那两个“小工”的过错，而是暖气片后面的墙上原来就有个洞，里面似乎是少了半块砖，那个本子就藏在那墙洞里。假如不拆下暖气片的话，外人根本就不会发现那个秘密。 我到现场一看到那位置，马上就明白了。藏本子的那个地方，原来紧挨着一张办公桌，那张办公桌是原环卫科医师陆英使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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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刚才翻开笔记本的时候，已经看到本子的扉页上有一组字母，初看像是英文，细看不是，那是一组花体的拼音“luying”，我很快认出来，那是“陆英”两个字。 我快速地翻到本子上有字的最后一页，上面的时间是1981年8月19日，而陆英自杀的时间是8月22日，中间隔了三天的时间，因此这个被秘藏的本子对于破解陆英自杀之谜，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 那确实是“秘藏”，而且只顾“保密”，没考虑“实用”，也就是说，因为暖气片靠墙的空间很窄，根本伸不进胳膊去，那个洞又很靠下，所以本子的取和放都非常麻烦，我甚至都想不出陆英是如何来回取用那个本子的。 我问小周：“除了你们几个，还有谁看过这个本子？或者说知道有这么个本子？” 小周很肯定地说，除了他们三个，没人知道，他们也都没看本子里面的内容。小周已经告诫他们了，他们也不会出去乱说。这一点，小周请我放心。 我跟小周解释，说本子不是我的，是我朋友陆大夫的，因为是私人的东西，所以你们不要对别的人讲。 小周办事很扎实，所以我就放心地将本子带回了我的办公室。刚要翻看一下，站长甘学书进来了，我眼疾手快，顺手用一张报纸将那笔记本盖了起来。 甘学书没注意我在干什么，他进来就问我：刚才三建公司的安经理给我打电话，说有笔材料款，让咱们先支付给砂石矿，完后再统一跟三建结算。这事你知道吧？ 事儿我知道，因为那个安庆和前天专门找过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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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中心开工一个多月了，三建公司从卢沟沙石矿进的沙石和木料，沙石矿催款，安庆和在三建公司分管“材料”这一块，找我说他们公司资金周转有点困难，希望我们先把这笔款子付了，但要直接付给砂石矿。我当时没答应，因为这笔款子应该是我们付给三建，三建再付给沙石矿才符合程序。没想到安庆和又找到甘学书那儿去了。 甘学书给我解释，说沙石矿因为“三角债”正打官司，急需这笔资金，嫌来回划拨耽误时间。我问了三建楚经理，是这么回事，所以我通知财务付款了，你有空去补签一个字。 老甘也提到卢文进，因为卢文进在三建管工程。老甘听安庆和讲，卢文进得了感冒去医院挂水，这件事儿安庆和稍后会跟他打招呼的。我想，老甘跟老楚也挺熟，既然楚经理知道这件事，那好像就没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些建材确实是砂石矿的产品，也是砂石矿的汽车给我们送来的。只要三建公司、防疫站、砂石矿三方都知道这件事就行。 不过老甘这件事办的不是很“上道”。他明知道我先前拒绝了安庆和，那么安庆和再找他，他应该先跟我打个招呼，然后再通知财务付款。他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我就想，他是不是因为我在办公会上没支持他，而支持了孟致远呢？要真这样，他未免有点太小肚鸡肠了吧！ 老甘走后，我又拿出了陆英的日记，先翻看了最后一篇，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我这才稍稍放了点心。到了下班时间，我把本子放进手袋带回了家。这样做的时候，我一丁点都没想到应该把本子交给高昌彦，尽管他曾经是陆英的丈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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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彦后来又结婚了，女的正是那个曾经引起议论的陈静。也就因为高昌彦最终还是跟陈静结的婚，上级才意识到，他根本就没跟陈静“断”过，他是在欺骗领导。由此，高昌彦做为“第三梯队”的提拔就又耽搁了两年。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假如他没跟陈静结婚，他早就当上防疫站的站长了。 事情过去已经七八年，应该说，尽管我还没忘记，但时间是不光是把“杀猪刀”，也是一块“磨刀石”，陆英之死在我脑海的印记正在被慢慢消磨淡化，可突然间，这本日记诡异现身，让当年的惨像重新清晰起来，于是我决定要仔仔细细地研读一下这本日记。 3 这天，我跟我姐约好，晚上八点半，卢文进和魏淑玉到我家，然后让我姐给卢文进来个“远程诊断”。 史际明出差了不在家。我吃完饭就一个人看着电视等人。到了八点二十，魏淑玉一个人神色慌张地来了。进门问我，卢文进到了没有，我说没来。看她脸色青红不定，就奇怪地问她怎么了，她说，路上碰见个耍流氓的，吓死我了。 她没说具体是怎么“耍流氓”，我也不好细问。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她用还在发颤的手端起来，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渴的就像到了“上甘岭”。我一边给她续水一边说她：“这段时间嘉安的治安不大好，你晚上别一个人出来呀。卢文进干嘛去了？” 她“啊”了一声，看着我做茫然状，我又问一遍，她才着三不着两地说：“也没回去吃饭，说楚总找他有事。” 看到魏淑玉心不在焉，惊恐恍惚的样子，我估计那“耍流氓” 的“耍”的可能挺厉害。再细看魏淑玉，她今儿穿的是一件白的确良的短袖衬衣，淡蓝色的西装筒裤。衬衣和裤子上都隐约可见泥土的污渍，不过没有撕扯的痕迹。她的头发也稍有散乱。我的心有点发沉，心想，难道那“流氓”将魏淑玉打倒了？就算他没干别的，这性质也够严重的，这应该报警啊。 看到我询问的目光，魏淑玉一下子领会到我在想什么，赶紧解释：“那个，没事，就是，有个人一直跟着我，到了你家那路口，见人多，他才跑走了，真没事。”说着她问起我姐的情况，看来她的情绪已经安定下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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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我姐，她又问我：你大儿子呢，你不说要接回来吗？我说，本来是想让庆远上这边的新民中学，这样就得到这边住，结果史际明找了人，上了省实验中学，离干休所近。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老太太不愿意她孙子走。她从小就看孙子，成习惯了，俩孙子不在身边，她晚上睡觉都不踏实。当然了，公公婆婆也是疼我，想尽量帮我的忙。这得实话实说，不能不讲良心。 我说着自己笑了。魏淑玉没笑，她好像又走神了，见我笑，她楞了一下，然后才跟着咧咧嘴。我在心里说:不对劲。魏淑玉今晚肯定有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就想套她的话，但她挺警觉，总是把话题往别处扯。这样说着话，不知不觉已经快九点半了，卢文进还没来。魏淑玉开始坐立不安，我提醒说：他是不是忘了，这还不晚，你打电话给楚经理，问问他。 魏淑玉傻乎乎地瞪着大眼：“干嘛问楚经理？” “你不说是楚总找卢文进有事吗？” “哦，对对对。楚经理的电话是多少来着？”魏淑玉想了半天记不起来，她急得直拍自己的脑袋：“你看我这破记性，那6个数字挺好记呀。” 我说：“淑玉你先沉住气，不会有什么大事的。那你知道他们公司值班室的电话吧，问问值班室不就行了。” 魏淑玉骂自己：“就是啊，我现在怎么像个猪似的。”她拨了三建公司值班室，从值班的人那儿问出楚总的电话号码，把电话打到了楚总家。魏淑玉问“我家卢文进是不是在你那儿，我有点急事找他”，不料楚经理却说“他没来啊。怎么了？” 魏淑玉问：“他今儿去上班了没有？” 楚经理说：“来了。他这几天不是感冒了嘛，上午都是去建筑医院打吊针，下午来上班。今儿快下班的时候他跟我说，有个朋友出了车祸，他急着要去看看。”魏淑玉急问：“那是几点？”楚经理那边说：“五点半吧，我们六点下班。” 放下电话，魏淑玉就在那儿发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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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魏淑玉：“卢文进说楚总找他有事，是什么时间，他打电话跟你说的吗？” 魏淑玉回过神，想了想说：“他打到我办公室的，应该是五点左右吧，反正不到五点半。” “他原话是怎么说的？” 魏淑玉告诉我，卢文进在电话里说：“淑玉，我得晚点回家，我们楚经理找我有事，我不回去吃饭了。” 魏淑玉答应着，又问他感冒怎么样了，还发不发烧，他说没事。魏淑玉就说“你别忘了，今晚咱们得去方子荷那里，是八点半啊。” 卢文进停了一下才说：“哦，我记着呢，我一定去。淑玉你自己当心啊。”然后卢文进就把电话挂了。 魏淑玉觉得卢文进当时说话没什么不正常，但我却不这么想，因为卢文进那最后一句。 按说这句话挺正常，可那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才“正常”。眼下偏偏有点不大正常，因此那句话也就变得很不正常。 我觉得，在正常的情况下，那句话有点多余。因为卢文进要“一定去”我家，那么他家离我家不远，卢文进完全可以回家接着魏淑玉一起来，那就不用“当心”什么。除非——除非卢文进已经觉得，他可能是去不了了，但他又不能明说，所以才会下意识地嘱咐魏淑玉那么一句。 我不敢把我的推理跟魏淑玉说。而且我这个推理也不一定准确，只能等等再看。 等到十点半以后，卢文进仍然踪迹全无，魏淑玉起身就要走：“不行，我得去找找他！那地方太黑!” 我一把拉住了她，我说：“淑玉你别糊涂，你上哪儿找去啊这么晚了？" 魏淑玉急得直摇头：“我也不知道。子荷，你说卢文进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出车祸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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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说“你别瞎想，绝对不可能”，一边也感到事情不大对劲。于是我打电话给单位，请值班的人找到司机张一德，让他开车过来帮个忙。张一德满口答应，很快他就开着一辆金杯小面包来到了农委宿舍院，我和魏淑玉就坐车出去寻找卢文进， 从十一点四十找到下半夜一点半，我们徒劳无功。此时城市的夜生活并不活跃，一般晚上十点一过，街上已经是人车寥寥，酒店饭馆以及为数不多的娱乐场所也很少有营业到十二点以后的。我们转来转去，又转到了魏淑玉的家。进门看看，家里的一切跟她中午上班走的时候一模一样，说明卢文进一天都没有回家。卢文进的朋友不算多，可魏淑玉大都不知道地址；这会儿电话普及率还很低，也没法电话联系。万般无奈，只好明天再说。魏淑玉可怜巴巴地问我：子荷，我，能睡你家吗？我有点害怕。我便让小张把我俩送回来，魏淑玉就睡在了我的家里。我睡主卧的大床，她睡在另一个房间的小床上。 我实在太困，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睁开眼已经天色大亮。起来一看，小床上的被子叠的整整齐齐，魏淑玉却不见了踪影。我估计她是回了家，看看卢文进回去没有。 我洗漱后正在熬稀饭煎鸡蛋，魏淑玉进来了，见了我就流眼泪，问我说，卢文进到底去哪里了呢，他这是要急死我啊！ 我说，咱先吃饭，吃完我再跟你出去找。他那么大个人，身强力壮的，一定没事。 嘴上这么说，我心里想的是，从以防万一的角度，是不是应该去报警了。 魏淑玉只喝了两口稀饭，放下碗说：”我想了，这事咱还得依靠组织。我马上去找楚经理，让他多派人出去找。” 我说：“这样也好。让楚经理再详细调查一下昨天下午的情况，看卢文进接触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多找点线索。” 魏淑玉点点头，起身就走。我忙叮嘱：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我先去单位看看，然后我再找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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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淑玉走后，我没滋没味吃完饭，就换衣服准备去上班。这时电话铃响了，我赶紧抓起来一听，是河东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方亮。他是我和卢文进的熟人。 当年为卢文进落户口，我就是找方亮帮的忙，他那时还是卢家沟派出所的所长。后来，卢文进专门请他吃饭以示答谢，从那儿两人相识，关系还不错。我一听是他，心想正好，给他说了卢文进的事儿也算报警了。结果我还来得及说话，，谁知他先声惊人，吓我一大跳，以至于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还没睡醒。 他上来就跟我说：“坏事了子荷，卢文进是个外逃的杀人犯，昨晚他来找我自首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马上说：“这绝对不可能，肯定搞错了。是不是有人诬陷他，他们三建那个姓安的副总，跟他矛盾很深……” 方亮说：“子荷你冷静点。我刚才说了，他是来自首的，谁也没诬陷他。是这么回事……”方亮接下来跟我说了事情的经过。 昨晚十点半，方亮在分局开完会回宿舍，卢文进就等在他家的院门口。当时他神情紧张，语无伦次，上来就结结巴巴地说他要自首，也把方亮吓一跳，还以为他喝醉了。不过方亮很快发现他根本就滴酒未沾，便将他带到办公室，又找来了两个值班的刑警，然后卢文进就开始了交代。 据卢文进说，他还有个名字叫纪思远，湖北康成人。十三年前，他在甘肃机械厂当保安。四月初的一天，他跟着厂长去湖北出差，顺便回了趟家。由于火车晚点，到了家九点多了，结果发现他老婆在家跟人偷情。因为才喝了酒，醉意朦胧的卢文进先失手打死了他老婆，又抓住要逃跑的“奸夫”一阵猛揍，还掐住那人的脖子将他的脑袋在砖地上狠撞，生生把那人给撞死了。然后他连夜乘火车逃离了康成…… 交代到这里，卢文进突发晕厥，被送进了武警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发现他正在发高烧，体温39度5，而且血压到了190/155，脑部缺氧严重。医院随即让他住院观察，并进行了输液治疗。下一步的审问，只能等他身体好转些再进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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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在胳膊上使劲掐了一下，感到了疼痛，这才确认自己没有做梦。随后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不对呀方局长，如果说那纪什么远是冒名顶替卢文进，那真的卢文进呢？而且卢文进的父亲、哥哥、后妈，那些人是怎么回事？难道全都是假冒的？” 方亮苦笑：“我跟你一样糊涂。别说我了，我们张局长是老公安，他也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奇事。现在我们正抓紧调查，有什么新进展，我再想法通知你。另外，你要提前有个思想准备。” 我脑子反应真慢，我到这时候，才意识到方亮为什么要先打电话跟我说一声。我忙问他，以前落户口的那事，会不会有什么后患？ 方亮先说，那件事没人会记得吧？又说：我们都不知情，况且那户口是从他原籍起出来的，要追究责任，也得先追究当地派出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次要的。 我心里有些乱，我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方亮是在安慰我，大概也是安慰他自己。 我马上表态：方局长你放心，户口的事情责任在我，到时候我一定会讲明实情，那跟你没关系。 方亮说：但愿。他的语气很有些无奈。不过，他一句也没有责怪我，这就算相当厚道了。 放下电话，我觉得我好像也在发高烧，烧得我昏头胀脑，五心烦热。我赶紧跑到卫生间用冷水使劲擦了一阵脸，这才稍稍冷静了一些。然后我重新回忆方亮刚才说的话，以确认我一句没听错。正因为我没听错，我才感觉是我的大脑思维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卢文进并没有神经衰弱，真正衰弱的是我。不然的话，我怎么能把一个杀人犯当成了好人，还跟他交往了这么多年……不对！ 我忽然意识到了这里存在的巨大矛盾：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是很多人都在卢文进面前集体“衰弱了”：包括史际明，包括我公公婆婆，包括魏淑玉和刘毅等等，还有三建的那么多人…… 我使劲摇摇脑袋，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还得去上班。 第11章 旧日的惨案 1 到了办公室，我关好房门，先给史际明打电话。他这几天在嘉安西面的仪和县“蹲点”，电话打过去，县农委的人说他去了水利工地，那太远不好找。我只好作罢。 随即我又把电话打到了马伊莎的办公室。她现在是市局经侦处三科科长。一次跟她吃饭时偶然说到方亮，马伊莎说，她不认识那“方副局长”，但却跟“张局长”有点“交情”。因为河东分局的局长张衡，是她公公的老部下，与杨坚也极熟，马伊莎还没结婚时，头一次跟杨坚到嘉安来，就认识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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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事情跟马伊莎一说，她也蒙了。半天，没头没脑来了一句：“我就说吧，魏淑玉那么好的条件，怎么能找个卢文进呢，简直莫名其妙。” 马伊莎跟魏淑玉常有来往，自然也就多次见过卢文进。跟我们都不一样的是，她似乎有点看着卢文进不顺眼。或者说，她是先看不好魏淑玉跟卢文进的婚姻，然后才看不好卢文进。我也给她进行过反对“门当户对”封建思想、正确对待伟大的工人阶级等等方面的教育，但马伊莎说，她的感觉跟什么封建不封建的不搭界，她就是觉得卢文进“不大对劲”，哪儿不对劲，她也说不清楚。 现在这个谜可以揭开了：马伊莎看着卢文进“不对劲儿”，正是出于职业的敏感。单凭这一点，她这个“经侦”警察的水平，就比“刑侦”警察出身的方亮要高出一截，当然，我跟她就没法比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把这事通报给了马伊莎，“警察”那边我就不管了。有我这知心知肺的妹妹在，有什么新情况我随时都会知道的。 站办的小谢找我来了。她给我报告新闻，说三建的卢经理出事了，进了公安局，问我知道不知道。小谢是我的死党，我不必瞒她，便说我知道，我昨晚还跟他老婆满世界找他呢。然后我问小谢，你听谁说的，她说，是高昌彦在四处宣传。他好像知道的不是很清楚，这会儿正打电话探听消息。小谢说：“他是不是吃饱了撑得呀，人家三建的人出事，他跟着瞎忙活什么。” 我也有点疑惑。高昌彦跟卢文进就是认识，来往也不多，没有很深的关系，他这么上心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怎么都想不到，高昌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那瞎忙活是针对我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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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谢在我这聊到中午下班才走。我拿着饭盒正准备去食堂吃饭，西门的门卫室打来电话，说有人找我，让我去西门。我心想这谁啊架子还挺大，进来就是了，还要让我个副站长去见他。猛然，我一下知道了那是谁，赶紧一路小跑去了西门。 西门外树荫下站着个女警察，那正是马伊莎。见了我她就埋怨：怎么才来呀，我等在这儿人们光看我。 这熊孩子，越来越象我亲妹子，跟我说话一点不客气，我还得让着她，还得哄着她。 我陪着笑说：“对不起啊警察同志，你该上南门那儿，那儿离办公楼近……” 她横眉立目地打断我：“少啰嗦。我问你，你跟卢文进到底怎么回事？你俩关系是不是很密切？“ 我赶紧解释：“说什么呢，我以前不跟你讲过嘛！是史际明跟他不错；我和他老婆魏淑玉早在河阳就认识，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严肃地盯着我：“姐，跟我你必须说实话。你俩，就你和卢文进，有没有什么感情纠葛？”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急了，“你个小脑袋瓜子瞎琢磨什么呢。那怎么可能，你姐我是那种人嘛，气死我了你！” “急什么急什么，没有更好，没有就好办了！”看我真要生气，她赶紧假笑一下，拍着我的脸蛋说：“我不替你担心嘛。你说说你，还有我姐夫，什么样的人不好交，交上这么个坏东西。” 我忙问：“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倒是给我说明白啊，我这还糊涂着呢。” 马伊莎朝四周看看，见没人注意我们，就小声给我讲了起来。 她上午抽空去找了张局长，基本了解了案情。 卢文进交代出来的案情比较简单。当他被送进医院之后，河东分局连夜打长途电话联系湖北康成县公安局，不料那里正在发洪水，线路不通。于是他们只好联系省公安厅，那边答应抓紧给查一下。于是上午八点半，湖北方面发来一份传真，这才把当年的那件案子搞清楚。 卢文进交代的那些，有很多不实之处。首先，案发时间不对；其次，他不在“甘肃机械厂”，也不是什么保安，案发时，这个真名叫纪思远的家伙是甘肃陇南4560厂管理科的主任干事。 4560厂是个保密工厂，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纪思远负责工厂外围的警戒工作，下面归他管理的警卫人员有三十多人，这些人当年都穿军装，也就是说，纪思远实际上还当过兵，应该是个连级干部。 1977年的3月25日，纪思远陪伴该厂一赵姓工程师（他陪的是工程师而不是厂长）到湖北出差，3月27日到达祥州。纪思远便利用这天晚上的空闲时间，回康成县的家里“探亲”。 纪思远回家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人能说的清楚。事实是：第二天的早上六点钟，纪思远家的邻居发现了他家门口的“血脚印”，接警的警察赶到现场，强行破门后发现他家里一片血腥：客厅地上躺着一个男人，身子下面全是血，已经死亡多时；卧室床边一个女人头破血流，奄奄一息。警察很快查明，男的44岁，叫祁武仁，是康成县邮电局副局长，女的是纪思远之妻袁悦之，25岁，邮电局机要室的机要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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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知道纪思远前一日回了家，所以康成警方的侦查工作还走了一段的弯路。不过后来他们很快将疑犯锁定为纪思远，并得知，纪思远在杀人后，当晚即乘坐火车逃离了康成…… 湖北发来的传真中，有当年发案的记录，以及追捕纪思远的通缉令。 马伊莎说，这里有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纪思远到底为什么杀人？是像他自己说的，他杀的是“奸夫淫妇”，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当年认定那个祁武仁的死亡时间是晚上七点到十一点，如果死在八九点的话，时间并不太晚，副局长在女下属的家里呆一会儿，不见得就是在“胡搞”吧？ 我说：“单凭一纸传真，内容还是太简单，你们公安局应该详细查明案情，不能光凭传真，也不能光听卢文进一面之词。” “是，我的姐姐，您还有什么指示？” “去你的。”我朝马伊莎的胳膊上打了一下，然后带着忧郁的口气说：“青儿，你是旁观者糊涂，你不理解我，这事情，它，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它牵涉到，好多好多……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马伊莎抱了一下我的肩膀：“姐啊姐，我怎么不理解。你是我亲姐，我不理解你还理解谁啊。我是怕你太善良了，善良到忘记了原则。你千万记住一条，卢文进就算有一万条理由，也不该杀人，不该畏罪潜逃。这就是大原则，在这样的大原则面前，多一点点恻隐之心都是不对的。” 我说：“你放心吧，我还是有数的。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跟卢文进划清界限——反正我以后也见不到他了。” 马伊莎看看手表，说她得走了，下午还有个会。我忽然想到了那个重大矛盾，就又拉住她，说出了我的疑惑。 这下轮到马伊莎吃惊了。她急问：“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老张怎么也没说。那个卢文进，他父母都在吗？” 我说：“他母亲早就去世了，那时他才四五岁。但他父亲还健在，另外还有两个不同母也不同父的哥哥。呃，还有，卢文进的远祖就是卢家沟人，他就是跟着一个远房叔叔从内蒙回来的。“ 看到马伊莎皱眉沉思，我继续分析推理：“你想，卢文进家庭是这样的情况，那个杀人犯纪思远如何能假冒了他？就算别人闹不清楚，那么卢文进他爹呢，他不可能弄错，他绝不会把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纪思远，错认成亲生儿子卢文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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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莎马上反问：“那你说，是卢文进自己弄错了？就算他神经不好，他也不会自己将自己误认成一个杀人犯！就是退一万步说，他真是糊涂到家了，真是把自己当坏蛋了，他也不可能杜撰出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杀人犯纪思远！对不对？” 不等我回答，马伊莎就自己连连摇手：“你不用回答我，我也有点找不到北!不行，会我也不开了，我马上找老张去！” 2 既然怎么想都想不明白，我干脆不想了。下午，我给封志扬打了个电话，把魏淑玉的事情告诉了她。她竟然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挺不高兴地责怪我。当我进一步说明这不是天方夜谭，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你我他身边的真事，封志扬惊的半天没吱声，回过神来就反复说一句话：“当初我劝她什么来着，就是不听，犟死了她……” 我建议说：“她受打击太大，我怕她撑不住，下了班，咱俩一起去看看她吧？” 封志扬却说：“那不好，魏淑玉现在是‘罪犯家属’，咱们得站稳立场对不对。” 我一再说，卢文进以前的事情跟魏淑玉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应该说，魏淑玉也是受害人。封志扬抢着说：子荷你这个逻辑不对，魏淑玉她看人不准，是非不清，她怎么会没责任。咱们都是党员干部，大是大非上，千万不能犯糊涂。 我不听她那一套。下班后我就去了魏淑玉的家，但家里没人锁着门。第二天上班后，我放心不下，抽个空挡又去了她家。 这回魏淑玉在家。一见她的面我吓一跳，这才两天功夫，魏淑玉如同大病一场，变得憔悴异常，而且神情恍惚，言语混乱，就像换了一个人。 见到我她就哭个没完，还像祥林嫂似的反复念叨：“我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伪装的太严实了，他骗了我七八年哪，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我只好不着边际地安慰她。 我去了不一会，三建公司的楚经理带着他们党办的王主任来了。魏淑玉见了老楚就问：建委怎么说？ 刚才魏淑玉告诉我，昨天先是楚经理找她，然后她又找老楚。老楚找她是通报案情，了解情况；魏淑玉找老楚，是求老楚跟建委汇报一下，看在卢文进为三建做了很多“贡献”的份上，让建委出面说个话，看是否能从宽处理卢文进。 老楚还没说话，那个王主任抢着说：“建委认为卢文进属于罪大恶极的杀人犯，性质很严重，谁敢包庇他，谁就是在犯罪。所以小魏你一定要站稳立场，这是个原则问题，你任何时候都不能糊涂。” 我看不惯王主任那副教训人的面孔。卢文进以前犯过罪那不假，可魏淑玉跟别人不一样，魏淑玉是他至亲至爱的妻子 ，她想为卢文进减轻点罪责，属于人之常情。她倒霉都倒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们就不能多点理解和宽容？ 于是我便用纯属找茬儿的口气问老楚：“楚经理，有一件事我弄不大明白：魏淑玉能和卢文进恋爱结婚，因为那时候卢文进是党员，还是公司‘先进’。这是个前提，不然我们魏淑玉也不会找卢文进的。既然卢文进多年以前就进了你们公司，那你们是怎么了解他考察他的，他犯了那么大的事儿，可还能在你们公司人党，你们党组织难道一点‘原则性’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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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不认识我，但老楚认识。他赶紧拍拍老王的肩膀，先对他说：“这是市防疫站方站长，”又对我说：“方站长，不瞒你说，一提这事，我就窝囊透顶。说实话，我开始接触卢文进的时候，总觉得他有哪个地方不对劲，可具体怎么不对劲，我又说不上来。但有一条，那就是他到公司以后的表现有目共睹，他干得确实不错，群众关系搞得也相当好。我们也是被这一点迷惑住了，他入党、评劳模，转户口，参加招工转‘正式’，我们公司也很对得起他，谁成想……” 我插了一句：“对了，他入党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外调的？” 王主任接上说：“我们按程序走的呀。内蒙那里，我们是去的人外调，卢文进老家青海，我们是函调的。两个地方说的那些，什么年龄啊，出身啊，家庭啊，亲属社会关系，个人简历政治表现等等，都是一丝不差，好几份盖着公章的证明材料，我们没法不相信！” 老楚说：“卢文进这事就是很邪门。我听说他去自首以后，就打电话给他爹——我倒不认识他，就是卢文进办理转户口的时候，他爹来过电话找公司，是我接的，就这么个关系——他爹一听公安局把卢文进抓起来了，当时就火了，还说包括公安局在内，你们嘉安‘一窝子’全都是神经病。他爹还理直气壮地质问，我的亲生儿子我会不认识？你们能把自己的孩子认错吗？我说，卢文进不是‘被抓’，他是去自首，他自己说的自己是杀人犯！他爹说：卢文进十七岁那年参加铁矿‘冒顶’抢险，跌下矿井把脑袋摔坏了，他三叔带他去过好几家大医院都没治利索。一个脑子不好的人说傻话，你们也信？” 我和魏淑玉相视愕然。魏淑玉赶紧说：“这样来看，卢文进自己个儿说的事儿，也不能全信。能不能请单位出面跟公安局说一下，让我去看看他，我去做做工作，把真相问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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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用。”王主任一边说：“我们也急着找卢文进有事，公安局说，目前阶段禁止外人接触卢文进，况且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还在医院住着呢。” 魏淑玉神色颓然。她哼哧哼哧喘了一阵粗气，忽然问楚经理：“你们有事吗？” 她这一问我才意识到，这两人并不是来慰问“罪犯家属”的，他们显然还有别的事情，也许当着我不好跟魏淑玉说。于是我便自觉起身，我说：“淑玉，那我先回去了，有事你打电话。” “子荷你别走。”魏淑玉一把拉住我，很有些不礼貌地冲那两人说：“你们没事的话，我跟方站长还有别的事儿。” 这明显就是“逐客令”了，显然，从刚才王主任的话音里，魏淑玉能听出来三建这个“组织”，要跟卢文进“划清界限”，既然如此，那她对他俩也就不必客气。 楚经理赶紧解释：“小魏啊，卢文进那事儿咱先不说，我认识你也这么多年了，所以你放心，你的事儿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力。现在，有个麻烦事情，得跟你了解一下，是这么回事……”他看了一眼王主任。 王主任也朝着魏淑玉和解地笑一笑，却问了她一个“离题千里”的奇怪问题：“是这样小魏，我们想问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具体说是十天以内吧，安庆和安经理有没有到你家来过，就是来找卢文进？” 魏淑玉极讨厌“安庆和”三个字，她皱着眉头反问：“什么意思啊，你们直接问安庆和就是了。” 王主任解释说：“安经理他哥病了，在合肥住院，安庆和请假去看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公司有些事情跟安庆和，跟卢文进都有关系，所以调查清楚了之后，对卢文进大有好处，希望你配合一下，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 听说对卢文进有“好处”，魏淑玉才回答说：“十天之内安庆和没来过，他最后一次是好像是七月底来的，也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二公司的胡经理，跟卢文进说什么搅拌机的事儿，我也没注意听，就呆了半个小时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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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那么远的事儿，就是最近，十天半月吧。” 魏淑玉干脆地说：“那没来过。“ 王主任又问：“那么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听卢文进说起过安庆和，比如工作方面的配合，或者是安经理给公司进设备、进钢材之类的情况。” 魏淑玉摇头：“没有，卢文进在家很少跟我说公司的事情。” 楚经理问：“卢文进难道一点没跟你说起过安庆和？或者是提到过一个公司，叫荣德公司？还有钢材的批文什么的。这个很重要，请你好好想想。” 魏淑玉想了半天才说：“有一两次。我忘了是哪天了。他当时拿了几张纸在看，一边跟我说，安庆和想挣钱想疯了，当着三建的干部，还偷着摸着跟别人做买卖，简直利令智昏，我说，现在的‘官倒’这么多，上头也不管管。卢文进就说了一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楚经理和王主任还想往下听，但魏淑玉“没了”，她能提供的信息就这点。至于什么荣德公司和钢材什么的，她从未听卢文进说起过。 那两人很有些失望，又泛泛地安慰了魏淑玉两句，起身告辞。 从他俩的问话中，我已经觉察到这里大有文章。但魏淑玉却根本想不到，她也就没有往下追问。眼见得那两人要走，我觉得机不可失，就拦住魏淑玉， 说，你在家吧，我去送送楚经理。 下楼之后，见王主任头先走着，去了树荫下停着的一辆“上海”，我就悄声问老楚，到底出了什么事。见他迟疑了一下，我说我跟魏淑玉关系很好，你们告诉我，我可以帮你们做工作。 楚经理便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我。因为那事已经在三建传开，保密也保不住了。 最近，三建出了个“经济案件”，有一笔购买设备的巨款去向不明， 很可能是被副总安庆和给“拐跑了”。还有个可能，就是安庆和串通假卢文进，一块儿作的案。安庆和跑了，卢文进不知什么原因没跑成，还去闹了个“自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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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和是上周的周二请的假去合肥，理由是看望他哥哥。原本说好周五回来，结果直到本周的周一，都没见到他的人影。王主任打电话到合肥，辗转几个中学，才找到当中学老师的“老安”，结果老安出语惊人，他根本就没病，他弟最近也没来过合肥！ 楚经理一下就慌了人。因为三建的顶头上级市建委派人到三建检查工作，发现公司财务上有些问题，牵涉到安庆和。此时安庆和突然失踪，畏罪潜逃的可能性很大。 原来，假卢文进出事后，三建公司通过查阅档案发现，那个冒用卢文进之名的逃犯纪思远，竟然是安庆和以前的同事。安庆和的档案上记载，他于1976年到1983年，在宏光机床厂基建工程队当过技术员、材料员和副主任。他老婆也是这个厂的工人，在装配车间当检验员。而王主任已经了解到，这个所谓的“宏光机床厂”，竟然就是4560厂某分厂的“代称”。 4560厂于1983年被撤销后，安庆和与他老婆都被“异地安置”到了甘肃省循德县建筑公司。安庆和的老婆后来得了很严重的职业病，常年病休，组织上照顾他们，将他俩调回他老婆的原籍嘉安。 纪思远与安庆和，一个是厂管理科的主任干事，一个是基建工程队的副主任，他俩不可能不认识。楚经理认为，安庆和与纪思远故意隐瞒他俩曾经是“同事”的真相，还装出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给人看，为的就是掩人耳目，好联手进行经济犯罪。他俩是背着魏淑玉干的坏事，也就是说，魏淑玉有可能真的不知情。 又是刑事犯罪，又是经济犯罪，又是个超级大骗子，把我恨得直咬牙，恨了一阵儿又觉出来有两个地方很不对劲。那就是，如果卢文进就是坏蛋纪思远，那么他已经安安稳稳隐藏了十几年，既没有马上暴露的危险，也没人去检举揭发他，他干嘛要去自首？还有就是，安庆和以前可能真的不认识纪思远，不光他，连他老婆也不认识。因为据我所知，安庆和与卢文进之间的仇怨很深，真的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安庆和要是认出了纪思远，知道他杀过人，那他手里攥着这么大的把柄，纪思远怎敢跟他结仇？ 我本想把这个事实说给楚经理听，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因为那个王主任在旁边，我信得过老楚，却对这个姓王的心里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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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马上想到了打到砂石矿的那笔材料款。那事儿会不会也是安庆和在私下捣鬼？我跟老楚说了之后，他吓了一大跳，很有点气急败坏地质问我：“那钱是我们垫付的，你们打款应该打给我们，怎么又给了砂石矿了？” 我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下，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那款是站长甘学书亲自通知财务打过去的，打完了他才“告知”我；第二，甘学书说，他提前跟你讲过，你同意了的。 “他放屁！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老楚急不择言，骂完之后他急急问我：“这儿哪有电话？” 我说：“门卫室有。不过不给外人用，需要魏淑玉跟门卫说一声。” “那快快快，快叫魏淑玉。” 一阵忙乱后，在魏淑玉跟门卫说明老楚身份的情况下，老楚才拨通了砂石矿财务科的电话。 在跟那边通话的过程中，老楚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放下电话他朝我恨恨地说：“平时看着老甘挺聪明的，没想到超级笨蛋一个！” 王主任一边提醒：“经理，赶紧报案吧！” 看着他俩匆匆而去，魏淑玉还没闹明白又出了什么事儿。我便给她解释了一番。 原来，楚经理他们刚才怀疑卢文进是安庆和“经济犯罪”的同伙，其实怀疑错了。安庆和的确有个同伙，但不是卢文进，是砂石矿的会计老曹。楚经理刚才跟砂石矿通电话的时候了解到，老曹已经两天没上班了，矿上到处找他都没找到。老楚一问材料款，那边赶紧核查，这才发现应该进账的五万三千元分文未收到，而这事就是老曹管的，矿领导这才意识到，老曹八成是卷了钱跑路了。 我有一个怀疑，没跟魏淑玉说。老楚当初要是问我，我会说的，但他没问，我也就不想多事了。 我不认识那个老曹，但我听卢文进说过他，因为三建跟砂石矿经常打交道。老曹叫曹元伟，财会专科学校毕业，也算个小小的知识分子。他今年42岁，十年前离婚，他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四川老家。他以后一直没有再婚，一个人住在父母留下的老院子里，无牵无挂，日子应该过得挺舒坦，似乎不大可能为了区区五万来块钱就“畏罪潜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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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他，我觉得连安庆和都不大可能。听老楚的意思，安庆和为了做钢材生意，挪用了一笔公司买设备的款子，不过12万。就算这12万全都折进去了，安庆和也该有能力退赔。当然，他的“仕途”肯定就此完结，可那也比他被到处通缉而亡命天涯要强得多吧？ 想到这里，我忽然有点为甘学书担心。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违规”给砂石矿打钱，要是老曹真出了事，老甘会不会受连累呢？ 从魏淑玉家出来，我准备去找马伊莎，把这事跟她讲讲，再看她那里有什么新情况。 我先打电话给她办公室，无人接听。下班后我又去了她家，结果是铁将军把门。她可能在加班，也可能去了她公公家。 史际明出差不知道哪天能回来，我要是图省事不做饭，也可以去我公公家。但我很怕他们听说了卢文进的事情，跟我问着问那，所以我还是回了自己家，胡乱下了点面条吃了，目无所见地看了一会儿电视，就早早上床睡了。 第12章 该倒霉时，怎么也躲不开 1 第二天上班后不久，孟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先让我把门关好，然后问我卢文进那件案子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还在为这事“郁闷”。原因是方亮给我来电话，说卢文进的案子有新变化。 经过治疗，昨天中午之后卢文进就退烧了。但当办案刑警在病床前继续审问他的时候，还在打着吊针的卢文进却忽然“翻供”，说出来的事情莫名其妙。他说他不是纪思远，也不是卢文进，他是“老肥”，已经死了十多年了。纪思远是老肥认识的一个杀人犯，卢文进先杀了老肥，然后老肥又杀了纪思远…… 见卢文进满嘴胡说八道，而且也不怕吓唬，越说越离谱，警察让医生对他进行检查，结论是他有些“精神障碍”，可能是高烧影响了思维，也就是俗活说的“烧糊涂了”。医生还说，卢文进身体极度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先不要刺激他。分局研究后决定，暂时停止审问，先给卢文进继续治疗。另外，抓紧跟湖北康城县警方联系，要是本日内再联系不上，就派人专程去一趟。如果那边的洪水退了，派去的人最多三天就能抵达康成，所以本周之内，卢文进的案子一定会真相大白。 我深叹一口气，为卢文进。他本来就极度的“精神衰弱”，再发展下去，他难免就会“精神失常”，用老百姓的说法，也就是“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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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方亮不能跟我透露“案情”，所以很多事情他当时说的含含糊糊。他跟我说这事儿的主要意思，就是要通过我了解一下，卢文进以前是不是也有过精神方面的毛病或者表现，这事儿要问魏淑玉的话，她很可能不说实话。说完这些，他还莫名其妙地补了一句，说早上见到市局马科长了，她的意思也是问问我，因为我们两口子与卢文进两口子曾经是极好的朋友。 我立即明白了，马伊莎这是拐了一个弯儿，“变相”给我通报“案情进展”，不过理由冠冕堂皇。 虽然我不大相信卢文进真有什么“精神问题”，但我还是跟方亮说了最近一个多月卢文进的反常表现，还提供了一个重要证人，就是对卢文进病情了解不少的我姐。 还有一件事，方亮当时没说，我是后来知道的。 当警方查明纪思远发案时的工作单位之后，立即打长途电话联系原4560厂的“后身”，陇西甘武市工程机械厂，了解他们是否存有纪思远的档案材料。所谓“后身”，就是4560厂撤销之后，剩余部分人员和机械设备，并入了这个工程机械厂。结果厂方答复说，据相关规定，你们无权了解这些。如果确实需要，请你们与省公安厅联系。给他们碰了一个软钉子。 经过与甘肃省厅交涉，费了不少周折，最后厂里说，原4560厂的“保卫人员”不属于移交范围，没有任何档案资料。在嘉安警方再三恳求下，厂里松口，先后替他们找了四个曾经在4560厂工作过的人，接受电话询问。这里有当过钳工的，有当过保管的，有开过交通车的，还有一个比较牛的人原来是4560厂三处的副科长。可是一问之下，却令嘉安警方大失所望。 按照嘉安人的概念，所谓工厂，就是一片围墙圈起一个大院，里面有厂房、办公楼和宿舍，几百几千的工人忙忙碌碌，来来往往。要是小厂，互相之间就算不熟，也该认识；要是大厂，可能认不过来那么多人，但如果找到了同厂的好几个人，那么总该有人会认识管警卫的干部纪思远。可从4560厂的前员工那里，这个一般性的“经验”被彻底颠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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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0厂是个中等规模的厂子，据说“鼎盛期”的职工加外围人员，可能不少于两千人，大概的厂区散布面积为五千多平方公里。 为什么要说“大概”、“可能”呢，因为就那四位“前员工”而言，他们竟然谁也说不清4560厂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员工。 4560厂并非只有一个厂区，它有好几个分厂，好几个厂区，散布在相当于内地三四个县大小的地域内，厂区之间，甚至车间之间都是隔绝的，所有车间的产品都在密封的条件下直接送往总厂。而它的总厂虽然标明“陇南”二字，却根本不在甘肃省。至于它到底在哪，四个“前员工”众口一词：对不起，无可奉告。 还有让人无可奈何的事情：找到的这四个“前员工”，没有一个人认识纪思远，更不知道什么“纪思远杀人案”。嘉安警方也闹不清他们是真不认识，真不知道呢，还是曾经在保密厂工作后养成的“职业习惯”——凡事都是一问三不知。 了解了这些，对于嘉安警方的办案热情是个极大的打击。他们估计，由于那个纪思远的身份太敏感，太特殊，此事就算找到了康城警方，恐怕好多问题还是闹不明白。 张局长和方亮都在急切盼望卢文进的病情赶紧好转，然后查实基本案情后，把情况报到市局，听候上级去处理。 孟书记听完我的讲述直皱眉头，说这事儿实在太蹊跷，简直闻所未闻。如果有可能，你尽量少掺和。然后他悄声跟我说，市纪委来了通知，让你过去一趟，他们有些事情要问你，可能是关于你和卢文进的事儿。 我心一沉，忙辩解说：“我跟他没事啊，就是一般朋友。他跟咱站上好几个人都很熟，你不也认识他吗？” 孟书记说：“是啊，我也这么跟纪委说的。他们没说别的，只说你通知她过来就是，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及时跟你们党委通报。说的全是官话。” 我只好答应说：“我马上过去。” “等一下。”孟书记说完站起来，走到我的身边，看着我的眼睛小声说：“我了解你，也相信你。有什么事情，咱们随时沟通，放心，啊？” 他说的很真诚，我就有点感动。我朝他重重地点点头。 从他那儿出来，我去了二楼的站长室。我跟甘学书说，纪委让我过去一趟。 他正在写什么东西，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就淡淡地说：“哦哦，去吧。”完后继续埋头疾书。 找我的是纪检监察五室。跟我谈话的是林主任，还有个姓田的女干事。林主任瘦高个，小脑袋，一脸严肃。田干事三十出头，戴眼镜梳短发，典型的机关干部形象。另外，卫生局纪委的费书记也在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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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主任先开口，说的还挺严肃：“方子荷同志，市纪委最近听到一些反映，所以要跟你谈谈。希望你端正态度，如实向组织上说明问题。你能做到吗？” 我点头。他就接着问我，你是不是认识第三建筑安装公司的副经理卢文进，那是个外逃的杀人犯，你听说了吧？我点头然后开始检讨，我说确实没想到，因为自己警惕性不高，识别能力不强…… 他打断了我的话，让我“详述”认识卢文进的过程，我说完之后，他又问：“你是不是帮着卢文进办理过招工手续，还帮着他落过户口？你把这两件事也详细说一说。” 终于问到点儿上了。我心里哀叹：认倒霉吧，我算是“栽了”。无情的现实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卢文进就像一块大石头，横在我的“前途”上，把毫无戒心的我绊了一个跟头。后果非常严重——我可能就此爬不起来了。 为什么我爬不起来了呢？因为我无意中帮助了一个在逃的罪犯。因为是无意的，所以不会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但党纪政纪处分我是逃不掉的。就算是给我最轻的惩处，我的副站长也当不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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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不能碰一下就倒，我想起了方亮的那个“解释”。也就是说，正因为卢文进原籍的派出所给他开具了迁移证，所以我就是不帮忙，卢文进的户口也能落下，只不过费点事。另外，我当时相信卢文进，因为卢文进还有个更重要的“身份”，他那时已经入党了，他是我正儿八经的“同志” ！ 我没想到，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林主任竟然还不知道，他转头问田干事：“卢文进那时候就入党了？这怎么弄的，乱弹琴。” 田干事苦笑了一下：“这没什么奇怪的。卢文进那会儿就是三建的生产标兵，还有什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技术革新能手，荣誉一大堆呢。” 我知道，即便有这些事实也没用，人家不跟你论这个，人家就看你帮助“犯罪分子”招工、落户口的“事实”。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林主任没再追究“户口”和“招工”的事儿，他换了一个问题：“你和卢文进关系很密切，这你承认了。你们单位和三建之间有很多工程上的联系，这个我们已经掌握了。现在你要说一下，你跟卢文进之间有没有经济往来，都是什么情况，你要一笔一笔说清楚！” 我有点懵。想想才明白，刚才说我帮助罪犯，应该是政治问题，现在怀疑我和罪犯作交易，已经转到经济问题上了。“政治问题”我可以辩解我是不明真相，但是如果有了经济问题，那我可就百口难辨了。 我一边想，一边老实交代，我说，这倒真有。无非是我们两家互相串门的时候带些水果糕点，鱼肉酒水；卢文进常给我儿子买玩具，我常帮着魏淑玉买药品什么的…… 林主任打断了我的“鸡毛蒜皮”，说让我交代帮卢文进招工、落户口的时候，以及我当副站长之后管基建维修时，收的钱财或者贵重礼品；我当即否认说，那绝对没有。当时落完户口，他就是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好几个人呢。至于工程，以前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都是依照程序提报计划之后，由建委统一安排施工单位的；这两年搞活了，站上的有些工程确实是我们自行联系，但那都经过了站办公会议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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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主任说，工程的事儿以后再说，先说当年你帮着卢文进落户口。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卢文进行贿的事情，防疫站有人亲眼看见了。 我马上说：那绝对是诬陷，我以党性保证，那事儿我没收他的任何贵重物品，更别说现金了。 林主任终于摊牌，说我收了他行贿的一台微型收录机。当时的市场价格是2100元，相当于现在的6000元以上。 2 我愣了一下才明白过来，赶紧解释说：不对不对，那不是卢文进送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林主任便问我那是谁送的，他为什么送？你为什么要？ 我脑子里迅速翻腾起来。这已是七八年前的往事，哪个混蛋玩意儿又把它翻出来提供给纪委，他想干什么？是报复，还是陷害？这人应该是防疫站的，并且跟我有深仇大恨，可我怎么也想不出来那会是谁。 想不起来先不想。我把那收录机的“前因后果”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田干事认真记了下来，林主任还拿过记录看了一下，然后说他们会去核实。之后，他问到了一个更加奇怪的问题。 “另外，据你们单位有人反映，说最近的培训中心工程，卢文进专门找你，让你在结算工程款的时候，另外开单子，多结算一块儿，作为你们站上‘有关人员’的劳务费。你把这件事详细汇报一下。” 我立即反驳：“这更是胡说八道，而且这个‘反映’的人连常识也不懂。工程款是结算给三建公司的，是进财务账的，卢文进根本见不着钱。再说，我们要分劳务费，怎么会让三建的人经手，逻辑不通嘛。所以我说林主任，打小报告的这孩子可能幼儿园都没毕业，你得批评他两句。” 田干事忍不住莞尔，赶紧捂住嘴。林主任不高兴地训斥：“方子荷你严肃点。”他随即看着本子对我说：“我们有证据。告诉你，据我们调查，你们翻建培训中心的时候，有一笔砂石建材款，共计53423.24元，你们应该付给三建，但实际上你们是直接付给一家国营改制后的砂石矿的，而且没有经过银行转账，你们付的是现金。对不对？” 我心想这些人查得真够细的，连两毛四的零头都一点不差。不过这事很好解释，我说：“对。这是因为卢沟砂石矿资金周转不过来了，三建的安庆和副经理找了我们甘站长，甘站长同意那么付款的。这件事情的过程，以及钱是怎么付的，你们都可以找甘站长核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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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核实过了。工程是你负责的，怎么划款、怎么付款应该是你提出建议，甘站长只是批准而已。” 我心想你们这“核实”了个屁啊，明明是甘学书先跟我说要那么付款的，怎么成了我提议的？我懒得继续纠缠这事，便说：“到底是谁让这么付款的，你们问问财务就全都明白了，批准付款的单子上有领导签字的。特别简单。” 林主任看了费书记一眼，费书记却把目光转向了一边。于是我故意叹口气，我叹气的意思是，这什么纪检干部啊，水平低到吓人。至于姓林的姓费的怎么理解，我就管不着了。 林主任不甘心，他没再问“经济问题”，那里有些事儿他真的不懂。他让我继续交代跟卢文进的关系。我说别的就没了，林主任不相信，说如果没有利益的驱使，你当时一个堂堂的副科长，会主动去给个泥瓦匠帮忙？谁信？你必须把所有问题都交代清楚，否则后果自负。 我气哼哼地叫道：“没有的事儿我不能瞎编吧？再说我又没犯错误，我交代什么。” 姓林的打着官腔说：“你还没犯错误？卢文进是什么人？卢文进是罪犯，你身为党员干部，立场不稳，敌我不分，你跟他不清不白搅在一起……” “你说什么？！”姓林的那句“不清不白”把我惹急了，我喊起来，“什么叫不清不白，你当领导的怎么说话一点不负责任？！” 姓林的一时语塞。费书记赶紧说：“方子荷你别嚷。林主任的意思是说，你跟卢文进交往密切，作为党员干部就是丧失了立场，你得把问题都说清楚，这不对吗，你激动什么。” 我转身又冲他叫：“我该说的都说清楚了，卢文进是罪犯，公安局不知道，他们单位不知道，你们纪委也不知道，这所有的人不都有责任吗，你们为什么抓住我不放？” 姓林的用手指点着茶几大声说：“你不光是这个问题，你还有受贿问题……” 我打断他说：“那事你只要一个电话就能问明白，你到站上一打听也就清楚了，我看你们就是故意要整我，而且毫无道理，毫无根据！” 说完了我一想，显然我有点用词不当。他们要“借机”整我是有可能的，但并不是毫无根据。说错就说错，我气得什么都顾不上了。 姓林的显然被我激怒，他起身就走。费书记生气地对我说：“方子荷你不能这样，林主任是代表市委领导找你谈话的，你这态度象什么样子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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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唇相讥：“你的态度像什么样子？你还是不是卫生局的，有些事情，是非很清楚，你为什么不出来说句公道话？原以为你还挺坚持正义的，你真让我失望。” 费书记说了一句：“方子荷你简直莫名其妙。”然后起身也走了。 我不管那一套，都走了正好，我坐在沙发上自己生闷气。 田干事小声对我说：“方站长，你冷静点，林主任也是遵命办事，你有话好好说，这样对你不好。” 她显然是一番好意。我领情地苦笑一下，也小声说：“我该认错的地方都认错了，他们还捕风捉影问个没完，过分了吧。” 田干事说：“事情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其实，他问的越多越好，这样事情可以很快搞清楚。不然，没完没了拖下去对你不利。” 我被她一语点醒。而且田干事能这样说，说明她是同情我的，她也完全是一片好心。于是我感激地朝她笑笑，我觉得我该跟她搞好关系。 那两人一出去就半天没回来。于是我就跟田干事聊起来。田干事今年35岁，大学毕业后进入市委组织部，后来从组织部调到了市纪委。我现在深深感觉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作为年轻干部提拔太快，导致“人脉”不足。比如，就市里这一级，我只认识卫生局的几个领导，其他什么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委等等部门，我认识的人很少，到了关键时候，也就没人能帮上忙。以后，我可得注意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我还有“以后”。 我和田干事一聊半天，那两个人却再无声息。这当中田干事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拿了两个方便面，跟我说：林主任有急事去了市委，费书记回了局里。中午咱俩就随便吃点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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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担心地问：“那，晚上还让不让我回去？” 田干事说：“看情况吧。如果谈的太晚了，你可以住后面的小招待所。” 得，又是招待所。我现在对“招待所”三个字过敏，不过我不敢说什么。而且我还想，下午林主任再跟我谈的时候，我得沉住气，态度尽量配合点，已经这样了，那就争取让他们“宽大处理”吧。 吃着泡面，田干事悄声说了一句：“你也别太担心，事情不会很大的。” 有了田干事这句话，我宽心不少。吃过饭后，我歪在沙发上打盹，田干事就在那儿看报纸。 其实我没怎么睡着，我在绞尽脑汁地想这次“进招待所”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被人陷害是肯定的。这个小王八蛋在得知卢文进的事情之后，感到很有利用价值，于是杂七杂八拼凑了一些“黑材料”，偷偷向市纪委“举报”了我。纪委呢，听风就是雨，也没先期了解一下，就把我弄来“审查”开了。不管最后能不能调查出问题，那个小王八蛋起码能达到将我搞臭的目的。那么这“王八蛋”是谁呢？我很快想到了高昌彦。 道理很简单，要当那个“王八蛋”，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他除了对我恨之入骨，还要与甘学书不共戴天，因为那个“材料款事件”是要牵扯甘学书的。全站在职人员114人（截至去年年底的统计），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高昌彦一个。 还有，高昌彦最近与任成山走的很近。他要让纪委查我，任成山可以帮忙，他可以反映给他大爷。那老头也不须亲自出马，他只要给市纪委打个电话，提示一下防疫站“群众”的“反映”就行了。 不过这仅仅是我的猜测。虽然我以前“推理”过高昌彦有可能杀了陆英，但我还仅仅是猜测。有句话叫“疑罪从无”，再说，打从我当了副站长之后，我与高昌彦的关系从表面看还是比较和谐的。他真能对我下此狠手吗？我还真是没法确定。 3 一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办公室里一直就我和田干事两人。后来田干事忙着写什么东西，我就在一边看报纸，看一张就在心里骂林主任一句：这混账玩意，下午不跟我谈，难道非要等到晚上谈，谈完再把我关进招待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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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半的时候，田干事接了一个电话，就起身出去了。又过了十来分钟，房门一响，我们孟书记来了。张口就说：“方子荷，中午没吃好吧，走，我领你吃晚饭去。” 一见他，我不知怎么的心里涌上一阵委屈，鼻子都有点发酸。为了掩盖，我故意用生硬的语气说：“吃什么吃，我绝食。” 他竟然笑了，冲我问：“干嘛呀，抗议谁啊？” 我恨恨地说：“抗议你，扔我这里你就不管了。” “谁说不管了，我这不来接你了嘛。好了姑奶奶，别闹情绪了，走走，找地方吃饭，我给你压压惊。” 看他不像开玩笑，我疑惑地问：“能走吗？没人跟我说啊。” “我这不是跟你说嘛。来来，”他伸手就拉我的胳膊。 搁平时我又烦他动手动脚了，可今天不一样。他那厚实的手掌抓住我小臂的一瞬间，竟然有一股热乎乎甜丝丝的感觉冲上我的心头。于是我顺从地站起来，任他拉着我朝门口走，我还用一种带点“哀怜”的口气问他：“这么走行不行啊，人家纪委的人还没回来呢。” 孟致远不理我，将我拉到走廊上他才松开我，然后又将手掌虚虚推着我的后背，直接走到头，然后下楼，来到院子里。 只见楼前停着一辆桑塔纳，那不是我们站上的车，司机我也不认识。我上去以后又朝孟致远说：“人家纪委要是找我，我不管啊，你去跟人家说。” 孟致远让司机开车，然后转头对坐在后座的我说：“我接你出来，当然是领导发了话。不过我先要说明，你不准闹情绪。组织上找你了解情况，是很正常的事情，你配合也是应该的。问题弄清楚了，对你也没什么影响。” 我说：“行行行。咱这人听话，怎么都行。你也别为难，撤了我以后给个地方呆着就可以，先说好，总务科消杀科还有经营公司我不去，别的随便。” 孟致远装模作样点点头，想了一下问：“到南门去看大门怎么样，那里清闲。” “不好。不如让我去打扫厕所。” 孟致远笑了笑不再说话。司机就接着开车，一会儿把车开到了市接待中心的餐厅门前。孟致远下车，也让我下去。司机开车走后，他就要领我进去。 我站那儿不动，问他，真吃饭啊？ 他说：那我还骗你？不过得你请客。我为你这事忙活了一天，你必须得答谢我。 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先说清楚，不然糊里糊涂的我哪有心思吃饭。 孟书记简单解释了一下，说一会吃饭时咱们细谈。 孟书记今天真的跑了一天，为了我的事情。 他跟市纪委也不大熟，他去找了组织部的孙部长。孙部长跟纪委徐书记关系很好，他就过问了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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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的事情有点复杂，而且省纪委还有人专门发了话，所以就算是孙部长过问，也不会很快让我走。但是我这人天生运气好，老是“逢凶化吉”，还老是“出乎意料”。就在孙部长过问的这个当口，从公安局传来了好消息。他们费了很多事，终于跟纪思远一案的发案地康成县公安局联系上了。结果那边非常清楚地告诉这边，纪思远杀人案确有其事，纪思远也确有其人，但是这个案子早就破了。真凶纪思远在外逃途中遭遇抢劫，死于劫匪之手。他都死了十来年了。 然后这边的公安局就赶紧核实那个假纪思远，结果所有的事实和证据都能证明，卢文进就是卢文进，他并不是纪思远。闹出这么大的“乌龙”原因很简单：卢文进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我的“受贿”问题更好查。显然，“举报人”没把事情闹明白。七年前，他虽然亲眼看见了卢文进去找方子荷，然后方子荷手里就多了一台“高级录音机”，可收录机是刘毅送给方子荷的，跟卢文进没关系。因为刘毅在广州经商期间，他父亲（是防疫站的老职工）生病住院，方子荷多次去看望照料，刘毅很感激，从南方带回来一台收录机给方子荷表示感谢。可方子荷没要，刘毅就又送给了正在住院的卢文进。那台收录机现在还在卢文进家呢。 至于培训中心的翻建材料款，甘学书承认是他的失误。他被三建的安庆和给骗了。那件事从头到尾，与方子荷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有的事情都查清了，方子荷自然也就没事了。首先因为纪委办事不细致，其次还因为询问方子荷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所以林主任有点“不好意思”，他托孟书记给方子荷解释一下，说明纪委也是在履行职责，希望方子荷能正确对待。 我听了以后，郁闷的心情好了一些，也轻松了很多。我忽然发现，我最在意的其实只有一点，就是卢文进不是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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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的心情并没有完全恢复，主要原因有两点，一个是我切齿痛恨那个恶毒的“举报者”，我这会儿掐死他的心都有；还有一部分不好的心情，自然是卢文进的“精神病”问题。卢文进那么好的一个人，这不就毁了吗，这个事实真是太残酷，卢文进也太可惜！ 不过这会儿顾不上细想这些，我朝孟书记笑笑，很真诚地说：“谢谢书记了。” 他也笑：“就嘴上说说？” 我说：“反正我不跟你吃饭，你喝酒喝多了光拍打我。” “什么？”他没听明白，不知道是真没听明白，还是装糊涂。 我却要让他明白，我说：“这么快就忘了？上次跟孙部长喝酒，你出来以后是不是拍我胳膊又拍我后背？我是女的你是男的，你能随便拍吗？” 他哈哈笑了起来，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边笑边指点我：“方子荷你都副站长了，说话跟小孩儿似的。反正我不记得有那事。不过这次我保证，饭桌上我离你远远的。” 我嫣然一笑：“这还差不多。” 进餐厅的时候，孟致远又拉我的胳膊，说因为地面太滑，我穿的是硬底皮鞋，怕我摔倒。我见四周没人，朝他肩膀上打了一拳，娇嗔地说他：“讨厌。” 孟致远挨了打还直笑，笑得阳光灿烂。 吃饭时，我悄声问他，到底是哪个坏蛋东西“陷害”我。孟致远卖关子，先让我跟他喝酒，然后又提条件，说事关重大，他要是说了，我以后得允许他拍打我。我说行，没问题，你干点别的也行。他就咧着大嘴乐，乐完了一摊手：“对不起啊子荷，我还真是不知道，纪委有纪律，打听不出来。” 我朝他点头：“行，挺好。” 他腆着脸问：“你得履行诺言，我现在就想‘干点别的’。” 我继续点头：“没问题，你干什么都行。但是，你请注意一下这个‘但是’，但是我的承诺还有下半部分，就是你干了之后，必须得让我通报给段大姐。” 段大姐就是孟致远的老婆。她确实是“大姐”，因为她比孟致远还大两岁。我只见过她一两次，人胖乎乎的，挺热情。都是她去防疫站找老孟时偶然碰到的，所以没说几句话。 对我附加的这个“但是”，老孟连摆手带摇头，说：“那算了，我还是老实点吧。”他又接上刚才的话题说：“不过你不是挺喜欢推理个东西的嘛，你自己‘推一推’，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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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迟疑了一下，试探着问：“你说——会不会是……” 他举手打断了我：“别说出来。这事最敏感，你自己有数就行，绝不能跟任何人讲——除了你老公。” 我瞅着他哼了一声：“我就说，我就跟你说，怎么了，不敢听咋的？” 孟致远笑道：“那我岂不是太荣幸了。不过这事儿真的关系重大，话要出口，千万慎重。” 我点头：“知道。我这不就是跟你说嘛。证据不是很充足，我估计的。”我伸出食指，沾了一点酒盅里的白酒，在大理石桌面上划了一个“高”字。 孟致远皱着眉头，抬眼看我一眼，随手将痕迹抹去，却又划了一个“任”字给我看，并补充四个字：“也是估计。” 我替他抹掉，然后说了个孟致远也清楚的事实：“他俩走的很近。” “对了，我还想问你，你跟那前一个，你们以前有过什么过节吗？” “有。不过那是好多年之前的事儿了。”我向孟致远说了陆英之死，说了当时我的怀疑，以及我跟甘学书汇报“群众反映”的经过。不等孟致远“批”我，我就先检讨，说当时年轻气盛，又过于相信甘学书了，才犯的这个低级错误。 孟致远又问我：“那你跟甘学书怎么回事，当初不是他把你办到防疫站来的吗？” 我说：“就是。开始他对我还真的挺照应，后来不行了。我反复想过多次，都找不出一点原因。除非——也因为那个陆英。”我讲了那时偶然发现的，甘学书与陆英的交往。 “太复杂，太复杂。”孟致远摇头叹气，叹了一阵对我说：“汲取教训就是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老甘走了之后，站长十有八九是高昌彦的。小心他点。” 我深深点头。同时，心里很是欣慰。此时此刻，我与孟致远算是真正交心了。对付“高”与“任”，我原本没什么信心，但如果孟致远能坚定地站到我这一边，我也就不用怕他们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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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想起来好可怕 1 吃完饭出来，孟致远好似才想起来：“不对啊子荷，说是你请我的客，你怎么让我签单啊？” 我说：“你有没有搞错，我被人‘谈’了一天倒霉死了，我还辛辛苦苦、忍辱负重陪着你吃饭，你不签单谁签单啊！” 他说：“那我吃亏吃大了。我得要点补偿，你是让我摸摸呢，还是跟我握个手？” 我嘟着嘴问：“你说你都当书记了，还这么低俗，见个女的就想动手动脚？” 他嘻嘻直笑：“方子荷你大错特错！跟你说，我见过的女的千千万，所有那些美女加起来都不抵你一个。真的，子荷你自己不知道，你的漂亮不光体现在容貌上，更主要的是内涵，我实在是抵御不住……" 我打断了他的话，却无比温柔地喊了他一声“孟哥”，然后我说：“你喝多了，赶紧回去歇歇。来，跟书记握个手吧，谢谢你的晚餐。” 我握住了他的手。他很高兴，紧紧地握了一下，非常认真地说：“子荷，什么都不说了，一切心照不宣。”说完他挥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 他走了我还有点担心，他喝了不少酒，我该跟他一趟车走，去送送他。但是当我也打了一辆车回到农委宿舍院门前时候，我便开始庆幸，幸好没跟他一辆车。因为我家史际明正神色焦躁地在门口转悠呢。 见了我，他急问：“你出来以后不回家跑哪儿去了，我正要报警呢。” 他下乡七八天，中午才回来。卢文进的事情他在县里就听说了，但是我的事情他今天中午才听说。他说他忙了一下午，到处找关系，甚至都请农委的薛主任给管农业口的市委刘副书记打了电话。忙活了半天，结果下班前薛主任叫他过去说，你媳妇根本没在纪委，而且纪委说她什么事儿也没有，找她是为了了解其他人的情况，你说瞎忙活什么。 看史际明为我急成那样，我挺感动，看周围没人就抱着他的脖子来了两个香吻。 不料这孩子不光不领情，反而因为闻到我身上的酒味皱起了眉头：“哎方子荷，我急得都快要上吊了，你怎么还有心思去喝酒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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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哎你这人好奇怪。我遇上倒霉事了，你老先生远远躲开，让我们孟书记忙的昏天黑地，然后他还请我吃饭，你说我能不去吗。” 史际明问：“老甘呢，他也一起去了？” 我说：“老甘根本不管我的事儿，没准他还落井下石呢。” 史际明不大相信的样子，不过他没再说老甘，而是告诉我：马伊莎来了，在咱家里等着呢。 我俩往家走，我问马伊莎什么时候来的，史际明说刚下班那会儿，以为你能回来吃饭，她还帮着炒的菜，结果等不到你，我俩就吃了。 听说马伊莎跟她“姐夫”两人在家做饭吃饭，我心里特别兴奋。因为这样一来，我与老孟的那段“交流”，我就完全可以心安理得了。 史际明当时一边说一边偷看我的脸色，见我不光没一点不高兴，相反还面带微笑，他也很宽慰的样子，不过他多少有点不明所以。 马伊莎正在我家的沙发上磕着瓜子看电视，见我回来，忙起身问长问短。我简单讲了讲纪委找我“谈话”的情况，精简了很多过程，以至于听起来，就是找我了解情况的。然后我催着马伊莎赶紧说说卢文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快被他大起大落的“事迹”给闹糊涂了。 马伊莎开言就感叹，说你们真想不到，谁都想不到。这个卢文进的故事，都可以写本小说了。 我让她别卖关子赶紧讲，于是马伊莎就从头说了起来。 马伊莎说，其实，当精神恍惚、言语混乱的卢文进刚去“自首”的时候，副局长方亮就已经对这事有所怀疑。但是听了卢文进讲的案情，再跟湖北省公安厅掌握的情况核实，却也没法让人不相信。不过谁也没想到的是，由于案发是在文革结束不久，公安系统的管理还比较混乱，省公安局（当时叫“局” 不叫“厅” ）的案卷中，竟然只有案发的纪录，而没有“结案”的材料。当方亮看了康成县警方传真过来的档案，又进一步询问了神志逐渐清醒的卢文进，这才把整个事情的发展脉络搞清楚。 这得从头说起。 1977年3月28日早上，康成县公安局刑警队接到来自邮电局新宿舍院的报案。报案人是与纪思远家同单元住的一个妇女，报案原因是，她早上起来去找纪思远之妻袁悦之的时候，在她家房门口的水泥地面上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血脚印…… 警方勘察现场之后，又经过缜密侦查，于当天上午十一点，将犯罪嫌疑人锁定为袁悦之的丈夫纪思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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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刚开始部署追捕纪思远，距此230公里外的皇岩市公安局同行却来了新的案情通报。 就在这天早上的六点左右，皇岩市大通河乡派出所接到报警，说黑岩水库大坝附近发生了命案。警方迅速赶赴现场，从被害人的遗留物品中发现，他叫纪思远，他爱人是康成县邮电局的袁悦之。 康成警方马上派人去皇岩，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了解到案发的基本情况。 早上五点多一点，一个在水库大坝值班的工人，看到有两个人影在大坝下方的河边厮打，其中一人用刀扎了另一人，并将那人推到河里后逃跑。工人马上用电话给派出所报警。六点半左右，民警赶到了现场，可凶手早已逃之夭夭，只剩了“疑似”被害人的遗留物品——一个五十公分的脏兮兮的帆布旅行包。 由于这天是个阴天，加上雾气较大，工人看到的景物模糊不清，无法形容出凶手和被害人的任何体貌特征。民警只能从那旅行包里翻找信息。 旅行包里东西不多，只有一套洗漱用具，一个缠着塑料杯套的玻璃杯，两张揉皱的报纸，和一个旧信封。信封内装有五元的纸币两张，一元的纸币4张，估计原来装的钱还要多得多，应该是被凶手给抢走了。信封上的寄信地址是甘肃省陇南地区720信箱1分箱，收信人地址是湖北省康城县邮电局机要科，收信人的名字是袁悦之.皇岩警方就是依据信封上的信息,通报案情给康成警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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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警方推断:纪思远临时探家,回来后意外发现了其妻袁悦之与祁武仁的奸情。纪思远随即与他俩发生撕打.这当中,纪思远将祁武仁殴打至死，将袁悦之打成严重脑外伤;随后乘坐354次直通旅客列车逃往皇岩（他有一远房亲戚住在皇岩）。次日凌晨四时三十分，他在皇岩火车站下车后即出城向西北郊区方向步行，行至黑岩水库大坝附近的树林，突遇歹徒抢劫。纪思远在反抗中被劫匪刺死。 至此，“3.27”命案即告结案。 2 警方得知这个事实后，立即询问卢文进。当时卢文进的高烧也退了，人也清醒了，但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到公安局“自首”的事情，更不知道自己说过什么纪思远、老肥之类的人和事。问他老肥是谁，他说是他在内蒙时工程队的同事，施工的时候出事故死了；问他认识纪思远吗？他说很多年前认识，问他是怎么认识的，他说是在去内蒙的火车上。 那次卢文进从内蒙回青海老家“探亲”，然后坐火车返回内蒙。他换乘的那列客车路过康成火车站的时间是晚上的十一点多点，神色慌乱的纪思远提着个提包上了车，坐在了卢文进的对面。 当时车上旅客不多，相对的两排座椅上就是他们俩人。纪思远上车后不久便显出很难受的样子，歪在座椅上剧烈地呕吐。卢文进就起身照顾他，又给他倒水，又拿出草纸给他擦拭。见他冷的打哆嗦，还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这时纪思远指指身边的提包说，那里有衣服，卢文进帮他拉开提包，纪思远猛然醒悟，想去阻拦却来不及了，卢文进已经从里面抽出了一件沾满血迹的中山装。 卢文进说他当时吓了一大跳.因为看起来纪思远并无明显外伤(后来卢文进才发现他脑袋右侧有个包,并有轻微出血),那么这衣服上的血就肯定不是他的了。 纪思远也很紧张，脸都变白了。恰在这时，一个列车员和一个乘警走进车厢开始查票。卢文进看到纪思远投来哀求的目光，忽发善心，就朝他点点头，连忙替他将那血衣重新装好。然后一手揽着那提包，一手拿着草纸继续擦拭纪思远脸上和脖子里沾的呕吐物。 乘警和列车员走过来，两人都皱起了眉头。乘警用手在鼻子前面煽着，朝纪思远扬扬下巴问卢文进：“他怎么了？” 卢文进说：“他晕车，吐了。” 列车员查看完他俩的车票，很不高兴地对卢文进说：“车厢头上有拖把，你赶紧把这里擦干净。你哥再吐的话就去厕所，或者找个报纸什么的接着，你看弄的这个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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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进挺奇怪，心想他怎么成我哥了，后来一想，大概是列车员看他俩长得有点像吧。 查过票之后，纪思远就好受多了。他对着卢文进连连道谢，还从售货车上买了好多吃的给卢文进。这之后，两人聊起来，卢文进讲了他的情况，纪思远也说了他的“遭遇”。因为卢文进看到那件血衣了，纪思远可能觉得不说实话，反倒会留有后患。当时的卢文进年轻无知，觉得纪思远杀人是被逼无奈，对他还挺同情。 那件血衣并不是纪思远的疏忽。因为他仓皇外逃时，没注意自己的外衣上沾了血，他是在跑进火车站售票厅的时候才发现的。匆忙之际，来不及处理，他只好脱下来塞进了提包。 两人一路上聊得挺投机。后来纪思远到站了，他临下车要走了卢文进在内蒙的地址，说万一在皇岩呆不下去，我就去内蒙找你。卢文进说：没问题。我们那里穷是穷点，可天高皇帝远，你去了我那儿绝对安全。 卢文进回到内蒙不久，在一次矿难抢险中头部受伤，以后便留下了病根。因为在列车上的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发病时，他就把自己当成了早就死于非命的纪思远。 事实上，当初卢文进刚“自首”那会儿，嘉安警方跟湖北省公安厅核实案情，就已经发现了几处疑点。首先卢文进说错了厂名，其次他说错了案发时间，还有他说纪思远跟着厂长出差，其实那人不是厂长，是个副总工程师；他还说那无名的“奸夫”是个小个子，实际上祁武仁身高一米八○，纪思远早就认识他；另外，那个祁武仁也不是在地板上撞死的，而是被纪思远用一个石质的大烟灰缸砸死的。以上这些足以说明，卢文进并不是凶手，命案发生前后的情况他是听别人讲的。 另外，还有个无解的矛盾。就是卢文进他爹坚持说他儿子又“犯病了”，你们嘉安公安局拿着“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当真，本身就是笑话，于是方局长就在电话上问他：空口无凭，你儿子身上有什么特征没有?他爹马上说：他左脚跟的上面有一道竖着的伤痕，是他九岁那年爬树掏“家雀儿”，让树杈给戳的。回头找到卢文进一验证，一丝都不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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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真相大白，这的确是个错案。不过“错”的责任不在嘉安警方，而在卢文进自己。 今天警方已经释放了卢文进，并将他转入建筑医院继续治疗，魏淑玉在那陪着。 下午马伊莎去看望了他，他虽然还有些虚弱，人也显得呆滞、木讷，但是他还能认 出马伊莎，磕磕巴巴说出来的一些话，也还挺有条理。 史际明听了以后直叹：“你再借给我一个脑袋，我也想不到卢文进会是神经病。他多聪明的一个人啊。” 马伊莎也说：“他这发神经发的也算出类拔萃，不光自己把自己当成杀人犯，而且还能把自己当成了真实存在过的杀人犯。莫名其妙吧？” 说了一会儿话，马伊莎见我好像情绪不大高，就起身告辞。我送她出来，到了大门口，她搂着我的肩膀问：“姐，你咋了，什么事儿不高兴？是不是嫌我跟我姐夫在家吃饭了？” “什么呀，瞎说。”我打她一巴掌，“还是今天的事儿，我刚才没跟你们说实话……” 我讲了讲我在纪委的“遭遇”，马伊莎马上问：“陷害你的是谁？你有数吗？” 我摇摇头：“只是猜的，没什么证据。” 马伊莎说：“你得找出切实的证据来，这很重要。” 我苦笑：“就算找出那人来了，能怎么办？” 马伊莎哼了一声，轻声说：“报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要使坏，咱们也不是好惹的。” 我点点头。马伊莎又钉了一句：“姐，这事儿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尽管说。敢欺负我亲姐，他是不是活够了？” 送走马伊莎回到家里，我看到史际明正坐着发呆，便问他：“还想你那卢大哥呢？” 史际明点头，说：“我这些日子也老是睡不好觉，总想着卢文进那些事。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结果。” 我坐他身边说：“我跟你差不多。今儿我还想了大半天。这件事太蹊跷了，而且里面有个死结，可能连警方也没注意到。” 史际明精神一振：“什么死结，你快说！” 我的想法是这样： 导致卢文进“发神经”的源头，是云龙山上那个老头念的文理不通的“偈语”。那头两句是“常思静，忌思远”。卢文进认为那“忌思远”就是“纪思远”，是老头在暗示他，纪思远找到这儿来了，要和你“同到青山”，也就是要与你同归于尽！因为嘉安市最大的火化场，就在源西区的青山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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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卢文进就一直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在外面遇到跟纪思远有点像的人，都会让他心惊肉跳。就比如在云龙山那个公交车站的情况。这种症状后来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他精神崩溃，到公安局自首，说自己就是杀人犯纪思远。因为按照“神经病逻辑”，他本身是纪思远，那么纪思远就不会来杀他了。 我说到这里史际明插话说，对呀，应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哪里有问题？ 我说：很显然，卢文进就是要让别人这么想。因为按照这个思路去推论，确实没有问题。可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疏漏，那就是，大家都忽视了卢文进在去“投案自首”之前的神秘行踪！ 3 那天，从他下午五点多点离开单位，到晚上的十点半见到方亮，中间有五个小时。卢文进说他一直在街上转悠，因为他老是觉得纪思远拿了一把剔骨刀在跟踪自己，所以他不敢回家，怕把纪思远引到家里。他只能四处躲避，最后躲进了公安局。 人们都认为卢文进是“犯病”了，却没想到，如果他真犯了病，“感觉”到了要来跟他“同到青山”的纪思远，他应该不敢出来。他先打电话骗魏淑玉，又在楚总那里编瞎话，然后才出的公司大门，说明他此时并没犯病。他是干别的事情去了。也许他是去赴一个重要的约会，对方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死于非命的那个纪思远！没准是他见到了“已死”的杀人犯，被吓出神经病来了。 史际明说：“你的意思是，纪思远真的还活着，是当年的警方搞错了。可是按照卢文进所说，他在火车上对纪思远挺照顾，那他怕什么呢？” 我说：“卢文进跟警方说的可能是假话。事实是：他在火车上遇到纪思远之后，从他的提包里发现了很多的钱。卢文进见财起意，便尾随纪思远从皇岩车站下了车。然后一直跟到偏僻的大通河水库（就是那个黑岩水库）大坝附近，才动手抢劫，并捅伤了纪思远。他以为纪思远死了，实际上纪思远死里逃生，在十一年后追到了嘉安……” “停停停，你的根据呢？” “没根据，这只是我的想象。” 史际明大为感概：“方子荷啊方子荷，我说过多少遍了，你真该去当刑警，或者当推理小说作家，不然简直是埋没人才。” 我说：“还没完呢。这只是一种可能。由于警方认定纪思远已经死了，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年卢文进在行凶时，被坝上的工人看到了。现在那个工人来到了嘉安，偶然遇见了卢文进，那人开始敲诈勒索卢文进，让卢文进难受得生不如死……” 史际明拧着眉头想了半天，然后问我，刚才马伊莎在这儿的时候，你怎么没说这些？ 我说：因为我不想把这些想法告诉警察。其实，这都是我瞎想的，而且这瞎想有个迈不过去的“坎儿”，那就是，卢文进无论如何都不像是坏人。 史际明苦笑道：“难道坏人的脸上写着字？” 我坚持说：“反正卢文进不是坏人，我就是不相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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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楼，老毕先没去自己办公室，而是跟着我进了“副站长室”。关上门之后，他小声跟我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别的什么都没说。我点点头，用眼神表示了谢意，他就走了。 老毕快五十了，十年前就是检验科副科长，后来自己要求到了政工科当科员，前年才又当上了副科长。论起来，老毕虽然人很正直，但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都稍微差点事。按照站领导层的一致意见，给他个副科长安慰他，让他等着退休就是了。但这会儿，我心里忽然有了别的想法：我跟老毕共事七八年，互相都很了解，对我说来，老毕是很可靠的一个人，既然这样，我就应该进一步的“扶持”他。他能力是差点，可在我们防疫站，能力差而靠着“关系”的当科长的（甚至当站长助理的）大有人在。他们行，老毕为什么不行？或者，为了让老毕“行”，我完全可以给他配一个有能力，又能跟他合得来的副科长嘛！ 我自己深深点头。我在想，不光是老毕，还有别的人，比如谭红旗。当然，我现在仅仅是副站长，我只能通过老孟提点建议，但是我不能等，该做的事情我还是要去努力，成功不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的深思被电话铃声打断。拿起话筒一听，是张一德。他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问我：“你来了方站长，我不知道你今天来上班，刚才碰见看门的老李，他告诉我的。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有点事情，想单独跟你说说。” 我以为他也是要慰问我，于是我说：“等会儿可能要开个会。要不中午吧，下班以后。” 他说：“行，你要有了空，你往司机班打个电话，不管谁接，你说你找我就行。” 放下电话我想，看样他这事儿还挺重要，会是什么事儿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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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上午，我一直很忙。先是站上开办公会，然后是处理这两天积压的工作。我去开会的时候，关于我创造了惊天大逆转的奇迹，安然归来上班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传遍了全站。很多人在会前会后，找机会寻借口来“看望”我，不着边际地表示“慰问”和“支持”。这里缺了两种人，一种是本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我的“对立面”，包括副站长高昌彦、站长助理任成山、经营公司经理何似道、卫生科科长麻伟丽等；另一种是我的铁杆粉丝，如工会副 苗青青、站办文书谢春雨、办公室副主任谭红旗、政工科副科长毕云帆、司机班班长张一德等。我好像忽然发现，从地位上讲，支持我的势力，比反对我的势力要弱的多！ 开会时，高昌彦与任成山故意表现的很淡定。他俩都找机会跟我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从他们安然从容、镇定自若的神情上，真看不出是他俩合谋陷害了我。我想到马伊莎的那句话：“要有证据”。是的，单凭猜想，我不能确定就是他俩或者他们中的一个“举报”了我。可我上哪去找证据呢？ 纪委有着严格的纪律，那里的人，没人敢冒着丢官的危险去泄密的。 这个可恶的“举报人”，到底是谁？ 缠绕我好久的这个疑问，竟然很快就被解开了。为我立下这一功劳的，是司机班班长张一德。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是跟小苗小谢在一起的。吃完饭，她俩又到了我的办公室跟我密谈了半天。这样一来，我跟张一德的会面只能改在下班的时间了。他让我晚走一会儿，不要骑车，他会把车开到防疫站北面的路口，在那里等我，然后把我送回家去。 下班后，我延迟了十来分钟才走出西门，然后顺着防疫站西墙外的马路朝北走。 太阳还没下山，照在身上有点热，我将外衣搭在左臂上，只穿着衬衫和西服裙，走到路口的林边，就看到了停在那里的奥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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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给我推开副驾驶的车门，我就坐了上去。他还是那样，偷着朝我身上扫描了好几眼，这才说话。他说：“方站长，这件事我想了半天，犹豫了半天，就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看他挺郑重其事的样子，我很好奇，我笑道：“俺那张师傅，今儿是咋了。这么吞吞吐吐的，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 他没笑，还是那么严肃。但他那眼风憋不住似的又扫了我胸前一下，才说：“你知道的方站长，我遇到了那么多的领导，我最佩服、最信任的就是你。这两天站上有人造你的谣言，我气得够呛，可我就是个小职工，没人看得上我，我说话也没用，你不知道我这个着急啊！” 他说“着急”，我也着急，因为我闹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看出我要催他的样子，他赶紧又说：“方站长，有一点我得跟你强调，我拿你就当亲姐姐一样看待，所以我要是说错了，你千万不能生气，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行不行？” 我愣了一下，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要向我“表白”，心里一阵别扭，再一想不对，因为他说的清清楚楚，他是拿我当“亲姐姐”看待，那就不会是感情的“表白”。我便很干脆地鼓励他：“一德你真信任我，那你说什么都不要紧，说错了也没事，你跟你亲姐说话，还怕说错吗！” “对对。”他直点头，但还是强调说：“你可能不喜欢这些做法，可我真的是纯粹为你好。那，我就说了……” 我正洗耳恭听，却见他停了下来，然后从衣袋中摸出一个纸包，打开后，里面竟然是一盘录音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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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我大惑不解的样子，他解释说：“这不是我录的，至于是谁录的，在什么地方录的，因为什么原因才能录下来，我就不能说了。你听过之后，就把它销毁，剪碎或者烧掉都行。” 等我接过了录音带，小张赶紧前后左右看了一下，见四周无人，他才舒了一口气。 见他如此小心翼翼，我便说：“你回去吧，我去坐公交车。” 他点点头，等我下了车，他忽然又补了一句：“方姐，记住，我今天没给过你任何东西。” 2 史际明又跟着他们薛主任下乡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从路上买了两个火烧当晚餐，回到家之后，关好房门，立即将录音带插入录放机，急不可耐地要知道这里到底录了些什么。 我一边吃火烧一边听。一阵沙沙声过后，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个女人的声音，说的是：菜齐了，请慢用。 显然，这是在饭店，应该是在包间里。然后一个男声：来来，倒上倒上，那杯子，拿过来…… 又一个男声说：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来。我跟你说啊，不用你招呼了，你忙你的，不喊你你就不要进来了。 女声应“是”，然后是关门的声音。 我听出了后一个男声，那是高昌彦。 接下似乎被删掉了一段，然后是任成山的声音：“方子荷这回是栽定了，别说副站长了，科长她也当不成。下一步老高你升了站长，那还不是随你怎么揉搓她。” 一个人鸭子似的嘎嘎笑了两声：“任老弟这话说的好，‘随你怎么揉搓’，特别形象啊。”接着引起一阵难听的哄笑。 这人是何似道。 然后是高昌彦，他的声音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那个骚娘们，我早就想揉搓她了。哎你们不知道啊，她虽然是个婊子，可那双…………（省略号内的几句话恶毒至极，且不堪入耳）可惜啊，不知道叫多少人揉搓过了……” “啪”一声我关了录音机，并将吃了一半的火烧狠使劲摔在了茶几上，升腾而起的满腔怒火，烧得我满屋子乱转，我真想把录放机跟那带子一起砸成粉碎！ 不过没到一分钟我就冷静下来了。我松开了紧咬的牙关，自顾自地冷笑了一下，便又打开录音机继续往下听。 接下来任成山饶有兴味地问：“哎老高，方子荷………………？”（以下省略号内都是这几个王八蛋满嘴喷粪、淫邪无比的胡说八道）。 高昌彦说：“我上哪儿见去？那是我老婆多少年前形容的……” 任成山说：“老高你不懂，女人…………这会儿比原来还耐看，手感好极了。” 高昌彦哈哈怪笑：“你见过呀，成山你岁数不大本事不小，快从实招来。” 任成山也笑：“不光见过，我还玩过，不过是在梦里头，没等上手呢，醒了，你说可惜不可惜。” 何似道说：“你瞅方子荷那浪劲儿，听说她在组织部有人。他妈的女干部哪个都那样，不然能当上官儿？还爬叉的那么快。” 高昌彦叹气，“可不是。高层有人太重要了。你就说这回吧，光我那举报，上头不一定重视，要不是老任找人，市纪委不可能马上就办她，起码也得以调查了解什么借口拖上几天……” 录音到此戛然而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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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杯开水，在写字台前坐下，开始认真梳理脑子里纷乱的思路。 首先的疑问是，这盘录音带是怎么来的。 我本以为吃饭的人只有高昌彦、任成山和何似道三个人，后来想想，不对，因为一开始有个男的说“倒上倒上”，那人的声音比较生疏，而且从他说话的背景杂音分析，餐桌上的人应该还不止他们四个。后来剩高春彦他们三个的时候，听说话的味道，好像是已经喝了不少的酒，这说明，录音带中间与我无关的部分已经被删掉，只留下了“精华”的一段。 据我判断，这个酒场不在嘉安，应该是他们三人到下面的县里出差时，县防疫站招待他们的场景。实景大概是这样：昨天或者前天，高昌彦他们三人坐站上的车去市属某县，替经营公司“开拓”业务，县防疫站设宴招待。开始因为餐桌上有“外人”，他们说的都是场面话，吃到最后，“县站”的人应该是先走了，只剩了他们三块料，于是他们就肆无忌惮地开始大放厥词…… 县站的人为什么会先走？那不是很失礼吗？看来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县站的人喝多了，高昌彦便让我们站跟来的司机先把“他”或者是“他们”送回去。假如此刻录音机就在司机随身携带的皮包里，这个司机便有意无意地将皮包放在餐厅的一角，他就开车送人去了。 想着想着，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丢西瓜捡芝麻”，我只要知道这录音带是张一德想办法给我弄来的就行了，别的我不必深究，因为张一德也不愿意让我知道带子是怎么来的。 对了，张一德肯这样做，应该就很不容易了。或者说，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前途”都交到了我的手上。要知道，现在大家都认为高昌彦接任站长已经板上钉钉，很多人要拼命巴结他还来不及，而张一德却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我这一边。这种为了我能豁得出去的勇气，和甘于奉献而不计后果的情义，实在是弥足珍贵。对此，我牢牢记在心里了。 这盘带子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我坐实了躲藏在臭水沟里的阴险小人是谁。有了确凿无误的证据，我就该反击了。可是，我怎么反击呢？我根本就没有好办法，或者说，我根本就没办法！ 我总不能把带子交到纪委，告他们三个犯了低级下流的错误吧？那样，遭受最大羞辱的，首先就是我。 想到羞辱二字，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三个王八蛋，简直就不是人养的，应该就是“狗娘”养的。我都想不出什么更邪恶的词语来骂他们了。可是我冥思苦想了大半夜，还是想不出我该怎么报复这四个混蛋（包括一个女混蛋，就是高昌彦的后老婆）。 让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就在我被气得发疯而无计可施的时候，有人已经用实际行动替我下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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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是谢春雨在第一时间报告我的。 那天我进了办公楼，刚上到二楼，小谢就从她屋子里探出头来，朝我示意了一下。小谢是我在防疫站的头号“粉丝”，我俩的默契已然炉火纯青，于是我目不斜视，直奔我自己的办公室，泡好两杯“龙井”，坐等她的到来。 十分钟后，小谢赶到，关好房门走到我跟前悄声说：“报你个特大喜讯，高昌彦昨儿晚上遛弯的时候出了车祸，躺到医院去了。” 这真是喜讯。我将茶水递给她，奇怪地问：“咋回事，出去散步还能让车撞了？厉害不？” 小谢说：“闹不清，好像不太重。今儿早上，我刚起床，李纯就急慌慌地来家找我，说省里有个会，原本应该是高昌彦去的，结果他车祸去不了，让李纯代替。李纯找不到高昌彦准备的汇报材料，这才到家去找我的。我问李纯，姓高的怎么样了，李纯说，高昌彦人邪，办事也邪，他说他不要紧，也不让站上去人看他，所以只是听他说住院了，谁也不知道他住哪个医院，伤得到底怎么样。你说怪不怪？” 我说：“他应该伤得不轻。因为今儿的会，省里的齐厅长参加，他要能撑住的话，他肯定就去了。” 小谢咬牙说：“真该撞死他拉倒，太坏了那个家伙。” 小谢跟我说过，这次我突然被纪委“调查”，防疫站一下子冒出来很多谣言，说我因为“犯事”被“双规”了，不光要撤职，闹不好还要判刑等等。让很多人不解的是，造谣传谣最为肆无忌惮的，竟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副站长高昌彦。他那好似“报仇雪恨”的丑样都近乎失态，以至于孟书记和李纯都看不下去，书记斥责他“神经有毛病”，李纯听见他在“小圈子”里，用恶毒下流的语气骂我，当时就说他，“老高，瞎说什么呢，你给自己留点身份好不好？” 小谢跟我没说几句，站办副主任谭红旗来把她叫走了。我还在想高昌彦出的车祸，电话铃响了，拿起一听，是魏淑玉。她说：“子荷，卢文进要出院了。你要有空的话，麻烦你来帮帮忙好吗？” 我马上说：“行，我接着过去，我带个车吧？” 魏淑玉却说：“不用车，三建那边来个车。也不是让你去医院，是想让你直接去我家。卢文进晚上回家，七点半以后你过去，行吗？” 我答应着。我明白魏淑玉她的意思，她是怕白天出院，碰见熟人太尴尬。但我不明白，她让我晚上去帮什么忙。 前天我去过一趟医院，主要是去看望魏淑玉。那是下午三点多钟，卢文进在病房蒙头大睡，魏淑玉将我拉到院子里，愁眉不展地问：“医生找我好几次了，说最好把他转到精神病院去。你说怎么办？” 我有些吃惊：“没那么严重吧，他就是胡言乱语，别的没什么不正常吧？” “我也是这么说。可医生说，你还要怎么不正常，他把自己当成了别人，非说自己是杀人犯，这症状也太典型了。” “什么典型？” “就是典型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很难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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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想也是。嘉安精神病院是我们卫生系统的单位。我认识他们的院长、副院长、院务处长等人，都是在卫生局开会的时候认识的。听他们说起那些精神病人，倒还真没有象卢文进“妄想”到这么严重程度的。可是，我和史际明都是卢文进的朋友，我们决不能轻易说出把卢文进关进精神病院这样的话来。 于是我反问魏淑玉：“那你看呢，你说怎么办好？” 魏淑玉看出我在回避她的问题，便神色黯然地说：“我不知道，到时候还是听医生的吧。” 说是那么说，但现在看来，魏淑玉没有听医生的，她还是让卢文进出院了，并且要带他回家。 说实话，我真是不想再见到卢文进。不是我无情无义，而是我特别怕看到他“不正常”的一面。问题是魏淑玉说出来了，我又没法拒绝。 3 吃过晚饭，我锁好房门下楼，从楼前的小储藏室推出自行车，就骑着朝魏淑玉家赶去。 我到魏淑玉家里时已经快八点了。进门一看，卢文进神色茫然地坐沙发上发呆，魏淑玉在打扫卫生。 见到我，卢文进站起身来，咧咧嘴，说了一句：“方站长，你来了？谢谢。”他说话倒还挺清楚，但这清楚中隐含着“不正常”——他以前都是随魏淑玉叫我“子荷”的。 我坐到沙发另外一头，淡淡地问：“怎么样卢哥，感觉好点了吧？“ 魏淑玉扔下拖把，给我倒来一杯茶水，然后坐我身边，朝着卢文进说：“还不错，你还能认识方站长。你出事以后，人家子荷帮了咱们好大的忙，你真该好好谢谢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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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进点点头，却看着眼前的茶几说：“对，应该谢谢方站长。过几天，我们请方站长吃饭。” “都是朋友，不客气。”我突然直接问他：“卢哥，你现在神经衰弱好多了吧？我看你在医院睡觉睡得挺香的。” “是，是，现在，基本上都好了，感冒也好了，没毛病。”卢文进还是看着茶几说话。 我认真地对他说：“既然都好了，那你就也该振作起来，和过去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能再让淑玉姐操心。她很不容易，这些日子瘦了好些。” 不光是瘦了，魏淑玉还衰老了很多。原来她脸上白净细腻，可这会儿发黄发青，眼神黯淡，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说她五十岁都会有人相信的。 当然，卢文进也憔悴的厉害，跟过去神采飞扬的样子判若两人。这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他没了过去的“精气神”，一副慵懒、淡然和呆乎乎的劲头。对我鼓励他的话，他也只是抬头望了魏淑玉一眼，然后低下头喃喃地说：“是的，我对不起淑玉，我以后努力去做好。” 魏淑玉失望地撇他一眼，转而跟我说起别的。我俩都没再理会卢文进，他就那么一直呆坐着，听我们俩说话。 坐到快九点，我起身告辞。这时魏淑玉也站起来，却急急地问我：“对了子荷，你家史际明是不是出发了？” 我奇怪她怎么会知道，一想明白过来了，因为假如史际明在家，肯定会跟我一块来的。 我说：“可不是，又下乡了，筹备什么现场会，得忙活半个月呢。” 魏淑玉马上就接：“你不说一个人住着害怕吗，那我去你家跟你作伴吧。” 我心想你怎么也糊涂了，我什么说过我一个人住着害怕？我看着魏淑玉，她暗地给我使眼色。我明白了，她不是说我害怕，是她跟卢文进睡在一起有点害怕。这个魏淑玉，竟然给我出了个难题，这让我怎么回答，我既不能答应让她去我家，又不好直接就拒绝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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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卢文进却一下站了起来，他说：“我今儿不能在家住，我得找找小周去，好多的事儿，我得跟他聊一晚上。”说完，他开始收拾洗漱用具，并装在了一个手提包内。 我跟魏淑玉对视了一下，我俩的观感相同，卢文进显然已经明白了魏淑玉是什么意思，他的反应和他说的这几句话，可一点不像是个精神上有毛病的人。 我以为魏淑玉会阻止他，但魏淑玉一句话没说。我想说两句，又想这是人家两口子的事，我不该乱插言。 卢文进提着提包已经拉开房门了，魏淑玉却又叫住他，说了半句：“要不然，还是我……” 卢文进说：“我真的有事。”说完，他就走了。 魏淑玉神色黯然地解释说：“子荷我实在没办法。你想象不到，我这些日子做了多少噩梦，光梦见卢文进掐死我就有好几次，醒来吓出一身的汗。当然他也不愿意得病，他以前对我一直挺好。可是，可是，你说我能怎么办啊，我真是没法说啊……”魏淑玉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轻抚着她的背，我想问：今晚他躲出去睡了，可以后呢，你们不是还得在一块生活吗？可我问不出来，如果我是魏淑玉，我也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我没别的好办法，所以我也无言安慰她。 事情很明显，对魏淑玉来讲， 卢文进就算得个什么重病，也比现在这个状态强。因为别的病再厉害，也有药可医，可“精神病”却极难根治。还有卢文进跟别的病人不一样，他不发病的时候比正常人还正常，你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病，你还不知道他下次发病会有什么更荒唐的表现，这样下去不是要把魏淑玉折磨死吗！ 魏淑玉哭了一阵不哭了，她向我道谢并让我回去。我不放心，说你自己行不行啊，要不你上我家去吧。魏淑玉说不用，这些天我已经想过来了，再怎么倒霉，我也只能认账。我没事的。 4 我骑车回家本可以走近一些的玉龙街，但那条路有点偏僻，于是我绕道走了江湾路。骑了没多远，我忽然看到卢文进在人行道上慢悠悠地朝前走。我很奇怪，他刚才说要去找徒弟小周，小周住三建公司院内，他应该往北走，怎么走到南边来了。 再看他走路的样子，就像老头老太太遛弯似的，一边不紧不慢地踱着步，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周围的光景。他手里的那个提包随着步态前后晃悠，偶尔他将提包的提手绕在手指上，飞快地将提包转了一个圈儿——他竟然还玩上了！ 我马上判断出，卢文进此刻的心情不错！ 这让我大惑不解，同时，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不会是在装精神病吧！ 他当然不是装着玩，他是为了某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很快将前几天我与史际明的“推理”与现实的卢文进联系了起来。 这个人确实很危险，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赶紧躲开他，躲得他越远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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