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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长篇小说《那时军花》——女转业军人自叙[第30页]

作者:易水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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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冲着他说:“哎你怎么了?好容易来一趟你也不热情点。有水没有啊?”
    周启明这才象醒了似的,赶紧拿起暖瓶,不过随后他又放下了,紧着跟我说:“这这,这楼上还住着别人。这么晚了,你赶紧回去吧。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说啊!”
    “放你个葫芦屁!”我骂道:“我打电话你倒是接啊。你非让我来一趟就是了。这么着吧,这两个铺哪个是你的?”
    周启明有些糊涂,他朝里面的铺指了一下:“那个,怎么了?”
    我说:“这么晚了我怎么回去啊,叫人看见怎么办。在你这儿凑合凑合算了。我睡你那个铺,你睡老夏的,我嫌他脏。”
    周启明的眼珠子不会动了,整个人像二傻子一样呆立着,直盯着我看。
    “怎么了怎么了?睡睡你的铺,你至于吗?我不嫌你的被子有味就不错了。”
    说着我过去就要伸开那床叠得象豆腐块一样整齐的军被。
    周启明抢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拧着眉毛小声喊着:“陈子华你干嘛!你疯了?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敢开玩笑!”
    我把他使劲一推:“周启明你才是疯了呢。你给我写的什么狗屁信,那上头是人说的话吗?我以前真是高看你了,没想到你芝麻大点的事都经不起。你真气死我了你。”
    周启明看着我痛心疾首:“子华你别糊涂。我爸这回真正是在劫难逃。好多事你不懂。今天下午马主任找我谈了,要调我去农场。这不就是劳动改造嘛!我也就算完了,可我不能再连累你。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一字一句跟他说:“你听好了周启明。废话咱不多说,咱这样:这会让你去农场你就去。没几个月就到年底了,到时候你就申请转业,我呢打报告要求复员。最坏的结果是什么,顶多发配咱俩去农村呗,有啥了不起的。多少知青都上山下乡了。咱也就是苦上四五年,然后绝对就会时来运转。明白吗?你听我的,肯定没错。”
    我的沉着冷静、深谋远虑,让周启明大感安慰。他拉我坐下,先问:“我要转业了,成了老百姓了,你真不在乎?”
    我说:“我不在乎。估计像你这样城市入伍的,转业后,应该能安排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又问:“我爸要是一撸到底,也脱了军装怎么办?”
    我说:“咱俩就跟他们回老家呗。他有退休金更好,没有的话,咱俩也能养活了他们老两口。怕啥呀!”
    周启明感动极了,拉着我手,连声说:“子华你真好,你天下第一好。我们老周家何德何能,摊上你这么个好儿媳妇。”
    “去你的。”我笑着打了他一掌。
    他得寸进尺地揽住了我的腰,附我耳边轻声说:“那你晚上还睡这儿吗?”
    “睡你个葫芦!你这屋子又脏又臭的。再说了,你想让我犯错误啊!”
    这天晚上,我俩一直聊到12点半,周启明悄悄把我送回了山上。
    第 十八章

    1

    1973年的初夏来到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坐着陶双飞的汽车,来到了离我们桥罗山基地120公里的环山装甲兵学校。
    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和我周围的人,以及周围的环境。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首先是我。我已经在一个月前,被任命为桥罗山基地警通连的副连长。据说啊——只是据说,我是桥罗山基地自1958年组建以来,第一个女副连长;还据说,在我们军区的“系统”内部,我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副连长。
    我之所以被火箭般地擢升,很大原因是年初基地警戒区发生的一场意外事件中,我(指挥那个跟她爹练过拳脚的陈子华)勇斗歹徒,光荣负伤,荣立了一等功。
    那真是一个意外中的意外,还是个特殊中的特殊。几十年后想起来,我还觉得好笑。真的,我确实是觉得“好笑”。
    年初我们基地有一项极为重要而又极为机密的战备行动。通俗点说,就是一次“物资”转移。我们基地的主要兵力,全都参加那次行动了,然后就造成了基地警卫力量的严重不足。于是留守的指导员秦平峰决定,让我们话务排承担承担营区内的两个岗哨。
    我们话务排从没被安排过“站哨”,那都是一排和二排男兵的事儿。但这一次他们都去执行任务了,只好让我们女兵“替代”一下。好在时间不长,只有三天两晚上,三天后那两个警卫排就回来了。
    事情就出在第一天晚上。那天的凌晨一点到三点,是我带班。大约一点二十分,当我去基地东门那个哨位查哨的时候,却发现哨兵不见了。
    哨兵是八班的小女兵芦苇,今年才十七岁。不过她是1971年的兵,已经算是超期服役(当时陆军的服役期是两年)的老兵了。
    我的心里十分紧张,就在那东门外的路边和树林子里到处转悠,边走边喊她的名字。假如这附近找不到的话,我得赶紧去基地值班室报警了。
    当我走到西面树林子边上的一条土沟的时候,我看到了有个黑影伏在沟边上,我赶紧跑过去一看,正是芦苇,躺在那里似乎是昏过去了。我一边叫她,一边扶她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感觉身后扬起一阵微风。凭着本能我觉得事情不好,正要探手到大衣口袋里掏枪,但是来不及了。
    我的后脑被什么东西重重的一击,我被打翻在地。倒地的同时,我看到一个戴着棉帽子的男人站在那里,手里拎着一根木棍似的东西。
    见我被打倒,他发出一阵嘎嘎的怪笑。然后他摇摇晃晃地走上来,冲着我又举起了手里的家伙。后来我知道,那不是木棍,那是一根铁制的水管。
    生死攸关的时刻,张思静已经被吓蒙了,可陈子华依旧保持着难得的冷静。她在铁管横空落下的瞬间,猛一个鹞子翻身,躲开那致命一击的同时,朝那人的右胁猛踹一脚,两人同时倒在了地上。
    那个家伙其实没有完全倒地,他只是一侧身体着地,但很快又蹦了起来,以跟那粗大的身材不相称的极为敏捷的动作,闪电般地冲到了我的身边。他的手上已经没了铁管,据我估计,他是要扑到我的身上,或者掐我的脖子,或者击打我的脑袋。他那丑陋而肮脏的面孔,带着一种垂死的疯狂。如果我来不及反映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幸亏我及时掏出了那支五四式手枪。
    枪是指导员的,我们排只有三支半自动,都用来站哨了。我就借了指导员的手枪。
    我朝着那个凶残野蛮的家伙连开三枪,有两枪打中了他的左腹和右胸。
    子弹的冲击力将他猛地撞倒在地上,他的双脚离我的双脚不到二十公分。
    惊险过去之后,剩下的事情就比较好玩了。
    首先,那人死了之后,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他打伤两个解放军“指战员”(指挥员和战斗员,就是我和芦苇),意图闯进军事重地进行破坏活动,被当场击毙。这是一次重大的反革命破坏事件。
    然后就开始追查:这人是干什么的,姓甚名谁,多大了,什么成份,哪里人,怎么来的桥罗山等等。一个月之后,毫无结果,时间再长了之后,很多人就忘了他了。或者说是:记住了这件事,忘掉了那个人
    再然后我渐渐醒过神来,有了自己的判断,但是我不敢讲。后来我跟周启明说了,他也不让我跟别人讲,包括他爹他妈还有他姐。反正他的意思是,就他一个人知道就行了。我说,那不可能,我估计当初调查这件事情的人,很可能也有知情的。
    周启明说:不管他们。反正他们也不敢乱说。

    2

    我的判断是,那人可能是个神经病,不知从哪个“外地”,“盲流”到桥罗山的。
    我有好几个根据,其中一个是:他偷袭芦苇,用铁管打昏了她,却没有进一步的“破坏行动”,也就是没有继续“侵犯”或者伤害芦苇,也没有试图进入营区;然后呢,然后才莫名其妙呢:他抢了芦苇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之后,就用那枪上装的刺锥开始挖那个土沟,并且把昏迷的芦苇拖到那里“看着”他挖。后来就更加匪夷所思:他看到我出了东门到处喊芦苇,他就扔掉步枪(这个行为最典型)藏了起来,然后用那根只有一米来长的细铁管突然砸了我一下子……等等等等。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陈子华的威望在那次“粉碎反革命破坏事件”之后,迅速升高到了二十四层楼(在陈子华的意识里,中国最高的楼房就是上海的什么饭店,人家说那饭店是24层楼)。如果再加上战无不胜的准研究生张思静,这样的“张陈绝配”之后,当个主管话务排的连队副职,我早就绰绰有余了。
    然后是我的周启明。这孩子在农场惨淡了五个月之后,转业到了省城河阳市城西区的民政局,当了一个小小的副科长。为了让当时还处在逆境中的周爸周妈安心,我俩闪电般地结了婚。也就是说,我在当副连长的半个月之前,先变成了有夫之妇。
    接下来就是周爸我公公周金兴。他是在我和周启明结婚后两个月,突然时来运转的。那次,一个“九一三”之后复出的大领导到河阳视察,好似很随意地问了我们军区首长一句:周金兴不是在这儿嘛!他怎么不来看我!首长没法回答,正在支吾其词,大领导却转口问起了别的事情。
    后来军区首长回过神,想起周金兴正是这位大领导的老部下。准确点说,是大领导部下的部下。文革刚开始,周金兴就是因为这事儿被“挂”起来的。
    不久,周金兴就被不太彻底地“解放”了。他没官复原职,而是调出了原单位,被安排到环山装甲兵学校当了副校长。
    再接下来就是在大头车驾驶室坐我旁边的陶双飞。他是军区后勤物资部的助理员。是我去河阳参加英模报告团的时候认识的,很快就成了我跟周启明共同的好朋友。他们物资部的人经常在军区范围内到处跑,我和周启明“蹭”他的车,来往河阳、桥罗山等地的,很方便。比方今儿个吧,陶双飞带着大汽车,要从河阳去环山送物资,就特意拐了一个弯,到桥罗山把我拉上了,这样就省的我去坐脏兮兮的长途汽车。
    环山“装校”在环山市北郊的一座山岭下,离海不远。但是离陶双飞要去的环山军需仓库还有十来里地。我在路边下车后,陶双飞跟我说,他送下物资还要去环西油库,晚上必须赶回河阳。如果我要是能在这儿住两天的话,那么周一他们部里还有车来,可以把我捎回桥罗山。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说,连里最近很忙,我不能多请假,明天下午我就回去。坐长途车也挺方便的。
    陶双飞有些无奈地笑笑说:“那好吧。从小路上去就是‘装校”大门。我走了。”
    我点点头。刚走出几步,他又在后面叫:“哎等等。”
    我停下脚步转头,他跑上来说:“长途站离这四里多地呢。这么热的天,到时候让你公公派个车啊。”
    我说他:“你怎么跟个老大娘似的。操这些心,也不怕操白了头发。”
    他嘿嘿着说:“我说的是真的,那条路还不好走。要不,还可以这样:那个环山仓库经常有车进城,我给你留个他们的电话,你啥时走,跟他们说一下。他们要有车,能一直把你送到长途站门口呢。。”
    我说不用,他坚持要留电话。然后拿出个小本本,又满身摸着找笔。我就取出了一只粉色的圆珠笔给他,他写下个电话号码,还注明“沈助理”,一边叮嘱我,一边将圆珠笔插进口袋。忽然想到那是我的笔,赶紧又拔下来给我。我说:“你留着用吧,我还有钢笔。”
    他说:“走的忙,把笔落办公桌上了。那我先用着,下次还你啊。”
    这回他真走了,攀上驾驶室前,还朝我招招手。
    陶双飞就是这么一个热心人。不过,我总有点觉得,他对我有些热心过分。尤其是不当着周启明的时候。
    我顺着朝西的一条简易小路朝那“装校”走去。清爽的海风扑面而来,让人在这盛暑季节感到一阵心旷神怡。
    装甲兵学校的这个侧门比较简陋。门口站一个挎着半自动步枪的哨兵。我走到他跟前,说我要找周金兴,周副校长。
    这小兵看来是个新兵,他非常认真地打量我之后,要求我“出示证件”。
    我没带证件。因为我既不是出差开会,也不是外出学习培训,更不是探亲探家。我只是蹭了人家物资部的汽车顺路来看看我的公公,所以“证件”对我说来没什么必要。
    得知我没有证件,那小兵就有些严肃。他问我找周副校长有什么事情,我只好说“我是他儿媳妇”。
    那小兵有些吃惊。他立即换了一副笑脸,让我稍等,他进岗亭打电话。我听他跟电话里的人强调了“儿媳妇”这个身份,还有“当兵的”这个特征。停了大约有一分多钟,他对着话筒答应了好几个“是”,放下电话很热情地说:“你进去吧。校办公楼在南院。你先朝南走再左拐,前行七十米右拐,进小门后朝左,正对的楼第一排,上二楼问一下就可以了。”
    他一阵左拐右拐说的我直犯糊涂,不过我并没细问,说了句谢谢我就进去了。我想一个学校能有多大地方,我还能找不到?
    进了大院我才发现,这个院子还真是不小,甚至比我们军区后勤的院子都大。因为它的训练场也在里面。而且它还是大院套小院,路上我又问了两个人,才找到了一片绿荫掩盖下的校部“南院”。
    南院内绿化的极好,放眼望去全都是树木花草,稀稀拉拉的几栋楼房反而成了点缀。我进院走了几步,就看到我公公周金兴迎面走来。他显然是怕我找不到地方,竟然等不及亲自迎出来了。
    我疾走几步上前亲切地叫了一声“爸!”我说,怪热的你出来干什么呀,我还能找不着你?
    周金兴高兴的合不拢嘴,连说:“这里大院小院好几个,不好找。你是怎么来的?热坏了吧,走走,跟我回家。”
    所谓“家”就是周金兴的住处。我公公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我婆婆没跟着来。因为一是环山靠海,我婆婆有点风湿不太适应,二来估计这也是个临时性的安排。我公公“解放”了之后,原单位又给换了大宿舍,老太太住着挺舒服,也不想多折腾了。
    我公公住的地方离办公楼不远,又是一个铁篱墙围起的单独小院。院里只有四座很旧的洋式小楼,一座楼住两户,每户都有单独的大门和院子。周金兴住在最南面那幢楼的东部,那楼西部住的是齐副校长。
    “周家”那幢小楼的外观非常别致。黑红色的鱼鳞状钢瓦房顶,大块的蘑菇石墙基,花岗岩镶边的铁窗,灰色的外墙上满是绿油油的爬山虎。进了“家门”,周金兴先领着我楼上楼下地参观。小楼从外面看不怎么好看,但里面却全是质地极好的木制构件,装饰装修也很讲究。楼内的空间不算大,总面积只有周家原先住的小楼的三分之二。不过房间也不少,光卧室就是四个。楼上南面的大房间外面还有个露天阳台,摆着两个藤椅一张圆桌,应该是个乘凉的所在。周金兴对我说:“我在楼下住。你今晚就睡这个大屋子吧。这屋凉快,等会儿我让公务班送被褥凉席过来。”
    我看了看周金兴的卧室,里面有公家配的床铺、桌椅、橱柜等等。另外楼下的客厅里还有沙发,并安装了吊顶式电扇。在这个年代,条件就算相当地好了。

    2

    参观完了到客厅,周金兴先开电扇又要给我倒水。我赶紧说:“爸你别忙活呀,我又不是客人,我自己来。”
    周金兴说:“好好,这屋里的东西你随便用,缺什么我再跟公务班要。我到这以后,咱家你还是头一个来的。”他坐下后又问:“小明忙什么呢?上个月打来一个电话,说你可能过来,然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我说:“启明调工作了。河阳市新建了一个农机局,人家老先生又调那儿去了,刚成立的单位,事情特别多,他都不大给我打电话了。”
    最后这句话不是实话。周启明调到农机局之后,打电话方便了很多,这傻孩子几乎隔一两天就要给我打个长途,一说就是好半天,给他们局浪费了不少的电话费。我之所以必须撒个谎,是因为他给我打电话那么勤,给他爹却大半个月不打个电话,老头要是知道了肯定不高兴。
    周金兴又问我:“哎子华,你是请假过来的?能多住几天吗?”
    我说:“明儿不是星期天吗,我没另外请假。我明天就得回去。”
    周金兴的眼中闪过一丝失落。看来,他是真的特别愿意我来看望他,他舍不得我那么快就走。我连忙安慰他说:“爸我以后再来。我们单位经常来车拉油料,我搭他们的车,顺路就来了。”
    周金兴直点头:“嗯嗯。不过你工作忙,老往这儿跑怪累的。我没事,这里有公务班照顾我。”
    我说:“不要紧,我身体好,累不着。公务班那帮小孩会干什么呀?你的衣服是他们洗的吧,你看那领子也没洗干净。我给你带来两件衬衣,等你换下来我明天再给你洗洗。还有被头,我一块给你换了。”说着我把我从蒙道买的衬衣和被头拿给他看。
    周金兴抚摸着那新衬衣笑道:“好好。还是子华关心我。你眼那么尖,我这领子不干净都看到了。”
    我把那新衬衣送到他的卧室,看见里面的茶几上放着一副象棋棋盘,我问:“爸你跟谁下棋啊?”
    他说:“公务班的小家伙。都够笨的,我让他们整整一半棋子,他们还是输。”
    我说:“让一半棋子?你那么厉害啊。晚上我跟你下吧,咱俩试试?”
    他说:“那我也让你一半,或者一多半。”
    我说:“爸你也太轻敌了吧。我一个子不要你让,你还不一定能赢我呢?”
    周金兴哈哈直笑:“真的?子华你还真会下象棋?你比小明怎么样?”
    我说:“启明一个臭棋篓子,我才不稀得跟他下呢。”
    “好好,那咱俩就真的是棋逢对手了。晚上咱们试试。”
    这时外面传来开晚饭的号声。周金兴打了个电话,说家里来了人,让公务班把饭送到家里来,并特地嘱咐让小灶弄几个“下酒菜”。
    一会儿功夫,来了两个小兵,一人捧一个食盒,将饭菜依次摆到了餐厅的桌子上。
    饭菜挺丰盛。菜是四热四凉,数量不多但很精致,“鸡、肉、鱼、虾”俱备,饭是四两米饭四两花卷,还有两碗小米稀饭。
    周金兴拿出一瓶西凤,我忙说:“爸,妈不是说让你少喝酒吗?”
    周金兴说:“对呀,少喝,少喝。”
    可是这天晚上周金兴特别兴奋,已经喝过了周妈给他规定的量,他还要喝,我坚持原则不肯让步,他竟然像小孩一样哀求道:“好子华,我再弄一点点,一点点。这西凤酒才五十五度,你不能按六十度算啊?”
    我仔细看看那酒瓶上的商标,确实是五十五度的,我这才“开恩”批准他再喝一杯。周金兴看着我给他倒酒,解释说:“其实我自己吃饭从来不喝酒。今天不是你来,我也不会喝的。因为我一般都是去食堂吃饭,今天你来了,我才让他们送饭的。”
    我俩一边吃饭一边聊,渐渐就说到了他的这次“复出”。周金兴跟我说了其中的背景,然后他就感叹某是个好人,只是中央的情况比较复杂,某的处境仍然很艰难,“七十多岁的人了,真是难为他。”周金兴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心中一动。
    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觉得我能在政治上给周金兴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的一部分思维来自21世纪。就拿周金兴的老领导“某”来说吧,周金兴只能看到他现在面临的困难局面,我却能预知他未来的发展趋势。不光是对“某”,我对正在得势的某某等人,也能未卜先知他们的“下场”。尽管张思静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但是学财经的陆士衡却自称对那个荒唐的年代很有研究,经常在张思静面前摆弄他那半瓶子醋。其实,有这半瓶子醋就足够周金兴“把握斗争大方向”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把这“半瓶子醋”灌输给周金兴,让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时局发展,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其他方面的准备。当然,这个事儿不能操之过急,我得想个稳妥的办法,我得慢慢来。
    不过仅仅我在饭桌上多少露出的一点“远见卓识”,就已经让周金兴对我另眼相看了。他叹道:“子华我是真没想到,你在政治上还这么强,看问题这么深透。小明跟我说过,你提前就察觉到了那谁谁是个野心家,为这还受了委屈。其实这正说明你观察力的敏锐和不凡。怪不得小明会那么喜欢你,你的一些想法很独特,当然你的气质也很独特,我早就觉察到了,那都是绝无仅有的,”他又强调了两遍:“绝无仅有,绝无仅有。很难得啊,很难得。”
    周金兴这样说我,让我既兴奋又有些惶恐。我没有想到,发现我那“绝无仅有”特色的人,竟然是我的公公周金兴。这么说来,他应该是我在这个时代的唯一“知音”。
    不过,我个“小孩子家”,不好心安理得地享受那个“绝无仅有”的美誉。我赶紧嘻嘻哈哈地打岔,说,“爸你没喝多吧,我傻乎乎的懂什么呀,你也太高看我了。来,咱俩快吃饭吧”,就把这个危险的话题绕了过去。


    3


    吃完饭我陪着周金兴出去遛弯。走到饭堂门口,见有不少人聚在那里围着看什么东西。周金兴跟我说:军区才分下来一台电视机,你还没见过吧,去看看?
    我还真没见过,赶紧凑过去瞅了瞅那个方中带圆的“大盒子”: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说出来有点惭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电视机。而且我是我们警通连第一个见到过电视机的人。我以前只是听周启明说起过,大院有一家自己买了电视机,架起一个高高的天线后,可以在每天晚上收看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播出的两三个小时的节目。这回我还真见到了。我心里想,这么点个东西,里面能看到活动着的人,多好玩啊!
    就是这种好奇心,让我悚然心惊!
    我突然意识到,我现在的意识和思维,越来越接近“陈子华”,也就是说,我跟那个“张思静”渐渐拉开了距离。因为“张思静”是绝对不可能产生“陈子华”平生第一次见到电视机时那种神秘、好奇的感觉!
    这是怎么回事?“张思静”本来是一直牢牢地坐在“张陈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位子上,并且像防备“阶级敌人”一样时刻警惕着别让“陈子华”夺了权,但是这个“电视机事件”提醒我,事情的发展有些不对头,“张思静”似乎正潜移默化地被“陈子华”和平演变了。有很多的时候,她开始跟我争夺主导权了——比如刚才我看到电视机的时候!
    幸好,这个苗头被我及时捕捉到了。我想,好你个陈子华,你原来是贼心不死啊,你还想复辟,想变天?想推翻“张思静”的英明领导?做梦去吧。你是不是还想把我至亲至爱的周启明赶走,再去找你的什么“王忠厚”、“李忠厚”去啊,你那是在做梦!从现在开始,你给我老老实实呆着吧。
    后来我们继续遛达,又遇见了不少装校的干部,周金兴总是特别自豪地跟他们介绍说:“这是我儿媳妇小陈,从桥罗山过来看我的”。那些人便或者得体,或者不甚得体地把“小陈”恭维一番。还是人家校长水平高,我们“遛弯”回来路过他那个院子,他正在墙边浇花,我公公例行介绍后,那须发斑白的小老头细细打量我一番对我公公说:“老周你真有福气,有这么标致的一个儿媳妇!”
    回家之后,周金兴就要“领教”我的棋艺,说好是三盘两胜。我们就在阳台上边乘凉边下棋。走了几步我就发现,这老头儿不可小视,我想赢他非得来个总动员不可。
    论起来,陈子华的棋艺仅仅是个入门的水平,但是张思静比较厉害。原因是“俺爸”张居瀚是“齐重”(齐平重机集团公司,三万多人呢)连续多年的象棋比赛冠军,张思静从五岁就开始得其熏陶了。因此像周启明那样的中下级水平,我真是“不稀得”跟他下。
    不过周金兴不是周启明,老周的水平显然比小周要高出好几丈,跟他下我很难有胜算。好在“张思静”主攻的时候,还有个“陈子华”充当“游击队”,专门捕捉周金兴的“漏招儿”。老头儿毕竟上了点岁数,“战局”一复杂,他难免就有“看不过门”来的时候,只要他一有“漏招”,我就紧抓不放,迅速扩大战果。靠着“张陈联军”的同心协力,我和周金兴鏖战一个半小时之后,各自的战果都是一胜一负一和。“停战”后我俩似乎都有点不大服气,我觉得我是稍稍让了一下周金兴,但是周金兴好像觉得是他稍稍地让了让我。
    这之后,周金兴摇着蒲扇品茶,我就在一边给他洗衣服,边洗边聊天。以前在他家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分享当时流行的一些“幽默段子”(那时叫“讲笑话”),我讲的最受欢迎。因为我那些段子,都带有二十一世纪的成分,把70年代那些破段子能甩出好几条街。周金兴还想听,我就随随便便给他讲了两个。
    一个是:班长问新兵:“在我们师,谁是最大的官?”新兵答:“是师长。”班长又问:“那么在师长下面的是谁?”新兵很快答道:“是师长骑的马。”
    还有一个是:哥哥带弟弟去神经病医院看病。他对医生说,我弟弟一直幻想着他是一只母鸡,这可怎么办?医生说:这症状很严重啊,你怎么才带他来看?哥哥说:我们家的人一直在等他下蛋呢!
    我的“段子”逗得他开怀大笑,俨然也是一幅天伦之乐的温馨景象。

    第二天上午,老头说他要去趟学校后勤处,我就在家给他收拾屋子。收拾了一阵看看快九点了,便打了一个电话给环山汽车站,问清楚了开往蒙道方向的长途汽车车次。正琢磨着是不是早点赶去汽车站,不然买不上票还是个麻烦,这时周金兴提了一个大网兜回来了,进门就说:“子华,你走的时候带着这些。”
    我一看,原来那竟然是一兜子好吃的。有蜜饯、糖果、松子、糕点、汽水、罐头等等,好多都是在桥罗山买不着的。我说哎呀爸,你买这么些干嘛呀,你也不嫌沉。周金兴笑笑说:你那不是还有好多战友吗,大家分着吃。我说,我想早点走,怕晚了赶不上车。他却说:“我都安排好了。正好今天校务部有个车去密阳,让他们把你送到那儿,从密阳去桥罗山不就方便多了吗。或者他们要是高兴,就直接把你送桥罗山了。”
    我说:“不用啊爸,我问清楚了,汽车站十二点有一趟班车,我算了算,最多下午五六点我就能到桥罗山了。”
    周金兴说:“还是步校的车快一些。再说又不是专门给你派的,他们去办那边办事,顺路送送你。”
    我心想这也太巧了吧,我今天回去,步校就刚好有辆去那边“办事”的汽车?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事肯定是那个姓王的老校长特意安排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和我公公跟他隔着铁篱墙聊了有十来分钟,他问了我的工作单位,还问我是怎么来的,何时回去等等。他之所以问那么细,就是为了给我派车。
    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坚持了。我接下来继续干活,很从容地把那个小楼打扫的干干净净,然后跟周金兴吃过午饭,又聊了一会儿,这时外面传来两下喇叭声,只见一辆白色的华沙小轿车稳稳停在了小楼大门口。


    第 十九章

    1

    警通连的党支部改选之后,我担任了组织委员。连队的“组织工作”并不复杂,但比较繁琐。尤其是发展新党员过程中的“外调”。
    这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的特别紧,莫名其妙的“阶级敌人”,满地都是,所以对于拟发展新党员的“外调”就成为当时政审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我阅看了一下支部本季度拟发展的三名党员的资料,需要函调的直系亲属和社会关系14人,需要派人调查的亲属和社会关系9人。在需要直接出去外调的人员中,我发现有两个人的籍贯是密东的,这让我心里一动。
    于是,我跟指导员请示抽人“外调”,同时表示我也要亲自出马,以示重视。此时原连长老煮调基地管理科了,新任的秦指导员以前是副连长,对我很信任,让我看着安排,不用跟他请示。这就更好办了。于是我就安排了四个人,两路分兵,双管齐下。一路由二排六班长带一人去外省,一路由我带着话务排九班副马卫青,负责本省的几个外调对象。
    马卫青是我的“嫡系”,这是我带着她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她家是密东县的。我俩出发外调的第五天,我们到达密东。然后我给马卫青放假一天,让她回家看看。支走她之后,我也要回家了,我要去我姥姥家找我妈!
    这是一件绝密的事情,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光对马卫青不能说,我对谁也不能说,甚至包括周启明(因为那会吓死他)。
    我的这个“寻亲”行动拖的时间太长了。以前因为工作太多,让我走不开,而且我实在也没有理由请假到密东去。现在我结婚了,我还会有孩子。这样我就有理由要求调离荒僻的桥罗山,最好能调到周启明身边去。要是调远了,去密东就会很不方便,所以我一定得抓住“外调”这个天赐良机。

    其实我这会儿要找我妈,还真是不太容易。因为我对我妈“历史”情况知之不多。打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妈就在齐平市新华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做护士。当护士之前,应该是在某个卫校上学,这“某个”卫校到底是哪个,我就记不住了;至于她在上卫校之前还干过什么,我更是一无所知。我跟好多“80后”“90后”一样,对于几十年前的旧事不大感兴趣;或者说,由于高科技时代的信息爆炸,我们连接受新事物还唯恐不及,谁还有那闲精力去追溯父祖一辈人的往事?结果,“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只能依据脑海中仅有的一点线索,大海捞针一样去“捞”我那个亲妈。
    好在我的记忆力还不错,我不光记得我妈叫李温玉(这什么话?),我还记得我姥爷叫李宝成,我姥姥叫何惠兰。我姥爷似乎当过县城一个工厂的厂长。
    我姥爷在哪个地方当厂长这个问题耗费了我大量的脑细胞。最后我想起了姥姥的原籍是密东县,这才连带想起了姥爷应该是在密东县县城当过厂长,但我完全想不起来那到底是哪一年的事情。没办法,我只好先就这一点点线索去打听一下吧。因为此时我妈太小,肯定在密东没什么知名度,我要找她只能先找我姥爷
    我先问到的人,是县招待所登记处的一位大姐。
    那大姐有三十出头,对解放军相当热情(当时都那样,老百姓对军人特亲)。而且她是本地人,家就在县城住,周围情况很熟悉。
    一问那大姐我才知道,密东县城内一共有五个厂子:酒厂、毛巾厂、造纸厂、农具厂、农修厂。听说我要找个叫李宝成的厂长,她就拿起电话来帮着我问。她问的当然不是厂长,而是革委会主任(当时的厂长都叫厂革委会主任)。结果这个五个厂的“革委会”主任里面只有一个姓李的,叫李天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那显然不是我姥爷,因为我姥爷那个时候应该才三十七八岁。
    我又仔细想想,发现好象是我搞错了。我姥爷肯定是个厂长,不是“革委会主任”。那么按照他的年龄推算,他应该是文革后才当的厂长。那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我想啊想啊,一下子想起来了:
    “右派” !
    一点不错,我姥爷原来是个右派。在此刻这个时代讲,他就是个大坏蛋。
    我好像听我妈说过,我姥爷原来在一个大工厂当工程师,是个既老实又本分的知识分子。57年打“右派”的时候,那个厂子的“政治任务”没有完成,也就是说“右派”太少不达标,因此又随便弄了几个知识分子“凑数”,我姥爷就不幸被“凑”成了右派。他戴了右派帽子之后,先在厂子里监督劳动,文革中又像我小姑陈玲瑶一样,全家被赶到了我姥姥的原籍密东县的农村。文革后期他进了密东的一家工厂,后来当到了厂长。
    这就对了,我姥爷此时此刻,应该还在密东的农村当“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呢。
    但是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我姥姥的原籍是哪个村了。
    密东县这么大,我总不能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找吧。

    2

    在登记处那位大姐的帮助下,我又找到了招待所一位六十开外的看门老头。按照我提供的线索他回忆了一下,记起前几年城里下放来的人,多数都安排在县城的附近,说是便于监督他们,因此没让他们去边远的山区。加上我模模糊糊记得“我妈”说过,小时候能跟你姥姥进趟县城,就高兴的不得了,那说明县城离她家应该不是很远。
    第二天,我从招待所借了一辆自行车,外带一份密东县的地图。我给自己限定的时间就是一天。一天我也不大可能跑遍县城周围所有村子,能找几个地方算几个地方,实在找不到的话,只能等以后有机会了再来找。
    我早饭多买了两个馒头,一大块咸菜疙瘩,找个玻璃瓶子装了两瓶水,就骑上车子出发了。我从密东县的南郊开始,顺着乡间公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打听。走到中午,我已经访问了七个村子,没有一个村子里有下放的右派。
    吃过简单的午餐,我开始从一条乡间小路朝东转。从地图上能看出来,这条小路大约有十五华里,连着三个村子;然后通到一条大公路上,公路的路边有六个村子,沿着公路朝北走,就能返回到县城。
    小路边上的三个村子,名字里都有一个“官庄”,分别叫何家官庄,老官庄和北官庄。这几个名字好像牵起了我的什么记忆,当何家官庄遥遥在望的时候,我猛然间精神一振!
    我姥姥就姓何,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姥姥跟我说过,她们村里古时候出过一个大官。“官庄”的意思,不就是有“官”的村庄吗?
    我正高兴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轰鸣,我回头一看,只见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歪歪倒倒直朝我冲了过来。这条小路很窄,应该是根本不能通行卡车,也不知道那个二百五司机是怎么开上来的。更可恨的是他明明看到我在前面骑着自行车,竟然既不鸣笛也不减速,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到了我的身后,我还没来的思考对策,就听“咔嚓”一声,它将我和我的自行车撞到了一边,然后一刻未停地飞驰而去。
    我从路边的谷子地里站起身来,狠狠骂了一句粗话。抬头朝前面的路上看看,我不禁吃了一惊:那辆车竟然不见了!
    从我摔倒到爬起来,好像也就是十秒八秒的时间,就算我笨得象狗熊,一分钟才爬起来,那车也不能消失的无影无踪啊?这什么速度,这简直比21世纪的“动车组”跑的还快!
    不过我没顾上琢磨这卡车为什么跑那么快,我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还好,除了右小腿被车梁咯的有点疼,别的“部件”完好无损。车子也只是断了两根辐条,扭了车把。我将车把正过来试试,还能骑。
    我拍打干净衣服上沾的泥土,又蹬上车子朝那个“何家官庄”骑过去。
    何家官庄紧靠一条小河,河水清清,杨柳依依,但是我对这秀丽的风景视而不见,我的目光被河边柳下三个跳橡皮筋的小女孩吸引住了。
    那三个女孩子都是十来岁的样子。一个短发,一个扎两刷子,还有一个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
    我跳下自行车,朝着那个长得最漂亮的长辫子小姑娘跑过去。
    看到来了一个女解放军,三个孩子停止了动作,不约而同回头看我。我不管不顾地冲到那个长辫子小女孩身边,仔细看了她半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敢用我的命来打赌,她就是我妈,她就是李温玉。
    她长的挺秀气,眼睛又大又亮,眼睫毛长长的,扑闪扑闪像两个小精灵。不过她的脸色有些苍白,是那种很明显的营养不足的样子。她上身穿一件宽松的蓝斜纹布旧褂子,两个肘部各有一块补丁;下面穿的是黑色粗布的裤子,脚上没穿袜子,光脚穿一双圆口带绊儿的花布鞋,布鞋的前端也打着补丁。
    她那很有神的眼睛望着我,显然被我的神态弄得迷惑不解。但是她并不害怕,而是用银铃一样的声音问我:“大姨,你找谁啊?”
    我强自压抑着内心的激动,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问她:“你是不是叫李温玉?”
    她点点头:“是啊,你怎么认识我啊?”
    这个问题就像“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地难答。不过好在我来的路上已经想好了说辞。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认识你爸爸,你带我去你家,好吗?
    她答应着,扔下皮筋就带我走,那两个小姑娘还喊着:“小玉,你快点回来啊!”
    路上我问她:“你没上学吗?”
    她摇摇头:“我退学了,家里穷,交不起学费。”
    “啊?”我吃了一惊,“多少学费啊,交不起?”
    她说:“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都上学,家里供不上。我爸说,等我大哥中专毕业了,再让我上。”
    我这才想起,我还有三个舅舅两个姨。我小姨,也就是李温玉的妹妹,好像这时才三四岁的样子。
    “我妈”在前面连蹦带跳,领着我走进了河边上的一个破院子。
    第二十章

    1

    这院子确实够破的,院墙是土坯垒的,院门是用棉槐条子编成的。院子里堆了一些秫秸和玉米茬子(就是玉米的根部,可用来烧火),栽了两棵一人来高的小枣树。靠东院墙有个草棚子,里面有了炉子和锅灶,还有些农具和一辆独轮小推车。
    “我妈”领我刚走进院子,一个声音就在屋里叫着:“玉儿啊,你妹妹醒了,你快带她出去玩,我这还有的是事儿呢。”
    “我妈”喊着:“妈,有个解放军大姨找你!”
    这时正屋的房门一开,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出来了,身后一个梳着朝天辫的小女孩紧紧揪着她的衣襟。
    “是解放军同志啊,你这是打哪儿来啊?你找我?”
    我看看她,一点不错,她应该就是我的姥姥。尽管我没见过她这么年轻的模样,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我急问:“李师傅在家吗?”
    “他不在。公社修水利,他在工地上住着呢。你是找他?”
    我心里庆幸,不在最好。我这假话就好编了。
    “对,我是找他有点事。不过,跟你说说也行啊。”
    “那,快进来吧。”姥姥一边把我往屋子里让,一边歉意地说:“家里又小又乱,真是对不住了。”
    我跟她进了屋子。里面光线不足,坐到堂屋的方桌边过了一会,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同时也看清了“我妈”家里的摆设。
    这是三间草房。墙是又宽又厚的土坯垒起来的,然后抹了一层黄泥,上面贴了一些旧报纸。泥墙不大沾糨糊,因此不少墙纸都卷了起来。屋子里面家具不多,堂屋只有一个油漆剥落的方桌,两把椅子和三四个方凳,门后一口大水缸,西屋有个旧得看不出原来色彩的衣橱,一张大土炕,东屋没有炕,用半截砖支起来几张床板,上面放着简单的被褥。
    看着这些我一阵心酸。我没想到“我妈”当年过得这么凄凉。我庆幸自己找到了她,我决心一定要全力帮助她走出困境
    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假如我姥爷在的话,我就冒充是他厂某个工人的亲戚,比如那工人的侄女啊外甥女啊什么的。至于那“某个工人”,我可以瞎编一个名字。那是个大厂,有好几千人,他根本不可能都记住。我以那人亲戚的身份来看望一下李工程师,勉勉强强也说得过去。
    他如果不在,事情就更简单,我就使用另外的一套“瞎话”。
    一边喝着我姥姥给我倒的茶水,我一边就象真事一样编开了故事。我对她说,我的叔叔是李工程师指导过的一个技工。当年,李师傅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终于使他成才,现在他成了技术员,出国去了非洲。他委托我一定要想法找到当年的“师傅”,好好报答报答他。
    我姥姥听了直摇手:“谈不上谈不上。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党为国家工作,你千万别这么说。”
    接下来我问起了姥姥家的生活情况。我妈刚才说的一点不假:我姥姥家因为孩子太多,而且有四个在上学,她忙里忙外,挣不了几个工分,因此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没办法,只好让小五(就是我妈)先休学一段时间,等有了条件再上学。
    我马上就说,那可不行。孩子不上学,怎么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呢?正好,我叔叔让我转交给你一笔钱,说是当年李师傅借给他的。你就用这钱让小五上学吧。
    我拿出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百六十元人民币。这是我全部积蓄的一半多。我还得多少留下点,因为以后跟周启明“安家”的时候,我不想全用他的钱。
    我提干后,薪金是每月52元,但干部的伙食费是要自己掏钱的。除去伙食费和日常花销,我每月也就是剩下20来块钱,所以我攒起这样一笔钱也实在是不容易。我在心里对我妈说:钱不多,你先用着,女儿以后挣了再给你。你放心,有我在,你绝对不会没学上的。
    姥姥坚决不要这笔钱。她说她没听老李说借给别人钱,所以她不能收。不过我早估计到这一点了。我拿出了一封非洲来信给她看,信上写得跟我说的一个样。姥姥尽管相信了我编的瞎话,可是仍然不肯收钱,她说她得问问“老李”,而那老李要到月底才能回来歇两天,月底离现在还有十天。
    我对我姥姥的固执很气愤。要知道,我编出这封信还费了不少事呢。就说那个来自坦桑尼亚的信封吧,那是我们排小孙的叔叔从坦赞铁路工地写给他侄女的,被我专门借来当道具用,好容易哄得姥姥相信了,她又不肯要钱。我只好苦苦劝说,我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找了这么多地方,才找到你们。你要是不收下,我以后怎么跟我叔叔交代呢。姥姥看我急得快要哭了,这才勉强留下了那笔钱。

    2

    我走的时候,提出来让小玉送送我。我们在一起才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她竟然对我有些恋恋不舍。在村口临分手时,她咬着嘴唇,半天才鼓起勇气问我:“大姨,你还会来吗?我不想让你走。”
    我看看“我妈”,心里的滋味也很不好受。我马上就说:“小玉,大姨今天还有事,大姨明天再来看你好吗?大姨带你去城里玩。”
    “我妈”看着我连连点头,脸上笑得像一朵花一样。
    回城的路上我算计着,明天我早点过来,然后带着我妈进城逛逛商店,给她买件新衣服,再去饭店吃顿饭,下午再送她回来。我能够利用的时间不多,忙完“我妈”,我就得叫着马卫青回部队了。
    至于回去以后怎么办,我也想了很多。我感到最可行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我妈接出去,接到蒙道县(桥罗山位于蒙道县境内)的学校去上学。我现在每月的薪金52元,供我妈上学,让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应该不成问题。甚至我连具体的实施方案都有了:我们基地机关服务社的女职工刘姐家是县城的,我托她给我妈找个地方借住,我每月给那家一些钱。星期天我可以去看望我妈,照应一下她的生活。这样多好啊。当然我得好好“教育”我妈,让她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中学,再去考大学。“文革”折腾不了几年了,将来邓小平还要领导我们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我妈只有好好学习,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我回密东招待所以后想了很多,想得也很细致。但是第二天我爽约了。我不光没有再来找我妈,而且还急不可耐地打电话给马卫青,让她到密东县招待所找我,然后我就带着她匆匆离开密东,返回了基地。更为“缺德”的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我妈联系过。
    我的突然变卦并不是因为我“薄情”,而是因为就在那天的深夜时分,我的脑子里突然如同电石火花般的一闪,让我意识到了一个极为关键,并且对我说来是生命攸关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警示我,我必须得赶紧远离“我妈” !

    这个重大无比的问题其实已经困扰我两年多了,我是在见到了我那十一岁的“妈妈”之后,才猛然间憬悟的。
    我意识到,张思静的“穿越”不是梦呓,不是神话,那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可能标志着一个完全崭新的科学理论的诞生。
    基本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是光速。光速为每秒30万公里(准确点说是:光速定义值:c=299792458m/s)。这是个什么概念?这概念就是说,一束光从地球上射向月球,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月球表面。超过这个速度的,就是超光速。从理论上讲,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达到或者超过光速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假如这成为可能,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根据狭义相对论,在一个参考系中超光速运动的粒子在另一坐标系中有可能回到过去。因此超光速旅行和超光速通信也意味着回到过去或者向过去传送信息。
    这应该就是我能够“逆时空”穿越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是理论前提。
    不过这样一来,马上就会引出著名的“祖父悖论”:如果时间旅行是可能的,你就可以穿越时空隧道回到过去,你也就有可能杀死你自己的祖父(你祖父很早就死了,以后的“你”是怎么来的?)。
    这个悖论是对时空隧道理论强有力的反驳。那就是,根据这个“悖论”阐明的道理,借助时空隧道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但是我们应该明确一点,那就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是什么?是新陈代谢、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四个字看似简单,却是主宰宇宙甚至宇宙外空间一切一切的“铁律” !任何事物(人的认识可及的一切物质及精神)在这铁律面前都是极为渺小的,都是无能为力的。
    “祖父悖论”也不例外。“祖父悖论”在“铁律”面前也会不攻自破。
    “历史进程”就是“自然规律”下面的另外一条“小铁律”。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改变既定的历史进程。假如世界上真的出现了导致“祖父悖论”成立的现实可能性,那强大无比的“铁律”必然会轻而易举地将这种“荒谬”化解掉。
    认真分析起来,我的“穿越”事实应该是这样的:张思静的一部分“思维”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了三十六年前的“过去” !其理论基础是:假如人的思维可以用“速度”来衡量的话,思维超光速地“回到过去”应该比物体“回到过去”更简单。
    当然,人的意识是不能脱离物质(肉体)而单独存在的。可是假如未来科学发展到了那一步,人的意识能够从“宿主”中被分离了出来,那会产生什么现象呢?那就会象我现在这样,“张思静”的思维被从张思静的大脑中分离出来,穿越漫长时空,重新找到了一个“宿主”,这宿主就是陈子华。
    那个晃晃悠悠的思维本来是很难找到“宿主”的,因为“宿主”的思维也在一刻不停地高速的运行着,“晃悠”过来的那个“思维”无法“着陆”。
    “张思静”的思维之所以能顺利进入陈子华的大脑,并在那里“生根发芽”、“反客为主”,是利用了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陈子华的大脑恰好处于非正常的自主练功阶段(陈氏内家功),她的思维在一瞬间停顿了,这就给“张思静”的趁虚而入,大开了方便之门。
    这样玄幻的“穿越”与“转换”,不一定是依靠自然力量达到的,而21世纪的科技能力可能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很可能是出现在齐平大青山的那个UFO的“杰作”。

    3


    假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那么我同样可能面临那个著名的“祖父悖论”,事实上从我找到“我妈”开始,我已经笼罩在“祖父悖论”的阴影之下了。
    准确点说,那不能叫“‘祖父悖论’的阴影”,那应该叫:“破坏‘祖父悖论’的阴影” !
    那的确是个“阴影”,而且还是一个死亡的阴影!
    好在我突然如同醍醐灌顶一般的大彻大悟,我终于在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之彻底明白了!
    导致我“觉悟”或者说“觉醒”,或者是“看破时空”的,是那辆差点撞死我的解放牌卡车!
    “铁律”就是借助那辆横冲直撞的大卡车,对我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无所不能的“铁律”要告诉我:“祖父悖论”也好,或者是其他类似的“妈妈悖论”、“姥姥悖论”等等,都是绝对不能允许出现的。“当我们(或者我们的思维)作超光速旅行并回到‘过去’时,任何想破坏正常因果关系的企图,都会在‘自然界既定的历史进程’这一铁律面前被彻底粉碎!”
    换言之,那个要杀死自己祖父的人,必将在达到目的之前,就会死于非命!
    再换言之,我如果想要在1973年强行改变“我妈”今后“既定”的生活轨道,我也会马上从当前的时空中彻底消失掉!
    大彻大悟以后的陈子华(张思静),立即在第二天离开了密东县,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再也没有试图去寻找我的任何亲人!
    我还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以前的那些想帮助“我妈”的想法,实际上不但极为荒唐,而且还是杞人忧天。因为“未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母亲李温玉以后不但顺利考上了一个地级市的卫校,当上了齐平市大医院的护士,护士长,而且还通过函授获得了河阳医科大学的本科学历,逐级晋升到了“副主任护师”的高级职称。
    她的“成长”根本用不着我去瞎操心。
    我明白了,为了我的人身安全,在一般的情况下,让张思静的那些“先进思想”暂时休眠比较好。陈子华虽然笨点,但应付一般的局面还是不能问题的。
    这是因为,张思静的思维与“陈子华”的思维几年来和平共处,在潜移默化中互相影响,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共生模式。现在的“张思静”跟刚刚“穿越”过来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已经适应了“陈子华”的生活,适应了“陈子华”的生活习惯、思维定性和表达方式。虽然她俩的思维还有差别,比如陈子华还会时不时回忆起她的初恋情人孟忠厚,就像“张思静”总也忘不了她的陆士衡一样(我在跟周启明亲热时,经常会把他和陆士衡合二为一,那会让我的爱恋之火燃烧的更加炽烈)。我曾经恶作剧地进行过实验,就是让“张思静”彻底歇菜,由“陈子华”去感受周启明。她照样演的“炉火纯青”,让周启明根本分辨不出“真假”来。当然按照实际情况也没有“真假”这个概念存在。在周启明或者是其他任何人看来,那就是“一个”陈子华。期间的情绪或高或低,言语或缓或激,神态或即或离这样的差别,其他人(尤其是女孩子)也会存在,周启明根本就不会朝别处去想。
    不过,到了关键的时候,陈子华还是会迷糊,还得张思静来把握大方向。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在对待我姐(陈姐)陈子荣的“爱情”上。
    第 二十一章

    1

    那是国庆节过后不久,借着休探亲假的机会,我带着周启明回了一趟娘家。事先说好,我姐也在那时候探亲,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分别四年多之后,重新团聚了。
    我姐(当然是陈子华她姐,张思静是独生子女,很想有个姐姐却捞不着)陈子荣比我大两岁,也比我当兵早一年。可她没我进步快,她是去年才从护训队出来提的护士,护士就是干部了。此前,她一直是个护理员,护理员就跟我们警通连的大头兵一样。
    听我妈说,当年有了我之后,我妈落下了病根,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就把两岁的大女儿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直到我上四年级那年,才把她接回来。大概是长期寄人篱下(亲奶奶也不如亲妈,也算是“篱下”)的原因吧,我姐跟我的性格(当然也是陈子华的性格)大不一样。
    我已经知道,那个当了副连长的陈子华,别看这会儿装出了一大堆的“气质”,当年可是个出了名儿的假小子。在文西武装部大院,提起“陈副部长的二丫头”,那真是无人不晓,“晓”的不光是她爬墙上树下大河,追鸡撵狗捅马蜂窝,更多是吵嘴打架。尤其是跟男孩子打架。“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生生把个四年级的大男孩踢进水沟摔破了腿。人家大人领着孩子到副部长家告状,我妈连着给人赔不是,我爸却说这不可能。说小华这么一点儿,你家大光比她高半个头,怎么会被小丫头给打了。八成是你家孩子自个掉沟里摔糊涂了。
    那家人走后,我妈就数落我爸,说她个女孩子家,你成天教她伸胳膊蹬腿玩石锁耍棍子。都是你的事儿。等她再闯祸你去处理,我不管了。
    我爸问我,为什么揍那个大光,我说,他“性骚扰”,揍他活该。
    其实那时没有“性骚扰”一说。陈子华说的是,那个男孩耍流氓。放学的路上,他先是动手动脚(就是拉陈子华的小辫子),然后跟他同学宣称:三年二班数陈子华长的最好看,我长大了就娶她当媳妇。他同学笑话他是那什么什么小动物,想吃什么什么大飞禽,还没来得及说完“天鹅肉”那仨字儿,大光就被陈子华两巴掌加一脚,踹到沟里去了。
    我爸哈哈大笑,朝我伸出大拇指,说:好样的,这才是我陈老虎的闺女!
    我爸当年在苏北军区的时候,当过敌占区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对外叫“司令”)。因为武功高强,日伪军闻风色变,故被称作“陈老虎”。
    也就是说,陈子华以前是个著名的“疯丫头”“假小子”,她反倒是当兵之后,才变得愈发文静起来。因为乍一看很像个“军中淑女”,以至于张思静刚开始还老想着欺负她呢!
    那个陈子荣就大不一样了。她长得文文弱弱、白白净净,连说话都是小声小气的。因为常年住在乡下,她跟陈子华她妈(当然也是陈子荣的妈)还有些隔阂。有些话,她不跟她妈说,却跟她妹讲。
    这一次就是那样。姐俩见面后,陈子荣瞅个机会,把我拽了出去,说有件天大的事情,要跟我商量商量。
    那还真是个大事。就是我姐的“婚事”。
    张思静冷眼旁观,发现“我姐”其实比“我”长的还要漂亮点。陈子华当然不承认,她的意思是,她们姐俩各有千秋。说具体点,我姐更“柔媚”一些,尤其是她很爱笑,笑起来眼睛弯成个新月,脸上充满了女人味,使男人一下就会产生我见犹怜的那种保护欲;陈子华原来也会(“也会”的意思就是,她也能装出那样来,还能装的挺像)。但自从张思静凌空闯入她的脑袋之后,情况就变了。张思静讨厌那个样子,讨厌的原因是,陆士衡不欣赏那样的女孩儿。陆士衡的“保护欲”也有,只是不如“征服欲”那么强。张思静喜欢装出“闹怪”的样子,就是为了满足陆士衡的“征服欲”。至于他到底能否征服张思静,或者到底是谁征服谁,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出现那个可供征服“样子”(别管真相假象),他就满足了也幸福了,然后张思静说什么他听什么,乖的像个大兔子。
    这种21世纪的奇葩逻辑,陈子华根本不懂,她也懂不了。不懂就不懂吧,反正这跟“我姐”也没什么关系。
    正因为我姐比我还大两岁,所以她的“个人问题”很多人都在关心。从她妈她哥她妹到她单位的院长、主任、战友、女友甚至“病友”,都给她介绍过对象,但她一个也没动过心,或者是没用过心。这次她才给我透露了真情:她自己看好了一个人,那个人更是看好了她。但是——这事儿肯定成不了。她要求助于我的是,她现在还“明知不可而为之”,这该怎么办?
    我姐用了半个小时把事儿说完之后,陈子华就犹豫开了。我一边着急了。我心想:姓陈的,我教育你好几年了,你咋一遇到正经事就犯糊涂,这也太辜负你姐对你的信任了吧。你一边歇着去,让我来!

    2

    我姐的事情是这样的:一年多之前,她们医院搞“野营拉练”,在离驻地五十里开外一个叫紫湾公社大陈庄大队的村子里,我姐认识了一个叫袁文亭的小伙子,然后他俩就一见钟情,直到现在。
    据我姐说,袁文亭是个医生,跟她同岁,上的是长沙医学院,家住在大城市(南昌市),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听到这里正拍手叫好呢,她接着倒回来解释:
    第一,他的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加美国特务,目前还被关押着;他的母亲是反动学术权威加资本家小姐,现如今的工作是在医院里打扫厕所;他的大哥是右派加坏分子加坏蛋子女,在个什么农场赶牛车。
    第二,袁文亭本人68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目前就是大陈庄的一个农民。因为改造的比较好,大队里让他当了医生,只不过是“赤脚医生”。他的“本质”还是农民,他挣的是“工分”而不是“工资”。
    第三,袁文亭已经无家可归。南昌的祖宅早就被公家没收,分给了十六户“贫民”(“城市贫民”是一种“成份”,就跟贫下中农差不多)。他父亲住“牛棚”(就是关牛鬼蛇神的地方,简称牛棚),母亲住医院的储藏室,大哥也住牛棚(真牛棚,就是住牛的地方)。
    我继续拍手叫好,这回是在心里。
    张思静生于1987年,等到她懂事,“拨乱反正”已经二十年了。不过张思静比较爱学习。她不光知道“拨乱反正”是咋回事,而且她的身边就有无数的现实事例。比方说她的姥爷、姥姥,舅舅、舅妈,二姑夫三表嫂等等;还有陆士衡的爷爷、大伯、二姑、四妗子等等等等,十年动乱中都曾是或“反革命”,或“右派”,或“特务”,或“叛徒”“资本家”“反动权威”。现在都过得舒舒服服、扬眉吐气。如果我姐跟这个袁文亭是真心相爱,那也不过多等三五年的事儿。就算等五年,我姐才二十八(袁文亭也是)。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几十年的幸福生活相比,五年算什么呀?
    但我姐不可能知道这些。她要跟我商量的是,怎么样下狠心割断情缘,避免今后遭遇更大的感情伤害。
    其实她跟袁文亭都明白,他俩不可能真的结合,不光因为眼前的障碍太多,还因为今后的前途险恶。但感情这个东西太微妙,你最好是别让它产生,别让它长大,它现在已经活生生的将两人血脉相连了,硬要割离的话,那就是肉裂筋断,鲜血淋漓。
    所以,说是商量,其实我姐对我没报什么大的希望,她很清楚,我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可是她错了。陈子华是真的没有办法,但是张思静有。不过张思静也有难处,有些事情她不能直说,她得拐上好几道弯。拐了那些弯儿之后还能不能被“陈姐”理解,仍是个未知数。
    但我得试试。从哪儿开始呢?我“骑着驴找驴”一般的费了半天脑细胞,忽然醒悟,照自己脑门拍了一掌,暗叫:笨死你了张思静!
    我姐却以为是我想不出办法憋的脑瓜疼,赶紧拉着我的手说:“算了,没办法。长痛不如短痛。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明儿就让他走!”又说,外头风大,咱快回家去吧。
    我一把抓住了我姐的胳膊。“等等!我跟你说个事儿!”
    我要说的事儿,我姐没想到。我问她:“你知道周启明他爸是干什么的吗?”
    我姐好奇怪:“怎么了?你不是跟我说,他是什么坦克兵学院的……”
    “不是坦克兵,也不是学院,是个装甲兵学校。原来不知叫啥名,反正现在级别不低。”我更正道。
    “副军职不是?你家周启明还是高干子弟呢。”
    我继续问:“是啊,高干子弟,跟我一起提干的。他在部队应该是前程无限,为什么转业呢?”
    我姐这才想起来“奇怪”:“对呀,他为啥转业?”
    我这才把以前瞒着她,也瞒着家里的“前因后果”告诉了她。
    她吃了一惊:“我天。子华你好大胆子,你这个赌可真是超级豪赌。你知道‘九一三’影响了多少人:我们那里,从军区到野战军,甚至我们医院,一撸到底,转业回家,都是轻的,被审查被关押的……”
    我拦住了她:“我当然清楚。当时,周启明怕连累我,一次再次要跟我断绝关系。可我横下一条心,这辈子非他不嫁。最坏的结果不就是回他老家种地嘛!有啥了不起的。”
    我姐默然。
    我又说:“我们还不如你们。你俩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一块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呗,你俩还不用种地。”
    我姐抬眼望着我。我还没完:“你们那医院在大城市,不像我那个桥罗山地处荒郊野岭,所以你该更清楚:七二年以后,解放了多少老干部,他们原来的‘定性’你不会不知道吧?那谁谁谁,连他都回了中央,搁两年前,你能想到?你做梦都想不到吧?”
    那“谁谁谁”的例子是真的打动了我姐。我趁热打铁,又教育了我姐十二分钟,然后我姐跟我悄声说:“明儿咱俩坐汽车去一趟新浦。”
    我姐告诉我:他也来了。他是和我姐一起到的新浦,但没敢来我家,就在新浦住着。他也知道“准丈母娘”绝对不待见他,也没奢望着能来我家。他俩原来的打算是,我姐在家里住上几天就“归队”,他再和我姐一起回江西。

    3

    第二天,我和我姐编个假话,就扔下周启明,以“看望老同学”的借口,坐长途车去了新浦。说是“长途”,其实文西离新浦很近,汽车要不了一个小时。
    把周启明“寄存”家里我很放心,原因是我妈特稀罕这个女婿,而且人家周启明也会聊天,这两天跟他丈母娘交流的十分融洽。
    我本来以为,他俩很少能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没想到这周女婿早有准备,先从他爹那里挖掘了很多“史料”,这些史料在跟丈母娘的交流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有一个事儿是我没想到的。原来,我的公公周金兴的战斗历史,竟然与我妈的革命轨迹有所交集。这是个不算太巧的巧合,周启明原来也不知道,他是在跟我妈闲聊的时候发现的。
    我妈也是个老革命。当年,也就是1945年前后,当我爸在苏北军区下属的军分区工作时,我妈是军区通讯处无线电台的小小报务员。她与周金兴的“交集”是,时任八路军某旅某团副团长的周金兴,随部队行经苏豫皖根据地的时候,在苏北军区驻地停下修整,呆了大约三四天的时间。
    三四天说来也不算短,周金兴是个副团长官也不算小,军区驻地那个地方也不怎么大,也许——尽管是也许——也许周副团长还曾经碰见过我妈了呢?毕竟我妈(陈妈)那时也算军区的一朵花吧(根据陈家二女的颜值推论,陈妈当年肯定是个小美女),应该比较显眼。
    不管怎么说,反正周启明跟他丈母娘相处有的可聊,那我就暂时不管他了,我得先管我姐。
    在新浦火车站附近一个国营旅社,我见到了袁文亭,并立即对他产生了还算不错的感觉。
    他长得挺高,身材也很匀称,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他长得挺“漂亮”,这是他给我的第二印象。
    他说起话来慢声细语,脸上老是挂着一层略显羞涩的微笑,这就更增加了他的“漂亮”感。
    当然,形容男的用“漂亮”这个词儿不是很合适,可要是用来形容袁文亭,却还差强人意(“差强人意”这个成语经常被人用错了意思,但张思静不会错,因为她在大学是学语言文学的)。也就是说,袁文亭要是演戏什么的,需要反串美女的时候,只要戴上假发即可,面部完全不需要再化妆。
    尽管穿的一身平纹布的蓝上衣,黑裤子,戴一顶时兴的草绿色的单帽,脸上还多少带一点农村的“风霜”味道,但怎么看他也不像个“农民”,他的气质很像个二十一世纪,齐平城里某个公立医院的小医生。
    其实,“好感”归好感,我(包括陈子华)却不是很欣赏他这个样子的“男生”。俺俩喜欢的是周启明(陆士衡)那样“儒将”型的,其次像孟忠厚那么高大魁梧的也凑合。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姐跟我不一样。
    我们仨在一起呆了3个多小时,其中吃饭占用了大约四十分钟,剩下的时候,我们都在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那计划还包括近期计划和长远规划,比较复杂。简化之后,就是首先由我 负责,对我妈进行超前教育,帮助她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前瞻思维。争取将她必然对我姐爱情的“反对”和“破坏”降到最低限度(一点没有是绝对不可能的);然后呢,我姐要克服单位、上级、战友给她设置的重重障碍,坚定不移地与小袁走到一起;再然后,就听天由命地等着吧,等到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听天由命”这个词儿是小袁说出来的,我姐不同意。她说的是:水到渠成!
    而且她还有明确的时间点。她认为:小华(陈子华)和小周(周启明),从结婚等到“云开日出”,仅仅用了两个月(我更正:三个半月),就算四个月。我不如你的命好,我多三倍好吧,也就是一年而已。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姐其实挺伟大,她是1974年12月结的婚,小袁的父母在九个月之后,都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他爸是省立医院的内三科主任,他妈是医学院检验系的教授。

    第二十二章

    1

    我是1973年的冬初调到军区后勤部的。有三个因素促成了我的“上调”。一个因素是部队整编,桥罗山基地改隶凤山警备区,由副师级单位变成了团级单位,有相当一批干部需要调出或者转业;第二个因素是我怀孕了,继续留在大幅压缩编制后,女干部很少的桥罗山基地很不合适;第三个因素是我父亲(陈子华的父亲)当新四军时的老领导尹伯伯,就任了军区副司令,一次到桥罗山视察时,我见到了他。这三个因素一叠加,桥罗山基地缩编后,我便调去河阳,在后勤政治部宣传处当了一名小干事。
    两年多之后,我的儿子庆远(庆远是小名,他的大名叫周宇生)已经会喊爸爸妈妈了,他爹周启明也当上了农机局的科长,他“干爹”陶双飞也晋升了副营,我还原地没动,继续当着正连职的“瞎参谋烂干事”。
    不过别看我官不大,却有个高级首长很拿我当回事。这天下午,我接到一个军职的大官打来的电话,问我最近有没有时间,能不能抽空去环山看看他。最好是我自己去,不带别人。
    这大官就是我公公周金兴。严谨点说,他应该算是“前大官”。因为在不久前开始的那个“反击什么什么翻案风”的运动中,他又倒霉了。不过这次轻一点,好像仅仅让他“离职反省”,还不算是撤职。
    其实刚出这事的时候,我和周启明专程去看过他,我婆婆也去住了半个月。这才没几天呢,他忽然又来电话让我一个人去,周启明觉得很奇怪,而且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
    我大体能猜出来是怎么回事,却没法给周启明解释。我含含糊糊地说:大概你妈一走,你爸感觉特冷清特郁闷,找我去说说话,排遣排遣吧。
    周启明傻乎乎地就相信了,还大摇其头,说:这人老了吧,情绪就跟个小孩似的。问题他才五十四,他还不算老啊。
    于是周启明又联系陶双飞,陶双飞立马安排好,第二天就带着车,拉着我,去了环山。
    陶双飞跟周启明说的是,正巧有车要去莱安,路过环山。我根本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不过我也不揭穿他,在车上闲聊,专门问他谈的那个粮站的对象,进度怎么样了。
    陶双飞直摇手:“小陈你真官僚,那是什么时候的黄历了。从她那数,我都谈仨儿。第三位是上两个月才‘黄’的。”
    这我还真不知道,而且周启明也没跟我说起过。我只是以前听他讲,陶双飞谈着一个对象,是个粮站保管。姑娘相貌、人品、家庭、性格都不错,对他也很满意。可是不知怎么回事,陶双飞就是找不到感觉,姑娘感兴趣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他想聊的话题,那姑娘一点不懂。最后“散”的时候,是陶双飞先提出来的,那姑娘也没觉得遗憾,她跟介绍人讲:说陶双飞是根木头都抬举他,他就是块石头。
    我劝他说:“小陶你别太挑剔啊。听启明跟我说,粮站那小姑娘就挺好的……”
    陶双飞说:“其实后面这两个也不错,可惜我就是觉得没劲。我也找够了,我以后就一个人过算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悲观,天下好姑娘多的是,你以后……”
    陶双飞打断我说:“跟你说实话,其实我老是在心里比来比去的。总觉得她们比我心里的形象差太远,我可能真找不到合适的了。”
    我正想问,你心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啊。忽然有所醒悟,明白了这家伙应该是话里有话。我有点不高兴,冲口就是一句:“我忘了该坐火车去了,这汽车里面味好大。”
    陶双飞忙把车窗摇开。同时偷眼看看我,神色很有些尴尬。他赶紧说:“不过我爸我妈一直催我。这不前几天又去见了一个我们处长介绍的,是建筑医院的大夫,人挺不错,出身也好。我看就是她算了,谈的好,我们十一就结婚。
    听他这样说,我才放开了紧绷着的脸。陶双飞竟也如释重负般地舒了一口气。
    到了环山之后,我熟门熟路地进了小院,看到我公公周金兴坐在小板凳上,正全神贯注地摆弄着一株青翠欲滴的君子兰。
    听到脚步声,他回头看看是我,脸上立即现出了笑容。
    “子华,你来了,怎么来的?”
    我回答了他之后,他起身拍拍手,对我说:“进屋歇歇吧。”
    进楼坐下,周金兴端出一大盘子水果给我吃,有樱桃,黄杏还有伏果(伏期早熟的苹果)。坐下先问庆远,又问我妈、问我婆婆,再问我那单位的情况,却只字不提他找我来干什么,也就是说,他一直在故意回避那个最重要的话题。
    等他问的差不多了,我就问他的情况。他说,这次学校对他还算不错,并没有正式宣布“停职”,弄了一个婉转的说法,让他集中精力搞搞“教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和他跟我婆婆说的差不多。不过从今天不是礼拜天,他却在家闲着这一点来看,他的真实状况很可能比他自己说的还要差。
    后来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还跟上次一样,他打电话叫公务班把饭送到家里。这个细节让我心里松快了一些,因为这说明他目前还有点“权”。不过这次吃饭他没喝酒,一边吃着,他一边跟我聊起了“政治”:
    周金兴说:我们这些人的思想老是跟不上形势。前两年整顿搞的很不错,全国各条战线都大有起色,没有想到又搞开了“反击翻案风”。当然了,上面一些事情的内幕,作为我们这些执行者是不了解的。但这里有个最起码的原则,是不能昧着良心胡说八道。尤其是对“某”,某对我恩重如山,上面压着我搞那些揭发批判,我就是想不通。我周金兴无德无能,但我有个做人的基本信条,有个良心的底线。你说对不对,子华?
    我点点头,我不吭声,等待着他继续往下说。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数,我知道老头为什么非要让我来一趟了。
    周金兴又说:我有个想法。上回你妈(指我婆婆)来,小明和小茹来(小茹是周启明的姐姐周启茹,去年从海军北海舰队机关转业的),我都没跟他们说。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我这会儿要是以身体不好的理由,申请离休,上面马上就会批准。但是只能按照正师职的待遇进干休所。其实在这方面,正师副军也差不到哪里去。有人建议我这么做,说如果这样做了,那么有些事情就不会再被追究,因为毕竟是退下来了嘛!退下来就是死老虎,打“死老虎”没什么劲。可是我思前想后,确实有点不甘心。而且我也没病,我现在身体很好,比刚恢复工作那会还好,我不会装病,我也装不像。
    周金兴说到这里,朝我看了一眼。我还是没吱声,我知道他还没说完。
    周金兴停了一下,接着说:“其实你婆婆跟我说过,想让我主动离休。她的意思我理解,她是真的被这种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的政治局面弄的害怕了。这些年来,你看着她貌似坚强,其实她心里的苦楚我知道。我们都是老党员,我们为了革命把一个儿子都献上了(周启明的大哥,解放战争中死于敌机的轰炸,死时年方一岁零五个月),我们只知道听党的话努力工作,但是我们真的受不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反反复复。你就说这两年,整顿的成果,全国军民有目共睹,怎么就成了右倾翻案风?……”
    “爸你吃菜啊。”我见老头的嗓门越来越高,忙给他夹了一筷子菜。周金兴一下猛醒,赶紧喝了两口稀饭,激动的情绪才平复了一些。
    2

    这之后,周金兴的口气变得淡然起来,他说:“我翻来覆去想了,让我申请离休,应该是组织上的意见。我觉得,个人还是要服从组织。子华,你说,对不对啊?”
    老头终于说到了最关键的地方。而且他的意思表达的很明确:老头认定他是我的知音,我也是他的知音。此时此刻,他相信我,超过相信他的子女,超过相信我的婆婆,甚至超过了相信他自己。
    我仔仔细细地衡量了那些利害关系,包括对于我的利害关系和对于老头的利害关系。我发现我可以说的那些话,跟“时空悖论”,跟不可越过的“雷池”都搭不上边。那就不要紧了,我只要不明着说什么就行。
    我说:“爸,叫我看啊,某些人让你主动离休,是为你的身体考虑。人家也许是‘好意’。不过我觉得当前形势这么严峻,特别需要你们这些老干部发挥作用。你今年才54岁,你不会为了自己舒服些,就把党的事业丢下吧?”
    老头精神一振,赶紧表态:“我当然愿意继续干革命。问题是想让我离休的人不愿意。我如果不按他们的意见办,他们肯定不高兴。”
    我忽然想到前不久单位上传达的一个文件,那文件说在上头某领导因病休养期间,由某某某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听的时候还觉得莫名其妙,闹不清这种事干嘛还要专门发个文件。不过里头的名堂一下子启发了我。我就跟周金兴说了这件事。
    周金兴直点头:“你再说明白点。”
    我说:“我记得你有的时候头疼是吧,你可千万别大意。‘病人头疼,医生头更疼’。就是说头疼的原因很多很复杂,难以检查出来。环山这儿的医院不行,河阳也不行,你最好去上海、广州或者是北京的大医院检查一下。你不用象我们似的,还得正儿八经的请假吧?跟军区打个招呼,带上个干事参谋的就去了。你原来的战友、部下那么多,到哪儿都应该有人招待,让你住下玩几天啊,住住院啊,或者寻访个老中医什么的。转上一圈回来,是不是也就该过年了。”
    周金兴目光炯炯地看着我:“那你的意思是,我这‘头疼病’能治好?”
    我斩钉截铁地说:“肯定能‘治好’,你放心就是,我给你打保票!”我不敢再往下说,再往下说我就有危险了。
    其实我说到这里也就够了。
    四年前,我作为周启明的女朋友,第一次去周金兴家的时候,无意中说过一句话。好像是闲聊的时候说到了“九一三”,我当时信口就说:你看那什么事件以后,不是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嘛!周叔叔又没什么大的历史问题,不出一年,肯定也会做结论的。我说的这个“做结论”,就是“解放”的意思。大家都懂。
    结果,此后的十一个月零二十天上,周金兴被正式任命为环山装校副校长。
    大概就从那天开始,儿媳妇陈子华在周金兴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
    这会儿听了我的话,周金兴不易察觉地微微点了一下头。之后他大声说::“子华,吃完饭咱俩再杀几盘。我怎么总觉得我不可能输啊!”
    我说:“爸咱不带这样的,输就是输,你别不服气。你跟敌人打仗打败了,你说不算不算,我是让着你的。行吗?”
    周金兴笑道:“我不会打败,有了挫折算什么,总结经验继续战斗。”
    “好,既然你不服气,咱们等会就决战一场。”
    我俩那晚上下了有五六盘,各有胜负。至于最终谁赢得多,谁赢得少,我们都记不住了。
    我离开环山一周之后,周金兴也坐火车离开了那里。他由装校校务部的一名参谋陪同,前往天津看“病”。然后从天津去昆明。因为是疑难病症,看了好几个月都没看好,一直看到四人帮倒台。

    3

    后来回想起给周金兴“指点迷津”这件事,我一下又有了新的感悟。这个感悟就是,我忽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我”的存在。
    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我”。这个“我”既不是陈子华,也不是张思静,而是由那个离奇的“穿越”所塑造出的一个“新人”。
    人的概念是什么?人首先得具备物质条件,就是“肉 体”,然后还得具有精神条件也就是“思维”。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那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我不是陈子华,因为我的思想基本上不是陈子华的;我也不是张思静,因为我的肉 体不是张思静的。因此,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我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新人”。
    这个感悟一下子让我茅塞顿开。
    我这才发现,我在此之前一直没有把我这个“新人”的潜力开发出来,我一直把我自己当成张思静,或者是当成陈子华。这样一来,我的思维或者行事,总是受到张思静的“背景”或者是陈子华的“背景”的限制,我根本就没有一个自己的“背景”。
    把这个问题搞明白,其意义非常重大,而且这个“意义”还永远不会过时,甚至到了21世纪都不会过时。
    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在现实中的行为和举止都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发明能力和创新能力,常常要在自觉不自觉的情况下,受到那个特定的“你”的“背景”的制约或者约束。你根本就逃不出那个“背景”的范围。假如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你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因为类似“穿越”这样的奇遇,使你也变成了像我这样的“新人” ),那么一个崭新的“背景”会使你摆脱一切旧有“背景”的羁绊,让你的一切潜力都能得到痛快淋漓的发挥,你将会取得你以前无法想象的成就和成功。
    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照此思路“想象”一下,当然,你们不能想象成真!
    不用想象就成真的只能是我,一个全新的,冒用了“陈子华”名字的幸运儿!
    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会成功,因为我是“我” !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像“我”一样的我!
    再一次大彻大悟之后,我信心十足地开始了朝着既定目标的不懈努力!
    不过,这种努力刚刚开始,一个无比巨大的打击就朝着张思静加陈子华的这个“新人”扑面而来,险些将我置于灭顶之灾!



    第二十一章

    1

    这天刚上班,忽然管理科通知,凡是申请要北院旧宿舍的人,都去他们科长办公室开会。议题就是分配房屋。
    后勤部在大院外面新建了一个宿舍区,五一前已经交付使用。原住北院旧楼房的干部,大部分都搬去了那里。倒出来的房子重新分配,主要分给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我去开了会之后,拿到了4号楼的一个套间钥匙。我立即打电话将周启明叫来,规划我们的新居。
    我们现在住在市府院内的单身宿舍楼,只有两间小屋子,条件挺差。这个四号楼虽然年代久远,但面积还不小,有一个小厅,一大一小两间卧室,一个厨房,最大的好处是还有一个卫生间。而且后勤营房部还要给统一粉刷。配的营具是:双人床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两把,凳子四个,饭橱一个,壁橱一个。加上我家原来自己买的,应该是足够用的了。
    看完房子晚上回到家,周启明就亟不可待地整理东西要搬家。我说你急什么,房子还没开始粉刷呢。再说我们那里统一安排车安排人帮着搬家,要一家一家的来呢。
    周启明直摇头:“不能等。你天天去看看啊,只要房子一刷完,咱们马上搬。不用你们的车,我从下面厂子里找个车,再从机关叫几个人。咱就这点东西,一上午保证搬得没的搬。”
    我俩正说着,有人推门进来了(这个时代的住家,家门大都随便推,随便开),还说:“搬什么,你们要往哪儿搬啊?”
    我俩回头一看,来的是陶双飞。不过不是他一人,他还带了一个穿着“布拉吉”的姑娘。他一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那个建筑医院的大夫。她比我小一岁,姓牛,人却长得精巧玲珑。
    前几天,陶双飞给周启明打过电话,跟他说了这个小牛的事儿。还开玩笑说,哪天带你家去,你帮着审查审查,没啥大问题,我们就抓紧结婚。
    我俩忙着让座,然后我洗水果,周启明就端茶递烟。
    坐下之后周启明问他们的婚期定了没有,陶双飞说是七月三十号。婚后赶上八一放假,再加上婚假,他们俩准备去北京玩玩。因为那小牛还没去过北京呢。
    我问陶双飞,你们的婚房在哪啊?陶双飞说:在小牛她们医院里。那的宿舍比咱们后勤的还好。建筑医院离后勤大院远了点,所以我“节就”小牛上班近,在她那要的房子。现在都收拾好了,你们什么时候有空了过去玩。对了,我给你们留个号码,是值班室的传呼电话。
    陶双飞说着从衣袋里抽出笔来,我就拿了一张信纸给他。
    正在这时,门外有人喊周启明,那是他们科里的老林,叫他出去说什么会务材料。周启明走后,小牛起身看墙上挂的照片。陶双飞就一边写字,一边问我:“最近,你没去环山吧?”
    我摇头,尽力用平静的语调说:“启明他爸到昆明去了,要在那疗养一段时间。”
    陶双飞说:“我调了工作,管物资计划,就不管物资储运了。不过我们原来那处的人都不错,你有什么事用车,我跟他们说说,也是一样的。”
    我点头说:“谢谢你。”
    这时小牛问我:“陈姐,跟你照相的这个,是不是你妹妹啊?”
    我说:“不是,那是我战友。我家就我和我姐两个女孩,我要有个妹妹还好了。”
    小牛就笑着说:“我倒是有妹妹,老和我打仗,我要有个姐姐才好呢。”
    这时周启明进来了,说:“那就让陈子华给你当干姐姐吧,她可愿意当姐姐了。”
    小牛说:“真的呀陈姐,那我以后真叫你姐姐了。”
    我说:“那好啊,我求之不得呢。”
    说了一会话,陶双飞他们就告辞了。我和周启明送他俩出去。出了大门陶双飞不让我们再送,周启明说反正我俩吃完饭也要遛弯的。我们四人就沿着外面的大街信步朝公交车站走。陶双飞指着南面路边高耸的半片楼问:“那盖得什么呀,怎么盖一半不盖了?”
    周启明说:“一轻局经营公司盖的仓库,那原来是个水湾,盖着盖着质监站说地基下沉,墙体都裂了,让他们停工检查。一停下来就没人管了。”
    送走陶双飞回到院子里,农机局的总务科长老王又喊周启明下棋,我便一个人回了家。
    客厅的茶几上,放着那张信纸,上面是陶双飞留下的电话号码。写的是:建筑医院东家属院4号楼503号。陶双飞。牛小铃。电话4139传叫。
    陶双飞的字写得不错,下笔很有功力。我收起那张纸,却在纸的下面发现了一支粉色的圆珠笔。
    我一下想了起来,这是我的那支笔,陶双飞借用后说要还给我的,可是他食言了。他一直用了三年的时间。
    三年过去这笔还有笔油,说明陶双飞并没有用它。陶双飞应该是一直在珍藏着它。
    现在他还给我了。也许是因为他就要结婚,以后再留着这支 笔没有了任何意义。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我刚才有足够的时间观察陶双飞的眼神,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确定:即将结婚并不是陶双飞还我圆珠笔的原因。那应该是另有原因,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使劲想,总也想不出来,只是感觉到有一丝莫名其妙的寒意袭上了心头。.

    2

    这天下班回来,周启明跟我说,他月底要出差到唐山和天津,陪赵局长参加“华北片农机推广协作会”,可能赶不上陶双飞的婚礼了。“到时候你代表我去好了。”他跟我说。
    我说:“行啊,反正我们机关有很多人去。我们科的戴姐肯定也要去,我和她一起。买礼物的话,我们一起买了”。周启明说:“你们买你们的,我已经给陶双飞说了,我去唐山的时候,给他捎一个陶瓷的台灯。”
    我问:“出差需要带什么东西?我提前给你收拾好。”
    周启明说:“光拿两件内衣就行了。这样的会,人家招待都很好的。”
    我想反正是月底,还有好几天,到时候再收拾也不迟。
    不料,第二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周启明又打给我一个电话,说:“子华,出差提前了。局长让我带几个厂子的厂长先去那边参观考察。是今晚八点十五的火车。我回家拿点东西,然后跟那几个厂长出去吃饭,吃完饭我们就直接去火车站了。”
    我问:“那你到底去几天啊?”
    周启明说:“这样时间就长了。明天我们先去唐山发动机厂,后天去丰南农机厂,然后从丰南回来去天津。那个会是在天津开。这样说来,得五六天。对了,你自己在家好好吃饭啊,别净凑合。”
    我说:“知道了,真啰嗦。”
    我正要放电话,周启明又说:“差点忘了个事儿,陶双飞跟车去了肥城,捎回来好多的桃子,非要给咱们两篓子。说七点半以后给咱们送家来。你在家等等他啊。”
    “哦。”我应着,心里不禁有些发虚。也不知怎么回事,我现在有点怕见陶双飞,见了他老觉得尴尬,不自然。
    既然周启明不回家吃饭,大热的天,我也就不想费事做饭。下午下班后我去了机关食堂,准备吃完饭再回家。
    在食堂吃着饭,碰见了政工科的曹干事。他问我:“小陈,上个礼拜发的那个‘干部现实思想摸底调查表’,就剩你们科没交了。你明天给蓝科长说说,叫他抓紧。”
    我说:“你急什么,不是月底要嘛,今儿才27号。”
    他说:“我还得汇总呢。而且过八一放假,你跟他说29号一定要交上来,我30号报政治部去。”
    我答应着,正要继续吃我的饭,猛然间,我脑子里电石火花般的一闪,一个念头让我整个人呆在了那里。
    曹干事奇怪地问:“怎么了小陈,你不舒服啊?”
    我回过神来,急着问他:“今天是27号对吗,7月27号?”
    “对呀,你过糊涂了?”
    “哦,没有没有,我,我想起个事来。”我匆匆几口吃完饭,立即回到我屋子里,拿起电话就让市革委总机给我接农机局6522,也就是周启明办公室。好一阵,总机说没人接。我又让她给要农机局值班室。值班室的人说,周科长跟赵局长,还有几个下面来的厂长,一起去外面吃饭了,去的是路口的“东风饭店”。
    那个饭店我知道,我立即冲出后勤大院,跑步到5路公交车站,坐车往家赶。这个时候车次比较多,现在才六点十八分,用不了七点我就可以赶到那里,这样什么事情都耽误不了。
    5路车到这个时候乘客就不太多了。我坐在车上,眼见得东方红商店、一棉宿舍、朝阳路口等几个站依次过去,再过河东区革委一站,下站就是我要下车的前录口站。就在汽车从“河东区革委”站起步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这错误就是,我光顾着急急惶惶往回赶了,我竟然没有考虑到一个最简单却又是最复杂的问题,那就是,我见了周启明该怎么说!
    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天大的难题:我没法跟他讲明真相。我说周启明你不能去唐山,因为就在明天——或者说就在今天晚上,在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丰南地区将发生7.8级大地震,数百万生灵涂炭,24万人丧身天灾。你坐的是火车,在那个时间前后,你应该是已经抵达(正点)或者将要抵达(晚点)唐山!不管是已经抵达还是将要抵达,你都会是九死一生!我能说吗?会有人相信吗?周启明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这梦呓般的预言而终止那个重要的行程!
    可我必须得阻止周启明,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止他。否则,我就等于眼睁睁地看着他堕入绝世天灾的“虎口” !要知道,那可是本世纪最惨烈一场天灾!
    就在这时,5路车已经到了前录口站。我晕晕忽忽地下了车,我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前录口位于四新街与山阳北路的交汇处。向南走,再向西一拐,就是东风饭店;向北走一百来米,经过那个一轻局经营公司仓库,路北就是市革委的大院院墙。
    事情再明显不过,我不能去饭店直接找周启明。赵局长也在那里,当着那几个厂长,我编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来。我得另外想办法。
    我马上就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时间。我不能拖得太久,他们去了火车站就不好办了。我还是得去饭店找周启明,我可以制造个意外事件。比方我跟周启明讲:你妈或者你爸得了急病,危在旦夕。这样的话,周启明肯定就不能去了。等那些人上了火车,我再把真情告诉他……
    我往饭店的方向跑了几步,一下子又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且不说周启明肯定会马上打电话跟他妈或者他爸核实,还因为我差点忘记了一件天大的事情:这事就是,我绝对不能说出“真相”来!真相,或者说是即将发生的那件惨祸,就是一个可怕的“雷池”,我决不能越过那雷池一步。这不是我的意志能够左右的事情,
    我不能真正的“预知未来”,就如同那“祖父悖论”在实践中不能成立是一个道理。我如果“真正”做到,或者说是“实际”做到了“预知未来”,那么就如同“祖父悖论”成立了一样,其结果是,必将由那强大无比的自然“铁律”,“轻而易举地将这种‘荒谬’化解掉。”
    三年前,我仅仅是想探望一下我(张思静)那十一岁的亲妈李温玉,我还没来得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辆来无影去无踪的大卡车就差点将我置于死地。
    幸好,那个绝大的死亡阴影提醒了我,使我一瞬间大彻大悟,那一次,我终于在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之前,停下了狂妄的脚步!
    三年过去了,我忽然遇到了跟那次性质相同,但情况却要严重无数倍的大难题。
    那一次我可以选择,顶多我不再去寻找或者试图帮助张思静的任何亲人,因为那实在也是杞人忧天,是多此一举。但是这次不行,这次我将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最爱的人,走向毁灭的深渊!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管什么悖论也好,阴影也好,雷池也好,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我的决心,我一定要救我的周启明。如果能救他而我无所作为,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而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在那个仓库围墙下的阴凉地儿里来回转悠。天热,心急,我出了一身的大汗。时间还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必须得赶紧想出对策,营救我的启明,我不能没有启明,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留住我的启明。
    “代价”两个字让我心中一震。有了!我完全可以远离悖论而救出我的启明,办法极简单也极有效,那就是自伤!比方说我被开水烫了,被刀子扎了,得了急病什么的,周启明都会放弃行程。只不过我得受点罪。为了启明的安全,再大的罪我也得受。
    我正在想怎么自伤比较容易,也不留造假的痕迹,忽然间有个声音提醒我说:陈子华你真是蠢猪,这个办法绝对不行!不行的原因,还在于我企图“人为”地改变历史进程。什么叫“人为”,只要有这个人“存在”,就是“人”为!我根本就不可能借此愚蠢的行为来达到目的。
    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又一次大彻大悟:要挽救我的启明,我面前只有一条路走,那就是我从现在这个时空中消失掉!
    也就是说,只有这个人不在了,那才不算“人为”!
    换个通俗点的说法:我必须得死!

    第二十二章

    1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因为不管我想什么办法挽救我的启明,都是“企图改变既定的历史进程”。当然,那既定的历史进程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因为我没法知道周启明在“7.28”大地震的时候会不会幸免于难。我能够确定的,是张思静的母亲李温玉和父亲张居瀚安然无恙,我却没法确定我的周启明。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只要是我现在死了,或者更明确地说是我“主动”地死了,那我的周启明才会在这场空前大劫难中安然无恙。
    从那奇葩理论上讲,这可能也是“企图改变既定的历史进程”。但假如加上一个前提呢?
    那前提就是:勇敢地、主动地、先行性地,挑战那“悖论”和“铁律”!
    这个现实真的无比的残酷!
    一想到我有可能从此告别人世,我的心就像刀搅一样疼痛难忍。我首先想到的人是我那可爱的小庆远,然后依次想到了我妈曲志英,我姐陈子荣,我姐夫袁之亭,然后是我哥我嫂子我侄子,又想到了周爸周妈,随后是陶双飞、戴姐、蓝科长、马卫青等等等等,最后想到了我的周启明。
    我之所以最后想到周启明,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想的都是周启明,我那时根本没顾上想别人。
    时间宝贵,我不敢再耽搁。现今的通讯工具不发达,如果不能在火车发车之前拦住周启明,火车一开,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机会了。
    @德可之撒 2021-02-01 08:51:36
    向老兵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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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12 15:10:36  更:2021-07-12 16: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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