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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长篇小说《那时军花》——女转业军人自叙[第14页]

作者:易水霜
首页 上一页[13] 本页[14] 下一页[15] 尾页[34]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奇怪的是,面对这惨淡的现实,朱文正反而不象刚才那么恐惧了。因为他想,假如这个坑再深一些,地面再硬一些,自己一下就被摔死了,或者被摔断四肢摔断腰,也会在疼痛中死去。所以该死的时候就得死,害怕不害怕都得死。他现在没死,也可能是不到时候,也可能他就命不该绝。他摸了一下衣兜,发现装水的瓶子还在,一个干馍和半块咸菜也还在。他听说过,人在没有水喝的情况下可以坚持三五天,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能坚持七八天。这个大坑里很潮湿,加上这个馒头,也许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反正没事干了他就大声呼救,也许路过那条小径的人能听到呢。至于没人听到怎么办,没了水没了馒头以后怎么办,他不去想了,听天由命吧。
    刚才那阵剧烈的折腾让他身心俱疲,他便摊开手脚躺在清凉的坑底歇息。不知什么时候,他竟然睡过去了。
    一阵低沉的轰鸣声把他惊醒。在醒来的一刹那,他还以为自己是睡在棋盘台的“地下室”里。但是那暗淡的氛围和腐草的气息,使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幽静的山洞里“等死”。可这是什么声音呢?他侧耳倾听着。那声音断续传来,有点象沉闷的炮声,又似乎是遥远的鼓声,还象是地底下传出来的钟鸣声。可仔细辨别又都不是。他凝思半晌,终于想到那是打雷的声音。紧接着,他又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突然间一股泥水浇到了他的头上。他赶紧往旁边一躲。水浇不到他了,可是他仍能感到那水流在向坑里倾泻,而且水势越来越大。
    朱文正马上意识到,外面正在下大雨。很可能是山沟里下来的洪水灌进了这个山洞。他的心猛然一沉,原来自己的下场不是摔死也不是饿死,竟然是被这山洪淹死!
    水淹到了朱文正的小腿。又顺着小腿爬上了大腿、小腹、胸部。朱文正的身体被水托了起来。
    突然,朱文正一阵惊喜!他想到,假如这水再涨,自己就可以够到坑沿了,也许,还可以借着这水势死里逃生!
    一点不错。时间不长,灌进洞里的水已经有一人深了,朱文正抓住洞壁上的石头,让整个身体漂浮了起来,并且很快看到了洞口,看到了外面的雨帘和奔涌而下的山洪。假如山洪太大,会一下堵住洞口,不过朱文正不怕,他的潜泳技术很好。经历了刚才的生死之旅,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充满了自信,而这种自信,就是他战胜厄运,求得生存的最重要的武器。

    8

    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查访,王隆终于找到了光明路“3.24”案件“现场附近”的第三个目击者。他姓张,21岁,是建北县栾山公社北村大队的一个社员。王隆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公社的水利工地搬石头,累得全身都是汗。公社的一个干部跟他说,有警察同志找他问个事儿,叫他去工地的办公室。张小伙儿知道那里凉快,而且还有大桶的绿豆汤,因此他赶紧跑了过去,一边喝着绿豆汤一边听警察问话,听完他连连点头,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警察同志的工作。
    案发三个月零五天了,王隆寻找现场目击者的工作一直进行的不顺利。到目前为止,可称为“现场及附近”目击者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广利,他直接进了“现场”;另外一个人是住在11号楼的退休工人老李头,他“看见”了从家里跑出来的朱文正。之所以那“看见”得打引号,是因为老李头是外地人,住到光明路宿舍没几天,他并不认识朱文正。他只是在李广利窜出去“报警”之后,又看见那小院里跑出了一个人,并向王隆提供了那人“衣着整齐”的证言,从而让王隆得知李广利在报案时有的地方撒了慌。至于这第三个“目击者”小张,他看到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小张那天是“顺路”到光明路北段的油泵油嘴厂“走亲戚”。那厂离红光厂宿舍院有两华里。小张当时是跟着一辆拉化肥的拖拉机“进城”的。拖拉机要去化肥厂“排队”(因为化肥是紧缺商品,很多买化肥的车都是连夜在厂门口排队),所以在光明路与工农街的路口把他放下了。拖拉机上带着个马蹄表,小张清楚的记着,他下来的时候是晚上的十点零五分。
    小张需要从路口沿光明路步行大约三华里,才能走到油泵油嘴厂。他的三叔在厂子的传达室看大门,小张要去他那里睡一觉,等天亮之后,他再赶去化肥厂,找那拖拉机去装化肥。
    就在小张刚从工农街转上光明路的时候,有一辆汽车开了过来,越过他开走了,开了不远,他看到那车的灯光停了,也就是那车停了下来,然后不一会儿那车又从对面开了过来。这之后,他的身后又过来两辆车,其中的一辆也停了一下。他记得很清楚,
    先后停了一下的那两辆车,间隔大约十分钟左右。从这之后,直到他走到油泵油嘴厂的门口,再也没有车从他身后过来。
    他十分清楚地记着,第一辆是“平头”小卡车,第三辆车是吉普,然后中间那辆是个大卡车。
    这个信息对于王隆来说十分重要。王隆已经查明,那天晚上,孙厂长坐的车,是厂里的东风“轻卡”,而朱文正搭的那个车,是局里的“嘎斯”吉普车
    如果小张的记忆没问题,那么朱文正“奸情杀人”的嫌疑就可以完全排除。因为这事儿可以证明是孙厂长先到的家(厂里送他回家的司机没有手表,也没注意时间,他一直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啥时候把孙厂长送到家的,只能含糊地说是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而朱文正是后去的。
    当然,朱文正即便是后去的,也不能排除他的杀人嫌疑,他“畏罪潜逃”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原来的判断是有问题的,事情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简单,或者也可以说,在朱文正杀人案的背后,还有着重大的隐情:因为没有“奸情”这前提的话,岳菲的死就必然另有缘故,或者另有凶手。
    王隆想,他必须得跟领导汇报这个新情况,然后请求加强侦破力量,继续追查下去。朱文正一日不到案,侦破工作就一日不能停。只有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冤魂,也才能对得起人民警察的这份神圣职责。
    王隆这么多年一直受的是最正统的政治教育,充满他脑子里的理念,真的就是“要做让毛 信任的好警察。”
    王隆立即赶回队里。一进队部,还没等他汇报呢,李队长就急火火地说:“你回来的正好,赶紧跟我走。朱文正的尸体被发现了。”
    王隆一头雾水地跟着李队上了车,在车上,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井源市公安局来了个电话,说在井源水库下游地区的河水中发现了一具尸体,从很多特征来看,应该就是佳川公安局前发协查通报上说的杀人犯朱文正。
    王隆很是吃惊,说,原来他藏在井源,这么近的地方,我们查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一点线索都没发现?
    李队长说,这就叫“灯下黑”。都以为他远走高飞了,谁也没想到他还敢呆在井源。
    小张在一边猜着:他怎么会死在河里?投水自杀?那也用不着跑这么远啊?
    李队长接过王隆给他的烟,点上吸了两口,才说:“那边人说,尸体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已经烂的不成样子。也可能是犯了事以后朱文正吓坏了,本想往远处跑呢,后来一想跑到哪儿也跑不掉,最后反正也是个死,干脆自己个解决得了。”
    王隆把他上午刚刚得到的重要线索汇报给李队长,李队长却没怎么当回事。他说:“小王啊,你这个认真劲儿挺好,可你得用对了地方。就像你说的,是老孙头的车先到家,朱文正的车后到,这也不能说明什么。也许老孙当时没有马上回家,他去别的地方耽误了一会儿;也许他本来就怀疑岳菲跟朱文正有事儿,他躲在房子外面‘守株待兔’等等,都有可能嘛,甚至也不排除是那个小青年记时间记错了。所以……”
    “所以我们还得再进一步深入去查。”王隆抢过话来说,“你想啊队长,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啊,假如孙厂长的车和朱文正的车是前后脚到的宿舍院,那么朱文正就根本不可跟岳菲有什么关系,而如果不是奸情杀人的话,朱文正跟老孙没有别的利害冲突,两人关系一直不错,朱文正不可能去杀老孙,更不可能杀岳菲呀……”
    李队长又打断了他:“不对!你老是避重就轻。当时的现场除了他们三个没别的人你得承认吧?李广利进去的时候,老孙已经死了,岳菲重伤在身,那么是谁打的?你可别说是他们两口子打架打成那样的啊!还有啊,朱文正见李广利喊杀人了,他起身就跑这怎么解释?他没杀人他跑什么,哦,最关键的,他没事他跑这里来自杀?神经病啊他!”
    王隆被李队长呛的直皱眉。这越发让他思念去年调走的老队长。假如是老队长,他会对着王隆不断点头,就算他当时不认可王隆的见解也是会那样;他还会启发王隆继续展开思路,怎么想都可以,把案件的任何可能性都摆出来,然后用事实,用证据,一个一个地排除。这排除过程就是“去水”,案件的真相就是水下的石头,“水落”之后,自然就是“石出”了。
    这个老李呢,却没法跟他摆事实,讲道理,他那先入为主的尖脑袋瓜子容量太小,进不去一点的不同意见。
    于是王隆就不吭声了。
    王隆他们赶到井源市公安局刑警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多了。
    井源属安平地区,佳川属于佳川地区,但因为地域相邻,两家的公安部门常打交道,李队长和井源的黄队长也是熟人,所以很多程序都简化了。
    尸体是今天早上被两个社员发现的,地点在距离井源水库0.7公里的于家湾河汊地带。那里是一片湿地,没有住户也没有可耕地,平时很少有人进去。从尸体腐烂的程度看,泡在那里至少有两个月了。河汊地带的水很浅,一般不会淹死人,所以井源警方估计,人应该是死在紧靠湿地的长阳河里,然后被河水冲到河汊里去的。
    现在的长阳河是枯水期,水深平均只有一米左右,但在三个多月前,井源水库为了夏季防汛,提前腾出库容,曾经朝长阳河放过一次水,那时的长阳河水深流急,足以淹死人了。
    刚开始时,井源警方还怀疑过他是死在别处,被人抛尸河汊。验尸发现他身上粘有破碎的“苍耳子”,河汊附近没有苍耳这种植物,但在长阳河上段的河岸上,以及井源水库边上却遍地都是。当然现在的苍耳还没开花,所以他身上粘的,应该是去年成熟后掉落的苍耳子。这说明,他不是死在这里,而是死在别处被水冲过来的。
    因为井源警方已经提前做了验尸工作,还提取和检验了尸身附着的其他物质,所以佳川方面就省了不少事儿。
    由于长期泡在污浊的泥水中,加之近期天气炎热,尸体已经大部腐烂,因此井源警方在验尸之后,已经将那堆臭不可闻的烂肉腐骨处理掉了。李队长他们看到的是死人残余的部分衣物以及随身物品。
    衣服只有两件,一件是基本完好的暗蓝色中山装上衣,还有一件是灰色的半截秋裤。在那件上衣的内袋中,有个人造革钱包,内有一张泡烂的住宿介绍信,上面依稀可辨介绍红光造纸厂革委会副主任朱文正去省城开会等字样。
    还有一个蓝帆布的背提两用旅行包,原来背在尸体的左肩上。这提包约四十公分长,宽高各三十多公分,呈长方体,两侧都有个井冈山的图案,图案下方标着生产厂家,是甘肃省兰州市河西帆布厂。旅行包内有一套洗漱用具,一条毛巾,一个笔记本,几张报纸。报纸已经成了纸浆,笔记本也泡的走了形,不过经过技术处理,内中所写字迹大都清晰可辨。在笔记本有光纸扉页的下方,公正地写着“朱文正”三个钢笔字。
    另外,还提取到一块上海牌的全钢防震手表,原来应该是戴在尸体的左手腕上,尸体腐烂后滑落到了尸身的下面。
    从李队长的神色看,他认为此人就是朱文正,这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他觉得大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既然朱文正已死,那么“3.24”案件也就算最终侦破,这应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只有王隆仍旧不甘心。他仔细问了井源的同行,有没有发现死者携带着火车票,或者与之类似的纸片,井源的警察刚说没找到,李队长就面呈轻蔑之态,直斥王隆:扯淡,车票在出站口就被收了,你没坐过火车啊。
    王隆说:你才扯淡,需要报销的车票,车站是只撕边,不收回的。
    当然,他这话是在心里说的,他不敢说出来,尤其是当着兄弟单位的同志。
    他有个预感,朱文正一案,只能到此为止。他心里还有那么多的疑问,要想解开,只能依靠自己的“私下”努力,他想“努力”,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全部解开那些疑问的能力。

    9

    山洞脱险之后的第五天,朱文正又出门了。这次他没敢走远,他去了他的“水源地”。
    那天,朱文正没事找事,被困在山洞里,幸而被突如其来的大雨和山洪所救。等他落汤 鸡一般狼狈不堪地回到棋盘台的时候,发现他的“地下室”也遭了水灾——因为雨太大,他建的那个防雨蓬没起什么作用。屋子里全都是灌进去的雨水,在地上积了有一尺多深,被褥什么的全都湿了。那天晚上,他只能蜷缩在光板床上熬了一夜。
    第二天,朱文正总结“教训”,重新对他的家进行“防洪”改造。他在坡顶那一块,挖了好几条排水沟,修了挡水墙,重建了冲垮的自来水,加大加宽了防雨蓬,整整忙活了三天才干完。完工之后,他抱着脏衣服,去了那个“棋盘湖”(他给那口清潭起的名字)。
    他到了“湖”边,把自己脱的一丝不挂,然后先把衣服洗完,晾在潭边的青石上,然后跳进潭里,连洗澡带游泳,游累了之后爬上来,四仰八叉躺在石头上晒太阳。
    今儿的天气很好,蔚蓝色的天上,一丝云彩也看不到。朱文正晒了一会,就觉得晕晕乎乎底想睡觉。朦胧中他忽然浑身一激灵,想到自己还光着身子,赶紧翻身起来,找到半干的短裤,手忙脚乱地穿好,穿完自己又笑了。
    他是笑话自己:这儿是荒郊野外,除了飞鸟,连个小动物都看不到。穿不穿衣服的,无所谓吧。
    不过笑了之后没几分钟,他忽然觉出不大对劲,下意识地感到自己好像正在被人偷窥。可四处看看,又没看到人影。于是他又重新躺下来。
    果然,他的第六感很准确,不一会儿,他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喊“大有哥”,而且还是个女声。
    朱文正开始没答应,而且他还奇怪,“大有哥”跑这儿来干嘛。那人继续喊,朱文正才突然猛醒:“大有哥”就是他朱文正啊,而且他也听出来了,喊他的是那个英子。
    朱文正一边答应着,一边赶紧把剩下的衣服穿好。然后朝着英子喊的方向跑去。没跑几步,就见英子从东边树林子闪了出来。
    英子冲着朱文正埋怨:“我喊你半天,你怎么不吱声啊,你在干嘛呢衣服都湿了!”
    朱文正没回答,他冲着英子直发愣。
    小半年没见了,英子好像发生了不少变化。她变白了,变嫩了,也变漂亮了。她上身穿一件淡黄色“的确良”的短袖衫,下身是一条蓝条纹布的裤子,脚上一双带絆的黑布鞋。衣裤很合身,勾勒出凹凸有致的美妙线条。朱文正情不自禁咽了一口唾沫。要知道,朱文正好几个月都没正儿八经地见过女人了(南边小村子的人不算)。
    “哎你发什么呆呀,问你话呢。到处找你找不着。”
    朱文正一下醒悟,赶紧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我,我不知道你今儿来。那什么,咱们回去吧。”
    英子却说:“谁跟你回去。老吴让我来找你的,给你送点钱。他又去盟里了,忙的顾不上来。知道你没布票,我又给你做了身衣裳,别嫌不好啊。”英子说着,把一个旧信封和一个小包袱递了过来。
    朱文正又愣了,这次是因为英子说的事儿他完全没有想到。老吴怕他的钱不够了,给他捎点过来,这有可能,他想不到的是英子给他做衣服。要知道,此时此地,给别人做身衣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你得有多余的布票。布票是定人定数的,每年就那么十尺八尺的,谁家都不富裕;而且买布也得花不少的钱,还得做呢?而且他和英子打从认识以后,统共也没说上几句话。所以英子的这个举动,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让他既惊且喜、惊喜交加,还有点隐隐的不安。
    英子见他发愣,就把那信封和包袱塞他手上,一边说他:“又发什么楞啊,我就跟老吴说,放你一个人在棋盘台,老鼠都见不到,时间长了肯定呆傻了,还真是呢。哎,衣服你试试啊,不行我再给你改。”
    朱文正喜不自胜地说:“行行,肯定行。多少钱,多少布票,我一块折成钱给你。”
    英子撇撇嘴:“拉倒吧你,当我开裁缝铺呢。你赶紧试试。”
    朱文正说:“回去吧,回去试。你跑这么远肯定饿了,我给你做饭吃。”
    英子跟着朱文正往回走,她说:“你那破屋子怎么成那个赖样了?房顶也快没了,屋里比猪圈都脏,你怎么住的呀。”
    朱文正笑笑说:“你上那两间破房子了?我早不在那住了,路子没告诉你啊,我搬了个好地方,你去了就知道了。哎你怎么来的,跟着路子的车?”
    英子说:“不是,我好长时间没见路子了。我一直在公社的建筑队里做饭,那建筑队原来是老吴弄着的,现在是他个徒弟当队长,不过还归他管。从上个礼拜,建筑队到榆树屯小学盖房子,榆树屯离这不远,我骑自行车来的。”
    朱文正这才知道英子的工作就是个炊事员,这肯定是老吴为了照顾她,给她安排的轻快活儿。
    从朱文正领着英子上了坡顶开始,英子就开始吃惊,然后朱文正领着她顺台阶下去,过平台进了刚收拾干净的屋子,英子终于忍不住惊叹起来:我的天,大有哥你真厉害,你这还有液化气啊,你还贴了墙?你这屋子,比我那屋子弄的都好,了不起啊你。
    朱文正说:就是有点黑。上面的通风口上,我安了窗户也安了玻璃,窗户小点了。
    英子说:挺好了。你这还特隐蔽,不到坡顶上,根本就看不见,而且这么深的地方,出多大的动静外面都没人听到。
    英子说到这里,忽然脸红了,赶紧把脸扭到一边加以掩饰。朱文正不知怎么回事,顺口说:“你别提了。你是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猪挨打,我这些日子,倒霉死了。”
    英子笑得捂住了嘴:“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贼吃肉,猪挨打’呀!咋回事,你倒什么霉?”
    朱文正把他前几天的“历险记”说了一遍,英子对他的“好感度”一下又提升了好几个点儿。她摸摸他的胳膊,又摸摸他的肩膀,问他真的没伤着吗?朱文正说,没有,就是回来屋子被淹了,我忙活好几天才拾掇出来。
    英子又上下打量他一下,然后让他试衣服。朱文正便换上那身衣服,英子前后拽拽,转圈看过,然后说:“正好,不长不短,不肥不瘦。”
    朱文正说:“还是你厉害,量都没量,还一做就正好。”
    英子说:“是你的身材好,怎么穿都好看。”说完她脸又红了一下。朱文正装没看见,掏出钱来要给她,她说什么都不要。朱文正便说,你不要钱我就不要衣服。英子更绝,说你不要衣服我这会儿就点火烧了它。
    朱文正赶紧又说,要要要。这样吧,你坐着,我弄点饭给你吃,就算是答谢你吧。
    英子没坐,起身和朱文正一起做饭。朱文正炒了两个菜,英子热了馒头和大饼,朱文正又找出半瓶乌兰大曲招待英子。
    英子本来就是想来送钱和送衣服的,送完就回去,因为朱文正请吃饭,回绝吧不礼貌,所以就又在这儿吃了饭。按说吃完饭没事了,可英子却实在不想走了,于是又找了个借口,说朱文正那件上衣破了个口子,她要给缝缝,就让朱文正找出针线,她很认真很细致地缝起来。
    朱文正当过兵,他其实会缝衣服。朱文正本想说,你那么忙,还是早点回去吧。衣服我自己能缝。可朱文正嘴里说出来的却是:真是太麻烦你了。你那边不是还挺忙吗?
    英子就赶紧说:不忙不忙,也没几个人吃饭。我外出有事的话,我就临时找个人替我。我今儿不回去都没事。
    这番话的前半部分没问题,最后一句按说也没啥大问题,不过要看是谁在听。叫朱文正一听,他立即就开始浮想联翩,满脑袋发烧。英子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没想到这男人还会这么害羞,而且,他害羞的样子含有极强的刺激性,对英子说来简直韵味无穷。她一下子联想到在水潭边偷窥到的情景 ,马上她的脸也红到了脖子根。
    朱文正见她那含羞带笑,别有意味的神秘样儿,急不可耐地就问了一句:“哎英子,晌午前儿在水潭那儿,你是不是早就去了,等了半天是吧?”
    英子不顾羞涩,反而抬眼正视着他笑道:“问这干嘛?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覆水难收,懂不懂?”
    朱文正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完了,显见得自己那会儿是真的走光了,还不是一星半点,而是走的彻彻底底、干干净净。他奇窘无比,起身要走,却被英子一把拉住。
    “干嘛你,要扔我自个儿在这儿啊,坐下!”
    英子是命令的口吻。朱文正只好嘿嘿两声说:“我不是,那个,我给你倒点水。”
    “拉倒吧你,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逗你玩呢,我根本没看见你在水潭那儿,我寻思你反正走不远,就在山坡底下喊的你。放心了吧?真是的。”
    “好好,那就好,其实我不是那意思……哎,我给你倒水。”
    英子虽然矢口否认,但朱文正却更加证实英子是看见他啥也没穿在那躺着了。原因很简单,当时他跑过去看到英子时,是在树林子的边上,要不是英子早就偷看了他,怎么会说出“水潭那儿”呢。
    朱文正倒水回来,还是一脸的尴尬劲儿。英子看看他,叹口气说:“虽然我不知道你的事儿吧,但我能觉出来,你心里挺苦的,其实我心里也很苦,比你还苦。我不是这儿的人,除了老吴,别的人我也说不上话。就是老吴,也不能跟他说我心里的苦。我觉得,我早晚自个儿把自个儿憋死。这会儿想想,同是天涯沦落人,就跟你都说了吧,反正我觉得你也不会漏出什么话儿去……嘿,就算漏了也没事儿,我这样的人,有今儿没明儿的……”
    朱文正看到英子脸上那越来越浓重的悲切,心里大为不忍。冲动之下,他急急地打断了英子的话:
    “英子,你说的就是我心里想的。你先别说,你先听我说,我说的事儿,谁也不知道,老吴和路子他们也不知道。但我要让你知道。你听了以后,要觉得我这人挺危险,你,你就什么也别跟我说了……”
    英子又打断了她:“别呀大有哥,我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
    朱文正再次打断英子的话,冲出了一句:“你不知道,我,我是杀人犯!”说完朱文正自己都愣了。他十分后悔,这么突兀的亮明底线,英子肯定承受不起,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
    他还没来得及往下想,英子忽然笑了起来,那两个小辫子随着她清甜的笑音直抖,她伸出尖尖的食指指着朱文正:“杀人犯,你呀?你这样的还杀人,人不杀你就不错了。”
    朱文正见她笑,心里的石头一下落地,忙问:“咋着?我什么样儿?我怎么就不能杀人?“
    英子笑够了,看着朱文正认真地说:“你啥样你自己不知道?你现在黑乎乎的像个山里人了,跟你说,刚刚在火车上见到你的时候,你就是个白面书生。那么文质彬彬,轻声细语的,我还以为你当老师的呢。你不可能随便杀人,真要是的话,那就是叫人逼急了。不是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嘛!”
    朱文正心里叹道:“知音啊。真没想到,这英子不仅挺有文化,而且还善解人意呢。”
    朱文正说:“实话跟你讲,我虽然杀了人,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杀的,为什么杀的……”
    朱文正把那“3.24惨案”的前后经过讲给英子听。不过他进行了“编辑”。既然英子说他像个老师,那么孙厂长就成了“李校长”,其他的情节也就按照“学校”这一个环境“顺延”了。
    结果,英子听的稀里糊涂,仔细问朱文正,不成想朱文正比她还糊涂。
    英子觉得很不可思议,她说:刚开始出事儿的时候你害怕,不敢去想。那这么多天了,你自己总该把事情好好捋一捋,把前因后果弄明白,这说的一盆浆糊,算什么事儿啊。
    朱文正解释说:他不是不想,是越想越想不明白。最后他只能认为是“李校长”也喝多了,见“秦小惠”(岳飞(菲)的对立面不是秦桧嘛,朱文正就暂借秦桧的名字用一下)赤身露体跟他在一个屋子里,以为他俩在胡搞,上来就揍他,他被打的急了眼,拿“李校长”的脑袋往墙上猛撞,把他撞死了。至于“秦小惠”为什么没穿衣服,他只能猜她大概是在家准备睡觉了,脱了外衣在换内衣(反正那会儿停电黑着灯)。而最让他搞不明白的是“秦小惠”为什么满头是血,她是被谁打的?他只能瞎猜,或者是自己黑影里看错人,误打了她;要不就是“老李”打的?问题是“老李”啥时候打的呢?是在他朱文正没去之前?那是为什么呢?
    英子奇怪地问:“你这人好‘转’,你就没想过,也许是他家里当时还有别的人呢。或许你没看见,或许你喝的稀里糊涂,看见也忘了呢!”
    “转”是当地的一句土话,意思是“执拗”或者“钻牛角尖”的意思。
    朱文正直摇头,说:“我就是让酒给害的,所以自己个儿怎么想都没用。算了不说这个了,这酒以后也不能再喝。我今儿给忘了。”
    英子也跟着他摇头:“哎呀大有哥,照这么说来,你还应该是个好人,根本不是什么杀人犯。你那事,八成整个都是你自己闹错了,没准过上半年八个月,人家给你平了反,你还能回去当你的老师。可是我不行,我这一辈子都毁了,毁在我丈夫的手里。”
    说起来,英子更倒霉。她本是城里人,初中毕业后在市里的人民饭店(此时的饭店全都是国营)当服务员。她原来的丈夫是个机械厂的钳工,比她大六岁。他挺聪明挺能干,对她也还不错,但就是脾气急躁,做事不计后果。一次帮朋友打群架,打死了一个人,被判了二十年,所以两人只能离婚。因为死的那人是个团伙成员,英子怕被报复,就跑到吴老六这里来了。她小的时候父亲没了,母亲也在五个月前病死,上次她就是跟吴老六一起回老家奔丧,返回的路上碰见朱文正的。那时由于心情不好,没怎么理会朱文正,“还得请大有哥多原谅”,英子说到这里,浅笑盈盈地看着朱文正。
    后来,他俩一直聊到太阳西斜,英子才说要回去。朱文正要去送她,英子说,我是骑车子来的,你要送我,你怎么回来呀?朱文正说,没事,我走回来就是。
    他俩从“地下室”出来,走到大土坡的北沿,下面就是断头公路,英子的自行车就停在那儿。那土沿有一米半那么高,比较陡,朱文正很轻易地跳了下去,英子却不敢跳了。其实再往一边走几步就是个缓坡,可英子似乎是个死心眼,就非得从这儿下似的。
    于是朱文正忙说,没事的,跳吧,我保护你。说着他伸出了两只手。然后英子就毫不迟疑的往下蹦,落地后身体前倾好像要摔倒,朱文正上前一步,将英子抱了个结结实实。
    英子的身体温热柔软,尤其是胸前那一块儿,恰好从朱文正的脸上滑落。瞬间,就像一股强烈的电流通过了朱文正的全身,而且那电流还有很怪的“滋味”,麻酥酥的还甜丝丝的,让朱文正感到特别的舒服。
    英子闹了一个大红脸,她赶紧往外推朱文正,朱文正也马上松了手,并且连说“对不起”。英子歪着脑袋瞅他问:“怎么了就对不起。”朱文正说:“没怎么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啊。”英子笑:“你又没欺负我,我生什么气?”朱文正盯着问:“真没生气啊,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摔倒。”
    英 子打他一下:“知道,啰嗦啊你。快骑车子去!”
    朱文正骑车带上英子,顺着公路朝北面走。想想刚才的事儿,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点猥琐。接住英子是应该的,但好像没有必要抱住她,不过自己好像也不是故意要抱她的,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不由自主的反应。问题是,英子该不会因此对自己有什么“不良印象”吧?
    英子似乎觉出了朱文正的心思,因此就故意跟他说别的事儿,而且那若无其事的口气,就跟刚才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
    “哎,大有哥,你知道这棋盘台的大滑坡是怎么回事吗?”
    朱文正一听,就知道英子根本就没生气,他高兴了,赶紧说:“不知道啊,自然灾害吧。我知道内地有些山区下雨天会引起滑坡泥石流,没想到这里也会有。”
    英子就说,自然灾害是一方面,其实人家专家说,乌兰山这儿的地质条件特别,本来就常有小规模的塌方、滑坡什么的。但是那年的情况特反常,一进夏天就老下雨,连着下了十多天,老人说是百年少见的事儿。棋盘台的大滑坡就是下雨以后发生的。不过这儿的老人不这么认为,他们的说法,这棋盘台是宇文天王的,在这儿修路,就是动了棋盘台,宇文天王就生气了。滑坡的时候又是打雷又是暴雨,那就是天王在发怒。
    “‘语文’天王是什么人啊?”朱文正奇怪地问。
    “宇文天王就是宇文邕啊,北周的皇帝。你该学过历史,他在南北朝时期还是很有名气的。”
    朱文正想了半天,还是想不起这个外号叫“语文天王”的“语文英”是谁。朱文正是文革前的初中三年级学生,但他的历史课成绩一般化。于是他老老实实地跟英子坦白说,他的历史没学好,就知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近几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还知道了什么李斯、赵高、董仲舒、桑弘羊等等,但这个“语文英”他真是一无所知。英子以为他故意装傻,嘻嘻笑着说:“我那有本‘历史年表’,等我给你拿来,回头你自己查去吧。”
    “太好了,你快点拿来,其实拿不拿的无关紧要,你自己来就行了!”朱文正想着,赶紧伸出左手把嘴捂住,生怕一不留神,这话就从嘴里冲出来了。
    让朱文正没想到的是,英子还给他准备了一个更大的惊喜。
    当他把英子送到榆树屯村口时,英子竟然让他骑着自行车回去。朱文正说,不用,又不是很远,我走回去就行。英子说:你骑回去吧,然后就放你那里,出个门什么的也方便。我平时不大骑,而且老吴还有一辆,我有事骑他的就行。你别嫌这车子破旧就行。
    朱文正满心感激,真想好好再抱一下英子。可是他没敢,而且英子也没给他机会,英子说完就朝朱文正摆摆手,朝着村里走去了。
    10

    南乌素公社所在地叫甲台镇。此时并无“乡镇”之类的区划,所以这甲台镇就是个比一般的村子大,但比县城要小的“大集镇”。这个“镇子”有一条长约百米的大街,什么粮站、储蓄所、百货店、农技站、生资站、供销社等等都集中在这条街上。
    朱文正来的这天正好是“逢五、逢十”的大集,街上挤满四里八乡来赶集的农民。朱文正是故意选择逢集的日子来的,因为逢集人多,人多他就不显眼,也就比较有安全感。
    朱文正是来打电话的。那天跟英子说到“案情”,他忽然想到自己可以往佳川打个电话。他觉得只要小心点谨慎点,考虑周全点,估计风险不会太大。
    打长途只能上公社驻地,因为那儿一般都有邮电所。本来他可以去北乌素打,他问清楚了,北乌素离棋盘台9公里,甲台镇离棋盘台却有16公里。还是出于安全考虑,他决定舍近求远。当然,能够有“求远”的底气,还在于他有了英子的自行车。
    邮电所在镇子西头,位于一幢两层楼的楼下,有个绿色的双扇木门,门前是个邮筒。它的左边是个“红旗饭店”,右边是个“新华书店”。
    朱文正在那邮电所的斜对面瞅了半天,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咬咬牙,义无反顾般地走了过去。
    推开门,看到里面有个长条形大约1米3、4高的柜台,柜台上方一左一右悬挂着两个油漆木牌,一个写着“汇兑”,一个写着“包裹”。柜台里面坐着两个穿绿色制服的营业员,一男一女,“包裹”下面是男的,约有四十五六,黑黑瘦瘦的,戴副白框的眼镜;“汇兑”下面是个女的,梳着两条长辫子,她正在埋头写字,看不清模样。朱文正左右瞅了一阵,没有发现“长途电话”的标志。
    一个五六十岁的农村大娘伏在柜台上,冲着写字的姑娘一个劲儿叫着:“同志,同志啊,我要邮钱,我朝山外邮钱。”
    姑娘头也不抬地拿过一张汇款单放柜台上,一边说:“你先填一下,跟你说了你别急,等我把这个同志的办完了。”
    大娘拿过那汇款单,伸得远远地看了半天,又叫那姑娘:“同志啊,花了眼,看不见哪。”
    姑娘又把一个拴着麻绳的老花镜递了出来,同时抬眼看了看老太太。这下朱文正看清了她。她是长圆脸,尖下颌,细长的眉毛,大而亮的眼睛,端正的鼻梁下面是丰润而性感的小嘴。不光长得俊秀,而且皮肤又白又细,朱文正看到了她的一只手,柔若无骨,玉石般晶莹,那好看的样子,让他立时就有了想去摸一下的冲动。
    这时,老太太送给了他一个表现自我的好机会。
    那个大娘戴上眼镜之后,没两秒又摘了下来,对着姑娘说:“同志,还不行呢,我,不会写字哪。”
    她旁边一个男顾客很不耐烦地说她:“不会写字你瞎忙活什么,你等我办完了不行嘛!”
    朱文正马上凑过去,拿起那汇款单说:“大娘,我来帮你写。你说吧,往哪儿邮钱。”
    这个动作效果很好,那漂亮姑娘很快朝他看了一眼,拿一只圆珠笔给他,然后又低下头忙起来。
    几分钟后,姑娘忙完了,她再次抬头看看朱文正,朱文正忙把已经填好的汇款单递给了她。等那大娘汇完款走后,她微笑一下问朱文正:“你办什么业务?汇款吗?”
    朱文正忙说:“我不汇款,我打个长途电话,这里可以打吗?”
    “可以。”她问:“打哪里?”随即递上一张“申请单”。
    “湖西的佳川市,行不行?”
    “哦,够远的。行,可能等的时间长一点。”姑娘拿回单子看了一下。那单子很简单,只有姓名、工作单位、申请长途通话地点,电话号码等几项。姓名栏内,朱文正填了个假名“夏舟”。“夏舟”者,“瞎诌”也,就是“胡编乱造”的意思。工作单位填的是北乌素公社建筑队。
    交上单子后,朱文正就在柜台外面的一张连椅上坐等。这一等就是老半天。
    朱文正想,看来这山区就是落后,连打长途电话都得等好长时间。枯坐无聊,而且因为那柜台比较高,坐下他就没法偷着欣赏那个漂亮姑娘了。于是他坐一会儿就起来转悠一下,饱了眼福之后,再坐下去进行“精神享受”。那姑娘一直都挺忙,偶然抬头看到他在不大的营业室内转悠,就朝他微微笑一下,带着点职业性的歉意。她笑起来特别好看,以至于后来朱文正已经没有了长久等待的枯燥感。
    终于,姑娘叫了:“夏舟,你的长途。”
    朱文正奔到柜台,姑娘却朝西面指点了一下。朱文正这才注意到那里有个木板间隔起来的小亭子,里面有个黑乎乎的旧电话机。
    朱文正赶紧过去拿起电话。
    电话那头,是佳川东风化肥厂西郊仓库的陆主任家。
    这个电话该怎么打,朱文正已经思谋了整整一个礼拜,把各种有利不利因素全都考虑周全了,最后才确定下来。
    佳川东风化肥厂是个省属大企业,与朱文正的“红光”厂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所以这个“陆主任”他并不认识。那还是去年国庆节后不久,一天他从外面回厂,见他们厂办的收发员小刘正送一个丰腴的少妇从办公室出来。少妇跟小刘说,她家才装了电话,让小刘有事就打电话找她。她家的电话号码是3366,很好记。此时有家庭电话的人很少,基本都是领导,家庭电话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所以那少妇的“邀约”似乎还带着点炫耀的成分。
    那个电话号码小刘记住没有,朱文正不知道,反正他是记住了。因为朱文正那个“副厂长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是3636,跟少妇家的号码很相近。少妇走后,小刘跟朱文正说,这是咱们一轻局局办的小张,她爱人是东风厂仓库的老陆。朱文正当时并没有往心里去,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个表情丰富、讲话很快的小胖丫头满可以利用一下。他设想,假如是“陆主任”接电话,他就说打错了。他不能问这个陆主任,男人考虑问题一般比较复杂,他不想找麻烦。
    一听电话里是个女声,朱文正就放了一半的心。
    “喂,请你叫一下朱厂长好不好?”朱文正故意变了一下声调。虽然他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这个小张不会认识他,但小心点总没有错。
    “什么?你打错了吧?”
    “没有啊,你这不是3636 吗?”
    “错了。我家是3366。”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找红光造纸厂朱文正厂长的,怎么要到你那里去了。”
    小张很夸张地叫起来:“你找朱文正?你还不知道啊,他早死了!”
    “什么?不可能!”朱文正也叫起来。他马上意识到到自己的失态,赶紧掩饰着说:“不对不对,我前几个月还见他来着。他们厂欠我的‘液氯’款。”
    能给对方制造惊讶,小张大概觉得很有趣,所以她就更加夸张地宣布:“跟你说啊,他们家出大事了。那个朱文正,他不是副厂长嘛,他跟厂长的老婆胡搞,结果呢,厂长半夜回来撞见,你说,这家伙好狠,他当时就把厂长和他老婆一块杀了。我天哪,他当过兵,会武术,把厂长的头都砸扁了,吓死个人。”
    朱文正没被吓死,却快被惊死了,以至于他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小张还在叫:“你说,这个事儿是佳川的特大新闻,你怎么还不知道呢你。”
    朱文正回过神,赶紧解释说:“哦,我是外地的,我是湖北的。你说的我不相信,我认识朱文正,也认识孙厂长,还有他老婆,关系都挺好的,你说的这事儿,它根本就不可能……”
    小张抢着说:“不可能是吧,谁都说不可能,开始警察都不相信,你说,结果还就是千真万确。人哪,真是人心难测呀,我听我朋友说,朱文正那人,看着人模狗样的,原来还军队干部呢,你说,谁想到……”
    朱文正打断她:“哎哎,你刚说的我没听清楚,你说的是朱文正杀人,还杀了两个是吗?”
    “是啊,你说,他就是……”
    “那那那,那你怎么说朱文正死了呢?”
    “哎呀,看来你真是什么都不知道。跟你说啊,朱文正不是杀了两个人嘛,然后警察抓他,他就跑了,你说。他跑到井源那边,跳河自杀,哎呀,水里泡了三个月才被人发现的,就是才不久的事儿。”
    小张说话又急又快,还带口头语,而且特别啰嗦。搁平常朱文正早烦了,不过这会儿,他倒是希望小张啰嗦,因为她的话里透露出的信息太重要了。朱文正便表现出极有兴致的样子,催着她继续说。
    于是小张又说出了更多让朱文正关心的事情。如:“姓朱的老婆”已经提出离婚,民政局说那不叫离婚,也没法离婚,那叫“婚姻终结”;朱文正在他们厂有个对头,就是那人发现朱文正跟厂长老婆胡搞,朱文正一出事儿,那人立马提了副厂长;红光厂前一阶段搞运动,什么批林批孔、儒法斗争什么的,朱文正杀人后,政治学习改成“批朱”了,好家伙,工人们一顿口诛笔伐,这才闹清楚,原来朱文正本来就是个大流氓,造纸厂女工多,被他看上的、欺负的、耍流氓的,数都数不清。尤其是他们化验室的那个女主任,朱文正经常上夜班的时候去勾引人家……
    朱文正听不下去了。他成了“罪犯”,厂里批判他打人致死,他没话说,他认倒霉,但是不能胡说八道。他当副厂长的时候,在厂里还是很有威望的。别看他还未到而立之年,可他却是“红光”厂的“元老”。也就是说,红光厂刚建成投产,他就进厂了。那时他才16岁。而且他还是第一批被送到省造纸总厂学习技术的。现在厂里纸浆车间的几个工段长,都是他当年的“徒弟”。后来他应征入伍,转业后进了轻工局。局里领导因为他对红光厂比较熟悉,才把他从局里“空降”过去,也是重用他的意思。
    他承认,自己是有一些缺点、错误,比如他恃才傲物、比较清高;有时工作方法简单,指导生产时有急躁情绪。这些他都承认,唯独说他“作风不好”,他是打死都不认这个帐。造纸厂女工多,厂部加各车间有四百多人,特别漂亮的,比眼前这个邮电所营业员长得还好的,也有三两个。可天地良心,朱文正跟她们接触从来都是一本正经,即便对那个一直朝他示好的“厂花”小李,他都从未假以辞色,更别说化验室那个长条脸,瘦的像个麻杆似的“少妇”小张了。所以在红光厂这几年,关于他的“绯闻”可以说一丁点都没有,怎么这会儿全都无中生有地冒出来了……哦,对了,朱文正一下意会过来,那是因为,要想组织群众批他,根本就没的批,所以某些混蛋玩意儿就生编硬造一些他的“流氓事迹”,还有个别不知自重的女人,为了显示自己本不存在的“魅力”,故意往他身上泼脏水。既耸人听闻,激起兴趣,还容易引发众怒。反正他先是跑了,后来又死了,死无对证,怎么说都无所谓。
    想到这里,朱文正心里苦笑一下,还调侃了自己一句“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他不想再听,就借口线路不好听不清,挂了电话。
    朱文正在那电话亭里呆了一会儿才出来。因为他得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思绪捋一捋。别的先不管,起码有一点让他心里很高兴。那就是,他已经死了。这样一来,公安局肯定就会结案,也就不再到处通缉他,自己今后就安全多了。他也能大体推论出事情的原委:肯定是那个劫道的小子被他打昏跌进水库,淹死在了里面,很长时间才被人发现。尸体已经无法辨认,警察只能依据他背的那个提包里的东西,判断出他是朱文正。对了,那小子还穿了他那件带血的外衣,戴着从他那儿抢去的手表。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想到这里,朱文正的心里一阵轻松。这些日子以来,他经常梦到警车怪叫着冲进棋盘台。他被拷住双手推出“地下室”,很快又五花大绑地押到了佳川街头,很多人指着他,啐他,骂他等等。从今以后,他就不会再做这样的恶梦了吧。但是他紧接着告诫自己,不管怎么样,这段时间还是要小心一些。要在这大山深处多蛰伏一个时期。等到几年之后,人们把他遗忘的差不多了,才可以出山活动。
    “哎,这位同志,你想什么呢,电话不是打完了吗?”
    朱文正赶紧抬头,看到营业员姑娘正手扶柜台探身出来叫他。再看周围,营业室内一个人也没有了,只剩了他和那个姑娘。
    朱文正忙走过去,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耽误你下班了吧。多少钱?”
    姑娘把一个单子递给他,说:“一共六块四毛五。单据你收好。”
    “这么多啊?”朱文正一愣。再一想不多,这通电话打的时间太长了。
    姑娘说:“二十四分三十二秒,按照规定……”
    朱文正抢着说:“我知道我知道,一打起来忘了时间。对不起,我给你钱。”
    朱文正在掏钱的时候,就暗叫不好。他来的时候,从装钱的一个夹子里拿了六块钱,之所以没多拿,是怕在集上人多遇上小偷。他觉得,打个长途三两块,加中午的饭钱,六块钱足够足够的了。没想到小张能提供那么多的信息,自己呢,听的忘记了时间。
    果然,把钱全都掏出来数了三遍,还是只有六块两毛三。这下,朱文正头上急出了汗。
    继续……
    “怎么了,钱不够啊?”姑娘一直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他,见他发呆 ,就关心地问他。
    朱文正尴尬至极,想了想,无奈地求那个姑娘:“哎同志啊,我真的没想到一下打了这么长时间,钱还差一点。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外面有个自行车,押在你这里,你借给我两毛二,我先付了电话费。过几天,我再来给你送钱,把车骑回去,行吗?”
    姑娘问:“你从哪儿来的?”
    “棋盘台。最多两天以后,我一定来一趟给你送钱。”朱文正说完才想起来后悔,他一不留神“泄了密”,把自己的老窝地址透露给人家了。
    “那么远啊,没自行车,你走回去?”
    “不要紧,我,习惯走远路,也不算太远。”
    “你还没吃午饭呢,你怎么有劲走回去?去棋盘台那里可是个大上坡。”姑娘歪头看着他笑。
    朱文正被姑娘看得满心欢喜,嘴里也利索了:“没事,碰上你这么好心的同志,我身上有的是劲。那咱们说定了,我把车子搬进来。”
    “行了行了,别逞能。”姑娘拦住了他,,说:“你都没钱吃饭了,哪来的劲儿呀。你放心,钱我给你垫上,不用你还。走吧,我下班了,去供销社食堂吃饭。”
    朱文正连连道谢,出门后看姑娘在锁门,他就说:“那,我先走了,最多四五天,下个集我一定给你送钱来。”他说完去推车子,推了两下没推动,一看原来是姑娘拽住了他的车后座。
    “哎你这人,我不是说了嘛,去食堂吃饭,你往哪儿走啊。”
    朱文正愣了,他有点不敢相信,姑娘说的去吃饭,竟然是要带他去吃饭。
    姑娘看他那呆呆的样子,又乐了:“走吧,在这边,快点,你真磨矶。”说着她头前带路,朱文正就满心欢喜地跟着她去了食堂。

    11

    回到棋盘台之后,朱文正根本等不及“四五天”,他在第二天一早就又骑上车子赶去了甲台镇。
    仅仅分离了12个小时,可朱文正却感觉象是过了12天。他想刘伟红了,想的牵肠挂肚,寝食不安。
    刘伟红就是邮电所的那个姑娘。
    昨天中午,在供销社的食堂,他和她对坐在一张方桌边吃了一顿午饭。朱文正没表,他估计他俩大概是12点10分左右进的食堂,刘伟红下午是1点半上班,她略迟了几分钟,也就是说,满打满算,他俩坐在那里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可就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叫刘伟红的姑娘钻进了朱文正的心底,然后在那里安营扎寨,怎么都弄不出来了。
    进到那个食堂的时候,刘伟红给朱文正介绍,说这地儿是供销社的,因为在南乌素公社的“单位”没有几家,而且象什么土地所、邮电所、粮管所、农机所等,人都不多,所以经过公社革委协调,这些“公家单位”的人都可以在供销社的食堂吃饭。反正都是用粮票和现金买饭票,食堂也不在乎多这二三十个人,可对于象刘伟红这样的“单身职工”来说,那就方便多了。
    食堂就在供销社的后院,一间大约六十平米的大屋子,摆了六七张小方桌,北墙上两个窗洞,里面是伙房。这会儿吃饭的不多,也就十来个人,在窗洞那里买了饭菜,有的人端着走了,有的人就到方桌那里去吃。
    刘伟红去买饭,朱文正也跟了过去。见刘伟红买五个馒头,他忙问:“哎哎,你吃几个馒头?”刘伟红说:“我吃一个,你吃四个够了吗?”朱文正说:“我是猪啊吃那么多。”他让刘伟红买一个馒头,然后买三个玉米面窝头。
    朱文正在红光厂的时候,粮食定量是每月36斤,其中细粮(也就是白面)只占百分之三十,剩下的都是粗粮。这里的情况他不大了解,不过估计细粮的比例肯定不会高过佳川,而且象刘伟红这样的女职工,粮食定量不会超过32斤。
    刘伟红没听他的,不过少买了一个馒头。然后买了两个炒菜,两碗菠菜汤。两人端着饭菜找桌子时,一个穿制服,像是个什么小干部的中年人问她:“小刘,买这么多饭,来客人了?”
    刘伟红笑笑说:“是啊,我表哥。”她朝朱文正转了一下头,朱文正忙跟那人打招呼:“你好!”
    此时的文明用语一点都不普及,人们一般都是问:“吃了吗?”“来了呀?”之类的。那人听见“你好”,只是呲了呲牙,点点头走一边去了。
    两人坐下,朱文正笑着小声说:“我成你表哥了?我太幸福了。”
    刘伟红拿个馒头递给他,说:“别占便宜,你有我大吗?你二十几?”
    朱文正想说三十,可还是不忍骗她,就老实回答,说二十七。
    刘伟红不信,问他属啥的。朱文正说属虎,刘卫红问几月,朱文正说六月,刘卫红说那才二十六。那就算比我大点吧。
    朱文正想问她多大,没好意思问,他问的是别的:“你是单身职工啊,你家没在这边?”
    朱文正问的很有技巧,所谓是否“单身职工”,应该跟是否结婚联系在一起,但朱文正紧接着问“你家”,就可以理解成是家不在此地的“单身”之意。
    刘伟红倒是很大方地给他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刘伟红确实是单身,既没结婚,家也不在这里。她父母原籍是山东德州,原来都在纺织厂工作。55年响应上级号召到内蒙“支边”,调至东塔毛纺厂,后来父亲又调去了呼伦贝尔地区。她母亲因为身体不好提前退休,去了在济南工作的大哥那里。刘伟红还有个姐姐,嫁在河南安阳。刘伟红初中毕业后上了盟里的邮电学校,毕业后分配在东塔邮电局,今年春天调到南乌素来的。
    朱文正想,县邮电局的条件应该比公社邮电所好得多,刘伟红为啥要调到这荒僻的南乌素来呢?刘伟红没说,他也不好问。
    朱文正也说了他的情况,当然,他说的其实是那个“申大有”的历史。他是听老吴说的,本就不知是真是假,有些地方他还进行了加工。
    申大有家是农村的,但他有个叔叔在县城当干部,叔叔无子女,所以打从他上一年级开始,就住在县城跟着叔叔生活。文革期间,叔叔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让一帮造反派关了起来。申大有为了救他,便参加了与其对立的另一个组织,想借着双方“武斗”的混乱之机,把他舅舅抢出来。结果人没救成,他还失手打伤了对方好几个人,所以就跑了出来,投奔了这边的亲戚。亲戚在公社是个小头头,安排他进了公社的建筑队。
    刘伟红露出了疑惑的眼神:“就你,还跟人打架?还打伤好几个?编的吧你?”
    朱文正忽然发现,刘伟红的眼神和口气,跟英子怀疑他杀人那时候,简直一模一样。不过刘伟红没笑话他而已。他心里好生奇怪,他想,看来我就是一点不像具有暴力倾向的人,我实际上也根本不是那样的人,那我怎么会背上杀人犯的黑锅呢?这简直就是天理不容嘛!
    感叹归感叹,现实归现实。好在原来的“杀人犯”朱文正已经“死了”,而申大有只不过在文革的武斗中伤了几个人而已。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努力想要把自己归属于申大有的朱文正,才有了闲情逸致在这儿跟刘伟红聊天。或者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刚才长途电话上小胖刘给他提供的信息,他是不可能把经常提在嗓子眼的一颗心放下来的。而如果老是提心吊胆,他也很难对眼前的漂亮女孩产生那么大的兴趣。
    刘伟红既然不信他伤过人,那就随她吧。朱文正当然希望她把自己当成百分之百的好人。
    朱文正就笑笑说:“你还小,那几年的武斗你没经历过,好家伙,打起来昏天黑地,好多地方都动了枪炮。我那时候就想着赶紧把我叔从那楼里救出来,于是抡着根钢管瞎打,到底伤着人没有,伤了几个,我也闹不清。反正后来我们打败了,那一派掌了权,所以我就跑了。”
    “那你叔呢?以后怎么样了?”这小姑娘心眼挺好,还惦记着他叔呢。
    申大有他叔可能已经去世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朱文正也不清楚,他问过路子和英子,他俩也都不知道。朱文正想。反正跟这个小丫头也就一面之缘,用不着全说实话,就敷衍着说:“后来落实政策放了出来,现在没事了。”
    刘伟红又问朱文正建筑队的情况,住在哪儿,干什么活,累不累等等。朱文正刚说他们在榆树屯小学盖房子,刘伟红马上追问:你那会儿不说是从棋盘台来的吗?
    朱文正一时卡壳,他忘了自己曾说过是从棋盘台来的。正想怎么“圆谎”呢,刘伟红已经撅起了嘴:“你可真有意思,你干嘛老是不说实话呀。还得让人费劲地去猜。”
    朱文正问:“我怎么没说实话?”
    刘伟红说:“你的话,有真有假。你说假话的时候,我都能看出来。不过没关系,谁都有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事儿,你要不愿跟我讲,你就说不知道,忘记了,那就好,省的现编假话怪麻烦的。”
    看到姑娘误会,朱文正很着急,忙着解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建筑队的事情,是这样,我确实是北乌素公社建筑队的,我们那个建筑队也确实在榆树屯那里盖房子。但是我这段时间没跟队里在一起,我住在棋盘台,那儿有些建筑材料,我就负责管理那些东西。”
    “棋盘台前两年让滑坡给毁了,你住哪儿?住树洞里啊?”
    “不是,那里有些房子被我们挖出来了,可以住人。”说完朱文正就想打自己的脸,他不能再说了,说得越多,“泄密”越多,那可能会引起无法预料的可怕后果。
    他没想到,刘伟红马上就说:“知道了。你放心,你的事情我一点点都不会说出去的。”
    刘伟红竟然如此的善解人意,让朱文正感到了深深的内疚,一阵冲动,他真想把自己的遭遇全都告诉她,就像他告诉了英子一样。他现在特别需要慰藉,需要人理解,他的内心太孤独、太寂寞了。
    刘伟红没再往下问,他们也没能再说多少话,因为吃完饭不长时间,刘伟红就又该上班了。
    朱文正骑着车子往回走的时候,想刘伟红想了一路,回到棋盘台也是心神不定,满脑子里都是刘伟红的倩影。与英子相比,刘伟红的“档次”要高得多,而且她比英子也漂亮得多。她那光洁标致的脸庞,轻盈苗条的身形,尤其是丰盈高耸的前胸,老是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她那柔嫩好听的声音,也老是在耳际回响,怎么都排解不开。
    朱文正很奇怪自己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好色之徒”啊。于是他就使劲想这到底咋回事,猛地想起了一句老话:“饱暖思淫欲”。一点不错,他现在过的挺舒服,吃得饱也穿得暖,而且他每天除了去西边的破房子挖上几锨,几乎无事可做。就连申大有留下的那一箱旧书,包括一些很难懂的马列著作他也全看完了。正因为脑子空闲里的地方太多,所以他才会刚把英子塞进去,紧接着又对刘伟红这么上心起来。
    对了,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得知朱文正死了。现在的申大有,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也没有什么可憧憬的,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那么趁这个机会多想想女人(只是想想,仅此而已),没什么不合适吧?
    所以,今儿一早起来,朱文正就理直气壮地骑上车子再奔南乌素,他的理由是,给刘伟红还钱。
    当然,他不能真的还“钱”,毛儿八分的,刘伟红肯定不要,他也不好意思去“还”。他已经想好了,就在刘伟红那个邮电所的斜对面,有个百货商店,朱文正昨天打那儿路过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卖蛋糕的。他决定去买一包蛋糕送给刘伟红,就算了还了人家帮他垫上的电话费,还有请他一顿饭的饭钱。
    所以说,他今儿并不是去看刘伟红,他是去还钱,单纯说他来回跑将近六十多里地就是为了看漂亮姑娘,那就太庸俗了。
    朱文正赶到南乌素街里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但街上却稀稀拉拉看不到几个人,与昨天赶大集时那摩肩接踵盛况一比,简直就不像是一个地方。不过街上的店铺大都开门了,朱文正便去商店,花一元一角四分钱买了一包蛋糕,大概一斤多一点。他把蛋糕装到随身携带的布袋里,就去了邮电所。
    邮电所一个顾客也没有,只有昨天那个眼镜师傅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刘伟红的座位却空空如也。
    朱文正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八点十五分,都上班快一个小时了。于是他问那个营业员:“哎同志,请问……昨天那个女同志没来吗?”
    那白框眼镜朝向他,后面的眼睛眨了两下,显然没认出他来:“她休班。你,办什么业务?”
    朱文正心想,这真是不巧,她昨天没说要休班啊?哦,对了,自己也没问。
    “是这样,我昨天打长途,欠了几毛钱的电话费,我给她送来。”
    “哦,她给你垫上的是吧,你还挺讲诚信的。”眼镜师傅表扬了他,然后指点:“她在宿舍。你从西边,就是新华书店外头,那有个门洞,进去左转,朝南的平房,水池子右手第三间就是。”
    “太好了!”朱文正差点喊出来。他赶紧道谢,然后按照指点。出大门之后朝西走,然后进了门洞。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是个不很大的院子,乱七八糟地停着卡车、堆着货物,还竖着好几根木杆,拉着铁丝,上面晾晒着衣物。
    朱文正正在找水池子,忽然听到一阵叫喊,听了两声,他知道自己不用再找了。
    就在他前面不远处,有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正在砰砰地敲一扇木门,边敲边叫:“开门,刘伟红,你干什么你,给我开开,你不开我砸了啊。”
    朱文正赶紧跑过去,拉住了那个人:“哎怎么回事,你在干嘛,你怎么砸人家的门!”
    那小伙子瘦高个,长得挺白净,上身一件蓝帆布工作服,胸前印有“东塔农药厂”的字样。他把朱文正一拨拉:“起开,有你什么事儿。”然后继续咚咚敲门,敲了两下又使脚踹了起来。
    朱文正再次抓住他的右胳膊,稍微使点劲儿一拽,拉了他一个踉跄。那人火了,举起拳来想动手,被朱文正一把攥住,反向一拧,小伙子顿时疼得抽了一口冷气。
    朱文正松了手,小伙子抱住自己的胳膊,歪鼻子斜眼地丝丝直叫,叫了两声冲朱文正喊:“你什么人啊你,管什么闲事!”
    朱文正说:“你什么人,跑女宿舍来撒野,再胡闹我叫‘联防’的过来。”
    “联防”的全称叫“治安联防”,是这个时代公安下属的群众性治安组织。佳川有“联防”,朱文正估计这里也该有。
    那小伙子一点不怕,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又不是坏人,你叫联防的有‘球’用。我找刘伟红,她是我对象,你管得着吗!”
    “何卫东你放屁,谁是你对象,你赶紧给我走!”刘伟红在屋里叫起来。
    朱文正马上又扭住了那个“何卫东”的手腕子:“听到没有,谁是你对象,你赶紧走,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啊!”
    那小伙子上下打量了一下朱文正,估摸着自己肯定打不过对方,于是直点头:“好好,你松开手。哎,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她表哥,怎么着。我警告你,你再敢欺负她的话,我真不和你啰嗦,我直接打断你的腿你信不信?”
    最后一句朱文正是咬着牙根子说的,那小子便害怕了。不过他临走还要逞能,冲着刘伟红的宿舍喊了一声:“刘伟红你听好,咱俩的事儿没完,你以后别后悔就行。”说完,他气哼哼地走了。
    何卫东走后,刘伟红打开门让朱文正进去,朱文正刚一开口问是怎么回事,刘伟红就梨花带雨般地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一头扑进了朱文正的怀里。朱文正就抚摸着她滑腻而柔软的身体,不断地安慰着她。
    屋里“咚”的一声,惊醒了朱文正上面这一段绮丽梦想。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跟朱文正想象的南辕北辙。刘伟红根本就没开门,朱文正也根本未能进得去。刘伟红不知砸的什么东西,吓了朱文正一跳,然后刘伟红就恨恨地说:“夏舟,你怎么又来了,怎么还找到我宿舍来了。你赶紧走,谁要你多管闲事!”她的口气非常凶。
    朱文正愣了。心想这是昨天那个温柔安娴的姑娘吗?一夜之间,她的变化怎么这么大?
    朱文正赶紧解释:“小刘是这样,我昨天借你的钱……”
    刘伟红打断了他:“不要了不要了,你赶紧走,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也别管我的事儿,好不好啊!你快走吧。”
    “那……”朱文正还想说什么,刘伟红又叫:“别啰嗦了,快走,听见没有啊!”
    “我,买了一斤蛋糕,我给你放窗台上……”
    “不要不要不要,快拿走!你赶紧走,再不走我喊人了!”
    “好好,我走,我走,对不起啊。”朱文正一溜烟跑了出来,回到街上才开始生气。
    他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沉下心来前后想想,他的气又消了。
    看来,自己对这个刘伟红了解的太少,更没想到她是有对象的。实际上,刘伟红长那么漂亮,工作又好,她怎么可能没对象呢?自己稀里糊涂、傻不拉叽就掺和到人家“两口子”的事情里面去了,怪不得刘伟红要发火。
    再一想不对,刘伟红的这个对象,应该不是她丈夫,她昨天说的很明确,她没结婚,那么就是她的未婚夫,两人因为什么事情吵架了而已。
    “朱文正啊朱文正,鬼迷心窍的朱文正,活该!”他一边骂着自己,一边骑车踏上回家的路。
    这天晚上,朱文正再也不想刘伟红了,他睡的很早,可在早上快醒的时候,却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他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孤独地行走着,猛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尖利的啸叫。他回头望去,发现一望无际的洪流正朝他奔涌而来,他拼命奔跑,可是无论怎么用力也跑不动。洪流很快淹没了他,所见之处也全成了汪洋大海。他正吓的要死,却忽然发现自己脚下竟然是一条小船。他正在暗自庆幸,那求生的希望又被骤然而来狂风暴雨浇灭了。海天之间一瞬间成了漆黑一片,蓝色的闪电蛇一样在他的身前身后舞动着。在他的感觉中,黑色的海洋象一口硕大无朋的铁锅,啸叫的狂风象一把锋光逼人的巨铲,把他和他的小舟象炒菜一样颠来倒去。更奇怪的是,那漫天浓重的乌云全都变成了巨大的固体,一层一层地压向海面。朱文正划着船拼命地逃开,眼看前面就是丽日蓝天了,忽然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面前的大海突然断开,前方那一望无际的碧波塌陷下去,他和他的小舟在一瞬间滑向了那无底的深渊………
    他猛然惊醒,看看那马蹄表,时间是午夜两点。从那到天亮,他再也没有睡着。他老是想,做个恶梦没什么奇怪,奇怪的是自己怎么会梦到大海断裂,而且梦境是那么清晰。那海面就象是两大块,其中的一块突然下沉,造成了非常整齐象刀切的一样截面。那截面晶莹剔透,美丽无比,鱼虾和海草就象是镶嵌在硕大无朋的水晶体当中。灿烂的阳光照在上面,幻出了万千条鲜活跳动的彩带,他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那场面的壮美!这真是不可思议,朱文正觉得,如果是在清醒的状态,他永远也想象不到这离奇古怪的景象。
    当时,他只觉得这梦很奇怪,朦胧觉得它好像意味着什么,昭示着什么,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而且从此之后,他还会经常地重复这个梦,不是全部,是其中的某一部分。重复的时间段也不同,有时一两个月,有时一两年,有时还会间隔更长的时间。对这个梦的疑惑,也就从此长久地伴随着他。

    12

    因为临下班的时候又送来一些待检材料,李小鸣忙着做完化验,已经六点多了。惦记着回家做饭,她脱下工作服,抓起外衣就往外跑。从化工厂门口到她家勤俭路只有一趟3路公交车,六点十五发最后一班,车开到她们“化工厂站”也就十分钟,走晚了赶不上就只能步行,走回家得三十分钟不止。
    还好,当她喘着粗气赶到站牌下的时候,看见那里等着七八个人,这说明车还没来。
    下午下了一阵小雨,让这几天闷热的天气凉快了不少。只穿短袖上衣的李小鸣觉得有点凉,就将外衣穿了起来。穿外衣的时候一侧脸,忽然发现她身后边站着的一个男人正在偷偷地观察她。
    那人有三十多岁,身材高大,腋下夹个皮包,看穿戴像个机关小干部。贾小鸣很快就确定自己并不认识他,那么他的“偷窥”算怎么回事?而且那浓眉大眼挺英俊的样子也不像是个小偷。
    因为丈夫王隆那职业的特殊性,使得李小鸣自身的警戒意识和防卫意识都很强。她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公交站台的另一边走了几步,站定后朝着来车的方向探望,边用眼睛的余光扫描那个男人,发现他竟然也悄悄移了过来。
    现在是白天,而且还是在有很多乘客的公交站,李小鸣并不怕他。而且接下来最关键的,是他会不会跟着自己上车(这站还有个9路公交),会不会尾随自己下车。
    很快,车来了,车上人很多,抢着上车的人在车门口挤成一团。这时那人凑了过来,三两下就挤开了挡在李小鸣前面的几个人,然后他一手抓住车门,用力撑开一个空间,朝李小鸣示意了一下,意思是让她先上。
    李小鸣朝他点头致谢,她上去之后,男人随即也挤上去,站在了她的一侧。当售票员吆喝着买票时,李小鸣出示了她的月票,男人掏出一角钱买了车票。
    很快李小鸣到站,她从他身边挤过下了车,回头一看,那男人也跟下来了。见李小鸣转身,他忙笑了一下,问道:“你好李同志,你,这是回家吧?”
    李小鸣皱了一下眉头,反问他:“你是谁呀?你干嘛跟着我?”问完她才觉得有点不合适,人家跟你同一个站下车,也不见得就是跟着你。可那人却点头应是,他解释说:“实在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家,我只好跟着你。其实我是,我想找王隆同志,有点很重要的事情。”
    李小鸣释然。平时找王隆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去办公室找他,不过找到家里的也有。但那些人多数王隆都认识,就不认识人家也知道他家在哪儿,而这个人却需要跟踪自己才能找到地方,明显有点不大对头,李小鸣心里又本能地起了警惕。
    “你找王隆应该去刑警队,你跟我跟到家里算什么事儿?”
    “是啊是啊,这这,这是不太妥当,可是,我没别的办法。”那人解释说,“我去过刑警队两次了,王同志都不在。我是外地来的,不能在这儿呆很长时间。可那儿的人又不肯告诉我王同志的地址,我只打听到你的工作单位了,没办法,我只好……以为你发现不了我呢,没想到,你们警察家属,警惕性也这么高。”
    李小鸣忍不住莞尔一笑。她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看起来很忠厚老实的样子,对他的反感消除了很多。就一边朝前走,一边问他:“那你从哪儿来啊,找王隆是工作上的事吧。他肯定还没回来,或者我替你约他,明天上午让他在办公室等你,行不行?”
    那人亦步亦趋,跟在后面说:“不要紧,我不进你家,我就在你家门外等他,说一会儿话,我马上就走。哦对了,你看一下这个。”
    那人将一个紫色封面的“工作证”递了过来。
    李小鸣停下脚,接过那小本翻看了一下。原来这人叫朱贤良,35岁,西江省省立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
    看过工作证的李小鸣彻底放心了,于是便将这位朱医生带进了家里。
    李小鸣家在化工厂自建的宿舍小区,位于一座四层楼房的底楼。李小鸣进去时,她妈正斜靠在门厅的一把竹椅上,两手捧着脑袋直哼哼,见了她就叨叨个不停:“我跟你说,那药吃少了不管用,这不,疼了一下午了,我还是吃三片吧……哎,这位同志是……”她看见了李小鸣身后的朱贤良,赶紧站了起来。
    朱贤良忙过去扶老太太坐下,说他是来找王隆同志的,又问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李小鸣在一边说:“这是我妈,她神经性头疼犯了,前天才把她接过来的,去市立医院看过,开的药也不管用。”
    朱贤良说:“神经性头疼就是很难治,不过大妈疼成这样也不行。要不,给大妈试试针灸?”
    李小鸣她妈说:“我以前也扎过,有的时候管用,有的时候不管用。”
    朱贤良说:“那是技术问题,针灸应该管用的,起码能在一个时段里止疼。我带着呢,我给你老试试吧。”
    “ 你是医生啊,小鸣找你来的?哎呀真不好意思,还麻烦你到家来。”
    李小鸣说:“哪儿妈,人家朱医生是外地的,来找王隆有事。”
    朱贤良说:“没关系,很简单,一会儿就好。”
    说着,朱贤良从他的提包里拿出了一个铝制的小盒子,打开来,里面酒精、棉签、镊子什么都有。很快,他就给老太太的头上扎了四根针,七八分钟之后,老太太的头还就真的不疼了。
    正在李小鸣和她妈连称神奇的时候,王隆进了家门。
    朱贤良原先预计,象他这样贸然“上访”,“王警察”肯定不乐意,跟他的谈话也就会很不愉快,甚至都“谈不上话”。这个闹头疼的老太太简直就是他的幸运星,让朱贤良的顾虑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李小鸣给朱贤良和王隆做了介绍之后,朱贤良就要告退,说等王同志吃了晚饭他再来,那一家三口哪里肯放,硬是挽留他在家一起吃。朱贤良就向王隆两口子说明,他是朱文正的哥哥,想来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还是等会王同志有空了再来。“王同志”很坚决地说:他是他,你是你,你帮我岳母治了病,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你空着肚子走。
    于是,朱贤良就在王家吃了饭,吃完饭王隆把他让到里屋,听他说了来意。
    朱文正在家里行三,也就是“老小”。他哥哥朱贤良比他大7岁,姐姐朱文倩比他大四岁。朱贤良在西江医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西江工作。一年半之前,他参加了我国援非医疗队,出国去了几内亚,最近才回到国内,然后得知弟弟朱文正出了事儿。象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起码以后他不能再出国了。他告诉王隆,这次到佳川,主要是为了把小侄子朱天翔接走。因为朱文正的前妻章谊已经调去浙江工作,她是一个人去的,朱天翔的姥姥、姥爷身体不好,没法再带他。当然,如果朱贤良坚持不领养朱天翔,那一家人也只能自己想办法,但是朱贤良还是决定把朱天翔接到他那儿去,因为他们朱家的下一代只有这一个男孩子。
    朱贤良没有把他的来意全都说清楚,因为有些话他很难措辞。不过王隆全都明白,他不是问出来的,他是猜出来的,他知道自己猜测的准确率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后来他搞清楚了,他猜的准确率是百分之百。
    朱贤良是在佳川长大的,在这儿有很多的中学同学,他已经打听到了朱文正一案的“前因后果”,他还知道刑警队有一个极富正义感,办案非常认真细致的刑警叫王隆,他把自己抱有的一线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位“王警察”的身上。
    这天晚上,朱贤良在王隆家呆到十点半。他与王隆聊得非常投机,也十分深入。朱贤良把该说的都跟王隆说了,王隆也把一些不该说的告诉了朱贤良。
    王隆说,他完全理解朱贤良的心情。也能想象到,朱文正的出事,对于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造成的恶劣影响可能将会持续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朱文正已经不在了,即便能找到一些对朱文正有利的证据,也无法确切地落实;同样,那些对于朱文正不利的证据,也没法得到最终的认定。
    王隆跟朱贤良介绍了几个关键环节,而这些没有朱文正以及孙家栋夫妻来解释或者辩解,那是怎么都讲不通的:
    首先的问题,朱文正从省城回来,为什么不去厂里而去了孙厂长家?王隆曾经估计,他可能是喝酒喝多给忘记了,但接他的司机说的明明白白,他曾经问过朱文正,是去厂里还是回家,朱文正说是回家;到了光明路的路口,司机把他放下的时候,还问他要不要再去厂里,他还是说要回家。假如他真的回了家,还好解释,但他实际去的却是孙厂长的家!这该如何解释?
    第二,王隆多次设想过,也许杀死孙厂长和他老婆的另有其人,当朱文正进到屋子的时候,他俩已经死了。但是,事发后他们仔细勘察过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足迹或者痕迹(当然,勘察时现场已经被破坏的很严重了);他家所有的门窗以及门锁、插销等,都没有被强力破拆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假如凶杀案与朱文正无关,他为什么要逃跑,而且又去自杀,这是最难解释清楚的一件事。
    上面两个是对朱文正不利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是对朱文正有利的,那是一个基本常识:假如朱文正不去厂里而擅自回光明路宿与岳菲“约会”,那么到了第二天,他怎么跟孙厂长解释?因为当时造纸厂面临的“闹事”局面非常严重,孙厂长专门找个车从省城接他回来,就是为了解决处理这件事,朱文正根本不可能为了“幽会”,而置那么重要的事情于不顾。还有岳菲,她当晚在值班,跟同事说只是临时离开一会儿,况且她并不知道朱文正当晚从省城回来(经过查证,当晚六点之后,也没有打到护士值班室的长途电话),她连知道都不知道,何来“幽会”一说?
    还有第四,就是根据厂里司机的回忆,和目击者的描述,王隆拉出了一个大体的时间表,那就是:当晚的9点40分,岳菲离开重机厂医院回家。从医院到她家,骑自行车只需要7-8分钟,那么她应该在9点50左右到家。送朱文正的司机有手表,但是他没及时看,他只能确定一点,他是在10点15到10点半的这个时段,把朱文正送到宿舍院路口的;而送孙厂长的司机没有手表,他只能估计送下孙厂长的时间在10点0分到10点半之间。这也就是说,孙厂长完全有可能是在朱文正之前先到的家,他先到的家哪来的“幽会”呢?!当然,这仅仅是“完全有可能”。
    没等王隆全部说完,朱贤良已经彻底明白了。朱文正的案子,就是因为这些互相矛盾难以解释的一个个环节,结成了一个死扣!
    不过,朱贤良觉得自己没有白来,他从王隆这里得到了三点安慰:其一,他弟弟朱文正有可能是被冤枉的,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但再小,它也是一种可能!其二,王隆承诺,尽管局里已经宣布结案,但他是不会放弃的,虽然他不可能再全身心继续查这件案子,但他会继续留心,试着看看能不能解开最关键的那几个谜团,只要有新的进展,他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朱贤良。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王隆告诉朱贤良,由于证据不够充足、准确和完整,更由于朱文正已经死亡,所以,充其量他也就是个最大的犯罪嫌疑人。这一点,跟那些证据确凿,确认无疑的罪犯,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虽然在当今的这个时代,这一点肯定会影响到他儿子的未来,但估计也不会影响太大。而且,你收养了朱天翔,把他完全当成你的儿子,还会进一步减少那些不利的影响。
    这最后一点,才是朱贤良求见王隆的最大收获。
    13

    当朱文正以为自己是走迷了路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了那几棵熟悉的大槐树。
    他自己笑话自己,转业才三年,不至于把辨别方位的军事常识都忘光了吧。他确实是按照辨别方向和方位的要领走的,应该走不错,怎么也认为自己迷路了呢?这大半年,自己的自信心真是越来越少了。
    打从在南乌素碰了刘伟红的钉子回来,朱文正总是感觉很郁闷。可因为什么郁闷,他闹不明白。昨儿没滋没味地在“地下室”里呆了一天,结果越是想要坚决地撇开刘伟红,那姑娘的影子就越是往他的脑子里钻。朱文正直骂自己没出息。可他强制着不想刘伟红了,却又想开了英子,而且想的还很“龌龊”,以至于憋的他满地乱窜。他认为,自己这就是闲的。于是今儿一早他就出了地下室去了西边的“工地”,想用高强度的劳动来惩罚脑子里的“邪恶”。
    西边的“工地”就是他以前没拆完的那两间破房子。那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朱文正想再拆一些木头棍子和破旧窗框,弄到“地下室”去当柴禾。那罐液化气还剩一小半了,他要节约着点使。
    没用二十分钟,朱文正就清理出了一大捆“柴禾”,然后他就不想干了。他意识到,人真是越歇越懒,他现在一点不愿干“重体力劳动”了,他就是想玩儿,然后,还有——想女人。
    他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他是个血气方刚的“雄性”,成天接触不到女人,还真是让人浑身难受。
    既然不想干活了,那还是出去“旅游”吧。于是他将柴禾背回去,然后装了一瓶水,揣了两个馒头,就骑着自行车进山了。他也没什么目标,纯粹就是瞎溜达,能骑车就骑一会儿,骑不了就推着走,走了一阵忽然想起了那个差点置他于死地的山洞,于是,他循着记忆中的方向和方位,来到了那几棵熟悉的老槐树下。
    朱文正先没去洞口,他先四下转着看了看周围的地形。他想闹明白,这个怪异的山洞是怎么形成的。从周围的情况看,它不像是天然的,倒像是人工开挖的,只不过原来可能不是那个样儿,天长日久,雨水冲涮,弄成了现在外小里大,掉进去出不来的“害人坑”。他又想,假如是人工挖的,会不会是当年抗日联军的一个掩蔽部呢?也许,他们为的是把伤员藏在里面,躲避日本鬼子的搜山?朱文正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申大有留下的书里面,有一本是《察盟抗战回忆录》,上面写着,39年之前,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团,曾经在东塔地区与日本鬼子周旋了大半年,终于还是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后来再一想,也不大对,因为抗联不可能把掩蔽部修在山沟里,那样遇上山洪,求救都没法求救……
    朱文正想到“求救”,他的耳边就隐约听到了“救命啊,救命啊”的声音,吓得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他再侧耳倾听,又听不见了。他四处看看,天上艳阳当空,地上芳草萋萋,除了偶尔的轻风拂过,再无一点声息。他心想,坏了,一个人独处时间太长,自己的精神可能出了问题。这个念头还没完,他又一次听到了不知何处发出的声音:“有人吗?救命啊!我掉山洞里了!”
    这回是真的了。朱文正赶紧朝山洞口跑去,边跑还边想,我以为就我傻,看来还真有和我一样傻的。
    朱文正跑到跟前,发现那洞口比原来大了一些,应该是上次的山洪给冲的。他小心地伏到洞口,朝里面叫着:“哎!里面有人吗?你怎么回事啊?”
    洞里面马上传出了惊喜莫名的声音:“哎呀,太好了,大哥,求求你救我,我不小心滑到这洞里,已经三天了。我以为,我以为我要死了呢,你真是菩萨下凡啊,太好了……”那人高兴的都语无伦次了。
    朱文正忙安慰他:“没事没事,兄弟你别着急,我一定救你。你饿了吧,我这……”
    朱文正还没说完,那人就抢着喊:“你有吃的?太好了大哥,扔下来我先吃点,饿得我都喊不动了。我觉得今儿肯定死在这儿了呢。”
    朱文正将装水的瓶子和一个馒头扔了下去,一边说:“放心吧,你一定没事的。咱这样,你先吃点喝点,我找个绳子,想法把你拉上来。”
    那人直叫:“别别别,你别走……”,他好像在吃馒头,吃得太急呛了一下,咳了两声又紧着喊:“大哥,你千万别扔下我,求你了,你救我出去,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你。”
    朱文正只好又转回来。看来这人被困了几天以后,精神有点“神道”,他得先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朱文正刚说了“我不走,我等你吃完……”那人就抢着喊,“大哥我不吃了,行了,你说你有什么办法,能救我出去?”
    朱文正说,他的自行车上有一根塑料绳子,就缠在车后座上,是平时带什么大件东西用的,不知道够长不够长,不够的话,他还得再去找绳子。
    那人说:“大哥,这办法不行。我跌下来的时候,把腿摔坏了,出了不少血,现在一动就疼得钻心。”
    朱文正说:“既然这样,那我得到别处去喊人帮忙。你再坚持坚持,我一会儿就回来,行不行?”
    “不行不行,大哥你再想想别的办法。这四周好远没有人家,你上哪儿找人,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你还是用绳子吧……对了,我也是骑自行车来的,在路南边那草丛里支着,车筐里也有根绳子。”
    朱文正觉得他说的也是,离这儿最近的村子也得在十里开外,路还不好走,这儿的人素质也很差,有没人愿意来还是个问题。看来,他只有下到洞里去救他了。
    朱文正往南走了一段路,并没看到路边有自行车,显然是让过路的人给顺走了。他便将自己的自行车推来,把车子横在相聚最近的两棵槐树之间,然后解开绳子试了试,绳子刚刚够到山洞的洞口。朱文正又将上衣和裤子都脱了,只穿个大裤衩,然后把衣服撕成布条,拧成一条绳子,他拽着绳子下到了洞里,看到了正伏在泥地上瑟瑟发抖的一个中年男人。
    可能是上次山洪冲下来很多泥沙的缘故,现在的洞底比原来高了一些,而且因为洞口扩大,下面也有了光亮。朱文正看见那人大约有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留着小平头,满脸络腮胡子,看上去浓眉大眼,也不知他的眼睛原来就大,还是这几天饿瘦了显的大。不过从他极其憔悴的面容和不断抖动的身子看,他的状况确实不大好。
    见到朱文正下来,他非常激动,不断点着头,做出磕头的样子颤声说:“大哥,好人哪,大哥,给你添麻烦了。”
    朱文正问他怎么回事,怎么会掉到这里。他说,他是鼓山石料场的,姓孙,去西甲庄那里给场里要账,路过这里走累了歇歇,无意中看到了这个洞口。因为好奇想进去看看,没成想里面的石头上长满青苔,不小心滑了下来,右腿正巧磕在一块大石头上,好像是被摔骨折了。
    朱文正看到了那块石头,有小脸盆那么大,旁边还有一些石头也不小。他不禁有些疑惑。他上次在洞底被困了好几个小时,四处都摸遍了,坑边倒是有几个石块,却没发现有这么大这么多的石头。不过他顾不上这个事儿,他得想法把这“老孙”先救出去。既然他的腿摔坏了,无法行动,那只有自己背上他,然后攀着绳子爬出去。
    这事儿想起来简单,真做起来朱文正才发现非常不容易。首先是老孙的腿伤得很厉害,稍一动就疼的要命。朱文正只好先爬出洞,折了树枝,下来给他的伤腿做了个简易“夹板”固定住,然后将他扶起来,用绳子将他绑在自己的背上,然后拽着绳子,蹬住洞壁往上爬,中间一下没蹬好,撞到石壁上,可能是碰到了老孙的伤腿,他惨叫一声,竟然昏了过去。朱文正的脑门也碰破了皮。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朱文正终于背着老孙爬了出来,把朱文正累得气喘吁吁,浑身大汗。他解开老孙,往草地上一躺就不会动了。
    大约歇了十来分钟,朱文正缓过劲,看看老孙,他依然昏迷不醒,而且那条伤腿还在流血。得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于是朱文正爬起来,先把老孙搬到树跟前,让他靠在树上,然后自己蹲下,正摸索着将他往自己背上捆的时候,发现他的裤兜里有个硬硬的东西,掏出来一看吓一跳,那竟然是一支手枪!
    “便衣警察!”这是朱文正看到手枪后脑子里涌出的第一个念头,不过仅仅一秒钟之后,他就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原因是,那是一支很老很旧的手枪。
    朱文正仔细辩认了一下,认出来了,这是二战时期在军队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小型军用手枪,即著名的勃朗宁M1900半自动手枪,俗称“枪牌撸子”,因为枪把上有生产公司的小手枪标志。
    朱文正在部队教导队的时候曾经佩戴过手枪,是比较先进的“五四式”。这枪牌撸子军队早就淘汰了,朱文正还是当年被派去训练民兵的时候,在他们使用的旧武器中见过这破玩意儿。而且,这把枪擦着厚厚的枪油,包在一张半透明的油纸里面,所以它也不可能是警察或者“治安联防”的佩枪。那么问题来了,这老孙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身上怎么会有枪?
    想不明白朱文正也就不想了。他将那支枪重新包好,放进了老孙的上衣口袋。他怕放裤袋里会掉出来。然后他将老孙紧缚在自己身上,骑上车子就直奔距离这里最近的乌井公社卫生院而去。
    乌井公社在棋盘台的西南方向,离棋盘台将近二十公里,但离此地大约只有十多公里,而且基本全是下山的路,所以朱文正骑了一个来小时后,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卫生院。
    到那之后,医生忙着给老孙处理伤口,朱文正就给鼓山采石场挂了电话,那边说已经发现了“孙场长”失踪,正在到处找他,一听朱文正说明情况,连连道谢。又请问朱文正“尊姓大名”,是哪个单位的,朱文正借口“听不清”,让他们赶紧来人,就把电话放下,悄悄从医院溜走了。
    这个不知因何原因被困山洞,而且还带着支破枪的“孙场长”,充满了神秘感,朱文正不想惹事,赶紧躲开他,是为“上策”。
    往回骑了一阵,朱文正忽然想到,从这里转道去甲台镇,远不了多少路。既然已经跑这么远过来了,应该借机再去看看刘伟红。
    念头刚一闪出来,朱文正就朝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心里骂:真贱!
    是有点贱,人家都那样对他了,他怎么还如此这般的念念不忘。朱文正回头看了一下,远远的山坡下,甲台镇上已经亮起来点点灯火。他转回头奋力蹬车,并赌气似的下定了决心:从今往后,他再也不去甲台镇了!说到做到,一定!
    回到棋盘台,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他点亮油灯正要做饭,忽然发现灯盘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拿起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大有哥,等你半天你都没回来,天快黑了,我得回去。明天你去榆树屯找我,有事跟你说。英子。”
    朱文正连叫“该死该死”,他今儿在外面折腾了一天,也不知英子是啥时候来找他的,在他这里到底等了多长时间。他放下油灯,起身就想赶去榆树屯,从这里骑车大约四十分钟就能骑到。可他刚迈出两步,又退了回来。首先,他这会儿又累又饿又渴,他没有力气再骑那么远的路程;其次,上次他也没问清楚,英子是跟着建筑队住在榆树屯呢,还是做完饭就返回北乌素去。如果她不在,自己岂不是白跑一趟?
    明天吧,反正不差这几个小时,朱文正这样想着。于是他这一晚上,脑子里全都是英子的音容笑貌,而且还以英子为“主角儿”,做了个绮丽无比的春梦。

    14

    榆树屯是北乌素公社东南角的一个村子,与南乌素公社西北角的小村伦甲庄隔沟相望。“沟”叫伦甲沟,实际上就是一座大山中间的裂谷。
    上次朱文正送英子回来是晚上,只能迷迷糊糊看出来,那村子位于大沟的北沿,村子周围没有什么农田,却长了很多的大树。
    这会儿是阳光明媚的上午,将自行车推上伦甲沟的北坡之后,朱文正才完全看清了这个村子。
    榆树屯呈长带状,沿着伦甲沟的北坡绵延有一里多地,估摸着总有一二百户的样子,在这人烟稀少的乌兰山区,这应该算个大村。不过因为住户太分散,也可以说它是好多“小村”的集合体。让朱文正奇怪的是,这儿离南乌素的甲台镇并不太远,但口音却有很大差别。这儿的人大多说普通话,而南乌素的人说话却带有方言。还有就是,这里的山谷里跟棋盘台那儿也不一样,虽然都是有树有草,但这边树和草的种类繁多,而且花香遍地,棋盘台那一带却都是单一的野树野草;再就是棋盘台的山谷死气沉沉,鲜有生物,而这里到处可见蚂蚱在草丛里跳上跳下,小鸟飞来飞去,蝉儿在树枝上扯着嗓子鸣叫,比西北边的山谷显得有生气多了。
    朱文正在村子西头的建筑队工棚里,找到了英子。
    那工棚是一溜三间草房。东面的两间是宿舍,西面的一间是伙房。英子正蹲在伙房的门口,在一个大铁盆里洗菜。看见朱文正,她赶紧甩甩手上的水站了起来,不无嗔怪地说:“你昨儿跑哪儿去了,我找你半天还等你半天。”
    朱文正忙道歉,说他闲得发慌到山里玩去了,晚上才回来。然后将车把上的一个布袋拿下来,跟着英子进了屋里。
    伙房很简单,进门左右两边,各有一口大锅,迎门一个白木茬的案板,旁边一口大水缸,靠北墙有个大木箱,里面是粮食袋子,外面堆着些青菜。
    英子给朱文正倒来一杯热水,递上一条毛巾,问他:“看你这一头汗,累了吧?往这边是一溜上坡。”
    朱文正从布袋里拿出一包蛋糕,一盒“红梅牌”雪花膏,还有一条粉红色的纱巾。蛋糕就是原想送给刘伟红的那一包,正好借花献佛;雪花膏和丝巾是他在南乌素买的,为的是答谢英子给他做衣服。
    英子一看就两眼放光,惊喜交加:“你给我买的?”然后又娇声埋怨:“干嘛乱花钱。”她挨个拿起那些东西细看,爱不释手的样子。
    “没花多少钱,你喜欢就好。”朱文正轻描淡写地说着。看到英子将丝巾围到细长的脖子上,在门后墙上的一张破了边的镜子上左看右看,他就偷着去瞄她那只穿单薄夏衣的苗条胴体,暗地里跟自己春梦中的所见去对比。忽然一下觉得自己这样做很猥琐很下流,便赶紧收回了眼光。他端起杯子喝水,一边问:“你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哦,对了,是这样,老吴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英子说的事情,朱文正一点没想到。
    英子说,吴老六的老婆病了,住在县医院,过几天要动手术,她得去陪床照顾。估摸着前前后后总得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样的话,建筑队缺个做饭的。吴老六的意思,看朱文正愿意不愿意来干。
    英子又细细解释了一下,朱文正才算明白了吴老六的真实意图,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事儿需要跟朱文正“商量”。
    原来,吴老六想给朱文正“找个工作”。朱文正以前不知道,吴老六除了是公社革委会的委员之外,他还有个“官衔”,就是“北乌素公社革委会经济办公室”的副主任,具体负责公社的建筑队和运输队。虽然什么“建筑”啊“运输”啊名字挺好听,其实建筑队通共十二个人,运输队就两辆破卡车一台拖拉机外加临时雇的马车牛车。但不管怎么说,建筑队和运输队都是正儿八经的公社下属单位,也就是“大集体”性质的社级经济实体。申大有以前“挂”在建筑队,可他并不是建筑队的人,只能算“临时工”,而英子却是“在册人员”,也就是说,她属于“大集体”的职工。因为前一段吴老六的老婆身体不好,经常在县医院看病,所以吴老六就在县城借了间房子,一边陪他老婆治病,一边兼办“经济办公室”在县城的业务。估计他老婆(也就是英子的婶子)的病短时好不了,吴老六忙不过来,就让英子去帮忙,以后也不回来了,因为老吴已经在县城另外给她找了活儿。英子倒下来的那个“工作岗位”,正好可以让朱文正顶上。
    英子还说,老吴在外面认识人多,所以看得长远。他最近听说,县里想要重新打通棋盘台那一段的公路,如果真是那样,朱文正在棋盘台也就呆不下去了。
    老吴也有顾虑,就是朱文正能不能出来,敢不敢出来。因为他不知道朱文正犯的事儿到底有多大。所以需要跟他商量。
    朱文正略一犹豫,马上就做出了决定。他得出来了,那棋盘台不是久居之地,就算没有修复公路那一说,他老躲在那里也并不安全。
    因为棋盘台不是深山老林,那里时不时会有人来往,他这样一个壮实汉子藏在那个并不隐秘的“地下室”里,反而更加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况且,朱文正已经“死了”,此地离佳川最少有两千里地,“出来”之后只要自己多加注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听朱文正说他答应“出台”(出那个棋盘台),英子非常高兴,紧接着又问:“那,你敢不敢去县城呢?”
    朱文正说:“没什么不敢的,小心点就是了。不过,我去那儿干什么?”
    “找我呀,万一我有什么事儿,需要你帮忙呢?还有, 你忘了,吴老六的老婆是你二姑,她生病动手术,你这当侄子的怎么也得去看看不是。”
    朱文正大悟,连连拍着自己的脑门说“糊涂糊涂、该死该死”。他赶紧说:“都是我不好,不说什么侄子不侄子,单单老吴对我的恩情,我也必须去看看他老婆。哎,下午我和你一块去吧?哦,今儿不行,我明天还得做饭。再一天吧。”
    英子用手背捂着嘴笑:“哎呀总算记起来了。我问你,我是你什么人啊?”
    朱文正说:“那我忘不了。你是老吴的侄女,我是他老婆的侄子,我应该是你哥,是表哥吧?不对不对,什么哥啊,我也闹不清。”
    英子说:“闹不清就算糊涂哥吧。我跟你说实话,我是老吴的侄女不假,可实际上我爸跟他,只是同一个老爷爷,隔的好远了。那个申大有跟他更不搭边,只是跟他老婆同族,大概二百年前是一家吧,就那么个关系。”
    朱文正说:“这事怪我想得不周全,我应该早点跟你把这些关系打听清楚。不然,以后出去或者人家问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说得跟你们对不上茬,那不就露馅了吗?”
    英子说:“你说的对。以前你窝在棋盘台不出来,倒也无所谓。现在不行,你知道的越多越好。这样吧,你帮我做出中午饭来,然后你送我去北乌素,路上我多给你说说。”
    于是朱文正就帮着英子忙起来,一边听她介绍了队里的情况。
    公社这个建筑队不算英子就十一个人。这会儿农忙,有几个请假的,还有七个人在这儿干活。队长姓由,三十五岁,北乌素当地人。这小子不怎么样,滑头滑脑,属于“油条”一类的。不过不用怕他,一来他知道申大有是老吴的亲戚,不会没事儿找事;二来“炊事员”是老吴派的,严格说来不归他管。朱文正马上总结说:那,对他敬而远之就是。
    英子直点头。又跟他交代伙房的事儿:伙房的家什都是公家的,也就是说,属于公社的财产。建筑队的人,每人月定量45斤,粗粮和细粮是八比二的比例,菜金每人十元,个人交七元,公社补助三元。因事不在这儿吃饭的,按天退个人交的菜金,不退补助,也不退粮票;伙房的粮食由粮站按月给送,油盐酱醋和蔬菜等等,需要炊事员自己出去采购……
    英子说的很详细,还给他看了账本。从那上面看,菜金基本收支平衡,但粮食结余了不少。
    “还有,”英子又说:“我在这里,工资是21块5毛,每月26号开钱。今儿是14号,你顶我的位子,连我这月的工资你都拿着就行。”
    朱文正刚要开口,英子又抢着说:“行了行了,不要拉倒,不要的话,你就用这钱多去几趟县城,帮帮我的忙什么的。”
    朱文正笑了一下,没再争。
    中午的时候,朱文正见到了建筑队的人。那个由队长尖嘴猴腮,满脸假笑,让朱文正一看就心里腻歪。不过既然以后还要“共事”,也不能不敷衍他。朱文正给他敬了烟,自己也燃着一支,然后把剩下的大半盒“红叶”顺手塞进了他的上衣口袋。那动作的娴熟老到,让由队长立马对他刮目相看。他嘿嘿笑着说:“老申,烟不错。以后一块混,有事就说,别客气。”
    朱文正假作谦恭的样子:“我这新来乍到,有什么做不到的地方,由队长多包涵。”
    “好说好说。”由队长直打哈哈。
    吃完饭,朱文正送英子去北乌素,那里下午有一趟路过的长途客车去县城。
    从榆树屯到北乌素有八里多地,虽然大部分也都是山地,但植被丰盛,草木繁茂,有些地方还可见到一方一方小块的农田,种着绿油油的玉米、高粱等庄稼。英子告诉朱文正,说北乌素与南乌素不一样,南乌素以当地人为主,而北乌素大部是外地人,而且“坏人”很多。
    北乌素背靠着乌兰山的主脉银甲岭。银甲岭方圆二十多里,地势险峻,沟壑纵横,草深林密,解放前是个土匪窝,最多的时候,聚集土匪达上千人。解放初期解放军进剿,这里的土匪作鸟兽散,很多人落户于北乌素。所以这一带特别复杂。周围四里八乡,一听说谁谁是北乌素人,就唯恐避之不及。不过,外地人占绝大多数的北乌素,也有它的好处:这儿的人大都言行谨慎,明哲保身,得过且过,不管闲事。所以,一些背景特殊的人,容易在这里找到立足之地,觅到生存之道。当然,前提是你别惹事儿。
    听了英子的介绍,朱文正对于北乌素这个奇特的地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5

    吃完饭之后,朱文正和英子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赶到了北乌素。
    看起来北乌素比甲台镇要小一些,也不如甲台镇“繁华”。因为甲台镇的街上,有不少二层甚至三层的小楼,但在北乌素基本上看不到。或者说,北乌素根本就没一条像样的街道,它不像个镇子,就像一个普通的村子,只是比一般的村子大点而已。
    英子的住处就在村子西面的柳荫深处。那有一个红砖围起来的大院,院子没有大门,只有两个墙垛子。其中一个墙垛子上挂着两块油漆斑驳的长条形白色木牌,一个写的是“东塔县北乌素公社运输队”,另外一个前头没有“县”,直接写着“北乌素人民公社建筑工程队”。进去之后里面两排平房,平房东面还有个小院,那就是“大院领导”吴老六的“私宅”。
    英子开了院门让朱文正进去。里面有个四五十平米的天井,栽着两棵枣树,两树之间拉着根绳子,上面晒着几件衣服。院子北面有三间砖瓦房,东面两间相通,西面单独是一间。英子告诉他,东面是吴老六夫妻俩的屋子,西面那间是她的。朱文正见东面的房子锁着门,这就意味着现在这院子里只有他和英子两人,于是一种莫名的兴奋从他心底里涌了上来。
    可惜,这兴奋仅仅维持了两分钟。因为英子趴在堂屋的门玻璃上,看了看了墙上的挂钟,失声叫道:“我天,都二点半了,我得赶紧走,那班车马上就来了。”
    “是吗,那我赶紧送你去。”朱文正说。
    英子却说:“不用你送。你先进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英子开了她那个屋子门上的锁,拉朱文正进屋。先将两把钥匙给他,嘱咐说:“这是我屋的钥匙,这是吴老六那屋的。你以后隔三差五来看看这个院子,别进来小偷。”然后又拉开墙角的一个柜子,从下面翻出一个蓝底青花的小包袱,递给他:“这是老吴让我给你的。里面全都是申大有的东西,用得着的你就留着,没用的你烧了就行。堂屋后面有间厨房,那里有锅灶,在那儿烧。”
    交代完,英子捡了两件衣服,拿个绿颜色的挎包装了,匆匆往外走。朱文正跟出去说:“我骑车带你过去,不是还快点吗?”
    英子头也不回地说:“镇上的人都认识我,你去送我,能多出好些闲话,不用。我骑车去,把自行车放车站边上的店里就行。”
    英子已经出了院门,忽然又折了回来,对朱文正说:“差点忘了。你要嫌棋盘台那儿不好住,你住这里也行。你就住我这屋。不过外面院子里的人要有问的,你就说你睡老吴那边,听明白了吗?”英子说到后来,脸一下子红了。
    朱文正也突然间心跳加快,不过他还是说:“不用不用,我住棋盘台挺好的……”
    英子打断他:“那里最近可能会有修路的人去,你在那儿不方便。”
    朱文正说:“那我就住建筑队的伙房里,搭块板子我就能睡。”
    “那工棚热死了。不过你随便,反正我跟你说了,你不住拉倒。”
    英子转身就走,朱文正赶紧朝她背影解释说:“我在这怕把你的屋子弄脏……”
    “我不怕。随你吧。”话音未落,英子已经出了房门。
    朱文正追出去问她:“汽车站在哪儿啊,我跟在你后面,悄悄过去看看行不行?”
    英子领着朱文正出了大门,朝东面指了一下:“顺着这个街一直朝东,过两个路口,看到一个农资店,朝北一拐,就看见了,有个大牌子。”
    她又笑笑说:“你愿意跟着我你就跟着,离我远点啊。”
    朱文正便拉开十来米的距离跟在她后面,一直把英子送到汽车站。英子上车前,远远朝朱文正摇摇手,非常温柔地笑了笑。朱文正往回走时,英子的笑容便在他脑子里飘来荡去的,搞得他心神不宁。
    快到大门口时,不知从何处闪出了一个黑矮粗壮三十来岁的汉子,把手拍在朱文正的肩膀上问:“哎,刚才那女的是不是吴英啊?”
    朱文正愣了一下,他还真的不知道英子叫什么。不过见那个人贼眉鼠眼的样子,他十分厌恶,拨拉开他的手,冷冷地反问:“你谁啊?问这干嘛?”
    那汉子说:“我和吴英是相好,怎么着?你是她什么人,你俩鬼鬼祟祟的,闹什么名堂,别当我看不见。”他咧嘴怪笑着,露出一口焦黑的牙齿。
    他这一笑,让朱文正立即判断出他是在“扯淡”,便不想跟他罗嗦,扭头就走,一边硬硬地扔出一句:“我是她亲戚,你少胡说八道。”
    “亲戚?扯XX蛋,她的亲戚都在甘肃呢。”那人冷笑,“老弟,别他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吴英有男人,她男人还在大狱里蹲着呢,你别找死啊。”
    朱文正气得够呛,心想哪来这么个混蛋想到这儿找揍。他有心狠狠骂他一顿,甚至挑起一场“武斗”,可是看那汉子虎背熊腰的,自己还真不一定能打过他,就强压火气不再理他,径直进院去了英子的屋子。
    坐到床上,朱文正先打量了一下这个房子。这儿面积不大,只有八九个平米,砖墙上刷了一层薄薄的白灰,顶棚是用报纸糊的,看起来还挺干净。屋里的家具很少,除了地上的两个方凳,就是墙跟一个黑色的旧衣柜,然后是炕上那张榆木的小炕桌。炕桌上放着个竹丝编的针线筐,还有个红塑料边的方镜子。炕上铺着苇草编的凉席,上面有一床薄薄的布被和一个绣花枕头。
    朱文正坐到炕头上,解开了那个包袱。
    包袱里有一套半新不旧的棉衣,一双八成新的胶鞋,两个硬皮的笔记本,一支破了帽的钢笔,几个用过的信封。
    朱文正先试穿了一下那身棉衣,大小正合适。看来申大有身高身材都与他很相似。正好他冬天还没棉衣呢。要想做身棉衣,得有布票和棉花票,人家有户口的人才能领到,有了这身衣服,他过冬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接着试了一下那双胶鞋,稍微大了一点,不过也能穿。
    他又打开了一个笔记本,只见扉页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奖给七年级一班申东阳同学,临山一中革委会,1969年1月。
    “申东阳?,他不是叫申大有吗?”朱文正很奇怪,赶紧打开另外一个笔记本,那倒不是奖品,扉页上只写了一个名字,也是申东阳。
    朱文正又看看旧信封,收信人也是“吴作山转申东阳收”。
    他明白了,申大有的大名就叫申东阳。“大有”应该是个小名。他想起了路子跟他说过的话,路子说,在乌兰山这里,男人很少有叫大名的,一般都是叫外号,或者叫小名。
    他又查看了那几封信。那一共是三封。从邮戳上看,前两封都是从甘远县寄来的,一封的时间是1973年9月,另一封是1974年2月。还有一封是从新疆的石河子寄来的,时间是1972年2月。甘远来信的收信地址、收信人都是东塔县北乌素公社建筑队,吴作山转申东阳。他打开甘远来的那两封信,发现都是一个人写的,抬头称呼是“大有弟弟”,署名是“哥、明亭”。
    两封信都挺长,朱文正大体浏览了一下。第一封说的是申大有的叔叔因病去世了,他住的房子被街道占用,这个“明亭”去争了一番,没有结果,“你有空回来看看,找他原来的单位去跟街道谈,得把房子要回来”等等。从这个情况看,这个“明亭”肯定不是申大有的亲哥哥,而且跟他家的亲缘也比较远,否则他就可以去“争”,不必要让申大有回去。
    第二封信比较奇怪,很大部分说的是申大有的“病情”以及对他悲观情绪的开导。字里行间隐约能看出来,这个申大有的病似乎是精神方面的,但无论是吴老六还是路子、英子,谁都没有说起过申大有的这个毛病。
    那封新疆来信,收信人只写着“吴作山”,没有“转申东阳”的字样。朱文正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没有信,只有三张照片。一张明显是在照相馆照的,上面一个城市打扮的中年妇女,抱着个小男孩坐在椅子上,照片右上角印有一行字“1954、4、22于工农兵照相馆”。这是那个时候的习惯,多数照片上都会标明照相馆的名字,和照相的时间。另外一张应该算是“生活照”了,上面只有一个装中山装的半大老头,冲着镜头微笑,背景是一片河滩;第三张是个半身照,上面是个清秀的年轻小伙,手持毛 语录,胸带毛 像章,背景是一座悬挂着带有“文化大革命”字样标语的三层楼房。朱文正估计,那女的可能是申大有他妈,抱着的是小时候的申大有;半大老头应该是他叔叔,那小伙子就该是申大有了。
    看来,这个来自新疆的信封跟申大有没关系,只不过是老吴用它来装照片的。但老吴怎么会跟新疆的人还有联系呢?由此分析,看来老吴的“社会关系”面还真挺广的呢。
    看完信,朱文正又打开了那两个笔记本,一看之下,大喜过望,那竟然是申大有写的日记。简单一翻,发现最早的一篇是1969年1月28号,最晚的一篇是1974年10月4号,第一本全部写满,第二本用了一多半。
    朱文正非常感概,为吴老六的用心深远。是的,他如果长期冒用申大有的身份,就必须了解他,了解他的家庭,他的经历,他的亲友,他的情感,与他有关的一切,了解的越多,越全面,就越好。从这一点上说,这两本日记的用处可就太大了。
    看过那日记的第一篇,朱文正就更高兴了。因为他发现,这个申大有挺有文才,那日记写的文笔流畅,叙事清楚,而且简繁适度,一点也不啰嗦。还有就是,那一手钢笔字写的也挺好,老实说,比朱文正写的还好。
    接着他又翻了翻第二本,看到1974年9月26号的一篇,记的是申大有挖开了道班房北面的一个小院,意外发现了一大堆旧的书报杂志。闹不清是院主人偷的(书上盖着单位的公章)呢,还是他“收破烂”收来的。反正申大有说他自己是“喜出望外”,差一点“喜极而泣”,看来他也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可惜的是,好像此后不久,他就死于非命了。
    朱文正伏在炕桌上仔细看起了那两本日记,很快就沉浸其中,连天色黑下来了都没有察觉。

    16

    邮电所就是刚上班的这段时间最忙,所以刘伟红听见老李叫她,让她去一下所长办公室的时候,她直皱眉头:“啥事?等会不行嘛,你这看这些人。”
    老李是所里的投递员,资格很老,说话也就不讲究:“你先去,把抽屉锁上。让老张先盯一下。快点啊!”说着他就走了。
    老张就是坐她对面的张师傅。刘伟红只好跟他交代了一下,锁上了放着现金的抽屉,就去了所长办公室。
    所长办公室就在营业室后门的左边。进去之后,刘伟红一愣,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因为她看到连椅上坐着两个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
    五十出头的老所长正在跟那两个警察说话,见了刘伟红,他站了起来,介绍说:“她就是刘伟红,还在当班。那你们先谈,我去营业室看看。”说完他走过刘伟红的身边,说了一句:“警察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就推门出去了。
    那两个警察坐着没动。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点、胖乎乎的警察朝她点点头:“你就是小刘同志,来,坐下吧。”
    所长屋子不大,只摆了两个橱子和一个旧写字台,另外靠南边窗户有个小长条桌,桌上放着暖瓶什么的。写字台旁边是警察坐的那个漆成黄色的木制连椅。警察让刘伟红坐,那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座位,就是所长那把椅子。于是另一个瘦高警察就起来,坐到了所长的写字台后面。这样,刘伟红就只能跟胖警察同坐一个连椅。她心里挺不情愿,因为胖警察似乎是那种不修边幅的男人,身上的警服也是脏兮兮皱巴巴的,于是她就尽量地靠着外面坐。
    胖警察倒没在乎,他手里拿着个小本子,一边看本子,一边问刘伟红:“前天晚上七点二十多的时候,你是不是去了西北过道?你去干什么来?”
    甲台这个镇子不大,除了那条主要的街道俗称“南街”之外,其他几条小街道都没有正经的名字,被老百姓叫成什么什么过道。西北过道,就是镇子西北角的一片房子。
    刘伟红说:“我去过,没注意几点。我们张师傅的老婆病了,我去看看她,怎么了?”
    “你怎么去的?”
    “走着去的呀,去那儿又不远。”
    “你路过生资店旁边的路口了吗?你看见了什么?”
    刘伟红心里咯噔一下,有点明白了。
    原来,那天晚上天挺热,她去看完老张媳妇回来,走到那个“生资店旁边的路口”,看见那儿有个卖冰棍的,就买了根冰棍。她一边吃着一边刚要走过路口,忽然从过道里面窜出一个男人,从她的面前一闪而过,飞快地跑向马路对面,消失在一幢瓦房的后面不见了。刘伟红被他吓了一跳,手里的冰棍都差点掉到地上。这时,从过道里面转来一阵喊叫声,刘伟红有些害怕,就小跑着离开了。
    昨天在营业室上班的时候,她听人说,昨晚西北过道有人被砍了,伤得很重,公社卫生院治不了,已经送到县医院去了。警察正在到处抓那个行凶的人。那时刘伟红就已经意识到,她碰见的那个男人,可能就是作案后逃跑的凶手。
    现在警察找上门来,显然已经知道她昨晚就在现场附近,并且近距离地看到了凶手。问题是,警察是怎么找到她这个目击者的呢?
    肯定是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给警察提供的线索。因为那天她是一下班就去了老张家里,她没顾上换衣服,穿的还是那套绿色的“邮电制服”。一定是那衣服太显眼,给卖冰棍的老太太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镇上就这么一个小邮电所,加上投递员、门卫师傅,一共才十个人,里面仅有两个女职工还有一个在休产假,所以警察找到刘伟红,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刘伟红之所以有点犯嘀咕,不是她没看清那个人,而是她看得太清楚了。
    那人大约三十五六岁,体格魁梧,身高足有一米八几。他长了一个圆滚滚的大脑袋,留着寸头,大蒜头鼻子,满脸的横肉,一看就不像个好人。问题是她看清了那人,那人很可能也看清了她。如果因为自己的指认导致他被抓,他肯定会报复;就算他判刑进了监狱,他的那些同伙也不会放过自己。
    意会到此,刘伟红立即拿定了主意,她对警察说:“那天我是路过了生资店,也看见有个人从过道跑出来,不过那时候天快黑了,我没看清楚那个人。”
    瘦警察直皱眉:“哎你等等,我们还没问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要问你碰见了什么人?”
    “那还用说。满镇上的人都知道前晚上那里出了事儿,你们找我肯定是问这个呗。”
    胖警察说:“你再好好想想,那个人大体什么样儿,就算你看不清楚脸,那他多高,胖瘦,你总能看见吧?”
    刘伟红说:“我是女的,还能盯着男的看吗?当时我正走路,他从一边嗖一下子就跑过去了,我根本就没注意,再说我也不知道他是坏人啊,我注意什么多高胖瘦干嘛。而且我不记人,就是你俩,过后要是人家问我什么样子,我也就忘了。”
    刘伟红这么干脆利落地封口,让那两个警察都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刚看到刘伟红的时候,她就像个乖巧的“邻家女孩”,没什么心计的那种姑娘,所以他俩上来就开门见山,显然是都低估了她的智商。
    胖警察有点不甘心:“你真的没看清?那卖冰棍的说,那人就从你身边跑走的。”
    刘伟红马上说:“那老婆子糊涂了。她在过道的西边,我站她对面买冰棍,是背对着那条路,当时要有人跑出来,她应该比我看得更清楚;实际上我那时都走开了,走到了路口东面,离她就至少有二三十米,天都暗了,我这边还有些树挡着,她怎么会看清那人是从我身边跑过的?她骗你们呢,你们就这么好骗啊!”
    瘦警察见那胖子被反问的无言以对,赶紧插嘴:“哎,小刘同志啊,是这样,你呢,一定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看清了,就有义务告诉我们,没看清呢……”
    刘伟红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说了,我真的没看清,没看清我不能瞎说是不是啊。”
    “那就这样吧。”瘦警察显然很不高兴,他起身要走,又想起什么,转身对刘伟红说:“你如果想起了什么,你就到联防那里报告一下。不管你看清没看清,反正这个坏蛋我们是一定会抓到的。走!”他朝着胖警察挥了一下手。
    那两人走后,刘伟红松了一口气。心想,抓个屁,能抓住他,你们跑来问我干什么。
    刘伟红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让她怎么都想不到的是,就在第二天的下午,老所长亲自到营业室来叫她,说他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让他带着刘伟红去趟鼓山派出所,那边来了个拖拉机接他俩。
    南乌素公社没有派出所,只有“联防办公室”,北乌素也没派出所,这附近就是鼓山公社设有公安派出所,也就是说,鼓山的这个所,治安辖区包括鼓山和南、北乌素三个公社。
    鼓山离南乌素有十二公里,所长和刘伟红坐在拖拉机的大拖斗里面,咯噔咯噔地跑了将近四十分钟,才到了鼓山公社的驻地,这地方叫大鼓山镇。
    鼓山公社位于乌兰山的西北部边缘,再往西,就到了植被稀疏、地广人稀的半戈壁地带。大鼓山镇比甲台镇和北乌素都要大,有十字形的两条街道,鼓山派出所就位于这两条街道的交叉口,是一座两进的大院子。
    拖拉机直接开进了大院,停在了东头的一座平房前面。就在所长和刘伟红下车的时候,有两个警察押着一个人从北面的房头转过来,恰恰与刘伟红打个照面,两人相距不到十米。
    刘伟红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看得清清楚楚,被警察押着的戴着手铐的大汉,正是前天晚上从她身边跑过去的那个人!
    她之所以害怕,是因为那个人也看到了刘伟红,他的眼睛中陡然生起了一片凶光。
    完了!刘伟红心里哀叹,怎么躲也躲不过去,这大概就是命吧。
    其实在来的时候,刘伟红已经预感到,派出所叫她,肯定还是指认那个人的事情。接他们去鼓山,说明那人已经在鼓山被抓;叫老所长带她一起去,是为了到时候帮着做她的“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之所以非得让刘伟红去“指认”,说明那个人矢口否认他去过甲台镇,或者去过“西北过道”。
    事情果然如此。
    鼓山派出所的王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两人,说明了需要刘伟红指认“罪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大体介绍了一下案情:6月30号19点20分,甲台镇生资店后面的夹道里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姓徐的生资店职工,被一个或者两个人用钝器打成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当时,在附近一个院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喊“救命”的声音,但是等他们出来时,行凶的那个人已经朝南跑了,他们追了一段路没有追上。从那个过道往南,就是刘伟红经过的路口。案发后,警察经过三天的搜捕,于今天中午在鼓山石灰厂的后院抓到了“嫌疑人”。此人叫罗启才,是鼓山人,无职业,以前有过盗窃、抢劫和伤人的前科,曾经两次被判刑六年,据说还与乌兰山区的著名犯罪团伙“雷石帮”有联系。这个家伙阴险恶毒还十分狡猾,他一口咬定最近没去过甲台镇,更不知道什么“西北过道”。所以,王所长需要刘伟红来辩认一下,她在西北过道的路口见到的是不是这个人。当然,考虑到刘伟红的安全问题,他们会把罗启才安排在另外的屋子里,刘伟红只需在外面,隔着玻璃窗辩认一下即可。
    派出所的王所长说到这里,邮电所的张所长就要说话,但是被刘伟红拦住了。她知道自己的所长要说什么,所以不等他开口,就很明确地告诉王所长:“不用安排了,就是他。我看得很清楚。”
    王所长很吃惊:“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张所长抢着说:“就是刚才。我们下拖拉机的时候,警察刚把他押到东头那个屋子里。”
    王所长一拍大腿:“乱弹琴!告诉他们了,等你们到了再押那小子过来嘛!这些人都是猪脑子!”不过他随后又说:“没关系,反正这位女同志只要认准了他,我们就能给他定罪。他杀了人,最后也得枪毙。再者说嘛,我们革命群众,也是有义务跟阶级敌人跟反革命罪犯做斗争的,你们肯定也有这个觉悟,是吧?”
    刘伟红不想再听下去,她站起身对张所长说:“没事了咱们走吧。”
    王所长赶紧说“好,好,我安排个车,去送你们。”
    刘伟红出了派出所的大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带出了深深的无奈。老所长想说什么,看看刘伟红,没有说出来。他知道刘伟红出的这口气意味着什么。
    刘伟红的想法是对的。她没有别的选择。那个人看见她了,认出她来了。所以,就算她不指认,那个家伙也会认为,是她给警察提供了线索。还有就是,既然警察抓了他,肯定有别的证据,警察审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招供,还可能把遇到“邮电女职工”的事情说出来。刘伟红隐瞒的话,闹不好还要背上个“包庇坏人”的罪名。
    刘伟红真没想到事情会那么巧,恰恰在他们下拖拉机的时候,迎面碰上了这个罗启才。早半分钟,或者晚半分钟,他们都会错过。现在,刘伟红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小子会被枪毙这个结果上。到底能不能如愿,那就得看天意了。对,这就是天意,逃不掉、也躲不开的天意。
    17

    星期六晚上,朱文正住在了北乌素,然后第二天起个大早,赶第一趟班车去了东塔县城。
    县人民医院就在汽车站的附近。朱文正在院外的商店里买了些水果、糕点,进了住院楼之后他才想起来,忘了问问英子,吴老六的老婆住哪个科,最重要的是她叫什么。没办法,只好挨个科去打听一下。
    他先去的内科,问护士值班室柜台里面一个胖胖的小护士,有没有一个姓申的人在这儿住院。
    小护士埋头写着什么,头也没抬说了一句“没有”,然后才抬起头,看到面前是个挺英俊而且颇有气质的小伙子,她一下热情起来,忙问:“他叫沈什么?是在内科吗?”
    朱文正赶紧冲她笑,说:“不是沈,是申请的申。我不知道她在哪个科。”
    那护士也笑,白白的脸颊上露出两个小酒窝。她说:“你又不知道名字,又不知道在哪个科,那查起来多费劲啊。他是什么病?”
    “好像,好像是肺病吧。”
    “好像是?肺病?是肺结核?肺炎?肺气肿?肺部肿瘤?哪有抽象的‘肺病’啊?”护士小嘴叭叭说出一串来,一边毫不掩饰地直盯着朱文正,见他摇头就又问:“你是他什么人?”
    朱文正被她看得有点脸红,一下竟然忘记了申大有跟吴老六的老婆是什么关系,这让他慌乱起来:“哦,他是,我朋友的婶子,不对不对,是,我婶子的侄子,也不对,错了……”
    小护士掩嘴大笑,笑得俯下了身子。
    好在朱文正很快镇静下来,因为他狠狠地在大腿上掐了一把。骂自己,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流氓”,见个女的就发“癔症”!于是他赶紧给那小胖子解释:“对不起啊同志,我昨晚没睡觉,有点糊涂。实际上,我是她侄子,她是我姑姑,哦,不是亲的。”
    小护士笑够了,说:“是女的呀,你不早说。女的姓申,申成花是吧,51岁。”
    “对对对,就是她。哪个病房啊?”
    小护士伸手指点:“9号病房……哎那不,你姑父出来了。”然后她又捂着嘴笑,也不知道笑什么。
    见到朱文正,吴老六很高兴。他走过来,先是给朱文正介绍,说这个是白护士,又开玩笑说“怎么样,长得白吧,人可好了。”白护士瞪他一眼:“去你的,你就没个正经时候。”说完转身走开,还没忘了再看朱文正一眼。
    老吴忙着问朱文正怎么来的,吃早饭了没有,工地上情况怎么样等等。朱文正插个空儿,问我姑咋样了。老吴说:她是老毛病,去年到今年犯了三次,住过公社卫生院。那儿的条件不行,所以到城里来看看,我不正好这一阵在县里有事嘛。你不用进去了,屋子里七八个病床,脏乎乎的。朱文正说,没事,我总得看看我姑。于是进去见了那个骨瘦如柴的“姑姑”,放下了他买的东西。那“姑姑”看来什么都清楚,朱文正只呆了一会儿,她就催着朱文正回去。
    出来到走廊上,朱文正问,英子呢?老吴说,她晚上陪床,这会儿回家去了——就是我租的那地方。她估计你今儿能来,说来得早你就去一趟,伙房里还有些事儿她忘了交代。老吴告诉他地址:出门往西一直走,工农兵旅馆后面,从南边数第二个小院子。
    朱文正一听,立时有些心猿意马。不过他不能表现出来,便故意不紧不慢地跟老吴说别的,问下一步棋盘台那里该怎么办。
    老吴说:“修那条路看来是定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动工。你把那儿清理一下,哪天我让路子开车过去,该卖的都卖了,咱们能用的物件,拉到北乌素那个院子里,你不是有钥匙嘛,先堆我那屋子里,等我回去再另找地方”。
    朱文正怔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棋盘台,心里竟有些不舍,还有些不安。不舍的原因是他在棋盘台住了半年,那里既清净又安全,让他有了依恋感;不安的是,那地方不能住了,以后再上哪儿去住呢?总不能住在吴老六的院子里,那也没地方住。除非……他娶了英子……
    这个荒唐透顶的念头刚冒出来,朱文正就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混账玩意儿”。不过他也知道,那念头就是个在脑子里“路过”的臆想加梦想,只是不该在这个时候冒出来。
    吴老六看了他一眼,拉他坐在走廊的一个连椅上,小声跟他说:“你的去处,我琢磨过。本想早跟你商量的,老婆一病,我光忙她了,还没顾上。不过,你得先给我个准话……”
    朱文正心想,年底开都不要紧,最主要的是,有了这个厂子,自己的住处就彻底解决了。
    从医院出来去找英子的时候,朱文正才想起了一个问题:老吴找他当帮手,难道他知道自己原来曾经是造纸厂的副厂长?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自己可是从没跟任何人说过啊!
    朱文正很快找到了那个小院。他满怀兴奋的期待走进去,一眼看到英子正在院子里的压水井的井边洗衣服,不过很快这个兴奋就被打了折扣——英子旁边还有个中年女人,正跟英子一边洗衣服一边说话。
    见到朱文正,英子赶紧站起来招呼他:“哥,你来了?看过我婶子了吗?”
    英子只喊哥,没加那个“大有”,显然是叫给那个女人听的。
    朱文正忙说:“见过了,我就是从那边过来,我姑父说你找我有事?”
    英子说:“是啊,县造纸厂那边说好了,你过去就行,我给你指指地方。”她朝那女人说了一句:“张姐,你先洗着,我跟我哥出去一趟啊。”那女人就连连答应着:“好好你去吧,等你回来我再走。”说完她还一个劲儿朝着朱文正看。
    朱文正在心里骂她:“这二百五老婆,人家英子来了‘客人’,你不会赶紧走,倒地方啊!”
    英子领他出来,小声跟他说:“那是房东家的媳妇,没点眼力架。咱外头说去吧。”
    朱文正也小声说:“就是,害的咱俩不能在一块儿。”说完他有点后悔,这话说的太“轻浮”了点,他怕英子不高兴。
    谁知英子听了笑颜如花,打了他一下亲昵地骂道:“胡说八道吧你。谁要跟你在一块儿!”
    朱文正也笑着说:“没说完呢,是‘一块儿说话’,你以为一块儿干嘛?”
    英子脸一红,又使劲在他胳膊上捏了一把:“死大有,没想到你还挺‘流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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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子领他走到了小院的北墙外,那有几个老槐树,遮出一片荫凉。路边有个卖冰棍的车子,朱文正买了两根冰棍,回来跟英子一人一根吃着,问起了那造纸厂的事儿。 他坦白地说,他原来在造纸厂当过工人,但他特奇怪吴老六怎么会知道,因为吴老六说要带着他去看设备。有话说“隔行如隔山”,他要从没干过造纸厂,他就不可能懂造纸设备,带他去看有什么用?
    英子笑道:“他是猜的。你以前穿过一件汗衫,上面有‘红光造纸厂’几个字。忘了?我也见过那汗衫。”
    朱文正恍然大悟,心里直骂自己糊涂透顶。他刚到棋盘台的时候,穿的那件汗衫是厂里运动会发的奖品,在左胸部位清晰地印有红光厂的厂标,下面是“红光造纸厂”五个字。当时,朱文正一方面是疏忽了,一方面他就这一件汗衫,所以整天亮着自己的“老底”到处招摇,真是蠢到家了。
    朱文正以前挺自信,也挺自负,还有点自傲。打从“3,24”那天出了事儿以后,他就变了很多,他开始多方面地反省,找自己身上的毛病,找出了不少,可惜多数都没有再改正的机会了。但他万没想到自己还有个更大的缺点就是“愚蠢”,而且暴露的方式竟然如此的低级。
    倒是英子看他满脸自责的神情很是不忍,便安慰似的说:“这不算什么呀,谁都会有疏忽的时候。”停了一下,她试探着问:“你原来在造纸厂,具体干什么,你不像是个小工人。”
    朱文正丝毫没有犹豫,马上直言相告,说他是副厂长。不过他们那厂子不大,只有七百多工人。英子惊叹,那还不大?几百人的厂子,东塔县也没几个。朱文正说:我们那个城市挺大,上千人的厂子好几个呢。
    朱文正想明白了,他不必再对英子隐瞒自己原来的真实身份。如果英子还想问什么,他也会无保留地都告诉她。因为在这里,他只能相信英子和吴老六,是他俩带他一块来的,他俩不会害他。自己要是故意瞒着他们,那就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其实对自己的“安全”更为不利。于是,他又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经历,说了他原来有家室,不过现在已是妻离子散了。
    朱文正能看出来,英子对于他的妻离子散应该是很高兴,或者用“高兴”这个词儿不大妥当,那就是挺“满意”。后来想想,这个词儿好像更不像话,他就想不出什么更恰当的词儿了。反正他清楚地看到,英子听说他已经“妻离子散”,更准确地说是听到“妻离”之后,那双大大的眼睛中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光彩”好像被水浸过,带着一种非常滋润的迷离。
    英子看着他直摇头:“哎呀,大有啊,你倒是真的特倒霉,还挺可怜呢。”
    朱文正笑笑说:“反正都过去了。现在有你可怜我,我倒觉得真的挺好。要不然的话,你说我这么倒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去你的,什么死呀活的,不吉利。”英子亲昵地捅了朱文正一下,看着他的眼神变得热辣辣的。
    朱文正瞅瞅天色,跟英子说他该走了,赶下午最早的那班车回去。英子有些不舍,不过想想院子里那个不长眼色的房东,也没办法。便说:“走吧,我送你过去。”英子拉了朱文正一下,领头朝汽车站的方向走。朱文正紧紧跟着她,看周围无人注意,伸手抚了一下她的后背。英子转头看看朱文正,嫣然一笑,笑得无比温柔。
    18

    晚上,南乌素公社机关的职工在礼堂听传达中央文件,驻南乌素的财政所、粮管所、供电所、农技站、供销社、邮电所等单位的人也被要求参加。文件很长,传达完之后,公社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又啰嗦了半天。
    按理说,公社根本管不到那些“驻社”单位,他们跟着听传达文件是可以的,但绝对没必要听公社领导瞎扯。不过公社这一级的干部素质差,或者是不懂,或者是装傻,或者就认为你驻我这儿你就得归我管;驻社的这些单位也不大敢招惹“地头蛇”,所以只要有集中学习的事儿,那些单位就得陪着听训,也没个敢挑头反抗的。
    会散的时候,已经九点半了。邮电所来了三个人,所长有点事儿,站那儿跟公社书记说着什么,老张家在西北过道,走另外的路,刘伟红只好自己回所里的宿舍。
    甲台镇的街道晚上很冷清,而且不光没有一盏路灯,路面还坑洼不平。从礼堂出来没走几步,街上就看不到人影了,黑黢黢的有点吓人。刘伟红开始溜着路边走,走了一会儿觉得身后有动静,回头看又看不见人。这时,一只野猫从身边的院墙上掠过,把刘伟红吓一跳,她赶紧又走到了路中间。又走了一段路,她真切地听到身后传来了轻微而急促的脚步声,她赶紧回头一望,看到离她十几步开外有一条黑影。那人可能是看见或者觉察出刘伟红回头了,便加快脚步赶上来,一边瓮声瓮气地叫着:“哎你等等,问个路儿”。
    刘伟红吓得拔腿就跑。她心想,甲台镇巴掌大的地方,还问什么路儿,肯定是坏蛋。
    刘伟红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得过运动会的女子组长跑冠军,所以她能很快地甩掉了那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进了邮电所的后院。
    到了宿舍门前,她长出一口气。一边掏钥匙开门,一边下决心:以后再有这样的会,再是这么晚的时间,我绝对不去了,明天我就跟所长说。
    她刚把钥匙捅进锁孔,猛然身边闪出一个人影,叫了一声:“你怎么才回来?”
    刘伟红吓得一哆嗦。看清那人之后,她狠狠地朝那人胳膊上砸了一拳,怒骂:“何卫东你个王八蛋,你吓死我了你!”
    何卫东挨了揍还很高兴,“嘿嘿”了两声,帮着刘伟红推开门,先让刘伟红进去,自己随着也要进门,被刘伟红挡住了:“哎你干嘛,这都几点了,有什么事儿明儿说。”
    何卫东说:“等你好半天,你让我进去歇歇。我当然有事儿了。”
    刘伟红让开路,走到桌边问:“说,啥事。说完走人,我要睡觉。”
    何卫东关上门,走过来刚要开口,忽然发现了窗户上碎了一块玻璃,忙问:“这怎么搞的,你打碎的?怎么不换上?”
    刘伟红说:“哪是我,不知道哪个混蛋干的,昨天晚上的事儿,砸了一石头就跑了。”
    “啊!”何卫东大吃一惊:“什么人啊,为什么砸你的玻璃?你没报告联防啊?”
    刘伟红哼了一声:“管个屁用。联防说,没准是小孩子瞎闹,再说也没伤了人。”
    “扯淡!”何卫东义愤填膺:“等他妈的伤人就晚了,什么破联防啊。怎么没换上呢?”
    “买不着玻璃。哎你到底干嘛?什么事儿?”
    何卫东有点为难的样子,停了一下才说:“那个,你跟我说的想调动,现在可能不大行,得等等。前一段不是反走后门嘛,这会儿局里领导都吓怕了,不敢轻易给办。而且……我爸去了五七干校,就是昨天上午的事儿。”
    刘伟红很吃惊:“去五七干校?他怎么了,犯错误了?”
    “也不是。反正局里勾心斗角的,这会儿特别乱。不过也去不长,挺多一年。”
    “一年还不长?那我调动的事儿就彻底没戏了呗。”
    “也不一定。”何卫东赶紧说,“他临走跟梁局长讲了,局长说,下个月研究一下。”
    刘伟红盯着何卫东的眼睛看,何卫东尴尬地笑笑,把眼睛避开了。
    刘伟红失望极了,她无力地坐到了床铺上。
    这个何卫东曾经是刘伟红的男朋友,他的父亲是东塔县邮电局的副局长。
    一年半之前,刘伟红刚分到东塔邮电局的时候,那位何副局长就看好了她,把她介绍给了在农药厂当技术员的小儿子何卫东。何卫东对刘伟红也挺满意,两人便谈起了恋爱。但一个月之后,刘伟红发现这小子不成材也不成器,而且坏毛病挺多,便提出要跟他“分手”。
    何卫东本来不想“散”,恰在这时,不知内情的梁局长又给“老何”提亲,女方是县广播站的广播员,她爸是盟里的干部,各方面条件比刘伟红都不差。于是老何就怂恿儿子和刘伟红散了,跟那个广播员交往起来。不料那个广播员并没看上何卫东,见了几次面就不再理睬他,于是何卫东又腆着脸回头找刘伟红,刘伟红自然不干了。
    这事儿曾经闹得满城风雨。梁局长偏袒老何,竟然怪罪于刘伟红,以下放锻炼的名义,把她从县局贬到了南乌素。他想得很简单,南乌素那地方如同流放地,刘伟红很快就会因为受不了苦而屈服,重新再跟何卫东好起来。但让两个局长没想到的是,刘伟红很倔强,尽管何卫东一有调休就去南乌素找她,她却一直不给他好脸。
    直到上个月的一天,刘伟红突然大发善心,她不但给何卫东开了门,而且还留他吃了晚饭。何卫东大喜过望,这之后一到调班休息,他就忙不迭地坐两小时的班车赶来甲台镇跟刘伟红”约会“。
    当然,刘伟红的“善心”是附带条件的,她让何卫东想办法,赶紧把她调回县城,越快越好。这也是她与何卫东“恢复恋爱关系”的先决条件。
    其实根本都不用刘伟红着急,何卫东更想让她调回去,谁愿意跑这么远的路来回折腾?于是何卫东向刘伟红保证,他回去后第一时间去找他爸,争取在“第二时间”就把她调回县城。
    何卫东没想到的是,刘伟红对他态度的转变,并不是什么“回心转意”,而是因为她感觉到了对于自身安全的极大威胁,她急于要离开南乌素。
    自从上次在鼓山派出所指认了罗启才之后,刘伟红就老是觉得被人给盯上了。吓得她除了去营业室上班,别的地方哪儿都不敢去,没事就整天猫在宿舍里。好歹她这里有个院子,而且周围有二十多家住户,坏人总不敢明火执仗地来使坏吧。
    坏人确实不敢明火执仗,但他们会暗地里下手。昨天半夜时分,刘伟红睡得正沉,忽然就被人砸了窗玻璃,那半截砖头就落在她的床跟,再偏一点就砸到床上了;今晚去开会,回来又被人跟踪,要不是她跑的快,还不知会出什么事儿呢。
    她以前就跟所长说过有人盯她的梢。所长一向谨小慎微,胆小如鼠,除了让她去报告“联防”毫无主意;她也跟老张和老李说了被砸玻璃的事儿,那两人就埋怨她,压根就不该去“指认”。老李还危言耸听,说姓罗的要真是“雷石帮”的人,那麻烦大了。“雷石帮”是个犯罪团伙,绑架、抢劫、强奸、暗杀,什么坏事都干过。十来年间,公安打击了好几次,光抓的团伙成员就有二十多,可还是不行。打的紧了,他们就越境,他们在境外有个“屯子”,能藏人。等风声一过,他们又回这边来作恶。说起这个“雷石帮”,公安最头疼。
    刘伟红想,现在看,指望何卫东调她回县城是不可能了。而且,假如她得罪的真是“雷石帮”,那调回县城也没用,雷石帮照样会找到东塔去报复她。不过从现在情况看,除了砸玻璃和跟梢吓唬她,并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态,说明那罗启才并不是“雷石帮”
    刘伟红忽然心里一动,她要借这件事儿“测试”一下面前的何卫东。他如果真是个遇事有主见,有担当的人,那么就是优点大于缺点,“一俊遮几丑”,嫁给他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于是,她起身给何卫东倒了一杯水,让他坐到床上,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他商量。
    何卫东原以为她要“商量”的,是两人的“恋爱关系”,不由一阵兴奋。但他的兴奋仅仅维持了三分钟。
    刘伟红说的很简单,但是很明确。她先说自己遇到了大事,昨晚被砸玻璃的可能不是“熊孩子”捣乱,而是坏人的报复,因为她检举了杀人犯罗启才;更可怕的是,那个罗启才“可能”是“雷石帮”的人!
    何卫东还没听完就从床上蹦了起来,杯子里的水都被他撒了一地。他气急败坏地叫着:“刘伟红,你是傻瓜呀还是笨蛋啊,你怎么能跑到派出所去指认他?警察找你,你不会说你没看见、没看清、不认识、想不准,你说什么不行,你真是愚蠢透顶啊你。”
    刘伟红心里想:“一点不错,我真是愚蠢透顶!我怎么还能对这个小子抱有幻想呢?我这不是井里捞月缘木求鱼嘛!”
    何卫东转眼看看那块被砸破的玻璃,额上竟然一下冒出了冷汗:“我天,完了完了,这这这,这砸玻璃就是投石问路,他们马上还会来你知不知道!我前儿还听我们那的人说‘雷石帮’,73年农药厂仓库碎尸案,74年城关商店的强奸杀人案,还有去年哪个储蓄所的抢劫案,都是那帮人干的!你说你,你怎么敢惹他们,你简直笨死了你!傻透了你!”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刘伟红极力压抑着满腔的愤怒,盯着他问。
    “还能怎么办,你家里不是有亲戚在天津吗,你先去那里躲一阵。”
    “那我工作呢?”
    “还工作个屁,保命要紧。请病假请事假,辞职也行。”
    “那,咱俩的事儿呢?”
    “还顾那些,以后再说呗。你明儿就走。哦对了,我,我厂里还有事,我得先走了。”
    刘伟红抢过他的杯子扔到桌子上:“放屁!这时候还有班车吗?你上哪儿走!”
    “那,我我,我去旅馆。要不,咱俩一块去住旅馆吧!”
    “住你妈的鬼!你给我滚!”刘伟红终于爆发了,她咬着牙根叫:“何卫东,我今儿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你他妈的根本不是人,你就是个混蛋!王八蛋!你马上滚,永远你都别来了。”
    其实根本不用刘伟红赶,何卫东已经吓得魂不守舍,一分钟也不敢在这呆着了。看到他狼狈不堪地仓皇而去,刘伟红锁上门,回身扑到床上,用枕头掩着脸,无声地哭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她想起了那个与她有着一面之交的“夏舟”。

    19

    时令早已过了处暑,天气有点凉,但刘伟红骑着车子赶到棋盘台的时候,还是出了一身的汗。
    她来过一次棋盘台。那时她调到南乌素不久,和所长一起,临时顶替生病的投递员到这边投递邮件和报纸,路过棋盘台东面的山路。所长还指点给她看,介绍当年那场大滑坡造成的自然奇景。不过,当时她能看到的,只是一片夹杂着大量山石和灌木的泥土堆,现在那个大坡上面长出了茂密的野草,一些裹杂其中的大树小树也抽出了新的枝条。但是当她爬上坡顶之后,却没有看到任何建筑物。那个夏舟明明说他住在棋盘台,可他住哪儿呢?
    她在坡顶转悠,转到北头,发现那里有个大坑,里面积了不少水。她很奇怪,这里四下并没有水源,那这坑里的水是从哪来的?难道下面有个泉眼?
    刘伟红走进坑边朝下看,发现那坑还挺深,更离奇的是,坑底下还隐约能看到一间窑洞似的屋子。
    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被自己逗笑了。她想的是:夏舟难道是孙悟空变的?因为他要是真住棋盘台,那只能住在这个“水帘洞”里面。
    她又想,很可能夏舟原来真住在这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这里被水淹了,他自然也就搬走了,可他搬哪去了呢?
    这时,不远处忽然传来说话声。刘伟红站起身朝坡下面一看,只见那里停了三辆自行车,有六个拿着铁锨镐头的人,正爬上坡来。看到上面有人,而且是个年轻女人, 那些人很惊讶。领头的一个尖脸矮个男人朝她大叫:“哎,你是干嘛的?在看什么?”
    刘伟红没回答,等他们走近了,她才问:“我来找个人,你们是哪儿的?是北乌素建筑队的吗?”
    几个人成半圆形围着刘伟红,因为他们发现这竟然是个漂亮而又白净的小姑娘,于是都贪婪地盯着她上下看,看得刘伟红很不自在。
    还是那个尖脸男人说:“我们不是,我们是榆树屯的,北乌素建筑队雇的我们。你找谁啊,怎么跑这儿找,这儿平时也没人。”
    刘伟红说:“我找夏舟,他是建筑队的。我在南乌素邮电所,有点公家的事情要问他。”
    尖脸男人直摇头:“那你肯定弄错了。建筑队的那些人我都认识,根本就没个姓夏的,他骗你呢吧。”
    刘伟红说:“不对呀,他说他在棋盘台上看着材料,就住这里。”
    一个满嘴黄牙的中年男人笑道:“这里哪有地方住,这儿的房子那年全都被埋了……”
    刘伟红朝那大水坑一指:“你看,那水底下不是房子吗?”
    几个人过去一看,都连连称奇,聚在那里议论纷纷,一时顾不上欣赏美女了。刘伟红趁机小跑着下了土坡,骑上车子往回走。
    她一边骑着车子一边在心里发恨:这个死夏舟,竟然敢骗我。继而又满心疑惑: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还要编个假名和假单位呢?或者说,那单位和那名字,到底哪个是假的?

    刘伟红走了不到十分钟,朱文正骑个车子到了棋盘台。尖脸男人见了他就说:“大有,这不对啊,这坡上怎么有个坑,里面还净是水,别挖着挖着再冒出些水来,我们弟兄可就喂了鱼了。”
    朱文正随口说:“没事,那肯定是下雨积下的水,一半天就能渗下去。你们先从北面开挖,挖到这里还早呢。”
    黄牙对他说:“申师傅,你快来看,这坑底下还有房子。”
    朱文正心想我还用看,那就是我的“老窝”。
    朱文正上个月去县城的时候,老吴跟他说棋盘台的那条路已经确定要修复,他原以为动工前总得先勘探,先设计,得先有施工方案和施工计划,得组织施工队伍、规划施工场地,没一两个月确定不下来,没想到他回到榆树屯才五天,老吴就找人给他捎信,说公社主任给老吴打了电话,让他马上安排建筑队动手清理棋盘台的大土坡,先整出三五十米的简易车道,县里再来人勘察。到底那路能不能修复,得等勘察了以后再定。
    这个程序是对的。因为要是西面的山体状态不佳,那路就无法修复,因为修复了还可能塌方,除非把那大山挖一半出去。
    随后,老吴就又通知了老由。
    老由却说,公社领导在“扯谈”。榆树屯的活儿再有半个月就完事了,他们不可能半道扔下。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让朱文正去屯子里先雇上几个人。反正就是单纯的挖开土坡,弄一条简易通道,是个人就能干。
    朱文正故意拖了了两天,才把人找齐。趁这个空儿,他和路子一起将棋盘台的东西进行了处理。有用的,或者拉到了老吴院里,或者送给了路子;没用的,就堆在窑洞里,然后往里铲了些土,灌了些水,借以毁掉曾经住过人的的痕迹。
    朱文正把地下室和大坑灌满水之后,就将那些引水的胶管弄出去卖了。所以榆树屯这几个临时工琢磨了半天,也没闹明白这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多水。
    闹不清他们也不“闹”了,在那里嘀嘀咕咕议论起别的来,而且他们似乎还要背着朱文正,说话的声音很低。
    朱文正并不关心他们在说什么,因为老由跟他讲的是,让他带这几个小子去棋盘台,交代一下那活儿怎么干就行,完了他还要回去做饭。
    朱文正这几天很忙。因为老吴还让他去看看小鼓山的那个造纸厂,他已经去了三次了。
    那个地方离北乌素十公里。为了不耽误做饭,他都是一早起来从榆树屯出发,骑一个多小时的车子赶到那儿,呆两个小时左右,再赶回来做中午饭,忙活一天下来,累个半死,但他还挺高兴,因为他有了“成就感”。
    小鼓山与大鼓山隔着一个山坡,但却不属于一个公社。大鼓山是鼓山公社所在地,而小鼓山属于北乌素公社的地盘。由于小鼓山靠着乌兰山区最大的河流乌坎河,山坡下有一片淤积平原,所以自五八年以来,这里相继建设了一些工厂,有石料厂、农药厂、石灰厂、化肥厂、酒厂和造纸厂。六二年之后,酒厂和化肥厂迁走,农药厂停产。造纸厂是后建的,但生产时间最短,中间开开停停,统共生产了不到一年时间。
    朱文正听老吴说过,那个厂子规模不大,跟他原来的红光造纸厂根本没法比,但到小鼓山看过之后,他还是有点失望。因为这个所谓的厂子,实在太小太旧,朱文正都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这么落后的机器设备和厂房。
    那个厂位于一个残破不堪的大院内。朱文正从最东头的“草房”走到最西头的成品间,那长度还不足六十米。蒸球只有8立方,喷放罐只有20立方,两个浆池,大的10立方,小的6立方,打浆机和抄纸机都已经损坏,只能更换,切纸机还能勉强使用。看完之后,朱文正断定,这个厂将来只能生产草纸或者低档包装纸,如果销路好,应该能有些“经济效益”,但肯定赚不了太多的钱。
    不过他的失望情绪一闪而过,而且他还骂自己“愚蠢”。他想,自己现在“身份”不同,应该越低调越好,就是有条件,他也不能“大干”,树大招风,他怎么连这个道理都忘了。以他的能力和经验,运作这个小破厂很容易,他应该相当的知足才是。
    老吴给他介绍了一个“助手”,那人姓马,外号马瘸子,朱文正叫他老马。他有四十来岁,以前当过建筑队的工头,一次工伤摔坏了腿,就被安排在公社的“经济办公室”干点杂活。这段时间,他就负责在造纸厂看门。
    朱文正仔细勘察了厂子之后,写了一个计划,一二三四列了二十多条。首要的当然是先招人,然后清理基础设施,落实水电原材料、修理和更换设备,找技术人员调试主要机器等等。如果一切顺利,可望在明年开春之后,把厂子运作起来。他大体估算了一下,按照最保守的产量预期,需要管理人员3-5人,技术人员3人,供销及后勤人员5人,工人12-20人,也就是一共用40-50人就够了,按照最节省的方案(更换的设备用县造纸厂淘汰的),筹备费用为5000元。
    他给老吴写了封信,把计划给他寄了去。昨天老吴回信,说就按朱文正的计划办。他让朱文正下个礼拜天去趟县城,老吴带他到县造纸厂去看看人家替换下来设备,包括旧抄纸机、打浆机、平筛等等,再研究一下其他细节。老吴还说,让他跟老由讲,说他要筹备造纸厂,以后叫他们自己做饭,
    今儿是礼拜二,到礼拜天还有五天。朱文正其实现在就可以辞掉“炊事员”,不过又一想,这几天榆树屯的活儿还在赶进度,棋盘台那里又得开工,老由挺忙的,那他就再奉献一下,把这几天的饭先做完了再说。
    朱文正给外号叫曲黑子的“尖嘴”交代了一下,就赶着回榆树屯做饭去了。他怎么都没想到,曲黑子和那几个人在他走后几分钟,就将刚才还在口头上转悠的“邪念”,变成了实际行动。
    事情是“黄牙”引起的。他的外号叫“横三”,榆树屯人。他有个姨父,三年前曾经被棋盘台的勘探队雇去,当了一个礼拜的搬运工。就在这个期间,横三来棋盘台找过他,还进了勘探队的院子。横三对曲黑子说:他记得非常清楚,勘探队的那几间房子,跟公路局的道班房离得挺近,勘探队的西墙和道班房的东墙之间,长着一棵粗大的洋槐树。
    曲黑子开始没听懂横三说的是什么意思,横三只好继续“启发”他:“我不是进过勘探队的院子嘛,里面好多东西,而且都是值钱的玩意儿……还不懂?就大滑坡那一次,那个院子带房子,带那些值钱的东西,都埋在里头了!”
    曲黑子领着众人走到近处,指给他们看那个“地标”。
    在离那个积水的大坑只有三四米远的地方,泥土中露出了半截树干。大家都认识,那是棵洋槐树。
    这下,傻子都明白横三是什么意思了。
    一个岁数稍大点的人表示了“迟疑”:“咱还得先挖出道儿来呀。”
    横三说:“你懂个球。几天下去,县里那些勘察的就该来了,而且老由的那帮人也会过来,那样还有咱的好事吗?黑子你说呢?”
    黑子还没吱声,又一个人指着大坑说:“你那边挖,这边有水啊,淹了怎么办?”
    横三说:“睁开你的眯眯眼看清楚,这坑里的水在往下渗呢。明儿早上你再看,保证渗没了。而且水一泡,下面的土才好挖呢!”
    曲黑子一呲牙:“干。他娘的,干什么不是挣钱啊。这样,你们俩,”他指点着,“你们去挖路,连带着放风,有人来赶紧叫我们。咱们就从这上头掏这个洞。哎,等会儿——”曲黑子又把人喊回来,非常“严肃”地交代:“听好了,今儿这事儿大家的嘴都紧着点,回家连老婆也不能说。等东西挖出来之后,咱们六个人,六一六十一,一人一份!”
    “好!好!”大家一阵欢呼,都觉得有曲黑子这么一个“领导”实在是幸福,却没有一个人能想到,被曲黑子的“决策”招唤出的死神,正日夜兼程朝他们赶来!

    20

    “再说一遍,你到底叫什么名字?”王隆把手里的“出警记录”往桌子上一摔,厉声喝问。
    他对面蹲着一个干巴瘦弱、浑身脏兮兮的小青年,那人胆怯地望望王隆,小声说:“刘,刘乐果。刚刚刚,刚才说的‘肥球’,是我的外号,他们,他们故意那么叫。”
    “我问你,你认识不认识林大响?”
    “不认识。我,我知道他,北城这片的,老大。”
    “我告诉你,林大响就是栽在我手里的,这会他还在劳改队挖地呢。怎么,你想学他的样儿?”
    “不敢不敢,我,我那会儿不知道你是王队长,我再不敢了,我什么都坦白……”
    惯偷刘乐果开始交代他这半年多的“战绩”,什么雨花街缝纫店的失窃案、供电局3宿舍的破门盗窃案、市中医院药房失窃案等等。说他就这些事儿,全都坦白了,求王队长宽大处理。
    “等一下!”王隆一挥手,打断了刘乐果,“我先告诉你,我不是队长。你再说说光明路那件事,到底什么时候,你说清楚了!”
    刘乐果使劲回忆了半天,最后一咧嘴:“王队长,那个那个,时间太长,我就记着是三月下旬,三月底以前,到底几号……哎对了,那晚上光明路那一片停电,不然我我我,我也不好跑出来。”
    王隆一愣:“是不是3月24号,你说的到底是造纸厂宿舍院,还是油泵油嘴厂的院子?”
    刘乐果说:“对对,可能是24号。不是油泵油嘴厂,是个新建的院子,也没大门,也没看大门的,什么都没有。”
    王隆看看一边做记录的小张,小张立刻领会,他放下笔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说:“问派出所了,整个那段时间,造纸厂宿舍院没有报失窃案的,整个三月份都没有。”
    王隆一笑:“有点意思。”他转向刘乐果:“你仔细说说造纸厂宿舍院那件事,越详细越好。”
    刘乐果只说了个开头,王隆就大为兴奋,催着他往下讲。小张有点奇怪,不知道王隆为什么对这个“鸡鸣狗盗”的小案子感兴趣,因为刘乐果说的很清楚,他盗窃的并不是孙厂长家,而是另外一家。
    自从“3.24”那天案发之后,王隆先后十几次去过光明路的那个宿舍院,对那里的地形地貌、房屋建筑了如指掌,刘乐果刚形容完他作案的那家的位置,王隆就心里一动:那虽然不是老孙家,但离老孙家很近,直线距离不超过五十米。
    红光厂的那个宿舍院,一共三排九栋宿舍楼。有一栋四层的,其它都是三层,共有180户。其中有一轻局机关二十户,拆迁的三十二户,红光厂一百二十八户。光明路这一片地多,因此楼房间距较大,纵向大约有四十米,横向有二十米,纵向和横向的楼间都有带排水沟的通道,通道两边种了一些树。那树有原来的地上遗留的,也有刚栽不久的。这些树对于刘乐果行窃成功,关系很大。
    刘乐果偷的是东面那排的最北面那栋,也就是7号楼,西邻就是孙厂长家所在的4号楼。也就是说,这两栋楼是并排的,隔着二十米宽的过道。从时间上看,刘乐果行窃之时,宿舍区已经停电了,所以他偷的很顺当。也就在这个时段,孙厂长在家中死亡。一开始王隆还怀疑这小子撒谎,认为他实际上是在孙厂长家行窃,被老孙和岳菲发现后,狗急跳墙,行凶杀人。不过当刘乐果把整个作案过程讲完后,王隆发现他自己的判断有误。
    刘乐果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这个院住进来的人不多,而且围墙也没修好,大门也没按上,值班的人也没有,所以就想去那儿碰碰运气。头天去过一次,去踩点,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从八点转到九点,没什么机会下手,我就走了。第二天重机厂院里放电影,我寻思那儿的人应该去看,我就又去了。这回好,也没刻意找机会,机会找上我了——那一片地方正好停电。
    那时大概是九点半左右了,我从西面的楼朝东摸索,挨个去试那些后窗,看有没有忘了插上的。走到最东面那栋的时候,我又转到南面,看一楼的院子门好不好进。没走到东头呢,听见一户门响,我赶紧藏大树后头。就见最东头那家出来两个人,一男一女,我一看就知道是搞破鞋的——我为什么知道?很简单,因为是那个女的先出来,左右看了看,缩回去之后,一会儿女的又出来,后面跟着个男的。走了几步,正好走到我藏的地方。那有个盖着篷布的木头架子,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女的和男的就在那架子后头,女的说,你走吧,我回去了,别叫人碰见。男的说:这没住几家,而且都看电影去了,哪还有人,看把你吓的。女的说,你不怕?不怕这么早你就赶着要回家。男的不吭声,一把抓住女的,按在架子那里就啃上了,亲的吱吱啦啦直响。我就趁这个机会钻进她家去了。三五分钟的时间,翻了几个抽屉,乱七八糟看不清什么划拉了一堆,抱着就出来了。出来一看,好险,两人已经站在架子外面了,不过他俩是朝着西面,背对着我站着,没说话,也不动弹,好像在听什么动静。我就踮着脚尖朝东开溜,刚跑几步,就听女的说了一句“老孙家咋了,跟小媳妇打起来了?”这时候,突然来电了,我就不敢再跑,改成快步走。我估摸着,这个时候那两人要是转身,肯定能看见我。不过一直到我从墙东面跑到楼后的麦子地,也没人追来。以后别的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
    听刘乐果说完,王隆眉头拧起一个大疙瘩,沉思片刻他问:“你偷的是东面那一排,北面的那一栋,东头一楼那一户,确定吗?”
    刘乐果说:“确定,那个楼,底下一共六户,只有最东面那户住着人。”
    王隆没心思再问他了,把这小子交给别的警察,他带着小张去了红光造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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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12 15:10:36  更:2021-07-12 16: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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