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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太平洋战争（前六部已出版）[第17页] |
| 作者:青梅煮酒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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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楼上刀客老马、明月1215、行者无疆、104944335几位师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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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客老马 2015-11-03 20:55:54 楼主不着急，，我们就是希望质量过硬，，，慢慢看没关系 ----------------------------- 老马哥，感觉这两天手好像不太顺。 我也尽力想去做好，出来的东西至少自己要看得过去。 压力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也是坏事，深怕让大家失望。 有您这样说，我一下子感觉轻松了许多。 师弟会尽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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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0615 2015-11-04 11:10:15 停几天呀？ ----------------------------- 无疆师兄，明天找找感觉，试着开始。 绝不太监。 哈哈！ |
| 谢谢楼上安彦良和、魔鬼筋肉猫、CVN-77、背负青天九万里、诺坎普之子、hangneba几位师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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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筋肉猫 2015-11-05 00:18:21 昨天看了一下，没更新 今天再看 慢工出细活。。一定要这样 如果只是管量 那就对不起观众啦 哈哈，慢慢来不着急 找不到感觉，喝两口就出感觉了 ----------------------------- 呵呵，猫弟说的是，看来酒哥心态有点问题。 先下班做饭吃饭。 晚上开始第七节：中国全面抗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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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0net2014 2015-11-05 19:45:43 顶楼主！ ----------------------------- 谢谢师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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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全面抗战 1.7.1 步步紧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吞并了东三省。这仅仅是开始，之后日本很快提出伪满洲国《建国宣言》中曾表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份”，并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表示愿意归附伪满洲国为由积极筹备侵占热河。 1933年元旦之夜，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上突然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守备队立即向中国守军提出抗议，声称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了袭击，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全部撤离。2日上午，日本第8师团3000多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北军第9旅何柱国所部守军两个营发起进攻，被守军击退。1月3日上午，日军再次发起强攻。战至下午15:00，日军的太阳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的城头。 2月11日，蒋介石派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宋子文代表中央慷慨陈词，“吾人绝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也绝不签订城下之盟”。张学良也立即附和，表示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只有舍身奋斗方能救亡图存”。全国上下为之一振。 2月底，日本关东军以满洲伪军开路从通辽、锦州、绥中分三路入侵热河。日军第6师团在伪军配合下向开鲁、赤峰发起攻击。第5军团汤玉麟驻守开鲁的骑兵第7旅随即叛变投敌。那位扒了慈禧陵墓的大盗孙殿英表现尚可，率第41军在赤峰驻守七天七夜之后撤退，赤峰、开鲁相继沦陷。2月26日，日军进占朝阳，中方再次不战而退。3月2日日军进入凌源，3月3日逼近承德。 热河省政府 汤玉麟不但不积极组织防务，还征集大量汽车带着自己的金银细软逃离承德。3月4日下午，日第8师团骑兵第8联队128名骑兵乘隙攻陷承德。热河省十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入满洲国国土。汉奸张海鹏因为其杰出的表现被任命为热河省警备司令兼热河省长。 热河的沦陷使得早已被全国人民骂成猪头的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在一片声讨之中于3月11日“含恨”通电下野。1933年3月12日，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接替张学良指挥北方战事。 占领热河后的日军随即南下向长城各关隘挺进。何应钦根据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沿长城线布防，分别以第29军宋哲元、第17军徐庭瑶、第32军商震、第35军傅作义以及由长城线后撤的东北军担任长城各口防务，企图阻止日军进攻。初看国军兵力似乎不少，但要防守近千里的防线仍显孱弱。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就在中国军队调整部署之际，日军已发动对长城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义院口等要塞的进攻。自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各口及其附近地区的作战持续了将近三个月。中方防线被日军全面突破。北平、天津附近滦县、密云、遵化等22县被日军侵占。中国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北平城陷入混乱，故宫文物开始南运。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18352人的伤亡代价，日军损失约2400人。 长城抗战暂时告一段落。东京考虑此时完全占领华北时机尚不成熟，否决了关东军进一步南下的意见。双方于1933年5月25日停战进入对峙状态。当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与日军和谈。 日军谈判代表冈村宁次首先抛出了停战协定，并说明这是日方的最后提案，一字不容更改。冈村此处学习了他的老前辈伊藤博文，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只能回答“是”与“否”两个字，否则兵戎相见。5月31日，国民政府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今后不得越过该线。此举等于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事实，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长城抗战结束后，第35军军长傅作义特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博士为在战斗中英勇捐躯的35军烈士纪念碑撰写碑文。接受邀请的胡博士慨然允诺，他第一次用白话文为那些英灵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报答他们的血。 碑文刚刚刻好，傅作义就接到了来自北平何应钦的命令，要求抹去一切与抗日有关的标志。无奈的傅作义只好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为“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随后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上，一个百米运动员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明星，他就是来自东北大连的刘长春。他在运动会上的百米成绩达到了10秒7，这一纪录保持了长达25年，直到1958年才被新中国运动员梁建勋打破。闭幕式上刘长春发表了即席演讲：“诸位有家可以回去，我们只能四处漂流。热切希望下一次全运会在沈阳举行，恢复我东北河山颜色。”满场的观众无不泪流满面，四处响起了雷鸣般的呼喊：“收复东北，还我河山！”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国权报》汉奸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击，身中四弹的胡汉奸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早晨毙命。5月3日凌晨4时左右，另一个《振报》白逾桓汉奸社长也在日租界自己的私宅内被枪杀，身上还藏有给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的密信。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胡白被杀案”。早就想惹事的日本天津驻屯军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这可是进一步侵略华北的难得机遇。日军立即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 这边还没按住葫芦，那边瓢又起来了。正当中日双方为胡、白被杀案紧张交涉之际，5月17日，又发生了抗日武装孙永勤部“抗日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遵化县县长庇护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按照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向中方发表通告，宣称由于上述事件，“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部队进入到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并在锦州集结一部空军待命，其意图不言自明。6月9日，日本海军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大沽口，做出一副武力解决的威胁架势。 6月9日，酒井隆约见何应钦，递交了梅津美治郎拟订的“备忘录”，要求国民政府将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撤出华北。酒井隆还要求国民党中央军撤出河北，罢免对日态度强硬的河北省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人。由于事关重大，何应钦只好一边与日方交涉一边向蒋介石报告。在6月10日的交涉中，酒井隆把鞋子脱掉放在谈判桌上，盘腿坐在椅子上不时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应钦立即按照日方拟订的条约签字。随后的酒井隆甚至使出类似流氓无赖的手段，骂骂咧咧地走到院子里解开裤带不避众人当院小便。弄得何应钦哭笑不得。 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何应钦于1935年6月13日回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之后经过多次会商，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何梅协定》，其实这一协定并无正式文本。 这些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同时取缔了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相当于变相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华北这边麻烦不断，那边察哈尔纠纷再起。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特务机关山本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军事地图，在行至张北县时被第29军132师赵登禹部拘留。6月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严正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有关人员，但日军依然不依不饶并借机提出多项无理要求。 无奈之下的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6月19日免去29军军长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 的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 。随后的6月27日，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察哈尔省代 秦德纯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要求宋哲元所部中国军队从长城以北撤出集结于北平方向。这一协定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和领土，也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打开了一个侧门。 1935年11月25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北平以东的通县组织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很快就宣布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通电脱离国民政府实行自治。这个殷汝耕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大汉奸。殷汝耕为了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还特地派“外交人员”对东北的“满洲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满洲国”也一本正经地派人进行了回访。 似乎遍地都是窝囊废和汉奸。但是日军下一步的挑衅行动就碰了钉子，碰钉子的地方叫做绥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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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直强调“满蒙”为其生命线，这个“蒙”就是蒙古。当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被苏联控制。苏联实力强大不能随便去惹，但侵占中国内蒙古一直都是日本“满蒙计划”的重要部分。日本在察哈尔得手之后，很快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绥远。对付绥远日本还是老一套，先收买再武力。为了达到收买的目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蹿到呼和浩特，对绥远省政府 、第35军军长傅作义威逼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蒙古的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严词拒绝。利诱不成的关东军于是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直接扶持蒙古德王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1936年10月，关东军制定了详细的侵绥计划。曾经策划引发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绥远军更不中用，可能不用打一吓就跑，绥远指日可下。”但是田中失算了，这次他遇到的不是败家的张大少，而是百战名将傅作义。 绥远省政府 兼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不卑不亢的斗争，在军事上也进行了精心准备。傅作义预料到日军很可能大举入侵绥远，在做好战争准备的同时也积极向蒋介石和阎锡山汇报。绥远的得失对山西影响极大，一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阎锡山也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态度。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身份发布了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 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 二、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 三、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 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 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 参战主力部队由傅作义起家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这个35军，后来在平津战役中在末任军长郭景云带领下被华北第三兵团全歼于新保安，此乃后话。 11月5日，日军兵分三路入侵绥远。傅作义率部顽强抵抗。开战之初就通过拉锯战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之后乘胜追击发起百灵庙战役。11月24日傅部成功收复百灵庙，缴获大量军械物资，之后再胜利收复锡拉木楞庙，侵绥日伪军土崩瓦解。绥远抗战中国取得完胜。 战争期间的11月20日，一直贯彻对华谨慎作战的石原莞尔曾飞到现场试图阻止战事的扩大，立即遭到了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的抢白：“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而已，有什么不对吗？”无言以对的石原只好悻悻离开。 “绥远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消息传到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北平、上海、武汉、西安等地民众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远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战将士，音乐家吕骥特地创作了《第三十五军军歌》，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尔前往绥远前线为参战官兵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不到一个月，第35军接到各方捐赠的钱款就达到了20多万元。面对此情此景傅作义表示，军人为国家而战乃其天职，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仅在于军人敢于牺牲，而在于全国人心不死”。 各地方实力派也因绥远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并请求将广西桂系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父遗嘱以其继母的名义将87万元的遗产捐给了绥远前线。消息传到西安，压抑已久的东北军将士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他们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绥远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在国人眼中立即成了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这一切都深深刺激着那位戴着“不抵抗将军”帽子的张学良。 就在不久之后的12月12日，张学良伙同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在中央政府、苏联、中共等各方势力的斡旋下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张学良随即被扣留。 至此，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基本停止了内战，使得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不掩功，张学良此举可谓居功至伟。 在绥远铩羽而归的日本并不会就此罢休，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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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悠悠见南山、背负青天九万里、老鹳、明月1215几位老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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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负青天九万里 2015-11-06 07:18:29 此碑今天还在。 令人费解的是，阵亡的战士中，军衔最高的，只有一个中尉，其他的人，军衔都低于中尉。 ----------------------------- 九万里师兄一定去过很多地方吧？ 看您的帖子里有很多宝贵的现场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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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卫1985 2015-11-06 21:44:05 1936年真是中日两国军人大出风头的一年，年初的“2.26”兵变使天皇这狗日的铁了心要吃掉中国，年底的“西安事变”又使我们的委员长铁了心抗日，还是毛 说的对枪杆子里出政权。 ----------------------------- 正如侧卫师兄所言。 当时的局势说明，即使没有“七七卢沟桥事变”，也会有“八八永定河事变”。 只是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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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卢沟桥事变 时间悄悄来到了1937年。这一年的7月7日，注定要成为历史上一个让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西三面已经基本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伪保安队，还有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5600多人。即使是情况稍好一点的南面，之前日军已强占丰台，这样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彻底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往来，实现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的目的，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随时来临。 此时在平津地区驻扎的中国军队是原属于西北军的第29军，下辖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总兵力约十万人。当时29军主要的管辖区域是平津、河北以及察哈尔的一部分。驻守北平的是冯治安的第37师。这个师素以对日强硬著称，日军对37师驻守北平一直颇有微词。 西北军在中国旧军阀体系中一向以贫苦著称，现在竟然阴差阳错地辗转到了平津地区，不能不让他们觉得受宠若惊。第29军军长宋哲元格外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可惜占据要地是宋哲元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他既要防止蒋介石中央军重返平津，还要警惕共产党的势力在该地区的渗透，更要防止虎狼一般的日本人，当然还有跟在日本人背后那数都数不清的汉奸二狗子。对于宋哲元来说，这几个主儿甚至连二狗子他都也不愿意惹，也惹不起。不久前日本人向宋哲元提出要在平津地区修建铁路，宋哲元向南京汇报又遭拒绝。左右为难的宋哲元只好装病跑到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3大队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中尉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19：30，日军开始军事演习。22：40，日军声称在其演习地带附近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的严词拒绝。 清水马上电话向驻丰台的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做了汇报，一木马上电话请示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请示该如何处理。牟田口的指示是，“立即做好战斗准备”。这个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请大家稍作留意，他们在随后的太平洋主战场都还有相当多的戏份。 那名失踪的士兵其实就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志村菊次郎这几天闹肚子，中间憋不住就找个僻静的地儿拉稀去了，拉完后他很快返回了部队。清水节郎随即向一木清直大队长再次汇报，“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但日军可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他们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继续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北平市市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接到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卢沟桥地区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松井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秦德纯马上命令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前往交涉。与王县长交涉的，除了松井久太郎和第29军日军顾问樱井德太郎之外，还有第一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森田彻还将在下一节的诺门罕战役中出场。认为守土有责的王县长也拒绝了日军进程检查的无理要求。就在双方仍然在僵持谈判的时候，凌晨4:23，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爆炸的巨响，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进攻的就是由一木清直率领的第三大队500余日军。 守军第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做了汇报。冯治安当即下令：一寸土地都不能想让，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誓不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正面强攻未得手的日军改变攻击方向，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两个排寡不敌众，70多人全部战死。 “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凌晨5:54，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就接到了中国驻屯军“关于在卢沟桥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电报。10:20，第二封电报再次传来，“我军于5:30对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消息迅速传开，东京的那些军政要员马上意识到，前面又和中国人干上了。 对于前方事变的处理，日本内阁和军部迅速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他们认为对日本威胁最大的是北面虎视眈眈的苏联。目前日本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很可能就是长期的持久战，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他们提出，目前日本正在实施“满洲国”的建设，不要因为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筹备55亿日元战争经费、限定作战时间不超过半年的情况下，全面出兵中国并非上策，风险极大。后来的历史证明，石原莞尔作为战略家当之无愧。 但是相对于满地都是的“扩大派”而言，他们的声音显然太微弱。赞成扩大的人员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等人，包括石原的黄金搭档、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在内的大部分军中将领几乎全都是“扩大派”。在大部分日本军人的眼里，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需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全征服中国。田中新一表示，“如果不拿下上海的话那根本不叫扩大”。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中佐甚至叫嚣，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都会立即投降。” 对于来自北边苏联的威胁，“扩大派”提出：苏联刚刚经历了血淋淋的大清洗，能打仗的中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被斯大林给干掉了，几乎已经是一盘散沙的苏联目前肯定无力介入。英国、法国的注意力都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的德国身上，也根本无暇顾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至于美国，罗斯福总统刚刚再次当选总统，国内无处不在的孤立主义对罗斯福关注欧洲的事务都大加指责，更不会准许他去干预中国的战事。“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全面对华开战“千载难逢的良机”。杉山元在觐见天皇的时候甚至向裕仁承诺，“中国的事情只需要一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 最激动的当属一贯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这帮家伙几乎清一色的“扩大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纷纷要求尽快做出决断。国内还没做出结论，关东军的电报已经同时到了东京和北平，“鉴于目前华北的严峻局势，已以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空军一部做好随时出击作战的准备”。那个之前在上海和绥远都惹出不少事端的田中隆吉已经像兔子一样跑到了天津，提出中国驻屯军要和关东军联合起来，“立即对中国华北地区发起全面作战”。卢沟桥前线还来了一位猛人，这个人在后边的正戏里我们还要无数次提到他，他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的战争狂人辻政信。辻政信甚至懒得和那些大人物费口舌，直接跑到前线找到了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关东军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陆军参谋总长是皇室的载仁亲王，这家伙基本是个聋子耳朵摆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不能理事。参谋本部实际上是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在当家。7月8日晚上18:42，头脑清醒的石原莞尔排除千难万苦以参谋本部“临命第400号”向前线中国驻屯军发出指示：“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此言不虚。石原的命令立即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反对。参谋本部的军官根本不管石原的命令立即拟定了一份增兵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驻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紧急支援中国华北地区的作战。 说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三驾马车”反对对美开战那不假，但是绝对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和平爱好者。他们清楚跟美国打那基本属于找死，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还是必须要打的。不甘落后的海军军令部也立即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 一、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三舰队马上返回原基地； 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随意行动； 三、准备好机动兵力，随时准备紧急出动对华作战。 7月8日深夜，“扩大派”主力、陆军大臣杉山元再次颁布紧急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两年兵延期复员”。此举一下子又临时增加了可以调动4万兵力。 当日深夜，中日双方在永定河铁路桥和龙王庙附近再次展开搏杀，均有较大伤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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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上午，在那座以避暑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上，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接到了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看完电报的蒋介石第一个反应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可能真的就要来了。 作为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马上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 蒋介石随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随后他发出了一系列调兵的电令：开封以西的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随时调用；第26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和保定集中；第40军和第84师同时开赴石家庄；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所有将领立即结束培训下山归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蒋先生还想看看那些平时专门和他作对的地方军阀们是什么想法，他向这些大腕们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还邀请他们同上庐山共商国是。 出乎预料的是，那些一贯喜欢和他唱对台戏的各路诸侯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一反常态。一贯与蒋介石面不和心也不和的汪精卫也表示赞同，“目前中国的局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开战以求存，绝无苟安之可能”。接着蒋介石就收到了最让他头疼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李宗仁还提出白崇禧将马上赶赴庐山听命于蒋委员长调遣。随后，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来电纷纷表示全力拥护国民政府抗日。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我们已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同德，共同御倭。”刘湘还说，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巴蜀之地在两年之内可以选派出500万铁血男儿奔赴前线！不管是不是真能，表态表的确实不错。 又一支中国军队也发来了请战电报，表示愿意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这封电报的署名人多达七个，个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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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节编号错了，是1.7.2。特向各位师兄致歉。 真想是1.8.2，整一节真不容易呀。 顺祝各位师兄周末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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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煮酒1970 1837楼 2015-11-06 22:46:00 @侧卫1985 2015-11-06 21:44:05 1936年真是中日两国军人大出风头的一年，年初的“2.26”兵变使天皇这狗日的铁了心要吃掉中国，年底的“西安事变”又使我们的委员长铁了心抗日，还是毛 说的对枪杆子里出政权。 ----------------------------- @侧卫1985 2015-11-06 22:57:17 正如侧卫师兄所言。 当时的局势说明，即使没有“七七卢沟桥事变”，也会有“八八永定河事变”。 ————————————————— 楼主能把张鼓峰事件简单地说下吗，这次事件好像是鬼子胜了吧。 ----------------------------- 侧卫师兄在呀。 张鼓峰师弟是想提一下。 下一节“诺门罕战役”第一小节师弟初步拟订的题目是“牛刀小试张鼓峰”。 张鼓峰应该鬼子没赢吧。 伤亡数字确实是鬼子少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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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卫1985 2015-11-06 23:03:03 一木清直狗日的卢沟桥事变后就升官了吧，1942年瓜岛争夺战中已经是联队长他被霉国人反击的炮弹撕成了碎片，也替国人出了个鸟气。 ----------------------------- 是的师兄，的确太狂妄。 千把人就想吃掉美国陆战一师，找死。 死有余辜。 |
| 欢迎枫昀师姐以及侧卫、背负青天九万里、安彦良和、自由无涯、铁血丹心、屠狗大英雄各位师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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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看到当时在华北的兵力尚未达到全面开战的规模，日方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和平解决”卢沟桥出现的危机。7月9日凌晨3:00，双方谈判代表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初步协议：一、双方停战；二、日军撤出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中内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 可是马上就有新情况发生。就当中国保安队准备进城接防时，再次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此时的日军第二大队已经按照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命令向宛平进发。7月10日上午在秦德纯家中进行的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之后由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的谈判也同样不欢而散。 在东京，陆军中的扩大派已经制定了进一步向中国增兵的具体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首脑石原莞尔烦恼无比。石原知道增兵的结果就是战事的无限制扩大，他希望卢沟桥的纠纷能够“不动员国内的师团就地解决”。可是石原也清楚，凭借目前中国驻屯军仅仅一个旅团的兵力，即使加上那些不会打仗只会趁火打劫的伪军，也不足与对付第29军的十万之众，前线的危机使得石原无奈地同意向中国派兵。 7月11日上午11:30，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近卫文麿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在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提议下，会议通过了向中国增兵的决定，只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个人表示了担忧。 在随后在下午14:00召开的内阁扩大会议上，全体阁员一致支持杉山元陆军大臣的提议，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为派兵”。会议结束后，首相近卫和参谋总长载仁亲王觐见了天皇，天皇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方案。 7月11日晚上18:35，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下达了“临参命第56号”。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极其附属部队、四个飞机中队奉命急速开赴华北。21：30，“临参命57号”下达，朝鲜军第20师团“务需迅速到达华北”。同时在傍晚时分，日本公开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看到这一切的石原莞尔明白：日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7月14日，近卫文麿在一次讲话中告诫日本民众要做好“最坏打算”，并宣布“从种种迹象说明，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的种种努力看来都失败了。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的同胞们生命和财产均处于危险之中”。坐在一边的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补充道，“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就在于南京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的发言人则在随后的发言中加入了更加强硬的威胁语言，“如果中国胆敢出现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关东军将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后方都在磨刀霍霍，前线却并未显出应有的紧张。双方的谈判仍在进行。7月11日，日本决定由香月清司接替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就是在这一天，被蒋介石催促了无数次的宋哲元终于离开山东老家回到了危机四伏的华北。 此时的宋哲元可以说是思绪万千。宋哲元最看重的当然是他手上的既得利益。如果战争打起来，他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最后结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占据。作为中国人，他不愿意把地盘交给日本人当汉奸，但是也不愿意让蒋介石来。作为冯玉祥西北军的老部下，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能混到现在这地位也实在是不容易呀。 作为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直接到北平或是到刚刚开办了前线指挥部的保定，而是剑走偏锋地去了天津。在7月11日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第29军内部分歧较大。37师师长冯治安坚决主张抗战，38事师长张自忠却主张和平解决，——在这之后留下来负责与日本人谈判的张自忠因此被国人视为大汉奸也正因为此，后来凭借无数次死战最后献出生命才洗清了罪名。其实张自忠和宋哲元一样不愿意丢掉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地盘。宋哲元当即支持张自忠作出了向日本人让步的决定：以妥协换和平。 7月19日宋哲元抵北平后，立即对外做出“解除北平戒严，释放逮捕的所有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的命令，并下令拆除城内的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谈判。宋哲元同时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暂缓增援部队北上，不要因此而刺激了日本人。还假惺惺地表示，“河北人民很苦，如果中央军来了，最好不要住民房”。同时宋哲元私下对日军表示，“对日绝不抵抗，对南京进行抗争”。幻想以此讨好日本换来屈辱的和平。 就在宋哲元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增援兵力正在源源不断都开赴平津地区。到7月16日，关东军第1、11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到达，朝鲜军的一个师团也已逼 津地区，航空兵团已经全部集结到长城一线随时可以出击。得知上述情报的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告知他日军正在集结，试图全面包围在京津地区的第29军。宋哲元对此信息将信将疑。为了进一步向日军示好，他还致电中国各界救亡团体，谢绝热情国民对第29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接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首领和社会名流已经群聚庐山。也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十天之后的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这篇谈话几乎被后来所有的抗战著作所引用。在这个谈话中，无处不弥漫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被逼无奈奋起反击外敌的坚强之心。谈话最后指出：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敌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就在蒋介石发表谈话的同时，7月17日上午11:00，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指出，“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控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转为全面对华作战”。同时决定在20日前再由国内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待兵力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地区”。参谋本部夸下海口：两个月内歼灭第29军，三到四个月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南京政权。 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方再次提出了妥协方案。第二天，宋哲元在张自忠的陪同下亲自向香月清司当面道歉。就在此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双方发生冲突的消息。日军随后声明20日之后将“采取自由行动”。张自忠因此找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彻底弹压共产党、罢免不适宜官员、第37师全面撤出北平”等无理要求。 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到7月16日晚间，日军在北平和天津地区集结兵力有：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11独立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开进北平北郊；由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镇；日本驻朝鲜驻屯军第20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5师团自日本国内走海路运抵华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陆后直趋天津，陆续集结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在这一区域的各种作战飞机也达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蒋介石电令告知日军大量集结的宋哲元终于知道再大的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等他试图作出战斗部署时为时已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宋哲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求蒋介石将援兵稍往后退，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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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日军一个中队以维修电线为名与廊坊中国守军第38师113旅226团发生冲突，之后爆发激战。激战至26日中午，廊坊车站被日军占领，天津和北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 香月清司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37师必须于28日中午12:00之前全部撤出北平。与此同时，驻屯军第二联队二大队约500名日军开车直奔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132师一部发生激战，战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一部日军冲入城内，一部被堵在城外。 “广安门事件”使得宋哲元彻底陷入绝望，战争已经近在眼前。他紧急致电南京政府“平津局势实堪危虑”，请求“速派大军日夜兼程北进，以接平津之围”。——早他妈干吗去了？蒋介石立即复电，令第29军死守北平勿退，同时要求宋哲元立即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即将爆发的大战。蒋介石特别强调，中央政府将全力给予支援。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日军第20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共万余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南苑随即失守，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残余官兵向北平方向撤走。随后丰台、清河、沙河相继沦陷。 两位高级将领阵亡，举国致哀。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仓皇撤离北平前往保定。北平陷落。 7月30日，年近七旬的汉奸江朝宗组织的“北平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8月19日，江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天津守军已经得到了北平失守的消息。7月29日凌晨1:00，驻守天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天津公安局局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主动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在攻击天津火车站、飞机场、海光寺等处日军的战斗中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当日傍晚天津失守。 就在第38师发动攻击的差不多时间，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忽然良心发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水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十人，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当他们撤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29军已经撤离，遂决定向保定方向追赶。这支队伍在北平西郊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损失巨大，大汉奸殷汝耕在混乱中趁机逃跑。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22天之后，北平、天津均落入日军之手。 在长城抗战中有过出色表现却因为消极对敌痛失平津的第29军刹那间又变成了国人的声讨对象。退守保定、羞愧难当的宋哲元给南京政府发电报自请处分。蒋介石大度地承担了所有责任：“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关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尽全力负全责定能挽救今日之危局。”蒋介石还致电勉励第29军将士，“平津得失不足为虑，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之目的”。 在日本，那个“第一战略家”还在努力。石原认为若再增遣国内的师团加入中国战场，那就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是一场“非常长久的持久战”。在当前的局面下，中国和日本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转变局势的可能性。石原提出，当时出于防范北方苏联威胁的考虑，能够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只有11个师团，用这样的兵力解决中国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反对声巨大，但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还是认同了石原的观点。希望战争在中国的华北以永定河、滹沱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将中国的战事暂时停下来。日本甚至已经开始寻找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但是一切已经晚了。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代表南京政府发出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 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 二、要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 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 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最后蒋介石指出：“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之后，民众遭受了苦痛，国家失去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到底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达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全国一致，不惜牺牲来与倭寇死拼。”之后蒋介石做出了最后的号召：“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不知道作为昭和三大参谋之首的石原莞尔看到蒋介石这篇通告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二战日本败降之后，几个还苟存于世的日本军官对于“卢沟桥事变”以及之后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曾发出过不少的慨叹： 昭和三大参谋之二的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昭和三大参谋之三的濑岛龙三：“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分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早知后来，何必当初？！ |
| 欢迎明月1215、龙、leslj、背负青天九万里、飞飞SAY几位师兄光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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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青天九万里 2015-11-09 15:44:31 古代人们的生殖崇拜，女性生殖崇拜，拜的神物是什么？是蝈蝈，是葫芦。 因为他们的大肚子。 男性的生殖崇拜，拜的神物是什么？ 告诉你，是北斗七星！ ***现在的人们，知道北斗崇拜的人不在少数，然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北斗七星，就现在这个样子，活像刚性交完的男性生殖器（不要拍砖，我是严肃的）。但是，10万年前，斗柄却是直的！ ***斗柄是直的，用他来做生殖崇拜的神物，就好理解了。 ...... ----------------------------- 跟九万里师兄又学了不少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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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咱们也有战略家 除了爱好军事、历史和围棋之外，老酒还自诩为“金丝”。对于金庸先生的十五部武侠名作，老酒多的看过五十多遍，少的也不下二十遍。其中《笑傲江湖》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在与名门正派对决之前，说出了自己“三个半”佩服和“三个半”不佩服的人物。故事情节不再赘述，让我一直纳闷的是：金大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个半”，而不是三个、四个或者四个半呢？ 回到正题。石原莞尔是日本少有的战略家，他早已看出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将把日本带向最终的毁灭。因为他清楚，以日本的国力根本无法支撑一场长期战争，而中日之战注定了是持久战。在当时日军举国感染“战争狂热症”的环境里，石原无疑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但是在中国，有一个战略家很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被称为“将中之将、帅中之帅”的蒋百里。 蒋百里1882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其名字出自《周易.震卦》“震惊百里”，又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等，绝对属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传奇人物。 13岁就丧父的蒋百里家庭生活困苦，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偷听，倪勤叔见此子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破例将蒋百里收为免费弟子。过目不忘的蒋百里很快就成为闻名乡里的“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之处每每放声痛哭，泪如雨下，遂立誓此生为国效命。1898年，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1900年蒋百里到杭州求是书院（今天浙江大学的前身）深造。 和当时众多的爱国青年一样，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期间与蔡锷、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最后以步兵科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初出茅庐的蒋百里就已经显示出良好的军事潜质。 这世界上最让人气愤的事就是，有本事的人干啥成啥，像咱这样的窝囊废注定是一事无成，打个工都打不好。一开始蒋百里为人所熟知并不是军事才能，而是他出色的文化素质。蒋百里留学日本期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数千人之众，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蒋百里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亲自组织了“浙江同乡会”。1903年2月由蒋百里创办的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不但积极投稿、认真阅读，还把每期都寄给国内的亲友。连在上海坐牢的章太炎都积极给该刊投稿。蒋百里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在刊物上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连载文章，宣扬和提倡民主革命、民族精神。蒋立论独到、条理清晰的文笔颇类似于大文豪梁启超，而他倾向于革命的观点又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因此更受进步青年的青睐。1920年他在国内主编《改造》杂志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文学研究会”1921年在北京发起成立，发起人中除了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周作人这些大腕之外，以军事立身的蒋百里也赫然位列其中。1923年，他又同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月社”。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叫《欧洲文艺复兴史》的书，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看了以后十分激动，下笔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竟一口气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基本差不多。梁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也算是民国学术界的一大佳话。 1906年9月，清廷遴选青年军官赴德国深造，刚回国不久的蒋百里再次被选中。学习期间蒋百里曾出任德军第四军实习连长，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博得了德国同行的赞誉。当时的兴登堡上将破例召见了这个初出茅庐的中国青年并与之长谈。送别时兴登堡曾感慨：“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或许就应在你身上吧。” 1910年蒋百里回国。1912年10月，袁世凯创办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我们今天印象最深的似乎是黄埔军校，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黄埔军校的大部分教官都出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毕业生6500余人中后来成为将军的就有1600多名。蒋百里以少将军衔出任军校校长。我们来粗略看一下那些曾经是蒋百里学生的人员名单，李济深、叶挺、蒋光鼐、陈铭枢、熊式辉、黄绍竑、张治中、傅作义、余汉谋、陶峙岳、唐生智、罗卓英、白崇禧、刘峙、薛岳等等。听听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你就知道这所学校当时有多么牛叉。 1915年袁世凯称帝，深受袁世凯之恩的蒋百里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护国讨袁。后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1917年蒋百里出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均成为军校教辅。冯玉祥是蒋百里的好朋友，在军中办教育班时经常借口“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也有“蒋方震曰”。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担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后因吴不“讨奉”而愤然辞职，去上海投靠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因唐兵败而入狱。但是碍于蒋百里名气太大，蒋介石也真没敢把他怎么样，稍后两人达成和解。 当时中国流行着一句名言，“女交林徽因，男交蒋百里”。蒋百里可谓粉丝众多。据说就在他坐牢期间，著名记者陶菊隐去采访蒋百里，刚说了几句，外面闯进来一个背着铺盖的年轻人，“福叔，我要陪你坐牢”。这个人就是“我挥一挥衣袖，只带着一卷铺盖”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徐对大他14岁的蒋百里推崇备至并尊之为“福叔”。消息传出后，“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竟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事情。 作为一个战略家，蒋百里一直密切关注着世界军事形势和日本的侵华动向。1923年他就预见日本必然侵略中国，中日之战迟早不可避免，并呼吁当局积极备战。1935年，他被国民政府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出访归来之后，他指出未来战争将向“立体化”转移，倡议平衡发展陆海空三军，建设中国现代化国防。难得的是，陆军出身的蒋百里着重提出了建设空军的构想。 有一则轶事。说是1932年2月1日，蒋百里和朋友曹聚仁一帮人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厅喝咖啡，蒋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对众人说，六天以后，也就是7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的兵力到达上海。大家惊讶地问原因何在？他指着报纸上的一条电讯说，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昨天晋谒了天皇。蒋百里接着指出这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由长崎到上海的路程，估计六天之后的早上可运来一个师团。7号早上，日军参加“淞沪抗战”的援军陆军第九师团在植田谦吉的率领下到达上海。 在“西安事变”中，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大员同被羁留。被张学良和杨虎城选中担任与蒋介石之间调解的人，就是声望颇高的无党派人士蒋百里。后来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详细叙述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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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秘密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长途跋涉，奔波万里。尔后接受蒋介石委托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国军高级将领授课。讲学期间，他把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订，编成了著名的军事巨作《国防论》，提出了其对日作战的主要观点。 第一，中国对日作战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区来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在上海出击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传统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和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通过时间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最后发起反攻决战。 《国防论》的影响甚至远及海外，“二战”盟军著名将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蒋百里《国防论》的论断来阐述战局。 蒋百里在讨论中日问题时，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是贫穷的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要投降了。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只要占领了这些关键区域他就打不下去了。而中国是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农业国你根本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蒋百里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三阳”，即襄阳、衡阳和我的家乡洛阳。后来战争的实际进程也印证了其判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曾经在1937年12月28日写给郭化若的信中说：“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内外线作战》，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既然能够提出名字来，说明毛泽东之前肯定阅读过《国防论》。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讲，——比起现在那些无一例外的“重要”讲话，这些演讲说成是震耳欲聋一点都不为过。后来这些讲话整理成了一本书叫《论持久战》，这本书1938年7月1日《解放》杂志上正式发表，同样成为指导中国军民抗日的纲领性文献， 即使是国民党人也对《论持久战》推崇有加。白崇禧在任桂林行营主任时号召国民党军官学习《论持久战》。蒋介石也对该书十分赞赏，并将其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现在公允而论，《国防论》与《论持久战》都是中国战胜侵略者的重要理论武器。真应了那句中国的名言，“英雄所见略同”。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击之下节节败退。蒋百里再次发表《抗战基本观念》，断言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他在充分分析中日的国情之后，坚定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事实上中国抗战的进程恰恰也是按照他的预料进行。蒋百里预测在徐州一带中国军队将和日军有一场大型作战，后来在这里就有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1943年5月到6月，中国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保卫战，就是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预言的中国对日战争中由守转攻的战略要点，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正如蒋百里所料，八年抗战日军的进攻路线恰似按照蒋百里的事先安排，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在战略上，蒋百里早已预言：日军的失败早已在侵略中国时就已经注定。这一点与石原莞尔的观点不谋而合。 可惜的是为中国规划了抗战未来前景的蒋百里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1938年，蒋百里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因操劳过度，11月4日病逝于广西宜山，之后就地敛葬，时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当时的社会名流黄炎培、邵力子、张宗祥、章士钊等纷纷作诗以为祭奠，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之后，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告先生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在30多年的军事生涯中，蒋百里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历史风云人物聘为参谋长或顾问，颠沛于诸侯之间，但只是充当高级幕僚，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 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蒋百里排名第一，曾任蒋介石参谋长的杨杰排名第二，“小诸葛”白崇禧排名第三，剩下那半个就是做了11年“霸王”参谋次长的刘斐。还有一种说法，这半个是刘伯承。时任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因为少了一只眼睛只能算半个。 蒋百里的三女儿就是大家熟知的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蒋英。但是蒋英的丈夫也就是他的女婿更有名，他就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学森。 他有一个表侄女，曾经有无数少女被她的作品折腾得死去活来，他这个侄女叫琼瑶。 他还有一个远房侄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金庸。 任我行提到那“三个半”，其灵感是否就来自于那“三个半军事家”？ 金大师尚健在，能解惑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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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zhzz 2015-11-09 22:41:54 楼主，钱学森是搞导弹的与核物理基本是两个学科。邓稼先是搞核的 ----------------------------- 谢谢wczhzz师兄指点，是师弟搞错了。 钱三强也算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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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上绿色的耳朵、嘉陵江上的鱼夫、wczhzz、swallow820107、玉、铁血丹心、sky961042、lindan0911、筋肉猫各位师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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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耳朵 2015-11-09 23:10:53 @青梅煮酒1970 只是觉得好熟悉，好像在哪里看过相似的文章，在下并没有抨击楼主的意思，只是希望楼主来点新意，作为 历史 迷，总想要追求新鲜感。么么哒 ----------------------------- 多谢师兄光临。 觉得熟悉很正常，因为这些内容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我只是搜集整理一下和大家一起讨论而已。请您多来指教。 由于自身能力有限，想出新很难，但我会尽力。 新观点也不太容易发，前边试着说过两次，一次被删，一次发不出去。 估计后边到了太平洋上就会好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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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llow821027 2015-11-10 07:43:18 ----------------------------- 呵呵，sawllow师兄好，这个真没出处。 要真说出处，是我一个棋友几年前写过的一篇《我心目中最能征惯战的十大将帅》，文中就提出了很多种类似的说法，大家因此还争得面红耳赤。其实这些说法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林彪、粟裕、刘伯承到底谁最能打，也不能把几位将军叫醒每人发一个军一起比比吧？但是茶余饭后作为大家争论的话题还是很有意思的吧。 对于三个半，还有很多种说法，列几个看看： 1、毛泽东、刘伯承、粟裕，半个是林彪； 2、林彪、刘伯承、白崇禧，半个是粟裕； 3、林彪、刘伯承、粟裕、半个是白崇禧； 4、20-30岁的林彪，30-40岁的林彪，40-50岁的林彪，半个是50岁以后的林彪。这个肯定是林彪粉丝的戏言，更不能当真。 文中列出“蒋、杨、白、刘”我倾向于是日本人说法的原因是，几个人都是参谋长出身。在日本只有陆大毕业的人才有资格当参谋：参谋一定可以当将军，但是将军不一定都有资格当参谋。 在中国参谋长和参谋不怎么受重视，这也可能是日本人推崇备至的杨杰、刘斐不为大家所熟知的原因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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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__血__丹__心 2015-11-10 11:52:44 个人感情色彩太浓了！本节题目觉得需要改改，尽量把个人色彩去掉！ ----------------------------- 哈，铁血师兄，发出去就改不了呀。 就像那句“我是多么希望就这样打起来呀”一样，顺手就出去了，今后尽量避免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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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n0911 2015-11-10 15:36:49 从日本角度系统来写。。。。。 ----------------------------- 谢谢师兄鼓励，必当加倍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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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筋肉猫 2015-11-10 22:38:47 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排名不分先后。。核工业这边邓稼先，王淦昌，于敏，等等巨人，相当值得尊敬！ ----------------------------- 的确如老弟所言。 没有他们研究的那些东西，腰杆都直不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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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无涯 2015-11-11 17:05:29 战争中人的思想是让人难以捉摸不透的。公与私，交集缠绕在一起。在二十九军身上表现得最明显。29军，做为西北军的旧部，原本是靠山战败后，自身如浮萍一般无着落，被原来的对手收编。然后又奉令先在华北长城沿线与日本人奋力一战。算是卫国英雄、但却意外的得到了平津地区的地盘，与日本人面对面的打交道。有了地盘，又有了患得患失的想法，在与日本人交涉过程中，为了保住地盘，内拒中央，外和日本人。面对日本人的频频进逼...... ----------------------------- 完全赞同自由师兄的观点。 如果不是那样，日本也不敢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 师弟下一小节就要简单提一下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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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筋肉猫 2015-11-10 22:38:47 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排名不分先后。。核工业这边邓稼先，王淦昌，于敏，等等巨人，相当值得尊敬！ ----------------------------- @青梅煮酒1970 2015-11-11 16:27:59 的确如老弟所言。 没有他们研究的那些东西，腰杆都直不起来。 ----------------------------- @魔鬼筋肉猫 2015-11-11 17:10:44 去过两弹城，那么艰苦，确实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去忆苦思甜 不论其他，我觉得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国际大奖 特别是和平奖，哈哈 ----------------------------- 羡慕兄弟呀。下次带哥一起去。 咱俩去颁奖，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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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汔惠 2015-11-11 17:48:33 俺们有几千年的 历史 ，随便翻翻都能找到战争记载，这些战争记载中，关于军师（参谋）的记载其实是很多，在夸耀他们方面，史书并不吝啬。所以俺们应该知道参谋其实是军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由于最近几十年来的书籍、影视总是以各种手法突出中心，导致在所有人的认识中，如何建设军队、管理军队、指挥军队都是1号说了算，其他人都是拍巴掌的机器。不过纳闷的是既然1号都全知全能了，那还要那么多头头干嘛？ ...... ----------------------------- 对于龙师兄所言小弟深有体会。 愚弟窃以为中国现在权利最大的就是县委书记。除了外交和国防之外，他们在管辖地盘的作为可以用无法无天来形容。 以前的工作曾经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曾亲眼在酒桌上看到这样两个细节： 一个海归博士县长在介绍项目时多说了几句话，县委书记就怒骂：闭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一个估计至少比县委书记大十多岁的政协 也是因为多说了两句，就被县委书记喝骂：这么大年纪白活了，少说两句能憋死你？ 需要指出的是，两次的大书记可不是同一个人。 这就是所谓的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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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tao4426 2015-11-11 19:16:04 怎么没有了， ----------------------------- 欢迎taotao4426师兄。 这一段单位屁事特多，弄得焦头烂额，更的慢了，请师兄多多见谅。 马上就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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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实力悬殊 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也曾被西方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尽管大小的内战连绵不断，期间还发生了与日本的几次局部战争，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战后的1951年9月19日，美国将军魏德迈就曾经在国会上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 尽管今天对于蒋介石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当时虽然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都远远大于小日本数倍乃至数十倍，但双方的国力和特别是战力却有着巨大的差距。如果拿开战前1937年的部分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就会明白蒋介石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 1937年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是9.9%，工业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经济总值的80%，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中名列前茅。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算上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中国工业产值也仅仅不到国民经济总值的10%，并且大部分属于轻工业。我们知道，现代化战争所凭借的除了国家经济总量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几个主要工业数据的对比： 工业总产值日本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 钢铁产量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 煤炭产量日本5070万吨，中国700万吨； 铜产量日本87000吨，中国700吨； 石油产量日本169万吨，中国13100吨。 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工业能力，日本猛烈地扩张军事工业的规模。该年度日本对军事工业的总投资达到了22.3亿日元，占当年日本工业投资总量的61.7%，比1936年增长了两倍以上。日本已经具备了年生产各型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的军事工业水平。至于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的生产能力和数量，完全可以满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要。 反观中国的军事工业还基本停留在原来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经办洋务时代的水平。大口径火炮、坦克和汽车的生产能力基本没有，飞机和舰船尽管能够生产，但是所有原材料和零部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自己能生产的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其生产能力及数量连正常的训练都不能满足，更不要说去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求了。 在战争开始的1937年7月，日本一线战斗兵员199.7万人，可调用的总兵员为448.1万人。除国内的11个师团之外，其余还包括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和中国驻屯军等多支武装打击力量。 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陆军一直采用的是“师团”编制。一个甲级师团的兵力包括步兵旅团两个，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各一个，还包括通讯、卫生以及少量的后勤单位。在步兵旅团以下设两个步兵联队，一个联队下设三个步兵大队，一个步兵大队下设四个步兵中队。这样一个师团的步兵数量就是48个步兵中队。在1937年，平时一个日军师团的人数约15000人，战时则远超过20000人。后来由于战事的不断扩大，日军后扩充的所谓乙级师团很多采取三联队制度，人员、装备和战斗力都不如最初的那些甲级师团，但是差距并不是很大。 前边我们已经提到过，日军陆军的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可以类似对应中国或西方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但普遍要稍稍大于这些单位。在日本陆军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作战单位叫“支队”，往往是为了执行特定的作战任务而临时组织命名的作战单位。支队的规模可大可小，多则上万人，少则数百人，最大不会超过一个师团的规模。支队往往以支队长的名字来命名。比如一木清直为支队长的支队就简称为“一木支队”，东海林俊成率领的支队就简称为“东海林支队”。判断一个支队兵力和规模大小往往可以参考支队长的军衔。如果支队长军衔是陆军少将，则支队的战力与一个旅团相仿，如果支队长的军衔是大佐，其实力则与一个联队不相上下。 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直到战争前的1936年才开始对国内的陆军进行整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计划是在1938年完成60个师的编制。每个师下辖两旅四团，有些直接就是三个团，其余部队如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兵种就变成了营（就是说特种部队比日军的联队小了至少整整一个级别），这还是作为主力的甲种师。中国最精锐的甲种师也就万人左右。加上武器装备和战力的巨大差距，战场上日军一个旅团撵着国军一个军跑、一个联队围歼国军一个师的场面可以说比比皆是。 到1937年7月，中国陆军的编制为49个军，182个步兵师又46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又6个独立旅，4个炮兵旅又20个独立团，以及其他少量的特种部队，总兵力为170多万人。这还仅仅是总数量，作战初期能够很快投入战场的不过是80个师、9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两个炮兵旅和16个独立团而已，合计兵力不超过100万。 拿日本的一个师团和中国的一个甲种师对比，武器装备的差距更为明显。 日军一个师团的各类枪支是9476支，中国3831支； 掷弹筒日军576具，中国243具； 轻机枪日军541挺，中国274挺； 重机枪日军104挺，中国54挺； 山炮日军64门，中国12门； 步兵炮日军44门，中国30门。 以上仅为双方都有的常规武器，日军师团一般都配有数量不等的装甲战车和坦克，而中国师则几乎没有。此外日本师团在作战中往往还能得到海空军的协同和支援。 就空军而言，日军可以投入的各型战机约960架。中国空军名义上虽有各种飞机600多架，但是真正能够投入作战的只有305架。这些飞机分别购自美、德、英、法等各个国家，机型复杂，配件短缺，导致维修十分困难。由于没有自我生产和补充能力，一旦飞机受伤往往就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 海军更是简直没法拿来比较。当时日本海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三。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海军拥有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21艘，驱逐舰102艘，潜艇59艘，加上其他舰只总计285艘，总吨位达到了115.3万吨。而中国海军共有各类舰只120艘，数量看起来似乎还行，但是战列舰、航空母舰和重巡洋舰一个都没，大部分都属于炮艇、巡逻艇之类的小不点，合计总吨位还不到11万吨，不及日本海军的十分之一。就这样实际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60艘，总吨位6万吨。更可怜的是舰龄。日本舰船大部分是二十和三十年代下水的新舰，航程远、航速快、火力猛、防护力强。而中国海军最大的战舰是巡洋舰“海圻号”，这艘排水量4300吨的军舰还是清朝政府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装备最好、排水量2950吨的巡洋舰“海琛”号也是1898年由大清从德国伏尔锵船厂购入。看看年龄就知道咱们那老爷舰各项指标都无法与对手的年轻小伙相比。日本一艘重巡洋舰的排水量都在万吨左右，换言之日本海军来一艘轻巡洋舰都能打遍中国无敌手。 更加致命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举国一致，战场上官兵一心、指挥统一、行动协调。而中国的参战部队往往是属于不同的军阀派系，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以及地方部队之间矛盾重重，相互存有戒心，往往是尔虞我诈、狼上狗不上，一般不打到自己头上就不愿意出头，这极大地影响了综合战力的发挥。连我们的敌人日本人都喜欢鼓吹，“中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各种政权组成的混合体”。 当时蒋介石能够实际控制的地区仅仅是长江中下游的江浙地区，所能调动的直属部队约有70个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军，——属于中国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其他地方军阀部队则各有各的招募和编制制度。有的部队名义上是师实际上只有三四千人，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这些部队比起中央军来说都存在一定差距。通常说财大气粗的军阀部队武器装备就好一些，反之就差一些。可以说面对作战意志极其顽强的日本部队，中国军队无论编组、训练、装备、补给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距。 早在东北沦陷之后，中国南京政府就已经开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第二年的1932年11月29日就成立了国防计划委员会，对国家当时的战争实力及潜力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东南沿海地区最易遭到日军的攻击，而绝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源恰恰在这一区域。委员会提出，中国广大的内地资源都要进行开采和利用，如湖南的钢和铁，四川的铁和铜，南部和西南的煤炭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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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肯定无法避免的战争，国民政府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准备。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国民政府颁布国军典范令，将全国军队武器标准化，新建扩建军工厂力争弹药自给自足。为了便于军力的机动和物资运输，在全国开始大建公路、铁路。在“黄金十年”内中国的公路铁路总里程翻了差不多一番，期间“粤汉”、“浙赣”两条铁路顺利通车，铁路达到了13000公里。耗费巨资在沿海及沿江诸要点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工事基本上没有派上多大的用场。 国民政府对西北大后方的建设才真正称得上是未雨绸缪。蒋介石早就预料到，一旦战事全面展开，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和政府的命运很可能就是边打边往内地跑，那么往哪里跑的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早在1934年，南京政府就组织对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进行了详细考察。到了1935年年底，蒋介石已经明确了建设和控制中国西南的目标。他指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这里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失地，复兴国家。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亡不了中国。”国民政府对战争后方基地的提前着手建设，解决了持续抗战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可惜在这一切都远远没有准备就绪的时候，战争已经爆发。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作为弱国的中国来说极为不利。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迅速崛起，欧洲和平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传统世界强国的英国、法国对干预国际事务的态度已经逐渐变的消极，出现了力图避免战争的“妥协主义”和“绥靖主义”。卢沟桥事变之前英国就曾经明确告诉南京国民政府，“一旦中日开战，英国的态度是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德国的崛起已经使得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而无暇东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在东南亚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举世闻名的绥靖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就曾经表明，如果英国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很可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后来英国竟然在日本的胁迫下关闭了中国抗战的大动脉——滇缅公里长达三个月之久以向日本示好。一味屈膝忍让换来的不是和平而依然是一通组合拳，不是“报复性”而是“毁灭性”的。 相对英国而言，法国与德国和意大利在领土上就连在一起，遭到的威胁更大更直接。况且法国在东南亚也有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今天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总和，随时可能成为日军的打击目标，法国对日本也根本没法强硬起来。倒是处于内战之中的西班牙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声明，“西班牙全体人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深切的同情”。 意外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德国之间交往甚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全面掌权之后，十分赞赏日耳曼民族“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精神的蒋介石就开始直接与德国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逐渐进入热恋和蜜月期，其突出标志就是随后两国之间大量的军事交往。 1934年6月，有“德国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汉斯.冯.塞克特上将被蒋介石聘请为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向蒋提出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精锐师直接置于南京政府管辖之下，还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建立起“教导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已有一支20个师、全部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1935年塞克特离开后，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也就是这位专家向蒋介石提出了将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的建议。中德之间以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农产品交换军火的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6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为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当时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 虽然之前已经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希特勒并不赞成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与日本签订协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日本在威慑美国的同时牵制苏联，让美国不敢轻易介入欧洲的战争，也减轻德国在东线的压力。如果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就会丧失或者减弱牵制两个大国的作用，反而可能给德国带来麻烦。况且如果日本独霸中国，也势必影响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德国外交部迅速发表声明宣布中立。日本对德国与中国的卿卿我我大为光火，甚至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威胁强烈要求德国撤走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出口武器。但是希特勒除了命令德国顾问不要到战争前线之外什么事都没有做，所有的军火和工业贸易照常进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京保卫战之前。 日本也有帮凶，那就是嘴上厉害无比一打仗就拉稀、最擅长趁火打劫的意大利。对中国极度蔑视的意大利公开宣称，“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从中日战争一开始，意大利就公开宣称坚决支持日本。 对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国一直奉行的就是“史汀生主义”，既不承认日本侵华行径及其后果的合法性，也不采取果断措施去制止侵略，所给予的只是同情和道义上的帮助。美国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与日本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日本占领上海之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输送物资，致使美国对华贸易额锐减了86%。但对日贸易也同样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贸易。为了避免与日本的矛盾激化，卢沟桥事变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就指出：美国将站在中间立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 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不断扩大，罗斯福总统愈发感到了危险，才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把日本比喻成流行病毒的携带者，建议把他们隔离开来。美国国务院立即对总统的发言表示了支持，谴责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但是总统和国务院的发言立即遭到美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猛烈抨击。孤立主义者提出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和日本开战的危险。他们指出，对于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仅仅在道义上进行打击无济于事，这些话还不如不说。作为民主国家，罗斯福立即站出来“辟谣”，声称美国绝不放弃中立立场，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日本进行什么制裁。 国民政府还是又找到了一个盟友。早在抗战初期希特勒就提醒过日本，日本的对外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其实俄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少。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之前与张学良闹出矛盾的苏联就试图和中国改善关系。1934年，由于日本在远东的威胁越来越大，中苏开始悄悄接近暗送秋波，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苏联主动找到国民政府建议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购买急需的军火物资。卢沟桥事变之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第一时间会见了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明确表示愿意对中国提供支援。对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一直也很犹豫。很明显苏联是共产党的大后台，而国民党与中共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可病急乱投医，孤立无援的蒋介石还是像后来的英美那样接纳了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苏联。他立即将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立法院院长孙科召集到庐山，要求他们对苏联展开外交行动，争取更多的武装援助，并力促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孙科与王宠惠随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商谈。共同的敌人使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只是苏联稍有保留地将中方提出的“互助”改为了“互不侵犯”。一个多月之后的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苏联成为中日开战之后第一个公开表态并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这一援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为止。 1937年9月开始，苏联援助中国的轰炸机、坦克、反坦克炮、高射炮以及军事顾问、技师、飞行员就开始源源不断到达中国，仅飞行员先后就达到2000余人，其中更是有211人血洒中国战场。援助的陆上路线是由阿拉木图、哈密至兰州，空中路线由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海路则经过敖德萨、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到达广州、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卖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大型牵引车24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支，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多万发，还有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 苏联不是白求恩。他的意图显而易见，那就是通过中国拖住日本让其不能全力北上，减轻苏军在远东的压力，从而避免在出现可能与德国发生的战争时两线作战、腹背受敌。 到了1937年9月，交战中日双方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决心和信心。 日本人说，必须迅速征服中国，彻底让中国人丧失战斗意志。 中国人说，必须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和不屈斗志战胜强大的侵略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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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卤蛋 2015-11-11 22:22:42 要快 ----------------------------- 卤蛋弟别急，叫哥把两口饭扒完呀。 哈！ |
| 谢谢楼上悠悠见南山、侧卫、卤蛋弟、鹏鹏哥、背负青天九万里、JerryKingKing、安彦良和、xiao840616、龙、汉族人、我在未来某处、海南二桶、lindan0911各位师兄的捧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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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煮酒1970 1904楼 2015-11-11 22:32 为了应对肯定无法避免的战争，国民政府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准备。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国民政府颁布国军典范令，将全国军队武器标准化，新建扩建军工厂力争弹药自给自足。为了便于军力的机动和物资运输，在全国开始大建公路、铁路。在“黄金十年”内中国的公路铁路总里程翻了差不多一番，期间“粤汉”、“浙赣”两条铁路顺利通车，铁路达到了13000公里。耗费巨资在沿海及沿江诸要点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工事基本上没有派上多大的用场。 国民政府对西北大后方的建设才真正称得上是未雨绸缪。蒋…… ----------------------------- @冀D鹏鹏哥2013 2015-11-12 10:13:58 这一章 ----------------------------- 鹏鹏哥，自己兄弟，别夸，多找找毛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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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负青天九万里 2015-11-12 10:23:50 能的话使我想起一个帖子，现转发： 王振问于谦:我土木堡参战50万人，你北京保卫战多少人? 于谦:…… 王振：说我是抗战主力有错吗? 于谦:…… 王振:土木堡损失官兵几十万，北京损失多少? 于谦:…… 王振:说我贡献大有错吗？ 于谦:…… 王振：我走的时候带走了京营所有军队，回来后你居然有这么多人，说你扩充实力图谋不轨有错吗？！ 于谦：…… 王振：土木堡一役尸山血海，阵亡...... ----------------------------- 九万里师兄说的是： 大明朝确实死人妖最多，也最可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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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无涯 2015-11-11 17:05:29 战争中人的思想是让人难以捉摸不透的。公与私，交集缠绕在一起。在二十九军身上表现得最明显。29军，做为西北军的旧部，原本是靠山战败后，自身如浮萍一般无着落，被原来的对手收编。然后又奉令先在华北长城沿线与日本人奋力一战。算是卫国英雄、但却意外的得到了平津地区的地盘，与日本人面对面的打交道。有了地盘，又有了患得患失的想法，在与日本人交涉过程中，为了保住地盘，内拒中央，外和日本人。面对日本人的频频进逼...... ----------------------------- @JerryKingKing 2015-11-12 10:38:46 这里就要研究为什么中国人有那么多的私心。为什么很多时候不得不存私心。这不是道德和爱国的问题，这是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生存法则。谁有能力改变这块土地千百年来的生存法则，到那时候再来看看私心的问题。 ----------------------------- 师兄所言甚是。 这就像一边不完善保障制度，一边又说老百姓捏着钱不消费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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