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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卫道救时 不一样的曾国藩》第一部【完本】[第8页] |
| 作者:扬光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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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cti 2022-06-07 16:30:14 这是要给铁杆汉奸涂脂抹粉呀。 ----------------------------- 静心阅读，多些了解，似可言中。所言亦不算错，但并非精确！谢谢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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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92） 第十三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下） 整顿整治蔚然新风成就一代名臣 陶澍在京城时，虽是个无行政实权的闲官，官场关系也比较清冷，也没什么“礼尚往来”，但他对官场的吏治不振，贪赃枉法，因循守旧的风气，却早已痛恨不已。 嘉庆十八年时，在其担任不到一年的御史期间，就屡对官吏的渎职腐败行为疾言厉色地进行弹劾。嘉庆帝识见他性格直爽、疾恶如仇，称他“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 嘉庆十九年，陶澍奉命巡视中城，曾自撰两副对联分别悬于厅堂和书房座右自警。其联云： 绕岸风清 尘埃扫除吏牍 举头日近 光明洞照吾心 要半文不值半文 莫道人无知者 办一事须了一事 如此心乃安然 陶澍到任不到二个月，经他的调查和敏锐的洞察，就向嘉庆呈了《陈奏州县积弊折子》。他指出“州县之锢弊日深”，原因在于“上司不能正己，率属则不肖之”。并指出严重存在的弊端有“勒接交代”，新官上任，被迫接受前任的亏欠，“甫登任籍，即入债乡，始基不立，而望以清廉难唉。”再则是州县之间，官属之间，官民之间“多摊捐款”，“派办供给”，“委员需索”。 次年，陶澍又奉命巡视江南漕务，他一到任就发布《巡漕告示》，提出“剔厘各弊”，“裁革陋规”整顿漕政的具体措施。而且先从自已衙门做起，并将此公开在《巡漕告示》里晓喻官民：“本院自下车以来，事事躬亲，一切陋规，尽行裁革，夙夜盟心，鬼神可告。其余巡弁、委员、吏役、家人等，严加裁汰，所存不过数名，每日随辕办事，不许擅离寸步，断不敢藉端把持。除揭晓辕门晓喻外，尔弁等毋得任不肖头伍勾串走差、人役，指称本衙门用费名目，影射开销。如有棍徒在外捏辞婪索，一经查出，立即从严惩办，各宜凛慎。” 陶澍巡视中城，“以半载断八百余案”，为断案不曾受一分私礼。巡视江南漕务，谢绝入境出境的送往迎来，“以半载而办五百万石之米”，嘉庆二十一年(1816)陶澍调京任吏部掌印给事中，在 “六科之首，天下问总枢”任职期间，“绕案风清”，“办一事须了一事”。 道光元年(1821)十月，陶澍初擢任安徽布政使，正式任地方行政长官，正是他力行廉政起点。 陶澍到任视事，安徽全省的钱粮亏欠为各省之首，虽经五次清查，都不了了之，前后纠葛达三十年。陶澍分析这种“不实不尽，疲顽因循，遂成累痼。即稍知自受者，亦无以自拔。吏治之靡，多由于此。” 他“实心实力，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贤否以端吏治，除稂莠以安良善，剔猾蠹以慎勾稽。”决心清政查帐，惩奸剔蠹。他开始调集人员、档案、帐目，用了一年时间查个水落石出。计查出嘉庆十九年以前，除节次追补及豁免外，实应追银一万五千八百零三两，十九年以后至二十五年止，有漏报及续经亏抵各款共银五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七两，谷米麦豆二万七千五百九十九石。 这些大数中，亏欠在一万两以上的有二人，五千两以上的七人，三千两以上的八人，一千两以上的十九人，一千两以下的二十六人。 陶澍对这些渎职的官员，分别做出应劾、应偿、应豁的处理，使安徽三十年纠葛不清的钱粮亏欠，豁然一清。为了惩奸剔蠹，杜绝新亏，陶澍为此还制订了章程十条，其中有：立限勒追，以重帑项；禁革流摊，严禁交待案内议单欠票。 陶澍个人日常也十分注意以身作则的，以“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为座右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不仅如此，对下属也是管束很严的，当时人民就传说“陶文毅督两江，严禁僚属冶游。”部属也争相效仿。原江宁知府愈德渊在他下面任盐运使。初到扬州接任运库如洗，经过他勤政精治，第二年就有三百万两积累。离任时，自己却两袖清风。接任的李廉访也是一尘不染，诸务肃然。 陶澍的廉洁之风也影响感染和教育了家人。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陶澍病逝在任所，当地绅商和百姓，感其清德，捐集白银四万两相赠，他夫人黄德芬力为拒之说：“夫子生无亏，死无歉，家世儒素，生计非所救，不可以死后污吾夫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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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93） 第十三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下） “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 陶澍身兼仕林学界，身体力行提倡改革，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有志士人、官员，互相切磋，互相砥砺，推动了“经世致用”风气的发展。史学家萧一山：“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此说虽大体不差，但却囿于湖南一地，然陶公识人，却不仅仅没有器具。 卓见慧眼识英才。陶澍并与贺长龄、魏源等人为莫逆之交，魏源帮助陶澍革故鼎新，策划漕运、盐业等实务大政。陶澍拔左宗棠于微末，识胡林翼于幼时，后来陶左二人结为儿女亲家，胡林翼则成为陶的贤婿。左、胡二人后来名震天下，皆为晚清名臣。林则徐是当时为数不多注重事务的官员，他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加强对外抵抗的力量。禁烟上，陶澍坚决支持。陶澍病逝前，专向道光皇帝举荐林则徐继任两江总督，称他“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 政绩卓著结知己。魏源和陶澍都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不仅情感相投 ，而且思想高度一致。他们鄙弃空谈，倡导实学；正视现实 ，针砭时弊；重视调查 ，实事求是；兴利除弊 ，倡行改革。 他们既是道光年间海运的首倡者 ，也是两淮盐政的改革者 ，兴修水利的实行者 ，货币改革思想的设计师 ，在对待鸦片问题上 ，他们同是力主严禁的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陶澍和魏源，作为中国近代史是两颗耀眼的明星，互为倚重、相帮相助，成就了永垂后世的事业。有史者称：道光时期的所有重大改革，都是由陶澍发起 ，陶 、魏共同设计 、共同执行。如果没有陶澍 ，魏源只能止于纸上谈兵；没有魏源 ，陶澍的改革则缺乏理论先导。魏源与陶澍的结合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样板 ，思想和行动相统一的示范！ 陶澍对魏源非常器重 ，延为幕僚 ，直至自己逝世。魏源入幕后 ，陶澍的文稿几乎全是魏源代笔。即使在临终前夕 ，陶澍也“口授行状 ，请魏源捉管代书 ，上之史馆”。魏源对陶澍也十分敬重 ，陶公弃世后 ，他为陶澍撰墓志铭 、神道碑铭 ，称赞陶澍”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 ，及备兵川东 ，摘伏发奸 ，又为能吏。”并撰挽联感念陶公的知遇之恩 ，联曰： 知遇感殊深 石屋印心牖北垂询商大计 诚恩诚普及 灵车返里 江南遗爱念宏观 曾氏自幼即神交故人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小陶澍32岁。道光十六年(1836），曾国藩两次科考失败，深感自愧： 韶华弹指总悠悠， 我到人间廿五秋。 自愧望洋迷学海， 更无清福住槽邱。 匣里龙泉吟不住， 问子何日斫蛟鼍。 虽然如此，但有着“倔强”之性的曾国藩并不服输，特意转道金陵，向乡贤陶澍请教学问与求仕之道。却因陶的门客李子木自作主张，为陶澍挡驾，三年后，陶澍病逝，故终其一生，曾国藩未能与陶澍见面。 但无论如何，陶澍都是对曾国藩的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之一。而且陶澍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在道光时期，陶澍不仅是“湘系经世派”的领军人物，令湖南文人士子和官僚均以陶澍马首是瞻，而且是最被仰慕与钦羡。曾国藩全心致仕、笃信理学经世，更以陶澍为表率。从他专程绕道江宁（似乎命运中注定曾氏与江宁有缘，那么早就与江宁有意无意地发生联系）拜访陶澍的目的虽未实现，足显其仰慕陶澍之情。 陶澍对曾国藩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萧一山说：“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而印心石乃策源地也。” 如果“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陶澍被湘人称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宗主，曾国藩就是其培养和影响下的杰出人才之一”之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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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94） 第十三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下） “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一山先生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喤引”，本意是指古代的官员出行时，在前面的骑卒开路喝道，引申为引导、带领之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领军人物。 连张之洞、张佩纶提起他，都说：“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还把陶澍比作晚清时期全国人才发生、发展的“源头”，就像黄河发源于昆仑山、长江发源于岷山一样；说曾国藩则是以陶澍为“源”的各类人才中的一员。可见，陶澍和曾国藩的关系，前人早有定论。但，说起陶澍的人才建树，却不得不赘述一二： 理学经世完备。清乾隆以后，一些守理学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对空疏的理学进行改造，他们在宗义理的同时，强调致用，阐扬理学的经世传统，陶澍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一方面“守程朱”，以理学为学问之根底；另一方面，抨击理学末流空谈心性，并把经世之学引入理学中，将经世理论用于改革实践。 曾国藩继承陶澍理学经世思想，于咸丰年间崛起后，从学理上对这一思想进行阐发，进一步完善了理学经世理论。 吏治积弊整肃。曾国藩洞悉官场积弊，他说：“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对于循私枉法，曾氏也予以无情的揭露：“今天下郡县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强齐之耳任，蚩蚩者自为啄息，怒喜一不顾问。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弃市，豪强者漏网，弱者糜烂，苟以掩耳目而止。” 曾国藩亦如陶澍一样十分重视社会风俗。他对当时日下的世风提出批评：“民之情好声利而恶淡泊，浅者趋死禄仕，深者博文多艺，猎取浮誉，亦足降其好胜之私。”曾氏对于士风败坏尤为痛心：“今世之士，自束发受书，即以干禄为鹄，惴惴焉，恐不媚悦于主司。得矣，又挟其术以钓誉，而徼福禄利无尽境，则干人无穷期。下以此求，上以此应，学者以此学，教者为此教，所从来久矣。” 曾国藩进一步认为官员、绅士在移风易俗中处入关键地位。“风俗之美恶，主持在县官，转移则在绅士”。他希望通过绅士的表率作用，“化一方之莠民”，“正气渐伸，奸宄因而敛迹。”曾国藩也重视官吏的表率作用：“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已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法者速而且广也。” 重视幕僚人才。陶澍是嘉道时期大规模招集使用幕僚的大吏。通过大力发现、培养、扶植举荐了大批湖南人才，如他和贺长龄为至交好友，首倡海运，震惊朝野；魏源曾任陶澍幕僚14年，成为举国知名的经世干才；李星源亦曾为陶澍幕僚。后李成为总督，对陶仍“师事之”。陶澍发现胡林翼幼年聪慧，定为女婿，并曾带在身边读书，着力培养；陶澍路过醴陵，与左宗棠交谈竞夕，结“总督布衣之交”传为千古佳话；黄冕被罢官后，得到陶澍帮助，参与海运，盐务、赈灾，成为经世之才。清史稿说：“陶澍，用人能尽其长，所拨多方面节铖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陶澍招揽人才、重用幕僚，建立盖世功业给曾国藩极大的启示，他网罗各种人才，在其周围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幕僚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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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湘军集团崛起，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影响之后的历史走向，是巨大而综合的。因此，极有必要好好梳理这段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谢谢精彩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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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95） 第十三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 大清陶澍第一人（下） 陶澍衣钵传人弘扬经世哲学 陶澍的改革，对曾国藩有很大的影响。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两淮盐法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曾国藩提出：“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里，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敝。” 主张“招集新旧票贩，照常请票运盐，完纳现课，出湖销售”。 但是，曾国藩改革的最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长期养尊处优，沉湎享受，已经腐败，没有了战斗力，故而提出“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的改革纲领，另建湘军。 一是改“世兵制”为“募兵制”； 二是改“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 三是改“朝廷任命”为“官职私授”； 四是改“国库发饷”为“军饷自筹”； 五是改“冷兵器”为“冷热兵器并用”； 六是改革营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 七是创建水师，一船设一专官； 八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 前四项形成军权、政权、经济权合三为一，权力全部落在统兵大员手中，后四项则开始和近代军事体制接轨，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军制，开中国军事近代化之先河。 陶澍和曾国藩改革的重点有所不同，是由当时的时代决定的。道光年间，清王朝从康乾盛世的顶峰急剧地跌落，故陶澍大力推行除弊立新的改革。 咸同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侵入中国，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几乎占领了东南半壁江山，故曾国藩的改革，着重在军事领域。 陶澍的改革是在清王朝没落的时候，打了一剂强心针，帮助清王朝渡过财政经济的难关； 曾国藩的改革则是在清王朝崩溃的时刻，打了又一剂强心针，帮助清王朝暂时避开了灭亡的命运。 可见，他们的改革主观上都是为了挽救封建王朝，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改革，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 第四，曾国藩是陶澍吏治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陶澍非常注重吏治，而且还有比较系统完备的吏治理论。曾国藩则以陶澍为榜样，从严要求自己，终成一代贤臣。梳理其所得，大致如下： 一是正视封建官场弊病，大力整顿吏治。曾国藩在京官任上就批评了官场的弊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他认为吏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社会不安。因此，他在揭露官场弊病的同时，雷厉风行地整饬吏治，强调吏治清明。 曾国藩认为，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吏治败坏，而吏治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缺乏，要改变时局，必须“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为此，他以招揽人才为急务，强调：“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便设立幕府，广招人才。宣称：“倘有血性男儿号召义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横行中原，然奋怒以卫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由于曾国藩礼贤下士，对“博学多才之士尤加礼敬”，并且“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投入曾氏门下者愈来愈多，形成“幕腐宾? ? 尤极一时之盛”的景观。幕僚容闳说，“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除军政人才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大精华汇集于此”。薛福成说，曾氏名幕有83人，其中“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22人。“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入旋出，散之四方者”22人，“以宿为客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不费于公者”26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13人，在这些文臣武将、专家学者的帮助下，曾国藩成就了他的功业。 二是重视士风民俗。曾国藩十分重视社会风俗，对当时世风日下提出了批评，尤其对士风的败坏深感痛心。主张移风易俗，建设良好的社会风俗。他认为官吏、士子在移风易俗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他说：“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热切地希望官吏、绅士能以自己的言行，“化一方之莠民”，以伸正气。 三是强调以身率属。陶澍为官，做到了“勇、勤、廉、善”四个字。曾国藩则提出了“廉、谦、劳”三个字，标榜“不要钱、不怕死”，强调以自己的表率作用，以求清正廉明之吏治。 四是发挥幕僚的作用。陶澍延请有“经世之志”的人才入幕，并在他们的参赞下，对盐、漕、河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陶幕也成为晚清幕府的先声。曾国藩更是网罗各类人才，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幕府集团。容闳说：“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 除军政人才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才精华汇集于此”。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幕府起了巨大的作用。 五是发扬陶澍人才思想。曾国藩如陶澍一样，非常重视人才，他说：“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即广泛收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积极培养人才，严格管理人才。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被任命为武会试正总裁，他在闱中作诗： 禁闺莲漏己宵深， 凉月窥人肯一临。 此地频来从案牍， 吾生何日得山林。 貔貅雾隐三更漏， 河汉天高万籁沉。 火冷灯青无个事， 可怜闲杀爱才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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