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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卫道救时 不一样的曾国藩》第一部【完本】[第7页] |
| 作者:扬光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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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谨啊 2022-06-01 18:56:31 支持佳作，欣赏 ----------------------------- 谢谢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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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86）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 子城乡试跃龙门 大贺狂饮醉酒三日不醒 三人几乎是“逃离”般离开了现场。当完全走出现场时，三人差不多都是大汗淋漓了。 郭嵩焘兴奋地说：“涤生、霞仙，今日吾来做东，给涤生办理‘鹿鸣宴’，必于涤生好好庆贺，不醉不休！” 话没落地，刘蓉也附和着：“正是，必是一醉方休！先回书院，今晚即贺”。 其时，曾子城内心颇不平静，亦难平心绪了：举人之考难度远比考秀才高出许多。且每次乡试，湘省亦不过中者四五十人。子城如此首次县试般，本没抱太多希望，哪知今次居然一考即中，且中得湘省第三十六名，又是“联捷”。此一成绩，再次刷新父亲于曾氏家族所创记录。 旧时，放榜后，都免不了设酒宴庆贺一番。金榜题名，置宴庆贺称为“科举四宴”：鹿鸣宴、琼林宴、鹰扬宴和会武宴。此鹿鸣宴是为新科举子而设的宴会，因宴会上要唱《诗经》中的“鹿鸣”诗，故有其名。琼林宴是古时为新科进士而设的宴会，起始于宋代。殿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科进士的名次，并赐宴庆贺。由于赐宴都是在著名的琼林苑举行，故该宴有“琼林宴”之称（鹰扬宴、会武宴都是武科宴。武乡试放榜后，考官和考中武举者要共同参宴庆贺，其宴就叫“鹰扬宴”。武科殿试放榜后都要在兵部为武科新进士举行宴会，以示庆贺，名曰“会武宴”，楹联学开山之祖、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甲寅科举人、嘉庆七年(1802年)壬戌科进士梁章钜《浪迹丛谈·武生武举》云：“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武科殿试不同于武科乡试，因而，会武宴的规模比鹰扬宴要气派得多。想不到的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曾作为武科考官主持乡试。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说话间，二人也不管子城怎么想，就拉住他一起回到了书院旁边的酒肆。找定位置，即让小二拿酒上菜。小二问上何菜，郭嵩焘一时豪气：”拿来菜单，大爷说与尔知。“ 小二拿来菜单，刘郭一看，上有：剁椒鱼头、黄椒木桶鸡、腊八豆蒸腊肉、腊肉蒸香芋、干扁豆蒸油渣、豆辣蒸风吹鱼、豆豉尖椒蒸、开胃椒蒸猪脚皮、棕香粉蒸鸭、香煎太极图、煎腊肉、香煎腊狗肉、干煎猪盯、煎大片土豆、煎熘连壳蟹、煎淮山、香煎五香鱼...... 二人看看也是一时眼花，也有点“急”不择食了，也没有征求子城意见，随意点了六菜：开胃椒蒸猪脚皮、棕香粉蒸鸭、煎淮山、香煎五香鱼、腊肉蒸香芋、干扁豆蒸油渣。 虽是家常菜，但其味品正，下起酒来，甚合口味。本是学子，对酒菜也不甚是讲究，又要些由白沙井水酿制的散酒来。 酒水一上，郭嵩焘即说：“来，二位，我等也学学那些豪爽之士，先喝上半碗才算”。 二人也无异议，端起碗来”砰“的一声而碰，抬起一饮而尽。 郭说：“这酒果然香甜甘洌。据店家说，此酒乃白沙井里水酿制。据传，位于天心阁下之白沙井，于白沙街东面，被称为“长沙第一泉”，此井虽小，却名贯古今。白沙井原只一眼出水，明末时水分为二眼，后经多次修整扩为四眼；井周绕以浅沟导水，靠山坳一面横立一石，上镌"白沙泉水"四字，高处有石栏围，汲水极为方便”。郭氏说得兴起，“不能只顾听故事，忘记饮酒，来，再来一碗！” 说着，又是一“砰”，抬头即饮。 三人没吃东西，竟然连干了两碗，一时之间，舌头差不多有点僵硬了。 想想三人，天未明即起，赶往贡院看榜，自那时已三个时辰之久，又多赶路，肚里亦是空空如也，被酒一浸，既有兴奋，也小有酒意。这下，反而打开了话匣子...... 刘蓉亦乘酒兴，说与子城：“涤生，自今日始，汝即成为天子堂中人，吾等相交，并不求汝之宝贵提携。” 刚一说道这儿，子城马上打断：“霞仙所言极謬，子城绝无他意。今日话说于此，以来日证之。” 三人舌头渐大，但所说皆明。此后，则以“道义至交”“神明至交”，之间须“道义相砥，过失相规”，敢于直言不讳。刘蓉更是直白，约定伯仲之间须“扬清激浊，别白是非，鲜所假借”相待。 三人相交，各保清新、力辟俗气，不以至友求富贵、喜攀附，从而相期终生，传为美谈。 后刘蓉在“萧朱王贡以转相汲引为贤”的典故里道出了一半原因。典出《汉书》萧望之列传:“萧育、朱博结绶交好，王阳、贡公弹冠相知”，西汉时，萧、朱两人，王、贡两人为好友，互相推荐以至显达。后有隙，终成仇人。《后汉书·王丹传》也说:“交道之难，未易言也。世称管鲍，次则王贡。张陈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鲜矣。” 表面看来，刘郭二子似怕蹈古人之覆辙，实则二人还有一因没有道出：二子都不愿靠至亲好友而显贵。尤以官场亲朋好友互相攀援成习、互相保举成风日盛，致郭、刘、曾三子极厌，不想染习、加剧漫延，形成利益联盟、官场小圈子。至亲好友间，一旦因恩，就难以“道义相砥，过失相规”，使友情变味，变功利人情，背离道义至交之初衷。 甚至十年后，曾氏高居侍郎，刘蓉僻居乡间，一个“声望素著”，一个“寂灭无闻”，即使身份悬殊亦无影响相交，曾专作诗记之:“狂风能作剧，吹我堕君前。”可见相交之情至真至纯！ 自此，曾氏更是自知自智，也受启迪，立志做可交可供之人，敢交至友、敢交权贵名流，并终生奉行几个原则： 第一是肯下笨功夫。予为笨愚，做事务要一步一印，踏踏实实。 第二要格局大，忍字为先。尤以各书院求学之时，遇人不淑，得到历练，练就非凡气度。 第三须为人靠谱。做事认真靠谱，吸引名流才俊，经营人脉圈子。 第四须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于岳麓时交刘郭二子获益。 第五敢主动结交贵人。也与诸书院求学与各山长、恩师相交大为获益受到启发。 天赋不高之人，但凭意志，可化腐朽为神奇，可让日月换青天。 后边只顾喝酒、论友，而早已忘却庆贺主题，你来我往，互相敬劝，不知不觉，已喝得头大眼直。至于如何回去，三人尽是不知，本来是子城酒量最差，倒是他先醒来。醒来再看时，已差不多是第三日午时了，难道三子一醉竟然三日（备注：从此时论，曾刘郭三子应是最迟道光十四年 相识，否则不可能有曾氏中举，三子大醉三日之说）？！ 事实证明，学台“悬牌批责”虽被其视为人生第一大堑，但也确实是其命运的转折点。 中了举的曾子城与曾家，这下可是乐开了花，也紧接着忙了起来。并且有了举人这一身份，就可参加明年就有的三年一试的京城会试了。于是，这年的十一月，曾子城就要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否有个三连捷。欲知后事如何，敬请关注后文。 参考资料： 书籍：《湖南省志·大事记》、《湘城教育纪胜》、《长沙名胜文选》 论文：清代湖南乡试研究 作者 许静 苦闷的先知：湘人郭嵩焘的传奇一生 作者 孟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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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87） 第十二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 大清陶澍第一人（上） 上文说到，中了举的曾子城与曾家，这下可是乐开了花，也紧接着忙了起来。并且有了举人这一身份，就可参加明年就有的三年一试的京城会试了。于是，这年的十一月，曾子城就要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否有个三联捷（忙于庆贺与准备进京赶考一事，此事专文再述，此处按下不表）。 另一对曾氏产生重大影响的同乡，也因其门人一时之误，竟导致无一面之缘。这等奇怪之事，所涉何人？此人就是：陶澍。 曾国藩对陶澍的了解是在岳麓书院时才渐知此人。时在书院，欧阳大师屡与门生们说起此人，以及在朝中或在外任职的湘籍居高位之人，诸如唐鉴、贺长龄贺熙龄兄弟、李星沅、劳崇光等，还有具威名之如魏源、龚自珍等名士，均为湖南争得荣耀，对湖湘子弟多有提携引领。尤其是在于刘蓉与郭嵩焘二子交往交谈中更是常涉几人，除在不自觉间对他们充满了敬仰之余，还暗暗下决心将视为圭臬。 自此，曾子城则始留意搜寻陶澍之讯息，并细窥慢研之为官为政为人之径。 改革“漕粮海运”担大任 于欧阳大师介绍其岳麓同窗一一陶澍之前，极少知陶澍之少时生平。对其为人为学为官亦仅知一二。只是，后来曾国藩入京履职后才通过更多人屡次述及陶公之事之迹后才多有了解，尤以其成功改革”漕粮海运“之惊心动魄，令人钦佩！ 在听闻陶公“漕粮海运”之事历经艰险，每每想起都还觉得惊心动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此事，发生在道光皇帝登基的第6个年头，也就是道光六年（1826年）的正月。时年曾氏15岁，刚刚与朱尧阶相识，也才刚刚通过府试入了童生，属于对时事未蒙状态。 已年届47岁、时任安徽巡抚的陶澍例行进京述职，二月又返回安徽。但仅仅在3个月后，陶澍突然接到朝廷的一纸紧急调令，中间根本没有任何铺垫与暗示，则要即履新职。 说是紧急，道光皇帝还同时谕令：“该抚等俱各带印起程，于途次交代，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意思是说，陶澍不必进京面圣，直接赶往江苏巡抚衙门到任就是。 陶澍当时并不知道道光皇帝在紧锣密鼓调任他的同时，还在官场部署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山东巡抚琦善升级为两江总督，原两江总督魏元煜，调离改任漕运总督。 4位封疆大吏同时因一事而大规模地人事更迭。显然，朝廷一定是遇到了极为严峻的问题，否则不会这么小题大做式的大动干戈？ 陶澍也十分纳闷，什么问题呢，令皇上这么急迫？而圣旨中又没说及。作为朝廷重臣的陶澍自然也不会随便猜测，但还是隐约感觉到了事情的不一般。 原来，引发清王朝官场致使四位封疆大吏频繁换帅的导火线，缘于江苏境内的洪泽湖决口。 史载，道光五年（1825年）十一月十二日，处于高家堰的十三堡陡然崩堤。接连两天，一千余丈的堤坝全线垮塌，洪水如猛兽般倾泻，沿线五州县数百万民众陷于汪洋。高邮、宝应到清江一段的运河河道，眨眼间已干涸见底。 此时，成千上万的帝国子民被洪灾吞噬，当然让道光皇帝忧心。可事实，令其揪心的真相却是令人咋舌！原来，让他心急火燎、不顾官员情面走马灯换帅的，既不是因水深火热中民众的生命，也不是他们已化作泡影的财产，而是洪泽湖的水干枯了。 一泓湖水流失，难道比数百万子民的生命与财产丧失更让皇帝揪心吗？没错。 由于洪泽湖处于非常地段，如果它一旦干枯，京杭大运河就要断航。运河断航，就会导致朝廷来年的漕运没了着落。因此，皇帝真正焦虑的，还是为他们自己的事而着急，可表面上却给了他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漕运，就是朝廷利用河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门的运输方式。说白了，就是通过运河而南粮北运。 历年，在北京城内，上至皇帝、皇室，下至王公贵族、各部官员、八旗兵丁，数十万人，赖以生存的口粮，全部依赖漕运供给。一旦漕运断航，则意味着满朝文武，如不坐等饿死，只能临时紧急迁都。要么，就要有其他办法解决粮食的供应问题。 陶澍临危受命，可见担子不轻。 到江苏到任后，陶澍认为事情再急，也急不在一两天。于是，就静下心来，将自己沿途的研究、心得、发现，逐项列出。然后，结合现实困境，认为：如再想通过运河几无可能；所谓建议临时迁都犹如儿戏，绝无可能！自己受命此任，根本就不可能向皇上上奏如此建议。经反复斟酌，计上心来，于是将想法从容写下，以语意鲜明地向道光皇帝提出自己的一种大胆方案。要解决漕运，那就采取新办法：海运。 漕粮，过大海航道运输，虽本朝史上未有，但在元朝却曾开过先例。明朝开始时也沿用元制，但到了王宗沐主持试运后，就骤然中止。 也就是从1573年起，一件荒废了253年的事，却又被陶澍旧话重提。这一下，朝廷里象是炸了锅一样，漕运之事一下就成为朝中官员竞相争论的热点话题。 很快，与其他的政见一样，自然就形成了两派：河运派、海运派。 河运派的支持者，有曾任两江总督、现居大学士的孙玉庭，现任两江总督魏元煜，漕运总督颜检，原江苏巡抚张师诚、河道总督严阆。 从职位上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正在负责办理漕运的官员。 海运派的支持者，则全部是与漕运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军机大臣曹振镛，尚书王鼎，大司马王砚农，山东巡抚琦善，原安徽巡抚陶澍，河南巡抚程祖洛。 河运还是海运？直接事关朝廷之安危。 生性优柔寡断的道光皇帝，每临大事拍板前，总是先采取的策略往往是提前试探各方官员。于是，就直接问负责漕运的两江总督魏元煜：“海运是否可行？” 魏元煜毫不犹豫，直接摇头否认。并一口气列举了七大理由支撑其观点，令道光皇帝大失所望！道光帝想听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不是历数困难而裹足不前。 魏元煜也本能地感到委屈。从明朝万历元年到现在都253年了，没人敢做的事，凭什么轮到我，偏偏让我站出来打第一枪？！ 最为关键的是，大清帝国自开国以来，已实行了182年的河运，举国项目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利益链条。数十万河运军政人员还要依靠漕运养家糊口、当官的还要靠漕运贪污、挪用费用而发财呢。谁来主持海运，等于谁彻底斩断了那些既得的利益链。失去岗位的旗丁肯定会闹事、断了财路的官员肯定会发飙，这种既得罪官场、又极有可能引发民变的风险，则远远大过心中无数且又不熟悉的海运，何必去冒这还不知道存在多少风险的风浪呢。 道光皇帝作为最高权力拥有者，既有权力拍板做事，也有权力拍板用人。他对魏元煜“全身保位”的想法早已察觉出来，觉得不仅可气更是好笑。于是，便将计就计，就以“请君入瓮”的策略对付他：你老小子不是老主张河运吗?好，你总不能光说不练吧？那，你就去当漕运总督得了。 没想到，这漕运总督上任不到3个月时间，魏元煜以不出意外的结果又遭败绩。 这，又白白的荒废了三个月的时间呐，这其间哪里有管灾区民众的死活与煎熬？！但，道光皇帝开始头疼了。焦急物色人选时，就想到了手下还有个想干事、能办事的干吏：陶澍。于是，就急令陶澍担当其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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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光RC 629楼 2022-06-03 07:12:00 不一样的曾国藩（87） 第十二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 大清陶澍第一人（上） 上文说到，中了举的曾子城与曾家，这下可是乐开了花，也紧接着忙了起来。并且有了举人这一身份，就可参加明年就有的三年一试的京城会试了。于是，这年的十一月，曾子城就要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否有个三联捷（忙于庆贺与准备进京赶考一事，此事专文再述，此处按下不表）。 另一对曾氏产生重大影响的同乡，也因其门... ————————————————— 嗯嗯??天将降大任！达人，则达济天下，须担当大任而成就功（伟）业！ 谢谢精辟点评！点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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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88） 第十二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上） 运筹帷幄谋定案借力商人大功成 随着前任魏元煜的败北，陶澍上任即主张海运，将要遭遇的阻力，可想而知。 那些主张河运的官员，无论是站在私利角度，还是仅出于政见分歧，都不希望海运成功。不使阴招阻滞就不错了，更别想尔等出谋划策助力海运。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还专等陶澍失败而看其笑话。 陶澍对此根本无暇理会。他想的则是，如何成功实行海运。 经周密分析认为：成败的关键，决定于三个问题：一是怎么迅速出台一套关于海运的具体且可操作的思路？二是河运旧制里，怎么让既得利益者平稳过渡，又不致引起民变？三是如何迅速组织多方资源，搭建一个新的办事团队? 思路谋定即动。首先，是解决第一个问题。陶澍的办法是亲临一线调查，“必须亲身查验，始能得其确实”。 于是，他先去上海，到海关调查海上运费。一问方知，每石只需3钱6厘。而之前官员向皇帝汇报的，则说是每石7钱，高了近1倍。陶澍再去上海东南门外，调查商贩货运沙船之装载量：大沙船可装1500石、中沙船可装900石、小沙船可装500石。 接着，陶澍令幕僚将船户中有经验者、有威望之长者邀集起来，召开恳谈会，向其面对面请教海运事宜。 就在比次恳谈中，陶澍一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全部的第一手资料：从上海到天津，海运顺风只需10多天，逆风也不超过1个月，失事率不超过百分之一。 按照以往经验，海上航行只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三个月因气候、风向和海汛，不能运输。 陶澍与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商量，共同画出了商船详细的路线图。 作为江苏省最高行政长官，俯身向农民、商人请教，这让他们格外兴奋，于航海经验知无不言，一股脑全倒给陶澍。陶澍则安排随行人员仔细做好记录，他也用心记下不少经验，这些都是在书本上不可能读得到的东西。 待将航行的细节问题逐一弄清楚之后，陶澍正式与商船老板协商雇船运米之事。 原本兴致勃勃的船老板们一下子神色黯然。依他们以往的经验，帮官府做事，也不是没经历过。他们最怕的就是：一是白干，二是刁难。 陶澍也早有预料，为解除他们的顾虑，当场向他们出示皇帝谕旨，明确自己是朝廷的全权委托之人。之后，再向他们发布了早已拟好的告示： 一、漕粮运价高于普通货物，运费现场发放，不经官员、办事员之手。 二、船户只需装八成漕米，二成可由商户自行决定捎带商货，政府免税。 三、省府派出水师全程护送，无须顾及海盗侵扰。 四、每船都由省府备好损耗米，无须担忧亏损折扣。 五、运粮船只需到天津港口，由朝廷官员收兑，随到随卸。 此五策，全部是从商人的角度考虑的政策，十分符合船户之心思。于是，他们看到这么好的条件，当场答应，并与陶澍签订口头协议。 与船商们谈好只是解决了基础的条件，而真正考验陶澍政治智慧的则是：如何如愿以偿的成功实行海运。陶澍想的是：要既不使河运的既得利益者感觉利益受损而平稳过渡，又不至于使阴招横阻海运，而致功败垂成。此事务须：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为稳妥计，陶澍抛出了“半海运、半河运”、“河海并运”的思路。 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上年的漕运还有40多个船帮没有渡过黄河。令道光皇帝极为震怒，一气之下将负责漕运的各大官员，一个不落、通通打五十大板：原任两江总督、现居大学士的孙玉庭被贬为翰林编修、休致：漕运总督颜检连降两级，以三品衔休致；两江总督魏元煜、河道总督严阆降级留任。 “休致”，用今天的话说，叫辞职，或者说是劝退。 虽说有了道光皇帝大刀阔斧惩处要人，但陶澍还是觉得要平衡好各方利益，做到积极稳妥，不匆忙行事。他再次提出建议，将“河海并运”的前期筹备工作时间延缓，迟至下半年才开始运输。 大局谋定后，与此同时的，则是要迅速搭建得力办事团队。 他一到江苏，就分批接待地方官员，对所涉事项逐个摸底。一摸底方知，问题还真的是不少。 官事上，在江苏的68个州县中，有能力做事的官员却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则是：这些官员，是有七成之多属“捐纳”而进。 虽是花钱买官，但买来的官也不全是庸官。造成官员普遍无能的根本，则出在清朝的官僚制度上：分官与吏。 官，负责大政方针；吏，则负责具体办事执行。官员不懂办事，而懂办事的吏，却掌握着实际权力；吏往往因工资太低，常借公务向民众“浮收”，也就是乱摊派、多收税。朝廷即使出台利民政策，也常常被他们念歪，常使民众处于无感状态，而不念其好。 为了杜绝官吏分裂、执行走样，陶澍便组织成立上海海运总局，由俞德渊出任经理。连黄冕、关天培都被邀请进来主事。并特别选出海运人员，每人都有明确分工，从而杜绝了河运班子之间推诿拖拉、营私舞弊之习气。 陶澍由于措置得当，“商情颇形踊跃”，很快雇得沙船一千余只，三不像船数十只，分两次可以运米160余万石。 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初五，陶澍发号起运。上千艘沙船行水如梭，开往天津。 八月初，前后不满两月，160多万石漕米分两次由上海起航，全部安全运抵天津。运粮之速，米质优良，多快好省，朝野震惊。 陶澍在《海运全案序》记载：本次共运漕米163万3千石，沿途损失800多石，不及全部运米的千分之一。正额则颗粒无损，自始至终不溺一人。本次海运速度是河运的几倍，节省银钱10多万两，米10多万石，省去向百姓征“浮收”一百多万两。 陶澍漕粮海运，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成功改革。 此事之稳妥，在于他事前缜密、冷静。他有意处理好了前面的“三大问题”，极力促使官员内部矛盾趋于缓和。 正由于前面工作的铺垫扎实、细致、到位，当道光帝面对反对声浪时才不为所动，从而得到了道光帝少有的坚定支持。 做事深谋远虑、顺天应人，上通下畅，怎能不成？！ 陶澍海运成功，也在于他敢于完全抛开河运旧有的官僚体系，另辟蹊径，借助一种新型简约的官僚体系，将新生的商人力量组织起来，政府通过购买他们的服务，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陶澍此次所为功成，震动朝野，也令道光帝大喜过望，兴奋之时将其誉为：“干国良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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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89） 第十二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上） 漕粮海运实赖“湖湘第一代铁三角” 陶澍领衔的“漕粮海运”成功，不得不提另外两位湖南同乡得力攘助，此二人是：贺长龄和魏源。 “漕粮海运”行动成功后，对从政有为之信心大增。陶澍又找魏源梳理了一下思路，又与贺长龄共举，一致对“组建经世派、振兴湖湘”之人生理想达成高度共识，自此“湖湘第一代铁三角”正式构建起来。 后再经精心谋划，陶澍与魏源、贺长龄等又一次成功推动“盐政”事务，一举解决了困扰大清多年之顽疾。陶澍亦因此被誉为继管仲、刘晏之后史上第三个伟大盐政改革者。 魏源(1794年—1857年)，湖南隆回司门前人 ，与陶澍同出于岳麓书院 ，同乡同学又同道。且魏源和陶澍自幼都有“神童”之名（魏源其人还将在本书第二部《闯荡京城》中详述）。 陶澍7岁读书，8岁学诗，12岁作文。”魏源9岁应童子试 。陶澍25岁中进士，46岁封疆大吏，53岁擢两江总督。可谓青春得意，官场顺畅。魏源15岁中秀才，20岁考取拔贡，28岁考取举人 ，但却直至52岁才中进士 ，授任江苏东台知县 ，不仅科场不顺 ，官场亦多坎坷。 魏源和陶澍有世交之谊。陶澍年轻时随父游学四方，到过魏源家里。魏源祖父孝立公是位“隐居不仕 、笃行著邑”之长者 ，见陶澍年少聪颖 ，谈吐高雅 ，当即热情款待 ，并给予资助。那时魏源年仅几岁 ，彼此印象均不深。陶澍任江苏巡抚时 ，魏源之父魏邦鲁为属下县令 ，陶澍“礼遇之 ，不以小吏待也。”除上下级关系外 ，二人更是乡亲 、朋友。 魏源真正结识陶澍则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此年，魏邦鲁进京复官，魏源随父入京应付朝考和从师问学（此时曾国藩方才3岁，尚属幼童）。 道光五年(1825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请魏源入幕，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正是此年五月 ，陶澍由安徽调任江苏巡抚，三人始共处江苏一地，交往渐密（此年，曾国藩14岁，刚刚拜师欧阳凝祉，尚未入县学）。 当时，“东南之计，无如漕盐”，陶澍深为漕运 、水利以及盐务诸政所苦。而魏源 ，这个 以“经世致用”为己任之学者，对这些问题已深有研究。为此 ，陶澍常常放下巡抚身段，以老友身份 ，前往贺氏幕府向魏源求计问策。魏源亦毫不保守 ，陶澍每有所问 ，总将自己主张和盘托出。 道光五年（1825年）秋，魏源随陶澍、贺长龄去上海筹办海运。在陶澍主持的高端会议上，魏源力排众议，极力支持陶澍改革漕运主张，全面阐述了他本人所倡“以海运代河运、以商运代官运、因商用商”之策，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之观点。自此，奠定海运之计决意实施。 陶魏联手再度试水”盐政“ 道光十年（1830年）秋 ，陶澍被授两江总督 ，兼理两淮盐政。 陶澍接任两江总督不久，经过调查发现“两淮盐务”沉疴难治，几乎处于瘫痪之境地。 一是官盐滞销而私盐猖獗。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乌烟瘴气，而百姓买不起盐，怨声载道。 二是两淮盐税亏欠严重，库储几乎全空。年复一年之恶性循环导致亏欠上缴税银和朝廷借款多达五千多万两（大致相当于现在的300多亿元），差不多相当于大清一年的财税收入。 三是盐价昂贵，民不聊生。官商勾结抬高盐价，甚至在食盐中掺入污泥、灰土等，导致食盐质量奇差无比——“以致江广之民，膏血尽竭于盐。家贫小户往往有兼旬弥月坚忍淡食，不知盐味者”。 意思是，很多贫民百姓几个月都不吃盐。盐是身体的必须元素，长时间不吃盐则导致身体健康问题频发、痛苦不堪。此时，两淮盐政已是巨型烂疴，都不想碰。烂疴意味着腐败严重，而腐败严重更意味着既得利益群体多，改革阻力极其巨大。 众所周知，盐帮与漕帮均是史上存在长达几百年之大帮。且帮派与朝野间利益交织、关系盘根错节，乃封建社会所存之两个潜在“黑社会”组织。且两淮盐商富甲天下，是明清之际两大商帮。 某种程度上，陶澍临危受命主持“盐政改革”之艰难性和重要性一点都不下于改开之初某（D）公赋予强人朱（zhu）宰辅时期之“国企改革”攻坚之难。 魏源闻讯后，写与陶澍诗曰： 今代麒麟阁 ， 清秋鹤发翁。 指挥当世事 ， 质朴古人风。 盛赞陶澍之人品 、名望和才干 ，对其擢升为两江总督 ，则表达了热烈祝贺和殷切期望 ，并明确表示：“每欲追风去 ，甘为汗漫游。”愿随陶澍轰轰烈烈大干一场。 当时，淮南、淮北盐法凋弊，陶澍正欲彻改盐政，正需要人才，看到魏源之言，便邀请魏源入幕筹办其事。道光十一年（1831年）九月，通过与魏源、贺长龄等人的反复磋商，陶澍再次扛起盐政改革家的大旗，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两淮盐务章程十五条》。 具体的改革措施如下： 第一，大量裁撤盐政系统的冗员，降低运行费用，提升食盐质量。陶澍认为官盐成本高质量差并且竞争不过私盐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营机制有问题，垄断性经营和人浮于事导致运行成本奇高无比。于是，他提出“非减价不能敌私，非轻本不能减价，非裁冗费不能轻本”的思路，向两淮盐政砍下了第一刀。 第二，重商用商，把商业资本引入到盐政体系，打破垄断格局。商人在古代社会地位低下，但是到了明清之际，商人已经逐渐累积了巨大的资源和能量。陶澍高瞻远瞩地看到这点，开始重视和发挥商人的作用。他对两淮盐政推行“官督商办”的思路，顺势而为地引导商人成为新的获益群体，从而成为盐政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第三，他创造性地把盐税分为正赋和杂收，避免各种收支混杂不清的弊端。正赋用属于上缴国家的常税，而杂收则放在地方用于各种行政开支。传统的盐税制度是正赋和杂收一起征收，支出也在里面直接抵扣——这种方式导致盐政账目非常混乱，贪污腐败和亏空现象司空见惯，从而导致上缴国家的盐税严重不足。 陶澍通过推动变革把正赋和杂收两项分开征收（后世的国税、地税分开即借鉴于此。朱公同为湖南人不知是否巧合，难道也是湖湘派传人？抑或也受陶公影响而出此妙计？还是朱金容基公本就有这一智慧，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做两套清晰的账务。“正赋”上缴朝廷户部，任何人不得中间沾手，而地方支出全部从“杂收”上走账。 这种征税模式在充足地确保国家盐政税赋的同时，极大地减少了账务不清、贪污挪用、借口亏空等现象。一个小小的改革措施就可拨云见雾，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两淮盐税因此上缴充足，朝廷的户部官员更是大喜，道光皇帝再次赞誉陶澍为“国之良臣”。 第四，大力推行“票盐法”，打破盐商的垄断格局。“废纲改票，招来民贩”——意思就是发行新的盐票，让部分私盐商贩开始公开卖盐。同时，老百姓可以自己任意选择去哪里买盐，而不是当初官盐完全被盐商所垄断。 这个政策有力地培养了大量新的利益群体，以之对抗既得利益的盐商群体，在新生力量不断强大之后确保了盐政改革不会“人亡政息”。 陶澍拟定章程十五条，逐步试行“废纲改票 ，招徕民贩”的方案，顿时引起朝野物议。 陶澍、贺年龄、魏源等有着高度共识、不为浮言所动，坚决实行“改道不改捆，归贩不归商”的体制 。通过陶澍和魏源、贺长龄等人的艰苦努力，盐政改革取得重大成功。其中，魏源从头到尾参与了所有改革措施的顶层设计，发挥了陶澍首席幕僚的重要价值，自此一举成名。 史载“自正月十一日起，截至七月二十九日，共销盐一千六百五十六万七千余包，计引三十五万五千九百有奇。销数之广，为历年所未有”。 陶澍在事成之后专折上奏。 道光帝看到陶澍的奏折后兴奋异常，立挥朱笔批示：“览奏，深慰朕怀。裕国而安民，通商而除害，汝为干国良臣，而朕亦获知人善任之美名，实有厚望焉。” 道光皇帝一再敦嘱陶澍“实力讲求，破除一切积习”，希望能通过革新政治，帮助他改变国库亏空的困境。如今两淮盐务出现大好局面，不仅完成征收上缴国库的盐课，而且偿还了历年的积欠五千多万两（相当于解决了300亿元的地方债）。 同时，新的改革措施利商便民，它既打破官商蠹吏的垄断，又保护了普通商人的合法利益，使得普通贫苦百姓能够买得起食盐，大大地减少了他们“粗茶淡饭”的日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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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90） 第十二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上） 救济灾民建立丰备义仓 安徽南有长江，北有淮河，境内河、港、湖、汊交错；由于水利失修，因而水旱灾害不断。 据《清实录》，嘉庆年间，安徽年年发生灾害（见附3）在嘉庆25年中，就有24年发生了自然灾害。到道光年间，灾害也是常发不减。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六月，安徽大雨兼旬，长江、淮河相继发水。 一从梅子兼旬雨， 暴涨连番浸大田。 滚滚江潮翻不尽， 汪汪堤岸竟无边。 拍天恶浪奔铜渚， 行地神州少铁船。 谁识登临忧极目， 人家傍午未炊烟。 诗文取自《陶澍集》下册第556页（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 陶澍乘舟深入灾区，勘察灾情，一方面申奏朝廷，请求蠲缓赈恤；一方面组织力量，大力救灾。“以芜湖为总汇，羽檄交驰，寝食俱废。委员分赴上游买米十余石，劝捐数十万金；区处条画，纤细周至，流移、老疾、孩稚皆有所养，殍殣者有所瘞，民不知灾。”(《魏源集》下册第902页，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在陶澍等人的努力下，“民不知灾”，安徽人民平稳地渡过了大灾之年。 通过总结赈灾经验，陶澍提出了建立“丰备义仓”的主张： “民以食为本，事须豫则立。前年，皖江被水，哀鸿遍野，仰蒙恩旨，赈抚兼施；并经臣劝谕有力之家捐输助赈，流离数十万获就安全，事后犹深悯恻。因思博施济众，自古綦难；彻土绸缪，宜先阴雨。常平之制善矣，然待惠者无穷。至社仓春借秋还，初意未始不美，而历久弊生，官民俱累。变而通之，惟有于州、县中每乡、每村各设一仓，秋收后听民间力量捐输，积存仓内，遇岁歉，则以本境所积之谷，即散给本境之人。一切出纳，听民间自择殷实老成管理，不经官吏之手。以冀图匮于丰，简易便行。”（《陶澍集》上册第58页，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 为此，陶澍拟定了《丰备义仓章程》十二条，对义仓的设立、地点的选择、义谷的收集、管理、发放、兑换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说明。章程坚持了百姓自理、民主管理、以丰养歉、自愿捐谷、本境自救等原则。官府不插手管理，不能干涉，但有监督、保护之责。 彻夜长谈建厚谊坊间趣传“铁三角” “漕粮海运”事成之后，陶澍终有空暇时光，就相约魏源于休沐日（相当于周末），魏源应邀来到陶家，看到身穿常服的陶公悠闲地修弄庭兰花，知是陶公心情大好，于是也放松下来。 陶澍看到魏源到来，就命人端上好茶。一番寒暄过后，陶澍笑对魏源：“默深， 你我算是世交，昔日京城时睹汝诗词极好，还向‘宣南诗社’诸友推荐，后也在诗社几聚。一晃多年，如不是漕运共事，尚不知几时再聚首。” 陶澍说得虽然轻松，但也不由得不让人感叹流年似水。魏源点头称是。又听陶公说： “离京后，到各地为官，琐事繁杂，渐去音讯。幸得耦耕（贺长龄）所荐，才续前缘。漕运事成，全赖有汝呀。” 虽然陶澍努力营造了轻松的谈话氛围，但他毕竟久居高位，上位者的凛然气度也不经意间飘浮而来。因此，魏源在他面前还是感到有点儿拘束，不禁坐直身体恭敬地回答道：岂敢岂敢，都是督抚所为。” 陶澍也觉魏源谦虚，但也在意料之中，接着语气悠然地说道：“想当初，受孝立公（魏志顺，魏源祖父）所馈，实是感动。”魏源听闻也是心头一热，感觉今日陶公拉起家常，定是将已视为密友了。 陶澍说着站起来，有点激动地说道：“默深，当时孝立公隐居不仕、笃行著邑（不求做官，耕读传家），是我等敬仰的长者，当年我游学隆回，受到孝立公的谆谆教诲和财物资助，至今感怀。为官后，因无暇问候令祖，托人送上礼物以报恩情，孝立公却未收下反而勉励‘为官清廉、爱护百姓’，此箴言仍为我之右铭。” 魏源也不客气，敞开心扉与陶公畅谈。陶公发现魏源虽只一举人，但确满腹经纶，思见皆远超常人，心情愉悦，不停抚须微笑静听。 陶澍又不禁心想：“魏源是渊源深厚的湖南乡党，又能力超群、思想深邃，简直上天所赐，实乃‘湖湘铁三角’最后一支点。哈哈，天佑湖湘！” 于是，陶澍把当天所有事务推掉，与魏源彻谈一晌还不足瘾，又留下魏源晚饭继续深谈。 二人相谈，缜密严谨，尤以魏源作为岳麓书院校友且极认同船山之“经世致用”，不觉间聊个通宵。 此时，陶澍经过细思量，决定就此把话说透，将自己和贺长龄“组建经世派、同气连枝、振兴湖湘”的设想说与魏源。于是，陶澍单独把魏源至书房密室，把己之理想和构思，以及与贺长龄对未来之布局向魏源和盘托出。魏源在震惊于陶澍和贺长龄的宏伟理想之余，更是大感振奋，并欲欣然向往。 魏源自思，虽然自诩为“智囊之才”，但却无如此宽广、深邃思谋湖湘之历史地位和未来布局，也无有过此等宏志和使命，不禁为陶贺二公之胸襟所折服。 想到这儿，如能实现此伟志，魏源一时间也是沸腾了一般：什么进士及第？什么官居一品？什么富贵荣华？只要能做成大事、实现伟业，至于什么功名，早已不在话下，还有哪一件事比这件事更有价值？ 于个人而言，团结同志、同气连枝、振兴湖湘、名传青史；于国家而言，扫除沉疴、刷新吏治、经世致用、造福苍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果能如此，则人生无憾矣！ 魏源想此，激奋立起与陶澍两双大手紧握一起，毫不犹豫回道：“愿随陶公驱驰！”自此，“湖湘第一代铁三角”于此刻合拢。 等魏源心情渐平，陶澍觉得气候已到，就继续说道：“默深啊，既然我等已成共识，那我自以经世派体系领军而居，于汝则更有所期了”。于是，陶公将其想法，与魏源详说一番。 “我与藕耕相商，默深到我幕府，助我一臂之力。望你多写文著书，既为我等经世派造势，也将‘经世派’学说完善，望汝能成‘经世派’继船山先生之后之先师。 纵观古今，但凡成就伟业宜舆论先导。目下，朝廷闭关锁国，弊端丛生，而西夷渐发，作一研述，定有新意”。 魏源经陶澍这一启发，顿觉肩上之责任。自思，这可不仅于他个人，也不仅于湖湘，更是于千年之帝国呀。 两人顿时沉默，自是心头心思万般。陶公突问：“默深，汝意林元抚（林则徐）如何？” 魏源愣了一下，不知陶公为何突然提及林公，他想了一下后谨慎说道：“林元抚（林则徐）跟你我在京城宣南诗社时就已相识。此人胸怀大志，性情耿直，做事生果断，且也认同‘经世致用’主张”。 “不过，他官场之路比我顺遂，现已官居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之要职。他是福建侯馆（今福建福州）人，非我湖湘。” 陶澍闻言笑道：“默深啊，这点无妨。我等振兴湖湘而非说仅湖湘之人。想我岳麓书院，何曾囿于湖湘一隅？扬‘经世派’之旗，结同道之党，同气连枝，只为扫除沉疴、刷新吏治、振兴国家、造福苍生，是所有有识之士之所愿！” 说到兴奋处，陶公声音大起来：“‘振兴湖湘’似有私心，这亦是湖南乡党之命。然‘振兴国家，却要多方借势借力，又可避人弹劾湖湘之结党营私，是胸怀经世济民大志之为。此一举两得之措，盖为史有公论的。” 魏源闻言脸红了，恭恭敬敬地对陶澍鞠了一躬，说道：“魏某狭隘，心感惭愧。听君真言，如醍醐灌顶，谨受教！” 陶澍摆摆手，哈哈一笑，说道：“既如此，我意荐林元抚（林则徐）到两江，可合力共举。” 此外，漕粮海运功成，做事却不能止，仍有重疔痼疾需我等再作，应予国计民生，以利国利民政绩驱使，应不负此生了。” 说起这陶澍来，可不是这么简单或单薄。有朋友好奇问之，一人为官已经做了这么多实绩，也是清史留名了。但，陶澍，却不仅仅是这些。那，还有什么可值得花笔墨的呢，欲知后事如何，敬请关注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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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91） 第十三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下） 前文说到：说起这陶澍可不是这么简单或单薄。有朋友好奇问之，一人为官已经做了这么多实绩，也是清史留名了。 但，陶澍，却不仅仅是这些。那，还有什么可值得花笔墨的呢，当然有！请接着往下看： 整治水患始于安徽成于两江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陶澍安徽巡抚任上，六月长江大水，安徽濒江三十余州县堤圩皆破，田园房屋淹没。时经三月，消水不及三尺，补种无望，灾情惨重。 陶澍接连发布《安徽水灾布告》，制定切实可行的救灾政策，并派出官员到湖广、四川、江西“购米十万担”，减价平粜，还劝捐数十万金”，救济灾民。同时，亲自深入安庆等重灾区勘察，动员人民生产自救，重建江坝，保卫田庐。 经过这次水灾的惨痛教训，陶澍深感兴修水利是攸关民生的大事，决心筹办安徽水利。 这年下半年，他深入涂山、八公山，登高俯看全淮地形，并踏勘寿州城之西湖，郭塘之郭塘陂，荆山口，凤阳之花源湖，凤台之焦岗湖及滨江各圩垸(音院，yuan)，掌握第一手资料，作出了治水规划。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二月，陶澍向道光皇帝上奏安徽的治水方案。主张提高洪泽湖的蓄水量。认为“洪泽一湖，必藉淮源旺盛，方资收蓄敌黄，自应多方导引，以助其势”。而“寿州境之城西湖，凤台县境之焦岗湖，凤阳县境之花源湖，均可抽沟入淮”。另一方面，他还主张在淮河两岸筑堤束水，并提出了“民办官助”修水利的办法。 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赞赏和批准。于是，他便及时督饬各州、县组织力量，大兴水利。除“治寿州城西湖、凤台焦岗湖、凤阳花源湖，又怀远新涨沙洲阻水，并开引河，导之入淮。淮水所经，劝民修堤束水”之外，还在沿长江各县计亩出夫，修筑堤防，保障农田。计有铜陵县之边江老坝，长六十余里；望江县妙光图等圩，堤长三千三百余丈，高宽各二丈五尺。接着，他又督饬“各县设丰备仓于乡村，令民秋收后量力分捐，不经吏役，不减粜，不出易，不假贷，岁歉备赈，乐岁再捐”，为日后兴修水利筹储资金。 同年五月，陶澍调任江苏巡抚。江苏省为“江河要区，政务殷繁，财富甲于他省”，责任重大。 陶澍到任后，继续致力于兴修水利、治理水患。他调查了吴淞一带水利情况，于七月二十三日具奏皇帝。他说“据臣调查江苏浙江水利莫大于太湖，其分泄入海有三条水路，一是吴淞江，即太湖正流；二是黄浦江；三是浏河。吴淞江最大，但分流南入黄浦江，造成吴淞江日微，浏河亦逐渐增淤，每当洪水暴涨，洪水无法排泄，而造成沿岸人民涝灾。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太湖号称三百里，其实只系薮(音叟，sou)泽，宽而不深，所收江浙及宣歙(音系，xi)诸水，发源不远，不过三五百里而止。东及海滨，亦止二三百里，源短而流亦短。非如洞庭、彭蠡(音犁，li)有数千里来源也。而所灌苏、浙、常、太、杭、嘉、湖数府州之田亩以亿万计，漕粮居天下之半，皆恃太湖为之润溉”。 但是，长期以来，太湖受到破坏，一是“民田侵占，争及尺寸，而流日隘”。二是明代以来，“不治其本，而别开津汊以苟一时之利，以致支流愈分，正流日塞”。二方面吴淞江等系太湖正流，“为江苏水利第一枢纽”，但江口于康熙年间新建石闸，使“泥沙停积数十里，水小如沟，船只往来反俟潮水为之浮送”。并以亲身勘察事实论证：“由青浦华亭至上海，黄浦无闸，而海潮鼓荡，江面阔深”。根据以上分析，陶澍提出了续办吴淞江水利的方案。具体施工方案是：石闸有害无益，应行拆除。其闸前后所积泥沙并沿江弯曲浅滩，均应设法疏挑。“照业食佃力之法，于隆冬闲暇时，按亩出夫一、二名，挑浅浚深，即因出土以为圩围。每岁通力合作，以三月为率，约计出土可高一、二尺，越三、四岁，而圩围可成”。不多日，道光皇帝即批准了陶澍这一方案，并谕知两江总督协助办理。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七月，江苏发生水患，许多州县被淹，数十万人受灾。七年，陶澍会同两江总督筹议治理吴淞江。他和地方官员往返勘察，制定计划，估算土方，组织劳力，筹划资金。通过周密规划，定出了施工方案。从青浦县头坝至上海县拦潮大坝，总长一万零八百八十九丈。分工上海县承桃二分，青浦、嘉定二且承挑一分，其余由元和、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太仓、镇阳、宝山八州县各承挑一分。并订出奖惩制度，“承办各官，如果勤奋出力，著于竣工时量予奖励；倘草率玩延，即著严参”。 十月，疏浚吴淞江工程相继动工。十月十一日，拦潮大坝合拢后，集人戽水兴挑，但以后“时值严冬，连遭雨雪，挑挖河道，积水较多，虽经随时车戽，而涸复之后，又逢雨雪，且时届 (音虎，hu)寒，上下河堤，冰凌冻结，夫役不能立足，人力难施”。工程极其艰难，所以当年未能一律完工，至次年正月，天色放晴，遂添人挑担。陶澍督促各地，挑出之泥，按原定设计，筑成堤堰，河道一律深挖，以保证工程质量。在新阳县工段内，起出远年沉没粮船一只。在上海县工段内，又起出远年沉没海船一只，证实挑竣之深为前所未有。 二月，吴淞江疏浚工程竣工。二月七日，陶澍乘船亲赴工地验收。共用库银二十九万九千一百八十七两，达到了满意的效果。震泽下游诸水可以宣泄，使由渎直达，决曲岸二千余丈，泥沙无所壅，圩田可耕者逐多。“十七日丑刻，先将青浦上游头坝开放，使清水流注充满。午刻将上海下游大坝开放，目击水势畅出，汹涌如雷，坝外淤泥立即冲散。未刻，海潮大至，水势抬高，内外刮刷……水深均有一丈九尺至二丈不等，实为一律深通，毫无浅阻之处。访问沿途耆庶，感称百余年来未有开挖深通之工。” 陶澍曾作长诗一首，记述吴淞江放水盛况： 今朝开坝息畚锸， 万人邪许闻欢呼。 涛头一线立海色， 恬有静绿先平铺。 樯帆乘风行客乐， 鱼龙得意争归墟。 推波助澜势未已， 且喜百年民患除。 诗中还总结了治水经验： 岂知江潮在天地， 本若元气相转输。 一呼一吸荡肠胃， 焉有塞口防沾濡。 来源不裕闸何益， 刻舟颇笑前人愚。 此诗传出后，吴中人士竞相和者数百人。 陶澍办事善始善终，奖罚分明。是年三月六日，他具奏朝廷：“武进县丞陆钫在施工吃紧时，藉病迁延，候补府经历陈溶，雇夫迟玩”，交部议定，给予处分。苏州府陈銮等二十八名官员，“督率认真，干练实心，任劳任怨”，报请加官晋级。获得了朝廷的批准。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上半年，他又主持兴办了练湖工程。练湖“收纳长江诸山八十四汊之水，北接丹徒境，谓之上练湖，南接丹阳城，谓之下练湖，周围共一百六十里”。居高临下，主要供江浙两省漕船要道徒阳运河的调剂水量之用。但“自康熙年间，上练湖已改民田开科，仅存下练湖四十里，但能灌田，不复能济运。”正北的黄金闸，“上承马陵桥来水，下达范家沟入运，尤为全湖咽喉。”他亲自查勘后，具体提出了修浚办法：“惟有就水所经行处，两岸先筑堤埂，以次修复黄金闸，使水归下练湖，足资多蓄，而不致回漾增高，以淹上练湖之田，则济运之源裕矣。”使练湖有农田水利之功，又有漕船运输之利。这项工程共需银二万四千两。他会同两江总督筹议，在司库封贮银内借用，日后由各属新涨沙地的租息中归还。 工程经过三个多月完成后，陶澍委派江苏布政使梁章钜等前往验收。黄金闸长二十七丈，高二丈，连海漫石二十一层。黄泥闸长五十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六寸，连海漫石二十层。达到设计要求，陶澍向道光皇帝奏报：“实属工坚费省……足收济运通漕之益。”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八月二十五日，陶澍升任两江总督，统辖三省。他深感“地广务繁”，责任重大，决心“力之所能，一寸血诚”，为民造福。 十一月，陶澍开始治理江苏武进县孟渎、得胜、澡港三河。他与梁章钜等人现场查勘后，向清廷的奏折中说：“常州府属武进县境运河之北，有孟渎、得胜、操港三河，皆南通运河，北达大江。旱则引江潮以济运、灌田，并可直达无锡、金匮、宜兴、荆溪各县，以资接济。如遇水潦，即宣导入江，不致壅溢为患，实为各属水利要道”。但均已“湮没不通”或“久经淤塞”，因此“数十里之遥并无江湖灌输，水泉滋润，现在农田受困，民望孔殷，实为刻不可缓之工”。并估算约需银二十余万两，请求在缓漕米价银内借支动用。清廷批准了这一计划。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陶澍积极筹划和支持挑浚浏河、白茆河工程。早在道光八年十一月，他就曾筹议借款挑浚浏河。当年，在向清廷的奏疏中说，浏河自“嘉庆十七年挑浚之后，屡经水患，沙泥淤垫，旱涝无从灌泄。不但太仓州属农田失收，兼为上游苏淞一带水道之梗。近来淤垫更甚，以致岁收屡歉”。“若浏河不加疏浚，设遇旱涝为灾，附近民田或淹或涸……于国计民生，均无裨益”。并提出所需经费，由缓于上调的米担中暂借，“俟工竣后，按年分限摊征还款”。可是这一合理建议，为户部拒绝。经年之后，陶公再次筹议挑浚，实是心所系之，凡是有始有终，为人称颂。 但陶澍并不气馁，坚持不懈地力争，表现了他为国为民修水利的坚定决心。道光十二年，陶澍会同江苏巡抚林则徐复奏“浚浏河、白茆河”。十三年五月，陶澍又提出将各属缓漕搭运剩米十数万担粜变，暂借五万余两为挑浚浏河经费。次年三月，陶澍再次筹议治理两河，向清廷奏报：“该两河急须开发，实为目前必不可缓之工”。并详细陈述了工程规模和资金筹措办法：浏河工程长一万零五百一十六丈，需银十六万五千余两，库存水利专款五万两，尚不敷银，请于封贮款内借支，由受益之十六州县分八年按亩摊征归还。白茆河工程长七千八百四十丈，需银十一万余两，则动员官民捐资，以工代赈。由于陶澍三番五次申报治河，朝廷终于批准举办。 浏河、白茆河疏浚工程完成后，适于七月二十三、四、五等日，苏淞一带，倾盆大雨，太湖附近诸山，陡发蛟水，处处盛涨，拍岸盈堤。当即分令太仓、镇洋二州县，将涵洞全行启放。顷时，滔滔洪水东注，两日之内，消水二尺有余。而秋汛大潮，仍无倒灌。证明浏河容纳与涵洞宣泄，实有巨大成效。当年，该地获得大丰收，父老皆欢喜，说：“这是百余年所未有。” 这些工程，利国利民，造福后代，千秋称颂。刘鸿翱在《水利七案序》中说：“云汀先生在主持兴办的这些水利工程中，借国帑为之经理，分年摊征还课，上无亏国家，下有利于民，民既利，而国家之财赋随之。盖先生治江苏之精神在焉。” 时年，曾国藩入岳麓书院，适才渐知陶澍此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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