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文学] 《卫道救时不一样的曾国藩》第一部【完本】[第6页]

    随笔：谋定而后动，是一个理性行动者之基本功！

    洋光贸然动笔了，似乎惹了一桩不该惹得之“大件事”。是自讨苦吃了吗？

    诚然，以曾国藩为近代“湖湘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人物性历史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大挑战！

    首先，这话题是十分严肃之话题。谈历史，而且是谈近代史可不是开玩笑的，它不似上古时代史，了解者不多，即便是简陋，只要没有原则性、常识性错误，一般即可涉险过关。而近代史则不同，离现在时间（年代）不久远、又多为大众所熟悉，因此，更加不能乱说（杜撰或“创作”）。

    其次，是一个极富挑战之话题（课题）。这个自不必细说，所涉人物差不多都是大人物，且为人为学于后世皆有极大影响。此外，关于他们之学术修养亦大多都达到相当高度。若不严肃待之，稍有不慎则可能贴笑大方了。

    再次，场面宏大叙事之格局。如果没有充分之思想准备、较为深厚积学之基础，若无高屋建瓴之视觉，就不可能从全局、从一定高度去把握，从而向读者描绘出有思想、有深度、有见解之可读性强之内容。

    第四，时间跨度长。如从曾国藩出生（幼年）开始述起，如果以其一生为期，则长达一甲子有余，所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众多，亦是十分考验人的，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必然陷入疲惫感迭起、乃至不耐烦感而觉“自讨苦吃”了。

    第五，叙述周期长。这点与第三点类似，但也不同。主要体现在必须搭好基础之框架，脉络要清晰，否则，不但会把作者绕晕，读者也会觉得杂乱无章，也会失去阅读愉悦感而失去兴趣（当戒）。

    是故，深思以备之。共勉

    @扬光RC 511楼 2022-05-26 19:29:00

    随笔：谋定而后动，是一个理性行动者之基本功！

    洋光贸然动笔了，似乎惹了一桩不该惹得之“大件事”。是自讨苦吃了吗？

    诚然，以曾国藩为近代“湖湘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人物性历史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大挑战！

    首先，这话题是十分严肃之话题。谈历史，而且是谈近代史可不是开玩笑的，它不似上古时代史，了解者不多，即便是简陋，只要没有原则性、常识性错误，一般即可涉险过关。而近代史则不同，离现在时间（年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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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曾国藩（80）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乡贤垂范亦政知

    躬身经世实践建事功

    关于刘蓉的经世实践，广为人们所知的是他参与创建湘军及之后建立的事功。其实，刘蓉二十出头时，已经尝试参与地方事务。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曾国荃给曾国藩写信，谓刘蓉十五年前“不得志于有司”，辄早在道光十六、七年刘蓉可能因进言而与当政不谐。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刺激他深入考察社会弊端，其时刘蓉仅二十五岁。大概在十一月，他撰诗寄给时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的郭嵩焘，有“酒酣灯烂雄谈剧，望尔澄清揽辔时”句，期望他为国立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上书大吏，指出中国之所以被英国欺凌，“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外患不可忧，可忧者在自身。为此，他详细分析了五个方面的内忧。此书长达数千言，覆盖吏治、政教、民生、治安方面的弊病，论事委曲周详，观察入微。青年刘蓉阅历之丰富，眼光之敏锐，思想之深邃，令人惊叹。而情绪愤激，禁不住流露于笔端，故对当局多有批评之意。

    罗泽南看了以后，很是担心，劝他谨慎从事。对于鸦片战争的惨败，刘蓉耿耿于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致书曾国藩，希望他为朝廷出谋划策，以免重蹈覆辙：“和议之成，令人愤悒。彼虏何厌，行复逞耳。然往者莫追，来者可惩，及此闲暇，亦颇为内修外攘之计否也？执事既列朝籍，正宜蕴蓄经纶，以需时用。”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咸丰谕“九卿科道等有言事之责者，就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陈奏”。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先后上《应诏陈言疏》、《请设坛祈雨疏》、《条陈日讲事宜疏》。刘蓉得读后，写信给曾国藩，认为培养人材最急迫，因建议“仿宋胡瑗教授湖州之法，增损以颁诸学宫，诏天下郡邑守令聘蓄道德、通经术者为书院之长，拔其士之有材识志业者，廪于学官，随资性所近，分经义、治事等斋，类聚而时教之”。

    对国家，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建言。而在桑梓，在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上他都有深度参与。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朱孙诒署湘乡令。在此之前，他历任宁乡、长沙、酃县令，皆有政声。抵湘后，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钱粮征收。先是，钱漕由书吏征解，农民受害不浅。咸丰元年（1850年）三月，他将曾麟书等知名乡绅请至县城商议，五月制定新的征收办法，不复假手书吏，百姓颂声载道。曾国潢敬佩地说“此事朱尧师、刘霞兄、赵玉班、刘月槎先生、贺石农，皆是有百分功劳者”，说明刘蓉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件大事是练团剿匪。朱孙诒到湘乡前，王錱、李续宾已有练团经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新宁李沅发乱起，王氏集里人练团，李氏则应彭洋中之请，在宝庆练团。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太平军起义，湖南震动，湘乡境内会匪骛起。咸丰元年秋，王錱乡试归，倡团练，朱孙诒制定团练办法，刘蓉父刘东屏办六合团。八月下旬，刘东屏、刘蓉带乡勇二百、朱孙诒带数十人，捕获匪徒数十人，朱氏受枪伤。二年（1852年）五月，太平军陷道州，湘乡危急。朱氏因与刘蓉商团练办法，刘蓉认为乡团保伍之法非一时所能猝办，就城募勇为当下之亟，以捐输解决经费。七月底，太平军攻长沙。八月末，刘蓉至县城协助朱氏募勇训练。九月，为团练立连坐法，并两次致书在家守制的曾国藩，邀其往县城商办团练。十月，与朱孙诒、罗泽南平杨家滩匪。十二月，曾国藩奉到帮办团练谕，郭嵩焘、刘蓉先后至曾家，劝其到长沙帮办团练，曾氏遂以朱孙诒、罗泽南、王錱、刘蓉、易良幹、康景晖等人训练的湘乡勇为基础，拉开了创建湘军的序幕。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朱孙诒致书时在家乡守制的刘蓉，认为他“实为当今第一流人物”。毫无疑问，这个评价与刘蓉在服务桑梓、创建湘军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刘蓉既是理论家，也是行动家。郭嵩焘说他有“兼人之勇”，确为客观之论。其勇，表现在学问上，敢于挑战前辈大儒，不随潮流，走自己的路。表现在经世实践上，敢于批判现实，不惧当政，关心民瘼，并为改革社会而付出实际行动。当时，大多学朱子者，“但守心性理气之辨、太极《西铭》之说，以为的传，所以只做得个闭门独坐、泥塑木雕的好人”。相形之下，刘蓉、罗泽南真可谓卓然高枝，孤独勇士。

    至咸丰三年参与创建湘军，刘蓉穷研理学盖十七年。论其对理学的贡献，陆宝千先生一方面肯定他对重振理学之大功，一方面认为他缺乏创见：“蓉于理学,就其力脱考据之学风而言,可谓豪杰之士；就其阐扬斯道而言,则并无何精义卓见之创获。”这自然是以一个很高的标准来观照的。刘蓉对程朱理学极少发明，理学撰述也不多，仅《<思辨录>疑义》一部而已。与罗泽南相比，理论建树确是单薄。不过，从其正本清源、与师友的切劘中，可以看出其对程朱理学的固守。从其推动会讲、培植后进中，可以看出其对恢复理学荣光的一意笃行。从其对国家、地方事务的关心、参与中，可以看出其对理学精神的殚力躬行。因此，以“醇儒”称之，可谓名实相副。

    乡贤垂范亦政知。晚清时期，湘籍官吏、将领退休、遭免职时，往往回到家乡来。由于他们的影响力大，其实朝廷是十分担心的，因而历届湖南巡抚还无形中承担着一个职责，即对这些官吏、将领进行监控、不定期汇报他们的动态。而刘崐担任湖南巡抚时对这类人的保护与爱惜，天下皆知，受其庇护者如彭玉麟、蒋益澧、杨岳斌、刘蓉、边晓堂、刘典、李元度、曾国荃等都对他甚为感激，也缔结了不浅的交情。其实，这些人回乡成为乡人榜样，不仅带动了湖湘文化的传播，而且他们也多成为了刘崐知晓湖南乡情、掌握地方官吏与百姓真实动态的抓手，甚至不少人还参政议政，成为他实施政事的重要参谋，譬如刘蓉。

    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罗泽南等皆是至交好友，在咸丰时期与罗泽南、左宗棠被湖南士人合称“三亮”。他的父亲刘振宗，是湘乡较为有名的士绅，经营着不错的家业，当年曾国藩赶考时还曾到其家借盘缠。他少年即自我约束严格，后来在《习惯说》一文中他曾讲到，他的起居室有一个小坑，久而安之，但某日父亲来视，笑他“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他悚然警醒，得出“君子之学，贵乎慎始”的结论。但参加科考，“三亮”皆是极不走运之人，科场不畅自然仕途不举，刘蓉于是潜心于理学，钻研“有用之学”。

    刘蓉主张学为匡世济民，但心气傲岸，难为世人所容，是故太平天国兴起，他虽以天下为念但并未及时出山。直待曾国藩在湘办团练组建湘军时，邀请其与郭嵩焘为幕僚，三番五次拜门后，刘蓉才未推辞，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做事出主意在所不辞，但曾国藩不得保荐自己为官。曾国藩为之感动，吩咐账房：“刘、郭与己身同，惟所支用，不为限制。”

    可能正是在此之际，身为湖南学政的刘崐，已经开始与刘蓉有了往来。但是他们具体如何交往，至今无详实材料佐证。可知的是，刘崐对于刘蓉的才干颇为欣赏，以后一直与其保持着书信往来。

    @新红楼 2022-05-26 21: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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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曾国藩（81）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乡贤垂范亦政知

    咸丰五年(1855)8月，罗泽南率军西援武昌，但感自己身边没有合适的参谋，便给刘蓉与曾国藩写信，请求刘蓉支持。之前为罗泽南弟子王錱在湘乡办理团练制定过团规、起草文书、招募兵勇的刘蓉，毫不犹豫答应了。但这是一趟伤心之旅，担任副左营、助罗泽南接连攻克通城、崇阳、蒲圻等城池的刘蓉，遭遇了弟弟刘蕃在蒲圻战死的生死别离。向来视刘蕃前程可期、可代为自己仕途实现理想的他悲痛不已，茶饭不思工作也恍惚，于是提出护送弟弟灵枢回乡。罗泽南无奈下只得答应，并送他至江干，握臂流涕，他后来还写有一诗表达怀念之情：

    “去年春满衡山麓，

    与君花前挟书读;

    今年春满洞庭湄，

    故人不见长相思;

    长相思，

    隔江水长夜漫漫，

    古人死，

    大道由来坦如砥;

    男儿莫受虚名累，

    七尺顽躯忍抛弃;

    叱诧风云生远心，

    酒酣拔剑蛟龙避;

    两地相思二月天，

    班超投笔谁少年;

    少年默无语，

    读书之乐乐，

    千古篝灯，

    独听雨潇潇。”

    罗泽南事后又写信刘蓉，“乞助一臂”，但刘蓉辞谢不出。

    不久，罗泽南阵亡武昌，这再次打击了他。他悲戚中作文道：“惟君崛起南服，独味道腴，希踪孔孟，绍迹程朱，斥姚江之伪学，证道妙于横渠，衍人极之精义，豁英览于皇舆……倡义旗于吾党，遂奋袂以前驱，由是南搜郴桂，西赴洪都，扬鞭岳鄂之渚，跃马蕲黄之墟，勒奇功于半壁，标伟绩于鹅湖，喋血赣岭，鏖战崇蒲……”

    素知其才的胡林翼再次书信相邀并请咸丰帝谕令他赴罗泽南旧部襄助军务，刘蓉都托病未前往，但出于感恩，他支持罗泽南弟子杨昌浚在湘乡办团练。

    直待咸丰九年底至十年初发生的一件事，让他不得不重新出山。左宗棠因得罪樊燮等人，被人参劾为“劣幕”，几经周旋才免死罪，但不得不辞去骆秉章幕府职，他推荐刘蓉替代并亲自两次给其写信相邀，骆秉章也亲自上门聘请他，刘蓉都给予拒绝。

    胸襟开阔的骆秉章便再与左宗棠转托胡林翼相邀，胡于是向朝廷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讲刘蓉“学有本原，志期远大”，朝廷也颁谕:“据胡林翼陈奏，其所保刘蓉一员，谕知骆秉章饬令募勇六千，前赴江浙探皖南等省。”刘蓉对此深为感动，但尚犹疑，左宗棠又写信相催，并请曾国藩来书相劝，刘蓉于是在咸丰十年11月应骆秉章聘，并于次年随骆入川，参赞军务，选将练兵，举萧启江、刘岳昭、黄醇熙三军入川，并提携有道员朱孙诒、同知彭洋中、知县祥麟等与之同行。

    他们在四川风生水起，很快平了内乱，刘蓉也得升布政使，期后整饬吏治，倡办厘捐，政绩卓著。尤其同治元年(1862)奉命追剿石达开，在大渡河与其激战，大获全胜，震惊中外。

    之后，刘蓉得升陕西巡抚，督办全陕军务，但后受言官妨议夺官，再与捻军交战中失利被革职，心灰意冷的刘蓉于同治五年回到了老家。

    刘崐担任湖南巡抚后，首先与刘蓉取得了书信联系。他对刘蓉极为信赖，凡有事，皆致信于刘蓉，并向他请教，诸如援黔剿苗、征税收粮甚至官员任罢，悉去信咨讯，而刘蓉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据传，刘崐多次邀请刘蓉来长沙居住，但刘蓉考虑自己的待罪之身怕给刘崐带来麻烦，婉言谢绝了。刘蓉在家乡修路修桥，捐助书院建设，堪为乡贤典范。

    刘蓉病逝时，刘崐不在巡抚任上、退隐长沙已经两年，闻讯，不管世事的他迅速赶到接任的湖南巡抚王文韶府邸，与之一席长谈，极言刘蓉往昔之才能及乡贤诸事，王文韶于是上奏请求恢复刘蓉生前职务，得批准，之后刘蓉的专祠也在左宗棠的奏请下得建。湖南将其与郭嵩焘一并附祀于曾国藩专祠中。

    本章中多次出现郭嵩焘氏，其人其事如何？欲知后文如何，敬请关注后文。

    参考资料：龚军辉：《刘蓉：乡贤垂范亦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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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曾国藩（82）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 ? ? ?子城乡试跃龙门

    上文说到，前文简述了刘蓉其人，接下来说说曾刘二人的“小弟”郭嵩焘。

    郭嵩焘其人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府的湘阴县，是一个在洞庭湖出口的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族曾“富甲一方”，到其父一代，家道中落。郭嵩焘比刘蓉小5岁，比曾国藩小7岁。“进学”后，在岳麓书院读书时，经刘蓉介绍与曾国藩一见如故，结为金兰。前文已知，三子性情相近、抑郁抱负，“笑谈都与圣贤邻”，自是竞相比肩圣贤，相期终生。郭嵩焘初时亦科举不顺，期间多有坎坷，至1847年才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亲眼见识了英国炮舰攻击宁波定海，早早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撰著《绥边徵实》。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时，“太平天国”即将成事。接着，郭嵩焘亲自动员曾国藩，郭氏也亲临战场。后于咸丰六年（1856年）初，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焘来时，英法已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营得有模有样。这是郭嵩焘首次与洋人打交道，有点始料不及，原来传说中“红毛”“鬼佬”也居然长得漂亮、很讲礼貌，修建房子居然也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

    自上海返回后，郭嵩焘即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书房”。其时，英、法诸国，要求重订条约、开放更多门户，且要使臣驻京。得不到许可时，便以武力要挟，炮舰停泊渤海，窥伺京师。咸丰皇帝命郭嵩焘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爷僧格林沁，以郭嵩焘已有的见识和理解，他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

    此等思路哪能对得上“英雄阔步”之僧王，且僧王又获得庚子、辛丑以来与洋人作战最大胜利，以至举朝欢呼。对此，郭并不开心，曾国藩来信问其为何对备战欲言又止，对胜仗“无动于衷”？随之，郭嵩焘受命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而遭算计，被朝廷处分，又回南书房任职。郭嵩焘请回籍，以身体为由反复告假，皇帝也觉不可思议。回湘阴仅一月（咸丰十年八月初四），郭嵩焘从朋友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京城失陷，咸丰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发展是他早有所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言”。

    他因此愤然说：“诸臣之罪，岂复可逭哉!”“僧王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他开列出“洋务四凶”，包括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释，之所以没有算上林则徐，是因为林则徐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但处置洋务，林则徐同样不得要领。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即复出，先作“苏松粮道”，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因左宗棠纠缠，也因自己抑郁愤懑请求，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于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之事，有更多思考，亦更忧患。同治十三年（1874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此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害，兴师台湾。看来，正是此难敷衍之危机，才让朝廷想起于洋务似乎有些办法的郭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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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曾国藩（83）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子城乡试跃龙门

    唾骂声中出使又于骂声中回国

    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他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云南“马嘉理事件”，需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后，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时湘阴正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

    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其内心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郭嵩焘在返国途中，曾检阅龚自珍集，认为从中可以领悟“处小人治凶顽之道”。船到香港，郭嵩焘曾上岸与正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的王韬晤谈。船开行后，郭嵩焘回忆1855年在上海拜访王韬于英华书屋之景，于当天日记写道：“顷阅子潜（王韬）《瀛土需杂志》，念之恍佛如昨，距今二十五年矣。一日之雅，雨舟之谊，潇潇风雨怃然于心，诵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句，为增怅悒。“

    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对西方由一知半解到一一印证，尤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此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连小楷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然而，同时发生之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又“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尽快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点觉醒，以确定增强自己对世界之了解与认知，减少因颟顸而来的自我伤害。

    说起郭氏，总是不能不一声叹息。叹其早生50年，叹其与曾左胡李同生，而又难有其功高世勋。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之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诸中兴名臣之下，无法把自己做大做强：如左宗棠一样前呼后拥、如曾国藩一样左右逢源，“失败”之原因会正其性格。这在中国式“成王败寇”标准面前，无疑不是一种无奈、又不得不承认之现实！

    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李鸿章等人在上疏朝廷希望给他立传赐谥时，尽量拐弯抹角，强调他对曾国藩、左宗棠三次出山如何有推挽之功仕，其《礼记质疑》一书如何“折中群经，淹贯三礼”。这自然煞费苦心，他们想把郭嵩焘纳入世人普遍可以接受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或者说，这些在郭嵩焘时代最能理解和同情他的人，试图按照自以为宽容的标准来肯定他的作为，以便弘扬他的业绩。这里，真正能看到他值得钦敬的地方：求真知的勇气，至诚的天性，相对统一的人格。

    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1891年7月，郭嵩焘于长沙去世时，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其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朝廷旨意：“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郭氏更多“事迹”非本书探讨内容，不多赘述，有兴趣之读者可搜集更多郭氏资料参阅）......

    孟容虽年小曾子城五岁，但其“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志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他之醉心潜研湖湘之学业、之精神、之成就初显，一度被曾氏赞为“卧龙”之美誉，开始对湖湘学人产生影响，比肩鹊起、驰骋宇内；着力弘扬湖湘学风，将之从学术上的经世中开始走出来的影响与成就来看，称之为“卧龙”实不为过。经其与时下的猛士高人的共举，使湖南由一隅一改以往那种鄙陋的边缘文化形象，渐渐向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坚靠拢，使近代的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江浙文化渐成鼎足之势来讲，非伟力不能为，更有此见，曾氏所言非兴致所至而为。

    往往学术之人往往待人处世过于理想、甚至迂直，亦会自视过高而为常人所不解，其心气傲岸、高冷孤傲气象，亦则难为世人所容。但他仍“躬仁义而力践之，不以举世不为而自阻。饫道德而心乐之，不以没世无闻而自戚”，其坚持与坚守，决然体现其力践圣道，而不以得失毁誉为意的非功利处世态度，是十分令人敬仰的。恰恰这点，体现了中国老一代文的骨气、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也从其身上证明了儒学强大的生命力。

    尽管刘蓉为湖湘的经世之学做出非凡贡献，但其身为儒仕仍然未完全摆脱旧时儒学之士腐儒弊病，自有其时代与个人局限性。既不似曾氏之大胆改造桐城派以倡洋务之风，而使陷入“空谈误国”式的空洞学术；开始关注时务、社会之学，以改良时风、影响时局。也不似郭氏之完全敞开心扉接受外来学问与事务，倡一时之新风。

    而郭氏又是另一番景象，开放之过又为时下不容，多次遭受不公仍不改所为；虽同为后世敬仰，但其三子各不相同，但历史总有客观公论，即便是一时的是非曲直难以权衡，但大体会有一个公允的评价留世存史的（这些均是后话，此处先按下不表。因二人与曾氏属相交终生之人，本书亦有多部多个章节述及）。

    简单述及刘蓉郭嵩焘之人之事，有些属后来之事，有些与本书无关，不再赘述。

    再说回此时的曾子城，在此二友挟持之下如同开挂了一般，于功名学业上突飞猛进。虽是学业学问颇有长进，但作为曾子城可不敢对科考有丝毫的疏忽与轻视，因为这条路才是他改变人生的唯一正途！

    @宣娇2018 2022-05-30 11:25:01
    等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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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铁支持！

感谢支持！

    嗯嗯??是的。已收悉，正试图汲取老兄良言建议。

    确实，收（搜）集、整理、消化、过滤、提炼、归纳…确实不易，也正试着于下一稿改变叙述方式。。。

    谢谢??

    不一样的曾国藩（84）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子城乡试跃龙门

    改变士子命运之乡试

    曾子城本是多思持重之人，随着乡试日期的临近，也静思梳理一番自己经年所学。

    尤以近年也自感学业有长，顿时信心大增，恰又适逢道光十四年秋围，欲借秋围一搏、以验所学，顿有跃跃欲试之感。

    曾子城虽然信心满满，但也因为刚刚中了县学的秀才，家人与本人一样对秋围（乡试）并未报太大希望。同时，既然大家都觉得正逢其时，并且人也正在长沙求学，不必专程赶赴长沙参考，本是便利之事，也就决定参加。于是，也是要好好准备准备，或许机缘己到，就可借此一搏而跃入龙门，而改变命运。

    往往被士子们视为“鲤鱼跃龙门”之秋围（乡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各地的乡试一般在秋天举行，所以也称之为秋围，与三年一次、于次年春天举行的会试（京城大考）相衔接，正好便于刚刚中举之人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准备，于次年春天赶往京城应考。

    秋围放榜有哪些程序，为何榜单被称为“龙虎榜”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按大清规定，每年的乡试录取人数都是有限制的。往往每科开考之前，朝廷都已定下各省的录取名额。因此，在考官们阅卷完成后，需要严格按照各省预定的名额录取中举之名单，不能随意增减，否则要受到责罚。

    按例，考官阅卷后就要对外公布录取名单，称为“放榜”。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规定，乡试后半个月内须完成阅卷、放榜，一般在八月底。但后来随着应试人数增加，各省放榜日期也相应推迟。康熙五十年（1711年），朝廷要求大省在九月十五日前、中省在九月十日前、小省在九月初五前放榜。自此，放榜时间成为定制。

    虽然有了放榜的最后期限，但各省具体的放榜日期、时辰等，并未统一要求，而由各省自行确定。因寅属虎，辰属龙，所以民间亦有求个好意头的良好愿望，于是各省也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自觉顺应民意，从而大多选在寅日或辰日放榜，这就是“龙虎榜”的来历，为的就是求个吉利。但顺天乡试的放榜日期，需要报告礼部，以便礼部奏请朝廷钦派官员复查。

    通常，乡试放榜的前一天，为了确保发榜不出差错，考官们往往先要填写草榜。主考官依名次填写拟录取试卷的“红号”，草榜填写完毕后，所有乡试官员（包括监临、提调、监试等官）在内堂集中，共同拆卷，将试卷逐一核对红号，最后依照录取名次将考生姓名、籍贯填写在草榜上。然后，将草榜交给书吏，由他向在座的所有官员宣读考生姓名，完成这些手续后，再开始填写正榜。

    填正榜时，各省都是从第六名写起，直到完成最后一名。然后再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序写至第一名。以显示位列前五的仪式感，也方便营造更为隆重的形式，使得高中的举人成为众士子追崇的楷模，为得就是让得中者享受极为显耀的荣誉感。

    尽管填榜程序严格，考官们也十分慎重、仔细，但清代还是时有填榜错误的事儿出现。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顺天乡试录取将二十名误写为十二名。

    各省乡试填榜后，需要在榜单上钤盖印信。清初时只规定顺天乡试榜单上钤盖顺天府尹印信，其他各省没有统一要求。乾隆三十年（1765年）规定，各省乡试榜单，需在年月和接缝处钤盖巡抚关防印，无巡抚的省份钤盖总督关防印，此后成朝廷定制。填榜的第二天，顺天府在顺天府署，各省在布政使司或巡抚衙门前张挂。榜单张挂时，派兵士看守，三天后收缴存档。

    因为乡试放榜时正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乡试榜也称秋榜、桂榜、蕊榜、龙虎榜。又因举人是科举出身的第一级，所以又称一榜、乙榜。

    顺治二年的规定还要求：乡试放榜的当天，考官们还需要誊写题名录，进呈给皇帝御览。次年，又规定需要誊录三份，分别送给皇帝、皇后和皇太后。到了乾隆二十八年，顺天府的乡试题名录就不再要求呈给皇太后和皇后了。

    对于誊写题名录的格式，清初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康熙八年（1669年）规定，要求各省题名录一定要包含乡试三场考题。十七年（1678年），朝廷又要求各省题名录都仿照河南体式誊录，使格式统一起来。

    明清乡试放榜前，考生们都非常关注考试结果，经常会向考场的门丁打听录取结果，称为“看鸽棚”。放榜之后，门丁往往会率报子鸣锣报喜，并有一张长条形的白纸条，上写“中式某某科乡试第几名举人，湖南某某府县学优廪生，或廪生增生附生”。此后，还要送捷报，不仅要送外考生家中，还送往亲戚家中，清代诗人张子秋有一首《报喜》诗：

    高升高中任高才，

    添喜红条便报来。

    讨赏门前无别话，

    今朝小的喝三杯。

    报喜人到了新科举人家中要受到隆重的接待，而且还要在举人家小住几天，并由考中举人家开出单子，上面列出所有亲戚朋友的名字，再由报喜人前往一一报喜，还请他们前来给新人贺喜（那自然又是一笔笔可观的进项了）。

    乡试、会试放榜后，朝廷允许落第考生凭卷票领回自己的试卷，称为“发领落卷”。如果考生觉得考官阅卷不公正，还可申诉。这不仅可以安抚落第考生，也可以监督阅卷考官公正评卷。清初时经常有落第考生发现阅卷有错误，前往礼部申诉，使考官受罚的事件。到了清中期以后，即便考生申诉，也很少得到满意的答复，发还落卷的制度也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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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曾国藩（85）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子城乡试跃龙门

    乡试取中的举人之待遇

    明清时期（清随明例）举人，是科举制度成熟定型后最基础的士大夫集团成员。是各省乡试通过后产生的。

    举人享有不纳税不徭役的基本特权，中举后就是老爷，有些附近的小农小商会拖家带口依附，献上财产将自己降低到佃户与帮工，为的就是逃避税吏衙役的盘剥与敲诈。

    举人可与地方官员平等交往，因其有座师同年这一票人脉资源。因此可被推荐为基层有品小官，通常是九品巡检、司库、税目、主薄一类小官。条件好或老师说话硬，资源多的举人有可能当上八品的县教喻（类似于县教育局长）。也有资格开办学校，或者为高级官员当幕僚，为从政发展做预备与积累人脉，是有正式品级的预备官员。

    而秀才就有所不同了，秀才是科举制度下最基础的功名。

    明清制度，经过县府院三级11场考试合格的童生为秀才，也称生员，俗称读书人。优秀者可以入县学府学读书，就是进学。国家政权给予一定钱粮，以支持秀才继续学习。中了秀才，见县官不跪，口称学生。一般案件不受刑。民间称为相公，可出任官员幕僚，或者当私塾先生，或者给大户人家做管家、掌柜之类的客卿。

    虽然科举弊病种种，但作为旧时一种上升的正途，还是为不少草根提供了可资改变的渠道。

    乡试联捷中举喜事连连

    曾子城中了秀才之后第二年，恰是乡试之年，这年秋天，曾子城再次参加乡试。

    大清乡试，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科乡试开始，考试内容须于《诗》《书》《易》《礼记》《春秋》五科之内，按此顺序轮流命题，考完《五经》；然后将第二场论题裁去，以《五经》各出一题，一并进行考试。此后成为定制。

    曾子城自是按制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完成了三场考试。其间自是紧张，不必多说。等到子城考完最后一场出来时，虽是仲秋时节了，也早已满身大汗，整个人如同虚脱了一般。

    待回到书院见到刘郭二子后，脸色也是煞白之状。刘蓉见状，以调侃的语气讥笑道：“涤生，怎会如此之状，想必太过看重功名之事了吧。若此，即会被其所累！”郭嵩焘在旁边直是笑而不语。

    子城也不解释，只是对其二人拱拱手，算是回应。从其内心来说，还是觉得考得不错的。自从上年入了县学，再回头思考答卷所获时，似已明白一些作文之要了。故，此次考试虽然冗长，但觉难度不大，只是三场下来，在精力上比较耗人而已。从答卷来说，如不出意外，应可中举。看官皆知，子城持稳平和，一般不轻易大话早出的。此次亦然，为“保险”计，也不将答题情况说与二子，心想待张榜时再见分晓吧。可是刘郭二人却也十分关心，一再追问答题情况。子城自是不应。二人见状，相约放榜日一起陪同子城前往贡院看榜。

    到了道光十四年九月十日发榜这天一大早，曾刘郭三子结伴于卯时早早赶到了放榜现场。还未到张榜处，三人简直要侧身才能前行，可见观看放榜之人几多。人声鼎沸、人头攒动，声音嘈杂：听声音之状既有兴奋的，也有颤抖的，还有直接说出担心的......此时的场面里，如果人与人讲话则必须大声喊叫，才能对话。三人也觉得此时说什么似乎多余，无非都是在“焦灼”的等待放榜时辰，等待传话人、填榜人写榜。

    时间一刻刻过去，可是今日之时刻却不似往日，感觉过得尤其缓慢。子城还好，看上去也比较平静。郭子却是急不可耐一般，时不时地询问怎么怎么还不到时间，似乎是问一下好像时间会过得快一点儿一样的。

    好不容易捱到了辰时，只听传话官叫道：“观榜列众听好：即刻出列填榜。请一众闪开通道，以便传话通行。”

    众人一听马上开始写榜了，顿时静了下来。又听传话官说：“列位陪同人员，请多留心观看参试士子，无论中否，均须观察其人之状，切勿大意！”众人听后，顿时大笑。

    刘蓉也侧目看了一眼子城，未发现异常。心想：果然是子城，能沉得住气，若是郭子，必是早已胸有波涛了。郭嵩焘不知刘蓉看子城做什么，就不解地用目光询问。刘蓉自是不理，弄得郭嵩涛摸不着头脑，正想开口问时，刘蓉早已将头偏向了另一边。

    众人正各自思想间，听到传话官边举着红牌、边跑边喊到：“第六名，姚澍！”

    填榜人按照所喊，在榜上第六的位置，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上“姚澍”。“澍”字填写完后，场面寂静。

    传话官又举着红牌过来、边跑边喊到：“第七名，王诰！”填榜人按照所喊，在榜上第七位置，工工整整写上“王诰”。“诰”字刚一写完，场面一下似爆了一般，人声顿时嘈杂起来。

    刚刚第六名时的寂静，原来是大家还以为此位举子名字可能是三个字，所以还在等填写人填写呢。

    传话官又举着红牌过来、边跑边喊到：“第八名，杨鼒！”填榜人按照所喊，在榜上第八位置，工工整整地写上“杨鼒”。“鼒”字写完，又哄闹一波。

    传话官又举着红牌过来、边跑边喊到：“第九名，欧阳煌！”“第十名，邹焌杰！”填榜人按照所喊，在榜上的第九、第十的位置，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上“欧阳煌”、“邹焌杰”。名字写完，哄闹一波。

    ............

    接下来传话、填写、哄闹，好似再不入耳一样的，颇有点“卖鱼之人闻不到鱼腥“一般。三人间虽不时有眼色的瞬间对视，又似无交流般，亦是无话。

    ............

    传话官又举着红牌过来、边跑边喊到：“第三十六名，曾子城！”填榜人按照所喊，在榜上第三十六的位置，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上“曾子城”。“城”字写完，自是又哄闹一波。

    但，此时，连一向对功名不太在意的刘蓉都颇不平静了。

    郭嵩焘也被”第三十六名，曾子城“一下子点燃了。顿时激动起来，一下双手抓住子城的右臂摇提晃着大叫道：“涤生、涤生，第三十六名、第三十六名！”

    本不激动的刘蓉也不自觉地与郭嵩焘一同叫了起来：”涤生，第三十六名！“

    曾子城，显然也被二人的兴奋所感染，虽仍是努力地控制着情绪别太激动，但，其内心亦是四海翻腾了，面上也觉得有些温热，额头亦感湿润了。心里暗暗地记下了这一时刻：道光十四年甲午科湖南乡试，中第三十六名贡士（举人）。

    此时，传话官又举着红牌过来、边跑边喊到：“第三十七名，贺以南（后改名祥麟）！”填榜人按照所喊，在榜上第三十七的位置，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上“贺以南”。“南”字写完，无论现场如何哄闹，三人亦是不再关心了。

    当即，三人不约而同地离开放榜的现场。刘郭二人扯着子城的手往外走时，子城完全是被二人拖拉着带出了现场，也不再关心前五名得中哪个、仪式如何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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