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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卫道救时 不一样的曾国藩》第一部【完本】[第5页] |
| 作者:扬光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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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74） （文接上文） 第九章? ??初识修身改“涤生”? ? 学贯古今岳麓山（五） 幸遇大师拓宽视野奠积学 求学岳麓书院本是奢望，哪知此间又遇欧阳大师实学塑造，尤如再度启蒙，奠定识见格局之基；此欧阳厚均，不仅治学之大儒大师、且有着为政履历，教学方法独到，多教、导、引、启之法；与此同时，还缘遇同窗两位，一如南阳之卧龙、一如潇洒周瑜，三子自此习学相长、积学日进，倾心结交金兰之谊，桃园结义相期终身！ 真的是： 岳麓书院本镀金， 更遇欧阳相期深。 又幸桃园三结义， 缘定湘军创始人！ 先来说说曾子城在岳麓书院遇到的“最牛”的名师欧阳厚均。正是在其引领下，曾子城的学业不仅大进，而且产生了重要影响。 欧阳厚均，于1816年（嘉庆二十三年）52岁时出任岳麓书院山长，一直到逝世前2年才离去。青丝而至，白首而归，前后获准题奏议叙3次，礼部记录8次，为书院建设和教书育人奉献了全部的精力。 曾子城在岳麓书院师从欧阳厚均校长，应该是极其幸运的。欧阳厚均学问渊博，嘉庆年间进士，官至御史。他有着与时俱进、顺应潮流的办学理念，认为学生不应仅仅学习八股及诗赋文章，而应为“有体有用之学”，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天分和性情自由发展。在这种实事求是的办学理念下，他培养了大批人才（湘军集团的重要领军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江忠源、李元度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欧阳厚均应该是曾子城求学之路遇到的最会办学的老师！ 教导有方，塑造人格。欧阳厚均有着自己的主张和思想。追求上进、独立人格。其弟子之一李元度曾说：“弟子著录三千人，多以节义功名显”。其门生左宗棠、江忠源、曾国藩、郭嵩焘等清后期的经天纬地之才，均与此相干。 岳麓书院经欧阳厚均几十年的努力，名盛不衰、高峰迭起；欧阳厚均也成为清代前中期湖湘地区最有创新精神的教育家和推动湖湘传统教育承先启先，向近代教育过渡的人物。 “体”“用”兼备，重践西学。欧阳厚均兼收“体”、“用”，辩证“体”“用”。把教育归结为“培植人材为有体有用之学”，即主张不能把“体”和“用”分割，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他坚持认为，学生既要掌握儒家经典，知道如何做人、做一个“致 君 泽 民”的经世之才，而且也要学习日用知识，具有社会应变能力。注重吸纳西学与技能，要有动手能力，要“体”、“用”兼备，才能“出为良臣，处为良士”，而不沦为只知低头吟咏的腐儒，更不会变成不懂立世传道的纨绔子弟。同时，主张“诸生骋研抽秘，各抒所长，或以理胜，或以气胜，或以才胜，平奇浓淡，不拘一体，总之惟其是尔”。教出来的绝对不是书呆子！ 善于总结，品学兼优。欧阳厚均每届校训都述“求知之前务必先立德，唯有德才兼备，方可成为有用之才，有才无德之人走向社会必成人民祸害”。极力主张对学生要严而恰当，要“于培养之中寓鼓励”，把扬善褒良贯穿全程，以调动积极性和能动性，迎合学生追求上进、独立人格的心理，主张“先生立教，务会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行，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在劳逸之中成就学业，启迪后学。 特别提倡讨论式教学和自我教育，为了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告诫学生“讲艺论文，有奇共赏，有疑共析”。“二三子争砥砺，敦品力学，互相规劝”，“择其优者互相传阅，以资观摩”等。 汲取精萃，筑牢底色。在岳麓书院读书期间，曾子城初步接触到了儒学和理学，还有王阳明的心学，特别是那本《传习录》，对他的影响很大。王阳明的心学，其实是理学和儒学的进一步升华。在岳麓书院这一年的时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开始立志，决心要成为一代大儒之人。比之涟滨之时，又有了一定的思想上的成熟。 作为近代史上湖湘文化的开拓者、中华古文化的集大成者的一代大儒，在个人求学史上最重要的时期聆听亲教、入心入脑、刻骨铭心，筑牢学子人生底色，奠定其一生格局、产生影响至深，怎么说都不为过。反之，欧阳厚均对他的门生们的每个个人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如果说，通过他对门生们的影响而对整个近代湖南、甚至于中国近代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都是有目共睹的。 山长谆谆教诲萦绕耳边。子城进入岳麓书院不久，即引起时任山长欧阳厚均大师的关注，并得到山长的格外教诲。欧阳大师对学生严而得当，教学中讲究“于培养之中寓鼓励”，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之追求上进、独立人格，必会“贤肖辈出，蒸蒸日上”。尤以提倡讨论式教学和学生自我教育，“讲艺论文，有奇共赏，有疑共析”，以“二三子争砥砺，敦品力学，互相规劝”、“择其优者互相传阅，以资观摩”等收效甚好，备受生徒欢迎，“以致负笈从游者，济济称盛”。 山长在教学中“体”和“用”共举，以“体”为根本，以“用”促运用，“培植人材为有体有用之学”。他要求学子既要掌握儒家经典，做“致 君 泽 民”的经世之才，而且也要学习人伦日用，具应社会生活能力，不做书呆子。 只有“体”和“用”兼备，才“出为良臣，处为良士”，而不沦为只知低头吟咏的腐儒，也不致变成不懂立世传道的纨绔子弟。在科举盛行、专攻八股的窒息环境下，大力主张“诸生骋研抽秘，各抒所长，或以理胜，或以气胜，或以才胜，平奇浓淡，不拘一体，总之惟其是尔”。 听书院恩师和学长介绍，欧阳厚均山长每每校训大会皆述“求知之前务必先立德，唯有德才兼备，方可成为有用之才，有才无德之人走向社会必成人民祸害”。主张“先生立教，务会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行，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倡导师生走出去，感觉大自然、接近或亲近社会，才不致于“堕落”为尚“空谈”、或脱离现实、或囿于课本的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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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嗯，湘军集团之崛起，一时有“无湘不成军”之说；亦因之崛起，汇聚一众“英雄豪杰”风起云涌，掀起近代中国之自强、自救，又造就一大批才俊后继有人，成就（储备）了又一批心存大志之士，方才揭开国史又一篇章！ 谢谢鼓励！谢谢精彩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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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光RC 2022-05-21 07:23:36 嗯嗯，湘军集团之崛起，一时有“无湘不成军”之说；亦因之崛起，汇聚一众“英雄豪杰”风起云涌，掀起近代中国之自强、自救，又造就一大批才俊后继有人，成就（储备）了又一批心存大志之士，方才揭开国史又一篇章！ 谢谢鼓励！谢谢精彩点评！ ----------------------------- 顶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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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芝 2022-05-21 20:48:50 周末愉快！ ----------------------------- 晚间问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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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75） （文接上文） 第九章 初识修身改“涤生” 学贯古今岳麓山（六） 课堂内书院外岳麓山都为课堂收获日丰 在岳麓书院赫曦台、爱晚亭，一众学子们聆听欧阳山长侃侃而谈，跟随其思绪倘佯在湖湘名流、前朝大儒朱熹、张栻等人之思想里，感受其熏陶与温润，为其学术成就所感染，尤其是衡阳乡贤王夫之的思想使人沉醉、入迷…… 岳麓山上、禹王碑前，感受盛唐大师韩愈远在1000多年前，亲登南岳岣嵝峰寻访禹碑，并留有诗记。由此初识韩愈，再之接触韩氏诗文，深感其大开大合之势对人之引领，又感其文气之盛使人不由神往；不由间，有种想远交古人的心驰袭来，若不神交则有不可罢休的冲动，自此始知韩文，而尚未知其雄浑与…… 知陶澍“印心石（屋）”欲神交其人 又一次，欧阳山长又与众学子同游。一同窗问起山长当今于本朝政要中有无书院学长。山长当即回道：”当然有！如今，正在两江总督任上之陶澍，就是你们学长。而且，说来吾与陶公亦是同窗呢！其可算是吾书院当今之杰出校友，此公必然青史留名的！“ 众人一听，不少人张大了嘴巴。接着，听到山长说： “说起陶澍公来，可是为吾岳麓书院增色不少。”山长刚一说到这，大家的兴致一下便高涨起来，忽有人问：“何以见得？” 山长说：“听我慢慢道来。” 此时，感觉到山长脸上溢出了得意神彩，似乎比说起其自己还要兴奋。众人亦觉得山长来了兴致，便一起屏气收声静听。 “此公与本人共师承罗典大师，亦是同窗。尔等也应知一二方可，当属吾书院育出之杰出校友。仅以本朝道光年间而论，就出现了陶澍、魏源、邓显鹤兄弟、邹文苏、邹汉勋兄弟等一大批，这些人定会是在青史上留名之人物。陶澍更是其中杰出代表，是目前正在朝中任职之国之干城。”一下，欧阳山长打开了话头。 他接着说：“陶澍公，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元1779年元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小淹镇的陶家湾。陶家湾在资江北岸，面对小淹，背靠青山。用陶澍自己的话来说：“陶子生于资江之滨，其山：大屏、桦香、石峰、香炉、紫云、芙蓉、乌云；稍西，神山、梅山，稍东，九冈、浮邱。其水：茱萸、石潭、善溪、伊水，与夫上游之七十二滩，下游之二十四港。皆岿峞磅礴，湍洄清冷，实宇宙之奥区，冠盖所不至，红尘所不入。”（《陶澍集》下册第39页，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 山长继续说：“陶澍字子霖，号云汀，又号桃花渔者。‘澍’，即指滋润大地的及时雨，如春雨之灌溉万物，出自《后汉书 明帝纪》：‘长吏各洁斋祷请，冀蒙嘉澍。‘霖’，久雨为霖，意为久旱之大雨；《书..说命上》云：“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其父陶公必铨认为：’天下之能苏万物者，莫如雨。戊戌之年大旱，冬，谷骤贵，而长子适生。因名之曰澍，而字以子霖，盖其而以泽苍生也。‘(陶必铨：《二子名字说》，戴《资江陶氏七续族谱》卷八民国二十九年刻本)可见，陶澍名字的源起，就深深打上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恪印......" "据同窗所讲，陶澍幼年，与农人子相似，从小就喜做力所能及体力劳作。所谓‘陶子少贱，牧于斯，樵于斯，渔于斯，且耕且读。’（《陶澍集》下册第39页，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但自幼聪慧机敏，异于常儿，留下了许多传说轶闻。“山长似乎已经沉浸在陶澍幼年生平中一样，眯着眼睛，既似陶醉其间，又似在静静回忆中一般。 ”大家不是想知这‘印心石（屋）’故事吗？”山长突然问大家。 “是呀，山长快讲。我等想知。”众人回应。 “好，我便借别家之言，述与大家听。”山长接着说，“先说说这‘印心石’之来历。话说，印心石旁有虾公、鸡公山、蜈公山形成三公抢印之势。鸡公不会游水，无法入江抢印；蜈公害怕鸡公啄食，不敢入江抢印；虾公在水中游泳自如，故印为虾公所得。”说到这儿，山长故意停下不语。 众人一看山长突然不说话了，就似有些着急一样的催促道：“山长，怎么了？” 山长仍没说话，而是边用手抚着下巴上胡须，边说：”没什么，是停下让大家慢慢感受下这印心石、以及它与周边地理环境的样子。这样则更有现场感，方便大家理解。“见众人点头认可，他便接着说：”陶公家正在虾公山下，于是，民间便有陶澍为虾公精转世之说了。“ ”哦，异常之人必有异象；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忽听学子中一人念叨着。山长听了，也点头默许。 “哦，还有这美好的传说。“又一学子叹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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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叹，湖南之人杰地灵！ 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马蹄形的地域。 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 南岭的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摄氏度，夜晚的气温仍可高达33摄氏度。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 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 因此，尽管湖南号称为鱼米之乡，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以至于贾谊分配到长沙作王太傅，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 在古代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湖南是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又是“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的地方。 古人云“ 深山大泽，实产龙蛇”，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塞，培育了人的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 “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让人不能对湘人刮目相看。 从 屈原到欧阳询、怀素，到 王船山、 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到 谭嗣同、 王闓运、 齐白石，到 黄兴、 蒋翊武、 蔡锷、 毛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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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76） （文接上文） 第九章 初识修身改“涤生” 学贯古今岳麓山（七） 山长见大家真的是听得入迷，于是，就接着说：“陶澍在儿时曾有联：‘三公抢印，迟迟不曾下手；陶生检石，默默顺手牵羊。’可见其聪明之状。又有，陶澍七岁时，随父在岳麓书院读书，喜爱岳麓山风景。看看，陶公与岳麓、与书院有缘吧？陶公父子均与书院有缘。”众人点头称是。他接着说： “一次，陶澍偷着游山，乐而忘返，误了功课。其父亲陶必铨罚其跪地，头上放一方凳，凳上又置一盆水，陶澍丝毫不敢挪动，十分难受。此时，其父好友严如熤来到，见调皮的陶澍如此狼狈，拍手大笑。陶澍灵机一动，随口吟道： “小子两脚跪在地， 又压水来又加椅。 若得春雷响一声， 放出蛟龙走万里。” 严如熤听后大惊喜，搬开凳子，双手扶起陶澍。陶澍这才算结束了受罚。” 说到这儿，山长大笑，似自言自语地说道：“这陶公儿时，真的是既调皮又聪明，也给自己寻到了解脱的机会”。 然后又调高了声音说：“这严如熤呀，也算是我的同窗，也是我们岳麓的杰出校友呢。今天先不说他了，有兴趣的学子可自行了解严如熤其人”。众人一听，纷纷感慨，岳麓书院真是人才荟萃，人才辈出呀！子城亦自思：如不好好读书，真是枉为岳麓学子，不仅仅自己会一事无成，也将为辱没校门呐。 欧阳听到大家嘈杂的议论声，也不打断大家，待大家静下来时，才说：“还想不想听呀？陶公还有一段子呢。”边说边笑着问大家。 “当然想听，山长请讲。”众人立刻回应。 山长一听大家有兴趣，就又说：“据知情人讲，陶澍十二岁时，家乡建一油榨房，老板请了几个秀才拟联，苦无佳对；时陶澍路过，乃挥笔题写： “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 油光似月，照亮万里河山。” 秀才们一致称赞，老板大喜，陶澍“神童”之名，更为广泛传播。哈哈哈哈......”说到这儿，众人与山长一起都大声笑了起来。 之后，山长介绍了陶澍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春，在京参加壬戌科会试，中进士，为第63名；四月，参加殿试，为二甲第15名；朝考，嘉庆帝召见，定为第55名。是科主考为纪昀（纪晓岚），是清代最有名望的学者之一。” 此次盛事被陶澍称之为：“三台位炳，八柱材长。扶舆清气，以礴以磅。笃生贤哲，为国栋梁。”表示“夙亲函丈，久侍门墙。”（《陶澍集》下册第259页，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陶澍是本朝安化县第一个进士，更是资江陶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对于山区农乡来说，是亘古未有的大喜事。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二月，陶澍离家北上，赴任翰林院。是年冬，陶澍与同科进士朱珔、顾莼、吴椿、夏修恕、洪介亭等人建立“消寒诗社”。 消寒诗社后改名为宣南诗社。宣南诗社中，不仅有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魏源、龚自珍等，都是当世有名的经世致用思潮之人，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啊。 宣南诗社成员有名之人中还有卓秉恬、张祥河、吴椿，朱士彦；陈用光、程恩泽。此外，魏源、龚自珍也是其重要成员，林则徐、洪介亭、梁章钜、谢阶树、钱仪吉、吴嵩梁等，其后有的成了有成就的学问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诗人...... 山长还讲了许多关于陶澍为人、为学、为官之事迹，使得莅临此次面宜的学子似乎都找到了一个未来自己的楷模。曾子城尤其如此，之前虽也听到过陶公之名，但对陶督还是知之不多亦不详。今听山长专讲其事，不由得更加崇敬此人，心中不由怱生想神交陶公、欲见其人，以图当面请教之感。此时，暂把心思暗留心间，待后寻机一定赴愿方可。 后又多次于岳麓山下，在欧阳山长的引领下，愈加沉溺于前朝的乡贤王夫之的著作中游憩、思考、倘佯，根本抑制不住对其的神往，总是不自觉地进入他的世界里。王夫之，被时人称之为千年一完人，并将其视为既是对前期文化的总结者又是开创者，正如他所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此时的曾子城，也有了自己的目标。 有了目标的曾子城开始博览群书，不再拘泥于那些死板的书籍，而是广泛地看书，什么杂文趣谈，名人专著，都有涉猎入。 或许是沾了岳麓山的灵气，曾子城彻底通了窍，犹如再获启蒙一样顿悟：若实现大志，必先修身养性。加之又有了义结金兰的同窗挟持，更是如开挂一般。所发生之事如何，敬请关注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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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毛hW 2022-05-23 21:48:45 赞！ ----------------------------- 谢谢。敬请继续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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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77）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 乡贤垂范亦政知 前文说到：或许是沾了岳麓山的灵气，曾子城彻底通了窍，尤如再获启蒙一般顿悟：也有了成事立志的意识，渐知若要实现其志，必先修其身养其性方可。加之又有了义结金兰的同窗挟持，更是如同开挂了一般。 所说金兰之谊何人，请接着往下看： 刘蓉其人学术见长有奇气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同为湖南湘乡人，比曾国藩小五岁。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由其师朱尧阶引而相识后一见如故（一说相识于湘乡涟滨书院，笔者倾向于朱氏介绍说：因之同为湘乡县人，且刘蓉师从尧阶、尧阶早与曾氏相熟。一说是相识于岳麓书院，此说较迟且无引见之人，似不可信）。郭嵩焘，小曾国藩7岁，字伯琛，筠仙其号也，湘阴人。史载：年十八，补县学生。游岳麓书院，识刘蓉，而曾国藩自京师归，道长沙，与蓉旧好也，介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劘。从这一史实中也知，郭氏是经刘蓉介绍与曾国藩相识（本节暂以此说述及。但，笔者于其他资料亦曾看到相识颇早。同是刘氏介绍，但相识时间应该早于京城返湘时间。本书后将专节详述郭氏其人，此处按下不表），三子志趣相投渐成换贴之谊，相约共期终生。 于同辈人中，刘蓉与曾国藩、罗泽南就学问切琢最密最深。 曾刘郭三子，同具高洁品格，高远志向，成为其是结交之基础。三子虽于人生出处、治学取向差异，间或常有之间往复攻驳、剔厉，仍是成就一段伟大友谊。据有心人统计：三人结交之后亦分分合合，至咸丰二年真正事业交织一起，刘蓉与曾氏相会三次，与郭氏相聚九次，具体交谈些什么亦不详知，但学术之琢必是主要话题。通信，亦是分开之时交流学术的另一种主要方式，刘蓉与曾氏相见不易，故而通信次数比郭氏为多，道光十八年至三十年（1838—1850年）间，刘蓉致曾氏书至少十七封，致郭氏至少八封，曾氏来书至少十五封，郭氏来书至少十二封。虽然幸存于今的只是其中极小部分，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他们学术交流的大致情形。就理学上的互相影响而言，更多的是刘蓉指教曾、郭，这种情形在曾氏研修理学的初期很是突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氏开始研修理学，直至二十三年（1843年），都是曾氏研习理学的入门阶段，二十四年已可提出精到的见解。在这个过程中，刘蓉确定无疑的施加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刘蓉是曾国藩的理学引路人、指导者。曾国藩之所以能虚心接受年龄比他小、且没有“学历”的刘蓉的指导，是因为他发现刘蓉的学问已达到很高境界（本书第二部会专文论述，此处按下不表）。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刘蓉的学问发生了一次飞跃，至迟在咸丰元年，刘蓉的理学造诣达到了更高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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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78）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 乡贤垂范亦政知 志在育人付诸行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在友人劝说下，刘蓉在娄底开“菁莪精舍”讲学，目的是为了培养理学人材。为此，他还写信给曾国藩，请他开示诸生：“明年，馆于叔父之宅”。因这些学生中无可造之材，遂罢。但他培植后进的工作并没有就此而止。 基于与罗泽南（曾氏的另一重要好友，本书第三部《历练湘军》第六章将专文述及，此处按下不表）的关系，刘蓉对其弟子实际上也发挥了重要的教诲作用，经常写信开示其弟子，与之常聚交流。因此，刘蓉与罗门弟子中曾国荃、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杨昌濬、钟近衡、康景晖、朱宗程等人都建立了亲密关系。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八月，当李续宾父亲六旬寿辰时，刘蓉前往祝贺，罗泽南率王勋、王錱、钟近衡、刘典、杨昌濬、朱宗程、康景晖、翁笏登等人赴宴，并且李续宾为长子聘刘蓉之女。三十年（1850年）秋，王錱赴长沙，特意约刘蓉同居，“冀得亲言论丰采，以消鄙吝”。可见在他心目中，刘蓉就如师长一般。两人私交非常好，湘军创建后，曾国藩与王錱多有不谐，还多请刘蓉居间说服王氏。 对曾氏兄弟尤多影响。道光二十四（1844年）年六月，与曾（国荃）数次相晤于长沙，曾国荃即表达“欲从其游”。曾国藩得闻后，于九月致函父母，云“闻九弟意欲与刘霞仙同伴读书。霞仙近来见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应有进益。”意思是：听到九弟愿与刘蓉结伴读书。刘蓉近来对于“道（理学）”特别有所领悟，九弟如果去与他一起，应该有大的获益。 与此同时致书诸弟，谓“九弟前信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此意甚佳。霞仙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不知其言语容止、规模气象何如？若果言动有礼，威仪可则，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意思是：九弟前面的信中说想与刘蓉结伴读书，这个主意很好。他近来读朱（熹）子书，大有所获，不知他现在言语表象、精气神如何。如果言语行为彬彬有礼，形象威信可以。那么，直接就可以将他认作老师了，哪里还以朋友相待呢！大有急于让其弟以师礼对待刘蓉的期待了。 后因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觉得去娄底（娄园）比较远不方便，遂作罢。于是，曾国藩知道情况后，也表遗憾；但仍叮嘱刘蓉，请他通过写信的方式对曾国荃进行教导。二十五年（1845年）秋，刘蓉因此致书曾国荃，引导其先立志于理学：“窃以人之为学，贵先辨其志......志于小，故所就者亦小。志于大，斯所成者亦大......是故小人志艺，以技成名。君子志道，以学成德......顾论学于今日，则又有辨。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三者皆杰然超出于科举俗学之上，材智之士争趋附焉。然仆以为，是三者苟不本于道德之实，则亦与彼俗学者同归于无用而已。如欲务其实而求适于用，则莫若从事于道义之学焉... …故仆今者窃愿足下先定其志。志既定，而后工夫之次第、功力之得失可得议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以为人的学问，最为宝贵的是要先弄清他的志向......志向小，他的成就就小。志向大，那么他的成就则大......所以，一般的人的志气，是在于技术，那么他就以技术成事成名。君子、丈夫的志向，往往会在于学问道德......从今天（当下）论学问，又有不同的辨析。有以考据为主要方式的学问、有专门研究字词文章的学问、也有致力于现实的经世济时的学问，这三种学问都是超出科举的八股之学的，有智慧、有本事的人都争相学习呀。然而，我认为，这三者如果不是出于本来应有的道德修养，那么又与平常之人学习的那些无用的东西一样而已民。如果想从务实、且实用的目的出发，就不如学习这些德才兼备之学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希望你们（曾氏兄弟）行定好志向。志向定了，然后工夫还是其次、功夫得失如何是另外一回事，至于怎么样另说而已。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刘蓉又与曾国荃在长沙多次相晤。咸丰元年（1850年）七月，再与曾国葆、曾国荃同在长沙赴试时，专门选在一起，与曾国荃同寓曾子庙，朝夕相亲旬日（前后十几天）。二年（1852年），曾国荃在长沙从罗泽南游（跟罗学习，成为罗泽南的门生），正、二月间，刘蓉又与其多过往。由此可见，刘蓉与曾国荃虽没有师徒之名，而有师徒之实。 由于曾氏兄弟多与刘罗交往，因此，曾国荃对刘蓉、罗泽南的了解都是比较深入的，故对二人的评价当不为虚言。 对刘蓉奖诱后进之功，曾国荃也有如此之说：“其好善之诚，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不啻自己有之，故邑中后进引诱入正道者颇多。”其中包括曾国葆。咸丰元年七月，曾国葆致信曾国藩，云“近来与罗、霞二人谈论之间，两相契合。弟虽不学无识，彼亦乐引之为群。而彼二人者，弟不敢知其将来之见诸行者若何，而察其为学之精纯，与其所言者及其所励诸躬者，无不衷之于道，则弟之所心服而愿学者也。”意思是：近来与罗泽南、刘蓉两人的游学，十分契合恰当。弟弟虽然学习不够，他们也（愿意）很高兴地待在一起。他们二人，于弟弟来说虽然不敢说他们将来成就如何，但看到他们的学问、学术的精益纯正，还有他们对其所励所教的人，都是一起亲身指导，没有不是忠于大道的，都是弟弟所心服口服且愿意学习的呀。 刘蓉收郭嵩焘之弟崑焘为徒，谆谆教诲。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刘蓉在长沙与郭嵩焘相聚，得以结识郭崑焘，刘蓉对其非常赞赏，以为“气质绝美”，同居数日，谆谆教导。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刘蓉致书郭，赐以箴言。闰七月三十日，郭复书，云“诚念吾兄信道之笃，体道之深，其于审端用力之方，必详且悉，尚望开示课程，俾于道得所从入”，请以师礼事刘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刘蓉与郭氏会于长沙，时郭氏参加乡试，谓苟得副车，当可从刘蓉读书。 同年十月，刘蓉得知郭氏中举，因写信勉励，首先要看轻名利：“先儒有言，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吾人今日为学，但于此等处识得透、守得定，一切穷通得丧、显晦荣辱之遇，举不复有所欣戚于其中，便自然壁立万仞，扫除一切羁绊，救全一生名节，将来措之事业，亦自光明俊伟，不为利害所屈挠，不为时势所驱迫”。其次要用功于理学：“至于用力之方，进德之序，则先儒之遗训具存，吾弟亦既读之而得其要矣。由是竭吾力以探讨焉，终吾身以服行焉，不得半而止、不见异而迁焉，则亦何业之不广，何德之不崇哉?” 二十五年（1845年）十二月，郭崑焘赴湘乡拜访刘蓉，离别时题诗于戴熙所赠双松图便面以赠。二十六年（1846年）正月，郭以刘蓉招，从新化赴长沙，聚十馀日。二十七年（1847年）十一月，刘蓉招郭来长沙，聚十日。十二月，郭致书刘蓉，请作“毅”字说。之所以选“毅”字，因其字“仲毅”。请刘作字说，意在激励自己，进取正学，以不负刘之期许。 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刘蓉随曾国藩创建湘军前的十一年间，郭有很多时间问学于刘。不论在理学方面，还是在人生出处方面，刘的教诲对郭必大有裨益。郭自谓“吾秋试五次始售，未尝稍自愤懑，是罗忠节、刘霞仙两公讲论之力”。郭崑焘之子郭庆藩说，其父自与刘蓉、罗泽南交，“读儒先性理之书，参互考证，严惮切磋，卒以成德。”郭崑焘一生轻视名利、屡辞保举的作风，不能不说亦受刘蓉的影响。郭日后能成为湘中名儒和济世大材，刘蓉培植之功可谓大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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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楼 2022-05-24 20:41:26 夏日追帖，心热楼热！ ----------------------------- 问候！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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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嗯??。谢谢指导。 因之皆为大儒，故言语辞章之间多以文言、典故（虽有卖弄之嫌，但确显其积学之厚）交流、切琢。 谢谢提醒，以后会注意。 |
| 谢谢刀口友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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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江老刘 2022-05-25 09:50:25 拜读佳作，支持扬光！ ----------------------------- 谢谢文友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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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79）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 乡贤垂范亦政知 重兴会讲传播理学蔚然成风 会讲，是一种古老的学术活动方式，即学术研讨、论辩，对推动学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发生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为发展宋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湘学也因此成为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刘蓉已意识到会讲对传播学问的重要性。是年八月，他致书曾国藩，云“闻顷在京城设有讲学之会，不审与同业者谓谁？进德之方以何者为要？用功之序以何者为先？告将课程大端闻示。此调不弹久矣，士林中舍举业外，不复知有学问”。从此，他开始推动以会讲传播理学。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开办“菁莪精舍”，因其目的是为了宣扬理学，而不是为应试服务，故其教育方法必有异于一般私塾，他的说法是“集同人讲学”，可见“会讲”是他采用的主要方式之一。 友人之中，刘蓉的会讲对象主要有罗泽南、罗信南。罗信南信仰阳明学、佛学，与刘蓉、罗泽南不是同道中人，“平居罕接宾客，惟仲岳与刘君孟容常相从讲学，仲岳笃守伊洛渊源，讲习讨论，条目科级，务为详密……孟容有识鉴，尝论仲岳如高山峻岭，先生（笔者按：指罗信南）如长江大河，时以为知言”，由此可窥见他们的论辩风格。刘蓉完成《<思辨录>疑义》后，想与冯树堂就《思辨录》来一场“讲论”，盖因冯氏对它是持赞赏立场的。 罗泽南常常与弟子们开展会讲。如果王錱在场，场面可能会有点失序。王氏“体貌清癯，目光炯炯射人, 声大而远，言语如出瓮中，而滔滔汩汩，不穷于词。常与诸友共侍坐罗忠节公，公议论发，他人莫能置喙，忠节公徐哂曰：'璞山，盍少休，让吾侪一言乎。’公亦自笑也”。道光二十七年，罗泽南设馆于左辉春“芭蕉山馆”。十月，李续宾至，“听讲五日，每有问难，罗山先生深许之。”可见，不是“全日制”学生的李续宾也参与了“芭蕉山馆”的会讲。 咸丰元年（1850年）至二年，因罗泽南在长沙贺长龄家开馆，于是他们会讲的地域拓展至长沙。 道光三十年（1850年），罗泽南的弟子杨昌濬、王錱、朱宗程、罗信北、彭筠生、胡竹筠、颜拓庵、柳果庵、刘裕庵和刘蓉门生刘黻组“规劝约”。杨昌濬说，这个“规劝约”实由罗泽南、刘蓉、罗信南主持，“每至省邸，必置酒高会，会则必请三先生讲论道学渊源，示以闲邪存诚、直身善世之要，抑其过而进其所不及，同人又必互相质证，凡学术品行以次，至于诗古文辞，美则赏之劝之，失则告之规之”。蔚为一时盛事，士大夫闻之，争羡不已。这无疑可以大大提高理学和湘乡士子在省内的影响力。咸丰元年（1850年）春，左宗棠大概也是循声而来，参与了他们的会讲活动。咸丰四年，左氏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罗山一老学究耳，与宗棠素尝论学，持论平实稳惬，作事有条理，可见者不过如此。及其将兵，胆略俱壮，随机立应，竟为宿将所不及。” 上述人物主要在罗、刘两人的熏陶之下，成为理学新生力量。他们秉承理学经世致用之精神，军兴之后均成为湘军骨干，以事功闻天下，理学随之得以宏扬，而成一时壮观。刘、罗作为开启山林者，厥功至伟。 咸丰二年（1852年）秋，郭崑焘有《寄怀刘秀才蓉二十四韵》，表达对刘蓉正本清源的敬佩之情，有云： “蹉跎豪气敛， 钻仰道根深。 诸子方殽乱， 遗编费酌斟。 研精穷至理， 挥手拨重阴 …… 奥窔升堂入， 渊源凿空寻。 会看鸾鹤举， 尽废蝈蛙淫”。 由此来看，郭氏很可能读过《<思辨录>疑义》，并高度赞同。 各位看官，如果仅仅认为刘蓉是一个埋首故纸堆的学术之人，以为他只知学问之腐儒，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还是颇有建树之大才。 经世致用志其学。经世是程朱理学的固有之义，刘蓉重视经世则为理所当然。为此，他和罗泽南都很重视实用之学，为经世实践储备知识。据郭崑焘之子郭庆藩说，刘、罗都曾经肄业于城南书院，而城南书院就是以实用之学为重心。某年，两人通信讨论过水利、边防、河患等问题，刘蓉以为“此皆经世要务，不可不尽心讲求”。他尖锐批判“士大夫狃于晏安，循故趋，蹈常辙，不为经世有用之学久矣”。谈到那些言行不一的人，他用的是轻蔑的语言：“言理而不征诸事，则所谓理者，特佛氏之妄谈耳。论事而不根诸理，则所谓事者，亦管商之杂术也。其于事理之正，盖两失之，无足取者。若夫摭拾群言，高谈名理，是则老生之陋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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