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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卫道救时 不一样的曾国藩》第一部【完本】[第11页] |
作者:扬光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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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嗯。曾氏就是从韩柳才始喜古文、识古文、做古文,进而成其文、立其言、建其功!特别是曾氏喜其文之雄浑、乐其涵泳! 由是:年轻时读一本好书(作品)、识一个领路之人,往往影响其一生!故,于有心之人,至要至要! 谢谢鼓励、谢谢精彩点评! |
不一样的曾国藩(106) 第十五章 长沙会馆知韩柳 卖衣购书传佳话 返乡途中卖衣购书传佳话 一年很快过去,不知是何原因,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恩科会试中,再次无缘登第,只好返湘。 想回家,可身上没钱,怎么回事呢?曾子城情急之际,突然想到一个人。此人叫易作梅,是江苏睢宁知县,也是长沙府湘乡县人,与父亲关系修好。主意已定,就先向身边同门借了点零钱、简单准备下就出发了。决定先到睢宁,等找到易作梅时再行张口借钱之事。曾子城决定走东路乘船南下,在向易作梅借银后,再到江宁拜见心仪乡贤——陶公,以了却仰慕结交之心愿。 一路虽曲折蜿蜒,漂流行驶缓慢,但曾子城并未感觉到心烦。因深受陶公之经世思想之影响,曾子城此行前则决定趁此行东路,乘船绕行之际,多花些心思浏览所经之地之地理物状,亦将经过之地山水湖河、道路水渠转折、州且村舍集铺(镇)、时节天气、风土人情等都尽可留心记下,尤其是对漕运之政事、生产之农事也留心辑录,一路下来所记各篇已有多卷,所积渐厚,心中自是欣喜,好似早已忘记了未及第之不快(曾氏也万万没想到,此一时期的随意之做,竟然为其十几年后与太平军相持、以及二十多年后的剿捻做了大量铺陈之作,使其有堪大用。难道历史真的会有“轮回”之说?) 话说曾子城一路随船行走、一边描述记录所见。当行至濉宁时(还有一说是在江宁)上岸,粮船停留补给,曾子城上岸到街头逛书市。当走进一书店,看见赫然排列半面墙的“二十三史”,不由让爱书如命的曾子城怦然心动(亦有说是“二十一史”)。在此之前,曾氏从未见过如此大部头的珍贵古书,非常想得到它。“二十三史”可是他梦寐以求的巨著啊,肯定是价值不菲!按当时所需,可能需要上百两银子,囊中羞涩的曾子城很是为难。本就手头紧张,更不可能有钱买这么成套大作。本是就想向易作梅借款,干脆先去易府借款再说。而借银之事,尚有段子流传: 一说是:经打听知其县令乃同乡易作梅,便向其借银100两(作者注:如从这一说,从易的县令之职来说,濉宁应该更符合事实些,那时的江宁是现在的南京,如任职南京,至少是州府之职了。如若是江宁,也有可信之处,那就是探望偶像陶澍,又可借机向陶借银买书;但因门人之误阻挡而未能见陶,故又向县令易作梅借银,则可圆此说了);一说是:借银之后,买书银两还是不够。于是,一番纠结之后,便狠心将行李当了出去,但所需银两还是不够,再度将京城御寒棉衣脱下,才勉强换够买书银两,果断将整套“二十三史”全部买下。不曾想,书籍竟装了满满几大箱。看到这些收获,曾子城完全沉浸喜悦之中,一时顾不上天尚微寒,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怎么说,其痴情爱书之情之状确实可敬可信,也足以令人感慨了。 另一则,则说向易借钱之过程:到了睢宁上岸后,一路打听到了易家府上,见了易家仆人径直道出原委,易家仆人告知子城易知县下乡,可能一时难以赶回。子城觉得此计早已决定,坚持进家等候。于是,易家仆人将曾子城引入家中客厅,他就在厅内静静坐了两个时辰。易作梅回来路上听仆人说起此情,心想:此人颇不简单,定力如此之强,实是令人惊叹。 等易回到家中,于客厅看到曾子城依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家人讲已经这样坐了两个时辰。只见曾子城的两只脚下,只有一片湿湿的脚底水印,说明在此期间竟然也丝毫没动。仅就这份毅力与坚韧,几人能做到?仅就此份安定与气沉就可注定此人定成非常之事。 这易作梅也一牛人,在知其定力,又觉曾子城谈吐不凡时,更料定其日后必成大器,还没等子城开口借钱,就主动借给他100两纹银子,还问是否够用。100两银子,是什么概念?这个份量,于易作梅来说也相当于一笔巨款,一下使出亦不简单轻松。因为按清例七品知县的易作梅,一年之俸禄也不过45两。而一次性就借给曾子城相当于他两年多的俸禄,果然足够豪爽。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曾子城怀揣着这100两银子,自然有了不少的底气。此时的他想,在拜访陶公后,要将名满天下之六朝古都——南京好好游历一番。 不想计划没有变化快,也有人则说“形势比人强”,世上难有完美之事。 书是买到了,也将江宁城仔仔细细地游历了一遍(笔者揣测:曾子城自然也带着小本本,好好记录了一番)。只是,阴差阳错因(门人李子木挡驾)故未能见到仰慕之陶公,未能了却心愿,成为终生遗憾。 但,任哪个也想象不到,28年后,当曾国藩率领湘军把太平天国紧紧围困在南京城时,曾国藩竟然对南京掌握得了如指掌!时耶?命耶?运耶?哪个能说得清? 再说这厢里,子城看到全套《二十三史》头脑一发热,一下子倾其所有花尽所借银两、甚而卖衣才买下全套,也似有易作梅氏之豪爽,令人有酣畅淋漓之感。可,冷静一想,对本已十分拮据的曾家来说决不是轻松之事。不知回到家里其爷爷与父亲是何态度,会不会大骂责怪?欲知后事如何,敬请关注后文。 【参考资料:《曾国藩传》《清史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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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107) 第十六章 湘乡会馆再聚首 共宗儒学有异同 前文说到,子城于返乡途中看到全套《二十三史》头脑一发热,一下子倾其所有花尽所借银两、直至卖衣才可买下全套,此举对本已十分拮据的曾家来说决不是轻松之事,不知子城回到家里其爷爷与父亲是何态度。请接着往下看: 子城回到家后,父亲曾麟书看到儿子带回一箱箱的古籍,初很诧异,当听曾子城诉说原委后,也没责备。当看到他沿途描描画画的草稿时,虽有小小惊怪,想想也可理解。因为湘人向来所学有务实之作,想必子城也有此“癖”吧。看到子城之画作实在有碍眼瞻时,也未表现出不屑来。 此等事项被祖父曾玉屏知道后,更是非常高兴,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父亲也鼓励儿子:“典当棉衣买书,自当支持。书既买回,希你用心研读,不要辜负所花银两才是。”听了祖父与父亲之言,曾子城很是感动,也为他们的爱书之情所动,决心更下苦功,谋取功名,不付所望。此事,一度传为佳话。 湘乡会馆再聚首 子城在家稍稍休整了一阵,得知刘蓉郭嵩焘在长沙,即向家人说明,带了新购的《二十三史》若干册,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与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三人相见,自是喜不自胜,更以促学研学相约,间惑游历周边,细观世情民意。 王夫之哲学科学思想启蒙心智。在岳麓时,曾刘郭等一众学子深喑欧阳山长教导,尤重汲取经世之学。湘乡会馆作为湘乡士子商贾聚集之地,自是少不了前朝先贤王船山之大作作为馆藏之书。于此时,三人一起研读夫之学说,多时于其著作中游憩、思考、倘佯。尤以子城愈加沉溺其中,根本抑制不住对船山之神往,总不自觉地进入他的世界里。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此位被时人称之为神人一般的乡贤,亦被湖湘之人视为既是对前期文化的总结者又是开创者,正如他所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豪迈地表明了夫之凛然大义的崇高气节,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感! 前朝末年的王夫之,时三十三岁,正值壮年,虽满腹经史,却遭遇朝变,一时湖南之倔强之劲上来,果决立志不仕二姓。 由此,作为读书人之人生目标主动转向。于郁闷之中埋首故纸堆,希望通过翻腾传统哲学来找到思想的出路,而不似朱熹和王阳明,自以为读了《大学》,延续了道统血脉,就死板地固执守旧。 于是,夫之隐姓埋名、潜心著书四十多年,著述了卷帙浩瀚的著作,所涉领域极为广博。按传统经史子集来分,代表作有: 经类二十四种:包括《周易内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等; 史学类五种:包括《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等; 子类十八种:包括《老子衍》、《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相宗络索》等; 集类四十一种:包括《楚辞通释》、《姜斋文集》、《船山经义》等,简直是无所不包。如不是文字辑录,实是无法令人相信,仅凭一已之力、一脑之想,竟然这等浩繁与洋洋大观! 有了大师思想与智慧之薰陶,再经欧阳山长画龙点睛般点拨,辅以高人识见之引领,施以经世致用之学铺陈,眼界大开、思想再蒙,加上自觉刻苦之研读,更是如饥似渴;遇有晦涩难懂、思之亦惑者,又及时得于欧阳山长所精讲,再以学子自趣、或三二学子互研、或集而众之讨、师之再引学等,一时之间‘以学子相互问答、论辩顿增意趣,大大提高思辨与口舌,频频活跃远胜死寂般八股之风、塾学之死板,引一代风气之先,实使学子受益大丰。与此同时,学子们还竞相走出院门,深体游学之趣味,于自然中感受体悟所学、于市井之中验证所学之理、于论辩中感觉逻辑思辨之力,意趣盎然。 此时的子城已不似初入岳麓书院时,将主要精力沉浸在科考的八股里,似以往那样的急功近利般以科举为主要、甚至唯一之目的。此时,虽无刘郭二子般潇洒与淡然,但也已窥到学问研习之意趣;再与刘郭二子及时研学、讨论,甚至争论,渐渐视野拓宽,始有不唯功名之迫感。 三人均是好学之人,虽居一馆但也专注研读;子城于此时也受刘蓉影响始注目于前朝、以及之前的传统国学;又,刘蓉对宋理学已有深研,比之岳麓书院时对程朱理解更甚,不仅深受朱子思想浸润,还身体力行,更自觉传其衣钵。且主动引导子城,作为儒子是必应修朱子之学。 此时,曾子城在浓厚的学术氛围里开始对程朱理学、王守仁(阳明)、王夫之(船山),以及桐城派的著作与思想有了感觉,亦渐有初步体会与见解。同时,也随着“研、学、思、悟”,逐渐有了“践”,虽然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尚无深解,但也是初蒙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萌发了朴素的家国情怀。 |
@于公谨啊 2022-06-22 17:58:33 阅读支持,欣赏佳作 ----------------------------- 谢谢支持! |
@我心飞翔兮518 2022-06-23 10:19:26 支持佳作 ----------------------------- 谢谢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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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108) 第十六章 湘乡会馆再聚首? ? ? 共宗儒学有异同 夫之学说包万象诲人谆谆。尤以王夫之及以后,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大概就是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躬身实践思想的传承吧! 王夫之自幼跟随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本书第三部《历练湘军》中将会有专文详述,此处先按下不表)。 子城十分认同王夫之史学观。夫之的方法大致有:一是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比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已经涣散,各自为政,再也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而致朝政之败。 二是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比如前人对秦、隋的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的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出秦、隋亡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三是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历数上下千余年历史仍可自由出入,但却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比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等等。这些方法,对于后来曾子城的读史、论史的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夫之不仅博学,还大量著书立说,门类极其繁多:从儒门、道统到佛老异端,从正史、实录到诗文杂剧。笔之所及,即使博学如朱熹等人,亦不似他无所不包、无所不晓。所以不愧为总结者。 他之为开创者,则如其《读通鉴论》的哲学基础,其实就是“经世致用”的新思想,而不仅仅是萌芽。王夫之要通过历史来讲时政,本意就是“务当世之务”。其《思问录》,更体现与前代哲学家的两大不同:其一用辩证法抨击机械论;其二将哲学建立在科学之上。 子城越读夫之著书越是入迷,特别是对其系统的辩证法思想的感悟,深感其思辨之力意趣迥然。 古代哲学的辩证法大多存于箴言、断言,碎片而零乱,从而缺乏系统性,亦时常出现前后矛盾之述。即使是《老子》,也有说“有无相生”,又说“有生于无”的不确定;也时有把“有”升到与“无”同等的地位,又有将“有”贬为派生者;而另一地方又断言“天长地久。”因是大道之道,未有人敢与之较真勘误,互相矛盾之处也鲜有人追究,所以令各肤浅之人各取所需,随意解读、进而曲意吹嘘之空间。 王夫之却并不如此,《思问录》看似碎片化,但它却是以系统的辩证法为基础,里面鲜有前后不一的地方。 在“内篇”中,王夫之着重讨论了“无有”、“幽明”、“聚散”、“清浊”、“得失”等矛盾范畴,提出“两端,其究一也”的对立统一辩证法;在“外篇”中,他的论述范围更加扩大,并且批判了京房、邵雍、蔡沈等人的世界观;这些人根据《周易》与《洪范》的思想,把世界描绘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认为通过卦象与六爻就可以准确预测未来——世界仿佛是一个已经编好代码的机器,保持着严格的秩序。 王夫之则利用辩证法的偶然性理论来抨击这种思想,他思辨为:“天地间无有如此整齐者,唯人所作则有然耳;圜而可视,方而可矩,皆人为之巧,自然生物,未有如此者也。” 夫之还以地球之自然为例,不是正圆、轨道也非完全规则椭圆;年有365日,然并非年年如此,也有年长、年短之别;所谓规则,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人们把物形抽象化,想象凡半径都全相等正圆、四边一样之方形等等,思想机械,自然否认偶然性与不规则性。 王夫之对机械观予以诘难,针对“破作两片”论予以批驳:“两片四片之说,猜量比拟,非自然之理也。”对立两面虽相互依存,但不能“破作两片”,否则“死形”和“游气”,进而不复存在,世界决非理想化了的。 夫之认为:古代思想家们多缺乏科学精神,如王阳明,根本不谈科学。张载虽是唯物者,但其存“执理以限天”的唯心倾向。 夫之还指出:张载、朱熹等人却根据义理的思想,认为月球是极阴之物,要“伸日以抑月”,以便符合“阳动阴顺”的义理,硬说月球运行得最慢,太阳运行得最快。对此,王夫之采用当时流行“远镜质测之法”,认可“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最居上”的科学结论,即使他很尊敬张载和朱熹,但仍然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说:“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 在《思问录》中,还述及祖冲之、郭守敬、方以智等自然科学之论,且用自然科学佐证其哲学观点。如在《张子正蒙注》中,引用自然科学事例说明辩证法,这在张载原书中是很罕见的。 中国的大部分哲学家都喜欢引经据典,擅长独断;而在王夫之的哲学中,有一倾向,把哲学理论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而不以几部古老经典作为立论基础,这是继往开来的创举。 此外,夫之对于未知问题亦极谦逊,绝不牵强附会编造。对于“天开于子,子之前无天;地辟于丑,丑之前无地”等宇宙起源论,复言:“吾无此邃古之传闻,不能征其然否;吾无无穷之耳目,不能征其虚实。”对于乱下断言、乱编故事之人,无需理会,因之所言均为无根据之伪哲学。 花如此精力研习,估计也有乡情乡谊之故吧?只是缘于其”反清复明,誓不剃发“为志,才使得曾子城因儒子之忠君报国正统思想之禁锢,但凡喜之爱之亦不欲赞之扬之吧?这,或者是笔者的过多解读。 但,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念上,曾氏均不太推崇王守仁(阳明)之人及其心学之说。刘蓉更是视王阳明为异端,更甚于子城对其尤不认同。 或许此时的曾子城尚不是后来之曾国藩,虽然也知道了宋明理学,接触些王阳明的学说,但对其根本谈不上研读深学,可以说认识的并不深刻。但,毕竟已是在研学八股的基础上,拓宽了不少的眼界,尤以对船山学说的态度算持认同的。或许由于船山之倔强而不敢明示其态度吧。此时,已可看出曾氏对二王(王阳明、王船山)的态度是迥异的,这也为其后期的治学态度或倾向性埋下了伏笔(此处先按下不表,待本书第二部《闯荡京城》详述)! |
@山茅2018 2022-06-24 08:46:11 支持好作品 ----------------------------- 谢谢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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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109) 第十六章 湘乡会馆再聚首? ? ? 共宗儒学有异同 三子共宗儒学,曾刘不合阳明之说 虽然,曾子城对王夫之学问甚为钦佩,但刘蓉却对船山之学提出批评。郭筠仙则于学术上更崇船山。 比较巧合的是,刘郭二子与曾氏虽然都研读阳明之说,但都不愿苟合其“心即理”之说。特别是刘蓉认为理固然存在于气之中,但并不代表气就是理,理与气是分为二的,他把心归结为气,把性归结为理,所以心与性是分为二的。 刘蓉还提出了“读史穷理”的观点,说:“读史者,特穷理之一事耳。古人格物之学,自身心家国,以至天地阴阳之变;古今政治之宜,莫不深考而详究之。凡以致吾之知而已,固未可谓穷理一事,读史又一事也。” 此时的刘蓉,对理学已经有了相当的研学与修养。如果不那么严谨地说,曾子城接触理学,应该与刘蓉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刘蓉将曾子城引向了理学的道路也不为过。而此时的曾子城所谓师宗理学,大多是因其为儒生学子,只是名义上的儒子而已。其对理学之识尚处未蒙之状。刘曾相识相学后,才算识得些许理学。严格地说,在学问上,刘蓉远在子城之上。 曾国藩刘蓉虽宗理学,但却不满理学家们那种“尚空谈而鲜实用”、“拘而鲜通”的迂阔学风,把“格物”、“读史”都看作是穷理的一部分。强调要通过“格物”与“读史”来及早应付“事变”的“变通”能力,成为真正的治乱之才。尤以刘认为除理学外,世间再无其他学问。为此,他排斥其他学派,斥陆王心学窃佛禅,乱儒宗,不属正学之列。 刘蓉还批判阳明心学所推崇的“静坐”和“顿悟”,他说:“静坐之说,实吾人切要之功,但须中有所主,方为无弊;不然,或且坠于空寂。明季学者,所以多诡于程朱而流于禅悟者,盖皆坐此。认为顿悟完全背弃了理学应以“强探力索之劳,履规蹈矩之苦,铢积摞之勤”始能“入圣”的艰辛进程,导致了阳明心学流于空疏无用。刘蓉力主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观念,排斥异端思想,其学术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同时,共商旧学,国藩谓:“先王修己治人,经纬万端,惟在于礼。”嵩焘则学礼而深造自有得。以谓:“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得其意而万事理。”于是研炼岁月,成《礼记质疑》四十九卷,折衷群经,以见诸行事,其素所蓄积然也。及其发为文章,理足辞简,特寓拗折劲悍之意于条达疏畅之中,坦迤之中自有波峭;不同曾国藩之瑰伟,亦异刘蓉之畅发。 此时的曾子城追韩愈之雄茂,而语不检亦是皮毛浅识;刘蓉学苏轼之疏快,而味无余尚可相当。嵩焘则得王安石之峭劲,而锋欲敛,畅而不流,拗以出遒,似拟大话。碑传之作,以简驭繁,以叙抒议,语无枝对,义沙明当,出入欧王,允裨史裁。可见三子之异同,但性情却极近极亲,渐生换贴之谊,故而三子交游甚密互鉴互励。 自道光十四年(1834年)入书院即与刘蓉郭嵩焘二子同声同气、相好交游,三人同有相见恨晚之感。按照欧阳山长的倡导,也竞相走出课堂、走出书院,近至爬岳麓山、踏橘子洲,稍远涉远至南岳、行走衡阳、湘乡、宁乡等地,游遍长沙周边,在巡游开拓眼界时,三子相从几于密不可分,处处留下游学足迹。 一日,三人相约赴岳麓山采风,当同行于红叶亭(即,爱晚亭。由湖广总督毕沅,据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诗句,更名为爱晚亭),刘蓉顿时兴趣盎然,讲起了爱晚亭陈年旧事…… 他说:“爱晚亭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岳麓书院院长罗典创建,也是吾等书院学子们的荣耀。它与安徽滁县的醉翁亭(1046年)、杭州西湖的湖心亭(1552年)、北京陶然亭公园的陶然亭(1695年)并称为中国四大名亭。”谈及兴致高时一度忘乎所以,好似该亭是其所为一样,摇头晃脑、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这些话题不止一次说起,每次说起三子也觉不厌其烦。刘蓉好似受到鼓励般,就又说起书院故事来: “吾家书院(哈,说起书院,好象是自己私家的书院一样了——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位于湖南省城长沙的湘江西岸岳麓山下,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历经千年,弦歌不绝,可谓"千年学府”。 说起这些来就滔滔不绝:“岳麓书院占地面积31亩有余(2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有大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各部分互相连接,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除此之外,书院还有大量碑匾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之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等。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注: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 子城看着刘蓉说起书院,可谓是如数家珍,暗暗佩服刘蓉之博学,也为此增加了不少往日八股中没有接触到的东西,既心生兴趣,又暗下决心务须潜心苦学,否则被人甩至丢弃亦不为怪。 每每这时,子城都会想起刘蓉笑讽自己“太过锐意功名”,致少闻博览而少了不少读书之意趣。 又一日,三子再相约登顶岳麓山。是日,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三子兴趣高涨,一鼓作气登上岳麓峰顶的云麓宫。 刚到此处,尚未喘息待定,尚有气喘吁吁时,刘蓉刚想张开其三寸不烂之舌开讲,被郭嵩焘抢了话题。 抢先说道:“我来说,云麓宫,系道家第二十三洞虚福地。始建于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嘉靖(公元1522 ~1566年)间长沙太守孙复与道士李可经主持加修。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殿元再修云麓宫。时有关帝殿、玄武祖师殿、三清殿三进,明末毁于战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重修祖师殿。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两次续修。去年(道光十三年)巡抚吴荣光、布政使惠丰又重修了前殿”(注:此说,为后来修复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支撑)。三人相视而笑,开心至极,都特别享受此时的时光。 到了禹王碑,子城也不甘示弱,抢先说,这个我来介绍,三人兴致高涨,竞相表现。 只见这禹王碑高约一人高(1.7米),宽一小庹(1.4米),碑文分9行,每行9字,数了一下计77字,末行空四字。其文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钟鼎,也不同于籀文蝌蚪,较难辨认,有人说是道家的一种符录,也有说是道士伪造的。 据说在1200多年前,韩愈闻及,亲登南岳岣嵝峰寻访禹碑,还留有诗记。子城最喜韩愈诗文,所以特别关注韩愈的踪迹。 他接着介绍说:也有人说不是韩氏真迹;子城补充说:即使是唐宋时赝品,作为纪念大禹治水之丰碑,也是十分珍贵的。 刘蓉似乎觉得不说说自己所知,会埋没其才一样,又抢先说道:“我来说说吾院之名流。学院所出之知名学子可谓名流云集人文荟萃。如:彭龟年:太学博士、吏部侍郎,卒后谥忠肃,湖湘学派代表人物。 游九功:刑部侍郎,谥庄简。 胡大时: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宏的儿子,张栻门生中的首领。” 刚说到这儿,郭嵩焘也不示弱,也争先说道:“吴猎:敷文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王夫之:哲学家、思想家。 陶澍: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 彭浚:嘉庆十年(1805年)状元,内阁侍读学士、太仆侍少卿”。 子城也来了兴趣,怕无机会,也大声说道:“贺长龄:江苏(此时尚未升任贵州巡抚、云贵总督)。魏源:近代启蒙思想家,学者,著有《海国图志》等……” 三子兴致大浓,既述先贤,又暗下决心视其楷模,誓追其后,渐有欲做人雄之志。 此山、此院、此人、此声、此碑、此文、此规、此情、此景......皆在默默温润着每位岳麓学子的心灵,使之文脉溶于血脉精于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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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110) 第十六章 湘乡会馆再聚首 共宗儒学有异同 二十载所学所识收获几何 诚然,曾子城在师友的挟持之下,无论是学问、见识,还是器局,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或是初识初蒙、或是初触门径、或是渐有感悟、或是已有见解、或是已有心得,但,处于此一时期的曾子城,其核心却总是围绕曾氏家族所谓的“正途”而不敢稍大范围的波及。 也正所谓当下流行语“贫穷限制了想象力”一样的,已上车有座之人怎可理解尚未登车、或尚未触及车门者之窘境?!亦有“饱汉岂知饿汉饥”之窘态? 是故,虽是“岳麓山下意气发,恰是同学少年时”,也不会使曾子城丧失或放弃他之“主业”!而完全没有他后来与诸弟书中“不必功名一途”那样洒脱,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资本与胆识!在这点上,你就不能不佩服左宗棠左季高的那种“家无半亩,心忧天下”之豪迈!不得不为刘蓉志那种只在学术追求醇儒般那种清高与洒脱! 曾子城犹如后来的曾国藩一样,是个爱反思、重总结的持重之人,虽不聪慧,但极坚韧,此时也已深知守“拙”倡“勤”之益,极似其父的死嗑硬拱之功,所学之识虽不灵泛,却极扎实。 就如其后期忆起此时所学几何一样,清晰如昨。 一日晚饭后,坐定。静坐冥思,就不由自主浮想未取功名之长沙求学旧事……那次秋围之前,也曾静思静坐,浮想联翩,自思是否敢前往一搏…… 忆起二十余年,作为农家出身的士子,世代以来希望以读书寻求上升之道,读书目的就是单纯科考,所学其他极少。虽说湖南有经世致用的好传统,毕竟是不敢涉猎过多,必须瞄准"学而优则仕"的主道,不敢偏离太多。 蒙幼之时,在父亲的时刻督导下,读书学习还算自觉努力。14岁时,就可诵读《周礼》、《史记》;后在长沙童子试中,获得优异成绩;20岁时,进入衡阳唐氏宗祠读书,拜汪觉庵为师。21岁转入湘乡涟滨书院,得元堂山长教诲,改号涤生明志,决心改掉陋习,几近获得新生。23岁入城南书院得长年山长教诲、24岁进入岳麓书院,得遇欧阳厚均大师,孜孜以学,学问大长,还听闻家祖严父及师岳汪师等谆谆告诫,欲于此次秋围一搏。不知所学几多,成算几何?! 想到这儿,子城想,来日必于二子研读、讨论正途所学方可,以免忘了家族之任,此时实在做不到如刘郭二子一样的潇洒自如。 次日,天一亮,子城即约刘郭二人研学。子城先述明意图后,即先开口说道:“窃以为:学文应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为要(此时所论,与后期相比,实是皮毛!远不如后对韩柳之识见),其以好书、善本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 刘蓉接话说:“《易》、《春秋左传》、《庄子》、《离骚》、曰《史记》尚可、尤喜相如”。 郭正想说话,子城不待郭出声,即说:“还有,柳子厚者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旁者曰《谷梁》、曰《孟》《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 郭不再沉默相让,赶紧插话说:“汝之赘述所学,吾意不然。吾特喜欢《二十三史》中秦史、汉史、唐史,可谓大气磅礴、丈夫气概、国之大者!它者,皆至末矣。”子城此时正好手中拿着《卷五秦本纪第五》。近日,子城也是刚刚读了秦孝公赢渠梁篇,尤其对孝公充满敬佩。 二人听郭氏这么说,自是大赞,亦皆认同。尤其是子城没想到,筠仙竟然有此气魄,似有出意外。如是霞仙此说,尚在意料之内。 郭氏得到赞誉,甚是自得,又欲再言,被子城打断:“朝柳二公所读之书,数也不过尔尔。可见,学无涯,须躬身。欲治国,必于正途” 子城这么一说,一下使气氛陷于沉默中,各自想起心事......刘蓉心想,虽与子城深交于心,但其“锐意功名之心尤甚”,恐不是一时可更。毕竟已是举人之身了,“修齐治平”已然入心,似可理解。郭氏似无心无肺之人一般,根本不作深思,一脸的平静如水。 刘蓉转念一想,还是觉得不能轻易放弃对子城的期待,须抓住一起的时光影响之,以使之步入官途同时,也于学术上走的更高更远。 于是,先开口说:“霞仙每读经典大作、遇黄钟大吕之语时,往往爱不释手、如饥似渴,恨不得一口气读完背诵”。 子城插话:“然也,而读书不在快而在研读思悟。吾父自吾幼时即令吾养成诵读习惯。诵读,一则可在抑扬顿挫声中享受其乐,品味其意;二则能增强记忆,出口成章,以至于一些名篇名句至今不忘。子城五岁即‘受学于庭,诵读颖悟’,十五岁能成篇背诵《周礼·仪礼》、《史记》、《昭明文选》等名著篇章;亦能成篇背诵《离骚》,亦能背诵《上林赋》等名篇,至今仍乐此不疲”。 想到这儿,心情不由得愉悦起来。读书,真乃人生之乐事! 三人不仅于馆内狠学互研,而且还按欧阳山长之倡,认为学问就是要在“二三学子,争相研学”之际,要出外游学。此时聚于会馆,自是时间上更加宽松自主。 正是由于这些潜心的研学、苦读、思考、辩析、讨论,使得学问渐长、茅塞顿开,才有了自已的厚积薄发,方才筑定了一些国学基础…… 三子经此月余交往,互相之间更密,大有不愿分开之感。毕竟人要各奔前程赴任世事,遂便分手,此处无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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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111) 第十六章 湘乡会馆再聚首? ? ? 共宗儒学有异同 浏阳访友识古乐 子城经京城长沙会馆寓居,对韩昌黎诗文已有相当兴趣,并行深入研学,尤以其文雄浑且有节律,令其大为叹服,吟诵间亦常有抑扬顿挫之感,总使子城有击掌之感,曾多次疑问韩氏是否通晓音律之学。 想到此,子城忽然想起甲午科同科举人浏阳贺以南(后改名祥麟)、邹焌杰二人来;当时也有印象听乡中艺人说起浏阳文庙祭孔大典与古乐很是出名,不妨去探探同年、访访古乐,感受一二古乐是否与昌黎之文相和。 于是,说去就去。说起这贺祥麟,比曾国藩大二十岁。邹焌杰(正杰,原名见龙,字有耀,生于嘉庆八年),大曾氏三岁。此时主要住在贺氏家中,与邹氏也偶有小聚(后期与邹氏交往颇多)。 这浏阳古乐,是怎么个情况呢? 据载,道光十九年(1829年),浏阳组建文庙礼乐局,监生邱之稑,依照古制恢复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祭孔古乐,完善了八音齐全的古乐体系,并编纂了《律音汇考》。其时,浏阳文庙祭孔音乐名动天下,有“国乐古礼在浏阳”之美誉。 自此,每年的九月廿八日,是先贤孔子诞辰周年纪念日。 蔡祭孔大典开始时,在洪亮悠长“启户”声中,浏阳文庙大成门徐徐开启,浏阳秋季祭孔大典拉开序幕。 “行迎神礼——”通赞高唱宣布祭孔大典开始,上百名着汉服之礼生、乐生、舞生等迅速上场。 乐生们奏响编钟、土埙、石罄、琴、瑟等二十余种乐器,气势磅礴;舞生们手持干戚、羽籥,跳起祭孔乐舞,庄严肃穆。 二者相得益彰,寓意“有文有武方为国”。 迎神礼后,仪式按照初献礼(嘉宾敬献花篮、恭读祭文)、亚献礼、终献礼、撤馔、送神礼等仪式有序进行。八音齐奏,闻者动容;百人齐舞,见之震撼。 乐之中伴舞(“浏阳古乐舞”,八佾舞)助兴。 浏阳文庙祭孔大典自清朝以来,就以“八佾舞”的规格进行祭祀。 八佾舞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祭祀舞蹈,是中华传统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礼”的最好诠释。 八佾舞的舞者身着古代制式礼服,一组 (男)手执盾、戚,另一组 (女)手执雉翟、龠,依照舞谱进行表演。动作庄严齐一,节奏平稳,是纯礼仪的祭祀舞蹈,展示了礼仪之本。 祭孔大典礼成后,文庙通常还会举行拜师礼。 若干名拜师学艺者礼正衣冠,先向孔子行先师礼,再向其师行礼、递拜师贴、行六礼束脩,最后以三鞠躬感谢授业之恩,表示将知行合一,拜于师父门下,终生不渝。 循古礼举行拜师礼“是开启师徒关系之重要见证,让弟子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传师道注入新鲜血液。” 湘省祭孔大典,以浏阳邱之稑等人为最盛,使浏阳文庙祭孔风生水起,名满三湘四水。 “公(曾国藩)闻浏阳文庙用古乐,诣浏阳县,与其邑举人贺以南等咨考声音律吕之源流,留两月乃归。” 接待曾国藩之人,正是贺以南(后改名祥麟)。曾国藩在浏阳呆了两个月,与贺等人探讨古乐,两人成为挚友。贺氏还夸赞曾国藩为“间世之才”,“礼遇之甚厚”。 后于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南京后,曾国藩封侯拜大学士。贺祥麟还写信道贺,并讲了自己经历。曾国藩回信:“宏二十年之建树,稍殢莺迁;骧百里以呈材,即着骥展。”(升迁确实慢了点,不过马上就好了。)以此安慰老友受伤心灵,后还嘱托别人予以关照,待任直隶总督时专门予以照顾,可见仍念怀旧之情。 经过两月的探访考察,亦未发现与韩氏音律相和之缘,倒是为自己的行军壮威埋下了伏笔,后还专让通音律的儿子联络(咸丰十一年,官居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皖南军务的曾国藩邀请浏阳邱之稑的弟子前往安徽安庆演奏古乐,对其极重视,赞叹不已,曾题“雅淡和平”、“精深正乐”匾额赠给浏阳礼乐局,派人来浏阳学习古乐、聘教习传乐。曾纪泽将古乐推荐给了皇帝。浏阳古乐名声大噪,曲阜孔府派人到浏阳观摩古乐,仿制了全套古乐器。《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廿七日,《悟音律之妙用》有“贺宏勋带浏阳精于古乐者邱庆籥等六人来。邱系谷士先生之子,六人者皆承谷士之教,讲求古乐。带来乐器,琴一,瑟一,凰萧一,洞萧一,匏一,埙一,篪一,笙一。因令奏乐以鼓节之,音节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古昔圣王修己治人之术,其精者全存乎乐,而后世之独阙者,乃首在乐。余因古人治兵之道,作诗之法,皆与音乐相通,而懵然不知,深以为耻!思访寻谷士先生之徒党,相与讲求一二。故招集六人者,自浏阳来皖。儿子纪泽粗晓音律,明年当令来营,究心兹事。”的记载。此为后话,此处不表)。 此一时期浏阳之行所载应符合实际。那时之曾氏乃(邹氏也是,故多住贺家)一穷举人,三人相约是年十二月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曾氏更是可怜:家中无钱,只得借三十二串铜钱,到北京只剩下了三串)。但《年谱》中说他回家后专心读书,“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可真是为尊者讳,而使用春秋笔法,令常人而不知其细节。 虽是未发现“和”上韩诗文音律,但每当乐生奏起,亦都会沉浸其间,感受回味美妙意境中,也确实喜欢上了浏阳古乐;曾氏作为理学家(当然此时尚未宗理学,作为理学之士当重礼仪)喜尚古乐礼制,也是十分合理。一次,正是古乐演奏,沉于欣赏间,心情却突然复杂起来。 心情突变,所为何事?欲知所想何事,敬请关注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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