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文学] 长篇连载小说《原谅，但不能忘记》[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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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长篇连载小说《原谅，但不能忘记》[第4页]

作者:作家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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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乱世出英雄。这里我要说说我的大舅，虽然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他在我心目中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好汉，我要为他大书特书一笔。
    母亲的哥哥是跳山崖吐血死的。
    舅舅有一次进鬼子据点执行侦察任务，化装成一个卖粮的农民挑着担子走近据点门口，排队等待哨兵搜身。我想他用不着化装，日本人也分不出他是士兵还是老百姓，那时候的农民拿起枪杆就是战士，与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相距甚远，何况他本来就是被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站岗的两个日本兵在一个少妇身上搜出两瓶红药水，硬说她是给八路军伤病员送药的抗日分子、共产党，光天化日之下将女人扒得一丝不挂，用刺刀逼着她站在门口示众。女人双手捂着羞处哀求乡亲们救人，赶集的中国同胞都敢怒不敢言，或低头或转脸而去。日本鬼子欺人如此之甚，舅舅的肺都气炸了，他决定不进据点执行侦察任务，就是死，也要惩罚这两个哨兵，让他们明白中国人是不能侮辱的。待一个鬼子俯身检查他的粮食担子，舅舅抽出扁担一家伙打得他脑浆迸裂，没等用刺刀顶着女人的那个鬼子反应过来，舅舅再次抡起扁担将他打倒，用脚尖钩起“三八”式步枪，拉起女人撒腿就跑。鬼子开枪报警，出动三轮摩托车队穷追不舍。舅舅脱下裤子和上衣让女人穿上逃进山沟里，自己光着膀子开枪吸引追兵，他爬上一个山头，慌不择路被敌人逼到一处悬崖上。舅舅打光子弹宁死不降，奋力跳下万丈悬崖……
    可能他被峭壁上的松树枝挂了一下，也可能是掉进涧水里，反正舅舅奇迹般死里逃生，被老百姓送回家里了。舅舅摔伤了内脏，回到家里就再没有站起来，隔三差五大咯血。县大队长闻知舅舅仗义救人很是恼火，本来是准备摸清情况拿下那个据点的，他的侦察员没完成任务还打乱战斗部署。既然舅舅已身负重伤，也不好再按军纪处罚，只得由他在家养伤。抗日政府拨了一些钱给舅舅治伤，可农村缺医少药，外祖母又不敢将儿子送进鬼子盘踞的县城看病，每日靠偏方和中草药为舅舅止血。舅舅每况愈下，没过多久就病故在家里。
    外祖母架不住母亲的软磨硬泡，同意她考学了。母亲以全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上文登县师范学校，跟着部队上起“流动中专”。
    母亲的原名叫孙芹子，上学后积极要求进步，是组织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老师嫌她的名字没有时代精神，建议改个名字。想必母亲也是热血青年，一拍即合。老师说我给你起个名叫孙志刚吧，为什么叫志刚呢？你要志如铁，坚如钢，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决不罢休！就这样，我的母亲由孙芹子改名为孙志刚，从一个农村小姑娘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一辈子听党的话，干好本职工作，甘愿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想来啼笑皆非，因为她战争时期改过名字，造反派以为找到重大突破线索，怀疑她是钻进党内的假党员，顺着无端臆想深挖细究，致使母亲又扣上一顶帽子━━特嫌分子，挨了无数次严刑拷打。“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又经过专案组内查外调，浪费多少人力和金钱，终于找到母亲入党的介绍人，遂不了了之。
    我透过泪光看到，母亲穿着一身蓝制服，满身泥土，她仿佛高了一点儿，瘦了一些。显然是忍无可忍，冒着挨毒打的危险从菜地里跑来看我的。她的嘴角翕动着，眼睛、鼻子旁都是泪，都是泪，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还不时做着手势安慰我，那意思在说：“妈想你，孩子，你要坚强，你要挺住，我的儿子。”母亲怕没表达清楚，摘下女工帽朝我挥动，她是在借着风，遥遥地把母爱送过来，把温情送过来，把活下去的信念送过来，把她全部的力量和坚强送过来。白云须臾飘过遮住太阳，在我们头顶投下一片阴影。母亲的鬼头在阳光下一道黑一道白，古怪地一闪一亮，那么醒目刺眼。母亲既想多看我几眼，又时时环顾左右担心别人发现她站在这里，搓起手掌不知怎么办好。
    我双手把着窗扇，大张着嘴巴，眼睛都望疼了，想跟她说几句话，又怕惊动身后的大眼贼，希望他没有发觉。犹疑间，我的身子晃了几晃，好悬没摔出去。
    “你过来呀，孙书记。”李疯子招手催促，她不理解其中的厉害。
    “阿嚏。去去，李疯子，跑这儿闹哄啥！”大眼贼觉得蹊跷，探出脑袋顺着我的视线望去，一定看出名堂，什么都明白了，显得非常不快。他撵跑李疯子，望着别处伸个懒腰，弄得骨头节咯咯作响，拉回我关死窗扇压低声音说。“你还是写材料吧，就当我什么都没看见。”
    那一瞬间，我不再犹豫，下定决心逃跑了。
    我打个哈欠，双手搁在膝上，敷衍大眼贼说头疼，想睡一觉起来再写。他觉得我上钩了，气氛也有所缓和，沾沾自喜道：“听我的话没错，睡吧。”
    我没脱短裤背心就躺下，盖上毛巾被蒙头便睡，一开始是装睡迷惑对方，还打起轻微的鼾声，而心里却策划着逃跑步骤。我觉得身体结实了，要在夜深人静时行动，只要能离开这里，挣脱开这个囚禁我近一个月的牢笼，冒天大风险也在所不惜。大眼贼晚上睡得死，还把牙齿咬得咯咯响，老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他嫌灯光刺眼，找了根细绳接上灯绳，这样就能关灯休息了。我好几次半夜上厕所开门惊醒他，他都没在意，转身又睡过去。我逃跑时，他发现蛛丝马迹也没关系，我可以用上厕所打马虎眼，他也许不会起疑心。
    想着盘算着，内心出现长期以来未曾有的平静，我真睡过去了。

    三

    这一觉睡得恰到好处，睁开眼睛已是半夜三更，月光似水。
    屋里黑黢黢的，地板上泻进一方银色的月光，把窗户切成“王”字形。大眼贼正在酣睡，面孔对着门口，胳膊抱在一起。我坐起身，穿上长袖衣服，生怕弄出动静。有一点我奇怪，自从那次姐姐送饭后，她就再没露面，都是妹妹来送饭了？妹妹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什么都不说，放下饭盒就走。我的伙食也越来越好，顿顿都是大米饭、馒头、糖饼、红烧肉，最差的也是大葱炒鸡蛋，母亲哪来的钱做这么好的饭菜？天天在过年？就是她们娘三个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家里好东西全省给我，也达不到如此丰富的程度啊！
    我穿上解放鞋，系紧鞋带，思忖着是否将随身物品带走？不能，这样做太不谨慎，不带东西还能打一下马虎眼，大眼贼发现我出去也不会立即跟踪追击，以为我还在厕所里方便呢。我拿东西走，大眼贼就会正确判断出囚徒已潜逃。我蹑手蹑脚走到门口，脚下没任何声响，刚要伸手打开暗锁，身旁一声断喝：“哪去？”吓得我一机灵，脚钉在原地，心里一阵惊慌。“混蛋，找死！”黑暗中，大眼贼的声音含糊不清，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我回过身，发现他正半睁着眼睛盯着我，却没有坐起身来。
    我等着大眼贼起来发火，训斥我一顿，他的话语变成呜噜呜噜的梦呓，眼睛却长时间的、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移了移身子，站在门口的阴影里，心想他是在说梦话吧，眼睛怎么会睁着呢？我长这么大还从没有见过睁眼睡觉的人，除非报纸上宣传的那样，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无产阶级必须加倍警惕，防止地富反坏右反攻倒算，睡梦中也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也要睁着一只眼。再有就是猫头鹰，无论白天夜晚都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睡觉。我俯下身子，仔细观察大眼贼，抬手在他眼前摆了摆，没有任何反应。跳到嗓眼的心落了下来，他确实是在睁着眼睛睡大觉，并且打起呼噜。
    我松了口气，一点点拧起暗锁，尽可能轻地开门，开门的吱扭声还是好刺耳，在寂静中分外响亮，简直惊心动魄。更糟糕的是一阵晚风鼓开窗户，咣当当响来响去。我放开屋门跑回床前坐下，寻思这下完了，怕啥来啥，整个楼道都该给惊醒了！大眼贼却闭上眼睛，鼾声如雷，他发出的鼾声有一会儿似乎把自己惊醒了，一片沉寂，人呼吸了两下之后，突然又鼾声大作起来。我坐了一会儿，壮起胆子重新走向门口，看了看沉浸在梦乡的大眼贼，这一次我没犹豫，打开暗锁迈出门口，返身掩好屋门。你睡大觉吧，继续做美梦吧，我可要自由飞翔了。我一阵激动，沿着漆黑的走廊向前摸去。我不敢惊动传达室，贴着墙壁走到大门口，一推大门，大失所望，失望至极，原来单身宿舍的大门早被值班人员锁死了！
    过去，我从没半夜三更进过三楼单身宿舍，不知道晚上有“铁将军”把门。我再次推了推大门，一条锁住门拉手的铁链响起来，我慌忙捂住铁链，今晚郭叔叔值班还好，换作别人又得把我抓回去。郭叔叔值班也不成，他发现我逃跑不报告要受连累的。我没灰心，折回到盥洗室，想从盥洗室与厕所之间的窗口跳出去，那里的窗户整个夏天敞开着，放厕所里面的臊臭味。盥洗室里有长明灯，白天黑夜都亮着，人一走进去有种潮乎乎的感觉。我一进门就傻眼了，又一次完全失算，因为窗户上装着铁栅栏，人钻不出去，过去我怎么没注意呢？
    走廊里传来空旷的脚步声，有人起夜向厕所走来。我赶快从盥洗室闪进厕所，插上便池的木板门脱下裤子装作拉屎。
    外面的人睡迷糊了，一进来就拉我这个便池的门，拉了两下没拉开，好生奇怪，深更半夜还有人蹲在里面大便，转向别的茅坑去了。他这泡屎拉得时间极长，大概拉肚子，足足蹲了半个小时，我满鼻子都是臭气，却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他发现我认出我是谁。有一点我是放心的，这人不是来找我的，大眼贼仍在睡觉。好歹盼走来人，我舒了口气提起裤子走出来，再一次瞠目结舌━━厕所的窗户也安了铁栅栏！我试着用手扳动铁条，以一个孩子的力气哪里扳得动，因为常年风吹雨打，铁栅栏已锈迹斑斑，就是大人没有工具也休想扳开。我沮丧至极，不过还有最后一个办法，从我的小屋窗口跳出去。但那未免太危险，要是返回去惊醒大眼贼怎么办？事到如今，我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铤而走险了。
    我鼓足勇气，装出上厕所回来的样子，系着裤带推开屋门，幸而大眼贼还在酣睡不醒。我  屏住呼吸，踮起脚尖走过他身边来到窗前，刚踩住条凳推开窗户要上窗台，背后打起一个响亮的阿嚏。
    “于艾平，你干什么？”大眼贼醒了，翻身坐起来找鞋，要去撒尿。
    “天太热，睡不着。”我没慌张，转过身来低声说。
    “你白天睡够了，晚上作妖，睡觉！”他揉着睡眼，打开灯咕哝道，趿拉着鞋走出门去。
    我乖乖地躺下装作睡觉，几乎和平常没什么两样，这样的紧张实在受不住了，但逃跑的决心片刻也没有动摇。大眼贼回屋后，关上窗扇，又踩着条凳插死两层窗户上下的插销，拉灭灯睡下了。我暗暗叫苦，这下我不敢再拉插销了，那不等于自我暴露了吗。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等他睡熟，再次掀起毛巾被爬起来，拿起吃饭的勺子和洗脸的毛巾。我想出个好点子，准备到厕所实施，那就不必担心大眼贼察觉我逃跑的企图了。
    我走进厕所，将毛巾绑在窗户的两根铁栏杆上，把勺子插在毛巾中间拧成“麻花”。过去，我见过工人自家盖房子，用绞盘往房顶吊水泥板，我感觉可以同样的道理绞拉铁条，扩大栏杆之间的距离，那我就能钻过瘦小的身躯，重获自由。我两手攥住勺子使出全部力气拧动毛巾，铁棍随着转动在变弯，栏杆的间隙在扩大，每拉大一些人都会感到一阵狂喜。我探进脑袋试了试，还差一点点，又解下毛巾绑在另两根铁棍上拧了一次。啊哈，铁栏杆中间的空隙恰好伸进一个小孩儿的脑袋。我曾经钻过公园的栅栏，钻过糖厂大院的铁丝网，经验丰富。一个人只要能钻过脑袋，身子自然不在话下。我抑制住激动爬上窗台，尽量不弄出动静，然后屏息收腹刚好整个身子挤过栏杆，纵身一跳，咚的一声落在外面地上，赶快蹲在墙角侧耳聆听，就怕响声惊动周围的人。
    宿舍里传来大人此起彼伏的鼾声，花池子上空飘起淡淡的薄雾，风吹散了薄雾，杨树肥大的叶子颤动着，透下一地斑驳的月影，偶尔有干树枝掉在地上和小鸟在枝头跳动的响声。我放轻脚步，躲在墙边的阴影里等了一会儿，谛听了一会儿，随后猫腰一溜儿小跑，一刻也不停，跑过锅炉房，跑过三楼传达室，跑过空旷的篮球场。离家越近想家的心情就越迫切，当我接近俱乐部大门时，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像出笼的鸟儿，自由的风，大步流星向家属区宿舍方向跑去。

    四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我跑到家门口，最后一分钟的犹豫涌上心头，好像每一步都走错了：“这样做，是不是又一次走错了，对还是不对？”现在一旦做了，我何必考虑那么多，想不想反正都一样，也就不那么感到害怕了。
    邻居的狗远远近近叫成一片，我家的院子里静悄悄的，猪圈里的一头半大白猪从窝里钻出来，摇晃着脑袋扇动耳朵哼哼着撒尿。我看了一眼，纳闷那头花猪怎么不见了，只剩下一头白猪？以后才知道母亲为让我补养身体，忍痛卖掉了那头半大的花猪，姐姐妹妹才给我送去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我希望不被邻居发现，三步并做两步走过院落，轻轻敲响家门。
    “谁？”屋里响起母亲的声音。
    “快开门。”我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
    “你是谁？”
    “妈，我回来了。”
    母亲听出我的声音，顺手打开灯，顾不得披上衣服就穿着裤衩背心下地开门。她盯着我的眼睛，一面把手捂在嘴上，愣在门口，脸色煞白。
    “妈妈──”我一头扑进她的怀抱，不能自已。
    “艾平，我的儿子。”
    眼泪涌上眼眶，再说什么就要掉下来，我只能点点头，半哭半笑。母亲搂住我，脸贴着脸，泪如雨下。我们娘俩久久地搂在一起，站在外屋门口，内心的幸福不可名状。母亲怕惊醒邻居，关灭了灯，只是极端压抑地抽泣着。黑暗中，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母亲还在抱着我，用脸蹭我的脑袋、额头、眼睛、鼻子，用手抚摸着我的周身，哽咽得一句话说不出来。二十多天来，我受尽毒打和侮辱，饱尝人间的残酷，哪怕有人同情地看一眼，给我一个笑脸都是莫大的幸福，何况躲在母亲的怀抱里。一股从她头发和衣服里散发出的好闻的气味，令人心静神宁。我一分一秒都不愿离开母亲，在她的身边，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害怕。末了，母亲抱着我坐在大锅台边，平静下来，借着斜照进的月光打量着我，端详起我，像在做梦。
    “妈，你别哭，”我抹着泪水安慰她，全身心都沉浸在巨大的温暖中，“我这不是回来了。”
    “他们放你出来了？”母亲扯起背心为我擦拭眼角，含着笑低低问，她的眼睛依旧在流泪，呜咽依旧窒息着呼吸。
    我摇摇脑袋。
    “你逃出来的？”
    我点点头。
    “到底怎么回事？我苦命的孩子。”母亲垂下脸，泪水又汹涌而出，她在为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而痛苦，而无奈。
    一阵长长的沉默，只有江河般的泪水流下脸颊。
    我们都懂得逃出来的后果，那将不堪设想，绝对不堪设想，是罪上加罪。只要一想到这些，尤其感到可怕，我的手上、脸上就直冒冷汗。但我还是那个逆种，不肯像母亲那样低声下气，得过且过，战战兢兢生活，无穷无尽地忍耐、忍耐、再忍耐。我没有力量反抗，可是能逃跑。他们尽可囚禁一个人的身体，但是他的灵魂却不受束缚，我要像父亲那样宁死不屈，就是粉身碎骨，也决不逆来顺受！
    “妈……”我打破沉默。
    母亲眯缝起眼睛，迅速思考着可能的对策。
    “我要走了。”
    “回去？”
    我不想让她太难过，极力说得简单一些，高兴一些，可是做不到，只好把脸转向一旁，不再作声。
    “上哪儿？”她追问。
    “老头鱼说过‘北大荒饿不死人’”，我故意表现出烦躁的神情，粗鲁地脱口而出，“我去找他们。”
    一想起老头鱼，便唤起我摆脱痛苦的希望，更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那是一个全新的天地，过着另一种生活，是一个孩子的向往和期待。在这可诅咒的世界上还有一块净土，还有人间温暖，还有能让我做为正常人生存的地方。有他们在，我就会不完全绝望，至少活个平安无事。也许叛逆早就被注定了，只要我能离开糖厂大院，不是这个环境，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行，我宁愿吃苦，也不愿过现在这种日子。总有那么一天，一切都可以重新做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事情已经如此，我的去意已决，无比坚定，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这也是我心中最后的希望！
    “那也不是长久的法子，”此时此刻，母亲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把手按在我的手上，想劝我什么，看我一脸坚决、执拗而倔犟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就走么？”
    “趁天还没亮，就走，到哪儿都比关着挨打强！”
    “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就怕妈你……”
    “唉，别管我了。”
    母亲用手捂起额头，她在痛楚地抉择，一个无力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别无选择，让我出去躲避一阵子或许是上策。屋外响起鸡啼，黎明迫近了，朦胧的天光中，屋里的地面变得苍白，晨光透过窗户玻璃泻到我们的脚边，我已经能看清母亲紧蹙的眉头和泪水盈盈的眼睛。“老天啊，把人逼上梁山了，还是个孩子啊！”母亲放开我，声音里既含着愤怒也含着失望，对我这么小就独自亡命天涯，怎么能放心。她向上捋了把垂落的头发，摸索着走进里屋，我跟在她脚后进屋，想再看一眼姐姐妹妹，做无言的道别。妹妹屈起双腿，歪着身子半张嘴唇，露出洁白的牙齿说着梦话。姐姐向前伸出一只手，脑袋靠在胳膊上，头发铺陈在枕边。她们都不知道我的归来，睡意正酣。母亲爬上炕，从被褥架上取出父亲的棉大衣，又拿出一个背包往里面装着茶缸、手巾之类的日常用品。我接过来准备走了，她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
    “艾平，早晨凉，肚子里没东西怎么行，妈给你打碗鸡蛋汤。”
    “天快亮了，妈。”
    “喝一口，就喝一口，暖暖身子，妈马上做出来。”
    时间不早了，大眼贼随时会醒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本来应该清楚这一点，但我无法拒绝母亲的一片心，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为什么不能等一等？此一去开始新的生活，不知何时再回来，可是我的内心又舍不得温馨的家，舍不得母亲，舍不得姐姐妹妹。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我想再喝一口母亲做的热汤，再在家里待一会儿，再看一眼亲人们……母亲点起灶眼里的柴火，尽量不弄出响声，打好鸡蛋汤，我俯向锅台，不断吹着热气喝起热汤。母亲怕我烫着，用勺子来回搅动着鸡蛋汤，轻声叮咛我：“别烫着嗓子，慢慢喝。”远处，邻居家的雄鸡打鸣儿了，外面的天空变成灰蒙蒙的颜色。我放下碗，穿上大衣，提起背包推开门说：
    “妈，我走了。”
    “你行吗，孩子？”
    “行，我不在那儿待过么。”为使她轻松些，我的语气平静的反常，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你离开妈，要学会照顾自己。”
    “我懂。”
    “走吧，路上多加小心，有机会捎个信来。”
    母亲心情复杂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说不下去了。她为我系好大衣的扣子，又整理一下领口，抢在前面走出屋子察看外面的动静。这是个阴暗的时刻，家家户户都在沉睡，宁静的白土地泛起一片白光。她转过身点点头，猛然间，头也不回地跑进屋里。我走出院门，心里既沉重又轻松，我知道母亲怕我难过，竭尽全力不让自己掉下眼泪。稍感轻松的是我从此自由了，就要远走高飞了，我不后悔，永远也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情，只要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结束，我就是在荒野上流浪一辈子也决不回头！
    再见，母亲！
    再见，姐姐妹妹！
    天空闪着稀疏的星星，一切都笼罩在拂晓的肃穆中。有的邻居已敞开屋门，睡眼惺忪地出来倒尿盆，抱柴草生火了，家家户户烟囱冒起炊烟。寂静朝头顶压来，这是很正常的寂静，又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寂静，人不禁打个寒战，好像感冒了，喉咙隐隐作痛，嗓眼发紧。整整一夜，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推动着，使我一直处于激奋状态，做了几乎不可能的事，现在却消失了。母亲已关上屋门，她此刻一定正守在窗口前，望着我的背影饮泣，祈祷着儿子平安到达编筐营地。从我逃跑的那一刻起，我觉得时间快的像一股激流，简直无法按常规计算━━但愿时间能停顿下来。邻居家的雄鸡打第二遍鸣儿了，还是走的越早越安全。我心一横，将背包甩在肩头，大步流星走出胡同，拐过墙角走上街头。
    转眼之间，我惊呆住了！
    在我对面的胡同里，迎头钻出阿嚏连连的大眼贼，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擤着鼻子，一脸气急败坏……

    卷二《在特殊监狱里》第一部画地为牢第七章迫害仍在继续

    一

    又束手就擒了。
    我枉费心机，徒劳一场，再次被押回特殊监狱里。
    造反派头头们满以为得计，让大眼贼唱红脸，采取怀柔政策诱使我上钩，按他们的意志套出整我父母的黑材料。没料到险些大意失荆州，让我这个小囚徒逃出魔窟，于是恼羞成怒，对我大加惩罚，连那把暖瓶都拿走了。在白脸狼的眼里，我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和我的走资派父母一样不可救药。迟司令、小不点、谭老西子，再加上原形毕露的大眼贼，四个人抡起三角带、钢丝鞭、板凳腿围着我一顿痛打，足足毒打我一个多小时，直打得我灵魂出窍，满地找牙。他们一边打还一边斥骂：
    “叫你跑，叫你跑，就是有八条腿，是螃蟹，也逃不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
    尽管我一被抓回小屋就做好挨打的准备，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一窝蜂冲进来那一刻，我尽量蜷缩起身子，抱住脑袋蹲在墙角咬住牙关，任凭暴风雨般的打击落在胳膊上、身上一声不吭，只是从嗓子深处发出几声惨痛不堪的呜咽。还是没有顶住这一关，想坚强也坚强不了，没坚持几分钟就放弃了墙角，满地滚来滚去，凄厉地嚎哭不已。
    头几次挨打，我最怕板凳腿，它打在骨头上硬碰硬，一家伙下去身上泛起一片青紫，几天不褪，我满地翻滚才能减轻它落下来的力量。这回我又领教三角带的厉害，这种新刑具是打手们从车间里搞回来的，由众多的皮带节和螺丝连接而成，每一节两指长的皮带上都拧着一个小螺丝疙瘩，试想它抡圆落在人的躯体上，该有多大威力，连想一想都痛苦，用不几下准叫你皮开肉绽。同时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留一个水桶了，那是从电影学来的刑讯手段。电影上日本鬼子在审问抗日志士时，一定要往被打昏的人身上泼冷水，好泼醒你继续拷问。现在造反派如法炮制，一旦看我昏死过去，立即兜头泼来一桶凉水。
    我躺在水洼里，鼻涕从鼻孔里流下来，满身满脸都水淋淋的，睁开眼睛向上望去，大眼贼正双手掐腰往下看着，一只脚尖抵住我的脸颊道：“阿嚏，于艾平，我和你誓不两立，你还跑不跑？”我试着蠕动一下嘴唇，两片嘴唇粘在一起，怎么也张不开，鲜血和着冷水顺嘴角流下来，淤结在水泥地上，形成黑色的曲线。这不是他们打的，是我为忍住剧痛咬破了自己的嘴唇。我用力张开嘴，嗓子已完全叫哑了，吐出一口血唾沫以示对他们的蔑视和鄙夷。周围的打手并没有再打我，而是把床板抽得震山响，一齐大吼：
    “滚起来！”
    隔壁有人使劲敲墙，显然嫌这屋动静太大了。
    打手们仿佛没有听见，不予理睬。
    大眼贼抓住我后脖领提起来发力，扔麻袋包一样摔出去，地面又湿又滑，我的脊背撞向墙壁，訇然倒地。
    “起不起来？”迟司令咆哮，“快起来，狗日的！”
    “快起来，狗日的！”谭老西子一遍遍重复。
    我不能示弱，努力支撑自己站起来，双腿断裂般疼痛，怎么也站不起来。他们再次打得我惨叫着爬进床底（只有屁股露在外面），躲避落下来的钢丝鞭、三角带和板凳腿。我在狂乱中本能地往回收自己的脚，他们却拽起我的双脚拖出人来，继续痛打，迫使我鱼一样扭动身体，两腿抽搐不已，终于挣扎不动了。你们打吧，我是木头，是石头，是臭皮囊，是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让你们打个够好了！隔壁的敲墙声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耐烦，简直是在砸了。皮鞭棍棒不停地落在我的身上，使人感到一种奇异的麻木，疼痛也逐渐离我而去。虽然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挨打，还能听到打人的家伙落在身上砰砰的响声，似乎在非常遥远的什么地方。这些想法支离破碎，断断续续，整个人都处于麻痹状态，那已经不是我的身体，也不再有什么感觉。是的，我的身体在非常遥远的什么地方……
    “搞啥名堂，还让不让别人休息！”外面有人敲门了。
    “开会呢。”迟司令拉开一道门缝回答。
    敲门的是郭叔叔，声色俱厉，他实在听不下去了，才想出个借口来制止暴行：
    “有这么开会的吗？这是单身宿舍，禁止喧哗。”
    “郭师傅，”迟司令双手插在裤袋里，软中带硬道，“我们是在进行革命行动。”
    “我是宿舍管理员，这儿我说了算，不管什么行动都得执行制度。”
    “你不能、能干扰……运动！”小不点耍起造反派脾气，横过膀子，大敞开屋门说。
    “你黄嘴丫儿还没褪，给我扣帽子！”郭叔叔把手搁在门把手上冷笑，声音里有一种绷得很紧的弦在颤动。“你愿搞啥出去搞，我他妈告你爸去，让他教你懂大小。”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们就是不执行制度，看你怎么着！”
    双方顶起牛来，一时陷入僵局。郭叔叔知道，自己再拿不出颜色镇住打手，对方就会更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了。可他一个人对付不了四个半大小伙子，虽表面上气壮如牛，内心也在打鼓。恰好今天是星期天，单身职工都在睡午觉，旁边的一扇屋门猛地拉开，探出一个脑袋大吼：
    “郭师傅，跟他们啰嗦啥，让他们滚蛋！”
    走廊里的门一扇又一扇拉开，传来众人的怒斥：
    “哪个小子吃了豹子胆，敢不执行制度？”
    “奶奶的，有种站出来，让大伙儿看看！”
    “要开会，有办公室，跑这来搅和个屁！”
    在众人的一片怒斥声中，迟司令胆怯了，再怎么说他也是个中学生，没有胆量和工人抗衡。四个红卫兵打手偃旗息鼓，把我锁在屋里，夹着皮鞭棍棒撤退了。
    我听了一阵子，外面没动静了，从床底下爬出来，怎么也站不起来，又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原来是我的腿被打坏了。这是一件很慢、很吃力的事，关节在骨臼里像生了锈，一屈一伸都得咬紧牙关。屋子里一片狼藉，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气味。我坐在地上，眉梢上的汗珠滴进眼眶，肥皂沫一样杀眼，额角上的皮肤都鼓起来，头发上沾着凝结的干血。衣裳早给抽烂了，变成一条一条的，被鲜血浸得通红。我揉了揉眼角，然后一点点地挽起裤角，小腿肚子乌黑青紫肿起老高，一动就疼得要命。双腿由于血液一时流畅不通，麻木得像别人的腿似的。大眼贼痛恨我逃跑，有意报复，专用板凳腿打我的脚踝不让我行动。我摸索起裤兜，想掏出那瓶止痛药吞下一片止疼，掏出的是一团玻璃碴和药粉！这些打手们真狠毒到家了，连我兜里的药瓶和药片都打得粉碎，可见我挨了多少皮鞭棍棒！
    疼痛又使我觉得天旋地转。
    我把住床沿，爬到床上摸索起枕套，那里面还藏有一瓶止痛药，造反派没清查过床铺，药瓶仍然藏在里面。我倒出一片药吞下肚去，一头栽倒在床上，感到极度的疲惫，浑身犹如散了架子，这才想起折腾一天一夜还没合过眼呢，脑袋一碰枕头就迷糊过去。

    二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几天，也许两天？或者三天？醒来时窗外已是满天星斗，闪闪烁烁。
    灯幽幽地亮着，犹如鬼火。
    窗台上放着大茶缸，一旁的茶缸盖上有两个窝窝头，窝窝头上落着几只苍蝇。我呻吟了一声，有两只苍蝇飞起来，盘旋一圈又落在窝窝头上，定住不动了。我盯住苍蝇，觉得自己已是有生命的动物，开始思想，记起自己企图逃跑，而且逃出魔窟。如果我不眷恋温暖的家，不喝母亲做的那碗鸡蛋汤，不耽误那一小会儿，说不定就不会被大眼贼堵住了。此刻很可能是躺在老头鱼的工棚里，和他们一起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天底下哪有后悔药可买，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无论我如何努力，最后还是再次落入造反派的魔掌。
    我活动一下身子，看骨头是否依然完好。脊背、屁股上虽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骨头没多大问题，就是疼痛难忍，连我的眼睛，我的指尖都在发痛。想了一想，又从枕套里摸出一粒止痛片，吞进肚子里。肠胃咕噜咕噜叫起来，可是我不觉得饿，也不想吃东西，口干舌燥。我要驱散窝窝头上的苍蝇，整个人都没有力量这样做，发出的声音那么微弱，它们根本不理睬我，仍旧优哉游哉地叮着窝窝头。我看着看着，不觉间又合上眼睛，似乎坠入了无垠的虚空，对恐惧与疲乏也浑然不觉了。
    第二天上午，下过一场阵雨，到了中午，乌云开始散去，天空变得湛蓝湛蓝的。俱乐部的大喇叭又在广播新闻，播放革命歌曲。我被人拽起来，昏昏沉沉，神情恍惚，站都站不住了。迟司令在呵斥我，要我站好了交代问题。我像个牵线木偶似的任其摆布，脊背靠墙壁坐在床上，脑袋耷拉在肩头，微张着青肿的眼睛，望着他和小不点、谭老西子。
    “于艾平，你很傲，是不是？”迟司令说，“你还跑不跑了？”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给你脸不要脸，问你呢？”他举起巴掌，打过一个“脖溜”。
    我闭上眼睛，不想说没用的。
    一阵钢丝鞭劈头打来，我本能地举起手臂抱住脑袋抵挡鞭子，有气无力地乞求：
    “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
    “怎么，你求饶了？嘿嘿。”迟司令抱起胳膊，嘴角撇出一丝冷笑。
    我睁开眼睛，微微点头。
    “不跑了？”
    “不了，别再打我了，别再打我了。”
    那声音如此虚弱，已完全嘶哑了。
    “你知道厉害，受不了啦，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别说你个小狗崽子，就是你妈也被我们打出屎来！”
    我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母亲，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的出逃将使她受到双倍惩罚，我决定不跑了，以免母亲遭到更严酷的报复。况且这种徒劳无益的努力，其实都是自己骗自己的想法，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失落，现在我对回家不抱希望，就是死我也要硬硬挺住。同时我也知道，除了时间已经没有什么可帮助我的了。小不点拿起一个窝窝头，磕磕巴巴问：
    “几天……没吃、吃东西？”
    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怎么关心起我来？但我清楚，小不点和谭老西子都是迟司令的走狗，应声虫，一贯为非作歹，狐假虎威。
    “问你……哪，为什么不吃饭？”
    “吃不下去。”我回答。
    “想绝食？”小不点脸色一沉。
    “我……”
    “学你狗爸，以死……抵抗运动？”
    “不想吃。”
    “吃！”他一把将窝窝头塞向我的嘴巴，口气十分坚决，毫无商量余地。“造反派……命、命令你吃，你就得吃。”
    窝窝头堵得我喘不过气，迫使我脑袋后仰，下巴高高翘起，头部顶在墙壁上。
    “妈的，别想跟我们耍花腔，吃不吃？”谭老西子举起三角带。
    我接过窝窝头，张嘴咬下一小口。
    “快点儿，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大口咽，吃，给我吃下去！”
    我嗓眼干涩，使劲往下吞咽，就是吞不下去。小不点的皮带落下来，谭老西子的三角带也抡过来，我的身上鼓起一条条深紫色伤痕。他们大吼大叫，那种讽刺挖苦比不加掩饰的怒气更可怕，用强迫快速吃东西的办法折磨人。我一停止咀嚼，皮鞭棍棒便打来，迫使你不得不继续往下吃东西。我像吞下一头牛那样撑得难受，噎得喉咙里打嗝，耳朵嗡嗡直响，额角渗出汗珠。直到他们完成暴行滚蛋后，我又干呕了半天，身体僵直得几乎无法动弹，胃里面才稍稍好受些。
    我伤的很厉害，左腿失去活动能力，踝关节一阵阵疼痛，脚脖子肿的跟小腿肚子一样粗，像一对猪蹄子。身体青里透红，红里透黑。舌头不听使唤，嘴唇麻木了，我摸了把嘴唇和鼻子，手里沾满牙花子流出的血，人咂咂嘴巴，把口水和鲜血一道咽进喉咙里。迟司令临走前仔细看过我的双腿，确信我已经无法再次逃跑，放下心来不再锁屋门。
    人的身体有极大的弹性。
    几天以后，我下床了，又能扶着墙壁一瘸一拐上厕所了。
    我像刚学步的婴儿练习独立行走那样，两腿颤抖，步子缓慢，七扭八歪，一步一停顿，爬起来摔倒，摔倒再爬起来。我忍受着剧烈的痛苦，先是双手把着床板下地试着站起来，使麻木、沉重的双腿恢复知觉，没稳住身子，一歪摔倒了。趴了一会儿，又哼哼着四肢撑地跪起来，这一次成功了，晃了一下颤巍巍站住，能够一个人那样站直了。从这屋到隔壁厕所有五米远的距离，我扶着墙壁，弯着腰，几乎抬不起脚，只是脚掌贴着地面往前移动，足足挪动十分钟才蹭过去。最艰难的是走出第一步之前，你必须让两腿站稳不说，每走一段路都没拄好双拐似的东倒西歪，踉踉跄跄，韧带也明显变短，迈不开步子。上完厕所，我趴在水龙头下喝了一气凉水，洗过脸、脑袋，然后返回小屋，推开窗扇，一个人坐在床上出神。
    我望着外面和煦的阳光，望着玻璃窗上迎风飘荡的蜘蛛网，身心交瘁地靠在墙壁上，一直坐到太阳落山，天色黑暗。他们为什么死死折磨我？连不想吃东西都是罪过？难道造物主让我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挨打挨骂，受苦受难吗？
    我满腹辛酸地想着，一下子变成木雕泥塑。

    三

    学校放暑假了，同学们都回家了。
    再没有举行过大会批斗，但“小会帮助”对我是家常便饭。
    我想母亲已知道我再次落网了，造反派怕我和家人串供，不许送饭的姐姐妹妹见我。每次送的饭都必须留在单身宿舍传达室，再由赶来审问我的红卫兵捎进来，他们不来，就由值班的阿姨送给我。我也再没见到郭叔叔，迟司令跑到厂革委会去告了他一状，说他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于艾平，被调去食堂打扫卫生了。
    不知为什么，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也沉默了，每天不再播放新闻和革命样板戏。见不到好心的郭叔叔，与世隔绝，有关母亲的消息一点儿都得不到。但我坚信，母亲一定正在到处奔走呼吁，为救儿子出狱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
    迟司令和他的走狗每天都来折磨我，例行公事。
    现在我又看见自己那时候的悲惨处境，我手托着脑袋，坐在床边哭泣，每每听到单身宿舍大门响动，恐惧也随之而至；我又看见自己的身子靠着墙壁，跪坐在自己的脚上，注视屋门，看它什么时候打开。我的神志陷入混乱，双手按住太阳穴，思考着他们这次会问什么问题？很可能与我准备的截然不同。我已经明白自己是多么弱小，没有丝毫能力阻止暴行，也无法躲藏和逃跑，想大胆也大胆不起来；我又看见自己竖起耳朵，惊恐而出神地倾听着，神经越来越紧张，欲罢不能。橐橐的脚步声走进走廊……走过盥洗室……接近门口……还有几个声音，只是听不太清楚，随后是暂短的沉寂，惊心动魄的沉寂。我捂着肚子，脑袋缩进肩膀，肝胆俱裂，灵魂出窍，不知道自己还要忍多长时间，也从来没有去想一想还能忍多长时间，一场酷刑逃不掉了。我的末日已来临，心灵已麻木，精神已崩溃。等到他们走进屋里，真的无路可逃，唯有面对，我反倒身子不再颤抖，一机灵从床上坐起来，望着恶魔们，不知道又要对我使什么新花样。而这种对一个孩子身心和精神上的摧残，简直超过你所能想象的忍受限度，后来竟变成一种绝望的默认！
    通常都是这样的，三个打手像吃饱的老虎，又无意间逮住一个小玩意儿，并不急于杀死它，而是将猎物玩弄于股掌之间，戏耍一翻，取取乐子，让它饱尝死亡的恐惧，彻底丧失正常的理智和反抗的意志，恐惧到极点，再慢慢消遣。
    他们一进门，就命令我面对墙角站着，小不点打来一桶水，以备我昏迷后浇醒过来。迟司令摆弄着钢丝鞭，把它弯成一张弓握在手里。谭老西子用板凳腿敲敲床头试试硬度，看人的皮肉能否比棍子坚硬。之后，他们让我滚到屋子中间对着床头撅着。迟司令和小不点并排坐在床头上，谭老西子拖过条凳坐在我的身旁，于是“小会帮助”开始。迟司令审判官一样问道：
    “姓名？”
    “于艾平。”我竭力克制着恐怖答。
    “家庭出身？”
    “中农。”
    小不点拽住我的头发，满脸怒气，谭老西子一巴掌扇在我脸上，我赶快改口：
    “黑五类。”
    “本人成分？”迟司令接着道。
    “学生。”
    “什么，满嘴放屁，你本人成分是什么？”谭老西子霍地起身一脚踩在条凳上，一板凳腿打在我的屁股上。“迟司令怎么告诉你的？”
    “走资派狗崽子，人民的敌人。”
    “你很傲，是厂长的公子，是不是？”迟司令问下去，“怎么样，准备坦白了吗？都干过什么坏事，咋啦？”
    “为走资派父母鸣冤叫屈，”我迟疑了一下，“破坏复课闹革命！”
    接连几鞭子落在脊背上，我摇摇晃晃。
    “你小子专挑轻的扯，够能狡辩的，你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人民公敌，政治犯。奶奶的，给我撅好！”
    我重新劈开双脚站稳，脑袋被他们压得更低了。
    “知道……厉害了吧……叫你、你说你就说，”小不点磕磕巴巴说，“张口，你没有……舌头，快讲。”
    “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吞吞吐吐道，“政治犯。”
    “还……有啥？”
    “我一时想不起来……”
    “自己……坦白，写没……写过反标？”
    这万万不能承认，我装傻。
    “谁指使的？”
    沉默是我竖起的一堵墙。
    “你狗妈吧？”
    “我没写过‘反标’，”我豁出去了，“那是王官迷诬陷！”
    他们三个弹簧一样跳起来，皮鞭棍棒满世界挥舞，破口大骂：“他妈的，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没有好下场！”我开始一声接一声惨叫，但人类的语言和他们无缘，他们的耳朵听不进任何他们不需要的东西。我的脑子里已经没有思想，只有恐惧和仇恨。只是为了自我保护，身上的肌肉要绷裂开来━━这样挨打时才不会太疼，人已经僵化，几乎失去知觉。他们告倒了主持正义的郭叔叔，现在单身宿舍里有人休息，也没谁敢出头制止暴行了。即使是个孩子，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所谓的革命和造反，不过是残暴的代名词而已。只可惜了我的衣服。我的这套衣服是卡其布做的，不结实，三角带落在上面就撕开一道口子，没经过几次酷刑已变得百孔千疮。不像那套劳动布衣裳暂时还是完整的，没怎么打坏。
    久而久之，我挺过一系列的酷刑，竟获得诸多前所未有的体验，总结出一套保护自己的“诀窍”，经验丰富堪称“专家”，很有“高深莫测的学问”。
    首先，你一定要大喊大叫，没命痛哭，惊天动地，作出无以复加的痛苦状，让打手产生一种野蛮的满足感，觉得打得很过瘾，说不定会放你一马；其次，你一定要靠近打手，尽可能贴进他们的胳膊，迎着皮鞭棍棒，同时放松自己的皮肉，让对方的家伙还没抡圆就打在你身上。这样，势必能减轻打击的力度，打在身上也就不太疼痛了；再有，就是要乱滚乱翻，就地十八滚，翻来覆去一刻不停，目的是拖延时间。或许能躲开几下打来的家伙，  以便于有个回旋的余地，让他们打累了罢手。最后一招儿，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抱着脑袋趴在地上装死，把身体缩小，再缩小，任他们如何施暴也一动不动，不喊不叫，麻痹对方，让打手们以为人已经昏死过去，鸣金收兵。
    不过，我很快发觉自己最怕他们向头上浇水，因为一桶水浇下来，昏迷的人通常有一个苏醒的过程，必须表演得唯妙唯肖、恰如其分才不至于露出破绽。可一个小孩不儿是高明的演员，很难掌握表演的火候，你要是演砸角色让造反派察觉出破绽，那可就是真正的惨不忍睹了，准会遭到一顿更加残酷的惩罚。
    我的“演技”就被迟司令识破过不止一次。
    有一回我躺在血泊里，从一侧滚到另一侧，脸颊朝下“昏迷”过去，迟司令用脚尖捅了捅我的腋下，想翻过人来看看我醒没醒？我的把戏露馅了，痒痒的不能自持，身子下意识闪到一边，绷得弓弦一样直。迟司令勃然大怒，他用绳子捆起我的双腕，把我挂在暖气管道上，双脚离开地面，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一下午都不放人。我的脑袋向前耷拉，脖子伸长到最大限度，满脸眼泪和鼻涕，双腿伸直，脚背紧绷，脚尖垂直向地，每一条肌肉都无法抑制地颤动，每一个关节都酸痛难忍。大汗珠子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流下来，顺着脑袋流在地上，在脚下形成一个小小的水洼。起初，我把嘴唇咬出几个深深的牙印，还能听到周围的动静，后来，耳朵眼里的鸣叫声震天响，就什么也听不清楚了。反剪着的手腕被绳子勒得青紫青紫，两只胳膊以及双手全失去了知觉，直到我一遍又一遍要求上厕所，迟司令才解下绳索。
    我不后悔，始终认为这是一种“自卫”手段，下一次还继续装死，对我来说能少挨一巴掌就少挨一巴掌，值！

    卷二《在特殊监狱里》第二部在特殊监狱里第一章李疯子失踪了

    一

    我再次与世隔绝，与我做伴儿的仍旧是那个拉拉蛄。
    造反派们有时一天来几次，有时几天不见踪影。
    每次他们打够我都留下“作业”，勒令我反省罪行，下次再交代。我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目光呆滞，语言迟钝。他们画地为牢，我除了上厕所之外，不敢迈出牢门一步。
    人有些时候很奇怪，即使碰到最严重的麻烦，危险依然在持续，潜意识里也能够腾出空闲，注意到一些琐事，借以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有时候心灵反会异常亢奋，而这种感觉又极为真实。每天，我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俯下身去看一眼拉拉蛄藏在哪里，然后用脚寻找鞋，提上鞋后跟，把一小块大饼子放在墙角上，看它从床底下爬出来。我的小伙伴很聪明，大眼贼在的时候，它认生，一听到动静就不出来，我往往把食物放在床底下喂它。
    我盯着拉拉蛄，目睹它进餐的全过程。
    拉拉蛄迈动众多的腿沿着墙角爬着，从这一角爬向那一角，时而停下来，伸出触角东张西望，它确信没有危险后才横穿过地面，径自朝我爬过来，奔向吃东西的老地方。我本该将食物放在床底下，这样它就不必跑出来进餐了。可是我寂寞难耐，只想引诱拉拉蛄与我做伴，又怕打手们闯进屋内一脚踩死它，所以把进餐的地方选在墙角落里。拉拉蛄是个饕餮鬼，一接触到食物就屁股朝天，耷拉着翅膀扎在食物上面吃东西。饱餐后才舒展腰身，扇动几下翅膀，腆着大肚子踱回到床底下，像头小肥猪。
    我过去知道拉拉蛄是一种靠吃植物根茎生存的害虫，白天隐藏在洞穴里，夜晚才出来活动。这家伙不幸自投罗网，成为我这个小囚徒的伙伴，跟我改变了习性，大白天也出来活动了。不过它的求生能力极强，很快就适应牢狱的环境，没有洞穴便躲在阴影里，没有植物根茎就什么都吃了。
    这已经形成习惯。
    拉拉蛄钻进床底睡开大觉，周围房间的人也在睡午觉，整座大楼里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我打开窗户探出脑袋，察看东面的花坛，想再见到李疯子。下午的太阳喷火般灼热，亮得刺眼，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不远处的树丛反射出一片亮光，我眯缝起眼睛眺望，不可思议地发现，几天不见，花池的狗尾巴草中冒出一簇簇怒放的月月红。蝴蝶在枝叶间翩翩起舞，蜜蜂围着花蕊忙碌着采蜜。那些花朵经风一吹，有如一团团火焰在热烈地跳跃。突然，我看到一只绿色的小鸟飞进树丛，落在枝叶上啾啾鸣叫。这种鸟很傻，孩子们都叫它树溜子，它傻就傻在从不像麻雀那么狡猾，一见到拿弹弓的孩子就飞出去老远。
    夏天食物丰富的时候，麻雀极其狡猾，不管你下多少铁夹子，诱虫多么肥大也打不到它们，急得埋伏在草丛里的孩子抓耳挠腮，脸上、脖子上尽是蚊子叮咬的疙瘩。无怪东北人管麻雀叫“家贼”呢，真贼！有一次，我在家属区大院后面的马厩里埋下几个铁夹子，我算定了，成群的麻雀经常光顾这里捡食喂马的高粱米粒，第二天准会“大获丰收”。翌日一大早，我早早跑向马厩起铁夹子，没想到一只麻雀没逮到，反而挨了一顿臭骂。原来，养马人的一只老母鸡在吃谷粒时，被我下的夹子钳住脖子了。养马的老头拎着死鸡，拿着搜查出来的夹子，正四下寻找是哪个调皮鬼搞的名堂！他一边跺脚一边大骂，我面红耳赤地溜之大吉，连那几个铁夹子都赔进去，着实令我心疼了好几天！
    除非冬天下大雪的时候，麻雀实在找不到食物，才从屋檐的瓦片里钻出来，飞落到院子里的垃圾堆寻找残羹剩饭，孩子们就有机会大显身手了。我在院子里扫开一小块雪地，用一根绑着细绳的竹竿支起大抬筐（这种筐没有梁，比土篮子大，是专供两个人栓上绳子用扁担抬的），撒上一些小米，将长长的细绳埋在雪里拉进厨房，关上屋门，扒在窗户上朝外窥视，等待着麻雀落网。一开始的时候，家贼们都围着陷阱跳来跳去，探头探脑左看右看，怀疑其中有诈不肯落入圈套。毕竟大雪铺地，它们需要食物充饥，只要有一只麻雀忍不住饥饿，双腿连蹦带跳地进去吃起小米，其它麻雀都会无所顾忌，去抢食地上的粮食。你千万别把拉绳的技术看简单了，非得它们跳到陷阱中间才能得手，若早拉一点点绳子，它们准会在筐檐落地之前逃之夭夭。
    有几次我好不容易扣住一只麻雀，等我抬起筐檐伸手去逮时，它却趁机钻出缝隙飞上了房顶。
    树溜子不是不怕人，是天生的傻冒儿！
    它从来没想人会伤害自己，总一心一意地寻找树上的虫子为大自然除害，为植物治病，根本不睬手举弹弓偷偷逼近的孩子。伙伴们讥笑我是天底下头号的大笨蛋，猫腰屈膝摸到树溜子跟前，也射不中目标。拉不出屎来怨茅坑，我不埋怨自己射弹弓没有准头，手法练得不到家，反倒埋怨打鸟的武器不灵。
    我的弹弓是自己制作的，几经调整和改进仍不得力。父亲去世后家里没有大男人，母亲弯不动铁丝，只好给我用树杈做个弹弓把。她用刀子刮下树杈的树皮，放在阴凉处风干，然后在弹弓叉头上刻出槽，绑上姐姐玩的橡皮筋，接上一块皮子，就做出了一把别致的弹弓哄我打鸟玩。每每我出去的时候，母亲总是一遍遍叮咛：“千万小心啊，不要朝人射，打瞎人家的眼睛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得意洋洋拿着母亲做的“新式武器”和彬子一道去西岗子打鸟，结果，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我的“新式武器”中看不中用，没拉几下橡皮筋就断了，用线接上，下一把又拉断了，再接上，再断，到后来就一点儿弹性都没有了。彬子打下好几只树溜子，我却只是忙于连接橡皮筋。母亲惯儿子，架不住缠磨，她叹了口气，上街买来自行车的气门芯，双股合在一起绑在弹弓把上。殊料气门芯拉力大，干树杈做的弹弓把吃不住劲，我没拉几次就咔嚓一声折断一根叉。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别提心里多么窝火！
    我不用母亲帮忙，自力更生，拿出两张大中华“啪唧”，从彬子手里换了一个铁弹弓把，又从厂卫生所倒出的垃圾堆里捡来一根听诊器上的胶皮管，一破两半拴在铁弹弓把上，这回我可有一把货真价实的弹弓了。
    可是武器并不能成为取胜的决定因素，关键在于人。我屡战屡败，一只鸟儿也没打到，最好的成绩是射落几根树溜子尾部的羽毛，你说气人不气人。一怒之下，我将弹弓摔上天去挂在高耸的树枝上下不来了，让我后悔都来不及！
    母亲安慰我：
    “儿子，咱不玩弹弓也好，鸟儿是人类的朋友，留下它们吃害虫吧！”
    此刻，我被磁铁吸住似的，目不转睛地望着那蜜蜂，那蝴蝶，那树溜子，感慨万千。我要是一只蜜蜂，就能飞出牢笼，无忧无虑地围着花丛采蜜，即使一生辛勤忙碌也心甘情愿。我要是一只蝴蝶，有一双色彩缤纷的翅膀，能自由自在地随风起舞，装点着大自然也无怨无悔。我要是一只小鸟，哪怕像树溜子也乐天知命，因为它有一个自由的魂灵，没有谁限制它的行动，剥夺它的欢乐。可惜我什么都不是，偏偏是个失去自由的人，日子过得连飞虫和鸟儿都不如，而那“自由”对我来说，是个多么甜蜜的字眼，简直是一种奢侈！我现在甚至羡慕李疯子，随意做什么都行，自己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要飞翔。

    二

    我判断错了。
    即使一个疯子，也没逃过造反派的魔爪。
    大眼贼因我的逃跑，弄巧成拙，失去造反派头头的信任，一直怀恨在心，想找机会报复我挽回颜面。
    他认为一定有李疯子和母亲暗中联手，蓄谋已久，里应外合，我才在他眼皮子底下逃回家的。特别是他察觉我是从厕所的窗口跳出去的，就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大人在外面策应，计划得非常周密，单凭一个孩子不可能扒开那么粗的铁栅栏。
    我多次在打手们“小会帮助”时坦白说，这纯粹子虚乌有，是你们幻想出来的阴谋，我压根儿就没和外界联系过，只是由于想家心切一时冲动才逃跑的。可连一个相信我的人都没有，他们认为我是在狡辩，是死不改悔，企图包庇我走资派的母亲和反动老师李疯子。特别是大眼贼，爱记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火气一直很大，根本不听别人的辩解。不久后的一天，我又看见李疯子在花坛边转悠，背朝着我采集月月红玩。刚刚下过一阵小雨，空气中饱含水汽，太阳钻出云层发出耀眼的光芒，普照着大地。花坛里的每一束花朵，每一根枝条，每一片绿叶上都在往下滴落水珠，晶莹璀璨。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期望李疯子再一次帮我找来母亲。不由朝她低声喊道：
    “李老师，李老师，你过来。”
    “你叫我？”李疯子转过身，捏着几朵花走来。
    “是的，李老师。我想问你，这几天，见过我妈没有？”
    “他们不让我告诉你。”李疯子没走到窗口就站住了，有些迟疑，她身子移近一些，把鼻子埋在花里，隔着花轻声说，并流露出害怕的样子。
    “谁？”
    “红卫兵。”
    “李老师，麻烦你，叫我妈来。”
    “不行。”
    “就这一次。”
    “这是不允许的，他们警告我，要是再给你通风报信，他们就不客气。”
    怪不得好长时间没见到她，造反派早就大为不满，已经注意到她了，这正是我所猜测的最糟糕的事实。我一阵难过，急得直搓手，趁造反派不在还有机会，若有人来连说句话都不可能，更别说见母亲了。我想起李疯子经常来窗前的垃圾堆找东西吃，反身跳下窗台，到另一张床上拿起大茶缸，那里面有午饭剩下的半个大饼子，重新站在条凳上，探出身子将大饼子朝她一晃：
    “你要么？”
    李疯子眼睛一亮，走到窗下，伸出一只手。
    “不。”我缩回手，“你得答应去叫我妈。”
    “饿。”她摇晃着花朵说。
    “叫她。”
    “他们不让。”
    “求求你。”
    她递过花朵，粲然一笑：
    “换？”
    我摆摆手，这是她的理由，我需要的不是花朵，是母亲。
    “我怕啥？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是不怕任何风险的，因为他早已一无所有！”她突然冒出一句哲人的名言，英勇无畏起来，从兜里掏出一本《毛语录》，雄赳赳握在胸前，挺胸收腹，昂首朝天，那眼神不可一世，藐视一切。“拿来吧，我去叫孙书记。”她以轻蔑的神态吹了一口气，好像这样就能把他们的恐吓吹跑了一样。
    我递过大饼子，心想总算说服她了，再见不到母亲，我也要疯狂了。
    “好哇，李疯子，你站住！”
    有人嚷嚷起来，接着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锅炉房的墙角转过身穿工作服的大眼贼，身后还跟着几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他的帽子歪在一边，两手交叉在胸前拦住李疯子。坏了，他们潜藏在那边，一直在暗中监视着我们，把我和李疯子的话全听到了！我从窗口缩回脑袋，心怦怦乱跳，事情来得太突然，这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在盯着我们，差不多就猜到了这件事。李疯子却连头都没抬一抬，毫不在意红卫兵的出现，一边向前走去一边往嘴里塞大饼子。这只能使情况更糟，我急得两眼冒火，担心时刻都会发生暴力的场面，擂起窗台，用额头直撞玻璃，一声呼喊脱口而出：“快跑，李老师，别理他们！”但我的声音太低，胆小鬼一样没有勇气。大眼贼拽住李疯子的胳膊大声喝道，跟着压住了我的声音：
    “阿嚏。李疯子，你上哪去？”
    “我不认识你，少拉拉扯扯，”李疯子甩开他的手，脚步不停。“这是作风问题。”
    “混蛋，我问你哪。”
    “你说谁，说我，你王八蛋！”
    “你敢骂造反派？”
    “去你的造反有理。”
    “你，你站不站住？阿嚏！”
    李疯子怕人家抢吃的东西，脑袋向一边歪着，依旧往嘴里塞大饼子。一个红卫兵赶过去一把扯她个趔趄，迫使李疯子停下来，手里的鲜花落在地上。大眼贼一脚踩上去，将鲜花碾成粉末：“你给走资派通风报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是走资派，我当领导了，有人削尖脑袋想当还当不上呢。好啊好啊，我当领导了，要坐轿子了，热烈欢呼，衷心祝愿……真的，你们不骗人？”李疯子咽下最后一口大饼子，噎得直打嗝。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深深呼了一口气，根本没把红卫兵的大帽子放在眼里，咯咯地傻笑着，舔起手指间的大饼子渣，也伸出一只脚去碾鲜花的粉末。“无产阶级最后失去的只能是锁链，获得的是自由……‘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嘻嘻，好玩！”
    “少跟我装疯卖傻，造反派不吃那一套，老实交代，李疯子。阿嚏！”大眼贼眯缝起牛眼珠子，一字一顿道。“你是不是和孙志刚串通一气，帮她的狗崽子逃跑的？”
    “啥，啥？”李疯子抬起眼睛，握起两只拳头掐在腰间。“孙志刚是谁？”
    “明知故问，你的屁股坐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
    “不要脸，耍流氓，你才是屁股呢！”
    一个红卫兵火了，一个耳光打过去，清脆的击打声传出去老远。李疯子捂住脸颊，步步后退，好像要发疯，手脚开始抽搐，腿也站不稳了。她不明白，这几个孩子为什么打人？叫道：“打人犯法，你凭什么打人？”
    “犯他妈什么法，李疯子，我们都听到了，你还耍赖。”
    几个红卫兵一起逼过去，撸胳膊挽袖子包围李疯子，我情知大事不好，用手掌猛捶自己的膝盖。李疯子忽而清醒，忽而糊涂，还没领教过造反派的脾气，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他们就要动武了，你怎么还不逃跑。我不能眼看着她吃亏，这一切全都是我招惹来的，责任完全应当由我承担，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再挨打。于是我勇敢起来，爬上窗台探出半个身子大喊：
    “不许你们──打李老师。快跑啊，李老师！”
    李疯子并没受喊声影响，几乎就在同时，挠了打她那孩子一把，对方的脸上立即划出几道血痕。大眼贼一拳打去，没容李疯子反应过来，红卫兵们扑上前来拳脚并用，朝她的身上、脸上一阵猛踢猛打。李疯子倒在地上，《毛语录》也甩向一旁，抱着脑袋翻滚、挣扎、躲闪、号叫，满身泥水，披头散发。哭泣声中，我再也无法看下去了，既为她感到难过，又无法救她，缩回脑袋，双脚跺向条凳。造反派不是人，是魔鬼，简直丧尽天良，惨无人道。你们不放过我的母亲，不放过我倒也罢了，凭什么连一个疯子都不放过，痛打一个精神病人？难道你们也是疯子？我狂怒地回答自己：“他妈的没错，所有造反派都是疯子，是地道的疯子！”因为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因为某个神明的突发奇想，导致如此一场浩劫，一夜之间使这个世界和他自己全疯狂了！
    他们打够李疯子，又冲进屋里教训我。
    我仍在发怒，挺直了上身，不哭，也不叫，任大眼贼如何疯狂地报复，挺到打手们全打累了收起拳脚，也决不求饶。我鄙夷他们，狗屁不如，没有人性，只能用暴力发泄兽性。我知道大眼贼早就想报复我，但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这回可叫他逮住了。他大大的发作一通，总算出了口窝在心里的恶气，了却一笔个人的积怨。临走时他向我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开窗透气，连气窗也不许打开；不许和外人说话，不许收别人送的东西，否则严惩不贷。
    李疯子被打跑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一直到造反派放我回家，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我不但没有遇到过李疯子，也没有打听到她的下落。有人说她被打跑了，流落他乡；有人说她不小心，自己落井了；有人说她大冬天的迷路了，一个人冻死在嫩江的江边上；也有人说她被造反派送进精神病院，一辈子关在里面没出来……但无论大家怎么传说，我都痛心不已，一想起她就有什么东西哽住喉咙，泪水涌上眼眶。一个善良的疯姑娘到底招谁惹谁了，究竟有什么错？仅仅因为她帮助过一个走资派母亲和她的狗崽子，就遭到如此无情的打击，残酷的迫害。
    公理何在？天良何在！

    @罗锡文 2022-01-15 11:53:16
    支持，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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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好！

    三

    每天，我都往门框划上一条道道，上面的道道已密密麻麻。
    我被关在这间潮湿闷热的小屋里，不敢开窗，不敢和盥洗室碰到的单身职工说话。没有钟表，没有日历，与世隔绝，几乎没有时间的概念，只知道太阳从东边出来，熬过一天又落向西边。我不清楚自己到底被囚禁多少日子了？
    迟司令搞不出他需要的材料，十分恼火。
    偏偏我是个死硬派，一次次受刑，一次次死去活来，也拒不揭发我的父母。可笑的是造反派也不动脑筋想想，我的父母真是坏蛋，怎么可能当一个孩子的面策划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何况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反动派。我心里七上八下，等待着迟司令使出“杀手锏”，即他们不断威胁我的“反标事件”证据。后来，一种麻木的冷静逐渐代替了焦虑。
    关于这一点，我心里明镜似的，如果我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写过什么反标，那他们就不会如此恼火，如此变本加厉地折磨我，早该送我进真正的监狱了。那年月莫说你写过反动标语，就是透露半点儿对伟大领袖毛不恭的意思，喊错一句口号，立即会被打倒斗臭关进市里的“群众专政队”。白脸狼之所以迟迟按兵不动，是因为他们也感到证据不足，心虚，想逼我自己交代出罪状，借以挖出我的黑后台，也就是说是我的母亲指使我干的坏事，然后将我们娘俩置于死地而后快。
    我就是他们所说的：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门框上的道道在不断增加，又一天过去了，再一天过去了。我总是一个人躺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看阳光越来越明亮，之后慢慢地西斜暗淡下去。又伴随变幻不定的光影，盯着门框上的道道数来数去，大约有三十来天了吧。
    一天早晨，我正坐在床上，望着墙角的拉拉蛄吃大饼子渣，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连忙吓唬拉拉蛄赶快躲避。不知道它饿了还是习惯成自然，竟不管外面的脚步声，仍旧埋头吃东西。我急了，过去一把逮住它弯腰扔进床底下，刚直起腰迟司令就推门走进来：“于艾平，滚出来。”
    “去哪儿？”我故作镇静问。
    “市里。”
    “干什么？”
    “参加审判大会。”
    “判谁？”
    “你。”
    “能不能跟我妈说一声，带几件替换的衣服。”
    “你啰嗦个屁，快点儿。”
    我并没有快点儿，尽量磨蹭，以便争取时间，需要时间做好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说话之间，我趁他们不注意咽下一粒止痛片，以抵抗意料中的毒打。幸运的是天还不太热，我可以穿劳动布衣裳。迟司令将我推出门外，咔嚓一下锁死屋门。我被推推搡搡地押出走廊，走出单身宿舍大门口。天空如洗，蓝得透明，空气是那么清新，露水般纯净。早晨的太阳鲜红欲滴，一点儿不刺眼，也不灼热。我的胸口紧缩起来，他们要带我到哪儿去，难道真送我进市里的监狱吗？我想象着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只有这个问题最感到茫然。王官迷、大眼贼等五六个红卫兵正在门口等待，看架势肯定凶多吉少。王官迷把一块小黑板做的大牌子挂在我脖子上，大眼贼将一顶高帽扣在我脑袋上，扭起我的胳膊扯向背后，大声命令我不许说话，不许停留，跟随他们向糖厂东大门出发。
    一开始他们拧得太狠了，像押走资派进会场，令人抬不起头来。我踉踉跄跄地走着，一直保持这个姿势，每走一步胳膊都剧痛，被撕裂了似的。胸前的大牌子几乎耷拉到地上，我只能看见行人的脚步和道两旁的树根，听到一路上周围好奇的议论声：
    “这孩子怎么啦？”
    “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么小！”
    “孙志刚的狗崽子，往市里送。”
    “老子反动儿混蛋，他写反标，要去蹲笆篱子了。”
    没走几步，我又害怕，又难过，头晕眼花。一到有人的地方，我就感到身份上的屈辱，不好意思见人，心里打怵。因为我是黑五类、阶级敌人、低等贱民，谁都不把你当人看，像看畜生！我想着，有些跟不上他们的脚步，好在高帽帮了我一把，我的头压得低，高帽松，没法保持平衡，每走一段就掉下来一次。高帽接连往下掉，押我的人接连往起捡，后来都不耐烦了。走到糖厂东大门的铁道专用线旁，周围再没有人好奇发感叹，他们自己也耍够威风，索性让我放下两臂直起腰向前走了。我一手扶着头顶的高帽，不让它被风吹掉，一手把住胸前的大牌子，不让它摇晃，走起路来也好受多了。

    四

    走过铁道专用线，我贪婪地扫视周围的情景，脚下的步子越来越小。
    一个月来，我除了参加俱乐部门前的批斗大会和那天晚上逃回家，再没有走出过三楼单身宿舍一步。放眼望去，铁道两旁的甜菜储存场已变成大片大片的菜地，种满洋柿  子、茄子、黄瓜等时令蔬菜。洋柿  子红嘟嘟，茄子黑油油，黄瓜翠绿翠绿，一畦畦，一垄垄，一架架，蓬勃旺盛，清香扑鼻。树荫下的看地人摇着手里的草帽，转过脸来望着我，惊讶得合不上嘴巴。我低下头去，步履蹒跚地走向东大门，走到大门口前那一排高大的行道树旁。风吹得树影婆娑，枝叶沙沙地响，蓦地唤起我潮水般的记忆。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就是在这儿，我和姐姐去市里理琨叔叔家串门，回来时迎面碰上第一次游街的父亲。作为糖厂的副厂长，头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和我此时一样，头戴高帽，胸挂大牌子，在红旗和标语的河流裹挟下走向市里。不同的是他脸上泼着墨汁，手中举着铜锣，每走一步都敲一下铜锣喊一声：“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而我只是没有大队人马押送，没敲铜锣，每走一步喊一声我是走资派罢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可怕的一天又回来了。
    父亲发现他的孩子，无地自容，站住了，他不顾造反派的呵斥盯住我，毅然扔掉手中的铜锣，似乎想向我证实什么？我看到他的脸颊是黑色的，盯住我的眼睛却是亮亮的。长长的队伍因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而停顿下来，仿佛受到强大的冲击，后面的队列有些乱了。造反派狂怒了，对父亲一阵拳打脚踢……这一切历历在目，好像就在昨天。在滚滚的热浪之中，在冥冥的虚空之中，我又看到父亲那双无比悲愤的眼睛，心里刀割一样难受。我的宁折不弯的父亲，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你可能至死也没想到，你的儿子连什么叫革命都不懂，就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也和你一样，受尽人间酷刑，被拉出去游街示众。假如三十年前，你和我的于氏家族的父辈，要知道有今天这一幕，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能揭竿而起投身革命么？
    我恨，为什么在我的心灵中，还不明白什么是爱，就懂得了恨。我真恨不得，理琨叔叔捎来的那两瓶“北大仓”白酒变成两枚手榴弹，让我拉掉导火索，带着硝烟冲进游街的队伍，轰隆一声爆炸，连同打父亲的造反派和我自己一起粉身碎骨。可惜这只是幻想。如果世界上真有灵魂的话，父亲你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他们折磨你的儿子，又怎么能不悲恸欲绝，五内俱焚！
    微风吹来一阵臭味，我转过脸颊，眼睛一亮，看到母亲正带领几个鬼队的老师，守着一个大粪池旁的水泵浇菜地。那是我多么朝思暮想的身影啊，她头戴女工帽，挽着裤腿，弯着腰，用一把大粪勺掏起一勺大粪，然后直起腰，倒在水泵抽出的地下水里。其他老师则用铁锹扒开水道，让粪水顺流淌进菜畦子里。“快走，看什么？”王官迷从后面推了一把，催我快走。我晃了一晃稳住身子，他又推了一把，我还是忍不住停下脚步大声喊叫：
    “妈──妈妈！”
    “快走，喊你奶奶个孙子！”迟司令呵斥。
    我要喊，自打被关进囚室那天起，我就从未排除过进市监狱的可能，谁知道这次是不是真的。还不知什么时候再见母亲一面呢？我不管不顾地大喊，脚底下生根似的不动：“妈妈━━妈妈──”可是来不及了，迟司令、王官迷和大眼贼从背后扑上来，迅速打断我的喊声。那才叫真正地“打断”呢，他们七手八脚将我打倒在尘土里，有的掐住脖子，有的捂住嘴巴，不让我再喊出声音来，架起我的胳膊拖出东大门。我回头望了一眼，感到极端失望，母亲根本就没听见儿子的喊声，也没看见什么，仍在一下又一下掏粪，无动于衷。
    一直到我被他们连打带推地押到造纸厂，乘上２路无轨电车，我还在懊悔不已。我倒不在乎被造反派打到什么程度，自己早已是“老太婆的脸、小孩的屁股”，被折腾皮实了，打三拳踢两脚无关痛痒。何况马路上时有行人来往，打手们也不敢放开手脚，随心所欲。最令人痛心的是，我失去了一次同母亲道别的机会。母亲啊母亲，你倒是抬头看一眼儿子，怎么如此麻木？鬼队的老师都在干自己的活儿，对喊叫什么反应都没有。我再也喊不出声音了，大眼贼仍旧捂着我的嘴巴，不让我再回头望一眼母亲，这等于断送了我最后的希望！

    卷二《在特殊监狱里》第二部在特殊监狱里第二章陪绑

    一

    无轨电车向市里驶去，车上的乘客稀疏，座位大部分都空着。
    迟司令不许我坐着，他们坐在座位上，罚我站在身边。车顶低，高帽高，大眼贼怕顶坏高帽，不让我再戴在头顶上了。我一手捧着高帽，一手把住车座拉手稳住身子，木然地呆立着，无视车窗外掠过的景色。
    电车一驶进市区，满目疮痍。
    树上的叶子仍是碧绿的，但明显干了，蒙上一层尘土。造反派和红卫兵仍在继续革命，继续武斗，继续无法无天。满墙都是大字报和标语，一张压着一张，“油煎××走资派”，“火烧××反动权威”，还有那经过战斗洗礼的建筑物，熏黑的墙壁，烧焦的窗框，同我记忆中大不一样了。就连十字路口的交通指示灯都“革命”了，由原来的绿灯放行到现在的红灯放行。据说红灯代表无产阶级，绿灯代表资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宁要社会主义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高速度，决不能容忍资产阶级指引时代列车前进的方向！
    车上的乘客都看一个怪物似地投来目光，我太与众不同了，刚刚被打过，满脸青伤，挂着牌子。售票员看到一群红卫兵押着一个小反革命分子上来，摸不清怎么回事，没敢要我们买票。我记起去年和彬子乘公交车逃票时，就是借宣传毛泽东思想之名站着读几条毛语录，售票员就不敢收票了。现在我变成反革命分子，人家也同样允许我免费乘车，真是不可思议。
    我站在车上，一心想着母亲。电车驶过一站又一站，泪水几乎要流出眼眶，还是忍住了，我不能让他们看笑话，哪怕是进市里的监狱，也不能承认自己写过反标。太阳越来越高，我们在第一百货商店下了车，大眼贼又命令我戴上高帽，迟司令催促大家快走，怕耽误开会时间。背后有人踢我的屁股，骂我磨磨蹭蹭，要进笆篱子还耍赖，这就是死不改悔拒不揭发你狗爸狗妈的下场！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拐进一条小街，路上行人来去匆匆，大部分自行车把上挂着红语录牌，我以为他们要押我进市公安局，却走进齐齐哈尔市第四中学大门口。
    大门对面一排五层教学楼，陈旧高大，是座小鬼子留下的日式建筑物。这在东北并不稀罕，日本人入侵黑龙江后曾将省会设在齐齐哈尔，市区里较好的建筑物差不多都是他们留下的，别具一格。就和哈尔滨的建筑物大部分都是俄国人留下的，当地人自豪地称她为“东方的莫斯科”一样。教学楼墙壁上爬满常青藤，校园内有一条直通教学楼的大道，两边是足球场和篮球场，比我们糖厂子弟学校的小平房气派多了。院子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到处都挤满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至少有三四千人。树上、墙上、篮球架上挂满  标语和红旗，铺天盖地，俨然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大会台因陋就简，设在教学楼前的水泥花坛上。“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年月不许有鸟语花香，花早就被铲除了。花坛上铺着木板，摆着长条桌子，安装了麦克风和高音喇叭，桌后坐着造反派的头头脑脑，和我们学校大批判的阵势没什么两样。我注意到台上还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文革”期间军人和警察全穿一样的军装，很难分辨出他们是军人还是警察。令我心惊胆战的是大楼墙壁上挂着巨大的横幅：“齐齐哈尔市教育界宣判反革命集团大会”。我马上置身于一种气势逼人的异样气氛里。
    我被押到台旁，迟司令把我交给几个外校的红卫兵，退到后排了。我四下张望，觉得周围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我插翅难逃了，他们肯定要送我进市监狱的！
    一个造反派头头模样的人从台上站起来，宣布宣判大会开始。大家唱起革命歌曲，集体背诵过最高指示完毕，主持人一声大喝：“现在，把现行反革命集团分子押上来！”在一片打倒声中，看押我的人只是把住我的胳膊做好准备，并不急于上台。我怀着极大的恐惧和好奇心，看到另一侧的红卫兵扭着五六个孩子，踉踉跄跄走上台去。他们比我大得多，都是初三年级的学生。头一个学生戴一副黑框眼镜，温文尔雅，颇有儒将风度，其次是个留大分头的高个儿，在一片剃小平头的人群中分外显眼。
    他们大概有十七八岁，衣着褴褛，人人都被折磨得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完全没有人样了。那脸色显得尤其苍白，显而易见已被关押不少日子了。转眼之间我又看到一个穿旧军装、扎短辫儿的女生，她的两只大眼睛里流露出一片凄怆之情，眼睛周围有一个黑圈，很像部队的干部子弟。
    红卫兵将他们押到台前，撅成一排，最后才轮到我，撅在那个短辫儿女生身边。
    这一次宣判会不同于以往我经历的批斗会，发言人满嘴假话、空话、大话，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一针见血。我大劈开双腿撅着，脸上丝毫找不到不服气的神态，一副愚昧无知的样子。看上去押我的红卫兵认为我太小，朝我投来的目光是漠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几个人身上。见那几个人没戴高帽，也把我的高帽扔在地上，并压住我的后脑勺，让我双手向后朝天举起撅成“喷气”式飞机状。鉴于我并未试图反抗，主动低下头去，按我的手臂也松弛了。我的头朝前倾着，看不见同伴牌子上写着什么，只能看到旁边的两条腿，急切地竖起耳朵想听到主持人说些什么。
    ……反革命集团头头张犯，纠集丘犯、李犯、王犯、刘犯和赵犯混入红卫兵队伍。他们一伙人胆大包天，丧心病狂，打着红旗反红旗。组织起一个叫“送瘟神”的战斗队，偷偷地油印战报，散发传单，肆意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文革”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鸣冤叫屈，企图为被打倒的走资派翻案，是我市教育战线最大的一起反革命案件。听着听着，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原来我身边这些人才是宣判大会主角，糖厂学校造反派是吓唬我，让我凑热闹，敲山震虎来做陪绑。想到这里，我冷静下来，心里也不再害怕了。

    二

    一阵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之后，黑眼镜被推到前面。主持人大声喝问：
    “反革命分子张犯，你知罪么？”
    所有的目光一齐射向他。
    “我没罪。”黑眼镜抬起头，看了看人群，移动了一下双脚，最初一刹那甚至露出胆怯的神情，这只是刹那间工夫。
    “老实交代，你为什么组织反革命集团，煽阴风，点鬼火？”
    “革命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首先，我澄清一个问题，我们和你们一样出身于‘红五类’家庭，是贫下中农子弟。”看得出黑眼镜十分衰弱，转动舌头都很困难，以后的声音很快坚定起来，响彻整个会场。“我和我的战斗队也不是反革命集团，都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的红卫兵，根本没有进行过反革命活动。”
    “不许你狡辩，” 台上，一个腆着大肚子的造反派头头拍桌子站起，面孔呆板而严肃，厉声喝道。“只许你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毛教导我们，办案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逼、供、信，随便将人一棍子打死。”
    “你恶意中伤江青同志，造谣惑众，罪该万死，罄竹难书。”
    “我是反对江青的某些做法，不等于反对毛，再说江青也代表不了毛，她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
    “你写没写过黑文章污蔑江青同志，一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施资产阶级专政，说她不配当文化大革命旗手，是混进党内的政治暴发户。”主持人步步紧逼，几乎用麦克风顶住黑眼镜的嘴巴。“说她到处挥舞棒子、帽子，用八个大戏压制百花齐放，所以才万马齐喑？”
    “写过。”黑眼镜供认不讳，他的话虽然不重，眼睛里却冒着怒火。
    “深挖你的反动思想根源，为什么这么做？”
    “坦率地讲，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也和广大红卫兵战友一样，满腔热情地投身运动之中，相信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我们大批判，大串联，破‘四旧’，砸烂文物，揪斗老师。一直到两派武斗打砸抢开始，我亲眼见到那么多人失去理智，无法无天，草菅人命，江青还在鼓吹‘文攻武卫’，‘乱了敌人，好了我们’，不得不对她的指示产生怀疑。我迷惑不解，躲在家里仔细研究了从图书馆里抄来的历史书籍，才知道江青原来是旧上海滩的三流演员，一个不折不扣的投机商，从来就不是什么旗手。”整个会场变得非常肃静，黑眼镜讲得很快，语气坚定。台下也十分开阔起来，似乎他已离开了人群，站在一旁，形象越来越高大。台上骚动起来，所有的造反派头头都坐不住了。
    “住嘴，赶快住嘴。”大肚子头头气急败坏地挥起手臂，仿佛在打一样看不见的东西，手还在伸着。“他在说什么，红卫兵小将们，不许他说话，不许他放毒！”
    一男一女走上台来，领着大家喊起口号：
    “打倒反革命集团首犯张××！”
    周围举起森林般的手臂，一片喧嚣聒噪。有些人还跳起来挥动胳膊要跑到台前打黑眼镜，却被更多的群众用身子挤住了，动弹不得。我撅在黑眼镜他们身边，感到羞愧和不安。我长这么大，从没听说过如此大胆的言论，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指责毛泽东的夫人，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就是借我父母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想“文革”副组长江青错了，不是不敢想，而是从来没有想过。想也是“腹诽”，也是骨子里反动，没改造好思想，和共产党不同心同德，这样的事连提都不能提。记得“反右”运动以后，父亲曾对母亲感叹中国人为什么如此轻信？尤其官方宣传的消息，一戳便穿的谎言他们也乐意深信不疑。事实上许多人都是这样，我当然也不例外。我不得不承认黑眼镜讲得痛快淋漓，有理，有据，有利，有节，这都是他痛定思痛、独立思考的结晶。我佩服黑眼镜，他脑子里有那么多学问，懂得那么多历史和哲学，别看他弱不禁风的样子，在我的心目中可是一个敢作敢当的好汉！我过去也看过不少书，可从没他那样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独立思考过中国为什么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造反派恣意妄为是否正确？总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我感到有一种勇气在增长着，盼望他讲下去，讲得越多越好，也好久没体验到这种心情了。台上又有声音喊起来，几个红卫兵揪住黑眼镜的头发强行往下摁去，他的脑袋被摁到脚下，几乎贴近地皮，大牌子硌到腰间，人像折叠床一样合在一起，头已和脚扣在一块，想大喘气都成问题，更不说要讲话了。
    接下来大分头被推到前面，我从侧面望去，他被迫撅着，耷拉着的头发像团乱蓬蓬的茅草。
    “反革命集团分子丘犯，背一遍党对你们的政策。”主持人说。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分头对答如流。
    “自己向革命师生交代你的罪行。”
    “让我直起腰来说，行吗？”
    主持人点点头，押大分头的红卫兵松开手，大分头挺直腰板的动作有些僵硬，还是那副不着急的样子，只是稍稍闭了一下眼睛。他用手背抹把额头上的汗珠，将凌乱的长发向后一甩，手掌交叉叠在肚子上，用一种讥讽的口吻问：
    “我坦白什么？”
    “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鸣冤叫屈的问题。”
    “不错，我是写过这样的文章。”
    “谁指使你写的，是不是张犯？”
    “是我自己想写的。”大分头坦然自若，笑了两声。
    “为什么要写？”
    “我经过一年来的思考，结合耳闻目睹的历次运动，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存在什么两个司令部，刘少奇也不是党内最大走资派，真理是驳不倒的。”
    “你算什么真理，一派胡说！” 台上的大肚子头头又坐不住了。
    看到他生气的样子，我好开心。
    “我遵照毛的教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错在哪里？”大分头据理力争，他似乎累了，深深舒口气，然后身体挺起，把自己伸展到最大程度，奋力提高声调，变得忽而愤怒，忽而坚决，一字一顿道：“我就是要为走资派翻案，老一辈革命者不怕抛头颅、洒鲜血为的是什么？恐怕不是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吧，毫无疑问，是为我们谋幸福，为建设社会主义。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他们为打下红色江山，建设祖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凭什么一律将他们打倒斗臭。”
    “够了，太猖狂啦！”大肚子造反派头头吼道，他用失望的目光扫视了人们一遍，脸色变得铁青。“把他押下去。”
    响起更多的口号声，有人按着大分头的脑袋，没让他把要说的话讲完，强行押了下去。在一片狂呼的口号声中，我几近麻木的神经又一次受到强烈刺激，恢复了知觉，犹如经历一场精神地震。大分头的慷慨陈词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大快人心，分明是我模模糊糊感觉的，台下许多人想说的心声，只是大家被造反派打怕了，不敢讲真话，与他们相比，我们这样的人是何等的渺小。我如饥似渴地听着大分头发言，把这些话字字句句铭刻在脑海里，既为他们的仗义执言震惊，也为能和这些人站到一起自豪，尽管我并非有意识这样想的，而是一种隐蔽的思想活动。转念一想，他们这样做是顶风上，要掉脑袋的，不禁又惊出一身冷汗。我祈求公安局手下留情，千万不要从严处理这些学生。
    接下来，有一个矮个子走到台上，揭发昔日战友的罪行，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他可怜巴巴地四处张望，似乎是想哀求每个人的帮助和同情。我撅在那里，抬头扫视了一下，发现台下观众的目光投枪般射向叛徒，使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尤其令人不齿。本来，黑眼镜、大分头等人是用笔名写出一篇篇战斗檄文的，公安局查好长时间也没破案。省里的造反派火了，把它定为特大反革命案件，派出专案组下到齐齐哈尔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限期破案。事情非常清楚，就是这个软骨头出卖了自己的组织和战友们，我真想朝他脸上啐口唾沫（何止我一个人这样感觉)。他才是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呢，换作我能和这么优秀的伙伴们并肩战斗，留取丹心照汗青，死而无憾！
    我昏头昏脑撅着，没有力气移动身子，极度的紧张使我不停地抽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场也越来越热。原想保存体力等待他们审判，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直到公安局的造反派头头站起来宣判，也没人理我这个碴儿。那警官说了通什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凶，其实内心十分虚弱，他们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变成齑粉。继续顽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对这种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向前探着头，等待着最终的判决，公安局的造反派头头接着字句铿锵地宣读了判决书：“为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以毛为首的党中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处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反革命集团主犯丘×无期徒刑。”其他几个主要成员都分别被开除学籍，判处五年至十年徒刑不等，我身边这个短辫儿姑娘，好像被判了两年劳动教养。人群出现一阵骚动，并往前挤，随后又停了下来，姑娘听到判处黑眼镜死刑放声痛哭起来。而那个告密者则因为反戈一击有功，当场免于刑事处分，无罪释放。
    下一步是将我们押上卡车游街示众。
    我被推上卡车时看到，被判刑的那几个男生，虽被身后的人用力按着脑袋，还是向那个叛徒头上吐出唾沫，一脸鄙夷的神态。
    我们向解放门外荒郊的刑场出发了，这是一列浩浩荡荡的车队，造反派的目的在于敲山震虎，杀一儆百。前面是一辆闪着红灯的警车开道，第二辆车上有一个班的行刑队员，个个头戴锃亮的钢盔，他们架着机关枪，手持冲锋枪，杀气腾腾。第三辆车上押着黑眼镜，他被五花大绑起来，大牌子耷拉在驾驶室上，两个战士掐着脖子防止他沿途呼喊口号。第四辆车上押着大分头及我们，最后一辆车上拉着一车厢押送者，一半是背着老式步枪的民兵，一半是手持扎枪的红卫兵。他们一律头戴柳条帽，腰扎武装带，煞是威风，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叫做“三结合”的无产阶级专政战斗队。
    游街的车队走得很慢，我站在短辫儿姑娘身旁，挨得很近，两个红卫兵扭着胳膊迫使我脑袋朝下，牌子耷拉在车厢板外。不言而喻，无论感情上，还是理智上，我都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和其他人唯一的不同是牌子上的大字━━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分子。不管判刑和不判刑的名字一律打上大红叉叉，仿佛大家命中注定早晚要吃枪子似的。
    行刑车队从第一百货商店转弯，经过几个街区，缓缓驶向齐齐哈尔市最繁华的大街，驶过电报大楼，驶过中市场，驶出解放门。路两边的商店旁站满看热闹的人，面部的表情都和古时候看奔赴刑场的江洋大盗一般，一样的眼界大开，一样的麻木不仁。我突然想起《阿Ｑ正传》，阿Ｑ糊里糊涂被押上刑场时，不也和我此时身处的情景一模一样么？
    身边的姑娘一路上抽泣不已，泪水滴落看热闹人的头顶，犹如晴天落下的雨点。刚上车的时候，我还想和那几个男生一样充当好汉，但是我承认心里十分害怕，叮咛自己是个男人，男儿有泪不轻弹。有一瞬间，我真想学阿Ｑ那样大吼一声：“哭什么，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我稍稍一抬脖颈，就被后面押我的人摁住，接着向后擎起两只胳膊，疼痛几乎使关节脱落开来。我的眼前一阵发黑，不得不低下头颅，押我的人一定受过不许游街者乱说乱动的训练，警惕性极高。我感到无所依托，无法集中思想，索性闭住眼睛不再看周围的情景，这样，背后拧我手臂的红卫兵才不再使劲。

    三

    不知过去多长时间，卡车停止不动了。
    “下车，下车！”
    身后的人命令，将我们连推带搡撵下车去。我摔倒在地上，爬起来，和大家并成一排，呆立在空旷的刑场一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刑场，坐落在一个挖开一半的沙丘下，旁边是一片满是离离荒草的开阔地，沙丘上长着几棵老榆树，太阳滚热的光线直射下来，枝叶在飒飒的热风中摇曳着。不远的地方，在灰蒙蒙的雾尘里，一群乌鸦哀鸣着盘旋飞去，更显出周围的空旷、苍凉、悲壮。
    我们高矮不齐地肃立着，我的左边是大分头，右边是那个短辫儿姑娘。大分头的面孔板得跟生铁一样，嘴角咬出一道细细的血流，姑娘的头发凌乱不堪，眼睛哭肿得像两个桃子。在我们的身后停着一辆医院的救护车，看样子是来收无人认领的尸体的。
    黑眼镜被带到沙丘断壁前，他站住，转过身来，面对着一大片赶来的人群，脸上露出一丝奇异的微笑。好像死到临头，他唯一怕的，是死得不够体面。看热闹的真不少，起码有五六百人。我们被人群紧紧围住，后面的人往前挤去，前面的人顶都顶不住，民兵们不得不用枪托向后驱赶着人群，维持秩序。两个警官走到黑眼镜面前，摘下他胸前的大牌子，松开五花大绑。周围都是警察、民兵、红卫兵和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捆绑已没有必要，况且人早被折磨得举步维艰。他们对他说了句什么，黑眼镜摇摇头，咬住嘴唇瞪大眼睛，仰起脸来向远处眺望，久久地眺望。尽管他的脸大部分地方青肿乌黑，依然那么年轻，那么清秀，那么表情丰富，那么渴望生命，渴望生活，渴望青春……黑眼镜的嘴角抽搐起来，面孔扭歪了，仍旧向上仰着脸，眼眶里的泪水越积越多，含在眼睑里。终于，他的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增大，越来越大，在阳光下闪闪熠熠。我明白了，他是在竭力抑制着夺眶的泪水，不想让战友们看出自己的软弱。
    我突然想他为什么不说话，死到临头也落个轰轰烈烈，哪怕喊一声“毛万岁”也好？
    他没有，只是向我们翕动几下嘴唇，算是道别。
    两个戴墨镜的行刑队员走过去，命令黑眼镜转过身去，他转过身，背朝人群站定。一个行刑队员一脚踹向他的后膝，人顿时跪在断壁下，另一个行刑队员用枪口顶住他的后脑勺。周围有这么多行刑队员，如临大敌，我心里极为恐惧，就像随时可能打来一枪似的。身边的短辫儿姑娘又大哭起来，战友们都转身低头闭上眼睛，不忍心再看下去，任冰冷的泪水滴落脚面。大分头用力咬住自己的嘴唇，咬到出血，咬到肉里了。看押我们的人走上前，将我们陀螺似地拧过身来，在每个人的下巴上杵了一拳，喝道：
    “不许哭，抬头，睁眼，让你们来好好受受教育。再不老实，下一批就是你们！”
    我们抬起头，不得不直面惨绝人寰的现实了。
    大分头突然喊道：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大家都跟着他喊起来：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关键时刻我掉了链子，变成软骨头，盯住那枪口，周身筛糠般抖个不停，一句话都喊不出来。只有这时我才认清自己如此缺乏胆量，根本够不上一个男子汉，恐怕永远也做不
    出英雄的行为了。砰的一声闷哑的枪响，震荡着空气，犹如射进我的心脏，身子一下子倚向大分头肩膀。距离太近了，我真切地看到子弹打进黑眼镜后脑勺，脑盖蓦地掀开，喷出一股牛奶糊状的东西。黑眼镜的脑袋爆炸了，炸出白花花的脑浆和浓浓的血水，整个人大张开双臂向前扑去，像是要拥抱大地，又像是投入母亲怀抱，朝前扑去一头栽倒在地上，与大地母亲融为一体。
    观众都想看个仔细，潮水般涌动起来，人群冲进我们的行列，黑压压挤成一团，连维持秩序的民兵也无可奈何。我被混乱的人流裹挟着左摇右摆，仿佛处在惊涛骇浪之中，从一边抛向另一边。我的理智还接受不了这一切，因为大脑里已经发生了错乱，容纳不下全部的残酷现实，感到窒息一样用一只手压紧喉咙，还在跟眼前的现实抗衡，忍不住又抬头看了黑眼镜一眼。黑眼镜的身子别扭地躺着，眼睛在往外渗血，头弯在手臂里，似乎要掩住别人的视线。我摸了一把脸颊，使劲搓了搓，把泪水一口口吞下去。大地在脚下旋转，人一阵干呕，嘴里有一股病人那种恶心的感觉，把早晨吃的食物全都呕吐出来，大小便也失禁了。
    号啕痛哭的短辫儿姑娘晕倒在我身边，她的短辫儿散开了，满脸都是头发。我支持不住，也像黑眼镜一样脑浆迸裂了，呻吟着、哼哼着，一头栽倒在地上……

    四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来的？
    早晨醒来，又一个人躺在特殊监狱里。
    我脱掉臭烘烘的裤子扔在地下，光着屁股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外面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地上，一只大苍蝇在床头撞来撞去，那只拉拉蛄在床下沙沙地爬着，从一个墙角爬向另一个墙角。我感到浑身发软，太阳穴发紧，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脑海里又闪过刑场上的情景，过电影一般惊心动魄。
    我合上眼睛，竭力把那一幕幕惨剧拒之脑海外，保持清醒，控制住自己，但是做不到，绝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想象之中，不能自拔。我在想黑眼镜死后，医院把他的尸体拉进解剖室，正在肢解没有脑袋的身体，内脏、四肢都被分开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他才是真正的死无葬身之地……我在想他的战友大分头，此刻正走在通往监狱的道路上，狱警已剃光他挑战似的头发，他要在荒凉偏远的劳改农场改造一辈子，永远也回不了家……我在想那个短辫儿姑娘，为什么判处她两年教养，也决不屈服？她不是为自己流泪，而是为牺牲的战友黑眼镜流泪……
    这些想法不太清晰，也不太明确，会经常中断，由意外的想法代替，而且不能恢复到刚才的思路上。即使刚刚努力获得些平静，随后又怀着更大的悲痛，重新陷入深沉的、无法解脱的绝望中，产生同样的想法，人几乎变得疯癫狂乱了。我希望自己永远也别清醒，远远离开那恢复知觉的时候，一直睡到痛苦完全消失，变成另外一个人该多好！
    一连几天过去，我始终昏睡，处于半昏迷半清醒状态，好像躺在秋千或跷跷板上，连水泥地面和房顶都跟着起伏晃动。一会儿，打摆子似地颤抖，一会儿，又满嘴胡言乱语。一会儿，和大分头一起喊叫：“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一会儿，又和那个短辫儿姑娘在一起，抽泣不已。我想站起身子走走，可爬不起来，我心里难受，真想放声痛哭，泪腺却干了。我伸出双手抱住脑袋，使出身上最后的力气，企图阻止自己再思考什么，可是纷繁的思绪从不停止，完全主宰了我的情绪，没有一定方向，始终无法休息。造反派的这一招儿极为恶毒，他们是想从精神上折磨我，摧毁我的灵魂，而且这种精神的摧残要比肉体的伤痛厉害得多，是最坏不过的，让我终生都摆脱不掉那惨痛的梦魇！
    迟司令已达到预期的目的，一连几天都没露面。
    小屋里又恢复正常，闷热、潮湿、寂静，除了隔壁的单身职工上厕所、洗脸、刷牙，很少有动静。俱乐部的大喇叭仍旧没有播音，整个世界都沉浸在死寂之中，无声无息。传达室的值班阿姨照例给我送饭来，恪尽职守。母亲可能还不知道我的遭遇，身心都受到极大伤害，人快崩溃了，大茶缸里仍旧盛满好吃的饭菜。但精神的伤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饥渴感，什么好东西我都不想吃，也咽不下去。尽管肚子里空空如也，叽里咕噜，连屎都拉不出来，我一拿起食物就恶心得要命，反胃。我感到非常虚弱无力，连从床上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每次，传达室那位面无表情的阿姨送进下顿饭来，又面无表情地将原封未动的上顿饭拿走。我怀疑她天生就是个机器人，没有感情，冷若冰霜。我的伙伴拉拉蛄饿急了，竟拖着肚子爬上床咬我的手，我把它拨拉下床去，从大茶缸里拿出块馒头扔过去，烦它打扰我！
    天气闷热，扔在地上的裤子散发着屎尿的气味，弥漫小屋，臭气熏天，我不得不穿起短裤强挺着下床去盥洗室洗裤子。午睡时间到了，单身宿舍里显得空空荡荡，窗外静得出奇。劳动布不好洗，见水后变得很硬，又没有肥皂，我只得硬是用手搓洗裤裆里的屎尿。我慢慢地搓洗着裤裆，再搓裤腰，最后搓裤腿，拧成一团揉来揉去。几天没吃东西，身体虚弱，没洗多大工夫便气喘吁吁。我听到背后有人进来，并没有回头，我此刻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人。我不想讲话，也不想听别人讲话，只想独自安静地待一会儿。自从上次陪绑回来之后，他们虽然没在刑场上枪毙我，却把我心底的许多东西都击碎了。人，在我的心目中变得狰狞恐怖，如此不可理喻。我曾两次遭遇过狼，但不怕狼，怕人，我觉得和拉拉蛄在一起，也比和人在一起好得多！
    “艾平，我帮你洗吧。”
    响起熟悉的山东口音，我回过头来，是郭叔叔。
    “不，快洗完了。”我漠然地谢绝。
    “怎么啦，孩子？”郭叔叔关切地问。
    “没什么。”
    “为啥不吃饭？你妈都急死了，托我来看看。”
    “吃不下去。”
    看样子是母亲不明白我刚刚经历过生死考验，为什么不吃东西，食欲不振，她的心都要碎了，怕我自寻短见，所以央求郭叔叔冒险来做我的工作，劝我千万要想开些。我要说的事情太多太多，一下子又如鲠在喉，说不出来。因为我的痛苦到底有多大，除了我自己，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揉了揉脑袋，好不容易才忍住泪水，把脸转向别处，不让他看见我发抖的嘴唇。
    “孩子，说什么也得吃东西，别给你妈火上浇油了。”郭叔叔摸起我的脑袋，低声道，“你要不吃，她也吃不下去，你有什么话，说吧，我给捎回去。”
    “郭叔叔，我怎么看不到你了？”
    “唉，我被他们调到食堂去了，你得自己照顾自己。”
    “我想我妈。”
    “你妈在到处找领导，正在为你想办法，争取早日放你回家。我们也在活动，呼吁全厂职工为你说话。他们不会关你很久，很快就会放你出去。相信我们，吃点儿东西吧，孩子，为了你妈妈，要紧的是自己振作起来！”
    有人上厕所，郭叔叔不便再说什么，拍拍我的肩膀，走了。
    我抱起裤子，回到屋里晾在床头上，一屁股坐上床，面对盛饭的大茶缸屈起膝盖靠在胸前沉思。茶缸里是中午送来的鸡蛋面，但是此刻，我不觉得饥饿，只动了两筷子，水一泡面条，黏结在一起膨胀成一大团。我又感到恶心，口渴得厉害，直想呕吐。郭叔叔的话回荡在耳边：“孩子，为了你妈妈，要紧的是自己振作起来！”我拿起勺子挑起面条，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个念头上──为了母亲，不让她再担惊受怕，我也得吃东西。我要活下去，活下去，直到最后被救出来，不管这个念头多么不现实。但这样做并不容易，我大张开嘴巴吞进面条，一口一口往嗓眼里咽，嘴里干燥得好像一直在吞炉灰。一阵恶心涌上来，送进嘴里的东西堵得我透不过气，白花花的面条旋即变成白花花的脑浆，勉强吞下去又呕出来，吐了一地。
    我弯下腰，把肚子里的东西吐个精光，鼻涕眼泪都涌出来，依旧吐个不停。赶紧找把笤帚把地上打扫干净，否则一看见呕吐物又得恶心。但为了母亲，我将剩下的面条倒出窗外，让她以为儿子吃东西了，可以多少放心一些。
    晚上，传达室的阿姨端进来的饭菜变了，是一个大饼子和一块咸菜。
    原来，造反派警告我的母亲，不许她再送好吃的东西。说你儿子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在关押期间是交代反省问题的，凭什么伙食要比造反派还好！他们迫使母亲给我送粗茶淡饭，由细粮改为粗粮了。殊不知母亲送的大饼子正合我意，因为我一看到白色的馒头和大米饭，就会想起黑眼镜的脑浆，什么都不想吃，干呕不止。大饼子是金黄色的，有一层焦煳的嘎巴儿，喷香诱人，咸菜是萝卜干腌的，也十分爽口。避开白色的食物，我有了饥饿的感觉，拿起大饼子咬下一口。
    我又度过一场危机，只觉得有一股力量注入了周身，体力渐渐恢复。那是博大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母爱，给了我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把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鼓舞着她的儿子又一次战胜了死亡。
    从那天起，我逐渐有了胃口。
    差不多经过大半年时间，才恢复正常的食欲。

    卷二《在特殊监狱里》第二部在特殊监狱里第三章秘密刑讯室

    一

    我平静下来，以接受的态度对待囚禁生活。
    在一系列肉体与精神的煎熬之后，有一种深沉的悲恸压抑着我，生存的愿望从没有现在这样迫切，也从没有现在这样毫无意义，这种内心的变化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迟司令见陪绑并没达到吓垮我的目的，孤注一掷，决定搬出我写“反标”的罪证。
    王官迷率领我们班同学从教室抬来一张书桌，放在我这间囚室的中央。照例，他们先让我背诵一段毛语录。虽说毛语录是他们进攻的武器，也是我的挡箭牌。我背的是“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官迷当即呵斥：“这条语录也是你背的吗？”
    屋里挤得满满当当，加上迟司令、谭老西子、小不点、大眼贼总共有十几个人，对着书桌做起文章。
    我熟悉这张课桌，记得非常清楚，桌子中间有一道我用铅笔刀划出的“分水岭”。
    有一次上政治课，我觉得烦腻乏味，无心听讲，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两腭都酸痛了。我歪着脑袋注意起女同桌的头皮，发现她辫子缝隙间爬着一个肥大的虱子。从此我怕传染上虱子，就在桌子中央画上一道“分水岭”，不许同桌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斩断她的“魔爪”，搞得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从小学六年级升到初中一年级，老师换了，教室换了，课桌换了。我坐的是高年级学生留下来的旧桌椅，桌面上和抽屉里满是淘气鬼的杰作，上面用小刀刻满稀奇古怪的图画和圆珠笔随意写下的脏话：“××他爸是个大王八，××老师搞破鞋……”层层叠叠搅在一起，刀痕累累，墨迹斑斑。当然，其中也不乏我这个调皮蛋锦上添花的大手笔。比如桌子上的原作是个女生，樱桃嘴、瓜子脸、大眼睛，我拿起钢笔在她嘴唇画上八字胡，大眼睛涂成两个黑窟窿，瓜子脸变成冬瓜脸，搞得她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活脱脱一个妖精。唯一不同之处是，我用钢笔涂抹的得意之作吐口唾沫就可以擦掉，而高年级学生用圆珠笔画的大作怎么擦也擦不掉━━所有的笔划都嵌进木头里，只是因为年代的久远而变得模糊。
    窗子开着，没有一丝风。所有的人都在屏气敛息，对我虎视眈眈，等待我如何答复王官迷指控的反标证据。众目睽睽之下，我仔细看遍桌面，竭力在想，我可能写过什么，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更没有发现反动标语。于是摇摇头说：“这上面的脏话也算反标，全是些胡说八道呀？”
    他们大失所望，面面相觑。
    “你往下看，在课桌抽屉里。”王官迷提示。
    我低下头去，瞪大眼睛继续寻找反标。抽屉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倒是抽屉边的木框上写满圆珠笔字迹，是些算术题，还有一些生词。这也不能算反动的东西呀，我再次摇头。
    “你没看见？”迟司令阴阳怪气地问。
    “没有。”
    我简短地答道，本以为能辩清楚一件算一件，后来我才明白一件事情也辩不清，不管你怎么回答，他们都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现在自己应该做的是节省体力，准备应付后面的酷刑。
    “你眼瞎，还是有意装糊涂？”王官迷沉不住气了，抓住我的脖子往下按去，额头磕在桌面上砰砰作响。“这不是你写的反标么，休想蒙混过关？”他指着抽屉木框的一角说，“这是反标，反标，反标！”
    这声音一句接着一句，一声比一声高，为的是压倒其他人的声音。我强打精神望去，仔细辨认，发现在一个抽屉的角落里确实有一条模糊的字迹。觉得他的伪证如此荒谬，那地方是一行圆珠笔写的“毛万岁！”我终于彻底体会到了什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原来他们大肆宣扬的“反标事件”是这么一回事！况且课桌上的字体比我老练得多，龙飞凤舞，颇见功力，根本就不是我写的。父亲生前虽逼迫我练字，我在字帖上写正楷还有些意思，一离开字帖就像瘸子离开拐棍，寸步难行，歪歪扭扭的字迹真是惨不忍睹。父亲曾为此多次发火，说我写的字像蟑螂爬行，一辈子都不可救药！
    我以为王官迷的神经不正常了，问他写这个也有罪么。
    “你在毛万岁上打叉，”他抬起手指在空中画个叉，“想判伟大领袖死刑，死有余辜！”
    我终于搞明白了，所谓的“反标”表现在细微之处，那毛万岁的“万”字一勾写得过开，“岁”字的一撇拉得过长，两道笔画稍稍有一点交叉，勉强形成一个小小的×。经王官迷一评点，我不由惊骇地眯缝起眼睛。当然，今天的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则骇人听闻的“天方夜谭”，王官迷的推理演绎也未免太牵强附会，荒唐可笑了。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绝对不可能有什么人提出异议。他揭发我说，于艾平不敢明目张胆抵制文化大革命，就转而曲线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故意把叉打得不明显，隐藏在书桌底下的阴暗处，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的目的。和他那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狗爹于渭生像极了，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于艾平，你不要低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红卫兵，我们可以从你的嗓眼看到你的屁眼。你好好想想吧，撒谎或抵赖不会有好处，只会对你更糟糕。”迟司令见我害怕了，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材料和一盒印泥推到我面前。“还记得那天宣判大会上，有一个反戈一击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到宽大处理，当场被无罪释放了么。只要你承认这是你写的反标，摁上手印，红卫兵总部就会根据你的悔过表现从宽处理。你看看，这就是你写反标的动机和过程吧？”
    我的脑子里一片喧嚣，眼前又闪过宁死不屈的黑眼镜，闪过大分头，闪过短辫儿姑娘，也闪过那个告密者丑恶的嘴脸。最后定格在桌面的认罪书上。玻璃球般大小的钢笔字迹逐渐清晰起来，触目惊心：

    我叫于艾平，男，十四岁，是糖厂子弟学校初中一连一排的学生。
    我出身于叛徒、特务家庭，父母均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从小就受反动家庭的醺（熏）陶，对党和人民恨之入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1967年４月×日，我见革命师生批判我的狗妈孙志刚，怀恨在心，于是在课桌抽屉里写下反标，给“毛万岁”上打上××，对此供认不会（讳）。

    认罪人于艾平

    1967年7月×日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感到一阵阵恶心，心在往下沉。桌子、纸张、印泥盒、床铺，以及周围盼我签字画押的面孔都旋转起来。耳边传来迟司令的话：“看你年幼无知，这都是你狗妈指使干的坏事，只要你揭发是她让你写的反标，你就站在无产阶级阵营一边了，我们马上放你出去。”他将笔塞进我的手里，“签字吧。”接着又拿起印泥盒，把我的食指尖摁向里面。
    我挣回指头，蒙住脸颊。
    “怎么啦，签字啊。”
    “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妈指使我干的，凭啥让我签字？这不可能。”我放下双手直视他们，我要斗争。
    “证据确凿，你还抵赖。”
    “谁证明？”
    “我……你抵赖不了。”王官迷尤为紧张地盯着我，眼睛重又恶狠狠闪烁起来，歪嘴巴里还在振振有词。
    “你看到我写了？什么时候写的？”
    “我……”
    一句话问住王官迷，别人不说，起码他的心里应该清楚，案情是捏造的。他狂怒起来，脸涨成个紫茄子，舌头好像被拔掉了。周围人见镇不住我，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反正怎么也是死，还不如死个痛快，我豁出去了，大声说：“你们打死我也没用，起码应该对对字迹，看看是不是我的字体。”
    “慢着，”迟司令醒悟过来，制止住打手们。“于艾平，你小子要死硬到底，到头来只能自取灭亡。”
    “毛说‘要摆事实，讲道理，重调查研究。’我是无辜的，请你们重证据。”
    “你敢保证没写反标？”
    我坚定地点头。
    “不过先别嘴硬。”迟司令鼻子里哼了一声，放低声音。“要是我们通过公安部门鉴定，查出是你的字迹怎么办？”
    “枪毙我好啦。”我提高嗓音回答。
    “好吧，写保证书。”
    我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

    “我向毛保证，如果查出我的字体和反标一样，立即枪比（毙）。”

    审讯进入死胡同。
    造反派个个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此外再没有别的招数了。其实他们审讯我的最终目的，是企图定我的罪，谁也没想到我如此坚定，是一座无法攻破的堡垒。大概他们也感到证据不足，牵强附会，案件完全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再查下去露出马脚不好收场，神色已在透露“小会帮助”进行不下去了，只得草草收兵。迟司令失望地把手一甩，命令我在保证书上签字，然后让我蘸满印泥在年月日上摁个清晰的指印。窗外落日的余晖渐渐暗下去，传达室的阿姨送晚饭来了，造反派们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把书桌留在屋里，像一群斗败的公鸡摔门而去了。王官迷临出门前，掀起大茶缸盖看看我的晚饭，朝里面吐了一口唾沫：
    “于艾平，你等着。”

    ?三
    ?
    我的囚室变成名副其实的刑讯室，一连几天，我都站在门外向毛请罪，等待着下一个来接受“小会帮助”的老师。
    我不断猜测下一个是谁？等来的是体育老师刘小伙。
    远远见他从走廊门口走来，多想打个招呼啊，可是我不敢，只能默默看一眼。刘小伙没有侯字典脸上的那种恐惧，进门前还挠挠自己的鬼头，半转过身子对我眨着眼睛笑了一笑。造反派知道刘小伙不好对付（体育老师浑身肌肉，比斗他的红卫兵还高半头），今天晚上来的人特别多，除小不点、谭老西子、大眼贼等四个老牌干将，还跟来几个膀大腰圆的初三学生。我心里为刘小伙难过：“刘老师啊刘老师，大祸临头，你还笑，用不多久就会哭的！”
    屋里马上吵闹起来，我不想再听里面的打骂声，惨叫声，努力回忆和刘小伙在一起的日子，借以摆脱残酷的现实。我想起刘小伙上体育课时的英姿，他总是身着天蓝色的运动服，脚下穿一双白色的网球鞋，手腕上戴一只护腕，胳膊肘夹着教案，站在学生面前大声说：“同学们好。”全班齐声回答：“老师好。”然后带领我们绕操场跑一圈热身。刘小伙夏天教我们游泳，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球，冬天教我们滑冰，打冰球。下雨天不能上室外课，他就给学生讲有关体育的故事，读玛拉沁夫的小说《花的草原》……又想起刘小伙和我们一起去蹲宿儿，起撅达钩，钓嘎牙子鱼，睡羊草垛，遭遇老头鱼夫妇……我站在一个角落里，脸贴着墙，沉浸在一幕幕往事之中，屋里的声音还是传进耳眼。
    “我不是什么‘冯、马、于反党集团’分子，孙志刚也没组织我们参加过反党集团。”刘小伙争辩道。
    “你是保皇派！”有人喘着粗气吼叫。
    “地主的狗崽子，臭狗屎！”
    “揍他个狗娘养的。”
    “同学们，住手。”刘小伙喊道，“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谁是你的同学，老子今个儿要你站着进来，爬着出去！”
    在所有这些声音之上，迟司令的嗓门最大，声音的分贝比别人高出一倍。屋里群情哗然，乱作一团，茶缸、水桶、条凳、床板全被撞得叮叮当当响动，呼喊声、吼叫声、喘息声、厮搏声搅在一起，此起彼伏。可能刘小伙抵挡棍棒了，也可能他推倒凶手了，红卫兵全尖声嚷嚷：
    “刘小伙，你敢还手，照脑袋打！”
    “摁住……压住他。”
    “快把绳子递过来，动作快点儿。”
    “让你的腿乱蹬……还有手腕……再绑紧些。”
    “拉住这头……这下行了，勒死这个混蛋……使劲！”
    “哎呀……哎哟哟！”刘小伙发出阵阵惨叫。
    那叫喊拖得长长的，忽高忽低，其间夹杂着声声尖叫。而这时的打手们，又是咆哮，又是责骂，又是凶狠而厉害的讥讽。我不由捂住耳朵，紧紧捂住，捂得耳朵都失去知觉。而那些打击声每一次落下都像打在我的身上，引起一阵阵痉挛和抽搐。觉得我的神经要绷断了，太阳穴要迸裂了，骨节与骨节之间，皮肉与皮肉之间，有一种凶猛的东西左冲右突，鼓得整个人都爆炸了，炸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我恨不能自己是聋子、瞎子，既听不到也看不到周围的残忍和丑恶，眼不见心静。此刻我才懂得，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在批斗大会上咬断自己的舌头，或者冲破窗户跳下高楼……
    是夜，红卫兵小将又一次取得伟大胜利，刘小伙真是“站着进来爬着出去”的。
    我不得不佩服体育老师身体强壮，一般人受完重刑早就动弹不得，他却满身血污地爬出门口。夜深了，打手们都赶回家睡觉了，有两个家住道北的孩子命令我站在门口彻夜请罪，自己躺在那两张床上呼呼大睡。刘小伙在门口趴好长时间，才呻吟一声，扶着门框慢慢站起来。我见他晃了一下，伸手去扶，他却皱着眉头推开我，示意屋里有人不要连累我。然后双手扶着走廊的墙壁一小步一小步挪进盥洗室了。
    盥洗室里传来哗啦哗啦的放水声，那么急促，那么猛烈，老半天也不停止。我担心刘小伙在里面晕倒了，出事没人管，非常想看看，又怕那两个红卫兵没睡踏实，不敢动。好不容易听到屋里传出鼾声，这才松口气，赶紧走向盥洗室。昏暗的灯光下，刘小伙正趴在水龙头下任凉水冲击着头部，他只穿着运动裤衩，赤裸裸的身躯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处好地方。看得出他是刚刚冲洗过身子又冲脑袋的，人摇晃着脑袋，让水流久久地冲击着。突然，他的脑袋抵住水池子不动了，肩膀颤抖起来，那是人在极端绝望时痉挛的啜泣，连整个后背都抽搐不已。可是我不能过去，也无法安慰刘小伙的痛苦。他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一个体育棒子，都无法承受运动的打击和压力，我一个孩子又能说些什么？
    那天晚上，刘小伙在盥洗室里哽咽了很久，我站在外面陪着落泪，为他，也为我自己！
    在其后的日子里，学校清理阶级队伍，造反派先后“小会帮助”了副校长赵关键，历史老师马历史，外语老师陈斯基，算术老师董振清。学校鬼队的成员无不轮番过了一遍筛子，没死也得扒下一层皮。母亲通过郭叔叔了解到我的情况，痛不欲生，她在窝窝头里藏了个纸条，上面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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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平，认了吧，保住命要紧，把一切罪状都往妈身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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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屈服的目的在于减轻眼下的痛苦，母亲是让我少挨两次打，别被造反派折磨死，保住一条性命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我满眼都是鲜血，满耳都是惨叫，心灵枯萎了，意志也快垮了。这个时候他们进行突击审问，要我承认什么我就会承认什么，要我揭发什么我就会揭发什么。偏偏老天有眼，造反派忙于揪“冯、马、于反党集团”，抱大金娃娃，暂时顾不得理睬我这条落水狗，再也没有逼供。
    今天，当我再一次回顾过去，真不敢相信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
    可能一个孩子还不懂事，每日里懵懵懂懂熬日子，漫无目的地活一天是一天，造反派绞尽脑汁，用“挤牙膏”的方式挤我揭发父母的罪行也无济于事。不管他们如何威逼利诱，花样百出，一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甚至连编瞎话的本事都没有，没经历的事情你也无法编造。也仗着当时年幼无知，才使我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中侥幸活了下来，这也自然，也很正常。倘若年龄再大一点儿，多少懂得点儿道理，用不着再浪费时间，肯定走我父亲的道路和造反派以死相拼了。尽管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我不可能这样活下去，总是自己欺骗自己，没有尊严，没有做人的权利，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活着跟死有什么两样，还不如死了痛快！
    人不是石头，就是块石头也会被压碎的。
    我至今也想不通，我的母亲和老师们，是怎样在那腥风血雨中熬过漫长的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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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在特殊监狱里》第二部?在特殊监狱里?第四章?狱友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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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厂子弟学校放完暑假，开学了。
    沉寂一个多月的白土地又喧哗起来。
    我纳闷，无论什么地方，一缺少孩子就会变得死气沉沉。除了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时而播出批判糖厂“冯、马、于反党集团”的大会实况外，其他时间什么动静都没有，连鸟儿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甚至都听不到它们的啁啾声。学校一放假，几百个孩子都雨水渗进泥土中一样，无影无踪，无声无息。而一开学呢，他们又如雨后春笋般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充满勃勃的生机。满院子都是欢歌笑语，都是脚步声，各种各样的鸟儿也尾随孩子飞回来，一天到晚在树枝间蹦来跳去，鸣叫不停。
    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糖厂大院地处市郊，紧靠荒野和滚滚滔滔的嫩江，有的是玩耍的地方。一放假，孩子们便有如撒开欢儿的羊群，奔向大草甸子，奔向大江，奔向大自然。他们可以采黄花菜、逮蝈蝈、钓鱼、游泳、摸蛤蜊，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既然知识越多越反动，搞不好变成“臭老九”，还得挨批挨斗，劳动改造，家长也就不再强迫孩子留在家里复习功课了。大热天别闷在家里憋出病来，只要不惹祸由他们疯玩吧。
    尽管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打击和不幸降临头上，有一点我清楚了，他们暂时不会轻易放我出去的。稍感欣慰的是，我再也不是孤孤零零一个人，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做伴了。
    一个炎热夏日的上午，囚室里又关进一个男生。他比我低两级，姓石，家住道北，是个工人的孩子。我过去不认识他，只知道大家都叫他石头。
    “看着他，于艾平，这是命令。”迟司令对我说，“要是跑了就拿你是问，让他好好反省罪行。”
    迟司令走半天了，屋子里剩下我和石头两个人，我扒在窗台上，倾听外面的动静，以防红卫兵并没走远，躲在某个地方监听我俩说什么。学校的喧闹声从远处传来，伴着树叶的簌簌声飘进敞开的窗户，又消失在房间里。我终于放下心，转过身子注视石头，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石头站在另一张床旁，比我矮半头，一个小细脖支住大饼子脸，蒜头鼻子，老把脑袋歪向一边，仿佛脑袋太重，有点儿支撑不住的样子。看得出他刚挨过揍，一身黄布衣服粘满尘土，眼角挂着脏兮兮的泪痕，横一道竖一道，牙花子往外渗血。似乎还不太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是和谁在一起。
    “你叫石头吧？”我站在窗口搭讪，多少有些不自然，“先洗洗脸，睡那张床。”
    “不，我要回家。”他一屁股坐在床板上，臂肘撑在并拢的膝盖上，把脸埋在手掌里大哭，泪水不断从指间淌下来，顺着手腕流下去。
    “别哭，你怎么啦？”
    “我……他们打我啊！”他的肩膀抽搐得更厉害了，“不让我回家！”
    “哭有啥用，为什么打你？”
    “我和同学打架，写反标了。”
    “写什么？”我对他的回答十分意外，“不能胡说，写什么？”
    “打倒……毛。”他歪着脑袋，断断续续说，用手背擦起鼻涕，又是一阵呜咽。
    “真的，那不是找死么！”我火了。
    “我不知道。”
    “这还想回家，他们能放过你么！”
    “我想我妈。”
    我为他难过，却找不出一句安慰话来，只得由他哭去，至于我，一个人囚禁了这么久，非常渴望与人接触。石头抽抽搭搭地说要回家，一双眼睛转来转去，却没有夺路逃跑。可能是即将临头的不幸，连同那未知的恐惧把他压坏了，没有胆量逃跑。也可能听迟司令交代过要我看住他，而我又是比他力气大的高年级孩子，怕我揍他。当然，我不能让他逃跑，一定得履行职责，否则造反派也饶不了我。石头一个人哭够了，捂起脸颊垂下头去，偶尔发出几声啜泣。他没法儿安静地坐着，走到窗口朝一边眺望，隔着玻璃，观察外面的景物，又回来坐下，接着又站起身向窗口的另一边望去，渴望近在咫尺却得不到的自由。
    中午，没有人给他送饭。
    传达室的阿姨给我送来午饭，大茶缸里有一个大饼子，两个咸鸡蛋。惺惺惜惺惺，我二一添作五，把大饼子掰成两半，又分一个鸡蛋给石头，他推开食物仍旧出神。我知道他刚进来火大，吃不下东西，将心比心，我刚刚被关进来那几天不也是不吃不喝，大部分时间都把头搁在窗台上，哭一阵，困一阵，又无精打采地向外面看一阵么。我一边吃着午饭，一边喂起拉拉蛄，这些日子，拉拉蛄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一直陪伴着我，一个星期走马灯似地过堂把我的小伙伴吓坏了，再不敢轻易地钻出床底，肚子也饿得瘪瘪的。它艰难地爬行着，爬一阵，歇一阵，看上去非常虚弱了，现在能有机会安安静静进食，别提多开心。拉拉蛄大口嚼着大饼子渣，时而警惕地抬起脑袋，竖起触须望一眼石头。我安慰拉拉蛄：
    “没事，吃吧。”
    石头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睁大泪眼四处察看。我笑笑，没有解释，仿佛一切都很正常，时间一长他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下午没人来，我们只简单地交流了几句。
    “他们打你吗？”石头不停抽着鼻涕，比先前平静些，抹着眼角问我。
    “打。”
    “打得狠么？”
    “那还用说。”
    “为什么打人？”当他听到这话的时候，流露在脸上的恐怖神情，简直使人难以想象。
    “好玩。”
    “你受得了么？”
    “硬扛着呗。”
    “他们啥时候放你回家？”
    “不知道。”
    “他们也会打我么？”
    我缄口不语了，十指交叉，掌心朝下，使劲拉直两只胳膊，心想羊落虎口还用问吗。在这一点上我不会错的，造反派肯定不会放过他，何况这种念头本身就不切合实际，事到如今也只好忍受了。
    石头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抱着脑袋趴在光板床上辗转反侧，完全可能，心里想些什么自己也不清楚。我们各自待在一边谁也不开口。我非常想问石头，为什么要自找倒霉写反标？这种错误是不可原谅的。还是克制住自己保持沉默，等待几天，他情绪恢复正常受不了寂寞，会主动搭话告诉我原因的。
    出乎我的预料，他并没有交谈的兴趣，望着外面，一站就是半天。
    傍晚，石头的父亲来送饭了。石叔叔是个矮个子工人，穿一身油渍麻花的工作服，双眉紧锁，一脸痛苦与无奈。他给儿子带来铺盖卷、脸盆、毛巾等日常用品，从窗口递进来麻烦我帮着铺开。石叔叔没有进屋，大概造反派警告过他不许和儿子接触。他站在窗扇前，把饭盒放在窗台上，狠狠地数落儿子一番：
    “你呀，小石头，我怎么教育你都不听话，都淘出花来了，干什么不好，干这种糊涂事！那是闹着玩的么，要掉脑袋的，你这条小命值几个钱。你都这么大了，缺心眼咋的？唉，叫你爸爸丢人，我恨不能揍死你，免得别人收拾你！”
    石头坐在床头上，并没有接饭盒，耷拉着脑袋不吭气。
    “还有你那个糊涂妈，孩子受点儿欺负，忍了呗，人熊不死，娘俩都傻到一起啦，也没跟我说过这码事！”
    我走过去，接过饭盒，递到石头手中。
    “我不是存心的。”石头捧住饭盒，又流泪了。
    “该吃饭吃饭，别折磨自己，咱可是贫下中农子弟，属于一时糊涂犯的错误，没什么大不了。好好向老师承认错误，争取早回家。不过，不该说的别瞎说，让人看笑话，你妈的心都操成两半了。”父亲心软了，压住火气，他咳嗽了一下，两手揉揉喉咙，话里有话安慰儿子，当着我的面不好明说。“过来吧，我不揍你，天大事儿有爸顶着，谁让我养个不争气儿子！我这就去找学校的领导谈谈，都是我管教不严。石头，你过来呀，听见没有，爸给你擦擦鼻涕。”
    父亲等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些，拿出一块手帕，仔细为儿子抹去眼角泪水，擦干净鼻涕，擦干净双手，摸着他的脑袋嘱咐：
    “你们俩在这儿好好处，别打架，我想法尽快接你回去，这回可得听话啊！”
    临走时，石叔叔看了看我，叹口气：
    “可怜，孩子，我送的饭挺多，你们俩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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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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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扒在窗台上，脑袋靠着手，盯着石叔叔的背影，凝然不动，直到他转过墙角消失在小松树丛中。心里的甜酸苦辣都涌上来，翻腾起伏。我想起我的父亲，多么渴望他能活着，也给我来送饭。人往往在一瞬间可以回想起很多往事，不知为什么，眼前突然闪过我闯过的一次祸。
    那时候父亲还没被放逐出哈尔滨，我们家住黑龙江省劳动局大楼六楼，楼顶上是水泥平台，父亲在下面的四楼办公。孩子们在一起打赌看谁胆大，敢站在楼顶的平台上单腿鹤立五分钟，就能赢一个新乒乓球。小朋友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试试，我生性好强，毫不迟疑地爬上平台，当真紧贴楼边单腿鹤立起来。下面的孩子用双手做成一副副“望远镜”，正架在眼前往上看呢，看到我立刻欢呼起来。欢呼声惊动办公室的一个阿姨，她出来一看就吓晕了，慌忙跑去找我的父亲。楼高风大，我一只腿金鸡独立着，身子忽忽悠悠晃动，随时有摔下去的危险。其实我也不敢往楼底下看，只望着天空就不觉得眼晕了。我一心想显示英雄气概赢乒乓球，当时并不知道，也没有注意楼下的情况，没料到事情闹大发了，机关的叔叔阿姨都跑出来，大家在楼下拉开一床棉被时刻准备接着。我一看就傻眼了，这还了得，父亲知道准没我的好果子吃，身子一歪好悬没站稳。“别慌，”父亲微笑着出现在平台上，一边看着手表，一边举起一支奶油冰棍儿。“还有半分钟，坚持住，儿子。”
    由于父亲的鼓励，我稳住身子坚持下来，我怕挨揍，双脚落地后并没有离开楼边，和他谈起判来：
    “爸……你不生气吧？”
    父亲摇头，眼睛仍没离开我的面孔。
    “不打我？”
    “儿子，你赢了，过来吃冰棍儿吧。”
    “也不告诉我妈？”
    “你放心。”
    我犹豫不决，因为淘气他没少揍儿子。
    “我说话算数。”
    父亲伸过一只手，我胆子壮了，走过去，况且那支冰棍儿吸引着我。父亲一把抱住我剧烈地喘息，我都感觉到他胸口在擂鼓。他脸色一变抡起巴掌：
    “你还想吃冰棍儿，都快把我吓死啦！
    ”父亲用胳膊夹着我走下平台，除了教育我一顿外，其他方面都遵守了诺言，我哭够便吃掉那支快化完的冰棍儿，他也没告诉母亲。日后，他给我买回一盒乒乓球说：
    “我打你是让你记住，勇敢不等于盲目冒险！”
    这一切，就像孩子们的事那样很快就被忘记了。父亲死后，母亲跟我回忆说：
    “当时你小，不懂事，你爸爸不稳住你，大家在楼下一喊，你一心慌，不就摔成八瓣啦！”
    此刻我却希望父亲能再次微笑着看着手表，鼓励我说：“坚持住，孩子。”哪怕他能再打我几巴掌，教育教育儿子也好……石头刚刚进来，造反派对他比我客气多了，我被单独囚禁四十多天，至今也不允许和亲人会面，还是我逃出去那回才和母亲说了几句话。他们却允许石头的家人来送饭，这样的待遇，我连想都不敢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我的痛苦感。
    又过二十年，我写出诗歌《关于父亲》，以怀念我刚正不阿的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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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不得父亲了
    只记得，我闯了祸
    哪怕躲在床底下
    整整一夜不敢出来
    也躲不过他雨点般的拳头
    我常常暗自庆幸
    他总是很晚很晚才下班
    我巴不得他永远也不回家才好
    我羡慕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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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永远也回不来了
    我甚至没掉一滴眼泪
    再也不用避开他严厉的目光了
    再也不用委屈地哭个半夜了
    再也不用没进家门就编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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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母亲清明扫墓的时候
    当母亲过年温好酒的时候
    当母亲一个人搬煤上楼的时候
    当母亲念叨我长得
    快要和父亲一般高的时候
    真的，我真想再见到父亲——
    听他疲惫地敲开家门
    看到他那张胡子拉碴的脸……
    我希望他能再打我几下
    （可能我至今也不会让他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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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色一点点变得浓重，树木、楼房、花池和对面墙壁都暗淡下来，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依靠，泪水不觉间模糊视线。
    “妈妈，妈妈，我想你，快来看看我呀！”我控制不住自己，朝家的方向喊叫起来。
    我想我的喊声一定有天人感应，亲缘感应，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感应，无论母亲在家里干什么，她都能放下活计倾听到我的声音。也一定会站在院门口，遥望着我囚室的方向，泪流满面地呼唤我的名字。但是我听不到母亲的声音，只有自己的喊声在夜空中震荡，空旷而悠远。我狼一样嗥叫着，捶胸顿足，用额头撞向窗框，又两手捂住胳膊，趴在书桌上。石头没动勺子，捧着饭盒发呆，见我痛哭也悲从中来放声大哭。我们两个孩子哭成一团，哀感天地。我和石头的感慨不同，他是恨自己为什么干蠢事，自作自受？我是因为他有这么好的父亲来送饭，自己却见不到想得快要发疯的母亲……
    传达室的阿姨又来送饭了。
    那天晚上，我哭了半夜，一点儿不饿，也没动勺子。

    ?卷二?《在特殊监狱里》第二部?在特殊监狱里?第五章?“车轮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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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们有备而来。
    王官迷急于证实是我写的反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鼓动几个不明真相的同学对我百般折磨。他逼不出证据，狗急跳墙，其后的下午一个人赤膊上阵。去年夏天我在养鱼池钓鱼的时候，曾见过一个造反派和一个走资派进行一对一的现场批斗会，以为百年不见的奇遇，事隔一年轮到了我的头上！按照惯例，王官迷一进门就命令石头站到外面反省，然后坐在床边拿出一沓子材料，命令我背诵一段他指定的毛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我站在他的面前，按着指示背诵，不过，读完后又加上一段：“毛还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够了，”王官迷翻阅着手上的材料，弄出哗哗的响声，故作高深莫测状，演戏给我看。“我再给你个认罪的机会，你狗妈都承认了，你不要又臭又硬，自绝于人民。”
    “承认什么？”我问。
    “你自己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知道，是孙志刚指使你写的反标。”他举起材料，朝我眼前一晃。“你还有什么想法的话，纯粹白日做梦。她都写在这上面了。”
    “给我看看。”
    “你想串供，没门儿。”
    他捂住上面的字迹，闪烁其词，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这证明他不敢让我过目，内心深处虚伪透顶，怕鬼把戏不攻自破。我了解母亲，无论经受什么样的严刑拷打，都绝对不可能往自己的儿子身上栽赃。世界上怎么能有如此不要脸的家伙，连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正当理由的天性都丧失了，并且眼睛依然是清明的？你撒别的谎可能有效果，撒这样的谎，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朝那沓子材料瞟了一眼，很快控制住自己的惶惑，想好怎样反击他，于是揶揄道：“是你编的材料吧？那都是你脑子里想的，可惜手段不大高明，我也从没写过什么反标！”
    “你放屁，事实是明摆着的，我就是要揭露你。”他拳头往床上一撑站起来，背着手走来走去，一个急转身斜冲过来，将材料往床上一摔，“你说，反标是不是你写的？”
    “不是。”
    “你甘愿与人民为敌，要抱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么？”
    我扭过头去。
    “看着我，不许东张西望。”他举着一根板凳条威胁，“放老实点儿，回答。”
    “我倒想问问你，我们曾是好朋友，同学，老乡。”我对他又鄙夷，又憎恶，反唇相讥。“你为什么要这样丧心病狂，利用陷害我的手段向上爬？”
    “谁是你朋友，不要你个狗脸。”
    “咱们俩谁不要脸，为了争取个人的前途，根本不顾别人的死活，你最清楚。”我盯住他的眼睛冷笑，“我劝你别做蠢事，总有一天，你我之间的事情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是我审问你还是你审问我？你这是在抵赖！你这是顽固不化！”他口吐着白沫，用板凳条敲打床板，对我施加压力。
    “我早就说过，一个星期前就说过，你们要是对出字体，要打要杀随便。”
    “你以为我对不出来，给我写。”
    王官迷拿出稿纸和钢笔，往钢笔里灌满钢笔水，擦去笔尖上的墨水滴，要我写“毛万岁”这几个字，但我写的怎么都不像反标字体。接着，他让我一口气在书桌上写十几遍，还不像，又限我在他数十个数内连写三遍。尽管我书写的速度远远达不到他的要求，字迹潦草到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仍旧对不上号。王官迷不甘心失败，想继续折磨我，还在一连声说：“你写，你写！”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带着明显的失望命令我先用左手写，再换作右手写，眼看无法与课桌上的字体相吻合，气急败坏地用板凳条打起我的手心。打完再写，写完在打，直打得我的手心肿起老高，连笔都拿不住还要我写下去。
    当我再也写不下去时，终于忍无可忍，一把夺下他的家伙扔出窗外，双拳紧握，横过肩膀步步逼去。那一瞬间我下定了决心，万万不能屈服，死也要跟他拼到底。我准备抵御他凶猛的反扑了，没想到这下子反倒镇住对方。王官迷看我要拼命，胆怯了，向后退去，一直退出门外。犹如一条被人欺凌的无路可走的癞皮狗，眼神又绝望，又诡诈，喊叫着：
    “好哇，你等着，我送你进监狱，吃枪子儿！”然后一溜烟跑掉了，比兔子跑得还快。
    “滚你的蛋吧，你吓不倒我，我上过刑场了，就怕你没本事！”
    我关死屋门，靠住门板喘息，想起王官迷刚才那德行，就感到怒火中烧，无法控制。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是否立即找人来报复？等了一阵子，什么事也没发生，这个熊蛋包没有胆量和我硬碰硬。想到这里，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伸出两只手，手心向上，观察着被打肿的程度，考虑着放进水桶里镇一下。至于进市里的监狱，王官迷不知威胁我多少回了，仍然没有办法兑现。我算看透了，反正全是老一套，他们没有证据，监狱方面也不会轻易收审一个小孩子。
    其实我不敢打王官迷，真动起手来无异于摸老虎屁股，要是他报告了红卫兵总部准会惹出滔天大祸，致使自己的处境更糟糕。很可能是王官迷做贼心虚，几天过去了，人没有露面。可是我却处在高度的紧张之中，一遍遍思考如何和他交锋，琢磨着他可能提出的非难，以及怎样回答才会使有利的形势转变到我这边来。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举动，一会儿坐在条凳上，一会儿趴在书桌上，一会来到窗台前往外张望，一会儿又倾听走廊里的脚步声。天黑了很久，我还不敢上床睡觉，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来。说老实话，王官迷仅仅是找同班同学来报复，我倒不打怵，一是他们只是拳打脚踢，没有三角带、钢丝鞭之类的刑具；二是他们和我年龄差不多，个头和力气不相上下，要是真被打急眼了，我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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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打怵的是晚上过堂。
    迟司令心狠手毒，动起手来丧心病狂，不管是谁，只要落到他手里，不打你个半死就算手下留情（且不说一个人一旦沾染了鲜血，往后只会变得越发残忍了）。长期挨打的经验告诉我，最好装白痴，问你一句回答一句，拨拉你一下动一动地方。只要一手捂脑袋，一手捂胸口，保住这两个要害处没落下内伤，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硬伤和肿块过不几天会自行消失，内伤就非同小可了。比如有人打伤你的软肋，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却让你活受罪，好些日子都不能活动，甚至喘口气，吐口唾沫或咳嗽一下都疼。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迟司令用三角带打烂我的屁股之后，发现我总是站着不能坐下，于是强迫我坐在条凳上，不许靠墙壁，不许打瞌睡，不能倒下去，不能站起来，从我的痛苦中获得享受。他一边看我哭一边笑，说这是左派对付右派的最新措施。
    我坐在条凳上，两只手支着膝盖，屁股底下犹如钢针刺进肉里，疼得汗如雨下。迟司令却盘腿坐在床上，和小不点交流起打人的经验。
    “我昨天晚上去二楼办公室向厂造反派取经，看人家是怎么‘小会帮助’冯燕川的，够刺激！”
    “我也见过……他们收拾……党委副书记马政坤。”小不点的眼睛浑浊，鼻子发红，结结巴巴说，“和咱……差不离。”
    我看过造反派给冯叔叔贴的大字报，那大字报贴满他家的院墙，连屋门也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标语。上面说，我的父亲于渭生和冯叔叔、马叔叔是糖厂走资本主义的“三驾马车”，不彻底砸烂“冯、马、于反党集团”，糖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进行不下去。至于什么叫“三驾马车”我还不懂，直至“文革”结束，我才知道，这个说法是由俄罗斯一首著名的民歌引申过来的。
    “远去了，”迟司令得意地哼哼起来，两手交叉在胸前。“你个狗日的走资派，不是带头耍滑头么，夏天穿棉衣，打下去就不疼了是不是？大爷让你扒光衣裳，一丝不挂地撅在中间，然后再动手。”
    “他们……没、没撵……你？”
    “我哥在场，没人好意思。”
    “我那天见……他们收拾马政坤，刚看……一会儿，”小不点沉下脸来不无遗憾，“大人就把我给、给撵了出去……奶奶的！”
    “他们可够绝的，一点点收拾冯燕川。他块头大，皮厚，扛打，我哥先用钢丝鞭揍他，他还嘴硬，再用三角带打得他满地乱滚。这个狗日的走资派，光惨叫不肯交代问题。我哥火了，出去找来根扁担，你不是扛打么，今个儿咱们硬对硬，看扁担硬还是你骨头硬？这玩意儿好使，没抡几下冯燕川就服了，惨叫着往桌子底下钻。那他妈也不行，你嚎几嗓子就饶你啦。后来连他的屎尿都打了出来，真带劲！”
    接下去是一分钟的沉寂，但我觉得这时间长极了。
    “咱们也……这么干，试试效果。”小不点若有所思，眼睛眯缝成了一条缝。
    火柴突然冒出火花，两个打手抽起烟卷，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饭后茶余一样交流整人的经验，嘴巴朝上喷出一串串烟圈，品味着虐待狂特有的喜悦和快感（年轻的身体需要单纯的活动筋骨和不牟利的娱乐啊）。他们好像在谈论着一件非常奇怪，非常有意思的事，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享受，绝对没有道德上的顾虑，并不时让我挪动一下屁股，加剧疼痛。我听他们讲着，那冷酷空虚的表情叫我毛骨悚然，头皮发麻，虽然我尽力克制着厌恶感，还是心里如同结冰，每个汗毛孔都在往外冒着寒气。你们是人啊！完完全全是人啊！一个人若认为他自己还是个人，就应该知道适可而止，给别人也留条活路。恶莫大于无耻。因为他们的行为太违反人性，与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离得太远了。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的家伙，真能做到杀人不眨眼！
    疯狂是一场比赛，作恶永远不需要任何借口。
    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我被放出去后，厂里把这间囚室收了回去，学校的打手没地方做刑讯室，就把老师的单身宿舍派上用场。那时候刘小伙和侯字典都是未婚青年，他们因出身不好，自己又被打成牛鬼蛇神，有文化，人长得不错，也没有哪个姑娘敢嫁给他们，所以两位老师常年住在同一间单身宿舍里。打手们把他们的宿舍当成临时刑讯室，往往收拾一个老师时便命令另一个老师撅在外面，在人家的屋里毒打主人，和自己的家里一样有恃无恐。
    后来，我被强迫参加劳动改造，和鬼队的老师生活在一起，才弄明白为什么像历史老师马历史那样倔犟的汉子，一身是胆，也被弟子收拾得摧眉折腰，服服帖帖。好虎架不住一群狼，何况在红卫兵的眼里牛鬼蛇神不算人，是畜生，根本就不能按人的法则看待。但即使是畜生，也架不住一顿扁担的殴打，何况老师们的血肉之躯！
    这期间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撵走孩子们的点子。
    办法很简单，耍个小小的手腕就轻松得手。
    我发现迟司令和王官迷之间有矛盾，竟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迟司令野心勃勃，极不愿意低年级学生插手学校的案子，以确保他揪出我们的革命成果，向上级邀功领赏。搞出成就上报到市里的红卫兵总部，说不定捞个区、市小头目干干。我从迟司令的言谈举止中察觉，他好几次都讽刺不甘失败的王官迷，让他没事回家歇着，少跑这儿来瞎添乱。王官迷因诬陷栽赃我不成，威信急剧下降，他急于逼我承认他揭发的是事实，挽回影响和面子，只能趁高年级学生不在的时候，鼓动几个帮凶对我进行逼、供、信。
    大概我已成为红卫兵向上爬的阶梯，谁都想从我身上找到突破口，逼迫我承认写过反标。有一回王官迷突击审问，用门弓子打伤我的胳膊，等迟司令晚上来过堂让我撅着时，见我怎么也举不起胳膊。觉得奇怪，问我怎么搞的？我道出实情。迟司令大怒，找到王官迷臭骂一通，说他干扰了校革委会的战略部署，再敢偷偷摸摸胡闹，唱对台戏，就要对他采取革命行动！
    狗咬狗，一嘴毛，王官迷失宠了。他对我恨上加恨，恨不能把我打下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复。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囚室里一下子清静许多，再不用每天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连红小兵们也望而却步，不敢轻易来折磨石头了。
    平心而论，红小兵和红卫兵来闹腾也不无好处。本来校革委会是秘密指使红卫兵总部关押我们的，孩子们一来凑热闹，我和石头被关的消息不胫而走，搞得全厂职工都议论纷纷，沸沸扬扬，造反派再想保密也不可能了。为此，迟司令特别恼火，这也是他不许学生们再来闹腾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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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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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石头都不为有个伴儿而高兴了。
    我们像仇人似地敌视对方，唯恐遭到陷害。
    有一回，迟司令折磨够我们，突发奇想，临走前命令我们不许睡觉，用撅一夜来加强“帮助我们改造自己”的力度，并要我和石头相互监督，未经许可不能直腰，揭发者可以戴罪立功早日回家。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日子里，先后撅着挨批挨斗不下上百次，从没有那次的感受创巨痛深，绝对不是人受的滋味！
    迟司令他们走后，我和石头都用地道的“喷气”式状撅着向毛请罪，眼睛盯着夕阳的余光在脚下移动。天色黑暗下来，星星一个接一个亮了，我们俩都怕打手躲在窗口窥视，都不轻松，不知道在黑暗中撅了多长时间。渐渐地，两个小傻瓜都吃不住劲了，腰酸腿疼，大汗淋漓，唯一的愿望就是睡觉。我将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上，不断转换，仍旧站得脚跟生疼。我调整姿势屈起腿部，放下手掌支住膝盖，摔倒两次，又两次爬起来。石头也用手撑住膝盖，满脸汗水，倒换一下脚，又换成原来的姿势，居然比我还有耐力，能坚持下去。深夜时分，睡意不可抗拒地征服我，人困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坚持不住了。鉴于周围没有别人，我和石头商量先睡一觉再说，等明天一大早再撅给迟司令他们做样子看，建立攻守同盟谁也不准出卖谁。
    “行吗？”石头犹犹豫豫道。
    “怎么不行，何必跟自己过不去，我看行。”
    “他们要知道了呢？”
    “不可能。”我心里害怕，嘴上强硬。
    “会打死我们……我们不能说话，这是不允许的。”
    “不会的。”
    “会的。”
    “你不说我不说，他们怎么知道。”
    “别人看见怎么办？”
    “哪来的人，啰嗦个屁，你不愿意拉倒。”
    石头半支撑起身子，还在犹豫，胸部和背部都被汗水湿透了。我站起来，捶打着肿胀的双腿，量石头也不敢出卖我，不会出什么问题。我这么想着，不愿再废话，径自打着哈欠扑倒在床上，人已无力侧过身，脸部朝下趴着睡过去。我们的运气实在不济，没想到，一万个没想到，两个孩子被折磨大半天，睡得跟死狗一样，日上三竿还没起来。迟司令赶来检查从睡梦中揪起我们大打出手，我们年龄小，没想到他们如此狠毒，大人也不可能撅一晚上不睡觉。石头扛不住毒打出卖了我，揭发是我先睡觉的。
    可想而知代价多么惨痛，我整整一天都没下床。
    仇恨产生仇恨，我恨死了石头。再碰到此类情况，我有意和石头耗着看谁先挺不住，然后如法炮制，他也同样难逃噩运一天没爬起床。我不知道迟司令哪来的一肚子坏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简直是嘴上生疮，脚底流脓，恐怕他革命的目的就是出坏点子，整他的囚徒，使自己丧失正常的人性。他不但让我和石头相互监督，相互揭发，还让我们相互审问，相互鱼肉。
    ?

    四

    姐姐妹妹走了，她们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哭着远去。
    我的伙伴彬子、铁南和朋久也离开座位，不顾周围诧异的目光离开会场，用实际行动抗议暴行。会场上一阵骚动，有些同学看不下去了，也想尾随他们而去。
    “要是真革命，你就站出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白脸狼见势不好，一声断喝稳住阵脚，迟疑不决的同学站起来又坐下，不敢东张西望了。会议进行两个多小时，一打我就有点儿乱套，不少家住道北的人急着赶回去吃午饭，且所有的发言都没说出实质的东西。白脸狼知道，再不拿出过硬材料，大家都坐不住了。而我，在亲人和伙伴们退出会场之后，顿感心里空空落落。
    “于艾平，我再问你一遍。”白脸狼走到我面前，“你坦不坦白？”
    我用手堵着流血的鼻孔，不看他。
    “校革委会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不向广大师生交代罪行，悬崖勒马，别人揭发出来罪上加罪。”
    “我说过，我没罪，也没什么可坦白的。”
    “你写没写过反动标语？”
    我写过什么反动标语？”我反问。
    “打倒毛。”
    “那是你说的，大家都听到了吧。”
    我的反击显然触及白脸狼敏感的神经，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恐惧，气急败坏道：
    “胡说，你敢保证没写过？”
    “当然敢。”我昂起血糊糊的面孔保证。
    “于艾平，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鬼头蛤蟆眼的王官迷应声跳出来，嘴巴歪得厉害，他上前一步几乎同我贴在一起，指着我的鼻子揭发。“你在课桌里写反标，极端恶毒，丧心病狂，自以为手段高明，我们铁证如山。”
    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从来没有记得自己敢写反标，这可是死罪了！在我的印象里，真正的标语一定要用毛笔写在一张长条纸上，贴在墙壁或者电线杆等地方。荒唐，写标语是给人看的，写在课桌里干什么？何况我从没有写过反标，我不是反革命，也从未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可能有这种事。我在心里呼喊着，辩驳着，一时间勇气大增问：
    “在哪儿？怎么写的？”
    “你写的自己知道。”
    “你不要血口喷人。”
    “红卫兵战友们，就是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于艾平，在课桌里写‘毛万岁’，我们能答应吗？”
    “他写‘毛万岁’有什么错？”台下有人疑惑不解，“怎么能算是反标？”
    一句话噎住王官迷，我奇怪他是不是革命革昏了头，信口雌黄。王官迷顿觉失口，为掩饰自己的狼狈，摇晃着拳头吐了口痰：“不是，不是，他在万岁下面打了叉。”
    “拿出证据来，我们饶不了他。”
    “毛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尽管我的头是被按住的，只能对着地面说话，还是理直气壮道。“我也要你拿出证据，空口无凭。”
    “这……他写在桌子上了。”王官迷更显尴尬。
    “那就把桌子搬来么，让大家看看，何必浪费时间。”台下又有人喊。
    同那些感觉到自己内心的虚弱被人从旁识破了的人一样，王官迷不知所措，目光转向白脸狼求援。显然，造反派的头头脑脑们事先没料到出现这种局面，他们也是道听途说，无的放失。
    “好吧，事实胜于雄辩。并非我们不掌握事实，证据是有的，放在以后看。”白脸狼醒悟过来，岔开话题为麾下圆场。“红卫兵小将们，不要纠缠枝节问题，要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下面，于艾平的班主任上台揭发。”
    王官迷弄巧成拙，灰溜溜退下，我的班主任李老师和他擦肩而过，登台表演了。说实话，我很不喜欢李老师的样子，他一身肥肉，两个大肿眼泡子，整个身材犹如三角尺，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母亲过去就跟我说过：
    “李老师这个人，狡猾得很，是个投机商！”
    “于艾平，你篡改……最高指示，”李老师的脸色苍白，眼睛根本不向我这个方向看，结结巴巴道。“用心……何在？”
    “我篡改什么最高指示了？”我问。
    “把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篡改成‘下定决心去赶集，不怕牺牲挤进去，排除万难买东西，争取胜利回家去。’有这么回事没有？”
    我想起来，去年母亲回山东老家看望外祖母，赶集时碰到造反派守在集市口，勒令每一个进集市的人背一段语录，是母亲听一个赶集人说的，回家对我讲过。而我，上课之前也必须背一段语录，于是把这个段子讲给同学们听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李老师当时听过都笑了，没想到他现在如此上纲上线！
    “说，有没有这回事？”众人质问。
    “有。”我承认。
    “于艾平篡改最高指示，罪该万死，砸烂他的狗头！”那个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跳出来，挥动手臂喊道，众人也跟着狂呼乱吼。白脸狼总算抓住我的小辫子了，他趁热打铁，煽动红卫兵深挖细究我的反动根源，兴奋地问：
    “于艾平，你为什么篡改最高指示？这是个实质问题，快回答。”
    “不是我篡改的。”
    “那是谁？”
    “我听说的。”
    “你听谁说的？为什么不检举他？”
    我一时语塞，如实道出，造反派就会顺藤摸瓜殃及母亲，给她又增加一条罪状。
    “说！”王官迷又来了精神，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不能开口，沉默不语。
    “于艾平抵抗运动，我们怎么办？”
    全场回响着一片喊打声，拳头一齐向前举，身子一齐向前倾，几百个人都一个姿势，声势越来越浩大。我再次被打倒在地，耳朵里灌满声讨声，眼前晃动着一张张扭曲的嘴脸。当一个人的肉体受尽折磨，心灵饱经沧桑，常常有生不如死的感觉。事情的发展远不是一个孩子估计的那样，甚至比我估计的更坏，过去不明确的地方都已明确，天真的侥幸心理终于完解，我最后的希望也全部消失了。父亲的话又轰响在耳边：“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是的，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既然生已经无所谓，死也就无所惧了，现在我所有的努力都为一个目标━━以死抗议他们令人发指的暴行！我被架起来站住，转过脸去目测一下自己与台之间的距离，有五六米远。如果我突然冲过去，押我的人肯定措手不及，就可以一头撞在桌角上，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不幸的是，我一站稳身子就有两个人扭住胳膊，往下按着我的脑袋。
    “谁让你篡改最高指示的？”白脸狼继续穷追猛打，举起拳头猛砸下去，仿佛要把敌人砸成齑粉。“说，是不是你的狗妈？”
    一旦下定决心，我蠕动着嘴唇请求：
    “给我水，再说……”
    他们把请求当做软弱，又给我挂上牌子，戴上高帽。
    白脸狼也以为我要揭发母亲，掏出手帕擦着脑门上的汗珠，示意背后的红卫兵给我水喝。
    有一个人放开我去取水了，我直起腰来拖延时间，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迷惑他们我想喝水。终于有机会实施计划了，尽管我多次想过这一时刻，知道这样的结局迟早要发生，还是太阳穴绷起，心狂跳不止。但既不是恐惧也不是惊慌，而是一种对死亡冲刺的奋激。我猛一晃身子撞开另一个人，怒目横眉，摔掉高帽大吼：“我和你们拼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两手把住胸前的大牌子，弯下腰朝台冲去，一路上撞开许多人。刚才的高度紧张消失了，绝望的泪水顺着两颊流下来，所有的痛苦和烦恼都将一了百了。我听不清周围的喊叫声，也没有谁能够阻止住我的脚步，只看到白脸狼惊愕的眼神，看见奔来的同学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三步并作两步纵身一跃，一头撞在台桌角上。
    轰的一声，一切都平静了，暗淡了，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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