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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第2页]

作者:mamim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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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路上丝路产生的巨大利益，引发丝路沿途胡汉各族针对丝路主导权的长期博弈。
    ?1）、从汉朝汉族主导丝路利益发展到唐朝胡汉结盟共享丝路利益
    汉朝作为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大一统国家，尤其是刘邦是庶民身份出身，虽然建国之初有反思霸权兴衰。但是在政治实践、治理等领域，或许因为没有前例可循，所以汉朝是华夏历史上少有的，一朝内几乎把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重大政治实践错误都犯过一遍甚至几遍的朝代。早年的皇族与异姓王之争，接着皇族内部夺权削蕃战争、还有后宫干政、外戚干政、外戚权臣王莽夺权、东汉宦官干政，亡国前还被权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各类问题层出不穷，持续不断，这在历史上的朝代里是少有的。
    汉朝不断内部激烈的政治纷争；以及对外与匈奴长期战争，以及跟四夷不断摩擦给汉朝带来巨大的损耗和伤害；比如在打通丝路之后，跟丝路西部通道边古羌族以及北方鲜卑族进行了长期的博弈。这种内外持续不断的斗争和博弈。是汉朝最终衰弱消亡的主因。所以王夫之说“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135]”。这并非夸汉朝强大，而是指责汉朝滥用强蛮之策，持续挥霍华夏族积累的数千年先进生产力及丝路带来巨大利益，不断的内斗外征。消耗国力。
    汉朝这种滥用强力的习惯，在东汉时与将大量四夷内迁的政策严重冲突，朝廷内迁大量游牧部族，但不采取策略善待优抚以同化，反而多施强力压榨。结果就是内附各族学习华夏文明以自强，却对汉朝始终不满，没有建立起较高的认同度。待晋朝八王之乱，汉族政权消耗完最后国家潜力，汉族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力量对比完成了逆转。五胡之乱随起。夫羌、虏之于汉末，其害已浅矣，驱 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非以纾 边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于不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自相杀，则自相敝矣；自相敝，则仅存之丑类，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135]。
    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到公元589年隋朝再次完成大一统。历经270余年，华夏生产力最发达的中原地区，处于政治主导地位的北方各游牧部族，与当地建堡自守发展起来的汉族门阀进行了深度的对撞、交往甚至融合。这从唐朝李氏皇族有鲜卑血脉可见北方胡汉融合的程度。
    游牧民族初步攻占农耕定居民族的核心地区，尤其是中原还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外贸产品的主要产地。游牧民族就不得不面临巨大难题：
    ?长城以南作为主要农耕区，如果游牧民族长期定居与此，势必要将自身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转化为农耕定居生活样式，才能有效适应现实。这就需要完成游牧民族的自我变革。
    随着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胡汉之间激烈的冲突期的结束，鲜卑人在北方建立北魏，随着北方完成统一，恢复丝路利益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重要实现目标。而在同一时期，欧亚大陆西端的总是不断四处征战的罗马帝国也再经历着内乱和外敌夹击下的崩解。就在华夏三国时期，公元235年罗马帝国陷入持续五十年的内战，随即帝国开始分裂，直到公元394年，短暂统一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将帝国一分为二给予他的两个儿子。随后国力严重耗损的西罗马帝国，面对北方匈人、日耳曼人等蛮族的不断入侵，势力范围不断收缩，力量逐步瓦解。西罗马被迫大量雇佣内附的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军队。随着公元453年，匈人首领阿提拉逝世，匈人势力瓦解，公元455年，日耳曼人一支攻陷罗马。公元476年，罗马军队里的日耳曼人雇佣军官奥多亚塞废黜篡位上台的西罗马蛮族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自立为意大利之王。西罗马彻底灭亡。几乎在同一时间，公元439年，北魏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公元493年，北魏皇帝拓跋宏力推迁都和汉化，造成鲜卑人内乱。我们看到东西方这一时期几乎一致性的境遇，既有现在一些人认为当时地球遇到一次小冰河期，导致亚欧大陆北方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求存，与南方的定居族群严重摩擦的原因。同时也不能忽略丝路利益带来的相互的连锁反应。
    从455年蛮族攻陷罗马开始，日耳曼各族都在消化西罗马帝国肥硕的遗产。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因此面对西北方的蛮族的压力骤减，虽然继续与老对手，北方斯拉夫人和东方的波斯人持续博弈，但是传统丝路的利益格局逐步恢复。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统一，路上丝路具备了通畅的基本条件。而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493年，北魏皇帝将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采取更激进的汉化政策。拓跋宏企图在该地区快速汉化，实现将鲜卑拓拔部从游牧生产生活状态转化成农耕定居状态，以此将丝路出发地，中原最先进生产力地区作为鲜卑人的立身之本。
    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拓跋宏的确敏锐窥见了历史出现了重建丝路的重大战略机遇。西方安定，西域诸多族群多为商贾，巴不得东西方稳定，商路通达可以从中赚取巨大利益。而鲜卑人此时又控制了丝绸最主要的华夏北方的产地。如果能快速完成汉化（农耕定居化），然后就能积极促使胡（已汉化的）汉民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力发展生产，货通丝路，天下财富还不滚滚而来！鲜卑人千年基业或许可定。但是拓跋宏过于激进的汉化政策尽然引发了鲜卑人自己的内乱，北魏最终解体。这就彻底断绝了北方胡人快速汉化的妄想。这件事实显示了北方胡汉融合需要足够的时间沉淀才能成功，丝路利益作为不同族群的融合推动力，作用没有想象得那么大。所以随着北魏解体后再有一百年，随着隋唐再次完成大一统，中国北方才算初步完成了一次胡汉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战乱，大量汉族人口南下，大力开发了长江以南的广袤土地。江南的经济地位快速上升。于是在唐朝鼎盛期，中国出现了中原、江南、巴蜀等多个经济发达区，随着人口扩张，产地的扩大，中国能实现的有效产出不断增加，因此能通过丝路给华夏带来更多的海外利益。这些利益使得北方初次完成融合的胡汉各族联手向西域出击，击败了企图控制丝路关键地区利益的突厥势力，再次控制了西域，完成了对路上丝路的再次疏通。
    因此我们看到，唐朝的极盛，是建立在胡汉联手共享丝路巨大利益的基础上的。唐朝在绝大部分时间，行使的国策是掌握政权的汉族政治集团有选择地与部分胡人政治集团联合，组成一个由汉人控制主导下的，胡汉合作，共享丝路利益的政治大格局。他们合作的目的就是发挥各自的优势，汉族在定居地区大力发展农耕、基于外贸的工商业生产活动，胡人基于自身游牧生产生活特点，对丝路所涉及游牧区进行控制，保证河西走廊到西域商道的安全和稳定。这种胡汉合作的政治大战略，从唐太宗所列凌烟阁24功臣民族构成就可以看出来，长孙无忌、长孙顺德是鲜卑人（长孙一族是鲜卑拓跋氏皇族分支后裔），屈突通是奚族人，后世门神之一的尉迟敬德是鲜卑族人。凌烟阁后来有皇帝继续添加功臣画像，最终有百人左右，其中汉臣不足一半。可见唐朝时，汉族政治集团基于陆上丝路经过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不同的地理空间的现实，采取胡汉联合，发挥各自特长，实现丝路利益共享。这个策略，是唐朝的强大繁盛的核心缘由。但是，唐朝的衰弱也是来源这个策略。当胡汉不能达成共享丝路利益的共识的时候，矛盾就会从唐朝的内部激烈爆发出来，安史之乱就是关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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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后汉书·列传第七十八·西域》
    [135]王夫之《读通鉴论》? 卷八.后汉恒 帝纪 第九条
    2）、安史之乱终结胡汉结盟并开启海上丝路时代
    安史之乱这个历史事件是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与阿拉伯帝国（大食）军队在怛罗斯之战战败后的连锁反应。
    虽然高仙芝领军在怛罗斯之战战败，但总体上，大食帝国跟唐朝的历次摩擦中，大食军队败多胜少。高仙芝三万联军跟十万大食军队交战，战场上并无明显劣势，而是最终败于唐军盟军战场反水。唐军实质损失仅有万余人。因此安西都护府接受增援后，很快恢复了实力。而大食内部因忌惮唐朝实力及不久后统治集团发生内乱，而无法继续对唐动兵。在这个基本历史条件下就出现了三个方面的视角：
    唐朝：攻打吐蕃，防止大食东进形成对唐军夹击的不利局面。补充安西节度使麾下的战力，等待机会采取报复措施。
    大食：?当时摆在大食帝国面前的国际形势，就是大食帝国必然要面对唐朝安西都护府恢复实力后的更加猛烈地报复。大食帝国通过多次实战，对唐军的战力自然有客观认识。因此大食一方绝对不会坐等唐安西都护府恢复完实力发起的再次大战。实际上怛罗斯之战后，大食（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就派出使臣前往唐朝和谈，眼看到了唐军在西域继续作战击败吐蕃。虽然两国实现讲和，但是唐军的能力及威胁是在眼前的。此时黑衣大食在本土的麻烦还没有完全解除，其与拜占庭和白衣大食的战争没有完结。此时大食一定会采取各种手段，尤其战争以外的行动阻止唐朝的后续行动。而在怛罗斯之战中，唐军的中亚盟友葛逻禄人的反水，显示了大食帝国对中亚各部族的收买拉拢手段娴熟，渗透颇深。而安史之乱叛乱首领安禄山、史思明皆为中亚粟特族人，大食极盛时，粟特人的聚居地被纳入其统治版图，而粟特人一直是中亚有名的商业民族，行走东西方之间，在丝路贸易中博取巨大财富。因此大食通过说服、售卖中亚粟特人，并通过他们来往丝路的便利，对唐朝内部粟特族高级官员进行游说，使其在唐朝内部展开行动，牵制安西都护府不久后的报复。是一件非常高概率的事情。
    西域、中亚主要族群：以粟特人为代表的世居西域、中亚的主要族群，自丝绸之路开通后，长期依靠西域、中亚关键地域行商，实现丝路中间商吃巨大差价的利益。这些族群的核心利益就是利用通路实现中间商利益。因此当唐朝和大食爆发怛罗斯之战，直接意味一件对这些西域族群最糟糕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大食和唐朝发生了直接接触。?如果我们回想当年西汉甘英企图出使罗马被波斯人阻拦诓骗的事件，我们就能迅速明白怛罗斯之战背后的重大战略危机（对于西域、中亚各族群而言）。波斯人当年拼命也要阻止汉朝和罗马直接发生联系，就是要维护自身中间商的核心利益。今天唐朝与大食客观直接在中亚、西域接触的事实就有极大概率（事实已经发生）发生直接联系并最终使得西域各族丧失对陆上丝路中间商利益的主导权。因此西域、中亚主要族群不进行激烈反应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从西域、中亚主要族群的视角看过去，怛罗斯之战——大食内乱——安史之乱，就是一连串完美的逻辑演绎结果。唐朝、大食崛起，整个丝路恢复极大兴盛的条件，但是东西方这两个强大的帝国，随着强大并对丝路利益更大的控制欲望不断将自身力量向对方推进。在怛罗斯之战爆发前，两大帝国事实完成了相互力量的接壤，相对于两大帝国，西域、中亚各族群弱小的力量无法匹敌。为了打破这种自身核心利益被严重威胁、即将被瓦解的局面，我们就能顺着怛罗斯之战——大食内乱——安史之乱历史发生过程，推测出西域、中亚主要族群当时最可能扮演的角色和行动过程：首先，西域各族分开投入大食和唐朝麾下，并挑动大食和唐朝的敌对，并诱发怛罗斯之战?，在战争中，投入唐朝下的一支西域盟军整军反水，使得唐军大败，唐军在西域力量短期出现真空。此时大食在西域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其次，为了避免大食军队借机东进，彻底打垮唐军（或继续形成大食与唐朝的事实接壤），而使得西域完全被大食控制，有人行使挑拨离间手段，造成大食内部高层不和。怛罗斯之战后不久，击败高仙芝的大食主将艾布因功高盖主，受到哈里发曼苏尔忌惮，最终以谋反之名被诛杀。大食在西域的控制力随即逐步瓦解。再次，大食在西域力量一旦瓦解，鼎盛期的唐朝必然卷土重来，甚至更大程度完成对西域、中亚的控制。因此几乎在大食内乱的同时，有人鼓动了唐朝节度使，身为西域古老商业族群粟特人的安禄山、史思明起兵谋反。唐朝这次巨大内乱，不仅使唐朝开启了衰败历程，更彻底瓦解了唐朝对西域的控制。自此之后，西域重归西域人的西域。
    如果对比以上这三个视角：我们可以推测出一个大概率的结论：怛罗斯之战——大食内乱——安史之乱的背后真正棋手就是以粟特人为代表的西域各族群。他们为了维护自身丝路中间商的核心利益，推动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并最终达成了其战略目标。【从这个角度而言，汉朝甘英敏锐的战略眼光的确值得称颂。而唐朝时的这个事件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丝路利益必须是沿路人民共同的利益时，利益实现才能稳定长久。丝路利益不能拉下任何沿线任一族人（因为他们或许无法实现锦上添花，但是绝对能做到坏你好事）】
    我们回到唐朝当时的历史：
    当时唐朝节度使制度形成的藩镇割据，国家军力布局内轻外重的巨大弊端，在唐玄宗时期就到了爆发的边缘。此时唐军在西域大败，开始失去对西域的有效控制，阿拉伯人在西域占据主动。阿拉伯帝国庞大疆域带来巨大市场规模 ，这个通商利益足够给商业民族粟特人巨大诱惑。因此阿拉伯帝国具备足以让粟特人中精英对此垂涎的重大利益。而如果手握重兵的安、史二人，面对兵力虚弱的唐朝中央腹地，发动突袭，起兵灭唐，并学习当年鲜卑人占领并主导中国北方，一统天下。那么丝路主导权、阿拉伯帝国庞大市场，以及唐朝本土华夏文明强大的生产能力，将大规模控制在粟特人主导的政权手中。这个利益规模横跨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其规模巨大到能动摇有巨大野心的安、史两人。也让他们两人能拉拢到足够多的胡汉将领参与叛变。
    当然这只是作为逻辑推测的最可能原因。真正的历史事实如何，基本已经淹没在天地之间了。但安史之乱，事变从一开始就有大量汉人将领和军队参与叛乱，就证明这就是利益主导下的冲突，而非民族族群、文化原因发动的叛乱。这个叛乱虽然最终被唐朝镇压，但是它不仅仅削弱了盛唐国力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在根子上破坏了唐朝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胡汉联手控制西域，打通丝路，共享丝路利益的合作共识。利益冲突最终引向族群隔阂。这种隔阂这就让唐朝的河西走廊到西域整个地区，从原来游牧族群协助控制形成的安全区，让唐军和商队能无后顾之忧地通行，变成控制当地的游牧族群被唐朝政治集团大加怀疑，被隐隐认为是商路的最大威胁源。重整军备的西域都护府为了协助国内平叛，撤军回归中原，西域渐渐失守。大食帝国内乱后也逐步淡出西域，西域各族彻底消除了唐军及大食势力对西域的控制。而在唐朝内部，族群之间的隔阂不断发酵发展，河西走廊、长城防线就逐步由腹地变成了前沿。安史之乱带来的后果非常恶劣，这让胡汉深度联合分利的互信机制基本瓦解。这给后来的宋元历史营造出非常糟糕的地区战略环境。
    从安史之乱直到新中国成立之间近一千二百多年历史，胡汉各族之间再也没有形成盛唐时期这般的联手攻略丝路的局面。从此在东亚华夏文明覆盖的区域内形成了恶性的族群竞争关系。汉人主导中原王朝，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丝路源头，得利了不会分润给游牧区各部族。于是各游牧部族要么攻占丝路要地开办收费站以自利，要么行武力威胁和抢劫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份额，甚至索性颠覆汉族对中国的控制。
    比如西夏就是占据了通往西域的丝路要地；而北宋给予辽的每年巨额‘岁币’，实质就是辽基于战略优势和武力为后盾对宋朝的丝路贸易利益进行强行分润。
    安史之乱的危害不仅仅如此，由于胡汉联手的破灭，使得中原王朝对通过游牧民族控制的路上丝路，获得利益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产生了巨大忧虑。因此，唐后期开始试水海上丝路的贸易。到宋，尤其南宋海上丝路得到大发展。海船巨大的载量，以及海运对大量易碎瓷器的远距离运输相对陆路运输的显著优势，使得汉族政权通过海上丝路得到的海外利益不断增长。这就相对就导致路上丝路通道的重要性快速下降。安史之乱是华夏文明由陆上丝路时代向海上丝路时代转化的关键事件。
    于是我们看到中原王朝的经济重心快速南移，海外贸易获利急剧增加，而北方游牧民族控制的陆路通道重要性不断下降，汉族利益集团日益将经济重心，和战略重心南迁，大量资源财富向南方集中。北方中原地带，就逐渐由华夏早期主要利益产出地区，逐渐转变为战略资源消耗地区。每年各种物资开始大量从南方漕运或其他方式转运到北方。随着海上贸易日益兴盛，汉族各大利益集团逐渐将北方，尤其路上丝路视作一种战略负担。对路上丝路都没有太大的战略决心去经营。这就是唐以后到清朝，汉族掌权的朝代，几乎不再涉足西域的重要原因。打通丝路是为了丝路利益，但丝路利益主要靠海路获得的就足够多了，那么花如此大代价攻略西域对国家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今天中国疆域里，长城防线以北，河西走廊以西及西藏等广袤国土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里那些游牧民族及广大的边疆少数民族对此是有大功的。
    我们看到，随着汉族政权快速发展海上丝路贸易，在宋辽岁币显示的丝路利润分配结构里，必然是北方游牧民族占比的快速下降。于是占领江南，这个华夏新经济中心、以及海上丝路的源头就成为北方各游牧部族开始认真考虑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汉唐灭亡之后的两次大的分裂期，胡人为什么占据北方就满足了，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基本是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是路上丝路的始发地。控制北方就等于控制了丝路源头。而到了南宋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必须要突破长江南下，占领整个中国。核心原因就是不占领整个中国，游牧民族将被排斥出丝绸之路的大时代，被排除在（海上）丝路滚滚红利之外。丝路利益及分配结果是这些历史的核心推动力。
    ?
    3、 华夏文明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从较为纯粹的农耕定居文明样式，向复合型文明样式转化。
    ?
    我们看到自从丝路被打开，华夏民族（汉族）就不再是简单的农耕定居民族了。虽然春秋时期，管子就说过士农工商，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136]。?但是当时的状态，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化都是满足农耕定居族群的内部生产生活循环为核心目的。
    ?但是随着丝路带给中国持续巨大的，且随着生产力进步而不断扩大的财富利益。因此，针对外贸生产，外贸交易的外部循环生产生活方式，开始从农耕生产生活样式里有效分化出来。这部分生产生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满足族群内部的需求，而主要指向——通过满足外部族群的商品需求，而分化出得较为独立的工、商业活动及对应的特定群体。随着丝路贸易的不断扩大，使得这个人群及生产生活规模不断扩展。一大批人，专门为了外贸，生产丝绸，生产茶叶，生产瓷器等等当时的高端工业制成品。 今天我们可以去景德镇去看看外贸瓷曾经的辉煌历史，就可以想见这种生产生活样式，已经相规模地独立出纯粹的农耕生产生活样式。
    因此严格意义上，随着丝路的开通，汉族就不仅仅再是一个纯粹的农耕定居族群了，华夏文明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文明样式了，而成为，农耕、工业（手工业）、商业三种生产生活样式合成的复合型的文明样式。而到了唐朝，汉族与游牧部落的联合，华夏文明一度形成农耕、畜牧（游牧）、工业、商业四种生产生活样式的复合状态。虽然唐亡后，游牧生产生活样式又脱离出华夏文明。但是随着新中国建立，华夏文明下的各个族群聚合演化为中华民族，游牧（畜牧）生产生活样式终于完全融入华夏文明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随着丝绸之路的打通，华夏文明开始就向一个复合型文明样式转变。在每一个丝绸之路历史时期，华夏文明内部都增加出那个历史时期核心的新型生产生活样式，以此不断增加及丰富我们的文明的内涵（以生产生活为视角的）。
    这种复合型文明样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内部利益结构。就是每种文明样式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利益规模和利益取向的特点，并在华夏文明之中，与其他文明样式的利益形成交融互动。
    对每个时代的中国统治阶层而言，组织形式能适应所在时代具体的文明样式，能将各个文明样式所涉及利益群体在华夏文明内部和谐共存，进而为了文明共同的目标行动一致。那么这个阶段的朝代就会将社会潜力深度挖掘出来，形成极盛的状态。
    比如正面案例：
    汉朝总体是农耕定居文明样式占据主导的（汉朝中后期逐渐分化出工业文明样式、商业文明样式）。汉随秦制，基于农耕定居文明样式的组织机制，使得汉朝呈现强盛之局。
    唐朝，由于胡汉合作，汉朝原有的农耕、工业、商业文明样式复合体，新加入了游牧文明样式。在盛唐前这几个文明样式在唐内部精诚合作，这个组织体系就形成了盛唐的繁荣。
    反面案例：
    典型就是明朝，华夏文明内部新分化出的主要负责海上活动的群体，与明朝其他利益群体产生了长期的利益对抗。明朝的组织体系基本无法使负责海上贸易的海商集团与其他利益集团和谐共存。相反还以海禁的形式与之激烈博弈，造成了严重的内耗。华夏文明作为领先进入海洋时代的族群，为此导致命运的逆转。
    因此，以生产生活视角展开，将文明内部梳理清楚次一级的‘文明样式’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它能让我们看清华夏盛衰轮回的一些重要的内在原因。
    3、 华夏文明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从较为纯粹的农耕定居文明样式，向复合型文明样式转化。
    ?
    我们看到自从丝路被打开，华夏民族（汉族）就不再是简单的农耕定居民族了。虽然春秋时期，管子就说过士农工商，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136]。?但是当时的状态，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化都是满足农耕定居族群的内部生产生活循环为核心目的。
    ?但是随着丝路带给中国持续巨大的，且随着生产力进步而不断扩大的财富利益。因此，针对外贸生产，外贸交易的外部循环生产生活方式，开始从农耕生产生活样式里有效分化出来。这部分生产生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满足族群内部的需求，而主要指向——通过满足外部族群的商品需求，而分化出得较为独立的工、商业活动及对应的特定群体。随着丝路贸易的不断扩大，使得这个人群及生产生活规模不断扩展。一大批人，专门为了外贸，生产丝绸，生产茶叶，生产瓷器等等当时的高端工业制成品。 今天我们可以去景德镇去看看外贸瓷曾经的辉煌历史，就可以想见这种生产生活样式，已经相规模地独立出纯粹的农耕生产生活样式。
    因此严格意义上，随着丝路的开通，汉族就不仅仅再是一个纯粹的农耕定居族群了，华夏文明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文明样式了，而成为，农耕、工业（手工业）、商业三种生产生活样式合成的复合型的文明样式。而到了唐朝，汉族与游牧部落的联合，华夏文明一度形成农耕、畜牧（游牧）、工业、商业四种生产生活样式的复合状态。虽然唐亡后，游牧生产生活样式又脱离出华夏文明。但是随着新中国建立，华夏文明下的各个族群聚合演化为中华民族，游牧（畜牧）生产生活样式终于完全融入华夏文明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随着丝绸之路的打通，华夏文明开始就向一个复合型文明样式转变。在每一个丝绸之路历史时期，华夏文明内部都增加出那个历史时期核心的新型生产生活样式，以此不断增加及丰富我们的文明的内涵（以生产生活为视角的）。
    这种复合型文明样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内部利益结构。就是每种文明样式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利益规模和利益取向的特点，并在华夏文明之中，与其他文明样式的利益形成交融互动。
    对每个时代的中国统治阶层而言，组织形式能适应所在时代具体的文明样式，能将各个文明样式所涉及利益群体在华夏文明内部和谐共存，进而为了文明共同的目标行动一致。那么这个阶段的朝代就会将社会潜力深度挖掘出来，形成极盛的状态。
    比如正面案例：
    汉朝总体是农耕定居文明样式占据主导的（汉朝中后期逐渐分化出工业文明样式、商业文明样式）。汉随秦制，基于农耕定居文明样式的组织机制，使得汉朝呈现强盛之局。
    唐朝，由于胡汉合作，汉朝原有的农耕、工业、商业文明样式复合体，新加入了游牧文明样式。在盛唐前这几个文明样式在唐内部精诚合作，这个组织体系就形成了盛唐的繁荣。
    反面案例：
    典型就是明朝，华夏文明内部新分化出的主要负责海上活动的群体，与明朝其他利益群体产生了长期的利益对抗。明朝的组织体系基本无法使负责海上贸易的海商集团与其他利益集团和谐共存。相反还以海禁的形式与之激烈博弈，造成了严重的内耗。华夏文明作为领先进入海洋时代的族群，为此导致命运的逆转。
    因此，以生产生活视角展开，将文明内部梳理清楚次一级的‘文明样式’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它能让我们看清华夏盛衰轮回的一些重要的内在原因。
    4、路上丝路涉及农耕区域游牧区两大地理空间
    ??路上丝路历史，我们看到，之所以造成复合型的华夏文明与西部、北部的游牧民族进行近两千年长久博弈，就在于丝绸之路所跨越的领土，不仅仅是农耕区，还包括极其广大游牧区。
    因此我们可以客观而言，丝绸之路的利益，原则上是丝绸之路上各个地域所涉及的各个族群共同合作产生出来的。这些利益理应由相关各个族群共同享用。但是如何共同享用，则成为胡汉各族两千年来的争斗的核心矛盾所在。是否共同享用丝路利益？如何共同享用丝路利益？
    农耕族群能单独控制利益时，独享了丝路利益，游牧各族就得忍着，比如汉朝。游牧民族能单独控制丝路，农耕族群就得忍着，比如元朝。还有一种就是胡汉两族形成联手共识，大家分润丝路利益，比如唐朝。
    因此我们看到，汉朝以后华夏朝代更迭核心原由之一，就是在于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在面对横跨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丝绸之路所产生巨大利益的分配的纷争。随着这个利益不断扩大，导致两大族群博弈能力和博弈强度的不断提升。这让东亚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
    如何解决农耕区域游牧区两大地理空间带来矛盾，足足困扰了华夏2000年。
    ?
    5、华夏文明在路上丝路时期形成了一个基于地理空间的“安全底线”，和一个“丝路利益实现基础”?
    对华夏文明而言，路上丝路历史，形成了一个地理空间上的“安全底线”，和一个“丝路利益实现基础”。
    安全底线，就是河西走廊和北方长城防线。凡是能牢牢控制河西走廊和北方长城的大一统朝代（无论胡汉），基本就能维持国家长久的安全保障，而国家长久安全，必然社会快速发展，丝路贸易必然持久繁盛。一旦政权失去对这个安全底线的有效控制，国家战略安全就会出现巨大隐患，生存都堪忧（典型朝代就是北宋没能收回燕云十六州，让北方长城防线出现巨大破口，后又因西夏建立失去河西走廊控制。整个安全底线丧失）。因此以河西走廊和北方长城防线构建的安全底线，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基础。
    “丝路利益实现基础”就是西域。历史显示，控制西域，路上丝路就能给中原政权带来丝路利益的最大化。掌握西域，就能掌握路上丝路时代，利益实现的基础。否则就会处于非常被动的战略地位（针对丝路利益的）。
    这个“安全底线”，和 “丝路利益实现基础”。在路上丝路时期，就是“河西走廊、北方长城防线”和“西域”。到海上丝路时期，实践同样演化出一个新的“安全底线”，和“丝路利益实现基础”。下节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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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管子·匡君小匡》
    6、路上丝路时代三大总结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对路上丝路时期，可以总结出三个“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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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难题：
    复合型农耕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的大难题（胡汉融合）一直没有找到有效解决办法。
    从宏大的历史角度，路上丝路的开通，农耕定居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汉族，将触手伸到了河西走廊以西，长城以北的广袤的游牧民族生产生活地域。因此，客观而言，相关地域的游牧部族必须有效参与其间进行合作，才能实现利益最优化。而历史实践也显示如此，唐朝时期的胡汉联合控制丝路，共享丝路利益的模式是最佳的模式。但是就如前面章节讨论过的“囚徒困境”实验：全体合作者结成的群体效率最高。但是这种合作结构，最终往往毁于突变出的背叛者。当时遍布欧亚大陆大量的游牧族群，多如星辰。因此，唐朝的胡汉合作模式，出现背叛者的概率是很高的。唐朝模式成功与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具备积极汉化倾向并长期经略华夏北方的鲜卑人与汉人最终形成的联盟合作机制）。因此随着唐朝的消亡，这个模式不可再复制。
    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唐朝一直走下坡路，但是仍旧有大量胡汉英雄人物，在历史中极力挽救唐朝的衰亡。但是偶发的背叛者将唐朝特定条件下实现的胡汉联盟模式彻底瓦解，让历史不可能再回头。所以从宋朝开始，各个胡汉政权及朝代彼此基本泾渭分明。根据自身朝代的盛衰必然规律，中国的统治权在胡汉统治者手里不断轮转。开始的争斗还是对陆上丝路的主导权的争夺，到后期，掌握先进生产力的汉族将国家重心及丝路重心转向南方。陆上丝路日益荒废，海上丝路兴起，游牧民族不接受自己的命运被丝路时代的大潮抛弃，使得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的斗争从北方转向整个中国。而持续的基于极其巨大的丝路利益，使得争斗范围和强度日益激烈，参与其间的游牧民族和汉族的完全融合，就成为这个时代始终必须实现的目标和时代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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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经验：
    ?华夏文明在陆上丝路时代获得最大的经验就是，主观深刻认识到地理空间角度的国家“安全底线”，和“利益实现基础”。即河西走廊，长城防线及西域的各自重要作用。中原王朝得之则吉，失之则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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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经验：
    ?华夏文明在陆上丝路时代获得最大的经验就是，主观深刻认识到地理空间角度的国家“安全底线”，和“利益实现基础”。即河西走廊，长城防线及西域的各自重要作用。中原王朝得之则吉，失之则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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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成果：
    佛教的中国化与理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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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印度文明与佛教
    谈到佛教，不得不先讨论下印度文明。
    古印度文化亡与古雅利安人不断南下对印度次大陆北部地区的不断迁移征服。
    因此，现代印度文明主体是根植于雅利安人征服古印度文化后构建出的婆罗门－种姓制?文明模式。消亡的古印度文化，仅以现存的低种姓、贱民阶层而显露出一些现有印度文明与古印度文化的历史关联所在。
    谈佛教必须谈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古代形式），因为佛教的诞生，就是基于对婆罗门－种姓制这种古印度文明（雅利安人入侵后建立的婆罗门－种姓制文明）的反动形式诞生的。
    古雅利安人在印度设计出的这个婆罗门－种姓制文明样式。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都非常奇特的存在。婆罗门教在宗教理论上认为人在现实世界中苦难就是一种常态，是上一轮生命中业造就的结果，而生命是可以轮回的。因此现世的苦难是上一世行为决定的，而为了摆脱现世的苦难的根本方法就是通过修行消除业力，在下一世的轮回中走向幸福。当然婆罗门早期教义过度强调现世的苦难，只能靠修行寻找下辈子的幸福，导致信仰者内部厌世氛围过于浓重，所以后来的婆罗门教强化了及时行乐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印度宝莱坞的发达，以及印度社会内部对女性极不尊重的现象。都可以上溯到婆罗门教用及时行乐纠偏教义后的正向和负面表现现象。
    婆罗门教不仅仅构建了自身的宗教世界观，更用宗教教义规定出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种姓制。
    在婆罗门教义中，人类社会是原人在现实中的反应。
    婆罗门（祭祀）、刹帝利（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代表了原人的嘴、手、腿、脚，（后期随着征服者不断到来，被征服者不断增多，首陀罗的人数不断增加，为了便于统治，就将一部分特定的奴隶划为一个新的阶层——不可接触的贱民阶层，这让有大量人口的奴隶阶层首陀罗也有了可以欺压的对象，使得大部分都被征服者也形成了某种心中最微小的优越感，极大转移了大部分被征服者首陀罗阶层对征服者们的敌视。）由于征服印度的雅利安人不是一个统一的、联合起来的族群，他们对印度北部的入侵是一个个部落，由各自主观意志决定下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持续南下而发生的一系列征服过程。这里不仅有着雅利安人对原住民的持续征服过程，也有着后来的雅利安族群对先到的雅利安族群的征服。因此这个种姓制的制度设计，不仅仅解决了雅利安人对原住民征服后的利益巩固的问题（他们将被征服的原住民划归到低种姓、尤其是贱民阶层，保证了这个制度下，原住民世世代代处于社会最底层、被其他阶层人欺压），同时解决了后来雅利安族群对先到雅利安族群斗争夺权的关系。前到的征服者，他们制定出自己婆罗门的身份以及拥有印度北方城邦的王权（刹帝利）权力。而遇到后来的征服者时，只需新征服者承认先前的征服者婆罗门的象征性的神权特权，原有的统治者就可以用最微弱的抵抗，甚至不抵抗，放弃曾掌握的王权权力给予新征服者。于是原来的统治者只需要用政治妥协即可让新来印度的征服者们的获得统治权力，而自己则用婆罗门的神权身份保有相当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这个种姓制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职业绑定制度，各种姓及基于四大种姓下的无数个亚种姓的种姓制身份与具体的职业是严密绑定的。随着人口增多，以及各个新的行业产生出来，不断有各个亚种姓分化出来，成为这个具体职业的永世继承者。印度文明下的分工最后已经细化到非常绵密的地步。扫地的不能做饭，开车的不能卖布。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印度的外国人对类似情况的描述，让一个印度教信仰下的人去做他职务以外的事情，往往会引发印度人极大的反应，根源就在于这里。这等于逼迫他干了其他种姓或亚种姓的工作（如果干了比自己高的种姓的事，就是自己对高种姓的玷污。如果是干了低种姓的事，就是对自己的侮辱。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公开，甚至可能引发其他种姓或亚种姓对自己的敌视），这是对印度文明（婆罗门教规范下的种姓制）传统的‘不敬’，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破坏’。种姓制严格绑定了职业，好的地方在于，这个制度给这个文明下所有的人一出生就‘安排’好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哪怕贱民也规范了他们的职业）。在古代人类生产力低下，社会生存条件低下，给每个人生下来就安排好了工作。这种好处足以抵消种姓制对绝大部分人永世的压迫。这就形成了在社会层面，在生产生活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尽管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所有人都承受不同程度地歧视和压迫，甚至迫害。但是总算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口饭吃。
    更妙的是，当这些结合起来，就形成更奇妙的结果。每一个新的入侵者进入印度，只要接受印度文明婆罗门－种姓制度规定，哪怕是种姓制规定，那么原有的统治阶层就会将政治权力让渡出去给新来者（刹帝利），入侵者只需保证原有统治者的婆罗门身份，并从获得的统治利益中分出一小块，作为给予原统治者（婆罗门）的供养。那么新来的统治者就能轻易获得印度的统治权。不仅仅如此，在这个种姓制体制下的全体人民，被统治阶层设定于一种超长历史的稳态结构中，那么接受印度文明（或仅仅接受种姓制）的新统治者，将不需要花费过大力量对印度进行武力征服，新征服者只要承认自身成为这个体制内的刹帝利，这个体制就完整自动地成为其权力统治下为其服务的社会系统。
    于是我们看到，印度次大陆历史上，征服者无数，雅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英国人。佛教、拜火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都纷纷来到印度次大陆，并实现了统治。
    为什么印度文明面对无数征服者至今仍在？就在于这个雅利安人构建的‘婆罗门－种姓制’印度文明的精妙结构。征服者们，只要你们接受种姓制，那么整个社会的统治权力就能让你们轻易获得（就等于承认了婆罗门教的合法统治地位）。对每个新来的统治者来说，为什么不开心地成为这个文明一份子呢？
    ?于是站在印度文明的立场，无论统治者如何变化，只要新的征服者接受了种姓制带给他们统治印度的巨大便利，等于新的统治者自动接受（或者说承认了）婆罗门教的至高地位。婆罗门教是宗教，但是他以宗教教义为背书，规范了世俗社会的社会结构（种姓制），种姓制带来统治的巨大好处，又给了婆罗门教（今天的印度教）巨大的生存土壤。婆罗门教和种姓制相互背书和支撑，才造就了印度文明持久存在，直到今天仍旧是印度次大陆的核心文明样式。
    佛教就是在印度文明的这种大背景下诞生的。婆罗门－种姓制为核心的印度文明，虽然保持了存在的历史顽固性，但是无论宗教还是社会制度彻底的等级制度以及等级压迫，对印度大陆上的人民，尤其是大陆上的土著势力以及不甘被压迫的人民而言，对印度文明的反抗就自然发生了。佛教、后来的锡克教等等，都从宗教层面，以众生平等的核心教义来反抗印度文明内含的绝对压迫。佛陀释迦牟尼在尼泊尔，在当时更多土著聚居的城邦里创立了佛教。以众生平等的教义反对婆罗门构建出的种姓制对大多数人的严重不公。佛教的反种姓制度宗教教义很快就赢得大量人民的皈依，当希腊亚历山大大军东征来到印度次大陆北部 ，将古希腊文化带到这个地区，对印度文明带来重大的影响。一个具备强大文明背景的外来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强烈冲击，不仅从政治权力、文化思想、社会阶层带来巨大震荡。这种震荡对固有的婆罗门－种姓制印度文明带来沉重的打击，这就给强权制度崛起以空间，给佛教的崛起带来巨大机遇。随着孔雀王朝强势崛起，笃信佛教的孔雀王室对佛教进行了大力扶持，佛教开始在印度次大陆兴盛，并北上走向西域、中亚。随着汉朝打通丝路，佛教和一众异域宗教（波斯的拜火教、罗马的基督教、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等）纷纷来到中原。而在印度次大陆，佛教经过短暂兴盛，逐渐走向衰败。因为依托强权兴盛必然因为强权必然的衰落而式微。当佛教开始式微，它就重新面对婆罗门教的逆袭。佛教提倡的众生平等理念，固然是文明上的先进体现，但是佛教在当时只能在信仰领域来反对种姓制度等级的绝对压迫，但是在现实生活层面，佛教没有具体的现实解决方案来实现意识形态领域人人平等的要求。如果彻底打倒种姓制，佛教能实现人人都有饭吃的目的吗？相反，种姓制与职业的高度绑定，却能极大程度确保能给予绝大部分人一口饭吃。佛教这种以信仰平等来对抗社会不平，等于企图用精神满足解决肚皮饥饿问题。于是在现实生活这个方面，即便理念占优的佛教也不得不对印度社会种姓制的普遍现实采取一种暧昧的默认态度，而只将佛教的实践领域集中在意识领域及价值观层面。因此当孔雀王朝衰亡，社会动乱，新的征服者来临，种姓制重新展现出它的独特作用和适应性时，婆罗门教就复辟了。这种复辟很快就在印度次大陆绝大部分地区重新占据主导。而佛教逐步萎缩成小众宗教。直到今天，佛教被很多印度教徒认为是其（印度教、婆罗门教）的一个叛逆分支。
    相对于印度本土佛教的衰亡，佛教通过陆上丝路从汉朝进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与华夏文明磨合大发展，到隋唐逐渐走入华夏统治阶层。
    佛教汉化的过程里，主动地与华夏文明进行融合，以禅宗诞生为标志，佛教基本完成了宗教的本土化。汉土佛教，从早期小乘为主，逐渐发展大乘为主。从追求个人修行，修行者的最终觉悟为主，逐渐进化到大乘佛教普度众生。
    从唐朝开始，已经走进华夏统治阶层的佛教开始跟儒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到宋明，随着理学的兴起，产生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状态。佛教的意识形态部分成功进入华夏文明的意识形态核心领域，并成为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极大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内容。佛教这个进入中华，通过磨合交流改变而成功融入华夏的过程，并非此处简短片语能详细说清楚，读者们可以找一些佛教史书籍中仔细了解。此处阐述大致历史框架。就是要阐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打通后，世界各地宗教纷纷入华，比如波斯的拜火教，罗马的景教，这些宗教的入华基本跟佛教入华的时间差不多同期。基督教入华近两千年，如今信众据说上亿，但是为什么没有对华夏文明的核心有深度的影响？至于那些湮灭历史中的外来宗教不知凡几。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除了佛教，其他宗教为什么不像佛教一样，实现最终三教合一，融入华夏文明的核心并深度改变华夏文明呢？
    2）、佛教对华夏文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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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这个疑问，必须先回到华夏文明本身。
    如果对华夏文明的核心内容－自强向善，进行初步解构，其呈现为两大主要方面：
    一是现实的、实践的层面方式与目的——自强（目的：自我强大，方式：以一切先进性为主要抓手促使实现自我超越性）
    二是文明的理论、意识形态、价值观层面的主动方向性选择——向善（利众者善，以善的结果为实践的方向，以善的价值观对实践进行规范。）。
    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核心内容分成这个二元的结构，并用这个结构可以对其他文明进行分类分析。比如印度文明，笔者对其描述为“婆罗门－种姓制”文明类型，其现实实践部分就是其种姓制为主体，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立基处是曾经的婆罗门教（现在的印度教）。
    环地中海文明也可以以此解构，就以其代表的基督教而言，在罗马时期，就说过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其现实实践与价值观是明显分开的（其分析在后，本节暂不讨论）。
    我们回到对印度文明的分析，这里用“婆罗门－种姓制”这些具体的所指事物来描述印度文明，而不是描述华夏文明“自强向善”抽象的描述性词汇来表达，是因为印度文明内部结构的超稳定性从婆罗门教诞生种姓制建立，变化都是在这两个事物（‘婆罗门教’‘种姓制’）的名下进行演化的。但是华夏文明理论的载体和实践的载体都是在不断变化的，理论层面，从河图洛书、到八卦易经，然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下的外儒内法，然后融合佛家地理学，到今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承载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理论都是不断变化的，而承载文明的现实实践，从夏人黄帝后裔的对华夏族统治，到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变革，到大禹开启的华夏族封建王朝实践，到秦汉后华夏族融万族转化为大一统（郡县制、汉族）王朝制度，然后随着汉朝打通丝绸之路，作为农耕定居形态的汉族，开始大规模与世界岛上各族大量交流，丝路带给华夏巨大利益，也将无数的其他族裔拉进华夏文明共同体之内，而华夏内部也因为陆上丝路、海上丝路的长期发展，大量财富利益进入华夏，带给华夏文明内部深刻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逐渐演化出一个具备高度复合生产生活样式的新的族群——中华民族。华夏文明这两个方面高度的变化性，反映了华夏文明适应历史发展而不断作出的自我超越。所以这里对华夏文明用抽象的自强向善的词汇来描述。
    但是如果要将不同文明进行比较，描述方式就要类同，如果我们对印度文明也用类似抽象的词汇进行二元描述，可以将印度文明总结为是一个“弱己恶向”的文明样式。
    “弱己”是对印度文明结构实践结果的总结。种姓制残酷、严苛的等级划分及等级压迫，使得印度次大陆上众多族群无法有效组织起来。尤其对被统治阶层而言，其利益在种姓制对职业的绑定，战争如果作为一种职业，将大部分被统治者‘赶’出了他们的‘职务责任’范畴。刹帝利作为主导战争的族群，他们只能有效动员很少的群体成员对新入侵者进行有效反抗。而婆罗门教将现世苦难的解脱方法指向来世，更加倍弱化了大部分民众在此世有所作为的内在动力。因此印度的文明本质上就是通过弱己（弱反抗、不有效作为、强服从），而维护一小撮上层统治者的始终统治压迫他人的特权。
    而在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婆罗门教从一开始，就站在统治者角度，将深深的恶意朝向其信仰下的、统治下的所有人民。忍受此生的苦，忍受子子孙孙无穷尽的被压迫的低种姓身份，唯一的解脱的方式，就是现世的忍受，甚至服从被统治、忍受被压迫，而换取来世的解脱，或许才有一丝可能成为来世压迫他人的人上人。于是在印度文明的这个文明体系中，除了极少数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个体，所有人都处于被某些人压迫的状态，而除了底层的贱民（只有被压迫的命运），绝大部分族群个体，都在这个文明体系里被一些人压迫着又压迫着另一些人。虽然我们在这个主导印度文明价值观的宗教理论（婆罗门教、印度教）中甚少看到恶的表述。但现世恶的现实状态，是被宗教理论构建的社会体制制造出的。这里，不用‘向恶（对应华夏的向善）’一词来描述，而是用：“恶向”一词，恶这里被这个文明的价值观隐藏为一个价值观的前提被赋予个体，善恶不再是个体对实践目的和结果的主动性追求，而是，文明中隐含的恶使得个体在现实中呈现出恶（压迫他人）的必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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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反对婆罗门－种姓制文明体制里内生性的恶。但佛教无法改变现实中，人所受困难苦痛（甚至不得不默认种姓制形成的社会稳定作用），于是就将对恶的否定集中在了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众生平等，佛教揭示出一条信徒通过意识领域的修炼，每个人都能实现涅槃的道路。佛性是每个人都内在具备的，但是需要遵循释迦牟尼找寻到的意识的自我修炼道路，将人内在潜在的佛性被人明确地觉悟到。
    佛教最开始就更倾向于信徒的自我修炼，这种修炼完全在个人的意识领域内，强调自渡，基本属于个人的实践范畴内。但是在佛教流入中国后，在这个王权处于绝对主导的世俗化世界里，在这个自强向善为核心的文明之中，面对人们团结起来求共存与更大的幸福的特色社会之中，个人的内在觉悟何以与这个华夏社会形态的特点，以及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结合？佛教的历史实践结果是最终演化出禅宗这类华夏本土教派，将个人修炼觉悟与普度众生的社会愿景紧密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回顾宋以前的华夏历史，我们讲道德仁义，崇尚王道否定霸道，但是在实践中，统治者和民众有多少真心接受呢？遇到世事轮回，又有多少人坚守呢？春秋战国，多少诸侯被自己的子嗣臣民饿死在宫中？汉朝历史从头到尾，统治阶层的恶斗不断。无论汉唐，强盛时对四方动兵，衰弱时被四方动兵。可谓盛亦百姓苦，衰亦百姓苦。
    华夏文明追求自身的自强向善，这本质上是一个追求自我强大的强悍的文明样式。但是，现实不断告诉人类，强盛是不可能一直持久的。再强大的文明、政权、也有衰弱甚至消亡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一个文明主体而言，追求持久强盛，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不会成为事实结果。对一个文明下的人民而言，无论是在强盛时还是衰弱时，持久追求自我强大，固然是一种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但是无视现实必然的衰弱，在有些时候也是一种狂妄。因此持久追求自我强大，在文明早期，更多是对统治集团、精英阶层的品行和意志层面的要求。天子守国门，与国同生死，不外乎如此。
    而对百姓而言，处于弱势地位才是一种常态。千秋功过、万世基业只能是群体里极少数统治阶层所追求的。老百姓在太平盛世得以小康、在乱世中得幸存才是最大的愿望。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百姓，在自强向善文明之中，却被文明所忽略而少人顾及。虽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状元仅为唯一，绝大部分人都非状元。那么他们处于弱势地位，我们的自强的文明何以能关怀他们这些“弱”者？这种关怀本身，难道不也是‘善’吗！
    也就是说人分强弱，我们的早期文明传统更关注向强，而对天下大部分都弱者却缺乏文明层面的关注和关怀，尤其是在精神层面（华夏社会讲得仁义忠孝更多是从现实层面而言的）。这就是丝绸之路开通后，佛教在我们华夏文明之中所发现出的第一个大的短板。
    这个短板是随着丝路打通后，从华夏社会多个方向呈现出来的：
    －大一统实现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向极少数统治精英，导致政治权力争夺愈发激烈，而得利者群体大幅缩小，使得大量社会精英在政治活动中处于弱者甚至失败者地位（相对于分封制时期，小国林立，大量诸侯及依附于他们的贵族。郡县制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进入权力顶部的社会精英占比大幅缩小）。
    －从汉到唐，大量胡人汉化或参与内争，朝代更迭，华夏精英阶层发现华夏文明虽然强大但是却无法改变在自身衰弱时被文明落后的外族入侵的结果。魏晋南北朝历史显示，文明强大不能改变实践失败的命运。
    －随着汉朝瓦解，南北朝时外族纷纷进入华夏核心中原地带，形成长期动乱，大量汉民避难南迁。而在中原大量汉民与进入的其他族群结堡自保，逐渐演变出世家的组织形式，汉从秦制的组织形式完全瓦解。秦朝全民组织动员机制的瓦解，使得民众自主状态得到加强，因此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的文明关怀需求自然得以彰显。
    这三个大的历史现象（大一统下政治利益高度集中，政治博弈激烈；文明总体落后的外族屡屡侵入先进文明的华夏核心地域；朝代更迭带来的民众大迁徙，破坏了秦汉严密的基层组织形式，民众自主性加强），使得社会出现了普遍（后两项在朝代更迭的动乱时期更甚）失败者状态。或者我们换个描述方式：民众在现实中显示出的普遍地弱势现实必须得到华夏文明的正视。
    华夏文明早期王权发育得异常强大，事实抑制了宗教的发展。这是汉朝打通丝绸之路之后，外来宗教纷纷入华并能立足的主要因素。（政治抑制了宗教的发展，不畏惧宗教的并立。但这不意味民众没有精神抚慰的需求）我们的早期文明将自强向善集中在现实实践领域。但是精神世界的满足，对势弱者关怀是异常欠缺的。这是早期华夏文明巨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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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华夏宗教领域在丝路打开后才真正兴盛的核心原因。不仅外来宗教纷纷立足发展，本土道教也成立并快速发展。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37]”。强者和胜利者是不需要鸦片这类麻醉剂的，只有失败者和弱者才面对苦难和挫折需要麻醉剂。
    本土道教的理论起源道家，本来就是华夏文明的核心部分，而华夏文明原本就是个极其专注现实社会的文明。因此道教的理论再发展，也不能超越道家理论，这直接意味道家无法在纯意识领域完成一次自我超越性的发展（因为道家对现实世界的理论解释有极高水平，道教如果能在理论认识完成这种对纯意识领域的自我超越，只能先颠覆道家强烈的现实主义内核。但是如果道家能做如此颠覆，那么道教将不能再称之为‘道’），因此当佛教在本土化转变过程中，不仅利用佛教在印度执着于纯意识领域的特色发扬光大，使汉土佛教与华夏文明形成了一致性自强向善特征（在纯意识领域），更有效补充了原有华夏文明在纯意识领域的认识及实践的不足。其宗教关怀弱者（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使弱者安于弱者的现实）的功效，填补了华夏文明对弱者关注的巨大空白 。
    佛教强化精英阶层纯意识层面的自强向善修炼，以及说服弱者、民众在如何在苦难现实中自处两大功效。是佛教从政治领域的统治阶层和生活领域的民众百姓中，帮助华夏文明补全了短板。
    汉土佛教打开从我们的文明从精神世界关怀弱者、关心小民的历史。在精神世界以宗教形式的自强向善呼应实践领域的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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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华夏文明下的大善所愿就是天下大同，这就是世俗意义的普度众生。如果个人修炼结果不能实现某种利众的普适性（普度众生），这种结果就与大多数华夏人民无关。而这种文化、信仰就无法被华夏文明和华夏文明下的人民所根本性的普遍认同。因此禅宗以明确修炼得道的方式（修禅以觉悟——北派精英主义倾向的渐悟、南派平民主义倾向的顿悟），揭示出一种人人可以、可能实现的至善道路——精神世界的至善之道。因此，佛教最后演化出汉土佛教，就在纯精神层面实现了某种自强向善（以觉悟实现精神世界的自我超越—自强；追求佛陀能实现的精神境界，由内而外，对世界展现最大的善意，以推动人类实现众生平等、普度众生的至高愿景——向善）的状态。从而在整体气质上与华夏文明内核的自强向善相紧密契合，并形成有益互补。
    契合是因为本质上汉土佛教和华夏文明的核心内核都是各自意义上的自强向善；
    互补是因为佛教从纯意识层面讨论精神和意识中如何建立对自强向善的自觉信念和信仰，而华夏文明以往则是更多是从现实实践层面讨论自强向善的方式和效果。
    正是这种契合和互补的特性，佛教才能最终进入华夏文明的核心，与儒道文化相互融合，成就儒释道三教合一。可以说，佛教，尤其汉土佛教为中国人的意识领域的丰满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极大丰富、拓展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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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3）、汉土佛教与理学
    ?华夏文明近五千年的历史显示，我们是一个持续的王权占据绝对主导的世俗社会文明。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如果精神世界被宗教“主导”是不可能被华夏的王权长期接受的。儒家在通过宋以前与佛教的摩擦交流中，在宋明吸纳了佛教在精神世界显现出的功效，创建出理学。
    上节我们讨论了，佛教在纯意识领域如何与华夏文明的实践领域自强向善呼应、结合。这种呼应为华夏文明拓展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并迅速引起华夏精英们的强烈关注。从宋开始的理学，对此展开了精彩的发展。可以说，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华夏文明入骨入心的最后关键性阶段。自理学大成之日，就使得华夏自强向善的文明追求，成为我们这个文明下的族群基因内就有的东西。
    理学对中国人的改造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需要略微探讨理学到底建立了和改变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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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倒看一下佛教对华夏文明的改变最终关键部分——理学。
    就能明白汉土佛教为什么能被华夏传统文明接受并成为文明核心部分的成功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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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的最大功绩，是受启发于佛教将宗教性质的‘自强向善’（觉悟以普度众生），构建成信徒们无比坚定的信仰基础。理学将实践领域追求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设法导入人的意识中，并经过类似佛教的精神修炼，将其（华夏文明）建构为华夏文明下所有子民的信仰基石。（简略总结就是理学将华夏文明变成华夏子民最基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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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天理灭人欲[138]
    自强向善，是人对天道认识、遵从的必然结果。因此，认识层面对天道的自觉的认识，是团结起来成就神迹的华夏文明深刻认识。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就是天道自强之理（人团结向善而为，即可实现神迹。人的行为与天道合，这是唯一正确实践之路。即为天理）；灭人欲本质就是价值观去向恶之心，行向善之行的大道（用今天西方话语就是批判自由主义。那些破坏人类团结、和合共存的利己行为即为人欲。这里人欲不是我们现在简单理解的人的欲望。舍生取义是不是有的人的‘欲望’，但是人欲吗？虽千万人吾往又是‘人欲’吗？因此人欲是华夏文明“自强向善”核心理念下，与之华夏文明理念有冲突的人欲望——向恶的欲望，造成族群不团结的欲望，胜人的恶欲，不想自强的欲望，靠掠夺、寄生、欺辱、实现好吃懒做的欲望，这才是人欲。）
    我们反对自由主义的人欲，反对以邻为壑的人欲，反对个人主义的人欲，反对霸权主义的人欲，否定认命不作为的人欲。这些不就是应该存与每个中华民族成员心里的天理吗！
    这种文明理念规范下的认识，是被大自然给予人最严酷考验实践下被证明的客观有效性背书的：
    大禹治水华夏族团结一致，基于对自然客观事实深刻认识到天理，为了所有人的共存而一起奋斗。这就是自强向善。
    新冠疫情危机来临，中华民族再次团结一致，用对新冠疫情正确的客观认识（天理）、有效组织（天理）全国人民，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天理），全民合作，胜利控制疫情。这亦是自强向善。中国抗疫胜利，不就是灭掉了那些不团结、不互助、不自强、不向善的人欲吗！灭掉这些害群之人欲，团结起来践行天理。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抗疫的成功。
    人类就应敢于并能够成功应对天地考验。这才是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
    理学最大的功绩，就是将华夏文明追求实践过程和结果的德，入脑入心，成为每个中华民族一份子在文明感召之下，主动地自觉的认识出发和行动逻辑。就是说，德从最开始的实践结果的利众人的大功、功德，发展到后来的实践过程、方式、方法的德行，而随着理学的建立，代表华夏文明自强向善精神的利众之大德，进入每个人的意识之中，成为华夏万民价值观最基底的信仰。
    ?把德（自强向善的实践必然）转化为中国人的信仰。或者扩展说，理学的最大功绩就是儒家巧妙利用并转化宗教信仰的方式，将华夏文明作为了华夏百姓信仰的基础。用对自身文明的信仰代替了对宗教的信仰，这个信仰的方式不仅完全与文明的实践相呼应，更将华夏文明王权至上的传统推上一个新的高峰——只要华夏王权遵从华夏文明自强向善之道，它就会赢得建立文明信仰的华夏百姓的拥护。而理学的这个功绩，是在与佛教长期相互交流汲取中，佛教展现出的独特实践领域对儒家的重大启示结果。
    有人说崖山之后无华夏。但是事实是，理学把华夏文明刻进每个中国人的文明基因之中。将华夏文明的内核，嵌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成为最基础、最根本的信仰。于是，随着理学推动，将群体幸福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最高理想的仁人志士，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这个群体中。
    勇气来源文明给予我们的信仰之中，每当危险来临，总有人挺身而出。
    在理学的改造下，对舍生取义的认同从中华民族一小撮统治精英向整个文明之下的所有族群和个人扩展。
    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救灾中，在2020年开始的抗击新冠疫情行动中，那么多普通人站出来，成就伟大的逆行者。这种伟大的现象是其他文明下的人类很难大规模看到的景象。这种景象的核心根源，就是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所有人民的精神最深处，那坚定无比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对华夏文明的信仰。这给了华夏文明，在经历冬去春来必然的现实轮回中生存下来最强大的依靠。人民对文明的信仰是文明永存的核心基础。
    这不禁让我想到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华夏文明历经数千年不灭，还日益茁壮成长。正是因为华夏历史上无数的人民英雄前仆后继。
    这种前仆后继没有随着历史轮回而消沉，反而呈现出越发茁壮的景象。
    华夏文明的强大来源于人民的强大。强大的人民塑造更加强大的华夏文明。
    谁还敢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才是最纯粹的。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虚无缥缈，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麻醉，没有任何假借与神的自我欺骗，而是为了追求人类共同幸福的伟大现实目标，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伟大逆行。这既是最纯粹的，又是最伟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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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
    四、海上丝路与马克思主义对华夏文明的改造
    ??1、宋元两朝——陆上丝路向海上丝路的关键转折期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胡汉联盟逐渐瓦解。陆上丝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日益成为汉人的隐忧。胡汉的隔阂在加深，虽然这加快了部分内附胡人的汉化过程，但是对那些主体性很强的胡人族群而言，这形成了类似今天民族主义的族群区隔对立。
    随着华夏造船术和航海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时期在技术层面已经可以支撑海上丝路的大发展。于是通过开发江南，将海外贸易的出发地南迁，并将商路侧重由北方的陆上丝路逐渐南迁到海路上，就成为历史必然的趋势。而这个趋势在中国的发展，加速了陆上丝路的重要性降低。这个降低的趋势如果不加以人为干涉，则必然形成将北、西方的各游牧部族，逐步驱离出丝路利益的客观结果。这直接加大了胡汉各族基于丝路利益分配的矛盾。
    这种趋势，在北宋建国之初没能从辽国拿回之前‘儿皇帝’出卖掉的燕云十六州后，加速发展起来。
    中原政权丢失燕云十六州，北方长城防线漏出一个大窟窿，宋朝的国家安全底线尽失，这让北宋立国就处于极端不利的战略地位。公元1002年，控制甘肃、陕西等地的党项人（西夏）攻占西北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将宋朝与西域的陆上丝路联系切断。随着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党项人开启了近200年的陆上丝路收费站的生意。这就导致宋朝开国之初，别说占据西域实现丝路利益最大化成为野望。就连家门口的长城防线都漏洞百出。而随着河西走廊几乎完全失守，国家的战略安全日益恶化。为了稳定局势，经过宋辽长期博弈后，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暂时缓解了北方的战略危机。每年给予辽国定额‘岁币’，给予西夏‘岁赐’，两者多时每年送银近三十万两，绢四十万匹，还有大量茶叶等丝路商贸紧俏商品。这短暂维持住了北宋的国家安全稳定。由于军事行动达不成战略目标，于是加快南方经济建设，并加快海上丝路的发展，成为宋朝自觉与不自觉的发展必然。而随着这些战略目标的逐渐实现，南方逐渐成为国家利益的主要产出地。宋朝大量利益集团将大量国家资源倾斜向国家的南方，而北方面对着北方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蒙古威胁，日益成为战略包袱和战略负担。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南方快速发展——重视南方——北方的战略地位被轻视——对北方战略资源投入的不甘——更多战略资源南倾——北方地位继续下降。于是本身宋朝就在军事建设中出现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导致宋军战力不足，还因为战略重心南倾，客观放大了宋朝整体在北方战略博弈的意志不坚定。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所言：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
    虽然，对辽、西夏的岁币、岁赐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战略负担，但是问题更大在宋内部。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鼓励商贸发展的朝代。内部经济发展，海外贸易不断增加，但是不断增加的财富却形不成强大的国家实力，更形不成强大的国家行动意志。否则王安石也不会抱怨“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这集中体现在了“三冗”问题上，“冗官”“冗兵”及“冗费”，有学者估算北宋每年财政三分之二被三冗消耗掉了，再加上岁币、岁赐的巨大负担，虽然高薪养了大量的军队、官员。但是从历史现实可见，官员为政无能，军事作战不利。【此处大略说下笔者个人对宋朝所谓积弱积贫历史现象的成因的看法：宋朝一朝虽然在经济商贸、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表现出色，但是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表现，让后人非常诟病。大致原因有几个，一是从唐后期开始军阀藩镇割据发展出的近百年五代十国大混战，这个华夏历史上第三大大分裂时期（前两次是春秋战国550余年左右分裂期，魏晋南北朝360余年，五代十国仅五十余年，就算加上唐末期黄巢起义后的藩镇割据时期也不足一百年。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现象，因大一统的不断加强，在总体上呈现分裂期越来越短的趋势。从宋开始至今，朝代轮替基本都是紧密衔接的），将汉末逐渐发展出的世家势力消灭殆尽。没有以往世家对政治的高度控制，汉地的政治结构呈现松散化和扁平化趋向。这给了宋朝建立后，实现全面科举制从平民中选拔人才提供了基础。二是五代十国混战历史，或许因为总人口增加，生产力进步，所以导致战争对平民的伤害非常严重，民心反战，民心思定。三是当大量平民精英靠科举选拔上位，结合社会普遍的民心思定，反感战争心理，及被皇权巩固的需要利用，兴文抑武，形成了对军事能力的严重抑制。传统的贵族阶层天然就有带兵的能力和责任，君子六艺里，‘射’‘御’都是军事技能。勋贵投笔从戎，文武职务的随意转换是传统贵族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所以传统贵族基本自身就是武勋。但是贵族的能力是靠长期养成的。孔子没有家学培养，也不会学成如此的本事。但是对平民而言，他们根本没有这种环境和条件。尤其是军事能力的养成，任何朝代都根本不可能允许民间对此有丝毫染指。因此当宋朝通过大规模科举选拔出平民人才作为文官系统的主体，而皇帝为了统治稳固，以文抑武，就等于用没有太多军事素养的平民出身的文臣去压制那些有军事素养的武勋。甚至在很多时候，让这些文官越俎代庖介入军事。这就是让外行领导内行，职业军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不起来，军事能力上不去就是必然。四是随着大量平民出身的高级官员遍布行政体系内，他们的出身必然将视角关注向他们出身的阶层，这就是宋朝经济大发展的动因之一——平民阶层的主观能动性被皇权政策全面调动激活。而宋朝商业经济大发展又反过来带给了这些士大夫们可以动用的大量资源来对此关注付诸行动，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但是这种循环虽然促进了商业、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大发展，但是负面问题也出现了。比如遇到灾荒将大量灾民收入厢军，某种程度上，把军队当成了一个福利制度。北宋理学渐起，前面讨论过，这就是对平民弱者的关怀，让华夏文明进入信仰以强化这些平民出身的士大夫的心胸意志。这种专门的‘强化’意志，在某个方面就等于说明，与传统贵族比较，平民出身的士大夫们相对性欠缺强悍、强大、坚强的意志品质。古代贵族，其身份特权与其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对应的。面对激烈的政治甚至武装斗争，以及更加惨烈地与外族的竞争。需要极其强大的心理状态和相关应对问题寻求胜利的能力，这些都是传统贵族从小养成的能力。但是平民出身的士大夫，在其心理意志的养成期，没有这种心理建设的大环境。更重要的是，传统贵族自身就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所以贵族不仅对上位贵族负责，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权力负责。而全面科举制选拔出的广泛的平民出身士大夫阶层，在郡县制中，他们本质上只是皇权的‘雇员’。因此虽然他们能拥有与皇权共治天下的‘虚幻’权力，但是他们事实上对这个权力没有责任。因为法理上国家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因此责任也仅在皇权一处。这就是为什么范仲淹提倡‘进亦忧退亦忧’的原因。士大夫如果最终实现真正从皇权分到部分国家核心权力的目的，就得承担相对的责任。因此士大夫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先行一步，先承担责任，将国家治理做好，使得皇权无法脱离与士大夫的分权结盟。那么最终士大夫阶层是有很大机会从皇权处得到越来越多权力。（这个情况发展下去，或许真有一天，能实现一种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社会形态。但是宋朝开国现实局面就是面对游牧族群的激烈竞争局面。实践更需要强调效率。尽管宋朝的政治制度发展更加先进文明，但是对效率的影响在跟外族博弈过程中，这是致命的。）所以从政治层面，理学事实在给平民化的士大夫阶层、官僚体系补全总体信念意志偏弱的现实。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士人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就是提示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原本是贵族的责任，现在既然平民出身士大夫大量出现，甚至占据政界主流，那么国家责任就需要平民出身的士人阶层担下来。而之所以当时要这么提，就必然是这个责任感的在当时的普遍的欠缺，这就是宋朝后平民出身的士人阶层的普遍欠缺的短板。所以三冗问题事实是皇权、士人、百姓，自觉与不自觉共谋下的共同产物。为什么宋朝整体呈现出对外博弈的软弱状态？虽然原因众多，但是全面科举制造就的，执掌国家的平民出身的官僚体系的意志的相对性软弱是原因之一。宋神宗与大臣文彦博讨论变法时，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39]”之所以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软弱，不能把责任全怪在宋朝皇室的头上，既然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发育不完全的士大夫阶层要为宋朝的命运承担应有的责任。】
    ?我们看到宋朝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上的问题，让宋朝不得不以更大力度开发南方，并发展海上丝路，大量分流陆上丝路的贸易量。而随着海运运量巨大，适宜易碎的大量瓷器远程运输的特点。海上丝路的贸易量急剧扩大。于是对依靠陆上丝路获利的西夏、辽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宋仁宗时期，辽国借着北宋、西夏交战，北宋屡败的机会要挟宋朝提高岁币，就是一种征兆。
    假若我们把宋给辽和西夏的岁币、赐币当作，汉人与契丹人、党项人，针对陆上丝路利益的分利模式，契丹人、党项人以武力和战略威胁作为筹码，要求中原汉人王朝分得一定比例的丝路收益。那么随着宋朝丝路市场的不断南迁，及利益规模的不断扩大，契丹人看在眼里，要求农耕定居政权提高分利净值就是一种逻辑必然。而当时宋仁宗答应提高岁币额度后，要求辽国制约西夏对宋的军事行动，而辽国接受了这个条件，最终引发了辽和西夏之间的战争。就更证明宋辽关系是丝路利益分利模式的判断。因为当时西夏强人李元昊基本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完成对宋西出西域通商通道的控制。西夏正式成为东亚丝路分利模式的参与方。辽国从宋得到更大净值的分利，却面对新崛起的西夏对陆上丝路的通道控制的威胁。因此契丹人要求西夏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要再骚扰宋朝就是维护既有分利模式。这事实就是遵守辽宋分利的默契，同时企图防止西夏参与进来分利丝路利润。这就是辽国和西夏激烈交战的底层逻辑。随着辽国战败，西夏终于站稳脚跟，狠狠拿走一大块丝路利益。
    辽国被西夏击败。但是宋朝对辽增加的岁币，辽国可一分不少拿。对当时宋朝而言，这等于是，这头辽国增加了一大块岁币，那头西夏又切掉丝路利益一大块。虽然这两家为此打破了头，但是最终宋朝出了双份钱，一分利都没得到。这严重加深了宋朝对辽的不满。或许这就是辽国取死之因。辽国没有办成事遏制住西夏，如果就此不多拿从宋多要的岁币，或许宋辽关系还能再稳定前行个多少年。但是契丹人没有这样做——事没有办成，钱拿走了。
    于是历史不可逆地前行着。
    抱着深深的怨念，宋与女真人联手对付辽国。
    金灭辽。东亚近一百年来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战略格局彻底被颠覆。宋朝在此所犯最重大的战略错误出现了。
    宋朝和辽国形成的分利模式是基于北宋开国两国针对燕云十六州激烈争夺的斗争结果。按现在最通俗的话就是：战场上你拿不到的，谈判桌上你也拿不到。宋辽的长期相对稳定的关系是战场博弈结果在谈判桌上实现的状态。而当宋金联手灭了辽国，在新的战略格局下，宋金之间是没有经过激烈博弈形成稳定关系的。在这个状态下，宋朝没有优先选择使用实力（武力为后盾的）来展现自身力量，并与金朝形成实力为前提下的战略平衡，而是在无法打败即将亡国的辽军后选择用钱向金人赎买燕云十六州失地的模式。直接暴露出战略实力的巨大短板。——这段历史呈现给笔者一种宋朝整个统治阶层一种非常幼稚的状态。甚至他们连为什么宋开国时期与辽国形成的固有的关系的成因都严重认识不清。
    金人习惯性动兵跟宋博弈试探能从战场能拿到什么。结果就是这一试，就把宋朝战略毫无准备，军事没有能力，内部问题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全试出来。宋朝的靖康之耻就是女真人从战场上能拿到的，就可以在谈判桌上拿到的巨大代价。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宋朝从皇室到士大夫，整体上缺乏意志上强悍性。大量的平民出身社会精英，在总体平均值上没有达到以往历史上，华夏族统治精英阶层普遍的强悍的素养。宋朝整个统治阶层，在自身实力不足前提下，幼稚地以为靠动用金钱和智慧就能占得战略便宜。在错误发生之后，整个统治阶层，尤其是最上层的那批士大夫的信念瞬间崩塌，作出了一系列历史记录中让人不忍直视的行径。从这个角度看，理学作为强化社会精英意识信仰的目的和功能，需要我们提高几个量级来重视。
    随着南宋历史开启，汉人不得不将海上丝路作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丝路通道，进行大力发展。
    而这时，金人得到的辽国的庞大基业，以及从宋朝掠夺的大量财富、资源，需要大量时间消化。所以前期，金人扶持伪齐政权与宋金之间，作为缓冲。这时，终于得以缓过一口气的南宋，这才回过神来。以岳飞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将领，领军向金朝进行反击。双方在江北到中原一带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攻防，南宋一度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宋朝文官团队（士大夫阶层）的意志的软弱的致命漏洞充分展现出来。他们将中原一带视作国家的战略包袱不想消耗更多的资源；他们被北方不断更迭的强悍的邻居打怕了。意志的软弱，就使得没有充分利用战场的优势机会扩大谈判桌上利益所得。最终，割淮河以北之地，称臣纳贡，每年给金上贡银、绢各二十五万。并杀主战将领，岳飞、张宪、岳云。
    从“莫须有”这事，我们已经能清清楚楚看清，宋朝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那些士大夫们薄弱的意志。从一开始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尽然想从谈判桌上得到。到遭受重大挫折后，从战场上能得到的东西，尽然在谈判桌上得不到！这是薄弱的意志被冲击崩溃后的懦弱表现。当然这里的批判有些马后炮。作为华夏历史首次实现的全面科举制以及文官治国，这或许就是它必然的负面作用之一。尽管理学的发展在努力填补这个短板，但是显然需要给予足够的历史沉淀。
    南宋由于基本丧失与陆上丝路的联系，所以开始全力发展海上丝路。这时靠给金朝每年上供，形成了新的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分利模式。短暂地维持住了局势的稳定。而宋朝全面倒向海上丝路，则让北方各个没有参加与宋分利的游民民族的利益，遭到重大影响。辽国在时，宋朝尚能与西域联系，输出货物，让沿路各族获利。而金朝女真人从底层起家，一上来干倒辽国，又将宋人爆锤一顿，将宋压缩到淮河以南。金人靠宋上供分利丝路利益，但是原有陆上丝路上其他各族的利益呢？金人崛起过快，缺乏底蕴，在国际战略格局上缺乏深刻认识。间接将自己和宋朝送到了其他丝路各族的对立面。这就是金亡国的大势，也是南宋亡国的大势。
    蒙古崛起，打通了欧亚大陆北方，占领西域，但这又有何用？丝路贸易的出发地，源头产地都转移到了中国南方，且被金隔断与淮河以南。因此北方广大游牧民族想要进入丝路大潮中分享利益。先要消灭金朝，然后进而占领中国南方。于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不仅整个中国，大半个欧亚大陆都落入蒙古人的手中。
    北方游牧民族在宋以前往往只关注中国北方。因为那时是陆上丝路时期，陆上丝路的源头产地及始发地都在北方。控制北方就能实现对陆上丝路的有效控制。而从南宋开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必须征服整个中国。原因就在于南宋将丝路贸易全面转向了海上丝路。北方游牧民族如果不想被时代抛弃，不想与天量的丝路利益无关。就必须将整个中国纳入自己的视野。
    蒙古帝国实现短暂辉煌后，迅速瓦解成五块。但是总体上，在元朝，基本保持了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并行并用的状态。由于蒙古人对自身游牧生产生活形态的执着以及对自身建立庞大蒙古帝国荣耀，使得他们对自身纯粹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坚持，严重阻碍了自身向农耕定居样式的转化，更别说海洋活动样式，（相比较历史上契丹、女真人汉化及转化成定居样式的程度和速度，蒙古族人直到20世纪中后叶依旧保持了大量较为纯粹的游牧生产生活样式。显示了蒙古人对自身文化的强大信心。原因之一就是历史实现过的辉煌）。
    蒙古人的这个特性，使得在元朝时，原本前朝政府控制的大量社会、生产事务，被蒙古人下放给各地自治，蒙古统治者更多负责收税。尤其在海洋活动中，蒙古人看到汉人海商赚取惊人利润，一度下场吃独食，要求所有海商都只能用指定官船下海行商，
    延祐改元...铁木迭儿奏...又往时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仁宗皆从之。[140]
    “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的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141]”
    结果将问题搞得一片糟糕。运行不足十年后不得已最终取消。“大抵官自遣船之法，常为好利之权相，嫉私商获利之厚，因思以此垄断之耳。实际私商之入海者未必能绝，政府亦未能继续采此法也[142]”我们看到在元朝短暂历史中，江南的海上贸易，在海上丝路始发地的海商们的自发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生产生活都是围绕海上丝路的外贸需求展开的。其活动及族群主要集中在华东沿海一带，这就在复合型的华夏文明中，分化出一个新的文明样式和族群——海洋生产生活文明样式。由于出海行商，绝大部分海洋活动都脱离华夏本土政权权力监管，尤其在元朝，游牧民族初涉庞大国家的管理，导致行政管理效能的严重下降，管理体系快速腐败。海商私发商船，独占海外贸易利益的冲动和可能性不断增大。海商集团日益脱离出中央政府的管辖。
    这个海洋生产生活样式及所涉族群成为海上丝路时代一个活跃的新的族群。海上贸易形成巨大的海外贸易利益。这个分化出的族群，在进入明朝后，彻底改变了华夏文明的前进路径，深刻影响之后华夏文明的命运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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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
    [140]《元史》列传九十二奸臣
    [141]《续通考》
    [142]《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李剑农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p918
    2、明朝——没有资本主义的命，却得了资本的病
    ???明朝海上丝路实践历史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命运。如果说得更直接一些，中国近现代落后西方，根源在于明朝资本（尤其是商业资本）的失控。
    纵观明朝整个历史，有一条历史主线非常明晰，那就是禁海。
    从明太祖开始禁海，禁了又开，开了又禁，禁了再开…反复多次。其实这反映的是在明朝大部分时期，针对谁来主导海上丝路的活动，并主导控制分润海上利益，明朝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了长期激烈的博弈。让人遗憾的是，这个博弈造成最大的历史结果，就是作为海上丝路源头及开启者，作为人类海洋时代开启者，具备海洋时代巨大领先地位的中国，因为明朝汉人不同利益集团的内部斗争，使得中国自己主动放弃领先地位，走上一条在海洋时代自我脱离海洋活动的反时代、反历史大势之路。作为“回报”，历史残忍地将中华民族推出持久先进者行列。使华夏文明在近现代出现一个多世纪大幅落后于西方的局面。
    因此我们有必要看清明朝围绕海禁，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明朝的命运，从其建国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作为灭元建明时期的几股主要势力之一，并最终赢得胜利的朱元璋，在对付张士诚的时候，犯下了一个重大政治错误：
    在平江城（今苏州）围歼张士诚的决战中，朱元璋的部队在战场击杀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张战败城破后，张士诚的妻妾子女纵火自尽。张士诚被俘后自杀。张士诚一家几乎被灭门。
    “最后丞相士信中礮死，城中汹汹无固志。”
    “方士诚之被围也，语其妻刘曰：“吾败且死矣，若曹何为？”刘答曰：“君无忧，妾必不负君。”积薪齐云楼下。城破，驱群妾登楼，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亦自缢。有二幼子匿民间，不知所终。”[143]?
    ?
    张士诚当时起家和活动范围就在江浙一带，说更直白点，就是当时华夏做外贸海商的核心地区。张起事后在该地推行休养生息之策，民众得益颇多，故在当地张士诚民望很高。所以张被灭门，该地区对朱元璋的反抗情绪非常大。至今苏州还有“讲张”一说，就是起源于明初。由于该地区海商集团长期支持张士诚，这让朱元璋很反感。
    然后朱元璋犯了第二个错误，就是明朝建国后，与江浙一带的海商集团彻底决裂，为此实行了海禁。《明史》记录这么一件事，当时江浙海商集团里最有钱的沈万三，出大钱给朱元璋修城墙。老朱对此很忌讳，对海商集团就没好脸。下力气打压了沈万三为代表的江浙海商集团。
    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之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144]
    【这段典故，今人有考为假。顾诚先生在《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中?指出，“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考出，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人以此认为编撰明史的清政府故意黑朱元璋。但是以禁海为主线，把明朝历史捋一遍。说沈万三这段记录抹黑朱元璋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因为明史记录的沈万三这段历史，人物细节固然有假，但是这故事的所表达意思，与历史事实确实再契合不过。我们就以证伪者论证过程中，引用的沈万三儿女亲家莫旦编撰的《吴江县志》对沈万三的描述：“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廿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秘从海道运米至燕京。[145]”这段被引用证伪明史沈万三的资料，实际证实了沈万三的两件事是事实：1沈家富甲天下，可以称为当时天下的首富2沈家的财富“相传”是通番而得。用‘相传’一词证明沈家通番非光明正大之举，如果正大光明，那必然尽人皆知，何必用‘相传’？所以作为亲戚，用“相传”一词来解释沈万三家族财富来源。直接证明沈万三是私自出海与外番通商，成就当时华夏首富的地位的。因此，当朱元璋发布禁海令时，受损最大的是谁？不就是海商集团吗？禁海令，主要禁止的就是海商私自出海通商，禁海作为历史事实就是说明明朝政府与沈万三为代表的江浙海商集团的矛盾彻底激化。因此，虽然明史里沈万三这段记录为伪，但是这段记录的历史轮廓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朱元璋南京城筑城21载，沈家富甲天下，周庄距离南京仅二百多里地，其一定会出钱表示心意。崇祯亡国前还在募捐呢，何况朱元璋在南京锲而不舍筑城这么久，就在南京不远的天下首富，不带头捐最多的钱，那简直不可想象，因此合理猜测，江浙一带有头有脸的海商当时都应该捐过钱。而明政府与海商集团后来两面矛盾激化，明朝政府的措施就是禁海，而海商集团的应对方式，一边继续私自出海行商，一边与倭寇，张士诚等残余势力勾结，海上海盗劫掠，陆上倭寇侵扰。那么基于这些历史事实，怎么可能朱元璋后来会对海商集团客客气气呢？对海商该打击一定会打击。历史上，一定会有类似事件，朱元璋借机敲打海商里一些挑头不配合的人。历史也有类似记录朱元璋与吴地人的不合，如朱元璋加重江浙税赋，迁出其人口。民间相传是为了报复该地区对张士诚等人的支持。但是明史为什么写错沈万三的事？笔者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编撰明史的人没有明朝开国此事的一手记录，只凭基于市井传言以及记忆来写了这段，海商捐款挨罚这种民间新闻，官方不可能有太多公开正式的官方记录，当时又没有报纸广播记录这些事，明朝两百七十多年历史，这么久之后，开国之初处罚的到底是谁？估计清初谁都不知道了，但是市面上一直有流传明初首富沈万三的传说。估计能想起来的开国初期的有名海商就是沈万三了。反正沈家本来就是海商这批人里的人，索性就拿沈万三出来说事，这是很高概率的可能。其实，说明史沈万三是清朝故意黑朱元璋最大的逻辑错误就是：相对与朱元璋靠禁海来对付江浙海商，清朝为了解决这个明朝始终没有解决掉的麻烦，在建国南下时，是直接使用钢刀来处理问题的。相比较清朝对付海商集团的腥风血雨的手段，明史写朱元璋对付沈万三为代表的海商集团，只用流放、禁海的手段，那简直不是在黑明，而是夸明而黑清！（有没有可能编撰明史的人故意在这里写错，以对比明清处理相同问题的手段差异，来讥讽清初在江南的行径？这个还是交给历史学家深入求证吧）】
    所以在灭元建明战争中，朱元璋针对张士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彻底决裂，导致其残余力量与明朝的关系不可挽回。而明朝立国后，明朝政府在处理与一直支持张士诚的江浙海商集团（浙商）的关系中，也没有与之达成和解，双方矛盾逐步激化。
    明朝开国本没有海禁的，一开始还建立了市舶司的。“洪武二年九月，定朝贡附至番货。预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146]”但是由于跟张士诚残余势力及江浙海商集团的矛盾无法调和，一大批不服朱家的海商出海当海盗，有钱自己捞，就是不给朱家政权交税。这导致朱元璋随即在洪武四年颁布禁海令。于洪武七年撤掉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之后十数年间不断下令强化禁海。
    我们看到朱元璋当政时期，一开始是开通市舶司想继续维持海上丝路的通商的。毕竟有这么大的海上丝路利益在。但是我们也看到，随即，朱元璋就开始禁海，禁止海商私自出海，随即没几年，连市舶司都取消了，意味着海商公开合法出海都停止了。我们看到朱元璋的禁海措施，不是一开始就有，更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加强。很显然，明朝政府和当时海商集团的矛盾是不断加深的，到最后进入完全不可调和的状态。
    所以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海禁这个事件，就是明朝政府和海商集团基于海商丝路庞大利益的主导权，利益分配产生的矛盾激化。海商集团经过南宋，元朝数百年发展，尤其是元朝，在元朝政府行政掌控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海商集团养成了长期的私利自肥的行为习惯。且船出了码头，政府的管辖力就趋近于无。长期海外行船通商，与海盗、倭寇、海外番邦的交流摩擦，使得海商集团的行事手段无所顾忌。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性格刚烈，意志力强大，掌控欲望强烈，其成功打下天下，自然不能容忍海商集团继续垄断巨大丝路利益的状态持续。于是，两家必然对此争得你死我活。这应该就是我们看到的市舶司先开后关，禁海层层加码的真实历史背景。
    明朝政府与海商集团都不想放弃海上丝路利益的主导权，是明朝海禁发生的直接原因。
    所以明朝大半个朝代，江浙地区的海商集团是跟朱家长期作对的。两边其实都有问题，明朝的问题就是开国朱元璋在处理与张士诚以及江浙海商集团的矛盾时，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成熟的政治手腕，导致处理矛盾太粗糙，直接激化了矛盾。而江浙一带的海商集团的问题也非常大，基本从元开始，江浙海商基本就垄断了外贸商路，而且他们吃独食。这个独食吃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从朱棣当权后的历史可以管窥一二。
    朱棣夺权成功，江浙海商背后有助一臂之力
    朱棣在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起兵，打到三年十月，基本没啥进展，《明史》记朱棣当时说，‘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然后朱棣在建文三年十二月再次出兵后就突然开挂了，建文四年五月攻到盱贻后，在军事会议上朱棣直接说“不若乘胜直趋扬州，指仪真，则淮、凤自震。我耀兵江上，京师孤危，必有内变。”然后就如朱棣所言，随后一路文官武将倒戈，建文四年6月就被人打开南京城门。
    朱棣起兵打了两年多，都没有太大进展，但是最后一次出兵，不到半年就渡过淮河，并信誓旦旦，公开说“必有内变”，随后便摧枯拉朽，在江淮一带如入无人之境。这里必然有大量的政治说服收买。
    这就像2021年7月初，美国宣布完全撤出阿富汗，本以为阿富汗政府军能多撑几个月，没想到阿富汗塔利班仅仅月余就彻底击溃政府军，占领了首都喀布尔。这里是战争的功劳还是政治的胜利呢？答案是很明确的。江淮一带进军如此顺利，当地人的配合甚至支持功不可没。
    之所以笔者确定江浙海商在朱棣夺权过程中立有大功的判断，就是在郑和下西洋历史事件中。
    朱棣夺权后，当年就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明显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打算。这等于明朝朱元璋时期与海商集团的极端激化的矛盾，在朱棣夺权当时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种转变，要么是海商向朱棣服软，要么就是朱棣向海商集团让步。如果是海商向明政府让步。那么意味着明政府主导海外丝绸之路商贸，并且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但是我们看之后历史怎么发展的——
    永乐三年六月，就命郑和指挥2万余人的庞大舰队，第一次下西洋。朱棣当权仅两年多就急匆匆派出庞大舰队，顺着海上丝路航道，一路清扫。其后七下西洋。将从中国、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到北非、东非、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整个海上丝路的海上商道不断清扫，剿灭盘踞马来半岛上的海盗陈祖义，在东南亚调和诸国之间纷争，在斯里兰卡击败企图袭击舰队的锡兰山军队，在苏门答腊，擒袭击舰队的篡位”伪王”苏干剌...这一系列不断的行动，事实将海上丝路沿线，尤其是，东南亚、印度洋整理了一番，为海上丝路建立的稳定、安全的商路环境。这一系列的行动，得利最大就是明朝江浙的海商集团。更让人疑惑的是，朱棣的下西洋持续不断，成本消耗巨大，每次舰队出发，都有官兵2万余，舰船两百余艘，其中宝船62艘。"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147]"
    ?
    朱棣派遣舰队下西洋的壮举，具体消耗多少成本，现在没有确切数据，但是看一些大臣的意见，就知道是巨大消耗。严重收支不抵，比如朱棣朝负责财政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就一直反对包括下西洋这类巨大消耗财政、国力的行动。比如几十年后成化时期的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反对再下西洋时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148]。
    相反，我们看那些海商的获利，就不说在没有国家舰队清理航路的前提下就能诞生了沈万三这样的海商全球首富。我们看明末郑芝龙"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舶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自给饷，不取于官"[149]。当然明末海外贸易随着欧洲航路开通，繁盛很多。但是朱棣一朝，如果是海商让步，服从明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制，怎么也不可能将下西洋的开支变成明政府吞金兽之一。
    明政府没有从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严重收不抵支。但是当时在郑和舰队的反复扫荡下，整个丝路的航路通畅，安全稳定，海商航运安全成本必然大减，收益必然增加。但是这些增加的收益怎么没进明政府的口袋呢？如果明政府主导，海商让步，如何能变成这种地步？
    可见，朱棣登基后立即改变海洋国策，是明政府向海商让利。
    海商开国即与朱元璋严重不对付，这是历史事实，如何一夜之间让朱棣改变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建文3年底到建文四年短短一年左右时间内。这个时间段里，只有江浙海商出力协助朱棣夺权这一件事上可能，帮朱棣夺权让朱棣以疏通海路进行利益交换。某种程度而言，下西洋单方向让海商的经济利益就是回报海商集团对朱棣夺权的支持。这种回报，在明朝是有传统的。比如明朝开国，商税就极低的国策，某种程度就是回报徽商。有人说，朱元璋出身贫寒，讨厌富人，所以国策重农抑商。但是抑商应该是高商税才对，低商税是扶助商业。
    为什么明初会低商税？
    我们回到明初，分析其国内形成的几大利益集团就清楚了：明初形成了三大商帮和两大皇族。
    三大商帮：徽商、浙商（海商为主）、晋商，浙商财富最多（有沈万三这种富甲天下的标杆），但以海外贸易为主；晋商主要在北方，是随着北方防线建立后，依靠提供军需供应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明初其还不很强大。当时居首的商帮是遍布南方的徽商，他们不仅有财富，还有汉人长期南下，长期经营徽州形成了历史积淀的巨大财富、人才、人脉。徽商在外生意成功，就会回家乡捐出大量资财资助族人读书，培养出大量人才。时代安定就科举求官，时代混乱，就会出去辅佐主公夺取天下，形成了广泛的政商人脉。朱元璋夺权时，徽商不仅对其有捐助，还有不少徽州籍的人才出山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比如那个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的朱升就是徽州人。
    明朝开国初期，禁海打压了浙商；北方防线还没有完整建立起来，晋商的利益规模还并不大；因此当时徽商明朝头把交椅、是占主导地位的商帮，所以低商税，最大得利方就是徽商。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报徽商。在政治上徽商代表的利益集团获益也很大，明朝首辅和内阁成员人数，徽州人基本排一排二。明朝的官僚，尤其中央那批士大夫，大都有利益背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朱元璋开国把公务员薪水设那么低的主因。因为朱元璋看到的大小官员，大都是有利益集团背景的。通俗的说法就是大部分的官员家里不差钱。朱元璋已经降低商税便宜你们背后的金主了，怎么可能再给你开高薪？
    除了三大商帮，还有两大皇族：一个是京城称帝的皇帝一族，另一个发配到各地就食圈养的皇族。
    皇帝与政府基本一体，合法向国民征收税赋，又通过科举选士，给予士人阶层大量经济优惠，这等于增加了社会负担；另外明朝将朱家子孙大量赶到各地圈养起来就食当地，这些朱家子孙，在各地不纳税，还参与当地经济活动之中，相当于额外多出来一个给予全国人民承担的隐形的负担。明初建立的体制内有如此多的隐形负担，如果还高商税，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因此制定低商税的其中原因很可能考虑到这些隐形负担。
    所以经过上面的分析，笔者总结认为朱棣夺权后，在其永乐一朝，明朝政府基本缓和了与江浙海商集团的关系，为了回报海商集团在他夺权最后阶段给予的巨大支持，朱棣发动了郑和下西洋的大运动，把从南海到印度洋、阿拉伯半岛，波斯、非洲整条海上丝路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反复清理（其性质等于汉武帝打匈奴，然后攻占河西走廊、西域，把整个陆上丝路的大半通道清理干净）。但是朱棣维持海上丝路的巨大代价，并没有给当时明朝朝廷带来巨大的利益。重开的市舶司的收入非常有限。显示当时维护海上丝路的成本大部分明朝政府承担，考虑到海上丝路的利益如此巨大，显然收益的绝大部分还是落在海商手里。
    因此，朱棣一朝，海商集团从龙有功，让明政府出资清理维护海路通畅。而海商吃独食将海上丝路的庞大利益大部自己吃了下去。试想如果当时海商集团能分享海外贸易利润，让明政府在下西洋行动中整体获利。怎么可能让明政府在朱棣死后，因为财政亏空严重，而停掉了下西洋！
    朱棣一朝，中国海上丝路贸易呈现出，朝廷出成本维护商路，海外利益海商大部独享的畸形状态。
    明朝围绕海禁的反复，就是海商以吃独食为底线与明政府博弈的过程。他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永乐朝这种状态，朝廷用一国之力来帮助他们获得巨大利益。如果做不到，退而求其次他们期望明朝给予他们官方身份，他们不用朝廷出钱，他们以官方身份展开海洋活动，去实现更大的海外贸易利益。比如海盗汪直想被明朝招安，就是企图获得官身以便更好地进行海洋活动。到明朝后期，欧洲殖民者基本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其商队和军事前沿力量进入中国沿海，给这些海商极大的竞争压力。争取官身的目的更迫切了。明末郑家就是典型。欧洲殖民者在南海与中国民间武装组织（海盗）抗衡，荷兰人已经北上占据台湾岛。但是就算如此明朝海商集团也基本不考虑让朝廷从中获得赢利。笔者估计是海商们担心，一旦朝廷从海外贸易中实现赢利，就会让国家力量涌进海外贸易中，强大的政府力量会将这些商人的大部分利益吞掉。
    但是明朝海商这种拒绝朝廷参与海外分利的强硬态度。形成了明朝大部分时间，海商集团和明政府的严重内耗。
    这种长期内耗，促使明朝内部几大利益集团，日益走向以自身集团利益为最高利益导向的内斗局面。明末后的党争，隐隐约约之间都是前面说的三大商帮两大皇族为核心的，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纠缠争斗，以商帮为核心的资本利益集团，尤其是海商集团（海洋活动的商业资本）将自身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当然在世袭朝代，作为家天下的执政模式，这些利益集团可以说，这天下是朱家天下，又非这些权贵富商的天下。所以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天下安危关他们何事。他们可以勾结倭寇祸乱华夏百姓，只为了反对明朝禁海，阻止官府参与分利。他们也可以勾结北方游牧民族，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朝廷国家利益之上。这种以私利凌驾国家利益之上社会氛围在明末成就社会普遍状态。他们可以为了反对征收商税，将税负大量转嫁到全国农民身上。他们在李自成围城时，面对崇祯给守城军士的募捐，京城内部所有高官巨商表现出让人吃惊地惜财：城破国亡那也是你朱家的事，与我们何干！估计他们当时想的就是，你家天下都整不明白还想碰我钱？你逗我呢？"）
    明朝一朝最大的问题，就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和王权之间的持续僵持对抗。形成了内部持续的国力消耗。并最终把华夏文明推出了海洋时代！
    明朝的资本或王权无论哪一方如果能快速获得胜利，都能极大改变之后近现代中国的命运。
    资本胜，那就很大概率走类似英国君主立宪这类模式。但是华夏文明持久的世俗倾向，造就了强势王权的固有传统，因此更大的可能是王权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尤其商业资本战胜王权获得主导政治的权力，在中国强势王权的文明之下，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海上丝路开通后，在明朝显示，这些主导海外贸易的商业资本，表现出资本死盯着利润，资本没有祖国等等特性，与华夏文明气质不容。因此中国原则上不太可能出现欧洲意义上的那种资本主义形式。中国的资本不是不强，而是资本在中国天然没法强）。
    如果那时明朝政府能主导海外贸易，并从海上丝路获得巨大利益，从而持续维持下西洋的行动。从朱棣朝明朝海军的规模和能力，即便不发展，雄霸天下一百年不成问题。更何况，如果持续推进海洋活动，参与新领域的实践必然产生和分享到新的知识技术，中国在海洋时代的表现就不会到永乐朝，形成实践高峰后戛然而止。
    明朝政府退出海洋活动，不仅最终断送明朝国运，更将最先进入海洋时代的中国人，从海洋上硬生生拖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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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明史》列传第十一
    [144]《明史·后妃传》
    [145]《吴江县志》
    [146]《续通考》
    [147]《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148]严从简写成于万历二年的《殊域周咨录》（此书很多观点为孤证）?
    [149]《明季遗闻》
    3、明政府退出海洋活动与欧洲全面进入海洋
    ??
    华夏逐步退出海洋活动??
    明朝永乐朝之后针对海禁，还有反复。说到底就是海上丝路带来巨大利益，朝廷和海商集团之间如何分谈不拢。几百年内，海商贸易的绝大部分收益都在海商手里，他们根本不想吐出来太多给朝廷，只是希望朝廷给他们合法身份（最好如永乐朝一般，再由朝廷出钱维护海路稳定，以实现成本最低利润最高化）。而明朝廷自然想自己拿更多并主导海上丝路贸易，但海商不答应，于是朝廷就禁海。朝廷一禁海，这些海商就自己开船跑出去，要么去走私要么当海盗。而倭寇在明一朝屡屡入镜祸害沿海城市，就是海商集团以此给朝廷施压的手段。?
    ??中国基于海商资本形成的资本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内杠【这或许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封建王朝体制，因为王权自有的私利而无法合理有效的统合文明内部复合型的生产生活结构。资本和帝王在华夏进入海上丝路时代后呈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从某个角度而言，这额揭示了资本本质和华夏政治传统的天然矛盾性）】，与欧洲进入海洋后的表现对比差异巨大。欧洲各国民间与政府，在大航海时期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比如为了对抗欧洲大陆的敌人，英王向民间发劫掠证；哥伦布接受西班牙王室资助最终发现新大陆；民间探索发现新的陆地，政府的舰队就会跟着脚步建立殖民地；殖民地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最终可能引起国家军队的干预；为了更好赢得海洋活动利益，欧洲更组建了公私合营的混合制企业出海活动，比如东印度公司；经过民间和政府合作长期的海洋活动，面对发现的大量新现象，遇到了大量的新问题，产生的大量新需求，政府发挥其调动全面资源的优势，组织引导民间力量针对性地提出技术研发平台解决问题：比如进化论就是达尔文在英国组织的长达五年的全球航行活动中，通过大量观察，分析后形成的。
    南宋虽然海洋活动就有很大发展，但是跟北方游牧族群的博弈始终是其国家生死存亡的首要战略。因此航海虽然能获得大量利益，但是南宗政府无心对其产生更多的想法。明初，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得到有效遏制。中原汉族政权，首次没有太大压力的面对海上丝路。但是就如上节讨论的，明朝开国后就陷入了海商集团与朝廷为了海上丝路利益主导权，进行长期激烈博弈的状态。华夏政府力量自永乐朝之后，就基本退出了海洋活动。于是明中后期，海上丝路的利益格局在中国大致形成一种分裂状态——海上商贸基本被海商集团垄断，而政府水上力量基本不出海，或仅收缩在沿海一带。
    今天我们已经清楚了解资本的本性。“资本专注与利润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150]? ??
    但是资本对利润的过度聚焦，就让资本在自身活动中，对利润之外的所有都表示不同程度的漠视。资本为了自己的利润，不必要不会去清理航路，不十分必须就不会发展更好的航海技术，没有利润就不会对无数不产生利润的新现象抱有足够的好奇。在海洋活动中，‘追逐利润’以外的绝大部分事物的发展，都是资本的短板。这都应该由公权力来调动各类资源来实现。而中国在辉煌进入海洋时代后，却最终形成了，资本主导海洋活动，而明政府缩在内陆的分裂状态。这种分裂状态，形成了一种自然形成的海洋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基于政府视角的行动方案。明朝政府在绝大部分时间，采用工商业战略来应对海洋现实。就是对中国本土出产的海外贸易的主流高端制成品生产、销售的有效控制，用促进生产，保证‘出厂’销售的工商业活动来使华夏社会从海上丝路上获取利益。而海洋活动和海上商贸利益几乎完全失控。这种被迫形成的利益格局和所谓战略格局，从某个角度看，还是非常有效率（资本意义上）的。政府不用在海洋活动中承担那么多的责任和成本，只需将汉朝以来的独领风骚的工业文明样式，商业文明样式发扬光大，就能从海上丝路活动中获得足够多的利益。海商集团虽然独吞海外利润，但是毕竟他们总要回到陆地来生活的，所以他们赚的那些钱，也迟早地拿回国来。——明朝这种政府无为的战略带歪了之后清朝的海洋战略。政府不管海洋活动，只抓生产销售，成本最低化，利益最大化。之后历史也是如此进行的，明清两朝政府就靠这一“战略”，世界各地流入华夏的白银数亿两之多。
    明朝政府没有战胜海商资本，但是吊诡的是，最后他们竟然共同走向了一条体现资本本质的道路上。他们从海上丝路的海洋活动里获得巨大利益，但是他们基本不再往海洋活动里投入成本。这不就是资本的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理想状态吗！
    华夏政府被海商资本逼得退出海洋活动。而中国的海商们在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后，直面欧洲公私合作竞争对手的强力竞争，也在不断败退。
    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海上力量独霸中国到东非、北非、阿拉伯半岛沿途海域。随着欧洲新航线的开辟，丧失政府力量支持的明朝海商集团遭到欧洲不断压迫退缩。到明晚期，西班牙在菲律宾站稳脚跟，葡萄牙力量，侵入广东福建沿海，被明军击败后，退缩澳门，公元1554年，最终以向明进贡为条件，明朝同意葡萄牙在澳门建立贸易点。荷兰东印度公司欲占澎湖，被明军击败后，转头占领明朝没有有效实控的台湾。?
    明朝隆庆开关（公元1567年）就是迫于欧洲殖民者的不断进逼的压力，海商与明朝政府有限妥协的结果。海商在与西方殖民者海上势力的博弈过程里，日益处于下风，通过这次开关，大量海外贸易由暗转明。具备合法身份的海商们，在华夏近海得到了官方力量的保护，有效稳定了海商的巨大收益。据有学者统计，到明亡之间七十余年，全世界三成产出的白银流入华夏，约有数亿两。官府关税大幅增加（但也就年入数万两。相比清朝，广州十三行每年税款百万两，另有每年十数万两各种名目捐献。因此，明隆庆开关获利有限，仅能让海商在近海获得有限保护。面对西方入华交易的现实，海商们被迫转变策略，采取合法化身份来更多占据本土外贸企业的出口额份额。比如清朝将口岸贸易集中与广州，让广州十三行获得了外贸的垄断份额，这就是身份合法的好处）。随着欧洲海上活动能力的不断加强，海商也开始逐渐转向陆地。靠垄断出口份额赚起了快钱。
    ?????随着欧洲殖民者来到东亚。从海洋活动中不断撤出的中国，日益处于战略守势。海防安全的关注日益的提高。明朝中期以前不被重视的台湾岛，因为关键地理位置，战略地位不断提高。
    附加一段笔者读史暴论：
    郑和下西洋，明政府发财了吗？没有！如果发财了，下西洋根本不会停。郑和下西洋，海商停业了吗？没有！政府没赚钱，谁赚走了？为什么不让明政府赚到够下西洋的钱呢？有些人认为成本应该政府出，政府不该赚这钱。国企不能与民争利呀！所以明政府没赚到钱呀！问题在于，明政府没赚到钱，怎么能持久下西洋？——我们换个角度吧，麦哲伦，哥伦布，达伽马用今天的视角看，是民资还是国资？
    算民资吧！但现实是麦哲伦接受西班牙国王资助，这叫国参民的混合制企业！哥伦布接受西班牙王室的资助，这叫国有资本背景参股形成的混合制企业。达伽马，受葡萄牙国王的任命派遣，妥妥的国有制企业。之后还有东印度公司，先是民资，然后国参民，最后生意成熟，被国家取缔。?历史有时候跟们想得完全不同。? ? ??
    ? 明朝为什么大航海没走下去？海商认为政府不能与民争利。你政府下海可以支出成本但不能赚钱。政府出了一阵钱，难以为继，然后就停了。然后海上只剩下海商私有资本，他们就只顾赚钱了。
    他们发展科技了吗？没有！他们有一点点发展赚钱以外的事情了吗？我是没有看到。
    对资本而言，除了赚钱以外的事情，没有必要的都不值得投资。然后中国的民间海商资本，就遇到欧洲公私合营，甚至纯国资的海上舰队的竞争。欧洲主要国家从海上活动赚到大量的钱，然后就动员社会，发展技术，探讨社会进步。进化论就是在英国政府组织的全球长期远洋考察活动中产生的。在欧洲公私合力的竞争面前，明朝的海上民间资本节节败退。明后期退到明朝近海，到清朝，彻底退出海洋活动。中国人看清楚没有？欧洲大航海时代主导力量是欧洲政府！民间力量只是政府支持下的前锋而已。明朝的腐儒和私有资本的结盟，是中国近现代落后的最大祸害！
    这让我想起了现在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敌视，为什么？美国政府为了私有企业发展，打压竞争对手，可以动用国家力量绑架华为高管孟晚舟，绑架法国阿尔斯通高管费雷德里克。皮耶鲁齐，这不就是当年公私合力开拓大航海时代的翻版么！但是他们反对我们国企和私企的联合出海，甚至反对中国国家力量在蓝海产业的发展和影响力。这不明白就是他们知道面对新的大时代，面对新兴的产业，只有国家参与、支持、甚至主导下，竞争才能获胜。西方企图瓦解中国的国企，就是他们想中国回到明清时期的状态，想让中国政府从蓝海产业里滚出去，最好从整个经济活动中滚出去，让中国只留下那些私营资本在市场里面孤立无援，最终被迫与西方公权力苟且，（比如2020年企图强行侵吞tiktok）反过来阻碍我们的发展吗！那些用西方经济学鼓吹中国政府力量从与世界竞争性的领域退出的学说，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些经济学家不仅仅是腐儒了，他们是西方打压中国崛起企图的传声筒而已！
    一些人鼓吹私有资本能发展科技。但是资本的本质就是利润，就是增值，没有产生利润和增值的领域，资本会有兴趣投资吗？
    为什么西方大量的前沿科技都优先在军用领域应用？是因为政府投资。核弹先于核发电站，互联网是军转民，美苏争霸产生了大量技术，后来反馈到民用。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可以了解到，除了利润，资本对其他都没有兴趣。那么利润以外的所有领域，几乎都需要政府这种公权力来调动社会资源来实现。政府要做这么多事，但是政府首先得有资源。私有制一旦利益固化，资源固化，阶级固化。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政府做事的能力日益降低。政府没有资源没有能力，抗腐蚀的能力日益下降。最终什么事都办不成。今天西方不就是如此么？中国曾经的历史不也是如此么？
    那些鼓吹私有资本才能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的观点基本都是胡说。在中国政府这么大力度支持下，华为都不可避免遭到沉重打击。如果政府不介入，中国企业，根本没法进入世界前沿领域。或者反过来说，有哪个国家的企业敢说不要政府支持就能做到领先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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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马克思《资本论》
    4、欧洲进军海上丝路时代，引领了大航海时代
    海上丝路时代是中国发起的，中国主导了其早期，巅峰时期就是七下西洋历史。欧洲从探索新航路开始进入海洋活动，并逐步成为海上丝路时代中后期（大航海时代）的主导力量。
    中国退出海洋活动，虽然最初原因是因为华夏文明的内耗导致。但是随着欧洲各国参与游戏，中国在海洋活动里持续后撤与欧洲的不断前进具备一定的互动关联性。因此我们必须先对引发这段历史的欧洲基督教文明进行一定的讨论。
    欧洲基督教文明是环地中海文明中的重要一支。尤其当今世界上引领并主导世界海洋活动的，是由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的新教，这个基督教文明下的文明样式实现的。??
    1）、从欧洲族群演变历史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性格
    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性格，我们必须追溯到欧洲新石器时期的族群演化。由于以下观点很多未形成共识，笔者此处只作观点阐述。
    根据欧洲一系列的考古发掘，以及对其部分地区发现的人类遗存，尤其基因演化的研究。一般认为欧洲大陆新石器以前出现过大致三个主要的族群：一个是4.5万年前来到欧洲的族群 ，主要生存样式是采集狩猎；大约在7000年前，从今天中东地区一支进入农耕状态的族群进入了今天的南欧、高加索等地区；到至今5000年左右，一支在黑海、里海以北附近形成的族群颜那亚人（yamnaya）进入欧洲东部草原，随后100年向中欧、北欧扩张，到距今4500年左右进入欧洲腹地，然后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并最终跨海扩张到今天的不列颠群岛。根据一些在伊比利亚半岛，及英国相关人类遗存的考古研究，尤其是人类尸骨的基因研究，人们发现，这支不断南下入侵的族群，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就将征服地区的土著男性几乎完全替代掉了（包括在英国建设巨石阵的土著族群。也就是说从父系角度，曾经的欧洲土著消失了）。于是有些人做出了一些比较惊悚些的结论：颜那亚人将欧洲土著灭绝等等。历史是不是真的如此？我想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学，基因领域的研究来描述出欧洲新石器时期的大致历史脉络。但是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欧洲大部地区新石器竞争胜利的族群是一支现在看来非常凶残的族群。具有种族灭绝、殖民征服的行为习惯。
    这个叫颜那亚人的族群，就是后来罗马帝国时期，被罗马人称为北方蛮族（其中最主要的三支：凯尔特人主要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今天英国、法国、德国西南部等西欧地区、日耳曼人（北欧、中欧）、斯拉夫人（东欧）。大家注意的是，说这三大族，并非他们形成了各自内部的政治共同体。而是文化表现相似被外部（主要是当时的罗马人）进行统一归类认识）的直系祖先。在罗马时期，因为各种原因，以这三支北方蛮族为主的族群不断南下，给罗马帝国持续压力，并最终压垮了罗马帝国，同时他们各族之间也形成激烈竞争，尤其在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之间。
    凯尔特人一度强盛，鼎盛期甚至洗劫了罗马城。后随即被罗马帝国集中力量打击，余部龟缩到不列颠群岛等边缘地域。仅在爱尔兰、苏格兰地区保持了自主独立。随着罗马军事力量在公元5世纪放弃不列颠群岛的控制权，凯尔特人基本恢复不列颠的控制，但是不久就遭到起源与波罗的海的日耳曼人的长期入侵，不列颠岛上的凯尔特人在日耳曼人百多年的持续征服过程中差点灭绝。现仅存不多的凯尔特人后裔集中在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等地。其种族特色以红发为主。
    日耳曼人源起于波罗的海沿岸，金发碧眼是其族群外貌特征。其从发源地今天德国沿海向西向南扩张，挤走了邻近的凯尔特人，并进入不列颠群岛跟当地凯尔特人进行激烈博弈。南下的日耳曼人，与罗马接壤后，不断有部族内附罗马，也有部族与罗马持续斗争，随着东西罗马分裂，以日耳曼人为主的蛮族开始主攻西罗马，最终日耳曼人攻占罗马，灭亡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兵将领奥多亚克废掉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以罗马为中心的基督教分支（天主教，基督教罗马教会）事实被日耳曼人逐渐控制（由于基督教内部有大量的教派分支，我们只讨论基督教的主要的三大分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
    对基督教而言，此时日耳曼人控制的天主教，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控制的东罗马君士坦丁堡教会分存两个不同政治实体之中。自西罗马灭亡后，东罗马帝国自认为罗马帝国正统（即不承认蛮族控制的西罗马领土上的政权与罗马帝国的法统有关系）。这种情绪也不同程度存在教会心态中。罗马的教宗宣称自己的地位凌驾于所有宗主教（东正教译为牧首）之上，但是东方教派不承认这种关系，认为罗马的教宗和各地的宗主教地位是一样的（很大程度就是基于对蛮族日耳曼人的不认同）。这种紧张关系不断发展，终于在1054年发生了东西教会大分裂。天主教和东正教正式决裂并建立起各自的运行机制（随着拜占庭灭亡，东正教逐渐向斯拉夫人转移）。
    在西罗马灭亡（公元476）到拜占庭灭亡（公元1453年）这近一千年。就是今天欧洲人自称的中世纪，或叫 黑暗时代。今天我们一般习惯将中世纪的欧洲黑暗时代的罪魁祸首指向基督教，具体就是天主教。但是事实是西罗马灭亡后，欧洲基督教世界除了斯拉夫人控制的领地和拜占庭帝国，其他地盘基本是被日耳曼人各部族控制的。中世纪黑暗的更主要根源是源于日耳曼人的落后野蛮，主因绝非基督教。因为同样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在文化文明先进程度都远高于当时天主教控制区。拜占庭帝国后期，因为奥斯曼人不断的进攻，不得不请求天主教地区基督徒的给予增援。于是发生连续的十字军东征。历史中显示十字军的一系列野蛮表现。他们的主要伊斯兰敌人都比他们表现的文明得多。
    中世纪的黑暗很大程度上，不是基督教使其黑暗。而是基督教面对当时落后野蛮的日耳曼人，不得不以适应现实的方式使自己能运行起来。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你把火箭发动机装在马车上，只能造成车子解体，让马车正常运作起来，你得把火箭发动机先换成马。
    随着拜占庭帝国瓦解，原本挡在欧洲基督教世界前面的巨大屏障消失，欧洲不得不面对伊斯兰世界的直面压力。拜占庭衰弱和消亡的危机促使文艺复兴首先在罗马人聚居的意大利多地爆发。这次思想变革，最终形成风潮。向其他日耳曼人国家扩展，并在日耳曼国家形成宗教改革。新教最终从天主教里叛离出来。
    由于奥斯曼帝国消灭拜占庭帝国后切断了丝绸之路通往欧洲陆海通道。欧洲被迫寻找新的海路来打通商道而正式进入大航海时代，日耳曼人各族在长期海洋活动中发现了新航路，推动了地理大发现，他们依靠大量奴隶贸易，殖民地建立下的财富掠夺和种族奴役、灭绝，源源不断向欧洲长期提供巨量的财富和越来越多的知识。这段时期，从伊斯兰世界保留下的大量的环地中海文明的书籍、知识、以及基于客观世界为基础，以象数结构呈现自己文明核心内容的华夏文明大量技术、文化、知识、书籍被大量引入欧洲，这几大主要因素不断融合起来（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革命（去宗教）、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巨量知识、殖民主义带来的巨量财富和资源地、消费市场、伊斯兰世界保留下的换地中海大量知识遗存，华夏文明在技术、政治、社会、人本思想、象数结合的易等知识冲击下，）在欧洲日耳曼人国家里交流、对撞、融合，综合最终形成了理性主义为抓手的新知识体系，并进而演化出现在称为科学【分科而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学是指一种对旧有知识及知识体系去伪存真，构建出既有能力条件下，接近“真理”的新知识体系或知识的方式。科学本意是“分科而学”，这反映的是一种思辨方式——将传统的知识进行解构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成为一个学科），对各个单元部分进行用数理和现实进行检验的思辨去伪过程。从而构建出一个新的知识或知识体系。】的东西，并最终形成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工业革命，并演化出这个东西对应的上层建筑——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统治制度。这个变化，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结果：
    一个就是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核心的，利用对天主教的反动，分化出了新教。以基督教新教－盎格鲁撒克逊人为核心的这支族群，在海洋时代，利用其在欧洲的地理优势和思想变革的更进一步，最终获得了海洋霸权，并将其殖民的脚步扩展到全世界。
    另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日耳曼人另一支重要族群德意志人，在这次基于反天主教而自我变革的巨变中，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关怀——启蒙运动的科学方法——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生产力质变引发的上层建筑革命），这个欧洲海洋时代历史变革脉络科学的梳理后，依据其内在发展的逻辑，将欧洲这一轮变革引导向彻底化——建立在工业化生产力水平之上的，基于无神论的人的精神、人格的彻底独立解放、利用辩证唯物历史唯物主义构建的科学方法，反基督教式野蛮资本主义为主基调的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最终引发十九世纪－二十世纪风靡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的理论后被属于东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人采纳，成功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在随后的历史中颠覆了控制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全球殖民地体系。笔者对此粗鄙的总结：海上丝路时代的德意志人先进思想与俄罗斯的勇敢实践相结合，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错误的野蛮资本主义（海洋时代的殖民主义错误方式）实践路径。
    我这里粗略地论述了欧洲日耳曼人的一些历史过往。笔者大致总结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族群几个特殊的行为特点。
    野蛮
    在日耳曼人早期（大约公元前2世纪）与罗马帝国不断碰撞时期，日耳曼人连部落联盟都没有实现，导致日耳曼人对在于罗马帝国长期博弈过程中处于下风。在于罗马的长期战争中，日耳曼人逐渐认识到团结起来对付罗马军团的必要性。于是在公元9年，组成联盟的日耳曼联军在条顿堡森林同罗马军队交战，几乎全歼3万罗马。其后日耳曼部落联盟军队不断击败罗马大军。最终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所以可以说在公元前后，无论西方的罗马，还是东方的汉朝都有了长期成熟的国家形态，而此时日耳曼人才刚刚跨入部落联盟时期。其社会发展程度落后人类先进文明三千年以上。随着日耳曼打败西罗马，控制了基督教罗马教区，利用基督教和罗马文化大幅提升自身文明水平。但是相较于文明发达地区，直到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依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以至于其后人也称呼这段时间是中世纪黑暗时期。随着拉丁人掀起文艺复兴浪潮。拉丁人的文艺复兴成果和风潮被日耳曼人继承发扬，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日耳曼人在这股海外开拓浪潮中，野蛮传统彻底放飞，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大规模贩奴，大规模海上劫掠，全球攻占殖民地，带头大规模贩毒，在全球殖民过程中，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种族压迫和种族灭绝。在非洲，澳洲、美洲、亚洲，盎格鲁撒克逊人将相关行径发扬到极致，犯下大量惨无人道的罪行。
    盎格鲁撒克逊的母国英国一度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连通世界伴随的是将掠夺、殖民、奴隶、种族歧视及灭绝洒遍全球。最后为了其一己私利，甚至将矛头指向欧陆的同种同族之人，离岸平衡手不断挑拨欧陆各国互相争斗。人类两次世界大战，盎格鲁萨克逊人在里面挑拨离间，“功”不可没。可以说，虽然日耳曼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逐渐在科学技术能力，生产力水平等等逐渐赶上并超越人类最高水平。但是在历史传统，价值观水平、文明程度上没有看到太大的提升。尤其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甚至将利用技术先进展开的对其他民族的迫害、奴役、屠杀进行了理论化的合法性、正当性构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观察欧洲对外殖民史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建立及相互的关系可以看到。而且，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科技进步，在很长的时间里，大量优先集中体现在军事相关领域的产品应用，而没有大力推广到民生福祉领域。这从公元1793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会见英国使节，乾隆皇帝御批给英国使节一段话可见：乾隆御批"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151]，今天很多人以此当作清政府闭关保守的证据。但是当时历史确如乾隆所言，直到西方将鸦片作为对华销售的主要商品之前，欧洲始终没有发明出什么生产的民用商品能对华大规模销售。相反中国对西方出口商品始终保持巨额顺差状态。欧洲率先进入的工业革命的应用效果体现在哪里啊？直到将鸦片大量入华销售，这才平衡了些中外贸易，但当清政府制止西方对华出口鸦片荼毒华夏，西方对华贸易随即急剧恶化。这是英国悍然发动对华鸦片战争重要原因之一。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问题，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巨大的科技进步在开始阶段，并没有太多关注人民的普通生活，没有将生产力优先提高人民福祉。科学技术进步更多地被盎格鲁人发展到战争、掠夺、殖民、杀戮之中。这个传统延续到了今天，中国大疆无人机崛起，首先带火了广大民用无人机应用领域，但是在西方，世界现有互联网框架是基于美国为军事构建出的信息平台。美国至今仍旧持续不断利用技术先进性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在做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比如斯诺登事件暴露出盎格鲁撒克逊人国家组建的五眼联盟对全世界的非法监控。比如美国始终不敢对外公开其在生化基地德特里克堡那些可疑的所作所为，不敢正面对世界人民解释其与这次人类新冠疫情的关系?.
    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野蛮本性，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仍未改变，在今天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的特殊事件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母国，英国政府悍然不顾其人民的性命健康安危，面对危机临头，一开始就企图用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让人民毫无防卫就直面病毒威胁。截至2021年11月初，美国全国统计到确诊者超过4700万人，死亡75万余人。英国统计确诊940余万人，死亡14万余人。
    疫情暴发一年多，美国不少政客还为了政治斗争，鼓吹反对口罩，反对隔离等等漠视人类生命的行为。这几乎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我们看到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主导的西方领先世界数百年，但直到今天，仍旧从他们的行为习惯、文化内涵赤裸裸暴露出无视生命。哪怕无数自己人民的性命，也可以在六十亿人类面前正大光明的放弃。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科学技术是在人类社会中至今还保持领先，但其文明水准、价值观水平，比4500年前颜那亚人并没有进步太多。
    ?热衷向先进文明学习
    虽然日耳曼人文化中的野蛮性一时难改，但不能否定这个族群只用大约2000年，就从原始部落形态进步到现今西方的文明形态，这个变革速度是非常快的。历史显示，他们是热衷于学习先进文明的。灭亡西罗马帝国后，向往先进的罗马文明的日耳曼人不断证明自己就是罗马帝国文明的合法继承者。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在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罗马皇帝”，德意志王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由此可见，当时先进的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一直被日耳曼人向往。虽然在日耳曼人主导的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但是基于罗马和基督教的悠久先进文化的汲取，使得日耳曼的文明程度大幅度上升。
    同样的在文艺复兴事件中，日耳曼人再次呈现出这个优点。当意大利拉丁人，面对当时奥斯曼帝国对东罗马帝国不断挤压，以及1348年欧洲黑死病大流行，基督教世界，先进的东罗马帝国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而日耳曼控制下的欧洲世界还在中世纪黑暗中挣扎。作为罗马人的故地上的意大利人（拉丁人），面对近在眼前的危机，发动了一次思想革命，他们从东方流入的大量古罗马、古希腊、伊斯兰文明、以及通过丝绸之路运来的华夏大量各种书籍、信息、知识为底本，对日耳曼人控制下的基督教（天主教）文明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这个成果的核心“人文主义”很快就向日耳曼世界扩散开来。并在大航海时代，很快成为基督教改革（新教诞生）、启蒙运动兴起、科学技术大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思想原初推力。
    对先进文明的技术部分热衷学习吸收（文明的价值观部分不在此列）是这个族群快速进步的核心动因。
    ?
    ?习惯性鸠占鹊巢?（极其善于甩锅、鸠占鹊巢、借尸还魂）
    这个民族的行为习惯，有非常强的甩锅、鸠占鹊巢、借尸还魂的特点。他们经常表现出，不能主导对先进美好东西拥有，就打败它毁灭他，然后将失去主体的美好事物再变为自己的。但是如果无法使得优秀美好事物的主体消失，就漠视、无视、甚至抹黑它，直至让主体放弃那些优秀的东西。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的例证：
    古希腊文明跟日耳曼人无关，但是今天欧洲言必称古希腊文化是其发源；
    向往罗马，却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古罗马人不认同蛮族，日耳曼人灭绝了罗马帝国，然后再自称罗马正统（神圣罗马帝国）
    ????控制在罗马的天主教，拖累欧洲进入中世纪黑暗，然后以反对中世纪黑暗之名，将欧洲中世纪落后甩锅给天主教。?
    在学习借鉴，阿拉伯文明、华夏文明等之后开始抹黑、故意无视，甚至恶意歪曲攻击它们。????
    在地理大发现，在美洲、澳洲等地受到当地土著的接纳，然后对当地土著进行了屠杀和种族灭绝，把土著们的土地变成自己的。 以此诞生了感恩节。? ?
    德意志人在学习、扬弃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全世界的殖民行径、武力征服，种族歧视及种族灭绝经验后，因二战战败，盎格鲁萨克逊人就将这些殖民历史的主体性罪恶甩锅给德意志人，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表面清算来让德意志人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上的殖民罪行全面背锅。盎格鲁人反而站在反法西斯（种族殖民灭绝）的道德高地。?????
    美国作为欧洲基督教文明分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明（英国）的继承者，忤逆其母体。?????
    加拿大总理要求罗马教皇为加拿大盎格鲁撒克逊政权的种族压迫，种族灭绝罪恶承担责任。（2021年6 月 25 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渥太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已要求教皇访问加拿大，为天主教会在管理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时扮演的角色进行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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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清高宗圣训》
    2）、东西方文明交流下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在陆上丝绸之路时代，世界岛的东西两端的联系是靠漫长的陆上丝路间接联系起来的。
    随着海上丝路开通，尤其欧洲新航路的打开，欧洲和东亚终于能通过海上活动，直接发生联系。财富知识还有文明都以直接真实的面目呈现给对方。尤其是东方华夏文明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展现。带给了欧洲一系列冲击。
    作为欧洲主要商业民族，拉丁人（意大利人）首当其冲。《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作为这一现象的产物。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华夏，看到真实的中国，拉丁人对华夏文明的认识，就从最开始的猎奇转化为对更深层面问题的了解、认识、思考。
    中国持续繁荣发达的社会，世界上几乎唯一的王权始终处于绝对主导性地位文明特色，以及佛教及宋朝发展出的理学，展现出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和教化，强烈冲击了拉丁人。这与当时欧洲千年中世纪黑暗，宗教对人的禁锢，教权对王权的压制，野蛮落后社会对人性和人权的漠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种强烈反差的冲击就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发起的正面推动力之一。而伊斯兰世界对欧洲威胁性的日益增加，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则从负面压力给予拉丁人变革的动力。而意大利人作为当年罗马人的后裔，历史和文明的底蕴远超欧洲其他国家和民族。当年罗马人敢于将基督教一神教替代掉多神教的历史传统，千年后意大利人就敢于用反对宗教禁锢的文化变革来呈现思想的解放。文艺复兴，就是用古希腊多神教文化作为外在载体，以华夏世俗社会，人是实践的主体作为内核。对古希腊文化精神面貌进行了重构以激发对现实的触动甚至变革。
    而随着欧洲开通新航路，实现地理大发现，在这个持续航海活动中，欧洲从全球活动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新现象、无数新问题，以及应对新现象，新问题所产生的大量的新需求。欧洲亟需一种突破性的方法来解读这些现象，总结这些现象背后的知识，以及获得新的满足新需求的能力。
    随着欧洲舰队能直接来到中国近海，东西方开始大量文化交流。
    朱谦之在1940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中，将东西方这个由浅入深的交流过程划分成了三阶段：1、物质的接触时代，2、美术的接触时代、3思想接触的时代[152]
    欧洲打通了来到华夏的航路，大量东西方知识相互交流。在明清两朝，成百上千的介绍、讨论东西方知识的书籍资料在欧洲和华夏被出版。
    这些知识，对已经基本退出海洋活动的华夏文明来说，没有明确的应用场景，缺乏解决问题的需求，无法亲临其境面对航海时代的大量新事物新现象。所以其性质就是纯粹猎奇、扩展少数学者个人的学识能力，而没有产生对华夏社会大的触动和改变。
    但是对大量海洋实践活动遇到、产生的大量现象、问题、需求的欧洲而言，对华夏文明的核心知识的认识，则打开了欧洲视野和思路。文艺复兴以希腊文化为外在载体，华夏世俗社会为内在内容的实践路径被后来学者继承发扬，面对华夏文明的知识的传播，在欧洲学者中出现了希腊文化和华夏知识的激烈冲撞。希腊主义者反对众多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化及知识的推崇，认为中国的文化远远不及古希腊文化；以号称“欧洲的孔子”为代表的魁奈中国文化优越论一派，则认为希腊哲学大大不如中国。他们经过长期的争论。（当然，后来随着中国实力在海上丝路时代日益下降，希腊主义者最终胜出。再往后，随着中国被西方击败，西方基本只充斥着西方文明天然优越论一个基调了。到今天谈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交流的只仅限在汉学狭小圈子里。）这个争论对欧洲大陆哲学思潮产生了持续重大影响。
    当时欧洲学者之间，关于希腊文化还是华夏文明孰优孰劣的争论，实质反映了一个巨大的现象——欧洲在努力实现东西方文化精华的融合。如果东西方文明只是井水不犯河水，何以惹得欧洲学者争论，谁更优秀，谁更应是主导？
    欧洲学者通过融合东西方文明的精华，以寻求解决海洋实践遇到问题的更好方法。东西方文明糅合成的这个新的不成熟的东西，掺杂了东西方各自的智慧。当时欧洲学者的争论，这是在争论这个新的东西的主导者是谁。
    黑格尔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中，就表达出过，对这个融合的深度思考。
    比如在讨论文明及历史的发展，黑格尔在“世界历史从东方向西方发展”一节中几个小标题：
    “（1）世界历史在亚洲起源，在欧洲终结”
    “（2）东方的精神建立在直接意识上”
    “（3）东方的精神具有直观、感性的特征”
    “（4）古希腊是自由精神的起源处”
    “（5）罗马精神服务于抽象的普遍目的”
    “（6）纯粹的世俗帝国要与主体性的精神帝国相匹配”[153]
    我们如果略微仔细读这本书，就能得出几个浅显的结论：
    （1）当时的欧洲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较为全面地认识（比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对中国的儒家、道家、《易经》都有介绍和看法）
    （2）欧洲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在融合东西方文明（有选择的特定部分）
    （3）欧洲学者对华夏文明的认识及态度，就如上面所言，随着认识融合的加深，以及东方华夏政权（明清政权）的力量衰弱，呈现一个“崇尚、学习、融合、分歧、轻视、贬低、漠视”历史过程。比如在对华夏文明认识后的定性评价上，《历史哲学》说：“中国的‘历史’之中没有进步和发展”“道家哲学处于哲学的初级阶段”[154]
    如果说中国的世俗社会，以重大的冲击助拉丁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崛起。那么对华夏文明最核心的理论认识【道家、儒家（理学）、易经】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长期认识学习，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融合 ，对启蒙运动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与英国的自然神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理性主义在欧洲推动了自然科学领域极大发展。
    理性主义是欧洲大陆，古希腊文化与华夏文明结合的经典产物。如果我们以回溯到古希腊与华夏文明结合的视角去看理性主义，就能对理性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看得非常清楚。
    就如前面讲的，欧洲在经过大量航海实践后，急需新的方法来处理海量新现象，总结新知识，处理海量新问题，满足海量新需求。这个方法在欧洲大陆最终产生就是理性主义（科学就是理性主义发展的逻辑结果之一）。
    理性主义，或者我们直指理性主义涉及的核心——理性。它的内在的基础逻辑结构，就是古希腊思辨传统与华夏文明的河图洛书易经所呈现的以客观表达（以数学和客观现象结合）方式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作为文明知识体系的基点的思路结合的产物。
    笔者在前面文字章节里谈过，字母文章和象形文字的各自特点。我着重说明字母文字造字的逻辑，内涵造字者两层强权命令 ，第一次是对新创立的一个单词的强行附意，第二次是使用手段‘强迫’他人接受这个词义与词的外在形式的对应。而以图像为基础象形文字，天然直观客观事实。因此两者之间比较形成了一个特殊差异。字母文字天然有更高概率的人为作伪在其中。你强行附意，强行让别人接受这个含义，不是客观事实本就如此，而是造字者使之如此。我们如何知道造字者所附之意是准确反映了客观事实？字母文字的这个致命问题，在古希腊，让睿智的古希腊先贤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式——思辨。
    这个思辨传统，就是西方所谓诞生理性主义的怀疑主义的来源。当然怀疑主义不是对古希腊思辨传统的重复，而是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大潮下，古希腊思辨传统在欧洲基督教文明下现实环境中的应用和发展。
    就是把所有欧洲人看到的知识（用文字表达记录下的），用怀疑一切的方法，从里到外，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分科而学，将事物解构进行分块详细讨论）进行详细地思辨讨论，以实现去伪存真的目的。也就是说，把欧洲当时既有的知识体系整体用怀疑主义完全解构拆散，然后一个一个零件进行分析讨论。把那些假的、作伪的都剔除出知识体系，从而最终构成一个由完全真的知识构成的知识体系。思辨过程将整个拆解，分析过程，完整的阐述记录下来，这样作为思辨的成果，可以提供给所有观看这个过程的人据此重复论证过程和实现结果的为‘真’。这个经过反复记录论证为真的结果，就作为‘真’的知识体系提供给整个族群乃至人类学习。这就是‘理性’中古希腊文化起的关键作用。
    而华夏文明的从河图洛书易经演化出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则呈现什么作用呢？
    就是如何确定‘真’是真的。
    当然经验主义，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问题，经验主义基于的就是西方大规模航海活动发现大量新现象，对此进行研究分析总结的产物。以客观现象为基础的经验总结很大程度上是以客观世界为基础的认识结果。但是以经验为‘真’的判断标准，则会出现两个致命的漏洞。1、经验以外不存在客观世界吗？如果承认经验以外还有我们未知的客观世界，那些未知的，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可能的客观世界是真的吗？如果可以被预判为‘真’。那么经验所覆盖的就不能是完全的“真”的标准。那些被现在证伪、剔除出知识体系如何不是超出经验之外的‘真’？2、经验被总结阐述出来，才能成为主义。否则就只能是个体的实践体验。而阐述出来，就脱离不了语言文字。这就马上回到了怀疑主义针对的语言文字里的“伪”如何辨别剔除他们问题。经验以文字总结表达出来，它就天然有可能含有‘伪’。‘经验’是无法剔除‘经验表达’中的伪的。
    中国人在4000年前，对此就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河图洛书易经这一路逻辑发展出来，以客观现象为基础的、以象数结合这种更客观的表达方式来作为文明核心理论的展开基础（理性主义就是利用客观事实和数学为标准和工具，对知识和现象进行思辨）。它不是文字的阐述，而是以一种比文字阐述更客观的表达范式，将语言中的伪，以最大程度进行了剔除。所以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是建立在以这种最大化‘去伪’的方式的基础上，来构建最大概率‘真’的知识体系 。
    中国这种极化‘去伪’的表达方式构建起华夏文明的知识基础。在欧洲理性主义诞生前，这种方式在人类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在东西方长期交流后，在西方文明中再次显现出来。中国这个知识表达方式与古希腊思辨传统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对知识体系双重的去伪存真效能，能基本涵盖所有的知识部分，甚至能对未进入人类经验的‘可能的客观世界现象’进行某种客观的假设和去伪（数学起到的某种功能。但是要注意的是，基于数学可以达成某种机械论下的“真”，但是数学表达本身不代表就没有伪。在今天互联网数字流量经济里，华尔街基于数学的很多所谓金融创新中。都呈现出某些基于数学的作伪现实）。尤其是给思辨以更客观的工具，以防止思辨的语言阐释本身夹杂‘作伪’的可能。这种中西方方法融合，极大提高了欧洲在之后知识体系建立得更加的‘真’理性。所以笛卡尔强调理性主义要立基于数学和实践的客观世界。用数学的方式思考哲学问题。
    今天欧美科学昌明，社会先进发达，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产生质变的认识工具，功不可没。但是，遗憾的是，欧美先发的理性主义造就了欧美海洋时代的最终成功。但是仍然没有在基督教文明的理论的基石处，完成这种的文明核心（基督教一神教文明）理论全面去伪的工作。尤其在信仰领域、社会领域、文化等等社会科学层面，基督教宗教残余仍旧牢牢盘踞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理论核心部分并对其进行了深度扭曲。这从美欧在这次新冠疫情里，社会出现的大规模反智现象深刻反映出来。为了政治需求，科学家不得不违背科学规律，屈从与意识形态斗争。理性主义为欧洲和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它在基督教文明这里最终还是没能登上权力的山巅。
    ?理性主义在欧洲的自然科学领域影响其变革较为彻底，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至今仍旧很难占据主导地位。究其原因，这就是路径依赖导致的：
    拉丁人反宗教桎梏但不反宗教，因为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深度历史绑定是他们不能丢失的文化传统、文明基因。所以拉丁人构建起人文主义，就无法对宗教的基石处再动手。
    基于拉丁人的文艺复兴的影响扩展，日耳曼人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反思，并引发的宗教改革，其重大成果就是新教从天主教里分裂独立出来，并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下的，争夺海洋霸权的意识形态主体。因此新教就是与其海洋文化、海洋霸权不可切割的部分。所以无论是英国曾经的自然神论还是君主立宪的不彻底资产阶级革命都反映了这个路径形成的必然结果。无论是知识的王冠还是世俗的王权，都宁可给予哪个不再具备绝对权力的吉祥物，也不让人民全体上位称王！
    ?而欧洲大陆其他日耳曼各族，法兰西人，德意志人，则没有拉丁人和盎格鲁人的历史掣肘。因此他们才能走向了彻底的反基督教革命道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去除封建王权就是理性主义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必然逻辑；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求真去伪，彻底去除基督教的影响，从德意志人那里诞生出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一路逻辑演化，最终必然产生出，彻底反宗教、去原罪之恶，实现全面向善价值观的逻辑必然。
    何以性恶论的基督教文明能演化出一个彻底性善论的马克思主义来？因为理性主义在建构初始，本身就天然含有了华夏文明播下的一丝种子。华夏文明作为全世界现存唯一的价值观向善的文明样态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亲缘关系。这个关系就如红山文化的龙文化、玉文化，经良渚文化发扬光大后反哺华夏一样。宛如命运的轮回！
    所以，我们根据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历史渊源与表现特征。笔者将欧洲基督教文明描述为一个强调”胜人向恶”的文明样式。以表形式呈现如下：

    
    就是在这样的文明引领下，欧洲公私合力进军海上丝路时代，在海上活动的竞争中，将海上丝路原有的华夏海上私.有资本力量在明朝逐渐逼退到华夏近海，清朝华夏力量基本退出海洋。从此，直至20世纪末，基督教文明基本成为海上唯一力量。
    5、马克思主义——海上丝路时代，人类主要文明交流融合的最高产物
    ?
    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东西方文明在海上丝路时代文化交流碰撞的最高产物。
    欧洲捡起来的那个所谓的古希腊文明，事实是整个环地中海文明，在数千年漫长历史演进中，发展累积的文明的精华。它包含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东西罗马）、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等一系列历史上在环地中海区域活动过的族群和文化的精华；而东方文明部分则是包含了华夏文明、汲取华夏文明茁壮成长的人类最强的一批游牧文化，以及中国化的印度文明异端分支之一的佛教的结合体。这些构成欧洲现代文明的各个部分，几乎涵盖了世界岛上数千年来主要优秀文明的精髓。（见《黑格尔历史哲学》）
    ?
    欧洲的这个文明变革的核心逻辑，就是通过对宗教的彻底反动，彼特拉克主张“以人学对抗神学”，企图将人替代神的位置。将人整体的生存、幸福作为人类信仰和实践的至高目标。彻底的反宗教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逻辑演进的终点。
    作为欧洲知识界主导下的，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最高及最终产物，马克思主义最终快速实现中国化，只不过是蕴含华夏文明基因的显性表现。这就跟5000年前红山文化促进了良渚文化的大发展，最终良渚文化反哺华夏族，使得华夏族获得了抗击世纪大洪水的最高能力一样。这次横跨数百年，华夏文明融入并促进了欧洲现代化变革，最终反哺回中华民族，最终使我们获得当下抗击新冠疫情的最高能力。这几乎是历史的轮回。为了更深刻认识这个过程，我们必须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知识界主导下的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最高产物”这个观点，稍微详细分析一下（基于论述的不同目的，有部分内容与上节有重复，此处强调欧洲历史及人文主义发展逻辑为发展的主脉络）：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知识界主导下的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最高产物：
    当今无论东西方，对欧洲大航海时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变迁的描述，基本分成了以下几个过程：
    1文艺复兴（主要产物，文化艺术思潮变革下的拉丁人的人文主义）
    2宗教改革（主要产物，日耳曼人的新教独立，并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下的基督教分支）
    3启蒙运动（主要产物，欧洲大陆理性主义）
    上面这三个过程，最终产生了欧洲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在19世纪40年代诞生出马克思主义。
    如果我们仔细讨论上面三个过程，我们就能发现，为什么最终诞生出了马克思主义。
    1）、文艺复兴是欧洲文明现代化变革的思想基石。中国的世俗化社会给予了欧洲社会去除中世纪黑暗宗教桎梏以关键榜样力量。
    作为当时人类世界几乎唯一的世俗化社会，且是丝绸之路重要发源地及利益财富聚集地，存在于东方的华夏文明在相当长时间让欧洲社会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尤其当拜占庭帝国面对奥斯曼等东方势力，在相互斗争过程中不断显现出颓势，基督教世界向着最重大失败的危机不断前进。天主教统治区面对将失去拜占庭的战略缓冲，直接面对可怕的东方部族的竞争。基督教领导下的政治力量无法应对东方部族的挑战，作为天主教主要控制区的拉丁人率先举起了变革的大旗，将矛头直指作为主导欧洲各个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天主教）。就如罗马帝国时期，由于多神教时期对外竞争的无能，罗马人（拉丁人）彻底推翻了数千年来多神教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将一神教的基督教推上了意识形态圣殿。这次，罗马后裔们（拉丁人）又企图再来一次，推翻基督教对于欧洲中世纪近千年宗教桎梏，从而试图改变欧洲地区战略竞争的不利局面。作为这个目的，不被宗教控制和决定的华夏世俗社会，就成为拉丁人掀起文艺复兴的最关键也是唯一可以借鉴的榜样。我们今天仍旧能看到从那一时期遗留下的不少事关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3世纪末诞生《马可波罗游记》。我们不谈《游记》的内容，而是说明，当时东方繁华强大的王权占主导的世俗社会，是被欧洲认为是一种理想化的、神话般的存在。当时几乎人类唯一的王权主导的中国世俗社会形态，就必然成为欧洲文艺复兴，人学对抗神学，甚至可以战胜神学的唯一可能的榜样。
    弄清楚了欧洲文艺复兴的起因。我们就能得到第一个结论：欧洲人文主义以华夏文明的世俗体制来企图否定基督教对欧洲的控制。
    那么拉丁人推翻基督教对欧洲人的绝对控制，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呢？
    同样他们选取的中国世俗社会（再次强调中国是当时人类中几乎唯一王权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文明样态）的榜样，以此指向了他们的最终目的。文艺复兴批判基督教对欧洲人民的戕害，尽管这些批判者没有明说，但是他们选择中国作为榜样，事实他们的意图就是想将基督教拉下神坛。建立一个真正“人学”的世界。但是鉴于教廷绞架、火刑架的强大威慑力量。当时基本没有什么人敢公开这样说，但是他们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他们企图摆脱宗教专制，反对以假借神之名对人的控制和压迫，建立一个“人”占据主导的新社会。
    但是欧洲人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世俗社会是怎么来的？就跟前几章论述的华夏文明的诞生发展历程。华夏的王权占据主导的世俗社会是来自于华夏历史实践，来源于实践凝结出的“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基于现存人类主要文明，暂时还没有发现，除了华夏文明以外，有其他文明选择了“自强向善”这个特殊的路径。因此欧洲将华夏世俗社会作为榜样，进行的变革期望，实质就是在文明的底层逻辑上会形成颠覆基督教文明的核心理念（胜人向恶），而转向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自强向善）（华夏文明的特质实践现实至今是唯一的）。
    华夏文明的基础结构 【（强－弱）-（善－恶）】
    基督教文明的基础结构【（强－弱）-（善－恶）】?
    （见上面道家分析的部分）
    人文主义将人放置于实践的中心位置，就是企图用人替代一神教专制社会下神的地位。因此人文主义的最终必然是大写的人（人作为整体）必然代替神。这个人不是指少数人的个人。因为用个人代替神的态度的实践历史不断在证明不会实现人类社会普遍的吉祥目的（比如海洋霸权的殖民历史，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小撮人群的幸福是建立在更广大人类的历史不幸。因此真正的人文主义必然指向大写的人的全体的幸福）。大写的人必然要求各个人类族群的团结合作直至融合。而这就意味着价值观的向善性（见前面章节的论述）。也就是说，必须颠覆原罪论一神教的核心价值观。人文主义一经开启，就已经将华夏向善价值观的基因深深烙进西方文明变革之中。
    ?
    因此我们从第一个结论，可以形成第一个推论：
    第一个结论：人文主义以华夏文明的世俗体制来企图否定基督教对欧洲的控制。
    第一个推论：人文主义的最终发展，必然否定旧有文明的“胜人向恶”（基督教），实现新的“自强向善”的世俗文明（以华夏文明为榜样）。
    这个第一个结论及推论，就形成了人文主义最核心意图的底层逻辑。这个底层逻辑就决定了之后欧洲社会变革与华夏，在文明基因层面具备的深度的关系。
    2）、欧洲宗教改革是欧洲历史文化传统（胜人向恶）与人文主义变革逻辑（追求“自强向善”）相互斗争与妥协的产物。是人文主义解放人性的不完全产物。
    欧洲拉丁人发起的人文主义的变革方向深刻影响了欧洲天主教控制区，拉丁人、日耳曼人中大量社会精英在于天主教庭的博弈中作出努力。随着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天主教控制区直面奥斯曼的威胁。现实危机作为巨大的历史推动力，在欧洲日耳曼人社会在16世纪早期推动实现了宗教改革（针对天主教）。作为最大的成果，新教从天主教阵营里分裂了出来。
    新教的产生，是人文主义发展逻辑与欧洲宗教及意识形态现实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妥协的产物。
    虽然新教的创立，在某些层面极大地改善了中世纪宗教专制对人的压制破坏。给欧洲人民从严酷教法中释放出了巨大的自由空间。形成了对当时欧洲社会的巨大进步，但是这个变革没有颠覆基督教的决定性、统治性地位。只是开拓了一条优化、改良过的宗教控制方式。基督教存在的原有的明面上实行的强力控制，逐步转向到社会的次要方向，甚至到躲到王权和资本的背后，通过与王权与资本的勾连结盟，重建控制体系。
    我们这里得出第二个结论：宗教改革是人文主义与欧洲宗教社会现实博弈、妥协的产物。
    由于欧洲宗教改革没有彻底否定宗教（文明角度而言的“胜人向恶”），只是创新了一种新的宗教控制社会的方式。因此这种博弈、妥协的产物，事实是一种人文主义逻辑演进的不完全产物。它适度提高了人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但是没有否定神依旧高高在上的至上地位。
    但是随着欧洲开启大航海时代，大量新世界的新现象、新知识向欧洲敞开，随着人的能力不断提高，随着殖民地的不断拓展，从世界各地掠夺利益的不断增加，资本和王权的力量不断发展。于是宗教改革，教权向王权和资本的妥协让步就无法凝固停滞在某一个状态，而不断在演化递进中。
    于是我们得到第二个推论：
    第二个结论：宗教改革是人文主义与欧洲宗教社会现实博弈、妥协的产物。
    第二个推论：宗教变革博弈趋势决定了欧洲宗教变革是人文主义最终实现人全面解放目的的不完全产物（只是中间产物，而不是终极产物）。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就是企图以维持“胜人向恶”传统文明来阻止人文主义对文明“自强向善”的要求。
    随后我们就看到了欧洲大陆随后理性主义崛起，就是企图在完成这个逆转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之“自强向善”替代宗教意识形态“胜人向恶”），随着殖民主义扩张，资本、王权力量不断加强，教权的力量不断下降，去除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就是逻辑和历史发展的自然而然。
    但是这个自然的演进过程，在这里就出现巨大的变故，直接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自然逻辑演进进程。这就是华夏文明退出海洋活动，以及掌握新教主导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实现了海洋霸权。
    随着英国公元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并于16世纪初组建服务于殖民活动的东印度公司及伦敦公司。盎格鲁撒克逊人首次获得的海洋霸权。巨大的实践成功，以及庞大的殖民利益将本应处于反宗教变革的中间态的宗教改革成果，凝固住了。这个霸权的获得实质是建立在华夏文明在明朝退出海洋活动的基础之上的。当时全世界海洋活动能力最强大的华夏文明，因为不同资本利益集团的激烈内斗，而最终使得之后掌握政权的明、清中央力量的政治集团退出的海洋活动，而将海洋拱手让给了欧洲探险者们。这使得欧洲称霸海洋的难度大幅降低。这个难度的降低，使得人文主义面向终极目标的自然的历史逻辑演进，被巨大实践功绩停滞住了。盎格鲁撒克逊以霸权功绩将构建的变革中间态就能足以获得对海洋的控制，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继续推动更先进的文明变革呢！而随着海洋霸权获得的加持，这个原本应该继续演进的中间形态得以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掌握的海洋霸权那里长期存在。同时，由于受制环地中海文明自身文明特质，欧洲人文主义虽然企图彻底瓦解神对人的控制、奴役。但是即便能推倒基督教的绝对地位，但如何新建一个欧洲社会为基础的世俗社会，却是欧洲各族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如果文明核心被推倒但不能重建，社会必然面临动荡和瓦解。在没有找到新建的办法前，欧洲社会的变革就被迫停滞，这也是盎格鲁构建的中间态社会体制得以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原因。
    ?
    盎格鲁撒克逊人以人文主义首推之功（宗教改革）?获得了欧洲海洋时代实践的先发优势（意识形态层面及实践霸权的获得）。这就如法家以意识形态变革为抓手，推动了否定政治正确，实现实事求是的目的，从而帮助秦实现大一统类似。同样的，尽管宗教改革并不是人性解放的完成态，只是先迈出变革的第一步。但这第一步就使得盎格鲁人获得先发之利，并获得了海洋霸权。但是这个实践成功即成就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海洋霸权，也阻止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基于人文主义逻辑自然演进的必然大道，阻止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去颠覆性的追寻最终彻底的人的解放。随后我们就看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潮中，以及在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过程中呈现出的普遍的不彻底性。而真正实现彻底人文主义变革是欧洲大陆的族群。
    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形成了不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在王权、教权、资本权力三者之间形成了妥协）。而英国诞生的自然神论则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发展大潮中，企图努力消除宗教和科学、宗教和理性主义的根本性的对立冲突（即想入君主立宪政治体制一样，给宗教保留足够的位置）。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根本上企图将人的解放大道凝结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构建的这个（人的彻底解放大道）中间态社会结构上。
    3）欧洲启蒙运动向最终实现认识、知识、意识形态领域的彻底去宗教化发起了冲锋的号角。
    虽然华夏文明退出海洋大幅降低了欧洲海洋活动的门槛和难度。基督教在欧洲的有限让步就让欧洲人获得了世界性的霸权地位。但是人文主义的大道，一经开启就无法停止。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知识精英知道了要解构什么，但是他们不清楚对欧洲的基督教解构后要重建什么，如何重建。但是随着大航海活动继续，欧洲通过海洋在明朝后期开始与华夏文明直接接触。大量华夏文明知识，尤其是文明核心理论被大量介绍到欧洲。华夏文明的核心理论，逻辑结构，社会形态、行为方式等等特点及知识被欧洲人逐步深度了解。通过借鉴华夏世俗社会的特点，结合环地中海文明的精华，欧洲人逐渐找到一个彻底颠覆基督教对欧洲社会控制，建立人学主导的新社会的方法。就是要在观念上，信仰层面彻底驱逐宗教及神的绝对统治地位。即从认识领域，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领域以人学代替神学。
    而同时，欧洲通过长期的海洋活动及殖民掠夺，获得了巨量的财富以及发现了天量的新现象，遇到了天量的新问题，产生了天量的新需求。巨大横财使得资本力量，王权力量的力量大幅扩张，尤其资本力量，日益占据优势地位。而海洋活动和殖民地活动大量的新现象新问题新需求。需要当时社会主导力量（宗教）对此给予解释现象，解决问题。但是基督教知识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旺盛的实践需求。于是以需求为导向，欧洲知识界顺势而为，通过颠覆基督教旧知识体系，建立类似华夏文明这样世俗社会的新知识体系，就成为一条必然的合理的实践路径。这就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兴起。因此启蒙运动实质目标就是在知识体系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推翻日益落后的基督教知识体系。并构建一个新的世俗社会知识体系。完成人学对神学地位的彻底颠覆。
    于是欧洲启蒙运动有两个核心的目标任务，构成了实践的两个关键环节：
    解构与重建
    之所以解构基督教知识体系，就是这个知识体系无法解释、解决海洋时代的实践要求。而通过这个现实需求为出发的解构，能让人文主义的根本目的——人（大写的）最终安全取代神，成为实践的中心。
    在解构这个环节并不是华夏文明的强项。
    我们知道华夏文明基于整体论世界观，对世界直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明理论天然反感内在的伪（见前面对整体论世界观及汉字章节的论述）。绝大部分的主观设定的伪直接以“指鹿为马”的现象直接显现出来。因此华夏文明没有太多分析自身内在知识内在问题的方法。于是欧洲学者们很快找到一个推倒旧知识体系核心工具，与欧洲基督教文明深刻渊源的古希腊思辨传统迅速被挖掘出来。理性主义作为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成果，以“思故在”（以思而非神为所有知识的确定性基石，思是人的思，可以在现实中被确定的，而不是神这种完全无法确证实存的）重建知识的立基，用古希腊思辨传统特色的怀疑论来全面解构基督教知识体系。将旧知识体系全面解构成若干个细分知识部分，再进行思辨去伪。这就完成了解构环节。
    重建环节
    同时，欧洲学者们通过与华夏长期深度的文化知识交流，在华夏文明中找到了一个核心重新建构新知识体系（人占据实践中心的知识体系，人文主义的逻辑必然）的工具。这就是华夏河图洛书八卦易经呈现出的以“象数结合”理论描述方式。（再次建议大家看下《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能非常清晰看清楚，欧洲理性主义是如何构建起欧洲现代化知识体系的）他们借鉴华夏文明核心理论的构建表达方式，形成了用数学和客观事实为工具（华夏文化里“象”就是对客观现象的直观）和标准的理性主义，对解构出的各个细分知识进行去伪存真，以最终实现新知识体系的重建。这个（解构重建）方法就是现在被称为分科而学的“科学”。这个方法很快就对基督教旧知识体系进行了全面瓦解。在自然科学领域迅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巨大进步。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残余力量退守社会科学领域（相对于自然科学，更倚重主观分析认识。因此给予作伪以相当的存在空间），他们在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进行了各种顽固抵抗。他们将基督教文明核心理念“胜人向恶”，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新”理论进行了巧妙的变形和顽固的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各种唯心论哲学观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念等等基本都是这类产物。
    自由主义的泛滥，让行恶者也获得了”自由，让落后的基督教也得到自由的空间。个人主义不断瓦解那个大写的人，让不同的人群处于持久的纷争对立之中。于是这些变形的神学家，将殖民时代的一小撮人代替了神，偷换了人文主义大些的人代替神的神圣目标。各种唯心论哲学观点在不断企图将神学知识体系、意识形态与人的知识体系纠缠混淆不清；殖民主义更将纵容恶行来不断验证基督教的性恶论的原罪的先天合理性。都不断企图证明人只能成为上帝面前的原罪者，因此“劝说”欧洲人民无法彻底推翻基督教核心意识形态，无法彻底实现将人完全代替神的地位。
    一大批主动或被动背弃人文主义实践理想的欧洲学者，在这种纠缠纠结中，转化成在事实中阻碍人最终的解放的反动分子。理性主义在艰难地推动人向神之山巅攀登，于是在这个 博弈过程中，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由于理性主义此时的演化没有走到终点，虽然基督教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被严重动摇，但是它仍旧占据了相当程度的主导地位。因此，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与基督教性恶论文明以及殖民主义野蛮历史结合，呈现出极端野蛮的发展现象。从大不列颠岛上的羊吃人到美利坚建国坚持到上世纪的野蛮的种族灭绝，种族奴役，种族压迫。都在欧洲野蛮资本主义的旗帜之下发生的。并引发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争夺战争以及祸及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严重背离的欧洲人文主义开始以来的历史目标要求。直到今天，虽然人文主义的革命潮流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仍旧能看到一系列光怪陆离的现象。比如这次疫情中，欧美政治活动中一系列无视科学真理，甚至以政治凌驾科学的现象。在西方民众那里，不戴口罩不打疫苗的人群占据社会相当大的比例。这就是人文主义在欧洲变革不彻底的显著表现。
    这种不彻底的变革，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而是给人类带来普遍的灾殃。正是因为如此。客观现实就要求欧洲的实践回归历史大势。
    抛弃那些对旧有习惯的恋恋不舍，对所谓政治正确偏激固执，欧洲一批具备实事求是（尤其是在现代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那里，欧洲大陆长期无关海洋霸权，使得欧洲大陆的一大批学者没有霸权实践的掣肘，而将人文主义逻辑毫无顾忌地向终点演绎。）遵守现实需求、历史大势的社会精英，将拉丁人举起来的人文主义大旗重新扛起，以事实为基础，以科学为准绳。推翻所有的传统、习惯和偏见，强行将人文主义逻辑演绎到极致——这就最终让马克思主义诞生出来。
    德国学者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直接说：“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155]”
    他还说”人在上帝身上肯定了他在自身中加以否定的东西。”
    在性恶论眼里的人的恶，是因为人将自身的善性发配到神的那里。所以当马克思说要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的辩证法颠倒过来：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里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 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56]”
    已经表明，那时的欧洲唯物主义者们清晰地认识到理性主义的核心任务即将完成人文主义要达成的最终目的（人学代替神学），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重构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在社会科学领域，理性主义也基本完成新知识体系的重建。但是这个重建，由于基督教文明的内在逻辑（胜人向恶）的制约，这个体系是“倒立着的”。之所以是倒立着的，是因为高高在上的还是寄居在唯心论知识体系里神，而不是人。这个倒立的状态，以人在殖民活动、欧洲野蛮资本主义实践活动的广泛地恶行来证明人靠否定了自身的真善美来成就神的至上性。
    因此，把倒立着的颠倒过来，本身就证明，人文主义追求的那个人的新知识体系已经建成，但是是以“倒立”的形态存在着的。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最终的一次颠倒，将欧洲人文主义以来的文明变革，构建出了完成式。
    马克思主义，彻底地将神从凌驾与一切都至上地位拉下神坛，并将大写的人送上的历史的宝座。在欧洲文明这里，人史无前例来到了至高山巅，抛弃了所有的原罪，以积极向善之态指向人类全面解放的大道。为欧洲人民打开了人类大同的科学理论大门。
    通过上面逻辑阐述，可以得到第三个结论和推论：
    第三个结论：理性主义以思辨模式和象数结合两手，企图彻底推翻基督教旧知识体系
    第三个推论：马克思主义是人文主义－宗教改革－理性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历史逻辑演进的逻辑必然、是人文主义企图构建代替神学的人学的战略目标的终极产物。?
    从上面三个结论、三个推论，我们看到了欧洲现代知识体系的演进的完整历史过程及逻辑过程。因此我们也看清楚，华夏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汲取他所在时代人类各个文明精华的综合产物。他跟华夏文明存在着深度的关联。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不到百年就实现了本土化（与佛教入华的时间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速度超乎寻常的快。）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事实就是华夏文明影响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利用华夏文明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然后最终反哺华夏的过程。这个过程，跟红山文化的龙文化、玉文化深刻影响良渚文化，然后良渚文化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然后最终反哺华夏的过程几乎一样。?
    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成果，苏联据此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则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落地到现实实践领域。
    马克思理论及苏联的实践，首要矛头都指向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基于基督教改良主义形成的不彻底变革产物。指向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基于这个不彻底变革产物构建的野蛮殖民体系，野蛮资本主义模式，野蛮的反人类国际体系。但是遗憾的是，苏联的实践最终的失败了。因为这种彻底的反宗教（基督教）模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及苏联的现实实践完全站在了基督教文明的对立面（直接否定了基督教人的原罪论，即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站在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建立的野蛮资本主义模式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及苏联的实践，被整个基督教世界看成基督教文明的异端，遭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抱团打击。而作为实践主体族群，东斯拉夫人历史上也是基督教东正教分支的核心族群。对新教主导的基督教文明的反动，不仅让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站在东斯拉夫人的对立面，也让基督教母体的天主教所在的拉丁人也站在其对立面，最终还受到斯拉夫内部对蕴含自身血脉之中的东正教文化的内部性对抗。20世纪的冷战，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就是基督教文明对诞生于基督教但彻底反基督教的基督教异端分支（马列主义）进行全面围剿的事件。苏联人不仅要受到外部基督教文明的打压，也遭到自身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自我反噬。于是，苏联最终的自我解体，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必然。因为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中，苏联不能犯任何实践错误。任何错误就将极化放大为意识形态母体的反攻倒算。苏联在冷战中走向了基督教海洋时代争霸（胜人向恶）的老路，严重背离的马列主义向善价值观。这就如佛教在印度教眼中的地位一样（佛教遭到印度教反攻后彻底在印度次大陆边缘化）。除非能彻底消灭母体文明，否则基于母体产生的所谓异端分支，必然最终被母体所不容。
    马克思主义融入华夏文明的速度如此之快，如果与佛教融入华夏文明的速度比较，我们就能旁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东西方文明碰撞融合的最高级产物。他具备了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的滋养，所以才能使得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部分。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成功指导中国革命及建设。即是宏大丝绸之路历史下的西方知识东进的洪流结果之一，也是东西方文明碰撞融合终极成就的伟大回归。 彼之毒药吾之蜜糖！【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思想的启蒙及革命就是人代替神作为实践及认识的核心，必然要求人占据一神教的神位而成为一种可以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可能，这就逻辑上抛弃了性恶论而指向性善论。理性主义的思想起源于文艺复兴——这个华夏世俗社会对西方宗教桎梏时代的冲击，他的逻辑结果必然也最终指向华夏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及核心——自强向善）。而理性主义来源于欧洲融合东西方文化时，构建起理性主义最核心的两个要件，一是古希腊的思辨传统来辩伪求真；二是借鉴华夏八卦易经象数结合的客观表达形式来构建文明核心理论（欧洲学习东方，建立理性主义之前，除了华夏文明其他人类文明不存在这种表达方式）】
    我们看到华夏文明吸收两次外来文明。但是从表里很明显能看出，这种吸收不是随意发生的，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在文明的结构中，都最终呈现为自身特色下的“自强向善”品质。很显然，能从文明核心改造华夏文明的东西，是跟华夏文明同质的。华夏文明分别吸收了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自我反思发展出的两个异端分支。深刻地改造了自我。

    
    文明的同质性，与文明基因的同源性，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短短几十年就能带领中国革命程功的核心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区区一百年，就帮助中国发展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一进入华夏，就毫不违和地成为华夏文明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马克思中国化的历史在中国近现代史里有无数详细的记述，本书不对此过多阐述。但是本书必须阐述马克思入华，给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立下的巨大功绩：
    1）、马克思主义是东西方在海上丝路时代东西方文明对撞融合产生的最精华部分，逻辑演化出的最终形态。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文明在海洋时代形成的思想巅峰，以此为立足点，中国人就能更容易看清西方文明的整体发展历程及样貌。以此使中国人迅速学习把握西方在海洋时代建立的知识体系，并帮助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体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2）、以马克思主义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起来闹革命，将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境遇中拉扯出来，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3）、以马列毛主义为核心理论的中国共产党，成功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建设。帮助中华民族初步达成工业化、城市化目标。实现全面脱贫的伟大历史成就，并继续使华夏文明向社会主义强国迈进。这个技术能力上的极大提升，彻底解决了陆上丝路时期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融合的大难题。中华民族因此不再是一个松散的利益联盟，而是一个有着共同文明信仰的命运共同体.
    6、海上丝路时代三大总结
    ?
    最大难题
    资本的失控，直接改变了华夏文明在海上丝路时代的命运。使华夏基本退出海洋活动。持久的海洋活动形成的现代知识因此一度跟我们绝缘。导致数千年保持领先的华夏文明首次出现大幅落后于西方。控制资本的野蛮本质，如何使之始终保持对人类发展有益的一面。至今仍旧是实践领域的难题。面对历史惨痛教训，中国人必须对资本的负面作用始终保持最高的警惕。
    最大的经验
    华夏文明在海上丝路时代获得最大的经验就是，从地理空间角度认识到海洋方向的国家“安全底线”，和“利益实现基础”。
    这个海洋方向的“安全底线”即台湾岛。台湾不仅有跟大陆相隔的台湾海峡，还临近与菲律宾相邻的，与日本相邻的水道。地理位置极其关键。明朝荷兰人一度占据台湾，当时华夏近海和南海尚有一定力量的海上力量将其夺回。其对华夏近现代经济最发达的华东、华南大部沿海形成了屏障，使得中国最发达的沿海经济带获得了战略转圜空间。使得中国在丝绸之路时代中，保有了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但是甲午海战后，台湾割让日本。中国的海洋力量被锁死在第一岛链之内，整个沿海经济带时刻面对外敌坚船利炮突击到家门口的重大战略威胁。今天这个威胁依旧没有解除，虽然我们的军事力量已经突破第一岛链封锁。但是台湾割据势力如鲠在喉扎在我们的战略腹地。台湾方面的联洋制华的反动策略，以牺牲全华夏人民安全利益来满足他们割据私利。是中国战略安全的重大隐患。
    最大的成果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海上丝路时代，华夏文明得到的最大成果。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实质是在海上丝路结束之后。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我们要感谢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为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在海上丝路时代，将当时世界岛上各个历史的、现实的优秀文明，进行了融合创新。创造出那个时代理论和实践的巅峰。
    中国站在这个高峰之上，使我们方便地更上一层楼。使我们快速补全海洋时代的知识和实践空缺和短板。并在新时代中去实现更伟大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将华夏文明的自强向善，这两个层面，都进行了质的提高。使我们的文明以科学自强，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的大同向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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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导论
    [15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台湾就是我们海洋上的长城、海洋上的河西走廊。必须对台湾实现统一。
    华夏海洋活动的“利益实现基础”就是南海。南海是中国海上丝路走出去的必经路径。当年郑和下西洋，主要扫荡的就是南海到印度次大陆这片区域，对丝绸之路的破坏力量。中国控制南海，能形成中国－东南亚－南亚的最基本的海上丝路带。以此向东扩展，丝路能横跨太平洋，前往美洲，往南能到澳洲及太平洋诸岛国，往西就是非洲，西亚、欧洲这些世界岛重要地区。如果南海失控，中国的海上商路就没法走通。中国就跟一个内陆国无太大差异。南海就是中国的新疆。得之丝路兴，失之丝路阻。近现代由于中国的衰落，在南海问题跟周边国家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及南海各当事方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政治智慧。但是无论怎么解决，中国必须要确保对南海的控制权。因为这是我们从海上丝路获得合理利益的基础。
    在海上丝路时代，台湾是华夏的海洋活动的安全底线，南海是海上丝路利益实现基础。中国得之则吉，失之则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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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成果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海上丝路时代，华夏文明得到的最大成果。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实质是在海上丝路结束之后。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我们要感谢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为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在海上丝路时代，将当时世界岛上各个历史的、现实的优秀文明，进行了融合创新。创造出那个时代理论和实践的巅峰。
    中国站在这个高峰之上，使我们方便地更上一层楼。使我们快速补全海洋时代的知识和实践空缺和短板。并在新时代中去实现更伟大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将华夏文明的自强向善，这两个层面，都进行了质的提高。使我们的文明以科学自强，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的大同向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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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导论
    [15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五、网络丝路时代——华夏文明在一带一路中应有所作为
    1、网络丝路时代华夏文明的历史使命
    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被赶出传统丝路利益结构。海上丝路时代就终结了。
    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的基督教新教文明建立起的殖民主义样式，只是以其自身文明特色来塑造成如此。
    就事实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塑造的这个殖民主义历史现实，隐患巨大，且与历史发展趋势相背离。因此，原本随着海上丝路时代结束，历史应该即刻进入下一个丝路时代。但是殖民主义积累的巨大的时代逆流，让历史不得不以剧烈的反噬来纠偏。
    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晚清中国连续遭到列强打击。世界各殖民者以晚清肥硕而残破的身躯为盛宴，分食以自利。中国连续战败付出的巨额战败赔款，将欧洲殖民者的内部巨大矛盾压制缓解了半个世纪，使整个殖民体系延寿数十载。进入20世纪后，天下再无资源可供这个殖民体系解决自身问题。于是欧洲建立的这个殖民体系的内部矛盾，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剧烈爆发出来。
    站在历史的角度，两次世界大战的核心起因，就是欧洲大航海时代走的这条殖民主义反人类实践路径，是违背族群交流融合，最终实现人类大同的必然历史趋势的。按照这个路径如果继续走下去，新崛起的国家就必须抢夺殖民地，因此他们唯有选择击败旧的殖民霸权国家，把自己变成新的最大殖民国家，这才能实现自身崛起。然后接着下一个轮回.
    这种严重的内卷是不可持续的。殖民主义犯下的一系列反人类罪行是站在全体人类的对立面。虽然全球殖民活动联通了世界，但是无法联通世界各地的人心。正因为殖民主义路径的反动，所以历史才以万物为刍狗，对此进行猛烈的纠偏，让殖民者们自己毁灭自己。从旧有殖民体系中，一战诞生的苏联，二战崛起的美国，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
    历史赋予了他们以时代的责任。
    他们也努力去实现了他们的历史责任。
    两次大战将传统的欧洲大陆殖民者力量消耗殆尽，全球民族独立风潮骤起。哪怕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持续冷战时期，也伴随着大量殖民地不断独立的过程。美苏客观在实现这些任务，历史就奖赏他们权力、地位。但是冷战并没有彻底消灭欧洲大航海以来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虽然殖民地已经被形式上消除，但是直到美苏冷战后，都没有完成对海洋时代殖民主义的彻底清算。相反形成了以美国为新霸主，基于海洋霸权，构建出的后殖民主义国际体系，以企图继续奴役人类。
    他们不再靠殖民地掠夺、奴隶贸易、种族灭绝来构建自己的利益和权力。
    而是靠不平等的国际体系，资本的掠夺游戏，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和权力。
    正因为冷战的发展过程，重新走上了后殖民国际体系争霸夺权的老路，这违背了美苏崛起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这种与历史趋势的背离，使得苏联首先在内外压力下崩解。美国作为冷战战胜者分食苏东的遗产，延续独霸天下的繁荣20余年，然后进入快速衰落通道。
    美国当下的衰落站在历史角度，就是因为它背弃了自身崛起应该顺应的大势，应该承担的责任。殖民主义并没有在美国手里被彻底清算消亡。相反却以民主战争、华尔街剪羊毛、离岸平衡分化世界各国的团结、阻碍其他地区人类进步发展等等行径来维护自己的霸权利益。维护这个不正常的霸权（后殖民时代）利益格局。??????
    所以，原本随着第一条电报线的开通，人类应该快速进入网络丝路时代。但是对欧洲海洋时代现代化样式——殖民主义进行的历史纠偏，足足消耗人类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还没完成。这是人类的巨大损失。
    但是也因为如此，历史就公平地给了华夏文明以战略机遇。中国利用欧洲历史纠偏自身的一个半世纪，有效引入马克思主义，以此为抓手，完成了对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学习、民族独立和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初步实现三大任务。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重回世界贸易体系。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的传统基石，一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停摆百余年的丝绸之路的历史齿轮，就即刻重新启动起来，并不断加速运行。中国很快成为人类主要贸易国家，再次证明了基于人类各族群在地球各地地理分布的客观现实下，丝绸之路是整个人类族群交往合作融合的基本方式。中国是这个丝路模式能得以运行的基石。
    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地位和实力越来越强，中美的矛盾开始日益激化。
    中美矛盾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中美各自要实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全球利益结构。（见图B、图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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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既有的这个利益结构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人构建的海洋霸权体系，它秉持了殖民主义的思路，靠海洋霸权，强力胁迫、扭曲、破坏利益自然分布结构，将绝大部分人类的利益用各种不义的手段强行聚集在霸权者及少量仆从者身上。以全世界人类供养少数国家的奢侈消耗（图B）。
    而中国自古参与的这个丝路利益结构，是一种基于地理、族群、历史文化等等因素‘自然’形成的实践最优结果。它是形成对整个丝路涉及各个地域，利益分布的普遍化和最优化状态。具备典型的共参、共建、共享的利益特征。（图C）
    中国人不会接受、更不会建立英美的这种扭曲的利益结构。
    华夏文明不需要掠夺就能以劳动自强，实现持久致富，我们向善追求的是与天下和合共存，与天下分享丝路利益。而不是将中国变成世界的寄生虫。
    所以中美需要的利益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彻底地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要实现的，就是对殖民主义最基础的利益层面进行彻底清算。
    这是历史再次选择中国的核心原因。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美苏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就由华夏文明来完成吧！
    ?
    中国将要实现的这个丝路利益结构。将是网络丝路时代，能不能实现持久昌盛的重要基础。
    天下共享利益，才能共同发展。通过共同发展，每一个人类主要聚居区才能参与进网络丝路时代的实践。使全人类都成为这个网络丝路时代的共同主人。那么通过数据、信息跨越千万里相连一起的所有人类，才有实现命运共同体的条件和平台。
    共同的利益链接起所有的人类，形成利益共同体，才能最终有共同的命运。只有‘真正’永远的利益，才会有永远的‘家人’。
    ?虽然进入网络丝路时代已有一百余年，但是因为这一百多年历史基本都在忙着纠偏。因此人类也不过在21世纪之后，才算真正进入网络联通全体人类的大时代。我们已隐约可以窥见，这个世界正在快速奔向全人类联通、合作、共利的伟大时代。现在唯一阻碍我们的，只剩下殖民主义的历史残余。殖民者彻底倒下的日子必定会到来。我们现在的视线要投向人类更远的未来！只有彻底清算殖民主义。我们才能实现以信息、数据为载体的网络活动串联起所有人类的基础。这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极大的提质赋能，网络丝路时代极为可能是实现人类大同的最后阶段。
    ?站在历史最终变革的前夜。我们有必要对两千多年持续不断的丝绸之路呈现的现象，进行一个分析总结。尤其站在文明的视角下，找出一些重要的规律性的东西，给予我们在网络丝路的实践以借鉴。
    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尤其是华夏文明历史演变的分析。可以初步建立一个对人类文明描述的模型。
    这个模型具备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1）、文明实践的最高任务（文明的理论立基所在）；
    2）、承载文明的主体族群；
    3）、基于实践最高任务，建立起的理论化或经典化的文明核心理论；
    4）、这个文明核心理论能从“现实、实践”及“意识形态、价值观”客观及主观的两个层面，分别以“强弱”、“善恶”为标准进行描述，对文明进行高度抽象的特征性总结
    5）、文明变革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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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之上对人类既有主要文明建立通用模型，我们能对人类现存主要文明进行类型化、系统性认识，以此尝试发现并掌握文明演化在丝路时代的一般性规律，并寻求可能文明未来的发展演变的方向，对此作出有益的预见：

    
    3、从文明通用模型中总结出的一些观点：
    观点一：对既有文明的描述：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基于主体族群，通过实践总结形成的自身独有的核心理论或经典。以此为指导，自身呈现开放性状态来不断实现自我变革的人类活动现象。
    这里具备几个必备的要点：
    （1）漫长历史实践；
    （2）具备主体族群；
    （3）具体的独有的核心理论及经典；
    （4）文明的开放性及基于自身核心理论进行自我变革能力 。
    其中第4点，文明的开放性和自我变革能力是一个文明能否持续长存的重要能力。凡是不具备此种能力的文明都必然被历史淘汰。
    观点二：一个文明的重大成功变革，有赖于对其他文明优秀部分的汲取。
    特别是一个时代最强大的文明往往是综合这个时代各个文明最优秀部分为前提，并能对时代变迁产生预见性变革。
    华夏文明至今的两次巅峰时刻，都是在胜利实现文明实践最高任务的高光时刻（成功应对大自然对人类的挑战，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合共存），一个是夏朝之前尧舜禹治水时期，一个就是二十一世纪当下抗击新冠疫情斗争。
    4000多年前战胜洪水与今天战胜荼毒全球的新冠疫情，这是我们华夏文明一开始就指向的，并被我们一直继承下来文明实践最高任务，最大使命，最大的善。这两次巅峰时刻，都是开放性为基础、自我变革为前提才能实现。
    大禹治水之前，华夏族充分吸收了水利、农耕、乃至政治理念全面领先的良渚文化，以此为底本，在面临洪水对人类威胁时，尧舜才能进行了成功的制度变革，最终造就了大禹治水的滔天之功。
    而今天新冠战争的胜利也是如此，没有佛教中国化促成的理学诞生，强化了中国人对华夏自强向善文明的信仰，将华夏文明大善内化为无数中国人天然信念。那么中国今天就不会有那么多平凡与不平凡之人，将民族国家安危的责任一己担下，成为匹夫之责。佛教入华对此功不可没。同样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华夏文明就无法得到在新的时代（海洋时代、网络时代 ）得到新的自强之法，马克思主义使华夏文明得到了符合自身价值观的新的自强手段、自强方法、自强工具，马克思主义把华夏文明自古就有天下大同的至善理想，演化成可以实现的目标，具备具体方向的实现路径、方法的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佛教把向善从信仰到实践结果贯穿，马克思主义把中国自强能力推进到这个时代的前沿。华夏文明在当下的自强向善，以崭新的形态和能力水平展开，才能实现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胜利。
    中国抗疫胜利就是华夏文明的胜利！
    同时其他文明的演化也有类似现象。没有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古希腊文明的对撞融合，就没有汲取环地中海文明精华罗马的强大。而没有对拉丁人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进步思潮，没有对古希腊文化，伊斯兰文明，拜占庭文化、华夏文明等等东方优秀文化文明的汲取，启蒙时代，欧洲理性主义也是无法产生的，也无法形成后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引领下的基督教文明称霸世界的现状。印度文明如果不是被当时称霸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的新教文明殖民，也无法促使古代长期政治碎片化的印度文明向现代的印度教为主导的政治一体化形态演化（印度文明这个案例，由于英国殖民因素强制改变了印度文明固有轨迹，在印度独立后的自主化演变中，英国殖民文化的被动因素严重影响了其自主演变，至今未形成有效适应现代的文明形式）。
    这些事实证明，面对人类其他文明，无论其是否比我强大，持有开放自我，汲取其他文明优点的状态。能使自身文明不断发展前行。
    ?
    ?观点三：从汉武帝开启的人类丝绸之路大时代，是实现人类大同伟大目标的核心样式和历史趋势（人类经过自身2000年实践检验，证明丝绸之路是人类实现交流融合最有效方式）。
    丝绸之路产生的巨大利益（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等等）是不同文明自我变革的核心动力。丝绸之路在不同的时代，具备新的、不同的主流生产生活方式，并在其文明内部形成与之对应的新的文明样式的分化（次级文明样式）。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原有生产生活方式叠加升级产生的，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反过来给予原有生产生活方式赋能升级，使之能全面发展进步（比如网络时代，网络生产生活样式给予其他农牧工商海各种原有生产生活样式附加全新的升级能力。这就是文明内部各个部分形成和合共存状态下的质变。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内部各部分形成对抗为主要状态，那就会出现明朝退出大航海这种极端负面状态的出现。“和合共存”是文明发展并呈现出先进性的唯一状态，其他状态都会遭到历史的反复）
    从2000年前汉武帝打通陆上丝路开始，人类核心大陆的商贸交易，文化交流，族群交往融合都是依据丝绸之路这个历史大脉络展开的。
    历史显示了人类历史这样的趋势，丝绸之路的千年不断，实质就是揭示了人类在交流中友好，友好中融合的人类大同大趋势。
    在二十一世纪当下，随着华夏文明重归正轨，人类核心大陆的交流融合，将随着一带一路（中国主导下网络丝路时代）推动而进入再一次的高潮，直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完全实现。
    2000年来，一带一路所产生的巨大利益，不仅是不同地区人民交流的核心动力，也是各个地区文明推动自我变革的核心动力。随着历史变迁，这个巨大利益的产生是依靠不同时期，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的。以华夏为例：从最开始的陆上丝路，体现出农耕定居文明样式与游牧文明样式两种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文化交流融合；而这个利益发展壮大，逐步促成华夏农耕定居文明样式内部分化出以工商业生产生活的主要样式；而随着唐末海上丝路逐步打通，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并行的特殊时期，在华夏农耕定居文明样式内部再次分化出以海洋生产生活为主要领域的文明样式。经过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洗礼之后，以上几种生产生活样式出现了质的提升（全面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实质就是海洋丝路时代产生的新知识体系对传统的农牧工商活动的赋能升级），显示海洋生产生活方式对原有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综合加成效应。以上各种生产生活样式在完成质变转型后，丝路利益逐渐在本世纪在新生产生活方式中展开——网络生产生活样式。（从海洋时代向网络时代转化）。每一种新的文明样式的产生，都是与旧有生产生活方式共存融合，并利用自身新的实践产生的新的知识体系给旧生产生活方式升级迭代，并最终在整体上形成文明整体以指数级的能力提升（生产力为核心标准的，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提质）。
    ?
    观点四：人类现存主要文明基本都经历过两次大的文明变革
    人类文明交流历史显示，知识的进步和文明的变革是两件相互不同但相互关联的事情。
    从丝绸之路开通开始，人类三大主要文明，华夏文明、印度文明、环地中海文明（也可以叫基督教为主导的一神教文明）都经过两次重大的文明变革，他们分别为如下：
    华夏文明：
    1、印度文明衍生出的一支佛教入华，形成汉的佛教，最终融入华夏文明核心，成就儒释道三位一体。并促使儒家演进出理学。
    2、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是马列主义）入华，帮助华夏文明摆脱低谷，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快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
    印度文明：
    1、佛教诞生及发展，一度成为北印度意识形态主导。促使婆罗门教深度变革；
    2、英国对印度次大陆实现殖民，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特别是殖民文化深刻影响印度次大陆各个层面。形成了当下印度教的‘复兴’。
    此处引号标注，是因为印度这次变革尚未完成。其原有的婆罗门－种姓制文明结构，尽管两个核心部分都有巨大改变，婆罗门教变成现代印度教，种姓制被表面废除，但是变革非常不彻底。我们只能称为还在变革中途，种姓制是婆罗门宗教教义规范出的结果，如果要彻底废除种姓制，那么就需要对继承婆罗门教衣钵的印度教进行颠覆性修正。可行吗？不修正，还再以印度教引领印度，怎么能代表你真的要废除种姓制呢？
    另外，英国新教文化和殖民地文化对印度教的深度影响，让印度独立后，呈现出被殖民人民翻身得解放后想当殖民者的吊诡现象（当然这很符合种姓制除了婆罗门和贱民，其他所有人都在被有些人压迫着和压迫着有些人的状态）。
    很显然，这个现代被影响改造的印度教如果不做出重大反思，进行正确深刻的变革，那么笔者有理由悲观认为这种变革，只能是表面修改了几千年来印度文明婆罗门－种姓制文明表现样式。由婆罗门－种姓制内在结构所反映的等级压迫、不公等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仍旧会以隐形状态继续在印度文明中延续下去。
    3、环地中海文明
    环地中海文明，现代由基督教文明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控制的新教主导。用环地中海文明这个名字，因为这个文明历史演进呈现明显断层式演化。他集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希腊，乃至波斯等众多古代文明精华形成了古罗马的兴盛。之后又与欧洲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以及中东、中亚地区的阿拉伯人、突厥人等众多族群或文明交融，可以说今天这个文明的兴盛强大，是整个环地中海各族群、众多文明历史共同实践的结果。它在进入丝绸之路时代后也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文明变革。
    1、在罗马帝国末期，环地中海文明发生第一次重大变化，就是以基督教这个一神教宗教替代了环地中海文明之前数千年多神教文明历史。
    2、第二次重大变化，开始于中世纪后期，意大利人发起的文艺复兴开始对一神教信仰的动摇，以及之后大航海、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及引发的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引发的西方生产力、社会制度的大变革，直到共产主义运动引起的冷战及殖民地独立运动完成为标志。
    ?
    三大文明都在相同历史阶段中，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自我变革。
    如果我们看相关时段，三大文明的两次变革都有大致相同的成因。
    陆上丝路是欧亚大陆第一次文明重大变革直接推动因素；
    而海上丝路的兴盛则是第二次重大文明变革的直接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在网络丝绸之路时代会面临一次新的文明大变革。这次变革是领先性文明对长期网络实践活动形成的新知识体系，新实践结果产生的对生产生活领域巨大的变化而主动产生的一次集合全球各大文明闪光点而综合形成的新的文明进步。）
    【伊斯兰文明的诞生本身就是陆上丝路开通的产物，但是海上丝路开通，并没有引发伊斯兰文明自我变革，（更主要的原因是，欧洲的殖民强权对伊斯兰世界的海洋活动进行了极大压制。新知识的产生来源于新的实践。没有参与新的实践领域，就与新知识以及以此产生的利益和权力无缘。）这是至今伊斯兰文明处于文明谷底，被基督教文明压制欺凌的核心因素；而印度文明第二次变革未完成，引起其第二次变革的英国新教文化和殖民文化，印度并没有对其有效反思，择善而取。这是印度现在表现拉垮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丝绸之路每一次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将对现有文明（尤其是参与其间）的文明产生一次重大冲击。构成文明的两大部分（客观实践、意识形态价值观）必须向契合新生产生活方式的方向进行变革，调整到最佳状态的文明将主导这个新时代（就海洋时代历史看，这个调整在其早期，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文明都有机遇。 ）。
    由于人类海洋时代基本是由基督教文明单独实现的。因此缺乏文明的竞争性而不能将其过程视作普遍状态。但是即便如此，基督教文明在海洋时代，在科学领域以及社会政治实践领域出现了两次大的变革。科学方面以物理学为代表，出现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进步，以及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进步。他们从宏观甚至宇观层面呈现出对物理学不断加深认识，其中后者是对前者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显示在海洋活动中充分参与后，大量新的现象和知识使得早期突破性知识得到深化发展）。在社会政治实践也出现了两次大变革，以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开启的资本主义时代，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掀起的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实践。后者是对前者文明路径的实践纠偏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殖民主义、野蛮资本主义实践样式的反动）。
    在科学实践领域的递进进步，与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的反转纠偏。其实已经指出了基督教文明（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新教）主导的海洋时代的殖民主义，其极度野蛮残暴现象，与历史客观趋势是冲突的。
    丝绸之路是文化交流之路，是利益发展之路，是族群交往融合之路。尽管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冲突，但是这个总趋势是不变的。通过丝绸之路开启海洋时代是为了更大规模，更好程度进行不同地区族群的文化交流，利益发展，族群融合。而不是文明敌对，利益掠夺，种族灭绝，这是在开历史倒车。
    因此，基督教引导的海洋时代，科技两次跃进是呈现为不断发展超越的线性进步姿态，但是两次大的政治实践变革却出现了背反现象。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文明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欧洲文明变革真正的完成形态。而盎格鲁人主导下的现有西方文明则是不完全的海洋时代文明变革产物。这个从新冠疫情西方整体性表现不佳的事实可以证明。西方面对疫情，是财富不够吗？美国可以十几个月连续给全国人民大规模发钱。是科技水平不足吗？特朗普总统患病仅几天，美国强大的医疗技术就能让他痊愈。作为最新的人用蛋白重组疫苗西方第一个制造出来。西方有足够资源、能力、人才，但是为什么不能做到中国一样的抗疫效果呢？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对宗教的反动，最终的彻底完成结果必然是彻底的无神论、唯物主义价值观。对宗教彻底的反动，必然是否定了高高在上的神，以及否定人性原罪带来人性本恶论。但是除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成果，基本西方其他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大都对神存而不论，或者即便有一些无神论观点里也继承了基督教的性恶论理论前提。
    对西方而言，神为什么必须存在与（除马克思理论体系）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呢？因为在基督教设定的价值观体系里，人有原罪，人所作所为之恶，如果大到一定程度必然带来无尽的罪恶灾难。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个超越人类的更高层次的存在来制约这些恶，否则人在性恶论价值观中就失去可以制约恶行的东西，而走向自我毁灭。而欧洲主导下的海洋时代以及基督教特色的殖民主义、原始野蛮状态资本主义，失去制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全球实施的殖民罪恶足以在人类历史记忆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记忆。这还是有神可以发动末世惩罚威胁下的新教徒所为。如果连神都没有？人类（持性恶论的文明）还能干出什么不可预见的恶行！因此站在基督教变革立场，文明变革如果最终转向无神论，等于跟迎接人类末日没什么区别。因此如果欧洲的思想革命，不抛弃性恶论，则彻底的唯物论、无神论就是它们认为的最大恶！
    所以走向彻底唯物主义，不仅仅需要否定了神的存在，更在价值观领域否定了一神教性恶论，这样理论才能实现自洽。这种对神和人性恶的否定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立场，就是它能站在大多数被压迫者的立场，批判基督教主导下的野蛮资本主义形态，批判殖民主义带给人类的不公和罪恶。并认识到大多数被压迫者团结起来的力量一定能战胜那些认为不可战胜的压迫者集团，更有了人类必然大一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至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向善的价值观，这就跟华夏文明认为团结起来的人类能实现神的能力，实现最大的善的价值观高度契合，并使马克思主义快速地实现中国化的最大内因）。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变革，走到马克思主义这里才算真正实现完成态。但是可惜的是，西方以自我实践扼杀了西方文明变革的终极形态。西方的现有能力可以实现对自然挑战的应对，西方文明也曾经不同程度表现出征服自然的能力。但是性恶论的坚持，使得他们在来到如何有效应对自然的大门前，却主动选择背过身去，不再将文明的视角指向应对自然挑战（重新回到一心关注人与人的争斗）这个更后宏大的事关全体人类福祉的目标上。这就使他们最终自我放弃了他们可以达到的文明新高度（想想明朝中国放弃了海洋活动，而放弃了实践领域文明能演化的新高度。西方文明在现代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则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放弃了其文明能实现更高的高度。这简直是历史的黑色幽默。）。想想当年苏联切尔诺核电站事故发生，英勇的苏联人民是如何团结起来遏制了巨大的灾难的！但是今天，更富裕发达的日本，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将灾情演变成了长期抗战，问题越来越恶化。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西方人放弃了他们已经得到的最好文明变革产物，而死守海洋文明进化出的那个不完全状态的残次品。
    丝绸之路以贸易利益作为核心推力，推动人类的交流融合。这是人类2000年来的发展历史大势，这个趋势将继续推动历史依此前行。
    因此参与其中的文明，不仅要在实践能力上能参与新的生产生活领域，更要在价值观上符合历史大势的总要求。性恶论能推动人类融合吗？性恶论的基督教文明，历史显示掠夺、战争、屠杀、奴役、殖民、种族灭绝，在南美、中东、非洲、亚洲、澳洲、欧洲等等所有地区，制造无数的族群对立甚至仇恨，他们不仅不愿意促进人类的交流融合，相反不断地在分裂人类，不断地在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制造不断的对立冲突以阻止人类交流、融合。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将每个人的利益与每个人都对立起来。如何能实现人类团结进而实现一体化呢？
    而印度文明体制内显现出的对中下层人民深深的恶意，是阻挡他们实现现代化的最大因素。历史显示，持有性恶论的文明显然无法带领人类走向大同。
    今天丝绸之路从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向新的方式转化。这就是以网络生产生活方式为新领域。让价值观向善的文明主导丝绸之路继续发展，人类才会有加速融合的新的时代。
    对西方而言，神为什么必须存在与（除马克思理论体系）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呢？因为在基督教设定的价值观体系里，人有原罪，人所作所为之恶，如果大到一定程度必然带来无尽的罪恶灾难。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个超越人类的更高层次的存在来制约这些恶，否则人在性恶论价值观中就失去可以制约恶行的东西，而走向自我毁灭。而欧洲主导下的海洋时代以及基督教特色的殖民主义、原始野蛮状态资本主义，失去制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全球实施的殖民罪恶足以在人类历史记忆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记忆。这还是有神可以发动末世惩罚威胁下的新教徒所为。如果连神都没有？人类（持性恶论的文明）还能干出什么不可预见的恶行！因此站在基督教变革立场，文明变革如果最终转向无神论，等于跟迎接人类末日没什么区别。因此如果欧洲的思想革命，不抛弃性恶论，则彻底的唯物论、无神论就是它们认为的最大恶！
    所以走向彻底唯物主义，不仅仅需要否定了神的存在，更在价值观领域否定了一神教性恶论，这样理论才能实现自洽。这种对神和人性恶的否定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立场，就是它能站在大多数被压迫者的立场，批判基督教主导下的野蛮资本主义形态，批判殖民主义带给人类的不公和罪恶。并认识到大多数被压迫者团结起来的力量一定能战胜那些认为不可战胜的压迫者集团，更有了人类必然大一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至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向善的价值观，这就跟华夏文明认为团结起来的人类能实现神的能力，实现最大的善的价值观高度契合，并使马克思主义快速地实现中国化的最大内因）。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变革，走到马克思主义这里才算真正实现完成态。但是可惜的是，西方以自我实践扼杀了西方文明变革的终极形态。西方的现有能力可以实现对自然挑战的应对，西方文明也曾经不同程度表现出征服自然的能力。但是性恶论的坚持，使得他们在来到如何有效应对自然的大门前，却主动选择背过身去，不再将文明的视角指向应对自然挑战（重新回到一心关注人与人的争斗）这个更后宏大的事关全体人类福祉的目标上。这就使他们最终自我放弃了他们可以达到的文明新高度（想想明朝中国放弃了海洋活动，而放弃了实践领域文明能演化的新高度。西方文明在现代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则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放弃了其文明能实现更高的高度。这简直是历史的黑色幽默。）。想想当年苏联切尔诺核电站事故发生，英勇的苏联人民是如何团结起来遏制了巨大的灾难的！但是今天，更富裕发达的日本，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将灾情演变成了长期抗战，问题越来越恶化。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西方人放弃了他们已经得到的最好文明变革产物，而死守海洋文明进化出的那个不完全状态的残次品。
    丝绸之路以贸易利益作为核心推力，推动人类的交流融合。这是人类2000年来的发展历史大势，这个趋势将继续推动历史依此前行。
    因此参与其中的文明，不仅要在实践能力上能参与新的生产生活领域，更要在价值观上符合历史大势的总要求。性恶论能推动人类融合吗？性恶论的基督教文明，历史显示掠夺、战争、屠杀、奴役、殖民、种族灭绝，在南美、中东、非洲、亚洲、澳洲、欧洲等等所有地区，制造无数的族群对立甚至仇恨，他们不仅不愿意促进人类的交流融合，相反不断地在分裂人类，不断地在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制造不断的对立冲突以阻止人类交流、融合。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将每个人的利益与每个人都对立起来。如何能实现人类团结进而实现一体化呢？
    而印度文明体制内显现出的对中下层人民深深的恶意，是阻挡他们实现现代化的最大因素。历史显示，持有性恶论的文明显然无法带领人类走向大同。
    今天丝绸之路从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向新的方式转化。这就是以网络生产生活方式为新领域。让价值观向善的文明主导丝绸之路继续发展，人类才会有加速融合的新的时代。
    观点五：随着中国逐步重回丝绸之路原有位置，人类正式进入网络丝路时代高速发展期：
    随着1844年美国科学家塞约尔·莫尔斯用自制电磁式电报机，在相距65公里的电报线上发出人类第一封电报，人类实质就打开了网络丝路时代的大门。
    但是为什么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才真正进入网络时代？重要的原因，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引领的欧洲殖民主义活动，虽然客观将世界在地理层面连为一体，但在人的层面，不仅将人类各个族群严重割裂，并且建立了一种极其野蛮的等级压迫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形成了长期的紧张关系。殖民利益的争夺甚至引发了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惨烈后果，造成人类世界的巨大灾难。人类先进技术进步大量服务于相互间的战争杀戮而不是人民的生活福祉以及人类的和合共存。直到二战后美苏冷战时期，才因为苏联的反殖民地运动才让大量殖民地获得独立。而美苏长期冷战又将世界划分成不同的对立敌对的阵营直到20世纪末。
    整个20世纪，整个世界和人类基本都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引领下， 处于大规模的、长时间的紧张对立对抗中。同时，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了争夺和维护自己的海洋霸权，在十九世纪中叶将华夏文明击败，使华夏文明一百余年远离传统丝路贸易体系中的原有位置，破坏了原有丝路贸易形成的长期人类利益格局以及人类发展模式。而盎格鲁萨克逊人在20世纪中后叶引领的全球化，是基于世界极不公平的政治体制（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国际政治格局）和贸易体制。它（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事实上作为对2000年来传统的一带一路利益格局的替代，但这个实践模式发展至今，形成美国以霸权掠取世界利益，造成当下国际社会严重的不公和普遍的不满。

    

    
    在科学领域，同样以物理学为例。已经出现了服务于网络时代的第一次标志性科学进步，就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相应的第一次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变革，还未出现。根据现在的国际现实看，或许特立独行坚持向善价值观的华夏文明实现对网络时代的引领，就是即将发生的网络时代第一次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大变革的核心内容。这是人类价值观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拨乱反正的大变革时代。一个人类真正全体团结、进步、大发展的时代，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时代。
    从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网络泡沫崩溃开始至今，这短短不到30年间，人类还处于网络时代的启蒙时代。如果拿海洋时代类比比较，进展程度或许连大宋年间都还没有达到。网络时代的思想启蒙，技术发展，或许还只到海洋时代刚发明指南针、六分仪时的水平一样。网络时代或将延续数百年记，每个参与其间的文明都还有无数的变革发展，引领时代的机会。但是网络这个让所有人类，超越了地理时空的客观限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利器，人类以什么态度参与网络时代，发展网络相关技术，实现网络生产生活方式和新丝路利益的大进步，将决定每个参与者参与的深度，和发展的潜力、能实现的高度。
    ?因此我们看到人类自2000年前开始，长期行之有效丝路利益格局以及人类融合交流的趋势被欧洲殖民主义阻断后，人类始终无法开创出有利于大部分人类群体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正式重回世界贸易体系，丝路利益格局就因中国回归而重新归位。人类才能极快的速度进入网络经济时代【网络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仅是西方技术进步的产物，也是中国回归世界贸易体系，使2000年行之有效人类利益格局（丝绸之路、一带一路）重启的产物，中国在不到二十年内，就在网络生产生活方式中占据领先地位：中国利用4g技术在网络社交、网络文化娱乐、网络商贸活动、网络金融活动中迅速呈现全球领先状态。而到了现在5g时代，中国更以积极姿态引领网络工业生产、万物互联下的全面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网络时代占据优势地位，不仅仅意味丝路利益实现的方式路径的关键性变革，更直接意味着欧洲海洋霸权必然的没落】.
    中国在网络时代的生产生活领域的领先，意味着中国将重回2000年来丝路固有的地位。中国曾错失参与在海洋生产生活时期的大量海上活动，作为当时唯一具备能与西方对抗的能力，并已经领先进入海洋时代的中国人，因为之后（明清）自己内部问题导致形成重大战略失误，而没有继续进入海洋活动。这让海洋时代被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并形成了人类文明史海洋时代殖民历史的大污点。
    海洋时代的历史事实，让当下无数人把盎格鲁人胜人向恶的文明特质形成的实践路径，错误认为是人类发展的唯一可能。中国人必须用符合华夏文明特质的实践来向世界证明人类实践路径的多种可能性。
    ?观点六；丝路时代不同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安全底线”，一个“利益实现基础”
    在陆上丝路时期，华夏政权基于自身在丝绸之路中有效获得利益，在长期实践中就有了一个“安全底线”，一个“利益实现基础”的认识。这就是以河西走廊及北方长城防御体系建立的国家安全底线。以及对西域的有效控制形成的利益实现基础。这一阶段，只要中原政权稳定控制西域，就能实现陆上丝路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原政权只要控制河西走廊及北方长城防线，基本就能保证政权的持久稳定。
    ?而到了海上丝路时期，经过惨烈的历史教训，针对海上活动，中国也产生了一个“安全底线”，和一个“利益实现基础”认识。这就是以台湾、海南岛近海岛屿链构成形成海洋活动安全底线，以及对南海有效控制的海上活动益实现基础。南海是海上丝路进出华夏的海上必经之路，控制南海就能保障华夏海洋贸易基本利益的实现。而台湾岛、海南岛构成的近海岛链则给予我国最发达的江浙闵粤等沿海地区最基础的地理安全屏障。历史显示失去台湾，则国家不安；南海不可控则利益不稳。
    ?
    因此当丝路时代发展到网络时代（一带一路），一定会同样会有出一个“安全底线”，和一个“利益实现基础”。根据现有网络活动的发展情况，笔者认为，中国的自主数据、信息的专有可控就是网络时代中国的安全底线，而中国主要应用领域基于的物理互联网的有效控制则是中国互联网活动“利益实现基础”。
    因为互联网时代，信息、数据是活动的主体和核心，是互联网时代的财富之本，利益之本。丧失对自主数据和信息的有效主权控制，将使中国人在互联网活动中所有的活动、内容都赤裸裸暴露在控制者面前，会形成致命的安全隐患。北方长城失手，暂且只会威胁北方中原地带。台湾丢失，也就是沿海发达地区暴露在敌人坚船利炮面前。那么一旦中国人自主的数据、信息失守，则全中国所有的数字化、信息化的事物都将向控制者全面敞开。因此，在网络时代，自主数据、信息的安全失守，一定会比海洋时代丢失台湾、陆上丝路时期丢失河西走廊，产生还要巨大的战略安全灾难。
    而将事关国防、政务、科技、金融、贸易、通信娱乐、万物互联等重大网络活动基于的主干互联网的有效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能将我们在互联网活动的利益实现最大化。今天美国对互联网的专有控制，是我们获得更大互联网利益的重大阻碍。
    观点七：知识来源于实践，新知识更多来源于新的实践领域
    历史显示，在丝路活动中，当每个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后，现存文明都必须及时长期参与其活动。因为新的知识进步绝大部分来源于在新的实践领域遇到的大量新现象和新问题【有些人在神话西方海洋时代知识的产生原因，甚至不自觉地跟西方鼓吹的种族主义歪理混淆。西方知识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海洋活动从明中后期，海上基本只剩欧洲基督教文明一支力量。唯有他们一家参与海洋活动，海洋时代的新知识自然从他们那里建立起来。西方的科学（分科而学）是其原子论世界观的为特色建立起来的，实现的是‘完整’科学活动的前半部任务，就是将事物按照个体组成整体的思路，反向解构事物，对所有解构下的局部进行细致地研究。以求实现新的认识（新知识），这就是“分科”的逻辑和作用。但是随着在思维认识活动中解构分析活动工作完成后，必须得将局部解构的认识，再综合起来，实现对事物完整的认识。这个过程跟原子论思路是冲突的，你不能用个体组成整体的思路去拼接出“完整”的认识，相反这需要华夏文明这种整体论思维来实现综合（个体是整体的局部，是个体在整体的背景中向观察者显现自我）。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科学早期分科而学，而现在开始不断强调跨学科，强调系统论。科学进步就是这个跨历史阶段的整体性活动，从分科而学，而演化到现在的合科而学。这个循环在每个新实践领域产生的新知识体系里都可以重复往返。】。
    另附：对科学及技术的区别与关系：
    如果仔细研究科学的来源——理性主义，以及理性主义涉及的前置来源——古希腊的思辨传统演化出的怀疑论（思故在），以及中国八卦易经呈现出的数学和客观现实作为描述理论的方式（理性主义以数学和客观现实来对怀疑论对知识体系思辨后，进行去伪存真，以实现新的更客观的知识体系）
    ——搞清楚上面这段话，科学所指就非常清晰。科学是指一种对知识及知识体系去伪存真，构建出既有能力条件下，接近“真理”的新知识体系或知识的方式。科学本意是“分科而学”，这反映的是一种思辨方式——将传统的知识进行解构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成为一个学科），对各个单元部分进行用数理和现实进行检验的思辨去伪过程。从而构建出一个新的知识或知识体系。
    技术是什么？技术是针对现实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和方式。
    技术和科学的根本差异在哪里？
    1、科学更偏向认识过程，也就是知识和知识系统的生成检验过程。而技术更偏向实践过程（解决现实问题）。
    2、科学这种传统（分科而学）生成过程倾向于原子论方式下的解构分析方式。而技术因为现实问题往往涉及众多领域，所以技术涉及的知识及知识体系往往是跨学科的（合科而学）
    科学和技术的相互渗透
    西方科学传统的无限解构的思路，日益走向一个瓶颈，现有分科的研究都已经普遍达到一定的高度，对事物的认识无限解构并不一定更清晰客观的认识客观真理。合理的解构认识或许能实现一管而窥全貌，但是过度的分科而学，就有可能实现管中窥豹的结果。科学分科而学的根本目的还是对事物本身进行全面的认识，而不是认识事物到最后无法全面认识事物本身。因此，当各个分科的知识体系深入到一定规模，合科而学就成为认识新的要求。各个学科综合而成新的学科是否会有崭新的认识现象和结果呢？事实证明是有的。因此这就客观需要科学本身向技术的传统合科而学的方式转向。
    同样的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式的进步，需要方式办法的各个环节（分科而解构）重新认识提升组合，形成更先进有效的办法方式，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形式。这就是技术（合科）向科学（分科）的学习。
    在新的实践领域中，我们不要怕技术和相关知识的落后，也不要怕在新的生产生活领域中不占据主导。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要参与，最好全程参与。只要参与，就能共享部分这个新领域产生的新知识，最终就不会出现太大落后，不会形成能力上与领先者的代差（比如在海洋活动水平落后俄罗斯人，因为持续参与海洋活动，而没有与领先者形成代差，从而使自己在海洋时代保持了一定的地位。这显示只要持续参与最新生产生活领域的活动，就能参与最新知识和能力的生成和进步。不被时代所抛弃）。这个‘参与’是指以政治意志主导下的对特定生产生活方式的持续介入。比如明永乐之后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华夏文明在政治决策上因为各种原因，使得政治意志主导的海洋活动停滞，虽然中国民间海洋活动持续，甚至一度很兴盛。但是政治意志介入的缺失，让我们海洋活动自发散乱，基本民间围绕海上丝路资本利益打转，而无视服务于海上活动的非盈利方面的资源投入（比如科学技术，政治理念，文化艺术），民间海洋活动，最终完全不敌政治意志主导支持下的西方海权。当中国彻底失去海洋时代，也自然与海洋时代所产生的新知识体系无关。更让我们明清时期利用工商手段赚取的全球巨额财富，最终被海洋时代的主导文明全部掠夺毁坏。直到今天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都还在补几百年来欠缺海洋活动的短板。虽然今天海洋活动逐步丧失人类前沿生产生活方式的地位，而成为与畜牧、农耕、工业、商贸一样的基础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历史欠缺的必须要补足（每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生，都是基于之前生产生活方式集成升级的产物。它既是前面历史的知识的浓缩升华，也是未来知识产生基础），今天中国学习西方就是在知识系统里补全海洋活动的知识欠缺，中国的远洋舰队必须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维护中国海洋活动的基本安全保障；中国必须继续加大海上运输、海洋渔业、海洋资源开采，深海探测开发等领域的探索，这不仅能让我们更好的补全海洋活动实践欠缺的短板，还能通过更丰富、更全面，更先进的海洋活动参与，夯实我们的既有知识积累，并使我们未来的（网络时代）新知识体系扩展、新生产生活方式发展得更扎实。 我们相信，随着华夏文明重归人类丝路时代正轨，我们能正视我们的历史文明兴衰的经验教训，在网络时代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至少在500年之内使华夏文明保持持续的鲜活性和先进性。
    华夏文明是否能在这个历史时期通过促进一带一路人类共同体利益来促使人类实现大同？这是个巨大的历史期望，也是个巨大的历史挑战！
    观点八：从生产生活样式的角度，文明内在复合性结构及先进性决定了文明的能力边界和能力水平
    ?
    ?
    

    ??

    丝路促使华夏文明成为复合型文明
    我们以生产生活方式角度，看华夏文明，往往认为是一种农耕定居文明。
    但我们看丝绸之路是对华夏文明的改造，华夏文明随着历史发展不再简单是一个农耕定居型文明，而向一种先进复合型文明转化。华夏文明至今已经演化成一个集合‘农耕定居文明样式’、‘商业文明样式’‘工业文明样式’、‘游牧文明样式’、‘海洋文明样式’五种主要生产生活为视角文明样式的复合体。并开始演化出网络文明样式这一新的文明内部结构。华夏文明尤其特殊的是，暂时除了海洋文明样式，其他的各个部分，我们与其他文明比较都处于领先状态，而海洋文明样式，新中国这几十年也在快速地在补足短板，向海洋活动第一梯队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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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11-13 00:18:25  更:2022-05-21 19: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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