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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共和国最早一代特种兵回忆录[第7页] |
| 作者:金色蒲公英1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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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会场似乎被刚刚发生的一幕怔住了。适才站在台上指挥大家唱歌的人，现在又被揪回到台上接受批判，都觉得不可思议。 报告人勒令我必须当着众人的面回答问题。 “你为什么死心塌地跟着罗瑞卿？” “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罗瑞卿从来没有直接给我下过指令，我只是服从连队首长指挥，参加比武。” “别人都能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识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比武中敷衍一下就过去了。你为什么那么卖力？” “大比武人人都参加了。每个人都在比武中取得很大进步，成绩都记录在案，有据可查。我的成绩是比别人要好一点。但我并不认为我的态度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你是个假功臣。你承认不承认？” “我没有造假。” “去海岛捕俘，是不是跟你说，最好把连长带过来？” “是的。” “你当时有没有判定谁是连长？” “基本判定，但没有绝对把握。” “最后，你却把你已经判定是连长的那个人打死了？” “是的。” “你这不是在违抗军令吗？” “我认为不是。” “如何解释？”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执行者认为怎么处置更有利，就可以怎么处置。” 报告人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引领大家呼喊口号、动员大家起来，把我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报告人不再提问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这个外来的陌生人，怎么会对我这样知根知底，了解得那么透彻？来日方长，我该怎么办呢？ 想着，想着。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从台前走过。 “刘真？” 我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原来是我们空降兵部队，那些送到军事院校去深造的战友们，带着他们的同学，“回娘家”造反来了。 文化大革命，归根结底，究竟要革谁的命？毛 说得清清楚楚：“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如果说空降兵內部搞大比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么，从基层单位的选拔开始，每个人都在这条路上走过来了。刘真他们也不例外。当然，进入最后决赛的人，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要长一点，走的距离要远一点。那又为什么不把参加决赛阶段比赛的人都当作革命对象，而偏偏找我一个人呢？更何况，我並不是指挥别人走这条路的当权派，也不是领着别人走这条路的带头人。 原因恐怕不在这里。 这背后会不会有个人的私利和欲望在驱动呢？要是有了利益的竞争或者欲望的驱动，有些人就会丧失理智、就会脱掉“道德先生”和“谦谦君子”的面具，变成同室操戈、兄弟相残的魔鬼！ 如果真是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朝夕相处的，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在一夜之间就会变得冰炭不能同炉、水火不能相容了。 刘真他们完全明白，我本来应该是，与他们同一批被选送到军事院校去深造的战友、同学。我只是“工作需要”而需要走得迟一点而已。他们抓住了军事院校可以与地方院校一样“闹革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把我看作了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把我当成了他们的革命对象。 我真不明白：人与魔鬼之间，有时怎么就离得那么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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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l1689 2012-08-14 20:58:36 网上查不到这次爆炸新闻，有高手能找到吗？ ----------------------------- 在贴这一章之前，我曾写了一段"前言"，因为心情不好，没有发出来。你二次提到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我也只能捂着心头的伤痛，把"前言"当作"后语"说出来了：历史上确有其事。我之所以写得似是而非、轻描淡写，没有交待实施过程中的具体细节，(我知道，这正是看官们最期待的。)是因为：第一，国际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谁都知道，这场战争是胡志明乞求毛 之后我们才参战的。47年，弹指一挥间，胡志明当时的"中越情谊深战友加兄弟"，兄弟早已反目成仇了，原来的共同敌人，变成了他们的后台、靠山。47年前引以自豪的参战者，现在是什么？是放走饿狼的东郭先生、是救了毒蛇的那个农夫！个中心情，只有我们经历过的人才会十足的品尝！第二，国内形势与47年前也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当领导的做干部的，事事处处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干群关系少有的亲密和融洽。现在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看到了，不亲密、不融洽，反而越来越紧张了。 在空降兵内部，我是首屈一指的爆破一级技术能手。换言之，我搞破坏的本领最大。如果我把执行细节写出来了，有人不分场合的模仿，我还真的担当不起这样的责任。 47年前，m国海军陸战队司令部就设在大使馆内，你是否再通过别的途径再搜索一下。另外，65年在西贡针对m军的爆炸，还有m军军官宿舍、军事顾问团总部和个专供m军用歺的水上歺厅等，这么大的事情，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供你查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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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心而论，我也确实有过一了百了、一走了之的想法。但这种想法只是在脑际“闪”了一下，转瞬即逝。 大概就是想到这种地步的缘故吧，没有退路了，心里反而豁然开朗了。 我马上告诫自己：“风暴终会停息，‘今天’不会永驻；眼前只是眼前，一切终将过去。” 我还年轻，身体又好，我还会有明天，我还会有未来。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没有错，“我犯不着因为别人的过错而惩罚我自己。” 想通了，精神宽松一点了，睡眠状况也逐渐好转。 以后再开批判会，我学会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管你是造声势，呼口号；还是清毒源、挖毒根。我都不动声色地在那里“复习功课”，默诵与当时情景相对应的古诗词：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 一遍接一遍的默诵，一次又一次的用中华文化的精髓给自己加油助威。有时批判会结束了，我还诗兴正浓。 回想起来，那个时代，那段历史，是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的。 “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的态度。真是有了这种态度，我才当上了“五好战士”、当上了“一级技术能手”。正是有了这祥的态度，在空降兵全军大比武中，我才不可思议地战胜了夺标呼声最高的徐华，笑到了最后。也正是有了这祥的态度，空降兵部队才会“哪里需要，就让我到哪里去。” 然而，曾几何时？我的态度，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我却像川剧演员变脸那样：才一回头的瞬间，就已经由“革命者”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了。 既无端受过，又无处倾诉。“怎么会这样？”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时常有一些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自杀身亡或迫害致死的消息传来。这分外让我觉得，出自原来的战友之口的“黑爪牙”、“假功臣”之类的话语，句句是利箭，字字穿我心！ 在敌人面前，我可以勇往直前、视死如归、所向披靡。可是，在空降兵部队内部，我真的经不起来自同志与战友的伤害。 当然，在空降兵不设防的营区內，任你山雨欲来、群魔乱舞。也总还有伸张正义、维护正直的人存在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二个人。在我万念倶灰、心寒之极的时候，正是这二个人，给了我“患难见真情、风雨故人来”的无与伦比的关怀与温暖。 这两个人，一个是我身边的方东，还有一个就是司令部的王全。 方东。河南南阳人，大专文化。入伍前就入了党，是我们连队党支部的组织委员。 方东担心我经受不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几次三番找我谈心，公开地安慰我、鼓励我。这在当时，同样是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勇气的。在那个造反派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年代，若是“惹怒”了造反派，很可能会招来灭顶之灾。 方东毫不含糊地对我说： “你是个好人。我完全相信你，就像相信我自己一样。” “你应该振作起来，挺起胸膛。像往常一样，竭尽全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要太注重会是什么结果，结果並不重要。那怕只是一颗流星，即刻陨落，只要把最后的光焰都显出来，这就够了。” “……” 方东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励和肯定，既给了我道义上的支持，也给了我精神上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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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是个“前辈级”的空降兵，是我的首长。 他不愧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血雨腥风的洗礼，给了他处变不惊的老到与沉稳。 他与方东不一样，他总是不动声色地盘算在心里。他不找我谈心、不问我的思想动态，也不把他自己的打算告诉我。他只是带着我离开了一段时间，他要给我创造机会，让我自己去“悟”。“悟”通了，就从根本上解决了。 无论什么事情在重复过多次以后，其基本规律也就露出端倪了。聪明的人，就明白该怎么办了。王全就是一个这样的聪明人。 空降兵部队的气球跳伞场地、那个座落在长江边上的大农场，是每年都要加固一次堤岸的。一九六六年的九、十月间，王全报请师部批准，点名要我去测量围堤，做加固围堤的前期准备工作。测量是为了计算整个加固工程的土方总量。而计算又必须以测量得到的数据为前提。农场面积大，围堤也长得惊人，因此，测量和计算的工作量是蛮大的。 这是王全为我揽下的活，我得尽力干好，不能让他失面子。 王全把我带到围堤上。“你先仔细看看，看清楚了，然后告诉我：从哪里下手。需要几个帮手，可以到场部去调；准备哪些物件，列出清单来，交给场部去办。” 王全边看风景边说。说完，两只眼睛没有顾得上看我一眼，这些话，好象不是专门说给我听似的。 “我看清楚了。农场本来就有围堤的，只是现在的围堤不够高，不够坚固，这就需要加固了。现在的围堤顶窄、底宽，它的截面是梯形的。经过加固以后，应该也是顶窄、底宽，截面也是梯形的。加固工程的土方总量么，可以这样计算：你先告诉我一个标准，新的围堤要修多高、顶多宽、底多宽、坡的倾斜度是多少。把新围堤的截面积乘以总长度，就是新围堤的土方总量。我们马上要测量的，是原有围堤的数据，可以算它的土方总量。两者之差，就是当前需要加固的土方总量了。至于从哪里下手？我发现老围堤有的地段‘胖’有的地段‘瘦’，我们分段测量、分段计算比较准确。可以以东风桥为起点，每五十米打一次标志桩，测一下高、顶、底的不同数据，然后分段计算就行了。” “我看行，就这么办。”王全当即拍板。 “明天先让场部准备标志桩。” “从后天起，再来三个‘公差’。带水准仪、塔尺、近似绳。”我补充道。 在农场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才明白，这里不只是一个气球跳伞基地。被围起来的一万公顷土地，除了种一熟小麦、收获一季大豆之外，还有数以百吨计的蔬菜、水果。天上有飞鸟，陆地有走兽，水中有游鱼。这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 场部把泵站作为王全和我的办公室兼住所。在常人看来，这应该算是一份“特殊”的待遇。因为只有泵站，才称得上是这个“世外桃源”里的“风景佳绝处”。 一个面积一万公顷的大农场，干旱时要灌溉、洪涝时要排水。为了解决这两个大问题，农场特地开挖了一个人工湖，用泵站与长江连通。农场密如蛛网的沟渠都汇集到人工湖来，而开挖人工湖的土方，又在泵站的另一侧堆成了一座小山。这么一来，泵站自然就成了山青水秀、鸟语花香，连神仙都向往的地方了。 “用爆破法构築单人掩体”的大比武项目，把我和王全拴在了一起，让两个男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只要有空，王全就会走出司令部，“下基层”，下到我所在的连队来，与我一起下棋、一起打乒乓球。 王全是空降兵部队中名副其实的“棋圣”，特别喜欢下象棋。 我生性好动，不爱这些“文”的运动项目，而喜欢“武”的运动项目。 与王全一起下象棋时，他是不允许我提前“缴枪”认输的，非得把我棋盘上的子吃个精光，他才觉得过瘾；如若一起打乒乓球，他也要一盘接一盘的打，从不善罢甘休，一定要打到他认为真的是“赢回”了一盘，而我又不是在故意让他时，他才肯挂拍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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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农场，住进泵站之后，王全却一改常态，像换了个人似的，既不邀我对弈、也不约我打乓乓球。他只是与我在一起，在湖边散散步、到山上赏赏花。而更多的时间，我们只是伫立在泵站的大堤上，任凭江风尽情地吹拂，一起凝视这滔滔江水，一泻千里、奔流不息。 一天，二天。十天，半月。 “湖北有两处赤壁遗迹。”王全像是自言自语，又象是漫不经心地对我说。 “我知道。在我们上游的是三囯赤壁，在我们下游的是东坡赤壁。” “我还知道，我们这个农场刚好是在这二处赤壁的中央。哟——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否也算是历史的安排与巧合？” 王全没有回答。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漁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古诗词来。 和着我吟诵的节拍，王全的身子也动了起来，在那里一拍一踱步、一拍一挥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囯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囯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似乎又来了一点兴致。王全也好象进入角色了，除了一拍一踱步、一拍一挥手之外，还加了一拍一点头。 “这江水象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透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别人，也窥见了我自已。”联想起近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我的心潮变得激荡起来。 “说得好。这还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这是一面神镜。在这面神镜面前，每一个人，终有一天，都会变得通明透亮、无遮无掩。”王全接着我的话题说。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自有公论！”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批判以来，我一直在想我的父亲、想我的老师。父亲关照我，要勤快，要舍得花力气。我这样做了；老师叮嘱我，要有理想、有良知。我觉得，我也做到了。” “我们只管自己堂堂正正做人，自然就‘俯仰无愧天地’；也别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到头来，‘褒贬自有春秋’。”王全说着，重重地握了握我的手。“我把你带到这里来，看来是带对了。你能这样想，我也就放心了。” 我们测量结束、计算完成之后，一支队、二支队和三支队各派一个营前来突击加固围堤。施工部队一进驻，就开展劳动竞赛。顿时，堤内堤外，彩旗飘扬。歌声和笑声、劳动号子声此起彼伏，昔日闲静的沃土，如今成了欢乐的海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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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当属闲情雅致，自然不是王全带我来农场的真正目的。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王全带我“离开一段时间”的真正目的，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王全没有对我说，也没有必要对我说。我没有问，更没有必要问。一种真情，只要心知肚明，感受到了，就比什么都好。 围堤加固过程中，连队几次电话要来人把我换回去，都被王全顶住了，没有放。并且没有向我透露一星半点这方面的信息。 围堤加固工程完工后，师后勤部派员前来验收，结论是：再也看不到一段‘胖’，一段‘瘦’了，每个区段都像用同一个模板刻出来的，漂亮极了，可以打满分。 抽调来突击加固围堤的三个营，各自回到了他们所在的团，我也回到了自己所在的连队。 刘真他们和军事院校的学生又来开了几次批判会。与之前的批判会相比，我更多了几分从容、几分淡定。 历史长河之中，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那一件件动人的故事，又浮现在眼前。目不暇接，但都已经过去。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也终将过去，终将成为历史。 又到了岁末年尾的时候了。承前启后，各单位纷纷搞学习和总结。而评比，永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议程。值得提一下的是：毕竟朝夕相处，谁最好，谁稍次；哪个长，哪个短？人人心里明白，而且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这一年，我们班依旧被评为“四好班”。除了我这个班长之外，班里所有的战士又都被评为“五好战士”。 我热泪盈眶。 “此地无声胜有声。”“公理自在人们心中！” 这样的评比结果，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我得到的最大安慰了。 （第八章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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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无可奈何 伞营梦碎 一九六七年，是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开展”的一年。 这一年，至少从现象上看，是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中最糟糕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大批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受迫害不说。在人民中间，道德沦丧、是非不分，精神麻木、认友为敌，造反派之间真刀真枪的武斗愈演愈烈。由意识形态分歧而引发的兄弟对峙、夫妻反目等同室操戈现象，比比皆是。 全国范围内，因武器流失太多，潜在的隐患和危害越来越大。从下半年开始，部队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部队的主要职能，是收缴武器、制止武斗，减少那些不必要的伤亡。 这类工作千头万绪、面广量大。只觉得部队兵员太少、人数不够，常常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在实在忙不过来，万不得已之时，部队只能化整为零，分散作战，光我们连，就分别去了湖北省的好几个地级市。 我带着我们班，去了宜昌，进驻到一个行政级别很高的科学研究所，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在别人看来，我现在是“天高皇帝远、做事没人管。”远离驻地，远离连首长，连刘真他们和那帮军事院校的学生，也鞭长莫及、顾影自怜了。我完全可以像闲云野鹤那样自由自在了。 其实不然，就像孙悟空一筋斗可以翻出去十万八千里，却始终摆脱不掉“紧箍咒”的束缚一样，我也一直笼罩在“黑爪牙”、“假功臣”的阴影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都只能是“芒刺在背”，挣扎在痛苦的委屈中、生活在漫长的期待里。 到达宜昌的第二天，就在“造反派”为我们举办的见面会上。一阵枪响、伴随着子弹穿透玻璃的碎裂声，有一颗子弹头，破窗而入，居然落在了我们围坐的桌面上！（人格保证，一点不假）让“造反派”的“头头”们，无不为之惊愕。 面对这样的“见面礼”。是凶？是吉？谁能为我料断？ 我抓住这个难得意外的机遇，“趁热打铁”。大谈特谈枪支流失在外的危害、大谈特谈一旦把枪支用来解决不同派别的“造反派”之间的意见分岐时。在坐的各位，就是首当其冲的目标！ 会上，各方达成一致，当场拍板：“在认识沒有统一的情况下，先把武器（特别是枪支）分室封存起来，交由军队统一保管。” 为了不辱使命，我一直努力劝说科研所对立的两大派，摒弃前嫌，求同存异，共同革命。 我不是简单地带领他们喊喊口号、讲讲大道理。而是夜以继日，耗时整整三个月，从所长到伙夫，与所有的员工都至少谈了一次心。 我还是釆用那个老办法，从调查研究入手。首先，我想弄明白：原本平静的科学研究机构是如何掀起波澜的；平素亲密无间、友好相处的同事之间，又是如何反目成仇、弄得要你死我活的；我还想弄明白：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今后打算怎么办？ 不管找谁谈，我总是带着这些问题，推心置腹地跟他交流。每一次，我都认真做好记录，归纳好要点。並要求对方过目，一一签名。这样，我就了解了科研所员工的思想动态，把握住了科研所的脉博。就像从一堆乱麻中理出了头绪，牵住了科研所这头“牛”的“牛鼻子”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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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交流中，科研所上上下下，都无一例外地表示；“要听毛 的话、照毛 的指示办事，永远跟着毛 闹革命。” 我说，“既然这样，全所上下就都是同志、都是战友了。就没有必要分成完全对立的两派了，应该联合起来，共同革命了。” 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主要得益于那颗落在会议桌上的“流弹”。接下来，我要求他们坐到一起来，平心静气地解决具体问题时，却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 平时总说：“秀才碰着兵，有理说不清。”科研所里清一色几乎全是秀才。语言表达、玩文字游戏，这是秀才们的长处。科研所造反派头头中，更不乏“能言善辩”的高手。 我只觉得自已读的书太少了。只觉得我们这些“兵”要在“秀才”面前把道理说清楚，有时真的比“登天”还难！（在空降兵看来，“登天”其实並不难）。 科研所两个造反派的主要头头，都是江苏人。我也是江苏人。我与他们单独接触时，他们不但文质彬彬、知书达理，而且柔声细语，大有几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味道，很快就能达成共识。等我明确提出：我们坐到一起来，‘规定它几条’、把问题解决掉” 时。他们又都是另外一种形象了，“立场”也立刻变得“无比坚定”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他们之间是对立的、毫无共同之处的、根本不能坐在一起的。 我对他们说：“我想不通，你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种制度、同一所科学研究所，而且对我说了同样的话，表明的是同一种态度。这样的一群人，怎么可以分成‘东风’和‘西风’？” 我把我与他们的谈话记录拿出来，“秀才”们也无言以对。 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长处，知识分子也有知识分子的弱点。与开头一样，我分别找他们时，他们都认同、都接受。要他们坐到一起来时，就又要“回去商量商量”了。甚至有几次口头上已经答应了，要作出具体安排时，却又反悔。 我总是不断地检点自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总是不停地思考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才导致这些“秀才”们一次一次地认可了、答应了之后，又会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主意？ 原因在哪里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阻止他们坐到一起来呢？ 我们老家有种说法，叫做“办酒容易，请客难。” 又经历过二次约定，二次反悔之后，我在一个细节中发现了“秀才”与“兵”的明显差别。让我“茅塞顿开”，终于模清了通向胜利的路径。 最后一次“流产”的“三方”（ 军方加二个造反派组织）圆桌会议，原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二点，在科研所的小会议室举行。我一点半就去了。早点去，想把小环境布置得祥和一点。除了那种政治背景下必不可少的条幅、标语外，我还额外配置了二盆五针松，准备了一些茶点。 一点五十分的时候，一个造反派组织的三位负责人，在门口现了一下身。我招呼他们进来，他们却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之后又离去了；过了三、五分钟，另一个造反派組织的三个负责人，在门口探了一下头。随后也走了。 我自以为这一次肯定会成功了，他们暂时离去，只是未到开会时间而巳，一定不会走远。才知真要找他们开会时，把整个科研所“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要出席会议的这六个人。我又一次经历了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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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进入到一九六八年。新年伊始，我们班就接到了要去南中囯海（南海）水上跳伞的任务。 南海与越南比邻。那场“世界防空史上最激烈”的战争，正处于决胜阶段。 这次水上跳伞，规模不算大。但选择在南海举行，充分体现出了我们囯家“援越抗美”的坚强决心！ 水上跳伞的安全着陆问题，与任何别的地形地貌都不一样。相对于别的固体物质而言，水是“软”的。不会对空降兵产生冲击力方面的危害。但是，如果原封不动地把陆上跳伞的那一套搬来，空降兵跳到水里后，整个身体就被降落伞罩住了。降落伞的面积又很大，这时，空降兵的处境，就跟被粘在蜘蛛网上的小昆虫差不多：看似身体没有受到直接伤害，但怎么也摆脫不掉。最终结果，是与那只被粘在蜘蛛网上的小昆虫一样的。 这种情况，听起来非常可怕。处理起来，却十分简单：空降兵在海上执行水上跳伞任务时，降落伞打开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备份伞的伞包下，取出折叠式救生筏。充气后，悬挂在腰带上。眼看就要接近水面时，提前把降落伞的背带系统解开。然后，在适当的高度“丢弃”降落伞。这时，空降兵和救生筏垂直落下、降落伞则借助风力和惯性继续前行。空降兵就与降落伞“彻底”分开了。 空降兵爬上救生筏“求生”， 降落伞则由专职人员打捞出水。 丢弃降落伞的“适当”高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仪器测量，全靠空降兵自己目测、感知。风小时，要丟得早些；风大时，可以丟得晚一些。如果丟得太早了，“软水”照样可以击伤身体，若是丟得太晩了，仍有可能被一部分伞衣罩住。 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空降兵也会根据综合因素，把这个适当高度直接交给悬挂救生筏的绳子来控制。把悬挂救生筏的绳子长度定得跟适当高度相当，救生筏接触水面、腰带上“失重”时，就丟弃降落伞。 在南海执行水上跳伞任务，既能提高空降兵的跳伞技能，更能磨砺空降兵的意志：水深超过三千米的水域，不是那种清凌凌的、一看就讨人喜欢的淡蓝色，而是庄重得叫人生畏的、看上去是黑乎乎的深蓝色。风急浪大、渊深莫测。降落在这样的海面上，就像走进一个浩瀚无边又什么都看不清的神秘黑洞之中，常常让人不够自信、缺乏勇气，觉得自己太渺小了，赶紧想办法找到自己的战友，需要聚在一起才能“壮胆”。 从南疆到北囯，同样是水上跳伞，我们还在武昌东湖、湖北长江和丹东的鸭绿江训练过。无论是碧波荡漾的东湖、波涛汹涌的长江还是清澈透凉的鸭绿江。战友们转移到哪里，谈笑风生、轻松活泼的欢快气氛就跟随到哪里，再也找不到在南海海域的那种沉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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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之年。 这一年，各地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英明领导”下，纷纷砸烂当地的，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的“旧政府”， 完成了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之后，相继成立美其名曰“革命委员会”的新政权，继续用他们的“革命理论”指导他们的“革命实践”。 “秋风萧瑟，山雨欲来。”总觉着有一团不祥的阴云，在向我的头顶悄然压过来。 在着手把几个不同地域的水上跳伞情况写成书面总结的时候，我又严重失眠了。熄灯之后，总是辗转翻侧、睡意全无。 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人们的生活环境，特别是政治、文化、精神生活方面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了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熏陶着人、磨砺着人。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所谓“洗礼”，我发现人们确实变了，我自己也变了。 就像轮回着的白天和黑夜一样，我的生活也有截然不同的两面：在白天，在人前，我阳光灿烂，嘻嘻哈哈，依旧是一副乐观豁达的模样；在夜里，在独处时，那个“假功臣”、“黑爪牙”的影子像魔鬼一样，挥之不去。我忧心忡忡、不寒而栗。 想夺权的，有的已经夺到权了；不想“下台”的，却照样被“拉下马背”、扫地出门。 “我的手里没有权。他们又会把我怎么处置呢？”这个问题，我明明知道，想了也无济于事，可全然不去想它，我又实在做不到。 我不知道今后会去哪里？更不知道今后会是什么样子？只觉得整个身心，都被伤感包裹着。 尽管我所在的空降兵部队的营区，距北京有千里之遥，但是，只要北京刮过一场批判罗瑞卿的“暴风雨”，几天之后，空降兵部队准有一次“肃清‘罗’毒，清除黑爪牙”的“洪峰”通过。这种局面，一直维持着，从来没有被打破过。 两年多来，罗瑞卿一直被“挂”在那里，没有结论。我也照样是空降兵部队“尖子班”的班长，照样可以去做别人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政治上的风吹草动，总会引来“几家欢乐几家愁”。对我而言，“时令”似乎是越来越接近“冬季”了。 退后一万步讲，作最坏的打算，我也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人家毕竟是打下红色江山的先行者中间的一分子，是共和国的开国功臣，陆、海、空三军的总参谋长。 与他相比，我算什么？我只能说是用肉眼根本找不见的一粒微尘！我自以为，我根本就沾不上他的边、“可望而不可及”。 既然有人硬生生的用什么“路线”把我与他串在了一起，一定要让我给他“陪葬”，我也只好认了；既然有人一定要让我与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份“光”，我也只好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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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岁末年尾的时候了。已经在空降兵部队过了六次年了。 此时此刻，真有一种人生“不堪回首”的感觉！我是抱着到空降兵部队当一名好兵的宗旨来的。想想过去的六年时光，我努力了，我付出了。“加星晋级”、“优等射手”、“技术能手”、“五好战士”、“二等功臣”等等，一道道光环、一个个荣誉，既是我这种努力和付出的有力证明，也是空降兵部队对我这种努力和付出的充分肯定。 看看现在的情景，简直就是，从千尺高台一下子跌进了万丈深渊。 过去的六年时光，就像在空降兵部队坐了一回“过山车”。 我心灰意冷，不知所措。难道真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的大会上，那个神秘的报告人说的，是“成绩愈大，偏离毛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愈远？”还是应验了“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这句台词？我找不到答案。 不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为什么我播下了心血和汗水，却要我收获苦涩和酸楚呢？ 不断有消息说：“九大”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了，原来被视作“神圣”的党章，这次也要进行修改。还要把“林彪是毛 的接班人”这一条，明明白白地写进党章。 那个神秘的报告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大会上的报告内容，有些真的要变成现实了。罗瑞卿将被打倒，看来是铁板钉钉的了。 “兔死狐悲。” 我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打算大显身手的事业，眼看就要终止了。 我挚爱的、愿意为之献身的空降兵部队，估计也不会让我久呆下去了。 在我熟悉的营区内，军号声声，依旧嘹亮。但对我而言，分明是已经换了人间。 也罢，放眼望去，满世界全都是被时代潮流卷着向前走的人。没有那一个人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无可奈何花落去。” 在最灿烂的时刻毁灭、在最绚丽的时刻凋谢。这，或许也是一种宿命。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那时的心情，真的有点像后来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两句歌词所描述的那样：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我实实在在千百次地问过我自己： “我究竟错在哪里？” (第九章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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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返故里 缘从天降 一九六九年三月，我被迫离开空降兵部队。 踏上阔别七年的故土，一种“人生自古伤别离”的痛楚油然而生。下了由市区开往小镇的汽车，向西，只需步行六、七分钟，就是被当地人称作“血地”的，生我养我的地方。 “人面不知何处去，”小楼依旧立春风。父亲亲手翻建的两间楼房，在乡村连片的黛瓦白墙间，还是那样的突兀、那样的鹤立鸡群。 此情此景，“昔人已骑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落寞与惆怅，紧紧地包裹着我。我越发感到自己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 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站立在自家门口的，是什么时候叩开自家大门的。面对父亲的遗像，我双膝跪地，全然不顾密密匝匝，里三层外三层前来围观的乡亲，心间积压了近三年的郁闷、痛苦、悲伤和委屈，以及对父亲的亏欠和内疚，一齐化做了男儿特有的泪水，喷涌而出。 “爸爸！”我放肆地在父亲的遗像前流了半天泪，直到把眼泪哭干了，才站起来。 物是人非。满屋子都是父亲经营桃园时使用的家什，满屋子都是令我加倍追忆这位我最敬爱的人的导火线。大大小小的铁耙、宽宽窄窄的锄头、长长短短的镰刀、粗粗细细的船篙。装桃子用的专用笼格，清理出八十余具。没有来得及用完的，包裹桃子用的纸袋，尚余一万七千多只。匾、篓、篮、绳、索、链，不计其数；缸、坛、罐、锤、锯、凿，应有尽有。越是看到父亲那些制作精巧的器物，我越伤心；越是发现父亲那些考虑周全的所在，我越痛楚。“寸心难报春晖”，我对父亲的亏欠和内疚，已经无法补偿了，这种亏欠和内疚，只会化作我心头永远的痛！ 父亲是葬在他生前经营的桃园之中的。次日，我荷锹来到父亲坟茔前。岁月流逝，还不到五年光景，父亲的坟茔，已略见塌陷了。我一边整修、一边添土。泪眼朦胧之中，隐约又见儿时的桃园旧景：几缕春风、几阵细雨过后，深褐色桃树枝条上的花芽就一天比一天膨大起来。转眼间，每每顾不上，约同窗好友前来赏花，就已经一园春风，满目灿烂了。含苞的、半开的、怒放的，各展其姿；纯白的、粉色的、大红的，争奇斗艳。若是站在村西头的竹桥上，向桃园眺望，那一片绯红，像极了日出之前悬在东方九天之上的霓霞。 父亲没有上过学。却总能在桃花盛开的时节，从园里有多少棵树，每棵树留下了多少枝条，每枝预留几只桃子，在现今肥源下，每只桃子能长多重等诸多因素中，非常准确地预测出当年的产量。父亲又要遇上好年景了，我仿佛又看到绽开在桃花丛中的父亲的笑脸了。是的，真真切切，那就是父亲的笑脸！父亲没有死，像父亲那样的好人，怎么会死呢？那片桃林也没有毁，那满园惹人怜爱的桃花，怎么会有人忍心把它毁掉呢？一定是绽开着笑脸的父亲，带着那满园盛开的桃花，搬到山更青、水更秀的更加美好的地方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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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老家的第三天，几个农村基层干部来到我家里，说是要给一个专案组的几位工作人员安排临时住所，见我家住房相对宽敞，打算将这个专案组驻扎在我家里。因为人数不是很多，组员又比较年轻，我同意了。专案组入驻后，我才知道：不久前，沪宁铁路黄巷段发生了一起爆炸案。据说，爆炸发生前，将在未来的新政权中担任要职的，几个上海籍头面人物乘坐的专列，刚刚从那里通过。这么一来，这起爆炸案，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暗杀这几个重量级人物的要案、大案了。省、市、县各级，纷纷抽调精兵强将，限期破案。案发地周围，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侦破组、工作队层层进驻，轮番上阵。组织学习、洗脑，开展自查、互查。只要是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无论什么职业，上班之余，每天都要排查到深夜。不抓获案犯，就不会收兵。 幸好，案发时，我还在由武汉开往南京的江轮上。我不属于嫌疑对象，可以游离在这种学习和排查之外。但毕竟家里住着专案组，每天工作到深夜，家里也就热闹有余，宁静不足了。 这样的日子记不清过了多久了。一天上午，一辆吉普车直接开到我家门口，把我接走了。在汽车还属于珍稀类物资的年代，这件事情，引起了乡亲们的好奇。我被吉普车莫名接走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乡村很快就沸沸扬扬了。傍晚时分，又是那辆吉普车，又是直接开到家门口，把我送了回来。就这样，我在乡亲们的传言中，多了几分神秘色彩。 又过了三天，住在我家里的专案组撤走了。那件层层督办的要案、大案，就像是专案组的随身物品一样，被装进行李，一起带走了。乡亲们不用每天熬到深夜了，老家又恢复了往日的闲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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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黄昏，没有任何预兆，我家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行动不利索的小脚老太。天色，已经十分昏暗。那时，农村虽已通电，但我家还没有安装电灯。当我认出来，她是我二姐的婆婆时，她也看清我了。她笑眯眯地轻声告诉我： “我给你带来一个‘对象’。以后的日子，要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才过得好。” 说完，她没有听我半个字的解释，便径直退出门去，把一个姑娘推了进来。甩下一句“你们谈谈吧。”就随手带上门，转身离去了。 慌乱中，我甚至没有招呼对方坐下。又是找火柴，点煤油灯；又是生火，烧开水。手忙脚乱了好一阵，才满怀歉意地招呼对方坐下来。 “你一定认识我。不但认识我，还了解我。”我首先打破了沉默。 “一个姑娘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独自到陌生男人家里去的。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见她不好意思开口，我又问得具体了一点。 她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抚弄着自己的辫梢，小声告诉我：我回农村没几天，在小镇上偶遇儿时旧友，二人站在马路边谈了二、三个小时。她和二丫(我舅舅的孙女)刚好经过那里。二丫把她带到斜对面的商店里，隔着窗户玻璃，一边看我们交谈，一边听二丫讲述与我有关的故事。直到我们离去了，她们才离去。 “要认一个识人，了解一个人，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不能光听一、二个人说说的。”我提醒她、要慎重。 “我不是光听别人说，而是凭我自己的直觉。”她像是辩解似的说。 “有的时候，女人比男人敏感。女人可以单凭直觉就感知一个人的好坏、善恶。”她又十分自信的补充了一句。 “你在小镇上看到我，就认定我是个好人、善人了？” 疑问中，我带了几分好奇。 “真是这样。”她回答得十分干脆。 “听说那个挂牌大案，是你去发表意见之后才撤掉的。乡亲们说你真了不起，为大家做了件大好事。” “我觉得我很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做好事更不敢当。我只是根据已经掌握的爆破知识，发表自己的见解而已。我想，如果换了别人，他也会这么做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不过既然撤案了，也不是秘密了。” “他们把我接去，先让我看案发地的沙盘模型。对着模型介绍基本案情；然后带我去案发现场，在现场比照着谈案情；最后，让我看了在现场截获的作案工具。” “测量一下留在现场的电线的实际长度。”我要求。 “有这个必要吗？”他们问 “必要。而且非常重要！”我说。 有了全面的、直观的印象之后，我觉得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表示：“这是一起用电点火方式引爆炸药的爆炸案，但又不像是一起以铁路专列为攻击目标的爆炸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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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了自己的理由： 第一，“爆破方式选择不当。” “案犯在诸多爆破方式中，选用电点火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电点火方式的优点是：实施者可以凭自己的意愿，精确控制爆破时间。缺点是：实施者必须长时间滞留在作案现场，很容易被抓获。想想看，实施者在获知专列的运行时间后，必须在铁路路基上掩埋炸药，敷设电线至爆破安全区。然后，蹲守在那里，直到专列通过时引爆为止。一大串工作，都必须在现场完成，被抓获的可能性极大。即便侥幸逃脱，也会留下电源、电线等蛛丝马迹，供办案人员顺藤摸瓜。” 第二，“实施人员选择错误。” “从现场截获的电线分析，实施者缺乏爆破常识。案犯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现电线的长度不足，使用了新旧成色不同，截面积有异的二种不同的电线，这在爆破中是忌讳的。但这还不算是根本性错误，实施者的根本性错误在于：他没有把二根不同的电线，一根用来连接电雷管和电源正极，另一根用来连接电雷管和电源负极。而是把二根电线都一分为二，然后再连接起来。这样做，只是解决了二根不同电线的长度差异问题，却犯了电点火爆破中的大忌。线路上多出两处接头，这在电点火方式爆破中，是无论如何不允许的。由此可见，实施者没有接受过爆破基础知识教育。” “我刚才要求测量一下电线的长度。两根单线总长六十米，组成回路不超过三十米。我估算一下，要炸毁列车，需要中级炸药十公斤左右。这么大的药量，三十米的安全距离是远远不够的。” “在我看来，实施者像是要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或仇恨。但是，他选错了地方，也选错了时间。” “毛 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是把专列作为爆破的攻击目标，那么，‘醉翁之意不在酒’。这趟专列的主人，才是实施者真正要剪除的对象。平民百姓是不坐专列的，地市级干部恐怕也没有资格。我们不用探求谁是那趟专列的主人，我们只是分析，什么样的人，会与这趟专列的主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非得置这趟专列的主人于死地而后快？我看也应该到位高权重的人里头去找。” “有了权，居了高位，还愁找不到懂点爆破知识的人去干这样的事？” “假设就以这趟专列为攻击目标，我给大家演示一种最简单的方法：领取适量炸药，捆绑好；领取导爆索一米、雷管二个。二个雷管分别与导爆索的两端连接、固定好；把导爆索一端的雷管插入炸药的药孔内，固定好。以上这些准备工作，都可以在实施者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完成。做好了，还可以随身携带。结果，除了升起少量轻烟之外，不留任何余物。” “对于学过爆破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事情就这么简单。谁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呢？谁愿意舍安求危呢？除非他是个白痴！” “扯得太远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我不好意思地对她说。 姑娘继续抚弄着她的辫梢，低头不语。 “军人从部队回到地方，你知道有哪几种不同的方式？” 我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想借机会把自己的最痛处告诉她。 “好象有复员、转业和退伍吧。” “可我既不是复员，也不是转业、退伍。” “那是什么呢？” “复员、转业、退伍都是十分光荣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有前途的。” “我不一样。我是被遣送回家的。我没有政治地位，更没有什么前途了。” 姑娘听到这里，停了下抚弄辫梢的手，但还是低头不语。 “还不止这些。回家之前，我在部队就断断续续，大会小会的被批判了近三年。” “也搞‘喷气式’、也挨打吗？” “这倒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被批判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很好很好的人，真的。” 我苦笑了一下。不知她是有意安慰我，还是真的这么认为。 “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三年来，除了正常的生产劳动，你还干点啥？” “绣花。” “汽车站东面那个花编站的手绣花？” “对。” “不是说僧多粥少吗？” “花编站每来一批花，总是根据交货期的长短，先安排给四个人绣。如果这四个人吃得下，就不外发了；如果这四个人消化不了，那么，消化不了的部分，再外发给别的人绣。我就是这四个人中间的一个。可以说，没有一天不绣花到深夜。” “这么说，你是个绣花能手？” “马马虎虎吧。” 提到绣花，姑娘坐不住了。她边站起来，边说： “什么时候来看我绣花吧。婆婆(我二姐的婆婆)是我东隔壁，二丫是我西隔壁，我家就在她们中间。” 说完，姑娘就急匆匆的告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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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我二姐的婆婆送来姑娘写的一张纸条，大意是：“她不在乎政治地位和前途。她说，在农村，当农民，只要能挣工分，养家糊口就行。” 我真的去看过姑娘绣花。不是堂而皇之地去看的，而是偷偷地去的。 一个明月清风的晚上，时针已过十点。我走过两座小桥，才来到记忆中的外婆家。人生苦短，外婆、外公早已不在了，连舅舅也在前几年故去了。走过长长的巷陌，西头应该是条河浜。外婆家靠近河边，落地栅门。我在寻找儿时的记忆，打算从河边倒走过来，寻找那个绣花人的家。忽然间，发现一家的门缝里，还向外透着微弱的光。贴近门缝一看，七、八个人，围坐在煤油灯下。清一色，全是女性。有的在纳鞋，有的在缝补，有的在编织。他们有说有笑，边干边聊。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在我看来，绣花是可以与音乐、艺术相提并论的，应该是在大雅之堂进行的。围绕在绣花身边的词汇，大多是细微、纤巧、轻柔、玲珑之类。绝不会与五大三粗沾上边。挤在煤油灯下，囿于人丛之中，能干绣花活吗？在这个环境之中，我能找到那个绣花女吗？我凝神细看，发现这个女人堆里，确有一位与众不同：她不说话，不与人闲聊。她总是不停地挥动着右手的小臂。挥动的频次之高，几乎与阅兵式上军人方队的步频相当。她这是在干什么呢？我一时找不到答案。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不停挥动的右手，发现越到后来，挥动的幅度越小。挥动的幅度越来越小，终于，她停止了挥动。只见她的双手在自己腰际轻轻一捋，对着油灯做了一个戏剧舞台上常见的，穿针引线的动作。接着，又均匀地，无休止地挥动起她的右臂来。我喜出望外，总算明白，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绣花女了。她正不言不语、聚精会神地绣着她的花。昏暗的油灯、娴熟的动作、明快的节奏。看起来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和谐。她很少低下头去，看花布上的花形图样，她根本不用考虑，手中的绣针，该从哪里进，何处出。在我看来，用这种姿态，干这种活计，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可是，就是从她的五大三粗的手里流出的绣品，件件都是免检，件件都可视作样品！我想了半天，除了“出神入化”之外，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汇来描绘她如何绣花了。此时此地，一种敬佩夹杂着爱慕的心情，慢慢爬进我的心田。并且无可节制地滋生、蔓延开来，直到占据了我所有的位置。 又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绣花姑娘的姓名，叫荷芬。我与她，没有花前月下，没有一起看过一场电影，更没有一起下馆子，吃过一顿点心。但是，我们相约：从一九七0年春节开始，我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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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到结婚，恋爱时间大约是九个月。见面次数不会超过十次。从这方面去“考量”，我们应该属于“没有充分恋爱就结婚”的那种模式。 草率吗？ 从表面上看，好象有点草率。实际上，我是极其认真的。 回过头来想想，空降兵部队的那些经历，“价值连城”。 在那里，每接受一项新的任务，我就会强迫自已深思熟虑一次：“估计会出现什么新情况？碰到什么新问题？必须作好哪几个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确保顺利完成任务，做到万无一失？” 结婚这种事情，当然不能与“战斗任务”相提并论。但“新”的本质，却是相通的。结婚了，就意味着人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状态。 人们都会说：“结婚”是二个人的“终身大事”。“终身大事”顾名思义，就是一辈子的大事。 “一个人做点好事並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从这句话延伸开去，可以说：“夫妻之间来点恩爱并不难。难的是白头偕老，恩爱如初。” 难来难去，就难在“终身”上，难在“一辈子”上。 “怎样做，才能保证夫妻二人白头偕老、恩爱如初？”这正是我当时深思熟虑的焦点。 我与荷芬是邻村，相距不远。但农业劳动既繁重、劳累又接连不断。我们的见面机会少得可怜。见了面之后，谈的几乎全是别人的“家长里短”，似乎与两个人的恋爱不着边际。但这种谈话內容，恰恰是我刻意安排的。 我们利用极其宝贵的恋爱时间，把各自村寨，每户农家的情况都梳理了一遍。张家长，李家短。我们耳闻目睹、如数家珍。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 有些家庭，本来各个方面，条件都不差。只因一方迷上了赌博，最终债台高筑，半辈子穷困在债务里； 有的家庭，经不起“白色粉末”的诱惑，最后不能自拔。弄得家破人亡。叫人追悔莫及、扼腕叹息。 有的则是迷恋异性，沾花惹草、不守本分。导致分道扬镳、劳燕分飞。 还有的，只是为了鸡毛、蒜皮一类小事、或因为对一人一事的看法、处置意见分岐。就拳脚相加、大打出手。…… “以人为镜，明白其中得失。” 正是有了我与荷芬之间的几次看似“无关紧要”、实为“必不可少”的郑重恋爱，让我们看清了，那些影响夫妻关系的不安定因素；正是有了我们自己身边的“历史经验”和“活的教材”，才让我们未雨绸繆，在结婚之前就“约法三章”，订立了我们自已的“二要二不要、绝对不计较”。来避免出现那些类似的悲剧、重蹈他们的复辙。 我们一起起誓：要热爱劳动（这是维持正常生活的基本保证）、要彼此忠诚（这是夫妻关系的道德准则）。不要参与赌博（连赌场的门都不进）、不要吸食毒品（包括香烟在內）。绝不为其他事情斤斤计较。（只要不触犯上面几条底线，别的事情都可以愿谅） 我们诚实守信，严格遵照执行。几十年时间，一直相濡以沫、互敬互爱，过得和和美美。不仅在当地人人称羡，而且远远近近，别的夫妻（家庭）出现矛盾、闹了纠纷以后，都乐意到我们这里来“评评理”，让我们当“调解人”，做“老娘舅”。 生活，本身也是一门艺术。只要认真处理、用心处理，一样可以演绎得有声有色、美仑美奂。 记得荷芬在一家标准件商店当营业员期间，经不住一个福建女谝子死搅蛮缠的诱惑，一时冲动，买下了一批假银元。等意识到“可能有诈”时，女骗子早已无影无踪了。回到家里，战战兢兢地对我说起被骗经过时，痛心疾首、又悔又恨！ 破天荒第一次给家里造成了，说大不算大、说小也不算小的经济损失，荷芬不清楚我会怎样处理这件事情？ “只要没有触犯二要二不要的底线，就都是小事。我都能包容、都不会计较。那些损失，就当作是交了一笔学费吧。”我明确表明了态度。 听我说得那么轻描淡写，荷芬反而用将信将疑的目光审视着我。 为了缓和气氛，我接着说： “我今天倒占了个便宜。来，让我亲一下。” 我张开双臂，把她拥入怀里，吻了她一下。 “你今天占了什么便宜？可以给我抵销掉多少损失？” 荷芬挣脫后，迫不及待地问，她分明还被受骗的事情纠结着。 “你只交了一份学费，却让我们二个人都受到了教育，这多划算呀！” “原来你也是在骗我！” 荷芬这才破涕为笑，一只手擦眼泪，一只手掐了我一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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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既然喜欢上这个人了，就要包容她（他）身上的不足，宽恕她（他）所犯的错误，只要她（他）能记取教训就行了。我们的老祖宗创造、发明了“爱屋及乌”这条成语，就是要我们对照着这样做的。 我与荷芬三十六年的夫妻生活证明：她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她的那种“直觉”是很“灵验”的。我们恋爱时间那么短，见面次数那么少，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草率。 从我自己知道将要离开空降兵部队的那天起，我就作好了要经受大苦大难的思想准备。这种苦，是两个方面都存在的：一种是皮肉上的苦，就是古人说的“劳其筋骨”。我一定会脱掉几层皮，瘦掉十几斤肉；还有一种是精神上的苦，就是古人说的“苦其心志”。 “人生在世，切忌去做自己不壇长的事业。” 我明白，我有不少长处。离开空降兵部队时，我曾经想提出建议：让我去从事高风险的事业，如降落伞厂的试伞员、矿山的爆破手等。但有人就是逼着我要把这些长处束之高阁、弃之不用；我当然也有许多不足。现在，我就只能拿自己最薄弱的项目去跟别人较量、靠最差的环节来维持生计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自己：“再穷困、再潦倒，也要厚着脸皮活下去！” 因为我明白：“眼前只是眼前，一切终将过去。” 荷芬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名门望族。她来了，她没有带来什么物质财富。但是，她带来了她的一颗心。她用她的那颗心，为我点亮了一盏灯。她给了我光亮、给了我力量。正是在这盏灯的光亮下，我与她在一起，三十六年，心手相牵，互敬互爱，虽苦犹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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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贯穿农村工作的一条主线，叫做“备战备荒、以粮为纲。” 种粮食、种水稻，是江南农村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那时，正赶上疯狂的农业学大寨时机。只要你的户藉在农村，不管男女老少、高矮胖瘦，都只能累死在同一块田里；只要你的户藉在农村，不管你是机匠还是木工，那怕是三百六十行之外，从事外星人的工作，也只能让田里收成的好坏，来决定你收入的高低；只要你的户藉在农村，那怕你是三头六臂，有七十二般变化的通天本事，你的生活水准也绝不会超过生产队长。 月缺月圆，周而复始。我真正品尝种田的艰辛，是从插秧开始的。秧苗在秧田培育近一个月时间以后，就要移栽到大田里去。拔秧、挑秧、插秧就是这种移栽的全过程。农忙时节，农民是没有作息时间可讲的。无论是集体生产还是包产到户、概不例外。早饭之前，两个人拔好一畈秧，是多年来约定俗成了的。这两个人，可以是夫妻、也可以是兄妹、姐妹或姑嫂，等等。为的就是互相照顾。夫妻组合的，常常是丈夫占据了秧畈三分之二的宽度，只留少量工作让妻子干。或者是丈夫先下地，妻子在家干点家务、照顾一会孩子之后再与丈夫一起完工。我们刚好相反：荷芬把我领下秧田、给我做了示范之后，她就埋头只顾拔秧了。她多次说过：“拔秧、插秧这种农活，只有从小就学，才能学好、学快。”我做不好，做不快，这是已经不可能改变的现实。她只能用自己的超负荷运行，来弥补我的不足了。每当这种时候，她就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就要用上生命的极限。不为别的，就为了做个样子给人瞧瞧：我们的夫妻组合，不比别的夫妻组合差多少！ 早餐时，荷芬对我说：“挑秧也不是光凭力气就能做好的，从秧田到大田，要从田埂到机耕路再到田埂，都是赤着脚走的。田埂湿滑泥泞，机耕路坚硬刺痛，都不是好走的路。如何防滑？如何避刺？只能体会，无法言表。你一步一步自己去总结吧。” 从荷芬闪烁的泪光中，可见艰苦程度，非比寻常。 我生在农村，却没有赤过脚。更没有挑着担在烂泥、田埂和铺满碎石的路面上交替走过。今天，看来是没有经过“学习”就要直接参加“考试”了。 我模仿着别人把秧苗按圆周叠加起来，装满担。挑起来准备走，却怎么也迈不开步。两只脚深深地陷进了污泥中，左脚提起来，右脚陷得更深。右脚提起来，左脚又动不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移至田埂下。但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就是一步跨不到田埂上去。队长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说：“秧担这么重，压在肩上，把两只脚死死地钉在烂泥里了，不用点脑子，是很难跨上田埂的。” 队长在提醒我要用脑子了，我茅塞顿开，开始晃荡起肩上的秧担来。秧担晃荡着，摆动幅度越来越大，当秧担摆动到田埂上方时，我随势拔脚，终于上了田埂。三步一摇摆，五步一踉跄，走几十米的田埂，好几次差点滑倒。与田埂的湿滑难行相比，机耕路就更具“杀伤力”了：机耕路是农民从居住地到田间的主要通道。江南雨水多，土黏，为了防滑、防泥泞，在机耕路上铺满了碎石和煤渣。长年在这种路上行走的人，脚底板长有老茧，耐戳。我是从未赤过脚的人，最近七年，两只脚还一直受到跳伞鞋的“重点保护”。 今天，赤着脚又挑着这么重的担，踩在碎石和煤渣铺就的路面上，就象踩在针尖和刀锋上一样。脚底那个钻心的痛啊！真是踩不下去又缩不回来。 说踩不下去，是因为十指连心，踩下去实在痛得受不了；说缩不回来，是因为要面子、要活命，如果这一步跨不过去，我就无法生存下去！ 我咬紧牙关，一步三颤地前行。毫不夸张，真的是走一步，颤三颤那！舌尖咬破了、鲜血往外渗。豆大的汗珠，顺着面颊滚动、沿着发丝滴流。我的血、汗和泪交织在一起，洒落在机耕路上，成了路的一部分。 插秧的时候，荷芬又把我拉到她身边。横向六棵，纵向一百米，这是每个人的硬指标。“一声鸟叫六棵齐”的佳句，是专门用来赞美江南的插秧能手的。荷芬不是一声鸟叫六棵齐，而是一声鸟叫八棵齐。我们俩并在一起横向十二棵，她插了八棵，我只插四棵。尽管这样，她一百米到头了，我还仅在七十米的位置。她还要再要来“接”我一段，才完成二个人的指标。 斗转星移，寒往暑来。我脚底板上被碎石和煤渣戳破的无数出血点，一层盖着一层，终于结痂、终于化成了厚茧；我肩膀上被扁担压出的水泡，一片连着一片，终于成了肉坎。就象毛毛虫蛰伏在土中，终会化作蝴蝶一样，我在历尽艰辛之后，终于“像”个农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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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不少企业在悄悄升格。村办的升为乡办，乡办的升为县办。 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职工的业余生活，也在改善中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县属企业是每年都要组织各种球类比赛的，还每年举办一次全县职工的田径运动会。就是在这种悄无声息的变化中，有文艺、体育特长的人，也渐渐成了“香饽饽”。我因为篮球打得不差，也被一家刚刚升格为县属企业的工厂相中，约定农忙时回生产队劳动，农闲时到工厂上班，负责这个工厂的后勤保障工作，主要是食堂、仓库和运输。挂名是负责，说白了，每个岗位都有人在干。事实上是让我去训练一支篮球队，应付县属企业每年一届的联赛。 “走马上任”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领一群青年工人平整土地、“白手起家”搞出一个露天球场。好在工厂里木材、钢管等应有尽有；木工、电焊工、油漆工等一呼百应，随叫随到。不到一个星期，露天球场就大功告成了。接下来，就是物色人选。打篮球其实就是玩，是按照打篮球的规矩玩。年轻人当然是乐此不疲、争先恐后了。但要真正玩得出成绩的，或者具有这方面潜质的，却并不多。我只能建议工厂领导先组织车间之间的友谊赛，在比赛中选拔人才、组织球队。一个工厂的业余球队，作为队长兼教练，我把训练时间安排在上班前和下班后，要求队员在上班前提前一点来，下班后推迟一点回。由于教得用心，队员又练得刻苦，当年就在县属企业篮球联赛中夺得季军，全厂上下都很振奋。 在这期间，有个远亲暗示我：“学好车、钳、铇，企业争着要。借这个机会在厂里学门手艺，掌握点生产技能，就不愁没有饭吃。”经他一指点，我在管好后勤，带好球队的同时，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机械加工方面的专业技能来。有个老师傅对我说：“车工，开头比较难学，但容易达到较高境界；钳工则相反，开头比较容易学，达到较高境界却很难。”我选择了开头比较难学，却能在较短时间内达到较高境界的车工。我借来一本“车工工艺学”，先似懂非懂地通读了二遍。然后结合车间里正在加工的机械零件，重点阅读工艺学中的有关章节，利用夜班到机床上去实习，帮助车工干活。因为篮球队的组成人员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工种，所以，我随时都可以找到实习的岗位。 二年后，工厂规模扩大，金工车间盖了新车间，添了新设备。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我的报名单引起工厂领导极大的关注。经过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轮考试，我不仅成了车床上的一名熟练工，还担任了金工车间车工二班的班长。 这一年的下半年，村里组建毛巾厂，只要自带生产设备，就可以成为生产员工。我与荷芬商量之后，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荷芬也成了村属工厂的员工。那个年代，实行大寨式分配制度，我在县属工厂的工资和荷芬在村属工厂的工资都必须转给生产队。生产队根据我们在工厂的出勤天数折算成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的天数，记给相对应的劳动工分，参加生产队的年终分配。因此，我们俩都到工厂去上班，只是多了一些挣工分的机会，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窘境。 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和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荷芬先后生下两个儿子。为我带来了希望，为我预示着明天。两个孩子，天资聪颖，活泼可爱，给家里增添了无尽欢乐。 多两张小嘴巴吃饭，当然也会多一份艰辛，但与沉甸甸的、实实在在的欢乐相比，那份艰辛就显的微不足道了。记得在老二出生后的一九七五年，在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方案上，我与荷芬两个人的全年工分，扣除已经预分的粮食、柴草之后，只剩下二元二角三分（总分账为负数）。对我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数字！这个数字的字里行间夹带着多少忧愁！但是，这种忧愁，还是被孩子降生的喜气冲得烟消云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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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光，若想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劳动。 在我们那批同龄人中间，荷芬的勤劳是出了名的。她除了正常的田间劳动并且在田间劳动时一如既往地用她的超额部分弥补我的不足，弥补我的无能之外，休工后，还要割草喂猪。她埋头割草，常常忘了时间。等到把草集中在一起时，发现已有小山似的一堆，再也拿不动了。我经常接到她捎来的口信，要我带着什么工具，赶到某某地方去把草运回来；一听说哪里有绣花、缝纫类的活计，不管单价压得多么低，无论工期排得多么紧，她总不忍错过。常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有时真的累垮了，住进了医院，护士拔掉吊针以后，她也很少回家休息，总是直接从医院去了车间或田头。 在我们那批同龄人中间，荷芬的能干也是出了名的。担水浇地、锄田插秧，无所不能；缝纫绣花、纳鞋制衣，样样精通。闲暇时，陪她逛商场，她在服装柜台前逗留的时间最长。看到喜欢的、款式新颖的时装，总是翻来覆去，要细看许多遍，直到把裁剪方式和缝制工艺都搞清楚了，才装作依依不舍的样子离开。转向布料柜台，剪下同样的衣料，回家三下五去二，按自己的体形裁起来。不出三天，流行时装就穿在身上了，大方得体，令乡亲们赞不绝口。好不容易去一趟杭州，在丝绸市场转了半天，没有买下一件成品衣服，而是买了七、八段丝绸零头布。回来亲手缝制成色彩有别、式样各异的夏装。当年夏天，一天变一种款式，一天换一种颜色，真是羡煞了村上的众姐妹！ 时光匆匆，岁月无痕。在离开空降兵部队的头十年，我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没日没夜的劳动、就是在繁重的劳动中苦苦挣扎。任凭我们夫妻俩如何努力，“贫穷”二个字一直紧贴着我们，如影随形，怎么也摆脱不掉。然而，生活越困难，我们越是时时刻刻想着对方，越是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重！双方都能感受到来自对方的温暖！“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或许，幸福在本质上本来就不是拥有得多、而是计较得少的缘故吧，在这十多年的贫困之中，我们仍然感到十分甜美。 我和荷芬三十六年的夫妻生活，让我感觉到：“成功”，未必就是封官晋爵。“成功”，也不一定要坐拥万贯家财。能够经营好一个和和睦睦的家庭、能够过上平平淡淡的生活，也何尝不是“成功”！ 在这里，我倒要告诉大家：夫妻之间，只有彼此都把对方“捂牢”在自己心上了，才称得上是“甜蜜”的夫妻。生活中，也不要刻意去追求什么，很多宝贵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从本质上说，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有爱的地方，才是天堂！ （第十章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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