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与人类生存: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二次大战中，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为结束二次大战起了重要作用。战后，人们从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中也得到启发，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为人类谋幸福。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迫使世界各国为发展经济而制定能源多样化政策。由于核能干净、运输方便、富有经济性，各国竞相兴建核电站。截至80年代后半期，全世界约有370个核动力反应堆在运转，预计2000年核电将占世界发电总量的20％以上。
和平利用原子能已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原子能进入人类生活后，从费尔米的第一座原子能装置开始运转到库尔恰托夫的第一座工业原子能发电站正式运行，类似广岛和长崎式的悲剧，犹如幽灵在人们身旁游荡。全世界曾发生过150多起核电站泄出放射性物质的事故，在美国、德国、英国、前苏联均曾发生过，有些事故十分严重。尤其是美国三里岛事件使人们谈核色变，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是后患无穷。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乌克兰境内，位于基辅北面。1986年4月26日该电站的第4号反应堆起火燃烧，整个反应堆浸泡在水里。这次事故规模之大、程度之严重、后果之深远，都是举世无双的。当时，第4号反应堆已烧毁，只能用混凝土将它埋起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式反应堆共有15个，它们所生产的核能占全国核能产量的50％以上，每年发电量达28312兆瓦。而这些核电站设计时均无可以防止漏出的放射性物质逸入大气中的安全壳。据官方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仅有2人丧生。但据西方报道，死亡人数超近2000人。1992年6月基辅再次公布数字，承认已有6000～8000名乌克兰人死于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该事故还严重污染着前苏联境内最肥沃地区。
奥夫鲁奇位于切尔诺贝利以西大约50英里，居住着8万人口，是一个田地平展的地区，松树和白桦树成林，农民在那里放牧奶牛，种植小麦和其他作物。但是核事故给这个田园诗般的画面带来了一场无尽无休的灾难：儿童生并死亡率不断上升、动物令人吃惊地畸形，事故的遗患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据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奥夫鲁奇的代表伊万·奥克里姆丘克所说：“从我上午一开始工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同切尔诺贝利有关。”奥夫鲁奇市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和一家民间的辐射作用监督的积极分子阿纳托利·波尔希科夫也抱怨道：“当局使我们居住在有毒的领土上。”在该市第一幼儿园的有屋檐滴水的建筑物底部地面上，用伽玛射线探测器发现了比儿童安全标准高3倍的辐射作用热点。尽管该幼儿园早就由士兵洗刷过，但为了200名小孩的安全，必须把表土掘起并搬走。甚至有人断言：“从纯粹的医学观点看，所有的儿童都必须从奥夫鲁奇地区撤走。”据调查，1986～1990年该地区贫血病人增加了114％，肠胃不适的人增加了3.5倍；尤其是儿童的健康遭到极大的伤害，在某些年龄组的小孩中有多达40％的人肺部免疫能力减弱，儿童得喉炎、支气管炎和其他肺部和呼吸道疾病的增加了4倍；青少年被列为“身体很不好”的人数增加了5倍，每年能拿到身体完全健康证书的儿童人数在持续下降。这种免疫系统受损被称为“切尔诺贝利艾滋脖。
这并非危言耸听，自1989年以来，该地区的农庄牲畜畸形怪胎已增加了一倍。因为当地牧草和水面已受到铯、锶及其他同位素的污染，向人们提供干净的食品和水已变为官员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为每月需要大约6节火车车厢的进口牛奶及其他食品和饮用水而奔忙。但是，乌克兰因汽油短缺，无法定期向奥夫鲁奇153个村子供应食品。当地原有282名医生，因辐射危险只剩下142名，而且医学学校毕业生已不再愿意来此工作，苏联解体更造成抗生素、止痛药、麻醉剂的长期短缺。奥夫鲁奇人民处在极端的困境之中，但哪里也不愿接受这些“生态难民”。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还殃及邻国。华沙离出事地点只有400英里，因此波兰电视台在同年4月29日即宣布对牛奶销售实行限制，说波兰东北地区的儿童有可能受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辐射污染。丹麦首相保罗·施吕特抱怨说：“苏联人丝毫不透露风声，真令人遗憾。”瑞典能源大臣比尔吉塔·达尔也警告说：“我们两国之间今后的关系将取决于莫斯科是否很乐意及时回答问题和对提高安全标准的要求作出反应。”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前东德的核电力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前苏联技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东欧处于一片恐慌之中。捷克有一座同切尔诺贝利相似的核电站距离维也纳只有30公里左右，这使奥地利人非常不满。芬兰购买了两座前苏联制造的反应堆，因它没有安全壳而使芬兰人惶惶不可终日。
印度中部博帕尔的毒气悲剧
进入70年代，为适应科技革命发展的需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技术的新兴工业，改造传统的“夕阳工业”，把一部分耗能大、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这种工业转移客观上还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反污染的压力。因为，一些重化工业企业造成的污染激起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强烈反对。这些国家不得不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垄断企业为解脱环境保护法束缚，就转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在它们输出资本的同时，也就输出了环境污染，给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这种例子举不胜数，其中最突出的是发生在1984年12月3日印度中部博帕尔的毒气渗漏事故，这是一起化学工业史上最大的悲剧，也是印度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事故之一。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为回避本国限制生产有害物质的法律规定，为节约大量环保费用以增加利润，于1977年在印度中部博帕尔创建了印度联合碳化物公司，这是其拥有全部产权的一家子公司。另一家子公司在本国西弗吉尼亚州。它们生产一种叫甲基异氰酸盐的气体，是制造农药西维因和涕灭威的原料。根据英国化学工业协会主席的声明，英国在70年代就已停止生产和贮存大量的甲基异氰酸盐了。博帕尔工厂却继续在生产这些化学剂。而且，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采用“双重安全标准”，即在博帕尔工厂和在本国西弗吉尼亚州的相同的联合碳化物公司，安全和监督有毒物的系统大不相同。该公司为了追逐暴利，在博帕尔工厂的设计方面没有采用美国公司同类企业中安装的应急预警计算机系统和储存化学毒剂的安全可靠场所。因此，博帕尔工厂是在既无预防措施，又无安全原则的条件下，生产着剧毒的甲基异氰酸盐。
据说，1978年博帕尔工厂已有6个人死于毒气，但由于厂方的利欲熏心，没有引起重视，终于在1984年12月3日酿成悲剧。
1984年12月3日凌晨两点半钟，博帕尔工厂的地下储气罐内的压力突然增大，一个阀门破裂，从中漏出45吨左右的毒气。本来它是以液化的形式储存在罐内的，但在21℃时就成了气体。从储气罐中渗出的毒气通常会通过一个氢氧化钠涤气器进行中和成为无害气体，但压力增加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涤气器来不及中和这些跑出来的毒气。当这些致命毒气开始渗出时，人们正在熟睡中，毒气噎得人们难受得摇摇晃晃从床上起来，想要跑出这毒雾笼罩的地方，引起了一片惊慌。当场就使该城的350多人因窒息而死亡，死者大多是儿童和老人，12000多人被送进医院。最终造成两千余人死亡。
伤亡惨重的事故，引起了印度国内外极度的不安和愤怒。印度前总理拉·甘地当天就表示：“博帕尔出现的这一可怕悲剧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十分悲痛。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确实令人感到可怖。”他立即拨出32万美元用作救济金。印度政府的石油和化工部长瓦桑特·萨特12月5日声明，希望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对受害者给予足够的赔偿，“能像这场事故发生在美国那样来处置，拿出它在美国所会拿出的同样数额的赔偿金”。但是，这家公司对受害者提供的赔偿“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衡量都是少得可怜的”，而且是在“不通知受害者有各种不同索赔权的情况下”这么做的。为此，印度人12月7日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对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诉讼，控告这家大化学公司的设计和经营不当，要求赔偿150亿美元。这一诉讼案是博帕尔的两个家庭：希拉·巴伊·达瓦尼一家和拉赫曼·帕特尔一家起诉的，达瓦尼的丈夫和帕特尔的妻儿都被毒雾夺去了生命。因起诉者请求让他们代表毒气受害的所有人，这个案件即成为集体控告一方的诉讼案。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西弗吉尼亚州子公司所在地的因斯蒂图特市社会组织代表要求立即会见该公司领导人；该公司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均设有分公司，事故的发生使这些国家感到有一种同样的恐惧，印尼各界公众代表要求本国政府和印尼的联合碳化物公司作出保证，不使该公司在泗水市的工厂对当地居民的生命造成威胁。但是，该公司并未毁掉贮藏的甲基异氰酸盐，只是要求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将与印度渗漏的同样化学品制成成品，150亿美元的赔偿也长期不兑现。由于资本家唯利是图和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的灾难性事故接连不断。
1985年12月4日，即印度在纪念1984年毒气事件一周年的第二天，在新德里又发生了什里拉姆化肥厂硫酸外漏事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