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文学] 《二傻跳农门》最离奇的个人奋斗史（自传连载）[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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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二傻跳农门》最离奇的个人奋斗史（自传连载）[第208页]

作者:南北20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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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感谢大家一如继往的支持，现将后面的几个章节传上去。

    41、继续上路

    我认为会的，自己已踏上了成功的列车，想返回去也难了，就像泼出去的水，射出去的箭，由不得你了。
    这样想着，我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即使做梦也会把自己笑醒。不过，没几天我就高兴不起来了，总觉得这个事有点儿玄。经过再三分析，我得出一个结论：自己提干的事，成功的概率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九，不成功的概率在百分之一。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恰恰这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起了作用。那天，周科长阴沉着脸对我说，你的档案也太乱了。
    我知道自己的档案很乱，主要是出在年龄问题上。入伍的时候，我的年龄太小，村长在办假户口的时候，多给我加了三岁。到了部队后，我总觉得自己没那么大，自己从心里也非常不认可。后来，我获得一些奖励，比如优秀士兵、嘉奖什么的，在填写基本情况的时，就填了真实的年龄。谁知现在惹出这样的事端来。
    周科长说：“有的材料上写的是73年，有的材料上写的是75年，到底哪个对啊？”
    以前我听说过，提干对象的档案不能有半点差错，也不能有任何涂改的痕迹，不然会被上级机关打回来的。而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破烂档案，有什么办法呢？我突然觉得，自己正应了那句“名言”，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我把情况如实跟周科长汇报了一下。周长科听完我的“传奇”经历后，若有所思地说：“这样啊，这样还好，主要材料的年龄一致就好办了。”
    听了科长的话，我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我心思，自己在成功的路上，最大的困难让我给摆平了。可我没有想到，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
    一周后，周科长又把我找了过去。我一看到他的阴沉的脸就知道情况又有不妙。周科长用手指了指我，欲言又止。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也似乎预感到这件事彻底没戏了。
    周科长说：“你的年龄，你的年龄啊！”
    听周科长语气，他是恨铁不成钢啊。
    我知道周科长也是由一名士兵提起来的，他在基层干过指导员，后来到了工程师，当过干部科干事，现当了科长。也许我和他近似的经历对我格外照顾。
    接着，周科长默不作声，房间一下子安静下来，这种静变成了莫名的气体，把我的心悬在半空。过了好一会儿，周科长说：“你生不逢时啊，谁能想到，真的谁能想到！”
    后来才知道，在我提干的那年，今年上面刚刚出台了一个政策，为了让干部年轻化，各部队所有提干士兵的年龄不能超过25周岁，这之前，只要不超过30周岁就行。而我，档案的年龄虚岁已经27周岁了，而自己的真实年龄只有24周岁。
    这时，我开始强烈地怨恨村长起来，他为什么不写我的真实年龄，为什么不把我的年龄改得稍微大一点，最好大两岁或大一岁。也许自己被突如其来的事冲昏了头脑，大两岁还不是个大？不改大年龄，自己不能当兵，而改大了，现在的自己不能提干。我心思，自己的悲剧似乎在入伍前就注定了。人生，有时就是这么搞笑和作弄人。
    这样，我就不怨村长了，因为这是自己的悲剧。后来，我又听说了一件事，又开始怨恨起村长来。我看到周科长两眼突然放出光来问我：“小何，你的生日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
    我不知周科长问这个有什么用意，又一时想不起来具体生日，因为自己从来没过过生日，生日对自己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周科长见我迟迟不说话，以为我没听清楚，又重复了一遍。这时我必须回答了，就慢腾腾地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周科长一听，皱着眉头说：“你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我点了点头。周科长嗯了一声，脸上露出难以琢磨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他好象又想了什么，马上说：“我记得好象是上半年，档案里的。”
    周科长这么一说，一下子点醒我这个梦中人，我这时想起来，自己有两个生日，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马上说：“档案上写的是5月29日，上半年。”
    听了我的话，周科长唉了一声，然后微微地摇着头说：“就差这么几天？如果是下半年的话，按道理是可以减两岁的，基本符合条件。”
    我不明白周科长的话，2000年，按档案里我1973年出生的话，的的确确已经27岁了，怎么能减岁，又怎么能基本符合条件呢？后来才知道，周岁的计算方法不仅仅是按年代来算，而要精确到月，也就是过了生日才算一周岁，不是过了新年才加一岁。部队通常的做法是，如果上半年出生，一般要减一岁，下半年出生，可以减两岁。我想没想到，自己的命运竟然跟简单的数字这么密切相关。我是多么恨村长，为啥当初写档案里的年龄时，数字不写的大一点儿，那怕只大那么一个月。
    周科长这时笑着对我说：“小何，不要想了，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听了这话，我明白了，提干的事彻底没戏了。我感觉自己以前的愿望，像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随风而起，越飘越高，然后无声无息在消失了。
    这个政策的出台，扼杀了我很多幻想。我只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太好，埋怨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如果是晚一年就好了。
    在有些人眼里，提干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对于我来说，提干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成功，因为我现在太需要成功了，那怕是一小次成功。这时，我还是不甘心接受失败，我又想到了“造假”，我想把档案从头到尾改过来。可细细又想，这也不算造假，因为本来这个“造假”的年龄是自己的真实年龄。我把想法告诉周科长，周科长摇着头说：“你当兵都五六年了，现在入伍的表格都换了，想改回来太难了。”
    我心思周科长说的对，还是面对现实，接受失败吧。我感觉通向成功彼岸的桥已经断裂了，成功虽近在咫尺，却距我如在天涯。我知道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成功的。可我不知未来的成功在何时、要走多久。可不管多远走多久，自己也要走下去，因为自己还是别无选择。这时我想到一句话：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冥冥中，我突然觉得，是不是老天爷在考验我，觉得现在不是自己收获的时候，再让它在地下积蓄力量吧，到该收获的时候，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我还要加油，自己不管失败多少次，只要成功一次就足够了。
    唉，继续上路吧。我想，只要你不服输，就一定会成功的。
    后来听说，A大队的一个士兵报了上去，他很快就到军校学习去了。当然，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像喝下一瓶醋似的，酸溜溜的。人家是替我接受成功去了，我到军校学习的愿望也破灭了，这是我多年来的夙愿，尤其对于自己这初中肄业生。
    过年后，春天来了，我知道自己又该播种了。我还是进行着以前的工作，那时的我整天像个蜜蜂一样，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写稿子，然后把稿子传到报社。不过，这时的稿子比以前好发了。自己的剪报本也一天天厚了起来。看着两本鼓鼓囊囊的剪报本，我知道尽管它不值钱，可对我来说有用，可也不知它到底有什么用。让我没想到的是，以后它帮了我的大忙。
    除了采访和写稿外，我还隔墙有耳地给陈玲打电话。那天晚上，我又给她打了电话，她说已经回到老家了，过几天要过来看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又惊又喜，真没想到，她会来看我，也期待着她的到来。
    在一个天上飘着大朵大朵白云的上午，我在人头攒动的公交车站旁边，看到陈玲，可眼前的陈玲跟以前的她判若两人，这种感觉主要表现在她的头上。只见她的齐肩短发像触了静电似的，一根根打着碎纽直直地粘在头上，有点像雄狮蓬松的鬣毛。后来得知，那是当时流行的玉米烫。陈玲的衣着打扮却土里土气，与她那个现代的开放的发型十分不般配。不过，我倒喜欢这种穿着，似乎与自己的心里距离近点。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陈玲那个发型是特意为我烫的，她想精心打扮一番，想给我一个惊喜。没想到，她的愿望实现了，这个发型的的确确把我给惊着了，以致没敢让她走正门，坐侧门进了营区，把怕把战友们也给惊着了。
    不过，走侧门时也让部分战友见到陈玲的新式发型，我从他们的表情里似乎看到了我刚才的表情。我把她带到了我的寝室。
    当陈玲通过弥漫着霉味的楼道，一步步走进我住的破烂宿舍时，不经意见，我看到了她脸上怪异的表情。我知道，我的生活环境把她也惊着了。我明白，没有办法，我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就像她一时无法改变她的发型一样。
    陈玲在我还算干净的椅子上坐下来后，接着转动着玉米烫的小脑袋扫描着我简陋的房间，她四处看了看，然后把目光定格在桌子上的剪报本子上，接着拿起来认真地翻了起来，边翻边问：“这都是你写的？”
    我说：“是。”

    说完后，觉得自己说的不十分正确，又补充了一句：“有的是合作，有的是师傅给挂了一个名。”
    听了我的补充，陈玲立刻把头转过来像看兵马俑似的看着我。我感觉到她的目光里带着疑问，可我想不明白，自己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妥。
    陈玲在我的脸上看了一阵，我感觉时间很长，然后把视线又转向手中的剪报本。她看了一阵，然后跟我闲聊起来。我这个人嘴虽笨，可说出的话都是实打实的真心话。后来才知道，只半天的功夫，陈玲就摸清我眼前的全部情况：何笑除了两本剪报本值钱外，一无所有。
    陈玲知道我一无所有，可她去北京上学后，还经常给我打电话，从情绪上没听出来她对我这个穷小子跟以前有什么异样来，我觉得，陈玲似乎被我搞定了。正当我感觉自己的终身大事有着落时，又一个问题摆到了我的面前，也是这个问题让我内疚至今。
    那是“五一”后没几天，工程师政治部领导作了一些调整后，我被调回了工程团政治处工作。
    离开喧嚣的市区回到僻静的工程团后，尽管我非常努力适应周围的环境，可起初的几天我还是非常不不适应，心里也总感觉空落落的。尤其晚上，我站在海边，伴随着一涌一涌的海浪声，远眺海上时隐时现的一盏孤灯，我突然从心底里产生一种悲凉。我感觉自己就是飘在海上若隐若现的孤灯，它是那么渺小和游弋不定。
    不过，在我的心里还有一丝温暖，因为我知道此时在遥远的京都有个人每天都在挂念着自己。
    我几乎在每晚都会给陈玲打去电话，或者她准时把电话打过来，相互诉说着当日的所遭所遇。似乎我已经把她默认为我的女朋友，将来或许我们可以相伴一生。然而，当我和陈玲的感情渐渐升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就是这个电话，让我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我想不起来那是个晴朗亦或阴霾下午，坐在宿舍里的我无所事事。
    对于我这个公事私事缠身的人来说，无所事事是个极不正常的事，可那段时间，我无法让自己狂躁的心冷却下来，我无法静心去写稿，也无法安心去参加自考，似乎我已经预感到一件特殊的事情来临。
    叮铃铃，叮铃铃……
    这时，宿舍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知道此时这个电话肯定不是找我的，因为宿舍里还住着另外一个战友。如果那个战友在，此时的电话都用不着我去接，可那个战友出去了。
    我接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女声：“还记得我吗？”
    开始我以为她找错人了，后来觉得那声音位熟悉而又有些许陌生，正当我的大脑高速运转寻找着自己与那声音有什么蛛丝马迹的时候，听筒里又传来了字正腔圆的声音：“难道你真的忘了？”
    这时，我突然想了起来，原来是她。

    42、爱情遗憾

    “宋睿！”我的声音快要颤抖起来。这两个字，我很久没有想过了，而此刻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既高兴同时还有些许愧疚，我似乎对不住这两个字。
    “你回青岛也不跟我言语一声。”宋睿，带着埋怨的口气说。
    我知道宋睿埋怨的对，自己是做的非常草率。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可宋睿似乎不想让我尴尬太久，马上说：“我现在还有点事，晚上给你打电话。”
    挂上电话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突然，我想到一个问题，宋睿是怎么知道工程团的电话，并且还准确地打到了我的寝室？
    我想了想，当初我只是留给宋睿海军报社的电话，而要想知道我现在的电话，必须从报社的仅有的几个编辑那里得到我工程师的电话，再从工程师得到工程团的电话，然后从团政治处才能知道我现在的地方。而办到这一切，非常不易，即使对于利嘴灵牙的宋睿来说，也是不易的。想着想着，我突然感动起来，也许为了她的执着。
    我看了看房间，桌子上的书依然放在桌子上，温暖的阳光斜斜地透过玻璃照射在桌子上、电话上，一部分光还落到了地上。桌子两侧的床上，两床被子有棱有角地放在那里。房间仍旧宁静，和刚才一样的宁静。突然，我似乎觉得刚才的事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自己的幻觉和想象。
    可我知道，刚才的事情的的确确发生了。几个月来，我和宋睿杳无音讯，似乎我们已经相忘于江湖。我觉得，我和她彼此只是匆匆过客，却在邂逅之际才发现，那些过往原来早已扎根在心底，拿不掉，抹不去。
    我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似乎渴望着宿舍电话那清脆的铃声再次响起。这时，我想起了宋睿的话，她晚上有什么事会跟我说呢？我突然害怕起来，因为她的智慧，也因为她的美丽，同时也因为自己卑微的身份和地位。
    正当我为此纠结时，晚饭前，我接到陈玲的电话后，更让我变得左右为难。我想不起来自己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自己竟然把宋睿来电并且把杰电内容告诉了陈玲。陈玲听后，给我出了个主意，并且还是命令式的主意：你晚上住到值班室，必须！
    放下电话后的我真正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我该怎么办呢。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是想接宋睿的电话，而陈玲态度坚决，并且还是命令式的口吻，对于身为军人的我来说，似乎更喜欢执行命令。
    天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我鬼使神差似的抱着被子来到一楼值班室，然后把自己蒙到被子里。我很想早点睡去，让我少一点现实的煎熬，可我无论如何都用法做到，反而越睡越发的清醒，也许我还在惦记着一个人，忘不了，也躲不了。
    我不知宋睿什么时候打来电话，也不知她晚上要和我说些什么，也想象不到她找不到我的心情。我希望她骂我，狠狠地骂我。我也想起床回自己的寝室，而我无法指挥动自己的身体。
    我知道宋睿是个好女孩，自己也非常喜欢，就像以前自己喜欢司令部王珉一样，可我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她我总有种想逃的感觉。
    那天，我整整睡了一个晚上，可第二天醒来，我还是感到非常疲惫，也许这也是对自己的惩罚，自己也似乎很享受这种惩罚。
    次日的晚上，我决定搬回寝室，我以为她会再打电话过来，没想到一晚上，宿舍里的电话很安静。我以为电话有问题或电话线出了毛病，经我细心检查，电话和电话线都很正常，突然，我如释重负。
    后来，每每想起此事，我总觉得自己办了件错事。我不知道宋睿要跟自己说些什么，而我知道，她应该非常恨我。而我只能恨自己。许多年过去了，我和宋睿一直没再联系，似乎彼此真正做到了相忘于江湖。几年后，我很知道她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我也试图去找过她，可徒劳无功。尽管我不知她的情况，可我知道，她一定会过得很好，因为她很聪明，也很勤劳，正应了英语中的那句谚语：A good head and an industrious hand are worth gold in any land，意为：聪明脑袋勤劳手，走遍天下贵如金。
    6月上旬的一天，新上任的工程师宣传科科长武波把我调回了过去，还是负责宣传工作，我又继续着以前的生活，采访、写稿、传稿，然后是啃那些像砖头一样厚的自考书籍。
    参加本科自考，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大专那么印象深刻，我想不起来哪年考下什么科目，只是记得，学习和考试像吃饭、睡觉一样，已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考试的时候考试，也没有发生过让自己刻骨铭心的事情，也似乎觉得学习不再那么困难，工作也不再那么艰辛。正当我以为自己的能力不逊时，可没想到一件事的发生，让我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

    43、开会的悲剧

    到了年底，科长武波突然心血来潮，尽管连司机和他自己加起来，只有少得可怜的6个人，却想召开一次宣传科全体官兵大会。武科长提前几天就跟我们打了招呼，让我们每个人都要总结一下，并且每个人还在要当众发言。
    当听说要开会，还是要当众发言，我立刻紧张起来，突然感觉到一阵发自骨子里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感马上布满全身。我知道恐惧的是四个字——“当众发言”。我觉得自己尽管会写，可当众发言，并且要发言很长时间的当众发言还没有尝试过，怕自己发不好，怕战友们笑话。我想逃避，可科里只有6个人，自己会逃到哪里去？我突然给自己打气，要勇敢地面对现实，自己现在也是一个国家认可的大专生，同时还是半个本科生，我行，我一定行。
    我分析了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尽管当众发言不能稳操胜券，自己先写下来念然后念总是可以了吧。我了解到，其他战友也是这样做的。我用了半个小时打腹稿，然后像写新闻似的写起来，怕念的时间太长，就简单写了一页纸，并且还在开会前熟悉了好几编。
    虽然自己做足了准备，可开会前我还是非常紧张。我很想让时间停止，停止在可怕的开会前。可现在的我连自己都管不住了，何况是时间。开会这天还是到了。
    五楼政治部的小会议室里坐着我们宣传科6个人。武科长简单作了开场白以后，胡干事首先发言，他边看发言草稿，边认真地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十多分钟后，钱干事、陆干事都相继发了言，他们都说得很好，当轮到我发言时，我突然感到心跳加速，脸上好象被人打了几巴掌，感到火辣辣的热。尽管自己十分紧张，可我还是努力地张开了嘴，念着纸上面的字。当我念第二句的时候，就感觉领导不下去了，因为我感觉自己的嘴边有块“拌字石”，从自己嘴里出来的字，都被拌的歪歪斜斜的，甚至连自己也听不懂。艰难地念到第五句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找不到了纸上的字，似乎那些字被我吓着了，不愿让我念出来。
    会议室里，我听到只有从自己嘴里发出来的变形的声音，我感觉到，战友们被我的声音深深地吸引住，尽管自己不敢看他们的眼神，可我已经感觉到，他们的眼神像一把把小刀似的瞅着我。
    我写的字并不多，可没想到我念了很长时间，也折磨了我很长时间。期间，我有了逃跑的冲动，我害怕那些字，更害怕自己的声音。可我的理智最终战胜了冲动，还是努力地念完最后一个字。念完后，我感到额头细密的汗珠慢慢汇聚起来向下滑动着，后背也感到热乎乎的，像刚刚跑完马拉松一样。我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好，可我还是悄悄地观察了战友们的表情，他们的表情还和往常一样，可我总觉得他们脸上的笑又多了一层内容。
    那天，是我几年来又一次最为难堪的一天，心情也遭透了。我知道自己差，可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差。我不知道谁赐予我的紧张，并且我的紧张伴有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脸红。愈紧张脸就愈红，脸红得像关公似的，使紧张和脸红成为相辅相成的难兄难弟。很多年来，这种感觉让我无法自己。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这种痛苦，我也不知道，比我的脸还要红的关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苦恼。
    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连几句话都念不利索，并且不知为什么，念出来的字连自己都听不懂。我曾努力克制自己，尤其想控制自己的嘴，可嘴似乎不是自己的，或还没有拿到控股权，它总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一连痛苦了好几天，可我还是从痛苦的深渊走了出来。我心思，只要自己努力，对于自己没有什么难事，我相信只要自己不是哑巴，就一定会和其它人一样的。
    从那天起，我每天多了一个任务，就是朗读，并且是偷偷地朗读。朗读一般在宿舍里，或在学习的时候把字念出来学，或随便找来一遍文章念。可让我想不到的是，尽管自己不紧张了，可感觉嘴边那块拌字石没有搬走，还是不能顺利顺利地念出句子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念过字了，以前学习是在心里默默地念，而跟口头念字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明明心里念得很顺利，可就是嘴上读不流利。我一度怀疑自己的大脑出了问题，反映太慢，跟不上嘴的节奏。
    后来我心思，尽管自己自学了很多年，也拿到了大专文凭，可自己的阅读水平还停留在幼儿的水平上，不，应该连幼儿的阅读能力都比不上，只比婴儿强一点点。
    人有时候就怕自己不认识自己。当然，如果认识了自己，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那就是进步的开始。
    我觉得只要不是去九天揽月，或是下海捉鳖，自己一定能办到的。后来，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半个小时只反复地读一句，一句念通顺后，接着读两句，慢慢地能顺利地读下整篇课文，并且很少卡壳，也不会念错一字。不过，正当我为之高兴的时候，却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难题，那就是嗓子。
    我发现自己只能连着念两三页，之后感觉嗓子就想罢工了，越念越念不出声音来。唉，我知道自己是慢性咽炎，这个困难就不是一时半会能克服掉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又找来治咽炎的偏方，作着针对性的治疗。
    我这么积极地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似乎是未雨绸缪，为化解以后的危机作着准备。可这个以后的危机来得太快了，让我猝不及防。
    那是过年后刚刚上班的第一天下午，我的另一场危机终于来了，这场危机也是必然要发生的。
    对别人来说，这场危机不算危机，应该说是机遇，可对于不善言辞的我来说，就是危机了，比上次开会更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的缘由来自我的学习，因为我自考的那点破事在工程师众人皆知。那天下午，在工程师办公大楼，我邂逅了师组织科的徐干事。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就叫了一声徐干事，叫完之后，马上感觉叫错了，应该叫徐主任了，因为他已经调到A大队当了政治处主任。
    徐主任简单跟我聊了聊，然后对我说了一句让我心惊胆战的话：“小何，哪天你有时间，到我们大队作个报告吧，主要讲讲你的自学成才经历和体会，让我们学习学习。”
    我知道自己的口才不好，又有紧张的毛病，尽管现在努力克服了，可一时还难以改掉，就连连摆手说：“我的经历没什么好讲的，就不用了吧。”
    徐主任以为我为人低调，就说：“别别别，你是工程师的大记者，要去的要去的，改天我跟武科长请示一下。”
    徐主任又说：“不是你一个人去，还有以前的小钱一块儿去。”
    我知道，小钱是以前工程师的报道员，叫钱黑白，名字有个性，人也非常有个性。现在转业到地方在一家报社当记者，10年后，成为那家报社的总编助理。我挺佩服他的，跟我的基础差不多，到部队后也是参加自学，也考出了大专文凭。他小说写得好，诗歌写得更好。
    徐主任说着就走远了。他走了，我的心又开始加速地跳动起来，我非常后悔，下午碰见他。可现在怎么办哪，后悔也来不及了，到时只好赶鸭子上架了。
    我不知钱黑白有没有和我一样的痛苦，我觉得老钱应该比我强，至少他比我的胆子大。而我，不仅没有胆子，能力还不及他。由于是自学，有些简单的字我都经常念错，比如人头攒动的“攒”，戛然而止的“戛”。
    我明白自己的长处，那就是写，如果让我演讲的话，那就是让我当众出丑。尽管前些天，我在努力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可对于长时间的作报告我真的心里没底。并且作报告跟采访不一样，采访不需要自己全程说话，而作报告这个活可是需要自己全程说话的。
    我心思，如果真让我去作报告，不想去也得去啊。不过，我还有时间，我会准备的。这时，我想起老家一个刚上任的村长，每当开会前，他经常把开会的内容先在背地里演练一番。没想到背地里事变成了只有村长不知的“公开的秘密”，尽管每次少数村民提起此事总带有嘲讽的口吻，可这个村长还是挺受欢迎的。
    我总是提醒自己，说话就说话呗，紧张什么啊。尽管这样想，可到时自己总是办不到，或对效果不甚满意。
    不满意，自己也得准备啊，也得练啊。打那以后，回到宿舍，我又多了件事，就是练习作报告，就像传说中的那位村长一样。练习多日，我依然没有在众人面前演讲的勇气，我知道，这是缘于自己的不自信，也缘于自己年幼时经历。之后，我就诚惶诚恐地等着徐主任的通知。可等了好多天，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接到徐主任的电话，后来得知，这个活动取消了，不知为什么。
    现在想来，当时没向官兵作报告，多少有些遗憾，更觉得对不住徐主任。这次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正好是对过去的一个弥补。
    路，我前面的漫漫长路，对于我这个天资不聪、木讷寡言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可不管有多难，自己也得努力走下去，别无选择，因为你要活着，并且希望活得更加精彩。再不久，一个比当众作报告更大的难题摆到了我的面前。

    44、诚实的魅力

    我跟陈玲谈了好几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个难题摆到了我的面前：我该怎么向陈玲求婚哪，她能接受我那个破烂的家，还有现在“破烂”的自己吗？
    闲暇时间，和战友们聊天，经常听到他们论地方女青年择偶的一些事。战友们说，现在女孩子找对象一般要找“四有青年”。
    “四有青年”？我这个条令条例学得非常棒的人，当然知道什么是“四有青年”，不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吗，当然自己非常具备，这样的话，找对象也就容易了。我把自己的想法跟战友一说，他们呲着牙朝我嘿嘿一笑说：“还这么天真，人家的‘四有青年’是：有房、有车、有工作、有存款。”
    一听这话，我立马就泄了气。这四有，自己哪有都不没有。又听说，有的女孩子结婚，要按这里的风俗，除了四有外，还要给一万零一元的彩礼钱，美其名曰：万里挑一。也有给31800的，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三家一起发”。
    每次想到这些事，我就头痛得厉害，自己上哪里弄这么多钱哪，彩礼钱的零头还差不多。很多人结婚一般靠父母，而我知道，父亲一分都拿不出来，自己也不想再让他们操心了。
    对于我这个一清二白的穷光蛋，陈玲能跟吗？有的战友觉得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人家是大学生，家庭条件又好，怎么能跟你这个穷小子呢？听了他们的话，我有点灰心，也觉得自己真是懒蛤蟆想吃天鹅肉。
    可我俩已经谈了两年多了，总有个说法吧。可怎么向她提这个事呢？我想起老家的同伴的一句话：等生米做成熟饭再说。可我觉得，这种方式不行。在这时候，必须要诚恳，也必须得傻，不能自作聪明。我认为，这时候傻就是聪明。那怎么办呢？我又不知陈玲是怎么想的，这时我又想起一个主意，也是从书里学来的。
    在一个灯光有些暧昧的餐馆，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点了几样小菜，要了些饮料。陈玲坐在我对面，有话没话地跟我聊着天。
    饭吃得差不多了，我觉得该进入正题了。我鼓起勇气，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陈玲听后，她的脸上没有吃惊的表情，只是傻傻地笑着，像以前一样。
    当听到介绍我母亲情况时，她的脸上还是没有找到我想象中的惊诧。只是一个劲地追问：“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再没了。”我说，我似乎已卸重担。
    她没有再问，只是仔细地看着我的脸，似乎想在我的脸上找出一些破绽。过了好一会儿，她好象没有找到怀疑的线索，然后笑嘻嘻地看着我，似乎在慢慢回味着刚才的话。
    陈玲不说话，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让我在书上学到的招数无用武之地。
    那天我们分手后，我觉得，陈玲很有可能不来找我了，没想到，过了两天，她又来了，还和往常一样，真让我大跌眼镜，也觉得我俩之间有戏。
    不知道她看上了我哪里，难道她昏了头，就看上了我的一穷二白，或许好就是喜欢我的傻？
    唉，谈恋爱也得打持久战。又过了几天，我找了个机会，终于用上了我的秘密武器。
    那天，我见陈玲玩得开心，就半开玩笑地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着什么急啊，过两年再说。”陈玲随口说道。
    听了他的话，我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这时陈玲才回过味来：“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啊，你小子够滑的，一句话把求婚的话都省了。”然后她大声地叫着说：“你还没向我求婚哪？”
    我诡秘一笑，心想，多看书还是有好处的。和我一样一穷二白又不喜欢看书的沙海涛，不知他是怎么搞定他对象的。
    我觉得，陈玲知道我的情况，也知道了家里的情况，这样一来，她父母也就知道了我的全部情况。也就是说，她父母同意把闺女嫁给我这个穷小子了。不过，陈玲的又一句话，让我刚刚热乎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她说：“你的情况我还没向我爸妈说呢。”
    我心思，这只是她的想法，而她父母的关可难过了。临别时，我问她：“咱俩的证什么时候去领啊？”
    “回家跟我爸妈商量一下。”陈玲甩下了一句话，然后像一阵风似的消失在人群中，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又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也见了陈玲的父母，之后，陈玲终于回话了：“父母同意了。”
    经过这件事情，我有了新的感悟，固然我不是“四有青年”，且甚至连一有都没有，同时，我还不能去跟人家拼爹，可我依然能成功。我的成功秘诀就是：傻，对人对事要诚恳地傻下去。

    下部：展翅翱翔

    1、实习记者

    两年后，也就是2002年，在部队服役10年后，我选择转业地方。也在那一年，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我终于拿到了本科文凭，也为我今后找到好工作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在部队，战友们每逢提起“转业”两字，似乎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回地方干什么呀？除了一些和地方通用的专业，如医学、会计这些极少数的专业外，在部队学的兵种战术指挥、合同战术指挥、航空飞行与指挥、舰艇和防化兵指挥等等，这些专业到了地方一般都会束之高阁。好在我自学了汉语言文学，不然在部队学的枪炮专业，到地方更是无用武之地了。
    我知道，多数战友是要离开部队的。记得有个战友跟我说了这么件事。一个在部队服役20多年的李姓战友，转业到地方一家企业当上了保安科长。战友们都觉得还不错，不管如何，大小还是个官吧。等某战友去表示祝贺时，才知道，那家企业保安科只有一人，李姓战友原来在为那家企业看大门呢。
    不过，像我们在会写些东西的，回地方还是挺吃香的，譬如战友武森，他转业前是部队的新闻报道员，转业到地方后，发扬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深受社长赏识，现在成为报社的中层干部，混得是相当不错。
    有了战友们在前面探路，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的。
    按照部队不成文的规定，转业前半年可以先回地方生活，作为转业的过渡期。2002年春节过后，我跟单位请了假，回到了地方。可回地方后不能光坐着，应该做点事。我想到报社实习一下。当想到实习，我突然兴奋起来。在我的印象里，实习是个让我非常羡慕的词，因为感觉只有大中专学毕业生才配得上这个词，而现在自己竟然也跟这个词扯上了关系。不过对我来说，在部队工作10年，先后拿到大专和本科两张文凭，相当于在部队上了10年大学。
    对于实习单位，我想到了武森所在的那个报社——青岛D报。
    胖胖的武森，像葫芦一样的脸上长着一双小眼睛，他是我的一个战友，在部队也是海军报的通讯员，有过一面之交，比我早几年兵。
    青岛D报我也不陌生，以前在上面发表过几篇小稿子。这个报纸的特点是敢说真话，也敢曝光社会的阴暗面，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这家报社成立没几年，办公场所一点不气派，在青岛老市区破破烂烂的楼房里，共四层，一楼只有一个狭窄的楼道，然后有个楼梯通向二楼，我从来没去过二楼以上的地方。对我来说，报社的二楼是个神秘的世界。尽管作为一家报社有点寒碜，可从这里制做出来的报纸却名气颇大。
    那天，我给武森打了个电话，说明想去报社实习一下。武森说他跟领导汇报一下，然后给我回话。很快，武森回了电话，他说热线部的耿主任想见见我。武森特别叮嘱我，如果耿主任同意了，实习的事就没问题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穿戴整齐，拿着简历和获奖证书，来到青岛W路50号，这里依然污水横流，地面坑坑洼洼，使我总感觉走错了地方，一个大名鼎鼎的报社现在依然身处“险境”。报社的那个大门还是那么窄小，而门上挂着的“青岛D报”的牌子还和当年一样闪闪发光。门口横着着一张一米长的桌子，几乎把大门占了一多半，一个保安悠闲地坐在桌子后面。我说明来意后，保安打了个电话，然后让我在楼道里面的小房间里面等着。
    我走进小房间，那个房间有10来平米，放着两把精致的椅子和一个茶几。正当我想着如何应对耿主任询问的时候，从门外走进一个漂亮的小伙，中等身材，浓眉大眼。我以为他是来送稿子的，可他手里没有任何东西。正当我纳闷时，那个小伙子看了看我，然后笑着说：“你也是来找武森的吧？”
    他这么一问，更让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也许他看到了我的诧异，马上说，他也是来找武森的。原来，这个小伙叫赵旭兵，也在部队当过报道员，刚刚退伍，跟武森认识，准备过来实习的。
    我和赵旭兵聊了一会儿，这时从楼上走下俩人来，一个人是武森，另一人看上去40来岁男子，长了幅国字脸。武森走到我们面前指着一同下来的男子说，这位就是耿主任。
    我们小赵跟耿主任打了个招呼。耿主任看了看我俩，又接过我手中的简历和获奖证书翻了翻，然后简单问了问我们各自的情况后说：“你们明天过来实习吧，只是现在报社的经费有些紧张，实习期间没有工资，你们看行吗？”
    我没有犹豫说：“行。”
    赵旭兵也说行。
    耿主任说：“那你们明天过来吧。”说完他匆匆上了楼。耿主任走后，武森对我俩说：“实习期满，如果报社领导觉得你们能胜任工作，就可以转为正式记者了。”
    能到青岛D报实习，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也早已想窥探一下在青岛响当当的大报内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为了工作方便，我想在报社附近租套房子。我找了家房产中介，说明要租附近的还要便宜一点的。中介是个身材臃肿的中年妇女，姓徐，听口音像本地人。徐大姐给我介绍了几套房子，我都没有看中，实际上，那些房子的租金主要是太多了，我不舍得花那么多的钱。精明的徐大姐似乎觉察到我的心思，微笑着说：“我有一套房子，四楼，12个平方，一个月200块，现在刚空出来，在附近再没有这么便宜的房子了。你要是能看上的话，中介费我也都你免了。”
    我一听有这么多好事，就想去看一看。
    徐大姐边走边回头对我说，这个房子就是老一点，还是德国占领青岛时盖的，不过房子的质量倒不错。徐大姐指着周围的欧式老建筑说，以前这里是“欧人区”，后来日本人占领青岛后就改名叫“日侨聚居区”，反正都是些当时有钱有势的人住的地方。听着徐大姐的介绍，我对这些房子产生了浓厚兴趣。我问：“大姐，这些房子什么时间建的？”
    徐大姐说：“不清楚是什么年代建的，应该有100多年了吧。”
    沿着长条石铺就的石板路，徐大姐带着我来到一个房子前，以前我路过这里，可没有进去过。这也是个欧式建筑，拱形门楼很气派，只是里面空荡荡的，光有门框没有门扇。走进去，里面好像个四合院，一二三层都有木制回廊，木头上有些棕色的斑驳的油漆。回廊里面有很多木制门窗的房间。这座楼房尽管处处显得破败不堪，可俨然能看得出当初的庄严和豪华。
    我们顺着楼梯爬到四层，这里有几间用砖砌起来的房子，没有回廊，和下面三层的风格迥然不同。走到靠街的房子前，徐大姐拿出钥匙打开了门，里面大约有10多平米，很多墙皮早已脱落，感觉房东故意在墙上画得一个个二维世界各国地图；四四方方的空地上放着一张床，再无它物。
    看着这样的简陋房间，我看到徐大姐的脸上有些不自在。我说：“这里只能住，那洗脸、上厕所怎么办？”
    徐大姐走出房间，指着10多米远的一个小房子，那边有个水轮头，水轮头旁边有个厕所。她看着我说：“这个房间行吗？”

    我说：“行，就这间吧。”
    我的话似乎大大出乎徐大姐的意料。对于这样的房子，我不仅没有反感，反而有种亲切的感觉，因为这里的环境很像我的老家。
    徐大姐锁上门，然后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四楼现在住了5个人，那个厕所不太好用，尤其冬天，容易结冰，每次用完，一定要拿水冲下去。那个下水管道也不好用，你得用皮搋子把它捅下去。”
    我到外面仔细看了看四楼，原来四楼的房子是后来加盖的。尽管这里艰苦了一点，可我知道，现在不是享福的时候，自己还要努力去打拼，将来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把这个小房间租了下来，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又买了些生活用品，就算安顿下来。
    一晚过去，第二天我起来得很早，可去报社时差点晚了，因为上厕所耽误了很长时间。主要是我对困难估计不足，那个下水道真的太难对付了，在里面倒上水，它一点也不往下流，如果用皮搋子捅，还是一点也不下，感觉那个下水道从上到下都堵死了。后来，四楼的一个老住房“传授”给我秘诀后，也整整捅了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又整理内务，还像在部队一样，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的，床单也铺得平平整整的，上面没有一个摺子。尽管这些与破烂的家有点不搭，可我的这种“恶习”已经根深蒂固了。
    我赶到报社正好早上8点，有不少男男女女进进出出。热线部在四楼，我顺着一楼的楼梯往上爬，只见楼道也是破破烂烂的，地上还扔着很多纸屑，越走越让我失望，以前我总感觉，报社是个文明人和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像海军报社一样，尽管楼房老旧，可里面阵设干净整洁，富有文化气息，而这里楼房破败，里面也显得凌乱不堪。
    这时我想到武森的一句话，觉得这里的环境还是有情可原。他说，现在报社办公场所是租来的，新的办公大楼还未建好，目前办公条件有点差，以后就好了。武森说，二楼是报社领导的办公室，三楼有总编室和政教、摄影、体育和经济等部门，四楼是热线、专刊和证券等部门。
    我找到四楼的热线部，只见里放着四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几台电脑和四部电话。房间里靠近窗户的地方有一张床，床上放着席梦思床垫，床垫上面没有褥子，只铺了个床单，旁边放了一个皱皱巴巴灰褐色的被子。看了那个被子，我有点不舒服，因为自己好象从未见过没有棱角的被子；墙上凸凹不平，很多地方还留下被雨水浸湿后像尿了床一样的各国地图。尽管是白天，可房间的光线不怎么好，只是从不大的窗户和屋顶的节能灯上透着暗淡的光。所有的种种意象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总感觉自己来的不是什么工作环境优雅、文化气息浓郁的报社，而是来劳改了，当农民工了。其实，从后来的工作实践看，差不多让我猜对了，应该叫“记者农民工”。
    房间里坐着五男四女，武森斜躺在床上。此时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两男两女忙着接听电话，其他人则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床上闲聊。
    武森见我进来，指着我对大家说，这是我的战友，叫何笑，新来实习的，大家多多关照啊。武森这么一说，房间里的人便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后经武森介绍，我记住了几个人，几乎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串故事。一个叫钱彬，他是个瘦高个，细条脸上长着一对大眼睛，他以前是一名体育老师，后来到了报社当了校对。报社领导发现他写东西还行，就让他当了记者。
    李明胜，青岛郊市人，学法律的，我没想到，学法律得也会能写新闻，真是人才啊。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对浅酒窝，见人便笑嘻嘻的，好象每天总是喜事不断。
    冯恨球，是个80后，学会计的，他很会讲故事，写新闻也是一把好手。他爱开玩笑，长着一双机智的眼睛，门牙掉了半颗，说话时有点兜不住风，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他喜欢在下巴颏上留着一撮小胡子。他经常引经据典地为他的小胡子辩护：在《陌上桑》中秦罗敷赞美夫婿说，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尽管小冯的年龄小了点，可看上去很成熟，不仅是因为他胡子的缘故。后来同事们介绍，冯恨球的故事可多了，在学校的时候就很出名，因为他太聪明了。其中一件是，尽管小冯很少去听课，可最次考试都能过关。不过，我更关心的是他门牙的故事。小冯说，他的门牙是夏天吃西瓜的时候被打掉的。开始我们死活不信，听了小冯的讲述后也就相信。原来，那年夏天，同学请他吃西瓜，冯恨球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着吃着冯恨球乐着对大伙说，不好，我的牙要掉了。大伙不信，以为他又在开玩笑，这时小冯从嘴里吐出半颗牙，大伙仔细一看，确实是半颗真牙，再往小冯的嘴里瞧，门牙果真掉了半颗，同学们都傻了眼，觉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哪有吃西瓜打掉牙的啊。后来冯恨球说出了实情，半年前，他跟同学打篮球时，不小心把门牙碰了一下，后来仔细一瞧，左边门牙上裂了一个细小的缝，他知道这半颗牙早晚要掉的，万万没想到被西瓜打了下来。我们说，小冯以前不叫冯恨球，篮球碰掉牙后改的名吧？小冯笑嘻嘻地说，不是，这个名字是他父亲起的。这时我们惊讶地说，小冯父亲真有先见之明，冯恨球的名字起得太好了。冯恨球说，俺的名字只是巧合，实际上，这个名字只跟他的父亲有关。

    2、同事趣事

    冯恨球说，他父亲是个球迷，应该说他是个“原球迷”。小冯给我们讲起他名字的来历。在生他的时候，正好赶上1982年第12届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主教练苏永舜奉行“两翼齐飞，中路包抄”的进攻套路，这套战术在当时的亚洲足坛独树一帜，队中拥有容志行、古广明等一批技术型球员。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新西兰进行主客场比赛，前两名出线。中国队出师不利，前2轮0:0平，0:1负新西兰；困境中破釜沉舟的中国队迸发出强劲的反弹：3:0科威特，4:2和2:0两胜沙特，3连胜的中国队迅速抢占了出线的有利位置。1981年11月30日，0:1负于科威特后，中国队率先结束全部比赛，只要新西兰最后一轮不胜沙特5球以上，中国足球就可以出线。当时小冯父亲觉得中国出线应该稳操胜券，一连高兴了好几天，可后来沙特放水，“恰好”输给新西兰5球，致使中国与新西兰积分与净胜球均相同，排名科威特之后并列第2。两队在新加坡加赛一场，胜者进军西班牙。思想准备不足的中国队仓促上阵，1:2，中国队痛失出线权。
    小冯父亲连待产的妻子也顾不上了，完完整整看完了那场比赛，就这场球，把他气得把杯子连砸好几个，差点把电视也给摔了。正好这个时候，小冯出生了，他父亲也就给小冯起了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起初，这样的名字遭到小冯母亲的坚决反对，后来她也妥协了，原因是丈夫开始恨起足球了，对她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听了冯恨球绘声绘色的讲述，我们都认为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也觉得现在的小冯也该恨球了，都说是个名符其实的好名字。到后来，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冯恨球调到了体育部，当了一名体育编辑，每天都跟篮球、足球、乒乓球等这些球打交道，这样他想恨球都恨不起来了。
    胡明宙，长着一双小眼睛，那肥胖的身体很像头黑熊，说起话也来粗声粗气的，也喜欢打“黑”，后来成为网站的老总。张艳、林强、曾新玲等同事我都逐渐熟识了。
    这时，耿主任拿着一沓报纸走进来，把报纸递给我说：“这几天你不用出去采访，先熟悉熟悉报纸。”
    我接过来就翻了起来。青岛D报一份报纸有80多个版面，一张报纸差不多有一斤，4开彩印。里面的新闻也特别吸引人，比如顾客吃出蟑螂要求体检、老鼠大白天上了床，小偷作茧自缚、女子冒充局长女儿诈骗网友，还有青岛某路段发生车祸和端掉造假窝点的新闻等等。
    正当我看得津津有味时，发现房间里的人越来越少。后来知道，热线部的记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办公室留三四个人值班接电话，把市民反映的情况记录下来，另一部分觉得某个线索好，就出去采访，采访回来开始写稿，写完后交给部门主任审稿，审完后传到总编室，总编室的截稿时间为晚上7点半。之后就是总编室的编辑们开始编稿，他们一般要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多。热线部的接线员由热线部的10多名正式和见习记者轮流担任，男记者还轮着值夜班。
    从下午2点开始，同事们就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有地异常兴奋，有的则一脸愁容。不高兴的同事回来后，有的抱怨不让采访，有的抱怨报料人“谎报军情”，抱怨几句后就很快回家了。采访顺利的同事则一般是一声不吭，匆匆忙忙地指指点爬到电脑上写稿。
    我是热线部里最为轻闲的人，到了下班时间，很多同事还爬在电脑前写稿，而我就可以回家了。次日，有了第一天的教训，我起得更早了，主要是为了对付那个让人闹心的厕所。
    吃过早饭后，我早早地来到报社，依然翻看着报纸。不过，我也留意着同事们的举动，发现他们都非常自觉，值班的同事认真地接听着电话，没有值班的同事，不论男女，都主动找个合适的线索出去采访。这时，我对同事们的敬业精神突然肃然起敬，感觉个个像部队的拼命三郎。后来才知道，同事们这么积极主动，背后有个让他们不得不积极的动力，那就是每月必须完成300分的考核任务。报社规定，记者每发一篇稿件，根据稿件的字数及优劣，当日给予定分，字数多的分数高，字数少的分数低。一般一篇500来字的稿件，能打10多分，如果发个一二百字的消息和100字以下的简讯，分数就少得可怜了。报社还规定，每版的头题或倒头题，都可以参加社里组织的好稿评选，好稿分为三个等级，即一等、二等和三等，可以分别奖励30分、20分、10分。这样，如果被评为一等好稿，那样一天就可以拿到40以上的分数。如果报道特别重大，新闻发了个整版或跨版，报社还有100至300分不等的特殊奖励。除此之外，还有个加分的项目，那就是所有的稿件，只要题目起的好，编辑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改过的，同样可以再加10分。报社奖罚分明，不仅加分，还大力扣分。如果记者或编辑，稿件写错了或出现什么失误，都要扣分。还有漏稿漏编的也要扣分。漏稿漏编的主要是针对跑口的记者和编辑。工资也是根据分数的多少来发，分数多的多拿，分数少得少拿或不拿，极个别的，还要倒向报社交钱。这个事情我没有说错，确实如此。

    3、记者的秘密

    报社的考核机制非常严苛，似乎走向了极端。报社明文规定，建立健全奖优罚劣的考核机制，个人收入按考核业绩分配，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不搞平均主义。这样的制度，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非常吻合，那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者不劳不得。”不过，报社还有自己的特独性，那就是对于少数人来说，变成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再少劳就不得了。”
    比如，某位记者一个月完成了600分，这样，多出的300分就会翻倍，变成600分，这样加上基础分300分，他这个月的分数就变成了900分，按每分10块钱计算，他这个月的工资仅稿件采编这一块就能拿到9000元；如果，某位记者刚好完成300分，这样，他这个月的稿件采编工资就只有3000元；再如果，某位记者一个月只完成了150分，那他就麻烦了，因为基础分的300是必须要完成的，他这个月有150分没有完成，对于这种情况，就只好用已经完成的150分减去没完成的工作量，这名记者这个月的分数就变成了零，也就是说，他这个月的稿件采编工资一分都没有。这种情况还不是最惨的，更惨的下面的情况。如果，某位记者一个月仅仅完成了100分，有200分没有完成，这样，基础分300减去100分，变成负200分，也就是说，这名记者的稿件采编工资除一分拿不着外，还要向报社倒交2000块。不过，这种现象非常少，有的话好象只是报社不给钱，从来没有记者向报社交过钱。这种情况还不是最最惨的，更更惨的是，如果某位记者连续3个月没有完成任务，就得被报社辞退。
    有了这样的激励政策，记者哪有不拼命的，他们个个像上满发条的闹钟似的，干劲十足。实际上，完成300分的任务还非常不易，因为那时报纸记者能上稿的版面非常有限，记者每天采写的大量稿件很多发不出来，能发出来的大稿只是每版的头题和倒头题，中间是些一二百字的小稿。对于热线部的记者更为不易，因为每月还有六七天的值班时间。热线部的记者为了完成任务，在值班的时候也想方设法写篇稿件。经过一个月的拼命，多数记者只是完成任务而已，工资极多的和工资极少的只是少数。
    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挤了进来，一束一束，定格在墙上泛起白黄色的光，空气中的细小颗粒在阳光中舞蹈。大部分同事都出去了，值班的同事还忙着接听电话。这时，张艳接听的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张艳时断时续的话语中，我听出在宁河路与山前路交叉口刚刚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个中年妇女被一辆本田车撞得飞出10多米远。当张艳放下电话后，钱彬走了过去，要了报料人的联系电话和车祸现场的详细地点，然后他瞅了瞅我说：“何笑，你有没有事？”
    我不知他要做什么，就说：“没事。”
    钱彬说：“你跟我出去采访吧。”
    已经坐了一天的我，对于能出去采访当然求之不得，我痛快地答应了，然后背着包跟在钱彬身后。钱彬他那细长的腿走得很快，跟在他身后的我有点跟不上。这时我想起了新兵连那些高个子长腿，突然产生了一种错觉，现在不是出去采访，而是去跑步。我们走出报社，然后打了个车向车祸地点赶去。上车后，钱彬悄悄地对我说：“如果没有急事，一般不用打车，对于这种事，如果不打车，怕过去就没有现场了。”
    这时我想起了，我们要采访的是一起车祸，我想象不出车祸现场是个什么样子，到了现场后又该如果采访。10多分钟后，我们赶到宁河路，远远地看见前面停着很多车，还有警车忽闪忽闪地亮着警灯。出租车不得不停了下来，钱彬付了车费下了车，然后快速向警车那边奔去。我紧随其后。
    很快，我俩赶到出事地点，只见护栏中间停着一辆黑色本田车，车前发动机盖凹进去一块，车上的应急灯不停地闪烁着。在本田车前10多米的地方躺着一位中年妇女，她的鞋子掉了，嘴里不停地吐着血，已经没有了意识。在她身边的地上，能看到一摊黑色的血迹，有一只鞋掉到了距她10多米远的地方。钱彬迅速拿出相机拍了照，然后询问身边的人和那位民警。随后，钱彬找到了一位目击者，目击者是个年轻后生，他对钱彬说，这位大姐有40多岁，她可能想抄近路翻护栏过马路，没想过刚翻过来，就被那辆车撞得飞了起来，在空中翻了几个滚后，只听咚的一声，这位大姐头朝下就重重在摔到了地上。
    这时，一辆120救护车闪着警灯和发出让人心急的声音赶到车祸现场，从车上下来几个穿白大褂的马上把那位妇女抬到车上。一个女护士正准备上车时，钱彬迎上问了几句话，然后女护士上了车，救护车又闪着警灯匆匆离去。由于距离远，我没听清楚钱彬和那位护士说了些什么话。
    救护车走后，钱彬又把我拉上了一辆出租车。我不知他要上哪儿去。钱彬说，当然要去医院了。原来，刚才钱彬问那位女护士是哪家医院的。我心思，钱彬想得可真细，采访这类新闻也很不容易。
    我们在青岛A医院的急诊科下了车，钱彬找到急诊科的值班医生，询问刚才送来的被撞妇女的情况。医生说，正在抢救，具体情况还没有出来。这时，伤者的儿子匆匆赶了过来，在抢救室门外焦急地来回踱着步。那青年中等身材，鹅蛋脸，双眉紧锁。钱彬仔细打量了一阵那青年，然后凑了过去想和他聊天，可青年显得很不耐烦，几乎什么话都没说。钱彬又问他姓什么，没想到那青年甩出一句硬棒棒的话：“不知道。”
    钱彬自觉没趣，便示意我回去。
    回去的时候我们没有打车，坐了辆公交车，然后又倒了一辆公交车向单位赶去。路上我问钱彬，这样新闻能写吗？我感觉很多细节没有采到，比如那位妇女的年龄，她爬护栏准备做什么去，还有她现在的情况等等。
    钱彬说，当然能写了，只要把咱们看到的、听到的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行了，人家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写。对于这样的新闻，一定要如实地写，如果人家说放了个屁，你就把那个屁也写上，千万不能有一点想象和杜撰，不然会惹上麻烦的。
    后来得知，钱彬的这些话特别重要，因为类似青岛D报这样的报社跟部队的报社非常不同，因为报纸读者多，影响面广，只要你的新闻写得不符合实际，肯定有人会找上门来的，有些稿件，即使你写得一点没错，人家也会找上门来。
    钱彬说，记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一定要客观，在文章里最好不要有记者的主观观点，除了写新闻评论外，不能在一般的新闻里妄加评论，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借别人的嘴里说出来。写类似车祸的这样新闻，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就怕写曝光社会阴暗面的负面新闻，有时即使你写得很客观，记者还经常挨打或者受到威胁。前段时间，摄影部记者何福在四川路拍摄一辆违章占据自行车道的轿车时，被车主打了几拳。
    我说：“难道就白挨揍了。”
    “当然，社长肯定会为咱们撑腰的。”钱彬睁大眼睛说，“尽管何福伤得不重，可记者哪是好打的。他被打的第二天，就登上了报纸，听说公安局的人很快把那个车主抓了起来。”
    这时，我想起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马上说：“对了，那天的报纸我看过，好像报上还有照片，被打记者的胳膊上有几道浅浅的红印。”
    钱彬接着说：“当记者，也要有种不怕死的精神，电视上看到的战地记者经常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作为我们敢讲真话的平面媒体记者，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何福被打只是小事，最害怕的是看不到的威胁。”钱彬似乎心有余悸地说，“上个月，明宙把一个黑作坊给曝了光，咱们报纸登这样的新闻，一般只署‘本报记者’，不会署真名的，可谁知那个作坊老板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这篇新闻是明宙写的，他直接把电话打到咱们报社，说哪天要来取明宙的一条腿。明宙也不含糊，拍着桌子啪啪地说，‘你过来取吧，我在报社等着你。’明宙还大喊着说，如果你们到报社取不方便的话，我住在哪里哪里，你可以到我家里来取。咬人的狗不露齿，他们也只是吓唬人，如果真想报复，还给你打什么电话干什么呀。”

    我说：“你没接到这样的电话？”
    “当然接过了，说实话，说一点也不害怕那是假的。接过电话后的一段时间，我也做了一些防备。”钱彬说，“当记者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可有意思了，会遇到很多事。前面说的这些都是硬闹，还有一种叫软闹。”
    “什么是软闹啊？”我对这个新词非常关心，便着急地问。
    钱彬说：“你没见咱们报社门口有个老汉成天举着个牌子？”
    我点了点头说：“见过”。
    钱彬笑笑说：“那就是软闹。”
    我不明白钱彬的意思，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报社门口，我果然看到有个50多岁的高个子老汉站在门口左侧，双手抱着个15厘米见方的用纸箱盒子制作的牌子，牌子上密密麻麻写着很多字。老汉的这个奇异举动引来很众人围观，可老汉的表情依然泰然自若、沉着安然、温柔敦厚、不愠不火。
    以前我经常在报社门口见过这个老汉，他一般来的很早，我上班的时候，他早就站在那里啦，下班后，他还站在那里，位置好象也没多大的变化，似乎是个雕塑。我以为老汉是来反映情况的，或者在抗议着别的什么，绝没有想到，竟然这一切与报社的记者有关。这时，我也对牌子上的字产生了兴趣。我凑过去看了看，牌子上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只想了个大概：青岛D报摄影部记者张彬，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一名记者，张彬还动手打人，并且打得还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我把此事向报社领导反映后，社领导竟然不管不问，我现在只好张彬的恶事公之于众。
    正当我看得兴致勃勃时，钱彬示意我快点离开。我明白钱彬的意思，马上跟了过去。钱彬压低声音对我说：“这就是软闹，这种人来了之后不打不叫，只是静静地闹。他就跟来报社工作似的，上班就来，下班就走，风雨无阻，已经站了大半年了。不过，老汉比咱们还敬业，经常是提前‘上班’，推迟‘下班’。”
    我说：“老汉写的是真的吗？”
    钱彬笑笑说：“我也不清楚，听说是家务事，事实没有老汉写得那么严重。”
    “他这样站在报社门口，让人观之不雅，难道报社领导就不管管吗？”
    钱彬叹了口气说：“唉，不好管。对报社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很多比这个还麻烦。这不是咱们心思的事，赶快回去写稿子吧。”
    说完，我俩向热线部走去。尽管钱彬这么说，可这件事让我的心一时难以平静。我心思，张彬记者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会打人。他那么文雅的一个人，怎么能打人？出了这种事，报社领导还让他上班？那个老汉肯定以前也来了硬闹过，见硬闹不行，就变成了软闹，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软闹是硬闹的传承和延续。唉，报社也不容易，还经常有人来闹事，我突然想了起来，为什么报社的门那么狭小的缘故了。
    我们回到热线部，钱彬找了台电脑，噼里啪啦地敲了起来。办公室里几乎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到处是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当然，我还是热线部最闲的人，我在部里来回转悠，这时我看到张艳坐在电脑前发呆，脸上写满了急躁。我知道她现在写作遇到了麻烦。以前听钱彬说，报社的记者多，每个记者每天至少有一篇稿件，甚至有的能写两篇，而报纸版面又有限，如果新闻写不好，没有吸引力就很难刊登出了，这一天也就白忙活了。所以下午这个“写”非常关键，要挖出新闻的非常新鲜的亮点，然后用生动的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想到这里，我突然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担心起来：自己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吗？
    到了下班的时间，我跟耿主任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而我的身后，很多同事还在精心地雕刻着电脑上的新闻。
    我走出报社，尽管暗淡的天空中还有一抹亮色，可路灯已经早早开起，路边店铺前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由于报社位于老商业街附近，虽然道路和周围的环境破了点，可还是非常繁华，道路上车来车往，川流不息，人行道上也挤满了人。此时，我感觉肚子里需要装东西了，便走进一家快餐店，要了一份五元钱的套餐大吃起来。吃完后，然后向辉煌已过的小破屋走去。
    挤在人群里的我，莫名的孤独感突然涌上心头，也许，悲于自己还似一棵草芥。自己从农村出来10多年了，可现在还为生活奔波着。我明白，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自己只有奔波，别无选择。
    又一天晨曦来临，起床后我照样先去对付那个让我非常讨厌的厕所，无休止的用皮搋子捅那些黄黑色还带着浓浓味道的污水。我想过早上去报社解决问题，可报社那个厕所比这里的好不了多少。
    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那就是昨天钱彬写的那个车祸的新闻发了没有。我知道，尽管报社出报纸，可记者并不是第一眼看到报纸的人。发行部每天把当天的报纸送到报社时，至少得上午8点半以后。而楼下的报摊来的报纸却早的多。那个报摊每天早上6点半就有青岛D报。我听老记者说，报社的总编室一般在凌晨一点左右完成组版，然后拿到印刷厂印刷。由于青岛D报每天有近百万份的发行量，印刷厂引进行了好几台国外最先进的印刷机，一台机器一个小时可印10多万份，凌晨4点左右就能把近百万份的报纸印出来，然后发行车就开始向各地运输报纸。
    我下了楼，果然在报摊上看到了青岛D报，然后买了一份，在报摊上就翻了起来。翻到五版的时候，终于看到一个熟悉的照片，我再仔细一看标题，正是钱彬昨天写的那个车祸新闻。当看正文时，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实习生何笑。我没有想到，钱彬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了。当我看完那则新闻后，觉得学到了很多，那则新闻写得很客观，钱彬采访到了什么就写什么，人家怎么说的就怎么写，自己不知道的也没有进行想象性的描述。
    来到报社，热线部已经有七八个同事了。他们有点接着电话，有的聊着天。这时武森对张艳说：“昨天你那个救人的没发出来？”
    张艳皱着眉头说：“吕编辑昨晚给我打过电话了，他说我写得很好，准备上哩。没想到被闫总拿下了，闫总让我今天再补充采访。”
    这时冯恨球挤了过来，他用那漏着气的嘴摇着头说：“我的稿件上了，不过才上了不到200个字，唉，昨天我可辛辛苦苦写了1000多字哪，没想到800多字被编辑省掉了。”
    从冯恨球的嘴里发出来的声音似乎没有根，每个字好像被他那半颗牙绊得东倒西歪的。
    张艳拍着小冯的后背说：“能发出来就不错了，我今天还得忙活这个事。”
    同事们聊着天，我也掺和不上，因为聊天本来就不是我的长项。我依然翻着报纸，研究着同事们精心雕琢出来的新闻。
    快到中午，热线部除了值班的外，其他的同事都出去了。这时，林强接了一个电话，他觉得线索还不错，就向隔壁的耿主任汇报了。过了一会儿，耿主任来到热线部，左右看了看，然后对我说：“小何，这里有个线索还不错，你过去看看。具体情况让小林跟你说说。”耿主任刚要走，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事，转过头对我说：“小何，别忘了到办公室开个介绍信，再跟他们借一个相机。”
    耿主任让我去采访，我有点激动，也很想知道让我去采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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