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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短篇小说集：坐窗观风景[第289页]

作者:San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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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人（ @San若梦）对在知乎所发《科普译文：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一)》保留一切权利，商业转载请与本人联系，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以下【】中内容转自知乎：

    【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一）

    作者：Stacey Colton Meier、Christine M. Labuski

    译者：San若梦

    简介

    我们想在此章之始就强调说明，要描述跨性别群体这个任务，除了令人发怵之外再无别的词语来形容。其困难在我们看来主要源自两个出处：（1）虽然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跨性别”感受，但目前来说针对什么可能或应该构成一个跨性别者，还只有很少的可测量及/或标准化的准则（比如身体的、社会的、政治的等等）；（2）确定这个群体位于何处及数目多少的问题，被许多跨性别个体每日生活于其中的相对无存在感加剧。被政治、宗教、法律、医学以及其它文化性机构边缘化的跨性别人们，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歧视，这些歧视从无知公众的简单误解和排斥，到明确的性暴力和肉体暴力「140，168」都有。的确，许多被视为主流社会的人们，其中包括跨性别个体，他们对“跨性别”这个观念的初次认知，恰恰正是通过为制造轰动效应而对此群体最重要议题进行渲染和歪曲的新闻媒体。

    此章我们将对当代美国跨性别者所背负的许多毫无根据、问题重重的臆断，努力进行一些基本的修正和解释。美国的跨性别政治及可见度有着其独特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轮廓：在名流文化将 RuPaul 和 Chaz Bono的面孔送入千家万户的同时，私立的、受市场驱使的健康保险（那些在平价医疗法案之外的，与就业及/或婚姻状况绑在一起的）又使得许多跨性别人们丧失了他们管理其一般性医疗和变性所需的足够的资源。与此相对照的是，北欧和加拿大那种单一付款人式的健康保险系统，已经承保这些服务达数十年之久，使得这些国家的研究者们能够产生出，针对该群体的最为有用也是最为准确的数据。与Valentine的见解「193」相似，我们认为诸如此类的差别标志着跨性别者这一类别是如何被不同的社区所想象的，对这些地区性的屈折变化的理解，在领悟现代跨性别认定之重要意义上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跨性别认定长期以来都被鉴定为性变态或社会变态，也被贴上“人类性结构的自然多样性”标签。1关于跨性别认定的诸多理论和实践活动，涵盖了从19世纪家族遗传性堕落的观念，到21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于大脑的神经生理学描述，以及子宫激素性差异等等。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群体仅仅与它们通过定义而被社会所承认的变量一样的稳定，有些（比如依年序排列的年龄）比另外一些（比如“种族”）更为固定。Winters和Conway「209」论辩道“少数族群并不算数，直到他们被算数。”因为跨性别群体长期以来被（误）认为与性取向相关，而非在许多当代跨性别者描述里占主导地位的身体上的不一致，我们认为这个群体本身就处于一个几乎是不间断的重新定义和完善之中。2此断言并非意味着对跨性别群体人口统计学概述的重要性和实用性的忽视，相反我们是希望强调，被评估的此一群体大体而言正处于变革中，任何与其相关的事实都应该用在社会性和历史性上特定的术语来解读。

    1 http://www.truecolours.org.au/publications/development.html.

    2 为此，美国心理学协会（译者注：此处有误，应为美国精神病学会）将于2013年发布第五版《精神性紊乱症的诊断及统计手册》（the 5th of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V），其中性别认知紊乱症（GID）极可能会被重新命名为性别焦虑。对此议题的更多讨论参见《精神健康》一节。】

    【术语要览

    Baumle等人在他们的著作《同性别伴侣：性取向的社会人口统计学》「11」中，开篇就请求读者思考需要什么才能“把关于性取向的研究带入人口统计学的主流”（第3页）。谈及“社会学领域长期以来被缺乏对性议题的关注所困扰”（第3页），作者们论辩说现在正是改变的好时候，要让性和性取向议题在现代人口统计学分析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他们继续道，性取向不仅是个能够影响人口统计学核心过程之一（即生殖力-通过行为性的实践活动）的因素，而且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重要的能够影响以及谕知[其它]人口统计学过程的个人特征”（第4页），如同定居模式和收入水平一样。

    认同这些作者的人口统计学家们意识得到，收集关于那些在性方面经常被贴上“少数派”标签群体的有意义数据的重要性和其固有的困难。的确，当Laumann及其同事们「115」在十几年前试图将同性恋包括在他们名为《性的社会性组织》的书中时，他们就很明确地为精准描述一个其身份认定——至少是部分的——构筑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上的群体所面临的挑战而纠结过：

    要将什么定量化或是统计其数目，需要待检视的现象有着明确的定义。[……] 当人们问究竟有多少同性恋者时，他们假定的是每个人都知道其准确的意思是什么。 [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已经证明了，同性恋被归类为一个描述同性别之间性欲望和性行为的类别，还是相对近期的、对西方来说很奇怪的现象 [……] 。[……] 甚至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还必须问清楚这个问题是针对同性别的行为、欲望、自我定义、身份或是这些因素的什么组合。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说明大多数人都把同性恋视作如此不同寻常的一类，以致于好象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完整共存。审视之下这显然并不属实。（第290页）

    在这章中我们想说的是，在1990年代中期对同性恋现象来说属实的，在近乎二十年之后对跨性别现象亦属实。那就是一个诸如跨性别者一类的社会性建构——因此也就不稳定——的本质，再加上那些跨性别个体为按其认定生活所必须通过的极度具体的途径（比如洗手间的挑战、激素的副作用等等），对有兴趣研究这个群体的人口统计学家都构成一系列独特的分析上及描述上的挑战。跨性别者是否以及在何等程度上构成此种“非同寻常的类别”—— Laumann及其同事们在论及哪些知识能够准确地产生、以及人口统计学的数据和主张能够可靠地用于哪些人身上时所假设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随后章节中要讨论的问题。】

    【作为性别认定的跨性别现象

    跨性别群体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命名法，即哪个术语或哪种类别能最好地反映这个群体本身「2、12、89、148」。始自1949年，变性欲者（transsexual）一词就用于那些具有“[生于]一个错误的身体里”的清楚意识的个体「138」。更确切地说，一个变性欲者完全生活于跨性别的社会角色中：一个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而完全以女性身份生活者，会被认定为男变女（MTF）的变性欲者；同时一个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但完全以男性身份生活者，则会被认定为女变男（FTM）变性欲者。以名人Renee Richards、Christine Jorgensen 和 Chaz Bono 为代表，这是一种以相信身体-头脑的一致性，以及（最为典型的）一种希望将身体与性别认定对准或者重塑成另外性别的欲望为特征的认定。

    跨性别者（transgender）这个术语在过去10年中变得越来越流行，它反映了一系列限制性或是二元论更为弱化后的思想「89、193」。更确切地说，跨性别者描述的是那些感觉自己并不能融入一个认定非男即女的一分为二式性别构架之中的人们。此类别中的个体可能感觉他们在一个错误的性别中，但此感知与手术性或激素性的重塑并无关联，比如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的人，很享受那些模式化的男子气（根据其文化正统）服饰、活动和外貌，也许会因为性别偏好和表达与文化上对女性的期待不一致而自我认定为跨性别者。这些被指定性别为女性的人属于性别不从众，他们也许自我认定为跨性别者，但并不感觉自己被囚禁于或者想要改变他们的身体。一个跨性别者可以在一个文化定义上的性别光谱，即一个关于性别和性表达的非二元化的、三维的调色板上任意何处着装、行为及自我认定。此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通常被描述为就限制性而言，变性欲者的类别意味着一个人渴望身体改变并被社会承认是“另外的”性别。的确，在身体变性之后，许多变性欲人们都认为自己是男人或女人，而不再认定自己为变性欲者「18、48、151」。

    关于跨性别和变性欲认定起因的理论众多，其中最近的许多都集中于“大脑性”或“大脑性别”，即身体结构上特定的某些点和/或由大脑控制的激素过程等等，“定性”了一个人是男性或女性「84、96、111、142、216」。虽然在过去10年中此领域内的研究明显有所增加，但对其解释力存在着一系列的看法，其中一些不同意见扩展到了学术用语。至那时为止的研究还不能将男、女同性恋认定和/或行为归因于生物性起因「73、95」，许多跨性别社区的人们沿着这条同样的思路来解读他们自己的经历，即这是一个复杂而起因多重的生物性、社会性、心理性、激素性以及可能的神经解剖性等等因素的综合。然而另外一些则相信“大脑性别”理论——即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能够在大脑和生殖器的轨道上分别发生——与跨性别者自身的经历更能产生共鸣。根据这个论辩，性别认定就是（生物性地）位于大脑而非生殖器「164」，而一个人以改变身体和/或生活方式来更为协调地适应这个性别，就不应被解读为变性，而应为确定。这种在社区内部不时引发争议的不断变化，导致一名活动家和研究者给MTF 和 FTM这两个术语贴上“歧视性、不准确以及生殖器中心” 3的标签，并提议能够更好表达这个思路的首字母组合词：大脑性别为女性和男性的个体分别为确定女性（affirmed females，AF）和确定男性（affirmed males，AM）「69」。一位顶级青少年医学专家建议，将跨性别青少年称作自定男性（asserted males）和自定女性（asserted females），因为自定（asserted）一词并不意味着必须要由别人来确定（affirmed）他们的性别认定才是可信的（2012年与Olson的个人交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术语也可以包括那些生殖器与大脑相协调因而选择保持原态的女人和男人们，然而这些个体被性别活动家称作顺性别者（即非跨性别者）。顺性别女人和顺性别男人（顺-cis在拉丁语中意为“相同”）生活于他们生而得之的身体里并认定性别与之相一致。

    许多变性欲者强烈地感觉到要对一种性别认定作出承诺，而变性则标志着一个清晰跨越，即从一种性别到另一种性别「146」。对这些个体而言，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有个明确的被解剖结构、激素及一种囊括一切的“自我感知”所主宰的分界。对另外一些个体来说，性别之间的这条线并没有那么清晰，许多人可能并不需要生殖器手术、激素或者在服装、伴侣选择、职位或社会角色上的任何改变，来使自己感觉他们是生活在与其最为协调的性别中。甚至还有另外一些个体，对他们来说这条性别之间的线根本就不成其为一条线，相反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二元化是个幻觉，玩弄性和性别是一种创造性、政治性或反叛性的日常表达「19、67、150」。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跨性别人们才相信对这种二元化的解构，许多顺性别和跨性别人们都以有目的、有意识地挑战这种经常是约束性的分类男性和女性的方式，生活在他们人生的各种细节之中。一个主动从性别二元化中抽离出来的人，一个既不以“男性”也不以“女性”来自我认定的人，也许会称他们自己为性别酷儿（genderqueer），以显示真正“怪异的（queered）”是性别二元论本身，而非被质疑者的性取向。

    3 http://www.truecolours.org.au/publications/ypwts.html. 对大脑性别理论的评议，参看：http://www.annelawrence.com/brain-sex_critique.html】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术语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把那些出生时连父母和/或医生都不能轻易划分为男性或女性身体的个体包括在内。实际上这些人们历来就被《精神性紊乱症的诊断及统计手册》第四版（the 4th of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IV-TR），排除在性别认定紊乱症（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ID）的诊断之外，以将“通常以性别归类的”跨性别群体与那些出生即有“模糊不清”性征的人们区别开来「5」。后一群体目前被描述为双性人，可以在出生之后不久用手术“指定”一个单一性别「109」；其中一些长大后拒绝其被指定的性别，原因与跨性别人们所举证的一些因素相同：一种他们自身的性和性别在染色体上、激素上、解剖结构上以及/或者情感经验上的不相一致性。有些双性人愿意被包括在跨性别者中，而另外一些则情愿与此群体保持距离。另外虽然关于双性人议题在文献资料和研究中呈上升态已达十年之久，这个群体的数目仍然相对不确定。这项研究包括至关重要的生物学家Anne Fausto-Sterling的重要作品，她在1993年试图列举并量化五种“性别”（虽然之后她又修正了这个分类）「65」；还有历史学家Alice Dreger的著作《雌雄同体者与性别的医学干预》「54」，因其将双性人个体与医生们的心声代入至关重要的相互对话中而备受赞扬。Suzanne Kessler「106、107」和Katrina Karkazis「104」分别对双性人家庭、医生及活动家进行了长期的人种志研究，活动家中包括Cheryl Chase「25、26」和Riki Wilchins「204、205」，他们都就此议题写了大量受欢迎的临床性和学术性的出版物。

    关于双性人该算作哪一种性发育/差异紊乱症，临床医生们之间有分歧，而大多数的外科医生都想“尽可能不受打扰”，因而对那些在其出生时由他们指定了性别的个体都疏于进行长期的后续研究「104」。至于跨性别议题，用词的选择和术语在此群体内都极度政治化，反映出在新的信息、外科技术的完善和社会上态度的变化等等基础之上，关于此认定不断发展的观念「56」。迄今为止所用过的术语——雌雄同体、模糊不定的生殖器、双性人及性发育/差异紊乱症（disorders of sexual development/differentiation，DSD）等等——都不能表现出许多这些个体认定的复杂性。许多感觉他们的手术做得不合适的人们，都在政治上变得非常活跃，大声疾呼停止这种他们认为的生殖器阉割。也有一些仍被社会视而不见且未被纪录归档的成年人，以不同程度的满足感更为安静地以被指定的性别生活着。这些个体中的许多人，假如其性别认定与被指定的性别不同的话，会考虑变性一途的。另有许多也许因为其自己身体的敏锐度不足以性别二元化表达，而选择以更接近性别酷儿的方式生活「148」。在此最相关的是，无论该群体在意识形态上位于何处，其所体验的许多问题，与此章所论及的跨性别群体面临的问题相同。

    为了能获得性别偏差个体的最大群体，我们在针对那些希望被社会视作与其被指定的性别不相同性别的人们时，将使用这个较为宽泛的术语跨性别者（trans），不管他们是否有改变身体的意愿。为秩序和控制计，我们的数据和讨论所代表的仅限于那些群体——不管其定义是多么不连续一致——即已经从一种性别变性为另一种性别，或者表达出如此做的意愿的群体。关于此项记录最令人激动且充满挑战之处，在于这个群体本身不断变化的本质，目前为止对于跨性别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没有统一的定义，部分原因在于各个社区情愿如此。任何标榜代表着某个变性欲或跨性别群体或人口的研究，对其包括或排除的标准（手术、激素治疗、生活方式改变、社会和法律上的身份等等）都应该以批评的眼光来评估——在根据其结果下定论或是进行概栝性陈述之前。的确，很可能在此章内容付梓之时，又有另一个术语或是一系列术语出现，使得在此所用的那些变得无关紧要或者甚至政治不正确！】

    【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二）

    作者：Stacey Colton Meier、Christine M. Labuski

    译者：San若梦

    性取向和性行为

    跨性别人们被公众所臆想的情形里，比较不幸的一种是作为色情的好奇和满足的对象，一种围绕着背德的和恋物癖的性行为形成的亚文化；这个现实可以从任何 “跨性别”一词在谷歌的搜索结果中显示出来，包括图片。然而跨性别认定并不与任何特定欲望的主要目标相关联，相反它只是反映了一个人所感觉、生活其中以及希望表达的性别，包括其所有非性的层面。虽然一个人性别的要素受其欲望目标的影响，性别学者们都很谨慎地强调，性别认定和性取向的混合是确定而非扰乱了在性别和性上的异性恋霸权化臆断「91、104」。当代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反映了在学术上和社会交流上越来越高的宽容度，二者都包括对于同性欲望并非无可避免地与男人气和女人气的主要定义相关联的理解。因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打破那些甚至是跨性别人们自己都可能有的，关于为什么他们生活在错误的身体/性/性别中的信条：假如同性吸引是导致人们相信他们属跨性别者的唯一标准的话，那我们就要提醒他们再认真彻底地思索一下自己的欲望，并且强调说明吸引力作为改变性别的唯一标准是不够的。换言之，为了尽最大可能地理解跨性别人们身体上的和感情上的经历，包括他们通过手术、激素和行为方式等等不同途径的改变，我们就必须改变许多理所当然的、习以为常的关于性别认定和任何特定的“性向”之间的假定。

    谨慎地将性取向与性别认定以及身体性别分离开来，导致对此三个领域是如何被社会所建构或至少所了解问题的关注「19、46、49」。这一点对许多想要进行被社会承认的、与她或他的性欲望目标无关的性别改变的个体来说，至关重要。一个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之后改变为男性的人，可以有男性、女性、跨性别者、以上全部或者无一类别作为性伴侣。此外，归类上的不连续性使科学文献复杂化，因为早期的研究经常在把一种性取向指定给变性欲者时，使用的是其出生时的指定性别而非其现在的性别认定。比如在一项研究中被女性吸引的FTM被归类为同性恋，而在另一项更近期的研究中则是被男性吸引的FTM被归类为同性恋「16、28」。这在讨论研究时就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性取向归类根据的通常是出生性别，这对跨性别群体来说更为复杂和微妙，往最好了说是使得任何关于跨性别者“性取向”问题的结论都值得怀疑。自我认定为男人（不再是跨性别男人）且被男性吸引的FTM也许会认定为“同性恋者”，而那些可能还处于变性过程的初期、或者仍然在其男性认定之上还强烈认定跨性别成分、而同时被男性吸引的FTM可能会自我认定为“酷儿”或“跨性别的男同性恋者（tranny fag）”「157、193」。

    这一混乱状态至少可以部份归因于此一事实，那就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2000年出版的《精神性紊乱症的诊断及统计手册》第四版（the 4th of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IV-TR）中，以性吸引来界定性别认定紊乱症（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ID），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得出相反结论「5、35、136、161」。（这些研究的相当部份都是由身为跨性别者及已知的跨性别盟友的研究者所做，这是个不应被忽视的认知上的变化，我们下面会再回到这点上来）。作为精神病学和标准化分类的最终裁决者，DSM提供了个体及群体应该被鼓励遵从的、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通过其才了解的某些特定群体的知识。这篇权威性的文章被一般大众所接受，导致许多跨性别个体——以及他们的性伴侣——不必要地担心，假如他们伴侣的选择改变的话，其变性的成功或稳定性会如何。通过将性取向划作GID诊断标准的一部份，DSM-IV-TR把跨性别活动家和性别学者们都努力想区分开来的体验性认定的两种元素混为一谈。对这些群体而言，需要解决的更重要的问题，涉及性取向不仅与性别认定本身而且与包括人种/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等等在内的其它层面相互作用的方式。是最近的研究不仅显示出，至少对许多顺性别女性和跨性别男性来说，性取向远比以前研究所报告的更为流动和易变「51、136」，而且一种“性别化的性”的鲜活体验远比以标准作基础的人物简介能充分代表的更为复杂多变。

    更进一步的，试图调查那些报告不同性吸引（被女性、男性、两性或无性）的跨性别者之间心理性差异的研究产生了混和的结果「116、117、136、152」。前身为哈里?本杰明国际性别焦虑者协会（Harry Benjamin International Gender Dysphoria Association）的世界跨性别者健康专业协会（The 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gender Health, Inc.-WPATH），针对DSM-5提议的用GID取代性别焦虑症（Gender Dysphoria）发布了一份回应「44」。WPATH委员会陈述说，他们支持将性吸引特征从性别焦虑症诊断标准中排除出去，因为性别认定与一种焦虑型紊乱症无关。DSM-5将于2013年出版，其性别焦虑症诊断将不再有性吸引作为特征。可以预料临床医生们将必须特别说明病人是否为双性人，很不幸的是许多以DSM为诊断标准之用的、未受过医学训练的临床人员，包括心理医生、分析师和社工人员也许都不能够判断这一点。

    合乎情理且重要的一点说明是，跨性别个体与异性恋和LGB（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个体一样，也参与一些多样化的性行为，可能包括亲吻、手和嘴对生殖器的刺激、阴道和肛门插入、摩擦欲、相互自慰、电话或网络性行为、观看或在性暴露的媒体中表演、绑缚式施虐/受虐活动（BDSM）、多种被称作“性欲倒错”的行为、性工作、部份/全部禁欲、或者戒除所有的性活动等等「10、132」。关于这个群体可能会被认为独特的一点是，它的行为经常扰乱关于生殖器和性别之间关系的臆断。虽然许多跨性别男性（FTM）使用绑带式玩具阴茎或别的插入辅助物，还有其他许多并不如此，实际上很多跨性别男性在他们的性行为中将对其自身阴道和外阴的插入和刺激也包括在内「10、132」。与此相似的是，许多跨性别女性很享受插入她们的伴侣，而且/或者并不愿意被阴道插入，即使是已经经过了手术“重塑”。这些生殖器-性别不一致对于不知情的健康保健人员或别的用意良善的个体都可能造成混乱，导致尴尬和难堪的争吵甚至被拒绝保健服务，比如当一个跨性别男人为阴道分泌物或是打胎而出现在一个临床诊所时。

    Baumle等人「11」说明道，社会学关注“性事”，一般都是通过其与传统生育类人口统计学的相互作用，即同性恋和性病传染因其不能生育的影响而成为分析兴趣的类别。他们争辩道，这个着重点迫使我们将性取向当作一系列行为而非一种认定来思考（第3-4页）。虽然当面临跨性别者这一类别时，我们已通过前一节来“复杂化”如此一种认定的稳定性，在此我们强调，此章余下部分会只论及此类别的（相对）表面价值。以下关于发生率、医疗及精神保健、家庭及关系、歧视和工作问题等等的讨论，都是建立在那些尽其所能正在寻求或是已经“变性”的个体的真实人生经历基础之上的。虽然我们还是相信现代跨性别者的经历与Laumann及同事们所描述的同性恋，即“一种具有多重意涵和解读的多维现象”「115: 第301页」相共鸣，在此章余下部分我们将把该类别的开放性区别开来，以尽可能提供最有帮助和最及时的信息。】

    【发生率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两种方式来思考发生率，（a）一个能回答一些问题的简介，诸如：一个特定的以自我认定为基础的个体所形成的群体或人口群可见度有多大？一个社会的成员有多大可能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会遇上跨性别个体或是相信其为“真实的”，甚至可能还是他们现存世界的一部分？；或是（b）由针对一个群体特定的一系列变量所作统计驱动的人口统计学发生率。

    简介式发生率

    Thomas Beatie在2008年因普遍被称作的“怀孕男人”而上了头条新闻。4作为一名美籍菲律宾裔的前选美皇后，Beatie在其怀孕的几个月里大摆姿势供媒体拍照、被Oprah访谈并成为好几个平面媒体及网络媒体报道的主角，这为跨性别男性这一群体提供了一种特定的“面目”。正如我们已说明过的，Beatie的身体打破了一个变性欲者的常规观念，但其男性性别认定和（具生殖力的）女性生殖器官的结合，与我们在此章中所讨论的跨性别者类别相一致。

    如Oprah之类的媒体明星具有这种重新定义、将边缘化群体重新置于其背景下考虑的影响力，对如Beatie这样的人进行的电视访谈能够提供一种通过（以前）流行的对话方式难以企及的文化上的合法性。20/20（译者注：美国著名的、有影响力的一台电视新闻节目，始自1978年，由ABC News主办）出品的、由Barbara Walters 主持的探索跨性别儿童生活的节目“我的秘密生活”，在2007年产生了相似的效应。由于制作得敏感且充满善意，这台节目在跨性别社区引发广泛共鸣，被持续地用作公共关系、教育及培训的资源。虽然本章内容不会广泛地着重于跨性别儿童，但值得提及的是包括儿童在内的年轻人中可能GID的发生率正在上升「143、166、169、217」。对幼童的研究发现，父母报告有0.5 至 1.4%的出生时被指定性别为男性，和0.6 至 2.0%的出生时被指定性别为女性的儿童，希望自己是另外一种性别「200、215」。国际上，0.7 至 0.9%出生时被指定性别为男性的，和2.2 至 2.9%出生时被指定性别为女性的大学生，报告说他们希望自己是另外一种性别「27、209」。Zucker等人「217」报告说，被转介给他们的GID儿童从2000年到2004年间差不多增长了两倍。但仍然有待观察的是，这个增长是否：（a）是真实的；（b）与更大的社会容忍度和可见度有关；或者（c）偶然地与别的影响胚胎大脑和生殖器发育的生物文化性事件（比如工业污染和内分泌干扰等）相关联。

    对电视真人秀的粉丝来说，艺人RuPaul是跨性别群体的代言者，他的由MTV制作的节目异装族（Drag Race）有一个忠实且多元化的观众群「184、203」；对政治迷而言，则是Amanda Simpson，商业部资深技术顾问（Senior Technical Advisor to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第一位由总统委任的跨性别国家官员。5对经济学家而言，是Deirdre （前Donald） McCloskey，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她于1999年出版了关于其非常公开化的变性过程的回忆录。6对年幼儿童的父母而言，是可获得的一本题为《一万条裙子》「64」的书，该书记述了一名跨性别女孩为争取得到其家庭认可所作的挣扎。

    虽然这些媒体名人以及外科手术真人秀上与变性相关手术的流行，也许会为普罗大众较为淫秽的兴趣提供素材，但跨性别群体的许多成员仍对那些不会加剧歧视性态度或行为的任何程度的公众接受感到欣慰。变性欲者、跨性别者、跨性别同盟学者、活动家及研究者们，也已经开始对于跨性别社区应该如何被呈现的问题加强控制——通过组织和传播他们自己的研究和媒体，并受助于1997年《国际跨性别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ism）的创立。

    我们提供此“简介式”概述的目的是为下一节的发生率数据提供一个社会性和写实性背景。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跨性别群体近来的可见度与接下来的数据之间有任何特定的关联，我们还是鼓励读者同时使用这两种数据来试图更好地理解在此考虑的群体状况。

    4 虽然也许是第一个公开的，Beatie并非第一个怀孕的跨性别男人。他之后又有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并正在与其顺性别女性的前伴侣离婚过程中。参见：http://www.dailymail.co.uk/femail/article-2197581/Worlds-pregnant-man-Thomas-Beatie-finds-love-prepared-conceive-FOURTH-time-new-lover-cant.html

    5 2010年1月由巴拉克?奥巴马委任。

    6 《跨越：一本传纪》，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申明：本人（ @San若梦）对在知乎所发《科普译文：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二)》保留一切权利，商业转载请与本人联系，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申明：本人（ @San若梦）对在知乎所发《科普译文图文版：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二)》保留一切权利，商业转载请与本人联系，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三）

    作者：Stacey Colton Meier、Christine M. Labuski

    译者：San若梦

    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发生率

    测量跨性别群体的困难源于我们至此已讨论过的定义上的两难境地。虽然已有众多的研究者报告过发生率统计数据，但因为“变性欲者（transsexual）”和“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概念在历史上被定义的不一致和不连贯性，我们在引用时必须谨慎行事。发生率估算传统上都来源于性别临床中心，而在此就诊的病人们：（a）寻求身体和激素上的改变——并不一定是所有跨性别认定的人们都寻求的；（b）为了能够获得其所提供的临床服务而被迫以某种特定方式自我认定「196、202」。有些病人为了获得服务，或者想被认为已经“成功地”变性而不得不对某种性取向做出的口头承诺，又加剧了第二个问题「120」。另外，某些研究者个人在定义此群体上所做的个人和职业投资，又在其设定包括/排除的标准时扮演了重要角色。换言之，因为此社区本身在跨性别认定的“本质”——比如它与“大脑性别” 、建构于文化上的性别角色以及同性恋的关系等等——上一直有分歧，在此群体中所做的研究也反射出跨性别个体被如何理解的各种角度。的确，至少有一位研究者提议说，大多数的跨性别儿童都是顺性别的同性恋者，其与GID一致的行为是孩子“出柜”的方式而已「217」。

    最经常被引用的发生率数据来源于荷兰的一家性别门诊，它显示每11,000个人中有1名（.009%）MTF，每30,400个人中有1名（.0032%）FTM「196」。最近新加坡的一项研究发现，每2,900 个人中有1名（.034%）MTF、每8,300个人中有1名（.012%）FTM。而比利时一项研究发现，每12,900个人中有1名（.0077%）MTF、每33,800个人中有1名（.0029%）FTM「208」。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用GID划分标准提出，MTF的发生率为每30,000个人中有1名（.0077%——译者注：此处疑似计算错误，应为.0033%）、FTM为每100,000个人中有1名（.0029%——译者注：此处疑似计算错误，应为.001%）「4」。与此相对照的是，另外一位研究者提出，假如包括在内的标准扩至涵盖跨性别认定光谱上的每一个人的话（比如并无改造身体意愿的易装欲者、双性人、性别酷儿、男性化的女性和女性化的男性等等），那我们就会发现每2,000个人中有1名（.05%）是跨性别者「37」。最后，2007年出席一个跨性别年会的研究者们估计道，“最近的发生率和其它估算跨性别现象/者发生率的方法，[…]显示在其发生率的低端[…]至少是1: 500 [全部加起来]，可能还更高。”7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Institute）一项研究摘要估计，在美国有约700,000跨性别者（总人口的0.3%）「76」。发生率估算概要请参见图表16.1。

    7 http://www.truecolours.org.au/publications/ypwts.html#15. 论文提交于2007年9月5-8日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召开的WPATH第20届国际研讨会上。】

    【虽然还是明显小得多，每500个人里1名（0.2%）的比率最接近于总部设于美国的国家跨性别支持者联盟（National Transgender Advocacy Coalition）提供的估算：（美国）人口的2–3%是跨性别者，其中一些与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LGB）群体重叠，而许多并不。这个重叠值得注意，因为它将简洁归类跨性别群体的困难与性取向类别联系起来——人们和/或研究者们怎么在跨性别认定的背景之下来定义LGB，将决定发生率比率如何随之变换的方式。在伊朗这个连接方式尤为奇特：虽然目前在伊朗公开的LGB是非法的，但经历变性过程却是合法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所接受。这就导致了伊朗有着已知的全世界最高之一的“跨性别”发生率比率，在其人口的.12% 和 .18%之间（MTF和FTM加起来——译者注：此处疑似原作者的误解读或误表述。图表16.1所示数据，伊朗MTF和FTM发生率分别为每555人中1名和每833人中1名，即.18%和.12%，那二者相加的发生率应为.3%，而非此处表述的“.12% 和 .18%之间”），而很可能这些个体中的许多人在别的地理环境中并不会自我认定为跨性别者「174」。Winters 和 Conway「209」根据他们对跨性别发生率文献资料所做的评估，估算出全世界有超过一千五百万的跨性别者。

    这些发生率估算在一定程度上有用处，因为它们重复显示了出生时指定性别为男性的人变性为另一种性别的数目，比出生时指定性别为女性的变性欲者大得多（波兰、瑞典、伊朗和日本例外——译者注：此处疑似有误。图表16.1所示，瑞典的MTF对FTM比率为1.4比1，并不属此例外；应该是苏格兰属例外，其MTF对FTM比率为1比4，而非原作者误算的4比1），并且遍及各个地理区域的跨性别者群体的百分比总体而言都小于人口的1%。然而，那些较小估算数目之间的差别，以及被Conway和其他人引用的更大的估计数目，都指向这些数据可能的局限性和之前所讨论的定义上的困境。这些研究的样品数通常都很小，使得要归纳、概括其结果很困难，而且因其通常都来自于性别认定门诊，它们所代表的是许多人会称作跨性别认定光谱上最狭窄的那端「98」。还有人曾说起过，很多这样的门诊使用了胁迫的手法来招募实验者，强力说服那些寻求激素或手术治疗的病人为了获取服务而以某些术语来定义自身——那些他们在别的状况下不会使用的术语「120、138」。的确，在一项1990年代在纽约市进行的人种志研究中，Valentine「193」发现，他所了解的许多性别偏差个体都是在被社工服务或保健机构贴上“跨性别者”的标签后才如此认定的。要想知道这些手法的最后结果——是因其数据有填充而导致过度代表此群体，还是因跨性别者学会从别的地方获取服务（参见下节“健康及健康保健”）从而避开这些门诊而导致的不足以代表此群体——是困难的。还有一些传闻的数据显示，许多跨性别者因为被要求为那些对他们所作的心理评估测试付费，或是不愿意与自己变性相关的数据被用于研究，而避开研究/性别门诊（来自与匿名的跨性别病人的私人交流，2009年）。

    有些经过医疗和社会变性的跨性别者选择不公开他们的历史，而是愿意被别人仅仅视作他们自我认定的那个性别。的确，这些个体中有一部分人也许从未认定为跨性别者，导致他们有时被称作隐性的（口语化表达）或不公开的「89」。虽然对一些人而言，一个隐性的身份可能是主张“我（仅仅）是一个女人，而非一个跨性别女人”，但也许更准确地说，这包含多个层次的公开——从那些完全否认其自身过往的人们，到那些仅仅是不愿公开的人们。

    很容易看到，为数众多的跨性别人们处于俗话所说的雷达之下。有一个“避开”性别门诊因而也就不会被计算在内的群体，是那些缺乏经济资源来获取身体改造、心理咨询或者是社会计划——许多跨性别人们都是通过这些计划而被找到并计算在内的——的人们，其中一些会在别的国家、通过网络或是非正式的市场寻求手术和/或激素治疗，而通过这些渠道可能也偶尔会撞上一个研究者。但是当许多人以相当有限的方式来确认其性别（比如不是用热蜡除毛或电蚀除毛法来除去体毛，而仅仅用剃须刀刮毛）时，这种状况也许在必要时让他们更容易 “穿”进或出跨性别认定「193」。这些跨性别社区内有时隐形的成员又提供了一个原因，为什么以临床数据为基础的发生率估算应该被理解为有局限的低估。此外，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与人种/种族之间的牢固关系意味着，那些获取更为永久性（并且美学意义上更被接受的）身体改造形式的跨性别者中的大多数都是白种人/高加索人种，导致有色人种的和那些经济受限的跨性别者在人口统计学家眼中更低的可见度，但同时可能在公众眼中更高的可见度，这种状况很容易被视作不协调。在一个我们都太过熟悉的画面里，有色人种的跨性别者通常是出现在关注点集中于HIV、药物滥用、性工作以及其它那些与低SES相联的风险因素的数据里。一些研究者已经在批评这种（经常是）不加鉴别的“风险”因素的集合「17、193」，概因它通常与结构性不平等的关联甚于与任何以性或性别为基础的认定的关联。显然要找到能够最恰当描述这一群体复杂性的方法还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139」，因为“对于在面向一般人口的问卷调查中，怎么鉴别跨性别回应者的知识的缺乏，阻碍了提高此一边缘化社区的健康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努力”「182」。

    这些估算数据里，跨性别女性多于跨性别男性的规律，仍然是个引人注目同时又尚未被足够解释的模式。有一套理论建议说，出生时被指定性别为女性的人变性较少的原因，是因有着能以更为男性化的行为（比如衣着、职位等）立足其间的更大的社会空间。然而，即使是这一类人也有其局限，跨性别男人越来越多地表达出，对身体进行改造以使其作为男人能更牢固地坐稳职位，既是困难的也是有回报的「178、193」。Valentine论辩道，这个“男性化的”和其他女性游曳其间的不变性空间，对男人来说并不可能达到，这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有更多的出生时被指定性别为男性的人，必须改造身体来确定其女性身份认定。Valentine表示说，换言之，对那些想以与LGB无关的女性化身份生活的男人而言，并没有一个象对男性化的异性恋妇女那样的同等宽容的社会环境。他得出结论说，性别“重塑”可能是男人通往此一空间的唯一途径。然而使这些更属推测的理论看起来令人困惑的，是来自波兰的令人信服的数据，那些数据显示FTM的比率明显高于MTF「94、120」，而非荷兰及其它报告国家的数据。虽然解释模式还很少，但有些研究者已经质疑MTF/FTM差异很长时间了，认为波兰的数据既不新鲜又不令人惊奇「94、97」。实际上许多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们都相信，FTM更加可能“在雷达探测之外”，甚至躲过研究者的目光，因而在发生率数据中被常规性低估了「Green J、Meyer M、Schilt K，2008–2010，私人交流」。

    重要的是，当跨性别研究者开始测量他们自己群体的成员时，通常能收集到更大的样品数。顺性别研究者进行的跨性别研究，其样品数历史上的记录从1到100不等「194、28、31、124」；而最近由跨性别研究者进行的研究产生出200到超过1000不等的数据组「41、52、53、132、136、198」。跨性别研究者相较于那些即便是充满善意的顺性别研究者，都倾向于更加懂得该社区的需求以及那些潜在的冒犯性语言。（这一章的）跨性别作者的论文和专题研究的参与者们，对于自己参与其中的研究是由“我们当中的一个”主持的，都一致表达出释然之感。当研究不是在一个性别门诊的背景下进行时，这些跨性别参与者在公开其与性别相关的非典型性欲望时损失小得多，这可能会导致收集到更加准确的信息。最后，因为跨性别社区在网络上有很强的存在度，他们的联系很畅通，可以为他们认为“善解人意的”和“值得的”的研究推介许多别的跨性别者，同时也可以警告别人不要去参与那些被认为是“不安全的”研究。

    【申明：本人（ @San若梦）对在知乎所发《科普译文：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三)》保留一切权利，商业转载请与本人联系，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四）

    作者：Stacey Colton Meier、Christine M. Labuski

    译者：San若梦

    DSM-IV-TR中性别认定紊乱症（GID，现称性别焦虑）及儿童中发生率

    DSM还对确定发生率提出了另一个定义性的挑战。对跨性别者这一术语缺乏一个标准化的定义所引发的一个主要忧虑是，是否应该以及怎么将儿童和青少年包括在此类别中。因为GID是与评定跨性别相关的最可测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套标准，当这些个体被测试和评估时，在性别焦虑和跨性别这一类别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交合。GID诊断对儿童和青少年是存在的，而专家们已注意到许多在童年时达到GID标准的人，成年后自我认定为LGB而非跨性别者「201、217」。另外还有很多跨性别人们报告说，他们在成年之前并未意识自己的跨性别认定，或者因为羞耻而对别人隐藏自己性别不从众的表达和行为，因而都不会在童年时达到GID的标准「181」。因此，使用儿童GID标准来估算跨性别儿童和成人显然有其局限性。

    DSM被用于帮助研究者们计算精神性紊乱症的发生率，它对于研究者、临床医生和保险业者来说都一直具有着很大的权威性，这就对跨性别社区内外许多人——那些并不将认定性别和出生时被指定性别不一致的现象，从本质上视作紊乱症的人们——都造成一个重大问题。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此原因，DSM最近修订了GID标准和命名法，它将被重新命名为性别焦虑。8

    目前关于应该怎样最适当对待跨性别儿童的问题，有两条领先的思路：（1）Ehrensaft的接受——基于Brill和Pepper无条件爱的观念和Ryan的家庭接受模式，这条思路涉及帮助孩子适应他或她所坚持的性别认定「22、61、173」；（2）改变——基于Zucker的研究，这条思路涉及企图改变儿童的性别不从众表达、角色和偏好「55、169」。后者的支持者就跨性别认定的困难和代价提出警告，并且论辩说作为LGB更为可取。9在一项针对被标记为跨性别儿童的研究中，Wallien 和Cohen-Kettenis「201」发现，这种童年模式最常见的结果是非跨性别的LGB认定。

    虽然DSM这种“紊乱的”语言已长期成为被批评的对象，但其中一些已因正在进行的以命名法和标准为基础的修订而有所缓解。然而对有些人来说，性别焦虑仍然与一种并非“性别偏差的正常表达”的疾病或是不协调挂钩。另外一些人的批评针对归类法，对某一节（性与性别认定紊乱症，Sexual and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里GID的标准，把恋童癖和其它诸如窥阴癖和恋物癖之类“性欲倒错”都包括在内甚为担忧。性别焦虑在DSM-5里将被置于单独一节。另外，许多目前针对儿童的标准，写得看起来对行为模式的解读很狭隘。比如对那些避开“粗暴而激烈的游戏”的男孩的病理诊断，就与一系列的特定文化下的性别化固有成见——此类模式化成见下各种的“性别化”行为都可能被误解——挂上了钩。有些批评者，并不仅仅是跨性别的批评者们，走得甚至更远，论辩说DSM从狭隘的美国视角出发，并不能充分展现精神性和情绪性的紊乱症，因为与GID相关联的困扰，究竟是GID患者自身所固有的，还是其感觉被歧视、被社会抛弃或被污名化后的结果，至今仍不清楚「4、208」。

    8 最新的DSM将是其第5次修订版，而性别焦虑的新名称将构成这种“状态的”第三次修订。在此值得提及的是，同性恋直至1973年都是一种DSM-认证的紊乱症「58」。

    9 J. Cantor，2009年，私人交流。

    有些人将DSM诊断视作通向合法化、认知度、歧视案中受保护、以及更高的健康保险等等的可能途径，但这同样遭到质疑，因为那些现在为性别确定治疗提供保险的国家通常只在病人同意接受一个“全套的”治疗方案（乳房和生殖器手术、激素等等）时才承保。GID诊断标准修订版会在DSM-5里发布，它将影响至少未来10年内发生率的计算。随着下个十年内美国健康保险改革和DSM修订的进行，虽然可能定论还为时尚早，但很可能它们与儿童和成人GID诊断——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发生率比率——的关系会与今日相较显得大为不同。】

    【社会复杂性及背景

    导致发生率估算具挑战性的社会复杂性，是多重层面的。试图计算那些合法地改变性别的人数的人口统计学家们，应该认识到此过程所涉及的程序和障碍。那些在进行发生率估算时试图将LGB和T分离的人，可能并未意识到如此一种分离可能衍生的政治后果，或是许多跨性别者具有LGB性取向认定的事实。另外，任何针对此群体的发生率估算，都必须将跨性别者中极高的自杀率和对其的仇恨犯罪考虑在内。我们将这些复杂性汇编于此，作为进行更好估算的一个指导方针，现在迫切需要此类估算，来为那些旨在帮助跨性别人们获取医疗、法律以及社会承认和服务的政策和制度提供信息。

    研究者们试图计算跨性别发生率的一种方式，是清点那些在身份文件上合法地改变了其性别的人数「9、199」。目前一名个体能够合法改变他或她的名字或性别的程序差异很大，在美国国内及其它国家皆如是。在美国的一些州，个体可以仅在公共安全部的一份表格上选个方框打个勾就行了；而在另外一些州，却需要个体花上好几百美元，站在一位法官面前并且提交一份心理测试报告或是一封医生出具的支持改名字/性别合理性的信件「190」。还有另外一些州，不允许一个人合法改变性别，除非已经做过包括乳房和生殖器手术在内的特定的性别确定治疗。甚至还有几个法庭根本就拒绝承认在出生证上改变性别，不管什么社会上的或是医学上的变性。人口统计学家们还应该意识到，一名跨性别者一旦在身份文件上获得合法性别改变，他们在问卷调查时就可能更不愿意再表明是跨性别者，因为他们的性别认定获得社会承认，因而可能不愿意公开其跨性别历史。这对那些并不自我认定为“跨性别” 、而是男性或女性的跨性别者（无论其法律性别如何），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

    改名字是与法律身份文件（护照、驾照、出生证、社会保险卡）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所有这些文件在各种情况下都需保持一致，比如申请银行贷款、接受个人遗产、为某些特定机构工作或是接受政府的教育或住房津贴等等。改性别除了与这些问题都有关外，还可能导致诈骗罪。许多的跨性别者都在继承遗产时受到过世配偶的孩子们的挑战，后者争辩说他们父母是性别诈骗的牺牲品「21、72」。迄今为止这类案例通常都是在个案基础上处理的，目前尚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法律上的先例来保护跨性别个体避免这些怀疑和排斥。最后，跨性别男性可能不会试图在他们的驾照上谋求一个性别改变的“M”标记，因为一旦在法律上被承认是男性，他们在做子宫切除手术或怀孕时往往就会被保险公司拒绝付保，以及/或者申请政府出资的学生贷款时通常会被拒绝，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从未申请过征兵入伍。所有这些复杂性，再加上有些跨性别者永远都不会试图在法律上改名字和/或性别，都使得这种估算发生率的方法变得很复杂。

    对一些律师和法学学者来说，跨性别议题是个重新定义和重新思考诸如个人、权利和特权之类概念的独一无二的机会。有的主张将跨性别议题与人权等概念划入同一框架内，而另外一些则将跨性别者在法律上的经历以歧视论「72」。针对跨性别人们形成的不同法律概念对其发生率计算都可能有影响（比如，我们是应该估算LGBT的数目还是LGB和T的数目？）。跨性别活动家和跨性别社区本身也是多样化的，有的偏向于在“LGBT”这个以自我认定为基础的综合体内的认定，而另外一些则感觉因为跨性别认定并不是围绕着性取向来组织的，“LGB”运动在政治上的保护或宣传方面并不能提供多少益处，而且有时候跨性别者在LGB社区内甚至遭遇对自身的消极态度「39」。的确，当关注点集中于男、女同性恋者的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HRC），选择将“跨性别者”排除在他们反对就业歧视中应受特殊保护的认定名单之外时，这种分别就突显出来了。10

    与估算跨性别群体发生率有关的另一个复杂性，是其令人难以置信的高自杀率和谋杀率（关于自杀的更深入讨论参见下节“群体健康：精神健康”，比率参见图表16.5）。最近的研究显示，LGB青少年和成年人都可能比其异性恋同龄人具有高得多风险的自杀企图「108、126」，而对跨性别群体在这些问题上的发生率研究非常之少。在高达16–45%的跨性别个体都曾企图自杀「15、30、90、105、135、213」的同时，究竟还有更多的多少人成功了，我们一无所知。Lobato和同事们「122」发现，与异性恋和顺性别的男同性恋个体相较，跨性别个体比除女同性恋之外的任何群体都有更高成功率的自杀企图「122」。

    跨性别群体中谋杀和非致命的仇恨犯罪也有高发生率「127」。隶属位于旧金山的哈维?米尔克学院（Harvey Milk Institute in San Francisco）的一位专家估计，“今天生活在美国的跨性别个体被谋杀的几率是12人中1名”「23」，与此相对照的是一般人被谋杀的几率是20,000人中1名「66」。11总起来看，这意味着跨性别者比顺性别者可能被谋杀的几率高出一千五百多倍，一个令人震惊的、对试图定量化跨性别群体有明显影响的统计数据。从2011年11月到2012年11月，超过265起跨性别者谋杀案被报告，其中超过100起是生活在巴西的跨性别妇女「185」。既然跨性别者以高于一般的比率死于自杀或谋杀，那我们可以认为总的发生率数据大大低于真实发生率。】

    【群体健康问题

    因迄今所有概述过的原因，要收集与跨性别相关的健康保健问题相当具有挑战性：针对此群体的代表性归类已经改变，许多跨性别者对参与研究都很犹豫，对跨性别认定的“生物性”本质的共识仍然很小甚至根本没有等等。但真实存在的却是一系列与变性本身相关的健康问题，以及此群体内关于获取可承担的和适宜的健康保健的一系列担忧。这一节将会关注跨性别人们最经常寻求的与跨性别相关的保健（比如激素、手术等）、临床医生们怎么能够提供可能最有效同时最不具歧视意义的照顾（一般性的或专科性的）、以及跨性别人们在获取健康保险受限或打折扣时所受的伤害等等。这些变量中每一项都可能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此群体的健康。

    有令人尴尬的数目的健康保健人士拒绝为跨性别群体提供服务——广泛的或偶尔发生的——其原因与个人成见相关「87、188、113」。国家跨性别歧视问卷调查报告说，在健康及健康保健方面，超过7,000名接受调查的跨性别者中，有19%的曾被拒绝过服务，28%的曾在医疗机构被骚扰过，50%的不得不教育他们的医务人员关于跨性别保健「87」。甚至更多的——其中许多否认任何这种感情——对于跨性别特定的保健需求仍然无知「153」，争辩说或者：（a）此群体相对很小的规模，排除了在他们诊所里见到跨性别病人的可能性；并且/或者（b）对其并无特别需要学习的。对此章作者而言，这些解释没有一个是可接受的替代方案，除了坚持让诊所（对跨性别者）敞开大门，同时推介那些需求超出医生自身专业水准的病人给（适当的专家）之外。的确可能甚至很可能，在一些城市里有医务人士在其诊所里看视过未表明身份的跨性别病人，而这些病人选择不再回诊，因为其不友好的业务或态度，有时还感觉要教育他们的医务人士是个负担。这种糟糕的沟通不仅更进一步使发生率估算复杂化，它还使临床医生持续坚持其并不准确的信念——关于跨性别群体实际的规模，以及他们在其诊所里遭遇一个跨性别者的可能性。另外因为跨性别群体的临床需求相差很大——从基本的及预防性的检查和服务，到激素治疗的规则，到与手术相关的后续照顾等等——甚至一个未经训练的医务人员，也不可能什么服务都不能为跨性别病人提供。12

    LGBT社区制作了若干极好的旨在教育和训练医务人员的文件和指导准则，其中许多包括具体的建议：怎么训练工作人员，办公室后勤（比如表格、洗手间等），基本的、特定的跨性别相关医务（手术类别、激素治疗的风险等），以及可接受的保健标准等等。我们强烈地推荐这些在图表16.2中所列的指导准则，因为我们已经发现那些跨性别社区之外制作的资料，即便是出于善意，有时也不免因关注点集中于该群体奇异而惹人好奇的层面而牺牲其可靠的临床信息。太过常见的是，这些文字资料以若干经手术改造过的生殖器照片为噱头，但却忽略告知读者，同样那种手术的医疗益处、风险以及/或者相关的后续等等。

    2001年的纪录片《南方的安慰》，记述了一位在1999年死于卵巢癌的跨性别男子Robert Eads的故事。13Eads自我认定为男性，但在做了胸部重塑之后从未寻求生殖器手术，换言之他是一位有着女性内部生育器官的男人。Eads与前夫生育了两个孩子（两次怀孕和生产都无任何并发症），但在变性之后便停止接受妇科检查。诚然，年度体检可能不会预防其癌症，但早期发现和治疗却很可能降低其随后遭遇的的重大发病率及死亡率。因为我们至此论及过的一些综合因素——比如对医务人员缺乏信任、感觉不适，他的医务人员这方缺乏教育，以及几乎是不存在的特定的跨性别检测方案等等——Eads的癌症在严重恶化之前一直未加管理，甚至在已经意识到罹癌之后，他想搜寻一位愿意并且有能力管理其病况的医生的努力也几乎是一无所获。14《南方的安慰》记述了他在最后死亡前一年之内的时日，记录了乡村地区的跨性别个体在求医时所格外面临的重重障碍。

    虽然这是个特别令人痛苦的极端案例，Eads的故事却远非罕见，相反它将跨性别病人和个体面对健康保健社区时的困境标识出来：他们所呈现出来并生活其中（包括对医务人员而言）的性别与其身体所具有的“生育性”结构之间的不一致。简言之就是，许多跨性别男人有子宫、子宫颈、阴道并且可能还有乳房，而许多跨性别女人有前列腺、睾丸和阴茎的事实，挑战了极大程度上以特定性别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健康保健系统。医学院未曾教过学生们如何照护怀孕的男人，或是怎么管理一名妇女的良性前列腺肥大，他们对于提供指导此类治疗该如何归类以获取健康保险的问题，甚至准备得更为差劲。

    对一些跨性别人们而言，保留其内部/外部生育器官或其第二性征，与对性别二元化的直接挑战有关；对另一些而言，则是与获得进行这些身体改造所必需的健康保健和资源的缺乏相关。对一个相当数目的、也许还在不断增长的少数群体而言，这是关于保留那些生殖和身体器官——通过这些器官一个人才能获得（性）快感以及/或者繁殖后代——的问题；而对另一些人而言，这是关于尽可能小地使自己的身体屈从于手术干预的问题「132」。不管什么原因，跨性别群体是多元化的，这对临床医生们对于该群体发生率的假定，以及他们是否和怎么为这些个体提供保健服务提出了挑战。

    10 关于此事件历史的极好描述，参见特别是Valentine「193」的著作。虽然在此章内容之外，但是值得提及的是，围绕该项决定的一些对话，与（公开的）LGB政治社区想要呈现尽可能“正常”面目的愿望有关，对此举措有人争辩说是为了获得主流社会的接受而牺牲了与跨性别社区的相互忠诚。

    11 基于FBI的“同类犯罪报告，2000年美国的犯罪”，该报告显示谋杀比率为每100,000人中有5.5名。

    12 的确，最近两项关于美国退伍军人的动态，都显示出对跨性别者的关注已进入健康保健 “主流”到何种程度：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关于为合乎条件的退伍军人承保变性相关的咨询服务和激素治疗的决定「47」；以及有研究发现，退伍军人中跨性别者比率高于一般人口的比率「183」。

    13 关于Eads的信息报告，有时说其癌症是卵巢癌，有时是子宫颈癌；究竟哪一种是始发的、另外一种是否是癌细胞转移，并不清楚；但不管是哪种，他的故事所引发的议题（比如适当的有针对性的测试和预防性努力等）都是一样的。

    14 电影中，Eads令人动容地描述了好几位医生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为将他当作一位病人安置而遭遇的困境；在诸多状况之外，他还被告知说，（候诊室里的）其他病人会被得罪或是感觉很不适。

    对学生和医生来说，至少有最低限度的关于跨性别群体的训练将是理想的「20」，与此同时，这个群体的病人身体打破了大部份的美国文化基于其上的性/性别二元化。临床医生们并未超越这些假定，实际上针对这种我们所有人都理解的男性和女性分类的方式，他们身负巨大的文化权威「104」。因此原因，此章并非想要谴责顺性别临床医生或是读者，对他们而言，该群体也许呈现出程度从轻微到严重的认知上或情感上的不和谐。相反，我们评议跨性别群体在获取健康保健方面的一些障碍，是为了提供一个找到如何更有效解决该群体健康问题的方法的机会。为此目的，我们评定了为该群体提供保健服务的五个主要因素，然后针对跨性别群体的保险数据和担忧进行讨论。】

    【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五）

    作者：Stacey Colton Meier、Christine M. Labuski

    译者：San若梦

    健康保健

    身体器官

    对跨性别群体合理的检测和临床管理，需要临床医生们改变其对男性和女性身体的理解。如同HIV教会我们中的许多人去思考风险行为与风险类别的关系一样，我们需要进行相似的思考——与其对被划分了性别的身体本身，还不如对有需要的身体器官进行检测和干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如Robert Eads之类的事件才可能被避免。从病历表格开始——允许一个跨性别者在标注着“男性”或“女性”的方框之外进行自我认定——临床医生们可以学着在询问病人（尤其是那些对以跨性别身份面世感到足够舒适的）的计划和愿望之外，再问问迄今哪些形式的身体改造（假如有任何的话）他们已寻求过了等等。开放式的、允许病人描述他们身体改变程度的问题，将会为临床医生们针对病人实行最好医疗管理提供最为准确的信息。假如这个步骤缺失，那些需要做乳房X光片或宫颈癌疫苗（Gardasil vaccine）的男人，以及那些需要做前列腺特异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PSA）血检的女人都将会被忽略，可预防的病况就可能不会被检测到。

    对此类医疗过程，保险公司或是联邦或州政府资助的健康保健津贴是否能包括以及包括到什么程度，完全是另外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因为联邦政府的医保改革在此章开始写作时已经通过，不可能在此勾勒那些新的规章制度将会对跨性别群体产生的影响，但我们可以说那些越来越愿意以不带偏见的态度提供这些服务的临床医生们，将可能对（跨性别群体）获得更加全面的服务和接受做出贡献。而保险公司经常是从临床医生那里接受到信号，从而将更可能对一个需求服务的市场做出反应。随着奥巴马总统任命一位跨性别女性在联邦政府的商业部工作，跨性别社区的许多人都怀有希望，保险公司的章程将会对此类议题中的一些更加敏感、体谅。】

    【激素

    不管手术改造怎么样，许多跨性别者都用了一些外源激素作为他们性别确定治疗的一个组成部份，每一种都不免特定的风险和健康后果。正如我们在上一节强调指出的，临床医生们应该结合病人的身体/身体器官来对激素进行评估：因为外源性雌激素一直被认为与子宫癌和乳腺癌以及中风和别的一些血栓病状相互关联，临床医生们捋清每个病人在激素和临床上潜在的、特定的风险就很重要。必须提请注意的是，我们目前的讨论仅限于成人对激素的使用，并未包括跨性别青少年所用的激素阻断剂——其作用是希望能抵消随青春期而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变化，它的有利条件在于，假如谁感觉不适想要停止使用时，其效果“可逆”。虽然迄今为止收集到的数据已显示出，这种治疗对减轻性别焦虑是安全且有效的，但它仍然还是一个具高度争议性的议题。15

    因为处于更年期中和后期的妇女使用外源性雌激素，作为她们激素更新治疗（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RT）的一部份已经有些年月了，其中许多的风险和益处都已被研究及描述得很多，我们因而也能对跨性别女性使用雌激素得出若干结论。如同更年期（中）的妇女一样，使用外源性激素的跨性别女性将会对某些特定问题和副作用承担更高的风险，所有这些都应该与处方医生或管理医生进行全面讨论。另外与这些妇女一样，跨性别女性也必须对这些风险和益处加以比较，因为虽然明显有差别，但它们同样都会对她们的身体体验造成实质性的以及日常性的变化。

    一般来说，雌激素的使用都伴随着以下的副作用：臀部和乳房脂肪的重新分配；（最终）体毛生长减少，头顶毛发脱落减缓；还可能有阴茎自动勃起减弱等等。雌激素还显示出能增大骨质密度。除了这些（大部分）被期盼的作用之外，激素也可能导致别的一些假如管理不善就会出现问题的影响。雌激素可能增高子宫癌和乳腺癌的风险，可能导致血栓形成、中风以及其它心血管问题的发病率升高「6、121、144」。但外源性雌激素在出生时被指定性别为男性的人身上的长期影响还未曾被描述过「83、85、144」。

    对跨性别男性来说，雄激素可能具有以下的副作用：体毛的重新分配（向面部、胸部和四肢）；嗓音变低；乳房脂肪清空16及腰部变粗；阴蒂变大。也有一些数据提出，空间感受能力会有所提高「195」，男性和女性都同样显示出外源性睾酮的使用增强性欲。虽然定期使用很大可能会导致在开始2到6个月后月经的中止「212、156」，睾酮对女性生育器官的总体影响还比较不明朗。有些研究者坚信（其影响）从很小到没有；另外一些争辩说因为睾酮在人体内可被芳香化为雌激素，理论上可增高乳腺癌和子宫癌的风险「7、145」。在最近一项有134名FTM参与的研究中，Rachlin和同事们发现，有相当数目的跨性别男性是因为担忧睾酮对女性生育器官影响而接受子宫切除术和卵巢切除术的，尽管他们对数据的评估发现这些担忧并未被证实。然而他们却发现，虽然跨性别男性在这些手术后都被告诫要降低外源性睾酮的用量，但相当的大多数都并没有「162」。最近在《跨性别现象国际期刊》上有一篇文章，推测了仍属未知的关于睾酮对跨性别男性卵子的质量和/或产量的影响「197」。虽然如Thomas Beatie一样的个体已经显示了，跨性别男性的确可以用他们仍然完好无缺的“女性”生育器官受孕并生育孩子，但要确定对更大人口数目的跨性别男性而言，长期使用睾酮是否会复杂化或降低这种可能性，还为时尚早。同时对于使用外源性睾酮和雌激素相随而来的心理性副作用人们也有推测「86」，但要从伴随变性各个阶段都常有的心理问题里，捋清哪些是激素治疗导致的心理性副作用殊非易事。

    最后，许多跨性别人们服用非处方的激素「83、144」，通常因为不是更为负担得起，就是地理位置上更易获取。临床医生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要把评判强加于这些个体，相反应该询问病人的理由并寻求建立一个检测系统，假如这位病人不能参与一种能受到更多临床指导的方式的话。从网上购买激素很常见，但这种状态并非跨性别病人所独有——（从网上）购买治疗抑郁、高血压、避孕以及一系列别的状况的便宜药，在21世纪的头十年已变得很常见。临床医生们应该解释清楚副作用的风险，询问他/她是否愿意被定期检查以使其风险受到临床管理（比如，通过适当的测试和早期检测方式等等）。

    对激素的研究很可能还会继续带给我们惊奇，包括使用激素可能会使一些跨性别人们的变性过程更加平顺。比如对选择“隐密的” （即并不公开其跨性别身份）跨性别个体这一亚群体而言，跨性别群体中的很多人都相信，需要持续“隐藏”其认定可能会激发相当程度的焦虑。然而这一看法最近受到了来自Meier和Hughes所提供初步数据的挑战「129」，他们发现那些认为自己属隐密的个体比那些更加公开的对应者有着更高水平的生活质量，而此发现在于睾酮的调和作用。这可能显示出睾酮的使用对更高的生活质量有贡献，不管是否隐密的状态。的确，这项研究显示，平均而言这些人们都调适得相当好。

    15 我们鼓励感兴趣的读者去参看：「32、45、156、169」，其中对跨性别儿童和青少年的激素抑制治疗有更深入讨论。

    16 对绝大多数跨性别男性来说，这并不能满足其去除乳房的欲望（假如他们有此欲望的话）。睾酮并不能根除乳腺组织，只有乳房切除术才能做得到。但有一些跨性别男性可能因睾酮作用而失去足够量的（乳腺组织），从而束胸对他们也就可以了。

    至于另外的临床规则，内分泌协会（the Endocrine Society）已颁布了一份标准，临床医生们可用作指导准则「92、13、68、86、118、123、149」。】

    【性别认定并不等同于性取向

    对临床医生们来说，明白这个事实很重要「50」。正如我们在第一节里评议过的，对于此一群体性取向的连贯性的数据，少得几乎没有；的确，跨性别社区收集到的数据正在开始显示出，跨性别个体在性向上与任何其它人口统计意义上的“群体”一样多样化「136」。如同对待任何其他病人的群体或个体一样，临床医生们必须持续努力地消除他们原有的关于这些病人可能有哪种性取向和性伴侣的假定。

    性别确认治疗（Gender Affirmation Treatment，GAT）

    有许多跨性别个体都会寻求那种可能被认为是“传统的”治疗过程，即通过该过程他们希望从一种清晰定义的性/性别转变成另外这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对跨性别女性而言，这可能包括：隆胸术、阴茎切除术、睾丸切除术、阴道成形术加上或不加阴唇整型术、以及每日/维持性使用外源雌激素。额外的治疗可能包括面部女性化手术、喉节刮减术、声音再训练以及除毛发术（电蚀除毛法、热蜡除毛法）。对一些跨性别男性来说，一个“全套的”变性可能包括乳房切除术（也许加上乳头重置）、子宫切除术和输卵管-卵巢切除术、雄激素/睾酮补充维持、阴茎重塑术（phalloplasty）或阴茎成形术（metoidioplasty）加上尿道延伸、阴道切除术和阴囊成形术。

    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医生们要知道GAT中哪个层面是及不是可逆的。手术改造显然是不可逆的，虽然根据病人的资源，有些格外的手术可能施行以修复或重置某些身体上的改变。激素影响各各不同——雌激素和雄激素的大部份效用最终都是可逆的，虽然睾酮的作用可逆性不如雌激素。比如那些睾酮引发的骨骼结构上的变化，包括下颌和骨盆，声音、男性模式的秃头、多余的体毛和面部毛发、以及阴蒂增长等等，都被认为是不可逆的「40、86、137」。当病人担忧可逆性时，很重要的是基础保健医生应该谨慎地评估他们的原因，介绍他们去见专精跨性别领域的心理分析师，搞清这些担忧是在治疗之前还是之后产生的。这是可能的，一个病人为了并非“真正的”跨性别认定的原因而寻求GAT，比如相信假如一个人具有同性恋色彩的感受力，那他/她就必须使其性/性别怎么样与之相一致。还可能有别的形式的精神性疾病/病理（比如精神分裂症），也会因此而显示出改变性或性别的愿望「33、141」，对于可逆性的严重担忧应该被谨慎评估并适当推介，以为该有问题的个体提供最好的照顾。17

    总而言之，医治跨性别病人要求在性及性别的假定上一种价值观念的重塑——临床意义上和个人意义上皆如此；临床医生们要尽最大可能地超越自己，这点对于为该群体提供最好的保健服务至关重要。 “你的性别认定是什么？性别表达？”和“你曾做过任何形式的身体改造吗？假如做过的话，你能向我描述一下吗？还有将来你希望做什么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对跨性别病人显示出基本的尊重，而且还能帮助医生们为每个跨性别病人独特的健康保健需求提供最为全面的服务。在Frameline（译者注：世界上第一个LGBT电影节）播放的一部由Ethan Suniewick制作的短片“变性健康保健（TRANSforming Healthcare）”里，对影片中一位跨性别男性来说，他的医生真的是不知道该拿他的身体怎么办这一令人烦忧的事实，使其深深感觉在医学上受到漠视「185」；当被告知“唉，假如你是个女孩，那我就会让你这么躺下来，但是?“之后，他离开了诊所并且告诉制片者，“所以我很恼火，因为没有受到保健照顾。”为了不使这位跨性别男士成为另一个Robert Eads，医生们应该考虑纳入新的认知的、情感的以及心理运动神经的技能「170」——这些能够最适当地应对跨性别群体需求的技能。

    17 感兴趣的医护人员可由此获取基础保健规程和医护人员训练资料：The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Transgender Health

    【申明：本人（ @San若梦）对在知乎所发《科普译文：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五)》保留一切权利，商业转载请与本人联系，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六）

    作者：Stacey Colton Meier、Christine M. Labuski

    译者：San若梦

    医疗保险

    一般来说医疗保险公司是不承保GAT的。典型的手术和变性辅助手段的费用可以相当高，如图表16.3所列2010年的费用估算所反映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陈述过的，许多跨性别群体的健康保健需求与“生殖的”或与性相关的身体器官或系统并无关系。换言之，一个能够且愿意与一位博识的治疗师合作并且接受性别认知紊乱或性别焦虑诊断的跨性别男士或女士，最终也许能够获得保险公司对其GAT的承保；但一个不能或是不愿意接受这种诊断的跨性别者，或是对于从一种二元化的一边“变性”到另一边投入较少的人，还是会有其独特的、在生殖器或激素变性之外的健康保健需求，很大可能这种保健仍然不会被承保，即使是健康保健改革正在美国进行。

    基于跨性别人们在就业状况和获取合法结婚的权利上所面临的困境，很可能该群体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有足够的医疗保险。目前的估计是有 32–87%的跨性别人们有保险「图表16.4、189、213、214」。然而，FTM更加可能比MTF有保险，一项针对有色人种的跨性别群体的研究发现，15% 的MTF和58% 的FTM有保险「132、213」。有医疗保险并不能保证就能获取与跨性别相关的健康保险，有保险的跨性别者中有10%报告说他们的基础医疗都被拒保了。在一个FTM样品群里，有21%报告说他们的保险公司承保了与跨性别相关的健康保险「132」。在另一个跨性别者样品群中，参与问卷调查的有33%报告说手术被拒保，27%激素治疗被拒保，21%咨询和精神健康服务被拒保「189」。

    这些关于保险的数据，可能导致跨性别个体把他们所能获得的很少的钱用于手术和/或激素治疗，以及其它与保持其一致的性别表达相关的费用上。没有保险的话，激素可能只得从非医疗系统的渠道或来源获取，而且假如使用超出正规机构所建议剂量，还会有相当程度的风险。而且真的还有许多跨性别个体到那些费用低得多的国家（比如泰国、墨西哥等）去寻求GAT，尤其是手术。甚至还有些传闻证据暗示，一些跨性别妇女以低价购买工业纯度的硅胶来增大其乳房，这种在巴西某些地区为一些性工作者所用的硅胶可以是液态的，能由本人及/或其帮忙的朋友直接注射进乳房、臀部和腿部。这不仅可能给将要照顾那些病人的美国医生们带来问题，同时这些其性别认定和/或表达在国外时已改变的病人，还可能遭遇严重的法律上和重新入境的问题。类似的，一个希望做与性相关手术比如子宫切除术或乳房切除术的跨性别者，可能会发现，如果他们在之前已在法律上改变了性别，那这些手术就不会被保险公司承保。

    这些实践活动不仅会使这些个体陷入风险，而且会进一步使其与那些反对不合作病人的医生疏离。有24%-33% 的跨性别人们报告说，经历过来自医务人员的歧视和麻木不仁「213、214」。虽然临床医生们有此权利——并且有时是责任——对不遵从治疗指导方案的病人拒绝服务或医治，但至关重要的是临床医生们能对跨性别病人的困境——经济上的匮乏及避免歧视态度的愿望，还仅仅只是跨性别病人可能还没准备好“遵从”某些特定临床意见的两个原因而已——建立起一种恰当的敏感性。讽刺的是，据说已有证据显示，当受那些学养良好的医生医治时，跨性别病人可以非常顺从。这不仅是为其自身的医疗利益（比如更好地管理副作用，及/或手术后效果等），而且“良好的行为举止”也更能保证很多的跨性别人们为获得法律及机构层面的改变（性别）所需的介绍信和授权等等。】

    【群体健康：精神性健康

    许多精神科医生都对诊视跨性别病人很犹豫，因为他们感觉对此群体的特殊需要所知甚少「131」。假如对此群体没有一个更好的人口统计，这些医生们也许以“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多”之类的想法为由，而对从不诊视跨性别人们感到合理。随着更多的人口统计数据以及针对治疗效果的科学研究和及时更新的治疗指导方针的出现，医生们在诊视此群体成员时就可以感觉对状况了如指掌因而有能力而非受拘束。因此这一节我们就要探索，目前跨性别群体内部对于各种精神性健康忧虑的发生率数据。另外我们还会详细描述，在使用这些数据来估算发生率以及发展精神性健康干预时所必须采取的预防措施。

    关于跨性别群体精神性健康研究的历史充斥着两套声明：跨性别人们都是妄想症且有着精神病理学上各种令人厌恶的形态，跨性别人们实际上很正常而且通常具有超出平均水平的智力「101、81」。很多此类声明都在意识形态上引发强烈感情，有时使得要“证明”其相对真实性成为挑战。但是在大量心理学研究基础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跨性别人们持续显示出高水平的心理/精神健康，虽然在负面结果上有着高风险率「135、161、171」。

    跨性别人们中某些特定群体比另外一些被研究得更多，因为大多数过去的研究都倾向于关注跨性别女性（MTF）甚于跨性别男性（FTM）。目前关于自我认定为性别酷儿的跨性别人们的数据极其有限。这种分别可能是因为MTF要求诸如生殖器手术等医疗服务远甚于FTM和性别酷儿（参见发生率一节），也可能反映出比MTF更多的FTM不愿公开「161」。

    在跨性别群体中进行研究困难重重，因为此群体规模相对很小，也因为许多跨性别人们对研究者很警惕。因为意识到历史上他们一直被刻划成一种负面的、病态的形象这一事实，许多人对参与研究犹豫不决。这点对有色人种的人们尤为真实，他们极少在大规模研究中被呈现过「62」。在一个针对有色人种的跨性别者性别会议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参与者就表示说不愿意成为研究项目中的“豚鼠”，然而一旦被告知研究工作能够怎么同时改变法律和医疗政策，以及“你并不存在除非你被研究过”的现象，参与者便说起他们要怎样才会更愿意参与研究，尤其在调查者本身也是有色人种的情况下「62」。】

    【心理性问题的更高发病率

    跨性别人们是否真的受到更高发病率的心理性问题困扰？对此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参考的是哪一项研究。比如更早期的对医院的病人和性工作者的正规研究，与在网络上进行的研究和更近期的针对性别临床中心病人——不管被描述的是哪个群体——的研究相比较，就提供了差异相当大的结果「4、99、135」。严谨的读者因而应该认真观察，是谁在被测试（他们怎么定义该群体的），谁在进行测试，该群体在现实中的位置（“变性的阶段”、“青春期”等），以及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提供了重要的诠释性背景。

    与顺性别人口相对比，跨性别群体中的抑郁、焦虑、药物使用和滥用、强奸、亲密伴侣的暴力、自杀以及自残行为等比率都报告有所上升「29、34、38、53、90、93、105」。有些研究者提出，使这些负面结果增长的风险因素，可能包括被剥夺治疗的机会「135」、耻辱「14」以及失去所爱之人的公开支持等等「133」。

    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将这些发现复杂化，而不应该简单假定这些比率是直接来自于一个性别认定的问题。美国心理学会的性别认定和性别偏差工作小组（APA Task Force on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Variance）陈述道，“针对跨性别个体精神健康的研究受限于可得样品的使用，因而可能并不一般性地适用于所有跨性别群体”「4: 第42页」。另外，这些研究结果本身也差异很大，但确实有一些证据显示，遭遇过暴力和伤害的跨性别人们有更高风险的自杀企图「78、186」。比如有研究显示，介于16%和52%之间的跨性别个体曾试图自杀；在MTF和FTM群体中“最近大量酗酒”的比率已达8%至31%；非法药物使用，被测试时根据不同药物达3%至71%不等「15、30、75、90、93、105、165、213」。对自杀和药物滥用问题比率的研究概貌，参见图表 16.5。

    我们在认识到收集这些数据对于更好地理解跨性别认定和高风险行为之间联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承认发生率能够且正在决定着干预和分析。虽然其自身已有说服力，但应对一个16%的企图自杀率和一个52%的比率，肯定会要求不尽相同的两套工具。其结果就是仔细观察这些针对跨性别人们的心理研究的方法，尤其是样品及数据收集过程（即年龄、性别、招募方式、激素/手术状况、种族/人种、地理位置等等）至关重要，如此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背景来解读这些数据以及将结果普遍化。学者们应该谨慎评估这些发现，才不至忽略那些重要的、调和的及适度的变量。比如一个主要针对白种人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跨性别男性的网络研究发现，根据这些跨性别男性是否服用睾酮，他们具有正常至轻微程度的抑郁和焦虑「135」，这也许意味着包括种族和教育在内的人口统计因素，缓解了跨性别认定对于精神健康结果的影响。】

    【精神分析疗法的担忧

    跨性别人们也会为了其它原因——与其性别认定和表达或者需要证明信等等无关的原因——寻求精神健康服务。他们也许需要分析疗法来应对抑郁、焦虑、失去所爱的悲伤、性骚扰或是任何别的忧虑，也许寻求伴侣疗法或职业咨询等等。无论跨性别人们为什么原因来接受治疗，他们总是可以选择是否公开其跨性别历史。更加准确的人口统计信息将有助于研究者们获取资金来决定，哪种已经存在的、有证据基础的干预对跨性别客户是有效的，以及怎么制定新颍的、有证据基础的、包括跨性别客户及其伴侣和家庭在内的干预，等等。

    正如我们之前论及过的，完全有可能一位相信他们从未看视过跨性别病人的临床医生，其实是看过的（参见发生率一节关于隐形状态的讨论）。认为自己看视的病人是跨性别者的医生们需要确定，要询问与这位病人的身体或改变身体的意愿相关问题是否在临床上恰当，无论如何医务人员考虑清楚他们提问的理由都是很重要的。假如答案是好奇，那很可能在临床上并不恰当，而并非水到渠成的提问有可能会破坏与这位病人的融洽关系（虽然对某人的跨性别状态进行假定可能产生同样的破坏作用）。比如，假如一位心理分析师正在看视一位跨性别女性，后者从未做过生殖器手术也并无此意愿，而心理分析师臆定所有的跨性别人们都想要做生殖器手术，从而可能无意地表现出催促该病人去寻求手术或是因觉得不被理解而中止治疗的举止。假如医生们对发生率以及FTM和MTF们要做GAT的费用有更多了解的话，此类错误可以更好地避免（参见图表16.1和16.4）。

    由于缺乏教育、训练以及与跨性别人们的接触，许多心理分析师都无意识地假定，只有一种单一的或“正确的”跨性别历史和认定，那就是跨性别病人报告的，感觉从幼年起就被禁锢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他们是100%的“另一种”性别。也许那是一种常见的表述，但并没有一种单一的或正确的跨性别历史或认定，因为该群体比大多数人想象的都更多样化。有些人的性别认定是流动的、随时间而变化的，另外一些报告说从幼年起就“被禁锢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还有另外一些在其人生的后期才发现自己的性别认定。过去对那些没有报告过一个“经典”历史的跨性别者（即性别酷儿或报告在变性后有同性恋取向的跨性别者）治疗的叙述，显示出许多这些个体都没有拿到推荐治疗的信件，因而被拒绝了许多他们所寻求的服务「120」。因为这些原因，收集更多额外数据以提供针对变性经历的多样化的信息就变得很重要「102」。

    那些提倡“改变”或“修复”一个人的性取向及/或性别认定观念的组织仍然存在，他们通常都附属于宗教团体。虽然并没有以经验为依据的可信证据来显示那些治疗的效果，许多团体仍然在网上和通过自家印制的资料推销他们的成功。的确，当随意地在网上搜索跨性别信息时，人们很容易就能遇上那些网页中的某一个。所以对那些关注跨性别群体的人们来说很重要的是，要时刻了解这些趋势和“治疗”的最新进展，因为至少有一位科学家已经展示了，它们与显著的负面结果相关联「57」。实际上APA已经颁发了一份新闻稿，声明这些“治疗”并无证据能支持其效果，心理医生们不应该告诉他们的病人，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性取向「77」。

    2009年美国心理辅导协会发布了一份重要的，针对跨性别人们作心理辅导及/或进行研究的职业人员的指导准则「2」。WPATH也发表了针对跨性别人们作咨询工作的建议「212」。如此这般的指导性准则，希望能够应对影响此群体获取有效精神健康保健的一个关键性议题——那就是缺乏训练，以及缺乏将LGBT文献资料融入主流的心理学之中「79」。有许多旨在教育异性恋的顺性别人们的训练存在，但其中很多都主要集中于LGB议题，跨性别议题似乎仅仅是个事后添加的事端；一些训练甚至将跨性别群体根本略过不提，或是提及时都强调“那些人”是在本质上与“一般的”LGB群体不一样的。（本章）的作者之一就属于一个其存在就是专门处理此问题的关系网。美国心理学协会第44室（The 44th Divi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最近提出了一份名单，列出了那些可与之联系的、能提供全面的LGBT训练的职业人士18。另外还有许多有价值的资源已经产生，以供对医生们就文化敏感性的性别确定服务进行教育所用「4、119、125、163」。希望这些资源以及将来可能更好地由人口统计学家们提供的资源，能够帮助精神健康医生们为该群体提供更为有效的服务。

    18 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美国心理学协会第44室，索取更新后的资源及联系方式的名单。

    【申明：本人（ @San若梦）对在知乎所发《科普译文：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六)》保留一切权利，商业转载请与本人联系，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七）

    作者：Stacey Colton Meier、Christine M. Labuski

    译者：San若梦

    家庭人口统计学

    关系

    历史上，研究者们曾经公开地震惊于，顺性别人们会愿意与跨性别人们形成或保持有意义的罗曼蒂克的性关系「24、70、71、100」。实际上过去传说的来自在性别门诊接受治疗的跨性别人们的报告，声称已婚的跨性别人们在开始其变性之前都会被鼓励离婚「175」。经验数据显示，有大约一半的跨性别男士的伴侣在变性期间与其伴侣待在一起；没有待在一起的另外半数，其中一半（整个样品数的25%）是因为其伴侣的变性才中止关系的「134」。

    更近一些的，许多定性的访谈都集中在那些与他们经历变性的伴侣待在一起的伴侣身上「24、60、110」，跨性别人们的伴侣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社交支持「4、60」。但伴侣们也从他们自己的社交支持及可获取的与变性相关的资源获益「60、134」。与跨性别伴侣继续在一起的伴侣们，将他们关系的成功归功于开放的沟通交流、通过可获资源所受关于跨性别现象及变性过程的教育、社区支持、以及保持他们的关注点在起初为什么会爱上伴侣的原因上「134」。Kraemer及同事们「110」鼓励那些与跨性别社区合作的职业人士们，多多引用那些正面的、健康的跨性别关系，其中顺性别伴侣接受并确定他们跨性别伴侣的自我认定。

    跨性别人们可以与各种类别的伴侣建立关系：顺性别男性和女性、以及别的跨性别人们。在一项超过500名FTM参与的研究中，约半数的参与者报告在问卷调查进行的当时，他们正处于亲密关系中，42名参与者报告已合法结婚「134」。在爱尔兰的一项研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跨性别女性报告在当时或以前有婚姻关系「42」。一些案例中，根据伴侣居住地的司法优先权，这些关系可能在法律上被承认为婚姻关系或家庭伴侣关系。有些伴侣将其关系视为LGBQ，有些则视为基于伴侣的性别认定——而非出生时被指定性别——的直的/异性恋关系。既如此，人口统计学家们在试图量化这些关系时，对其方式方法应该谨慎从事。】

    【家庭

    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跨性别者是为人父母，其中跨性别女性比男性更为可能「42、74、129」。根据国家或州的不同情形，跨性别者可能在一个异性恋关系或婚姻的背景之下被允许结婚及/或领养孩子；当有谁自我认定并非异性恋时，跨性别者在这两种状况下所遭遇的障碍与那些男女同性恋者所遭遇的相仿佛（也许会更强烈）。这些障碍包括：歧视、司法权利不足（比如父母的决定权、对孩子和伴侣所拥有的法律优先权等）、以及被指控性别造假等等。即便是有这些障碍，有一个跨性别者的父母并未被发现对孩子造成伤害「88」。

    至于说到 Thomas Beatie，那些延迟或者选择不做生殖器手术的人，也可能在一个跨性别者的身体和关系背景之下成为人父或是怀上孩子。还应提请注意的是，有些跨性别者是在变性之前就生育并养大孩子的，此类情况下这些个体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是个人的甚于法律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并不总能理解或接受跨性别者想要表达其性别认定的愿望，有时以断绝关系告终。总体而言，“虽然对成年跨性别人们令人满意的精神健康来说，家庭的公开支持至关重要，但关于其家庭议题”的已发表的研究结果很是缺乏「4: 第3页」。虽然有些初步的数据「129」显示，为人父母的跨性别者比非为人父母的跨性别者更少地有抑郁、焦虑、紧张，但这些关于个体状态的测量似乎与年龄、激素使用、以及/或者变性时长有关联，显示出年长些的跨性别者经历更少的心理性症状「130」。许多家庭随着时间缓解了起始的困扰，最终对于有个跨性别父母（或姨姨、叔叔等）习惯了；甚至有些家庭成员在目睹他们所爱之人所遭遇的歧视和困境之后，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

    但许多别的跨性别个体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不仅失去了原生家庭的支持，并且/或者还失去了伴侣/配偶和孩子。虽然对此群体来说并不罕见，如此的损失却可能造成跨性别者缺失一种社会“安全网”上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不能合法地获取一个选择的家庭的情况下，为经济和情绪稳定性计，一个人的原生家庭至关重要，尤其当其日常地遭受着歧视性的手段和态度时。被诊断为一种“精神性紊乱症”会衍生一个潜在的负面后果，那就是前配偶可能会在孩子监护权官司上，把此诊断当作“证明”该跨性别父母为不称职父母——因为他们“精神上有病”——的证据，以此来对付跨性别者「60」。这种状况可能会有所好转，当显示跨性别者具有“正常的”及称职的为人父母和建立亲密关系能力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时。失去家庭支持已经被发现对跨性别人们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具有伤害性的影响，因为家庭支持可以对侮辱和歧视起到一种缓冲作用「4」。有数据显示，失去家庭支持与FTM中较低的总体身体健康和功能性生活质量等级相关联，此结果与家庭接受计划（Family Acceptance Project）针对LGB青少年所作研究发现的结果相似「133、173」。两组数据也都包含了相反的发现：那些接受他们孩子的家庭所表现的公开支持度越高，那些孩子们最后的生活质量也越高。最近一项针对加拿大跨性别青少年的研究发现显示，那些拥有坚实父母支持的跨性别青少年相较于那些没有的，报告了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更高的自尊、较轻的抑郁、更少的自杀企图、以及足够的居住环境「191」。一些组织——诸如男女同性恋者的父母和朋友（Parents and Friends of Lesbians and Gays，PFLAG），十几年来一直将一个跨性别分支机构（T-Net）包含在内；COLAGE，一个全国性的对有（至少）一个父母属于男女同性恋者及/或跨性别者的儿童提供支持和宣传的组织；跨性别青少年家庭联盟（Trans Youth Family Allies，TYFA）和性别光谱（Gender Spectrum）「参见22」，两个都是为跨性别青少年家庭的组织——都致力于在这些议题上对更多的人口进行教育。】

    【更宽广背景之上的性别异类

    作为我们开篇所述立场的重新和进一步陈述，我们得出结论：本章内容（主要）是在美国跨性别现实的一系列事实、信念及组织结构基础之上写成的。重新说明此点很重要，因为我们两位作者都强烈相信，关于性与性别的方方面面是由社会建构和勾勒的，这一点并不能与那些也许不是这样的——即那些也许是源自更为“自然的”源头的——全然分清。这意味着我们鼓励读者们理解，此类人口统计学简介所代表的跨性别者的经历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性和地域性，是性别异类者能够生活及表达的一种可能的方式。特别是人类学家们，同时用历史的和跨文化的证据来主张，其它的社会和文化群体通常都为那些不能被简单明了地归类为男性或女性的人们和个体留着一个确定的位置。为强调最后一点，我们将要概括性与性别表达在世界上别的地区以及在别的时间点，已经存在并且继续存在着的几种方式。

    正如我们已提及的，跨性别（transgender）和变性欲（transsexual）这两个术语已经意味着对性别的一种二元化理解；一个人能从一边“跨越到”另一边的事实，这些词汇本身就隐含了。然而对巴西的travesti来说，如此这般容易的跨越并不存在。Travesti是在美国会被许多人称作MTF的人：出生时被指定性别为男性，着装、举止及自我认定都女性化（包括称其自己为“女孩”），并且以异性恋正统化的术语来定义其男性伴侣「112；关于在墨西哥的相似发现，也可参看159」。Travesti认定的一个特征是直接在髋部、臀部及胸部注射工业纯度的硅胶，这一系列手术通常能帮她们中的许多人在性工作中增加收入。Travesti们忍受着经常是来自于警察的歧视和骚扰，通常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鉴于这些特定因素，即便是性别专家们都会忍不住要给这些巴西的妇女贴上变性欲者的标签，但是与Kulick面谈过的travesti都清楚并公开地说，那个概念并不能代表她们的经历。的确，一个男人能够通过手术和/或激素治疗“变成”一个女人的想法是相当不可想象的，在Kulick人种志研究中的许多travesti都报告过在她们阴茎上所做的、能杜绝其被切除甚至居于从属地位的身体上的投资。此外，同时在Kulick和Prieur的研究中，跨性别者这一类别都是与特定形式的男性化或“双性恋”表达绞接在一起的，其中那些跨性别性工作者固定的性伴侣都自认为是异性恋的男人。

    另一方面，印度的hijras并不对其男性生殖器做这样的投资，相反许多这些出生时被指定性别为男性的人所做的涅磐手术（nirvan surgery），都同时包括了阴茎及睾丸的完整切除。虽然hijras也可大体上用MTF等术语来翻译——他们着女装、取女性名、参与女性活动——但其性别异类根植于一套十分特定的精神的和宗教的实践活动。Hijras经常被视为印度的“第三性”，他们向一个女神奉献自己的生殖器，以换取赋予（异性恋）新婚夫妇生殖力和新生婴儿祝福的神力「147、167」。hijra 与travesti之间一个重要的相似性是，与美国的跨性别社区所清楚表达的正相反，他们至少是部分通过其性实践来理解其性别异类的。这两个群体成员基本上都有男性性伴侣，然而他们对其自身并非独为男性的理解不是从其“同性恋”认定而来。相反，Travesti和hijra都在性交时将女人气及女性化行为举止与（肛门的）接受体位相结合，可理解为一种对其男性的（以及插入的）性伴侣清楚定义的男人气的支持。

    在一项被广泛引用的关于古印度的女性“同性恋（homoerotic）”认定的研究中， Penrose 「158」声明说，虽然在今天的南亚地区曾有多种替代性别存在过，但其中大多数都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入侵、殖民化及佛教活动衰退等影响下消失了。这些值得强调的历史性发展很重要，因为它们显示出性/性别系统与更广阔的文化和政治性机构和实践之间，有时并不确定的关系。比如，Penrose讨论了为被殖民前的南亚皇室当保镖的女性武士，以及充当神器守护人的yellamma。虽然并非所有都是，但有一些此类认定是围绕着出生时指定性别为女性者，对与男性之间性关系的无兴趣或不情愿而组织的，如此一种偏好可能为这些妇女敞开“男性的”机会，使其在婚姻之外保持一个社会角色。这些个体是否或在哪种程度上体验了一种性别不一致的感觉——许多现代的跨性别个体所体验的那种方式——尚不清楚，但很清楚的是，性和性别很可能一直在一种（以异性恋为正统的）男性/女性二元化的领域之外，同时被个体和群体体验着。跨文化的和历史的研究对此简单事实的详尽阐述，对那些挣扎着想搞明白并慢慢接受其性别偏差的个体来说，可能会产生一种极其正常化的治疗效果。

    还有数个其它的例证存在：阿尔巴尼亚正式宣誓过的处女、泰国的maa khii、夏威夷的mahu、北美土著（Navaho）的双灵（two-spirit）、牙买加的tombois、苏贝尓的Xanith、提维岛的sistagirls、以及南亚的jogamma、jogappa 和sadhin。大部份针对这些群体进行的、以及关于这些群体的档案记录和人种志研究，都是由酷儿及跨性别学者做的，这导致了在有些人看来是一直在扩展的、用于充分展现性别和性表达的现代“涂片”的首字母组合词（比如首字母“I”及/或“TS”有时就附着于LGBT，以识别雌雄同体和“双灵”）。虽然要标准化及量化此群体的这些努力具有挑战性，但这种在术语上看来似乎是无边际的本质，恰好标志着一个跨性别认定最显著的因素：它由文化构建的本质。

    正如表现型偏差以及和“种族”一词相关联的不断变化的文化意涵一样，跨性别是一个并不稳定的分析类别「82」。同时此章所讨论的个体，代表着一种被当代异性恋正统化的社会边缘化了的性/性别表达的方式，（他们）导致了一系列非常可测的后果，包括健康保健的缺乏、自杀率上升、以及/或者工作场所和住房方面的歧视等等。换言之，虽然在概念上流动易变，跨性别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极其物质化的类别，且经常被缺乏足够的法律、医疗及司法承认所困扰。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致力于理解和改观这个群体所日常遭遇的这些困境的人们，应该将我们的分析集中在这个易变的、动态的认定的两个层面上。】

    【结论

    虽然要预测究竟是什么可能构成了一个人的跨性别认定，到本世纪末都是不可能的，但如前所述的概论可能仅仅是将会接踵而至的一个梗概。作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通过其身体器官重新勾画当代性别关系的载体，跨性别群体正在使一些过去数十年间，女性主义者和LGB运动都尚未意识到的潜在可能性逐渐为人所知「193」。然而许多跨性别个体的日常生活远非那么令人兴奋或激进的，深陷于不能与其自己的身体经验相“符合”的世界中，跨性别人们受到极度不成比例的社会对性别展示和表达的期待的挑战。这些每时每刻的挣扎，在美国跨性别基金会（Transgender Foundation of America，TFA）的Cristan Williams针对2010年早期休士顿一位跨性别女性谋杀案所作回应中，非常雄辩地被总结如下：“对大多数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要收拾好离开家门的跨性别妇女来说，都需要大约两小时才能搞定。并非要拾掇得看起来象个女歌星，仅仅是要看起来（象个女性）过关而不会被暴打或骚扰就很费时间??你仅仅是为了出一趟门就需花费那么多时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当事人大多数都有创伤后紧张性精神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原因。[他们] 知道 [??] 有朋友被暴打、被谋杀，[因而他们] 害怕 [??] 这些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19

    此一令人沮丧的现实，已足以成为人口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想要提高我们对跨性别群体理解的理由。不仅是对PTSD感兴趣的心理学家或是“小圈子”里的性学学者，还有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学者或是哲学家，再加上寻求对跨性别群体更为全面理解的跨学科团队等等，都能够很有效地对Williams提出的那种担忧发表意见。那些希望引发这项研究的人口统计学家们，当他们在规划研究课题并设计方法论工具时，必须将此章所提起的那些议题——不统一的命名法、群体内部针对包括和不包括标准的分歧、与跨性别认定相关的一整套身体及生活方式的变化谱图、被视若无物和“自动隐身”的选择、对研究者的不信任等等——铭记在心。当他们为伴随如此作为而来的复杂性而打成一团时，可以相信的是，跨性别社区本身对同样这些议题几乎从未间断过对话。本书作者之一最近参与的一项长达一整天的群发信息讨论就是最好的明证，讨论主题是当设计调查的问题时，重新设制性/性别归类那一行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应该是一系列不断扩展的方框/选择呢，还是一个空白空间让每个人自行填写？

    此外，除了Williams描述过的公开形式的暴力行为之外，跨性别人们还每天都面临着似乎是无处不在的——通常更为隐伏的——结构性的暴力，这些包括多种形式的个人化及机构化的歧视。跨性别个体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被剥夺了住房、银行贷款、升职、健康保险或健康保健计划、大学录取、领养孩子的服务、或是获取社会保险网络的任何一部分等等等等，是一系列亟待调查研究的问题。此外还很关键的是，我们还应调查这些形式的歧视怎么与自我认定的其它层面，包括性别、种族、社会经济阶层以及能力等相关联的。这些变量相互交织的方式能够产生多种显著的——且非等同经历的——跨性别类别的“版本”。换言之，一名仅仅在高档社交群体的环境里才易装的中上流社会的白人男性律师，与一名因无力承担乳房切除术而觉得自己的男性认定打了折的跨性别男子之间，也许差异性大于相似性。这就意味着至关重要的是，如同对任何明确的认定一样，为该社区工作的研究者必须保持这样的认知，那就是如此的差异叠加起来，就超出了一个主题之上的变异。

    跨性别人们已明确表明了性/性别二元化的局限性，认真倾听的研究者们可利用此群体的经历来更好地理解，顺性别人们是怎样相似地被生殖器和激素使我们成为非此即彼的观念所局限。人口统计学家们可以记住，“性”之分类，与以性别符号划分的洗手间并无多大区别：每次被测试或报告时，它都将一个复杂的由各种变量及鲜活经历构成的集合体，束缚成“男性”、“女性” 、甚至“其他/跨性别”几个术语。对我们每个人参与这些概念性及规律性还原过程的方式加以注意，是提高我们针对这个（以及其他）群体研究的代表性能力的重要步骤。

    鸣谢作者对Jamison Green、Sean Moundas、Sari Reisner、Lauren Mizock和Kristen Schilt等人对此章早期版本所作的周到评论，表示衷心感谢。

    19Laura Richardson 在2010年3月26日，于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召开的SWGS会议期间，与TFA董事Cristan Williams的面谈：“赶除并驱离Myra 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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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明：本人（ @San若梦）对在知乎所发《科普译文：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七)》保留一切权利，商业转载请与本人联系，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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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手欠，又没忍住～～：）

    【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八）

    作者：Stacey Colton Meier、Christine M. Labuski

    译者：San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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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明：本人（ @San若梦）对在知乎所发《科普译文：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七)》保留一切权利，商业转载请与本人联系，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跨性别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九）

    作者：Stacey Colton Meier、Christine M. Labuski

    译者：San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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