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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知青回家[第2页] |
作者:ty_娃哈哈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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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的青春】 上海知青路任楚之死 作者:版纳荒草 继上海市区知青到云南农场后,又来过一批上海郊县的知青,属于农家子弟,干活利索,生活上动手能力强,但与市区知青相比,显然有文化差异,其后发生的自杀死亡概率要远远高过市区知青。 在七营九连的郊县知青路任楚(音)与一起来云南的上海女知青某人谈恋爱分手了,但路显然不肯轻易善罢甘休,提岀最后谈一次话,其间突然强行索吻,该女知青气愤之余,最后报告了连队领导。 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件,性质象现在的“强奸未遂”,而路任楚又是富农出身,于是乎开起了批斗大会,更有人上纲上线,说成是“富农想要强奸贫下中农子女,”当场群情激愤,更有重庆知青趁势施展拳脚,将路打得面部青肿。这路某虽然长得很高大,但一时冲动之后便开始后悔不及,眼见“阶级斗爭”炸到自个头上,已经大受刺激;而连队领导又顺势发起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运动,开始组织职工先吃起了“忆苦饭”,随后召集人马研究,准备进一步深入发展下去。 看到路任楚心神不定的样子,有几个知青都好言相劝,要路“想开些”,再多说也难免会有嫌疑,但在趁别人到食堂帮他打饭时,恐惧到极点的路竟用剪刀插进了自己的锁骨深处。 卫生员王才明(音)闻讯赶到,情急之中用毛巾强压止血,再等营部医生陈光华赶到,发现路求死心切,剪刀插入深处之后,还狠剪了几下,陈好不容易用止血钳止住几根大血管,不料路猛一使劲,推开拼命按住他的卫生员王才明,导致前功尽弃,鲜血爭先恐后地涌出,溅了两人一身。陈医生只得改用止血海绵压住,一面果断地组织人们抬起路任楚,然后拖拉机直奔团部医院。 路始终头脑清醒,拒绝救治,沿途不停地试图挣扎,四.五个小伙子知青拼命按住路,不敢有絲毫怠慢。一直到临医院公路下坡时,路任楚猛地掀开众知青,挺身直坐起来,双眼圆睜,随后便轰然倒下。后经团部医生诊断,因鲜血倒流,堵塞了气管,导致路任楚不治身亡。 一车知青此时已经精疲力尽,又饥又渴,而团部医院又催促他们尽快拖离尸体。后来听说将路的遗体埋在离傣族人曼塴寨不远的公路边,一个老百姓挖山药后留下的土坑内,却因土坑过于狭小,便“呯呯”几下用锄头将尸身手关节打折,再用锄头按进土坑,草草掩埋完事。 奇怪的是路的家人始终沒来云南农场办理后事,还是不久后有到访的上海慰问团提岀,说人既然已死,总还是上海知青吧?请农场考虑立个碑位吧!但派出寻找的人说当天天色已晩,再也找不到了,可能给蚂蚁啃完了吧?于是乎沒有了下文。 今天,我们懂得了应该尊重人格,珍爱生命;而作为当年的“地主”“富农”,亦已不复存在。同为上海知青的路任楚,虽然“非正常死亡",却被龙泉公墓与知青纪念碑拒之门外。 但是,虽然事过数十载,仍然有很多知青并沒有忘记,从而使得我了解了当时的情况,写下了如上的记忆。 他将青春永远留在了西双版纳。 |
闫建华:镰刀和康拜因 一名69届初中生的经历 1969年10月份,我们刚到黑土地一个月,便迎来了让农业工作者期盼一年的秋收。连领导专门召开了动员大会。 我们在连里的拖拉机保养车间开会。保养间百十平米。里面泛着浓烈的废柴油,机油的臭味。没有座椅和凳子。只能坐在两头用保养间的旧机器,旧轮胎,或者是石块和碎砖头垫起来的跳板上。这个地方虽然到处油迹斑斑,异味呛人,但这是我连唯一能容下全连近200号人开会的地方。 人到齐。连长动员讲秋收的重要性。要如何抓紧时间,大干快上,只争朝夕。指导员讲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一定要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用我们手里的小镰刀“打败”康拜因。 年幼无知的我,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真的镰刀没见过。也不知康拜因是个啥东西?更不知镰刀怎么“打败”康拜因? 于是,散会后我悄悄地问那些本地青年,什么是康拜因?那些本地青年笑话我,连康拜因都不知是什么。“你看那个就是……”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很大的长方的铁家伙。 这下我想起上学时看过的画面,这是联合收割机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一头雾水的我说道:“这个是联合收割机,怎么叫康拜因呢?哪也不挨哪呀?”本地青年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这么叫。”后来才知道,这是来自英语(Combine)的译音词。如果不是来到这,亲眼看到这个机械,我真不能把联合收割机和康拜因这个词挂上钩。当然,这与我在学校赶上“文革”没学过英语有关。这地方人管收割机都叫康拜因;而很少有人称呼联合收割机。 我突然悟到。镰刀“打败”康拜因----就是收割大豆,用镰刀而不用收割机。是收割机坏了吗?没有。这是极左思潮的一个愚蠢的表现。放着机械化不用;而用人工去收割大豆。还美其名曰:机械收不干净;人工要比机械浪费少。实际正相反。在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多言。并且说,这是对我们这些知青的一次锻炼。没有争辩的余地,只有照办便是。 说实话,那个时候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左的和右的,我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左的?什么是右的?我不知道;更不知道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只知道左的是好的。反之,右的则是不好的。好的与不好的到底怎么区别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听领导的,让怎么干,服从就行了。 当天发了镰刀。略带弯曲的,近两尺的木头把,前面横镶着一个七八寸长的刀头。和我想象的镰刀大相径庭。我见到宣传画上都是短把,刀头是个半圆形。尤其是党旗上的镰刀。把是短短的,没有这么长把。我当时很奇怪。 镰刀是没有开过刃的,需要自己去磨。这可难坏了我了。我不知应该怎么磨?磨到什么时候才算可以?和学校真的不一样。这里没人教你,如何磨镰刀。如何使用镰刀。这其中又有什么要领和技巧。只是看着人家,模仿着找块石头瞎磨。 磨着镰刀,忽然想起,在家时我看到的描写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宣传资料:履带式拖拉机拉着联合收割机,在一望无际的麦海里,收割小麦。像麦海里游动着一艘小船。割完麦子,当时就把麦子和麦秸分开。麦子直接装上胶轮拖拉机的拖斗。多美的一副画面呀!可是现在……。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那个铁铧犁片子被敲的山响。东北天亮的早,那时也就是不到四点钟吧;我们就迷迷糊糊的到了地头。昨天晚上下了点雪。脚下的雪虽说不厚,踩上去,却也能发出轻轻的“沙沙”声音。路和大地被雪所覆盖。雪不大,突出的地方还能看得见黑黑的土。但这不大的雪,却给我们割大豆带来麻烦。 站在地边,看着一眼望不见边的大豆。金黄色的豆海,那种丰收在望的喜悦使我怦然心动。膝盖高的大豆,一颗颗肥头大耳。鼓鼓的豆角像是要把豆皮撑破。三五成撮的一节一节长在豆杆上。翘翘着的豆角被雪点缀着。黄黄的大豆角,在点滴的白雪的映衬下,真是美丽!像海一样壮观!面对豆海,我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细观豆株,我发现,由于温差大,豆杆上有的已经结成了一层薄薄的冰,又凉又滑。在指尖触摸冰凉豆杆的一刹那,我的心中不觉的产生了一种畏惧感。 开始割大豆了。每人两垄。大家信心十足,你追我赶。我就像孩子一样。没见过,觉得还挺好玩。 豆杆和豆角上面布满了硬硬的小毛刺,我从北京带来的线手套。先是被冰雪打湿,半天的时间,便破的无法再用。不得不摘了手套,赤着手干。稚嫩的手被划得道道小口。拿镰刀的手磨起了血泡。裤腿和解放鞋被融化的雪合着泥包裹着;一步一滑往前走。给原本艰苦的工作,增添了很大的困难。 艰苦的收割任务随着太阳的夕下,夜幕的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连队。吃过晚饭,雷打不动的学习又开始了。强撑着身体听着读报,眼睛却已经不听指挥,早已睁不开了。终于盼到了散会,大家顾不得满身泥污,上炕便睡。筋疲力尽的我,钻进被窝便进入梦乡。一连数日,天天如此。疲劳使我放松了个人卫生。我不知道,苍天还会给不卫生的人以惩罚。没几日,身上觉得瘙痒。一会儿胳膊一会儿腿。不是前胸就是后背。经“专家”指点,我这是长了虱子。我向大家取经,怎么办?回答却是:“不长虱子,那是没有人味。”真可笑,为自己不讲卫生还找到理由了。我是真觉得难受,不希望与虱子“亲密接触”。可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们,有几个没有长虱子的经历。当然,除了虱子还有跳蚤。它们见缝就钻,无孔不入。比虱子更可恶。 然而,一身的疲劳,早已不把虱子,跳骚放在“眼里”。一通鼾声便到了清晨。 随着,链轨销子敲击铁铧犁片子的刺耳声音。重复昨日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迷迷瞪瞪的起床,洗把脸;吃点早饭,便上工了。东北的天亮的特别早。天蒙蒙亮的时候,也就是凌晨三点多。久而久之,战友们总结出了这样的诗句:“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这正是当时我们艰苦生活的写照,同时,也准确地说明了我们的作息时间。 说不累那是假话。老职工们都叫累呢,何况我们这些刚从城市学校大门出来的知青了。更何况我们这些69届的,当年才16岁。拖着瘦弱的身体,和那些土生土长农家汉一样的干。 左手搂大豆,右手上镰刀。一弯腰就是一上午。汗珠子,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使我真正体验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味道。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理解的更加深刻。 开始几天还行。可后来就不行了。酸痛的双手和胳膊,腰腿疼痛难忍。左手再不能像开始那样一把一把的搂大豆了;右手磨破泡的液体和血水,浸在镰刀把上。不像开始那样刷刷地割大豆了。用力也不能把大豆割下来。当然,这肯定是体力跟不上了。前几天看了宝坛论坛,易彭兄纂写的《我这个班长》文中写到,关于镰刀的选择和如何磨镰刀还有如何使用镰刀。讲的头头是道,大受启发。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些知识。那个时候就更别说了。如果那个时候能按易彭讲的做,我可能会轻松很多。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你。如何挑选镰刀和磨镰刀。现在想来肯定是镰刀磨的不到位。因此,镰刀不快也是落后的重要原因。 割不动了。索性把镰刀别在后腰,用双手拔大豆。腰用不上力了,就跪在地上。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打狼”(落后)是肯定的了。看着那些快手们越来越远的把我甩在后面。我心里着急呀!谁不想抢在前面,受到领导表扬呀!我的能力确实是可望而不可及。表扬是不可能的,批评倒是大有可能。不过,我慢,有比我更慢的。那些个头瘦小的女知青们还不如我呢。用手拔大豆,不是我的发明。是我看见她们这么干。没有别的办法了,也就学者她们拔起大豆。可怜那些女生,她们辛勤的汗水合着无奈泪水,吧嗒吧嗒地滴在了这黑黑的土地上。 为什么收割大豆不用康拜因,而用人工,费时费力的。美其名曰,是为了给我们接受再教育创造机会。再就是有一种论调说:“人工割比康拜因要浪费少,节约。”真是荒谬至极! 虽说有些不平坦的地方会有康拜因割不到根部,会落下很少量的大豆。可是,总比人工割要好得多。人工割大豆。手碰到了那些豆角皮,皮会炸开。豆粒随着便掉在地上。这样的浪费要比机械收割大得多。另外,人工收割后不能及时运走。给地里的鼠类创造了良好的吃大豆和收藏大豆的机会。这种无形的浪费要远比机械大的多的多。这些是看不见的。因此,那些人说:“没浪费呀?你说在哪呢?”其实这与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这都是那些为了表现他们的积极性出的馊主意。结果是劳民伤财。苦了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知青们。 |
15 费凡平:我的一次生与死的磨难 北大荒的七月,正是小麦收获的季节。 1975年已是我下乡插队到黑龙江黑河地区爱辉县爱辉公社松树沟大队第五个年头。小麦年年种,小麦年年收,故事也年年有。这年的小麦长势特别的好,那一望无际的“麦海”,只要瞅上一眼,谁都知道准是个丰收年。 一 快开镰了,村里上上下下忙碌起来。晒麦场打扫干净了,扬麦机也调试完毕,大型联合收割机也整修一新,万事俱备,只等第二天一声令下――开镰。 可是,从这天起偏偏下了两天两夜的大雨,宿舍前小河的水涨了起来,那万顷的麦海中,有好几片麦子已经开始伏倒在地。从县里派到我们生产队当麦收工作组组长的刘文峰,情急之下逼着大伙将联合收割机,在两台75马力的链轨式拖拉机的牵引下开进麦田,还没等开进村头的麦田,联合收割机和两台拖拉机全部陷在田头的泥潭里,那庞然大物只能发出阵阵急促的空吼。 天公不作美,使麦收不能如期进行,可我们这近百名知青可捡了息工的好时光。我们在宿舍里看书的看书,喝酒的喝酒,写信的写信,一个个好自在,我们心里谁都希望这雨仍下个不停,好让自己借此休息个够!五年来,我们知青之中有门路的上学的上学,招工的招工,都离开了这里,剩下我们这些无望的知青仍在这里“战天斗地”,又有哪个心里不是一片迷茫和倦怠呢? 三天之后,天仍阴着脸。工作组长刘文峰可憋不住了,他在大队广播里大喊起人定胜天的口号,要我们全村所有劳动力发扬“小镰刀精神”,用小镰刀去收小麦。于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出现了人头,只是沧海一粟。太阳出来了,麦田里热浪灼人,人就像在蒸笼里,浑身透不过气来,两天小麦割下来,我们一个个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早上天蒙蒙亮,只要一听到广播里刘文峰那吼叫出工的声音,知青们一个个脑子便发胀,因为我们实在受不了这种刀耕火种般原始收割的折磨。两天下来,我感到浑身酸痛,四肢乏力,脸庞明显消瘦了,在烈日当空的麦田里,我的嗓子像是着了火一样灼痛难受。干裂的嘴唇上已起了一排水泡。总算敖到休息片刻之时,我趴在麦垛上,一动也不想动,只想喝口水,可是送水的马车一点影子也没有,我渴得几乎忍不住要晕过去了,转眼间,我看到身边有一汪积水,我像找到救星一样一个翻身便像一头渴闷了的小牛“咕咕”地猛喝起来,才喝了几口,我的嗓门口像有小虫在爬似的,肚子里更像是有虫在翻腾,我蓦地又从嘴里吐出一滩浑浊的泥汤水,浑身顿时像散了架一般疼痛…… 休息片刻,烈日下小镰刀又开始在麦海里挥动起来,我试图咬牙坚持住,可是手脚就是不听使唤,我没有退路可走,情急之下,我一狠心举起镰刀朝自己手上砍了下去…… 二 这天夜里,我感到浑身发烫,经大队赤脚医生包扎好的那只受伤的手指像针刺般的疼痛。知青们都说我不该这样犯傻劲,完全可以向刘组长请假的。雄鸡啼了头遍,天色微亮,痛了一夜的我刚朦胧入睡,炕头上的广播里又响起刘文峰的声音:“社员知青同志们,今天四点出工,去南岗30垧麦地……”这嘶哑的声音顷刻吵醒了宿舍里每一个人。朦胧之中,我像被这声音狠狠刺激了似的,整个脑袋发热、发胀,几乎要炸裂开来。我发疯似地翻身坐起,举起裤带朝有线广播箱,一阵猛抽:“我让你再叫!我让你再叫!”广播木箱被我抽坏了,可那只黑黑的破喇叭仍在嘶哑地嘶叫。望着这只喇叭,我放声痛哭起来:“我受不了啦!”这声音近似于发疯,整个宿舍里的人都慌了,“费凡平怎么了?”纷纷都向我围过来,我长吁一声扑通便倒在炕上,人呈半昏迷状态。不一会,赤脚医生小严来了,诊断结果是患了“出血热症”全身发烧致使精神产生恍惚,“出血热”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地方性鼠疫病,须立刻送公社卫生院,小严一边给我注射镇定剂,一边果断作出决定。 “大头,你快去套车,阿三,你准备被子,剩下的今天一律不许出工。”睡在我边上的李建军俨然像个指挥官似地下起命令来。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考朋友。关键时候知青们都抱成了团:“好。我们受够了,集体罢工。”整个宿舍都喊叫起来…… 这时,宿舍的破门被推开了,工作组刘组长出现在门口,他脸色铁青:“怎么,想集体罢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吗?好啊,县里正缺这个典型!”他那尖刻嘲讽的语调夹着阵阵凉气:“谁带的头,请站出来。”他朝前走了几步望炕上躺着的我冷眼一扫又叫喊起来:“不错,这里还有一个躺下装蒜的。” 宿舍里几十口人谁也没搭理他,个个都是以冷眼相对于他。 “是谁带的头!是谁把广播喇叭整坏的,这是破坏,懂吗?”他近似吼叫。“是费凡平吗?” "不,是我,李建军!”李建军忍不住朝刘组长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是你,有胆量,佩服、佩服,走!跟我到工作组办公室去。”刘组长说完又逼近了李建军。这时,李建军的目光毫无惧怕之色,炕上有几个知青也跳了下来,不约而同地朝李建军围拢过去…… 可能是刘组长感觉到事态发展的危险性,他有点害怕了,一直往后退到门口才说:“费凡平、李建军,你们等着……”转身走了。 顿时,宿舍里响起一片胜利的欢声。 欢呼片刻,大伙便开始忙碌起送我去公社卫生院的事。李建军要套马车送我去医院,被大队的关会计制住。他说,不能用马车送。这挺远的十八里路,要断送我的小命,必须开队里的“丰收35”胶轮拖拉机送我去卫生院。 李建军立刻背起我,直奔机库。 胶轮拖拉机被关会计发动好了,停在机库前的大队广播室前。生产大队支书老邵在车头旁与刘组长显然在解释着什么,关会计还坐在车头里。 李建军把我背上了拖斗车。车轮开始渐渐滚动,我半躺在赤脚医生小严的怀里,李建军和知青们目送着我,久久不愿离去。这时,生产大队支书老邵朝大伙扫了眼嗔怒地说:“还愣着干啥,还不快点下地去。” 我知道,我们这帮对生产队支书老邵头格外尊重的。随即,一行人便默默无声地又朝那死沼一般的麦田走去。 三 一场因我而起的“罢工风波”能就此平息吗? 胶轮拖拉机在泥泞不堪的大道上费力地行使着。“突突”的声音在空旷的四野回荡,我躺在拖斗车上既为自己的病担心,也在为李建军他们的命运担忧。天上一只苍鹰在上下盘旋,他好像发现了我这个奄奄一息的猎物,好几次从高空向我俯冲而下,并发出阵阵可怕的尖叫,这是不是一种不祥之兆? 太阳慢慢地从远处地平线上跃升而起,前面的道路看得更清晰了,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又是一个酷热的天。突然,从太阳升起的地方,蓦地跃起一团火,这团火朝着我们飞滚而来,这团火渐渐变大,渐渐变得清晰,是一匹枣红马,马背上飞驮着穿着红背心的孟队长。瞬间,孟队长骑着枣红马飞驰到我的拖斗边,他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朝我看了一眼:“给,接住,或许能派点用场……”他说完就朝拖斗里的我扔进一个小红包,掉转马头朝村里跑去。 我接过这小红包,打开一看,心就象被火灼了一般,心头不由微微一颤,包里是一叠厚厚的角票,足足有200元。我知道这些钱是孟队长家里用鸡蛋换来积攒起来的血汗钱。前几天,孟队长还对我说,今年回上海探亲让我用这钱为他捎带一块上海表。我怀揣着这包还带有孟队长余温的200元角票,眼角里滚出了泪水,谁说茫茫北大荒我们举目无亲? 因为乡亲们送我去卫生院及时,所以我的“出血热”病一住进卫生院,输了200CC血以后经过治疗病情立刻得到控制,脱离了危险期,这200元孟队长送得及时,还真派上大用场。 四 卫生院就坐落在黑龙江边上,一星期后我已经能下床去江边散步,在散步中特地从松树沟抽空赶来看我的李建军告诉我,“小镰刀精神”还在继续,刘文峰组长并不善罢甘休,他扬言等我从卫生院回到生产队准备拿我自伤手指以示罢工为由开一个批判会。也许我这次从死亡线上捡回一条命,因此对什么也无所谓了。不过我骨子里有一种易冲动的基因,我表面上的平静却隐藏着一种豁出去的拼命一博的想法,一个危险的念头渐渐在江边的散步中,在我的心头形成。我要为自己,也要为哥们去拼命一博。 当我把这拼命一博的念头告诉了李建军时,想不到他不仅没退缩,相反愿和我联手行动。当天夜里我和李建军偷偷潜回松树沟生产队,李建军是武装民兵排副排长,因此他有枪柜和弹箱的钥匙。我们趁着黑夜奔向武装民兵值班室,各自拿了一支五四式冲锋枪,装上子弹后,又拿了条麻袋和绳子。直奔大队会计室。我们知道,每天吃完饭,刘文峰一定要独自去会计室看那些旧报纸。 灯亮着,这天他在灯下独自看报。我独自先闯了进去:“我来了,刘组长。”我口气相当冷峻。 刘组长抬起头一看是我顿时怔住了:“你想干什么?”他再看我和李建军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更惊慌了。 “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你们这是犯罪……” “我知道。”我一看他这副样子火气就往上冒,我忍不住手一挥朝他的脸上就一拳。李建军上前一只麻袋朝他发软的身上一套。他立刻惊叫起来,刚叫出声,腰上又挨了重重的一脚。他不敢再叫了,缩成了团直发抖。 “你听着,今天,我要你死于此地,反正我们也活够了,准备拿这条小命与你一起赔上。”我用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 “我错了,我给你们赔不是,我家中还有六十岁的老母亲呀!”刘文峰“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也是知青,看在知青的面上放我一次,我这次抽来工作组,还不是为了想上学离开这里呀!我真后悔这样对你们……”刘文峰的声音几乎是抽泣的。 原来我只想用枪吓唬他一下,迫使他改变“小镰刀精神”的主意也就算了,听说他也是知青,我立刻火冒三丈,我打开麻袋让他跪下:“把脸转过去,朝着你母亲方向,我让你去见母亲吧!”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哗”地一声子弹推上了枪膛。“好吧,看来我是错了,不该如此对待同是知青的你们,只是为了想立功有个好表现,好被推荐上大学。现在我能死在知青的枪口下,这实在是一种报应……”他长吁一声,便转过身朝着那远方黑河的方向。 我手勾在扳机上,他也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屋里陷入死一般沉寂。 “住手――”突然,村支书老邵出现在门口。他脸色铁青口气严肃地说:“快把枪放下,这能开玩笑吗?”说完一个箭步跨上前,一把托起我手中的冲锋枪,同时又一把扶起了刘文峰。 “可悲呀,这枪是发给你们保卫边疆用的,可你们却用来对准自家人,嘿!我这个支书该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代呀!”支书老邵面对我们仨老泪纵横。 我和李建军被这种真挚的像父爱般的真情所触动,望着支书老邵这张泪脸,就象看到远在上海的父亲一样,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泪水使理智清醒。我错了。 “邵书记,我也有错,咱们停止小镰刀收小麦吧,再等几天让收割机下地,万一上面怪罪下来,由我去顶。”刘文峰也仿佛在瞬间变得清醒起来,再也不是往日的那个刘文峰了。 “刘组长,你也是知青,小费他们远离父母来这里也不易,你就原谅他们了吧,都怪我没有教育好他们。平心而论,小费的身体本身也弱,我看这次出院后就让他去学校当老师吧,他不是挺爱看书写文章的吗?刘组长你看怎么样……”支书边说边把我和刘文峰的手牵在了一道。 我的手和刘文峰的手再加上李建军的手终于握到了一起,毕竟我们都是知青,良久,我们三人便紧紧拥抱在一起,那无声的泪水,直往各自的心里滴。 一场因我而起的“罢工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夜,更深了,月光下,我们一起走向知青宿舍,那旷野里飘来一阵凉风,把我们闷热的胸吹得凉爽起来。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但愿这是一场恶梦,明天会好起来…… 五 麦收结束后,我果真去学校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刘文峰也终于如愿以偿,这年秋天被推荐上了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圆上了他的大学梦。 岁月沧桑,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难以忘却这段经历,山野荒原它留给我生命的启迪很多,很深。 这是一个属于知青的故事,但更是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回忆昨天,旨在沉稳坚韧地走好自己今天和明天的路。 |
山坡,那十座坟茔 王德云 如果说,二十年前,那个稚气未脱,伫立在山坡上那一片面向东方、令人触目惊心坟场前的十七岁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某一天他会提笔为长眠在寂静山林的十名蒙难者写点什么,那么今天,当我凝视着重返农场的知青战友不久前从那片坟场拍摄的彩色照片时,我的心胸立刻被塞紧了,随之涌动起铺纸提笔的激情。我揪紧了心,一遍又一遍端祥那几张照片: 二十载风雨侵蚀水泥和砖砌就的坟茔早已现出道道裂痕,碗口粗的树就长在坟墓的裂口处;但镌刻在碑上的一个个姓名却依然可辨。她们是: 施桂芬、范金凤、李晓妮、傅国秀、阮国清、周金秀、傅蓉碧、万禄秀、李观玉、晏啟芬。 十个!十个活生生的、活生生的生命!当年还只是十七、八岁的少女呀!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的心一阵阵悸动,我把照片反过来放在桌上,但那白色的相纸却宛若白色的墓碑,矗立在眼前…… 从照片上我看到,在当年十名女知青遇难的地方,一株桃树昂然而立,缀满枝头的粉红色花朵,给这片凄冷、荒寂的坟场,带来春的生机。这株当年曾目睹那幕惨剧的桃树,它至今还在默默地、忠实地守护着她们。 ……成扇形排列的十座坟茔,座落在大山膝下,宛若山的女儿,静静地守着那一片寂静的山林。昔目的橡胶苗早已葱郁成林,环抱着墓地;旱季掠过飒飒的山风,雨季淌落晶亮的水滴…… 我闭上眼,眼前却是一片熊熊火海。呵,我们那蒙难的十位知青姐妹!呵,那是一个毋须用墨笔填写的日子…… 公元1971年3月23日——火一样灼人的蒙难日! 亲历或耳闻了那场事件的人绝不会忘记:那天深夜,在云南省盈江县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有十位刚到兵团仅仅七天的成都女知青葬身火海,从此结束了她们年轻的生命。 漆黑的夜,万簌俱寂,疲惫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只有紧邻茅屋的一间小窝棚里还亮着微弱的灯光。上海男知青赵国庆仄歪在竹床上,聚精会神地看《珍妮姑娘》。“文革”期间,许多中外文学名著被扣上“封、资、修”罪名,列为禁书。赵国庆知道偷看“禁书”被发现的后果,为避人耳目,他在深夜里阅读这本从一位北京女知青手中借来的小说。赵国庆完全被书中的情节吸引住了。他忘记了疲乏,忘记了劳累,也忘记了身旁用小玻璃瓶做成的简易煤油灯。深夜十二点左右,赵国庆不小心碰翻了油灯,只听得“轰”地一声,火苗倏地窜起,舐着了离地面只有一米多高的窝棚顶。火灾来得突然,赵国庆慌了神,扔了书抓起身边的外衣就去扑火,谁料干草着火,难以扑灭,顷刻间小窝棚里火苗乱窜,浓烟滚滚。赵国庆急忙叫醒同棚的上海男知青黄国平,夺路逃命。 当赵国庆还在小窝棚里枉然扑火时,大火已窜上了紧邻小窝棚的茅屋顶。在那一溜五间、用竹篾茅草搭成的茅屋里,居住着到边疆仅仅七天的六十余名成都男女知青。 又急又怕的赵国庆目睹大火上房,完全慌了神,没想到大声叫醒睡梦中的人们,却自不量力地挥着竹竿去打火,这不可饶恕的错误导致了惨烈悲剧的发生—— 大火先从女知青宿舍燃起,火舌吞噬着焦干的竹篾茅草,就像条条喷火的毒蛇,在茅屋顶上蜿蜒而行,所到之处,发出“噼噼啪啪”竹子的爆裂声。 第一间寝室的十名女知青首先被惊醒,此时大火尚未封门,惊慌的少女们清醒后第一个念头便是逃命,她们翻身下床,以极快的动作抓起铺盖顶在头上往门外冲。一个、两个……十个!一眨眼的功夫,她们全都冲出了房门。她们大声呼救,惊慌凄厉的叫声在山野回荡,惊醒了全连的人。 第三间屋里十名女知青身着乳罩、短裤逃出来了。第四间和第五间寝室的二十余名男知青不仅全都安然逃出,眼疾手快的小伙子还抢出了简单的行李。 当最后一个男知青跑出屋门时,整幢茅屋已燃成了火海。早季的三月,八面来风,风助火势,熊熊火焰腾起数丈高,映红了一大片山坡、好几座山岗。 当时,没人想到有人会被烧死。惊慌的人们惊魂难定。当排长带着几个人试图推竹墙、泼水灭火,怎奈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大火持续了半小时,直到“轰”然一声巨响,整幢茅屋烧塌,才收敛了威势。 ……残存的火苗跳跃着,捕捉尚未烧透的茅草竹篾,时不时窜起几尺高,立刻又低下去。所幸茅屋四周是刚刚推平的空地,像一道防火带,阻止了更大山火的发生。 余悸未消的人们从菁沟里、山石边慢慢聚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围在余火未尽的茅屋周围。女知青中有人小声哭泣,哭声悲切;男知青有人大骂,大叫要抓放火的阶级敌人;连队干部急急忙忙指挥把伤员送往几公里外的公社医院(逃出的女知青有五人遭受程度不同的烧伤,其中一人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几(后经及时治疗,她们都恢复了健康)。混乱之中,没人想到要立刻清点人。 有人站起来,拿着电筒和竹竿去火堆里拨弄,试图找回一些脸盆饭盒之类的东西。此时大火已完全熄灭,黑夜重新笼罩了四野,山风吹来,两株巨伞般的大青树发出“哗哗”的响声。 就在这时,翻找东西的人突然在茅屋的灰烬里发现了被烧焦的人! 蒙难的十名女知青全住第二间寝室。清理现场的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十名受难者被烈火烧得形若枯炭,身体缩至不足一米,面目全非,四肢残缺,难以辨认。她们中有两人抱着一口箱子倒卧在距门不远处,另外八人紧紧拥挤在房间的一角,至死还拥抱在一起…… 震惊全兵团的十名女知青罹难事件,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对善后工作作了妥善安排:隆重的追悼会后,死者被掩埋在人们垦荒必经的小山坡上,坟墓面向东方,和连队所在的山坡遥遥相对,使人们永久缅怀。死者家属和受伤的知青受到了亲切慰问。损失东西的知青得到了四方八面的物质支援。 另外,对失职的四连干部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处分,肇事者赵国庆也被盈江县人民法院判处十年徒刑。 岁月流逝。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轻轻捧起墓地的照片,遥望边疆,默默祝愿:安息吧,我们的知青姐妹! |
魂归故里 周宪生 那是1978年夏天的事。 当时我在团部保卫科当干事,一天早上刚刚上班就接到电话报告,说一营二连团支部书记曾××突然非正常死亡。 小曾我比较熟悉,平时劳动表现很好。他是成都六中的学生,中等个子,瘦瘦的脸,外表很文静,言语不多。上周团部开团代会,我们还见过面,他那份《二连团支部抓纲治国学大寨大见成效》的发言受到普遍好评,怎么会转眼就“非正常死亡”了呢? 带着满腹疑惑,我同科长老朱驱车赶到一营现场。 那是二连附近一个小山坡,坡上有棵合抱粗的大青树,四周是一片茂盛的花生地。小曾已经被人放在地上了,脸色苍白而平静,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一根拇指粗的竹篾绳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医生鉴定,小曾已经死亡约三四个小时。以此推断,他出事的时间当在清晨五、六点钟左右。 首先调查死亡性质。 老职工刘素秋说:“早上出来上工,远远看见大青树上吊着一个人,脚底下还倒着一只木凳,真吓死人了!” 木凳还在现场。经知青辨认,确认是死者平时用的物件。站岗的老张说:“早上天麻麻亮,有个人低着头走出连队,手里提样东西。我喊了一声,他也不理。我认出是小曾,以为他去田里放水,就让他走了。” 转业军人老和插话:“昨天在这块花生地锄草,小曾突然对我说,嗐,这块坡地风水好,有山水有大树,等我死了就埋在这里。我以为他开玩笑,就说要死得趁早,不然别人就先埋在这里了。” 如果死者确系自杀,那么原因何在呢?团支委小林哽咽着说:“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次支委会。他平时很节俭,从不散烟。但是昨天晚上他破例给每个人散了一支烟,还说了大家包涵之类的话。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反常,但是也没有往心里去。支委会安排了今后的工作,小曾把保管的团费和帐目算得清清楚楚,移交给我,说是过几天要回成都探亲。没想到他走了这条绝路。” 照片来源网络 平时同小曾要好的“黑娃”补充:“昨天他去营部理发,去了三次,硬是理了头发才回来。他还换了一身新衣服,夜里坐在桌子前面写呀写。小曾这个人,性格太内向,即使是好朋友,也不大讲心里话。我见他有些古怪,就劝他睡觉。他不理,还烧了好些信纸和照片。等我一觉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我们感到似乎有点眉目,就问小曾近来有没有失恋和遇到重大挫折?大家想了好久,都摇头。 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想到死?而且死前这样平静,这样从容不迫? 下午,一个知青提供一条重要线索:半月前,小曾曾经接到一封成都来信,哭了整整一夜。我们没有找到这封信,可能被烧了。 可以肯定,他的死同这封信的内容有关,可是一封什么样的信才足以摧毁一个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呢?后来我们在他的枕头下找到一封遗书,遗书很简短,是写给他父亲的。没有署名,经鉴定,确系小曾手迹。 我没有欠任何人的钱。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孝。 老朱松了一口气说,基本可以排除他杀,估计这起自杀与他的家庭有关。我凭着一个知青的直觉,觉得这里面似乎还有些其他的东西。 当天我们就返回团部。 在知青办的档案材料中,保存着小曾三次要求病退回城的申请书。最后一次被拒绝时间是在1978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 很快,成都方面的外调信件也证实:小曾在家里系独子,父亲已退休,病重住院,曾两次写信召唤儿子回家。 团部确凿定论,小曾死亡系“自杀”。小曾的后事由组织处理,没有亲属到场。 然而我却久久不能平静。小曾死了,死得那么平淡,仿佛走出连队去上工、去赶街,这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 “哀,莫大于心死”,一个脆弱的人,只因被断绝了回城和孝敬父亲的念头,便毅然决然地做出最后的举动来。他也许是懦弱的,但是他热爱生活,思念他年老生病的父亲,只是性急了一点,便夭折了。 小曾像一滴小小的水花,很快消失在滔滔岁月的长河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点水花、一棵小草,最终都会在大地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仅仅半年之后,波澜壮阔的知青大返城运动开始了。小曾终于没能走出边疆的红土地,但是在每一个回城知青的心头,都寄托着小曾们深深的夙愿。我想,活到今天的人,应当更加珍惜生活。生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每个人都没有权利选择毁灭。重要的是,如果要活下来,也许有时韧性比刚强更重要。 |
边陲芳魂 范平 1979年5月8日,我就要离开我生活和奋斗了八年的这块土地了。 临行的前一天,我踏着黄昏暮色,沿着弯弯的山路,带着满腔哀情,来到了我的同学黄英的坟前。我轻轻放下一束红红的山茶花,最后一次为这座坟丘掩上了一把黄土。 苍茫的暮色之中,竹林声声喧嚣,无边的山峦,呈现一片瓦蓝色,宇宙充满了哀愁与庄严。于是,流动的光阴把我带到了昨天的岁月…… 1971年5月20日,我和成都市二十八中二百名知识青年一道来到了云南边陲勐底农场这块土地;黄英也是这其中的一个。 刚到农场时,我和黄英并不很熟悉。她分在山区连队,我分在坝上连队,我们之间相距好几十里。一年以后,黄英因劳动积极、表现突出被农场调到场部服务社工作。当时,我也被调到场部子弟学校当教师,没多久我们便熟悉并成了好朋友。 黄英的个子不算高,1.6米左右;皮肤白净,一张鹅蛋脸总是笑盈盈的;说话谦和,但有个性,一旦认准了的事非干到底不可。 我和黄英刚熟悉那会儿,就感觉到她身上有很多地方与众不同。有几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1972年冬,一天夜里我在黄英的宿舍里玩得很晚,索性倒在她的床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夜深人静,只见床边的木箱上,一盏油灯还亮着。灯光下,黄英身披一件旧棉衣,认真看着手中的书,她时而用笔在书上画着,时而放下书本在纸上写着,像着了迷似的。脚下,一床旧线毯紧裹着双腿。我小声说:“黄英。快睡觉了,你晓不晓得现在几点了?你不要命了,明天还要上班呢!”“马上就睡,马上就睡。”黄英一边答应,一边笑盈盈地转过头来。这时,一阵寒风吹过,我赶紧裹着被子转身睡去了。又过了约一个多小时,黄英才上床睡下。从那以后,我常看见黄英挑灯夜读,她那种热爱学习、不怕困难的求知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利用了在云南支边的机会学习了不少的理论知识,也为我八年以后返回成都,在工作上打下了一定基础。我常常想,如果黄英活着的话,她一定比我强!每当我想到这些,一股心酸的泪水便从眼里涌出。 第二件是黄英带菜种的事情。1973年,知识青年第一次探亲假来到了,我们都纷纷回成都探望家人亲友。待返回农场时,包里装满了诸如腊肉、香肠、豆瓣酱、酱油糕之类的食品。黄英呢,包里也是鼓鼓的,但装的不是食品,而是各种蔬菜种子。那时,勐底农场的菜地里没什么蔬菜,莲花白也不过碗口般大,而且皮厚帮老,吃起来就像咬猪草。黄英早就听种菜的工人问过她:“内地的种子不知行不行?”黄英便抱着试试的心情将带回的种子交给了种地人。几个月后,菜地里便出现了一番新景象:莲花白不仅又白又嫩,而且最大的有五、六斤重,花菜长得排球般大;那地瓜更不用说了,最大的赛过大枕头……菜地里的工人高兴极了,他们夸黄英是了不起的好青年!从那以后,我们全农场的职工告别了缺少蔬菜的艰苦生活。 第三件事,就是买带鱼。如今一想起这事,我心里不免有几分羞愧。那是1973年的秋天。这天,农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半卡车带鱼。在那年月,农场的猪少,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平时食堂里除了一瓢“玻璃汤”以外,什么也没有。一听来了带鱼,大田里的老工人和知青便摔下锄头,纷纷跑到场部来,一下子服务社便挤得个水泄不通。我刚下了课,也赶到服务社,远远地就看见门口一大群人,心想算了,难得去挤。黄英这几天在我这里吃饭,她肯定会带几斤回来的。于是,我掉头回到了宿舍。黄昏降临,我早早地就在锅里烧满了水,只等带鱼回来就洗切下锅。谁知我左等右盼,总不见她归来,大约八点左右,一股腥味飘了进来,我高兴地叫着:“黄英,快把鱼给我,水都快烧干了!”话音刚落,我傻眼了,只见黄英疲惫不堪地站在门口,双手空空。我急切地问她:“鱼呢?”黄英见我这模样,笑了,她说:“我的好老师,农场那么多人,别说半车带鱼,就是一车也满足不了那些在大田里下力气的人啊!算了,我们发扬一点共产主义风格,等以后运来了罐头,我买来给你补上。”她一边说一边上前来抚弄着我的头发。听了她一席话,我闷了半天,用手指戳着她的脸说:“你……你真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啊!”她只是嘿嘿笑着。这一顿,我们只能用萝卜干下饭了,她吃得舒服,我边吃边埋怨。事后,我听见很多人赞扬黄英,在这些赞扬声中,我感到内疚,也使我更深一层地理解了她。 1974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失去了我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朋友—黄英。 那年,黄英向农场要求,每周二、四、六把货物送到连队,方便群众。农场领导立即同意。于是,黄英每到二、四、六便乘着手扶式拖拉机,拉上货物在全农场十几个连队来回奔忙。黄英的名字也很快被农场一千多号人全部知道了。每逢送货的日子,大田里的人总是翘首期盼,一听到远处的拖拉机声,便高兴传告:“黄英来了,黄英来了!”的确,黄英的辛劳使农场职工获得了极大的方便,人们从心底里感谢她。 六月的云南是雨季。这天一大早,黄英便忙碌着装货,我对她说:“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山上的路肯定不好走,今天不要去了吧!”可她执意要去,她说:“大田里的人钱少,一次买不了多少东西,如果不去,她们该又缺生活用品了。何况这是制度,不能破例啊!”隆隆的马达声响起了,黄英一纵身上了车,消失在浓浓的晨雾之中。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永别! 暮色苍茫时,按往常的惯例,黄英该回来了。可她没有回来,大约七点十分左右,一个学生家长气喘吁吁地来到我的住处,还未进门便哭开了:“老师,不好了,黄英出事了!” “什么?你说清楚些!”我惊恐得几乎叫了起来。这位家长告诉我,下午三点,黄英他们的车从三连出来,沿着山路正朝十连开去,山路泥泞不堪,手扶拖拉机像一匹不听话的野马驾驭不住,在离三连二公里处,突然机身一震,机头脱了缰似地直朝路侧的陡坡顺势而下……只听一声惨叫,黄英她……他泣不成声地呜咽着,我也早已泪流满面。 夜里,漆黑漆黑,我只感到眼前是一片凄凉和惨然。窗外下着苦雨,窗内一盏孤灯,这一夜完全浸泡在哀伤之中。 第二天,黄英的遗体被四个老工人拾到了场部,人们围着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四川知识青年哭泣着;围着这个曾经那么热情、忘我地为他们服务的灵魂悲哀着。人们为黄英穿上了新衣服,把她装进了连夜赶制出来的一口松木棺材里。 下午两点,一支长长的哀悼队伍来到了大青山的山腰上,在一片鸣呜的南风声中,黄英被安葬在这块土地下。人们流着眼泪安葬了她,人们念着她的芳名在她的坟丘上添土献花……。 年复一年,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谁也不会忘记要为这座坟丘拔一把草、添一把土,人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悼念着她,人们没有忘记她,人们忘记不了她。 今天,我就要离开这块土地了,我站在黄英的坟前,多想从土地深处把她唤醒,多想告诉她我们要调回成都了……我多想听到她的回音,多想看见她的笑容……可是墓地静悄悄的,只有风的声音,坟前的小草在微风中不停地摇动着。哦,我听见了,我仿佛听见了黄英的声音,她正在告诉我们: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块土地上扎根,我永远热爱着勐底坝这块土地。 |
“眼白” 邓波 “眼白”是个上海知青。他七岁丧父,十二岁亡母,寄伯父篱下捱到十七岁便到云南支边来了。 这个人干活不偷尖耍滑,处人不世故圆滑,对领导不拍马奉迎,性情刚直不阿,说话也硬撑撑的,所以他显得比较孤癖,不合群,并常以白多黑少的眼睛冷眼看人。上海知青便给他取了个难听的绰号叫“眼白”。 眼白是蔬菜班的第五任班长,前四任都因为“损公肥私”而被解职,牛副队长却看中了眼白“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请贤出山,关照了他这个美差。 眼白接任不到几个月,食堂里的菜就不单纯是“九菜一汤”了(实为韭菜叶汤),而开始了吃炒莱见油星、并有酸腌菜的幸福生活。原先夜晚常有“鬼魂”洗掠菜地,自从眼白写了一篇颇有水平的童话式杂文《木瓜树的对话》贴在食堂墙上,不知是知青们照顾他文章写得漂亮呢,还是怕眼白夜有埋伏,菜地也没人偷了。一年过去,冬瓜水瓜大南瓜,萝卜白菜莲花白,木薯莴笋芭蕉芋,苦菜辣椒四季豆……·样样丰收。人们也常唸起眼白的好来。于是便有男老职工想招他入赘,女老职工愿帮他拉扯对象。七整八整眼白在另一个连队相中了长相洋气心眼实在的湖南老职工独生女玉秀。 独有连里的实权人物吴队长不喜欢眼白。因为眼白眼里没有他,从上海探亲回来居然未提油挟肉包糖地去拜访他。而有些知青“心甘情愿”地送他二十斤菜油,入党问题便可顺利解决;送他十斤腊肉入团也好办;送他一架半导体,可换个“把儿”工作;送件的确良,犯错误可免予处分……有的什么也不图,送他东西只因为怕看他那攫取的眼光和青黑的嘴脸。 眼白唯一的兄弟伙,四川知青永康曾劝他:“牛屎堆上还能开啥子鲜花?眼白,不要再自命不凡了!看不惯就闭眼,听不惯就堵耳,你最好把嘴巴也封起来——说话就跟打棍子一样!“人怕出名猪怕壮’,学聪明点,尽量缩小自己的位置。 你经常看到老鹰被人射死,总难得看到蚂蚁被人踩死嘛!把脑袋缩起,把背驼起,给“吴座’提桶菜油去!不然,要遭他收拾…… 眼白还未听完,气就不打一处来:“侬啥辰光也变成了马屁精?平常假正经样儿?吾哪哪莫看穿侬!要送侬送,摇着尾巴去送!勿要乱讲脏了阿拉耳朵!” 永康一听好心被当作了驴肝肺,气得用昆明话上海话大骂:“港度!日脓疱!老十三点啾!”转身就离开了眼白。只有玉秀理解他,安慰他说:“眼白,你是对的。做人就要做得正正直直,干干净净,要不然,还不如死了好!不过,你要小心点,“吴座会报复你的!” 半年后的一天,眼白突然收到了伯父病危要他速回沪的电报。这是他在世间唯一的一个亲人,眼白觉得仿佛当头挨了一闷棒,昏昏沉沉。于是,他捏着电报匆匆跑到吴座家里请事假。 昊家充溢着一股浓浓的烤腌肉香味,吴座用手一抹嘴上的油,笑眯眯地招呼眼白:“来来来,坐!四川的腌肉香得很!吃不吃?”眼白木然地摇摇头,把电报递上。吴座看过,便用电报纸擦净手上的油,顺手塞进火塘。火塘里窜出一阵白烟,接着是黑红的火焰,火焰过后一切都成为灰烬了。眼白惊诧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嘴角抽动了几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吴座站起来用手扶住他的肩膀,嘿嘿地干笑着说:“你不要乱想!不会出事的。电报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年月,谁都会骗人!”眼白听到“骗人”两字,就像被黄蜂螫了一口,跳起来叫道:“不!我伯父肯定是病…”“病?当然谁也要病上一病的。吃五谷的嘛,哪有不生病的呢?”吴座又嘿嘿干笑两声说:“马上连里要大会战,把后面那匹山全部开成橡胶带,后勤是后盾,蔬菜班长走了怎么行?还是应以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 眼白不知道他是怎样走出吴家的。天上开始下雨,雨丝千缕万缕扯得他心痛,他感到胸闷得喘不开气,头像要爆裂似地疼痛。眼白想在漆黑的夜里大哭一场,却又哭不出来,憋得喉咙像梗了一块石头。他跌跌撞撞回到宿舍,眼泪这才像开了闸似地无声地流下来…… 下了一夜暴雨,野马河水猛涨。河水卷着泥沙和石块在怪石嶙峋的河床里冲撞着,涌起两米来高的浪头,狠命地向岸上扑去。眼白担着一担肥料从摇晃的竹桥上走过,刚碰上吴座从山上下来。他每天都是这样,把知青们赶上山去干活,自己就摸下来睡大觉。这是他的惯例,也是他的秘密。可这秘密瞒不过眼白,因为上下山都必须经过蔬菜地。眼白看见他,厌恶地把头别向一边。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哎呀”一声,吴座掉河里了。眼白一惊,奔到河边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去。凶猛的河水没能吞掉这个在黄浦江边长大的青年,却把他往石头上磕碰得鼻青脸肿。吴座终于被救上来了。一些知青背地里评论这件事说:“羊羔救了狼,就不要怪狼的牙齿锋利。” 经过这场惊险,吴座又收了不少慰问品,看望他的人不管真心假心络绎不绝。眼白呢,却害了一场重感冒,发高烧,说胡话,好在除了卫生员来打针,就只有玉秀来照顾他,也还算清静。 大会战结束后,晚上开会学习时吴座总结了会战情况。他先表扬了几个很贴他的知青,然后照例开始骂人。先骂请病假的知青懒惰,然后骂后勤工作没有做好。那天上午,牛副队长在山上批评了吴座的一个“心腹”偷奸耍滑,知青们就抱定了主意看吴座骂不骂他。吴座两眼炯炯地闪着光,脸朝西边开始骂了。大家知道这正是在骂东边的那个“心腹”。“反向而骂”,这是吴座的特点。因为牛副队长批评这个知青时唾沫横飞,这个知青就边擦脸边说:“你说就说嘛,不要打标点!”所以吴座现在的批评真是绝妙得无与伦比:“你偷懒,牛副队长批评你还不服气,这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你说我们老牛有点号,胡说!老牛出身贫农,一辈子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从来没犯过错误!我们老牛一不反党,二不投机倒把,三不乱搞男女关系,这样的好人有什么点号!嗯?…”听到这里,知青们窃窃地笑起来了。吴座把那严厉的目光一扫全场,厉声喝道:“笑什么!还有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我们老牛就是这样的赤胆忠心,你们说他有什么点号?”笑声更厉害了,有些知青已笑得前俯后仰。牛副队长弓背站着,使劲前伸着颇具“中国猿人”特色的脸孔,老实巴交的,还真以为吴座在给他撑腰呢! 眼白没有笑,他笑不出来。愤怒就像炽热的岩浆烧灼着他的心。他突地站了起来:“卑鄙!欺负副队长老实人!吴座,你是什么人,大家心里都明白!平常大战,你把大家赶上山,自己就摸下山来睡大觉,瞒不了我!”吴座吃了一惊,脸上的肌肉一下绷得铁紧,咬牙切齿地瞪着眼白。他嘿嘿干笑几声说:“我是一队之长,就要管家,不管家叫什么队长!我是干部,就既要干,也要布,只干不布叫什么干部!我下山来确有其事,但说我睡大觉,那纯粹是污蔑陷害!胡桂珍!你说说我下来干什么?”胡桂珍是吴座的老婆,一个嘴乖舌巧、心毒如蝎的女人。知青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人精”。她站起来就双手叉腰朝眼白破口大骂:“你血口喷人!队长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废寝忘食,日日辛苦,整天忙了山上又忙山下,他是来帮我磨苞谷了。”“哼!废寝忘食,日日辛苦,你们咋从保管室抬了一袋苞谷回家喂鸡呢?”“眼白”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会场里知青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干部!哼,捞油水的干部!”“偷连里的苞谷”!“刮知青的血汗!” 老狼总归比初生牛核狡猾得多。面对大家的愤怒,他惊恐了一阵,但马上就镇定下来了。他嘿嘿千笑了几声:“你真想得出来,怎么会说我把苞谷拿来喂鸡呢?胡桂珍,你说说,我们会把队里的苞谷拿来喂鸡?”聪明的“人精”马上心领神会,她拍手大叫:“眼白,你欺负老娘是咋的?好心反不得好报!我本想把苞谷拿到家里磨,可以替几位忙不过来的大嫂看管孩子,难道这也错了?反倒遭你的暗算!”说完便泼了出去。知青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这戏剧性的变化弄愣了。大家互换着眼色。这眼色无所不有:愤怒、犹豫、嘲讽、忧虑,也有得意和畏惧。眼白气得打颤,结结巴巴地说:“你们……真会演戏……”“演戏?嘿嘿……”快快乐乐地做坏事,这也是吴座的特点。胡桂珍气呼呼地抱了一瓶猪油跑进会场放在吴座手里:“我中午就看见食堂里的猪油放在他屋里,本来不想说,看来还是应该揭发。”吴座冷笑着,故意拉长声调阴险地说:“眼白,俗话说不哼不哈,拉屎大泡。你敢于揭别人的短,就应该敢于拉泡稀屎照照自己。食堂里穷得叮当响,大伙儿从早累到晚,一个月才有一两油啊,你这黑心烂肺的人却要偷了去,这不是在喝大伙的血啊!”眼白好像挨了一个炸雷,当时就瞠目结舌。过了一会儿,知青们又议论起来了。有人说:“我以为他多正直,还不是要偷!” “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嘛!”“伪君子!贼骨头!”眼白觉得头顶冰凉,天旋地转,简直要气昏了。在恍恍惚惚中他听见吴座宣布: “过几天,眼白在全队大会上作检查!态度不老实就扭送分场!” 眼白回宿舍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脑海中重现着中午的情景:吴座的小女儿抱着一瓶猪油蹦蹦跳跳地跑进他的屋,把猪油放在桌上说:“叔叔,我爸说谢你救他,这瓶油给你补身体。”眼白当时想,还是不吃的好,因为接了他的东西就好比借了他的高利贷,一辈子也还不清的。于是,他原封未动地放在桌头。他并不知道这油是食堂的,早知道也不会遭此暗算了。 人一倒霉,什么坏事都会接踵而至。第二天,眼白就在他的屋后发现了两只死鹅。他一眼认出是吴家的,立刻敏感到,灾难又来了。果然,人精来了。她一看见那两只鹅就指桑骂槐。 哪个婊子养的整死了我的鹅?好心黑的人哪!你咋个不死嘛!偷了这样还没有理麻清楚,又偷别人的鹅,我看最后怕是连人都要偷啰!”眼白气得发慌,捏起拳头冲到她面前:“你嘴巴放干净点!再乱骂小心我揍你!”人精愣了一下,随即把脖子扭几扭,撇撇嘴说:“揍我?你没得那个胆量!你敢碰我一根毫毛,老娘把你撕成碎片!”说完提起死鹅走了。眼白气得两眼充血,回屋颓然坐在凳子上。吃饭的哨音又响了,眼白一动不动。他已好几顿没吃了,但并不饿,只觉得一股股苦水在肚里翻腾。 玉秀一连几天没来看他。接着,队里就传着一件新闻:在某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玉秀被迫失去童贞了。传闻的人还神秘地耳语着:“肯定是眼白……”玉秀知道是谁。她悲痛欲绝地哭着,整天不出屋。她是个传统观念极强的女子,觉得没脸见人,更没脸见眼白。她曾经想死,但为了眼白,她没有那样做。 传闻到了眼白耳里以后,他的悲愤、憎恨到了最大限度。 他木呆呆地在山上转到半夜,才走到玉秀门前。门紧闭着,屋内传来玉秀揪心扯肠的哭声。眼白叫她:“玉秀!玉秀!”玉秀开窗一看是眼白,顿时心如刀绞,更哭得气都喘不过来。她自己责备自己:“怎么还有脸见人啊!”“啪”地一声,关上了窗子。玉秀最后那句话像毒蛇一样啮咬着眼白的心,他以为玉秀是在骂他,眼前最后一线生的希望也破灭了。他现在已不再惧怕死神的微笑,反而轻松了一些。他觉得自己已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发狂地笑起来,用这反常的笑声掩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他把屋子打扫干净,被子叠整齐,写了两张条子连同一块金表压在枕头下面。一张写给永康,请他帮还欠另一知青的两元钱;一张写给玉秀,要她收下这块金表留作纪念。一切交待完后,他像一个喝醉酒的人,跌跌撞撞走出门去。他趁武装班的同学熟睡着偷了他们的一支五六式冲锋枪(这“偷”在他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一切,他做得那么的坦然,他的内心正是十二级风暴过后的平静的海洋。没有比这种屈辱和憎恨更深的了。 眼白往山上走去,他的狂笑变成了嚎啕大哭,哭声十分凄惨悲凉,在黑沉沉的群山回荡。这已经不像人的哭声,而像是深山里受了重伤的野兽的狂嚎。死亡的深渊已向他敞开了大口,身边飞舞的流萤就像地狱里的厉鬼怪笑着向他眨着蛊惑的眼睛。眼白决然地举起枪,对准了自己的头…… 永康和几个知青在深山里找了整整五天,才找到眼白的尸首。惨象使人目不忍睹。经过几天的日晒雨淋,尸首已开始发泡腐烂。头比篮球还大,腿比小脸盆还粗。浑身爬满了蚂蚁,衣裤几乎被蚂蚁咬光了,皮肉也被蚂蚁咬了密密麻麻的小孔。这些小动物正排着长队从死者的鼻子耳朵嘴巴里穿进穿出。死者头部有一大窟窿,一支冲锋枪扔在他身旁的草丛里。永康流着泪蹲下来,想用手替眼白闭上那白眼,可他一碰着肉,便一块块往下掉。没办法,本来他就叫眼白,还是让他睁着白眼去吧! 牛副队长痛哭流涕地上山来了。他边哭边捶打着自己的胸,“眼白呀,你是好人,不应该死!我们对不起你,直到今天才找到你……可是,我给你拿来的衣服你已经穿不上了,我放在你身边,你自己什么时候想穿就什么时候穿吧!”他哭得像个小孩子,知青们都难过得流了眼泪。 玉秀发疯一样地跑上来,哭叫着往尸体上扑,人们死扯活拉都拉不开。她披散着头发,手里抱了双新鞋硬要给眼白穿上去。她发狂地哭叫着:“他活着是我的人,死了是我的鬼,他就是化成一滩水,我也要捧回去!”可是她的手和身体碰着尸体的地方,肉一块块地掉了下来,死者那双发泡的脚比鞋大好几倍,无论如何也是穿不上去的。玉秀不哭了,只是呆滞地看着那可怕的腐烂的尸体。她默默地站起来,喃喃地说:“穿不上了……穿不上了……”突然一转身把新鞋抛进了深谷,然后靠在一棵白花树上,呆呆地望着太阳垂落的红色天涯。 别人劝她,她一句也听不见;别人拉她,一点儿也拉不动。她的脸白得像一块殓尸布,嘴里只是不断反复唸叨着:“他穿不上了……太阳升起来…” 她疯了。 |
胶林里的一座坟 杨泽 群山顺着陡峭的山势向下延伸着,在山谷处转个弯,翻一道坎就直入南定河。对岸是营部,坎上有两三排简易的竹篱茅房,一座傣家人特有的竹楼。坡下水井旁耸立着一株高大的芒果树,再就是散落四周的芭蕉林了。 据说勐定坝像只葫芦,这儿是葫芦口,原地名就叫“芭蕉林”。我们连队——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七团一营六连就建在这道坎上。 记得,那天是“八一”建军节,为了向节日献礼,我们上海、成都、昆明支边青年和当地的傣族老乡、湖南支边老工人,一道走一里多山路,在山腰缓坡处来了个砍坝、开带、挖穴大会战。一时间到处刀飞锄扬,挥汗如雨。 夜深了,劳累了一天的连队休息了。我坐在竹床边,对着昏黄如豆的油灯,看了会儿书,享受着一天中难得的清静。 窗外,四周的群山像墨团似地重叠着,唯有南定河的浪声和同学们梦中的呓语,此起彼伏,交织成一种特殊的曲调煞是有趣。望着窗外的夜空,我的思绪又被今天和明天以及未来的遐想牵引开去…… 在边疆的土地上生活了这么多年,真叫人怀念家乡那如毯如织的川西平原,这简直是两种天地!这亚热带原始雨林气候怪得可怕,旱季来了,几个月不下雨,旱得土地像石块一样一锄一个白印。草和树叶干得一捏就碎。每天出工心里要三番五次地鼓劲,那火辣辣的烈日,直晒得你浑身发痛。若是赤膊赤背地干,保管没十分钟,那脊背上就会晒起无数的大燎泡。再过一会儿,身上便会蒙上一层晶晶亮的盐霜。而雨季一来,那雨又成天累月下个不停。蛇、蠓虫、壁虎都爬进屋来与你同处一室,什么菌啦菇的也从竹笆墙脚的这边或那边破土而出。更有那凑热闹的竹笋,已长得抵住铺床的垫褥了。满世界雨打芭蕉的声音,从悦耳到厌烦,最后简直就像针拨神经那么难受。人都被雨下霉了,四肢也长起了不名的脓疮。山上那气得死人的飞机草,前几天才砍了,今天它又生机盎然叶蔓成蓬,在你面前示威了。这样的烂天气,活算白干了。 浮着韭菜叶的盐巴水和几砣吃得人反胃的糯米饭,成了我们精神和肉体的支柱。为了种出国家视若血液的橡胶,我们成天十多小时地在山上伐林烧荒,开带挖穴,从瘦弱的身体中,摄取出超人的体力,超人的毅力,来适应每年从大战“红五月”开始,至“七一”“八一”、“十一”的献礼,直到过一个“革命化”的元旦和春节的大会战。哪个不累得疲惫不堪,哪个不满面倦容?… 这样能坚持多久?扎根边疆的根能扎多深?想到这些我黯然了,心头酸溜溜的。 窗外,远处的山林嘶啦嘶啦地刮风了,墨团样的山影仿佛不断地向我涌来,风越刮越大,撕拉着牛毛毡屋顶,扑啪、扑啪直响。大家从梦中惊醒,憋住气,听着四周可怕的风声。不知是谁吼了一声“房子要吹倒了,快顶住柱子!”大伙立刻用肩顶住一个个柱子,用背挡住被风吹得凹进来的竹笆墙。“哗啦”——大雨来了,狂风暴雨挟着雷电横冲直撞。茅屋渐渐倾斜了,有的人跳出房门想找一个更安全的栖身之处,却被暴风雨打了回来。一种强烈的预感压抑着人们。霎地一道雪亮的电光闪过,紧接着一股狂风,伴着一阵山摇地动的巨响扑下来,把树叶吹得满屋飞旋。房门拉掉,蚊帐齐齐被吹到墙角。大家吓得不知怎么是好。任吹进屋里的狂风暴雨浇淋着。 突然,“大树倒了,快救人啊”的呼救声此起彼伏,听到这撕人肺腑的喊声,大伙一下冲出了倾斜的房子。一阵紧似一阵的疾风,挟着枝叶迎面扑来,抽得人脸上生痛,硬生生地把人刮了回来!当我再一次冲出去时,一团巨大的黑影横在大家面前。原来一株六人合抱的大青树被风吹倒了,刚巧把一排男同胞住的牛毛毡房压塌。它那遮天盖日的树冠倒下来,罩住了一切!从粗枝密叶深处传出的呼救声,在黑夜中颤抖着。唿啦一下,大伙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倒下的树丛。 树干太粗了,用斧头把它砍断。树叶太密了,用双手把它分开。让人窒息的树汁味,熏得大家头昏脑胀,催人作呕。快扒开牛毛毡房顶,快掰开压在同志身上的篱笆!手划破了,脚被钉子刺穿了,指甲盖也扒翻了,血混合着树浆抹在手上脚上和脸上,就这样在树枝的空隙中,几位同志像刚出壳的鸡子似地被剥了出来。他们顾不得伤痛,给抢救的人们指点具体的位置。 糟糕,靠近主干可怕的位置下还有几个!大家更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喘息,合着刀斧砍树的闷响声,粗枝的断裂声和刺破皮肉的惨叫声,更使人从惊吓颤抖的心中,生出一阵痉瘴。风仍然怒吼着,雨仍然抽打着人们,闪电和雷霆更加凶猛。 抢救在紧张地进行,为了剖开房顶,砍开挤压在人们身上的竹笆,多少次雪亮的弯刀划过被埋人的腿、背和颈脖,多险啊!为了断开粗枝,锋利的斧头直落翻飞,要知道,紧贴枝干就可能是同志的腰腹和头部哪! 时间啊!过得太慢,已在女同学的手心里攥成了冷汗;时间又像是跑得太快,分分秒秒在她们心中堆积成可怕的预感,她们伫立在四周,手中举着频频发抖的马灯。几声压抑不住的啜泣,不时招来男同胞的吼叫“别哭了!”是啊,在这恐怖笼罩的黑暗中,我们也快憋不住,撑不起了。毕竟我们也才是一群十七八岁的男子汉,再哭,这人怎么救哪?别哭了! 风雨中,埋压在树下的人一个个救了出来,由女同学们来安顿。闻讯赶来的老连长看着衣衫褴褛伤痕斑斑的男生,心里难受得慌。在清点完被救人数时,才发觉还缺一位上海知青。 气氛霎时又凝住了,可怕的预感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大伙不顾一切地又冲进了大树丛。更为紧迫的砍伐声从这边响到那边。一声声发颤的呼唤顺着树枝喊进去,又从浓密的树叶中折回来,一只只沾满树汁的手,搬着粗枝扒着密叶,一双双被树权划破了的赤脚,从树杆上滑下来又踩上去。不知又过了多久,一个男生陡地叫了起来:“摸着了!摸着了!在这里!” 大家悬在喉头的心一下落了下来。聚拢一看,糟糕,两节粗大的树干下能模糊地看出一截躯体。“快砍树,别伤着下面的人!”大家紧张地看着闪亮的斧头,一下一下有力地挥动,生怕某一斧砍飘,滑向树下的人。喀嚓,树干终于断了,树下的躯体也随着断枝动弹了一下,快,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了出来。他的躯干四肢被大树砸成几节,头已被压得变了形。卫生员来了。他在那还有一丝热气的胸口上摸索着,然后悲痛地摇了摇头:“怕不行了。”这时一位上海女知青再也憋不住,从人群中爆发出悲痛欲绝的哭声。越来越多的女生开始哭泣了。 男子汉也忍不住哭了,那发自肺腑的哭泣声,合着狂风暴雨,在群山中回荡,把夜空撕裂着,似闪电、似雷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被大雨浇淋着,分不清淌的是泪还是雨。凛列的山风不断地吹来,撕扯着一个个颤抖着被雨水湿透了的身躯,分不清是疼是冷。那一双双冰凉的眼光中透着几多的悲痛几多的哀愁,还有冷眸中的不平与愤怒。 南定河边,大家拥着老连长站在陡峭的河边,对着波涛汹涌的对岸,发出声声的呼喊。黑暗中,南定河滚滚的浪涛和呼呼的狂风,吞没了我们的喊声。好不容易河对岸的人听到了喊声,营部除了派几辆拖拉机,用灯光照射我们连队外,也没有其它的办法。猛涨的南定河,隔断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陡地,老连长昏倒了,像一个巨大的休止符号,终止了我们的呼喊。大家只得将老连长扶回连队。 失望和悲哀笼罩着整个连队。一个平日嘻笑打闹的英俊上海小伙,一个千里迢迢来支边的青年李兴宏,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连队里的傣族张老四早就说过:“大青树头重根浅,傣家人从不在树下搭房。”可事情已经发生了,责任由谁承担?又有谁承担得了?在那忙而又忙的岁月里,有着那么多忙不完的事,又有谁有暇去深究这些俗言俚语的内涵呢?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谁有罪呢?回答是谁也无罪,罪在不重实际的树大根浅,罪在大自然中的不自然! 几天来,除了伙房冉冉的炊烟外,整个连队没有一点生气,悲痛仍在咬噬着人们的心。而一种同命运,共甘苦的情感,在人们的心里慢慢地凝聚着,升华着,直至以后的岁月。知青们静静地上工,悄悄地收工,默默料理着死者的后事。 天终于放晴了,大家选了一个好日子,簇拥着灵柩,走向面背靠高山的向阳坡地,将死者安葬在那里。左面是我们用血汗栽种的胶林,右边是我们生息的连队。在朝阳迎面升起时,他可以看到正下方象征生命源流的南定河,还有对岸铺着碎石的公路蜿蜒而去。入土为安,每人都为坟塚培上一锹土,垒上一块砖。还在坟前面树了一个石碑,上面用鲜红的油漆写着:李兴宏同志之墓。下面的落款是:六连全体同志挽。 十数天后,李兴宏的父亲,从上海千里迢地赶来了。看着老人那神情木然的面容,那艰难踉跄的步履,大伙心里难受极了,无言地扶着老人走到墓前,默默地伫立着。老人无声地流泪,那滚滚而下的老泪湿了衣襟,湿了脚下的泥土…… 后来老人走了,丢下了长眠边陲的儿子。 几度秋风,几度春雨。坟上塚的蓑草青了又黄,黄了又绿。兵团早已改成农场,知青们也返城多年。而南定河这条生命的河,这条记载着兵团战士血与泪的河,仍然日夜不停地流淌着。岸边茂密的芦苇丛,嗦嗦摇曳,仿佛在向人们低语着一件往事。洁白的芦絮随着河风,纷纷扬扬地飘离河岸,飘向山坡,飘向山草掩没的地方,为十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屯垦成边的七十多位支边青年,护卫着这渐被遗忘的坟塚… |
死 神 ——别拉洪河知青死亡回忆录 孙建国 这是40年前发生的事…… 望着窗外那些白碴碴的棺木,我只感到心在拼命地收缩……眼睛了里似乎不再有眼泪流出,流出来的全是血。 泪,已经流干了,干不了的是冰、是雪、是雨,流出来的全是血。在这渺无人迹,听不到人声的沼泽里,我辩不出时间和空间,人已失去了一切感觉,存在的怕只有垂死的神经。 我要死了。死,非常简单容易,难的是在这死神降临前痛苦中的煎熬;体会死神扑来那一刻的恐怖。妈妈你为什么不来,不来救救你将死的儿子,我在心中呐喊,我不想死啊! 我们一行十四人是昨天日落后由指导员带队出发的。是来寻找两个可能迷路的拖拉机手,他们开着拖拉机早晨出去,至晚未归。刚刚拖着疲倦的身子爬到炕上,饭还没吃,就冒着雨随着指导员出来了。 “春雨冬死牛”,北大荒的四月没有一丝春的气息。雨点下不大,但夹杂着越来越多的冰碴子。饿狠狠的扑向这世界的一切生物。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撕裂着人们敢于袒露的皮肉。 天越来越黑,迎着寒风和雨雪,几乎睁不开眼睛。本已被雨淋湿的棉服,又结起了冰,随着人体的移动,机械地哗哗作响。 不多时,我们感到迷失了方向,谁也辨不出前进的方位。这里本来就没有路,我们的每一步,都可能是这片荒原上的第一片人迹。 更糟的是,脚下的冰水越来越深,浸透了冰水的棉胶鞋和棉裤,越发沉重,刺骨的寒冷冲撞着心头。冰面随着我们前进,断裂声响成一片。 水没过了小腿,时而已达腰间。水下开始还是冰冻层,继而发现我们踩到了浮动的草垡子上,忽悠悠的。草垡子承受重力后下沉,人过后再浮上来。大家谁也不能停留,尽可能地躲开一次次的恐怖。 想必是误入了沼泽地,一阵恐惧涌上心头。这里是别拉洪河的源头,一望无际的野草覆盖着这片可怖的沼泽。早就听说这是可怕的坟场,进去便难以生还。 谁也难再说话,牙齿以无法计算的频率相互撞击着,那声音慎人,谁也不敢停下来,挣扎着寻找一块可能的陆地。 在极度的寒冷、恐惧与劳累的冲击下,我终于也支撑不住了。只好像被一种无形力量向下拖。那一瞬间,我似乎感到了一种死亡的安逸。 这是躺在谁的怀里?朦胧中是指导员在叫我。人还泡在水里,身上搭着一件浸湿的棉袄,指导员的身体在剧烈的抖着。 “贴紧我,你能挺住”,指导员声音在抖。但有一种力量,这个老转业兵,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我们要坚持住!我现在去找路,大家谁也不要离开,体力消耗这么大,再动就要出危险”指导员的话不容分辩,他把我的头向一个稍高的塔头上移了移,把棉衣留给了我,走了。留下了一片哗哗水声。 我蜷缩在冰水里,等啊、等啊,听着风雪打在野草上发出的哀鸣,无可奈何地任冰水无情地剥夺肌肤内残存的温度。一次次与死神拉扯,一次次从昏迷中苏醒。能走的人都走了,能爬的也都爬走了,谁也不愿等死。 我读过《春江花月夜》,而这是北国水泽的春夜,谁能体会到同躺在水里待死人的心境。 死了。我见到了妈妈,布满皱纹的脸,飘动的白发。“衰衰父母,生我勋老”,她给儿子带来了火和温暖的胸怀,要从死神手中夺回自己的儿子。 卖火柴的小女孩,你在哪儿?我渴望那一线的光亮、瞬间的温暖。安徒生毕竟为你设计了瞬间美好的梦幻,可我这里,只有象征死亡的黑色…… 我熟知“七根火柴的故事”。当老班长从党证中取出火柴。带着一腔无限美好的希望,可我这里,尽管没有火柴,但我也不乏渴望…… 我不想死,我不想这样去死。我千百次的背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曾高唱过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也曾荡起过双浆;我走过天安门广场,在赤海中接受过检阅……我几次想到过埋藏在心底的恋人,可也只是藏着…… 我又回到了人间,那已是第二天中午。 在草甸子里,人们陆续找到了他们的尸体,有的缩成一团,有的紧紧的抱在一起,有的从水里伸出一只手……他们登着两眼,张着嘴。是痛苦、是饥饿、是寒冷、是恐惧,那僵直、呆滞的双目闭不上啊!他们要说、要喊,他们渴望着母亲;渴望着命运女神…… 尸体拉回来了,其惨不忍睹。 指导员却一直没找到,人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找遍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他失踪了,带着无限的内疚……他没能带领大家躲开死亡,可他贡献了自己最后一滴热血,把自己溶进了这茫茫的荒原……黑土地。 |
16 生离死别 ——别拉洪河遇难 武殿生 时光流逝,岁月蹉跎,往事的回忆,多少给人一种惆怅感觉。三十年了, 别拉红河的那场惨案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9年“五一”节来临的时候,连队召开会议,研究怎样过一个革命化的劳动节,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呢?通过讨论研究,连领导决定,搞一次义务劳动,上山伐木头,拉回来盖房子,再采点野菜,打点野味改善一下生活。4月30日清晨,拖拉机拉着我们,大家唱着歌高高兴兴地奔向伐木点(没想到有的人从此踏上了不归路)。 经过两小时的行程,到了目的地,我们分成几组伐木,采野菜,拖拉机出外(树林)打野物。中午时分,各项工作都已完成,人们开始休息,吃饭.因带去的干粮有限,还有几个人没吃饭,灾难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下午2点左右,车长施国栋回来说:“拖拉机陷在离这不远的沼泽地了”。怎么办?一下子大家都紧张起来。指导员站和连长秦吉庆当机立断,马上组织人员抢救。一声令下,几个人带上伐木工具,出了伐木点直奔机车。 那天的天气非常好,一望无际的荒原使人 心旷神怡,老远就看见了拖拉机的影子。一股冲天干劲,以及对国家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催使着我们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拖拉机出事的地方。我们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号子,快步冲到出事地点。 当时虽然已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可是北大荒到了下午温度还是很低的。可谁也不知道我们所走的路就是后来被人们谈虎色变的别拉洪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沼泽漂伐甸子。表面上一走一冒烟,可是当你实打实踩下去,水已到了膝盖上边,而且四周还跟着动,象腾云驾雾一般。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胆大包天,居然让人拉着手往下沉(冬天漂伐垫子冻裂的缝)沉到脖子处,脚下还没踩到底。我们刚刚抬完木头,走的又急,一身的汗还没消下去,还有几个人没吃上饭。踏上这样的路,可想而知是多么危险。那时,要不是有北大荒开拓者的精神,要不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俗语说;看山累死马;是说看起来不远的地方,走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还是一片蔚蓝的天空,转眼已是乌云密布,小雨浠淅沥沥地下起来了。天渐渐黑下来,路越走越难。等我们走到机车前,天完全黑了。连长,指导员和我们简单商量一下,决定返回驻地,明天白天再来抢救。可是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劳累,体力消耗很大,个别人 已经走不动了。这时,指导员意识到当时情况很差,也非常危险。他认真地说:“你们慢慢走,我快点走,先回去找车来接你们”。谁知这竟是指导员最后的一句话,他这一走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指导员走了。我们也踏上返回的路,我和秦连长走在后边压阵(当时我是排长),看谁走不动就帮谁一把。天太黑了,辩不准方向,十几个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后来我累得一步也不想走了,真想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歇歇腿脚(当时我们走的路是别拉洪河相对岸的一个斜线)。可是我们都清楚,这个时候谁停下来,就再也走不出沼泽地了。 夜深了,雨又下起来,身上的一点暖意,又被雨浇没了,饥饿和劳累使我们走的速度很慢。李际平(我们排的65年下乡的北京支边青年,外号阿尔巴尼亚,20岁)已经累的走不动了。就对我说“你们先走吧,我自己慢慢走,你们快点叫车来接我”。可是,对同志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感,根本就不可能我自己先走。当时我连背带拉地扶着他继续前进。走了一段,就听李际平吃力地说:“小武子,你先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不行了,不能为了我把你也扔下,不值得!”我听了这话,心里更加难受。也不知是哪来的力气,又把他背了起来,边走边对他说:“你看,天多黑呀,你听,野鸭子,黑鱼叫的多好听”。就这样边走边说,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喊了声,“阿尔巴尼亚,”他没吱声。我心里急了,把他抱过来大声喊:“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可他再没有回答我,我当时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拼命地喊,空旷的田野也响起我的回声:“李际平,你不能死,我一定要把你背回去,咱们一起回去,咱们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呢”。可是无论我怎样喊叫,李际平再也没有回答,他已经离我而去了……。 李际平,20岁的年华,就这样献给了北大荒,献给了正在开发建设的六十团,他的遗骨永远埋在那无边的大荒原里。在那次事件中,还有五位战友不幸殉难。天亮了,我终于走了出来,死里逃生。 逝水流年,转眼三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悲伤的时刻,泪水就止不住流下来,而今,我们早已返回故乡,该有的几乎都有了。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把热血和青春洒在三江平原的知青们,永远记念三十年前在别拉红河的那场生离死别。 |
魂归别拉洪河 ——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 李秀琴 斗转星移、岁月流失,但三十年前发生的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的一件往事却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 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这一天,对于六十团五连的全体干部、职工、知识青年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无法相信的事实:因打黑熊,拖拉机陷进别拉洪河,为救拖拉机,竟有六位战友失去了生命。作为我,一个十七岁少女,刚刚踏上生活的旅程,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人的生命是那么脆弱,昨天还和你在一起工作的战友,一夜之间,竟独自躺在冰冷的河水里,将永远的长眠在地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五连是新组建的连队,生活特别艰苦,住帐篷、喝雪水、要想吃一些肉食,就靠老职工打的狍子、野猪、野鸡和黑熊等。要过“五一”了,连里决定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安排四月三十日去伐木、采回一些野韭菜,一位老职工和一位哈尔滨老知青小熊开着拖拉机去打黑熊。 四月三十日,吃过早饭,在战指导员和秦副连长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二十三人乘坐拖拉机拉的爬犁,一路上唱着歌开往树林。 到达目的地,我们三排的任务是:一部分人伐木、一部分人采野韭菜。我和一位老北京知青李际平,一边采野韭菜、一边掏老鹰蛋。李际平长得特象阿尔巴尼亚人,所以大家都亲昵的叫他老阿。他爬上树掏老鹰蛋,我负责拿老鹰蛋,老鹰蛋像鹅蛋那么大,鹰蛋炒野韭菜特别香。午饭是从连里带来的馒头和咸菜。 吃过午饭后,我们继续伐木。下午大约两、三点钟,打黑熊的老职工,气喘嘘嘘地跑回来,神色慌张,他告诉指导员,打死一只七、八百斤重的大黑熊,共打十二枪,在拉黑熊回来的路上,拖拉机陷进别拉洪河的沼泽地里。指导员一听就急了,他吩咐打黑熊的老职工和我们六位女同志在林子里等着,又派两名男职工回连队去叫人把另一台拖拉机开来,他和秦副连长带领十一个人去救拖拉机。 老阿临走时,来到我身边,从包里掏出两个馒头给了我,他说:“给你吧,等你饿了好吃”。(现在想起来,如果他没有把馒头给我,也许他不会死)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在林子里等了一会,我跟两位天津知青说:“不如我们也跟两位男职工回连队”。当我们决定走时,回连队的两位男职工已经走出一段路了。我们三人在后面紧追。 这时,天上又下起雨,路变得泥泞不堪,我们穿的棉衣都被雨水淋湿了。此时,又冷又累、饥肠碌碌,我把老阿给的两个馒头三个人分吃了,缓解了饥饿之苦。我们脱下湿棉裤扛在肩上,在泥泞的沼泽地上连滚带爬地赶路。穿过一片树林,那两位男职工的身影就消失在树林中,我们失去了方向。那时,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她俩说:“我们不走了,就坐在这里吧”。当时我想,要回连队的主意是我提出来的,如果坐下来,不被野兽吃了,也得冻死在这里。我说“不能坐在这里,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再说雨也停了”。我们艰难地走着,我抬头望着天空飞翔的小鸟,真是羡慕极了,我非常伤感,觉得我们还不如一只下小鸟那么自由地飞翔。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完全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此时此刻,才感觉到死亡的来临,同时也感到求生欲望是那么强烈!最后决定,在我们站立的地方一直往前走。我们想那两个男职工回到连队,肯定会跟开拖拉机的人讲,我们三人在往连队走呢。大约在七、八点钟,拖拉机的灯光透过片片树林,隐隐约约照过来,于是我们就朝着拖拉机灯光的方向奔去。眼看拖拉机就快要从我们侧面开过去,我们三人都快急死了,最后,我把湿棉裤扔给她们,拼着命往拖拉机方向跑去,等跑到拖拉机跟前,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了。 我们三人坐上拖拉机向别拉洪河那片树林开去。那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们确实感到是从死亡的边缘上挣扎回来的。 到达林子里后,我们把湿棉衣放到拖拉机上烘干。燃起一堆篝火,我们六位女同胞和两位男职工在林子里呆着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狼的叫声,这一夜,我们觉得时间过的那么慢,清晨四、五点钟,姓盛的职工从林子里走过来,(我们还以为是野兽呢!)当他走到我们面前时,第一句话告诉我们,死人了,老阿和王九成都死了,老阿是在昨晚八点钟,王九成是在昨晚九点钟,他和秦连长是背靠背地在河里站了一夜,才没有被冻死。他边说边吃馒头,都记不清他吃了多少个馒头,最后是两位老职工怕撑坏了,不让他吃了。 天亮了以后,我们九个人去救人,记得当时我们是手拉手往别拉洪河里走。刚开始走时水很浅,刚到膝盖,谁知再往前迈一步,水一下子就没到了我的胸口,立即我被两边的人拉上来,惊魂未定的我,刹那间解开了战友们死亡秘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又冷、又饿、又累,在深浅不一的沼泽地里苦苦挣扎,最后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 我们把活着的人救回来,已确定死了五个人,战指导员生死不明。 我们带着救回的人坐着爬犁回连队,连里的人远远看见我们三个人坐在爬犁上,都非常高兴,他们没想到我们三个人会活着回来,还以为我们死了。 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那两个馒头,死亡的也许不是李际平,而是我们。 我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到团里去,袁书记向我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可想而知,当时我的头绪特别乱,前言不后语,袁书记叫我镇静下来,把事情的经过讲清楚。后来在袁书记的亲自指挥下,团里组织其他连队年青人到别拉洪河拉大网找人,找了十多天,最后战指导员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些天,连队里阴云密布,大家都非常伤感,买了六口棺材,挖了六个坑。死去的战友亲属陆续来到连队,我们一边陪着安慰他们,一边给死去的战友做被子和褥子。 入葬那天,亲人们、战友们,那撕心裂肺地哭声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回荡。就说我们的指导员,他参加过淮海战役,枪林弹雨都过来了,然而竟死在小小的别拉洪河中,连尸首都未找到,战指导员的爱人面对空棺材,她那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的样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难以忘怀。 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这件事整整过去三十年了,但在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晰;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的生命是那么脆弱,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这件事使我在三十年的旅程中,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并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无论生活中多么艰难困苦,前进的道路多么崎岖,我都能勇敢地去战胜它。 |
饥饿的日子 城西布衣 如果问我,在插队期间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饿!刻骨铭心的饥饿! 奇怪的是,我曾与许多知青聊天,有挨饿感受的居然不多,不少人留下的是偷鸡摸狗的记忆。我的朋友吴逊当年在宜川插队,本是出身书香门第、文质彬彬的人,竟也干过这种事情。他还记得曾经偷过一只羊,对于失窃的农民来说,那可是极大的经济损失呢!所以,吴逊至今仍认为应对自己的出轨行为进行认真反思忏悔。不料,在一次知青聚会时,来自宜川政协的杨建春却说,俺们农村的娃谁没偷过,这点事儿不值一提;你们是从大城市来的娃,没受过苦,恓惶得很,偷点吃点算啥嘛,谈不上忏悔,也没那个必要。这话真让人感动。陕北乡亲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种宽容。 即使同在一个村插队,“回民灶”的那四位也许就没挨过什么饿。在我们分灶以后,他们的住处换到我们原先伙房所在的窑洞,恰与生产队的保管室一个院。这犹如将老鼠和大米搁一块儿,不偷也得偷了。出人意料的是,队里居然从未发现过他们盗窃的痕迹。有一次倒是把保管员逮住了:他经常偷库里的花生,容器就是身上那裤腿肥大的抿裆裤,塞上三五斤花生根本看不出来;不料那次扎裤腿的带子松了,他自己没察觉,一路走一路漏,让人逮个正着,用“露馅”一词形容正是恰如其分。而回民灶那几位哥们儿似乎从没干过这种技术含量过低的下三滥勾当。 我们插队初期,是由国家供应粮食,直到麦收完毕时停止,从此开始吃我们自己靠工分挣的口粮了。夏收以后,我们分到的麦子由队里保管,随吃随领。这样做的原因,一是因为我们没有储藏的地方和能力;二是由队里借给我们一部分玉米之类的秋粮调剂一下,免得把麦子吃光了,下半年光吃粗粮;三是帮助我们计划管理,不要超吃。 他们回民灶吃得比我们猛,隔三岔五要凭条子领粮或借粮,等下次分红的时候再一并从工分粮里扣。蹊跷的是,年底分红的时候,会计一结账,发现他们累计超支借粮的数量也不过几十斤,与记忆的数量完全不符。但条子是白纸黑字的凭据,会计绞尽脑汁也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多年后听回民灶的哥们儿自己吹嘘,才知道他们真是盗窃的高手。 向队里领粮或借粮的手续并不复杂。只要写了条子,经队长盖章同意,就可以去保管室称粮。保管室不光有粮食,还有许多农具之类的物品,社员借东西或领东西都凭条子,保管员把纸条插到钉在窑壁的一根铁丝弯钩上,月底集中交给会计。回民灶的哥们儿总是在月底之前下手,办法很简单:拣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个人望风,两个人托底,由身材瘦小的“猴子”担任“主攻手”,从窑门上方的出气孔钻进保管室,把自己灶上的条子偷出来——最关键的是,为防止露馅,得象征性地留下几张,绝不能全偷光。 这办法实在是高! 二十年后我回村的时候,专门去保管室实地考察,看到那出气孔已经被砖头堵上了,不知是否因为发现了漏洞而采取的“亡羊补牢”措施。但是,堵孔才用了四块砖——那么小的孔洞,即使身手矫健的专业杂技演员也不容易钻进去。所以我总怀疑他们的吹嘘有夸大或是隐瞒的成分,只是我猜不出其中的秘密。然而,当年他们的红光满面与我们的一脸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应是不争的事实。 饥饿的日子 1988年我回村时,原先的老窑还在。中间是我们原先的灶房,后来是回民灶的住处;右面便是生产队的保管室。看那窑墙上部用四块砖头堵住的小窟窿,如何能钻进一个人去呢? 还有“馅饼”他们那个灶,连柴禾也偷,甚至把村里公共厕所的牌牌儿都摘了烧火,气得队长骂:“狗松也不嫌臭哩!” 当初我们几个之所以提出分灶,就是因为自以为“革命”,看不上其他同学情绪消沉“自甘堕落”的模样。 老实交待,我们灶的几个人,并非没偷过东西。我和老朱偷过邻家农民的玉米,理由是他们耕自留地的时候总要向我们这方侵入一点;等他家的玉米熟了,我们自然要掰几个以示报复。我们还胁迫傅鹏,利用看场的机会偷过公用的煤油,理由是队里借我们窑开会总消耗我们的灯油。虽然理由冠冕堂皇,但我们自己明白:偷就是偷!所以,偷的时候总是怕得要死。尤其傅鹏胆小,拿我的棉袄裹煤油瓶却忘了盖瓶塞,一路走一路洒,油没剩多少全灌溉了我的棉袄了,结果一股刺鼻的煤油味儿永远也洗不净,成了一种无形的耻辱标签,以证明我们的“革命”其实不过是假招子。 我们偷东西的次数似乎不算多,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要维护“革命本色”,而是实在受不得那份儿惊吓。 饥饿的日子 1970年7月,惠家河三名饥肠辘辘的北京知青。 没本事没胆量偷,挨饿就是活该。 尽管如此,我们好像也没向队里借过粮。因为我们很保守,认为有借就得有还,上半年吃得饱,下半年咋办?所以总是把每月的定量卡得很死,尽量不超吃。另外,就是自己想办法“开源节流”。 我在我的小说《魏家崖情结》中写过这样一段: 我也不是不知道节约,我也不是没想办法。你说糜子面是什么颜色的?是黄的吧?可我蒸的糜子馍全是黑的。为什么?我舍不得浪费那点糜子皮,磨面时全磨进去了!喝玉米粥的时候,我抓一把玉米面,得掺一把玉米皮。那玩艺儿虽说吃下去就原样拉出来,可多少能顶一会儿事。就这么着也没用。那个春天可把我饿惨了。我脑子里整天只有一个字:“吃”! 有一次,也不知谁家死了一头小猪,你知道,陕北老帽儿不吃死东西,我就占了便宜。那头小猪大约有七八斤重,满身又是屎又是泥。我烧了一锅开水,把小猪扔进去烫掉了毛,拿刀开了膛,剁巴剁巴炖了一小锅肉,美美吃了好几天。那时正赶上月初,我从队里领了当月的十二斤玉米,匆匆忙忙上碾子压碎了,熬了一大锅浆粥。我一边吃着炖得半生不熟的小猪肉,一边喝着热得烫嘴的玉米粥,幸福得我眼泪都要下来了。我当时就想,我这辈子绝对不能忘了这一天!我把那天的日期记在一张纸上就着热粥吞了。听人说这样就永远不会忘记。其实纯属扯蛋,因为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日子是哪天了。人这东西,最不是东西,日子一好就忘本! 冬末春初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能吃的东西渐渐多起来了。什么灰灰菜、扫帚菜、马齿笕……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或者忘了名字的野菜,那时候我全认识、全吃过。现在我也忘了,不认识了。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槐树花。把洗净的槐树花趁湿掺上玉米面,撒上点盐上屉一蒸,那味道,又香又甜又嫩!只是吃多了要放屁。 只要把“我”换成“我们”,这段文字就是完全的写实。 说来还是槐树花好吃。村旁咸榆公路两侧种的都是槐树,初夏时分槐花盛开,实可谓“一路芬芳”,吃也吃不完。那种掺了玉米面上屉蒸的吃法似乎也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可惜已经忘了。若搁现在的高档饭店里,没准儿和什么“洋芋擦擦”、“黏米黄黄”之类一样,也能算一道“当地著名特色小吃”呢! 槐花的缺点是不顶饥。若论抗饿,首推糜子馍。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纯黄本色的糜子馍。为了增加分量,我们与农民一样,是连皮一起磨的。后来我每次回陕北,当地朋友问我“想吃啥”,我总是说“糜子馍”,他们也总是大笑着说:“噫!外驴粪蛋蛋一样的东西,咋还想吃哩!” 这形容非常形象,若就形态而言,糜子馍的确与消化不良的老驴屙下的粪蛋极其相似。我第一次见到糜子馍,是和村里的有泉一起去砍柴,回程在半坡歇下的时候,他从敞着怀的破棉袄里掏出一个拳头大的黑蛋蛋大嚼,见我看得直咽口水,便掰了半个给我。我也顾不得黑蛋蛋还带着有泉的汗腥气,上来就是一大口,结果噎得几乎喘不上气来。有泉说:“糜子馍得吃慢些哩!” 后来我们也会蒸糜子馍了,但总没有老乡的好吃。主要是没掌握好初期发酵的技术,不是发酵过头太酸了,就是火候未到导致硬得像石头。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有泉给我吃的第一个糜子馍的味道:慢慢咀嚼,那糜子面在嘴里是沙沙的,有一股淡淡的酸酸的甜甜的清香;吃到胃里沉甸甸的,感到很踏实。 至于炖小死猪的事,是我和外号“老驴头”的吕宏印干的,实际过程比小说写的还复杂。那年春节我们灶的郝庆超、朱建群和傅鹏回北京了,只剩我们两个。老驴头说按规矩猪得褪毛,便烧了一锅开水,直接扔进去了。结果猪皮烫得半生不熟,不仅猪毛没法褪,连皮也剥不净了,最后闹得一边吃一边“呸呸”地吐毛。 1969年到1970年的那个冬天异常寒冷,虽然灶膛烧着火,窑里仍然冰冷刺骨。那天我确实吞了一张写着日子的纸条。因为我觉得这天实在太幸福了,应当永远记住。虽然最终还是把日子忘记了,但我和老驴头坐在锅台上一边打着寒颤一边幸福地吐着猪毛吃肉喝粥的场面,似乎就在眼前。 羊倌看我们死猪都敢吃,说前些天还冻死了一只羊呢,给扔沟里了。我把消息告诉了回民灶的金晓峰。回民灶的其他人也回北京了,只有他一人留守。由于我们曾一起扒火车回过一次北京,关系趋于正常,这样的好消息应当通知他。等我们找到死羊,天已经黑了。那是只绵羊,个头挺大,至少能出二三十斤肉,但不知死了多少天,万一变质了,把人吃死可不得了,所以我们犹豫很久还是决定放弃。想想又舍不得,看着肥大的绵羊尾巴实在诱人,便打着手电筒把那大尾巴割了下来,金晓峰拿它熬出了三四斤油呢。不过那些天我很有些担心,生怕他食物中毒。几天过去,他依然红光满面,我也就放心了。 让我们很不理解的是,陕北农民居然不吃死物,看来还是饿得不够。比如雨季洛河发大水,泥沙浑浊,会有许多鱼被呛死后冲到岸边。如此美味,他们竟仍然不吃。 有一次我们在河边拾到一条极大的死蛇,剥了皮剁成段足有一大海碗。听说在粤菜里蛇是档次很高的佳肴,我们都跃跃欲试。不料,煮熟后锅里却冒出一股奇怪的肥皂味儿,很有些吓人,我们毫不迟疑,赶紧倒掉,还把大锅彻底刷了好几遍。没准儿那是一条毒蛇,幸亏我们没吃。 为了吃,也闹过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在那篇小说里,我还写过一段: 有一天在地里干活时和仓洪打赌,赌吃面条。条件是五大碗面条,如果我吃得下,仓洪再贴我五碗白面;若是吃不下,我赔仓洪五碗白面。我们讲好,就用我的碗。我的碗你知道不?就是那种八毛二一个的大搪瓷碗,下乡前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买的。我觉得这赌打得合算,凭我的饭量白吃五碗面条根本没问题,还能倒赚五碗白面。 因此,中午一下工,我就拿着碗去仓洪家了。……肚子多少天都是瘪的,这回可算有东西盛了,一碗面条出溜几下就全进去了,把仓洪和看热闹的人都震了!我把碗一撂,喊:“满上满上!”仓洪那小子亲自装碗,盛得冒尖。你知道我那碗能盛多少面条?后来我专门试过一次,能盛一斤干面擀的面条!我也太不自量力了,这碗面条一下了肚,我就知道麻烦了!我偷偷地把裤带松到头,一点作用也没有。我的肚皮像要爆裂一般,面条满到了嗓子眼,甭说再吃三碗,就是三口也吃不下去了。 把文中的“我”换成老驴头,把“仓洪”换成回民灶的知青金潮河和金小峰,这段文字仍是完全的写实。 曾经有朋友很中肯地批评我写的小说“过于实在”,原因是我下笔拘谨缺乏灵动,往往受事实的约束而难以放胆而书,有悖“做人要实在,作文万不能实在”的小说创作原则。然而,若说这些情节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又会有人不相信,说我明明是在编故事:你在农村待的时间不长,咋会遇到那么多情况、咋能记住那么多事情嘛?不是编是啥哩? 我只能苦笑:这些故事的确都是真的。老驴头时常吹嘘自己胃口大,回民灶的哥们儿不服,所以才搞出那样一场闹剧。打赌的代价,是我们灶如约赔给回民灶五碗白面。老驴头那次丢大脸了,多少天都灰溜溜的,抢着干灶上的活儿,图个“宽大处理”。 那个月,我们仍没向队里借粮。 我们真傻,宁可饿着。 饥饿的日子1970年我曾写过一篇名为《吕头正传》的手抄本“小说”,拿老驴头作为调侃对象。这是其中的插图之一,可以证实打赌吃面的故事基本属实。实际上,老驴头当时本是宣称吃不完五碗面应倒赔十碗的,对于我们灶来说,那可是一笔相当沉重的债务啊!后来也许是我们被迫耍赖,也许是回民灶的哥们儿没有较真儿,最终只赔了五碗。 后来听说要招工了。我当时想,不管上哪儿去、不管干什么,只要能顿顿吃饱肚子就行。 后来招工指标下来了,我们大队有三个名额是铁路养路工,一个名额是店头煤矿的合同工。 据说,我是那合同工的人选。 我想:煤矿也去,合同工也去,只要能吃饱饭! 再后来,与我们一个大队的秦家川有个黄陵县的本地下乡知青,本来内定去铁路了,但听说养路工太苦,居然放弃机会,结果这名额归了我们村,幸运地落到我头上了。 我一生中有许多次,因为偶然的因素改变了命运,这一次最重要。 插队期间,我养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习惯,吃饭速度极快,总好像下一口不吃到嘴里就马上要没了似的。 这习惯“打遍天下无敌手”,几十年没遇到一个超过我的。 直到前年,在作协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居然有个人比我吃得还快,菜还没上齐呢,他已经放下了筷子。我惊讶极了,凑过去搭讪,他说:都是当年饿的! 我贸然问:你插过队吧?他说:是啊。 原来,他也是曾在延安地区插队的北京知青。 终于遇到一个知音,我好高兴啊! 来源:城西布衣的博客 |
草原上那座消失的坟茔 作者:李 琦 1968年8月和1969年5月曾经有一千多天津知青来到这片巴尔虎草原。几年后,知青们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这片草原,而其中的一个知青姐妹却长眠于此。山还是那座山,但不见了那棵树。草原还是这片草原,却寻找不到当年的路。 40多年后,又有一对老夫老妻曾经这里的草原知青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的来到这里,尽管老两口打开所有记忆的闸门努力搜寻那座坟茔的位置但一无所获。 秋风阵阵,秋草散发着清香,放眼望去,天苍野茫哪里还有那座坟。老头不死心,终于在没膝深的秋草中判断出几道几乎淹没的车辙。这条通往旗里的土路已经废弃了十几年了,车辙上面也长出了草,但瘦小短矮。仔细看,草的颜色还是比其他地方的淡。就是凭着区别出草的颜色他才辨认出四十多年前这条土路。 他用脚步丈量着往西边那座小土包走去,走出一百多米后,转过脸对自己的老伴说:“那棵榆树怎么没了呢?应该就是这里啊”。说着又走到土包上面想了想,继续往南走出了四五十米说:“差不多就是这了”。老太太的眼泪“刷”的就流了出来。她从包里掏出一条围巾铺在地上,又把从天津带来的点心,水果放到上面,哽咽的说:“姐姐,妹妹来看你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座坟茔早已淹没在秋草中,来之前老头信誓旦旦的跟老伴保证说,只要那棵树还在,就能找到她。现在,那棵营养不良的山榆树早已不见了踪影。草原已经分片分块的分给了牧民,天知道那棵树是怎么没得。无奈,老太太只好找了这块开着几朵野花的地方祭奠。 秋风一阵一阵吹过,秋草一波一波的涌来。不远处停在那里的出租车司机按着喇叭不耐烦的催促她们,这是她们从旗里包的那辆出租车。四十多年了,老两口终于又回到了这片草原,她们是专程回来看她的知青姐妹,做完了这一切老太太长长的舒了口气。似乎卸掉一个沉重的包袱。 张华是天津66届初中生,68年8月来到呼伦贝尔巴尔虎草原。这是一个很阳光的女孩,身材高挑容貌姣好性格开朗爱唱爱笑。来草原不久,她就在牧场组织了文艺宣传队,闲暇时间就组织排练节目演给牧场的职工家属们,是一个很受人喜爱的姑娘。 悲剧发生在71年6月初,那时张华已经来草原近三个年头了。她所在的牧场是一个农牧业兼顾的单位,既有牲畜也有耕地,知青们有在蒙古包放牧的也有从事农业劳动的。每年的6月初正是种土豆的季节。这天,牧场组织知青们去牧场很近的一片耕地去种植土豆,四皮马拉的大车装满了几麻袋土豆种子,点种用的柳条篮子,刨坑用的锄头等农具,麻袋上面坐满了男女知青。车老板心疼驾辕的辕马,就让知青们往前坐,麻袋堆在后面,车老板大鞭子一甩发出清脆的声音,大车就上了路。 草原的六月天阳光明媚和风徐徐,马蹄的铁马掌敲击着坚硬的路面发出带有音乐感的踢踏声,知青们兴致很高歌声笑声被风吹去很远。这段路并不是很远,草原上的路弯弯曲曲也不平坦,那是一条车轮碾压自然形成的一条土路。车轱辘和马匹行走的地方低于没有碾压的地方,裸露出坚硬的黄土,没有被碾压的地方就长着青草,高出望去,绿一条黄一条像五线谱。中国的黑龙江省乃至岭北的农牧区生产队运输工具主要就是用这四匹马拉的大车。赶车的老板为了多装,都在原有的车板上用圆木绑扎加宽,俗称“跨杠”。 那天,张华和几个女知青坐在大车的跨杠上,张华坐到了最前面,她坐的位置紧靠辕马屁股的侧后方。猛然间,“咯噔”一声车身向左侧一栽歪,随后张华所坐位置的跨杠由于重力“咔擦”折断了。原来是大车左边的胶皮轱辘被一个不大的土坑强烈颠了一下,她一下子就从跨杠原木折断的地方掉了下去,而她坐的位置正是和车轱辘在一条线上,跌落的身体也恰恰在车轱辘的前面。不等张华反应过来,车轱辘已经从她的胸部上压了过去。与此同时,坐在跨杠上的其他几个知青连同几麻袋土豆种子也滚落下来。 一切就是这么突然。当另外几个知青爬起来跑到大车后面去看张华时,只见她头侧向一边,双目紧闭一只胳膊横在胸前。知青们一下子就跪在了张华身边哭喊着张华的名字。张华脸色苍白,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几个姐妹,脸上露出笑容开玩笑说:“是不是我的心眼不好啊,怎么就把我一个人掉下来呢”。几个女知青见她说着玩笑话惊恐的心也就放了下来。 好在出事的地方离牧场场部不远,有知青飞快的去场部报信。功夫不大,牧场的大胶轮拖拉机“突突突”的赶到,同时赶来的还有场部医务所的大夫。大夫检查后说肋骨损伤赶紧去旗医院。拖拉机马不停蹄的拉着张华和几个陪护她的知青向着旗的方向驰去。牧场场部距离旗医院还有40里,途中张华口渴的要命,几次睁开眼睛要水喝,但那个时候又去哪里找水喝呢。 赶到旗医院已是中午,把张华抬进急救室时她已经昏迷,医生说马上需要做透视来确诊,医院恰恰在那个时候停电,等一个男知青找到发电厂师傅发电后张华已经不行了。张华死于腹腔大出血,压断的肋骨穿透了肺部。张华21岁的芳华定格在了1971年的6月初。那年她21岁。 消息传回牧场,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谁也不愿意相信和接受这个事实。女知青宿舍哭声一片,朝夕相处的姐妹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悲痛过后的男知青们开始冷静下来。他们开始讨论张华一会回来遗体怎么办,放在哪里合适。讨论的结果是马上挖个深一点的坑,坑越深温度相对也低。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举措是多么的正确。呼伦贝尔草原的六月初白天艳阳高照,夜间仍是寒冷刺骨。夜间可以,白天怎么办?大家不谋而合的想到了水井,想到了水井井壁上还有没有融化的冰。 于是,男知青们行动起来。挖坑的挖坑,采冰的采冰。牧场场部周边有四口水井,草原的水井一般都不是很深,靠近井口的井壁上结成厚厚的一层,把冰凿掉落入井里再捞出就够了。长方形的土坑挖好了,知青们又从场部找了一顶绿色的帐篷搭在了坑的上面,把土坑罩住,把采来的冰铺在坑底,他们又在冰块的上面放上了一张柳条编制的笆片。一个女知青把昨天从旗里商店刚买回来的一条粉色格子单人褥单拿来铺在笆片上,而这种花色样式的褥单正是张华也想买却没有来得及买的那种。 一轮血红的落日已经接近地平线。远处又传来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女知青们开始哭泣,当拖拉机驰近时她们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大放悲声。暮色中的草原笼罩在悲痛之中,她们任凭自己的泪水洒在这片草原上,这哭声又和她们两年前登上知青专列告别家乡亲人的哭声何其相似。 四个男知青把张华抬了下来,一人拽住一个床单的角轻轻的把她放到坑底。张华仍然穿着早晨去种土豆的那身衣服,头发梳的很整齐,两只眼睛微闭,静静的熟睡。知青们从食堂找来食用油到在碗里,用棉花卷了个灯捻点燃当作长明灯。女知青们把自己从天津带来的信纸拿出开始做白花扎花圈。扎花圈的柳条是从张华最喜欢去的哈拉哈河边割来的。信纸是那种印有浅红色条格的纸张,女知青们晶莹的泪珠一滴一滴的落在纸花的格子上,似在诉说往日的生活。 旗里通知说,已打电报给天津张华的亲人了,但转天又被退回,查无此人。天津在疏散人口,张华的家不知搬到了何处。最后通过天津知青办总算找到张华的姐姐,她们已动身来草原。牧场已安排木工连夜打棺材,未出嫁女孩的棺木按习俗应是大红,旗里商店没有红油漆,只好用棕色替代了。做好了棺木,就等张华亲属来才能下葬。 这是一段让人煎熬的日子。知青们女生白天轮流守灵,男生夜里守灵,这都不是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天气气温回升,水井里井壁上的冰已开始融化。那几天,知青们每一天都沉浸在悲痛中,牧场场部没有了往日的生气,空气似乎已经凝固让人窒息。 知青们终于等到张华的姐姐,从姐姐憔悴的面容看出她因悲痛比她的实际年龄老了许多。知青们开会决定,把自己的姐妹埋葬在牧场通往旗里的大路旁,那里有一棵树,那树就是一个坐标,今后多少年,如果有知青来看望自己的姐妹找到这棵树就找到了她。她(他)们还决定。下葬时一定要让她的头朝向南方,那是她家乡的方向。埋葬她的地方就是望乡台。 神灵佑护,下葬时知青们发现,棺木里的张华竟栩栩如生,穿着她平时最爱穿的那件军大衣,在棺木里红布的衬托下竟然如此美丽。张华的姐姐按习俗亲姐妹不能相对,她紧紧的抱住张华的两只脚“妹妹妹妹”的哭喊,不忍撒手。棺材前端是张华堂姐夫写的名讳,张华没有单人照片,即使有,旗里照相馆技术设备也有限。张华的堂姐夫只好用烧焦的柳条做笔勾勒出张华的遗像。棺木被封死,落到坑底,知青们默默的排成一行,每人铲起一铁锹土洒在棺木上,没有哭声,只有压抑。 她们埋葬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知青姐妹,也亲手埋葬了自己的青春。 草原上出现了一座新坟,牧民们实行的是火葬。张华如果是火葬兴许可以保存住骨灰。据说,知青们曾跟旗里提出在坟前立一个碑,没有太高的要求,只是“某某之墓”而已。旗里也同意了,但最后不了了之。假如有个碑,我们的女知青也许有个归宿。如今,埋葬她的那片草原仍是芳草萋萋野花盛开,芳香的泥土中只有她孤零零的看着天上的流云,听着秋去春来迁徙雁阵的鸣声,带去对家乡的问候。 知青们可能不知道,就在张华下葬的那一刻,在距离这个牧场180公里外的巴尔虎草原的西面,那一边正隆重的举行着一个仪式。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有一个知青姐妹为救落水羊只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草原。而此时,那里正为烈士纪念碑落成揭幕。一座碑,一座新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个年轻的生命东西遥遥相望。她们不再孤独,她们可以向对方倾诉曾经的草原岁月。 而如今,那座碑还在,这座坟早已消失。坟茔消失了,但魂已归故里。我们不能忘记,在巴尔虎草原的东部,还有我们一个知青姐妹长眠在那里。 |
司务长之死 作者:尹波 “司务长失踪了!”消息在二连不胫而走。整个星期天,从连到团的各路人马找遍了营区内外,居然线索全无。 天刚蒙蒙亮,急促的哨声惊醒了我,全班战士迅速着装,整队跑向大操场。韩连长面对全连一字一板:“‘一户那个老牧主刚刚来报告,他家那口枯井里好像有人。现在,二排随我跑步出发。”不祥的预感压在我的心口。 六里地转眼工夫就到了。这是口干涸的枯井。井口窄小,直上直下,有三米多深。吊盏马灯下去,隐约可以看得见两只朝天支叉着的人脚。 司务长死了! 他一头倒栽在井底,脸憋得青紫,额头被井底的石头撞破了,血和头发凝成了团。嘴不自然地咧开着。最令人战栗的,是那双瞪得圆圆的眼睛。我躲闪着望着那双眼睛,蓦然,那双眼似乎又被泪水淹没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从团部回连,路上遇见了司务长。他一脸愁容,心事重重。走到农渠大闸,司务长突然蹲在地下哭了起来,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急切地央求: “小尹,好小尹!给我帮个忙吧!家里来信了,老娘病得要死,老婆又怀了孩子,我那有残疾的弟弟屁事也干不成。你行行好!借给我几个钱度过眼前这道难关吧!” 我惊呆了,心被揪得生疼。这个泪流满面的司务长,难道就是那个带领我们堵水抢险、挑灯夜战的武成明吗?这个令我敬佩和爱戴、平常一脸乐相、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的硬汉子,今天竟会为五斗米折腰? 我从口袋里掏出家里刚寄到的50元钱,司务长从中抽出20元放回我的手里,不胜感激地说:“你们每月才五块钱津贴,生活又苦,你自己留点儿花吧。我再从别处想想办法。” 那天,一路上,司务长再也没有开口说话。 现在,他死了。他那微微张开的嘴是想诉说什么吗?炊事班长阎晓亭提供情况:司务长失踪的前一晚,她看见他一人独坐在食堂,对着煤油灯痴痴发呆,后来好像还写了什么。在司务长的衣兜里,发现了他的绝命书: 二连的同志们: 你们是我最亲最亲的人!我愧对你们,在你们面前,我是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为了我那在病中挣扎的母亲,为了我那即将临产的妻子,为了我那痴呆的弟弟,我挪用了大家的伙食费,计500多元。 这一段时间里,看到大家拼死拼活地干,听到大家对伙食的埋怨,我的心里就感到痛苦和不安。边疆生活本来就很苦,而我却还在你们的苦酒中加上黄连。我不是人,我连猪狗都不如! 我在忏悔中煎熬,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乞求原谅。我曾想:今生今世,当牛作马,也要把这笔钱还上。但是,我已经在犯罪的路上走得太远太远…… 我受党的多年教育,部队的大熔炉给了我无限温暖,可我却辜负了这一切。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罪该千人指,万人骂! 在我的那个木箱子里,放有423元6角7分,那是我变卖了手表和其它一些物品凑的,作为欠账的补偿吧。它不足以弥补我的罪孽,却能够减轻一些我的自责。我选择了死!只有死,才能免除我的罪责和痛苦。 一个没有脸面没有资格见人的罪人。 武成明绝笔 1971年10月24日 这封绝笔信,被当作司务长的贪污罪证,塞进了他的档案;后来,又被二连当作了阶级斗争教育的活教材。 当天,司务长就被草草地拉走火化了。 我忘不了那一夜。 像是被扣在一口黑锅里。天上没有一点儿星光,周围没有一点儿声响;各班没有了往日的喧闹,连日来埋怨伙食越来越差的牢骚,也随司务长之死而烟消云散了。 几天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是身新军装,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司务长的笔迹:“这身军装是我从部队转业时老营长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穿,留给你作为纪念。对不住你了。” 谁能想到,两年以后,我离开兵团到山西工作,曾有机会到了司务长的家乡。那是个偏远的石头窝子,烧没烧的,吃没吃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大人们打着赤脚…。 可那一夜,我茫然伫立。只知道司务长走了,他带着对亲人的怀念,带着对自己的悔恨,带着对战友的内疚,带着对连队的歉意。司务长去了,他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贫穷,没有痛苦,没有欺凌,没有那无止无休的爱与恨。 不知什么时候,连部门口高高的沙篙顶上,又亮起了那盏作为营区标志的大马灯,昏黄的光影在荒天黑地的映衬下,很是夺人眼目。 |
汪田死后 作者:凌毓侬 1971年1月13日,在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乌日根队的水渠工地上,一块巨大的冻土突然倒塌,压在北京知青汪田瘦小的身躯上。一瞬间,她便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汪田的妈妈,一个新华社延安时期的老记者、老干部,从“五七干校”风尘仆仆赶到草原。她接到女儿“病重”的电报,在焦虑中盼望与插队三年一直未归的女儿团聚,但见到的却是女儿那早已冰冷的身躯。 汪田遗像 “文革”开始后的五年间,她已失去了两个亲人。一个是汪田的父亲,在狂飙年代“自绝于人民”,死得“轻如鸿毛”,她只能默诵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将眼泪默默流进心中,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今天,她的长女又离她而去。女儿是为了挖水渠,为了建设草原,死得“重于泰山”。也许,她可以因此得到些许安慰,也许,她以为自己的任何失态,都会有损于女儿的形象,都会违背女儿的心愿,她再一次咬紧牙关,任眼泪向心中流淌。 “汪妈妈,您难过就哭吧。”早已哭红了双眼的知青们怕老人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悲痛。 “汪田是为了草原而死的,就把她留在草原上吧。她的遗物我带走两本日记,其余的留给大家做个纪念吧。” 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两天后,当草原上新添了一个埋着白木棺材的坟茔之后,汪妈妈默默地离开了草原。 汪田在草原生活的三年,留给了我们许多感人的回忆。于是,我们连续几天,在劳动之余聚在一起,收集她的事迹。大家委托我,一定要将汪田的事迹整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 一连几天,我听着、记着,深夜,在大队部那冰凉的土炕上写着。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汪田,对得起她那失去女儿的母亲,对得起千千万万将青春献给边疆的知识青年。 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反复修改,稿子终于完成了。虽然总有一种“终觉言语浅,不尽人意深”的感觉,但我相信,汪田事迹的本身不需任何修饰与拔高,就能使人们体味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风貌。 初春的一天,我与旗委通讯报道组的两位同志来到呼和浩特,将稿子投给《内蒙古日报》,我几乎毫不怀疑,汪田的事迹一定会感动编辑,稿子一定会见报。几天后,编辑部一位戴黑边眼镜的同志约见了我们。他冷冷地说:“稿子不能刊登。” “为什么?”我们三个几乎异口同声。 “如果不满意,我们可以修改。”我连忙加上一句。 “稿子写得不错,事迹也很感人。但她是一个黑帮子女。我们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需要宣传,为什么要去宣传一个黑帮子女呢?” 黑—帮—子—女!!这四个字如五雷轰顶。我瞪着黑边眼镜那毫不费力地蠕动着的嘴唇,真想将他如此轻松地吐出的这四个字撕成碎片,塞回他的嘴里,再加上一记耳光——真的,如果我是个男的,那编辑的脸上肯定添上血红的五指印了(今天看来,这个耳光不应扇给那个编辑,而应掴向那个扭曲的年代)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是如何离开编辑部的,我不想在呼和浩特再多呆一天,只想立刻回到汪田的墓前,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我不明白,为何一个人将自己的全部赤诚以至生命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之后,仍然要在地下背负那沉重的十字架? 回到草原,我的心灵才得到一种慰藉。那些以爱憎分明著称的贫下中农,从未认为汪田是“黑帮子女”,他们称汪田是“玛乃赛音呼很(我们的好女儿)”。每当清明节,当汪田的墓上长出青草时,人们总要来祭奠这位年仅23岁的北京知识青年。 如今,我们都已离开草原,返归城市,汪田仍长眠在内蒙古乌日根塔拉那高高的山梁上。她与我们的青春岁月一起,永远留在了苍茫的草原。 附: 汪田生平 汪田,女,原名汪恬,生于1947年。原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出身于干部家庭,父母均为有革命资历的新闻工作者。“文革”中她父亲受迫害致死,母亲也曾被隔离审查。1968年8月汪田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插队落户从事牧业生产。1971年1月她所在的大队要修建一条17华里的引水长渠,汪田在报名参加修渠突击队时,特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田”。1月13日她在建渠工地上掏挖冻土层时,一块巨大的冻土突然断裂倒塌,她被压在土层下,不幸身亡。 汪田死后,当地政府和人民把她厚葬于她的殉难地——高柯斯太河畔。阿巴嘎旗政府授子她革命烈士称号 |
徐红巾 作者:安家璈 最初见到徐红巾,是在1974年夏天,阿巴嘎旗卫生局举办的赤脚医生训练班上。 学员们集中的那几日,赤训班的院内热闹非凡。只有徐红巾是单独一人悄悄出现的。她来自南部牧场,大约刚满20岁的样子,中等身材,容貌说不上漂亮,但也不能说难看。她似有意与在场的十几名北京知青保持距离,淡淡地搭了几句话后便站在一边,眼神木然地久久发呆。 培训班开课后我才知道,她原本不是赤脚医生,在班上30多人中这种“半路出家”者也仅有她一人。徐红巾天资聪明,读书很多也很健谈,但有时说着说着她的情绪陡然变坏,眼神里流露出一种难言的恍惚和莫名的哀愁,咬紧下唇一言不发了。这种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的性格,使她在班上落落寡和。 有一天,大家都在自习,我去找她借书,见她正聚精会神地读小说《简·爱》那神情不亚于虔诚的教徒在读圣经。后来课上课下常见她捧着《简·爱》,兴致高时,她对周围女伴谈的也多是有关《简·爱》的话题。我对此甚觉愕然,莫非她与书中的女主人公有着感情共鸣?但她还太年轻,似乎该是个情窦未开的小姑娘。 后来,我从其他知青那里得知,她原来是我们那仁宝力格公社的,不久前才迁到南部的牧场。那些知青给我讲述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图片来源网络 在那仁宝力格公社时,徐红巾和小L在一个蒙古包住,放一群羊。俩人都是15岁时自己跑来插队的,“文革”那年还都是小学生。小L是个漂亮开朗的女孩,同队的许多男知青都愿意与她来往,以后就连邻队也不乏小L的追求者。住在同一顶蒙古包里的徐红巾,明显地被忽略,被冷落,甚至被遗忘了。 古老沉寂的草原上,寒来暑往,孤独的徐红巾渐渐在一户牧民家里体会到了她所需要的关注和温暖。据说,在一年冬天,徐红巾出去牧羊遇上了大风雪,附近一个叫巴特尔的马倌得知后,冲进风雪把她和羊群一起救回,巴特尔家的炉火和他妻子递来的滚烫的奶茶,使她冻僵的身躯有了暖意,她觉得自已是那么弱小,马倌又是那么魁悟、高大……以后她成了巴特尔家里的常客,常去帮助女主人做家务,照看孩子,她和他也自然成了朋友。 巴特尔是个强干的人,队里最出色的马倌,令队里大姑娘小媳妇们倾倒。队里有时开马拉松会(整日整夜的学习讨论),会间乡亲们总要恳请巴特尔唱歌,他不一定唱,而且很难求动,即便在场的妻子求他也没用,可只要徐红巾让他唱,他每次必唱。徐红巾去放羊的时候,巴特尔常常坐在不远的山坡上,为她一人放喉歌唱,歌声绵延数里,飘荡不绝。有人还记住了一段歌词:“当我听到马嘶声,我就知道谁来了,我静静地等待;当我听到马蹄声,我就知道谁来了,我静静地等待………“ 最令男知青们羡慕和眼红的是,徐红巾驾下往往是队里最快的好马,每天骑过的马也不用自己照料,由巴特尔带到马群放开,第二天清晨又另换一匹拴在徐红巾的包前。他知道她喜欢白色,就特意抓白马给她骑。但巴特尔并未冷落她同包的小L,也常在用马方面照顾L。 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徐红巾带着身孕悄悄回到北京。她偷偷找到表姐帮忙,做了人工流产,并嘱咐不要告诉家人。但此事最后还是暴露了,而且暴露得不是时候,正碰上传达贯彻保护知青的中央26号文件,巴特尔正撞“枪口”,被戴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帽子,以“强奸”定罪,锒铛入狱。 徐红巾去公检法替巴特尔苦求苦诉,得到的是白眼和轻蔑。作为“受害”的知青,徐红巾被迁离边境公社。大队的牧民和知青们委托小L把徐红巾一直送到南部牧场,并在那里陪着她住了一个月。 不久,训练班结束了,大家各奔东西,以后就再没见过徐红巾。 偶然一次听人说,她回队后真的背起药箱巡医治病了,干得还满不错,当时挺为她高兴的。但不久听说:“徐红巾溺水而死!”她是死在邻队白音淖尔一个叫“扎罕贡”(意为“又小又深”)的湖里了。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搞不清。岸边放着枪和她的衣服,许多人在湖里捞了几天,一无所获。过了五天,一场雷鸣电闪的暴雨后,徐红巾从湖底漂了上来。有人说,她是去捡打死的野鸭子,水凉抽筋,被淹死的;有人说,她觉得对不起巴特尔,自己不想活了。总之,她的死永远是一个谜。 据说,安葬她的那天,许多牧民都闻讯赶来,当第一锹黄土撒向她的时候,人们哭了。 赴内蒙古插队20周年之际,北京知青重返草原,和牧民一同祭扫徐红巾墓。 |
——渐行渐远的兵团兄弟 作者:震亚 目 录 一. 渐行渐远的六九届兄弟 ——记小为 二. 人生“三变”——记小袁 三. 最后的知青——记老郭头 四. 阿良之死 五. 长脚之命 六. 红鼻子”轶事 七. 他们为何早逝? 小引 上山、下乡、留守、返城,是一代知青50年来的共同命运。但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因出身、机缘、性格、观念等多种原因,却留下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轨迹——是必然,也有偶然。 我在生活中是比较粗心的,以往的交游也不广泛,但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完全冲淡记忆,仍有不少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的人和事在不时地拨动我的心弦,促使我萌发了摄取其剪影的冲动。 显然,记忆,有可能出现偏差;镜头,受制于角度;描述,也有词不达意、力不从心的时候。好在,将要摄录的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即使有欠准确,造成误读,相信也会予以谅解,加以包容的。 于是,习惯性地坐到电脑前,随着双手敲击键盘,眼前的屏幕上流泻出一行行的文字。写谁、写几人、何时写出,都无定准;写深、写浅,是否变形,亦很难说。重要的是开始,一旦开始了,那就随其自然吧! 一 渐行渐远的六九届兄弟 ——小为 今年,距小为远行已经八年了。 1969年8月,我们是乘同一列火车从北京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他才16岁。 16岁的他,十分天真,误信了兵团来京某接收人员的话,竟与同龄的那拨69届(全称为69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上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的孩子们以为到了连队,什么都会准备齐全,居然连饭盒、碗筷都不带一件。结果,到达驻地11连开饭时碗筷全无,顿时都抓了瞎,纷纷吵嚷着要“大花碗”(当时部队使用的白底带绿纹的搪瓷碗)。其中,嗓门最大的,就是他。 当然,他们还是很快地面对现实了。特别是他,逞强好胜,干起活来,既不惜力、也不服输,毫不逊色于早他一年来的各地老知青。在麦台,装车、入囤是力气活儿。相比较,上跳入囤,比纯粹装车难度更大。除了力气,还需技巧。可他,三级跳、五级跳,三五米高,全不怵,照样是扛着麻袋就上。初时,立肩,只能扛一百三四十斤。走平地,还凑合;但是上了一尺多宽的跳板,上下一颤悠,可就左摇西晃起来。弄不好,还会连麻袋带人都从跳板上摔下去。毕竟年龄小,身子单薄,又没经验,很难把控。 但没多久,他就能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飞步上跳了。上身不动,两脚紧捯,随着跳板有节奏的颤动,貌似小跑般地上到囤顶。一手抓紧麻袋的底角,身一侧,肩一耸,未扎口的满袋豆粒就倾泻而出。通常,我们知青扛麻袋时,大多数人都会用一只手抓着麻袋的一角,以起到把控的作用。但他,孩子气足,有时会效法老职工,竟把双手反背在身后,要的是洒脱,透着的是自得。当然,这种表演也有演砸的时候——即使硬撑着,麻袋仍然倾覆,豆子洒了一地。 其实,在11连,我们只呆了半年,之后便作为同一个武装班的战友,一起调到了远离团部、僻处山中的武装连——19连。说是武装连,是因为有警卫我师战备仓库的任务,所以扛过枪、站过岗;但依旧要开荒地、干农活——双倍的辛苦。 几年间,他打过石头伐过木,还到马号挥过鞭。常常是身上破棉袄一裹,腰里粗麻绳一勒,驾着马车,赶着牛车,顶风冒雪翻山路,去团部为连队运物资,进密林为职工拉烧柴。早出,晚归,冷热食宿全无定规。 几年间,知青不断地成批调离,曾经拥有180来人的武装连队缩编成了只有一二十个知青的轮训队。一次又一次的战友分别,他学会了喝酒——60度的白酒。从二三两到六七两,在醉酒中消减离情带来的愁闷与对莫测前景的迷惘。 一年又一年的时光流逝,他学会了抽烟。先是买两毛多钱一盒的“葡萄”“迎春”牌烟卷,继而自裁纸条卷烟泡,在吞云吐雾的同时,与伙伴们玩拱猪、打桥牌,化解工余的无聊和不时涌起的乡愁。 冬天的周日,他想到了滑雪。自制的桦木滑雪板极其简陋,连滚带爬更是常事,却吸引了好多个知青起而效仿。夏季的傍晚,他总要高声吆喝大家去山坡下的空场上打篮球。人不够,就招呼老职工子弟,全不管他们与知青不同,晚饭后的宝贵时光往往需要帮助家人收拾自留地。平时,看到我画画,他也曾拿起了画笔;看别人根雕,他也搜罗过不少树根。可惜,都只是心血来潮,不久就放弃了。倒是对乐器,有着天然的喜好,遇到郁闷的时候,山坡上、树阴下,光着个膀子弹吉他,堪称是连队一景。 记得,那些年里,不是节日,连队是不会杀猪的。所以,赶上元旦、春节,食堂包顿肉馅饺子,谁不是畅开了肚子拼命吃。通常,都是以班为单位,拿着脸盆去食堂打饺子。一盆未吃完又去端一盆。那一年的国庆,当大家的肚子都已鼓胀起来的时候,有人言道:“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怎么办?”“想法子再多吃几个呀!”“什么法子呢?”说笑间,已有人飞奔出门去往坡顶的小学校。 干什么?悠单杠。 是谁,还用问吗?——准是小为。他就喜欢搞笑出洋相。 “加快消化,就可以再吃几个喽!”喊得山响的哑嗓子,引得女宿舍的同胞们也都出来看热闹。 于是,又跑过去几个响应者——与他年龄相仿佛的69届。边跑,边回头冲我们嚷:“给我们多留几个饺子!” 当然,这是彼时彼刻苦中求乐的人来疯、瞎起哄,当不得真。想想他们的年龄,还没有超过20岁呢——不过是些青涩的大男孩罢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文体细胞比较丰富的缘故,实际上只有小学学历的他,竟在连队小学的教师岗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充当过一段时间的文体教师。别说,教学效果还不错,小学生们都挺听他这位活宝似的大哥哥的话。 很遗憾,调离得早了一点儿,他没能等到1979年大批知青的返城潮回归北京,便于1977年辗转去了两广,先是玉林,后是湛江。更遗憾的是,韧劲也少了一点儿,在“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没能再试第二次。其实,以其69届的文化根底,试图一举考上大学,确实难为他了。当时,我们在书信往返中交换过意见,曾劝他趁着年轻、记忆力好,专攻外语。他赞同,也努力完成了一年半的电大英语专科班的学习,还曾试着翻译短文,但最终仍未继续学下去。 于是,结婚,扎根于南国。但难以逆料的离异,又使他肩负起当爹又当娘的两副重担。从小学到中学,他对女儿的教育是抓得非常紧的。也许,事业上,他不很顺心。开过龙门吊,搞过外调,还当过导游,跑跑颠颠,什么都干。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却比我们许多人更为专一、竭尽心力,且有绝招。曾经,单位要派他去上海进修,但为了照顾女儿,他放弃了这个关系到个人前途的机会。一小,他就注意培养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为了激励孩子奋发上进(自然,也有增加经济收入的考虑),他还一度在工作之余自制羊肉串去卖,甚至把摊位摆到了本单位的门口,全无顾忌。 自从女儿上大学离开了湛江,从电话交谈中我能隐约感到他内心的孤寂。尽管,他轻易是不肯表露出来的;而且,他交际广泛、有各类朋友,日常生活似乎并不单调。 好玩、真率、任性、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是小为给我们的表面印象。但实际上,他也有精细的一面,骨子里心高气傲。他可以跟现在单位里的哥儿们拼酒,与同事打球,但如果有机会,他更愿意和我们老三届荒友交流思想,谈文说艺,回首知青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打球,他不服输。玩乐器,不限于一种。除了卖羊肉串,他也尝试过装裱书画、开设画廊,但对情节性、趣味性极强的武侠小说却是不屑一顾。然而,他的荒友都远在北京、上海、哈尔滨……。他只能拼酒,让酒精把忧郁驱散,以麻醉身心;他只能打球,让汗水带来疲惫,送自己进入梦乡。 设若当年,他也回到北京,以其广泛的爱好、聪颖的天赋与学习的热情,其人生的轨迹或许会有所不同。毕竟,这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有较好的学习环境、抚育他成长的亲人与可以交心的兵团荒友。但人生没有假设。 30多年间,每次来京出差、探亲,不管待几天,他是必来我家报到、必与荒友相聚的。开初,我只有9平米的小屋,七八个人挤在一堆照样聚。以后,搬进楼房,相对宽敞,聚会的次数也就更勤了些。来时,才进小区,未到楼下,他已扯开了嗓门,呼叫我的名字。声音之大,响遍小区,我在五楼的屋内听得一清二楚。 然而,他竟于2009年的2月13日永远地走了,年仅56岁。从发现喉癌到扩散身亡,不过半年。半年里,他与病魔抗争过,先是手术,后是放疗,再又化疗。一度乐观过,手术后买了不少历史书,发短信跟我讲:“躺在病床上,又不能说话,就看书,补补课。”也痛苦过:“这放疗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如今,在我的手机里,仍保留着他在意识清醒、手指尚能按键时给我发送的最后一条短信:“其它事情都安排好了,放心!” “放心”,是让我们这些惦记着他的荒友“放心”。可我知道,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当时还在读研,前途未卜。好在,她的女儿是争气的,几年前已经研究生毕业,并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建立了家庭。我想,现在,小为的在天之灵可以放心了,他的患难之交的荒友也可以放心了。 只是,他的大嗓门哟,终成绝响…… 附笔: 本文起笔于前天,适值入冬以来京城下第一场雪之际。时隔一日,上传至博客,又逢第二场雪的飘然而至。难道,是巧合吗? 雪落无声,润泽大地。我宁愿相信,这是远在天国的小为,给我,给我们,给所有的荒友的回音。 |
1970年3月的一场大火 作者:陈志强 1969年12月25日我从上海上山下乡来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水利兵团二团三营十三连。连队房屋建于两山之间,一边紧挨着公路,一边紧挨着南腊河。南腊河发源于澜沧江,曲折而下最终流入湄公河。到连队后每人发一把钢刀,砍草砍竹砍树。用这把钢刀,我砍来竹子搭建了自己的睡床,开始了自己的劳动生活。不料到云南才3个月就遭受到一场浩劫,一场大火席卷全连, 短短的7分钟将全连的所有知青宿舍吞噬殆尽,全连180号人被烧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3月正是西双版纳的旱季,少雨多风气候干燥。知青住的房屋除了屋梁外完全以茅草和毛竹搭建而成。屋顶是用山上的茅草编成草排,一层一层地盖在屋顶,四面墙壁则是将毛竹劈成一片片的竹片编成竹篱笆,通气透风又透光。 3月27日正是星期日,。当天中午12点左右,天气炎热干燥,因为天热,室外温度35度,全连的人饭后都在屋里休息,或午睡或整理自己的衣物。四周一片宁静,间或传来两边山上原始森林中的鸟叫声。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小孩在屋后用火烧芭蕉花玩。因为房屋是依坡而建,屋后的地面离屋顶的草排只有1米左右的高度。小孩是连队副指导员,一个云南当地干部的儿子,年约6岁左右的孩子在低垂的茅草屋檐下烧芭蕉花玩,火舌舔到了下垂的茅草,一阵风刮过,瞬间就烧上了房顶,干燥的天气,干燥的茅草,正所谓干柴烈火借助风势呼喇喇地烧了起来。 火刚起时被一女知青看到了,但被吓坏的她只顾喊了一声:“着火了”,掉头就跑了。当午睡的知青听到外面有人喊叫:“起火了。”跑出门外看时,所有的房子屋顶都在大火中燃烧。火借着风势,呼呼地从这头烧到了那头,屋檐上的竹子被烧得爆裂而噼啪地响。连队知青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从屋里跑出来察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的人往屋里跑要抢救自己的东西,我也从屋里跑到外面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知青们或者往屋后跑,屋后是一条公路,跑到公路上就安全了;或者往门前的河流跑,跑到河边也就就安全了,但往河边跑要穿过门前的一块操场,而此时操场的三面都已起火了,烈火的高温烘烤着往河边跑的人,有5、6个跑得慢,跑在别人后面的的都不同程度地被烧伤了,有的人脸部被烧伤,有的人手臂被烧伤。 浦东女知青飘云的两条手臂都被烫伤,手臂皮肤上被烫得都是水泡。多年后说起这场大火的时候她告诉我:“在往外逃的时候,感觉脸也被高温烤得疼痛,我忍着疼。但手臂上的伤疼得实在熬不住了,就将手臂浸到河水里,马上手臂上就冒出了水泡,水泡被脏水感染了。感染的皮肤烂下2、3层。后来回到上海到第九人民医院治疗,伤治好了,但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很大的伤疤。”烧伤的还有徐文云徐洪芳金建国等人。徐文云烧伤了两只手,到现在手臂手背上还都是疤。 我冲出门口向外一望立刻惊呆了,整个连队处于大火之中,人们都在往屋外的公路上跑,火被风从房屋的一端烧到了另一端,我住的房间正好处于一长排房子的中间。我赶紧折回自己的屋里,房顶已经轰轰的在烧了,我抓起自己的箱子跑到门口将箱子扔向门外,箱子顺着斜坡滚向下面一排房子后面的沟里。我顾不得沟里的箱子,还想再抢回一些自己的东西,当我回过头来面向屋里时,屋里已经全是熊熊燃烧的火焰,我的蚊帐,我的被子,我的衣物都在燃烧。屋里的高温正在融化一切东西。我站在门口只犹豫了2秒钟,火已经烧到了我的眉毛,要不被烧死必须要往公路上跑了,在拔腿往外跑的时候,我向沟里的箱子瞥了一眼,火还没有烧到箱子,但箱子在高温下轰的一声变成了一团火焰。 我跑到公路上惊魂未定。公路上都站立着逃出来的知青,大家都呆呆地看着公路下面大火。有些女知青干脆蹲在地上哭了起来。突然有人在喊“:火里还有一个人。”顺着喊的人的手指的方向,果然看到操场上有一个人躺着,操场的四周都是火,这人肯定是想通过操场往公路的一条阶梯逃生,但在跑到操场上时被火薰昏了倒地。连队副指导员和一个外号叫外国人的知青将衣服包住头,奋力冲向操场,两人一个抱头,一个抱脚,硬是把人救了上来。 我们立时就认出了救上来的人,他是我所在的九班班长王红扣。在中学里和我一个班级,因长的人高马大,人又老实听话,一到连队就被任命为班长。当起火的时候,别人都往外跑,唯独他爬上屋顶去灭火,结果屋梁烧断他从房顶掉了下来,当他挣扎着跑到操场时一头栽倒在地。抬到公路上时他已经不行了,在送往团部医院的半路上就咽气了。 从起火到全连房子被烧为灰烬,只有7分钟时间。可见火的可怕。常见报上登载的森林灭火,也仅是挖出一条防火沟来,防止火的蔓延,而不是去把火扑灭,火是扑不灭的,特别是在有风的情况下。 全连大部分人的衣物都烧掉了。有一个外号叫小擦板的知青因为正在熟睡,惊醒过来发现已无法从门口出去,穿着短裤背心翻窗逃了出去。我也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了。当天晚上我在离我们连队不远的12连的会场地上睡了一夜,地上都躺着人,没有灯也看不清是谁,倒头就睡就像难民。 火灾后团里各连队发动大家捐衣服给我们,又每人发了2条毯子。知青的家长闻讯后都通过邮局邮寄包裹。我也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都是衣物和食品。 被烧死的知青王红扣被追认为烈士和中共党员。一个月后王红扣的父亲随赴云南上海知青慰问团来到了连队。孩子离开父母身边才三个月就没了,巨大的悲痛伴随着王红扣的父亲。王红扣的父亲和知青们在一起的时候,表面上看十分坚强,但眉宇间流露出来的是淡淡的忧伤。他没有笑容,没有人能承受这种打击。 大火后王红扣的父亲和知青合影。后排左四为王红扣的父亲。左三为连队指导员,左五为二团团长。前排右二为我 45年后,连队知青梦丽莎回忆那场大火时对我说:“我只顾逃命,东西也全部被大火吞噬了,当时我大哭,我身边秋语,邹敏,唐美琴都在大哭,不知道今后怎么办?王洪扣被大火吞没了,当时大家情绪很痛苦,到后来只有家里和上级给我们解决了眼前的困难,最终还是靠自己的双手建设连队,这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事情。” |
17 我的知青囧生活 作者:左平 目 录 要女不要男 忆苦来思甜 评为附带劳 最难是做饭 赌命吞汤圆 纤夫闯险滩 守粪过新年 要命打摆子 收粪钻茅坑 偷粪赚工分 喝尿治腰伤 求奶解蜂毒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年前已注销城市户籍的二中首批下乡知青四百多人奔赴八区农村插队落户。 在数千市民敲锣打鼓夹道欢送中,同学们出西门,走斑竹湾,过铜河,"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一路激荡飞扬。过了河就是农村,队伍行进在直通安谷的大路上。这是条四五米宽的土路,傍依一条三米多宽的水渠,半渠清水缓缓流淌。路渠紧依茶山,左边是车子坝,坝的那头隐现车子山,车子公社社部就在山脚下。寒冬的乡村一片萧瑟,冬水田泛射着天空的灰蒙,稀稀疏疏的冬小麦还未返青,田野乡道上异常冷清。篷篷葱茏的竹林散落在山坡田园中,茂密的竹林中隐现瓦房草屋。田地小道无人影,唯有房顶冒出的炊烟、成群吱吱喳喳飞过的麻雀、枝头上呜哇的乌鸦,为这寂寥的乡村带来一丝生气。在这荒凉的山地之间,想到未来难以预知的农村生活,大家心里立刻沉甸甸的,那帮从学校出来就唱个不停的文艺青年此刻也默然了许多。同学们在三叉路口告别,多数同学奔向安谷公社,一百多人转向车子坝深处。 要女不要男 当我们走进车子大院时,公社正召开社队三级干部会,动员农民拥护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高高兴兴接收毛 的红卫兵插队落户。公社秘书接待我们,招呼大家原地休息等待宣布下队名单。我和杜生正、沈星民三人心里有数,因我爸已联系好了老江坝大队,只等大队书记来接。老江坝(乐山话读"老岗坝")与凌云寺乌尤山隔条岷江,是个河心洲,文革中改名东方红大队。该坝距乐山城直线距离虽仅几里,但要过三条河走十多里路才能上坝。坝上盛产驰名百十里的白萝卜,这萝卜呈圆球形大如排球,白中见青,皮薄肉嫩,汁多清香。生吃清脆香甜,熟食粑软融和,炖肉更是合适。萝卜皮做的泡菜甜脆香,乐山人都喜爱。坝上劳动强度不大,工分值能达七八角,国家还供应商品粮。坝的四周是河,吃水不愁,用水方便,可捕鱼、洗澡、洗衣、捡水涝柴……大佛老爷就坐在旁边,真是个渔米之乡世外桃源! 午后,队干部都集中于大院内,公社秘书拿份名单宣读队名和姓名,念到姓名的同学跟队干部走。农民对公社干部与学校老师共同拟就的名单并不买帐,还没走几个同学,一些队干部就把事先联系好落户的同学直接叫走了。见此情形,其他队干部也索性进场面对面选人,选走的多是女同学,好像在挑选媳妇。有的同学关系亲密不愿分开,缠住队干部跟着走了;有的同学看中了某个生产队,赖着队干部也走了……眼见众多同学纷纷离开,剩下的男同学坐不住了,家驹、慈玉、加乐等挽起衣袖,亮出胳膊,大声推销:我有肌肉,有力气,要不要啊?点个头我就跟你走!更有同学戏谑:哪个要?哪个要?可以上门当女婿!有口饭吃就行……我们三人静静坐在原地等待,但接近黄昏也未见人来接,我们心里毛焦火辣。多次追问公社秘书才得知:今天老江坝来开会的是妇女主任,她说老江坝人多土地少,粮食不够吃,不要知青!公社说大队书记已答应三人落户。女主任应:书记答应了就叫他自己来接,我不敢接回去,怕挨骂。她离开公社时丢下话:如果公社要估捣安排知青来,就必须增加商品粮供应指标!还只能来女的,今后好嫁出去。不要男的,否则今后老婆儿女子子孙孙一大堆,咋个养得起?!我们无计可施无力可用,顿时奄了气。大院里剩下三十多个男生,有几个背上铺盖连夜赶往安谷,大家商定留在公社过夜,等明天再定去向。 冬腊月的夜晚非常寒冷,公社干部生起三堆火,为我们煮面疙瘩汤充饥。大家焦愁怨愤,通宵无眠。第二天一早,公社秘书说正协调生产队,今天一定能解决下队问题,要大家稍安勿燥。上午,昨晚夜奔安谷的那几个同学又回来了,说安谷剩下的同学更多,区干部正动员他们进山里的踏水观榜蔡金呢!这下大家彻底失望了,有同学提议回城,有同学说这户口揣在包包头,能回的去吗…...在进退两难之际,公社秘书来说,茶山大队愿意要你们,去不去?!听说有人要,大家很高兴,家驹大吼:走,上山!秘书要大家自愿结队,一个生产队去五个。我们背上铺盖包,跟着各自选定的生产队长,上了茶山! 忆苦来思甜 茶山,因茶得名,公社化后拔掉茶树种小麦和水稻,那叫"以粮为纲",是国家大政策。茶山方圆二十平方公里,平均高度只有几十米,山上平而不坦,沟沟坎坎高低相差也就几米,没有山峰,靠近铜河一边的山势陡峭一些,人称"山坝"。依当地人的说法,到茶山叫“上山”,走踏水观榜,那叫“进山”。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靠铜河的山下有一水湾叫“张二湾”,可停泊六七只木船。湾口上游一公里外是清衣江汇入大渡河的交汇点,再上面有个渡口叫草鞋渡。两江汇合后的铜河水流向东南,在张二湾外折向正东,直奔凌云大佛而去,其行程约七公里,在凌云山下再与岷江(乐山人称其为府河)合流,故称"三江汇流古嘉州"。在大渡河与清衣江汇流冲积下,河中的几个坝子把江水分成若干支流。离张二湾最近的一个坝子约半平方公里,上面栽有成片的桑树,春夏之交,桑泡儿好吃的很,我们常游上去吃个满嘴乌黑。站在张二湾山上居高临下,这聚散两依依的水系一片浩荡,煞是壮观。若是在太阳落西时立于此山头,天上晚霞缤纷多彩,几支阳光如箭般穿透彩云直射至水面,江水在落日余辉照耀下金光闪闪,如同一串黄金链!从张二湾往下游走两公里是"鹰嘴岩",以凸向铜河的山岩形如鹰嘴而得名。隔铜河相望是肖坝,肖坝上面是核工业部五八五所。两岸两个世界,彼岸高音喇叭唱歌,晚上电灯通明;此山坝鸡鸣狗吠,夜晚漆黑一片。 茶山上有车子公社和安谷公社五个大队十几个生产小队。茶山大队所属六个生产小队全在茶山上,“文革”中改名为向阳大队。我们五人去的第一生产队有二十八户人家,共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多数人姓张。生产队长姓周,土改时期就是村干部,所以虽是小姓还是很有威信。周队长待人和善,平时话不多,但说出来就有份量。第一年我和沈四工分没做够,周队长坚持按全劳平均标准分给我们,农民意见大,周队长说:下一个运动来了,是拿我去斗争还是拿你们去斗争?大家就不敢吭声了。一队人均田土约三亩,地多田少。每年人均分粮七百多斤,其中红苕近两千斤(五斤红苕折一斤大米),其余是小麦、谷子、黄豆、豌豆、胡豆等。一队在“生产自救“时,抢栽了几十亩甘蔗,这甘蔗虽然不是粮食,但也能救命。茶山上还盛产花生、嫩姜、青红辣椒等经济作物,挑进乐山城里都是抢手货。生产队分给每人一分地作为自留地,农民自留地的土壤都是黑油油的,养出来的甘蔗、生姜、辣椒真是人见人爱,与生产队种出来的有天壤之别。 我们五人中的老大吴哥是高级中学六六级毕业生,参加过四清工作组,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插队没几天,吴哥就带领我们访贫问苦忆苦思甜,摸清全队有地主富农各一家、监管对象两人、荣誉退伍军人和五保户各一人,另除几户中农上中农外,其余是贫下中农。据农民讲,那老地主好赌好抽,解放前夕败光家产自杀了,大点的儿女下山加入了革命队伍。山上留下的小女儿精瘦能干,吃苦耐劳,干全劳的活路,是妇女中唯一的九分。她招了个姓钟的上门女婿,继承了地主成份。富农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这女儿脸蛋腰腿都状如肉球,喜欢唱歌跳舞,农民叫她"文工团"(念"文工佗")。地主富农也一样出工计工分,一样分有自留地,自食其力。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得去大队或公社蹲学习班,这期间无工分。他们要申请买国家计划控制品如木头木材是非常难的,住的都是破旧的泥墙草房,而贫下中农多是木墙瓦房。 那两个监管对象中的一个是伪连长,他本是排长,守防老霄顶,解放军兵临乐山城时,连长闻风而逃,指令他代指挥,两天后乐山城就解放了,而他被点水是连长,刚好上线,就被管制起来了。另一个是志愿军遣返,他随川军出川抗战,长春起义后在50军149师当班长,在朝鲜战场第四次战役时防守于三七线。因后方运输线过长,汉江上的桥梁和船只都被美军炸毁,部队缺弹缺粮,首长命令后撤。冬天游水过汉江淹死者众多,他凭良好水性,带着两个不会水的女兵,游回了汉江北岸,立了二等功。政审查出他在国军时曾担任过上尉宪兵,于是被开除军籍,取消军功,遣返原籍监督劳动。这几个人与贫下中农都有亲戚关系,平时相处也比较融洽,但不能发生利益冲突,万一有了利害矛盾,那这些人输的可能性非常大。 荣誉退伍军人张德友是个孤儿,六一年毕业于二中。公社干部看他可怜,送他到西藏部队当兵,有碗饱饭吃。退伍后,其孤儿、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初中毕业生等身份尽受公社照顾(七一年当了大队小学民办教师,九十年代初,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没过关,又当回农民)。我们是二中同学,他的住房与我们不足百米,喜欢与知青交往。此人能说爱说,我们在他那里接受到的"再教育"最丰富,但多是关于女人的知识和女兵的故事。他娶了个大山里的姑娘,皮肤白,面像端正有福相,他能把与老婆之间的私秘事摆的津津有味。五保户是个近六十岁的独身老头叫张家青,牙齿落尽无支撑,眼睛鼻子嘴巴挤在一起,身高一米四,勾腰驼背,干精瘦猴,精神十足。农民男女老少都喜欢逗他,喊他"老青猴""老不死",一喊他就跳起脚骂,一跳一骂农民就欢乐无比。五保户出工不计工分,但他天天出工,据说活到九十多岁。 |
评为附带劳 我落户的户主叫杜明海,三十多岁,成份是上中农。生产队姓杜的有七家,六家围住在一个两百平米的院坝周边。按杜家族谱"正大光明品,高厚万字生"排序,杜明海的辈份要比我们中的杜生正高六辈。但杜生正不认,他说你们在第二轮而我还在第一轮,算起来我还高四辈!杜家场的杜祠堂已被毁,找不到杜家族谱,这辈份哪个高哪个低还真说不清。杜家安排我们入住堂屋,是之前供祖宗牌位的地方,约二十平方。靠墙放着一口黑漆大棺材,是杜家老妈的。杜婆婆五六十岁,裹过小脚,身体硬朗,说话大声武气,负责做全家人的饭,成天数落儿女孙子。看到我们就说:你们上茶山来,真是落进福窝了,如果进山那才惨哦…...杜家女主人姓刘,是生产队副队长。刘队长待人和善,其父是农村土医生,她也懂点土医方,她为我出点子治伤病还真有效,这是后话。 农民的婚姻家庭观的核心是利益,农村姑娘嫁人都是以进(近)城市和下平坝为目的,流动方向是:大山→丘陵→平坝→城郊→城市→更大的城市。农村男人娶妻只能顺应这个大趋势,具体到这山坝上,凡有点家底(几间木瓦房是标配)的男人娶的多是踏水观榜大山里的姑娘,一般是娶不到平坝和山坝的姑娘的,除非条件非常优越。他们一般在十五六岁时,父母就开始托亲友说亲相亲,少男少女来来往往走动几次后,如果男家满意就上门送礼提亲。如果女家同意,就会安排女儿在农闲时节到男家小住。一两年后,姑娘就会到男家长住并与男人同居,甚至生儿育女(人民公社按人口分基本粮,儿女越多,分到家的基本口粮越多),等待年龄符合法规时才领取结婚证。男家多了个劳动力,女家基本口粮照分还少了个吃饭的,双方都获利,皆大欢喜。这种互利双赢的婚恋模式就使得《婚姻法》在农村名存实亡,有些条件优越的农家在儿子十三四岁时就开始说亲相亲,意图尽早获取这个利益。山坝上家底薄弱,或父母早亡,或有伤病残疾的男人娶妻是非常困难的,到了三十几岁非找女人不可时,只有出钱托人到大山里去"挖″,只要是个女人就行。特殊时期如粮食关,这山坝上也曾有几个老光棍用红苕换娶了平坝上的黄花闺女! 农民干活以计时制为主,用劳动时间换工分。每个劳动力干一天都有个基本工分,成年男人是10分,要挑一百二十斤的粪桶,使牛耕耙、进城挑粪、当纤夫等,叫全劳;成年姑娘媳妇是8分叫半劳,挑的粪桶须装九十斤;老人小孩2~7分,做打土塊、浇水施肥等辅助性劳动,叫附带劳。每个人的基础工分虽不同,但出工时间都一样,一天四节:早工一节约三小时,午工两节五六小时,晚工一节约三小时,一天十个小时以上。工分也有计件制和承包制,如农民卖一挑粪给生产队计2分,拉纤一天计12分等。生产队以国家统一定价分配农产品,黄谷0.1元/斤,小麦0.12元/斤...买给国家也是这个价。农业收益分配方式是平均分配与年终决算相结合,季节收获什么就按人头平分什么,如分麦子分红苕...年终以每家的人口数和劳动日(十个工分为一个劳动日)数进行决算,决算按"人七劳三″比例进行,即生产队总收益的70%按人头分,30%按工分(劳动日)分,再把实物产品按国家定价换算为钱,多发少补。 插队落户后我们五个知青就跟着"全劳"挑粪水浇小麦、修渠糊田坎、挑土搬石改土为田、挑粪装船、纤夫拉船、收小麦栽早稻……如此这般干到“春种”之后,队委会才在地头坐下来议定我们的工分。会议由周队长主持,大家自由发言,提一个评一个定一个。吴大身强力壮,挑粪如挑灯草,能说会道,讲政策讲道理一套接一套,农民最怕他,给他九分半,说他不懂使牛耕耙扣半分;杜二挑粪走路飞快,做啥都行,敢说敢干,农民提虚劲让他摔翻几个,得到九分;钟有良吃的苦舍得干,他大哥常下乡来免费为农民推拿接骨逗榫,农民巴不得他哥天天来,拿到七分;同院坝的杜品福说我和沈四力气小,啥都干不来,还摔烂过他家的粪桶和水桶,只能评五分……周队长一锤定音:人家城里头的学生娃儿,先前啥都没干过,现在板命跟着我们干,至少应给六分! 生产队一九六八年一个劳动日值五角一,六个工分是三角钱,上车子场可买四个鸡蛋,但只能挑小的! 最难是做饭 下乡初始,最难的不是干农活,而是做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饨不吃饿的慌。饭,必须要吃,还须一日三餐。我们个个吃得做不得,没有哪家农民愿意我们搭伙,只有自己做。房东说,锅灶须他们先用,要用水,须先挑一担水倒进水缸,柴火自备。 我等四兄弟(钟有良单独落户另一家)个个都想出工挣表现,不愿留在家做饭,只有一起上阵了。吴大说:煮饭有挑水、备菜、烧火、掌灶四个活路,先让你们三个选,剩下的归我。杜二在家做过饭,这掌灶权非他莫属;我选烧火轻松暖和,沈四选备菜,下河挑水就剩给吴大了,大家商议好两个月轮换一次。 做饭难,难在饿着肚子做饭!天没亮就出早工,空着肚子干,收工时已饿的头昏眼花,坐都坐不稳,哪有精力做早饭?四人奋斗个把小时才端上碗,队长又敲钟喊出午工了!收午工后回家做午饭,饭后半小时又出晚工,要干到天黑,收工后扛着锄头挑着粪桶往家挪,那腿如象木头,而晚饭还是缸里的米!每天出工十二个小时累得要死,做饭还要三个小时以上,真是要命哦! 做饭难,难在不会做饭!杜二掌灶,常搞出夹生饭或焦糊饭,吴大、沈四端起碗就摔筷子抱怨。杜二骂是我搞乱了火候,我说老子搞得灰头黑脸,鼻子里头全是黑浆,前胸烫后背冷,就像打摆子…那你炒的白菜咸的发苦,这总不是我烧火的问题吧? 做饭难,最难是挑水! 挑水要到张二湾,来回三四里,爬坡三四百米,冬天枯水期走的路更长。饭前饿的慌,无力挑水;饭后肚子胀,挑不动水。但挑水还必须是饭前去,这就是剩给吴老大的原因。刚开始挑水,中途要休息三、四次,回来才大半桶。挑水最怕雨天,山坝上是粘土,见水就滑溜。泥滑还可用脚趾扣住,青石板尤其是向外倾斜的青石板,那是相当的滑,如同洒了油。而挑水的路上就有几块这样的青石板,我们四兄弟都在此翻过身。农民每家只有一担水桶,天天要用,这烂了就必须马上修。生产队只有一个木匠,这张木匠有两个女儿待字闺中。大女二十三四,在等当兵的男友退伍或升官后即可出嫁。二女儿十六七,喜欢上了沈四,这上门求张木匠修水桶的活路自然就归沈四了,有时他还吃了人家的豆花儿饭才回来,大家都高兴都省心。 做饭难,更难是烧火! 烧火用木柴煤炭那简单,但山坝上多是烧“脚脚”,即麦杆、稻草、豆杆、甘蔗渣。塞多了尽是烟,塞少了一燃而过,必须有人坐在灶门口拨弄。烧火还须配合锅台操作,要火旺时即刻旺,要火小则立马小。如果是湿柴湿草,火起不来却狼烟升腾,烟熏的鼻子发酸,眼水直冒。烟猛时,灶台周边不见人影,只闻咳嗽声和骂声一片。有次房东骂我:隔老远看到我家房顶冒出弄木大的烟,天渣渣!吓得老子一扑爬坐在地下,你格老子把房子点燃了,我全家进城找你老汉耳要饭吃!有几次火苗窜出来,引燃了灶边的柴草,搞的手忙脚乱,惹来房东老太婆跳着脚骂。 做饭难,备菜也难! 自留地里有菜还好办,若无菜就须向农民讨或买,也有顺脚顺手从农民的自留地或生产队的地里带点回来的时候。平时也泡些咸菜,若连泡菜也没了,就只好用酱油、泡菜水下饭了。 做饭难,难也就那开头半年,后来就不难了。杜二一直霸住灶台不放手,挑水、烧火和备菜就我们三人轮着来。 赌命吞汤圆 春节家家户户要吃汤圆,其“粘、圆、烫、甜”寓意着全家团团圆圆,生活甜甜美美。做汤圆的糯米酿酒香甜,乐山人称其为酒米。做汤圆要花几天时间准备:酒米用温水浸泡一夜使其软胀,上石磨时须细细添米匀匀摇磨,白白米浆缓缓流入细布口袋,再用青河石压上一昼夜榨干水份。甜馅料用蔗糖猪油核桃花生芝麻混合,咸馅料则需用肉末芽菜白菜花椒粉调制。经八九道工序做出来的汤圆才白亮细粘,口感融和香甜。 正月十五,我们四兄弟也想吃汤圆,从农民处买了十斤酒米、三斤黄豆、三斤花生和两斤红糖,加上一罐家里带来的猪油,开始做汤圆。要想当天吃到汤圆,那泡米和榨浆的工序就只得省了。四人分工,我和沈四将酒米掺水上大石磨,吴大和杜二把黄豆花生炒熟,上小石磨,两个小时就磨成粉了。房东看了说:你们磨的是酒米渣渣,哪里能搓成汤圆?只能捏成粑!还是杜二有办法,他煮了小半锅酒米渣糊糊用来和面,粘性大大增强。即使如此,也只能往大搓,搓了四十几个汤团,每个至少二两多。四兄弟忙到下午才开始煮汤圆吃,一锅煮八个,一只饭碗只能装一个。煮一锅吃一锅。三锅下来各吃了六个,肚子胀得隐隐作痛。 忙了大半天,肚子一饱,开始扯闲话。杜二功劳最大,他最有发言权。他说:老子实在吃不下了,哪个家伙还能再吃三个,老子送他这个像章!杜二有个大如巴掌的不锈钢质像章:红太阳闪金光,毛 穿绿军装,镶嵌红旗和金色芒果,色彩鲜艳做工精致,据说来自军工厂。杜二很珍惜,平时只准看不准摸。他下这个只赔不赚的赌注,应是他认为我都吃不下了,就没人还吃的下?!不可能输。可他忘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见吴大沈四还在犹豫没吭声,我忙说:我来!先把像章给我!杜二:不行!先吃,五分钟吃完,龟儿子才耍赖!吴大:大家说好,不准耍赖,我来监督,像章先交给我保管。沈四起哄:你不干就我来,要吃就不能吐,吐爬口水都算输!我端起碗,闻到那味就作呕,不敢慢慢咀嚼。囫囵吞下三个汤团,堵的我胸口梗痛喘大气,转身找吴大拿像章。哪知吴大说:说好吃六个,你才吃三个,不行!我急辩:生正儿说的是三个,哪个说六个?!沈四嚷嚷:我说我来,你要估捣来,说的就是六个。杜二不表态到底是三个还是六个,只坏笑:吃不了就算球了嘛!你比我们多吃了三个,又不要你多出钱,你还赚了。在旁边看热闹的几个农民娃儿,有说三个的,有叫六个的。我当然不服,但又无可奈何,如果不吃,前功尽弃。拼着命又囫囵了三个下去,肚子胀的直喘气,头昏眼花耳呜。哪想到,芒果像章却不见了,吴大满脸无辜说:没防备让杜二抢走了。杜二赌咒发誓说他没拿,沈四奸笑说啥都没看见,农民娃儿个个只笑不答。我晓得,被耍了!从此,那像章失去踪影再无面世。 十二碗汤圆在肚子里,肚皮胀的发亮,肚脐眼都胀翻了。我在床上躺了几天,眼晴发黑,心臟乱跳,头昏脑胀,大张嘴喘气,滴水未进......两个月后,下了场桃花雨,出工清理水渠,潜入冰冷的水下搬石头,在冷水里泡了近两个小时…内伤饮食加外感风寒,终于大病不起,一治数月!从此,胃肠病纠缠我至今。 好强和冲动是年青人的天性,赌命吞汤圆证明我也曾年轻过,只是后来一直后悔当时没把肚子里的汤圆吐出来,哪怕吐他三五个也好嘛。 |
纤夫闯险滩 生产队有条十五吨木船,这是土地之外最大的资产。生产队与乐山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物品运输全靠这艘船,船从乐山城回生产队是上水,须有纤夫拉船。纤绳由竹条编织,可长达百米。拉绳是麻绳,一头穿个竹质圆搭扣,搭上纤绳就越拉越紧。张二湾距铁牛门有六七公里,夏天铜河涨水,水流湍急,河面宽,纤夫划船至对岸往往被水流冲下两三公里,拉船就达近十公里。冬天枯水,河面虽仅有夏天的三分之一,但所有的浅滩都露了头,拉船十分吃力。纤夫拉船要频繁下水,衣服不能穿太多,夏秋在郊区都是赤裸,在城区则穿条短裤,也有农民赤裸仅围条布遮住下体。赤裸拉船的好处至少有三条:免磨破衣裤和鞋子,防湿衣裤裹身患关节炎,避湿裤头磨破下体。 六九年初冬,生产队用红苕与国家换大米,船停靠府河红花台(即皇华台)粮站外码头,卸红苕,装大米。船回生产队至肖公嘴时,我们五个知青和七个农民下船拉纤。冬天的铜河,从肖公嘴到鹰嘴岩有两个滩,其中肖公嘴外的鸡公滩最长,水最急。一个河滩一般分三段,滩头、滩身和滩尾。鸡公滩的尾滩从肖公嘴至凌云山前约三百米,滩身从肖公嘴到铁牛门约五百米,滩头在铁牛门上面,长虽仅二三十米,但落差最大,水流最湍急。船拉到滩头下游时就非常吃力了,拉三步退两步,进五步倒三步,到了滩头中间就再也不动了。我们十二个纤夫四肢趴在河滩上,全身绷成一条直线,船就是一动不动。船上的前领江张大X和后领江(舵手)周洪泰扯起喉咙吼:你几个狗日的没吃饭啊?!...狗日的昨晚上搞了老婆啊?!...狗日的给老子把鸡儿硬起!...我们趴在河滩上,嘴里大喊"嘿!嘿!嘿!"鼓劲,但船还是不动。我想:今天这船肯定是拉不出滩头了,但又不可能退,一退必定挨领江骂。更可怕的是船快速后退会把纤夫拉扯在河滩上翻滚,受伤难免,若被船带下水还可能淹死!此时,要脱离进退两难困境,只能是领江下令慢慢退下滩头,但看领江的意思是今天拼命也要拉上去。我想,再这样僵持下去,只有纤绳断了才能脱困...不到半分钟,这纤绳果然断了。纤夫个个都啃到地上,有的嘴里塞满了泥巴,有两个农民牙齿啃上了鹅卵石,满嘴是血。我的双手虽然撑在地上,但使劲中突然往前一冲,前额撞在一个大鹅石上,立马鼓起个大包,头又痛又晕。岸上的纤夫解放了,可船上的两个领江就危险了,船急速冲向凌云山悬崖。在这八百米急流险滩内必须把船头掉180度,必须控制住船的方向和速度,既不能跑偏搁浅船翻货散,更不能撞上山崖船毁人亡。看着船上两个船老大手忙脚乱,互相吼骂,农民张帮民说:你两个狗日的今天把我们骂安逸了,现在看你两个狗日的咋个办?农民张大洪忧心忡忡:如果船打烂了,全队今年冬天就要饿肚皮了...幸好,船安然飘过凌云山和大佛脚,在鸟尤坝靠了岸,船上的大米保住了。 守粪过新年 农民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化肥贵,农民穷,买不起。草木灰和人畜粪就成了农民种庄稼的宝贝,尤其是肥性十足的人粪,更是珍贵,所以农民称其为″大粪″。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年代,每个城市都有个"大粪管理所(站)",主要工作是管理公厕,分配大粪指标,即派发大粪票或分配公厕挑粪权,协调农民为大粪产生的纠纷等,应是城管局的前生。茶山上的十几个生产队都建造有粪船,大的能装数百挑,小的百十挑。经粪管所安排,我队承包了清华瓷厂两个茅厕(乐山话念:茅司)每年头两个月的大粪,为春耕备肥料。生产队为防大粪被偷,特别安排了两个农民日夜值守。 七零年一月底,在粪船装满即将起锚时,周队长叫住我和沈四说:"你两个娃儿去年工分没做够(一天六分,怎么做的够?一一自语),就照顾你们留下来守粪。每天记十二分,再补助一角五"。能在城里过年,还挣"革命工分",我们高兴地忙点头:好!好!好!周队长严肃地强调:"大茅司每天有十二三挑,小茅司有两挑。过完年我们来起粪时,就按这个算,少一挑扣三分,罚一角五"。沈四问:如果多了咋个办?周队长:多了凉办,只能多,不能少!农民很会算帐,如果多了有奖,那挑水充粪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有。沈四坚定地说:周队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粪船一走,我俩立马回二中取草席被盖,叮嘱两个弟弟按时送三餐饭来。我们又找了几块扎实的厚木板,用长钉和抓钉把大茅厕粪坑门封了个严严实实。 小茅厕在河边半坡上,平地挖个坑,上面用木头架空,再铺木板,四周围木板,牛毛毡盖顶,有五六个蹲位。大茅厕离江边五百米,在通往五八五所的路边,砖混全封闭,有四五十个蹲位,旁边是清华瓷厂职工宿舍。六0五厂的码头上,有个废弃的起重机操作塔孤零零地耸立在江边,塔高十来米。此塔外形似水塔,上面有个开放空间,有顶盖能防雨,门窗坏不挡风。我们决定将此塔作为“守粪基地”,在里面睡觉守望。在塔上居高临下,小茅厕在眼皮子底下,谁也偷不走大粪。而塔上只能看到大茅厕的房顶和通往茅厕的一段路,被偷的可能性最大,我们时常爬下塔去大茅厕查看粪坑门是否完好,记下粪水线位置… 那年冬天特别冷,霜冻时间特别长,春节期间天天雨夹雪。塔下人忙碌着买年货、拜年、放鞭炮欢度春节。塔上人眼睛死盯住通住大茅厕的那段路,看有无挑着粪桶的人来往。铜河上的寒风似刀剑般疯狂砍在身上,塔上温度至少比地面低几度。爸妈用了全家的酒票以及托人买来两瓶泸州三曲,供我们每晚喝一点御寒,又挪出一床被盖送来保暖。每餐饭都用棉布包裹着送来,以保证能吃口热饭喝口热汤。几天下来,手脚和脸面鼻子耳朵还是长满了冻疮。冷风一吹疼痛彻骨,钻进被窝又刺痒钻心…...我俩度日如年,后悔莫及。 初八清晨发现大茅厕粪门被撬,一地粪水,粪水线比昨天下落两尺多,大粪被偷了!过年还有人摸黑偷大粪?真想不到!我俩脑袋似被棒打一般,懵了!辛苦了十多天,全家人跟着受罪,哪里是在过年?这下工分拿不到,还要罚分罚钱,真太冤了!咋个办?……?只有一个办法:挑河水充!想到就干,我俩脱了棉衣棉裤下河挑水冲厕所,拼了一天,挑了六七十挑河水倒进大茅厕,才把粪水线补到昨天的位置。一天的剧烈劳动,脸上手上脚上的冻包都被胀破,红肉暴翻,血流不止,疼痛难忍。大茅厕被冲洗得干干净净,瓷厂工人纷纷称赞:红卫兵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就是好!过年还帮我们冲厕所。 为防大茅厕的大粪再被偷,回家搬来马架子,安放在大茅厕粪坑门口。茅厕里头虽臭,但我们根本闻不到,感觉比在塔顶上舒服,没寒风吹啊!我们吃饭睡觉都在大茅厕里,全天盯防。 正月十六,生产队的粪船来了。农民兄弟过了个肥年,个个都长的胖嘟嘟的,满脸泛红光。农民先到大茅厕起粪,一打开粪坑门,农二哥眼睛都亮了,好像看见了满坑的黄谷!直叫:天喳喳!这粪又干又黄又臭!狗日的城里人过年吃得好吃得多,这屎尿好臭,真是好粪!好粪!我们莫名惊诧,用河水充粪没被发现?谢天谢地!大粪比预计的多了二十多担!周队长兴高采烈:只有你们知青才守得住粪!看来,农民守粪也时常被偷,否则此话何来?到小茅厕起粪时,被我们偷过甘蔗和海椒的老农民杜明宣说:怎么清汤寡水的?一点不臭,是不是粪被偷了挑水冲啦?我们心里有数,据理力争:冬天冷风大,过年过河的人少,来屙屎屙尿的人当然就少了!茅坑是敞开的,咋个臭的起来?居民的尿壶马桶都用水洗,肯定水多于屎…...杜明宣的弟弟杜明福,是生产队粮仓管理员,早就不满周队长按全劳标准分粮食给我们,他站出来帮腔:你两个狗日的想的安逸,在城里头挣工分过年,咋个可能在茅司里头过二十几天?说破天老子也不信!杜明宣脸红筋胀地吼道:你两个还不承认冲了水?!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来证明!把尿滴在木头上,如果聚成珠,就是尿。如果浸散开,就是水!我们也高叫道:老子全身长满了冻包就是证明!滴就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们没想到其中有诈,眼睁睁看到滴在漂木上的“尿”一下子就浸走了,顿时张口结舌。周队长当即宣布:每人扣三十六个工分,补助费全扣! |
要命打摆子 七零年深秋的一天吃早饭时,我突然发冷,全身发抖并酸痛,牙齿打颤,碗都端不稳。丢下饭碗回堂屋上床,裹紧棉被还是冷的抖,兄弟们叫我不要出午工了,在家休息。他们出工走后不久,我又突然发热,头痛恶心,思维迷糊,心脏急跳。紧接着又肚痛内急,我爬起身,天旋地转坐不稳,梭下床扶着那口黑漆大棺材挪到门边。站立不住,抬不动腿,手脚并用才爬过门槛,坐在地上背靠门槛大喘气。院子里空无一人,都出工去了。我起身挣扎两步抱住柱头,无力站立,顺着柱头就滑坐在地上。头晕恶心想吐,抱住柱头也坐不稳,顺势又瘫卧在地。我想,不能去茅司(厕)了,否则肯定会落进粪坑里,只能去房后竹林。我晕乎乎摸爬着走,抱柱头扶墙壁,气喘吁吁摸到竹林...回去更是晕得天昏地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摸回去爬上床,剧烈心跳喘粗气,倒杯水喝的力气都没有了。 昏睡了一阵,出了一身汗,待兄弟们出午工回来时,我已好多了。吴大问我,你咋个搞的嘛,我们大家一样吃一起干,都没有事,你是不是发心脏病了?我也说不清到底生了啥病。 第二天无事,照样出工。第三天刚出午工又开始冷的打抖,加大活动量也冷。跑步回家还是冷,躺在床上没多久又热的头昏脑胀意识模糊全身无力...我想,前天的病又来了,难道是打摆子了?兄弟们回来问我是否回城去上医院,我说今天没有前天那么厉害,应该无多大事,找大队赤脚医生就可以了。吴大派沈四去三里外陈医生的家,拿了几颗喹啉回来。吃了两天,连续几次发病越来越轻,我以为这样就好了。哪知过了二十来天,又发作,冷热交替更厉害了,那简直是死去活来的折腾。一天下午发病,烧的昏死过去,灵魂出窍,把三个兄弟吓惨了,立马去陈医生处借了担架,抬上我就奔向渡口。从生产队到渡口要走十里路,其中约一半是河石坝,很难走。河石坝走到一半,我清醒过来,看到三个兄弟抬的辛苦,就讲故事慰劳:小和尚跟着老和尚出山,见到一女人问是啥?老和尚说是老虎......杜二骂:你龟儿子现在还阳了,开始说女人了,下来自己走!我已无事,仅有点虚脱,下了担架。吴大叫沈四陪我过河进医院,他和杜二提着担架回生产队。 到了专区医院内科,陈安国医生查体温听心肺开验血单,说患了疟疾。他说必须连续吃三年的药,每三个月至半年查一次血。即使血液里无疟原虫,疟疾不再复发,也要坚持吃药三年才能根除。在家吃药休养两个月后,不再发作,坚持吃药三年,终痊愈。后来我有啥病,都找陈医生,他精通中西医,还会针炙。八零年左右,陈医生调进川医。陈安国医生,救我性命的活菩萨,一生难忘您的恩德! 收粪钻茅坑 七一年春节后,生产队安排我们四个知青回城里收大粪,粪船停在水西门至铁牛门一线的码头。收一挑粪倒进粪船,可得三个工分,但须垫支一角五分粪钱,回生产队再结算。能在家里吃住,每天收几挑粪就能挣够工分,我们也乐意。 当年,凭粮票买一斤大米一角三分八,凭肉票买一斤猪肉六角八;自由市场蔬菜每斤几分钱,挤着上市的茄子、白菜、瓢儿菜、萝卜、蕃茄,一分钱能买两斤甚至一堆;下馆子点份回锅肉或炒猪肝三角钱,一碗阳春面八分,肉臊子面一角二;买一挑清水一分…而一挑大粪可卖一角五分钱,足够全家一天的菜钱水费了。由此产生了一个职业:捡屎卖钱,俗称捡狗屎。一般是贫困人家的老人或孩子,捡屎卖钱补贴家用。捡屎人家里一般都有粪坑或粪缸,以装满刚好一挑为多见。捡屎人每天提个篮子,拿把竹夹子,游走于河滩或城郊,捡人粪狗屎提回家倒入粪坑(缸)中,加上全家人拉的屎尿和洗菜水洗脸水洗脚水等,每天凑够一挑″粪"是没问题的。约好时间收粪人上门,若满意粪水质量,愿意收走,那一角五钱就到手了。 我们每天清晨出门,挑着粪桶走街串巷,城市居民同情知青,都愿意把粪卖给我们,三五个小时就能买到三四挑大粪,就可收工回家。吴大有天收到十七挑大粪,得到五十一个工分,相当于在生产队干五天农活。春天钻茅厕淘粪坑最受罪,因蒜苔大量上市,两三分钱一斤,又甜又香,家家喜欢买,人人喜爱吃。但这蒜苔通过人的胃肠后,出来的尿就是氨水。人站在粪坑周边,那氨水味可熏死人:眼泪淌流,鼻子抽筋,心肺喘息!舀粪时须眯着眼闭着气,抓紧舀几瓢就得跑出去换口气擦把泪,再跑回来眯眼闭气接着舀。挑着粪走一路也熏一路,惹的路人开骂,但刚张口就赶紧闭气,想骂的怪话也赶紧咽回肚里,急忙躲开。成天钻茅坑舀大粪,虽然在河里头水管下冲洗的干干净净,但毛孔里还是散发出阵阵屎臭味,回到家兄弟都给白眼,叫嚷:赶紧去洗澡,把衣服丟在门外,还不能同桌吃饭。唉,谁当知青谁才知道这个味道! 偷粪赚工分 大凡一件事干久了,知道其诀窍,就会偷奸耍滑,说的好听点就是钻研如何降低投入增加收益,现在叫提高投资收益比。我四兄弟天天钻茅厕淘粪坑,辛辛苦苦才赚到十来个工分,心有不甘。我们的眼睛自然盯上了公厕和单位厕所,那里面的大粪又多又好,只要淘的出来就是工分。公厕由"粪管所"管理,有专人值守。单位厕所也被各地农民包下,农民除了每月付粪钱外,还向单位供应新鲜蔬菜,以此联络感情。要从公厕掏粪,只能偷!要偷,就有风险,若被守粪人抓住,打架是难免的。若告到"粪管所",肯定会通知爸妈单位和派出所,丢人不说,还可能坐班房。看来看去,最后盯住了二中,这里地熟人熟,半夜三更也摸得进粪坑,即使逮住了也说的脱跑的脱。 第一次偷粪选在星期天,学校放假无学生。大家商议晚上带上三担粪桶和钢钎、手电筒、木瓢、锅铲,从厨房旁翻墙进去,经过猪圈进厕所。出去还翻墙头,从墙头搞传递。吴大安排沈四下粪坑舀粪,沈四板黄:茅坑弄木深,被发现了,你们跑了,就我等到挨黑打!?杜二说:按老规矩,抽签!还是沈四抽中了最短的树枝,下粪坑刨屎!天一黑,我们顺利摸进了二中厕所,用钢纤撬开粪坑门,电筒一照,乖乖!干粪比踩点时看到的还多,我等喜不自禁。沈四脱了鞋跳下粪坑,赤脚踩进屎尿中;我提住吊在坑边的粪桶,方便沈四用水瓢把尿水舀进桶,吴大杜二再用桶里的尿水挨蹲槽冲屎…如此往复,把所有干屎都冲积到粪坑底部。沈四用锅铲将金黄的大粪刨进水瓢,再倒入粪桶,十瓢就装满一桶,扯上来放稳后再换桶接着干…这期间来了几个老师,看我们如此舀粪还关切地慰问了一番,根本用不住望风。按预先商定的路数,偷粪顺利完成。把干粪挑到老霄顶半腰的草丛中藏起来,到河里洗了澡,回到家还不到十二点。 第二天午休时,把干粪挑进县委宿舍大院,这里有口水井,扯水勾兑大粪!县委宿舍大院家家都有知青,也不嫌我们脏大粪臭。一桶干粪可勾兑成八挑大粪,一人一挑上粪船…守船农民见我们一挑接一挑上船,问:今天咋个弄么得行呢?杜二说有个朋友帮忙...一天下来,每人挣得三十六个工分和一元八角!洗澡换好衣服后,我四兄弟到北味春点炒猪肝炒腰花回锅肉大米饭慢慢咪。从粪坑中爬出来遇到肉饭,那个喷香就不摆了!我们美美享受了一番幸福生活。 粪船提前五天就满了,生产队派了十二个农民来拉船。他们在粪船码头仔细看了其他十几只粪船,就数我们的大粪成色最好。农民非常高兴,说回去给周队长讲,让我们在城里多干两个月。 |
喝尿治腰伤 种庄稼需要科技知识,如土肥属性须相配,选良种等。干农活也不是仅靠力气就行的,但没力气肯定是不行的。挑粪即如此,把一百二十斤粪挑起来走,须有力气。要挑着上坡下坎,疾走如飞还不洒,就须有技巧了。 冬末初春,小麦返青,队长安排浇粪水促青。挑粪水,从粪池到麦地要走一、二里路,途中须跃上一条一米多高两尺多宽的田坎。田坎半腰处有一块突出的鹅卵石,只可容小半只脚掌。挑粪上此坎,必须一只脚掌先蹬上这卵石才行。人在田坎前十米就须将粪担左右横放,双手反托稳住扁担;加快脚步,让粪桶有节奏地前摆后浪;距田坎半米时起脚踩上鹅卵石,用劲一蹬,另一只脚乘势踏上田坎,人带粪担腾起;上了田坎须马上制止粪桶摆动,人才能站稳,否则会被粪桶浪翻。在这横、托、跑、浪、踩、蹬、起、踏、腾、站、定的动作中,必须借力粪桶动能与势能相互转化的契机一气哈成,否则不仅上不去,还会人翻桶摔。大家跑了一趟后,整个田坎上下被粪水浸泡成一片烂泥,那块鹅卵石更是滑溜。此时农民的优势立马显现,他们身材矮粗壮实,背脖处有一大砣肉垫,腰板硬,小腿粗,脚板皮厚粗糙,脚趾有强劲的抓地力。粪担在他们肩上有节奏地上下闪闪悠悠,前后轻快摆动,脚板在粪水中踩得“啪、啪、啪”响,飞一样就上了田坎,整套动作具有“人担一体”的优美。我们城里来的知青就惨了,身板最硬的吴大跑第二趟未控制好,在即将被后摆的粪桶带翻时,当机拋开扁担,粪桶摔得稀烂,但人却无事。而我走到第三趟时,终于从田坎上后仰摔了下来,腰腿摔伤,只得回城医治。 经X光片验明无骨折,仅是腰腿肌肉拉伤。求治于骨科,医生敷膏药扎银针灸条推拿热敷等,搞了近两个月,回生产队后腰痛还时常发作,干不了重活。女房东说:我有办法治,就看你们城里人信不信。 我急问是啥子办法?她道:喝童子尿!病急乱求医,我端着碗去找农民娃儿要尿,农民都不肯给。杜二说:老子没耍过女朋友,屙出来的都是童子尿,喝不喝?!我想,有道理,老子也是童子,喝你的还不如喝自己的!当即屙了一泡尿在碗里,还没端到嘴边就闻到大股尿骚味,赶紧放下。想等凉了再喝,殊不知,不冒热气的尿更进不了口,反反复复端起来又放下…过了几天,腰痛的实在遭不住了,心一横,长痛不如短骚,喝尿!准备好牙刷牙膏和红糖,等兄弟伙出工后,关好门,屙了半碗尿,闭住气,端碗就喝。那骚咸涩的尿水通过咽喉往下走时,有一大股腥气直冲头顶。本想一口气喝完,但直呕,担心前三口要喷出来,赶紧收碗。用清水漱口,塞了一砣红糖进嘴里,尽力压住那恶心呕吐的冲动。第二天起床时,折磨了我几个月的腰肌伤痛真得就好了,并且不留一丝痛过的痕迹! 求奶解蜂毒 艰难困苦的农村生活,也有抓鱼摸虾、打蛇拍蛙的欢乐时光。一次收麦子,我看见地头土坡上有个碗口大的洞,有牛角蜂进进出出,认定里面必定是蜂窝。乐山人叫的牛角蜂其学名叫马蜂或胡蜂,全身黑黄条纹,身体长条且分上下两段,腰细翅大,毒针粗长,毒性足。人若被牛角蜂狙(螫)了,皮肤会肿痛若干天,若被多只牛角蜂狙,还会有生命危险。我三四岁时在专署,一棵倒伏的树上有个蜂窝,用长竿一捅牛角蜂乱飞,右腿被狙一口,至今留有一个豆大的伤疤,时不时还鼓起发痒。有蜂窝就一定有蜂蛹,那蜂蛹可是一道鲜美的野味,还有补养效用。回去跟兄弟们一说,决定下午收工后去把那蜂窝挖回来。 我们到了蜂洞处,见十几只牛角蜂趴在洞口边,每只都有寸把长,这个蜂窝应不小。拿来几把麦草,点燃丟到洞口边,只见蜂子乱飞,有的掉入火中。等洞口上方无蜂子后,穿上长衣,戴上草帽,小心靠近蜂洞,用锄头把洞刨开。土洞刨至尺多深,看见蜂窝比篮球还大,上面趴满了蜂子,蜂蛹至少有三四斤。我等不敢惊动蜂群,退下再用火烟攻。在麦草的烟火中,蜂子嗡嗡乱飞,只闻到一股烤肉香。有十几只蜂子从洞中冲了出来,四散飞舞,我们忙往后退。在眼睛被烟熏的迷糊之时,我突然感觉左脸上有异物,用手一抹,顿时脸上有针刺般的疼痛。我知道是被蜂子狙了,急忙吐口水涂抹在脸上,此时已顾不得蜂窝了,吼了一声:老子被狙了!急急往家走。到家后马上用肥皂涂抹,照镜子见左眼下有处发红,中间有个胡豆大的包。心想,应该狙的不深,涂了口水和肥皂,不会有多大事吧?当夜,除了左脸火辣辣痛外,也没多大事。 第二天早起,左眼睁不开,右眼免强张大一条缝,整个脸面都肿了。兄弟们叫我赶紧去找大队赤脚医生,陈医生说他也没办法,涂了层酒精,吃了粒过敏药,就叫我去城里医院。经这赤脚医生一搞,右眼也睁不开了,哪里走的进城?兄弟们出早工回来,看我如此可怜,商议是否护送我回城求医。女房东来说:人奶可解毒!对门杜品福的婆孃生了二娃,有奶水,去要点来抹,保你有效。但是须你自己去要,其他人去不得行。 我一手端碗,一手扒开右眼,走进那月母子家。那家男人到自留地干活去了,那女人与女儿和婴儿在堂屋里。我说明来意后,她叫女儿把门关上,又叫我坐下。我坐在小板凳上,把碗递给那女人,心想她会进厢房去挤奶。哪知,那女人说:你不要动,我挤在你脸上。我忙说:挤在碗里我回去抹!听她没吭声,我赶紧把右眼扒开,只见一个雪白硕大圆球状的物体悬在我头顶,前端有粒鲜红的枣,冒出一股白色液体直冲我眼睛而来。我急忙起身,那奶水喷在了我身上。我说:要不了好多,等下来拿。我夺门而出,回屋躺在床上这心脏还是咚、咚、咚狂跳,不知为了啥子跳的那么凶?是急是怕还是...一直思忖:这个黑黑的女人,怎么会有如此白皙的胸……过了好一阵这心慌意乱才稍定。半小时后,杜品福端碗来,说先用住,看行不行。如果行,再来拿,反正二娃也吃不完。这奶水白中带黄,有股腥味。我把奶水往脸上涂抹时,腥骚味熏的不敢吸气,心里很不受用。想,这么大的气味,那娃儿怎么吞的下?又想,我妈说过,生我时忙于土改,我只吃了一个月的母奶就转吃米粉了,这可是我闻不得这人奶腥味的原因?涂了奶水的脸感觉没那么肿胀了,火辣滋味也在消减。涂抹了三四次后,右眼能睁开了。第三天晨起,两眼能视物,但脸还肿胀。第四天清晨痛肿消除大半,五天后痊愈如初,至今无疤痕。这得感谢女房东,感恩杜品福婆娘杜二娃他妈张秀枝。 |
18 十三岁的少年知青 作者:贾宏图 “同志,我要报名下乡!” 哈尔滨大直街上的南岗区知青办的接待室里,工作人员看到横在门口的长柜子后有个小孩子探出头说话。 “小朋友,别闹了,快出去玩!”他们向他摆着手说。 “我真是要报名下乡!”那孩子使劲儿探出身子说。 “你才多大呀?”他们问。 “我都17了。我是125中的,叫王怀信。要不,你们给学校打电话!”那孩子急了。 那一年是1974年,在这个动荡的春天,这个王怀信真的下乡了,成了肇东县胜利公社利民大队的插队知青。他是1960年5月12日出生的,报名时,他还不满14岁,也许是上千万的知青中年纪最小的。到知青办报名时他虚报了岁数,为了掩饰只有1.50米的身材,还穿了厚底鞋,鞋里塞了厚厚的垫子。 王怀信是替姐姐出征的。那一年春天,上山下乡运动又出现了高潮,负责动员的街道干部坐在他家里不走。1972年初中毕业的姐姐一个劲儿地哭,她身体不好,个子又小,父母舍不得让她走。怀信的父亲是从马车夫成为运输社工人的,他有七个孩子,大姐和四哥已经到永丰农场下乡,其他几个孩子都工作了,只有怀信和姐姐在上中学。下乡的事,谁也帮不上忙,只有最小的怀信挺身而出了。说实在的,他也不愿意在学校混了,上小学时每天念“老三篇”,上中学了,不是下乡劳动就是开大批判会,什么也学不到。还不如当知青,还能挣钱养家!当时他家里特别困难,买菜都是等收摊后买0.1元一堆的烂菜。 王怀信回忆,当时走的时候,我们一百多个中学生都戴上大红花,坐着大卡车在街上巡游,许多人夹道欢送,然后一直把我们送到利民大队的队部。下了车就是一顿大吃,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埋头猛造。吃完饭又把我们分到小队,一点名,少了一个。后来带队干部在房后玩的小孩子堆里找到了那个人,那就是我。屯子里的老乡像迎亲一样把我们接到住处,我被安排到姓陈的大爷家的西屋。我在炕上铺行李,趴在窗户上看热闹的小孩子喊:“看那,谁下乡还带来个小孩?”我急了,跑出去对他们喊:“谁是小孩?我都17了!”他们哄笑着跑了,边跑边喊:“小崽子,小崽子!”从此,我有了新名“小崽子”。 再小的知青也要参加劳动,王怀信也不甘人后。第一次干活是到豆地里拔大草,个小灵活的怀信跑在最前面,拔得还挺干净。第二天,搞积肥,把草片铲掉,然后用锹堆上大堆沤。那肥堆有一房多高,怀信怎么使劲也扬不上去。队长只好派他去割地头的草,割下来了却捆扎不起来。他累得干不动了,躺在地头喘气。后来队里又给他找了个最轻的活——“看青”。白天歇着,晚上出工,拿着把镰刀,在地头来回走,防止有人偷青。胆小怕黑的怀信拉着前面的那个老头的衣襟,寸步不离,一过坟地浑身就发抖。那个老乡总给他讲鬼故事,越害怕越想听,有时吓得他头发都竖了起来。下了工,一个人不敢回住处,让那老乡把他送进屋,他跳到炕上,马上用被蒙上头。 像怀信这样的“半拉子”每天只能给记7个工分,而其他知青和整劳力一样记10个工分。王怀信不承认自己是个“半拉子”,他跑到县知青办去“告状”,县里答复很明确:凡是下地干活的知青,都是整劳力,都记一样的分。年纪虽小,志气并不小。王怀信心里想,我不能靠政策照顾,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一点儿也不比你们差!接着队里开始搞水利,分段包干,怀信和十个人一起分了30米长、3米半高的一段水坝。他和大伙一样抡着大镐刨冻土,然后挑着沉重的土筐奔跑。七天的活,他们三天半就干完了。小怀信也累倒了,躺在炕上发高烧,浑身疼得直哼哼。大队书记摸着他的头心疼地说:“还是个孩子,怎么累成了这个样了!”他从家里拿来一公斤大米,为他做粥喝。一直躺了七天,王怀信才起床。那一年,从7月16日到了队里干活,到年底他一共挣了42元钱,还欠了队里70多元的口粮钱。 当时喝大米粥是很奢侈的,他们知青点的伙食就是高梁米、小米饭和玉米粥。菜就更缺了,谁要有一块咸菜,大家抢着吃。妈妈从哈尔滨给他捎来一瓶猪油,是他唯一的营养品,只能偷偷地吃。 在困苦中,王怀信长大了。第二年,他竟挣了3290分,是知青中最高的!一方面,他体力增强了,也掌握了门道,干什么活,再不会落在别人后面;另一方面,他学会了干巧活,晚上和白天三顿饭的时候在工地看材料,同时用棍子敲打割下来的向日葵,每敲一斗葵花籽,给记2个工分。这样,他一天能干两天的活,工分自然比别人多。人小鬼大的怀信心里还有个“小九九”,公社规定,年工分超过2800分的知青才允许考学和当兵。这一年,他工分达标了,可因还不满18周岁,当兵没戏了。他勇敢地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而且在胜利公社考场第一个交的考卷。但他理所当然地落榜了,那一年的考题很简单,只要有实实在在的初中文化是可能考上的。可怀信那点儿小学的文化也扔在了大地里。记得陈大爷想让他家里给捎个烟斗,可就这么个事他也写不明白,最后自己在信上画了个烟斗。 1978年11月,王怀信终于穿上了绿军装,四年多艰苦的劳动把他锻炼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也许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黑土地大学里他积累了人生的基本经验,如黑暗中不熄灭的理想之火,忍受苦难又不沉沦,把抱怨化作前进的力量。王怀信走的时候,他对乡亲和战友都有些恋恋不舍。倒没有小芳式的爱情,心里却盛满了深深的亲情,是乡亲把他“抱”大的。队里总是给他安排最轻的活,可工分一点儿没少得。房东陈大爷一家把他当成自家的孩子,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他。有一次,陈大爷的孙子哭着要吃饺子,他从荤油坛里捞出油渣,给他包了饺子。别的孩子不让吃,还偷偷地给他留了一碗。每年过年探家,陈大爷都给他带豆包和自家扎的扫帚、盖薕。在知青点里,大家都把他当成自家的小弟弟,什么事都让着他。那些年,他的衣服都是刘姐给他洗的。她当炊事员时,知道他爱吃大饼子,每一次都给他多留一个。 王怀信是流着眼泪走的,可他并没有走远,就在大庆油田。他参加的是解放军基建工程兵,虽然也穿军装,但干的都是修路、架桥和挖沟这些活。他们成了这片大油田第二代建设者,这里是共和国的动力之源,能在这里流汗,王怀信也感到很光荣很豪迈。更让他高兴的是,这里的活虽然比插队时累,但能吃饱饭。物质生活满足了,他又有了精神的追求,思想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党。有了从小吃苦的经历,什么活对他都无所谓。再说他在机械连工作,开着机器干活也不累,下了工或节假日,他又跑到附近的老百姓家干活。不长时间,大红的锦旗送到了连里,他被树为学雷锋标兵,还受到团里的嘉奖。他又自告奋勇地去养猪,他干得很精心,那猪长得又白又胖,连队常改善伙食,上上下下都很满意。一年后,王怀信回连队当上了班长。那时,对越反击作战已经在南方打响,他们为防备敌人从北面报复,整天挖防坦克战壕。王怀信准备以生命和鲜血保护大庆。后来他又被提拔为代理排长,他的面前一片阳光。他期盼着早日入党,他在连队的积极分子中排名第一,可排第三的先入党了。王怀信心里很难受,别人说,他给指导员送了一台三五牌的钟,你要是送点啥,早就……听到这儿,他心里更难过了。1981年,王怀信退役了,他带着光荣,也带着心灵的伤痛。 回城后的王怀信在北来顺饭馆做面案 由于身份的转变,回到哈尔滨的王怀信比返城知青有更多的择业的机会,但也不是急需的人才。他本来应分配到三哥所在的市第二运输公司,因为他下乡时的知青点是归这个公司管。他去报到时,管事的人说上午还有名额,现在没有了。他又被安排到道里区服务局,他有四个选择:洗染厂、浴池、冰棍厂和饭店。可能因为饿怕了,他选择了饭店。他被分配到北来顺饭店的一家分店,这是一家清真饭店,那股膻味他很难接受,可还是坚持着。他先当服务员,又学面案,干得很来劲。 有了饱饭吃的王怀信,把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他明白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在工人文化宫里补习高中文化,他到阿什河街的省委俱乐部学习英语。他曾因为交不起每学期480元的学费差一点儿让人驱逐;他因为下了夜班就去上课,趴在课桌上鼾声大作。1984年,王怀信考上了省电大的英语专业,三年拿到了大专文凭,它是那一代因十年动乱失学的老知青梦寐以求的宝物。 拿到学历证书后留影 王怀信的命运终于发生了改变,他考取了省直一个厅局的招待所,先当厨师,后来又当上管理人员。可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又把他推到了深渊。他收上来的1000元饭费半夜被盗,他被怀疑监守自盗,被抓进去关了13天,三辆警车到他家搜查。正准备和他结婚的女朋友,那个漂亮的服务员吓得不敢见他了。半年后,那个被抓着的流窜犯承认了那次的犯罪事实,可没有人为他平反,理由是也没给他定罪。但是,他的入党提干都泡了汤。 带着严重的肾炎——那是双手被扣在暖器管子上,躺在没铺盖的水泥地上作的病,还有名声的损伤,王怀信又转到了地方铁路局工作。在这里他受到信任,当过食堂管理员,还在办公室管过杂务,到运输处、企管处干过业务,还到北安火车站实过习。这时商品经济大潮涌来,全国上下无人不想经商。那时机关干部下海受鼓励,允许边工作边经商,本来就有经营本事的王怀信捷足先登了。那时,怀信的家庭还处于贫困之中。他和在亚麻厂当工人的妻子在一个破房子里结婚,第三天房子就漏雨了,他们爬到上面浇沥青。为了过上好日子,他们很需要钱。这样,他们白天上班,利用早晚做小买卖。天还黑着就起床到郊区进菜,然后在李范五花园的早市上叫卖。开始每天挣几块钱,后来挣十几块钱。每晚筋疲力尽的他喝着啤酒,妻子在旁边数钱,可能是最幸福的时刻。他们又为各家饭店、食杂店送啤酒,靠着当知青练就的好身板,怀信扛酒箱子吭吭地爬楼,一点儿也不觉累。勤劳让他们很快成了“万元户”。他们干脆停薪留职,干大的。他们还炸过油条,开过饭店,又倒卖服装,南方时尚的衣物让他们倒运回来,推向相对闭塞的北方市场。王怀信第一次坐飞机,空中小姐送餐,他怕太贵不敢吃,人家一再说是免费,他才敢要。他的家成了服装仓库,只剩下了一张睡觉的床了。王怀信家的货进入市里多家大商场,还扩展到各地市。他们经销的一个牛仔裤品牌,还获得过全国销售第一的业绩。钱袋鼓了起来,王怀信也尝到了当老板的滋味。但他是一个吝啬的老板,每次扛货从来不雇人,都是自己扛上五楼。他还愿意拣破烂,在他眼里没有不能用的东西,他说这是下乡时和老乡学的。 返城后,王怀信时常惦念着曾给他关爱的乡亲,几回回梦里会亲人。可是那时穷,无以回报。现在有钱了,他召集了当时在胜利公社插队的几个青年回乡省亲。他给老乡们送去他经销的服装,还有他们在乡下吃不着的食品。他希望农村的姑娘小伙儿也美起来浪起来,他也希望他们的日子像城里一样好。他又走进那个熟悉的小院,那栋他住过的土房。可惜,陈大爷陈大娘已经去世了。他悲叹不已,“陈大爷,陈大娘啊,我来晚了!”眼泪在他的脸上流下。 现在有大房有好车,女儿也上了大学的王怀信,心思都在事业上。他在郊区置了3300平方米的土地,建了460平方米的厂房,生产外墙保暖材料,同时还盖了餐厅和游乐场所。他还在院子里栽树种花,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院子里一片绿荫,不时飘来花香。他还引进了南方的许多蔬菜品种,山西的山药、云南的菜豆、四川的地瓜,还有爬了满墙的南瓜、冬瓜、丝瓜。到了秋天,硕果累累。你若细看,那足有一米长的瓜上还刻着字:“青春永恒”、“知青万岁”、“情系黑土”。路过青藤覆盖的小院,你还经常听到欢乐的歌,都是些怀旧的老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知青乐园”,哈尔滨知青联谊会常在这里举行活动,王怀信参加的老知青合唱团也在这里排练和演出。他和夫人为知青活动又出力又出钱,心甘情愿。也许老知青的褔利事业,就是他们将来投资发展的方向。王怀信也想回到对他有恩的地方铁路局,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资金,为地方铁路的发展做点什么。 |
农婚知青,蹉跎岁月一首难忘的歌 程一帆 时光易逝,岁月荏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对于曾经身临其境且又融入社会各个阶层的知青来说,不管回忆是清晰还是混沌,是醇美还是苦涩,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这段历史,对于每一个过来人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虽然那些大的社会背景,政治风云,生活形态大同小异,但就个人而言,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遭际,就会产生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及至形成不同的思想积淀和多元化思维。不管彼此之间的差别有多大,透过知青的人生轨迹,都会清楚地看到那些曾经的历练煎熬,曾经的苦楚悲怆,曾经的磨难艰辛。 1998年,大连电视台拍摄过一部知青插队30周年的访谈节目。有一位大连在朝阳插队的女知青,还不到50岁就显得十分老态。主持人问她:“你想不想回大连。”她窘着回答:“我做梦都想回家啊!要是我死在老伴前面,对不住了,我不能再伺候他了。要是老伴先走了,我立马收拾收拾就回大连。”说完,这位女知青热泪盈眶,主持人也落泪了,现场的观众个个泪流满面。 时至今日,这位大连女知青已是古稀老人了。在知青这段特殊时期中,她代表了一部分特别的人群,名字就叫“农婚知青”。也就是说,她们是当年在农村同农民联姻,成家立业的知青。从当年那个历史时期来讲,这可是一个新生事物。据当年国家知青管理机构提供的数据,1977年已婚知青达到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些已婚知青中,与农民结合的知青便被称之为农婚知青,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与同为知青的其他人相比而言,她们付出的代价最沉重,命运也最值得同情。 对于所有的知青来说,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年复一年,数以千万计的在校学生毅然决然地告别父母,告别城市,义无反顾地奔赴祖国的山区,奔赴祖国的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在近十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中,无论自愿还是被迫,“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是知青们下乡初始时最普遍的感受。不过,他们很快就被现实击倒了。无论是当初写血书积极下乡的,还是无奈被动而来到广阔天地的,在经历了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回到城市。 正如一位知青所说:“我们把革命想得过于浪漫,豪情壮志很快就被艰辛的农活、琐碎的生活细节消磨掉。农村并不因为有了一群热血青年的到来而有太大的改观,它以它固有的缓慢而沉重的节奏,在历史的长河流淌,封闭落后的思想意识,也令我们十分迷惘……” 1977年—1980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期,下乡插队的知青陆续返回城市,然而,同农民联姻、成家立业的这些知青,却眼睁睁看着别人一个个的离开,自己无可奈何。当时,中央允许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的政策中,就有已婚知青不能回城的限制,一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不惜与配偶离了婚;那些为了保全家庭的,当招工、招生、招干、征兵从不征招已婚知青时才明白,自己将留守农村一辈子。 这些农婚知青大都来自大中小城市,基本上是应届初高中学生,下乡时的年龄大都在20岁左右。可以说,当时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他们到了农村,在接受锻练,经受了艰苦生活后,看到同龄的农村青年相继成婚,建立家庭,同往的知青都有了对象,自叹回城无望,想有一个依靠。那个时候,新闻媒介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理念,使他们的思想有些许倾向于扎根农村;其次,加之当地的农村干部和农户的种种因素,使他们别无选择地与农民结婚成家,成了蹉跎岁月中一首难忘的歌。 知识青年一旦与农民联姻,在当地安家落户,各种新的困难便接踵而至。有些困难是他们共有的,有些则因人而异。首当其冲的,是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有的农村干部认为,招工去不了、升学没人要、过筛子剩下没出息的人,才会在农村与农民结婚;很多农民对自己的处境产生自怨自艾的心理,进而对这些落入到他们群体中的知青也十分轻视,看不起;几乎所有农婚知青的父母,在一段时间内都与扎根农村的子女中断了家庭关系,也断绝了经济资助,认为她们不争气;农婚知青回城探亲时,还时常遭到来自亲友、邻居、老同学的冷嘲热讽。现在,所有的知青都老了,仍然留守在农村的农婚知青,那些生活在富庶地区的,或许日子过得比回城的知青还滋润;那些生活在贫困偏远山区的知青,日子肯定好不到那里去;那些在农村里混不下去,四出打零工的,有可能还没能享受到城里知青退休后每月领取养老金的这种待遇。 知青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知青年代的当事人,目前大多已离开工作岗位,成为社会边缘人。不久的将来,作为这一特殊年代的参与者,我们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不管我们如何以平常心对待过去的岁月, “知青”这个话题并不轻松。那曾经的岁月,留给我们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无奈。其中,就裹括了农婚知青这个一言难尽的话题。 |
昔年有泪 作者:丁二黄 1973年12月7日,一个女孩死了,她叫胡秀清,是四川省荥经县宝峰公社杏家大队的成都下乡知青。她的死因简单,死状惨烈:因修建那条,被叫做“百里堰”的山间水渠,从高崖上跌落而死。事件的发生地是荥经县的糟包岩。几天后,她被埋在了荥经县车站后的打锣坪,享受了今人难得的土葬。 时年,她20岁。 她的死,在那段戡乱浑浊的时代河流中,仅仅是曾经翻卷起来的一朵悲戚的水花,很快就平息了,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涟漪一圈圈的散去,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她离开这个喧闹的尘世,孤寂地躺在异乡的泥土中,就快要四十年了。 同为知青,1972年早春,我们来到了荥经,这个盛产砂罐、竹笋和天麻的小县。这个川西南山区的农业小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数量惊人,在四川省名列前茅,庄户里自然就留下许多“死绝户”的遗屋,我们便住了进去。 1970年,河南的林县,因开凿的“红旗渠”,被拍成了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而名噪中华。四川的荥经县,好像被电麻针猛锔了一下,受到了强刺激,自是不甘瞠乎其后,改天换地的年代,头脑发热也是要攀比一下热度的。荥经,举全县之力,打造一条盘桓于山间,堪比天河的“百里堰”工程,就此上马。山岭沟壑间,轰轰隆隆的开山炮声,频仍密集,不绝于耳。回想起来,当时的县境,就有如前些日子,炮声不断的利比亚。 工程所到之处,原来的青山便改变了模样,拦腰一刀,上半截青色依旧,下半截被砾石所埋,便换成了土黄色。那山,就好像是人被扒去了裤子,下身便赤裸着,看着竟令人汗颜。 为修筑百里堰,全县乡民出工出力,流血流汗,劈山放炮,凿沟打洞地干了好几年,浩大的水利工程好歹完工了。令人沮丧的是,四川的“红旗渠”却没有“红”起来,更没有被拍成纪录片。据说,由于水利勘测设计上的原因,源头的活水,根本灌不满整个渠道,更流不到渠尾,部分堰沟成了旱沟,改天换地的宏愿,化成了的泡影。经济被计划的年代,百里长堰的“生意打倒”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输了个精光,没人为此埋单,竟一笔勾销了。 真是大手笔、大气魄,你不服都不行。 百里堰如今已被人们遗忘得差不多了,即便是在万能的“百度”里,也只留下点滴不着痛痒的零星文字。只是那山山岭岭被糟践的植被,由老天爷自我修复起来,恐怕还需要些时日罢了。 对于这种鸡飞蛋打、劳民伤财的决策失误,执政者,往往就是一句干瘪话——权当是交了学费。 但是,对于正值花季的胡秀清来说,“学费”,就是她永远也不可能讨要回来的生命;对于含辛茹苦一手把她拉扯大的父亲来说,“学费”,就是他初长成人的,一个活生生的女儿! 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叫做“糟包岩”的山嘴。那个突出的山嘴,乖张险恶,且丑陋无比。兀自凸出的巨大山石,形成了一个隘口,隘口之下,仅有两个与脚掌般大,可以踏步的石阶,行人至此,必须做一个急转身的动作,双脚准确地踏落在那两个石阶上,方可以绕过那块巨石。巨石之下,便是数十丈深的山崖,山崖的底部乱石嶙峋,犬牙交错,整个山势从上往下看,就是一张恶狠狠的大口。这就是我们修筑百里堰时,每日施工必须四次经过的“鬼门关”。就是这张“大口”,吞噬了胡秀清;这一次,鬼门关,她没有迈过。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公社的王书记,来百里堰工地巡查,中午便和知青们打成了一片,在工棚里皱着眉头,和我们一道,吃了顿一成不变的,用砂罐熬煮的豆渣、青菜为菜肴的午饭。饭后,胡秀清和另外一个女知青,便各自抱着一包硝铵炸药,朝山上走去。我们跟随其后,大约相距三四十米,隔着灌丛,看不到她们的身影,马上就要到糟包岩了。 突然,凄厉的喊叫声从山上传了下来:“王书记,王书记,胡秀清掉下去了,她掉下去了啊!”哇地一声哀哭,在山谷间诱发了一阵阵的回响。那哭喊声,撼人心魄,叫人捏拿不住灵魂。那一刻,山色仿佛都黯淡了下来! 短暂的怔忪之后,我们知道出大事了,人命关天!大家急忙从糟包岩的侧翼向山下冲去。顾不得身旁灌丛藤条上棘刺的牵绊拉扯,脸上、手上被挂出一道道的血口子,本来就破旧不堪的棉袄,也被挂得白絮翻飞。最先冲到谷底的是陈怡平、巫朝礼,我和王振国,单援朝、单援助兄弟随即赶到。先到者已经发现了仰卧于乱石堆上的胡秀清,我们赶到时,她尚未断气,伴随着“噗噗噗”的呼气声,鲜血泛着泡沫,从她的嘴里汩汩涌出,那血殷红得让人发怵,还散发着淡淡的热气,一个女孩的青春之血,就这样一股一股地流进了异乡的泥土中!她的两眼直瞪瞪地望着苍天!无奈的悬望中,又满是委屈与叩问。这竟让我们不敢直视。陈怡平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了她的头上…… 实在的说,对于死人,我没有什么恐惧感,这不是因为我太冷血,太心硬,而是因为看得太多…… 可是,此时眼前的胡秀清就不同了,她与世无争,与人无怨,老老实实的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广阔天地”竟容不得她,一步踏空竟成了千古冤魂。大家都是知青,物伤其类,谁知道下一个踏空的人,是不是自己?下一个遗恨的主角,是不是由自己来扮演?更何况,她成都家里的亲人得知噩耗,怎么承受得起,人同此心啊。 山上不时有碎石落下,此地太危险了,得赶快把她从这里抬出去才行。我们试着抬了一下,不行,她的四肢已经瘫软得支撑不起躯体了,我拉起她的手臂,都能感觉到骨头嘁嘁嚓嚓的断响——她整个人、全身的骨头都摔碎了! 只有背,才能把她从这里移出去。陈怡平毅然半蹲了下来,我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抬放到陈的背上。就在陈怡平缓缓地站起身来,我们帮扶着刚走了几步的时候,一个声音从我们的身后传来,“不行了,不行了,人死了,真的死了!尿都流出来了,没得救了。”我看到一片水渍,在陈怡平的腰部漫漶开来,又滴落在地上。说话的,是一个姓黄的“现行反革命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加入了救人的队伍。他曾在大牢里待过,出狱后又被生产队发配到百里堰,继续改造。年逾四十的他,阅历自然比我们丰富得多。 应该说,胡秀清最后是死在陈怡平背上的。一个背井离乡的知青,匍匐在另一个知青的背上,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她的遗憾和痛苦,或许多少也会减轻一些——生命最后的一刻,她好歹感受到了家山故园的体温! 天国里应该没有了糟包岩,也不用去修百里堰了——我想。 踩着满地尖利的石块,我们终于把她背出了山坳,轻轻地放在农家的菜畦旁。菜畦边长着一笼竹子,老黄用别在腰上的弯刀,砍下几根,扎成了一副简易的担架,我们分成四人一组,另外两人作为替换,抬着胡秀清,朝山下的公路走去。那山路陡峭弯曲,坑坑洼洼的,我们一脚深一脚浅,艰难地行走着。天上下起了小雨,路面更加湿滑泥泞。 担架扛在肩头上,吱吱嘎嘎地作响,胡秀清血糊糊的头,就在我面前晃动,我能闻到那种带着铁锈味的血腥之气,我青春的鼻息,第一次距离同龄异性如此的近,但是情景竟是这般的不堪。想到我们号为“知识青年”,而生命竟是如此的卑微!汗水、雨水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十几里山路,我们竟用了两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完。此时,我们才失望地发现,从始自终,我们都没有看见王书记的身影。而身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老黄,却一直陪伴左右,默默无言。 公路上拉煤的货车来来往往,看见山匪一般的我们和那一具遗体,都不愿或不敢停下车来。天色渐晚,无奈的我们把遗体横放在路中央,在遗体旁站成一排,硬生生地挡下一辆货车,把遗体抬上了车,径直往荥经城驶去。我们把胡秀清的遗体直接拉到了县医院,医生例行公事地“检查”了一番,即宣告死亡,遗体被送往停尸房,停放在一个半米高的水泥台子上。 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中午的豆渣饭早已消耗殆尽,大家又累、又饿、又冷,饥寒交迫,就要瘫软在地了。县里已经知道百里堰摔死知青的事,便派人安排我们到县招待所,先把饭吃了再说。招待所的阿姨,看到这一群人不人鬼不鬼的知青,竟也落下了几许清泪来,忙不迭地给我们舀饭。交谈中,我才知道,她的孩子也在百里堰的工地上。县商业局还慷慨给我们拿来了两条香烟,一条金沙江,一条春城,这突然让我们感到了党和政府,“春城”一般的暖意。 不知是谁说的,那刚死去的人,如果有猫、狗、老鼠等动物从旁边经过,就会“诈尸”,那死人便会一惊而起的。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请,就是对死者和丧家的大不敬。于是,有人提议,晚上到停尸房守尸,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我们在招待所借来被子和草席,又回到了停尸房。此时,我看见胡秀清的遗体已经肿胀得变形了,与生前的她,已判若两人。 大家把停尸房的地面,草草地打扫了一下,撒了些生石灰,就算是消了毒。铺开草席,躺了下来,裹上棉被就和衣而眠了。停尸房的灯光雪亮,直刺得人睁不开眼睛,但是我们实在是太疲惫,不一会儿鼾声就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就这样,在初冬时节淅沥的雨夜中,在荥经县停尸房里,竟然响起了打鼾的声音——六个男人和一具女尸,共同度过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夜晚。 早上醒来,我才看到自己的头边,有一大团死人留下的毛发,抬脚踢得老远。我们裹着棉被,从停尸房的后门出来透气。停尸房外就是县运动场,看到几个白花花的动物,从停尸房里拱了出来,一些正在晨练的人哇地惊呼起来,他们仿佛在晨光下看到了六个厉鬼,竟炸锅一般,吓得一哄而散。 人被误以为了鬼,我们相视无言,苦笑作罢。 为了不让死者的亲人,看到胡秀清那惨不忍睹的模样,我们请了个入殓师来给她妆扮遗容。入殓师是个四五十岁的酒徒,鼻子红得都沁出了血,早上到停尸房来,已经是浑身的酒气。他用含混不清的口齿对我说,去打一斤酒来。我问他,打酒来干啥?他说要给遗体喷些酒,这是规矩。酒打来了,我们看见那酒徒入殓师,端起盛酒的海碗,扎扎实实地喝了一口在嘴里,我们以为他就要喷了,哪成想,喉结骨碌一动,他小子竟然把酒吞了下去,另外端起了茶缸子,含一口茶喷了出来。入殓师偷梁换柱的勾当,一下子就把大家激怒了,六七个人,十几个拳头,一齐向他砸去,打得那家伙鬼哭狼嚎,跪地认错。 那几拳头,真是纾解了久久压在心头,又无处宣泄的郁闷之气,倒霉蛋的入殓师成了可怜巴巴的替罪羊。打完了入殓师,我看见有的同伴,自己却蹲在一边,抽抽嗒嗒地哭了,哭得很伤心,那哭声的声音不大,但却是发自心底的,令人难以承受。同伴肩头在一下一下的抽搐,我的心里的弦丝也越绷越紧,我觉得自己就快要崩溃了。 几天来,在县城里民众当中,“成都知青”、“百里堰”、“搭死”(摔死)、“造孽”,这些词汇使用的频率相当的高。身穿破袄,腰系草绳,浑身戾气的我们,走在街上,不时就有大婶、大娘拉到你的手,嘴皮一怒一怒的,话还没有出口,泪自先流了下来…… 胡秀清的家人终于来了,就三个人:父亲、妹妹和姑妈。 从医院的大门到停尸房,还有一小段的路,胡的家人,被男男女女的知青和县里的干部,簇拥着来瞻仰遗容,我们几个在停尸房外等候。老远,就听见他们一路哀哭着过来了。到了停尸房的门口,胡的父亲,已经悲痛得走不动路了,被人架着,只听到他“秀清——”一声长长的嘶吼之后,便没有了声息,竟昏了过去。胡的姑妈、妹妹,被人架着进去,又架着出来,满脸的泪水,嘴皮抖动着,声音都哭哑了,倒是旁边人的哭声还要大些。 瞻仰遗容草草结束。 胡秀清的父亲,是成都大学一个老实巴交的校工,生离死别的惨痛已经把他击倒了。胡秀清的姑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给我们哭诉,她嫂子死得早,胡秀清两姊妹,都是她哥哥一人,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到头来,女儿却凄惨的先他而去…… 听了姑妈的哭诉,再看看胡秀清爸爸,这个鬓发斑白泪水长流的长辈,一些知青拉着他的手,结结巴巴的说:“胡叔叔,秀清不在了,我们就是你的儿子、女儿,我们一定会给你养老送终的。”可是,这样的承诺,谁又能真正兑现呢?近四十年的光阴过去了,大家各自为生计而劳碌奔波,有的“插友”甚至已先行一步,自己也化为了飘尘,有谁还顾及得到身着劳动布工装,脚穿军用胶鞋的他? 这,给了我“绝不轻易承诺!”的终身警示。 那时,口口相传的“肉电话”,比现在的“群呼”还快。得知成都女知青修堰摔死的消息,全县的成都知青几乎都涌到县城来了。县招待所摆起了“流水席”,那几天,成都知青在招待所吃饭是不要钱的。县城里的知青越聚越多。 可能县领导也感受到了压力。那时,又正值福建的李庆霖刚刚为自己当知青的儿子,向最高统帅告了御状,领到了三百块“聊补无米之炊”赏钱的敏感时期,这个时政背景,足令各级政府加强对知青动态的观察与重视,这关乎仕途平安和大局的安稳,是绝不可掉以轻心的。 知青们也推举出了自己的代表,就胡秀清死亡的事件、知青在农村的待遇等等问题,向县里提出了好些具体解决的请求。大多都记不起来了,但是,“在县城给她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并由县里出面告知上级知青办,胡秀清的妹妹将不再下乡,由他父亲所在单位安排工作。”这两条,我记忆犹新。 县里成立了“胡秀清同志治丧委员会”,县里的两位常委竟也名列其中!这个我们倒真没想到。 我和单援朝等人,草拟了追悼会的悼词,其它的话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毛泽东转引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样面对死者的时代热词,肯定是要用的。 我们无力摆脱时代的窠臼。 追悼大会在县大礼堂举行。不大的大礼堂,里里外外全是人,连街道两旁也挤满了人。各个单位送来的花圈层层叠叠,摆满了会场,无数花花绿绿的祭幛,或挂在墙上,或被人用竹竿高高地挑起。出殡的时候,鼓乐、灵柩在前,其后,花圈、祭幛、人流充盈满街,缓缓而行。全城的百姓都拥到了街道上,一些人含泪说,这阵势在荥经县是从未见过的,先前给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红军送葬的时候,场面那都不能与之相比。人们的嘴里都发出了啧啧之声,惊叹空前的盛况。 只是,再大的阵势和排场,也不可能唤回那条年轻的生命了。 胡秀清的墓地,选在了荥经县车站后的打锣坪上,随着盖在她坟头上最后一锹泥土的落下,哀乐声戛然而止。荥经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丧火”就此打住。短暂的停顿之后,轰轰烈烈的进行曲又开始了。 昔年有泪,于今未干! 故事发生的这一年,阴历癸丑,属相为牛。 |
地动山摇泪涟涟 海南岭门农场十连遭遇特大山洪 六人同时遇难 林慕志 1977年9月25日,星期天, 黑色的这一天,是我们十连遭了灭顶之灾的日子。从早晨起来就是满天乌云,不久就一直下雨,到午后更是暴雨,下午全连队都不能出工。暴雨一直不停地下,河水慢慢地上涨,咆哮狂泻,直冲下游。因连队驻地是建在山坡地,座北朝南,北面靠山,三面环水,东面是一条小山溪,平日不下雨的话,由上游流下的一股山泉水,很是清沏,靠近溪边的人家都取其食用。这条小山溪,流到十连汇入南面这条河。 连队南面这条河是东西流向,河水大,流到十连驻地,就汇入十连西畔这条大河,叫金冲河。从北向南流向场部方向。 一个下午都是暴雨不停,到傍晚大约7点左右,连队东畔这条小山溪突然山洪瀑发,是19号林段那个地方的山洼地,也是我们十连东面这条小山溪的上游,11连为了建渔塘养鱼,在山洼地峡窄的地方,用推土机推土截流,筑了一条坝,建了一个小山塘养鱼,因连续暴雨,小山塘的水位暴涨,山塘堤坝全是泥沙筑的,洪水满过山塘的堤坝,堤坝立即崩溃。满塘的水立刻冲向山下小溪,十一连山塘的地势与十连之间落差大,洪水猛兽迅即吞没下游一切石头树木及人间建筑,就是只有四五分钟的舜间。 有一棵应该有一人以上才能环抱的大树也被连根拔起,冲到连队进出这条小溪的桥,把桥孔堵住。溪水骤然瀑涨,冲进建在溪边的小伙房,建在桥上游的小伙房被冲坏的是盘生清连长和揭阳市知青洪少明两个小伙房,但万幸的是人都安全。整个伙房被冲走的是林昌奇的小伙房,洪水冲进伙房时,他抱着大的孩子,被洪水冲到山坡上,父子逃过了一劫。但他老婆利婵汝,和她小的男孩,林志峰,才2岁,就逃不过这一刼,和伙房一起都被洪水冲走了,母子都遇难。 建在桥下游整个伙房被洪水冲走的是蔡高坚的伙房,蔡高坚和老婆张春娥和二个孩子,大的叫蔡翠琼,是女孩,4岁,小名叫叮珰,小的叫蔡明锋,是男孩,还不到二岁。一家四人,都在这个黑色的晚上全部遇难。 这个黑色的晚上,雨还不停地下,没有电灯,河水还在奔腾。整个连队陷进了一个悲惨的世界。 指导员张伟平,揭阳市知青,连长盘生清,副连长张庭春,副连长郭乌弟也是揭阳市知青,都是坐镇连部,一面派人安慰和看护林昌其及其孩子,一面派人看护和安慰张九岱和彭秀兰,他们是张春娥的哥嫂。另外派人帮助伙房被冲坏的职工。林昌奇还有其它跟他在一起的职工,在拼命寻找老婆和孩子,大声喊他老婆和孩子的名字。张九岱和彭秀兰及其它派来的人,也在拼命寻找九岱的妹妹和妹夫,还有二个可爱活泼的孩子。大声喊蔡高坚,张春娥的名字,喊着孩子的名字。连队领导带领全连职工在连队周围寻找,因为天太黑,什么也看不见,河水还在咆哮,叫大家不能到河边去,很容易发生不可想象的意外。要等河水退才能到河边去。 我老婆谢琼华去帮洪少明,都是老乡,洪少明老婆叫林静娟,己怀孕较深月,肚大大。琼华就带她到我们伙房换衣服,然后再去叫她老公洪少明一起在我们伙房食粥。那天晚上整个连队的男男女女,都浓罩在极其恐怖的黑夜里。呼叫声,啼哭声,河水咆哮声,到处乱糟糟,现在忘记当时是怎样渡过这一夜的。那天晚上,雨又大,天又黑,什么也看不见,好几个伙房被大水冲坏和进水,大家怎样互相帮助,怎样寻找被冲走的兄弟姐妹和孩子,现在太久了,都回憶不起来。 第二天,雨己仃了,洪水无了,河水也清了,但是原来十分可爱的清沏河水,今天不可爱了。天才蒙蒙亮,连队领导就带领大家寻觅被冲走的六个亲人,男的会游泳的就在河里寻找,不会游泳的和妇女就在河两边寻找,副连长郭乌弟带领我们几人,好象是和黄陶基、蔡伟元等好几人,我们几人最先在河边发现蔡高坚遗体,他的左手弯曲的姿势就象抱着孩子的姿势,右手姿势向前申直,就象是在游水,或要寻找树木什么的东西来抓住,可稳定身体。因会游泳的人,就懂这些动作。蔡高坚的遗体找到后,由副连长郭乌弟背到公路上,乌弟也在上公路时脚凿到铁钉,得赶快回连队上药。高坚的女孩子蔡翠琼也在距离找到高坚的地方不远处找到的,孩子的右手也弯曲,姿势象抱住他父亲的脖子。脚的姿势也象盘在他父亲的腰,孩子的姿势好可爱,又好妻凉。真是不忍心回想。高坚和他孩子的遗体是在河边原地看到,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刻,其它都忘记了,就是高坚的姿势象抱着孩子和洪水抗争的态势至今不忘。 张春娥和她儿子蔡明蜂的遗体也是在十连至三连这段河边找到的。利婵汝的遗体也是在这河段找到的。她的小儿子林志锋,遗体是下午二点左右,由场部派人和连队的人找到的,被洪水冲到金冲桥附近的河边。金冲桥是场部要去山顶连队相隔金冲河建的桥。场部招待所就建在桥头。 蔡高坚和张春娥是1969年10月上山下乡赴海南生产建设兵团,蔡高坚在家排行七,和排行第九的弟弟蔡高彪,还有高坚的大哥的儿子蔡少辉三人都分配在二师十团一连。后来蔡高坚调到十连,蔡高彪调到十四连,蔡少辉调到十二连。张春娥是直接分配在十连。都是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知青。蔡高坚年纪比我们大一点点,人长得高大,既白又帅,真是美男子,他的弟弟高彪和侄子少辉也是高大帅气。(应该和他们的家族遗传有关)。蔡高坚为人谨小慎微,做事认真细致。他真是我们的大哥哥,不管是开荒,挖环山行,挖橡胶穴,都做得很漂亮,经常受到连长表扬。一些先来的小知青也有同感,说蔡高坚会热心帮助年纪小点的知青,帮或教他(她)们磨镰刀等等,开头去,要磨好镰刀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比较慢去,分到十连后,高坚有时也会到我们宿舍坐坐,都会谈一些人生和生活经验的话题,使我受益无穷,真是我们的好哥哥。蔡高坚调来十连后,和同批来的女知青张春娥恋爱结婚,婚后生活虽然艰苦,但却赤其乐融融。育有二个儿女。大的女儿叫蔡翠琼,4岁,聪明乖巧,甚讨人喜欢,小儿子叫蔡明峰,虽然只有二岁,长得浓眉大眼,令人疼爱有加。 张舂娥长得白哲红润,身材均称好看,生第二个孩子,夫妻和所有亲人都欢喜得不得了。生后过几天,有一次老公送食的到房间来,有一盆鸡肉,(那时候生孩子就喜欢用鸡肉炒生姜和酒,说是有补身体和驱风寒)。她就慢慢食,食到差不多完,才发觉今天鸡肉好象比往常多好多,问老公,今天为何杀这么大的鸡?老公笑嘻嘻的说,你原来生叮珰的时候,和那些家属说,肚子老是觉得空空的,不管食多少,总是觉得食不饱。我就想以后生孩子,一定要让你食个饱。这盆鸡肉是二只鸡的肉一起炒的。蔡高坚一次静静炒两只鸡让老婆食一顿的动作,也让我们连队传为佳话。 利婵汝是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回国后才和林昌奇结婚,在九团(南林农场)调到十团(岭门农场)来工作的,肤色没有其它女知青嫩白,但身材均称结实,做工很厉害,不比男子差。婚后育有二个孩子,都是天真活泼的男孩。利婵汝人缘很好,整天都是笑笑,从来没和别人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两公婆都是管橡胶林段,自己种瓜种菜,还有两个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家庭真是充满活力。 下午, 六个人的遗体找到后,场部用汽车运到十连的桥头,还运来六副棺木,遗体装入棺木后,全连队干部职工在桥头围成一大圈。由指导员主持开追悼会。好多人都是热泪满面,最坚强的男子汉也是眼匤红红。追悼会完毕后,六副棺木由汽车送往场部,盘连长派了翁秀明广州市女知青,林锡音揭阳市女知青,曾亚引光岭村女知青,三人随车送遗体到场部,林锡音说,三人一上车,看到六具棺木,魂都没了,三人都挤到前边去。送到场部,三人就回连队。遗体直接运到老卫生队公路对面的小山头,知青坟場安葬。黑色的一天,实际渡过了恐怖的两天。 事发的第二天,场部派车到十二连接蔡少辉到十连,蔡少辉目睹了当时亲人遇难的真实情景。 听说当时农垦总局有派人来场部,报纸也有登这件事。 事发第五天,蔡高坚的大嫂,也是蔡少辉的母亲,蔡高坚的四哥,六哥,二姐和二姐夫,还有张春娥的哥哥,他们从汕头,揭阳和广州,都到广州坐船来海口,场部派车到海口接他们到场部住在招待所,少辉的姐姐姐夫也在万宁新中农场赶来场部一起处理善后工作。 林昌奇事发后,因失去亲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顶不住,生病到医院住院,等到他哥哥林昌利和堂哥林昌汉,从大埔到广州,再飞海口到场部后,林昌奇才出院和哥哥一起参加处理善后工作。 场部负责接待工作的是劳工科袁修智科长和作业区蔡高声书记。县农场部邱锦州部长,岭门农场的占关成书记,钟佰生场长,黄卫东副场长等场领导,都来看望和慰问家属。蔡高声书记和张伟平指导员在招待所陪伴亲人们处理善后工作至结束。 几天后,他们还上连队看原来被冲走的小伙房。 六人遇难的日子是1977年9月25日。这是我们二师十团知青的大事件。 感谢蔡高声书记张伟平指导员和蔡少辉林昌奇都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还感谢十连:林锡音(女),陈映专(女),谢琼华(女),杨汉明,凌来昌,都热情提供资信。他们除了凌来昌是和平县知青,林昌奇是大埔县退伍军人,其余的都是揭阳市知青。因有他们的共同回忆,才能把这件事整理得完整一点,再向他们表示感谢! 因本人能力有限制,这件事参加的都是基本工作,了解得不全面,现在能联系到的本连队的人也较少数,事发己过去四十年了,都忘得差不多,整理得还不完整,可能有些误差,自己表示致歉。 |
周大成之死 作者:刘明 1969年5月的一天,听说原青年农场有一辆嘎斯51卡车,现在先锋公社的老知青(我们习惯将文革前下乡的知青称为老知青)那里,便想去找他们把车借来给生产队拉木料用用。于是和同队的几位同学一起步行到了先锋公社。 到了认识的老知青队上,却见大家神色慌张,一问才知道出大事了:邻队一位知青被农民用锄头钉耙打死了。 问起原因,据说是因评工分引起的:当时正值收小春时节,工分是按每人实际脱粒的小麦重量计算的。农民都是用的手摇打谷机,那个队的知青到泸沽铁矿借来一台柴油机,和打谷机的转轮连在一起,用机器动力代替人工手摇,效率当然提高了很多倍,脱粒的小麦重量自然远远超过了农民。 结果记工分时农民不干了,说知青用机器是“偷奸耍滑”,不是真本事,不能按重量计算。这一来知青当然也不干了,和农民争执起来。很快事态急转直下,几个农民竟动起手来,最终导致惨剧的发生。 被打死的知青名叫周大成,据说是来劝架的,结果农民看他身材魁梧,怕他动起手来吃不消,竟然对他先下了毒手,几个人同时用锄头钉耙向他头上砍去,竟然将他活活打死。 听说死者叫周大成,又是1米8几的个头,心中不由一惊:难道是他?文革串联时在火车上与他曾有一面之交。当时邻座几个成都口音的年轻人正在大声武气谈着什么青训班、农场之类的事。 和他们交谈起来,才知道是几个到北京去告状的成都老知青。那个最高的就是周大成,是成大子弟(现西南财经大学)。 后来得知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周大成自然也就与读书无缘了,文革前便下了乡。 “要走就要搞快!”来报信的那个老知青催促大家,并说他们几个队的知青都跑光了。据说农民怕知青来报复,已经放出风来:只要知青敢来,就以放炮(疑为火統之类)为号,把住先锋公社几处山口,把知青当成土匪来打,打死无论。一席话把我们听得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 “跑也不是个办法,跑得了初一,跑不脱十五。”此时一位壮实的老知青说道,“还是要拿个办法出来才行,知青的命硬是就那门不值钱嗦?”大家于是七嘴八舌地出谋划策起来。 最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到西昌高草去搬救兵,一路去沙坝公社找七中的知青求助。到高草,是因为那里武斗尚未结束,知青手里有“家伙”,到沙坝,是七中的学生人多、齐心又“落教”。我们几个便加入去高草的一路。 卡车在飞扬的尘土中颠簸疾驶,黄昏时分终于颠到目的地,车还未停稳,车上的老知青便大叫了几声“张司令!” 夕阳中只见路边一土墙后闪出一条瘦高个的汉子,虽然才是五月,这位老兄居然赤膊上阵,浑身上下只穿一条红色的火幺裤,腰间斜跨一条带枪套的武装带,手中拎着支五四式手枪。 早听说过张司令的鼎鼎大名,他也是来自成都的老知青,为人豪爽义气。如今得见真身,又见他手中有“家伙”,心中顿时踏实了许多。 司令听说来意,腾都没有打一个:“虾子连知青都敢打,敢杀,这还了得!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明天我们就去捉拿凶手!”如此豪爽,活脱脱一位绿林好汉,此情此景,竟然令人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当晚我们被安排住410厂的宿舍。由于武斗,偌大一栋宿舍早已人去楼空,但室内的衣物洗漱等器皿仍未带走。听司令讲是同一派的职工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连带给他们守守家。不知明天会发生些什么,心中仍然忐忑不安,好久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便被叫醒,匆匆吃了点东西上车。司令还带上了几个“兄弟伙”。上车前再次清点了一下所带的“家伙”,心中顿时感到有点不妙:长长短短的家伙加起来只有五六枝,一枝五六式冲锋枪居然还没有撞针,只能拿来吓人。 最砸秤的是一挺五六式轻机枪,但子弹不足二十发。僧多粥少,我们自然与“家伙”无缘。 卡车在清冷的晨曦中向泸沽疾驶,我们也在车上冷得打抖。车快到礼州时,见远处路中间站了一个小伙子,路边有几个女孩,一看就是在拦车的知青。但因为赶路,车只在他们面前点了一下刹车,小伙子身手矫捷地向旁一闪,车子便擦身而去。 突然我看见这位老兄手里还拿着好大一个鹅卵石,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揚起手臂,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我们几个本能地双手抱头,向下一缩,等待飞来的石头。 就在石头即将出手的一刻,那位仁兄大概看见了车上几个兄弟手中的“家伙”,于是顺势旋转身体,手臂优美地划了一个圆圈后轻轻触地,松手,石头稳稳地放在地上。 一切瞬间发生,化干戈为玉帛,这位老兄的反应之快,控制肌肉的能力之强,实在令人惊讶、钦佩。大伙哄笑起来,这也算:识时务者为俊杰吧。 车到泸沽安宁河桥头天色已大亮,沙坝来的同学也到了,几路人马汇合起来倒还是有些气势。桥上架上那挺五六式轻机枪,桥后便是先锋公社,那天好像是赶场天,已陆陆续续有农民从桥上经过,于是被告知只能出,不能进。 宣布了纪律,强调要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好像还交代进时高中生在前,退时断后,初中生就在中间。手中有“家伙”的几个弟兄也被反复叮嘱,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如果开枪也只能打手脚。出发之前赤手空拳的我们便到农民家去“借”些扁担、锄头、钉耙之类的农具权且充当武器。 要去捉拿的凶手所在的生产队在坝子的另一侧,必须穿过坝子才能到达。同班下泽远公社的鲁蛋和我走在一起,他好心地悄悄告诉我,尽量和有枪的人靠近一点,这样安全些,打不赢撤退时也跑得脱。 一两百人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对面的村庄走去,我只觉得口干舌燥,心跳得呯呯嘭嘭。早就听说过冕宁的农民彪悍亡命,还听说过胡宗南有支部队是在西昌被打散的,很多散兵游勇就留在了当地。农民多半早有防备,看来今天会有一场恶斗,不知今天将会如何结束?我想,诺曼底登陆那天进攻的盟军和防守的德军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吧: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周围似乎安静得出奇,安静得不详,莫非埋伏早就设好,口袋已经张开,就等我们自投罗网了?!队伍终于接近村子了,突然传来一阵喧嚣,由小而大。只见众多的村民向山坡涌去。见此情景,心中倒一下子踏实起来——原来不只我们害怕,他们也害怕呀,看来不会有什么恶战了吧。 村里空空荡荡,村民全撤到村外的山坡上,蹲在那里看着下面。一个老知青将轻机枪对着山坡架在土墙上警戒。其余的人由该队的老知青点水带路,直奔几个凶手的家。哪里还找得到啥子凶手,人早就撤得干干净净了。 于是报复行动开始了:有的上房揭瓦,用锄头钉耙一阵乱砸,美其名曰“开展大生产运动”,粮食被倒进粪坑,圈里的猪被用匕首和刺刀捅死,有人将屋里的铺笼罩被堆在院子里,点上了火。 一股黑烟升起,山坡上的人群中有人叫了起来:“烧火了!”随即村民一阵骚动,有几个人似乎还向下冲了几步。大家登时紧张起来,只听五六式哒哒哒朝空中来了一个点射,向下冲的村民马上又转身跑走了。 虽然知道枪能镇得住堂子,大伙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几个老知青用从灶膛里淘出的木炭很快地在墙上写了一些标语,还记得有这样两条:“严惩杀人凶手!” “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心连心”。凶手虽然没有抓到,但知青也感到出了一口恶气,于是便撤出了村子。 此事早已惊动了县上,县政府派出包括武装部长在内的几位官员来处理此事,承诺定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 大约到了中午,所有的知青被招待吃饭,免费!我们去的泸沽街上那家饭馆里坐满了知青。我们几个初中同班同学坐在一桌,大家兴奋地谈着今天发生的一切,觉得只要一条心,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知青了。 等着上菜时邻桌传来阵阵大笑声,回头一看,只见旁边的几桌老知青,有的光着一只脚蹋在条凳上,有的戴着墨镜腾云吐雾,有的胡子巴叉,手臂上青筋暴绽,有的赤裸上身,一身肌肉疙瘩配上胸毛,好不威风。 最提劲的是他们的桌上要么放着“家伙”,要么插了几把匕首,简直就是梁山好汉的聚会。回头看看我们,实在有点无地自容,虽说下乡几个月来已经晒得黝黑,但却没有得体的“行头”助威。和邻桌好汉们一比,简直太不般配,太不应景了。 于是搜遍衣袋,总算找出一把小水果刀,插在桌上。另一个同学也掏出一支指甲刀,摆在旁边助威,大概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又悄悄收起来了。 终于上菜了,为了有点好汉气势,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适时地加上了些语气助词来装老:“锤……子!菜咋个上得阵门慢哦!” 下午抬尸游行,周大成的遗体从泸沽镇上的医院移出,放到一辆卡车上。大家纷纷戴上白色的纸花。突然有人说道,“让一让,周伯父来了。”只见两个女知青扶着一位消瘦的老人战战巍巍地向灵车走来。 老人看见儿子的遗体,脸上微微抽动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对大家说,“谢谢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冷静,要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会处理好的。”老人刚坐火车赶来,身为成大教授,又是右派的周伯父,还能说些什么呢? 灵车开到先锋公社的场上,顿时引起一阵混乱,赶场的人一定已听说了上午发生的事,于是崩山一样拔腿就跑。一位老知青又朝空中开了几枪,人群才停了下来。 只见一位清瘦,蓄着长发,脖子上搭着一条围巾的男知青站在灵车车门的脚踏板上,一手握着一卷报纸,一手将额前的长发向后潇洒地一掠,开始了讲演:“乡亲们,不要怕。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宣传真理,告诉你们真相的……” 他的声音抑扬顿挫,说到动情处有点梗塞。周围的好几个女知青默默地淌下眼泪。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当年那一幕,竟然有恍若隔世之感。知青和农民,同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比起知青,农民的日子还更苦,更无助。但他们却被推向了对抗,卷入了一场注定没有赢家,只有受害者的争斗。 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
我期待着放上鲜花的照片 余杰 今天,朱一平在微信上告诉我,这些留着空位的照片都是给那些已经在天上的朋友们的! 我被深深地感动着。 10月18日,四十一年前曾经代表云南农场知青依然北上的9位上海知青前往重庆,与四十年前的战友们集合。四十一年过去了,有的战友已经离开了人世,有的至今没有音讯,有的回城后历经各种磨难终于到了安度晚年的一刻。 丁惠民留影 当年的丁惠民 当年北上的时候,他们从西双版纳各个农场集合到了县城景洪,然后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一面大旗,喊出了得到还滞留在版纳的五万知青的心声:"我们要回家!",奔向了首都。 如今,再次集合的时候,大家都老了。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美丽的山城重庆,是一种激情的怀旧,更是一种再出发的情怀啊。 今天,看到当年北上宣传组长邹盛永发出的一文《历史镜像成为生死绝恋》,读着陈与为这次集合照片写下的精彩文字,知晓了19日这些勇士们的欢聚。 令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心里有一份浓浓的战友情结。当年北上的秘书长朱一平告诉我,他们将会把这些集合时珍贵的照片进行一番精心制作。依照当年照片上的站位,给已经离世的战友的位置上放上一束鲜花。 北上请愿团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在集体合影里,我们特意留下几个空位,是留给先走的几个战友 请愿团宣传组农林部招待所合影 按40年前北京留影的排式,留出空位的照片 请愿团上海宣传组离京合影 按40年前北京留影的排式,留出空位的照片 请愿团重庆宣传组离京合影 按40年前北京留影的排式,留出空位的照片 40年前请愿团团长丁惠民(右)、副团长刘先国(左)在北京合影 丁惠民(中) 我在期待!这些放上鲜花的照片是一份思念啊。有刘先国、胡建国、丘亚德……。 悼念刘先国 刘先国覆盖着“知青”旗帜 当这些留下历史记忆的照片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时,当年的那一幕幕会又一次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景洪誓言、悲壮威武;杨武修整,养精蓄力;绕道小站,奇兵出击;顶风冒雪,广场列队……。这些都是这一位位勇士们在1978年冬天到1979年春天演绎的史诗剧目。因为有了这一幕,终于赢得了上百万人回家了。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原来都是在农场默默无闻的知青。当大返城的风暴袭来,唯有他们站了出来。已经不是用勇敢两个字可以描述的,那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一份忘我的胸怀,一种无惧死亡的大志!为啥?为了上百万期盼回家的人啊! 壮举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四十年后再相聚 (2019年10月20日) 四十年后再相聚 (2019年10月20日) 四十年过去了,记忆会消退。但是我们这代人只要回忆起过去,想到自己是如何幸运地回到了父母亲人的身边,想起再次踏上家乡土地那激动的一刻,我们应该向这些勇士们致敬!永远地致敬! 不说再见,一定会再见。五十年后,你们依旧会再相聚! |
二 人生“三变”——记小袁 小袁是北京知青,66届初中毕业生。在北大荒的时候,当过武装连的班长,伐木时曾被砸伤过腿(粉碎性骨折),伤愈后去了兽医站工作。 如今,他已年过六十,顶上的头发日渐稀疏,乍一看,颇像蒙族歌手腾格尔的模样。但是荒友们依旧叫他小袁——习惯了,总也改不了口。好在小袁对此并不在意,毕竟是四十年的交情了。何况,他的心态始终年轻、决不保守。 年轻与心活,使他多变,多变的人生不乏精彩。 70年代后期,小袁返城,被分配到园林局,从事养花种草、拾掇林木的工作。彼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但禁锢身心的束缚已被打破,向往较为舒适的家居生活的愿望迅速膨胀。然而市面上的相应商品极度短缺,人们的经济状况也还拮据。于是纷纷自力更生,一时间,锛刨斧锯齐上阵,成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准新郎与准女婿下班后的额外劳作——自打家具。 小袁是其中之一,凭着他的心灵手巧,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技艺娴熟的业余木匠。在大部分人满足于市面上流行的模式化沙发、床柜时,他却在样式的新颖与做工的精细上下功夫,从多宝格到装饰柜,其外部形制与内在质量都比家俱店里的大路货强上许多。没有问过他因此增加了多少外快,但他亲手打造的家具确为其居室平添了靓丽,成为造访者艳羡的器物。 90年代,市场经济已在中国的大地上全面推行。此时的小袁也调至某部队的干休所搞绿化,并不很忙。当时,一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三线,直至完全地离休退休。这些老同志衣食无忧、精力旺盛,便有一些人培养起了笔墨丹青的雅好。于是,心眼活泛的小袁又适时地学会了装裱书画的本领。先是给干休所的老同志裱画,继而名声渐响,便开始承办一些展览、会所的裱画业务。忙不过来时,还曾招收徒弟,单辟工作间,很有大干一番的架势。 尽管,小袁本人并不写写画画,但他肯于学习,勤于观摩,有艺术的感悟力。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他装裱的画,已超越了“行帮”的水平,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其质量堪与荣宝斋的裱工相媲美。无论是旧画的揭取、淋洗与接补,还是新作的镶料、配色与装潢,都能做到协调、雅致、平挺、妥帖。因此,军旅作家兼画家韩静霆举办个展,几十幅作品都是请他装裱完成的。不清楚他是否凭此手艺致富,但因此得与文化人、艺术家交往,很使他自豪。西去成都、重庆,南下广东、海南,装裱字画的同时也旅游观光,日子过得颇为潇洒。此时,连他的头发都仿照艺术家的样式,留得很长。 进入新世纪,装裱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小。与之同时,中国似乎已经提前进入了老年社会。无论是离退休的银发一族,还是尚在职场奔波的中年男女,都对养生保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于是颇能与时俱进,且也年届六旬的小袁又一次华丽转身,毅然结束他的装裱活计,转而拜一名老中医为师,学起了推拿按摩。 小袁是有自知之明的。半路出家的他没有全面铺开,而是单兵突进,致力于治疗颈椎、腰椎病的推拿按摩。而这些病,恰恰是中老年人较为普遍的疾病,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同时,他又十分谨慎,懂得治病非同小可。所以,他比当年学做木工、裱书画,更注重深入与系统地学习。为此,他还买了许多中医学方面的书籍,包括医科大学的教材加以研读。显然,他是没有从医资格的,他也没有打算正式挂牌行医。但是,他看重的是学到真本领。一方面,他的家人及亲友的养生保健能从中获益;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当师傅的助手,一显身手。 三十年来,小袁的后知青生活历经“三变”。“三变”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大富大贵,却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且多了几分变数与色彩——对于全靠自己的实际努力来开拓人生的普通百姓来说,这就够了。即使如今已然退休,但每次见面,仍觉不出他有任何的失落与寂寞之感。 这样的小袁,我真不知下一个十年里,他还会祭出什么新招,让我们这些老友为之惊叹,为之欣喜,为之折服! |
三 最后的知青——记老郭头 老郭头,70岁了,冠之以“老”,名副其实。然而,40多年前,他已经有这个名号了。 初时,连队多达一百多名知青。后来,几经缩编,仍有知青20多个。但是,他的性格很怪,下工以后,从来都很少与知青们呆在一起说笑、打闹、喝酒、玩牌,而是喜欢去老职工家串门。 一度,我和他同在一个班排。偶然听说,他在北京丰台的亲人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了——难道,这就是他性格形成的原因?无从深究、不便细问。 总之,没两年,他就经老职工介绍,与一名山东盲流来的女子结了婚。初时,与那户老职工挤在一间屋子内的同一铺炕上,中间仅有一块板壁隔开。一年半载后,才有了自己的窝。 既然成了家,就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所以下了工,他更不可能与知青们一起消磨时光了——他要在房前屋后拾掇自家的菜园子,要进深山老林伐取做饭、取暖的烧柴、杂木。 他的个头不高,身形瘦削,与知青在一起时,原本就不多说话。如今,更少了共同的话题。于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大家就笑称他为“老郭头”了——当时,我们对于连队里年龄在五十开外的老职工,习惯上称之为“老×头”。 说不上是尊称,也无贬义,只是觉得他有些显“老”,起码,已从我们“知青”的队伍中淡出,进入了老职工的行列。 近些年来,当初的知青(包括我)陆续有返回连队探望的,而老郭头家是必去的。因为,这是我们连队留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名知青。门前依旧是榛柴棵子与板障隔出的小院,砖砌的小屋分为内外两间,除了火炕、桌椅、橱柜外,没有太多的陈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5月我与几位荒友同他相隔近30年后的重逢:他很兴奋,拉着我的手,搂着我的肩,与我合影;跑进又跑出,要送我们两瓶自酿的蜂蜜。然而坐定下来,他还是少言寡语,问一句、答一句,说他的儿女现在均已离开了农场,去城里工作了。 回程的车里,大家还在议论他。都觉得,他,真的成为“老郭头”了。其实,自照镜子,我们这拨人也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但他,似乎更加干瘦、苍老,皱纹已密布额头、眼角、两颊。因此,唏嘘、感慨,发自内心深处的都是对他的同情。甚至议及,能否帮他联系,办回北京、安度晚年。但过后,静下心来,有时我又对我们的这种反应与想法产生了怀疑—— 他需要我们同情吗?而且,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他表示同情呢? 在那些年里,当大部分知青为了渺茫的返城可能而压抑人的本能与天性时,他已在应该开花、结果的年龄享受人生了。当很多荒友在烟酒、牌局与无望的等待中瞎折腾、苦作乐、哼唱《知青之歌》(任毅)时,没准他正沉浸在小家庭的温暖中享受男女间的甜蜜呢。 有一次,晚饭后,连队知青临时有会,我去通知他。边招呼,边推门,才发现他是躺在被窝里与我应答的。一时间,进也不妥,退也不是,尴尬中,抬手看表,时针还未指向七点。 如今,当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还要为儿女的工作、住房等事操心时,他的孙子、孙女已经背上了中学生的书包。此情此景,怕是该我们羡慕他,并被他同情吧? 的确,作为留守连队的最后一名北京知青,他似乎是孤独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早在40年前,他已融入了老职工的队伍,何谈孤独?再说,知青回城之后,也都流云星散于都市的各个角落。在陌生的环境里,以他的性格,也许反而会日子难过,无所适从,心情郁闷。 的确,地处北疆、山区,没有太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活动。但是,通电话,不妨碍他与外界的联系;有电视,能看得到外部的精彩——这就够了。而我们虽是身居现代化的都市,几年来又去过“鸟巢”(国家体育场)、“鸟蛋”(国家大剧院)几次呢? 当年,他种过参,此后,一直是养蜂,蜂箱就摆放在他家屋后的林木旁。风霜雨雪催老了他的容颜,但他的腰板始终是硬挺的。当城里的人们困扰于种种的环境污染时,他却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新鲜空气,而且,他酿造的蜂蜜还在服务社会,造福众人,变现为相应的经济收入。 我们不是他,焉知他的内心不是平静的、淡然的、满足的? 13年前,我就见他家中的墙壁上挂有一幅立轴,上书四个大字:“笑口常开”。外加两行小字:“满堂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前年,又有荒友去他家,仍见此轴高挂于原处。是生活的写照,还是内心的向往,抑或精神的支柱?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既然,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是用他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既然人与人的生活轨迹不可能完全一样,那就尊重各自的选择吧! 补记: 2015年8月,我又返北大荒,再次见到了郭增厚。连队的老屋还在,但他和妻子已经搬到了团部新建的楼房。两口人,两居室,足够宽敞的。年近七十,不再养蜂;生活安定,依然康健。较之过去,似乎多了些话语。这不,他也用上了智能手机,在我连的微信群里发出了他的声音。看来,我们的老郭头越活越年轻哟! |
四 阿良之死 西哲云:性格即命运。 40年前,我和上海知青阿良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某团19连队的同一个班组里共同生活、劳动。此前,他在6连,我在11连。 白天,一起出工。论干活,阿良决不偷懒,但多数人还是不太愿意跟他搭伙,比如伐木。两人各握住一米长的大锯的两头,你推我拉,关键是协调得好,方能拉的痛快,推的省力,张弛有度。反之,双方的劲儿都拧着,自己跟自己较劲,累且不说,还不出活儿。偏偏阿良在这方面有些迟钝,力没少出,汗没少流,倒把对方急个要死。 晚上,总有那么一个时段,他独自一人坐在炕沿上,掏出个小本子记账。其实,无非是今天买管牙膏,明日添块肥皂之类几角几分的支出。于是引来同宿舍几个调皮的小龄知青有伤其自尊的调笑: “攒了多少钱啦?”——有人抢过他的小本子,挥动着。 “衣柜会有的,箱子会有的”——有人篡改《列宁在十月》里的台词。 但是,每遇此种情形,内向、木讷且宽厚的他,只是“嘿嘿!嘿嘿!”应付之。 不过,待到无人搅扰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声长叹,呆坐多时,似在考虑当时许多大龄知青都在面对的问题。 偶尔,会与我闲聊几句。毕竟都是老高中,但却没有深谈过。 一年以后,工作调动,他又去了22连。自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只是陆续地听说像许多大龄知青一样,他也在尔后的几年里解决了婚姻问题,且把家安在了团部;往后,又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随妻子迁往了辽宁。在那里,再没有他的上海同学、兵团荒友了。 按说,一切都在重新起步的80年代,理应能够开启他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然而——再听说他的消息,却是死讯: 那一年的某一天,他只身一人,离家出走,返回了兵团,在我团6连后面的深山里,上吊自杀。待到多日后,偶然上山的6连职工发现他时,他的遗体早已僵硬,脸上的肉也让老鸦叼光了。 多少年了,我和他过去的同学、荒友,一次又一次地思索:在他孤独一人,决然踏上不归之路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 他要自杀,表明他已对人世不抱什么希望。但他还是选择了6连,作为他的最终归宿之地,却又说明他还有留恋。毕竟,6连是他当年他远离上海,奔赴边疆,最初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在那里,曾经集中了一批上海知青,包括他的同校同学。以他孤僻、自闭、怯于交往、难于适应新环境的个性,也许只有在那段时间里,在他上海老乡、同校同学聚居的氛围里,才会稍许觉得自如,才会感到生活的乐趣。 遗憾的是,那段时间太短。虽短,却成了他最后的留恋。 性格乎?命运乎?抑或……当年,我曾在速写本上为阿良画了两张头像。如今翻捡出来,竟发现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忧郁——难道冥冥中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
五 长脚之命 去年,有机会与上海知青聚会,谈及阿良,依旧是震惊、唏嘘。慨叹之余,各述平生。其中,人称“长脚”的荒友,其际遇令人感触良多。 当年,去兵团后不久,连队指导员找他谈了一次话。那话,说得十分直率: “你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太复杂!所以,你不要指望有提干、上学……的机会。” “听后,如同五雷轰顶!”40年后,当长脚追忆往事时,这样表述他当时的感受。“几乎崩溃,痛苦至极。” 细想,当时的他,刚刚二十一二岁,满怀大干一番的理想抱负,从都市远赴边疆,从学校进入社会,这样的断语,无异于永无出头之日的判决。命运,对他是何等的残酷! “然而,现在想来,我还是要感谢那位指导员的。”长脚接着说。“因为他的坦言,使我摈弃了年轻人都可能有的对前途的一切幻想。我知道,对于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干活,拼命地干活。”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农业连还是后来调到变电所。 汗水,没有白流;付出,终得回报。北大荒的老职工、同一单位的大多数,对他的表现都给予了肯定。何况,他毕竟是学校里的高才生,除了苦干,也会动脑。因此,无论是在农业连还是变电所,他都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很出色。虽然当不了干部,上不了大学,但是,工作先进、技术革新的奖状没有少拿。 80年代初,他也回到了上海。然而,返城的知青仍然面临着待业的困境。尽管“文革”已然结束,但血统论的遗毒尚未清除干净。所以,他对就业的前景毫不乐观。 可是,有一天,他居然收到了某军种政治学院的招工录取通知。惊喜之余,百思不得其解:当年,与他同时待业的知青成千上万,出身红五类的也不在少数,何以单单挑中了他呢?而且还是政审更为严格的部队院校?疑惑归疑惑,他还是欣然前往。 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才间接听说,当年前往知青办招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政工,在一大摞待业知青的表格中,一眼看到了长脚的照片——俊朗、英气,还透着成熟,于是便抽了出来,作为首选。当然,在随后的细审中,那一次次的获奖记录才是最终录取他的关键所在。到了这一步,出身问题也就在“重在表现”的前提下不再成为障碍。 “如果不是头一眼看中,有了最初的好印象,怎么挑也轮不到我呀!”如今,作为该校的业务骨干而退休的长脚,在回述当年时,仍然感谢冥冥中幸运女神的眷顾。 命运,这一再出现在长脚人生路途中的精灵,谁能说得清呢? 性格乎?命运乎?抑或…… 2007年8月,长脚特意返回北大荒,探望他的第二故乡。特意为他工作过的变电所留影。变电所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人呢?如今的他依旧是目光炯炯,英姿不减当年。 附笔: 长脚与阿良是于1968年8月,坐同一列火车奔赴北大荒的同校同届同学。 |
六 “红鼻子”轶事 如今,微信群里都兴起网名,用昵称,可谓是千奇百怪,花样百出。想当年,在北大荒的连队里,彼此间也是常起绰号的。 杨月根,上海知青,六七届初中。中等个,皮肤偏暗,暗里又透着红。好喝酒,酒后脸更红,而突出在脸部之上的鼻子自然也很红。其实,他并非所谓的酒糟鼻子,但不知何时起,便被冠以“红鼻子”的绰号。年轻人,白天黑夜都生活在一起的伙伴,叫什么都无恶意,只是好玩。所以,他对此绰号也就接受了。 记忆里,他的酒量不错,但再不错的酒量不加控制,都难免醉酒。不幸,他就属于不善控制而容易过量的人。 因为连年亏损,加之边界局势趋于稳定,为备战而组建的近二百人的准武装连队不断缩编,或三两人,或整班整排地调往新建连、水库、煤矿等其他单位。今日告别,明天饯行,少不了喝酒。他重感情,在这种场合当然要喝得更多。通常,他喝过了,并不胡闹,至多吐了一地后埋头睡觉去了。但有一次却例外。那已是七三、七四年前后了,连队的一名荒友将通过转插的方式调离兵团。于是,他又在送别宴上喝高了。与以往不同,这次,他是又喊又叫,且不听劝,明明站立不稳、有了醉意,却还喝个不停,甚至谁都不认,挥拳乱抡那些搀扶他的伙伴。没办法,有一个荒友跑来叫我。也别说,我和张小为(另一北京知青,六九届初中)赶去后,他竟安静了些,且断续地对我俩说:“咱——咱们都——都是从11连调——调到19连的,我——不打你们。”实在搞不清楚,他是真醉还是假醉。 我和小为把他连拖带架地安顿到我俩所在宿舍的炕上。原以为,他可以安睡一会儿了。哪知,他又精神起来。半倚着铺盖,突然从衣兜里摸出了几张连队食堂的饭票。抽出一张五分的,拍在炕席上,喃喃地说:“买——自行车”。又抽出一张一毛的,挥了挥,嗓门变大:“买——手表”。再抽出一张,扬在空中,张了张嘴,低语着:“回、回……车票”,一头倒在炕头,不再出声也不动弹了。 我和周边的伙伴先还看着直乐,但乐着乐着便黯然无语了。谁说,醉话不吐露的是心声呢?彼刻,大家内心深处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都已被触痛。 其实,那些年,除了喝酒、抽烟,知青们在出工之余还常打牌。多为20上下岁的年纪,即使每天的劳动强度很大,收工后累得要死,但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体力、精力都恢复得快。所以,只要歇下来,总要找点儿事干。而彼时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匮乏。连队还未通电,半导体收音机尚是奢侈品。可看的书,更是少之又少。不打牌,如何打发时光呢? 要说,杨月根的脑子是蛮灵的,下象棋的水平在连队中堪称一流。无论是打桥牌、“争上游”,还是玩“拱猪”,他都善于记牌,所以常赢。不过,好胜心过强。一旦手中牌好,就想往大了打,带有点儿赌一把的意思,难免失算,因此输的次数也不少,而且输得很惨。 回想起来,挺有意思。当年玩牌,原是为了消闲。但仅分出输赢,让输家洗牌、发牌多劳动和“进贡”好牌(如玩“争上游”时,第一把的输家在玩第二把时,要将手中最大的一张牌进贡给赢家,而赢家还回的通常都是最小的牌)等方式还不够刺激,便有了加大惩罚力度的新招数。比如,在耳朵上夹晾衣服用的夹子,或是脸上贴上长长的纸条。一般说来,女同胞们注重仪表,宁愿忍痛夹耳朵(头发垂下来就盖住了。当然也会作弊,专挑较松的旧衣服夹子。毕竟,这些夹子多为她们提供),也不肯往脸上贴纸条。而男同胞们混不吝,有时还特意搞笑。杨月根也不例外,好几次都看到他面门上贴着长短不一的纸条,耳垂上坠着三两个夹子,龇牙咧嘴、忍痛鏖战,一副不胜不休的架势。谁见了都会乐不可支的。 因为争强好赌,于是就有了又一桩与我和小为相关的窘事。 1974年,我肺病初愈。连队领导出于关心,特许我每月可以去鸡号(在农场,养马的处所叫马号。以此类推,就有了牛号、猪号、鸡号之说)买三斤鸡蛋补养身体。想当年,连队食堂的饭菜多是清汤寡水,除了逢年过节或农忙的时候,是很难见到肉或鸡蛋的。所以,这三斤鸡蛋颇让人垂涎。 那天,是个周日吧!杨月根及几个荒友都到我和张小为的宿舍来闲坐。聊着聊着,就开始精神会餐了。然而,你说南翔的小笼包好吃,他说天津的“狗不理”有味,终究遥不可及,暗地里多咽下口水而已。于是话风突变。杨说,他能生吃鸡蛋。张说,我也能,而且不止吃一个。杨说,比比看。张说,比就比,看谁吃得多。问题是,他们到哪儿去弄鸡蛋呀!还不是瞄上了屋角的小纸盒里我的那三斤刚刚买回来的鸡蛋。其实,原本我也不好意思独吃的。何况,他们都比我小,要解馋,就随他们去吧。 这下可好,杨吃一个,张跟一个。待到各下去七八个后,张已有些招架不住了。不过,毕竟是小孩脾性,岂能服输。而杨呢?是他挑的头,更不肯罢休。何况,是当着不少荒友的面。结果,还是杨硬撑到了最后,在纸盒兜底之前比张多吃了三个,算是赌赢了。 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罢了。偏偏,当晚,他俩都有了反应。尤其是杨,上吐下泄,出尽了洋相。结果是,惊动了卫生员,也招来领导对我的批评:一屋子人,就你岁数最大,怎么任他们胡来呢! 批评得对,我无话可说。而此事的直接影响是,我的“特供”自此取消。 不过,话说回来,红鼻子虽然有时会整出些窘事,但干起他的本行来,却是让人翘大拇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刚到兵团时也在农工班。但不久,就被调入后勤班,随连队的苏木匠干木工活了。初时,跟着师傅开电锯、破板条、树房梁、盖房子,不显山不露水。但随着连队的发展建设,以及有些老知青也开始成家,他的过人之处就显现了出来。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各式各样的家具见得多了。所以,经他制作的箱柜桌椅不仅款式新,且都透着精巧,与东北农村惯常习见的、较为粗笨的躺柜、板凳大相径庭。还有,他为我们连队小学校做的体育器材也十分到位:有单杠、双杠,还有可以调节高低的跨栏及跳高架子等,让小学生们上体育课时多了一些活动的方式。 其实,何止是小学生得益呢?它也丰富了知青们的工余生活。单说那立于半坡之上、教室之前的双杠吧,亦成了男知青们晚饭后或休息日的新宠。从正握、反握上杠,到支撑前摆、后摆,乃至分腿、转体、飞身下杠等,都做得有模有样。印象里,张忠民、张学元两人的动作最标准。赶上周末有女知青围观助兴时,杠上的小伙子格外来精神。摆幅大,转体飘,下杠后往往还要摆个pose,迎来一片哄笑与喝彩。 每逢这时,站在一旁的红鼻子也会跃跃欲试的。尽管,论其动作的姿势赶不上二张他们优美,但泛红的脸上却透着怡然自得的表情。因为他有自豪的底气——这双杠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怎么样?够标准吧! 70年代末,我们先后、分别回了北京、上海。一度忙于各自的就业、成家、培育第二代,荒疏了彼此间的联系。 还好,2009年夏,我去上海探亲,与本连队的上海知青聚会时,终于跟他重逢了。模样未大变,却面色更暗。忆及当年醉酒、打赌之事,彼此都笑了起来。席间,看他依旧豪饮,遂劝他少喝些,毕竟年龄见长,不复当年了。而且,高血压是他的老病,岂可不加注意!而他只笑称:已是减量了。 2010年,世博会期间我再去上海。本来,与几个荒友约好了在南京路的某车站集合后同去另一知青家的。不料,过了约定的时间独不见他来。电话打过去,居然还睡在家中的床榻上。电话里,只听到他含糊不清的道歉声:头天喝多了,还没醒透,就不来了。收起手机,与已到的荒友相视苦笑:什么岁数了,还这么没节制! 岂料,这以后,我们就再无见面的机会。2014年2月5日,接上海荒友打来的长途,才知道他因脑溢血突发而去世了。一时,唏嘘不已。 这是又一个二月里传来的噩耗。我清楚地记得,此前的2009年,也是二月份,同样好喝酒的张小为因喉癌而去世。真心希望,尚未走远的小为能等一下红鼻子,也好有个伴。在那个世界里,你们还可以继续打赌生吃鸡蛋。风水轮流转,或许,这回是小为赢呢。当然,不要又吐又泄哟! |
七 他们为何早逝? 2010年7月11日,本应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因为,41团知青共同编写的书——《青春长歌》运抵北京了,我们19连北京知青将要为此而聚会。 17时整,大部分荒友都已到了,我把订购的书分送给大家。人手一册,翻看图文,互相交流着彼此的记忆。但原本说好要来的胜利却迟迟未见踪影。 17时13分,手机响了。 “叔叔,今天晚上是有知青的聚会吗?”一个陌生的声音。 “是呀!你是?”我有些惊讶。 “我是张胜利的儿子……”声音里已经有了哭腔。 “怎么啦?!”我站了起来。 “今天中午,他,他去世了……,是,是心肌梗……”顿时,我懵了,脑子里一片混乱。仅仅就在一个月前的6月4日,我们这拨人还在这家酒店一起聚过——与来自牡丹江的荒友老邓畅叙一切。当时,胜利非常活跃,与大家伙儿耍贫嘴逗闷子,一如过去的几十年。怎么,怎么会呢? 我看着在座的荒友,荒友也都看着我,全楞了。 这是怎么啦? 2009年2月13日上午,小为在与喉癌搏斗了半年之后,不幸去世。 2009年10月11日中午,苗子因患严重的糖尿病,亦不幸去世。 如今,胜利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 这是怎么啦? 还不到一年半啊!光我们19连的北京知青,就走了三位。而且,都是1953年出生的69届初中毕业生——他们可是连队中最年轻的知青啊,都还没有活到六十岁! 老天对他们何其不公! 进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尝过饥饿的滋味;升中学时遇上“文化大革命”,除了运动就是运动;待到十六七岁的年龄,又都一锅端地去了兵团。尚未成熟的心智,却要远离父母、家乡、学校;尚未长壮的身板,却要扛麻袋(二百来斤,上三级跳);下煤窑(背煤块,完成指标),炸石头(面临哑炮的险情),抬原木(往往闪了腰、伤了腿)……如今的早逝,是否与当时身心健康的预支与透支有某种联系呢? 在视知识为粪土的年代,69届被冠以“知青”的名号下乡了。可实际上,他们的真正学历是小学毕业。而当“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回城知青全都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时,他们的先天不足,显露了出来。 比起老三届(毕竟在较为正常的环境里,受到了较为正规的一至六年的中学教育),大多数69届毕业生的人生之路似乎更多了些不确定的因素。不了解别的人,但他们三位,回城后的日子都不太舒心。苗子一直在打零工,虽然能打一手好球(在什刹海体校做乒乓球陪练,仍属临时工),写一笔好字(据说,他的书法颇受好评),却没有医保、没有社保。胜利虽然有正式工作,但近些年来单位的效益不好,退休前的月薪只有八九百元。至于小为,经济条件比前两人强一些,可其心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70年代末,曾在北京西单东南角的打字机行见过正站柜台的苗子。但是后来再去找他时,已经离开。从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从别人那里才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至于小为和胜利,几乎每年都能见到,所以,他俩的解忧方式我是清楚的——惟有杜康。尽管,北大荒人没有不喝酒的,但是,年龄不饶人。何况,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酒的杀伤力必然会在无形中放大。所以,每次聚会,我都劝他们少喝一些。然而,徒长了几岁的我的劝说究竟能有多大的效能呢?语言的苍白在实际的生活面前是无力的。 2010年2月12日,我写过一篇博文《渐行渐远的兄弟,一路走好!》,纪念逝世一周年的小为。没有想到,世事无常,仅仅五个月后,我又不得不写下上述的文字。 在这里,我只能地对胜利说:兄弟,一路走好!从此,我再也不会劝阻你喝酒了。 |
19 最惨烈知青血案 闫立秀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午,短短的四十分钟内,包括凶手在内八条人命倒在枪下。这一震惊全国的血案,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下放知青所为。其枪法之准确,行动之快速,计划之周密,令人咋舌,难以置信! 由下放"知青"引发的一桩血案,震惊全国!八条人命瞬间倒在枪下。大队石料厂也因此倒闭。随之,我拉板车的生涯也就此结束,生活将再次面临新的选择。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件经过以及前因后果,真实地展现给读者…… 三伏天气,酷热难当,社员们都在家乘凉睡午觉。别人休息我不能歇下,至今没有一间房子,贫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多拉一趟,那个聚钱的小木箱就可以增添两角四分钱。 我顶着骄阳,拉着板车向山上走去。马路被太阳晒得冒油,一脚踩上去一个鞋印。中午时分,很少有人出门,路上显得空荡荡。行走间,忽见大队民兵营长周善爱迎面跑来。他气喘嘘嘘,脸色苍白,见他神情紧张的样子,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他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说道:"不得了啦!有人端着冲锋枪见到大队干部就开火……已打死好几个人了!……"说罢,他继续向闫家湖方向跑去。 这消息令人吃惊,难以置信。清平世界,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发生枪击事件?此人与大队干部有什么仇?枪又是从哪里弄来的?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我放下板车,大着胆子向大队部跑去。 公元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午,短短的四十分钟内,包括凶手在内八条人命倒在枪下。这一震惊全国的血案,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下放知青所为。其枪法之准确,行动之快速,手段之残忍,计划之周密,令人咋舌,难以置信! 为了不涉及个人隐私,主要当事人改用化名。 淮南市淮丰公社夏农大队,离九龙岗火车站很近,不足千米,大队部就设在知青大院内。倪勇和千千万万个知识青年一样,怀着对老人家的无限忠诚和满腔革命热情,告别亲人走进"广阔天地",分配到我们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又一批的知青被招工返城。一些家长为了让子女能早点回到身边,不惜花钱买路子,拉关系,走后门;还有一些女知青,为了拿到一张招工表,不得不奉献出自己的身子。不管是内招外招,都得经过大队革委会、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贫下中农协会推荐,批准盖章后方可走人。一句话,"知青"的命运、前途掌握在个别人手里。 X圩生产队队长Z某某,以招工表为诱饵,奸污了好几个女知青。其中一位女学生刚来不久就被他盯上,他以照顾干轻活、推荐返城为诱饵,将她骗到了手。他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只要兽行发作,不分时间,不分地点,肆意胡为,甚至多次在猪圈里强行与该女知青发生性关系(事后被判七年徒刑)。 到了一九七八年,大部分知青相继返城,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不是父母无能,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惟成份论年代,家庭出身往往能左右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倪勇,就是因为祖父有问题成了"黑五类"。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干部们把他视为"可教育"对象,多次招工与他无缘。他多次找过干部们,也曾苦苦哀求过,然而面对一张张冷酷的面孔,他彻底绝望了。 死亡向他们逼近 眼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都走了,深感命运不公,便心灰意冷。他认为在大队、生产队干部们的压制下,自己将永无出头之日,于是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决心与他们同归于尽。一场自杀性的报复计划在悄悄进行着,而那些蒙在鼓里的干部并不知道,死亡正在一步步地向他们逼近…… 为了迎接"八·一"建军节,大队基干民兵定于八月一日举行实弹演习,并于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分发了近千发子弹。按规定,子弹与枪支不准存放在一起,但是知青大院只有一间临时的武器保管室,加上大队"革委会"领导一时疏忽,将子弹也存放在里面。谁也未曾料到,这一疏忽会给他以可乘之机,引发了一场惊天血案。 负责保管武器弹药的基干民兵S某,也是下放知青。他家住火车站,中午回家吃饭时离开了保管室。倪勇趁此机会砸锁撬门,潜入室内。他取下一支冲锋枪,迅速将枪梭装满二十五发子弹,接着又带上四个枪梭。当他身上挂满二百多发子弹,端着上膛的冲锋枪准备离开时,恰巧S某饭后回来堵住了门口。倪勇二话没说,扣动扳机,S某应声倒下。他成了第一个死在倪勇枪下的冤魂。 随后,倪勇挎着冲锋枪直奔大队书记、革委会主任Z某某的家。据目击者Y某称:书记全家正在睡午觉,Z妻Y某某见倪勇杀气腾腾跑来,预感事情不妙,急忙上前用身子将门堵住。倪勇瞪着愤怒的双眼,对准她的胸口扣动了扳机。枪声惊醒了正在熟睡中的Z某某和他十四岁的儿子。他刚要起身观望,连鞋子还没来得及穿,就和儿子一起倒在了血泊之中。贫协 B某某和妻子正在吃中饭,猛地抬头看见倪勇持枪站在门口,以为是开玩笑,并招呼他进来喝茶。啪!一声枪响,B某倒在饭桌上。倪勇转身就走,刚出院门就听B妻大声呼救:"不好啦!打死人啦!"倪勇顺手将枪搭在低矮的院墙上,瞄准她射出一梭子子弹,一连打死了六条人命。杀红了眼的倪勇,端着枪去寻找最后一个目标——生产队民兵排长C某,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C某也死在他的枪下。 倪勇将他心中的仇人杀死后,迅速转身回到知青大院。这时,已经有人报案。公社武装部长W某某同大队分管石料厂的R副主任一起向知青大院走去。刚进大院,一梭子子弹扫来,武装部长闪身躲进屋内,R某却应声倒下。不知是枪法不准,还是没把他当目标,结果子弹没有击中要害部位,只是腿被打伤,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倪勇开枪后,迅速跳出后窗,来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将枪口对准自己,用脚趾踩着扳机,猛地一蹬,一梭子弹射入胸膛,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一场悲剧,八条人命。多么可悲,多么可怕!真是惨绝人寰,骇人听闻!这恐怕是"知青"运动史上最残酷的一页了。倪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报复行凶固然可憎、可恶、可恨,但究其根源,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不能说没有关系。 在这次枪击惨案中,负责分管石料厂的大队干部受伤住院,采石工Z某某也因与倪勇有亲戚关系被牵连,遭到拘留(后查清与他无关而释放)。大队领导班子又处在调整阶段,石料场基本无人管理,面临关闭。 |
沙英不是"孽债" 作者:诸炳兴 一 2013年上海的暖冬稍纵即逝,人们迎来新一年初春的微风,又一个春天的脚步悄然与往常的美好,一切如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个温暖明媚的春天,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渴望过。最美丽的邂逅,总是在漫长的等待后给你最意外的惊喜。 中国作家协会副 、贵州插队的上海知青叶辛写的《孽债》小说和根据同名小说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反映的是我们云南军垦农场上海知青的婚姻感情纠葛。自《孽债》在上海乃至全国热播后,人们则将“云南知青”与“孽债”作了“互联词”,似乎云南知青就是"孽债","孽债"也成了云南知青的“代用名词”,只要你自我介绍是“云南知青”,对方十有八九会问你有沒有“孽债”?其实,我们云南知青对这样的问话,心里十分不爽。 去年11月初,我有幸与叶辛在版纳参加万达组织的知青论坛时,我对叶辛说:叶兄啊,现在“云南知青”与你的“孽债”都划等号了。真的,只要提到云南知青似乎都与"孽债"两字紧密相连了。 2013年10月24日下午由万达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主办的"西双版纳情怀——我们的知青年代"在上海中山公园龙之梦万丽大酒店的宴会上,由云南知青李惠情介绍,我见到了沙英的亲生母亲阿凤(化名),我说受许多曾在版纳知青的委托,让我写写你与女儿沙英的母女分离的真实经历。我与阿凤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希望她能支持我的工作,从她当知青时的那段艰难经历,映射出知青时代的真实故事。 尘缘的花瓣上,谁没有过一笔不可遏止的欲求?那些触碰了灵魂的美好一旦拥有就不想再放弃……我不知道是内心在召唤着春天,还是春天在召唤着我的心灵。面对着满眼的春色,心情从来没有像这样动容和欢欣。流连着我,也驿动着我!我要叙述他们的故事,这也是许多云南知青的诉求和心声。 为此,我在西双版纳与叶辛等作家和知青代表参加万达举办的知青论坛之际,专程赴西双版纳南腊河畔的勐满农场,采访了一对上海知青阿凤把亲生女儿海云送给当地僾尼族的真实故事.今年,远在西双版纳的僾伲族姑娘沙英与她的亲生上海知青父母在勐腊的南腊河畔团聚,度过了一个欢畅美满的新春佳节。 西双版纳勐腊县,古称镇越县,东、南部与老挝接壤,西部与缅甸隔澜沧江相望,是有26个民族聚居边陲小县。在知青时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建设兵团驻扎在这里。境内有条南腊河,从邻国老挝缓缓而来,逢山便绕,遇涧则跳,拐了几个弯,留下一条美丽弧线,又悠悠流回境外去了。出境注入澜沧江,最终经湄公河汇入大海,与太平洋有着遥远水脉联系。作为一条国际性河流,在境内虽只有一百多公里,却是南疆最具特色的一条河。这里热带雨林发育,雨季又多浸泡河里,很象亚马逊河的景色,也有人称这它为“东方亚马逊”。纵观人类古今文明历史,似乎都与河水有关,华夏文明源自长江黄河,恒河造就印度文明,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勐腊县名就取自河流一个字命名的。蜿蜒不断的河水,伴随着两岸千年源远流长文明,那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都是从南腊河水开始的。 美丽的南腊河流淌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人生是条河,深浅都要过.岁月就象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对于阿凤与小朱(化名)夫妇的人生,行走在红尘,岁月在流消,伫立在风中.回首之间多了一些惆帐,甚至一些忧伤,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仿佛一切都变得遥远,留给他们的只是过去的坎坷和心灵的伤痕。如今面对现实,在柔抚的阳光下,对待分离四十年亲生的女儿,像恋人的眸子泛着亲切柔和的光芒,他们平和、乐观、豁达、开朗,在人生甲子之际,终于找回了团聚、溫暖、幸福!一切都来得那么坦然、平静、和谐!南腊河啊,她始终流淌,荡漾,散发着无法抗拒的人情世故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2013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在西双版纳画院院长李连儒、西双版纳摄影家协会副 朱敏等陪同下,驾车前往勐腊的勐满农场,在那里采访了上海知青的亲生女儿——僾尼族姑娘沙英。 在过去,上海城里人爱叫郊区和外地人为“阿乡”(乡下人简称)。其实,查一查上海人的祖宗,大多数是浙江、江苏的移民后代。根据史料,正宗的上海人只有浦东川沙北蔡镇人,一个叫张村的渔民。阿凤就是出身在这里的上海“本地人”。 1971年,在文革的上山下乡热潮中,上海市革委会为了讨好中央,急于凑滿上海上山下乡100万知青的指标,他们把上海郊区已当农民的2万名青年滥竽充数,纳入知识青年送去了云南兵团。其实,上海郊区青年中绝大部分并不属应届中学毕业生,他们中的文化高低,年纪差异都很大,有的本来在家已恋爱多年,有的早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后在回城文件中指出: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据作者了解:1968年开始,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上海4.76万人(其中上海郊区青年近2万人),重庆2.44万人,成都1.67万人,北京的8385人,昆明7038人。] 别了,故乡! 1971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闵行、浦东、宝山、嘉定等郊县动员农村青年,以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名义,那时,农民出身的阿凤刚是18岁花季少女,她活泼、单纯、幼稚,看到电影里解放军女战士的穿着时髦的绿军装,红五星、红领章,英姿飒爽,满怀对解放军的崇拜、向往,一心想脱离在家种田当农民的环境,她毫不犹豫地积极报了名。 其实,阿凤家父母生了五孩子,她下面还有三个妺妹一个弟弟,家里很需要让她在家参加劳动,增加家庭收入,以此帮助父母减轻些负担,而且,那时她在家巳恋上了当地的男青年小朱,原想好俩人一起报名去云南兵团。那时巳21岁的男友小朱,在家里孩子中最小,哥姐已结婚成家,他是家中的顶梁柱,父母年迈多病,家里离不了他,老人需要他陪伴照顾,在父母极力阻止下小朱没能如愿与阿凤同行。 1971年4月的下旬,阿凤只身一人,与同村的青年,告别家乡,离开恋人,报名参加了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行列,经过一路风尘颠簸,来到了驻扎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南腊河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载満着的青年男女卡车,在一排破烂不堪的草房前戛然停下,这里根本沒有半点部队的影迹,迎接他们的是满山的丛林,崎岖的山路,破烂的草房,光脚的职工……,当行李被人卸下车,车上灰头土脸,面目皆非的阿风,还绝对不信她眼前这一切,来到这样的“部队”,她死死抓住车箱的栏板,声泪俱下,大叫爸爸……妈妈……我要回家!她大叫着恋人小朱的名。18岁的阿凤,她从没离开过亲人,从沒离开过浦东,更沒离开上海……此时,夜幕低垂,把整个连队渐渐染黑了,阿凤坐在草房里的竹床上,也无心打开行李,更沒打水洗垢,她红肿的眼睛从竹笆墙的缝隙里,向外探望,月光下看到场地上的大黑狗,对着时起彼伏时的哭声,夾着尾巴,耸起肩毛,恶狠狠地狂叫着,似乎与阿凤对抗着,这时她巳泪尽声哑,再也不敢发出哭声,她耸肩抽泣,恐慌、寂寞、失魂落魄…… 也许是10天的一路颠簸,已精疲力竭的同屋姑娘们都已躺下,朦胧入睡了,阿凤也昏头涨脑,迷迷糊糊的靠在床边的竹排上,耳边听着远处大沙河的流水声,房后山林里传来虫鸟凄凉叫鸣,阿凤闭上眼,渐渐梦回故乡,梦中心爱的小朱在她身边,依偎在他的怀里……阿凤眼前展现了离开上海前一天的夜晚,那晚俩个恋人在春天里,在月光的田野上,互挽相依的月下人影逐渐拉长,已是晨曦降临,他们还依依不舍……71年上海浦东的河水是那么纯洁、透沏,小河静静地流淌,悄然奔向远方,消失在晨露之中……。她在梦中声嘶力竭地的惨叫着恋人小朱的名字,喊着心爱的爸爸、妈妈……,可是,回应她的只有对面山谷的阵阵回音……。 突然,有人一声尖叫,划破了整个连队的宁静。此刻,阿凤从梦中惊醒,只见一条黑咕隆咚的大水牛,瞪大眼睛,从阿凤床头的门口伸了进来,刚对着阿凤的脸,这真把阿凤吓晕了,她急忙爬起床,躲在其他知青姐妹身后,吓得全身抖擞,这下又把阿凤吓哭了,到兵团的笫一夜就这么在恐惧中煎熬到了天亮。 |
二 时光如流,阿凤在兵团生活很快两个月过去了,一切便慢慢习惯成自然了。此时,她发现来到兵团后一直沒来过例假,她跟要好的姐妹讲起此事,大家都认为刚到云南,也许水土不服的原因,但阿凤虽小心里她明白,是与小朱分别前他们已发生过那种事,加之孕吐反应又很大,她知道已凶多吉少,因为年龄太小加连队规定男女不准恋爱,更何况自已非婚生育,她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她怕受到处份,更不敢把自己的事情找连队领导解决。她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与同来的几个知青朋友,共同想方设法,弄掉这个孩子,她在山上劳动时,梯田带上往下跳,想通过剧烈运动跳成流产;她用伤膏药贴在小肚上;她吃孕妇禁用的药;甚至,她请卫生员用银针来用针刺打胎……,一切都无济于事。 纸包不住火,衣包不了肚,随着时间推移,阿凤的异常暴露终于被连队领导发现,这是非法生育,严重影响连队政治思想工的评比考核,领导们对此恨之入骨,非但不给怀孕的阿凤半点照顾,反而对她百般刁难、谩骂、甚至恐吓!这消息很快被知青传到了上海,传到了家乡男友小朱的耳朵。真巧,小朱的家乡正在动员笫二批农村青年去云南兵团,这时,爱的冲动激烈着小朱,他不顾家人的竭力反对,毅然决然地报名加入云南兵团,比阿凤晚去8个月,並于同年年底,在小孩出生的前20天来到云南兵团,被分到离阿凤相隔14公里的另一个营的连队里,由于当时兵团的纪律,他们不是合法夫妻是不能分到阿凤同一个连队的,反之,还要受到作为“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严格制约。 1971年12月27日上午,那天是连队刚过伟大领袖生日的笫二天,阿凤突然感到肚子一阵阵剧动,大家预感阿凤要生产了,全连20多个女知青围在阿凤的床边,她们只能以无奈地用同情、惊讶、畏惧的目光注视着,也许这种精神鼓励胜过一切!当然她们没有懂分娩的任何经验,也沒有分娩用的起码器材,大家束手无策,只能紧握着阿凤颤抖的双手,一直眼看着满头大汗的阿凤在痛苦中翻滾、惨叫、挣扎……,此刻,来自各地的女知青们,就是她身边唯一的亲人,她们看到眼前的阿凤,又抱团痛哭起来……。 那天晚上,阿凤艰难地产下了一个女婴,起名为海云(意为:上海知青生在云南的孩子),连队有个叫小李的男知青,得知此事后,自告奋勇步行5个多小时,到阿凤男友连队通知小朱,希望他为孩子的出生给予关心和支助,可是,在那条件贫乏的边疆兵团里,哪里去买这母婴食用品啊,老实巴交的小朱,提了两手空拳来到阿凤床前,看到自已心爱的人和瘦弱的女儿,他们两眼相望,泪如雨下,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如今,他一切都那么地无能为力……。由于当时双方连队的纪律,没有正式领结婚证,是不允许非婚同居的,小朱只能当天回去。天黑了,他流着泪,哽咽着与阿凤母女俩告别,还要走了7个小时夜路,才能回到自已连队……。 那个年代,连队一天三餐白饭茄子汤,天天如此,有时接连吃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也有时吃几个月的南瓜汤,还算好的。碰到雨季,那一般都是喝盐巴汤了。小海云生下来,阿凤又沒奶水,唯一的指望就是盼着唯一的亲人星期六来看她,带点去老百姓那里加工的小孩米粉,可那时由于兵团是不准谈恋爱的,你要去女朋友连队探望,必须经过你自已所在营部打证明给女方单位领导批准才能许可,真跟去监狱看望犯人探监如出一辙,如男友有时还开不到证明,被发现他来阿凤连队,只要有人举报连队,再报告营部,会派执勤排人来抓的。所以,小朱怕路上遇到熟人,不敢走公路,他只能绕远路,爬山越岭,7个多小时,趁夜幕降临,才敢偷偷摸摸进连队,去看望正在做月子的阿凤。 有一次,小朱来看望阿凤,正好被连队一个领导看见,马上报告营部,等营派来人赶到,小朱在许多知青们的隐蔽下,从后门爬上山,摸黑探路偷偷逃跑回去了……。 一天,小朱好长时间没来看阿凤了,小孩的米粉吃完了,他也沒送来,好久巳杳无音信,也不知什么情况,这让阿娟对小朱爱的热情冲破了一切,阿凤把还沒满月的女儿托给同连队的上海知青,大清早,她徒步向深恋的小朱连队走去,那天,不知孩子是否离开母亲怀抱的溫暖不适,还是眼前一张张陌生的脸庞使她不安,阿凤还沒走出连队,孩子就声嘶力竭的大哭起来,引来一群都沒当过妈的上海女知青,她们七嘴八舌,出注意,哄孩子,有的手忙脚乱拿开水,泡米粉,喂她吃,大家又好玩,又心急,真象热锅上的蚂蚁,弄得她们心慌意乱,晕头转向。 已是傍晚时分,西边天空的白云染成了橙红色,晚霞渐露,撒落在连队, 给胶林和草房盖上一层金黄色,照映得南腊河闪着耀眼的鳞鳞片波,河面上倒映着朵朵彩霞,大沙河水还象往常一样,带着一片金色波光粼粼地流向远方……此时,女知青们心里却都象装着火球,她们心急如焚,孩子忽哭忽停,忽伤心抽泣,整整一天了,已把她们也累得精疲力竭了…….女知青们顾不得洗澡吃饭,抱着孩子走到连队通向外界的路口,焦急地盼望着孩子的妈妈……。 西双版纳的雨季天,就象小孩的脸, 说变就变,哭笑不定,真是天公不作美,突然,天空乌云压顶,遮天蔽日,顿时,老天偏偏下起了倾盆大雨.驱逐知青们抱着孩子赶回草房,房间里黑灯瞎火,也许孩子也怕黑暗,一进屋就象见到鬼一样,突然,又嚎啕大哭起来,上海女知青李排长,急忙点亮了油灯,昏暗的灯光也使孩子的哭声戛然变轻了,连队的熄灯号已吹过, 已是晚上十点过了, 此时, 风静雨停了, 可是,孩子象喝过咖啡似的,眼睁睁看着你,怎么哄也不肯睡,她们唯一的办法,只能调点米粉稍放点甘蔗糖水装在玻璃瓶里,在煤油灯上烘暖后,用小勺喂她。女知青们看到孩子张开红红的小嘴,伸出小小的舌头咶着,还发出巴支巴支的声音,知青们想把煤灯调到最小光亮,让她早点入睡,也许孩子也怕黑暗,不一会儿,小海云又开始哭个不停,真把女知青们的心都哭碎了……,她们把在上海见到带孩子的十八般武艺全都用完了,这时,最后一口米粉也吃完了,可孩子还在声泪俱下,这哭声震撼着连队静静的夜空。 这非婚生育的孩子,已经给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抺了黑,这事本来就烦扰着连队军人指导员,这夜,只见他窗里透出的灯光忽亮忽黑,孩子的哭声使他无法入睡,也许他巴不得将孩子置之死地而后快,也许真的影响到他的盍睡,已是凌晨三点了,孩子还在继续哭泣,十七八岁的女知青也都累得无法支撑了,突然,在离房间不远处一声震天的爆炸声,把整个连队人都从梦中惊醒了, 大家不知是地震还是炮声, 这突如其来的巨响把女知青们吓呆了,她们本能地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四处张望屋外发生了什么事,球场上人头攒动,大家人心惶惶, 问长道短, 议论着、猜测着、怀疑着。女知青们涌进孩子的房间,看着李排长怀里的孩子,说来也怪,爆炸声后,不知是否受到惊吓,还是知道有人恶作剧,孩子竟然毫无半点哭声,抽泣了几声,却安然睡着了。球场人堆里传出,这是炸炮用的雷管爆炸声,而且,连队雷管只有指导员才能拿到,事情巳不点而明了。大家低声咕噜着:什么解放军呀,小孩是无辜的,把她吓死怎么办啊?作孽啊!听到这话,看到眼前这触目惊心的一切,女知青们把抱着孩子的女排长紧紧围在中间,孩子不哭了,她又睁开眼晴,望着阿姨们……,女知青们却抱在一起,都哭成了一团。 黑夜终于过去,东方已露出鱼肚白色,晨曦从山顶的胶林中透过,射进茅房的竹笆墙缝,有女知青壮着胆走出草屋,这时看到连队指导员,身披一件黄皮大衣,站在球场边上,看到知青就冷若冰霜的问:“怎么了?小孩沒声了?死了?” 多么恶毒的领导,知青们怒目而视,敢怒不敢言,谁敢相信这是兵团的指导员! |
三 在困难的年代,孩子艰难的出生了,但政治恐怖战胜了人生第一次分娩的痛苦,孩子的父母怕遭作为流氓批斗、游街、关押之灾,那种政治环境下,人爱、母爱、人性都被歪曲变形,小海云的降临,使他俩一直提心吊胆地过着每一天,也可称是阿凤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因为阿凤与小朱是未婚生育,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连队领导不因你们已成了有孩子的父母,而给予一些方便和照顾,反之作为严格把关的干部们更不近情理,连队领导下令:如果小朱没有他们营部开具的允许来阿凤处看望母女的证明,就属非法的,不但不能让小朱来探望母女俩,而且一旦发现,还是要驱赶出连队,如劝告不走,就要抓起来五花大绑送营部关押,再则游街。小海云出生后,阿凤自已身心交病,又无营养,产后一直无奶水喂养女儿,只能靠小朱用米去傣族寨子加工米粉,又求人买点白糖,这是唯一孩子的营养,还要爬山越林,往返十几小时送去阿凤连队。因此,小朱每次来探望阿凤母女的事,便成了他俩与知青们心烦意乱的事。有一次,小朱为了早点见到母女,急如星火,他包装好母女吃的米粉和白糖,趁天还蒙蒙亮,来到营部,干部还没上班,沒开到证明,他为了赶时间,不顾一切,便去了阿凤连队,下午时光,刚到连队,小朱拿不出证明,被人举报到营部,这时,有副营长亲自带领执勤排的人来到连里抓人。 这时,小朱进门就把喂孩子的米粉白糖放下,还末来得及洗去满身汗水,刚在阿凤床边坐下,他看着日思夜想的阿凤和女儿,用手抚摸着女儿的脸蛋,阿凤盼到自已唯一的亲人来到身边,听说小朱又沒开到证明,惊惶不定,心惊肉跳,她眼睁睁的看着小朱,泪如泉涌,抽泣着说:“今天中午已吃完了最后一餐了,如果今天不送米粉来,可怜的女儿就要断粮了,……”。正说着,突然外面一阵骚乱喧嚣的脚步声,“快跑!排长带人来抓人了!” 小朱与阿凤还没来得及讲几句亲昵之言,突然听到屋外的喊叫声,阿凤无奈地猛力推开依偎在身边的爱人:“你快走,有人又来抓人了!”此刻,俩人如临大敌,说时迟那时快,小朱窜过房间,直奔通向山上的后门,躲进了深山老林,连夜离开了阿凤母女的身边。 那天,小朱一天还末进食,又饥又渴,在山沟里喝了几口山水,拖着疲惫不堪身子,摸黑走了七、八个小时,回到自已的连队,已是深更半夜,他动弹不得了,一头倒下,心力交瘁,他为这种忍辱偷生的日子,心中充满忐忑……。他抬头问苍天:“我到底作了什么孽?”此时,一个方龄二十的汉子再下忍不住了,顿时,他感到自已的无能,感到人世的困惑不解。他泪水涟涟……,小朱曾想过从山顶闭眼下跳,一走了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眼前又呈现出阿凤泪汪汪抱着面黄饥瘦的女儿张大着嘴,吖吖直哭,等着他的米粉……。 南腊河是澜沧江在出境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是僾尼族人的母亲河,日夜川流不息。大沙河是这母亲河隔不断挡不住的支流,她如孩子从小牵着母亲的手,不畏强暴,依然欢蹦乱跳,随波逐流……。此时,小朱倾听着奔流的河水声,想着心爱的阿凤、女儿,他毅然决然,男儿担当自强!再次挺起,勇往直前! 时间真如流水一般,阿凤的56天产假快到期了,领导们开始每天来催她上班了,连队召开大会,指导员总要恶言漫骂。那时,连队又沒托儿所,阿凤上山后小海云怎么办?开始几天,阿凤上班后,女知青们偷偷轮流请假带孩子,可这不是长久之计,在百般无奈的困境之下,阿凤与小朱商量,只能决定将孩子送人抚养。 不几天,经人介绍,决定把小海云要送给结婚多年沒生孩子的一对当地僾尼族人了。一切由介绍人与两边父母都已谈妥说定。 那天,阿凤起了个早,女知青们听说今天领养小海云的父母要来抱孩子了,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帮阿凤收拾孩子的衣物,她们把小海云穿得象出嫁的女儿,打扮得特别漂亮。 中午,介绍人带着收养孩子的夫妇来了,身穿黑色的粗麻民族服装的僾尼族,背了个箩筐,来到连队,全连的知青把阿凤母女俩内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她们睁大眼,看着眼前的一切,此时,介绍人拖着背箩筐的女僾尼人从人群中挤到中间,大家谁也听不懂她们在讲什么,这时,只见领养人放下箩筐,从里边拿出鸡蛋、魚、肉的三个罐筒(那时总价约6块钱),放在旁边的桌上,笑逐颜开,露出血红的大牙(吃槟榔的牙),伸出粗糙墨黑的双手,从阿凤手中接过还直不起头的孩子,又将脸紧紧贴着孩子,亲吻着稚嫩的小脸,然后,她把孩子放进了背箩,用生硬的汉语,说了声“谢谢!”,向大家招了招手,示意要走了。 临别,介绍人又转回来,还向阿凤讲了孩子给人后的“约法三章”,即“永远不能反悔,永远不能往来”等等。收养人背起装孩子的箩筐,急匆匆走了……。大家看着箩筐缝里露出的小海云的脑袋,随背箩人的脚步颠簸,孩子在不时地在摇晃,也许她已睡着了,也许,她更不懂如今已与父母们骨肉分离……。 这是阿凤、小朱的亲生骨肉,天下知青是一家,这也是知青的孩子!此刻,在场上海的、四川的、昆明的女知青们,再也强忍不住内心的疼痛,他们声嘶力竭,如生死离别,都嚎啕大哭起来,这哭声回荡在山谷,震撼着知青们颤抖的心……。 小海云被收养人抱走后,阿凤接连几天以泪洗面,小朱得知后,也心神不定,加之阿凤产后也一直沒好好休息调养,小朱想把妻子接到了自己身边好好照顾,无奈之下,小朱与阿凤正式领取了《结婚证》,一对苦思冥想的恋人,终于离开了这个痛不欲生的地方,互恩互爱,过起了虽苦有爱的日子。 阿凤在山上栽下的橡胶树渐渐长高,开割流出洁白的胶乳了,可每当夜深人静时,小朱与阿凤思念女儿的心结,总在激烈徘徊,挥之不去……。 |
四 僾尼族养父母姓沙,小孩就叫“沙英”.也真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幸中的大幸。忽如一夜春风来,这对结婚多年未育的夫妇,把沙英当作掌上明珠,他们还是以米粉喂养为主,养父不知给女儿吃什么才好,他不辞辛劳,每天扛着猎枪上山打猎,把打来的猎物熬成汤,冲米粉喂孩子,他们又从山上捉回野蜂, 养在屋后的蜂桶, 到时取出蜂蜜, 以蜜代糖, 从沙英来到僾伲族养父母家,每天以猎物汤和蜂蜜调米粉, 谁知这高营养的食物, 使沙英越长越结实, 脸色红润, 个子也渐渐长高了…….她完全不象周围个子瘦小的僾尼族同龄姑娘……. 到了1978年底,那年沙英8岁,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知青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先后有12万余名城市知识青年前去参加云南兵团的建设。那个年头,知青们出现了顺口溜: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要改变现状,只有去上访。于是,知青为了自己的命运抗争,他们的罢工、绝食、请愿之风迅速在各地兴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知青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云南省委允许知青返城的文件下达了,而且明文规定:上海郊区的农村青年,可以哪里来回哪里去。这个文件针对了阿凤和小朱,他们可回到自已的家乡。但是,他们如要回上海,把亲生女儿留在这里,感情上怎样也是难分难舍,夫妻俩人商量,决定去找小海云,再苦也一定要把她带回上海……. 回城的文件中,来自上海郊区的阿凤夫妇成了回城的“硬档子”,这时。连队里与阿凤他们一起来的知青象战败后的逃亡者,纷纷丢盔弃甲,什么家具、农具,统统送人敲毀,那悲壮的场面激烈着阿凤和小朱,他们决定不顾一切,无论如何要把沙英带回家乡留在身边。 那天,阿凤夫妇趁天还末亮,俩人悄悄的来到沙英的养父母家,守候了许久,他们认出了自已的女儿,趁人不备,正想抢了女儿就跑,谁知被人发现,马上呼叫沙英养父母,许多人从家里拿出器具,挥戈动械,差点动真格,一阵争夺,阿凤夫妇寡不敌众,无能为力,只能自作罢休。他们带着自己身边的一对儿女回到了上海。 真是天从人愿,沙英十四岁那年,喜从天降,养父母也生了个女儿,从此沙英有了妹妹的陪伴,给家里增添了许多欢乐,僾尼族父母认为,这是沙英带来的福分,他们不但冷落沙英,反而更加喜欢了大女,他们省吃俭用,送沙英上学读书,沙英也很努力,她深刻体会到家乡缺医少药,无法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她选择了学医,考上了云南思茅卫校。1996年,学校毕业,沙英在家附近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自已当医生,由于她医德兼备,看病人天天络绎不绝。 1998年的一天,有一个认识沙英母亲的阿姨正好去找沙英看病,闲聊中讲起了沙英的身世,她无意中告诉了沙英的亲生父母是上海知青,在此前沙英看过电视剧"孽债",曾也听说过类似的传说,但一直沒有上海父母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想找亲生父母的愿望一直沒实现。今天听阿姨一讲,兴奋不已,她拉着阿姨的手,缠着一定要知道亲生父母的情况,她想见到从未见过的父母,说着她便大哭起来,见此状,阿姨无奈地将沙英上海亲生父母的联系电话告诉了她。拿着亲生父母的电话,沙英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才好,她想马上给妈妈去电话,可不知如何开口?对养育她28年的养父母又会怎么想?找到亲生父母后将来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在脑海中接踵而来。不!28年了,再也不能等了……。 一种世上无与伦比的母女之情冲破了一切!她勇敢地拨通了上海母亲的电话:“妈,我是你们在云南的女儿……”这时,阿凤耳边传来从未听到过的女儿叫喚,心中一切都明了,“哎,哎……女儿啊,我是妈妈……。”她忍着激动,回了最简单的话。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阿凤一时呆若木鸡,都不知讲什么好,她的心突然如猫抓,兴奋、自责、内疚、悲喜交集,她提着电话,如做了亏心事,头冒大汗,双手颤抖,她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电话的那边也只响着女儿的哭声,久久不能平息,阿凤回想着28年前将女儿送掉的景头,她快哭晕过去了……。 电话里,沙英告诉妈妈,她很快会来上海看望父母和弟妹。那天电话一挂,她与丈夫带上女儿就动身赶去上海了。阿凤原想,那正是上海的夏天高温38度,怕女儿太热在不住,希望等秋天凉爽点再来,谁知道阿凤突然又接到沙英在来上海路上从昆明火车站来电话,后天就到上海了。这可把阿凤急坏了,赶紧与家人商量如何去车站迎接,把房间也空出来,一切都准备就绪。 28年了,女儿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双方互不认识,阿凤与丈夫连夜写了个“接云南沙英”的小撗标,第二天,阿凤全家拿了小横标,儿子开了私家车,来到上海火车新客站,昆明到上海的列车到了,阿凤夫妇高举横标,在站台上从车头走到车尾,就沒找到沙英一家,也沒人见横标找过来的,站台上的人渐渐走完了,这时阿凤一家人巳滿头大汗了,这时,看见远处有脸色黑黝黝,身穿深色衣服的三个人,阿凤不敢相信这就是女儿沙英一家,她走近问:“你们是云南来的吗?”“是的。”对方回答,“叫沙英吗?”阿凤又问,“我就是沙英啊,你是妈妈吧?”这时,一切都不用讲了,沙英突然泪如雨下,声音哽咽了,她一头扑向了妈妈的怀里……。 那天晚上,想起骨肉分离的伤心事,全家人都抱头痛哭。阿凤边哭边向女儿解释“当时真出于无奈,否则我们死也不会把你送人的……女儿你要原谅我们。”“妈,你别说了,我听说了,我理解的,我们团聚了应该高兴啊。”懂事的沙英边擦着眼泪边劝着妈妈。 阿凤见到自已的女儿穿得那么落魄,晚饭后,带着沙英一家去服装店,化了三万多元钱,把三个人从内到外的衣裤全換成了新装,还给沙英买了首饰。 这天晚上,阿凤要沙英陪她睡觉,28年了,沙英又第一次回到妈妈的怀抱,母女俩紧紧依偎着,无限的幸福让她们夜不能寐,整整聊了一夜,热泪浸透了娘俩的枕巾……。 沙英跟妈妈讲了许许多多从小到大的故事,也讲她参加工作后,嫁给了农场干部的子女小杨后,生了一对儿女,(女儿现已在上大学,小儿子现读五年级),小俩口在勐滿镇化了一百多万盖了一幢四层楼房出租。 又开了能容纳160桌人同时用餐的“勐満大桥头餐厅”,添置了丰田轿车。沙英的养父前几年巳去世,养母已退休,养母家里还有个妹妺也巳出嫁,养母家离沙英的饭店十分钟路,沙英夫妇俩常照顾着养母,平时常在饭店一起吃饭,店里忙了,养母也常来帮忙捡菜洗碗,大家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 有人问她你上海家里条件也很好,弟弟也是企业老板,为什么还不回上海?沙英说:“上海是好,还有亲生的父母弟妹陪伴,但人不能忘恩负义,我还是要回到云南,陪伴从小把我养大成人僾尼族养母。这样我才心安理得。” 从那起,阿凤几十年来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沙英与妈妈常常互相来往,沙英家开饭店,有时忙得走不开,阿凤就与家人去云南看沙英,今年春节阿凤上海的全家坐飞机去了云南,在那里沙英与俩个妈妈过了个美满的春节。 现在,如有知青去云南笫二故乡,他们也常常去沙英的饭店住宿、就餐,沙英是知青的女儿,她还有上海姑娘对知青的那种热情洋溢,给人那种特殊的回家感觉,真的美极了!她更盼望出生后那两个月,帮妈妈抱她,为她流过泪的知青阿姨们去她家作客,知青时代巳一去不复返了,知青的情谊将一定永志不忘! |
现在没有知识青年了,但四十年前遍地都有知识青年,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酸甜苦辣的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他们唱着自己编的知青之歌,抒发自己的心声。…… 下面是《南京知青之歌》部分歌词: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的绣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
21 一家两代知青的人生与命运 作者:熊开达 本篇于1997年由罗玲口述。 我们采访的第三个“知青”,是南江县坪河乡的罗森山、雷映春夫妇全家。这是一家特殊年代的特殊知青。他们原是重庆市江北区茶园街道的的居民。1970年下乡当知青时,他们已有五个儿女。除了大女儿在重庆读初中没有下乡以外,其余4个子女(最大的儿子14岁,最小的女儿6岁)也随他们下乡。 1970年5月19日,罗森山全家经过3天颠簸,才终于走进了大巴山深处。 看见光秃秃的山腰有一座孤零零的茅草小屋。雷映春想进去歇一口气,讨一口水喝,就带着孩子们朝茅屋走去。站在茅屋门口,屋里空空荡荡的,连门都没有,一股潮湿的霉味飘了出来。 队干部说:到了。雷映春说,到什么地方了?队干部说:这就是你们的家。雷映春一听,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罗森山、雷映春夫妇这次下乡当知青,是作为典型动员下乡的。他们在重庆没有固定职业,靠做临时工养家糊口。5个孩子全都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当时知青下乡是大政策,街道居委会想动员他们成为带头下乡的典型,就对他们说:“南江县是猪满圈羊满山,粮食金灿灿的”的好地方。还说孩子们上学也非常方便。于是,他们一家便作为“典型引路”下乡了。 谁知到这里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好在当时的农村是集体生产,罗森山一家在生产队、大队的帮助下,总算安顿下来。 可是,这一家也实在是太弱了:罗森山气管炎,爬坡就喘。他的老二罗元权是五姊妹中唯一的男孩,但还不满14岁。身强力壮的就只有雷映春,可是一个妇女一天最多能挣6分工。 当时,1分工才折合人民币1分4厘钱,而这一家6口人要分回口粮,就至少要挣够1.8万个工分。这个数字对于罗家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若以全家出工按半劳、妇劳、童工满勤计,一年365天做出头,他们家也只能完成7600个工分。 队长来安慰,给他们算细帐,帮助他们安排农活:你们两个大人和两个大娃出工;两个细娃一个煮饭、喂猪;一个放牛、捡柴。队里分给你家一头牛喂,你们再买两头猪,放牛有工分,猪粪、牛粪也有工分…… 可是,罗森山一出工就扭伤脚,让社员背了回来。雷映春背水也滚了崖,扁桶摔坏了,腰也扭伤了。夫妇俩一个坐在椅子上咳喘,一个躺在床上叹气。4个孩子放学回来一看,就哭了起来。齐刷刷地跪了一排,一个一个地说: 爸爸,我不读书了,去出工。 妈妈,我不读书了,去背水。 幺妹最小才6岁,从小受父母的娇宠,哭得最凶,胸前的衣服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她哽咽着把一件花衣服放到妈妈的床边说,妈妈,我再也不要花衣服了。我去放牛、捡柴、扯猪草…… 罗森山咳喘着哄孩子们起来,孩子们却越哭得厉害。雷映春再也睡不住了,翻身起床抓起一根竹条就打:下乡来就是为你们读书,你们这么不争气,有书不读,气死我啦! 三个女儿一看,吓得赶紧认错,儿子却不吭声,母亲也不停手,直到竹条断成三截,母亲再也不忍心打下去,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儿啊!”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山里人有一句话:出门不弯腰,进门莫柴烧。罗家人也很快学会了这种生活习惯,连3个上学的女孩,每天回家都要捡上一小把枯枝、柴棍。 一天,有一家住在对面山上的社员,送给罗家一梱柴。柴梱太大,罗元娣和罗玲姐妹背不动,又舍不得空手而归。就让送柴的人把柴分成两梱。两个小女孩就背着与人一般高的柴梱,磕磕绊绊地往家走。 背上的柴禾却越背越重,只好一边走一边歇气,后来歇下来就再也背不起来了。姐姐就说:妹妹,我来帮你一把,你背起来了,就先回家。妹妹说:我害怕,我要和你在一起。姐姐说,不能在这里,这里危险。 妹妹说,我们一起走。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四山越见阴森得怕人。 姐姐就生气了,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把就把妹妹的柴禾提了起来,推了一把,说:我要是死了,喊妈把我埋在屋门口。妹妹一听吓得哭,但是却不敢停下来,边跑边喊:“哥哥,快来呀,来救姐姐呀!” 后来,哥哥打着火把来了,听见哥哥的呼唤,看见哥哥红红的火把,姐妹俩竟连人带柴禾瘫倒在地上。 罗元权为了全家的生计,终于放弃了读书,到队里挣工分。但他毕竟是一个孩子,所以在生产队劳动便只能当童工:薅草、锄地、打苕厢、抓粪。 他干活从不惜力,又不误工,队里给他记到最高也只有5分。加上父母的工分,一年到头,罗家仍然欠队里一大堆工分。 分粮时,队里按惯例是要先给分钱户称粮,然后把超支户集中起来开会,订出明年完成劳动日的计划后才分粮。 罗元权不懂规矩,见队里分粮,就快乐得不得了,要把自己的劳动果实背回去报喜。罗元权早早地背了背篼去晒场大院等候。可是,一院子的人都被念了名字,背了粮回家,却唯独不念他的名字,不给他家分粮。15岁的少年怒不可遏,一脚就把分粮的箩篼踩瘪。说: 为啥不给我们分粮?从种包谷苗苗到掰包谷果果,我哪里少出过一天工? 罗元权闹分配的事虽然平息了,粮食也背了回去,但是罗家却也欠下了生产队的帐。如果这样一年一年地累积,帐就会越欠越多,一辈子都还不清。罗森山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罗森山是处事实际的人,通过一段时间与当地的联络、交往,他发现弹棉花的手艺在这里有一个广阔的市场,而政策也比城里开放,只要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许可,就可以正大光明地为生产队搞副业。于是,他又重新操起了弹棉花的手艺。 罗元权就成了罗森山的徒弟。第一次出远门做手艺,早晨3点就起了床,吃了早饭,背着大弓和碾盘,走了35公里山路来到县城已是下午3点,在县城转了一圈却无人招呼,直到猪市河坝,才找到了雇主,一个买猪的农民。正是热天,他们顺着南江河溯流而上,天越来越黑,路越走越细,坡越爬越陡,直到半夜3点,才走拢山中一户人家。 |
这一天,他们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罗元权只记得在这户人家吃的是稀辣子拌包谷粥,是他这一生中吃过的最馨香最美味的一餐饭。可是弹棉絮的收入却只有5元,减去网线1.35元的成本,他们的纯收入才3.65元。 从此,罗元权就跟着父亲在巴山深处的南江、旺苍和陕西的南郑、宁强等县跋涉、流浪。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除了走路挨饿之外,还有夏天被蚊子咬(农村大多无蚊帐),冬天被虱子咬。 但是,这样却省下了两个人的口粮(当时的农村,一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大约也只能换回一个人的口粮),不但补够了全家人的口粮欠帐,还修了8间木板房。罗家很快就走出了贫困,成了全队最殷实的农户。 新家修在一处山坳里,开门见山。群山中有一座三峰山,当地人叫它笔架山。 罗森山仍然出门做副业,十天半月回家一次,小小的工具箱里或者就有一刀猪肉,一捧核桃,一块花布。孩子们就计算着,每到父亲回家的日子,就会早早地迎到山口,接过父亲的工具和行囊,把父亲簇拥回家,掏出自己的作业本,把一个个5分翻出来,请父亲检查。这一天便成了全家的节日,欢乐的笑声就会在这山间木屋里回荡。 每逢这个时候,罗元权便有了心事。他虽然为自己没有读书而遗憾,但更为了妹妹们的成绩高兴。他就想,一定要让妹妹们把书读下去,读出一个个秀才来。他便会常常面对笔架山出神。一天,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妹妹们的床和笔架山对得不准。他悄悄到了队里木匠家借来角尺,比了又比,量了又量,直到妹妹们的三架床都端端正正对准了笔架山。 果然,这一年,罗元娣考取了南江县高中,罗玲考取了杨坝区中学初中。接到通知的那一天,罗源泉比哪一个都高兴,差一点就把摆床的秘密说了出来。直到晚上夜深人静,他才悄悄溜出门,对着笔架山磕了三个响头。 他又用了3天时间给两个妹妹一人做了一个木箱,送她们去住校。木箱做好了,应该写一句什么话祝福她们好呢?他想了又想,最后,在每一个木箱上,他刻下5个字:为人民服务。仿照毛 的手迹,模仿得惟妙惟肖。 几年的时光流水一般地过去了,返城的风也一阵阵地刮过。开始是零星的考学,接着是一批一批的招工。罗森山开始和公社接洽、联系。可是,公社也讲不清楚,好像都是各单位来招收子女,他们在重庆没有单位,当然也就没有招工组来招收他们的子女…… 终于大返城开始了,罗元娣、罗玲也相继高中毕业,罗森山就又到上级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这一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们不是知青。想不到下乡7、8年,他们连知青都不是。他们只被叫做“城户下乡”。因此他们不能享受知青待遇,也就是说,他们已失去了返城的权利。可是,他们当初是被当作“典型引路”下乡的呀!知青办也解释不清,只能搬文件。 还有什么话可讲呢?文件就是政策,罗森山夫妇只有叹息和委屈。 好在大队和生产队还是把他们当知青看待,3个女儿高中毕业,成为这一片土地上的三个秀才,先后被安排到大队小学代课。她们也就成了榜样,大山里的女孩也才因此得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学校。 从此,几个孩子就认定一个死理:不承认我们是知青,我们就干出一个知青(工作)。他们找出了课本,从头复习,要凭真本事,考试转正。 罗森山和雷映春为了全家的安全和稳定,从1970年经历了下乡、子女学习、维持温饱、子女就业等4大“工程”。但是12年过去了,他们的家仍然没有稳定。 除了大女儿罗元明1971年随学校支边到了云南景洪橄榄坝农场,后就学云南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云南省委,大儿子罗元权当兵退伍后,安排到了县物资局,三女儿罗玲代课老师转正后,全家还有4口人属于知青和农民以外的“城户下乡”,看来这个家只好扎根深山了。 但是历史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1982年,下乡的城镇人口返城,这是罗森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他带着全家人,走了12年的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但是这一次的返城却和上一次的下乡不同,下乡时,他们带着满脑子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这一次却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劳累;上一次他们留下了一个人,这一次却留下了3个人:罗元权、罗玲和罗元娣。其时,罗元娣还是代课老师,符合返城的政策,但是她结了婚,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她不愿舍弃她已经握在手中的幸福。 罗森山带着妻子雷映春,带着小女儿罗元萍,默默地踏上了归途。 回到重庆,52岁的老人没有单位,没有住房,没有职业,也没有熟悉的邻居、朋友。他们成了一群陌生的乡下佬。好在街道接纳了他们,给他们租了一间房,又在一处居民点搭起了一个售货亭,卖烟、卖酒、卖菜、卖盐,小女儿元萍被安排到一家织布厂当学徒。 这一家人总算安顿下来,但是他们却突然都变得孤寂、忧郁,而又心事重重。 这时,罗元权来了。他因为停薪留职到云南,去应聘大姐介绍的职业,路过重庆时就陪老人多住了几天。白天,他帮老人进货、发货,晚上就睡在店里值班。 一天半夜,他被敲门声从梦中唤醒,听声音又急又重,他以为是有人买货,就打开了门。谁知进来三个醉鬼,要烟、要酒、要饮料。他怕闹出事来,就把这三个人往外轰,都是年青人,又有酒壮胆,几句话不合就打了起来。虽然酒鬼人多,但罗元权当兵出身,又会几下拳脚,三个人被罗元权赶走了。想不到一个“山河老几”还敢在重庆“操码头”,3个酒鬼不服气,第二天就邀了一帮人,要教训这个不懂规矩的“山蛮子”。罗元权一早就走了,派出所出来调解。但这帮人就是对这一家山里来的人看不顺眼,经常寻衅闹事。 …… 两位老人就越加思念起大山里安谧、宁静的生活来。 在罗家五兄妹中,老四罗玲最不安份。后来就爱上了体育活动,成了县文教系统女篮的主力,并因此第一个由代课老师转正。 这里的山处处都蕴藏着矿物。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资源开采出来,变为财富呢?罗玲的丈夫熊勇正担任着坪河乡的党委书记。罗玲一说,正和熊勇的思考不谋而合。于是,罗玲办起了石材公司,专门开采黄石矿藏。 |
发现这种花岗石珍品的当初,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为了拓展花岗石市场,在新产品的开发上独辟蹊径,寻找新的花岗石品种就成了公司的一个“尖端课题”。熊勇就生长在这片大山之中,他又有一种探险者的勇气。寻找宝藏就成了他的业余爱好。那时,他已经担任了杨坝区副区长,他就常常利用休息日和罗玲去钻大山,攀峭壁。一天,他们在大山里转悠了一天,正走得饥渴难耐疲惫不堪,在一处山弯歇憩,喝水时,水壶滑落了,水洒了一地。然而,奇迹出现了,被冲走浮土的岩石现出了斑斓的色彩。一个新的花岗石品种诞生了。 有趣的是,当罗元权开着车来运荒料时,却找不到那块石头。后来,这块历经苍桑的花岗石经切磨抛光,竟现出了一幅“老鼠嫁女”图。这块有老鼠嫁女图案的0.36平方米花岗石板材,居然被罗玲在一次博览会上卖到了8万元。 罗元权就停薪留职来帮助罗玲,成为了公司的汽车司机、石材厂厂长和机械工程师。他在部队学的机械修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当石材厂在安装机器遭到大城市来的工程师的刁难,将一堆“洋机器”搁到山上时,罗元权挺身而出,凭着在部队学到的过硬技术,终于玩转了这套洋机器,使花岗石加工设备顺利安装完毕,一次试车成功。 熊勇也停薪留职,参加到石材公司的经营中来。现在石材公司的固定资产已达400余万元。 罗玲又通过自学取得大专文凭,在大山里脱颖而出。她对这片大山充满了一种近乎迷信的虔诚。因为是大山养育了她,塑造了她,她也在大山里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找到了自己的根。 罗森山雷映春夫妇突然觉得都市的生活变得单调而乏味,没有了忙不完的家务活,没有了需要教导的儿女,甚至没有了大山的阳光,土地的沉静,炊烟的馨香......也就没有了往日快乐、满足、充实的生活。 街道办了一个老年茶园,退休的老人便都爱往那里去聚会,下象棋、打麻将、喝茶、聊天,两个老人就想到那里去寻找一份认可和亲热,于是就轮了班,一人守店,一人去茶园。雷映春去两天,就失去了兴致。知青、农民、大山和大都市已经相距太远太远,可是雷映春不讲这些,她还能讲什么呢?罗森山生性乐观豁达,但是,他也只坚持了一个星期,因为麻将和长牌他都不会,也就和这里的老人失去了共同的语言。 一天,一个70多岁的婆婆来买味精,老人的话多,雷映春就请她坐,听她聊家常。她就说,家里来了一位农村亲戚,又蛮又笨,水龙头开得大,淘米时把米都冲跑了,又去撮米来淘,还是被水冲走了大半。天然气也开得大,一开始就把头发眉毛烧了,后来连铝锅都烧掉了底……罗森山和雷映春就只有听的份,连话都插不上。老婆婆走了,两人还沉默不语,心里不是滋味,仿佛他们就是那个亲戚,因为他们也不懂天然气,他们还是烧的煤球。 这时,他们才觉得,他们并不属于这座城市,虽然他们在这里生活了40年。但是,他们的家却并不在这里,他们只是这座城市的亲戚,他们的家在山里,他们的根在山里。 幺妹却不同,年轻人适应性强,3个月后,她就出徒当了挡车工,还带了徒弟。而让老人不解的是,她几乎每星期都会收到一封远方的来信。收到信,她就会独自悄悄地读,并把信藏了起来。开始两个老人以为是哥哥、姐姐的信,可是她又为什么把信藏起来,而且还神神秘秘地把那些信反复阅读。原来幺女儿恋爱了,恋人却仍然是在那牵动着全家人心的大山里。小伙子叫黄勇,忠厚、朴实,有着大山一样的性格。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分在坪河教书。小伙子的胸怀也跟大山一样宽广,他要让山里的孩子都读书,从而走出大山。 元萍悄悄问妈,妈笑;问爸,爸也笑。这样的孩子,两个老人当然喜欢。可是,一个在大城市,一个在大山林,城乡的差异,文明的距离会再一次隔断一段美好的姻缘,造成一起婚姻的悲剧吗? 两位老人的心里又有了一份担心和忧愁。两位老人也因此悄悄存下了一个期盼:回到远山去,那里才是罗家的归宿。 其实,在罗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6个人中,幺妹的根在大山里扎得最深最深,她下乡时才6岁,6岁以前的城市对她竟毫无记忆,只有大山里才有她童年的梦。从记事起,她就和大山作伴,是大山孕育了她的性格和志趣。她的选择毫不犹豫:重回南江县。 1996年6月,罗森山、雷映春又含着泪,送别了幼女。这一年元萍22岁,在这之前,她在重庆总共生活了10年,在大山里生活了12年。她长大了,有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她放弃了千万人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户口,选择了养育了她的大山。走出大巴山的元萍又回到大巴山的怀抱。 经过考试,她成为了一位乡村老师,成为了笔架山孕育的又一名“秀才”。 自从幺妹离去之后,罗森山夫妇就真的感到了孤独、空虚和失落。虽然有一个副食店令他们衣食无忧,但他们却并不快活。30多年和孩子们在一起,热热闹闹,喧喧嚷嚷,虽然忙碌、辛苦、焦虑,但是却踏实、快乐、满足。 这时的罗森山夫妇已经60岁了,进入了老人的行列。他们闲下来的话题便大都是那片大山,因为,那正是孩子们成长的时期,也正是他们人生中最丰富的一页。 虽然时时有书信传来远山的信息,虽然孩子经常轮流回来告诉他们南江的故事,但是,现在他们才感觉到,他们是多么留恋那片大山。 1992年,当罗玲的石材公司搞起来,到重庆去接两位老人时,罗森山夫妇就毫不犹豫地跟着女儿返回了南江。这是罗森山夫妇的第二次下乡。 第一次下乡是为了孩子们的学习,安全和生活。 第二次下乡仍然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大山,为了那血肉相连的亲情,为了那梦绕魂牵的眷恋。 当年的一群细娃儿“知青”,如今都成家立业,在这片大山里扎下了根。 大儿子罗元权仍停薪留职给罗玲当厂长。他的女儿罗丹已经18岁了,在南江中学读高中。 二女儿罗元娣也早已通过考试转正,还通过自学,取得了大专文凭,现在是坪河小学的骨干教师,二女婿李培万也是老师,是坪河小学教导主任。他们的女儿李玮也在县中学读高中。 三女儿罗玲和女婿熊勇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南江县的花岗石打入国际市场。他们的儿子熊涛在县中学读初三。 四女儿罗元萍,通过考试取得大专文凭,由坪河乡小学转到杨坝区中学。女婿黄勇仍然是教师,现任杨坝小学校长。他们的女儿黄歆,在杨坝小学读四年级。 回到南江,罗森山夫妇就快乐而兴奋地去拜访过去的邻居,朋友和领导,10年岁月流逝,但山里人却淳朴依旧,家家都煮出喷香的腊肉,捧出清甜的包谷酒,像当年欢迎他们下乡一样,又送给了他们最珍贵的友谊。 老朋友都戏说:“老知青”硬是有感情,62岁了还来当“知青”。雷映春说:做梦都在想,舍不得呀。老朋友说:有缘。 你命中带山啦。有人就排开了他一家的名字:说罗森山就是“落深山”,说雷映春就应该是“来应村”,说罗元权只有山上才有源泉,说罗元娣就落在了“原地”,说罗玲就落在了“山林”,说罗元萍就更应该落在“坪河”。 采访结束了,依依不舍地离别了大巴山,告别了频频挥手的知青部落的知青们。蓦然回首间,猛然醒悟: 时代和岁月虽然非常严酷,但命运之神却始终紧握在这群扎根在大巴山中的知青们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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