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06章 转战陕甘边 [第7页]

　　●南梁曙光

　　陇东的冬季异常寒冷而漫长。当这里还是冰天覆盖大地、寒风疯狂怒号肆虐之际，春天已回到人间。

　　一九三四年春节前夕，习仲勋久病初愈，便急忙从豹子沟赶到十多里外甘肃华池县北部的二将川。这时，刘志丹领导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主力正在南梁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创建和开辟新的苏区。习仲勋病愈归队，受到了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的欢迎。他根据组织安排，担任中共队委书记，以后兼任义勇军指导员。在二将川，他与在撤离照金时分开的吴岱峰、刘约三等战友重逢。从大家热情的话语中，更能详细地听到了陕甘边区红军近几个月的艰难征战和开辟南梁苏区的斗争经历。

　　南梁地区，是指以葫芦河为发源地的各支流川道，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锦庙川、二将川、荔园堡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方圆约百余里的广大山区。位于桥山山脉中的大梁山南麓，是甘肃省庆阳、合水，陕西省保安、甘泉四县的交界地段。由于这一地区中心是庆阳县的南梁堡（今属甘肃省华池县管辖），故称南梁地区。南梁境内重峦叠嶂，梢林密布，地形复杂。

　　北宋时，这里是与西夏接壤的的边境，常受到外敌袭扰，宋庆历元年至二年（公元一〇四一——一〇四二年）范仲俺任环庆路略副师时，曾来此地修筑了荔园堡、大顺城于数座城寨，积极防御，巩固边防。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范仲俺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已是这里自然风光的生动写照。词中的“孤城”，当地有名研究者认为指的是离南梁堡不远的大顺城。

　　南梁地广人稀而又远离陕、甘、宁三省国民党统治中心，地方地主武装力量弱小，在当时被称为“三不管”的地方。它旋余地方大，进可以直取关中，退可以扼守山林。当地农民群众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生活极端贫困，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不畏强暴、勇敢斗争的传统，因而长期以来武装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加之刘志丹、谢子长多次在这里开展兵运和游击活动，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这些主客观条件都非常有利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早在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领导机关和红军面临无立足之地的严重现实之际，就引发习仲勋和许多同志对陕甘边区革命前途的思考：在哪里建立一个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发挥游击作战的特点，不断巩固和壮大红军力量的根据地？当大家苦无良策之时，转战途中的刘志丹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在乔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主张。他郑重建议红军临时总指挥立即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队党的行动方向和创建根据地等重大战略问题。这一主张得到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负责人的一致赞成。

　　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至五日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以往开展武装斗争及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重大问题。包家寨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将义勇军和耀县支队合编为四十二师第三团；将第四团改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协同步兵作战的需要。会议还仿照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决定划分为三个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一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向南、北发展，开辟和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十一月八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全师共五百余人，战马二百多匹。翌年一月，第二、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也相继成立。新的红军主力和游击队按照包家寨会议的既定方针，在陕甘边区更广阔的战场上开展了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

　　习仲勋因为留守照金，继而又身患重病，没有参加包家寨会议。当他知道会议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做出了正确的决议并使陕甘边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时，不由想起第一次与刘志丹相见时的情景。刘志丹那时就语重心长地说过，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创建根据地，但是，由于“左”倾路线干扰，他长期以来想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包家寨会议决议及其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了刘志丹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军事才干。习仲勋从内心更加敬佩这位在革命战火中锻炼出来的群众领袖，同时也为陕甘边区革命出现的大好形势感到欣慰。

　　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以后，便兵分两路，师部带红三团向东游击，骑兵团向西发展。先后在荔园堡、闫家洼子、赵家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拔掉一些据点，为迅速建立南梁根据地打开了局面。刘志丹和四十二师领导，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广泛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建立和巩固第二游击队工作。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地方机关和师后方留守分队，安排伤病员到平安川、豹子川治疗休养。

　　习仲勋和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闫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正川、五堡川、白马川等地农民组织。派出吴岱峰、刘约三等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整顿合水游击队，吴亚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丕胜组织义勇军”。张策谈起当时和习仲勋在一起工作的情形是很兴奋地说：“我到南梁以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逢人演讲。习仲勋来后，我们同时在南梁郑大爷家里过完春节。经过一春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雇农会等在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到一九三四年春，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和中部等十四个县的大部分地区。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红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为副主席。选举决定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军事、肃反委员。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

　　习仲勋这年还不满二十一岁。

　　经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人们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是来之不易啊！这是毛主席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共四十二师委员会、陕甘边特委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的结果。

　　习仲勋也以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过当时情景：

　　“一九三三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的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年的红军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了起来。”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曙光照亮了葫芦河两岸。

　　●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党内“左”的错误严重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危机、又与上级党组织完全中断了联系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创建和不断扩大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当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包围之时，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会议仍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谁胜的问题”。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而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严重恶果。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各地党组织遭受空前破坏之后，在一段时间内，曾五次成立起陕西临时省委或其他领导机构，但又屡遭破坏。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苏区建设和红二十六军的责任。它表明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思想政治上的逐步成熟、组织原则上的团结一致和高度自觉。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照金苏区的失守，曾一度使中共陕甘边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在包家寨会后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派遣赴西安寻找省委恢复关系未果，特委其他成员亦分散在党政军组织中活动，很难形成统一健全的领导制度。因而在这段时间内，红四十二师党委实际代行陕甘边特委的职权。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创建和党的武装力量的壮大，恢复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就显的特别紧迫。【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曾说过，那时“我们盼上级和中央领导，像盼命一样，一次派人、二次派人去找中央，元宝就给了不少，但还没有找到中央和上级领导”。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渴望与上级取得联系和健全党的统一领导的急切心情。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和健全了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习仲勋继续担任特委委员。

　　七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陕甘边区“已经进入到新红军和新苏区的创造阶段”。

　　七月下旬，习仲勋和刘志丹、张秀山等陕甘边领导，在闫家洼子迎来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其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和赤卫队。闫家洼子是陕甘边区红军重要的落脚地，位于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的三岔路口，离荔园堡仅三四里地之距，当时在红军曾流传说：陕甘边区红军武装“上上上下下下，上下不离闫家洼子”。

　　刘志丹、习仲勋与谢子长是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前后分手的，这次老战友在自己的根据地久别重逢，叙旧言欢，更是激动不已。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专门召开欢迎大会，杀猪宰羊，慰劳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他们还邀请了陕北游击队参观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民主建设和部队管理经验，进行军事技术战术演习等。陕北游击队也介绍了自己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情况，派人慰问看望陕甘边伤病员，体现了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月底，陕甘边区与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在闫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三十多人参加会议，习仲勋“是主席团成员之一”。

　　会议总结讨论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根据地工作和任务的同时，决定红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由谢子长兼红四十二师政委；红三团随谢子长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进一步推动陕北游击斗争发展。联席会议上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通过陕北特委转交陕甘边区的两封指示信。这两封信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习仲勋于刘志丹针对上述观点作了必要的说理和申辩。刘志丹说：有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建立一个根据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实行梢山主义。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

　　两封信和个别人的发言，给本来团结融洽的会议气氛蒙上了阴影。

　　习仲勋和许多与会同志认为，闫家洼子会议积极因素是主要的，特别是红三团北上，对于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对于边区没有直接联系上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代表两封信不能理解，尤其对扣在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头上五顶吓人的帽子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诸多疑虑。习仲勋反复思考：自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在完全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高度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坚持从实际出发，致力于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绩。批评者掌握的情况来自于何人？依据何在？他感到十分委屈和奇怪。习仲勋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意识到根子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祟，尽管憋了一肚子气，但还是觉得这些无理批评只是发些空洞议论而已，因而，还是从大局出发，以主要精力投入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之中。会后陕甘边区特委在自身给养困难的情况下，仍给陕北游击队提供了百余支枪、弹药和数百银元的经费援助。闫家洼子会议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即根据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决议提出的“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着手准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以实现工农兵临时政权机构向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的转变。身为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勋承担了筹备大会的主要责任。

　　习仲勋意识到，要开好工农兵代表大会，首要的问题是做好选举出席大会代表工作。他就此大会代表的产生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的建议。刘志丹提出代表选举要从基层做起，用投票的方法选举产生代表。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根据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这种民主选举能行的通吗？习仲勋解释说：“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革命委员会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办法，即：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委员。其明显区别原来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由群众团体推选的办法。而受到群众的欢迎，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近两个月时间内，习仲勋与刘志丹、吴岱峰和蔡子伟在荔园堡、豹子川，经常开会研究筹备代表会议的有关事宜，有计划有分工的开展准备工作。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习仲勋和蔡子伟等执笔起草了财政、土地、粮食等决议案以及其他一些文件。

　　十一月一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会议在荔园堡大庙内正式举行。

　　荔园堡是地处玉皇庙川、二将川交界处的一个古城寨，始建于宋治平年间（公元一〇六四年——一〇六七）。堡子四周筑有寨墙，内有一个古庙宇群，庙宇的对面是一个旧式戏台，庙宇于戏台之间是一块宽大的场地。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经常在这里举行群众集会，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连续七天时间内，来自各界的一百多名代表聚集在荔园堡古庙内一个大殿里，讨论根据地建设许多重大问题。习仲勋作为大会正式代表和主持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

　　代表们认真审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大会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蔡子伟当选为政治秘书长兼管《红色西北报》。大会还决定了政府下设的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

　　十一月七日，适逢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蔚蓝色的天空飘动着朵朵白云，格外明媚的阳光给初冬的陇东高原带来了阵阵暖意，荔园堡洋溢着喜庆、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

　　清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在荔园堡大场内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除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正式代表以外，还有在南梁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和周围数十里以外赶来的老百姓共三四千人。大戏台上方中央悬挂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红色会标，主席台下汇集着红军队伍和工农群众。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怀庆这开天辟地当家做主的日子。大场四周镰刀斧头红旗于各色各样的彩旗交相辉映，迎风招展，锣鼓声、口号声冲破云霄，在山谷中回响。

　　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继刘志丹后发表了施政讲话。他庄重地接过刘志丹代表边区军民颁发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印章，以洪亮高昂的声音代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的高潮，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后，在荔园堡一河之隔的开阔地上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式。边区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全副武装，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通过主席台前接受检阅，展示了人民武装的高昂斗志和勇往直前、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此刻，咱在阅兵台上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心潮起伏，难抑自抑。他注目于主席台的数千双饱含深情的眼睛中，真正体会到根据地军民对新生苏维埃政府权的信任和期望，从而更感觉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他的眼眶湿润了。

　　●为苏区经济文化建设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党在这一地区领导个名单中进入新的阶段。但是，习仲勋思想并不轻松。他努力思考：诞生于战争环境的红色政权，如何行使职能，如何担负起组织领导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更好保障游击战争胜利的重任。

　　习仲勋自一九三三年春开始，连续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直至被选举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此间，它的主要精力由军事工作转到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来，从而使他在实践中不断地吸取积累经验，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真诚拥护。刘志丹等边区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给习仲勋以积极地支持和鼓励。刘志丹多次对习仲勋说：“民众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拥护，是革命政府有威信。”

　　一次，习仲勋路过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操场上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当看到习仲勋来时，便喊“立正”口令，并举行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部队。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习仲勋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勋说，你是边区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因该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不在乎了。”习仲勋曾回忆这件事曾说：“他的行动真的有感召力，我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他们更要尊敬，对年老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更融洽了。志丹还不断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了。’”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都执行等用品，均为财政委员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的是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将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据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一个法令：凡一切党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依次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的案件发生。对于负责任的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的处分。“高岗犯过纪律，就曾受过撤职处分。”

　　苏维埃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有效地行使了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为保障根据地人民有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支援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物资基础。习仲勋主要制定并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颁发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他们发行了边区政治货币，建立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极大的推动根据地的建设。

　　为了加快培养红军干部，还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兼教员。学校学员。学校主要成员是部队中下层干部，也有少数干部参加，先后参加干部三期，月三百余人。

　　边区苏维埃政府首先在何家门办起第一所列宁小学。教材有自己编写，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乡村儿童欢迎。现在南梁地区一些老人还能清晰的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的那两句话：“马克思、恩科斯，世界革命两导师。”不久，很多村庄办起了列宁小学和成年识字班。习仲勋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政府政策的法令贯彻执行情况。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文明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习仲勋还非常重视研究和解决政府的行政措施和法令在贯彻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提出较为明晰的处理各种矛盾和策略。这些最初的政府实践以及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对他以后工作的地方、中央局和国家领导职务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已知数十年后，他仍对当时根据地许多重大政策法令记忆犹新。一九八六年八月，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的文章中详细记述了南梁苏区实行的十大政策，从中看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对社会实际的深入了解和新生政权规章制度的周密和健全。它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正确的经济、文化、统战政策，特别是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指导农村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这是大政策是：

　　一、土地政策。没收富农部分出租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田、苗一起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土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

　　二、财经粮食政策。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喂养；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反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考收买粮供给军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众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

　　三、军事政策。自愿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建制编入红军队伍。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的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在赤卫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军政做情报工作；对牺牲战士和赤卫队员付给买葬费和抚恤费。

　　四、对民政政策。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对极端反对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与彻底消灭；除此而外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样的。

　　六、各种社会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都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布置接触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活动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颁发并宣传禁烟、禁赌、房租等条例，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家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想些办法。

　　七、肃反政策。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意保，不杀亦不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对反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处决犯人要通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

　　八、对政策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适当工作。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连、排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新办学校，推动农村青年教育。

　　●反围剿

　　陕甘边各级苏维埃政府政权的建立于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向反动武装的频繁出击，打击和动摇着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的反动统治。根据地周围的反动豪绅和恶霸地主更是惊恐万状，四处乞求陕甘军阀“进剿”红军和根据地。其实，早在照金苏区失守、根据地中心向南梁地区转移之际，国民党军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次举兵进攻南梁苏区。

　　面对严峻的形势，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抗击来犯之敌，开展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成为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更重要的任务。习仲勋自始至终参与组织指挥了边区反“围剿”斗争和后方生产建设事业。

　　一九三四年二月，南梁苏区初具规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刚刚建立，国民党当局即向陕甘边区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兵力部署是：驻守庆阳一线仇良、王子义团和民团团总谭世麟部，以南梁地区红军为攻击目标分兵“进剿”；驻三边的陕西警备第二、三团、耀县特务团、旬邑的何高侯团、洛川的冯钦部所属一个团即延安张瑞卢团严守防地相机围追堵截红军队伍。

　　刘志丹等红军领导根据地敌我态势，确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 总指挥部牵制和抗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主力战力转入外线歼敌的作战方针。根据这一部署，红军主力相继在耀县瑶曲、宜君石板、五里镇、中部店头等地打击敌人，接着进入保安县蔺家砭，歼敌一个营；突击庆阳县高桥、赵梁子民团获胜。四月二日，又抓住有利战机，在合水县西华池消灭“围剿”主力王子义团两个营一个机炮连，歼敌七百余人。此后，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支援第三游击队总指挥部作战，连胜三原里、和尚原、瓦子川战斗胜利。

　　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纵深地带兵力空虚。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勋仍留在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围剿”斗争。

　　五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国民党军仇良民团一个骑兵营于谭世麟地方保安队相配合窜入豹子川一线，向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的荔园堡寨子湾方向进犯，并行成合围之势，妄图一举消灭边去指挥机关。习仲勋等领导人得到敌情报告后，立即集合游击队和后方留守人员主动向二将川撤退，同时动员和组织附近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人员迅速进入深山密林中隐蔽。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到处烧杀抢夺，烧毁房屋四十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将群众未来得及转移的粮食、牛羊牲口洗劫一空。在闫家洼、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沟、二将川等村庄捕捉乡村苏维埃政权干部、共产党三十多人，将金岔沟农民联合会白杨珍等数十人枪杀活埋。之后，有沿河川向上窜到保安县芦子沟，穷凶极恶地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疯狂进行阶级报复。但由红军主力外线作战连续取胜，根据地军民灵活机动地于敌周转，迫使占据南梁的国民党军狼狈退出苏区。

　　习仲勋知道刘志丹的妻女和父亲刘培基老先生被迫躲进深山的情况后，心急如焚，即和刘志丹商量说：“还是把伯父和嫂子、孩子接来苏区。”

　　“要带家属来，这个头我不能来起。”刘志丹表示不同意。

　　习仲勋诚恳地说：“他们不是一般的家属，因为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很难生存。”

　　不久，习仲勋还是派人将刘志丹的父亲、妻子和女儿秘密接到南梁住了下来。

　　但是，刘志丹忙于工作，竟顾不上看望一眼。习仲勋还以为他和父亲在赌气，就开玩笑地劝慰说：“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和孩子，你还是去看看他们吧！”

　　刘志丹说：“军务实在是太忙了，待有空时一定去。”【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一到南梁，就承担起了为根据地同志缝补浆洗等项日常事务，大家都亲切地称为“刘嫂”。同桂荣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国的妇女儿童事业。她亲手为毛泽东做过棉鞋，为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接生助产。进城后毛泽东仍然感念系之，专门邀请他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她走完人生九十四个丰硕春秋后，安详地在西安居所辞世。在外在修养的习仲勋除发电唁电志哀外，还派自己的子女，到西安向这位永远的“刘嫂”做最后的道别。

　　十月至于一月，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国民党军又一次发动对根据地新的“围剿”。地兵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临时决定：红军主力再次转入敌后，歼其一路或两路，打乱敌“围剿”计划；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留守根据地，于敌周旋。习仲勋仍留在南梁，担负起组织领导保卫根据地和筹集粮草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

　　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先在保安县吴堡川伏击作战获胜，十一月十六日又长途奔袭环县曲子镇，在庆阳游击队的配合下，击毙国民党去长朱文成，俘民团团长李泰恒及以下人员近百名，缴获战马多匹，长短枪五六十支和物资弹药一批。接着红军部队攻打楼坊坪、奇袭长武城连连得手。在红军和游击队不断的打击下，迫使国民党其他各路为敌撤退，“清剿”苏区计划破产。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部队和游击队时常进出于南梁，进行短暂休整和补给，因而解决军粮供应和医治伤病员，就成为习仲勋担负的一项极为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为此，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的瓦房院专门设立粮台，专事军粮征购、加工、发放事宜。瓦房院是老爷庙的后台，隐蔽在浓密的独李叔、杨树林之中。当时发给部队食品主要是“炒面”，即将糜子放在炒锅内炒熟晒干，然后放在石碾上碾成细面，装在长布条袋，在队伍出发时，每人背一袋，已被食用。由于部队及后方人员众多，军粮供应就显得特别困难和窘迫。为了保证军粮供应，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得力措施和严格纪律来保障部队及后方人员吃饭问题。

　　至今在荔园堡还流传着习仲勋处罚粮台工作人员的故事。当时粮台有一位管理员叫李银海、对粮食对粮食出现库损问题负有责任，按照苏维埃政府法令要以贪污罪处以死刑。习仲勋即命令保卫队立即执行，但当地群众却拦挡在粮台门口，坚决不让保卫队入内抓人。保卫队见状一边鸣枪示警，一边反复说服群众离开。习仲勋看到这么多群众一致请求赦免，便觉得其中另有缘由，便是尊重大家的意见。就说：“看来这人群众威信蛮高的，就给他一次悔过立功的机会。”李银海在以后工作记取了教训，做出了成绩。

　　进入一九三五年春，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即四万兵力在此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打“围剿”，时程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电令其三十五师马鸿宾：“赤匪在陕甘边庆阳县，属南梁堡已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荔园堡设有红军军事委员会，任家堡设有红军军事学校，该师于令到即移防陇东地区，并指挥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协同驻陕北之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慈指挥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队，相机进剿，已绝根除。”

　　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和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决定了将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实行统一指挥领导，共同作战，已经十分必要。二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同志、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于在赤源县水晶沟灯盏湾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及反“围剿”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二月五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区、陕北两块苏区党政军组织。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习仲勋任工委委员。

　　新成立的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优势兵力，首先打破敌八十四师高桂慈防线，向南向西方展，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十二师第五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第一团在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六十一师；第二团对马鸿宾部实施阻击，向甘肃省环县、陕北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发展；骑兵团相继东进陕西省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地区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武装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

　　二月，国民党“围剿”南梁根据地的计划加紧实施。据时任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的马培清回忆：“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马鸿宾到庆阳西三十里铺部署部队，分兵向庆阳以山北推进，总目标为南梁堡，推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令二〇九团至柔远堡继续向豹子川前进；二〇五团、二〇六团先后占领老爷岭、太阳坡等高地，向二将川搜索；骑兵团由正宁出发，经东华池直趋豹子川，堵截红军。马鸿宾亲临前线指挥。敌军完成部署后，其二〇六团首先冲入南梁，不料红军以事先转移到陕北地区，进攻部队完全扑空。”敌军虽然在进攻中采取了堡垒战术，沿途构筑碉堡，建立“战略村”，但仍遭到了边区特委和政府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顽强抵抗。

　　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在老爷岭上搭设毡帐篷，竖立红旗，晚上满山点燃篝火，并派出小分队袭扰，以疑兵之计迷惑对方，使敌在老爷岭以西滞留月余，未敢妄动。

　　在国民党军重兵逼近的形势下，习仲勋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前按照中共西北工委“暂时撤离南梁”的指示，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积极做好撤离南梁的准备。

　　四月十三日，正是农历三月十一日荔园堡逢集的日子。这一天，马鸿宾部突然进至荔园堡。习仲勋带领工作人员和保卫队、庆阳游击队百余人，迅速撤离驻地寨子湾，向移动方向的洛河川转移。马部发现边区政府机关转移，即派出五百兵力尾随追击。四月十四日，习仲勋率后方机关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处的白岔岭被追敌包围。赤卫军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关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待再退到十里以外的乔子川时，才摆脱敌人追击。梅生贵右腿负伤，但仍将身上既有的五发子弹射向敌群，后被俘遭敌杀害。

　　习仲勋及政府工作人员在乔子川、大东沟隐蔽数日，被敌探知，马鸿宾纠交集数十倍的兵力包抄过来，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习仲勋果断分散突围。他骑一匹白马，冲出重围，但马部骑兵仍紧追不舍，习仲勋情急之下又连连加鞭，催马疾驰。脱离险境后，又集合起分散突围出来的百余人，在严家湾暂时立足休整。

　　习仲勋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双脚被马蹬磨出两个血洞，催马疾行留下的条条鞭痕竟把白色战马染红。刘志丹知道这件事后，曾拍着白马风趣地说：“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习仲勋对这次突围经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当年激烈的战斗场景常常在以后的梦中出现，“嗒！嗒！嗒！”战马奔驰声曾无数次将他从酣睡中惊醒。

　　由于苏维埃政府从边区撤退时，有组织的坚壁清野，躲藏隐蔽，致使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既找不到人，也没有粮食，甚至连做饭用的锅也无法找到。他们便气急败环搜山、烧山，向山林开炮，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南梁堡、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的房屋全部烧毁，是所有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国民党军队还严刑拷打被迫走出山林的群众，追问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敌军猖狂的贴出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区政府领导成员。声称：抓住习仲勋，赏洋两千块，马两匹；抓住贾生秀，赏洋一千块，马一匹。

　　在陕甘边政府机关主动撤离南梁转到洛川时，红军主力接连取得了反“围剿”战斗的胜利。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华池县田崾岘消灭国民党军三十五师骑兵团一个连后于陕北红军协同作战，在意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三千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解放了延长、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六座县城，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万，在二十多个县的扩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是游击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主力军发展到五千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