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05章 在照金苏区 [第6页]

　　●奉调

　　当渭北地区军民浴血奋战之时，在百余里以外的照金地区革命斗争正呈潮汹浪涌之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和艰难征战中不断巩固和壮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照金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为了加强对陕甘边苏区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选派一批领导干部到照金工作。习仲勋便是被选派者之一。

　　照金地区是桥山山脉南端一个突出地带，位于陕西省耀县西北部。周围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接壤。南倚子午岭，北连渭北高原，东临咸榆大道，西接陕甘边腹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交错，梢林密布，河溪纵横。中心地带更是奇峰峻岭，悬崖峭壁，地形极为复杂而险要。其攻可截断咸榆公路，出击渭北平原；守可隐蔽深山，退守子午岭密林，便于机动周旋，开展游击战争。

　　这一带的土地绝大多数集中在大地主和当地的香山寺院手中。广大农民备受苛捐杂税、兵祸匪患的压榨剥削，困苦不堪。加之连年的灾荒，又使山东、河南、四川和关中地区所谓“三省十二县”饥民到这里逃荒落户，更加剧了照金地区的贫困。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特别是陕甘游击队深入照金开展游击战争以及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和辐射，使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日渐深入人心，一些农民武装和其他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这里地域偏僻，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照金地区特殊的地理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乃至中共中央的重视。

　　早在陕甘游击队以甘肃省正宁县寺村原为活动中心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委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新苏区，正式组建红二十六军并锻炼成一支强有力的红军。同时决定时为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此后，中共陕西省委分别在六月初和八月二十五日作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决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要求创造红二十六军，并立即建立一个团。【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二月二十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县）召开陕甘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担任军政委的任命。二十二日，召开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二十四日，在旬邑县转角镇举行改编授旗仪式。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由此，这支仅有二百余人的年轻工农武装，肩负着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重任，踏上了新的征程。

　　习仲勋这时正在富平西区一带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他对这些情况的详细了解，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三月初，习仲勋奉调由三原回到西安，在东关的三八旅社住了下来。他与居住在附近另一家旅社的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周凤鸣夫妇取得了联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孟坚先后两次到习仲勋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就派习仲勋去红二十六军工作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习仲勋对这位初次见面的省委书记印象颇佳。

　　孟坚，又名孟用潜，河北省深县人。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受党中央委派接替杜衡任陕西省委书记，时改名为曹长青。孟坚参加过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经验，遇事较为稳重，又能听取不同意见，在对形势的认识和工作指导上比较符合实际。但他在省委的工作受到了杜衡等人的排斥打击，于次年四月离开陕西回到上海。孟坚在全国解放后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关押，一九八五年病故。习仲勋曾回忆说：“孟坚当时还叫曹铁夫，我们称他老曹。他个儿不高，说话办事挺稳重，解放后还在一个对外研究单位工作。老曹当时给我谈话说，省委决定让你立即去红二十六军工作。他还问我有路费没有，我说有，什么也不要。”

　　习仲勋得到省委指示后，即乘坐一辆畜力轿车当日到达三原，夜宿东城。第二天午后，步行经三原以北的鲁桥镇五官方，天黑时翻过瓦头坡，进入富平县党家堡，在这里遇上了一位姓张的熟人。此人惊奇地问道：“你怎么回来啦？你们村子里都住满了民团，淡村附近也有民团，到处都说要抓你呢！你可千万不要回去。”

　　习仲勋只好取道线家原在其表姐家住下。次日，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化装成商人模样继续北行，过了老户沟，找到了设在武字区附近一个秘密联络站。恰好，兼任红二团政委的杜衡离开部队回省委途中也在联络站暂住。

　　此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之后，又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于心字区北原西马道两旁设伏，歼灭敌驻侯家堡一个骑兵排。习仲勋得知消息后即随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行动，任红二团少年先锋队指导员。

　　红二团南下在三原、泾阳交界地带，袭击泾惠渠吊儿嘴国民党地方民团后，由西凤山过泾河，翻越一座大山到淳化县南村堡附近宿营。这时驻扎在南村堡子里的民团突然向红二团开火。刘志丹指挥部队将民团一举歼灭。接着又沿途在旬邑县土桥镇、彬县龙马、高村歼灭国民党河工队三十余人和民团股匪后，返回照金。

　　习仲勋在随红二十六军作战行动中，逐步了解到在创建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过程中党内发生的矛盾和激烈斗争。特别是杜衡在此期间的活动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深思。

　　杜衡，又名励君，陕西省佳县人，一九二四年在绥德师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西安地委第二部委员会书记、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三年七月在西安被捕叛变，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了政治观点极为反动的《陕西共党沿革》一文，供认了他所知道的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全部情况。全国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逃至台湾。

　　习仲勋从红二团领导口中得知，杜衡在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时，就武断地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命谢、阎速赴中央“受训”。后在红二团官兵的强烈要求下，杜衡才同意刘志丹和杨重远继续留在部队，分别担任红二团政治处处长和参谋处长。正是有了刘志丹的留任，才使这支队伍免遭被杜衡最后断送的厄运。

　　习仲勋没有参加红二十六军的改编过程，然而他作为一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担任过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者之一，在四十多年以后撰写了一篇文章，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深刻而中肯地评述了这段历史：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一些还不理解的同志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当时有的人只是知道按省委指示办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

　　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来杜衡担任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看做眼中钉，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 ‘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而杜衡自己却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名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少。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部队来到合水县的黑慕原时，杜衡给后方照金根据地来了一封信，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我们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不大妥当，党和红军在陕甘苏区影响很大，这里还有广大群众。杜衡听不进去，碰了钉子又返回来。再后来又一次导致红二团兵败南山，宣布了杜衡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最后破产，不久他本人也被捕投敌，做了可耻叛徒。”

　　●边区特委军委书记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六月，金理科调回省委，秦武山继任特委书记。边区特委成立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积极培养和发展有觉悟的贫雇农入党，逐步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和区委会，并领导着中共旬邑县委和耀县县委的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坚强核心。

　　习仲勋到照金后，便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自一九二九年大旱之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分粮斗争很快发展到句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也随着扩大起来”。

　　三月七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陕甘边区游击队迅速发展的形势发出指示：“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

　　李妙斋，原名王玉玺，生于一九O三年五月，山西省汾西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国民党驻陕北高双成队伍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的警卫营营长。一九三二年十月，与中共党员李艮一起组织发动了“蒿店兵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任支队长。兵变失败后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一九三二年秋，留照金芋园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组织起一支四十余人的芋园游击队。一九三三年九月，在薛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是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

　　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建立，虽然有了编制序列和组织形式，但是很难对数十支游击队实行统一领导。特别是由于“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游击队领导也出现过违犯群众纪律方面的问题，对游击队的军纪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月，红二十六军党委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调整李妙斋的职务。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习仲勋为政委。五月，李妙斋继黄子文再任总指挥。

　　新的指挥机构立即对二十多支游击队进行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彻底整顿。习仲勋作为党在游击队中的代表，在整顿中发挥了有力的指导作用。他们坚决地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在游击队的带动下，群众武装工作也广泛开展起来，以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为骨干的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在站岗放哨、肃特反霸、维护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环境险恶、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习仲勋为建设薛家寨更是呕心沥血。

　　薛家寨因为传说薛刚反唐时曾屯兵于此而得名。这里石峰干仞，拔地而起，三面悬崖，人莫能攀。仅西北角和土儿梁山岭相接，直通桥山主脉。寨东为黑田峪，寨西是绣房沟，四周灌木丛生，十分隐蔽，登上悬崖吊桥，再过两道石门，内有天然石洞五孔，每孔可容纳数十人至二三百人住宿，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兵家要地。

　　习仲勋随陕甘边党政领导机关进驻薛家寨后，首先动员群众加固了前后哨门，构筑碉堡，增设火力网点；又在党家山、鸡儿架等处设立哨卡，周围布设地雷、滚石垒，挖掘战壕、暗道等防御工事。他们还根据战争需要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储备粮食物资。同时，在寨内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和关押地主豪绅的临时监狱。形成一个防守严密、补给较为充足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随着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三月十五日，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会”，“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四月五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经济委员。此后，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曲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基层政权组织相继建立。一大批有觉悟、有威信的农民成为红色政权的领导骨干，一套新的革命秩序逐步建立。

　　习仲勋和金理科、周冬至等陕甘边区负责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经常深入山寨，吃住在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斗争高潮。他们贯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按照家庭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土地，贫雇农优先，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革命委员会还明令宣布：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土地分配运动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密切了党、军队、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经过建立政权和土地分配，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幅员扩大到东至胡家巷、高山槐，西到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连断头川、伍房川，南止桃曲原、高尔原、老牛坡，跨越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方圆近百里的广大地区。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在六十五年后曾评论说：“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去做。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选出一位雇农来担任主席的，人老实又没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

　　●负伤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展和巩固，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连续作战取得的胜利，使苏区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但也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恐慌。四月下旬，陕西当局再次调集四个正规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以在杨虎城部任骑兵团团长的王泰吉为总指挥，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红二十六军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特委书记金理科和军委书记习仲勋等领导成员随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留在照金地区，领导群众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红二十六军插入敌后，在外线相机歼敌。总的方针是：内外结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同时要求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准备迎接更恶劣更残酷形势的到来。

　　红二十六军转入外线作战以后，习仲勋与金理科等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及时下定决心，实施正确指挥，始终坚持以薛家寨为中心，军民同仇敌忾，利用有利地形突袭伏击，有效抗击了来犯之敌。但是在敌重兵压境之时，出没于根据地附近的几股土匪武装却与革命政权和游击队作对，时常袭扰骚乱。这几股武装分别以其头领姓氏命名，称为钟队、罗队、郭队，其反动性尤以从陕甘游击队叛变出去的陈克敏民团为最。陈克敏股匪驻扎照金龙家寨内，仅隔一条绣房沟与薛家寨对峙，给游击队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五月底的一天，习仲勋与黄子文由薛家寨来到党家山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驻地。他们研究决定带政治保卫队到薛家寨东南十多里外的北梁开会，并顺便在附近征收驮运粮草。次日清晨，习仲勋、黄子文带政治保卫队二十余人由党家山出发到了房村，刚吃早饭时，发现在房村以东陈家坡南边的高梁上有四五个人形迹可疑。

　　陈家坡是一面东南走向的陡坡，正东是深沟，两侧梢林密布，是通往北梁、金盆、胡家巷、高山槐等村庄的必经之地。习仲勋看到情况有异，即紧急集合队伍，作了简短动员。他特别讲道：大家要高度警惕，防中敌人埋伏，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要加强尖兵，注意听从指挥。

　　队伍按战斗队形编成两路：习仲勋、黄子文带一队直上陈家坡；保卫队队长王金宝带一队绕到陈家坡北面进入村内，同时派出三名尖兵组，指定了联络兵负责两队之间联系。

　　当队伍行至半坡时，埋伏在坡顶上的民团和匪徒突然开火。尖兵组面对居高临下之敌，未能还击便退了下来。指挥队伍前进的习仲勋见中敌埋伏，且情况不明，地形又对游击队极为不利，遂果断决定，黄子文带队伍迅速撤离现场。并命令一班长金启明道：一班随我留下将敌人压住，其余人跟黄子文行动。但这时一些游击队员要求习仲勋也一起撤离，以致行动迟缓。

　　习仲勋焦急地对黄子文说：“情况紧急，没有时间推让，你赶快带队伍走。”

　　黄子文刚刚离开，国民党地方民团已逼近到距离游击队七八米远的土崖上，并再次开枪射击。

　　突然，习仲勋觉得头上“嗡”的一响，像被闷棍打了似的，倒了下去，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衫。这时，担任尖兵的游击队员黄金荣看见习仲勋负伤，疾步跑了过来，要搀扶他撤退。习仲勋厉声回绝：“不要管我，你们赶快钻梢林。”

　　习仲勋感到一阵眩晕，四肢无力。但他仍清醒地意识到处境危险，必须迅速指挥游击队员冲出包围，脱离险境。国民党地方民团已将他们团团围住，并叫喊着：“交枪！交枪！”习仲勋向周围扫视了一眼，发现四五位队员多数也已负伤。他着急地用眼色暗示大家赶快冲到坡旁边的梢林中去，谁知这些队员未能领会他的真实意图，一时显得束手无策，结果被俘。五十多年以后，习仲勋回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能怪他们。他们都是农村的放牛娃才来到游击队，既没有经过训练，又没有参加过战斗，况且是筹粮开会去的，又带有驮骡牲口，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遭民团伏击的。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却抓住这件事不放，硬说游击队是交枪投降。为此，我给不少人写过证明材料，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

　　习仲勋还回忆说：“我负伤后，血流不止，周身酸困无力，当时被民团一位叫周致祥的小头目押着走。他好奇地问我，我看你是个大官。我说，我是一个百姓，政府派的粮款逼得没办法，才来当红军。他又说，不，你是个大官。你姓什么？哪里人？我说，我姓焦，富平人。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给他。他又退给我三块说，我知道你是大官，我放你跑。听了这话，还不知道是真是假，便硬鼓起劲朝沟外跑去。刚经过陈家坡村子，后面又出来了几十个人，连珠炮似地边放枪，边高喊，抓活的！抓活的！跑到前面是一条大沟坡，我就顺着坡势滚了下去，结果被一棵树挡住了，这阵儿我才觉得伤口疼痛，匪徒们乱打了一阵枪后，吹起了集合号，我才慢慢顺着梢林爬了下去。”在习仲勋的记忆中，这位曾为革命做过好事的周致祥给他留下了不坏的印象。他在后来讲述这段历史时说出了个中原因。他说：周致祥当时虽然是国民党民团的人，但他给我们写信要投靠共产党。我们因为没有把他的来信核实清楚，所以没有给他答复。这样他仍留在民团，但对红军有同情心，向往革命。

　　习仲勋负伤后因流血过多难以正常行走，只好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支撑着身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艰难地爬行。到了下午，西斜的太阳把山沟照射得异常燥热。他感到饥渴难忍，嗓子眼像火烧一样焦灼，这是受伤流血过多出现的生理反应。他爬到一条小河边，用手掬着喝了几口河水，洗净了手上的血迹，勉强站了起来，趔趄着身子慢慢顺着河道向前走去。

　　在河道沟口有一个名为柳林的小山庄，庄子西边住着一户贫苦农民叫郑老四。游击队的不少人对他都非常熟悉，亲切地称他郑四哥。习仲勋拖着沉重的双腿来到郑老四家，受到了这位农民和他妻子的细心照管。他们用土方为他消疼止血，又擀面条、做菜汤调理饭食。但是，伤口仍血流不止，并开始溃烂引起发烧，症状明显加重。习仲勋回忆说：“这天晚上，他郑老四）就把我送到了南边四五里的一个地方。由于一路上我两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在河里喝了些冷水，近十天时间大便不下来，头比碌碡还大，那时多亏年轻，要不就没命了。”

　　习仲勋被送到的地方叫庵子村。这时，黄子文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兼乡长王满堂及被敌民团冲散的游击队员已经在庵子村会合，五六名伤员已经得到安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常生春许多年后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政治保卫队遭匪徒伏击，被掠走了六七支枪和一头骡子，但大家还是心向革命队伍。我受伤后与几名游击队员钻在梢林里，藏到天黑时听到班长金启明喊，敌人走了，保卫队的人在庵子村集合。结果保卫队除一名叫李文治的队员逃跑以外，其余人都回到了革命队伍。”【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重伤中的习仲勋望着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战友，听到绝大多数游击队员已经归队的消息，心中感到欣慰。

　　几天以后，习仲勋由黄子文、周冬至组织群众用担架送回薛家寨营地，在第二道寨子一孔石窑住下，开始医治枪伤。

　　习仲勋的伤情牵动着边区领导和不少群众的心。特委指定红军医院一位叫陈守印的医生专门为他疗伤。刘志丹返回照金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习仲勋，并关切地叮嘱他，先不要多想事，好好养伤。许多游击队员和老百姓也热心地为他寻医问药。习仲勋总是鼓励看望他的人：“打仗负伤是常有的事，只要大伙在，我们还可以再干嘛！”

　　一天，被裹胁在陈克敏民团当兵的习仲勋的表弟柴国栋趁机逃出了龙家寨，特地赶来看望表哥。他详细叙述了此次土匪伏击游击队的经过。原来陈克敏和罗、郭几股土匪武装，是在头一天晚上驻扎到庵子、金盆、北梁、卧牛槽一带的。政治保卫队进房儿村吃饭时被土匪哨兵发现，陈克敏得到报告后立即布置埋伏，分工陈克敏队在坡顶正面堵截，罗、郭两股匪徒分别埋伏于陈家坡两侧高崖和密林之中，以数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发起突袭，使游击队完全陷入被动境地。在习仲勋的病榻前，兄弟俩还有一段颇有趣味的对话。

　　习仲勋问柴：“那天打仗时，我听出你喊‘打呀！打呀！’你是要打我们呀！”

　　柴愧疚地说：“陈克敏跟在后面，用枪逼着叫我喊，不喊不行呀！”

　　●多事之秋

　　一九三三年，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来说，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年份。

　　据《耀县县志》记载：“开春群狼伤人，时有所闻。三月十三日起，狂风怒号，冷似严冬。十五六日既降黑霜，又遭火雾。二十五日降雹如卵，禾苗毁损严重。二十八日，漆沮二河暴涨，西岸滩地大部被淹。五月，狂风频作，麦豆多枯。七八月间，‘虎列拉’（霍乱）流行，全县染病七千六百余人，死亡三千一百人。”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内有“左”的路线干扰，外遭重兵“围剿”的根据地军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与恶劣的自然灾害相比，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中共陕西省委内部出现的突然变故，使根据地面临的政治形势更为严峻。

　　这一切都发生在习仲勋在薛家寨养伤的日子里。

　　四月中旬，红二十六军在旬邑、宁县、长武、淳化等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连续出击，结束了外线作战的任务之后返回照金。

　　四月十七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发展红二十六军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上以杜衡与刘志丹各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意见展开激烈争论。杜衡是在国民党军队对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时由西安返回部队的。他在困难形势面前完全丧失了信心。他认为，这里群众基础薄弱，敌人力量大，部队天天忙于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因而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根据地。并提出四条理由：渭南、华县一带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红四方面军已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南下可以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以刘志丹和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坚决反对红二十六军南下，主张坚持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会议在距离薛家寨十里以外的北梁村举行，正在养伤的习仲勋起身行走困难，不便出席。但是，他身负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主席重责，仍旗帜鲜明地向特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以后他曾回忆说：“当时我就认为红军不能离开边区，远离苏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的意见全告诉了金理科，由他带到会上。”习仲勋负伤后，继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后来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勋未参加会，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他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

　　遗憾的是，多数人据理力争终未能阻止机会主义者的武断专行。杜衡凭借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权力，在会上粗暴地打断了刘志丹的讲话，并无理地给刘志丹等人扣上“一贯右倾”的帽子，硬性通过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

　　病榻上的习仲勋听到了北梁会议刘志丹等多数人的正确意见被否定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气愤和茫然。他反复在想，此举事关红二十六军的前途命运，草率从事，会造成难以弥补的大错。当然，他还不能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南下的危害性，也不可能预料到南下的最后失败。当时只是担心红军主动离开陕甘边区，会直接危害到这块根据地的安全。但是，当会议已作出决定，习仲勋尽管心中焦急不安，疑虑重重，也不好再说出来。

　　此次联席会后不久，金理科调回陕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

　　六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三百余名官兵由照金北梁挥师南下，当日到达陕西淳化县桃曲原，歼灭偷袭的国民党淳化县保安队八十余人。翌日，又行军一百余里抵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渭北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力劝红二团不要冒此风险，盲目南下。但杜衡仍一意孤行，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以主观和客观相脱离，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用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辞藻掩盖其隐晦自私的心理和诡谲行为，是机会主义者品格低下的一个共同特征。实际上，杜衡对部队南下的艰苦性心里是清楚的。他在前一天还眉飞色舞地侈谈南下的如何正确，如何有利，次日却从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红二团要了一头毛驴和一笔现款，以向省委汇报为名脱离了部队，绕道去了三原。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南、华县、洛南一带后，很快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而终遭失败。一百余名红军官兵血洒疆场，饮恨南山。待刘志丹、王世泰等少数幸存者历尽艰险返回照金时，已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红二团兵败南山的消息传到照金苏区，酷热季节的深山犹如突然降了一场暴风雪，给人们的心头蒙上了阴冷的气息。

　　伤病中的习仲勋更是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好像未愈的伤口又撒了一把盐似的，备受煎熬。他为一百余名红军兄弟殒命终南山扼腕长叹，痛惜不已。他更担忧刘志丹等战友们的行踪安危，万分焦虑地思考着日后根据地的巩固和斗争。

　　与此同时，又从省城西安传来更为危急的信息，一个大的政治阴云瞬息间又笼罩在根据地军民的心头。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在西安东大街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侦探探知。省委书记袁岳栋和脱离部队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被捕。当晚，袁岳栋叛变，带国民党警特把省委全部文件搜抄而去，次日又在大街上盯梢捕捉共产党人。不久前还喊着动听口号的杜衡先是在报纸上发表叛党公开信，供认他在“庙湾芋园战斗后，就动摇了，没有信心了”。继而又带领国民党军警到三原城内外和渭北各地疯狂捕捉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彻底暴露了其卑劣的政治品质。在此之前，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也被捕叛变，省委交通处和妇委机关遭到破坏。这些叛徒组织起所谓肃反委员会，向各地派遣肃反专员，致使党、团省委遭到完全破坏，西安和关中、陕南地区的中共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人士惨遭杀害。

　　陕西地区的革命又一次转入低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遇到了空前危机。

　　早在红二团南下失败之时，陕西省委为了保留这支红军队伍建制，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任命黄子祥为团长、杨森为政委，并以红四团为主力，坚持在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八月，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下，为了保存实力，红四团撤退到照金根据地。

　　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与上级中断了联系。习仲勋和特委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承担起了独立领导陕甘边苏区斗争的重任。习仲勋在回忆当时的困难情况时曾写道：

　　“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地方游击队的几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三十支，子弹也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发动进攻，我们失掉了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也成了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定信心，坚持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以游击战保卫苏区。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我们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

　　王世泰也曾撰文回忆说：

　　“一九三三年夏，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受挫，王泰吉起义失利，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渭北根据地陷入敌手，陕甘边根据地上空笼罩着阴霾，经受了种种磨难。习仲勋听到红二团被敌人打垮的消息后，一直为志丹和我等人的安全而揪心，他曾给我说过，两个多月里，不但听不到我们的消息，反而传来了不少谣言。所以他整日盼望我们能安全回来。在革命趋于低潮的形势下，陕甘边特委和边区人民几经曲折，付出巨大损失之后，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排除艰难险阻，以无比的献身精神从挫折和失败中走向胜利。”

　　泰吉同志，欢迎你！

　　七月的关中大地，是天气最为炎热而变化无常的季节，晴朗的天空，转瞬间就会乌云翻滚，闪电夹杂震耳的惊雷，又是一阵狂风骤雨。

　　几乎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省委机关和各地党团组织遭到空前破坏的同时，在三个月前还担任“围剿”陕甘边根据地总指挥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

　　习仲勋热情地称赞这一壮举说：

　　“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它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习仲勋对王泰吉相知甚深是有缘由的。两人家乡富平县淡村和临潼县北田镇相距不过五六十里远。习仲勋很早就对这位长自己七岁的革命者怀有仰慕之情，并得知王泰吉少年时随父亲王新斋在西安学习，“在学生时期就追求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他受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西北党组织的创建者魏野畴的熏陶，立志革命，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在陕军甄寿珊部任教导团一营营长。一九二八年春，率部发动了麟游起义，打算在陕甘边界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因遭反动武装阻击而失败。同年五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他与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一起，参加领导了渭华起义，被任命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只身到河南省南召县给富农打工，因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被敌人逮捕，押解到南京监狱，和党失去了联系。后经杨虎城将军具保营救出狱，暂时栖身于杨的麾下，任骑兵团长。在这段时间里，他孤身求索，一度离开了革命洪流”。但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当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的时候，他报国之情甚切，要求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由于有悖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得不奉命做出与自己愿望相反的行动。

　　王泰吉在四月间指挥四个正规团及六个县民团向照金苏区发动进攻时，习仲勋已身任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之职，和特委其他同志一道组织指挥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抗击来犯之敌。王泰吉在此次“围剿”中策军缓行，虚与应付，始终与转战中的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游击队保持一定距离，有时双方干脆佯装不知，相安无事，使这次“围剿”草草收场。

　　习仲勋和刘志丹等得知此情况后，对王泰吉身处敌营，对党忠贞不二，历经曲折，以特殊方式保护根据地斗争和红军力量所做的努力，深为敬佩。他们热切地期望这位革命志士尽快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到党的怀抱。

　　王泰吉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带领部队走上了光明道路。

　　初夏，王泰吉主动派人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联系，表示要率部起义，投身于抗日斗争。他的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视和批准。七月二十一日，王泰吉带领骑兵团两千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本人也随即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部队起义后迅速解除了国民党驻耀县城内全部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关押的人犯；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和游击运动；处决镇压了一批反动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义勇军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短暂停留后，即向三原进发，欲争取驻防三原的杨竹荪团参加起义。但行至辘轳把村时，突遭国民党军孙友仁特务团袭击，战斗失利，人员大部溃散。王泰吉面对挫折，毫不动摇，果断率余部向照金撤退。

　　王泰吉作战受挫向照金转移的消息迅速传到了照金根据地。习仲勋和张秀山、李妙斋等人心情异常焦急。习仲勋伤口未愈，仍不顾别人劝阻，坚持要亲赴三原迎接王泰吉进入苏区。他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旬邑三支游击队南行二十多里，准备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所辖的让牛村与王泰吉会合，途中遇到溃散士兵，方知王泰吉率领义勇军余部已取道西路奔向照金。习仲勋急令部队迅速返回。

　　夕阳的余晖把大地涂抹得一片金黄，薛家寨下的绣房沟内层层林海，道道山嶂，更是五光十色，生机盎然。

　　傍晚时分，王泰吉带部队来到了绣房沟。习仲勋老远看见由于连日行军面容显得憔悴的王泰吉时，就疾步迎上前去，紧紧拉住了王泰吉的双手。王泰吉回到了根据地，望着面前站立着欢迎他的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和游击队，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起，布满征尘的面庞透出了红光，一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习仲勋声音洪亮地说道：“泰吉同志，欢迎你！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和抗日义勇军！”

　　“是啊！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王泰吉摇动着双手，眼角涌出了泪花。

　　习仲勋接着说：“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很大。”

　　王泰吉回转过身子指着正在休息的义勇军士兵，充满内疚和自责地说：“你们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儿人！”

　　习仲勋深为王泰吉在初次见面时诚恳坦荡的态度和严于责己的精神所感动，宽慰他说：“兵不在多而在精。现在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坚决革命的都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以后就好大发展了。”

　　当天，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安排义勇军在薛家寨山脚下宿营休整，并落实了粮食物资供应和弹药补给具体事宜后，与王泰吉和义勇军党代表刘映胜一起回到薛家寨。在习仲勋养伤窑洞里的油灯下，他们俩推心置腹，倾心交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王泰吉对于辘轳把的失败很痛心。他说：“原想带出来两三千人，可是手下有些人，过去是很好的朋友，到了紧要关头就叛变了。”

　　习仲勋分析说：“你们过去的关系都建立在私人感情上，没有革命的思想政治基础。你起义为的是抗日救国，干革命。那些人跟着你干是想发财。他们搞到了一笔钱，银元、元宝、大烟土，腰里装得满满的，哪里有心思跟你去拼命？”

　　王泰吉听后，长长地“嗨”了一声，说：“我现在才明白了！”

　　他们一起仔细地探讨起义失败的原因，分析部队的现状，研究确定了整编和以后的行动方案。次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革委会和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新任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和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王泰吉和全体起义官兵加入红军行列。【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王泰吉率部进入照金，为根据地带来一百挺没有安装的手提式机枪和几门迫击炮，还有不少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轻重武器装备。不久，中共耀县县委领导的耀县游击队七八十人和黄子祥、杨森指挥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相继进入照金。这些队伍成分大多数是经过战火锻炼的贫苦农民，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意志坚定，又有较好的党的工作基础。三支革命武装相继进入照金，缓解了苏区的危急局势，清除了隐忧外患，是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充分表明了在革命接连遭受挫折的形势下，照金苏区成为陕甘地区当时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抗衡、聚集革命力量、复兴苏维埃运动的坚强阵地。

　　王泰吉进入根据地后，以坚实的步伐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八个月历程。

　　在此期间，王泰吉的优秀品格和卓越才干赢得了边区特委的信赖和根据地军民的热爱。他担任边区红军重要领导职务并胜利组织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后在奉命赴豫陕边境执行说服山东人民军武装头领刘桂堂（刘黑七）易帜抗日任务途中，被国民党民团扣押，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在西安惨遭杀害，年仅二十八岁。

　　习仲勋长期以来深切怀念这位忠贞的革命烈士。在王泰吉英勇就义五十周年时，习仲勋奋笔写下了《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的纪念文章。他引用烈士临刑前的《绝命诗》和《绝命词》，以寄托哀思，激励后来人。文中写道：

　　“崤函振鼓山河动，

　　萧关频翻宇宙红。

　　系念袍泽千里外，

　　梦魂应知寄愁容。

　　为圆寂，

　　将门儿掩，

　　谁也不见，

　　学禿陀参禅；

　　将孔孟抛在天边，

　　劳什子，吓破几许英雄胆，

　　咱从来不说奈何天。

　　这头颅任你割断，

　　这肉体任你踏践，

　　一切听自然。

　　王泰吉这种为革命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勇于献身的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泰吉从学生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那风雨如晦、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毅然宣布自己革命的目的在于‘求解放’、‘红旗飞’、‘宇宙红’。麟游起义失败后，他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儿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后来，在敌人监狱里，他以‘不期大名垂宇宙’、‘功名不必自我成’的诗句，表明自己投身革命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追求。相反的，他乐于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开路，把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解放事业。这种崇高的毫不利己的革命情操和纯洁品质，永远是每一个革命者学习的榜样。

　　王泰吉和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一样，在一生的征途中，有过缺点，也犯过错误。但是他能够认识错误。每次遭受挫折后，他都能回过头来冷静地反省自己，检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当起义失败后，他为革命事业‘摧折零落’、‘毛羽萎败’而自责。检讨自己‘愧无良平智量深’。在失掉和党的联系暂寄杨虎城部下时，他观察形势，寻找时机，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耀县起义，把国民党的武装带入革命的营垒，用行动展示了急于回到母亲怀抱的赤子之心。当他被马云从出卖，身陷囹圄时，痛定思痛，呼出了‘狐鸦结交吾有愧’的悔恨之声。王泰吉同志这种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是十分珍贵的。

　　王泰吉是早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学生时代，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即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始终不放松学习。他向书本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使他从‘屡经起义与愿违’的失败中，很快地总结经验，增长才干，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巧打张洪镇，奇袭合水城，毛家沟门力挽狂澜，转败为胜，都表现出他善于学习，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善于从实际出发，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中，他还写诗言志，鼓舞士气。他的诗词，为无产阶级文化园地增添了一束绚丽的光彩。”

　　●主持陈家坡会议

　　在不长时间内，几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发展壮大了陕甘边区的军事力量，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但是，由于这里地处高山密林深处，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数百人的吃饭问题一下成为突出困难。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部队“吃得最多的是当地群众只磨不筛的麦子面饼和包谷糁粥等，加之住处潮湿，许多士兵出现腹痛、腹泻等肠胃疾病，影响了部队战斗力”。

　　习仲勋、王泰吉等陕甘边区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和面临的现实情况，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掉盘踞在后沟寨子的国民党民团，既能解决根据地严重缺粮的燃眉之急，又可以拔掉这一反动武装据点，消除其对根据地的军事威胁和骚扰。

　　后沟寨子位于照金一个沟道内，上是高山，下临石崖，中间修有寨墙，地形极为特殊而险峻。寨内有房屋、窑洞，藏粮丰富。当地不少土豪士绅躲藏在这里，是国民党地主民团一个顽固堡垒。游击队几次欲进攻这个土围子，只因兵力和武器装备不足，终未行动。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按照特委统一部署，在王泰吉率领下经四平接近后沟寨子附近，将寨子包围起来，然后用迫击炮和游击队自造的“麻辫炸弹”发起猛烈轰击，同时进行战场喊话，发动政治攻势，迫使民团停止抵抗，打开寨门向游击队投降。

　　义勇军和游击队进入后沟寨内，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一面开仓放粮，赈济饥民。部队和群众身挑肩扛，川流不息，及时补充了部队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还设法从周围其他地方征集粮草，解决了根据地人员吃饭和生活给养问题。

　　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度艰苦虽然给根据地建设和发展造成严重困难，但如何实施对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尽快恢复发展红军主力，避免部队分散活动而被分割围歼的危险，如何坚持发展根据地则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习仲勋回忆说：“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发展到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支队，还有淳化、旬邑等十二支游击队。扩展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都开展了起来。在地方游击队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重点讨论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要不要恢复红军二十六军的问题，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时左右，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在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村召开，时称陈家坡会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负责人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以及受陕西省委派遣来到照金担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委的高岗，红四团、耀县游击支队的领导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习仲勋和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会议。

　　习仲勋和特委其他领导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正确地分析研究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结合实际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切实对策。

　　但是，会议进行当中，在对义勇军、红四团和游击队三支武装要不要实行统一指挥领导，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争论得非常激烈。多数人认为，应当将义勇军、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统一编制，组成主力红军部队，使相对分散和弱小的游击队集中统一行动，以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反动武装的薄弱部位，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这些同志提出，在当前国民党当局加紧“围剿”苏区，游击队分散活动一再失利，面临可能被敌分割围歼的危险情况下，只有迅速建立起统一指挥的主力红军，才能顶住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陕西党组织、红二十六军和苏区接连受挫，国民党军队攻势凶猛，组建主力部队目标过大，而且在当前形势下也很难行得通。他们主张已到达照金的各支武装仍回原地，分散开展游击活动。持此种意见者以来自渭北苏区红四团的同志更为坚决。

　　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红四团团长黄子祥就找到习仲勋表示了坚持分散活动的意见，并要求习仲勋予以支持。习仲勋表示：“况我不晓得，究竟怎样决定，开会再商量。”

　　会议开到天黑仍争论不休，接着又开了整整一个通宵。

　　习仲勋作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在仔细听取各种意见后，明确表示赞同多数同志的意见，要“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就必须把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他认为，红军武装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扩大苏区。如果再分散回原地游击，不仅不能坚持陕甘边斗争，还极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否定了分散行动的意见，并对少数人的消极情绪展开了批评，统一了思想认识。会议的另一位执行主席秦武山，在自己写的《我的自传》中也对会议情况有详细记述：

　　“这次会议上，对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同志。第二个问题是总指挥人选问题。大家都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争论问题是高岗任政委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上我们批评了黄、王的失败情绪，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并推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在作出这一重要决定之时，习仲勋和其他与会同志仍然惦记着身负众望而又南下未归的刘志丹同志，决定刘志丹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刘志丹未归之前暂不宣布。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等各支游击队。同时，宣布撤销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将义勇军改编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隶属的一个大队。

　　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区红军主力在特委的直接领导和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下，以崭新的战斗阵容展开游击战争，首先歼灭驻让牛村、庙湾的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继而突袭柳林民团，首开胜利纪录，迫使苏区周围反动民团纷纷后撤。九月中旬，红军主力转入外线歼敌。二十五日在旬邑县底庙地区歼国民党地方民团一部，该民团中共地下党员宋飞率部分团丁参加了红军。旋智取旬邑县城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及一批恶绅。次日，返回照金休整。

　　红军主力作战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证明：陈家坡会议是一次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它为日后西北红军主力的重建和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张策回忆说：“我到照金后夜宿在一个叫陈家坡的村子，第三天，陕甘边特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我在巷道里听到会场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争论的什么问题，当时我毫无所知，也不便打听。后来才知道，在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情况下，会议决定建立新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以统一各红军武装的行动。这个决定十分重要，它及时建立了红军指挥机关，巩固和保证了部队的稳定和正确的作战行动”。

　　习仲勋在五十年后也撰文写道：

　　“陈家坡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撤离照金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屡犯照金苏区，遭到根据地军民奋力还击而使其图谋落空，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震惊和恼怒。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苏区，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中下旬，当红军主力出击外线，游击队在高山槐、老爷岭一线作战之时，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调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重兵逼近陕甘边中心基地薛家寨，并从后沟方向发起进攻。此时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保卫队留守，兵寡力孤，情势危急。

　　重兵压境，形势严峻。习仲勋紧急动员山寨所有人员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政治保卫队和修械所、红军医院、被服厂的工人、医护人员也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用自制的“麻辫炸弹”、土地雷等一次次打退敌人进攻。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歼灭绣房沟阻敌后，便冒雨登上薛家寨，布置部队立即进入防御工事，加强抗击火力，经过激战，彻底击溃进攻之敌，取得了保卫薛家寨第一次战斗的胜利。但不幸的是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在率队追击溃敌时，中敌埋伏，英勇牺牲。习仲勋深为在苏区困难之际失去了这位智勇兼备的战友而感到悲痛和惋惜。

　　不久，吴岱峰继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职务。

　　十月四日，农历八月十五，是象征喜庆和团圆的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秋节。

　　这是一个在习仲勋人生经历中留下美好记忆的日子。

　　晚上，满圆的月亮穿过薄薄云雾，将大地照得光明如昼，秋风轻轻掠过山寨，战争的硝烟和喧嚣随落日离去，照金根据地一片静谧。

　　“志丹回来了！”“志丹回来了！”突然间激动人心的喊声响起，欢笑声、鼓掌声、奔走相告声，犹如卷过一阵狂飙久久回响在薛家寨的夜空。

　　刘志丹和王世泰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照金。他们刚一踏进薛家寨山门，就被激动的人群围了起来。

　　习仲勋自从知道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消息后，他和许多同志一样，昼夜担心刘志丹等人的安全，四处打听他们的下落，尤其在困难之时，更是盼望刘志丹早日归来。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他觉得喜从天降。习仲勋、秦武山等领导同志快步来到寨前，迎接这位日夜思念的群众领袖回到根据地。在此前后，吴岱峰、高锦纯、王兆相、黄罗斌、康健民等二十多名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指挥员，先后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辗转回到了照金。

　　战友们在朝思暮想后重逢了，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他们紧握着双手，眼里涌出了泪花。习仲勋望着刘志丹，从内心感到：“经过这场磨难，刘志丹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儿灰心丧气的样子。”

　　刘志丹关切地问习仲勋：“你的伤好了吗？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

　　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召开陈家坡会议以及会后红军主力、游击队发生的变化。刘志丹兴奋地说：“这下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排除了错误的主张，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刘志丹回照金后，即承担起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重任。八天以后，他又参与指挥陕甘边红军主力，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十月十二日，红军主力离开照金，再次转入外线歼敌。这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察觉到国民党有进攻根据地迹象后作出的决定。其时，红军主力仅四百余人，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为了避敌锋芒，才决定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陕北一支队转入外线作战，牵制围敌，减轻苏区压力。同时决定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等带领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

　　红军主力于十八日深夜突袭甘肃省合水县城，歼灭守敌及地方民团数十人。二十七日，在甘肃省庆阳县的三十里铺消灭国民党地方军阀谭世麟部四十余人。二十八日，又在该县毛家沟门击溃国民党军赵文治团，毙俘二百余人，缴枪二百多支。

　　陕甘边红军主力出动后不久，国民党陕西当局在做了较长时间准备以后，又一次对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当时出版的《西京日报》公开发布了“蒋（介石）再电邵（力子）杨（虎城）肃清薛家寨残匪”的消息。接着，国民党军队以杨子恒为总指挥，带四个正规团及周围各县民团向苏区发起号称六干人的大规模进攻。杨子恒的兵力部署是：以孙友仁特务团附属炮兵营和三原、淳化、旬邑、同官、耀县、宜君县民团分路直攻照金苏区；冯钦哉师一个团在中（部）、宜（君）一带堵截；何高侯团在旬邑、淳化地区阻击；陇东赵文治团追击主力红军。在进攻之前，国民党政权拉夫派差，修路架桥，将大炮等重兵器运往照金土儿梁上，准备以薛家寨为目标，实施炮火轰击。陈克敏叛匪和张彦宁民团也倾巢出动，带国民党孙友仁特务团在照金坟滩、绣房沟一带驻扎，对薛家寨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困。瞬时，照金上空乌云滚滚，寒气逼人。

　　面对敌情新变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与游击队总指挥部成员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时局和保卫薛家寨的方略。其时，照金苏区仅有一、五、七、九、十一游击支队，除在附近开展游击活动的以外，多数兵力集中于薛家寨。会议根据面临的危机和军事态势，调整了兵力部署，提出了保卫薛家寨的具体防御方案。

　　秦武山在会上还特地问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咱们的队伍守寨究竟能守多久？我们要从最困难的情况着想，必须当机立断，作出决定。

　　张秀山回答说：顶多能守半个月时间。

　　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对半个月以后再怎么办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讨论撤退问题。会上还有人提出，能否调主力部队回来，参加反“围剿”战斗？由于这一提议脱离实际，没有实现可能而未被采纳。六十多年后，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张秀山深有感触地回忆说：“这次会议有缺点。现在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死守薛家寨是下策。正确的作战原则是不应当株守一地，死打硬拼，而是尽量保存有生力量，大量歼灭敌人，在游击战中不断开辟根据地，扩大根据地。至于要调转战中的红军主力部队回来，不仅不可能，就是回来了，也是不可能取胜的。”

　　十月十三日，国民党军开始由土儿梁隔绣房沟向薛家寨发起炮火攻击。几门大炮轮番发射炮弹，但未击中寨内工事和重要目标，特别是由绣房沟通往山寨陡峭坡道上修筑的“石门工事”，更是毫发无损。敌军遂变换战术，步兵分队在炮火支援下，几次试图登山攻击，遭到游击队前沿阵地布设的地雷、土炸弹有效杀伤又退回原地。薛家寨内的边区领导和红军官兵，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五六天内，游击队防御作战仍士气旺盛，屡打胜仗。

　　习仲勋看到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坚持防守，困难更大，便向特委“建议部队全部撤退，来个空城计，我们不能死守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慎重考虑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并作出决定：习仲勋先撤离寨子，在适当地带做好部队撤退和转移的准备。

　　根据特委决定，习仲勋秘密离开山寨，在附近农村隐蔽下来，相机开展群众工作和接应撤离队伍工作。

　　国民党军在强攻薛家寨不成的情况下，又变换战术，实施偷袭方案。

　　十五日夜晚，叛匪陈克敏带国民党军特务团一百余人，利用夜色掩护，由薛家寨“石门工事”和后山崾岘阵地之结合部一条陡峭石缝攀登而上，进入寨内埋伏。拂晓，犯敌向游击队阵地发起攻击。同时，一股国民党军又从后山冲出。游击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果断作出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

　　张秀山、吴岱峰率游击队主力首先撤出阵地，且战且退，在党家山作短暂停留后，又向照金以北七界石一带进发，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三十余天，于十一月下旬离开照金北上，与主力部队会合。

　　设立在寨内岩洞的陕甘边区特委机关和后勤人员，在敌冲向前沿阵地时，即由秦武山、惠子俊和刘约三率领，向薛家寨以东的黑田峪方向突围成功。当国民党军追兵赶到堵截之时，队伍已脱离险境，北赴甘肃省合水、华池县境寻找红军主力。

　　国民党军占据薛家寨后，在寨内及周围地区纵兵数日，劫掠群众财物，屠杀革命群众；反动民团和逃亡地主也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残杀未来得及转移的伤病员。国民党反动势力得意忘形，甚至编唱反动歌谣： “八月二十三／粮来了好几千／有大炮、有机关／打了薛家寨／占了党家山。”以此宣泄其仇视革命的情绪。

　　习仲勋在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根据地、白色恐怖严重的形势下，“仍留在照金搞革命活动。他有群众基础，白天藏入密林，晚上出来坚持做群众工作”。在这段时间内，习仲勋受到了一位王姓农民老大娘的掩护和悉心照料。习仲勋曾回忆说：“她半夜里把我从山林中叫回来，在她家里给我吃米饭，做猪耳朵肉，有时还把白糖也给我送来。”他十分感激老大娘的体贴照顾，亲切地称她为“干妈”。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加紧搜捕和“围剿”，形势异常险恶，工作实在无法开展，习仲勋决定离开这里。他化装成商人模样，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身背藏有手枪和子弹的褡裢袋，来到照金以北数十里外的旬邑县七界石与张秀山、吴岱峰、刘约三等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相会时，习仲勋还将一支驳壳枪作为劫后相逢的见面礼送给张秀山。

　　不久，阻击游击队的国民党军何高侯团跟踪追杀过来。当天，习仲勋随张秀山等带队伍退至甘肃省正宁县三甲原宿营。次日又与外号叫杨谋子的土匪发生遭遇，交火后将匪徒击溃。在这里习仲勋突患严重伤寒病，难以继续行军，遂转至宜君县小石崖村养病一个多月。病未痊愈，又随同来此的南梁保安队队长郭锡山一起到达合水县太白镇莲花寺。习仲勋回忆说，在这里“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也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我送到山里，晚上又接回来吃饭。在这里又养了一段病”。

　　就在习仲勋患病的日子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新的斗争在召唤着病中的习仲勋。

　　照金苏区暂时失守，然而这里的革命烽火并没有熄灭，一些领导骨干和游击队仍坚持以不同的斗争形式，打击盘踞在照金的反动势力。是年冬天，党组织在陈克敏民团中成功地发动了士兵暴动，彻底摧毁了这支反动武装。次年春夏，红军和游击队主力经常返回照金地区开展活动。这里又成为陕甘边根据地南区的中心区域。在此期间，坚持斗争在照金地区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群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岁月匆匆，情思悠悠。经过了五十年历史烟云，习仲勋充满深情地撰文回忆和评述了照金根据地斗争历史。文中写道：

　　“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照金失守后，下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大大发展了起来。同时成立了平子游击队。这一切使我们领会到了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从而使我们进一步领会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它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但是照金毕竟还是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作为长期巩固的支撑革命的后方基地还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