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07章 遭遇错误肃反 [第8页]

　　●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在刘志丹同统一指挥下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西北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和出发点。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北。根据地上空笼罩上沉重和不祥的阴云。

　　习仲勋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摆脱敌军追击后驻安塞县严家湾时，中共陕甘边特委也撤至王家湾，军事委员驻曲沟坪，经济委员会驻桥扶峪。一九三五年五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以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

　　在此前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发生了一些变化。惠子俊调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李生华继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继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李生华去了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工作是由习仲勋兼着。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

　　习仲勋在洛河川仅六个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一段刻骨铭心而异常艰难的时日。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军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习仲勋也在此次肃反之中身陷囹圄。这是他第二次坐牢，于前不同的却被关进了根据地自己设立的监狱。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根据地军民刚刚粉碎了国民军第二次“围剿”之际，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的七个师、宁夏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军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重点“清剿”陕北苏区。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由上海临时驻中央局派出代表聂洪钧也在北方局交通带领下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且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

　　朱理治曾用名朱铭勋、王刚、李讯。一九0七年七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九二七年三月入党，并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市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二八年七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坚持狱中斗争。全国解放后，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聂洪钧，一九0五年十一月生于湖北省咸宁市。一九二五年十月入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曾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共咸宁特委书记，参加过反击叛军夏斗寅的战斗。建国后任粮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逝世。

　　郭洪涛，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省米脂县人，一九0九年十一月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中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军逮捕，任中共狱中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全国解放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中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机会取消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反击”，提出“苏区政策是查田”等等。会议还作出一个完全脱离实际被与会同志批评为“连东西南北弄不清楚”的反三次“围剿”决议案。这次会议精神传达到了陕甘边特委，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一场所谓的“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很快开展起来。

　　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经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一个又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因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积极变现，心里很苦闷。”

　　八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 、惠碧海、鲁笨等人带来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帮助工作。李景林到后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他们不顾边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组织其由惠碧海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下寺湾桥扶峪采取一些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派土地群众运动。习仲勋曾现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惠碧海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吃草。”“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处分他，公开在群众中宣布。”“李景林更是这样，说张三是富农，他边说斗争去，又说李四是富农，又斗争去。这样怎么能领导群众斗争，搞好政权和党的工作”。“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群众一时的恐慌。我在洛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想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以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那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我是政府主席，就要拍桌子，骂这是土匪意识，这样搞法不行，群众要造反了”，“我很生气，把一个赤卫队营长叫来说，‘你们这不是土匪行为吗？’这就是他们所谓‘骂群众是土匪’唯一根据。”

　　刘景范也回忆说：“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不是地主也搞成了地主，把边区的物资也分派了。”

　　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 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于刘景范一道奋起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派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李景林等少数人反对，两种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习仲勋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王家坪建立起军事学校，为红军主力培训军事干部。“习仲勋曾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习仲勋好采纳一些同志的建议，批准被称为“洛川的王忠秀及王大有、王殿武分别去洛川、保安北部和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方向建立发展游击队。习仲勋还像在南梁时一样特别重视粮食、布匹、物资供应问题；坚持开办列宁小学，编印课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八月一日，习仲勋在史家河滩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报告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形势，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同志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四千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接受了检阅。下旬，习仲勋主持审议通过了政府关于动员一千六百人参加红军决议案，并下发速去各地执行。

　　●洛河川受诬

　　进入九月，陕北高原秋意显得特别浓重。山风起风飞的黄土落叶，荒野上空迷雾蒙蒙，一派萧瑟。

　　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正在长征中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一十万重兵加紧对西北苏区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九月九日，中共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东海、程子华率领下，进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地方组织取得联系。习仲勋、刘景范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时，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带保安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到来。“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向红二十五军写了欢迎信。习仲勋主持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徐东海、戴季英到会。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还演出眉户剧。徐东海看后连声说，‘好戏！好戏！’”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红军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九月十七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鳄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工委书记惠子俊，委员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鳄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和鄂豫陕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等。会议决定撤掉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简称“中共陕甘晋省委”），有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兼参谋长；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有聂洪钧任主席。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错误地提出：向西南发展，争取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在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有专门研究所谓的“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的肃反和干部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教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

　　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是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根据这些写肃反名单不断的扩大肃反范围。

　　开始时，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已于逮捕。习仲勋曾谈到肃反最初的情形是说：“开来了三十多人的名单，我，刘景范都参加会的。哪里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逮捕九个人，其余的人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后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要拿我的名字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时任边区秘书长张文华，在四十八年后仍对当年摆布的情形记忆犹新：“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省政府主席习仲勋令我、杨玉亭上西北工委汇报工作，并参观陕北省工作，吸取经验。到永坪知道张庆孚已被捕。同时看到文件上写有‘暗藏在内的蔡子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代表王岗（朱理治别名）正确领导下’等。我被捕后在酷刑下，承认自己是右派。”

　　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不眠，已至身体也出现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隐约也感觉到自己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的对习仲勋说，还是暂离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后来的我怎么能走呢？”

　　其实，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已持续了三个月的第三次“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0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三千七百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然。十月二十五日，又在榆林桥歼东北军一0七师一个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两次战斗胜利，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鼓舞了苏区军民革命意识。与此同时，错误的肃反又在加紧进行。正如习仲勋在四十三年后的撰文所述：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和无一幸免。”【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其实，当刘志丹等一批红军将领在劳山前线浴血奋战之时，肃反主持者的逮捕计划就已形成。

　　许多年后，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记述决定扣押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细节：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就被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下，我和程子华都感到，事已到此，刘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会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陕北延中的肃反事件就此铸成。”

　　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等人被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一天，红二十五军团特务科长朱仰新来到下寺湾，叫习仲勋到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来人带有一封前方领导人写的亲笔信。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

　　习仲勋已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把随声带的一支手枪、两块银元和钢笔交给了刚才从赤源县回到洛河川的老战友张策，并要张策以看望刘志丹的名义一同驻扎王家坪的红二十五军团军团部，后考虑到这样可能会一起被捕，又决定张策在义子沟边区政府驻地等候，并告诉张悦，如果我能回来，咱们就一同返回特委；如果回不来，就说明我已被捕。

　　习仲勋到了位于下寺湾东南二三十里的王家坪，刚进军团部就被押了起来。聂洪钧给习仲勋罗列罪状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改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张策回忆说“快到黄昏的时候，我见习仲勋由军团部出来了，但是他身后跟着专门负责捕人的红二十五军特务科长朱仰新。我一看就明白了。习仲勋此时已失去同我说话的自由。我只好骑马回到下寺湾。此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茫然不知所措，深感等着我的也是被捕的命运。”

　　习仲勋被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扛两杆长枪。习仲勋后来常向人谈起去瓦窑堡路上发生的事情：“晚上睡觉时也将人困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到了真武洞，一位同时被关押的人让我给他松绑，我们互相松开绳子。到了第二天我报告说，昨晚翻身时，把绳子翻松了。不然他们会议逃跑为名抽打体罚的。”

　　习仲勋回忆说：“被押到瓦窑堡后，”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还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成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去的书记。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当时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孔灌辣椒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哭诉道，‘我死不要紧，二十六军创造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二十六军，这里了干部全是好的’。”

　　在苏区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和审讯之时，在执行作战的前方，错误的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坟，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

　　其实只有六岁的刘志丹的女人回忆说：“父亲和习仲勋等人关押在一起。母亲想法设法带着我找到那里。我拼命哭喊着”爸爸，爸爸“但听到的只是窑洞内的咳嗽声，前面的窗户堵死了。

　　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干部，红二十六军营长以上、陕甘边区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于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福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上岸军区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名优秀干部，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消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

　　习仲勋身下囹圄，但看到昔日并肩战斗的的战友被关押、被毒打、被活埋，死于自己人之手时，心如刀绞。他在四十多年后以沉重的心情回忆说：“白匪军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害。”

　　“‘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这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开展的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杀错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的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已达到甘肃南部地区。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及其领导的西北苏区，并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过了岷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在洮河右岸哈达铺一个圩场小憩。几位中央领导兴趣颇高地翻阅着警卫战士刚刚搜集到的一张国民党地方报纸。报纸刊登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报告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不久，毛泽东又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毛泽东以革命家兼诗人的情怀对西北苏区寄予希望。但是，他没有料到，这里正进行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他所期待见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此时身带镣铐，处于焦虑和期盼的煎熬之中。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达到陕甘边区吴起镇，并得知肃反的情况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是与一九三四年一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六届五中全会后留守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的，十月又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担任总政白军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以拘捕的消息无误，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下令：停止被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十一月二日，党中央、毛泽东等来到下寺湾。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和西北军委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李维汉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西北苏区中心的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同时指定王首道等先期赴瓦窑堡调查处理错误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击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在五十年以后曾回忆说：“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一次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这时，习仲勋还在狱中。他不可能立即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已极度虚弱的身体仍坚强受着恣意的体罚和生活管理的虐待。后来他从看守的言行和生活的改善中渐渐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与习仲勋同被关押的张策在《我的历史回顾》中详细描述了雨中情景：

　　“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手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一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的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谁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容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睡觉的地方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解放后担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我那下来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岗的发现了，就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顿，打时还说，‘我打你就和蒋介石一样。’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的饭碗里，早晨放风时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在这所人间地狱里，哪里还有人道可言，只有等死而已。谁也没有想到党中央、毛泽东会那样快的赶到陕甘地区。毛泽东一到吴起镇，就发现肃反是严重的错案，立即停止肃反、等待处理的命令。这才给我们每人发了铺盖，虐待行为也告停止。”

　　十一月七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董必武、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秦邦宪指导下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先期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等人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加强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经过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同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十八位同志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刚刚解除关押的习仲勋，在瓦窑堡与红军总政治局副主任杨尚昆相遇，两人曾有一段风趣对话。杨尚昆高兴地告诉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先后看到一张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和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红军传单上印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原来，这个中心城市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就以开玩笑的口吻问：“瓦窑堡就这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习仲勋笑着回答：“瓦窑堡在陕北也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了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听后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见了这份材料的的确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

　　十一月十八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错误。指出：“错铺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求纠正肃反中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

　　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直罗镇歼敌一0九师全部，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0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十一月三十日，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同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和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会上，宣布以上两个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予以释放，并予以分配工作。刘志丹代表被释放的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时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

　　习仲勋看到从苏区自己的监狱中走出的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战友，想起近期根据地发生的种种怪现象，特别是得知昔日在战火中和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众多同志被活埋、被枪杀时，更是愤懑不已。他觉得有满腹话语要向党中央倾诉，一时因过分激动和悲愤而说不出话来所有遭受迫害的同志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党中央严肃查处错误肃反的主持者，但在听了刘志丹的真诚的话语，激愤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两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出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至高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位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生理发展的情况，有回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由中央红军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党，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被释放了！’‘陕北根据地有救了！’中央红军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毁掉，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

　　习仲勋平反后，即进入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其他两个班主任是成仿吾和冯雪峰。中央党校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窑堡恢复并更名为中共中央党校。小直射在安定县第二完小。十二月中央党校开始招生，根据抗日发展需要，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次年二月，红军东征后，中央党校暂停招生。

　　在此期间，习仲勋经介绍参加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第一次见到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实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它是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纠正了党内在很长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习仲勋对这次会议留下深刻记忆。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却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习仲勋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见到另一位使他“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脑海之中”历史伟人——周恩来。在日后的数十年风雨历程，他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关心、教诲和伟大的人格熏陶。习仲勋在《永远难忘的怀念》一文中，曾深情回忆初见周恩来的情景：

　　“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久，我参加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看见一个人穿着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胡子，两道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指挥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

　　陕甘边苏区斗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岗位退下来的习仲勋，认真回顾和思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历史经验教训，并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理论上的研究。他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

　　“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北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是怎样坚持下来，它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呢！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成为它能够一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更强大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先发动了渭南暴动、旬邑暴动、两当兵变、创造了渭北苏区、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北苏区，是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陕北。虽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城市斗争，主张军事冒险主义，使陕西党组织在创建红军、开展土改革命、创建根据地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带来曲折和失败教训，但是曲折和失败，从反面是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工农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思想。

　　第二，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把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是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于三分（地、粮、财务）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权，打开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出狱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与敌人有利，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理有根据地开拓和发展。虽然少了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坏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极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狗热枕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了个好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有些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来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多方面的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的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干扰，经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陕甘实际相结合，正确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绩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贡献。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这并不只是对刘志丹本人崇高评价，也是对创造陕甘边的先烈们，广大革命战士以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雄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