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04章 渭北烽火赤子情 [第5页]

　　●路漫漫

　　两当兵暴最终归于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三百余名官兵，在一夜之间被击溃，被遣散，遭“全军覆没”。

　　严峻的现实，对年龄还不足十九岁的队委书记习仲勋来说，精神上的负荷是沉重的，加之十多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使他体力极度消耗，心力交瘁，身卧病榻。

　　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搜捕，习仲勋只好暂时藏身于王子轩骡马店中的一个拐窑内，一边养病，一边等候党组织的讯息。店内饭食较好，王子轩对这位困境中的异姓兄弟照顾挺周到，因而习仲勋身体恢复较快。习仲勋白天在窑内看看书，晚上出去在镇子里走走，打听打听风声，有时还硬撑着病体，帮助饭馆拉拉风箱或做些挑水之类的杂活。但是他内心如潮水涌动，急切地期待着失散了的战友们的消息，盼望能早日回到已颇具规模的渭北苏区。

　　芒种刚过，赤日炎炎，麦浪飘香。陕西关中地区进入夏收大忙季节。

　　六月上旬，习仲勋由长武亭口镇秘密回到富平县。因为情况不明，他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家，而是在离习家庄十多里地的线家原其表姐家中先住了下来。这家后院有一个堆放麦衣子的土窑洞，习仲勋便经常在这里藏身。在这里他与过去自己发展的共产党员胡振清、柴国栋取得了联系，并了解到国民党陕西当局在西安逮捕了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之后，正在通缉两当兵暴的其他领导人，习仲勋的名字也被列在其中。他曾回忆说：“在线家原暂住时，约来胡振清和柴国栋问清情况，知道敌方正在通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能久待，也不好乱动，只好就近去富平县城找到组织，再设法到谢子长、刘志丹游击队工作。”

　　不久，习仲勋由线家原转移到都村他的外祖母家中暂住避风，并秘密与家在凤凰堡的好友宋杰生约定，一同赴县城寻找自己的老师，以求通过他们与中共富平县组织取得联系。

　　七月初的一天，习仲勋、宋杰生趁天色未亮步行十五里路，赶到富平县城南关。他们原打算在夜幕未退时进入县城，却不料这天城门紧闭，直到太阳升高仍无开城门的迹象，这时城外却已是车来人往，商店也开门营业。习仲勋估计城内可能发生变故，为了弄清情况，预防不测，他将头上戴的大草帽往下一拉，走近城门口向一个陌生人问道： “怎么还不开城门？”

　　那人只是“唔”了一声，没有回答，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习仲勋预感到情况不妙，就给宋杰生使了个眼色，示意迅速离开。他们折身往回走了几里路，来到一个西瓜园，买了一个大西瓜，一边吃，一边向园主打探消息。话刚开了个头，一排全副武装的士兵向瓜园走来。习仲勋灵机一动，告诉宋杰生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如果我被这些人带走，你就去县教育局找石仲伟老师，请他快想办法。”

　　习仲勋让找石仲伟是有缘由的。因为石仲伟是他在第一高小上学时的老师，富平县美原镇人，曾入黄埔军校，“四一二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受中共组织委派以国民党富平县教育局局长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开展对国民党驻军的统战工作。

　　宋杰生离开后，这群士兵盘问习仲勋：“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刚回来想寻我的老师，想当个小学教员，不愿再经商了，今天进城时，因为城门不开，所以在这儿等候。“习仲勋回答说。

　　习仲勋从容答道：“我姓焦，本县教场人，离这里不远。”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习仲勋被士兵带入县城的军队营部审问。审问人为了证实习仲勋说话的真实性，要他给石仲伟写一封信。习仲勋即提笔写了以下几句话：石仲伟老师，我从外面经商回来，现在觉得回来还是当个小学教师好，知道老师是教育局长，能否给我寻个职业。

　　这封信很快送到了石仲伟手中。

　　其时，杨虎城部四十二师一个营正驻防富平县城。营长鲍从汉是一位颇具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军人。他曾对石仲伟戏笑说：我也是穷人出身，就改名为鲍穷汉吧！石仲伟因为专事对该部的统战工作，故与鲍从汉等国民党驻军军官过从甚密。原来，这天富平县城内气氛紧张，城门紧闭，是因为该营在中共组织的策动下，发生了士兵哗变。中共渭北特委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日写给省委的报告中曾对这一事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四十二师鲍营曾向武字区袭击了一次，我们的政治影响到士兵群众。他们在一排长领导下，准备进行革命的兵变，在县城找我们党，但富平党得到了这个消息，不敢公开和他们见面，直接领导‘围剿’苏区的白军的哗变，仅站在第三者地位劝告他们出去，也没有给他们以政治的任务，怎样结合武字区群众。他们准备有两连的发动，但怕机密被泄露，该排长与发动土兵均被捕。”习仲勋被巡查人员带去审问，是怀疑他也是参加哗变士兵而引起误会。【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宋杰生找到教育局时，恰巧鲍从汉正在石仲伟处落座。石仲伟即当面质问这位营长：“怎么搞的，你的队伍为啥把我一个学生押走了？”鲍愣了一下说： “简直是胡闹！”遂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让石仲伟派人拿着他的名片要求放人。

　　习仲勋被放出后到了县教育局。石仲伟告诉他说：中共富平区委书记张祝三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宋光涛等都在抗日救国会住，你可和他们联系。习仲勋按照石仲伟的吩咐在县抗日救国会暂住下来，并向中共富平区委负责人表达了自己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直到一九八三年，石仲伟还谈起这件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往事：“习仲勋的获释，居然在‘文革’ 中成了造反派罗织的一项罪名。当时专案组的人多次找我，反复质问说，既然当局下了通缉令，习仲勋为什么能随便获释？办了什么手续？我说，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是士兵们抓错了人，我们说了话就放了，还要什么手续？”

　　数日后，习仲勋在县立第一高小与受省委派遣视察渭北地区工作的程建文相遇。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倾吐了自己从三原学潮、西安系狱、开展士兵运动，一直到发动两当兵暴失败的经历。他说：“这下可好了，我终于见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苏区，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正好程建文要去武字区巡视工作，便决定与习仲勋同行。

　　当天日头将落的时候，习仲勋和程建文每人戴了一顶大草帽，作了简单化装后悄悄出了富平县城，夜宿洼里村程建文家。次日又赶往三原县武字区长坳村，见到了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习仲勋几经辗转，终于踏上了渭北苏区的土地，他觉得犹如一阵清风扑面，长时间抑郁的心情一下爽朗了许多。离开渭北两年多的日子里，他深深眷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日夜思念着家乡的父老亲人。但是，当他回到这方熟悉的土地时，却难以抑制对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向往之情。

　　他诚恳地向唐玉怀表示：能尽快去陕甘游击队工作，是自己迫切的心愿。

　　习仲勋寻找陕甘游击队，得到了与他同村的贫苦农民周老四的热心帮助。周老四名叫周明德，是习仲勋在家乡发展的党员后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的叔父。习仲勋与周冬至又以干兄弟相称，习、周两家交往甚密。关中“民国十八年年馑”时，周冬至随父母逃荒到照金山区的老爷岭定居，靠租种一些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其叔父周明德仍留在富平老家，时常驮运些食盐到照金一带兑换粮食回来，用以维持生计。由于他往返于北部山区，了解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活动情况，便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渴望找到陕甘游击队的习仲勋，并提出以驮盐换粮为掩护，带习仲勋奔赴照金，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了个艳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人力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一个艳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力人力独轮车在通往耀县北山的土道上艰难地前行着。后面推车的是周明德，在前面拉车的是习仲勋。他们饿了啃口干馍，口渴了喝口河水，终于来到百余里以外的耀县照金山区老爷岭，在周冬至家中暂时住了下来。

　　●追随刘志丹、谢子长

　　当习仲勋历尽艰辛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之时，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工农武装正经受着曲折斗争和艰苦征战的严峻考验。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随后在总指挥谢子长带领下向陕西渭北地区的三原、蒲城、富平、耀县一带进击。十三日，攻占旬邑县职田镇，击溃国民党地方民团，继而又在该县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袭击耀县照金民团。四月十八日，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并将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此间，“志丹同志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人带领的两当兵暴的队伍。只因兵暴队伍被土匪打散，接应未果。五月，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恢复，刘志丹出任总指挥。游击队在富平、洛川、中部、宜君作战九十余次，歼敌一千四百余名。五月底，陕甘游击队先后在甘泉临镇和东进韩城作战中失利，又转入陇东地区活动。六月底，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即在甘肃省正宁县湫头、南邑一带休整队伍。此间，受中共陕省委委派任陕甘游击队政委的李艮，又搞起了一场解决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的风波。在游击队内部受到错误主张严重干扰时，国民党军驻正宁县山河镇的一个团队，突然向游击队实施军事“围剿”。李艮提出了“死守五顷原”的口号，游击队官兵虽英勇作战，终因指挥失误而连吃败仗，伤亡惨重，给游击队造成了严重后果。游击队撤至旬邑县马栏镇，召开军人大会，批评了李艮的错误。八月三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命令谢子长返回游击队，再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率领下就地进行休整后，遂转入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习仲勋打听到谢子长在照金镇以西四五里路的杨柳坪驻扎的消息，急忙从老爷岭赶来和谢子长会面。几天后，又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见到了刘志丹。习仲勋如此执著和痴心地追寻刘志丹，是出自于长期以来对这位群众领袖由衷的景仰和信赖。

　　刘志丹，原名景桂，一九O三年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早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一九二四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五月，参与组织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后又担任中共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一九三六年春，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率部东征，在指挥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称颂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谢子长，又名德元，号浩如，一八九七年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月，组织领导了清涧武装起义。翌年五月，又与刘志丹、唐澍等领导发动渭华起义。后历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等职。一九三四年八月在清涧县河口战斗中负重伤，于次年二月二十一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毛泽东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曾多次题词悼念谢子长，其中一联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表达了对这位中共西北地区领导人的敬重之情。

　　刘志丹、谢子长同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见到两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群众领袖，特别听到周围的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们“老刘”、“老谢”时，因两当兵暴失败的郁闷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诉说，但一时竟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刘志丹看出了习仲勋复杂的心情，紧紧地拉着他的手，鼓励地说道：“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

　　真诚而坦率的态度，亲切质朴的话语，使他们的心如有一块磁石似地紧紧地吸引到了一起。

　　习仲勋望着刘志丹清瘦的脸庞，高高的鼻梁，深邃而温和的目光，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谈话顿时活跃了起来。习仲勋详细叙述了自己搞学生运动坐牢，两当兵暴失败，搞农民运动也屡受挫折的情况，感到内心很沉重。刘志丹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两当兵暴时你还是队委书记。他又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谢子长也叮嘱习仲勋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刘志丹、谢子长第一次与习仲勋的会见和谈话，给习仲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把这次会见和谈话视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发生深刻影响的重要经历而屡屡提起：“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忍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刘志丹、谢子长指挥的陕甘游击队初到照金，就从抓获的侦探口中得知，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保卫团副总指挥党谢芳、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和耀县小丘区团长柴子发，带三四百兵力向照金尖坪一带发动“围剿”刘志丹、谢子长随即指挥游击队连夜向东转移，绕至照金北山埋伏于密林之中。九月十二日拂晓，游击队凭借浓雾掩护，将围剿民团反包围后，突然开火，当场击毙党谢芳，活捉马希哲、柴子发。战斗胜利后，刘、谢决定率陕甘游击队乘胜向南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而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谢子长临行前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你留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习仲勋特意赶到金刚庙向刘志丹道别，刘志丹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刘志丹还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程双印，是陕西省旬邑县郝村人，曾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组织领导的旬邑武装起义中担任连长。起义失败后，程双印等带领部分起义人员转入县北区活动，组织起旬邑县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他政治坚定，很能打仗。第五伯昌是旬邑县张洪镇人，也参加了旬邑武装起义，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较为丰富。战事频仍、军务繁忙的刘志丹如此周密的部署安排，可以看出他对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用心深远。但是，特务队的活动出人意料地很快发生了曲折。

　　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出发后不久，留在照金的特务队便发生了中队长陈克敏带队叛变，给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严重危害。陈克敏，又名陈连升，河南省泌阳县人，土匪出身，生性凶残。其参加陕甘游击队后仍匪性不改，在游击队主力离开后即以国民党地方民团名义驻扎东坪、龙家寨一带，与工农武装为敌。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觉范察到陈克敏叛变预谋后，便带人赶到该中队驻地碌碡坪欲制止叛乱发生。不料抖，当他刚踏进一孔窑门时，便被隐藏在窑内的叛匪开枪打死，特务队一时出现混乱。

　　陈克敏叛变事件发生后，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即与第五伯昌商量对策，决定由习仲勋任特务队指导员，第五伯昌代理队长，将特务队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向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进发。

　　●再返渭北苏区

　　渭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地处关中腹地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止县的交界地段，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石桥、觅冬苧地，西到淳化县的夕阳、固贤、石桥一带，南接三原白鹿原、天齐原南畔，北连耀县的华里坊、东牛、让牛、小丘等村镇，西南方向一直延伸到泾阳县的安吴、老庄、口镇等地，总面积约七百五十平方公里，约四万多人口。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是陕西农民沄动活跃地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中共党员乔国祯，就开始在武字区宣传组织群众，普遍建立起区、村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武装组织，广泛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减少田赋粮款、解散民团等锋芒直指反动政权的斗争。习仲勋参加的一九二八年三月省立第三师范的学潮、一九二九年抗粮抗捐打击土豪的斗争，就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准备时期的重要活动。

　　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几经曲折。到了一九三一年五月以后，随着中共武字区委的恢复和周围地方农民委员会、穷人会的广泛建立，渭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建立和发展时期。翌年三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决议建立中共渭北特委，并决定由省委书记杜衡兼渭北特委书记。这一决议当时未能完全实施，渭北特委也没有建立起来，然而，一支有四十余人、武器装备较好的武字区游击队却应运而生。其先后活动于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县的石川河及耀县西原、南原地区。八月，中共渭北特委誉导的渭北游击队成立，有队员六十余人，枪三十多支。同时，以黄子祥为主席、唐玉怀为副主席的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渭北革命斗争迅速得到发展。

　　在渭北革命斗争出现高涨形势之际，习仲勋带领着刘志丹留下的处境艰难的特务队向武字区方向前进。

　　当天，习仲勋指挥队伍避敌阻截，穿越密林峻岭，来到耀县照金南端的老牛坡下，在这里找到了一位名叫鱼得水的农民为特务队带路，半夜时分到达渭北苏区管辖的让牛村。为应付敌人盘查，特务队还从让牛村抓了一名豪绅随队伍一起行动。他们连夜涉过陈家河、牛村河，天明时分到达离武字区十多里地的华里坊。

　　当特务队终于到达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胜利会合的时候，习仲勋觉得如释重负。一个多月前，他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历尽艰辛，从渭北到照金；为了实现刘志丹的嘱托，保存革命的武装力量，他又带队伍回到渭北，联想到数年间艰难曲折的经历，一种胜利的喜悦从心底升起。

　　刚刚成立不久的渭北游击队也因为特务队的编入而发展壮大起来。习仲勋高兴地见到了欢迎他们的游击队指挥黄子文，当他们谈到为了根据地的建设又要战斗在一起时，心情格外激动，坚持斗争的信心倍增。半个世纪后，习仲勋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时工作时间不长，但对开创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黄子文，却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他是真正的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他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地。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黄氏兄弟在渭北一带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他们的历史地位应该承认。”

　　习仲勋带的特务队到达武字区后，即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程国玺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同时，将武字区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马志舟兼支队长，金天华兼政治指导员。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经常驻扎在黄子文的家乡甘涝池村，主要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一带边界地区。

　　随着渭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一领导，于十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共青团渭北特委也在武字区同时宣告成立。团特委领导武字区、心字区两个团区委，有二十余名共青团员。刚刚到达渭北地的习仲勋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

　　新成立的中共渭北特委专门设立军委，以加强对军事工作和游击队的领导。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甘涝池驻扎时，“当时渭北特委军委书记汪锋和参谋第五伯昌曾来这里检查工作。汪锋还给游击队讲了话”。

　　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后，领导根据地军民更广泛地开展了分粮分地的群众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武字区、心字区农民被发动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并分配给生活困难的贫苦群众。农民联合会迅速发展到六百余人，农民武装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群众斗争情绪似火一样燃烧起来。仅十月份一个月内，渭北特委先后五次作出决定和召开联席会议、代表会议，学习讨论苏维埃土地法，研究讨论分配土地问题，使许多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根据地还通过组织“教育促进会”，举行群众集会等形式，开展了以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揭露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为内容的抗日宣传活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和革命觉悟。游击队坚决地打击地主武装，开展肃清反动势力的斗争，维护根据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因为游击队的扩大，所以群众斗争也急剧地开展起来，游击运动的呼声也深入到渭北各地群众斗争中……”。

　　十月上旬，渭北游击队根据特委指示到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都村、淡村，耀县的西原、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游击。习仲勋率第二支队到武字区后区周围开展武装斗争，杀豪绅、驱逐催粮要款的差人，使得国民党政权不敢在那里收粮收款。游击队在“高三槐分麦三天，共分麦三百余石，参加群众三百余人”。此间国民党地方当局派密探混入分粮群众，破坏分粮斗争，因慑于高涨的群众情绪未敢造次。游击队驻尚村时遭敌突袭，损失长枪四支、短枪一支，被迫转入南原整编。习仲勋一再鼓励游击队员，只有坚定革命信念，坚持苏区武装斗争，才是劳苦群众的根本出路，从而巩固和加强了队伍。游击队所到之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广大群众热诚欢迎，积极支援游击队活动。

　　然而，当时在党内对形势和上级包括临时中央的指示的认识是不尽一致的。习仲勋对渭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就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他曾说，渭北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分配土地，成立工、农、妇等群众团体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在农民联合会里不仅有雇农、贫农、中农，也有富农，妇女联合会中富农家庭的妇女也屡见不鲜。但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直接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他们举起屠刀，要扼杀人民汹涌而起的斗争。这时陕西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左”的路线的推行，给渭北苏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十月六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地准备这一工作。”翌日，省委又专门发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十月八日、九日，渭北特委召开三原、富平、蒲城、耀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研究讨论省委十月六日《决议》和根据地政权组织问题。十月三十日，中共渭北革委会党团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贯彻省委决议，在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连续三天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隆重纪念十月革命节。

　　十一月六日，根据地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万人大会在武字区举行。习仲勋率第二支队参加大会。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致开幕词后，中共三原县委、农民联合会、妇联会、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表讲话，并通过通电五则。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以习仲勋带领的全副武装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为先导，第一支队担任后卫，数千名群众参加的游行队伍，步行到武字区以北十多里地以外的马额镇示威游行。次日，参加集会的人数骤然增加，群众情绪更加高涨。习仲勋再次率第二支队走在前列，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南行近二十里从三原县以东的西阳镇穿过，再经富平县的瓦窑头、淡村，当日又返回武字区。十月八日，纪念大会进入第三天，团渭北特委组织演出化装新剧，举行游艺会，并刷写标语、散发传单七千余份。

　　然而，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根据地军民未曾料到，战争的阴云已密布渭北上空。反动武装磨刀霍霍，“围剿”根据地呈一触即发之势。

　　十一月九日，在三原和耀县小丘、富平庄里地区的国民党驻军与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个县的民团纠集在一起，突然将武字区四面包围，进行武装“清剿”。犯敌在攻占武字区以后，又连续三天“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起搜”，到处捕人，杀人。第二支队驻地甘涝池村三十多人被抓，群众衣物被褥被抢劫一空，甚至连打麦场上的石碌碡也被推入井底，黄子文家中十余间房屋萑被烧，牲口农具被抢。在不长时间内，又连续四次对武字区“围剿”洗劫。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骨干被冲散，工作陷入瘫痪状态。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死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之下。

　　在装备精良、枪弹充足，数十倍于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围敌突袭之时，渭北游击队在难以实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勋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带第二支队急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区转移。转移途中，为了保证粮食补给，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还抓了几名地主豪绅作为人质带在队伍中。【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后，尚立足未稳，敌人又来心字区“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遂决定支队长程国玺和第五伯昌带支队到旬邑一带打游击，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他们又回到心字区。游击队离开时，留下了两支短枪，两支长枪和两支老套筒。由于敌人残酷地捕杀根据地领导骨干和游击队队员，习仲勋和李杰夫在心字区附近一个水洞内潜藏了十多天时间。后来地方民团搜寻到这里，只是把押在洞口的几个豪绅带走，而藏在水洞深处的习仲勋和李杰夫未被发觉，幸免于难。

　　过后，李杰夫提出要离开渭北，返回省委。习仲勋便送他离开了心字区。他们以后再未能晤面。这位在中共陕西党的早期活动中有过不凡经历的渭北特委书记，最后却滑入政治歧途，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李杰夫，原名高维翰，陕西省长安县人，早年在苏联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同窗，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等职，后在江苏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自首，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的秘书。全国解放前夕随蒋军去了台湾，曾任国民党党务顾问和台北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台北病逝。

　　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习仲勋当时对渭北苏区这次失败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十二年后，他在《关于渭北苏区》一文中，客观而求实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

　　●富平西区的斗争

　　陕西省富平县西部地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武字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对富平县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先是石桥一带的群众带长矛、大刀直接赴武字区参加庆祝大会和游行示威。接着，中共富平县党组织又发动和领导了较大规模的“交农”和驱逐国民党县长米森若的斗争。他们动员数千名群众包围县城，要求减免苛捐杂税，驱逐反动县长离开富平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很大震动。反动武装在“围剿”洗劫武字区的同时，派出四个民团驻扎在淡村、觅子、尚家等村镇，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富平西区也充满紧张恐怖气氛。

　　习仲勋携带枪支来到离习家庄不远的唐家堡，在幼时的好友岳强明家住了下来。他向这位知心的伙伴叙说了自己几年间痴心不改追求革命的曲折经历和渭北根据地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说，失败和困难是暂时的，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争取翻身自由的斗争最终会实现的。他热情地鼓励说：“强明，我这里有枪，咱们一起再干吧！”

　　但是岳强明一时还鼓不起勇气，仍不解地说：“你干得好，怎么连自己的家也不肯回，跑到我家来了？”

　　习仲勋听了岳强明的话后，便从自己家庭和广大农民贫困不堪的生活说起，耐心地讲了许多关于阶级、阶级压迫及反抗地主封建剥削的道理，说明青年人只有投身于现实的革命斗争才有出路和前途。岳强明在习仲勋的引导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习仲勋根据他的表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岳强明入党后，除掩护习仲勋的安全外，还将姚万忠等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串连在一起，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在实践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曾被国民党富平县当局关押五年之久，先后七次受老虎凳、夹指头等酷刑逼供，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出狱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在习仲勋的引导下，还有一批当地青年投身革命，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不同战线上的领导骨干，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习仲勋在岳强明家召集姚万忠、刘鸣凤、岳强明等人开会，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姚万忠担任支部书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壮大了富平县党团组织。接着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起一支有二十人的富平县淡村游击队，由岳强明、刘鸣凤负责。

　　由于关中一带的大年馑刚过，农民吃粮极为困难，因而在当时解决好群众的吃饭问题就成为燃眉之急。习仲勋和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带领群众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分粮斗争。开始群众心存疑虑，只有少数人参加行动。这时，武字区前区游击队队长康尚武带队伍来到淡村一带开辟工作。习仲勋即担任该队政治委员。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游击队活动与群众分粮斗争结合起来，使当地形势迅速出现了转机。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习仲勋指挥游击队和数百名群众包围了习家庄北面的西刘堡，强制收缴和分配大地主刘本初、民团团长刘玉琪囤积的粮食和财物。二刘闻讯后逃跑。但是，这两家高墙壁垒，数道门窗已完全堵死，并派有家丁守护。群众放火烧了两家的门楼，解除了家丁的武装，向附近饥民平分了粮食和财物。接着，又动员起千余人的分粮队伍到庄里镇以南大地主贾成芳家，分了其粮食和财物。在分粮斗争中，他们还根据群众请求，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田顺子、党玉升等人处死。

　　习仲勋在富平西区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昼伏夜出，灵活机动，演绎出了不少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其实，习仲勋这段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他曾回忆说：“那时，我们几个人白天藏在一个坟墓里休息和开会，晚上出去活动。尽管离家不过几里地，但是为了避免暴露，还得过这样的‘地下生活’。敌人的报纸也宣传说谁谁是土匪，弄得一时人心恐慌，甚至由耀县通往三原到西安的大路上的行人都改走南塬。我们在墓洞中，有时为了提精神，就拼命地抽卷烟，把我都叫旱烟抽醉了。”

　　习仲勋数日内辗转于家乡周围的村庄，更勾起了他对脚下黄土地的无限情思。他常常透过浓浓夜色，遥望着远处那个熟悉的小农庄和孤单的房舍，陷人了深深的遐想之中。他思念长眠在这里早逝的父母，更牵挂几位尚未成年的弟妹。六十四年以后，年已七十八岁的习冬英谈起了家中这段久远的往事：“那是我十二岁的时候，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他告诉我说，你大哥回来了，很想见你。我就跟着这位来人，到了线家原我表姐家，在后院一孔放麦衣的窑里才兄妹相见。我对大哥说，我们一起回去吧，咱家缺人。他打断我的话说，以后再不要说让我回去的话，你们和三叔好好在家里过，我要走得很远很远。我当时还天真地问大哥，你们怎么把人家刘本初家的房烧了，粮也分了？大哥说，地主嘛！”

　　中共富平西区组织及其游击队的活动，很快遭到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残酷镇压。一九三三年年初，淡村游击队负责人岳强明由耀县返回唐家窑唐开礼家召集会议时，国民党富平县保卫团团长李宏才闻讯带团丁搜捕。岳强明与唐开礼一家仓促躲入地窖。李宏才即点燃卷着辣椒的被子熏烧，致使岳强明、唐开礼等三人昏迷后被团丁带走，唐开礼妻儿一家四口被活活熏死。民团团丁又将岳强明家挖地三尺，财物洗劫一空，还枪杀了岳强明十七岁的小弟岳强隆。一九八六年，七十三岁的习仲勋还与胞弟习仲凯谈起了当时分粮斗争的情景：“那晚，分粮群众冲入西刘堡时，我在城门楼下烤火，房上一个叫赵老八的家丁看见了我，说那不是带的人来了。后来，因为这次我们烧了地主家的房子，地主们扬言也要烧咱家的房报复。但是，他们胆怯。刘玉琪就既恨又怕地叫骂说，那是个狼，他要在，就要吃人的，最终还是没有敢对咱家下手。”

　　富平西区的武装斗争，在习仲勋漫长的革命经历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他的记忆中却是深刻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纪念十月革命节活动失败月余后，我与李豫章到富平西区都村一带开展游击运动，半月后分粮群众发展到几千人，成立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五县民团‘围剿’，这一区域又遭到破坏。留下来的人，一部分去照金活动，一部分参加渭北游击队。”

　　●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当习仲勋领导富平西区群众分粮斗争深入发展时，中共渭北特委成员在富平县城内举行了一次事关渭北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紧急会议。会后，渭北地区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为恢复根据地又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得知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向渭北根据地发动“清剿”并占据武字区消息后，立即派遣省委委员贾拓夫以渭北特派员身份到该地区视察工作。当贾拓夫到达武字区时，这里还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白色恐怖之中，特委的同志已被冲散，无法联系工作。贾拓夫遂转赴富平县找到渭北特委委员李冲霄、曾楚川、郑彦青和富平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先后两次召开紧急特委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渭北工作的决议，检讨了武字区被“围剿”前后的工作，宣布撤销李杰夫中共渭北特委书记职务，决定组成以李冲霄为书记的新的渭北特委。不久，中共陕西省省委委员杜衡在武字区特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省委指示，宣布渭北特委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金理科为书记。十二月中旬，渭北特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撤销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

　　同时，共青团渭北特委改建为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组织委员，二月，继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主要管辖武字区、心字区团区委会，机关开始设在县城南关，后移至省立第三中学。习仲勋任书记后不久，又迁回武字区。

　　习仲勋对于团中心县委书记的任职，开始不很乐意。他觉得自己在第三师范上学时，因闹学潮被捕关押，并由此失学，加之一些当事人还在三原，很不利于开展工作。但是，他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在团中心县委“主要搞学运和兵运工作，在省立第三中学和驻三原的王泰吉部发展了一批党员”。习仲勋还在党的中心县委分工联系富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有时也去富平巡视。

　　一九八六年七月，原中顾委委员、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张邦英老人曾兴奋地谈起当初和这位年轻的团中心县委书记一次会见的情形：“一九三三年初，我从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回到耀县家乡。党组织指示我将情况向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通报。我来到三原职业学校，一位姓曹的党内同志给我交代了会面地点和联络暗号。我按照他的安排来到县城东关的运动场。只见一位个头较高、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在场上踱来踱去，经过联系知道他就是习仲勋。我们便在一个秋千旁开始了交谈。我谈了耀县党团组织的情况和如何发展游击队的问题。习仲勋简单介绍了渭北的形势和当前任务。他话不多，但显得非常利索干练，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此我们便开始了六十多年战斗友谊。”习仲勋也对这次他们的秘密会面记忆犹新，时常向人谈起。

　　习仲勋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对他思想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一位叫康和熙的人。

　　康和熙，是赵伯平的化名。赵伯平，一九O二年生于陕西省蓝田县，少年时代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蓝田特别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巡视员、省委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三O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开辟游击战争，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等职务，于一九九三年五月逝世。其时，习仲勋曾以《一身正气，满腹经纶》为题撰文称赞赵伯平：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

　　质朴的语言，是他对这位革命长者六十年漫长革命岁月感情沉淀的迸发。

　　一九三三年二月，赵伯平受省委派遣接替汪锋（时化名汪烈）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管组织工作，不久任中心县委书记，化名周中开展工作。赵伯平颇为喜欢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团中心县委书记，并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听取和吸纳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习仲勋记得，赵伯平工作很有个性特点，尤其重视对党内同志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文化教育。其任职伊始就把自己深入学习和具体运用过的党中央下发的一些文件，如《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经常抽出时间向党内作传达和宣讲，逐渐形成了惯例，几乎每天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还结合渭北革命斗争的实际，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党在南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工作要领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简要法规等。

　　习仲勋对这种学习和讨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参加革命斗争七年中，他还没有这样集中时间系统学习过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每次学习和讨论，心头总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赵伯平约习仲勋一起登上了县城东关的城墙。在春寒料峭的微风中，他们畅开心扉，交谈了很久，话题一直从渭北特委时期的工作情形，谈到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下各地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党的力量情况。他们特别认真地回顾总结了开展游击战争、人民反封建等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赵伯平深有感悟地说道，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要注意克服甚至抵制“左”倾方针、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武装工作方面的一些干扰。赵伯平深刻而富有远见的话语，给习仲勋以深刻启迪，以至在经历了五十年沧桑岁月之后，他还深情地回忆道：“赵伯平对我帮助影响很大，他经常给我讲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讲中国革命的历史。那次在三原城墙上和我说话的神态，就像刚发生在眼前，令人久久难忘。”

　　三月，中共陕西省委调习仲勋回省委分配工作，派李尚勤接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习仲勋离开三原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逐步恢复健全了党和政权组织，重新组建了渭北游击队，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田分粮革命斗争。八月，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再次遭国民党重兵“围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等人遭敌逮捕。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烽火暂时熄灭了。

　　渭北革命根据地距离国民党渭北统治中心三原县城仅三十里地远，离省城西安也只有一百里之遥，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之中。红军游击队既无精良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在地理条件上又无高山大川和天然险阻以抵御反动武装进剿和袭击。加之当时党的临时中央出现了严重“左”的错误，“左”倾冒险路线和错误主张在党内得以推行，给革命事业已造成了全局性的危害，因而，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失败也就在必然之中。

　　习仲勋调离渭北时，这里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他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结局。他同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时值青春年华，对革命前途怀有美好的理想和憧憬，在实际斗争中又充满了炽烈的热情和牺牲精神，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阅历不可能使他们对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和准确判断，特别是当“左”的路线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决议形式加以推行的时候，作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个人是不容易做到公开反对或抵制的。随着事物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思想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若干年后，习仲勋写过一些文章，字里行间除充满对渭北革命根据地深情回忆外，更多的是对这段历史经验冷静的审视和理性的思考。

　　“一九三三年初，渭北苏区由于西面成立的泾阳游击队（苗家祥部）、耀县南三堡由张仲良同志领导的农民斗争发展了游击运动，而又恢复起来。这时从红二十六军也来了张秀山等几个坚强的干部，加强了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开展了积极进攻的游击战争，并直接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经过半年就壮大成为红四团。而这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杜衡来过一次，强调分土地，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当时遭到了同志们在实际行动中的反对。到了同年夏天，在敌人六面‘围剿’之下又失败了。此后渭北苏区再没有恢复起来。”

　　“渭北地区是陕甘第一个苏区，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

　　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位处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 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证明是失败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