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03章 “兵运”两年间 [第4页]

　　一九三O年的春节，陕西关中地区的老百姓是在冻寒饥馑中度过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习仲勋家庭因在不长时间内三位亲人先后病逝，虽遇具有喜庆色彩的民族传统佳节，但是全家人还是难以从对亡亲的思念中摆脫出来。数日里，小小农舍弥漫着悲怆沉重的气息。【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正月初八（公历二月六日），是习仲勋泪别故乡的日子。此前，他已得到中共武字区组织的指示，决定派他去数百互里以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

　　开展土兵运动，是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O年七月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的“中心策略”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西地区组织发动的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及麟游、淳化起义和一系列农民围城“交农”斗争，相继归于失败。国民党陕西当局和地方反动势力大肆进行反攻倒算，进一步强化在陕西的统治。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遭国民党破坏，党团省委书记等十余名主要领导干部被捕，省委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几位幸未被捕的省委委员相互联系，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加强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实现党员职业化，深入社会，联系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和工作路线。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临时省委代表团的学习和讨论作出《陕西问题的决议案》，指出： “注意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办军官学校，拉夫拉差的机会，派同志进去接近士兵群众。” “加紧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灾民都投入土匪中去，党要深人群众中去，获得群众，使之变成农村的武装”。一九三O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实现失败主义之中心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在上述主要策略下，反帝运动，反军阀战争的加紧是联系一切主要斗争的骨干……必须深入到一切乡村及敌人军队中。”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多次开会讨论，提出了贯彻意见。四月四日，临时省委《给军支函》指出：“主要的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四月七日，临时省委又在《省委通告第九号》中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地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开展兵运工作的总目的是，把所在的武装逐步改造为公开的武装，壮大红军力量。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陆续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人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武装，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成熟时，发动兵变或暴动。

　　这一天，习仲勋早早出了家门，转身回望从小居住的茅屋瓦舍，环视曾耕种过的土地和眼前的树木河流，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他想到失去父母而年纪幼小的弟妹，想到大病初愈又担负起全家生活的叔父，凄怅而又难舍之情油然而生，以致久久不忍举步。更使他心中不安和内疚的是，一直没有将自己远行法告诉叔父，他怕叔父经受不住意外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更担心叔父会阻挡他离家远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还是毅然迈出西行的脚步。盈眶的泪水，簌簌滴洒在乡间的小道上。

　　年仅十六岁的习仲勋，带着少年时代坎坷经历的沉重回忆，带着对改变中国农民悲惨命运、实现人类共同幸福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习家庄这方土地，投身于更为广阔更为艰苦的斗争之中。数十年后，他曾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

　　习仲勋离开家乡的当天，即来到了三原县武字区郭明效家中，他们将按照党组织指示，利用关系，一起打人驻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该部一位支队长王德修他们早已熟识。王德修，三原县大程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队学习，毕业后留总部政治部工作，此间担任过由中共组织办的“廿书报社”主任。一九二九年，陕西全省大旱，灾民四起，全省形成反抗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潮流，王德修将他附近的乡邻、生活困难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打击土豪劣绅。而后，又与共产党员李秉荣在三原、旬邑、彬县、乾县、礼泉一带扩充力量，逐步发展成为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时受已竖起反冯民军旗帜的毕梅轩统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人在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成立起“渭北灾民自救队”之时，曾把王德修部编人“渭北灾民自救队”序列，王德修、李秉荣分别任第一大队长和政委，但实际未参加渭北灾民自救队活动。后这支武装归属屡有变易。一九三O年六月，原国民军联军师长甄寿珊，因不满冯玉祥军队统辖，招收旧部和地方武装，正式成立了西北民军，甄被推为总司令。王德修支队又被编为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任第二支队司令。

　　习仲勋和郭明效经过三四天时间长途跋涉，来到了三百多里以外的长武县王德修支队。此时，该部正在扩充力量，他们便以与王德修同乡关系名义，与王顺利会面，并被暂时安排留在支队部待命。这时，已有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

　　习仲勋初到时，认为王德修参加过共青团组织，住过中山军事学校，又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工作过，因而在该支队开展兵运工作基础较好，对王德修抱有希望。但是他很快发现王德修胆小怕事，对革命已失去信心，态度比较消极。真正要开展兵运工作，只有在队伍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形成骨干力量，进而启发士兵觉悟，等待时机，举行起义。

　　●从见习官到特务长

　　长武县地处陕西省西北边缘，南、北、西三面与甘肃省的泾川、宁县、正宁、灵台相邻，是一个较为贫穷的山区小县。时序已进入早春季节，这里仍寒意料峭，山风卷起尘沙，天地间飘洒着昏蒙蒙的黄雾。

　　驻扎在这里的王德修支队，因为是地方杂牌武装，所以武器装备落后，物资供应短缺，生活待遇低下。枪支大多数是陕西当地造的破旧产品，只有连长背个盒子枪，排长扛的是老套筒，弹药更是极为缺乏。被服不能按时发放，甚至个别士兵没有鞋穿，赤脚操课训练的现象也常有所见，军官克扣军饷、伙食费更是司空见惯。士兵的生活十分困苦。

　　习仲勋在支队部停留月余时间，没有正式职务，只是帮助理些日常琐事。其实王德修心中有数。他看到习仲勋年龄小，机警干练，加之又是同乡故旧，便有意让习仲勋担任支队通讯排长，留在自己身边听用。这时，省委对开展兵运工作已有具体肯示。要求党员尽量设法下连任职。习仲勋比王德修小，不了几岁，又是同乡朋友，说话比较随便，就说：“我不能一天跟着别人的尻子转，通讯排长我干不了，你还是让我下连去。”于是王德修亲自写了个条子，命令习仲勋任二连见习官。其主要职责是承担全连粮油副食的采买和给养供应。该连连长唐万寿，又名唐福亭，富平县唐家河人，行伍出身，不问政治，能打仗。他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见习官还是颇为欢迎的。

　　长武县西门外有一座古庙，叫药王洞。这里除了逢年过节上香祭祀的人外，平时人员来往不多，是一处不引人注意、较为清静的地方。三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和李秉荣、李特生相约，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三人党小组会，并推定党小组由李秉荣 负责。他们根据省委指示议定，党员一律不担任连以上职务，已担任的设法下连任职，以便掌握实际权力，发动和领导士兵斗争，并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兵运工作。注意稳定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争取全支队成为党所完全控制的力量。嗣后，已任少校团副的李秉荣即辞去该职，改任三连副连长。

　　不久，党小组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在队伍中发展组织问题，并决定派在支队部任军需文书的中共党员刘书林赴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四月，刘书林到西安大湘子庙街杜斌丞公馆，见到了陕西临时省委书记杜衡等人。刘汇报了王德修支队党的工作情况，省委同意在该队建立党的组织，并让刘书林带去一些党内文件。习仲勋、李秉荣等根据省委指示和眼前士兵生活异常困苦的实际情况，确定今后兵运工作的方针是：从关心士兵生活人手，利用同乡同里关系，联络感情，也可以采取乡间结拜兄弟的方式，建立更乏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进而进行反对国目民党黑暗统治的宣传，逐步提高士兵觉悟。在进步士兵中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七月，习仲勋随二连移驻长武县以东的亭口镇。亭口镇有一个骡马店，店主人叫王子轩。此人好结交，讲义气。习仲勋为了便于联系，常以骡马店为开会接头地点。由开始生活中的交往，发展到结拜成异姓兄弟，甚至把连长唐万寿也拉了进来。唐年龄最大为大哥，亭口镇的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和王子轩、习仲勋依年龄排列顺序，长者为兄，小者为弟。他们还效仿古人做法，对天起誓：“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庞涓挂双靴。”以这种重私情、讲义气的方法结交各方朋友，以掩护党的活动。他们在发展个人关系的同时，特别重视启发这些人的阶级觉悟，使之成为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力量，有的还发展成党员。王子轩在习仲勋的影响教育下，为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曾冒着风险，以自己的骡马店作为党组织活动的联络据点，并时常管吃管住，给予生活物质上的资助。两当兵暴失败后，一批革命同志还在这里养伤和躲藏。王子轩本人也投入了革命阵营，解放后还担任县乡基层领导职务。

　　一九三〇年秋冬之交，陕西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杨虎城参加蒋军一方作战，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四月，杨虎城率部入关，赶走了冯（玉祥）军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陕西由于长期处于外省籍军阀势力的统治之下，战祸连年，匪乱不休。特别是“十八年年馑”，更使得三秦大地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因而，能有一个陕籍人士主政陕西，企苏民团，成为当时士绅阶层乃至一般民众的共同愿望。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又有拥护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经历而较孚众望。因而他的返陕，顺应了民心和时代潮流。杨虎城坚持了较为开明的政治态度，他以“大西北主义”相号召，不仅接纳贤明士绅，大胆任用青年进步人士，而且注重经济发展，以工代赈，兴修水利，颇得民心。在军事上，他大量收编各种地方武装，凡不归顺者，则坚决剿灭。这样，就很快把陕西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统归到第十七路军的统领之下，之后，又基本上统一了陕甘两省，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军事势力。

　　杨虎城在收编地方杂牌武装中，以召集讨逆军各将领开会为名，将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珊（时已被南京政府军政部编为陕西讨逆军，甄为第一路总指挥）拘押枪杀，又命孙蔚如师剿办甄部，迫使西北民军大部西逃甘肃、宁夏一带。以王德修为司令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被杨虎城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旅长苏雨生，三团团长孙策轩。王德修再任二营营长。习仲勋升任二营二连特务长，仍负责该连地下党的工作。改编后，二营营地东移，驻防彬县。

　　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为党在该部的兵运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中共陕西省委审时度势，及时地向该部派遣人员，发出指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形成有力的反蒋势力，省委拟组织起一支规模较大的联合武装，该旅被列为争取联合的三支武装之一。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等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使该部二营党的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全营已有党员三十余人，一、二、三连建立起士兵支部，成立了党的营委会。李秉荣被推选为营委书记。不久，营委书记由一连特务长李特生继任。

　　一九三一年春，第三骑兵旅参加与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作战。战前，习仲勋和其他党员分析认为，这是军阀之间的势力争夺，只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使众多的士兵遭受无谓的流血牺牲。党组织决定，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并向上司提议坚决不主张打仗。开战后，党组织又提出了“力求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的口号，在士兵中发生了较大影响。尽管这时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是秘密的，但这些决定和党员的言行，在队伍中已显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担任二连特务长的习仲勋，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方便，处处关心士兵的疾苦，体贴士兵的冷暖，把党组织的意图灵活地灌输给士兵群众，因而尤受士兵拥戴。

　　同年四月，习仲勋所在二营的去向又面临一次艰难的选择。该营的中共组织在关键时刻再一次发挥了核心作用。事情起因于骑兵第三旅旅长苏雨生对杨虎城的叛变。

　　苏雨生属宁夏地方军阀，出身土匪，原为冯玉祥军骑兵第四师师长，长期盘踞于陕北三边一带。杨虎城主政陕西后，苏雨生接受改编为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奉命进驻彬县。一九三O年初，谢子长、刘志丹曾一度进入该部，分别以旅长、副团长身份开展兵运工作。翌年春，刘志丹再次进入苏雨生部，担任该部补充团团长，因被当地豪绅指控有共产党嫌疑，而遭苏雨生拘捕，时关押于彬县。后经南汉宸、杜斌丞等多方营救，苏在叛冯逃跑前，才将刘志丹予以释放。

　　刘志丹被关押后，习仲勋与仍在苏部运输队做兵运工作、后担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秘密会见，商量在该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去向问题。王世泰提出：这支队伍中还有近二十名党员。大家对苏雨生缴我们的枪和关押刘志丹异常气愤，提出设法搞些武器，拉出去再干。习仲勋沉思后分析说：苏雨生被杨虎城收编，是被迫而为之，实际上同杨貌合神离，甚为戒备，因而对部队武器装备控制很严，夺枪不易得手，且这里地处西兰交通要道，即使有了枪，部队也很难拉出去。这样保存我们的力量，也就困难了。王世泰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习仲勋会面。他讲的话很有说服力，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虽然只有十八九岁，但显得比较成熟。

　　杨虎城得知苏雨生叛变后，即派其四十九旅杨子恒部，开至彬县境内，向苏旅发起进攻。苏雨生率部仓皇出逃，彬县城内仅留该旅第一团协同王德修营守护城防。苏雨生逃跑时，王德修也有随苏逃跑之意。习仲勋、李特生、李秉荣急召党员骨干商议对策。党内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应放弃彬县防守，随苏雨生逃跑；二是考虑到队伍地位的巩固和党组织进一步的活动，如果跑来跑去，势必削弱部队实力和党的力量，不利于兵运工作的开展，主张二营脱离苏旅，继续留在杨虎城部。习仲勋力主后一种意见。营委最后决定，通过党员向广大士兵宣传：坚决不跟苏雨生外逃，走到哪里都是给军阀卖命。并提出了“消灭第一团，投靠杨虎城”，的口号。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营长王德修赞同。二营官兵在中共组织的发动下，乘一团毫无准备之机，迅速发起猛袭，将一团全部缴械。待杨子恒进入彬县城内，二营已结束战斗。

　　此后，王德修营又被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旅长唐嗣桐，又名唐子封，黄埔军校学生，政治上反动，后被红军杀于陕西户县。二团团长曹润华，曾任过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是一个贪贪婪套残暴、作恶多端的老牌政客，曾连续三个月扣发士兵军饷，不给士兵买鞋，强迫赤脚操课。他还以整饬军纪为名，当众枪毙违纪的排长，以杀一儆百。士兵对其极为不满。改编后的二团一营营长仍为王德修。

　　队伍接受改编后，营委认为，队伍归属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党的组织和任务并未变化，应当根据当前现状，变换策略，进一步加深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达到利用矛盾、发展组织、扩大宣传的目的，造成有利于举行兵暴的局面。他们适时地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很快在队伍中出现了反对歧视受编部队，要求与基本部队物质条件一样对待的情绪，甚至要求官兵经济平等。习仲勋回忆说：“这时我们的工作也是有错误的，坚持士兵路线，对官长就一概反对。如对已任机枪连连长的中共党员李秉荣，士兵也提出要算伙食账，要求经济公开。”但是，由此事不难看出，当时党在该营中的组织和活动还是注意策略、严守秘密的。

　　●兵暴中的营委书记

　　一九三一年五月，隶属陕西警备第三旅的王德修营，奉命向西南方向二百余里的凤翔县转移，并在新驻地进行集中整训。一营到达凤翔县后驻防北仓。我驻地离旅、团部较远，附近又无友邻相扰，十分便利工作。“全营党的工作有了加强，四个连党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几名党员，日常斗争发动得很广泛，如反对官长打骂、体罚士兵，要求改善士兵生活等，都取得了胜利。士兵情绪很高涨。”此时，不满十八岁的习仲勋继李特生任中共营委书记，挑起了领导全营党的工作的重担。

　　初冬，习仲勋意外遇到一次政治风险，他的身份引起旅长唐嗣桐的怀疑和密查。事情的起因经过是：习仲勋的家乡有一个叫刘玉琪的民团头子，与唐嗣桐关系甚密，时任旅部的高级参谋。一天他突然来到一营二连，只是见了见习仲勋便转身离去。不久，习仲勋和省委派来凤翔巡视工作、暂住王德修营任书记官的李艮被传到旅部谈话。唐嗣桐不露声色，故弄玄虚地讲起了侦探学和着装法。其实，讲侦探学是暗示习仲勋要态度诚实，不说假话；讲着装法是文明搜查，边讲边把习仲勋的衣服拉来扯去。最后，煞有介事地问道：“为什么要出来在军队里干事？”

　　“农村环境不好，容易染上坏习气，到正规军队干事，过有纪律的生活，使自己有所进取。”习仲勋从容回答。

　　唐听后说：“您的情形我知道。”便让他们离开。

　　当晚，唐嗣桐下达密令，要求全旅严防“反动”分子在该部活动。后来才知道，是刘玉琪向唐嗣桐密告了习仲勋曾因闹学潮被当局关押之事。唐所说的“你的情形我知道”，即由此而来。

　　一九三一年冬，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一线，杨虎城命陕西警备第一师马青苑部攻于」川军，誊三旅二四也奉命向南行军二百余里，到达处于陕甘边界的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甘肃省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 三连驻甘肃省两当县。

　　习仲勋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这支武装由西北民牟改编为警备骑兵旅，又编入陕西警备第三旅，三次易帜；防地由长武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凤县，辗转千余里。但是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坚持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苦细致、扎实有效的工作，使该营的兵运出现了高涨局势，举行兵暴拉出队伍、走向光明的条件日趋成熟。

　　全营的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加强和发展，并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枢作用。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活动经常，形成有力的核心。班排长职务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一连吕剑人、张子敬任排长，李特生任特务长，吴彦俊、魏明山、萧颂才、张民修等中共党员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二连高祥生、吴进才任排长，习仲勋任特务长；三连许天洁、左文辉任排长，王清栋任特务长。营部刘书林任军需文书，郭立三任营部副官。李秉荣、张克勤分别任二团团部军械官和上士。该营进驻凤县后，又以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机枪连。怎样及时掌握和控制这个成分复杂的连队，营委书记习仲勋颇费心思。刘书林回忆说：“习仲勋告诉我，母亲说了，我们一定要在机枪连发展党员，开始可以先同他们交朋友，工作逐步深入。于是，习仲勋和我对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一个特务长有意接近，表示亲热。后来为联络感情，方便工作，习仲勋、我和风县文官模范小学的教员刘希贤与他们结拜兄弟，并拍了‘金兰照，。这张照片，刘希贤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两年间，还有一批中共党员，如田光烈、李艮、陈策、郭凤鸣、刘铭世、郭明效等分别在该营开展过工作，又因不同原因先后离开。这些为举行兵暴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适时活跃的宣传鼓动工作，唤起了广大士兵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营委和连支部要求党员以个别谈话形式，对士兵群众进行深入宣传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加深对党的了解，向士兵讲述劳苦大众为什么穷，共产党就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地主老财为什么富，国民党及其军队就是保护富人的利益，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党组织还针对该部士兵多数是在关中大早年馑时入伍吃粮的农民，到部队后生活又极为困苦的实际，让士兵明白官长是如何喝兵血、扣军饷、吃空名字，实行压迫剥削，鼓动士兵对长官开展日常斗争，要求算伙食账，改善士兵生活。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习仲勋等及时在士兵中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主义，大大激发了士兵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还特意传播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加深士兵对红军的了解。有时也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营造声势。宣传教育的实践，也考验提高了党员素质，密切了党员与士兵的关系。习仲勋特别善于和士兵交朋友，常常为伤员求医间药、送病号饭，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李秉荣也重视与士兵的感情联络，他由机枪连连长调任时，多数人恋恋不舍，有的还流下泪来。这些为日后举行士兵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组织还特别注意该营官兵与驻地群众的关系，坚决杜绝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劫老百姓东西。有时还帮助农民收种庄稼，维持地方治安。这支队伍几次移防，因驻地回民较多，他们就特别注意尊重民族习惯，对清真寺从不侵犯。使党的兵运工作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群众的支持。【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等人在一营的兵运工作，自始至终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省委不仅有计划地派出党员打进该部，而且经常派巡视员来一营传递文件，了解情况，视察指导工作。第五伯昌、陈云樵、朱立凯、周凯等曾受党组织派遣，作为巡视员先后到一营巡视工作。

　　省委特别重视和关心兵运工作的发展，酝酿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暴动。队伍驻扎彬县时，省委委员焦仲鸣（焦维炽）曾到彬县与一营地下党组织讨论举行起义问题，后分析外界条件．不具备，特别是无可靠力量配合，只好作罢。警备第三旅进驻凤翔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又来到一营，秘密召开了三天营委会议。李杰夫提出一营立即举行兵暴，拉出队伍，奔赴苏区。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兵暴后，兵力更为孤单，无外部配合接应，极有被消灭的可能。因而没有采纳和执行李杰夫的意见。

　　一营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该部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自己的亲信。该营四个连长，被换了三个。一连连长张远信，被曹润华挤走，调来国民党宝鸡县党务指导员韩生信当连长；三连连长也同时易人。机枪连连长李秉荣，被调入团部任军械官。一九三二年春节刚过，曹润华又作出一、二营互换防地的决定，即将一营再向西南山区移动一百余里，进驻甘肃省徽县、成县一带。但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换防却成为一营兵暴的引定点。

　　已是阳春三月，但陕西西部山区，冰雪未化，寒气逼人。冷风中一营士兵的衣衫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鞋袜还没有穿上。当他们听说队伍要拉出陕境，开往徽县、成县，并得知那里更是山大沟深，气候严寒时，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迅速在全营蔓延开来。此时，党组织能否掌握队伍，避免分散，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习仲勋急在凤县西门外召开营委会，商议对策。他认为，党组织基本可以控制队伍，士兵政治觉悟提高，向往光明。特别是换防的消息传出，全营出现了强烈的对抗情绪，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他进而分析，一营驻防地远离团部，周围驻军又少。虽然驻甘肃省徽县、成县的本团二营受团长节制较紧，但二营营长杜子材曾在中共党员许权中部任职，在军中时间长，能打仗，有一定的进步性。因而，利用换防举行兵暴，拉出队伍，是极好时机。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就举行兵暴问题向中共陕西省委报

　　中共陕西省委同意了一营委意见，并决定立即发动兵暴，兵暴后将队伍带到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扩大红军力量。为加强领导，省委决定派遣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随张克勤一起赶赴凤县，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直接指挥此次兵暴。刘林圃，陕西省耀县人，一九O九年生，一九二九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军事，其文化程度较高，才华出众，多谋善战。省委选派刘林圃指指挥一营兵暴，显然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不幸的是在当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刘林圃被国民党当局在西安习武园枪杀，其时年仅二十六日，刘林圃被国民党当局在西安习武园枪杀，其时年仅二十三岁。他就义时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大义凛然，面无惧食色。一生少有遗墨的刘志丹，为这位烈士题写了“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的挽联。

　　四月初，曹润华下达了一、二营换防的命令。

　　习仲勋和李特生等人以期待的心情迎接刘林圃的到来。刘林圃到达凤县二连驻地双石铺，即与习仲勋等人见面，并向营委的同志郑重宣布了省委关于立即举行兵暴的决定。习仲勋等表示坚决执行省委指示，迅速做好兵暴准备。考虑到刘林圃的安全和保守秘密的需要，刘隐蔽在双石铺北面孤山上的一个古庙内，由他对行动方案和日后的行军路线作出具体部署。同时约定，在队伍移防经过此地时，通知他在双石铺街旁等候，乘机插入队列，以便直接指挥队伍行动。

　　兵暴发动的当天早晨，王德修带一营营部和一连、机枪连从凤县出发，途经双石铺，二连即跟随营主力出发。天黑不久抵达两当县城，与三连会合后宿营。营部驻妻政府西侧一个地主宅院，三连驻县政府内和西街，一连驻北街南端警戒东门，机枪连驻北街，警戒北门，二连驻南街。

　　晚九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北街一个骡马店内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吸收担任排长职务的党员参加。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省委关于举行兵暴的决定。他在讲了全国和陕西的革命形势抬，特别提出，举行兵暴的时机和地，点是在两当进行，还是到达徽县、成县后进行，和大家商议。习仲勋等认为，还是在两当举行有利，避免夜长梦多，发生变故。营委遂决定兵暴在当夜十二时举行。具体分工是：一、二、三连连长，兵暴时由各连就地予以捕杀；非中共党员的排长，收缴武器后，带随队伍行动，待后处理。机枪连没有党员，由一连负责收缴其枪械；营部和县政府由三连负责解除。武装。行动结束后，在北门外集结，统一撤离。会议决定刘林圃担任军事指挥，营委书记习仲勋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

　　十二时许，兵暴一声令下，三个连同时行动，迅速将原任连长分别击毙，并按命令收缴了一些排长的枪支；三连排长许天洁在击毙该连连长张遇时时，将同屋内一位营部副官一并处死。

　　午夜枪声，迅速在两当县城引起震动。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即带警卫班翻墙而出，又反身朝凤县方向逃去，待起义士兵赶到时，已人去房空。吕剑人带一连士兵包围了机枪连，因该连已有防备，并在房门口和房顶上架起机枪，一连士兵连续进攻未果。已到鸡叫时分，集合号响起，各连按规定到县北门外集合。当日，该营三个整连和机枪连部分兵力约三百多人被带了出来，兵暴初步成功。为了避免意外变故，营委决定兵暴队伍趁天未亮时撤离两当，因而只简单作了动员，队伍就顺着一条小河向北疾速进发。

　　●北进失利

　　在习仲勋等一批共产党人置身于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发动兵暴之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已进入了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崭新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共中央作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向非苏区的陕西等八个省提出“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区域，集中力量发动那里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的任务。十一月二十五日，又致信陕西省委，指示加强发动农民斗争，建立红军，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轨道上。十二月五日到七日，省委常委讨论了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按照省委决议，党组织在渭北、陕北、陕甘边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苏区，创建革命武装。特别是刘志丹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的农民武装，到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发展到三百余人，组成南梁游击队。同时，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建立的晋西游击队，在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下，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也发展到三百余人，改称陕北游击支队。一九三一年十月，这两支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林锦庙会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以中国工农红军冠名的红军游击队，此时正艰苦征战于渭北地区。谚厢当兵暴发动之时，刘志丹已得到省委指令，带陕甘游击队一部进抵陕西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兵暴队伍。

　　习仲勋、刘林圃等率两当兵暴队伍，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两当县以北的太阳寺，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和作战，已十分疲惫，即传令就地休息，埋灶做饭。

　　饭后，习仲勋召集营委开会，讨论部队改编、干部配备和行军方向问题。会议决定，将暴动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进才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支队政治委员，习仲勋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下编三个连：一连连长吕剑人，二连连长高祥生，三：连连长许天洁、副连长左文辉。会上还补充任命了几位排长。由于许天洁参加过渭华起义，懂军事，会打仗，不日即接替吴进才任支队长一职。

　　尽管一开始就确定兵暴成功后即将队伍开到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但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下，仍不免出现思想和认识上的分歧。若干年后，习仲勋曾谈到当时的复杂情况：“兵暴后，在队伍往哪里去的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一是主张解决驻在甘肃省徽县的二团团部后再去打游击；二是认为这是冒险计划，主张到陕西省麟游一带打游击。后来又有同志思想动摇，提出依存于军阀刘文伯休息整顿。但多数同志却认为，我们既然脱离杨虎城，再去投刘文伯，那又何必兵变呢？主张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最后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开到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农民运动。”

　　按照预定计划，这支脱离国民党军阀统辖的武装，在两当县北的太阳寺举行了改编大会，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正式成立和干部任命。刘林圃站在一个石磨盘上高声发表讲话，他说，两当兵暴后，我们已成为革命的军队。我们要开往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编为红军。大家要遵守红军纪律，不准抢劫，不准侮辱妇女，打仗要勇敢，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消灭沿途阻击我们的敌人。他的讲话，得到了支队官兵的一致响应。

　　暴动成功了，但这支队伍日后的行军和作战是异常艰苦的。数日内行走于终南山、北山的荒野梢林之中，常常阴云蔽日，气候异常，有时连方向也难以分辨。支队政治委员刘林圃，只是用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简易地图，指挥着三百多人的行动，对沿途的敌情更是一无所知，这些也为最后部队的失利埋下了阴影。

　　据以后当事人实地考察，新成立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渡过渭河，再经通洞峪、赤沙、香泉、草碧、高崖、蔡家河、麟游北部页岭、崔木附近，后到岳御寺。一路行程数百里，作战十余次。到达渭河边时，河水浪湍流急，冰寒透骨，官兵手拉手，互相搀扶，涉水过河。过河后前进十余里，在赤沙、香泉遭土寨内匪团袭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为避免损失，主动撤出战斗。又绕道前行三十余里，在一个卜四周被密密的树林包裹叫通洞峪的山村宿营。。次日晨，发现中敌埋伏，接火后战斗异常激烈。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官兵顽强抵抗，冲出重围。几天后，过了千阳、陇县之间的高崖镇，再向东北方向前进国民党驻甘肃灵台县正规军一个连，突然在蔡家河东梁卡住山道，截断第五支队北去通路。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决定发起攻击，歼灭蔡家河东梁之敌，夺道北进。由于敌占领制高点，又有土围子，数次进攻受挫，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习仲勋当即在沟底蔡家河堡子召集队委开会决定：一、停止攻击蔡家河东梁，绕道麟游北部的页岭东进。二、由习仲勋、左文辉先去长武县亭口镇找关系，准备渡泾河的船只。三、由刘林圃、吕剑人拉社会关系同刘文伯谈判，佯装接受改编，争取时间做好渡河准备。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领，经页岭、崔木，抵达岳御寺待命。

　　会后，习仲勋、左文辉没有停留，即迅速向长武亭口进发。左文辉曾回忆说：我们换上了学生装，沿着西兰公路朝泾阳、三原方向走去。到了陕西省礼泉县境内时，遇到了国民党人员的盘查，间我们是否参加了两当兵暴。习仲勋冷静回答说，我们是小学教员，回家中去，即化险为夷。

　　根据队委会议决定，第五支队随即撤离战场，连夜向岳御寺前进。因为白天作战，晚上又行走百余里，待到目的地时已是次日清晨。支队官兵疲惫不堪，各连自行休息，安排吃饭。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支队的宿营地正是大土匪王结子的老巢。王结子本人就住在岳御寺附近卧牛山北边的底角沟，各村都安有坐探。十时左右，许天洁发现支队已被二三百步骑兵包围，即紧急指挥各连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土岭阵地。接火后，敌凭借兵力武器优势，步步逼近，激战数小时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最后，除少数人跑出外，其余均被缴械。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等几经辗转，返回西安，旋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刘林圃英勇就义。至此，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北进苏区，未能到达目的地而归于失败。

　　习仲勋、左文辉赶到六十多里以外的亭口镇，利用当初在这里结拜兄弟建立的关系，“弄清了当地敌情，选定了渡泾河的地点，并准备在部队到达后，再打一批土豪，补充一批物资，以解决部队的困难，保证把部队拉到淳化、旬邑一带后，立即与刘、谢部靠近”。三天后，习仲勋、左文辉便得知队伍北进失利的消息。习仲勋心情非常沉重，深为历经数年，呕心沥血，艰苦工作，而最终没有把这支队伍带到苏区而抱憾不已。以后的数十年间，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暴的经验和教训：“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

　　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