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31章 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第34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基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半年来谋划广东新发展的实践，深深感到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认为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此，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要权”进而“先走一步”的要求。中央这时正在考虑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广东的这一建议和要求与中央不谋而合。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实行同内地不同的政策，在全国最先迈开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对我国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中共广东省委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派出八个调查组深人调查之后，开始了农村体制改革，同时也形成了新的认识：在改革开放中要先走一步，必须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

　　实际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开始，中央就考虑如何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以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一九七八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个考察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个是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和澳门的工厂、农场、港口、建筑工地、农产品市场及一些商店实地考察，探求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合作发展的可能性。考察组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建议广东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派出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等。考察组介绍的情况和建议，与广东省领导的想法产生了共鸣。

　　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人由此进一步打开思路，向考察组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大胆建议。之后，广东省开始积极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资料并加以研究，重点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准备借鉴他们的做法，放手大干。【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借鉴港澳经验，把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听取考察组汇报后，肯定了这一建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迅速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由此开始创办经济特区的历程。为了开拓各级领导干部的视野，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省委常委王全国参加由谷牧率领的国务院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并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干部大会，向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传达，使大家受到强烈震撼，思想豁然开朗。“有些同志说，只要改革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利用广东沿海的有利条件，广东的现代化建设一定可以高速度前进。”

　　六月二十日晚，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建设问题。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落实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的指示合中央政治局听取赴日本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汇报时的指示，一致认为，党中央对广东十分关心，给予了很大支持，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抓紧落实，切实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决定组织一个班子，在省委和地委统一领导下，研究制定这两个县建设的规划。会议责成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提出加强这两县建设的方案。

　　李建安雷厉风行，第二天下午就与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一起召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如何抓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问题。六月二十三日，两人联名向省委写出《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提出了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建立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进出口物资、工业交通建设、来料加工、引进生产线、搞好城镇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等问题的意见，初步勾画出两县发展的雏形。习仲勋和省委基本同意他们的意见。

　　七月上旬，习仲勋再一次到宝安视察，进一步感受到加快建设宝安的迫切性。回广州后，他即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做进一步调查研究。工作组很快送上调研报告，提出要在三至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兴的边防城市。省委和省革委会听取汇报后，遂在领导层形成共识，之后又对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复论证。十月，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提出建设目标和政策措施。这时，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也同意国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宝安蛇口投资建立加工工业区的提议，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正式提出在宝安蛇口建立工业区，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利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促进宝安城市工业建设和广东省的建设。

　　这样，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根据本省特点，并借鉴亚洲“四小龙”经验，开始着手筹建大规模的出口基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革委会负责人多次到深圳、珠海察看地形、地貌，同有关人员研究出口商品基地和市政规划的问题。同时，习仲勋在与省委领导认真研究后，分别与张勋甫、吴健民谈话，决定由他们分别负责筹备组建宝安、珠海县改省辖市的领导班子。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张勋甫任深圳市委书记，吴健民任珠海市委书记。三月五日，国务院同意两县改县为省辖市。此前，国务院还批复同意《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及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并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

　　这时，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随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给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以很大鼓舞，更坚定了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习仲勋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

　　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同时又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广东的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优势，使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当时广东省委的同志分头到各地去调查研究，深感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稳定，高兴，充满希望”——这就是当时形势的概括。从调查研究中，我们又深感广东的经济有它的长处和优势，又有它的短处和弱点。我们的农业不论从农、林、牧、副、渔五业来说，还是从农业内部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来说，都是门类众多，潜力很大。但是，我们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国更突出，平均每人只有八分多耕地，六分多粮田，而且自然灾害也多，所以粮食问题很尖锐，牵制了农业各业的发展。我们的加工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潜力也很大，但我们缺乏自己的基础工业，能源、交通问题十分突出。我们的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定的基础，加上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但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把我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我们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无力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困难很多。因此，广东的经济究竟应当怎样搞？应‘-3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才能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我们调整经济应当往哪里使劲？所有这些，都必须很好加以解决。我和杨尚昆同志以及省委其他同志经过认真讨论，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四月一日、二日，中共广东省委连续两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材料。习仲勋参加，杨尚昆主持，讨论由杨应彬组织起草的《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和王全国组织起草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专题报 告》。两个材料根据广东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建议：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给地方多一些权限；二是外汇收入扩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资，搞综合补偿等形式，解决广东电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环节；四是划定贸易合作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将宝安、珠海和汕头市磐石、达濠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五是解决资金、材料、劳动力等的供应渠道；六是建立广东驻港澳专办业务的机构；七是尽快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八是建议地方外汇进口物资权限下放到省。

　　中共广东省委一致的意见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大家在讨论中建议，要向中央“讲清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广东市场长期紧张，不给我们一定的权力和外汇，这个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要讲清我们的要求和大的措施，争取中央同意我们先走一步；否则，能解决几个具体问题也好”。

　　在讨论中，大家对出口工业区提出了几个名称，难以确定。叫“出口加工区”，与台湾的出口工业区叫法一样，不合适；叫“自由贸易区”，怕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也不行；叫“贸易出口区”，又与实际不相符。经过大家反复推敲，最后暂定为“贸易合作区”。习仲勋认为，这个名称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做口头汇报。

　　这次常委会形成的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敢想敢干的产物；也是习仲勋带领“一班人”解放思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会议作出的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为广东乃至全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时，叶剑英正在广州视察工作。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去看望叶帅，向他汇报了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和省委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四月三日，习仲勋和王全国带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五千六百万人民的殷切希望，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担任中南组召集人。

　　四月五日，会议开幕，首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发展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调整，整顿，改革，稳步前进”的方针，强调“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

　　四月七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讨论。王全国代表中共广东省委首先发言，谈到了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说：“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四月八日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报告。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他说，中央提出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学外国，只是借鉴人家的经验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前段有一阵风，好像外国什么都好，他们什么都愿意帮我们的忙。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还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基础出发，不能买一个个现代化，也不能照搬一个现代化。”他认为，“这次调整比六十年代初那一次调整困难要大，主要就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内伤、外伤太严重了，人民生活方面欠账太多了，问题成堆。但只要方针正确，措施得力，办法切合实际，困难一定可以克服，我们一定可以边调整边前进。”“农业内部的失调，主要是没有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搞不好。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因地制宜，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因地制宜。如何按照各地的不同条件，发挥其长处，克服其短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大学问。这就有分工，有协作，使地区、省和合同的因地制宜能够衔接起来。像广东可以多搞糖、黄麻、蚕丝，海南岛可以多搞橡胶，为国家多做贡献。”当然，“农业的布局要一下子调整好有困难，但一定要逐步调整，才能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计划问题上揭露矛盾不够”，“计划上有缺口也不是不知道，但没有引起重视，或者不敢正视现实。不是留有余地，而是留有缺口，盲目干。还是怕讲缺点，不实事求是。并且还搞了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东西，比如参观多，会议多，省里经常要有一两个书记、常委来应付开会的事情”。

　　习仲勋还特别提出权利过于集中的问题。认为李先念的讲话，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利过于集中”的说法后退了，只是“一般地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且强调要集中统一”。他说：“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统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

　　接着，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经济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习仲勋讲出“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真是石破天惊，反映了广东要求中央扩大地方自主权急迫而强烈的愿望。

　　习仲勋的发言内容实在，分量重，受到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的高度重视。

　　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汇报各组讨论情况，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参加。习仲勋首先汇报了广东的情况，谈到体制机构、环境污染、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旅游事业等问题，并汇报了“去年已与香港接洽一百五十一项，签约一亿五千万美元，今年一季度四千多万美元”的情况。他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说，我们省委讨论过，希望中央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又一次讲道：“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他的提议。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邓小平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一千至二千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

　　华国锋就习仲勋提出的希望中央“给点权”问题时说：“仲勋同志讲，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早就搞上去了。统死了，影响速度，经过两年认识，更深刻了”，“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如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他对谷牧说：“小平同志提的问题，会后谷牧同志去广东、福建，还有上海，研究一下如何发展。有关税收、民航、交通、通讯、利润、法律问题，外汇能不能拿走，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展。还有劳务法”等，“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贸易区”，“加工区通过香港商业网销售，产品不受配额限制”。

　　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习仲勋在怀仁堂向邓小平做了专题汇报，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对此事印象十分深刻。一九九九年，当大型电视理论宣传片《春风绿南粤——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时，他激动地说：

　　一九七九年我们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时，就包括了办特区的内容，这也是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当时说过，如果广东是个“独立国”，可能几年就上去了。……我当时说“独立国”，是借用的话，我的意思是，广东有许多有利条件，就是缺少政策和体制的支持。小平同志很同意我的思路。当时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回答得很明确，很中肯，他说我们赚的钱是不会落在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的，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小平同志说，“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在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办特区这样一个大政策出台的思路方面，小平同志与广东的干部群众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一方面，广东有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大的思路也在这个方面想，并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和福建省的提议，并作出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中央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具体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文件。

　　这一决定，极大地鼓舞了与会的习仲勋和王全国。习仲勋要随从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

　　会议一结束，习仲勋赶回广东，立即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在传达中，他“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他要求说：“谷牧来，我们要做好汇报。到底怎么搞，要好好准备，把大的盘子定下来。这也是从全局出发，二十多个省、市也总要有先有后的上。我们挑的担子很重，但很光荣。要好好搞。”

　　五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先走一步的要求。他强调：“这个问题对我们广东来说，是关系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们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发挥广东的优势，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很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和支持我们，这就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谦虚谨慎，大胆探索，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就一定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团结战斗，就总会有办法。”

　　五月十一日，谷牧率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州。五月十四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等按照事先准备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中央工作组做了详细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要给广东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也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五月二十日，谷牧和中央工作组的成员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人进一步就起草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交换了意见。六月六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包括以下内容：一、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初步规划设想；三、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四、试办出口特区；五、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报告中，还希望中央帮助广东解决化肥、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六月九日，中共福建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报告。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外汇收人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文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中央批准的广东省委报告还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报告也明确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正确理解和发展的结果，受到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一个支点，撬动了中国旧体制的巨石。

　　对于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叶剑英深表赞成和支持。他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于六月在接见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时高兴地说：“同志们反映，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是可以信赖的，地委书记也是可以信赖的，关键在于领导。”他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地方的同志要求经济体制要改变一下，下放一些权力。究竟下放多少，改变多大，没有把握。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习仲勋向叶剑英表示，一定要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给广东的任务。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迅即决定成立由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中发[1979]50号文件的落实；建立广东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具体协调。“从汶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了光荣而又艰难的历程”①。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标本兼治解决“偷渡外逃”

　　正在广东省实施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时候，另一个历史难题——“偷渡外逃”又一次突出起来。在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过程中，习仲勋和广东省委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加快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问题。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个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特殊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前，边防管理松懈，实际上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自由出人。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设立边防线，加强管理。建国初的七年间，香港居民经常到广东寻找工作。后来，由于我们实行一系列“左”的政策，加上三年困难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广东连续发生偷渡外逃到香港和澳门的事件。其中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十一万七千九百多人次，逃出三万九千七百多人；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习仲勋到广东履职后，就遇到了这个棘手的老大难问题。

　　对这次新的偷渡外逃风，中共广东省委十分重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韦国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广州视察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当前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靠近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指示要认真清理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这番话，是邓小平对当时中国社会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是有远见卓识的。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又严重起来。七月初，习仲勋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指出，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了尽快遏制偷渡外逃风潮，根据习仲勋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于九月发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电报通知。十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谈会在汕头市召开，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对反偷渡外逃斗争的领导，积极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要求严格边防管理，加强堵截工作。由于人心浮动，有人闻风铤而走险，偷渡外逃反而愈演愈烈。为此，十一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再次召开有关地、县委负责人紧急会议，并在边防地区组织了一次有近万名干部、民兵和驻军配合的反偷渡外逃统一行动，到十二月偷渡外逃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后，粤港澳人员交流频繁，边防地区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顺口溜。事实也是如此，一九七八年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人均年收入却高达一万三千元港币，相差达四十多倍。再加上受海内外“边境开放”、“广东要放一百万人去港”等谣言的影响，偷渡外逃在春节之后又一次出现高潮。

　　当时对抓住的外逃人员采取收容的办法。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工作也带来极大困难。是年一月至六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已超过十万人（包括港英当局一月至六月初遣送回的三万三千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各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卫生条件极差，又值夏天，使人难以忍受，有的收容站还发生了没饭吃、饮水难、伤病者得不到及时医治的现象。这时，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求深圳视察，看到收容站的这种情况，当即给宝安县提出意见，回到广州后又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存在的问题。

　　习仲勋很重视，立即与有关人员研究偷渡外逃和收容站的问题。他愧疚地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对于他的意见，当时很多人不接受。习仲勋反复说明和引导，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据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勋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的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兼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

　　习仲勋按照这样的原则和思路来处理偷渡外逃问题，也经过了一些曲折。按照他的指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经过黄静波反复做工作，来自惠阳、东莞、宝安八十多个乡镇的七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现边境前沿，强冲边防。由于深圳市委事前作了准备，动员大批人员和边防部队一起全力进行劝阻和教育，事态才得以平息。这次偷渡外逃风潮，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港英当局动用军警堵截偷渡外逃者，并向我方施加舆论压力。

　　习仲勋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做了认真反思，认为在没有做好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仓促地做出统统放人的决定是不太妥当的。为此，他在省委常委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六月十日，在省委召开的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习仲勋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制止偷渡外逃，创造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这股风一定要刹住。”有关地市县遵照习仲勋的指示，进一步加强了这项工作。

　　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同年六月十日至十三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紧急研究制止偷渡外逃的措施。十三日下午，李先念、余秋里和王震等国家领导人在国务院南会议室，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的汇报。李先念强调，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宣传教育；二是政策上要给点压力，不能一出去就有优待；三是根本一条发展生产。要把这个工作摆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书记要下去做工作。当前解放军要上去，把口堵住。李先念强调指出，到七月五日，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广东要基本刹住偷渡外逃风。六月十四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习仲勋对中央的这一指示极为重视，同时也感到压力很大。六月十七八日，他连续两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指示，部署反外逃工作，决心当做一场大的战役来打，六月底刹住偷渡风。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十人领导小组，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会后，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吴南生到汕头，坐镇指挥反偷渡外逃工作。

　　六月二十一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南方日报》刊发《布告》全文，配发了题为《坚决执行布告，制止偷渡外逃》的社论，号召全省人民、特别是边防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要坚决拥护和模范地执行《布告》，立即行动起来，同偷渡外逃活动作斗争。

　　习仲勋和寇庆延赶到惠州，出席惠阳地委召开的反偷渡外逃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会上指出，坚决制止偷渡外逃，是当前全省的一件大事，特别是靠近港澳的地区和市县，更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来抓。他说，从前一段来看，偷渡外逃已到了堵不胜堵的严重地步。这股外逃风已造成严重后果，它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和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大量外逃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失去信心。他强调，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只要生产上去了，收人增加了，就可以大大减少外逃。他还列举了深圳福田公社和沙头角镇近一年来发展经济取得的成功经验加以说明。治标，就是要在边防大力搞好堵截和收容工作，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大力开展宣传攻势，大造舆论，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制止下来，刹住歪风。他要求，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工把口，把堵截工作做好。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习仲勋等人又赶往深圳检查工作。接着又到珠海市参加珠江三角洲反偷渡工作会议。在会议讨论中，习仲勋强调说，反偷渡工作要依靠群众，这是根本的。因为多数人民群众是不赞成铤而走险去闯边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数，反偷渡的是多数。他再次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和正确执行对待外逃者的政策。他说，要准确地严惩组织偷渡的团伙和首恶。收容站要加强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多的县，要派人到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和虐待外逃者。偷渡问题，目前已成为破坏安定团结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坚决做好工作，相信这种现象是能够制止的。

　　习仲勋最担心的是深圳一带的偷渡外逃。在珠海部署完工作后便立即再回到深圳。此时，深圳市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有二百多个外逃严重公社的党委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学习班。习仲勋在这里与二十多个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习仲勋问他们，我给你们粮食，能不能把人留住？他们说不行，留不住。这对习仲勋震动很大，使他再次深刻体会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

　　七月七日晚，习仲勋就关于制止广东群众偷渡外逃问题，用电报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慕华并中央做了简要报告。报告中说：这次反偷渡外逃，省委确定采取治标治本并举的方针，从总的趋势来看，去年底以来发生的这股偷渡外逃风，已经得到遏制，港英当局对此也表示满意。但是，要根本制止住偷渡外逃，任务仍很艰巨。他还提出要改进收容工作，不能把外逃人员当做犯人对待。

　　中共中央二十一日复电中共广东省委，对中共广东省委和习仲勋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及时总结经验，继续做好防范和堵截工作，防止出现反复。

　　七月三十一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印发习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的讲话要点的通知》。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问题，还要继续治本，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要把偷渡外逃严重地区的生产建设搞好，把党风和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好，把思想教育工作抓好。八月二十七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的指示》，再次要求各级党委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贯彻治本治标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切实改进收容遣送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存在的困难。

　　十二月七日，习仲勋访问澳大利亚后顺访香港，同港英署理总督姬达就内地居民非法来港等问题进行会谈。习仲勋重申了中方的一贯政策，说明外逃问题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今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因此要更加积极发展双方的经济合作。姬达提出双方今后最好能就此经常交换意见，相互配合。

　　十二月十八日晚，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再次研究反偷渡外逃问题。会议决定继续加强反偷渡外逃的斗争，调整和加强了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要大造舆论，尽快颁布《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改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习仲勋当选省长，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等当选副省长。一九八〇年一月八日，广东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反偷渡外逃斗争从此有了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依据。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偷渡外逃的势头得到遏制。

　　在反偷渡外逃的斗争中，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深切地感到要最终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根本是要靠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随之，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推动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特区建设。

　　一九七九年八月，省委决定由刘田夫主持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之后即开始工作，研究制定贯彻中发[1979]50号文件的具体措施，制定经济体制改革、各项经济政策、扩大出口贸易和旅游事业的规划，拟订对外经济活动的方案、法律和条例等；吴南生主要负责对外经济活动，侧重抓章程条例的制订、经济体制改革和旅游工作。

　　九月二十一日，习仲勋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就贯彻中发『1979]50号文件问题发表讲话。他在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由来后说，这一政策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更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他指出，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是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办法搞经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所以我们一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很快就表态同意。这件事情的实质，就是中国如何搞好体制改革，以适应四化的需要。如果我们广东不提，中央也会提出来。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他满怀信心地说：

　　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我们是干革命的，现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拼命精神。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振作起来，工作要抓紧抓细。一方面，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扎扎实实的作风，要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多商量，多动脑筋，不要毛毛草草。当我们开步走的时候，困难会很多，阻力会很大，甚至还可能挨一点骂，要有这个精神准备。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迅速行动起来，要抢时间，时间就是速度。……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努力工作，50号文件一定能贯彻执行好，我们一定会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中，走出一条路子来。

　　就在这个时候，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乘专机由广西桂林抵达广州。当天，习仲勋就向谷牧汇报贯彻执行中发【11979】50号文件的情况，提出了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体。九月二十二日，谷牧在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仲勋同志提到的，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问题。我看不能有第二个方针，只能下决心大搞快搞”。“中央就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非得快马加鞭不可，要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除了要把本身的经济很快搞上去之外，还负有创造经验、闯路子的任务。”关于特区怎么搞法的问题，谷牧指出，一个是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北京派专家来帮助；第二是要有实际行动，搞几个样板，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地充实，要拿样板来说话。谷牧还要求广东的三人小组要形成拳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请示的问题，三五天就要得到解决。他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吴南生说：“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随后，省委即决定由吴南生负责广东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二十五日，刘田夫主持召开广东省经济工作小组第一次办公会议，讨论深圳市和珠海市的经济建设问题。会议决定：（一）为适应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需要，原则上同意深圳市、珠海市的政治经济工作，由省里直接抓，经济计划单列；（二）适当下放对外经济活动的若干权限，两市有权审批一百万美元的来料加工装配项目；（三）省有关部门应结合业务情况，迅速就设立特区的有关事项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由省里统一制定管理细则和办法，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习仲勋和杨尚昆等人赴京参加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之后，习仲勋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十月三日，习仲勋向中央汇报广东工作，中央领导一致支持广东放手搞。会议期间，习仲勋和杨尚昆还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做了重要的指示。习仲勋在向广东干部传达这两个会议精神时，把邓小平的原话做了重点传达。习仲勋说，小平同志“要我们放手搞，不要小手小脚，只要不丧权辱国，能够把经济快点搞上去，就放手搞。他还说深圳、珠海划两块地方，就叫特区好。”邓小平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

　　邓小平的指示，给广东增添了新的巨大力量。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又通过调查研究，对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规划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召开了深圳、珠海和汕头特区工作座谈会，研究细化特区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工作的具体做法。在此基础上，形成广东省《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十二月十七日，谷牧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两省负责特区工作的领导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吴南生代表广东省做汇报。在汇报中提出将“出口特区”的名称改为“经济特区”为好，这样含义更确切，特区不仅办出口工业，而且还搞房地产、旅游和其他经济事业。谷牧在讲话中强调，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对两个省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两省不仅是搞特区，而且要利用外资，使两个省的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活起来，比其他省更繁荣。不仅对外经济活动要先行一步，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等方面都要比各省市先行一步。他特别提到：“习仲勋同志讲过，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保险发展快。现在基本上半独立了，要看你们的戏了。中央一些部门思想解放不够，我们继续做工作，你们的筋斗也要翻起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和福建省负责人马兴元、郭超等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负责港澳工作的人员参加。这次会议检查总结了中发[1979]50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

　　习仲勋和刘田夫向会议汇报了广东的情况：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筹建工作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支精干的专家队伍已参与到深圳、珠海特区的建设规划中来；起草拟订出包括外资企业的注册、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等内容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草案）》：一批开拓者已进入特区工作，蛇口工业区开始建设。一九七九年广东省外贸出口创汇创历史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人达到二十点五亿美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二；与外商签订装配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的合同金额达六点五六亿美元。在汇报成绩的同时，也汇报了存在的问题：随着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加，又出现了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等问题；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实践和经验，加上缺乏必要的防范措施，出现了走私和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对中发[1971]50号文件的某些规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工作上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汇报中特别谈到，社会上对特区这样的新生事物有很多议论，有人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随之，福建省也做了汇报。

　　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贯彻对外开放方针和试办特区等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研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会议强调，试办特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根据目前两省财力物力的可能，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办好，其次是珠海。会议还明确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凋节。

　　三月三十日，会议在广泛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十亿元，比中发[1979]50号文件确定的数额少二亿元，并就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和资金信贷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办法。此外，会议还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正式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纪要》并作出批示（即中发[1980]41号文件），肯定了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的时间内，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同时在批示中，客观地指出两省在实行新体制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广东、福建两省必须加强领导，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加快经济的发展，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中央有关各部门，要把搞好两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对两省工作的指导，采取积极的帮助的态度，而不能撒手不管。希望中央各有关部门和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六月十九日，中共广东省委举行省、市直属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报告会，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纪要》的批示。习仲勋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继续解放思想，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充分发挥广东省的优势，积极稳步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把经济搞活，闯出一条加快四化建设的路子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此之前，中共广东省委于五月四日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六月十二日，又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同时，习仲勋和省委还决定，派出领导干部到香港和一些发达国家考察，增加他们对现代化建设的感性认识，增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改革开放意识。

　　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八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步伐的问题。习仲勋在总结会议时指出：“中央批准我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了我们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权力，这也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有利条件”，“现在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勇于实践，积极地通过实践、通过试验，去探索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子，使我们的经济真正活起来，加快前进的步伐。”

　　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经济特区”这一名称也首次见诸于新闻媒体。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有关方面还具体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十地管理法和治安保护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经济特区对投资外商在经营管理、税收、土地使用、产品销售和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的待遇，并成立了经济法庭、法律顾问处和经济仲战办事处，使特区的立法和司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此时，外商在深圳的投资骤然增加，兴办的项目达到三百多个。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终于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经济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使广东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这里“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二月二十四日，他回到北京后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深圳和珠海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带动了广东全省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改革。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乘势而上，大胆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价格改革，企业管理改革和计划、商品流通等方面的改革也先后跟进，并取得明显成效。广东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发展。此时的广东，已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

　　价格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市场流通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基本沿用苏联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由国家统一定价，十几二十几年价格不变，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基本脱离市场，商品价格背离价值，价值规律失去作用，农副产品和基础工业品价格长期偏低，束缚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基本生活资料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习仲勋刚到广东，对当地副食品和农副产品的供应紧张局面有深刻的感触。当时广东同全国一样，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市场商品奇缺，四十多种商品凭票限量供应。习仲勋认为价格管理体制非改革不可。他和省委经过研究，决定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改革和搞活城乡流通为突破口。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回忆说：“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仲勋同志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他价格的改革。”

　　从一九七八年秋开始，广东省依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按照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步把价格放开。同时，在产品的流通经营上，实行国家、集体、联合体、私人多种经营方式。八月，广州首先对蔬菜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实行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交易、小品种自由议价的购销形式。水产品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对国家收购计划外的水产品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议价成交，以搞活流通促进生产，吸引鱼货进城，广州市在全国兴办厂第一家河鲜货栈。价格改革过程中也出现过波折。一九七九年水产品市场放开后，草鱼价格骤升，市民意见很大。于是，一九八〇年初又恢复定量供应，市场却出现了有价无鱼的状况。经过比较，人们认为还是放开市场好。水产品市场遂继续放开，生产者积极性提高，鱼塘产量增加，一年内价格就明显下降，“鱼米之乡食无鱼”的状况很快得到改变。

　　一九七九年，广东省大幅度地提高粮食等二十四种农副产品的计划购销价格，提高了猪肉、牛肉、水产品、蛋品、家禽、蔬菜等八种主要副食品及其制品的销售价格，同时对其他农副产品实行计划价、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和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改革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把过去单一的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国家统一定价、在国家规定基准价的基础上实行上下浮动价以及工商企业协商定价三种定价形式，逐步放开小百货、小文具、小五金等小商品价格，以刺激生产，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

　　一九八〇年七月，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总结讲话中，再次提出要进一步利用中央给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势，加快改革购销体制，搞活流通渠道。按照习仲勋的讲话精神，广东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始流通体制的改革。十月，省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搞活流通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允许竞争，保护竞争，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一齐上，优惠个体商业，多渠道搞活商品流通，取消不准长途贩运、不准私人经营农副产品批发的禁令，打开城门，大搞各种形式的农贸市场，让农民参与流通，冲破了按计划层层调拨的封闭式和多层次的商业批发体系，极大地活跃了全省流通市场。之后，全省统购农副产品由一百一十七种减少到二十五种，当时这在全国尚无先例，所冒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胆略，经受住了改革初期的“阵痛”，没有半途而废，坚持改革不动摇，在短期内很快改变了基本生活资料严重短缺的局面，粮食、油料、蔬菜、水产品、干鲜果等市场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城乡购销两旺，物资供应充足，农民的收入也逐渐增加。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加快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按照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等原则，对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一是在工业部门逐步扩大指导性计划，工业生产计划实行以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办法。为了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对内对外开放的需要，省里下达的工业产品计划，除少数重要产品按指令性计划外，其余大多数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二是在农业方面，从一九八。年开始，取消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余部实行指导性计划，除对十几种主要农副产品继续实行统购外，其余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改变了“以粮为纲”的格局，促进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作物比重上升，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三是在物资管理方面，实行指导性计划为主的管理体制，改变了过去单纯由政府部门分配物资的独家经营的局面。

　　广东省的外贸体制改革遇到的阻力比较大，习仲勋和刘田夫等冲破阻力，坚决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适当扩大地市县外贸经营权限，主要是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经过一段工作后，各地区、各部门对外贸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又出现了各自为政、相对混乱的现象。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一九八〇年八月，习仲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要解决分散经营和统一对外的问题。他指出，对外经济活动要在政策、法令和计划指导上统一对外，要在价格、客户、市场等问题上协同行动，不能让资本家钻我们的空子。他说，改革的方向一定要坚持，说统一对外，不是要统一经营、一家独办，要在活的基础上统一，而不能统死，要采取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方针，进一步贯彻落实鼓励出口的政策和继续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之后，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形成了广东省《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广东改革外贸体制后，取得显著成果，外贸出口三年翻了番。”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也开始注意国营企业的改革。随着农村经营体制和价格、流通、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管理体制特别是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国营企业作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企业和市场脱节，许多企业的产品十几年“一贯制”，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也没有关系，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有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对此，习仲勋开始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对促进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经济手段改善经营管理，进而促进国营企业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广东省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完成一九七九年工业生产任务和制订下一年工业生产计划问题。习仲勋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解放思想，努力把工业生产搞活，把经济工作做活。把企业搞活，要突出解决好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问题。我省从明年开始实行新的体制，我们要更积极地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一定要把生产和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要做到按需要生产，搞好产销见面，以销促产。要研究和试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革委会先后批转印发了《关于开展商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的报告》、《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意见》、《关于开展农副产品议价购销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关于开展扩大基层供销社自主权试点的报告》等文件，给企业下放了数十项权力，赋予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有较多的自主权，开始了国营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路。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坚定地推广“清远经验”，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企业改革。韶关地区清远县，为了扭转工业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冲破“左”的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从一九七八年第四季度起，扩大企业自主权。次年四月，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局一级工业机构，国营企业由县经委统一管理，县经委对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对经委承包，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开创了国营企业承包的先河。这一措施把经济效益与奖金挂钩，大大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对清远的做法，干部中和社会上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发放奖金是搞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对此，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习仲勋认为清远经验是冲破旧体制的一种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清远经验说明，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要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才能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克服盈利亏本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的现象，退到增产增收，扭亏为盈，加快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果的目的。这次会议决定，全省选择广州绢麻纺织厂等一百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三百家企业试行利润留成的办法。

　　会后，为了总结和推广清远经验，进一步统一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习仲勋带领省委办公厅和省工交、省财政部门的负责人到清远县实地考察，深入研究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清远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精简了机构，促进了生产，企业也搞活了，上交财政也没减少，兼顾了国家、集体、职工三者的利益，应当允许继续试验。中央给了我们权，我们给县也要分权。”①在紧接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再次肯定了清远经验。他说：“清远县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之所以值得注意，就是他们不是坐等上级给他一个现成的好办法，而是勇于实践，去试验，去闯，上面有些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也冷静分析，继续认真搞试点。我认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由于人们长期受旧框框的束缚，对清远的做法一下子难以完全接受。一九八。年六月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全省工交会议上，清远经验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习仲勋旗帜鲜明地主张推广清远经验。他同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详细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再次肯定清远经验，要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他指出：“实践证明，清远经验的方向是对的”，“省委肯定了清远经验，没有怀疑、动摇过。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大家熟悉，学起来容易。不要老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家里也香”，“各地的经验，只要能增产增收，真正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个人多得，就可以推广。用群众的话说，叫‘国家发大财，企业发中财，职工发小财’。”

　　七月五日，习仲勋在杨应彬等陪同下，又一次前往清远，深人工厂企业调查研究。他深入企业车间和职工交谈，还先后同七家工厂的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有时工作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他看到扩大自主权、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后，企业内部发生了变化，开始有了自力更生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改善职工集体福利的经济条件，非常高兴，赞扬清远干部和职工勇于实践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他说，清远经验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看来省委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这个决心下得是对的，假如再早半年，工业的形势就会更好。他再一次强调，清远经验闯出了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确实把企业搞活了，方向是对头的。今后要继续解放思想，使这一经验不断完善提高。

　　在习仲勋的大力促进下，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府于七月二十九日正式批转了《清远县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报告》。批示指出，清远经验“是一种大胆的、可贵的尝试”，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要求各地学习清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创造扩大企业自主权、把经济进一步搞活的经验。

　　清远经验虽然还不够完善，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在当时的形势下，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尝试，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它对于改革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起到了重要的带头作用，是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八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八月二日的《南方日报》详细报道了清远率先试行企业承包制的经验，在广东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全国各地工业部门和经济理论界对此极为关注，前来参观考察者塔绎不绝，连世界银行组织和美国的专家也专程来到清远进行考察。

　　到一九八一年底，广东全省一百个县和县级市中，有六十三个仿效清远的办法，改革了工业管理体制，四十八个县市经委对财政实行包干。全国有三百六十三个县和十七个小城市学习借鉴清远体制改革的经验。清远经验也得到了国家经委的肯定。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清远经验，指出：“广东省清远县试行县经委统一领导全县企业的经济活动，几年来已取得了很好效果。”

　　在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涉及面越来越广。除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外，还对劳动工资体制、交通体制、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许多经验后来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又有了新的想法。一九八。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习仲勋带领广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这次会上，补选他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十分关心广东经济特区试办工作，会议期间专门通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九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和王鹤寿等出席会议。二十四日上午，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工作，并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外汇管理、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要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对此，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领导人支持广东的大胆构想。胡耀邦向大家讲了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他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黑虎铜锤，以此鼓励广东大胆实践。谷牧再次要求广东应学孙悟空翻几个筋斗，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要再大一点。【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央书记处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做出重要指示。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印发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要求广东省委的思想要更加解放，在深思熟虑、周密谋划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和闯劲，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要有远大的眼光，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路子要想得宽一点，远点。还明确指出：“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并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

　　这个《纪要》具有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同时，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和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走出国门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了“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禁锢，使改革开放出现了新格局。这时的广东更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希望了解改革开放的广东。为此习仲勋率团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香港、澳门、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这几次出访，发展了广东与海外的关系，也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改革开放的广东，促进了广东经济走出国门，进而扩大了对外贸易。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六日，习仲勋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身份，率领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进行了友好访问。

　　这次访问，是对澳大利亚新州访问团访问广州的回访。一九七九年六月，新州财政部长伦肖和夫人作为新州政府总理兰恩的代表访问中国，习仲勋在广州亲切会见了他们。伦肖代表兰恩邀请习仲勋访问新州。兰恩是澳大利亚工党首领，在新洲很有威望。十月，为做好迎接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的工作，兰恩又派州外贸部顾问艾米等到广东省访问。习仲勋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友谊，发展合作，更重要的是学习发达国家家的先进经验，搞好广东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

　　那时，广州还没有直达澳大利亚的航班。习仲勋一行十一月二十二日从广州乘火车抵达香港，再从那里乘飞机前往新州。在香港火车站受到香港礼宾司顾礼代表署理总督姬达的热情迎接。抵达澳大利亚新州首府悉尼时，受到兰恩、伦肖的热烈欢迎。

　　在澳期间，习仲勋一行广泛接触了各阶层人士，建立友谊，了解情况，洽谈合作。在悉尼拜会了新州总督卡特勒爵士，出席了兰恩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与两百多名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见面，介绍广东情况，促进双方合作。兰恩高度评价习仲勋的访问是“在中澳两国进一步发展其密切和日益富于成果的关系的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习仲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颂中澳两国的友谊，希望广东与澳大利亚人民能够世代友好，共同发展。习仲勋指出：“我们两省州的友谊不是在今天开始的，在很久以前，中澳两国人民就早有往来，许多广东人民移居到新南威尔士州和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同澳大利亚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代表团这次对贵州的访问，对于增进中澳两国人民业已存在的传统友谊和发展两省州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取得卓有成效的效果。”在堪培拉，习仲勋拜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督考恩和副总理安东尼。考恩说他在担任联邦总督之前，曾和夫人一起访问过中国，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广州，遗憾的是只在机场逗留了一会儿就飞往上海。习仲勋当即邀请考恩再次访问中国，并说：“我会在广州接待您。”

　　十二月四日和五日，习仲勋和兰恩举行了两次会谈，共同签署了广东省和新南威尔士州结成友好省州和发展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习仲勋感谢兰恩的邀请和热情接待，并说我们此行“看到和学到许多东西”，“我们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他还向新州政府赠送了象征广州城的五羊陶瓷雕塑。

　　习仲勋一行还先后访问了悉尼、纽卡斯尔等海滨城市和新州北部、中西部、南部的一些城市和农村，访问了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和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到政府机关、工厂、漾口、码头、医院、学校、市场和科研机构考察，历时十多天行程几千里，处处留心学习澳国的先进管理经验。习仲勋还与当地华侨华人亲密接触，参观了悉尼唐人街的侨青社、澳华公会和悉尼中文学校，出席了华人团体的盛大欢迎宴会。

　　十二月五日晚，习仲勋在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举行答谢酒会，兰恩和夫人，新州政府官员及各界人士，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中国驻澳大使林平和悉尼总领事馆官员、中国留学生共二百多人出席。习仲勋在讲话中，感谢新州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赞颂中澳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强调发展友好合作的广阔前景。他总结这次访问成果时说：“在两省州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大桥，今后双方发展友好合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十二月六日，代表团结束了为期十四天的澳洲之行，启程回国。

　　澳洲之行，习仲勋看到了很多新鲜事物，也了解了国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一些先进经验。他对澳大利亚的机构设置、工作效率、重视经济效益、讲求科学精神颇感兴趣。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构很小，人员少，工作开始后没一个闲人。看．了他们的计划管理委员会，下边出了乱子才干涉，平时不干涉。这种领导结构值得学习。”“国外很重视科学精神，各个行业都讲科学、规划、配套，讲求经济效益。农业科研不只是在研究室搞，出成果后立即到农村推广，一件事情没有十分把握不上马。”他还说澳洲很重视利用外资，他们实际上也是利用外资和外国商人发展起来的，这个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广东借鉴学习。

　　这次访问，也使人们看到了习仲勋的另一面风采。他言谈举止得体，各种情况应付自如，极有外交家风度，给代表团成员以及澳洲朋友留下深刻印象。

　　十二月六日，习仲勋抵达香港访问。七日下午，代理港督姬达爵士与习仲勋会面，双方就广东居民来港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深人的会谈。习仲勋重申了我们的一贯政策，强调广东的省人代会要通过有关反偷渡的法令，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偷渡问题。姬达表示港方愿意在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与广东的经济合作。习仲勋表示赞赏，并说深圳特区的建立为我国实现从封闭到半封闭状态转变到全方位开放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希望港方给予大力支持。双方还就深圳工业区、海路交通运输、陆路交通运输和往来等问题，说明了各自的看法和设想，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

　　习仲勋很关心广东商品在香港的销售情况。一天清晨，习仲勋五点半就带领代表团到九龙长沙湾果菜、塘鱼批发市场考察。他求真务实、讲求实效的作风给香港各界留下了良好印象。此外，习仲勋一行还到新界、葵涌货柜码头、地下铁路和一些企业单位考察，并乘坐直升飞机巡视了九龙地区。

　　回广东前，习仲勋出席新华社香港分社为他举行的酒会。香港总督和各界知名人士二百多人出席。习仲勋在讲话中详细地介绍了广东改革开放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快速发展的情况，指出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及其他方面合作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希望得到香港朋友的支持和合作。他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增强了港商投资的信心。这次访港，加强了内地和香港的了解和联系，对深圳、珠海特区的建设起了很好的宣传和推动作用。

　　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至七日，习仲勋以广东省省长身份访问澳门，受到了澳门总督埃吉迪奥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在澳门期间，习仲勋拜访了澳督，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他介绍了珠海特区的情况，希望加强珠海特区和澳门的合作。习仲勋在会谈中表现出的严谨、睿智风范，给澳门方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陪同习仲勋访问澳门的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后来回忆说：“访问中我特别留意习仲勋作为一个老领导、政治家，对外事活动会体现怎样的一种风度。我通过观察发现他不仅在对党的内部事务处理上十分得体，对外事活动他也很有风度。他说话很得体，不卑不亢。仲勋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对国际上的经济动态和信息都很了解。他说：‘我了解到，澳门的经济圈与香港的经济圈有着各自的特点和联系。两个经济圈在某些有共同经济利益的地方可以合作起来。我们广东省作为邻近的地区，在与你们两个经济圈有可以共同出力的地方也希望能多加强合作。’这些话说得很好，澳门总督听了连连点头，说：‘能了解到你们的计划和见解，我感到非常荣幸。’他们也当即表示愿意支持珠海的建设，整个会谈的气氛十分融洽，从这次访问中，我感到习仲勋不只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习仲勋在澳门逗留期间，还会见了澳门各界知名人士，并到蔬菜、水果和家禽批发市场，了解广东副食品在澳门的供应情况，接触了澳门市政厅官员和澳门民众，参观了发电厂、医院、制衣厂、毛纺厂，并游览了市容。六月八日，习仲勋一行从澳门回到珠海。

　　习仲勋在广东期间最重要的一次外事活动，是一九八〇年的美国之行。这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六日，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作为对美国两次州长代表团访华的回访，以习仲勋为团长、宋平为副团长的中国省长代表团一行十九人，代表广东、甘肃、四川、辽宁、福建、河北、江苏等七个省，对美国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友好访问。

　　这是中国省长代表团第一次访美，美方十分重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华盛顿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所到的纽约、得梅因、丹佛、达勒斯、洛杉矶、檀香山等州、市领导人都和代表团见面，表示欢迎。代表团参观考察了美国的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科研、旅游等机构和设施，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获得了大量信息。代表团还与美国实业界的德莱塞公司、弗罗尔公司、大通银行、通用汽车公司和怡和洋行子公司等接触洽谈，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使这些著名企业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纷纷表示希望成为中国长期的贸易伙伴。

　　习仲勋和代表团成员在美期间，曾三次应邀分组到美国普通民众家里做客，和他们共度万圣节和犹太教休息日，加深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代表团的访问也在华裔中引起热烈反响。在华裔聚居的纽约和檀香山，华人总会和中华总商会都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代表团，急切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习仲勋和各省省长利用各种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建设“四化”的方针针政策和改革开放的进展情况，积极宣传祖国统一的主张，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理解和华侨、华裔的赞同。

　　这次访美，习仲勋等人开阔了眼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深切地感到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差异很大，但两国人民有着强烈的合作愿望，在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和培养人才方面，美国的不少做法和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广东省委举行习仲勋访美报告会，习仲勋作了内容丰富、十分精彩的报告，使大家深受启发和教育。同时，习仲勋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十一月九日关于他和杨尚昆上调中央工作，任仲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只有两年十个月时间，但他是在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刻，在极为重要的祖国的南大门，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开创性工作。他虽在花甲之年膺此重任，却以不亚于年轻人般的工作干劲和进取精神，解放思想，敢闯敢干，无所畏惧，大胆实践，开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他领导中共广东省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落实各项政策，增强党和人民的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特别是在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成功创办经济特区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他没有辜负党中央和邓小平的重托，实现了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杀出一条血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七年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是这样评价习仲勋对广东所作的贡献的。他说：“习仲勋同志在广东工作期间，是广东发展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段时期，因为这段时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的时期。这期间，习仲勋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发挥了关键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首先通过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工作实现稳定，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统一思想，通过农村、工厂和一系列改革推动发展，通过探索搞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推动对外开放，四件事一气呵成，相辅相成。习仲勋同志根据广东毗邻港澳、海外华人华侨众多的特殊地理人文环境，既着眼于广东的发展，又着眼国家的战略大局，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给广东特殊政策，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要求，提出搞改革开放实验区。所有这些，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魄力，是办不到的。习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开拓者，这是习仲勋同志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他还说，广东现在和将来的发展，都不能忘记当年由习仲勋同志带领省委“一班人”为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都不能忘记习仲勋同志为广东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中共中央对习仲勋在广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中央指出：

　　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拔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一九七九年七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