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32章 致力新时期党的建设 [第35页]

　　按照中央决定，习仲勋调回北京后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协助胡启立负责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习仲勋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处理。十二大后，习仲勋与胡启立共同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工作，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机构精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后来回忆说：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高瞻远瞩；耀邦等同志全力推进；仲勋同志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推动者。耀邦同志对他非常信任，把许多大事情交给他办理。当时为了方便领导，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胡耀邦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许多日常工作都是由习仲勋来处理的。

　　■协助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调中央工作。在拨乱反正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央从党和国家的大局考虑，决定他到广东工作，把守祖国南大门。这次调他回中央工作，同样也是从党和国家的大局考虑的。按照习仲勋自己的说法，这是“京官还朝”。

　　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是农历辛酉年的除夕，北京和全国一样，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人们充满了对改革的期望，沉浸在喜悦之中，兴高采烈地参加各种欢庆活动。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张灯结彩，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首都盛大的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举行。习仲勋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这是他自一九六二年受到审查离开国家领导岗位后，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是他从广东回北京工作后首次公开露面。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习仲勋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国。习仲勋把这次访问看做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仔细研究这些国家的相关资料，不辞劳苦实地考察所到国家的工厂、农村、科研单位，特别注意了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会议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人史册。会议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新中国建立三十二年来党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指出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道路。《决议》在当时形势下对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重要的人事变动，从组织上保证了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和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党中央高层人事变动的同时，习仲勋被安排到负责党中央日常事务的书记处工作，是考虑到他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又有高超的领导才能，也有利于对新干部的传帮带。此时习仲勋已六十八岁，对中央提议自己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心存感激，同时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三月份就开始参加书记处工作，但觉得自己毕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不管是从党的事业出发，还是从个人的身体状况考虑，都应让位于更年轻的同志。习仲勋在全会讨论中央人事安排时发言，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全会决议关于人事安排的方案中，除对我个人安排是否再作考虑以，完全拥护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人事变动问题的建议。

　　习仲勋说：拥护胡耀邦同志为党中央主席。三中全会前后，是谁冲破了“左”的一套造成的那潭死水，推动了历史的伟大转折？耀邦同志就是重要的一个。他敢于解放思想，勇于冲破种种禁锢，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一个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位领导干部所必须具有的一股革命闯劲，一种革命胆略，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是人才难得。自他担任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很有成绩，这也是大家公认的。选他当主席顺乎党心、军心、民心。国际舆论预料也会是好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他说，这次人事变动，非常及时，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又一次最大的拨乱反正，一次有深渊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可以肯定地说，有这次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可以在几十年内避免发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我是乐观的，对今后满怀信心，但是也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不安定的因素还存在，天下还不那么太平，我们务必谦虚谨慎，兢兢业业。我的态度，一是坚决拥护，二是寄希望于新上去的同志，在几位老中央副主席的传帮带下，把党和国家的事情办好。

　　习仲勋谈到自己进中央书记处时说，中央政治局这次建议选我进中央书记处，小组会上许多同志对我的评价，都使我诚惶诚恐，非常惭愧。我觉得这个担子很重，不能胜任，这不是谦虚。虽然我曾经在中央担任过领导工作，但那已是五十年代的事，现在情况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人贵有自知之明：一、我的缺点毛病很多；二、工作能力不强，水平不高，虽有一些实践经验，但不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三、年近古稀，已有力 不从心之感，不符合领导班子成员年轻化的要求。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不够条件，比我强的同志有的是。今年三月底，中央通知我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我对耀邦同志讲过，我将竭尽全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帮帮忙，在有生之年，力争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以不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及期望。现在我仍然是这个态度。我并且准备随时让贤与能。

　　习仲勋还谈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思考。他说：

　　一是官做大了，不一定本事就大了。本事和职位是两回事，别人的经验不等于是自己的。在过去中央的几次会上我都说过这个话。

　　二是抬轿子、坐轿子的问题。抬轿子的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有。问题在于坐轿子的人的态度，你是欣赏鼓励呢，还是抵制反对？抬轿子的固然不对，坐轿子的责任更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也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的问题。习仲勋的这些话，对领导干部来讲，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从到中央书记处工作直到十二大召开前的这段时间里，习仲勋协助胡耀邦处理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中央经常把一些重大的事情交他处理，他不负众望，以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革命家的魄力，驾轻就熟，卓有成效，受到了新老干部的称赞。

　　■改革机构与配备省部级领导班子

　　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联系干部工作，领导了中直机关机构改革和参与了省部级领导班子的配备。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精简机构、压缩编制、新老干部交替、调整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千头万绪，涉及面广，难度很大。习仲勋以高超的马列主义水平、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不顾年事偏高的身体状况，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理顺工作机构，加强党的建设，配备好省部级领导班子，做了大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和国家新老干部交替做出了大量贡献。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在北京开幕。习仲勋出席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划时代的命题，指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做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从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二点八万亿元左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习仲勋在这次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这个安排，习仲勋在大会召开之前就向中央提出退出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请求，说自己年近六十九岁，不宜再担当此任，建议另选年富力强的同志担当重任。九月一日，即十二大召开的当天，拟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提出，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他又比较生疏，过去工作中习仲勋对他帮助很大，建议习仲勋仍留书记处。中央同意了胡启立的意见，仍把习仲勋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候选人。九月十二日，习仲勋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二大结束后不久的九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习仲勋协助胡启立负责书记处常务工作。九月三十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了书记处的分工，习仲勋除协助胡启立工作外，负责联系干部工作，负责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方面的动态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工作。在此后的时间里，他与胡启立一起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年近七旬，但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辞劳苦，忘我工作，往往到深夜。中央书记处大到墓大问题的协调处理，小到文件、简报的审阅把关，无不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中央书记处这一时期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干部制度。早在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讨论通过了邓小平八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并尖锐地指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习仲勋出席了这次会议，坚决拥护这个讲话。他敏锐地感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改革是一场革命。当时他还在广东工作，就开始思考和谋划这项改革。到中央书记处后，习仲勋直接参与和领导了这项工作，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作为这场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大力推进。

　　中央书记处这一时期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问题。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会决议定中央机关机构改革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中央直属机关机构改革由习仲勋牵头，宋任穷、冯文彬、邓力群等参加；国务院机关机构改革由万里牵头，余秋里、谷牧、姚依林、袁宝华等参加。十一月九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习仲勋、万里分别负责制定中直机关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习仲勋、万里组织力量，经过近两周的艰苦工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中直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和《关于国务院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意见》。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这两个文件草案进行了讨论。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一次讨论，基本同意两个文件，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一九八二年一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原则同意《关于中直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和《关于国务院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意见》。在这次会上，邓小平严肃指出：“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这样的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于劲、有能力的人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中央机关的精简问题，通过《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对精简整编机构工作的分工》意见。中直机关由习仲勋总负责，冯文彬协助，负责的单位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调查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党校、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等。

　　这次中央机关机构改革的目的，是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建立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使一批老同志退下来，选拔一批年轻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实现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习仲勋要求，中直机关干部要从生产关系重大变革的角度来认识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党中央这个决心下得对，是一项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精简机构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触及到每个人。老同志退下来也是革命。他说，退下来的老同志于什么？有的同志精力还很充沛，有的同志还有剩勇余力，要“余热”利用，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许多事情。

　　习仲勋对中直机关的干部说，必须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十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还着重指出，要通过机构改革，采取适当的过渡办法，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有利于大量培养、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的新制度，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继往开来、持续发展。机构改革不仅要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官僚主义、办事拖拉、工作效率低的问题。因此，机构改革是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合乎人民心愿的一场深刻革命，绝不是简单地为了撤并一些机构，减少几个干部。如果把机构改革看成仅仅是为了减少机构和工作人员，那就没有认识到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深渊意义。

　　中直机关机构改革方案经中央批准后，习仲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调查研究，按照单位的特点精心组织、分类指导、具体落实，他多次与部门领导和有关干部谈话，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

　　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机关的机构改革工作中，注意体现群众团体的特点，进行分类指导，就很能说明习仲勋的工作风格。习仲勋在工作中非常注意从实际出发，按照具体情况开展工作。他认为，工会、共青团、妇联是群众组织，组织机构、人员配备、活动内容、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等，都要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维护群众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他把机构改革方案和群众组织单位的工作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求工、青、妇“搞一个精简的方案，搞一个精简的机构，造成一个好传统”，使它们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组织。这三个群众组织在习仲勋的直接指导下，机构得到精简，领导班子得到加强，建立了一系列联系群众的制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作特点。

　　从中央调查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习仲勋工作的细致和耐心。中央调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遗留问题比较多，机构改革难度较大。习仲勋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个部的问题，先后同调查部的负责人罗青长、陈忠经、冯基平、王涛江等谈话，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他又与调查部的十二位领导干部一起愿谈，因为有年龄偏大的干部要退下来，所以还特别请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一起听取意见。

　　在座谈会上，习仲勋首先肯定调查部的工作，他说，调查部胜中央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长期以来，广大干部战斗在这条特殊的、隐蔽的战线上，工作做得是好的，有很大成绩，这一点一定要充分肯定。解放战争时期，熊向晖、陈忠经同志在胡宗南那里搞情报，熊向晖同志钻到了胡宗南的心脏，当了机要秘书，他很有才华，搞了很多重要情报。调查部班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少同志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这是党的宝贵财富。同时指出，情报工作专业性强，要有连续性，要一茬一茬接下去，解决接班问题对调查部来说更为重要，老同志不退下来不行，要充实年轻同志进入领导班子。他要求进班子的年轻同志要有战斗的、生气勃勃的精神，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随后，习仲勋代表中央宣布了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调查部新的领导班子成员。由于事前作做得细致周到，退下来的干部心平气和，新进班子的干部信心十足，得到了中央调查部干部职工的拥护。

　　习仲勋特别叮嘱新班子要处理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说，调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多灾多难，受苦很大。真正恢复过来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调整调查部领导班子以后。在延安时康生管过这个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没有放过。部里有人来信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真实的，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情况那么复杂，看一些同志所犯的错误不能离开当时特殊历史条件，那个时候周总理也不能硬顶。对有些问题，不要再纠缠了，不要揪住不放。有的人说了点错话，做了点错事；有的是违心地奉命办事；有的可能想的不周到而犯了点错误。有错误不要紧，只要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听取正确的批评，向群众说清楚，群众是会谅解的。这些同志今后要严格要求自己，改造世界观，争取不犯或少犯错误。习仲勋这种实事求是、关心爱护干部的工作方法，受到大家的赞扬。

　　习仲勋还特别关注机构改革后新班子的建设和干部的成长。在接见调查部新领导班子成员时，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要鼓起勇气，挑起担子，事情就是压出来的，要主动挑担子。年轻的同志多向老同志学习，多向老同志请教，拜他们为师，必要的会议请他们参加。老同志要主动、热情地帮助年轻的同志。你们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广泛征求意见，然后集中起来。就是要发扬民主，不要各行其是，不要搞一言堂。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帮派，对干部不要分亲疏，办事要公道。比如你和我虽然关系很好，但办事还是要坚持原则，办事没原则，就是没有党性，或叫党性不强，就应进行批评。这样，你们就可以搞出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来。

　　经过习仲勋的辛勤工作，他所联系的部门的机构改革都进行得很顺利。通过改革，党中央直属单位局级机构减少百分之十一，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百分之十七点三，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了百分之十五点七，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百分之十六，平均年龄由六十四岁降到了六十岁，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起来了。在谈到机构改革的成果时，习仲勋说，这次改革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比较快，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普遍好评，原因是：一、领导决心大，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二、坚持走群众路线，改革方案几上几下，反复酝酿；三、老同志从革命大局出发，站得高，看得远，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

　　正值中直机关机构改革进行之际，一九八二年六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参照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的精神和做法，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酝酿制定机构改革方案。条件成熟的地方，在机构改革方案报经中央批准后，可在下半年开始进行；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可先做酝酿准备，明年开始。”省级机构改革从一九八二年十月开始到一九八三年三月基本结束。在此期间，为了推进各省市区领导班子年轻化，习仲勋多次约请有关省市领导人谈话，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一九八三年二月，习仲勋到福建省就干部“四化”、地方机构改革、领导班子建设和改进工作作风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陪同他实地考察了福州、泉州、厦门、漳州和闽北山区。

　　二月十七日，习仲勋在厦门召集厦门市领导谈话。当他看到在座的既有年龄较大的老同志，又有中青年干部，还有妇女习干部时说，今天这个会很好，来的干部中有老的，有新的，还有年轻的女副市长，你们在新老合作和交替方面带了头。新老要交替，要合作，非这样办不可，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积极选拔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上来，老同志要大力扶持他们工作。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有成就的人，干事情时都在三十岁左右，三十几岁是最能干事的时候。

　　习仲勋强调，现在我们就是要宣传这个思想，要大胆提拔年轻人，要热情支持和积极帮助他们工作。对青年人，把担子放在他们身上才能锻炼出来，不压担子，永远也不行。我们老同志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要给青年人压担子，要给他们加责任。已经和将要到领导岗位上的年轻同志，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担子很重，既要虚心学习，又要大胆工作，要有一股闯劲；要勇于和善于开创新局面。我们老同志要有这个觉悟，站好最后一班岗，保持晚节，在我们去见马克思之前看到新秀都健康地成长起来，我们也就放心了。如果我们现在不下决心调整班子，不自觉进行新老交替，选拔青年干部上来，那是要贻误党和国家大事的。现在，我们有些公社党委书记五十岁，许多县委书记五十几岁，还有六十多岁的。如果再不抓紧进行新老交替，再过十年，那时我们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状况会老化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挑选干部。从今年开始，各省、市、自治区每年都要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一批，不是让他们坐机关，而是让他们下去，到一个公社去，到一个大队去，到一个工厂去，锻炼几年，然后逐步地择优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培养德才兼备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一项战略措施。挑选人才，品质是最重要的，当然还要有才，就是德才兼备。大学生不一定才都好，但文化水平是成才的基本条件，要尽量高一些。大家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努力学文化，提高文化水平，在这方面要抢时间。选拔、推荐年轻同志进领导班子，要群众推荐，光上面几个人选拔不行。说张三李四好，要群众公认才好，群众不批准，你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

　　习仲勋还对老同志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我们老同志退下来，超脱一些，还可以做些事，甚至可以比在职时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中央有个经验，就是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是请老同志去做。中央组织了一个调整配备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的指导小组，宋任穷同志负责；还新组织了一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薄一波同志负责。这两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退下来的老同志。我们老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看看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是对的，还是错的？在紧要关头，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现在去总结，对自己、对工作都有好处，对搞改革也会有帮助。多年来有一条经验，就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事前诸葛亮。毛主席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事前诸葛亮，他也是根据实践，根据他个人的实践，千百万干部、群众的实践，才能总结出一套正确经验，进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革命理论。但当他背离了这些根本原则的时候，也免不了犯错误。所以说，一个人能当事后诸葛亮也是很高明的。

　　在讲到党和机关作风问题时，习仲勋严肃地指出：

　　现在，有些部门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比较严重，工作上瞎指挥，各自为政，这怎么行呢？我们中央机关和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抓大事，抓方针政策问题，抓思想倾向问题，要放手让下面的同志大胆工作；要为下面的同志服务，给下面的同志以正确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而不能给下面找麻烦，增加负担。要在机构改革中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

　　今年的事情很多，但要抓住重点。要进行省、市、自治区和地、市两级的机构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上半年还要选人大代表，开六届人大；下半年要开始整党。机构改革既要精兵又要简政。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李鼎铭先生是个爱国绅士。他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精兵简政就是他提出的，毛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现在精兵还没有完全搞好，简政更没有搞好，还是过去那么多文件，那么多的报表，那么多的材料，你这个情况简报，他那个情况简报，使人没有办法看。我的秘书每天送给我看的文件、材料连十分之一都没有看，一些机关有的事本来用一个钟头可以办完，非得拖几天不可。所以，体制要改革，规章制度和工作方法、作风也要改革。要定机构，定编制，定业务范围，不要因人设事，要因事设人。人员宁可少一点，但要精一点。机关也要搞责任制，分工负责，既然由你负责，在一定时间内搞不好你就得下来，让有才能的人去干。

　　三月十日，习仲勋就福建的调查情况向中央写出《关于福建见闻的报告》，肯定了福建省的 改革工作，同时根据干部群众的意见向中央建议加快机构改革步伐，通盘考虑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习仲勋在福建闽北山区调研 时，发现了林业生产上的一些问题，为此专题撰写了《闽北山区建设和林业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回到北京后，习仲仲勋把这两份报告上报中央领导同志。

　　习仲勋返京时路经长沙，与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等就进一步加快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问题进行了座谈。他指出，省与省之间的协作很重要，特别是像湖南这样的内陆省，要同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建立联系，互相支援，共同发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三月二日，习仲勋与万里、宋任穷、陈野萍在北京召集山西省霍士廉、罗贵波、李立功等十三位同志座谈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建设问题，宣布了山西省新的领导班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调整配备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的工作大部分已经结束，但还有少数省份因多种原因没有调整到位。甘肃省就是这样，由于省委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存在一些隔阂，有一些意见，班子调整迟迟不能到位。习仲勋对此极为关注，先后三次同甘肃省的九位领导同志谈话，了解情况，沟通思想，消除误会，听取他们对领导班子配备人选的意见。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习仲勋和宋任穷召集中共甘肃省委的十一位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会，研究甘肃省领导班子问题。习仲勋指出，中共甘肃省委从宋平同志主政以来，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坚决贯彻执行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原因，各级领导班子一般都存在着老化问题。这次调整配备班子都要朝着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努力。在座的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同志，除一人五十九岁外，其余都在六十岁以上。当然，同志们工作时间都很长，很有能力、很有经验，做了很多工作，这些中央都是清楚的。中央要求各省区领导班子的配备三月份搞完，甘肃不能再拖了，这次请你们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针对有些人对甘肃省进十二大人选的不同意见说，我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安排工作，如果有些不周到的地方，引起你们误会，主要由我承担，不能推到其他人身上。由于习仲勋耐心细致的工作和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使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成员消除了隔阂，达成了共识，一致表示支持中央的决定，新的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很快得以完成。

　　一九八三年三月，全国机构改革结束，中央机关和省、地一级的机构及干部人数普遍减少，领导班子年龄普遍下降，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由于习仲勋在领导中直机关机构改革和省部级领导班子调整配备中坚持原则、任人唯贤、公道正派，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并赋予了更大的责任。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四日，中央书记处决定：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配备的报告，不必再提交书记处讨论，由中央组织部报习仲勋、胡启立同志批准即可。习仲勋深感责任重大，对干部的选拔任用更加慎重，严格把关，使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

　　在机构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健全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教育培训以及离退休干部的生活待遇、医疗保障等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习仲勋为此倾注了心血。习仲勋与万里一起，按照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组织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局制定了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制度，使我国干部离退休步人正常化轨道。

　　■参与领导整党工作

　　一九八三年十月，根据中共十二大的部署，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一九八三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决定》指出这次整党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执行党的纪律，揭露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更加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把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推进精神义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在整党中对于“三种人”，和其他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必须严肃地做组织处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起到模范作用。陈云在会上着重讲了清理“三种人”和执政党不能以权谋私的问题。

　　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胡耀邦任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为副主任，王震、杨尚昆、胡乔木、习仲勋、宋任穷为顾问。

　　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密不可分，习仲勋虽然是顾问，但由于他在书记处协助主持常务工作，因此也参与了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日常工作基本上是习仲勋和薄一波处理的。习仲勋的工作异常繁忙，不仅大小事都要处理，还要按照中央的安排，到省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到六月十二日，习仲勋先后到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就整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他每到一地，都仔细听取当地党委的汇报，深人基层，与基层党的工作者座谈、交流，了解情况。习仲勋对各地在整党中的好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耐心细致地做出解释或发表自己的见解，与他们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习仲勋在上海召集了三个区和三个郊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

　　当有人谈到整党要贯彻自上而下的方针时，习仲勋说，整党是要自上而下的，但在一个地区不要限于这一规定，也可以先搞一些试点，哪个区、县委具备了对照检查条件的，就可以先搞，这也是正常现象。

　　当议论到对照检查问题时，习仲勋说，对照检查有集体的和个人的，重点应该放在集体，集体对照检查是在个人对照检查的基础上作的，也就是集思广益。个人对照检查，就是进行自我检讨，有问题的要检查，没有问题的也可以不检查，靠学习、靠自觉，不要人人过关。我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我批评为主。批评要实事求是，自我批评也要实事求是，要开展谈心交心活动，谈心过程中就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可以不伤和气，又能解决问题。整党中解决任何人和事的问题，都要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有利于开创新局面。

　　如果违背这一点，就是不成功的。

　　当有人谈到经过工作较好地解决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习仲勋说，毛主席过去讲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七好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好处，当时是对形势估计错了，运动发动错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大派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但也都有不好的，有“三种人”。“三种人”进了班子的，就要先调整领导班子，把好人选上来，然后再整党。对犯有严重错误又至今不改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对“三种人”要坚决清理，又要防止扩大化，要坚持实事求是，是什么样的事实就是什么样的事实。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在整党中就不要再翻腾了。上海是重灾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都是以上海为根据地的，上海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复杂性，处理这些问题要有一个具体政策，你们要研究一下，上海搞好了，对全国很有好处，对国外也有影响。

　　当大家谈到在“两案”审判、审理中，是否对犯错误的人进行重新处理时，习仲勋说，除了对那些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和表现恶劣的，要重新处理外，一般的不要再作重新处理。

　　当谈到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要有一个政策意见时，习仲勋说，各地有各地的情况，各区问题也有差别，区、县都可以自己拿方案，请市委批准。不要什么都等市委拿主意，市委的意见也不可能很具体，不可能把各区、县的具体问题都写上。这也是一个领导方法问题，就是要你们动脑筋，想问题，去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也就是在实践中培养你们健康成长。

　　选拔干部是大家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习仲勋说，亲疏之别可以有，但亲疏之分千万不能搞。要任人唯贤，光明正大公道正派，要搞五湖四海。这一点你们当一把手的，搞组织工作的特别要注意。

　　当大家讨论改革问题时，习仲勋说，上海是世界有名的大城市，在全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现在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加上海南岛就是十五个地方了。上海的力量雄厚，有一支强大的有觉悟有技术的工人队伍，应该走在前面。中央希望你们带头，搞得更好一些，贡献更大一些，即使不带头，也不能落后。现在大家都在赛跑，到二〇〇〇年实现中央和胡耀邦提的全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整党决定中的四句话，其中统一思想就是要统一到这里，也就是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当谈到有的老同志通过整党学习，表示要为开创新局面“多发扬优点，少留下缺点”时，习仲勋说，对，年龄大了，总要有个好归宿。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搞好对第三梯队的建设和传帮带，这是考验老同志晚节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同志可以有三种情况，一是多帮助，支持那些年轻同志独立工作，多发现一些千里马；二是自己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习要去干扰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干扰人家就不好；三是好好休养身体，如做些社会工作，写字画画，种花种草，健康长寿。干扰年轻人是很不好的。我看要有两个自知之明，老干部要有自知之明，年轻干部也要有自知之明。有了两个自知之明就好办了。

　　习仲勋在座谈会上还强调说，现在上面有些规定对下面卡得太死，有的是顶头上司或者是中央有关部门定的，太紧了要改。条条块块，要以块块为主。上海市有上海市的情况，就要以上海市为主，不这样就不好办事。上级领导对下面不要管得太紧。上海这么大的城市，什么事情都要统到上面的什么口子里，这种做法值得研究。

　　习仲勋发现中共上海市委同中央整党联络员小组之间，互相沟通情况、主动商量问题不够，在有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致时，他便多次个别或集体同他们谈话，帮助做团结、协调工作。习仲勋说，由于双方的处境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不同看法和意见，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要善于运用民主讨论、反复比较的方法统一认识，取得一致。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双方应当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通气，主动商讨问题，同心协力地做好整党工作。

　　在上海期间，习仲勋还听取了正在上海看病的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白栋材关于江西整党工作的汇报。

　　六月五日晚，习仲勋在南京调阅了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的对照检查材料。六日上午召集江苏省委常委一起座谈了整党工作。他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说，江苏省委前一段整党工作是认真的、健康的、有成效的，在对照检查中省委常委起了带头作用。希望在这个基础上高标准地完成这期整党任务，创造、总结经验，把今后的整党工作搞得更好。

　　他分析了江苏的形势后指出，要进一步认识整党的根本目的，增强整党的自觉性。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强团结，有利于发展经济，有利于发展大好形势，有利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整党工作同样是这样。江苏省要充分运用自己的好条件，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

　　习仲勋向中共江苏省委转达了胡耀邦的意见。胡耀邦要求江苏来个新的“七战七捷”，就是今后七年，经济年年要有增长，在前几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一番以后，到一九九〇年再翻一番。习仲勋指出，你们可能要多花些力气，但要争取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搞经济建设，不像资本家那样是为了自己多赚钱，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削广大劳动群众。我们完全是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们的同志要牢固树立这一思想，掌握这一根本出发点。我认为整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保证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总目标的实现。搞好经济建设是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是个核心，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所以整党工作一定要促进经济，促进改革，促进开放。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最重要的保证。经过整党，如果没有做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没有解决以权谋私的问题，没有纠正严重的官僚主义，或者还有其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这当然都是走了过场。但如果这些事情都做了，也还做得不错，但就是没习促进经济的发展，没有促进改革和开放，没有把经济搞上去，甚至还使经济遭到不应有的损失，这算不算走过场呢？我看这是最大的走过场。

　　他强调说，搞好整党，必须继续克服“左”的影响。整党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因为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规定和中央整党决定的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集体的和个人的对照检查。但决不允许采用搞运动的办法进行整党。过去有很多老框框、老办法，都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我们对这一套很熟悉、很习惯，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走老路，重犯老毛病。因此，从上到下，在整党的全过程中，要抛弃过去“左”的一套做法。

　　他要求在整党中切忌搞形式主义。指出，应根据不同情况，确定学习重点，注重实效，既要集中一段时问学习，又要展学习贯穿整党的全过程。经过学习，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好对照检查，找出主要问题，明确努力方向。过去那种强制压服“打通思想”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往往适得其反。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坚持按照中央整党决定中指出的方针方法办事。

　　习仲勋说，清理“三种人”首要的是做好两件事，把住两道关，一是必须坚决地把现在仍然留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一个不漏地清理出来；二是决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三种人”选进第三梯队。关键是要整顿和建设好领导班子，领导上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在上海、浙江和你们这里，在和一些同志交谈中都认为，就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和一个单位来说，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整党搞完了，清理“三种人”的工作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结束。但只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只要这个领导班子头脑清醒，心中有数，在这方面就是有点遗留问题，也不难解决。

　　习仲勋指出，在整党中，还要基本解决好一个大的战略问题，即重视和抓好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整党三年，如果发现、培养、锻炼、选拔不出一批人才来，整党就不成功。在这项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防止派性干扰。现在一个人不提拔则已，一提拔就有人反对，一封封告状的信就写来了，有些事情说得神乎其神，但一经调查，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对于这类反映和信件，要一看二查三核实，对的采纳，错的不理。属于诬告陷害他人的，要坚决追查，严肃处理。

　　习仲勋还特别叮嘱中共江苏省委的同志说，我们的事业正住不断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省委要挑选一些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实践经验和写作能力的同志，并再挑选点优秀的大学生，组成一个能够忠实执行党的路线、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的理论研究班子，经常深入基层，深人群众，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并且在实践中锻炼他们。这个事很要紧。

　　六月七日，习仲勋乘火车到达山东济南，八日、九日两天分别和中共山东省委六位领导谈话。十一日上午，在听取了省委工作汇报后，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

　　习仲勋说，一九八四年中央主要抓两件大事，一是整党，二是经济。经济工作是一抓改革，二抓开放。各方面都要改革，但改革的重点要转到城市，一切妨碍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和办法都要改，不能老是因袭过了时的老办法，还要善于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在执行中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习仲勋特别讲了在整党中加强团结的问题。他说，要坚持不纠缠历史旧账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中央提出整党对照检查要以领导班子集体对照检查为主，以现在的领导班子为主，以检查近期问题为主，以检查如何开创新局面为主，这四个为主是根据前一段整党的实践提出来的，是对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有很强的针对性。你们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是好的，大家是满意的。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到历史的复杂性，看到形势的变化，看到人的变化。

　　习仲勋回到北京后，于六月二十一日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华东一市三省之行的报告》。他认为这四个省市党委常委的对照检查所以做得较好，主要经验有三条：第一，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坚持以检查现任领导班子和现实工作中的问题为主。具体又有两种情况：浙江、山东两省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检查、批评了前任省委的某些错误；江苏省则完全没有涉及过去的问题。各地情况不同，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做法。但总的原则仍然应该是，已经解决了的历史问题，以不再翻腾为好。对于必须涉及的历史问题，也要和已有的正确结论相衔接、相一致，着重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而不要特别去追究某个人的责任。第二，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山东省委负责同志早在今年一月间，就分赴一些地县征求对省委工作的意见。江西白栋材亲自登门拜访退出一二线的老同志，相互谈心、交心，尽量让有关同志把话说在省委常委对照检查之前。四省市委都采取上下结合，会内会外（省委常委会）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在省直机关各部门和各地市县领导干部以至党员群众和党外人士中反复征求意见，并且根据听提意见反复修改自己的对照检查稿。第三，省委常委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自觉进行自我批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

　　习仲勋在报告中说，从这几个省市半年整党的情况看，做好整党工作的重要一条，是要坚决而又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整党决定和有关指示。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许多事情都在发展变化，因此在坚持共同原则的前提下，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勇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新鲜经验，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上级的指示和别人的经验都不能照抄照搬。

　　习仲勋在报告中，特别提到有两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是有的领导和群众，等待着把一切问题都放在整党时解决；二是少数有严重不正之风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千方百计想躲过整党的风头。这就提醒我们，不能把一次整党的作用估计得过高。那种毕其功于一役，以为经过一次整党就可以万事大吉的思想是错误的、有害的。

　　习仲勋向中央书记处和整党指导委员会建议，第一期整党工作做得好坏，对今后影响很大。要加强检查，总结经验，精心指导，务求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决不可操之过急，搞夹生饭。这样，这一期的时问可能稍微长些，但第二、三期就可能搞得更快更好。现在就应该提出和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整党工作将逐步向地市县和基层展开，下面的工作任务更是繁重，每个单位的整党时间不宜也不可能拖得过长。

　　习仲勋在报告中提出，新的领导班子需要充实、加强，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必须抓紧抓好。他认为今后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实现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是根本。领导上对人的选择、任用，一定要公道正派，决不可有亲疏之分。首先要看每个人的思想品德，在这个前提下，注重年龄，注重文化科学知识。只要思想品德不好，不管其他条件如何，都不能提拔重用。

　　二、在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要注意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至少在这方面要有培养前途。要注重文化，但不能只讲文凭；对于德才兼备、自学成才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同样应予以选拔重用。要强调掌握专业知识，也必须比较熟悉全面工作。有些科学文化水平较高，并且精通某一专业的同志，如本人立志钻研学问，从事科研工作，就要满足其愿望，发挥其专长，而不要轻易地、勉强地让他们担负党政工作的领导职务。【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三、要重视年龄，但也要看知识、能力、身体等条件。有些同志认为，干部到规定的年龄就要离休、退休，无论哪个地方哪个时候没有绝对地离不开哪一个人的道理是对的，有好处。但是，也必须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个地方某个时期离开某个人，暂时或在一段时间内，那里的工作就可能受到损失。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就会使我们对某些问题难以解释，难以处理，于工作不利。

　　四、要注意及早选拔年轻优秀的同志到地县或基层锻炼、学习，掌握全面工作经验，提高组织领导能力。要把这个工作作为建立第三梯队的大事来抓。已经提到领导岗位但又缺乏实践锻炼的，应当补上这一课。

　　五、继续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抓紧做好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但也不能简单急躁，不能勉强凑数。培养选拔的对象，不到条件成熟，不要告诉本人，不要向外宣布。现在，有些地方在初选过程中就告诉或泄露给本人，甚至在公众场合当面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第三梯队”、“接班人”。而少数没有选准、本人思想不健康的人，叉以“第三梯队”自居，等着“上台”，为自己“接班”创造“条件”。这种做法和表现都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和防止。

　　六、重视和做好安置老同志、正确发挥老同志作用的工作。上海有四十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四千多人，三八式的老干部人数更多。这些老同志逐渐退出一二线。如果都要安排到市顾委、人大常委和政协，根本不可能，也不宜于形成这样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各地同志还建议：对进入各级顾委、人大常委和政协的人员，最好也有个一般的年龄标准。对妥善安置老同志的问题，应作进一步的研究。还有，现在普遍认为，五十五岁左右的同志“退休嫌早，提拔嫌老”，如何安定这些同志的思想情绪，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也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七、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培养一支精干的、符合“四化”要求的，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和富有创造精神的理论班子，作为自己的参谋和助手。同时，也可以组织他们协助新上来的同志做好工作。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还提出了几个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一是经过机构改革，省市的直属机构（部委办厅局）和人员实际上没有减少，甚至增加了。有的单位由处级升格为局级，或由二级局升格为一级局。有的几个相近的部门合并为一个单位后，实际上仍然是各干各的，人称“貌合神离”。有的厅、局或其下属组织，名义上由行政单位改为企业事业单位，但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二是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临时工作小组仍然很多。个别地方因特殊需要建立这样的组织是应该的。但现在往往办一件事，就习惯于建立一个什么小组；中央建立一个什么小组，省市也跟着照办。这几个省市这样的小组都在六七十个以上。不充分依靠、发挥主管部门的作用，不依靠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协同一致地进行工作的结果是：机构重叠，关系复杂，互相牵扯，效果不好。三是参观人员过多、“文山会海”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习仲勋的报告受到中央书记处的重视，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和整党指导委员会参阅。

　　习仲勋还参与了对中央国家机关整党工作的领导，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安全部等单位整党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并帮助其修改对照检查提纲。

　　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整党工作已进入了整改阶段，针对存在问题，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以召开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整改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方式加以引导。习仲勋在会上讲话，提出三条意见：一是要提高对整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搞好整改的信心和自觉性。当前要注意克服以下两个思想障碍：一个是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思想上存在的松劲急躁情绪，一个是有些党员和党外群众对整改缺乏信心。希望各整党单位的党组织要敢于按原则办事，拿出整改的气魄和办法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使党员和党外群众从整改的实际效果中增强信心。二是要正确对待党内的是非问题。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对待同志之间、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用我们党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绝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或其他错误的方法去解决。否则，非但不能达到分清是非、加强团结的目的，而且往往适得其反。在这次整党中，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内生活的优良传统，并且把它坚持下去。三是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好整改与改革的关系，全面完成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九号通知中关于整改的四项任务。要注意把整党工作同经济工作及其他业务工统筹安排好，做到互相促进。习仲勋还强调继续抓紧做好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九月二十五日，习仲勋出席中央党校一九八四年秋季开学典礼，在讲话中他分析了整党工作一年多来的形势，对党校如何参与整党提出了要求。他说，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提出要专门进行一段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学习，这是很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整党的四项任务就不能完成。特别是要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认真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十二大精神的自觉性，提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对于党校来说，要实现教育正规化，也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希望党校的同志，无论是学员还是工作人员，都要在增强党性方面带好头，做团结的模范、端正党风的模范，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模范。

　　习仲勋在指导整党工作中，还身体力行，从点滴小事抓起，使党的优良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习仲勋路经北京市宣武区红南路的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大院时，看到附近农田中间被人踩出一条便道，当时正有人从此处经过。习仲勋的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当即下车上前劝阻在便道上行走的人，让他们改走大道。随后，他到指挥部大院问明情况后，严肃地对指挥部负责人说，为了自己方便，大路不走而践踏农田，糟蹋庄稼，损害农民利益，也影响军民、工农关系，请不要践踏农民的一寸农田。他要求指挥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继续发生践踏农田的事情。习仲勋离开大院后又亲自走访了附近农户，询问对此事的意见，并将意见反馈给附近驻军和单位。

　　习仲勋高度的群众观念、责任心和深人细致的工作作风，使当地驻军和单位受到一次深刻教育。黄金指挥部常委专门召开会议，领会习仲勋“不要践踏农民一寸农田”指示的深刻含义，检讨思想差距，研究落实措施，还向主管上级写了报告。黄金指挥部与附近的冶金指挥部、冶金地质研究所、冶金安全仪器厂的领导，一同走访驻地农户和村民，同干部群众座谈，征求意见，听取批评，主动作了检讨，和他们共同研究形成了保护农田的措施。之后，践踏了的农田被翻松，路边架起了铁丝网，彻底杜绝了践踏农田的问题。一个星期后的四月十七日，习仲勋又利用星期天来这里检查。

　　习仲勋爱民、亲民、护民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习仲勋常说：“我这个人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别人欺负老百姓，我也不答应。”这件事和其他许多事情，也可以使我们看出习仲勋心系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

　　■关心新闻宣传和文教卫生事业

　　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习仲勋十分关心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

　　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喉舌。新华社的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最早的新闻机构。一九三四年十月，红色中华通讯社随中央红军长征，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延安更名为新华通讯社。那时习仲勋与新华社就有较多的交往，关注着新华社的成长发展。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新华社举行建社五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十日，习仲勋欣然应邀出席新华社举行的庆祝五十周年茶话会，并发表讲话。他深情地说，新华社的五十周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苦奋斗，胜利发展的五十年。新华社是党的重要宣传工具，现在正在向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方向迈进。当年，新华社在延安清凉山驻了十年，这十年是新华社初具规模，逐步成长的十年。清凉山的老同志现在还在新华社的可能不多了，但是清凉山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即延安精神，应该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这对编辑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都是同样重要的。

　　习仲勋对纪念活动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他从新华社五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归纳提炼出“真、短、快、活、强”的五字箴言回赠给新华社的负责人和编辑记者。

　　一、真——真的对立面是假。新闻必须真实。延安时代就反对过“客里空”，这几年又反对“假大空”，假字排在第一，所以首先要反假。

　　二、短——短的对立面是长。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长了没人看。

　　三、快——快的对立面是慢。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了。你们现在技术装备}匕延安时代强多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新闻实际上不新，变成旧闻了。

　　四、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那些没有人看。

　　五、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一篇新闻报道，总要给人一点什么有益的东西，人们看了受到教育，受到鼓舞，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一致干四化。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出废品。习仲勋的五字箴言，简洁明了，道出了新闻宣传工作质，既是对新华社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更是对党的新闻宣工作的要求。

　　习仲勋非常关注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先后两次出席这方面的会议并发表讲话，阐述做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至十一日，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十日，习仲勋和李先念、万里一起会见与会的部分代表，代表党中央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叮嘱说，中央提出第一抓经济建设，第二抓思想建设。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这是一个原则。过去在困难条件下要思想先行，现在条件好了，仍然要思想先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仅没有过时，现在、今后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习仲勋动情地说，教育战线的同志确实很苦，但是大家能体谅国家的困难，坚持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民办教师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肩负着教育青少年的重大历史使命。现在犯罪的很多是青少年，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心里很难过。当然，从根本上说，这是“四人帮”造成的恶果，但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经济工作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振奋精神，就可能搞得快一点，但思想教育工作，要比经济工作费时更多，至少要多一倍的时间才能把青少年一代的风气搞好。首先是要把党风搞好，这就必须要有个好的党委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成员一定要是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能跟党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同志。

　　习仲勋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群众工作，要大家去做。他晚，党的工作本身就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不仅党委要做，而且要发动人人去做，特别是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青少年的思想是要引导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也不要把问题看成不能解决。现在的学生，与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不一样，与七十年代的也不一样。他们对旧社会一点不了解。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知道，以为社会主义、共产党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坏的东西。我们要摸清青少年的心理状，了解他们到底想些什么，才能做到循循善诱，正确引导。

　　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情况，习仲勋专门到会，参加交流和讨论。他在认真听取了八位与会代表的发言之后，根据自己的调研和思考，与大家一起交流了看法。他说，教育工作者只有了解每一个学生，熟悉每一个人，才能有效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你不清楚他，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你说你的，他想他的，那就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北京师范学院李燕杰老师，他为什么那样受欢迎呢？他讲的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些大道理，不是口号式的，而是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教育，有好些思想不对头的学生都转变过来了。他举例说，北京外语学院有个学习“尖子”叫冯大兴，后来偷盗杀人，被枪毙了。这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是分析冯大兴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就可以看出，学校的老师，学校的党团组织，不了解的个学习“尖子”思想深处的东西，没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的思想越来越阴暗，越来越堕落。第一次作案得手，又想干更大的。他在作案前不可能没有异样的表现，但是没有人察觉，也就不可能制止。这不能说同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没有关系。

　　习仲勋分析说，中小学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谁来做呢？当然是党委、党支部。我们要加强党的领导，还要改善党的领导，你不改善，怎么加强？现在有些学校的党委和支部工作做得很好，但有些工作不那么得力，工作方法上也有不少问题。同时，要通过工会对教师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方法就很好。大家提出“建设一支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教师要成为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这些提法都很好。教师很光荣，教育下一代，光荣就光荣在这里。

　　习仲勋强调要切实解决好教师的生活待遇问题。他说，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中、小学教师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他们工资很低，工作很辛苦，这一点，谁都知道，中央也清楚。今年在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下决心拿出一部分钱，给中小学教师普遍提一级工资。当然，提一级工资也解决不了很多问题。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看是小事，例如有的教师住的地方离学校太远，孩子没有地方吃中午饭等，这些都影响教师的工作。教育工会和学校行政领导，应该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在政治学习方面，也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帮助解决。据我知道，有的学校连报纸都没有，看文件恐怕就更难了。又要教师政治思想进步，好去做教育学生的工作，又不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怎么行呢？但是，尽管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绝大多数教师还是任劳任怨、积极工作的，我们这个教师队伍确实是很好的。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习仲勋十分关心文化艺术工作，对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有着深刻的理解。一九八八年他为原绥德分区文工团文艺工作者撰写的回忆录题词：“深人生活，扎根群众，开拓创新，繁荣文艺”，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艺术工作的真知灼见。在实际工作中，他对电影、农村文化建设、戏曲等都付出过心血，关心着文艺工作者的成长。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对广大电影工作者讲道，一是我们的电影事业有进步。现在的电影，不管从内容上讲，还是从艺术上讲，思想性、艺术性等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过去的水平。二是有人才，从电影作品看，老艺术家更加成熟，新秀也涌现出不少。老人带新人，新人要学老人、超老人。可谓人才济济，人才辈出。三是有困难，电影用的那点钱，只要把其他方面大的浪费堵死了，也就足够你们用了。电影是精神食粮，哪个不需要呀？搞得好可以教育一代乃至几代人，影响深远。这是几十万、几千万元都买不来的！一部好的影片，可以教育千百万群众为四化奋斗。四是有缺点，现在，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占片约百分之七十，不好的，思想性、艺术性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三十。有缺点不要紧，大家来评论，群众来评论，专家来评论，评论了以后可以改嘛。只要善于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就能克服各种缺点，就能拍出好的电影来。五是有希望，电影事业大有希望。现在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大转变时期，改变党风，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很多事情，可以大做文章，也能做出大文章。他的这些思想，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影事业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对一些重大题材的影片非常关心。一九八七年七月，他专门审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彭大将军》，并接见了制片厂的负责人和导演。

　　习仲勋对农村文化事业也非常关心。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他在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党中央十分重视农村文化工作。在新形势下，农村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社会风气、社会治安还不那么好，还不那么安定。现在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迫切了。但是，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农民缺少精神食粮。有些地方，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民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戏，看不到书报或者看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拿出足够的好的电影、好的戏曲歌舞、好的电视片和其他好的作品，来满足广大农民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来影响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用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去占领农村的阵地，也要帮助、辅导农民自己创作并演出一些文艺节目。他举例说，旧社会陕西有“自乐班”，就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自编自演。解放以后，农业合作化时期，我到陕西省长安县一个村子去，那里家家户户写诗，贴在门口。不要看不起农民，何况现在的农民已不同于过去的农民，觉悟高了，文化程度高了，要求也高了。因此，一方面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强迫命令，一方面又要采用多种方法，结合各地的情况，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活跃和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鼓舞和教育千百万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高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贡献。

　　他还向农村文化工作者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要教育和提高农民，自己要先受教育和提高自已；二是要深入生活，向农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农民喜欢的作品来；三是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了这个作风，我们许多事情就可以做得更好。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习仲勋观看了天津市第二电子仪器厂职工自编自演的话剧《分忧》。这个剧以“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住房和就业两个大问题为题材，反映工人阶级顾全大局，为党和国家分忧的精神风貌。习仲勋在此剧演出前后，两次同编导、演员座谈。他给这个剧以充分肯定，指出应剧“很有现实教育意义”，“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工人不仅为国家分忧，也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也是解决工人自己的困难。现在我们就是要提倡这种主人翁的责任感。”他十分赞赏企业自编自演文艺作品的形式，认为“企业职工业余演出，这个形式好，不占编制。既生产，又演戏，能文能武，既教育了工人，又教育了广大观众。”

　　习仲勋十分关心文艺工作者，是文艺工作者的知心朋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喜欢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张君秋、杜近芳，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傅全香，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陈素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秦腔表演艺术家王天民、刘毓中、苏育民、李正敏、孟遏云、李瑞芳、吴德，北京人艺著名艺术家曹禺、欧阳山尊、朱琳、蓝天野，歌唱家郭兰英、王昆、王玉珍、郭淑珍、李谷一、负恩凤等，都受到习仲勋的关心和帮助，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还重视为他们落实政策，使这些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受到尊重生活上得到照顾，艺术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习仲勋也因此赢得了文艺界广泛的尊敬和爱戴。很多文艺工作者一提起习仲勋就赞不绝口，说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像长辈一样关心他们。歌唱家负恩凤回忆说，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开始还很拘谨，但他那风趣幽默、谈笑风生的言谈举止，一下子打消了她紧张的情绪。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之际，负恩凤去北京为大会演出。演出前一天，她去看望习仲勋，汇报了近况。当得知负恩凤要为十二大代表演出时，习仲勋对她说，演出要放得开，不要紧张。并叮嘱同去的中共陕西省委有关同志要多宣传陕西的艺术家。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习仲勋在观看了负恩凤独唱音乐会后，为其题词：“唱群众喜爱的歌曲。做群众喜爱的歌手。”一九九六年三月，负恩凤陕北民歌专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珍藏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习仲勋专门从深圳发来贺电：“获悉你经过几年的努力，艺术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表示祝贺。艺术，只有奉献给人民，服务于人民，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爱你的歌声，今后，希望你永远忠诚于艺术，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黄土地。”【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十分关心地方戏曲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为了展示陕西戏曲近年的研究成果，陕西省文化局决定组建陕西省戏曲演出团赴京演出。八月，陕西省文化局派杨公愚副团长先去京联系演出事宜，行前赵伯平省长指示杨公愚，到北京后先向习仲勋汇报，争取他的支持。当听说有新剧目、有经过整理修改的传统剧目、有老演员和中青年演员，特别是解放后新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能在各个剧目中担任主角时，习仲勋非常高兴。他说，一个剧团或一个剧种要争取广大观众的喜爱，必须有两条，一是要有好剧目，二是要有好演员。他认为陕西的戏曲工作者已注意到这两点，是很大的进步。根据习仲勋的建议，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经过充分准备，于十一月上旬赴京演出。十一月九日晚，习仲勋邀请杨明轩、汪锋、张奚若、张邦英、贺晋年、高登榜等陕西籍老同志，宴请陕西演出团团长罗明、副团长史雷和老艺人刘毓中等。习仲勋对大家说：“陕西剧团要来京演出，大家都很关心，但怎么演，怎么工作？大家议议。”罗明简要地介绍了演出团的情况，大家听了异常兴奋纷纷发表意见，有的主张先演秦腔，有的主张先演眉户、碗碗腔。习仲勋认真地听着大家的意见，然后集思广益，认为第一场应该是给中央文艺界的领导作汇报演出，先演碗碗腔《金碗钗》。因为碗碗腔原是陕西皮影戏的唱腔，属于小剧种，现在经过陕西戏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为大戏，是一项大胆的革新，在音乐上也有很大的创造和发展，是值得向文艺界领导汇报的剧目。同时，他还对演出的宣传报道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按照习仲勋的意见调整了节目次序，加强了宣传工作，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一致称赞。二十四日，习仲勋在北京饭店举办招待会庆贺演出成功，邀请了数十位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艺术家与陕西戏曲演出团全体同志见面，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等都到场祝贺。此后，欧阳予倩、梅兰芳、田汉、曹禺、马少波等都陆续写文章盛赞陕西戏曲。

　　秦腔《千古一帝》的创作和演出，浸透着习仲勋的心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戏曲界比较活跃，全国各地都出了许多好剧目，陕西戏剧却比较冷清。习仲勋很关注，对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说，晋剧上去了，豫剧上去了，秦腔是戏曲的鼻祖，要很好地抓一下。中共陕西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尽快调整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领导班子，新班子组织力量创作，一部反映秦始皇历史功过的大型秦腔剧，最后定名为《千古一帝》。经过紧张的排练，该剧先在陕西演出，反响很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习仲勋和马文瑞、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陕西省省长李庆伟一起，在北京国宾馆观看了《千古一帝》录像，并召开座谈会，习仲勋提出了指导意见。十二月初《千古一帝》赴京参加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定于五日演出。四日晚，习仲勋从广州赶回北京后，即打电话给中央有关领导，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邀请他们观看。第二天，习仲勋带着孙女，与中央有关领导一起观看《千古一帝》，高度评价了这出戏，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他对一起看戏的同志说，你看我们陕西的秦腔，演得唱得多好！《千古一帝》轰动京城，获得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十个金奖，一个二等奖，创造了单个剧目获奖的最高纪录，使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走向全国，声名远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习仲勋回到西安参加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活动，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回到操等一起观看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的秦腔折子戏《盗草》、《借扇》、《鬼怨·杀生》。习仲勋高兴地说，秦腔要改革，不改不行，改得没有秦腔味也不行。你们的戏改得好，既有秦腔的传统，又有新的发展，方向对、路子正，我很满意。

　　习仲勋不仅关心家乡戏曲的发展，同时也关心着京剧、豫剧、粤剧、评剧、晋剧等剧种的发展和繁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文化部和北京市调整部属和市区戏曲表演院团布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和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积极动员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到西安组建陕西京剧院。年近花甲的尚小云变卖了北京的房产，举家迁到西安，担任陕西京剧院首任院长，使陕西京剧院成为全国五大京剧院之一。在习仲勋的关怀和支持下，尚小云在陕西再创辉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京剧和秦腔以及其他剧种的共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寅献。习仲勋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相识，和豫剧有着不解之缘。一九八二年二月，常香玉率郑。州豫剧团进京演出《花木兰》和《柳河湾》，习仲勋观看演出。并看望演员。之后，常香玉每次到北京开会，习仲勋和夫人齐心都要请她吃饭。常香玉爱吃青菜，齐心每次都给她做大白菜包子、大米粥和菠菜汤，还让儿媳、著名歌唱家彭丽嫒向常香玉请教学习。

　　在发展繁荣文化事业上，有件事值得称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画家范曾的国画作品在日本走红，日本的有关人士要为范曾举办个人画展并邀请他赴日出席开展仪式。美术界有人不攒成，认为范曾不能代表中国画家，主管部门也犹豫不决。这件事情请示到仲勋那里，他认为日本人喜欢中国画，喜欢中国画家，这是件好事情，应予支持。他力排众议，支持范曾东渡日本举办个人画展，促进了中日文化艺术交流。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段时期，由于西医的冲击，中医中药得不到应有重视，也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习仲勋认为中医中药在医学事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群众又十分认同中医中药在防病治病、健身强体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他很早就关心卫生事业，支持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早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就非常关心和支持西北地区的中医中药研究工作。到北京工作后，他依然关注中医中药事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时，百忙之中仍然不忘支持发展祖国的中医中药事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举行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习仲勋出席会议并作讲话。他说，三十年前成立中医研究院，是发展中医事业的一项重大决定，是中医史上的大事。中医研究院的同志们艰苦创业，尽心竭力，团结协作，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人民防病治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全国中医药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回顾了中国中医药学悠久的发展历史，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特别是针灸已经传到世界上一百二十个国家，有八十多个国家来我国学习和进行学术交流。有些国家还建立了研究机构，投人大量人力，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中医药和针灸进行深入研究。这说明，中医药在我国的卫生事业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它的奇特疗效和科学价值也被世界医药界所公认。”他要求中医药战线的同志们，要把振兴中医，为民造福的光荣任务承担起来，并指出，既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又要坚持改革和创新，振兴中医，办好中医，发挥它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与西医相结合，取其所长，补己之短。他要求，要纠正那种歧视中医中药，丢掉中医中药的错误思想，全党都要关心中医中药工作，重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一大批中医中药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祖国的中医中药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同。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习仲勋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