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30章 实现广东工作重点的转移 [第33页]

　　经过半年多的整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尤其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逐步恢复和发扬，过去发展生产中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做法得到重新明确和运用。邓小平在总结全国这一段工作时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的一段话，正是广东当时情况的写照。也就在这个时候，习仲勋又率领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谋划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开始探索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

　　■谋划发展新思路

　　习仲勋在多年领导工作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到广东工作后他仍然坚持这一传统，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南粤大地。四月到广东，五月就到二十三个县了解熟悉情况，之后先后就许多专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思考和谋划了广东发展的新思路。

　　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整风会议总结。上，习仲勋就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指出：“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进经验，包括一些教训总结出来，不要光坐在机关开会，听汇报，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他以身作则，省委整风会议一结束，就驱车到广东最南端、毗邻香港的宝安县调查研究。

　　七月的南国，骄阳似火，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更增加了路途的劳顿。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习仲勋，原本是很怕热的，但此时急切了解下情的他不顾酷暑和劳顿，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七座的白色面包车，向宝安驶去。

　　习仲勋之所以选择乘坐面包车，而不是小轿车或越野车，一是为了不脱离群众，不使群众与自己产生距离感；二是方便，坐的人多，他可以和地、县委书记坐在一起，听取工作汇报，了解情况。这辆面包车一直伴随着习仲勋，直到他离开广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领导下乡调研也都使用这种车型。

　　习仲勋一行进入宝安县，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很多耕地撂荒。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到了宝安县的深圳，更给人一种穷困的感觉。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两万多人口，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宝安县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边陲小镇深圳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的偷渡外逃人数居广东省首位。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这里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六万二千三百零五人次，其中逃出的有四万零五百九十八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给边防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没有急于听取宝安县委的工作汇报，而是要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陪同他到农村看看。习仲勋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地考察，沿深圳河边走边看。方苞向习仲勋介绍说，在香港那边有几千亩土地属于宝安县，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问不允许劳力过境耕作，不准群众过境探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恢复了部分政策，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后要靠人挑回来，不准在香港出售。这样，劳动力严重不足，香港那边的很多田地都荒芜了。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上，习仲勋看见竖在街中间的石墩，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老百姓都跑到那边去买东西。看到这些，习仲勋心里很难受，与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

　　方苞向习仲勋介绍了很多情况，特别提到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这里曾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将获得的外汇收人部分用以购买副食品帮助群众渡过困难的做法，建议继续搞，希望省里支持宝安发展小额贸易。习仲勋了解情况后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二干部，对这些问题要“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的这样一番话，使周围的人非常吃惊。

　　那一天，习仲勋一行回到县城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收容站主要收容了大批偷渡外逃时被抓回的人员。在那里，他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一两年家里人就可以盖 起新房。这对习仲勋触动很大。

　　第二天，习仲勋一行从县城出发，驱车前往皇岗。在边防部队的嘹望哨所，习仲勋用望远镜观看了对面香港九龙新界和麻坑等地的情况，并到水围大队走访了“渔农村”群众。第三天，习仲勋在蛇口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有五对渔船，最大的一百五十吨，有二百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习仲勋高兴了起来。

　　习仲勋在宝安县还考察了两家来料加工厂，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这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接触了基层各方面的人员，了解了很多新情况，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感触很深，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

　　在听取方苞工作汇报后，习仲勋指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你们反映在英界那边有七千多亩的土地，但是大部分都丢荒了。这些土地还是要很好地经营。因为这是我们边境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我们边境地区逐渐繁荣起来的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

　　他特别强调说：“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当习然，全县其他地方也要加快发展、促进平衡，但是要优先意沙头角。”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破除“左”的思想，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说：“我看主要还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了，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他还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他还说：“你们提出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省委原则上同意，具体减多少，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习仲勋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要宝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规划、来运作。

　　这次宝安之行，深深震撼着习仲勋。他在想，香港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广东却不行？同时，他经过深入农村实地调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谈话，就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和制止外逃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这对他进一步认识和考虑解决广东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方苞等人提出的过境耕作和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习仲勋雷厉风行，指示省委和省革委会尽快落实。七月中旬，省革委会便批复同意宝安提出的过境耕作问题。随后，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帮助搞外贸基地建设。不久，省革委会又批准宝安县过境兴办养鸡场，并允许鸡场人员在香港居住。除此之外，宝安的小额贸易也在逐步扩大。

　　这月中旬，习仲勋回广州处理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后，又到粤东三个地区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

　　广东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粤东主要是山地，有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以农业为主。习仲勋到粤东主要是就如何加快广东农业发展问题进行考察。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习仲勋首先到梅县。他冒着酷暑高温，翻山越岭，深入到兴宁、蕉岭、大埔等县的农村、工厂，在田问地头、养猪场、炼铁炉旁，与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交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情况汇报，仔细询问揭批“四人帮”和落实政策的情况，了解夏收夏种、农田基本建设、山区建设、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和养猪等情况。习仲勋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对悔县加强山区建设，打农业翻身仗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仲勋反复强调，梅县地区山多人多地少，要充分利用山区的条件，发展梅县地区的建设。他指出这里的山区有巨大潜力，山多田少，表面上看是不利条件，但是如果能够把山区建设好，做到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物产就会越来越丰富，就会变成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鼓励大家多在山上造林，种经济林、用材林，发展油茶、茶叶、水果，发展养羊、养牛、养兔、养蜂，发展编织业，采摘各种林业副产品，利用山区的水库、水塘发展养鱼，这样就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和大大增加社员的收入。他还强调，农业要上去，就要搞好科学种田，应把县农场、农科所作为全县农业科学研究的中心，搞综合性科学研究，包括种子、土壤、植保、栽培技术等。要充分发挥各级农业技术人员的作用，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

　　习仲勋还强调，地、县和社队领导干部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多和群众商量办事，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用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各级干部都要深入实际，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要搞一刀切，要把那些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各项政策尽快恢复起来。

　　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四日，习仲勋来到汕头。汕头紧邻大海，水天一色。久在北方工作的习仲勋，被这里的壮美景色所吸引，连声称赞汕头是个好地方。他在汕头十二天时间里，先后到饶平、汕头、南澳、潮安、揭阳、揭西、普宁、潮阳、惠来、陆丰和海丰等县（市）实地考察，听取了地委、汕头市委和各县县委的工作汇报。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座谈，并深人到饶平县新丰公社、潮安县黄厝尾大队、揭阳县三担大队、华清大队，和干部群众座谈，了解农业生产情况。

　　习仲勋根据汕头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打好农业翻身仗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他说，汕头地区是人多地少，但需要具体分析，平原是人多地少，山区则是地多人少，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充分挖掘各个地区的生产潜力。潮安县黄厝尾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五分多地，他们实行水旱轮作和经济作物轮作，全年粮食亩产达二千六百多斤，经济作物也获得高产。”习仲勋充分肯定了黄厝尾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抓科学种田，抓平衡增产的经验，称赞他们是潮汕平原的一面旗帜。在饶平县，习仲勋听了县委关于开发山区，实行林、粮间作，“一手抓了两条鱼”的汇报时，兴奋地说，这样做很对，汕头地区有一千一百多万亩山地，这个潜力大得很。这几年山区建设是个薄弱环节，今后要重视治山，把山区开发起来。要把山地划分好，规划好，合理开发。平原地方也可以组织专业队，参与山区的开发建设。

　　习仲勋还特别重视农村的沼气建设和计划生育工作，他要求地、县要切实加强领导，把这两件事办好。他在汕头超声电子仪器厂和潮安县枫溪陶瓷公司等企业，同干部群众座谈，了解工业生产情况。他认为，工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不比农业少，存在着各自为政，各搞各的，缺乏统一规划的全局观念。

　　习仲勋根据了解到的新情况，提出汕头地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努力发展轻工业和加工工业，逐步把汕头建成外贸出口基地。他还提出缺少煤、电、原材料的汕头地区，要和资源丰富的梅县地区搞经济协作区。

　　八月四日以后，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研究。在这里，他先后到了宝安、河源、龙川、惠东、惠阳、惠州、博罗等七个县、市。七日，习仲勋在惠州市主持召开了惠阳地委、惠阳县和惠州市领导干部座谈会，对二十多天的“东三区”之行做总结

　　通过这次调查研究，习仲勋总的感觉是“形势很好，问题不少”。他看到省委整风后，下面的干部群众感到有希望了，干部作风开始转变，下去调查研究的多了，思想比以前解放了，工作初见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一个是农业发展不快，有的还极端落后。在普宁县，他看到三个人拉一张犁耕地，非常难过。他说：“解放二十九年了，还是刀耕火种时代的耕作水平！当然这是极个别地区的现象，但牛力不足，拖拉机质量很差，维修费用很高，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习仲勋深深感到农业上的问题确实不少，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把很多问题搞乱了：一是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总方针；二是破坏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三是搞乱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四是破坏了党领导农业生产的优良作风，搞什么“割尾巴”、“铲土壤”，限制社员养几只鸭、几只鸡，超过了就要批等等。所以，要扭转广东农业落后的被动局面，关键还是要搞消楚路线是非。

　　习仲勋深深认识到，近十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饭，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必须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为此，他提出：

　　首先要重新认识农业问题，对“农”字要解放思想，放宽眼界。他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对农业理解得很片面，只知搞粮食生产，生产布局不当，不能因地制宜，这是个极其深刻的教训。今后一定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特别要把畜牧业和渔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的出口。

　　其次在生产布局上，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要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中央同意这个设想，就能动员全省人民做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三是要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坚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两大政策，必须用各种办法保证实施，当务之急是适当减少生产队的负担。

　　四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要按照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迅速作出管理体制的相应改变，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如果中央能给广东地方处理问题一定的机动余地，允许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买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另一方面在接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具制造所需的钢材，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并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

　　习仲勋的这些工作思路，在随后召开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得到广泛赞同。会后，有些工作便立即开展起来，如在引进香港的资金和技术方面，到年底时已达到几十个项目，资金近四千万美元。其中，同一位港商合作生产电子表项目，四十天内就建成投产，成为最初引进工作中的突出事例。这些做法，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成为热议的话题。习仲勋的这些新想法，也成为广东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先走一步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这次调查研究中，习仲勋还强调要改进工作作风，领导干部要倾听群众意见。他在粤东调查结束时说，我们这次出来要过梅县、汕头和惠阳地区，共二十一个县、市。虽说是走马看花，但看总比不看好，下去总比不下去好。由此，他再次提议各级领导干部要多接触实际，多了解下情，多找一些同志谈谈，好处很多。他说：

　　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坐在机关里做决定，往往是主观主义的。……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作为“班长”或领导者，也要注意多创造条件，让下级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顾虑。在领导身边，有几个喜欢提意见的人，爱“挑刺”的人，很有好处。不要你一说，他就说是、是、是，对、对、对，而是能动脑筋思考，想一想，到底对不对，并提出建议，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少犯错误。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有句古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意见。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们领导机关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使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办事的。

　　习仲勋实实在在、朴实无华的语言，教育了各级干部，也习为广东广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

　　习仲勋在调查中，还感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许多干部在相当大程度上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听不得相反意见，只能听顺耳话和好听话，严重影响决策的正确性。为此，习仲勋要求各地干部，要听得进不同意见，“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不久，习仲勋自己在这方面也遇到了一次考验。

　　九月二十五日，惠阳地区检察分院的一名叫麦子灿的干部给习仲勋写了一封十分尖锐的批评信，说习仲勋“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理由就是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时，赞扬了惠阳地委的治水工程。麦子灿认为这是习仲勋仅凭听取惠阳地委汇报得来的结论，而没有真正听取群众意见。他认为惠阳地委搞的治理淡澳河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是刮了“共产风”。他建议“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他批评习仲勋“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个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麦子灿的信最后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秘书收到这封信后，出了一头冷汗，开始不敢给习仲勋看，却又不敢隐瞒。没想到，习仲勋看完信后非常重视却又十分坦然。他在省革委会主任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并称赞：“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他给麦子灿复信：“你九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他还委托前去惠阳帮助地委整风的刘田夫，同麦子灿面谈，请刘田夫帮助地委切实解决麦子灿所反映的问题。

　　为了活跃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习仲勋同省委常委研究后，把这封批评信印发给各地、市委和县委，并附上他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人的信。他在信中指出：“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过来。”“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时联系实际，看看在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应当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纠正缺点，改进作风，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习仲勋给麦子灿的复信和致全省领导干部的信连同麦子灿的信公开见报后，在全省特别是惠阳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习仲勋同志对群众的批评意见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使群众增强了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只要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真正这样去做，充分发扬民主，活跃党内生活，各项工作就大有希望了”。惠阳地委组织干部认真学习讨论了习仲勋和麦子灿的信，对照检查了住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实事求是地修改了原来治理淡澳河工程的计划。

　　习仲勋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在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中，一时传为佳话。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叶剑英讲到发扬民主时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习仲勋同志。同志们从报上大概都看到了广东惠阳地区一位基层干部写给习仲勋的信和习仲勋同志的复信。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复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共广东省委接到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主持省委工作的习仲勋和分管工业和农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十分重视，一是他已多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了，二是最近调研中形成的关于广东发展的新思路，也要借这个机会向中央汇报，以取得支持。为此，他主持召开了四次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材料。十一月九日，习仲勋等赴京参加会议。

　　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同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一样，按地区划分为六个组，每组指定四个召集人，轮流主持会议。习仲勋这次随广东省被划到中南组参加会议，召集人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组的成员有邓颖超、廖承志、程子华等中南五省区和广州军区、武汉军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地点在第十四会议室。据王全国回忆，习仲勋、薛光军和他都是会议上的活跃分子，中南组也是比较活跃的一个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上讲了会议的主要议题，即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并提出，会议在讨论这三项议题之前，用两三天时间先讨论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华国锋在讲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时说，西方和日本各国有一种强烈的动向，就是极力要同我们加强联系，积极要求发展和我们的贸易，想在中国打开市场。“他们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表厂、电厂。国际形势现在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

　　华国锋在这里提到了广东已开始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对习仲勋和王全国等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习仲勋联系广东省的实际做了发言。他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认为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当前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确实到时候了。国际形势对我们也非常有利，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大好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转人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两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起草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后，绝大多数与会代表都不满意。对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经验的习仲勋，就这个问题做了多次发言。

　　十四日下午，习仲勋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总的感觉写得太散，没有很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有的部分“都是几句口号，情况没有讲明，问题没有讲透”，发下去以后解决不了问题。如《决定》中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巨大意义”。对此，习仲勋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段部符合实际，不要这么写。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不是经受了种种考验？过去，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的不是那么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和合作化时差不多，有些还不如合作化的时候。”他反思说，成立人民公社如果“推迟二三年再搞，要好些。现在很有必要把过去二十多年的农业情况做个基本的估 计”他还针对文件中的说法，强调指出：“以农业为基础，不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从历史上来看，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后来修改文件时，接受了他的意见。

　　十六日上午，习仲勋又就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做了系统发言。他说：

　　在农业问题上，一定要揭露矛盾，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下最大力气把农业搞上去。我们党领导农民从事革命和生产，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我们是从农村工作起家的。但现在农业问题却成了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严重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定要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提高自觉性，抓好农业这个基础。我感到《决定》草稿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和揭露矛盾。要面对现实，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绩必须肯定。但农业发展的速度不够快，还摆脱不了八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并且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解放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但这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破坏很严重，加上我们工作方面的问题，农业发展缓慢。现在，“四人帮”垮台了，有可能、也应当认真揭露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不破不立，要把农业搞上去，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的破坏，拔乱反正，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半年来，我们通过整风，抓住广东农业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揭露矛盾，分清是非，就是动员全党来解决这个问题。

　　习仲勋赞成《决定》草稿中提出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建议，并提出省、地、县都应设立这个机构，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他回到广东后，就立即在广东建立了这个机构，并亲自兼任农委主任。他还建议农业部“可建立一些必要的专业总公司”，“农业的投资也需要增加”。

　　习仲勋就如何把广东农业搞上去，谈了他在广东前一段提出的四点意见，并着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改变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希望中央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他强调，广东农业要大干快上，除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恢复元气上，同时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要发挥广东的特点，多搞海水养殖业、海洋捕鱼业和牧业，多搞甘蔗等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为人民群众提供较多的食物，为国家建设和外贸出口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建议国家把开发海南岛作为发展农业的重点地区之一。他说，海南岛是个宝岛，要大力发展橡胶、剑麻等热带作物，“要搞几个大型的现代化的谷物农场，多生产粮食，为大规模开发海南创造条件”。

　　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成员，大多数是像习仲勋这样经历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其中相当多的又经过“文化大革命”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有许多反思。这次会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于是与会成员畅所欲言，敢讲真话，都从各自所孰悉的领域，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经验教训。大家对于过去那种政治运动不断，一抓生产和经济就被批为“唯年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发展生产中，又不讲究经济效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在国家统一计划经济中，对地方经济统得过死，对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利用不够；对农轻重发展次序，说起来是农、轻、重，做起来是重、轻、农；以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

　　在总结和反思这些经验教训中，自然就联系和涉及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案件。如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如应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平反，为陶铸、王鹤寿等冤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和革命的贡献很大，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批判康生的严重错误，等等。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得到与会成员的热烈拥护，也说出了习仲勋的心里话。

　　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讨论和研究了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华国锋代表中央对这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一伙对几位老帅的诬陷；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的冤案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平反，并指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康生、谢富治的罪行应当揭发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加以处理，有错必纠。

　　习仲勋和与会代表对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见，感到满意。二十七日上午，习仲勋在中南组会上发言，认为对天安门事件和彭德怀等其他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解决得很好，这对今后工作将起重要作用，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很大动力。他认为自己的老战友彭德怀功大于过，建议中央在提到其错误的措词时应更轻一些。他还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第一次开得这样好的会议。大家畅所欲言，敢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颇为激动地说：“我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了，参加这次会议心情非常舒畅，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针对会上许多老干部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尚有意见时，说：“我们经受了很大锻炼，不要计较个人，要多为党做工作。老干部的特色就是老，要老的很革命，把毛主席为我们党培育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下一代。”他根据华国锋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扔然没有就实践标准问题明确表态，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次会议上不讲两句，恐怕不好。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外界议论也很多。是非不搞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希望华主席最后讲一下。”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王全国和薛光军三人缺实非常活跃。十二月三日，在许多同志的发言都转到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和酝酿增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等问题时，王全国除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认识外，并宣读了习仲勋和他及薛光军三人写给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再次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们对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领导人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表示不放心，担心会影响全国的安定团结。

　　王全国读完他们三人的信后，得到中南组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人中有二十四人在信上签名。于是，这封信在上报中央政治局的同时，也全文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这无疑对会议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习仲勋还在会上提出设立中央秘书长的建议。

　　十二月十日晚，会议通知各组酝酿讨论增补陈云、邓颖超、王震、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习仲勋等九位同志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等人事问题。大家在讨论中，一致同意这些同志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认为是众望所归。但也有个别代表认为进入政治局的这几位同志，除胡耀邦外，年龄都有些偏大，力不从心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有的同志提出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

　　习仲勋在十一日上午的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设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政治局处理日常事务，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虑一些决策的大事。如果一下子搞不起来，也可以先考虑成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设一个秘书长，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再设几个副秘书长。有了这个工作班子，就能够把中央的日常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使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常委完全摆脱日常事务。希望这次中央全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习仲勋的这一建议，“许多同志鼓掌表示同意”。后来，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那些坚持“两个凡是”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认识不足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人，对这两个问题也逐渐有所认识。之后，会议转入讨论李先念在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今后两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十二月九日，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发表系统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问题的看法还是首次提出。

　　他们首先谈到安定团结的问题。认为安定团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绝对必要前提，“没有安定团结，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十分珍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此，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虽然作为全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结束了，但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还很艰巨，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对各方面人的政策落实，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必须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从中央郑州局到各级党委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把各级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抓紧制定必要的法律、制度，保证人民的民主。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要先改善农民的生活，切实解决城市工矿职工的生活供应和住房等问题。他们还在深刻总结这十多年来社会发展的沉痛教训基础上，特别提出了涉及社会主义时期安定团结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在过去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阶级斗争还存在，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种动乱局面，并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然规律”，至于说党内出现了多少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更是“四人帮”一伙的捏造。由此，他 们提出“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从理论上讲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有利于巩固发展安定团结”。这实际上是比较早地对毛泽东提出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

　　其次，他们对关于经济工作必须实行的三个转变问题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国家计委在文件中提出的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三个转变，讲得很好，但在论述第二个转变中，建议加上“用行政办法转变为采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统收统交，统得过死，转到统一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的体制上来”。国家计委后来在修改文件中，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文件稿中加上了这一思想。

　　第三，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两年计划安排的问题，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形势很好。但是，‘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并未完全转变过来。现在比例失调情况概括起来是四短两长。四短：一是农业这个基础太薄弱，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建筑材料不足，不能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三是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四是人民生活上欠账很多。两长：一是基建战线太长，全国铺开的五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十二万四千个；二是有些工业生产加工能力长了，缺电缺燃料和原材料。”

　　他们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全国经济形势后提出：“面对国民经济这样比例失调的情况，应当采取调整的方针，下大力量加强短线，压缩长线，尤其要突出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加强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不能修修补补。”为此，建议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多进口几百万吨粮食，让农民有个休养生息机会，以调整农业布局，发展多种经济和林牧副渔；二是利用大好时机，更多地利用外国资金，对农业、燃料、电力和交通运输多投点资，步子加快一些；三是在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和煤炭、木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步子迈得再大点，对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上也要给以充分的重视和安排。

　　第四，他们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个大问题。他们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统一由中央统收统支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对于这方面的弊病，这次会上多数同志都看到了，体制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在改革时，从战略上讲，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当然在实行步骤上要稳妥点，工作要做细些”。现在讨论的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比过去进了一步，但还不够放手，不敢多分些职权给地方，扩大企业的权益也比较抽象。中国这样大，一个省就等于一个西欧大国，希望体制改革这次一定要解决。建议中央成立个体制改革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搞出个办法来。

　　第五，关于加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经济管理中的混乱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方面是因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工作做得不好。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抓好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离开了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就不可能有持久的高速度。希望国家计委多花些力量下去搞调查研究，加强国民经济大的综合平衡工作，同时，要给地方统筹安排国民经济的权力，有了省、市、自治区的平衡，国家的综合平衡才能搞好。要加强物价工作，重视利用价值规律，在价格政策方面给省、市更大的权力。

　　最后，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提出了有关广东经济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强调要利用广东的特点，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他们说，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四季常青，雨量充沛，有广阔的海洋，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特别适宜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有些轻工业产品和工艺美术也占全国第一位。同时，广东毗邻港澳，有八百万华侨，对于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旅游，争取侨汇，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殷切“希望中央考虑如何利用广东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给地方以必要的支持，给地方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以更大的权力，使广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大家都说，广东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大有作为，但如果体制上政策上不给地方更大权力，我们也是不能大有作为的。当前我们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为，希望这个问题能解决”。

　　习仲勋等三人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特别是他们关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分析，为形势的发展所印证。

　　这次会上，与会人员都迫切希望在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年恢复工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指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争论的重要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宣布了要实行“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就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人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对与会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习仲勋等人兴奋不已。

　　十二月十五日，会议结束。长达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十二月十八日晚八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二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胜利闭幕。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有关人事安排，基本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进行了增选和补选。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只开了五天，但由于中央工作会习议为之做了充分准备，指导思想明确，因此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这次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会议，对广东进一步全面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广东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向中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习仲勋为能够参加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而感到十分荣幸，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也说明党对他是充分信任的。尤其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到习仲勋的民主作风，对他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将要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对中共广东省委的人事问题作出进一步调整，决定习仲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习仲勋就去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将要赴任的杨尚昆。

　　杨尚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他俩可以说是老相识，在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十年期间，他们在许多工作中互相配合，联系很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他们同为“左”倾错误的受害者，有许多共同语言。习仲勋向杨尚昆介绍了广东的情况，研究了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等问题。不久后，杨尚昆便抵达广东，他们同心协力，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着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习仲勋赶回广东，先在省级领导干部中传达，随即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至二十五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学习和发扬了中央两个会议的好会风，民主空气活跃，打破了一些过去不敢碰的“禁区”，围绕工作重点转移、解放思想、发展农业生产、干部作风等问题进行了深人讨论。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广东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揭露了干部思想和作风以及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许多矛盾，并指名道姓地开展了批评，敢讲话，讲真话，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习仲勋在讲话中，要求大家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迅速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认识要统一，要有共同语言，思想要跟上去”，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鼓干劲，分秒必争，尽快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举行闭幕式，杨尚昆主持会议，习仲勋做总结讲话。他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广东一定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在农业上来一个大的突破，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要紧紧跟上，要冲破旧的条条框框，采取新的措施。他说：“我省毗邻港澳，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王全国也提出，广东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应当做得更活些、更放手些，应当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规划，报告中央，要求中央给广东做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权力。习仲勋和省委其他常委都赞同这个建议，并决定由王全国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向省委写出报告。

　　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要求按照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农业的精神，把广东的农业尽快搞上去。他指出：“省委领导的主要精力要集中到农业上来”，“省委成立农业委员会，解决农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农业委员会由我自己先兼主任，同时加强农口干部的配备，加强农业的领导力量。地、县委第一把手要亲自抓农业，并以主要的力量分管农业。要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各行各业组织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四月二十一日，省委正式成立省农业委员会，习仲勋兼任党组书记和主任，充分显示了广东省委和习仲勋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把农业搞上去的决心。

　　会后，省委常委除少数留在机关外，其余都下到基层去帮助指导工作。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带领八个工作组，共三百多人，分赴肇庆、佛山、韶关、汕头等八个地区和所属的七十多个县、市，参加地、县召开的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理清思路，制定规划，同时帮助组织春耕生产。由此，拉开了广东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

　　习仲勋带领的工作组，二月五日晚一抵达肇庆就开始工作，听取地委工作汇报，与地委和各县、市委书记座谈。七日，习仲勋参加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个会议精神，把工作做好。要拨乱反正，要把好党风重新恢复过来。他鼓励地方干部要大胆地干，“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讲，不管你来自哪方面，只要不对都给他顶回去”，“胆子大一点”。

　　二月九日至十七日，习仲勋一行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和云浮等县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座谈，又同一百三十多个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与他们讨论方针政策问题、干部思想作风问题以及山区以林为纲、全面发展的问题。习仲勋向大家说：“这次各县的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归功于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做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央贯彻执行，离开了这条就没有什么方针政策了。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离不开这条。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他说：“今年起，我们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抓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要集中力量打好农业翻身仗，把农业搞上去。”他指出：“要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搞好农业生产，还要把政策搞对头。首先是干部政策、人的政策的落实，经济政策也要认真落实。政策不落实，就不可能安定团结，人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他还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坚持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保护好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各级党委印发了习仲勋在肇庆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对习仲勋等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基层，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了专题报道。

　　八个工作组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后，习仲勋召开汇报会，听取汇报，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问题，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认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仍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障碍，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从思想上弄清是非，拨乱反正。思想转不好，工作重点也转不好。

　　思想的统一，推动了工作上的突破，全省农村开始恢复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时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但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对“一大二公”的旧体制发起挑战，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广东有的社队就开始恢复六十年代初曾经实行的“包产到组”，相继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不少社队还实行了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一九七八年冬，省委在全省冬种生产中普遍推广“三定一奖”责任制，《南方日报》也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宣传各地落实“三定一奖”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经验。由于省委的提倡和推行，这年冬种全省实行“三定一奖”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加强了田问管理，各种作物长势良好，经济收人大都有明显增加，干部群众反应很好。同时，也出现了个别生产队分队和包产到户的情况。这年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奖” （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并广泛征求各地、市、县的意见。

　　习仲勋对广东各地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一九七九年一月，他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要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芳动报酬。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

　　二月四日，中共广东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提出各地大田生产可以普遍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意见》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社员的劳动同产量联系起来”，“解决了只顾数量挣工分，不顾工作质量这个矛盾”。“产量联系到作业组，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联系产量，超产奖励，把劳动成果和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产生了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想办法把生产搞好。这种法，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提高了群众觉悟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是改变原核算单位，削弱了集体经济，而是更加巩固了核算单位，巩固了集体经济。”由此，对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在全省推开。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关于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对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给予肯定。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当时在全国也是早的。中共广东省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受到全省广大农民的拥护。

　　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在推行“三定一奖”和“五定一奖”时，明确指出联产责任制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作业组内仍旧存在着平均主义。有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落后的乡村，已经悄悄打破这一规定，开始进行“包产到户”。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杨应彬后来回忆说，一天晚上，习仲勋刚从从化调研回来，就把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他叫到办公室，给他们说，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的试验，效果很好，问是否可以推广。杨应彬和薛光军汇报了“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一九六二年，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但当时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有“两个不许”（即“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名”中，洲心公社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仲勋同志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习仲勋知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中有“两个不许”的规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发[1979]31号文件也有“三不许”②的规定，也知道从化两个大队实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这些规定，但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作出了支持他们大胆试验的决定。

　　广东省农村的最初改革，还体现在从“以粮为纲”转变到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广东农村同全国一样，长期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结果导致多种经营生产萎缩，市场商品供应短缺。习仲勋等广东省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探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子。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开 拓视野，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意见。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 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又提出：“要改进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今后生产队只要保证完成国家下认的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计划，就可以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计划。”习仲勋指出：各地、县在保证完成粮食计划产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于是，广东各地、县开始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下半年，习仲勋到新设立的深圳市宝安区视察时，专门了解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放苞后来回忆说，过去粮食种植面积多少是死的，只能多种不能少种，粮食上调也是死命令，只能多给不能少给，农民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过死，其他难以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善。习仲勋来到广东后，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生产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为了满足香港市场的需要，省委批准宝安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将五万亩稻田改为塘鱼等鲜活商品生产基地，鲜活商品发展起来了，满足了香港市场的需要，也使群众增加了收入。

　　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全省农业的发展。一九七九年广东虽然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灾害，水稻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但是全省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三百四十斤，比上年增产十五亿斤；花生、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有较大增长；社队企业、家庭副业都有较大发展；社员口粮和现金分配收入明显增长。

　　广东省在农村实行的“五定一奖”责任制，虽然克服了“打大捞”的现象，却无法解决“打小捞”的问题，包产到户由个别地方逐渐扩展起来。习仲勋和省委一方面强调要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的精神；另一方面提出，要切实帮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克服困难，不能粗暴指责，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批判。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在继续增加。

　　一九八〇年春，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在组织工作组进行春耕生产大检查中，了解到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粮田都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饭问题。于是，在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等问题。会议认为，一些穷困地区的部分“三靠队”，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暂时困难，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是要向干部说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同时，要坚决制止分田单干。

　　根据这次常委会议的精神，中共广东省委于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在会议的讨论中，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有的县委书记认为可以支持，有的则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争论得很激烈。二十七日，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说：“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上既要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又要善于因势利导，讲究工作方法。不能用压制方法，不要同群众顶牛。”“一是坚决反对分田单干。第二是包产到户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但它很容易滑向单干。一些特殊困难的社、队，已经出现了包产到户，并且农民群众一时还不愿意改为实行联系产量到组或实行定额管理和评比奖励的，可以允许继续实行。但一定要讲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他提出，省直机关要抽人组成调查组下去，和当地党委一起调查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状况，倾听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认真负责地解决好这些问题。会后，按照习仲勋的意见，省直机关抽调二百多名干部，分赴十六个县调查研究。

　　这时，全国也正在为集体“阳关道”与个体“独木桥”展开激烈争辩。许多领导干部赞成清除“左”的思想错误，却激烈地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体制改革，有些省份甚至仍然用政治办法去强力阻止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广东的做法，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能够允许贫困社队搞包产到户，已经是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冒了很大的风险。

　　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如拨云见日，给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吃了定心丸。

　　习仲勋根据调查组在农村实地调查所反映出的问题，联系广东的实际，指出：“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他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扭。各级党委的主要责任在于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已经分田单干或者正在闹分田单干的，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对包产到户的看法，随着实践慢慢地转变，决策也更加符合实际，广东“便形成了粤东粤粤西试验，粤中粤北看一两年的‘中间不动两头包’的情况”。

　　九月，习仲勋来到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闹得沸沸扬扬的湛江地区视察。在徐闻县，他在县、社干部会议上做了讲话，指出：

　　事物是变化的，一成不变不可能。三中全会讨论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规定过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规定了不能不执行，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提高，也发生了变化。允许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单干还是不准的。这就说明，经过实践，慢慢地人的认识更符合客观实际……从总结经验教训来说，有些地方出现较多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主要是经营管理没 有搞好，责任制没有搞好，生产力水平低，集体经济十分单薄，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造成很大的危害，从这点来说，有些地方搞单干，对我们是一种惩罚。我们搞几十年，搞了一个穷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花了很大的代价，花了许多钱财物质。现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四年了，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适应形势的需要，避免主观片面性，力争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就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群众的正确意见，把正确的东西集中起来，又坚持下去，实行正确的领导。

　　习仲勋的这一段话，语重心长，引人深思，是他这个“老农村”对自己这几十年农村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从一九五二年六月作《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长篇讲话以来，他的思想随着党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变化而发展，其间也走过了难以言说的历程。但有一点习仲勋始终坚持着，这就是尊重群众的实践，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唯其如此，他在广东虽然对包产到户经历了逐渐认识的过程，但他对群众不批不压，没有硬扭，没有重犯党的历史上几次把包产到户强压下去的错误。

　　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予以肯定。十月十八日，中共广东省委随即发出贯彻执行中央这一文件的通知。在中央和省委文件精神的鼓舞下，过去“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纷纷由暗变明，过去想搞的也很快搞了起来，到一九八〇年底，广东省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上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年，全省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十一亿斤，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五十一元，达到二百七十四元。农村出现了盖新房子多、购置耕牛农具多、重视科学种田多的“三多”新气象。有些地区尽管遭受了自然灾害，但粮食仍然增产，农民大多吃饱了肚子，农村出现了新的生机。

　　在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的艰苦努力下，广东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农村改革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吃饭问题，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