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花的歧路: 第二节
在张家口正北数百里的地方，是一片干燥、平荡荡、浩茫无涯的高原。高原上没有突兀的大山和幽深的峡谷，最多是些碟子样的浅浅的盆地。到处铺着黄橙橙的细沙，长满丰茂的绿草；大片大片乳白色的羊群在上面蠕动。晨曦中，草原是蓝色的，远看就象反映着蓝天的巨大的湖泊；羊群便是飘曳的云影。还有一群群馒头状毡房和积木似的新房舍点缀其间，充满高原草原所特有的空阔、清新和恬美的诗意。
锡林郭勒盟包括的十来个旗县就散布在这儿。盟的繁华中心叫做锡林浩特，是个有新兴气象的小城市，却也有着悠长的历史。市区正北有座三四百米高的小山，形状如毡房。因此得名叫做敖包山。它在平得象绿色的大纸板似的草原上乳头般地凸出来，非常惹目。早在远古，人们从漫无边际的草原上到这儿来，就以它为标志。山上有座古庙，庙院内保留着一株盘根错节、生长于唐代的古槐。凡是在草凉上生活了三四十年以上的人，没有没见过它的。
五月在这里，很象内地的阳春天气。阳光把空气晒得暖融融。到处那么透亮、干净，好象都用清水洗过、罩了一层玻璃似的；草原早就绿了。百灵鸟在很高很高的空中鸣啭，根本看不见它们；只有一阵阵银铃般动听的鸣唱洒下来。敖包山开满了杏花与桃花。这些花香混同高原上青草的气息，给风吹得到处飘散。虽然气味变得淡薄了，但此地人对这种气味非常敏感，一当闻到它，便油然生发一种对珍贵的往事深沉的眷恋……这个季节，很多人都来登山，站在山顶放目远眺，伸向天边的草原的绿色，会把人们的思绪带得一样远。离人遥远的事情总是属于将来的，或者是过去的。连外地来的客人仁立山顶欣赏这种景色时，也会引起联想，唤起记忆或幻想中的形象而流连忘返……
常鸣在山顶上足足站了两个小时。他在暮色中走下来，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的感觉。短外衣的袖筒里带着些草原醉人的气息。
他回到市区大街的一家招待所里，进了自己的房间。多日里对面的床一直是空的，现在却放了一个褐色的大手提包，肯定新来了一位客人。再一看，桌上摆了许多点心水果，还有一张便条裹着一张长途汽车票。他看过便条才知道本地拖拉机修配厂的同志们已经替他把明天返回去的汽车票买好，约他明天在车站上见；桌上的点心和水果是留给他吃的。
前几个月，这里的拖拉机修配厂去到常鸣的工厂请一名技术员，工作期限半年，帮助解决些技术问题。常鸣虽然不是专职的技术员，但他很刻苦钻研，对于解决非一般性的技术问题都能胜任。领导很信任他，就派他来了。他在这儿工作不到三个月，一切进行得挺顺利，问题都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他打算明天离开这里返回去。敖包山是草原上的名胜古迹，他来后工作很紧张，一直未能去玩玩。所以今天下午抽暇去一趟，又怕修配厂的同志们知道了要陪他去而耽误工作，便没有声张，自己俏悄去了。
他吃了一点东西。只听屋门“哐”地一响，走进一个块头很大的男人，斜背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两步就走到常鸣面前，简直可以说是闯进来的。这人的脸通红通红，显然喝了酒。他的鼻子、眼睛、嘴、耳朵都是大号的，伸过来的一只大手紧握常鸣的手。
这手又热又肥厚又柔软，象个胶皮的热水袋。
“我叫马长春，就是长春市的‘长春’那两个字，你就叫我老马好了。我是独唱演员，在沈阳工作。”
他的嗓音明亮、圆润、柔和，底气很足，显然在发音和用气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常鸣想起他曾经是位颇有些名气的歌唱家，不过近几年似乎销声匿迹了，听不到他的歌声了。常鸣摇了摇他握着的手，热情地说：
“我叫常鸣。听过您的歌，您唱得很好。”
马长春先是兴奋地睁大眼，接着摆摆脑袋，叹口气说：
“那是当年‘过五关’时候的事了，现在‘走麦城’了。不提那段儿啦！”他说着，把挎包摘下来扔在床上，又摘下帽子扔在一边，满头浓密的黑发立即象钢丝那样翘了起来，有几撮竖得直直的，那神气仿佛在说“你压不倒我：”他拿出烟递给常鸣一支，常鸣推回去，表示不会抽烟。
马长春极爱说话，说起来滔滔不绝。而且爱议论不平的事和谈论自己。不知是过量的酒精造成的，还是一种天性。
“我以前唱的都是抒情歌曲；现在呢？只要激情，不要抒情。歌儿不应该唱，而应当喊，拚命地喊，直嗓门，音量愈大愈好。最好是如雷贯耳，震聋观众的耳朵！因此，我来这儿，想调到这儿来工作。在草原上唱歌，你有多大音量也不够用的。哈哈，我这是笑话。我是给一群非常革命派挤得没饭吃了！哎，老弟，你说说看，凭我这几句话能定上什么？”
常鸣笑了笑。他习惯于用笑来回答生客。他并非没有主见，而是怕找麻烦。因为生活中专门有一批人靠找碴整人活着。他们善于在干净的地方发现污点。再把污点放大数百倍，乌黑一片地涂在你的脸上……
老马又来问他了：
“哎，老弟，你是极左分子吗？是靠小汇报过日子，还是靠勤劳、实干和能力生活的人？你是不是也想拿个小本子把我的话都记下来？”
“我希望咱们谈点别的。”常鸣微笑着说。
“噢！”老马张大嘴朗朗地笑了，指着常鸣说，“老弟，我头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正派人！你准打心眼儿里就憎恶林彪那种人，你决不会为了往上爬而陷害好人。对不对？嘿！我的眼睛可厉害呢……当然，有时我也会把人看错，那就是每天围着我转的几个非常的革命派。他们过去和我要好，我信以为真，不分彼此。后来整我最厉害的恰恰就是他们几个。他们搞我的主要罪状是十年前我在电台演唱过一些外国民歌。按照他们给我定罪的逻辑：产生那些民歌的国家。只要现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他们就说我宣传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呢，而我也唱过不少的革命歌曲呢，嘿，他们提也不提。或者说我是为了宣传封资修故意设置的障人耳目的红色挡箭牌。然后，他们又在我身上找一些缺点，无限上纲，或者胡乱给你歪曲。比如有一次歌舞团举行庆祝新年的基会。我平时很少喝酒--你知道，歌唱演员是不适宜喝酒的。那天大家逼我喝，我喝了两盅就醉得不成样子了，这就成了我运动中的一条罪状。他们说我对现实不满，借酒滋愁。再比如，有一次我下乡演出，街上有个女人卖咸花生，我买了几角钱的吃，他们就说我支持资本主义……诸如此类，全都拉在一起。你想想，老弟，我又宣传封资
修，又支持资本主义，又对社会主义不满，我成什么人了？于是他们搞我，所用的办法你根本想不到。他们知道我有说梦话的习惯，每晚在我床边安排一个人，守着我，就象守灵似的，手里还拿个小本本，专门记我的梦话。他们说，一个人的梦话最能反映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据他们说，一次我在梦里叫了一声‘火’，转天就足足审了我四个小时，问我要烧什么？他们就这么搞我！如果有可能，他们会在我的肛门上也安装一个窃听器，连放屁的声音也要分析分析呢！老弟，你不要笑，他们办的愚蠢的事多着哪！这是革命派吗？我只能称他们做‘非常革命派’。就这样，他们‘非常革命’地挤进领导班子。现在呢，落实政策了，当权派恢复了职务；我也被落实了。你想想他们能高兴吗？他们怎么肯把一个关在笼里的鸟儿放了呢？他们整天什么也不干，摆弄人、折磨人已经成了一种嗜好。这也是他们用来表现自己‘非常革命’最便当、最省力气的方式。但落实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不能公开对抗，就暗地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复辟行动’。我猜他们的小本子上又记得满满的了。因为他们不断抛给我的眼神等于告诉我了。谁知道，现在有些人拚命叫喊‘复辟’、‘回潮’，安什么心？自然报上也这么说，咱就不好议论了。我受不了这种精神负担，只要一激动，晚上准失眠。这纯粹是给他们记录梦话时搞的。这样下去，身体非叫他们弄垮了不可，所以我要赶快离开他们。正巧听说这里的歌舞团需要独唱演员，我就跑来联系。我要到这里来好好为牧民们唱一唱，我要让自己的歌声在草原上飘荡。多年来，我唱不了歌，喉咙里好难受呀！”老马的眼睛在灯光里亮晃晃。他好象在克制自己，泪水汪在眼眶里，没有落下来。他对常鸣说，“你那里怎么样，有没有这种‘非常革命派’呢？”
“臭虫跳蚤哪儿没有？有人的地方就有，否则它们就活不了。它们是靠吃人血活着的。”常鸣愤懑地说。显然他给马长春的遭遇激发起来。
马长春听了非常激动。痛苦的人受不了的往往是同情。他睁大眼，泪珠双双掉下来。他叫着：
“说得对，老弟。我猜想你也是个受害者，对不对？不过，你年轻。不会象我这样，给他们害得这样苦！”
常鸣默然了。他和马长春不同，他从不肯把内心的苦楚对人讲，而能够把生活中的种种感受锤炼成思想。此刻他胸膛里充满有力的情感，神情刚强又凝重。他说：“受害的何止你我。重要的是党、国家、人民，是青年一代……”他一时要说的话太多，不免停顿下来。
“对！”马长春跳起来，大手一把抓着常鸣的胳膊，连声叫：“好，好，好，说得好！”他冲动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厚厚的嘴唇抖索不止，惊讶地望着这个不大熟识、貌不惊人的青年人。他觉得这青年人非同一般，感情深沉，朴实又成熟，内心的东西似乎很丰富。还有一个很开阔的精神境界，比自己显得厚重得多。“老弟，你好象比我看得开、看得远些。我……”
常鸣瞅了马长春一眼。他知道，一个人大痛苦了，常常会跳不出自己的圈子。在这点上，他有过更深的体会，便不禁问：
“搞你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实告诉你吧！最凶的两个都是我的学生！”马长春变得怒气冲冲，嗓门大而明亮。声音撞在四面墙上，发出嗡嗡的回声。
这里的故事想必又曲折又令人气忿和伤心。马长春抓起桌上的杯子，把半杯水两大口喝下去，又点上烟，狠狠吸了一阵子，扬起头刚刚要讲这段事，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两个姑娘，一看模样就知是内地来的知识青年。一个胖胖的，另一个苗条又俊俏，年龄都不过二十四五岁。这两个姑娘一听说脸儿红红的大高个子就是她们要找的大名鼎鼎的马长春时，便笑嘻嘻又非常热情地请他去楼上作客。经过简短的对话，才知道她们是盟里从各个旗县临时抽调上来的理论学习班的学员，就住在招待所的二楼。她们从招待所服务员那里得知歌唱家马长春今天刚到，就住在这间房子里，立即来邀请。当然是想听听马长春的演唱了。
“您只要为我们唱一支歌就成。我们要求不高，就是太想听您的歌了！”胖姑娘说。
“您要是不唱，来作客我们也同样欢迎！”俊俏的姑娘微笑着说。
她俩的态度真诚又恳切，还含着一种敬意。即令是倔犟的人也不好推辞呢！一个真正给过人精神力量与美的感受的艺术家，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种尊重对于现在的马长春来说就非比寻常了。这等于是马长春的价值的一种见证，还等于告诉他，人们还记得他，没忘了他。
“你们别这么客气！”马长春顿时显得很受感动，兴奋极了。他摇着肥厚的大手，说：“你们想听我的歌，只要招呼一声‘老马，来呀，唱吧！’我就来了！”
两个姑娘都欢喜地笑起来。她们殷勤地为老马把房门打开。
老马激动地在原地转了两圈。他好象要拿什么东西又忘了似的。突然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额，说：“原来在这儿--”跟着蹿到桌前，抓起烟盒，又掏出一支烟递给常鸣。常鸣笑了：
“我说过，我不吸烟。”
“呵，我真是忘性比记性大。哎，老弟！你也来吧！我刚才听眼务员说，你明天就走了。差一天咱们此生也许就根本不会认识了，真是‘有缘千里能相会’。我应该给你留下一点歌声作为纪念，你听了我的歌会更了解我……”
常鸣也很想听到他的歌，高兴地一同去了。当他们走在走廊上，老马突然站住对常鸣说：
“老弟，我想求你点事。”
“什么事？”
“请你替我买几片安眠药、我今天太激动了，晚上肯定会失眠。药店就在大门口往右边五十米远的地方，我怕一会儿药店下班了。”
“可以。”常鸣答应他。。
马长春掏出钱，常鸣客气不要，马长春把钱使劲塞进常鸣的衣兜里。
“请你快去快回来吧！歌唱家不应该等听众请，应当主动地去邀请听众！好，我们一会儿见！”
马长春说罢，随那两个姑娘上楼。常鸣往大门口走去，耳听他们上楼的脚步声、姑娘们清脆的笑声和马长春宏亮的大嗓门：
“你们向往北京吧！好，我先给你们唱一支《北京赞歌》……”
小药店已下班关门了。常鸣向一个路人打听还有哪个地方售药。这个路人倒挺有办法，他叫常鸣去医院看病，就可以买到药。
“这儿有两所大医院，晚间都有值班的。一所是盟医院，，另一所是旗医院。盟医院比较近。你看见前面那个亮着碘钨灯的地方了吧！打那儿往西拐，只过两个小路口就到了。”
常鸣找到这所医院。这是座平顶的、白色的、漂亮的建筑物，在夜色中依然能显出这些特点。院子很大，一些影影绰绰、辨认不出名目的花儿在重重暗影中散发出浓郁的芬芳。两盏蛋青色筒形的壁灯在楼门口两旁放着柔和的光。几乎没有人，静极了。
他走到楼门口，见壁灯下贴着一张大红纸的感谢信。
他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正要推开门走进去，却忽然全身微微一震，停住了。这张感谢信的题目是“感谢我的救命恩人白惠同志”。他忙看了信的内容。上边说：前不久一个夜晚，牧民布合（写这封公开的感谢信的人）从马上掉下来，被经过的一辆拖拉机把腿轧坏了，流血过多，昏死过去。开拖拉机的司机把他送到这儿来抢救，必须赶紧输血。他是“Ｏ”型血，急诊室的“Ｏ”型血暂时没了。在医院值班的几个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个临时在这儿学习技术的赤脚医生白惠是“Ｏ”型血。她立即给布会输了二百CC，但还不够。据说这个“白惠”很瘦弱，身子又虚。在这牧民的生死关头，她坚持又献出了一百CC。布仑得救了。布会对这个赤脚医生的感激心情用了一连串“救命恩人”的字眼来表达还嫌不够……
感谢信上对白惠所用的代人称是“她”，而不是“他”，无疑这个白惠是女的。
“白惠？难道是她？会有这样巧？她难道支边到这里来了？”常鸣想着，跟着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对，这上面写着的是‘白惠’，而她是‘白慧’。音同字不同，不是她！”他推开门走进急诊值班室。
值班的是个蒙古族的女医生，四十多岁，脸盘短而宽，皮肤黝黑而滋润，会说汉语，态度很和气。她听说常鸣因买不到安眠药而来看病，便咧开薄薄的嘴唇笑了笑，给常鸣开了一张取药单。
“你直接到走廊东头的小窗回去取吧！不用挂号了。”
常鸣谢过她，走到走廊东头。这儿有个小小的玻璃窗口。玻璃是磨砂的，窗口是半圆形的，里面点着灯，窗口很明亮。常鸣把取药单递进去：“多少钱？”
他从窗口往里看，桌前坐着一位工作人员，穿白大褂，戴白布的无檐帽和挺大的纱布口罩，正在低头看报纸，看样子是个女护士。她没抬头，而伸出一只手熟练地接过药单并放在眼前铺开。忽然，她的眼睛仿佛在药单上停住了。长长的眼睫毛惊跳了一下，猛然抬起头来。
常鸣简直不能相信，在这自布帽和大口罩中间一段白白的脸上，一双非常熟悉的、细长的眼睛睁得极大，极其惊讶地直对着他。这正是白慧！太意外了的巧合使双方都惊呆了！
常鸣就象触了电似的，浑身一抖。他猛转过身，药也没取就离开了窗口。他大步走到楼门口时，只听后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赶上来。他赶紧推开玻璃大门走出去。刚刚下了两磴台阶，身后边响起二个痛苦的乞求似的哀叫声：
“常鸣，你先停一下……”
常鸣在台阶中间站住了。役口头，却看见白慧的影子清晰地印在他的脚旁。
“你……你好吗？”白慧说。她站在台阶上边，两只手好象不知该放在哪儿而合抱在胸前。
“嗯。”常鸣的冷冷的声音。
“你来做什么？”
“办事。”
“你，你住在哪儿？”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随后便是沉默。这是一种尴尬、紧张和可怕的沉默。白慧见常鸣的右脚又下了一磴台阶，她就象要去抓住断了缆绳、很快就要被风浪带走的小船似的，急切地往前走了两步，两条瘦瘦的胳臂伸向前，声音哀颤：
“常鸣，你真的永远也不能原谅我吗？”
常鸣给这痛彻心肺的呼声打动了，慢慢扭过头来。当转过半张脸的时候，忽然又下狠心似地重新转回头去，坚定地迈着大步走了。
他走了，没听见身后发出任何声音，即便有任何声音也不会使他再回转身来。就这样，他回到招待所，没上楼，而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锁上门，关了灯，一个人在黑暗中来回走着。在一个很高的空间里，响着马长春动听的、充满情感的歌声，这支歌他从来没有听到过；
迎接你，美丽的朝霞，
因为你是太阳的翅膀。
你是驱逐黑暗的利剑，
你是诛灭妖魔的钢枪。
你不怕鸟云遮掩你的身影，
你不怕黑夜吞没你的容光；
那是短暂的，转瞬即逝，
明天早晨，就是你的希望。
你在赢得光明的天空中，
你在争得胜利的大地上；
你还是五彩缤纷的画笔，
把人间，把生活变成瑰丽的画廊……
这歌声一忽儿变得温和又深沉，好象一条雪白的云带飞远了，一直飞到他白天在敖包山顶极目所望的地方。一忽儿又带着激昂的节奏，象飞泉落人谷底那样在耳边轰响。在他心中激起无限的、刚毅的力量，唤起对生活饱满的信心与热望。使他一个人在屋里再也呆不住了。他打开门，跑上楼，一头闯进那充盈着歌声和笑声的房间里。
马长春惊奇地望着常鸣脸上的泪光和冲动的表情，莫名其妙地睁大眼睛。跟着，他大步走到常鸣面前感动地叫道：“老弟，我说你为什么半天没来呢！原来你一直在门外偷听我的歌！我知道，你受感动了！你刚刚听到的这支歌正是我自己作的。老弟你呀，原来是我的知音！”他一双大手紧紧拢着常鸣的肩膀，大颗大颗的泪珠不住涌出来……
当晚，马长春由于过分激动，又没有安眠药，怎么也睡不着了，索性滔滔不绝和常鸣大谈起来。常鸣的脑袋都快炸了，哪里听得进去别人的话。马长春还总问他：
“怎么？老弟，你睡着了吗？”
直到后半夜，马长春实在太疲乏了，说着说着，字儿渐渐咬不清楚，跟着放出鼾声。声音在胸膛里如同拉凤箱。
常鸣却通宵未曾合眼。
在夜的黑暗中反复而交替地出现两个人的面容，一个是白慧，一个是他的妈妈。一会儿是几个月里他和白慧相爱时的种种细节，一会儿是二十年中妈妈种种慈爱的音容。这是两种不同的情感，互相不能替代，一样的牵肠挂肚。然而，当妈妈临终时遍体鳞伤的惨相浮现在眼前时，这两种情感竟化做战场上相对的刀枪，铿铿碰撞，发出嘈杂震耳的轰鸣……一会儿又是白慧的哀求：“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一会儿又是妈妈临终的遗恨：“这些法西斯！”……
“妈妈，我应该不应该原谅她呢？”他心中嘶哑地叫着这个声音。
谁来回答他？
几年前，当他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曾打过自己的妈妈，断然和她一刀两断。他没赴约去东大河大湾渡口的大钟下与她会面，从此两人再没见过。然而，情感的丝缕最难切断，时时还牵扯着他的心。他冷静下来，却想不明白这样一个心地纯洁、诚挚认真的姑娘怎么会去打人？难道她给自己的印象是一种假象？不，如果这样，她就不会承认那一切……
随着政治斗争的反复与深化，随着善于思考的常鸣对这斗争的性质和本质看得愈来愈清，他渐渐认识到白慧是被某些阴谋家欺骗和利用的人，他开始从这一点上原谅她了；甚至产生一种帮助她廓清迷雾、悔过前非、摆脱痛苦的恢弘而正义的激情。他想去找她--尽管并不知白慧早已离开城市--可是每每此时，死去的妈妈便好象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立刻迈不开步子了。是呵，怎么能去原谅一个打过自己妈妈的人呢？妈妈在九泉之下要恨死自己呀！
他在理智上原谅了她，感情上却做不到。
前年，那两个不明身分的人找他调查白慧，使他对白慧有了新的看法。这两个人怎么知道他与白慧的关系呢？白慧在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那个瘦瘦的外调人员嘱咐他“不要再和白慧接触了”呢？当时，虽然他由于感情的缘故，出证否认白慧打过自己的妈妈，但事后他对白慧发生怀疑，甚至产生一些很坏的猜想。可是这些猜想却不能与白慧曾给他那些美好的印象重迭一起，统一起来。他留恋着无限温馨的往事，尽管他猜疑这往事可能是一个可怕的骗局。
这样，今天在医院意外碰到白慧时，他便再次拒绝了她。
现在，想起刚才那一幕，想起白慧那痛彻心肺的哀求声，想起那份赞美她的感谢信，种种猜疑就象投进热水里的冰块，顷刻融化和消失。虽然那个外调人员的话仍象一个噪音干扰着他，却很微弱，给心中重新卷起来的情感的浪涛声吞没了。他又开始同情她、可怜她了，尤其是那痛苦的哀求声深深打动他，总在耳边萦回。到底他该怎么去做呢？
第二天一早，他告别了马长春，走向车站。远远见红旗拖拉机厂的几位领导和同志在等候他，汽车也停在那里。
忽然，他觉得，好象有什么东西要远远地把他拉走，或者有什么东西在后边牵住他。他猛然妞过身，直朝昨晚那座医院走去。他走着，走着，眼前又出现妈妈临终时悲惨的形容。这幻象太逼真了。而且十分固执地挡在他面前。他停住了，直条条地足足站了几分钟。最后他下了决心似地硬转回身，迈着大步重新奔向车站。
他上了车。拖拉机厂来送行的几位同志见他神情恍惚，以为他生了病，请他多留两天，他却执意要走。
车开了。直走出很远的地方，他还扒着车窗朝这边看，仿佛要看到什么人在这边出现。
他哪里知道，昨夜，一个姑娘孤零零在这里站了个通宵，天明时才离去，就象当年那个风雪之夜在东大河大湾渡口等待过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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