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花的歧路: 第一节
“傻瓜！地道的傻瓜！要不就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没出息、保命、毫无作为的逍遥派。逍遥派就是对革命的颓废派。你同意我这么评价白慧吗？”
郝建国用他金属般嘹亮的嗓音说。他和前几年的样子有明显的变化。脸颊更瘦，颧骨突出了，下巴失了，轮廓也就更加清晰。由于长期处于严肃状态中，鼻唇沟过早地加深，和他的年龄，和他年轻的面孔很不调和。但那双距离过窄的大眼睛依然明亮有神，敏感而犀利，锐气不减当年。他一方面，有种在复杂的斗争中养成的成熟、老练的劲儿；一方面还有种青年人过早发迹而洋洋自得、忘乎所以的狂气。他还戴军帽，穿绿色军裤，上衣换成蓝华达呢制服。脚上不穿胶鞋了，穿的是厚底的黑牛皮鞋，鞋面象漆过那样亮，鞋底沾过水，走起来吱扭吱扭地响。当下他倒背手在屋子中间极慢地溜达着。仿佛有意欣赏鞋底发出的吱扭声。
他对面坐着的是杜莹莹，只是人胖了些，其它变化不大。孩子般的单纯气和温和的性情仍保留在她的圆脸上；左眼自然还是那样向外微微斜视的。她说：
“我就不同意你这样议论白慧。你总骂她，好象和她有什么私仇似的。”
“我和她有什么仇？我是说当年她不该当逃兵。不然的话，她也和我一样干出来了。不至于到一千里地以外‘修理地球’去！我没说她是‘坏蛋’，而说她是‘傻瓜’！这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不，你不了解她。她是自己要求走的，怎么是傻瓜呢？”
郝建国咧嘴笑了笑，说：“好，我们撇开她，先说说什么样的人是傻瓜……”他正说着，外边有人敲门。“哦！你等等，有人给我送椅子来了。咱一会儿再接着说。”他到外边去开门。．当下他们是在郝建国的房间里。时间已过了五年。现在是春天”。屋内阳光明亮，窗外的树全绿了。
五年中，无论什么都有显著的变化，人更是如此t在六十年代末的大动荡暂时平歇下来之后，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去支边支农。白慧走了；郝建国留了校，靠着运动中冲锋陷阵的资本和拚力奋斗，飞黄腾达了；杜莹莹因心脏病，留在家中休养。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着人。这些暂且不说，单说郝建国的名字，也从“郝永革”改回来了。
郝建国的皮鞋声从外边响了进来。他一边扭口头说：
“放在过道就行了。”
“不不！我给您放在屋里吧！”随着这声音走进来一个四五十岁、矮粗、眼球发红的男人。他穿得破旧，形容猥琐；头发和肩膀上沾了几朵柳絮。他搬进两把亮闪闪的电镀折叠椅，靠墙放好。杜莹莹认出他是学校财务组的老张。老张看见她却没认出来。他对郝建国挤了挤红红的小眼睛，露出殷勤和讨好的笑容，说：
“郝主任，我给您挑了半个多小时，差不多都有毛病。不是电镀有残，就是皮面颜色不鲜。就这对儿最好！”
“嗯：”郝建国朝他满意地、嘉奖似地点点头说，“你倒挺能办事。不坐坐歇会儿吗？”他这句客气话，实际上是不客气的逐客令。
“不了，不了！”老张立刻领会到郝建国的意思，忙摆着手说，“您再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吧！您这儿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杜莹莹觉得不大好意思，站起身说。
“您歇歇吧，我没事。”
郝建国是背对杜莹莹站着的。他用背在屁股后面的手摇了摇，示意给杜莹莹，叫杜莹莹别再跟这人客气；同时对这位老张平淡地说：
“好，你回去吧，回去好好歇一歇。”
老张非常知趣，转身已到门口，又回过头伸长脖子如杜莹莹使劲点点头，表示再见，随即被郝建国送出大门。
郝建国回来，向崭新的椅子高兴地膘了两眼，转而对杜莹莹说：“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噢，说到‘傻瓜’了。究竟何谓‘傻瓜’，何谓‘聪明人’呢？”他好象来了灵感似的，目光一闪，“我先问问你，你说，刚才送椅子这个人--他是原来咱学校财务组的会计老张。你还记得他吗？好，就说他吧：你说他是聪明人还是傻瓜呢？他费了很大劲给我买来椅子，还向我献殷勤，你准认为他是傻瓜吧！不，也许你还不知道老张的情况。他贪污过一千元。定为坏分子，已经调到后勤组监改去了。我呢？校领导，革委会副主任，专案组长。他拍我的马尼还算傻吗？当然，这只是想讨些好，早点给他摘去帽子。小聪明，算不得什么。但由此可以引伸出一个道理--评价一个人聪明还是傻瓜，先要看看他所处的地位，再看他怎么去做。聪明人善于改变自己的处境，能够发现和抓住他周围的有利因素、有利时机，设法变被动为主动。傻瓜则恰恰相反。尤其在处于逆境和劣势时，傻瓜总是听其自然，束手无策，坐守待毙。聪明人却要调动起全部的主观能动性，所有脑细胞都处在最活跃的状态中。现在，该轮到评价白慧了。她表面挺聪明，在运动初期积极能干，可是她老子一出问题，她就象蜗牛一样缩回去了，不敢干了。其实那时也有人给我爸爸贴大字报，攻得也挺凶。当然他的职位比不上白慧的爸爸，也比不上你爸爸，仅仅是个车间主任。可是我根本没对别人讲过。自己顶着干，比谁干得都猛。怎么样？杀出来了！现在我的职位反比我爸爸的高。我可不是夸耀自己。有些道理，我也不是一下子就明白的。运动开始时，我还有些简单、幼稚、狂热的东西，现在想起来挺可笑。在政治斗争中，不能动私人感情；所谓的’正义感’也轻易不能用。你单纯，就容易被利用。你只有好心，那你准倒霉。没有权，你的好心又顶个屁用？权又是怎么来的？人家白送给你吗？不……哎，这些话你可别跑出去乱说。我从来还没对别人讲过，仅对你。当然不单因为你可靠，更重要的原因，我不说你也明白……”他用目光表达着另一种语言。
杜莹莹低下头，圆胖的脸蛋涨得鲜红。郝建国正在追求她。近半年，他们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和明朗化了。郝建国又敏锐地、不大放心地瞅了她一眼，半开玩笑地说：
“你可别出卖我呀！出卖我的人决没有好下场。马英怎么样？闹了一通也没留校。滚蛋了，和白慧一块儿耍锄头去了！”
“去你的！谁出卖你？我不懂你那些什么聪明呀，傻瓜呀。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傻瓜，听其自然，束手无策；我没你那么大能耐，一辈子也聪明不起来了！我只想快点把病养好，早点工作。至于白慧，你说的还是不对。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当时退出‘浴血’并不是因为她爸爸；她去支边，一是她愿意去，二是她非去不可的！”
杜莹莹给郝建国刚才那几句话气急了，一不留神把一件秘密暴露出来。这件秘密正是郝建国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到底白慧当初为什么退出“浴血”？到底她为什么那么坚决地要去支边，而且还要求“愈远愈好”？现在，郝建国好象忽然从杜莹莹身上发现了一根拴着这秘密的绳头。他要牢牢抓住绳头，把那件百思不解的秘密拉出来。
“莹莹，这些话你以前从没对我说过。我反正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你了。要是有一点隐瞒，你查出来，可以把我弄死！我一直以为你对我毫无保留，原来并不是这样。”郝建国看了看杜莹莹迟疑的神色，改换一种不满的口气说，“告不告由你吧，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她现在想加人‘浴血’也没地方加入去了。‘浴血’对于我，也早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你以后要是有话不想告诉我，就一点儿也别露；别露半句、留半旬的。我就怕人这样，好象不信任我，我自尊心受不了！”
“你真能逼人。她不过因为打了人！”杜莹莹说。
“打人？打谁？”
“她说是一个女教师。在校门口打的，还是运动初期的事呢。那个女教师姓徐……”
郝建国恍然大悟。他想起五六年前的那件事。他的记忆力极好。
“噢！我还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其实这件事发生时我也在场。当时我就察觉到她害怕了，畏缩不前。事后她向我承认了。我还给她打了气儿哪，哪知道她还当做一回事。那时，哪个牛鬼蛇神没换过接！白慧不过打了一棒子，见点血，就疑神疑鬼的。我看她的神经不大健全。怕事的人更怕死，她要上战场打仗准是个逃兵。”随后，他又好笑地说，“你还说我刚才判断得不对呢。我说她不是傻瓜就是懦夫，现在看来两样全说对了！”他声音嘹亮地笑了起来。
“不，她说她打死了那个女教师，叫我去替她打听。我一打听，那女教师还确实死了！”
“哦？！”郝建国脸上的笑顿时没了。
“但不是白慧当场打死的。是后来叫第四中学的几个人折腾死的。”
“哦！”郝建国脸上重新浮现出笑容。他问：“那有白慧什么事呢？又不会有人找到她头上来。”
“是呀，我告诉了她，可是她还说自己有罪。后来我才知道……”杜莹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口，好象遇到什么障碍来个急刹车。
郝建国飞了她一眼，沉吟一下说：“你现在说的这些事，过去可都没对我说过。”这话中有责怨杜莹莹对自己不够忠实的意思。他先用这句话刺激一下杜莹莹，然后追问道：“后来你知道什么？”他的口气似乎非要知道不可。
“她，她因为和一个青年要好……”
“噢？谁？”
“就是那年十月二日咱们在公园庆祝国庆，我们在船上打闹，白慧掉进湖里，那个把白慧救上来的人。你还记得那件事吗？”
“记得听！你还借给那人一件军上衣穿。对吧！又怎么回事？”
“那人恰恰是白慧打过的那个女教师的儿子。”
郝建国呆住了。一瞬间，这意外的情况在他心中所引起的妒嫉、恼恨、幸灾乐祸的心理，杜莹莹是根本不会知道的。他从鼻孔里冷冷哼出两声，撒着嘴挖苦地说：
“好妙，好妙！谁说生活中没有小说。这也称得上‘今古奇观’呢！那小子知道白慧打了他妈妈吗？”
“她向他承认了……”
“真混蛋！后来怎么样？你能不能痛快点儿，别这么吞吞吐吐的，要不就别告我！”
“后来两人决裂了！那青年不能原谅她。她去支边，也为了不在这里再碰上那人。”
“原来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在屋中间来回踱着步，皮鞋吱扭吱扭地响着，明亮的黑眼珠在眼眶里来回游动。突然他站住了。目光闪闪地死盯着杜莹莹问：“他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不大清楚。我想不会有吧！”
“那小子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叫什么名字？”
杜莹莹见他的模样有些狠巴巴的，心里挺怕。
“你问这个做什么？”
“有用：这事关系到我。白慧打那女教师时，我也打了。打得比她厉害！”
“你不是说，这不算什么事吗？”
“你真糊涂！难道你一点也不关心形势吗？现在不算事，将来不见得不算事。造反派现在是大爷，没人敢碰，因为上边支持。明天将怎么样，你敢担保？你笑什么？你以为我胆小吗？我的胆才大哪。胆大不是胡来，细心不算胆小。你没看到目前有人想翻运动初期的案，在搞落实政策。那死鬼说不定也会落实。虽然她不是我们打死的，但死鬼的儿子要是恨白慧，万一说出白慧打过他母亲，事情再一追究，难免我也要受牵累。这事和学校里的事不一样。学校的事我说了算，外边的事就由不得我了。到那时，我的仇人也会借故搞我。我必须设法防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杜莹莹心里役了主意，郝建国恼火了：
“你这人真怪！告诉我怕什么，又牵扯不上白慧。要牵上她就得牵上我。在这件事上，我俩利害相关。莹莹，我明白告诉你，将来如果我要在这件事上倒霉，我本人倒没什么。就怕你受不了。我可预先都向你交代清楚了！”
杜莹莹担心地看着郝建国，说：
“我记得那人住在河口道三十六号；名字，名字，记不得了……”
郝建国听了，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说：“这就行了，有线索就好办。谢谢你呀，莹莹！”同时，他给社莹莹一个温存的眼色，使杜莹莹害羞地埋下头来。
郝建国很快就打听到这青年叫常鸣，是红旗拖拉机厂的工人。他立即带专案组里的一个心腹，以专案调查的名义去找常鸣。
红旗拖拉机厂很大，当前正搞学大庆运动，厂内外大墙上贴满红色标语。一进大门，道旁竖着两排很大的玻璃展窗。窗内挂满先进人物的大照片，作为表彰。每张照片下都写着他们平凡而感人的事迹。
郝建国往里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地从这些照片上扫视而过。他眼里所感兴趣的不是旁人的光荣，而是过错，因为后者对自己有用。但这时他的目光却在一张照片上停住了。照片上是一张青年人喜气洋洋的脸。照片下端用红毛笔端端正正写了两个字：常鸣。他扭头对随来的人冷冷地说：“就是他！”同时，狠狠地咬了一下嘴角。
到了党委接待室，接待他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厂领导。人矮，不胖，但脸色红润，精神饱满，满头稀疏松软的头发，有一两绺总滑落到额前来。他很热情。当他看过调查介绍信，得知郝建国他们来找常鸣了解情况。便主动而情不自禁地喷喷夸赞这个青年的工作和品行；一边不住地把滑到额前的头发推到脑顶上去。郝建国厌烦地截住他的话，问道：
“他的政治表现怎么样？”
“很好。他是我们厂一连三年的厂级先进工作者。学习刻苦，能结合实际，很有成效。”
“我问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是积极的，在运动中表现很好。”
“对他母亲死的问题呢？能不能正确对待？有没有抵触情绪？”
花白头发的厂领导看着郝建国冷冰冰的目光，皱起眉头。他对对方问话的内容和审问式的口气明显地流露出不满。他把这在额前的一组头发推上去，回答得冷淡又简捷：
“他的母亲正要被平反。”
郝建国听了这消息一怔，暗中庆幸自己来得正是时机。他不想和这位总去弄头发、不大对味道的厂领导多费唇舌，便说：
“我见见常鸣本人吧！”
花白头发的厂领导什么也没说，站起来走出去。不多时，一个高高的、结实的青年走进来，说：
“我就是常鸣。”
郝建国一眼盯住他，上上下下打量他，目光显得挺忙碌，好象要从对方身上寻找出来什么似的。他丝毫没有因为眼前这个青年曾是他凶狠棒打过的已经死去的女教师的骨肉，而有任何感触和不安，反倒非常仇视他。
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有桩隐秘--他早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白慧，就是白慧自己也不知道。在恋爱没发生之前，往往是单方面的钟情、痴情、或自我安慰。那时他还小，不会表白，只想接近她并引以为快慰。从校团总支、红卫兵连部到“浴血”兵团，他一直和她在一起。他所感到的幸福唯有自己懂得。可是自从白慧突然退出“浴血”兵团到坚决奔赴“愈远愈好”的边疆，她好象一只给风卷去的风筝，愈飞愈远，拉也拉不住。他曾几次找到白慧，先是请她回到“浴血”兵团，后是请她留在城市，却遭到白慧的拒绝。他曾猜想过这里边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缘故，但无从得知。白慧和杜莹莹不一样，她不想叫你知真的，你休想知道。这也是他喜欢白慧的原因之一。
在白慧走后一段时间里，他曾给白慧写过一些很热情的信，但他一共只收到两封口信，平平淡淡地回绝了他；此后连张明信片也没再寄给过他。自尊心和感情受到挫伤；爱就渐渐变成恨；这便是杜莹莹说他总是驾白慧的根由。虽然现在他不那样对待爱情了，对这种东西有了新的概念和理解，但他对这个少年时代所爱慕的人却有一定程度的例外。直到今天他才明白，他不能求好于白慧的一个最关键的障碍，原来就是坐在他对面这个陌生的青年……
今天他来找常鸣有两个目的：一是他与杜莹莹谈过的，要设法使常鸣出证证明他不知道白慧打过他母亲，免除后患；二是要在常鸣与白慧已然破裂的关系中，再切下一刀、彻底搞散了。
他用自己事先想好的办法，先兜着圈儿问常鸣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琐事。常鸣感到困惑，不明白这些话题对他们有何用处，尤其是郝建国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同他谈他的私事．这做法把常鸣搞糊涂了，哪知郝建国在故布迷阵，麻痹他。就在这时，郝建国骤然扭转了话题，非常迅速地问道：“你认得白慧吗？”然后，一双距离很窄的黑眼睛死盯着常鸣。同时，与郝建国同来的那个人打开一个小本子，准备记录常鸣的回答。
常鸣遭到意外的袭击，如同挨了一枪，全身震栗般地一颤。一瞬间，他眼中流露出的全部心理，都给郝建国敏锐的目光捕捉去了。
“我认得。”常鸣说，极力恢复平静。
“你怎么和她认得的？”郝建国要乘对方混乱之际多弄出一些实情，所以追问得很紧。
“我救过她。那次在公园，她掉进湖里……”
“不用说了，我们全知道。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偶然相识。”
“后来发展成什么关系？”
“熟识。”说到这里，常呜已经平静下来，思路也清楚了。
“她找过你几次？”郝建国问。旁边一个飞快地记录着，钢笔尖在纸上嚓嚓响。
“十来次。”
“你找过她几次？”
“我没去过她家。”
“真的吗？”
“真的！我不认识她家。”
“你们什么时候中断的联系。”
“认识后的两三个月。”
“为什么？”
“因为--”常鸣想了一下，说，“因为她不来找我，就中断了。”
其实，郝建国已经知道事情的底细，不是他不想揭露，而是不能揭露。他所需要的回答恰恰不该是事情的真相。他脸上没有一点反应，问话转到另一个内容上：
“你们都谈些什么？”
“很少谈话。我们的关系一直到中断的时候还是陌生的。她来找我，只是出于感激而来看望看望，因为我救了她。”
“你知道她的情况吗？”
“不详细。”
“你听说她打过人吗？”
常鸣听到这个问题，他的表情变得很难正确描述出来。大概因为他这一瞬间反映出的心理活动太复杂，他低下头沉默了，没有及时回答。郝建国怕常鸣由于憎恨白慧而说出事实，便改变了问话方式：
“她说她没打过人。”
常鸣抬起头来。他的脸色灰白而难看，终于这样回答：
“这个……我不知道。”
郝建国露出笑容，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正是他所希望和需要的回答。由此他也猜到了直到现在白慧在常鸣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他要借此，把得到的回答落实得再具体一些。
“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被……被打死的！”
“被谁打死的？”
“第四中学的几个人。这件事军管会和第四中学的革委会都知道，正在调查。”
“她没在别处挨过打吗？”
“我不知道。”
“白慧没打过吗？”郝建国又一次突如其来地问道。
“没，没有”
郝建国立即站起来，从同来的那人手中要过记录，逐字逐句看过一遍后交给常鸣，口气变得缓和又客气：
“你看一遍，如果属实，就请你签名并按个手印。”
常鸣看过后放在桌上，垂下头没有说话，仿佛他心里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郝建国从公事包里拿出一个圆形的红印盒，打开盖儿，咔嚓一声放在常鸣面前的桌上。常鸣迟疑地伸出手指，指尖微微发抖，在印盒里一个劲儿地按着，好象下不了决心把手指抬起来似的，直把整个指尖都沾满了粘糊糊的红印油。
“怎么？你的话不属实吗？你如果听说白慧有什么问题就揭发吧！”
常鸣忽然冲动地、神经质地把血红的手指猛抬起来，在记录纸上狠狠按下，又好象咬住了似的，手指按在上边停了半天才拿开，纸上便留下他清晰的指印。他做了一个违背事实的、对不起死去的妈妈却有利于白慧的证明。他扬起头来。郝建国看到他前额全是汗水，神情痛苦，泪水在眼眶里晃动。郝建国完全明自他是什么心情，只装没看见。
“请问你们，她在哪里？”常鸣沉了一会儿，问道。
“谁？”
“……白慧。”
郝建国膘了他一眼，问：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否则就不会问你们了。”
郝建国停顿片刻，眼珠移到眼角上，跟着又移回来，反问常鸣。
“你问这个做什么？”
“……没有目的。”
“那你就没必要知道了。”
屋里静了一下。常鸣又问：
“再请问你们，要我证明这个做什么？”
“对不起，这是专案工作，性质是保密的，也不能告诉你。我们只是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相信你的话，相信经你盖手印作证的全是事实。刚才你的领导赞扬你对党很忠诚，在我们短短的接触中已经深有所感，你是不会对党说瞎话的。希望你始终如一。至于白慧--”郝建国换了一种关心的口吻说：“你以后可不要再和她接触了。”
“她……怎么了？”
“我们不好告诉你。不过请你相信，我们是爱护你，为了你好。”
说到这儿，郝建国从常鸣脸上表情的变化看出自己的目的和期望的效果都已经达到了，便站起身，表示常鸣可以走了。常鸣走后，他便找来那个花白头发的厂领导，办好取证的手续。在回去的路上，郝建国嘱咐同来的人不要把今天的事对任何人讲，然后跑回家，趴在桌上，给白慧写了长长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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