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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生活]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1. 走读大学撞英语，讨论希腊艺术请出马克思[第5页] |
| 作者:我是林中小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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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32.外表平静内有火山，小女同学说“将来也许会当尼姑” 1983年10月9日（星期日） 整整一天都在搬家。光是搬我自己的书，就搬了好几趟，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有那么多书。 一天没看书，一天没写字，挺不习惯的，直到现在（晚上11：20分）我才大致把自己的书籍整理好了，开始写日记。 我的房间，除了一张床没有放书之外，桌子上、柜子里，凳子上全都放满了书，一朵花、一张画也没有，一点也不像一个姑娘的房间。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我终于可以和弟弟在一间房子里住了（如果我一人一间房，自然更好，可是我们家除了小姨有这个特权外，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力）。和弟弟在一起住，就好像我自己一个人住一样，从此我就在这间房子里好好学 静静写点东西，不管能不能发表，总之我要写，我写东西从来就不是为了发表，只是把能否发表作为一个尺度，当然，有些人是走后门发表作品的，我看不起这样的人，如果这样，我情愿不发表。我一定要把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写出来——就在这间小屋里。 1983年10月10日（星期一） 今天没有上学，仍然在搬家，父母感到很奇怪，以为我今天不用上课，在他们看来我是不会不去上课的。其实我现在也不那么老实了，也不那样规规矩矩了。老师说一句对一句的时间已经过去，我已经长成一个有主见的姑娘了。今天的外国文学和国际共运史两门课我都不喜欢，与其说强迫自己去上不爱上的课，倒不如留在家里搬搬家。 搬家的累，我这次才真正体会到。以前在地质队，我们经常搬家，只是因为那时我年龄小，帮不上忙，现在如果再不帮忙，就说不过去了。可是一帮忙，就把自己累瘫了。到了晚上，连动也不想动了，强迫自己坐着整理书籍。到了该记日记的时间，也不想记了，只是勉强记下几行字。 【笔者今日注：黄同学和我同在地质队长大，看了这篇日记后，她留评：“我记得在地质队搬了四次家，全是用炸药箱。在英德八宝山搬两次，在韶关大宝山也搬两次[流泪]。” 我回复：地质队就是搬家多，记得那年我们全家从地质队搬来广州，我和家具一起坐在大卡车后面，风吹得脸都疼，坐了一天一夜才到广州呀！ 她说：”第五次从大山沟搬到韶关市，我在读大三，没参与。” 我说：“在广州我也搬了好几次家。”】 下午，我又去办单车牌照了。当我把发票、父亲单位的证明以及我们系主任开的证明一并递给那个女办事员时，她哀叹：“怎么这么多证明呀？”还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看样子她也烦了。可她当初为什么硬要我回学校开证明呢？她就不想想我被她折腾得有多烦吗？我烦够了，今天轮到她烦了。但她还是很快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接着是自己领一副牌，再由另一个办事员把自行车号码打在自行车杠上，你不知道当时我多心疼，那小伙子在我的新车上敲敲打打，敲痛了我的心。 穿越一下，给大家看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州的自行车行驶证，八十年代的也差不离。每年也要年审的。 （自行车行驶证照片） 1983年10月11日（星期二） 才一个上午没上课，就有那么多事。 上午，有好几个同学来问我昨天为什么没来上课，她们都以为我病了。因为我这人极少不回校上课，如果没回校，一定是有极为特殊的情况。来问我的都是比较了解我的女同学，我很感激，只是没有一个男同学来过问，好像我不是这个班的人。 同桌主动把外国文学的笔记借给我抄，并告诉我外国文学的作业是“分析冉阿让的形象”，下星期四交。她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倒是我的两位女友把作业的要求告诉了我。玉琼说：“可以抓住冉阿让性格的一个方面来分析，分析得深刻一些、细致些。”如果不是她告诉我，我肯定会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玉琼人很好，待人没有半点私心，在学习上，她可以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你，从不会想到要自己留一手。我有点佩服自己的眼力，因为通过自己的眼睛发现了一个可以成为自己朋友的人，很开心。晓湘把国际共运史的任课老师讲的一个新观点也告诉了我。我很感激她们。相反，我的同桌就做不到这点，在学习上，她是有点保守，别人的分数比她高，她会不高兴，甚至还会嫉妒。 这个星期有很多事情要干，首先是要应付作业，其次是要整理搬家后的东西，另外还要看法国当代画展，还想抽空去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展”，还有兰圃里的“中国园”展览，南湖宾馆的玫瑰展览，还想看电影《垂帘听政》……看来这一切都不能在一个星期内解决，得往后推。想干的事情实在太多，可我的时间又实在有限。 1983年10月12日（星期三） 下午政治学习，全系同学集中礼堂，召开颁奖大会。全系共有11名三好学生，而我们班竟然占了6名。天晓得三好学生是怎样定出来的。同学提名（或投票）是形式，班委讨论，老师内定才是真的。据说有位女同学没评上三好，哭了很多次，大概是她的眼泪感动了上帝，她终于得到了工作积极分子这个称号。真不懂这些人的虚荣心怎么这么强，没评上三好也哭，以后人生道路上不知会遇到多少坎坷，到那时该咋办？还哭吗？真不值得。话又说回来，如果她不哭，也许连工作积极分子也评不上，有时候，哭，还是有好处的（笔者今日注：现在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而像我这样一味忍让，只管自己坚强，从不把泪水让别人看到的人，不会有好果子吃）。 这次我什么也没评上，但我并不懊悔，不当一回事。虽然我是团支委，也正尽力干好我的本职工作，但对于不属于我本职范围的事，一概不管，所以我的工作自然不积极，加上班里有许多同学并不理解我（这是我感到痛心的），所以没资格当选为工作积极分子，既然不够格，何必去争？当个徒有虚名的积极分子，实在没有意思，而且我的脸皮也没那么厚。 有人对我说：“现实是丑恶的，你别相信小说上写得这么美，我一点也不相信，我只知道现实社会的人阴险可怕。”说这话的是比我大六七岁的女同学，她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她看到社会上的丑恶比我多一些。我只知道我们班有些人实在太差劲，诸如胖大梁，答尔丢夫、毛驴脸，小瘪三之类的人，我觉得认识他们、和他们在一个班学习是我的耻辱。在班里，我的话已经足够少了，但还是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没有得罪任何人，可他们却得罪了我。我怎么办？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置之不理，我没办法也没机会为自己辩白，也不想在他们面前为自己辩白，别人会说你不虚心接受同学的意见，虽说“五子登科”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只要别人想给你栽赃，要诋毁你，是不愁找不到理由的，这就是现实的丑恶所在。还是记住但丁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不知说过多少回了，看来以后还要一次次地说，一次次地写。 我属于外表平静，内心却有座火山的人。我已经做到待人友善，但我对待别人的风言风语，虽然可以不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我的内心无论如何是不能平静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火山终究会爆发。 晚上，抽空看了四位同学的入团志愿书，我觉得很好笑（请别责怪我不够严肃），因为四位同学写的申请书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些段落一模一样，男女同学说话的口吻也相同，大概他们的申请书是从同一本书上抄来的，四个申请人中，有两个同学找团支书当入团介绍人，并不是因为团支书比别的团员好，而是因为团支书有权，可以优先考虑。 1983年10月13日（星期四） 连续几个晚上都在看《悲惨世界》，已经看完三部了。总的说来，一部不如一部，第一部写得最好，我也看得最认真，看到第三部时，我已经没有耐心看下去了，因为这一部里的议论太多，历史考证也很多，造成情节分裂，结构有些分散。不过我得承认，有些议论是很精彩的，充满了哲理。我已经看完三部了，却还定不下分析文章该写什么内容，要求我们分析冉阿让形象的某一点特征，有点难办。 近来的事情太多了，很久没有看评论张洁作品的文章了。人家都说大学四年级是最轻松的，我却没有这个体会。升入四年级以后，只是上课的节数相对减少了一些，作业还是很多，老师也不替我们考虑，应该多给点时间让我们准备毕业论文，还是像过去一样拼命布置作业，让我们围着作业转。老师也是从当学生过来的，怎么就不体谅学生的难处？ 1983年10月14日（星期五） 这回轮到我们小组出板报了，宣传委员要求每一个同学写一份稿件。今天交来的稿子只有5份，我们全组9个人，即还有4位同学没交。我们组干事就是这样，大家的心不齐，一有什么任务就是你推我让，谁也不愿意多干，也不配合组长，所以每到这个时候，组长总要发脾气。 我实在没什么东西可写，但是为了配合组长，还是把过去写的有关回忆童年的短文交了出来。说实话，这么平淡的文章，实在拿不出手，本想一推再推，可是组长老是催，只好拿出来了。 组长说：“还挺好的，美妙的童年。”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奉承话还是真心话，如果是前者，我会讨厌，因为我最讨厌听奉承话，如果是后者，我还是可以高兴一下，至于说的我的童年是美妙的，我并不同意。我的童年并不美妙，只是同现在比要好得多，所以我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自然而然想起童年的快乐时光。那种快乐是天真的、无忧无虑的，而现在的快乐，则是深沉的，是充满思索的快乐。其实两种快乐我都需要，只是前一种快乐已成过去，不可能再重现，人们常说，老年人回忆过去，中年人看到现在，青年人则想着未来。我也是青年人，但我老爱回忆过去，思索现在，却很少想到未来。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还是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好些。因为过去和现在的对比太强烈了，甚至有点无法应付我周围的人，我还怎样开拓我的人生之路？但不管如何，我还是有信心的。 有位年龄比我小的同学告诉我，她将来也许会当尼姑，她不想结婚，因为世界太那个了。这真有点荒唐，她尚未走向生活，还未真正步入人生，社会上的一切事情很多都不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琢磨不透，她生活的道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挫折，在风平浪静中度过，想象不出她为什么那么悲观。都说现在的年轻人头脑复杂，这是事实，我自己的头脑就不简单，用简单的头脑来应付如今复杂的社会，是力不从心的。虽然我的头脑有点复杂，但我从没想过今后要当不食人间烟火的尼姑，也没有想过爱情婚姻的问题，我历来认为，现在考虑这个问题为时过早。现在我暂时不需要得到某位异性的爱情，今后如果需要的话，应该会得到。 1983年10月16日（星期日） 下午看电影《垂帘听政》，很压抑。 这是《火烧圆明园》的续篇，影片对西太后的奸诈、狠毒刻画得比较深刻，看了后让人对她恨之入骨。比如当皇帝死后，她把皇帝生前的宠妃的手、脚砍断，塞入一个大坛子里，让她只露出一个头，够残忍的。刘晓庆扮演的西太后演得很成功，她善于运用眼神和嘴巴的动作来表达感情，西太后妒火燃烧时，她往往咬牙切齿，牙齿咬住嘴唇，不停地变换嘴型，把西太后的尖、凶、狠、毒表演的惟妙惟肖。 整部影片的风格是沉郁的，导演追求的是真实。场景的真实，人物、地点的真实，不但让观众了解清代的宫廷生活，而且给观众以教育。我们赞赏导演的探索精神。 《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拍的都不错，但我更喜欢《火烧圆明园》，因为它给人的除了痛恨之外，还有对中国人民的歌颂，场景也比较广阔，不仅反映宫廷生活，还反映中国人民抗击英军的悲壮场面。一部反映对外斗争，一部反映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两部影片互相补充，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1983年10月17日（星期一） 下午，专门回去开支委会，大家一心想快点结束，哪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系党支部书记决定参加我们的会议。这位叶书记以讲话啰嗦著称，我们知道，这样一来，我们不能早点回家了，因为他在场，会议将会无休止的延长，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会议地点由课室转到系办公室。 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根据本团支部的实际情况，搞好整团这项工作？目的是为了订出一个计划。叶书记成为主角，他说话的声音太小，我们要很集中精力，环境还必须安静才能听得清楚。 他对我们说，整团可分三个步骤： 1.学习团章，重点学习团的性质、任务，团员的义务； 2.开两次民主生活会； 3.团员进行自我总结。 他讲话的过程中，还讲了许多废话，我只是把纲要记下来，那我们就按叶书记的指示办事吧。 叶书记的讲话虽然啰嗦了些，但毕竟救了我们的大驾，因为我们很难拟定一个计划，这下可好了，只要按照叶书记的指示办，准保不会错，即使错了，责任也不在我们身上。 接着我们讨论孙悦华、胡荣锦、邹绮荣、冯绮华四位同学的入团问题。五位支委都一致同意发展他们入团。当然我们也讲出了同意的理由，无非就是入团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学习、工作各方面都做得较好等，于是一致同意发展他们四人，叶书记却有点不同意见，建议我们分两批发展。我在心里想：如果分两批发展，势必会给后一批发展的同学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他们会这样想：“为什么不先发展我，是不是我不够格？”，而且分两批发展，麻烦事多一点，枯燥无味的通表会还得再开一次。到时看看怎么办吧，我们力争一批发展四人。 已经快5点了，讨论的内容才全部结束，可是叶书记还不放我们走，还要我们说说实习前同学们有什么反应。我们说时间还不到，暂时没听到什么反映，叶书记不相信，以为我们一起骗了他，有的支委只好胡诌了几句搪塞一下。 这位党支部书记实在是太“革命”了，“革命”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5:15分才散会，会议整整开了两个半小时，本来半个小时就能解决的问题，竟然多花了两个小时，我们的时间真充裕啊！ 1983年10月18日（星期二） 下午到文化公园看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展，受益匪浅。 画展展出了世界著名画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雯尔的画和雕塑，还有一些我不太熟悉的画家及其作品。很喜欢其中的肖像画。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多追求典雅、端庄的美，在塑造男性形象时，多注意身体的健美，反映男性是力和美的象征。女性形象以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最著名，男性形象以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最为著名。这些大艺术家的作品多取材于圣经故事。在一幅画中，每个人的表情各不相同。即是说，作者善于通过表情、动作来刻画人物性格。色彩有的明丽，显得典雅华贵；有的灰暗，给人沉重、悲壮之感。真可谓多姿多彩，风格各异。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画展中还有一些建筑艺术的摄影，金碧辉煌，放射出夺目的光辉，造型颇为优美，做工精细，难以想象这些建筑物在当时（十五、十六世纪）是如何建造出来的。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建筑都达到了顶峰，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每个人都会惊叹。 可惜的是，我并不懂绘画，我只知道这些画画得很好，艺术价值很高，但我无法从美术（绘画）的角度评论它们的美，如果有个美院学生陪着一起参观讲解，我的收效会更大。 出了展览大厅，买了一套意大利绘画名作的明信片。其中有《蒙娜丽莎》，但印刷不怎么好，色彩都变了，原来画面较明朗，现在则是灰暗的，原来人物的面容清晰，现在变得有些模糊。但无论如何，蒙娜丽莎就是蒙娜丽莎，别的画是不能代替它的。 回到家把明信片给弟弟看，他说：“真丑，那些人不穿衣服的。” 小姨也说：“是吗？不穿衣服的呀？某某（我的小名）怎么会看上这些画？” 一大一小都没有文化，丝毫没有欣赏力。画面突出的是人体美，可他们只注意画中人是否穿衣服。我懒得跟他们解释，和他们说这些名画，简直是对牛弹琴。 （57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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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33.一种精神危机袭来，为实习备战“百合花”“套中人” 1983年10月19日（星期三） 现在觉得很孤寂，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家里人口不算少，可就是谈不拢，也不知道该和他们谈什么话题，这并不是因为我以大学生自居，瞧不起他们，我确实感到一种危机——一种精神上的危机。现在物质生活已经算好的了，父辈们在生活上关心我们，但在学习上以及其他方面却帮不上忙了，而我呢，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享受。看来，这个矛盾将无法解决。 同他们谈不拢的原因主要是，我对别人的要求太高了，而我的父辈顶多读了高中——虽然父亲的成绩特优秀，但因为家里穷也读不起书。我喜欢音乐、绘画等等，可他们觉得这些索然无味。比如在包饺子时，我扭开收音机欣赏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天鹅湖》选曲，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好听的，吵死人，又不是唱歌的。”在她看来，只有歌曲才是艺术，殊不知，高雅的音乐和芭蕾舞分不开，特别是世界名作曲家创作的芭蕾舞音乐。 我在看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演出的舞剧《睡美人》实况转播，又有人说：“你怎么今天晚上想起看这个？”世界名剧我不看，那我学中文的该看什么才合适？ 昨天买回世界名画的明信片，因为画面上的人物是裸体的，于是又有人指责：“你怎么会看上这些画？”差点没把你气得七窍生烟。他们的艺术欣赏力实在太低，可以说没有艺术细胞。我并不是说自己的欣赏能力有多强，艺术细胞很多，但起码比他们高点，艺术细胞也比他们多一点点。可悲的是，他们自己不会欣赏，还要处处指责别人，说一些不理解人的话。同是一家人，却又如此不同，无法沟通思想，所以谈不拢。 其次，也许因为我的性格太内向。本来我完全可以和他们谈一些生活琐事，但有些话我又觉得实在没必要说出来，说这些话我会感到无聊。别人家吃饭时总是笑声不断，可是我们家呢，很少有人说话，除了弟弟收听小说连播节目时收音机传出来的声音外，再就是某人嚼饭时发出的特大声音，有时我是端着饭碗跑进里屋吃饭或者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一下，以此避免听到这种咀嚼声。 面对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有很多想法，但无人诉说。有时只能在给中学好友的信中零零星星谈到一些，更多的是把这些想法毫无保留地诉诸日记，再就是拼命看书，以此来消遣，使我孤寂的心情得到一点安慰。可是矛盾又来了，在我感到孤寂时，我很难看得进书，再好的书我也看不下去。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种感觉写在日记里，这样心里才会感到好受些。有话没人说，这是很难受的，这与自己的所作所为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一样难受。 1983年10月20日（星期四） 下午政治学习，叶书记给我们做了学习邓选的辅导报告，我照例在看小说，叶书记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到，这样的政治学习有啥意思，纯粹是形式。 几乎每天，家里人都要我买东 小小、零零碎碎的东西都要我去百货商店买，我非常不喜欢逛商店，可就是无法避免做我讨厌的事情，每天都进商店买东西，无形中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不买吧，有人会说：“我跟你做了那么多衣服，现在叫你买点东西都那么难！”买吧，实在是浪费时间，有些东西明明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但偏偏要我到东山买。他们省事，麻烦的是我。一个月下来，看看我每月的开销，发现我自己买的东西用的钱并不多，很多东西都是帮家里人买的，花了我不少钱。平常我自己买东西都要掂量掂量（买书除外），可是为家里人买东西，我从来没说个“不”字，也从来没考虑手头还有多少钱，我是有求必应呀。我并不看重钱，但是希望家里人体谅一些我的难处。不过，他们是不会体谅我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我的难处。 1983年10月21日（星期五） 据说，实习时不准穿连衣裙，穿半身裙也不准把裙子扎在衣服外面，不准留披肩长发，不准扎马尾……于是我们女同学都议论纷纷，如此多清规戒律，叫人无法接受，倒不如让我们到了30岁才去当老师。我们毕竟是姑娘，虽然今后是当老师的，追求的是朴实、端庄的美，衣着打扮不要太花俏，否则会使学生的注意力分散，这些我们都懂，但是也不能过分地苛求我们呀，难道要我们个个都把自己打扮成中年人？这我们可不答应。况且连衣裙已成为大多数姑娘喜爱的服装，已经大众化了，穿上它，根本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高个子姑娘留披肩长发，会显得更加飘逸大方，个子较矮的姑娘留披肩，会显得老成持重，而扎马尾，也根本不会有伤风化。真不知要这些规定干什么！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当老师，就不会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服装了。 离实习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害怕极了。首先是害怕不知把自己分到哪个组？如果我所在的实习小组的同学平常与我合不来，或者说他们很自私总想着自己出人头地，这是最糟糕的了；其次是害怕讲课，台下几十双眼睛盯着你，我无法忍受这些目光的注视；第三是害怕改作文，如果那些学生的字写得乱七八糟，我连看都懒得看。实习时要克服的困难很多，我已经做好掉几斤肉的准备了。 1983年10月23日（星期日） 爸爸从北京出差回来了，顺道去武汉看了妹妹。妹妹托父亲给我带回几张很有特色的卡片，给弟弟带了一本书和几枚归元寺的纪念章，给小姨带了一本书。难得她有这份心，我真感激她。她只走了一个多月，我就发现她似乎长大了许多。 听爸爸说，妹妹比过去胖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可是她的白头发并没有减少，她太劳累了。她到学校一个多月了，没上过大街，连校园也没有走完，同宿舍的人去玩，她独自留下来看书。据说，只要她在宿舍，其他六名同学都不敢讲话，怕影响她看书，但只要她不在宿舍，其他人便又唱又跳，热闹非凡。妹妹实在是太刻苦了，真怕她会憋坏了，或把身体搞坏了。她是一个学习起来什么都忘记的姑娘，她的刻苦精神曾经感动过许多人。记不清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耕耘的是沉重的土地，收获的却是金色的果实”。我很欣赏这句话，并坚信，凭着妹妹那刻苦学习的精神，凭着她不懈的努力，她一定能获得金色的果实。 学习必须付出代价，有时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必须舍弃一场又一场电影，一次又一次的郊游以及同学聚会等等，我已经付出了很多，妹妹将比我付出更多。因为由于学科的需要，我必须看小说看电影，而妹妹呢，连小说、电影也顾不上看的，每天都沉迷在枯燥的书本里，这点我是做不到的。我看课本看累了，可以听听音乐，可以看看小说调节一下，可妹妹呢，她顶多做做眼保健操，或者眺望一下窗外的绿树。 我很想我的妹妹，想和她说话，我甚至后悔，当我们姐妹俩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不多说几句话？有许多东西正是因为失去了才显得可贵，才让人明白其可贵的含义。等妹妹回来，我一定好好跟她说说话，弥补几个月的损失。 1983年10月24日（星期一） 上午我才知道，实习小组已经由班干们划分好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分在一个组里，其中一同学还是我讨厌的人，而且所有小组都是四人一组，唯独我这个组只有三人。与其让我跟她在一个组，倒不如不去实行了。我必须请求换组。 于是我先和学习委员说，请她到时帮我说说话，再去跟班长说，班长答应尽量满足我的要求。这样我的心才放下了一半。下午看电影时碰到班长，他说已经按我的要求办妥了，直到看到实习小组的名单，我的心才全放下了。这回我们组共四个人，三女一男，比原来的组好多了。感谢班长。 明天就要公布实习小组的名单了，名单只要一公布就表明已成定局，再想改动就难了。幸亏我知道得早一点，这该感谢玉琼提早告诉了我，不然我该倒霉了。可是我的同桌为啥就不告诉我？告诉我所在的实习小组，与她并没有什么厉害冲突，可她就是不肯告诉我。直到我要求调组，对她说我原来的小组不好时，她才说：“是呀，我也举得你那个组不好。”你知道了为什么不早说？实在是太自私了。平常老是叫我买这买那，我经常帮她办事，可到了紧要关头从不帮我说一句话。我并不是需要她报答我，但我认为做人应该有良心，不能光顾自己。很多同学他们知道的事情都是同桌告诉的，也许只有我例外。 1983年10月25日（星期二） 实习小组已定，我们这个组负责15中高一2班的教学工作。 上午小组第一次例会，开始分工。 看看高一的课文，真让人头疼，有《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评论二则》、《惊人相似的一幕?魔鬼的笛音》、《荷》、《百合花》、《装在套子里的人》、《赤壁之战》、《记王忠肃公翱事》，没有一篇合我的口味，没有一篇容易讲的。据我所知，初三的课文就很好讲，真后悔我为什么不在初三组，现在事已成定局，只有努力去做。 老师规定教案必须在11月10日前写好交上去，在15天时间里，每个人必须写好五节课的教案，加上还有古代文论、共运史、古代文学、文学创作四门课的作业，都是要写文章的，即是说我们要完成五节课的教案，再加四篇文章，确实是任务艰巨。我们尝到了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艰辛，现在还要尝试做一个老师的艰辛，在尝试老师的艰辛之后，我会更不愿意当老师。我想象不出，6个星期的实习我将怎样熬过去？ 1983年10月26日（星期三） 搬进新居之后，他是第一个到我们家来的同学。敲门后躲得远远的，我开门时却见不着踪影，我只好问了句：“在哪呀？” 他进来时没有脱那双皮鞋，于是涂了油漆的地板上留下一串脚印，他打趣地说：“当你们家的客人可真难，等客人一走，你拿拖把拖地时，会边拖地边骂客人。”无置可否，不过今天我没骂也没有怨言。 话题转到我们都较熟悉的一位老师身上。他说这位老师刚发表了一篇小说，叫《乔迁之喜》，可能跟你们现在的心情差不多，“我看你来写也比他写得好”，最后一句话是恭维话。我记得上次他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某某某最近发表了一篇小说，叫《乔迁之喜》，我看写得还可以，你怎么把他的小说“晒”得一无是处？”如果他以为，任何人都喜欢听恭维话的话，就错了，我最讨厌听恭维话，我希望别人对我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不多说一句好话，也不多说一句坏话（缺点），关键是必须实事求是。他并没有真正了解我，至少从他说的这句话中我看出他并不了解我。 谈话进行了20分钟，晚上要把这时间补回来。 1983年10月27日（星期四） 今天才发现，某某某是如此自私，他竟然不经过实 的同意，也不经过我的同意，把我的《百合花》抢走了，换给我《评论二则》。今早他才告诉我，我说了他一通，与他据理力争，好不容易才抢回我的《百合花》。我们全组四个人所教的八篇课文中我只看中了这篇《百合花》，居然有人和我争这一课，还是男生，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 晚上，我开始备课。先备《百合花》。这是一篇阅读课，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自己没有见过百合花，不知学生们是否见过？花城的人特别爱花，家家户户都种花，但也有很多人没见过百合花。因此，我想画一幅百合花图，上课时先出示图画，让学生先进入形象，然后才开始讲课。这个设想我自认为不错，可我不知道能否画好那幅画。现在我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学画画？另外，我想在学习《百合花》这篇小说时，主要跟学生分析两个人物形象，分析几个典型的细节，其他诸如主题思想、艺术特点、段落大意由学生阅读后自行解决，必要时可适当做些提示。晚上还没能把这节课备好，只是分析了几个细节。我很怕备课，但更怕讲课。 1983年10月28日（星期五） 早上一回校，实 告诉我，要调换课文。因为有一周是小组四个人都要上课，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 换课方案如下： 1.我和钟某某换课，即他讲《百合花》，我讲《评论二则》； 2.我和刘某换，即她讲《记王忠肃公翱事》，我讲《套中人》。 我想了很久很久，不愿意放弃《百合花》，昨晚的劳动不能白费，而且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讲《套中人》，这是契科夫的名篇，凭我讲课那平板的语调，是不可能把这篇小说讲好的，这篇小说如果讲不好，我的实习就全砸锅了。我考虑了整整一节课，最后才很不情愿地决定讲《套中人》。 直到今天，我讲的课文才定下来：《百合花》、《套中人》和作文课。我很怕上作文课，不知道该如何指导学生写好作文，没有人愿意讲作文课，我无可奈何，只有把这个重任担在我身上。 还有一件麻烦事就是，由于我实习第一周没有课，所以要我第一周就当班主任。我不知道当班主任该做些什么工作，如果班主任工作做不好，也是要扣分的，第二周以后当班主任的同学又可以占便宜了，因为他们可以观察我当班主任时的情况，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就可以吸取我的教训，在自己当班主任的那个星期，把工作做得更好。我算是够倒霉的了。 我要好好打听一下班主任该做些什么工作。 1983年10月29日（星期六） 两个月没见到阿婷，也没听到她的消息。今天终于收到她的来信了，我万分高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无论在任何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没有怀疑过我们的友情，我们的个性、气质、爱好都相同。我们的友情并没有经过什么“战火式”的考验，但它是纯洁的，我们双方都在精心培育这枝花，巩固它、加深它。 阿婷的来信谈了她的近况。诸如电大开设几门课，每门课的辅导老师是怎样的，以及这些老师的才能、他们的个性，以及对她本人的影响，写得甚为详细，文笔流畅自然，不夸张。信的末尾还预告了下 的内容。她写道：“在我给你的下 中，若时间许可，我将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假如你还不知道）。”光凭这句话，就足以使我立刻提笔给她回信，因为一个人是有好奇心的，我更希望通过友人的来信，知道更多的事情——好事、坏事或者不好不坏的事，我都想知道。真的，我猜不出她要告诉我什么事，也不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她提前预告。也许，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因为她很想知道我的近况，就用这个方法吊我的胃口，让我赶快给她回信。 看完她的信后我立刻回信，回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在接到我的信后，你必须立刻回信，告诉我那件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若时间允许’这个假设条件。否则等我们见面时，可够你受的！明白吗？”我喜欢在信中开玩笑，尤其是在和好友通信时，几乎每封信我都要开玩笑，，写一些幽默的话，让友人在看我的信时发出笑声或者在心里微笑。这样，我也仿佛可以听到她们的笑声，看到她们那颗真诚的心在跳动。 给阿婷的回信是中午写完的，直到我写完这篇日记时，仍在想着她下 会告诉我什么。我猜测，一定是告诉我我们认识的人的恋爱趣事，比如某某和谁谈上了，有什么笑话，双方的意见又是怎样的，别人对这件事又是如何评价的等等，总之，他们都已走向社会，早就开始考虑终身大事，挑选意中人。在我的周围发生了很多新鲜事，只是因为我无暇理睬，消息又很闭塞，因此不知道他们的事情。现在我就等着阿婷来信吧，是焦急的等待，等我知道是什么事情后，再做出判断。 （5736） |
| 八九十年代的大学成不了恋爱圣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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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34.以自己的不愿換家人乐，同笑同哭“日记何罪 1983年10月30日（星期四） 收到妹妹的来信。信封上写着让母亲转我收，即是说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份妹妹写给我的信，但家人也有权看。说实话，我不喜欢第二个人看同学或亲人写给我的信，朋友的来信都是自己看完后锁进抽屉。妹妹的来信是个例外，不给嘛，说不过去，给嘛，我又不愿意，最后只好以自己的不愿意换来家人们的高兴。 妹妹在信中说：“对于我这个班集体，我感到很不满意，别说整个班了，就是一个宿舍的七个女生已经够我受的了，一盘散沙，一点儿也不齐心，有的人的脾气反复无常，就像武汉的天气！老师也不好，一点魄力也没有。所以我懒得管那么多事！” 没想到妹妹也那么讨厌她所在的班，这和我刚上大学一样，我对我们这个班集体也很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增加，甚至到了盼着快毕业，早点离开这个班集体的地步。所以我也很少管事，即使自己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我也很少管事。因此每年的操行评定（小组的、老师的）都有这样一句话：“希望今后更加关心班集体”。什么“更加”、“希望”，我压根儿就不想违心去关心这个班集体，我自己也承认，但要我改正这个缺点。我做不到。要我关心班集体，那得看看这个班集体值不值得我关心？ 我并不强调自我，不强调我在班里的位置，但有时又不得不强调一下，这就是现实。现实，要求人去干违心的事，有时明知道这样干不对，但为了得到某种利益、好处，还得干。比如，班里有些人明知道走后门、拍马屁足以让人指着脊梁骨骂人，可是为了毕业分配，还得去走后门、去拍、去吹（笔者今日注：如今走后门拍马屁依然盛行，而且演变为有后门可走，是你的本事，连关员都可以花钱买，给多少钱就能当多大的关）。面对这样的人，指责吗？没用；不理不睬，也没用，反正你没后门你就吃亏，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后门才吃香。这种现象何时能改变？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去关心这个不值得我关心的班集体，任由他们去胡作非为，管它是一盘散沙还是三盘散沙？但我也不消极，尽管看问题有些偏激，我依然满怀希望看待生活，看待我以后的生活道路。我绝不满足仅仅成为一个平庸的人，我要在我的事业中有所造就。假如将来我依然处于逆境之中，工作不顺心，周围的人不尽人意，我也会满怀希望看待生活，生活并不会亏待我这个热爱生活的人——热爱它的光明面，也“乐于”看到它的弊端，并不是说看到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弊端就高兴，而是说生活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一面，它们都存在于生活中，因为构成生活的这个概念的，并不都是好的，也有不好的，不然，丰富多彩的生活就会变得单调了。 回信给妹妹，把我的观点略微陈述了一下，总之要让她看到光明，不要让她纯洁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即使我现在很忙，也要尽快回信。 1983年10月31日（星期一） 收到阿婷的回信，她告诉我两件使人震惊的事情。 “陈健死了！”看到这四个字，简直惊呆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很难受，简直太惨了。直到老师突然大声说了一句话，我才猛然醒过来，继续看信。原来是出了车祸，陈同学临走前没有说一句话。阿婷这样写道：“带着还未说完的话语、还未消失的快乐，离开了给她幸福、温暖，给她一切一切的人间。”真是天大的不幸呀！虽然我对陈同学不太熟悉，但是听到自己认识的同学发生这样的事，我受不了。信才看了1/4，我看不下去了。抬头看看讲课的老师。这样过了好几分钟，再接着看信。信中接着叙述了另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 原来，某某同学变心了，她有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她原先的男朋友是我们的LS。……阿婷在极力撮合这件事，最后她告诉我，她没有帮到底，她回避了。因为某某同学说他们以前的感情都是假的。就这一问题，我想陈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爱情，必须是双方的，即使有一方不同意保持恋爱关系，另一方即使爱得很深，也不能勉强。因为别人已经不爱你了，即使生活在一起（经过撮合，奇迹出现），同床异梦，又有生活什么意思？这时失恋的一方应该振作起来，悲痛之后再重新寻找爱情。问题是某LS年龄已经不小了，他满以为他为某某付出了很多，某某就应该对他有所回报。爱情并不是等价交换呀！因为他很爱某某，才去求阿婷帮忙，希望阿婷能说服某某，让她回心转意，两人和好如初。在我看来这样做就是祈求爱情了，祈求和追求是不同的，我看是不会出现奇迹了。对某某女同学，我也要说几句了。既然当初某LS提出和她建立恋爱关系的要求时，尽管某某同学不太愿意，家人也反对那就应该婉言谢绝，何必草率地说：“算了。”这样两人好了几年。待到某某同学中专毕业走入社会，多接触了人生，也接触了更多人，发现自己和某LS有很多不相称的地方，于是决定两人告吹，现在才说两人以前感情是假的，一句草率的话酿成一个悲剧，教训啊！某某已经是青年人了，还在耍小孩子脾气，把爱情这样一件严肃、神圣的事情当做儿戏，这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态度。 阿婷回避此事，这是对的。因为如果在阿婷的帮助下，某某转变了，两人和好如初，之后结婚，婚后如果生活得不幸福，某某就会怪罪阿婷，指责她：“当初我已经决定不同他好了，你又来插手，造成我们现在的局面”，这样的罪，阿婷受得起吗？某某有权力追求自己的爱情，既然她要重新寻找她的爱情，那就让她去寻找好了。不过我还是认为，某某太残酷了，轻易地把别人甩了，忘记了别人给她提供的种种帮助，话又说回来，用一种报恩的思想来对待爱情，也不完全正确。写这篇日记时，我的脑子很乱，颠三倒四。理不出头绪，所以写出来的日记没有条理，东拉西扯，不想再写下去了。总之一句话，爱情是双方的，不能勉强，某KS要振作，撮合是无用的。 1983年11月1日（星期二） 今天收到穗如的来信，她告诉我，她在上海实习期间，8小时以外逛大街、看电影，轻松极了。真羡慕他们的实习生活。许多大学生都是利用实习时游山玩水的，唯有师范院校的学生例外，我们实习是再辛苦不过的啦。上够8小时的班后，还要批改作业、家访、处理学生中的琐碎事。工作是那样的艰辛、繁琐，又是那样的单调，每天都得“练嗓子”，直到嗓子嘶哑也不能停止，简直是遭罪。现在我并没有体会到当老师的乐趣。 1983年11月2日（星期三） 每个实习小组的指导老师的名单已经公布，真是天公不作美，我讨厌哪位老师，就让哪位老师当我们组的指导老师，某公怪癖，讲话矫揉造作，拿腔作势，令人作呕，他当我们组的指导老师，实习我就更没心机了，而且我敢料定本人这次实习一定不景气。 同一个小组的女同学提出要换课本，用她的旧课本换我的新课本，理由是她讲的《赤壁之战》旧课本缺少很多注释。我答应了。但我提出要把我写在《套中人》、《百合花》这些课文里的眉批搬到旧课本上，才能把新课本给她。她同意了。 我把新旧课本作了对照，发现有许多不同之处，而且讲课时我用旧课本，学生用新课本，势必造成很多麻烦，至少新旧课本的页码都不一样，到时讲课时还要为页数浪费时间，但我既然答应跟别人换课本了，那就不能失言，不然别人又会说我自私了。我不情愿地把我的新课本给了她，我在心里说她自私。我发现我所在的实习小组并不好，虽然我和他们都没有矛盾，但通过选课文、换课本这些小事，我看出了某些人的自私自利，当然我不想过多计较，吃亏就吃亏吧，反正总得有人吃亏，但如果老让我吃亏，我是不会答应的。 上午过组织生活，团支书、副支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都上台亮相了，讲几句话就下台。我可从未见过过一次组织生活要四名团支委轮番讲话，兴师动众，这可是有生以来头一遭。本来，过组织生活完全由组织委员负责即可。但我知道，支书不信任我，不肯让我一个人主持，加上又怕别人说她专断，抢了组织委员的工作干，因而采用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武断，又符合自己的心愿，每个团干上去讲两句，这是对我们的尊重。我个人并不想主持组织生活，她要把我扯上去讲几句，那我就去呗，反正我是被人用来当垫脚石的，踩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地往上爬，我若是把她的脚从我的肩膀移开，她准保会摔得掉两颗门牙。 这样过组织生活有意思吗？下次要不就是我一个人主持，要不就是她一个人主持，我可不愿意再去充当这样的角色，她已经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如果她还敢这样对待我，我一定给她一点颜色看看。 1983年11月3日（星期四） 想了很久，也不知该怎样给学生讲《套中人》。课文已看了无数遍，文中还做了各种各样的记号，书的边边角角也写满了字，我总算把课文弄懂了，但不知道到底怎样才能讲好这一课。想找参考书，没有。因为有关参考书已被“内部”借完了，教学参考资料又迟迟不发，看来这回得全看自己的了。我知道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明明有个集体，可是集体就是不帮你。所以，尽管明白集体的力量大无边，也得靠自己单干。我们班就是这样，叫人奈何不了。 我还没有开始写《套中人》的教案，因为没考虑好怎样教懂我的学生。 小某今天去703地质队了，目的是领结婚证，从此好日子开了头。找一个好丈夫，有一个较满意的工作，这是绝大多数女子所走的道路，这条道路还挺实惠，正好迎合了许多不谈理想、没有抱负这一潮流。我可不愿意走这一条路，我是有事业心的人。 1983年11月4日（星期五） 上午上了三节古代文学课，没心机听，因为讨厌这门课了，加上这位老师那半咸不淡的普通话，听起来很吃力，干脆不听了。 第一节课随便翻翻从阅览室借来的《教学通讯》，想查一查有没有《套中人》的教案或某位老师谈教《套中人》的体会，没有，一点也没有。随意翻阅中，时间悄悄地过去了，过得非常快，老师讲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把课本摊在书桌上，造成一个假象。 第二节课，我到某某同学的位置去坐，与玉琼同桌了。于是我们头碰头研究起《套中人》来。《套中人》的结构、章法、主题、写作特点以及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诸如讲课时我们如何把握时间，如果学生课堂或课后提出一些我们在备课时未能想到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学生问一个字的读音，而我们一时忘记了，该怎样即不丢自己的面子，又能回答学生？讲到好笑的地方，我们放肆地大笑起来……我们都觉得，当老师实在太单调，使人心烦。你看，我们现在开始备课，课还没备完，就觉得写教案很难，更难的是如何讲课，如何教懂学生，以后就是吃教师这碗饭的，还不知道有多少烦心事等着我们呢。这节古代文学课同样过得很快，讲话是最好的消磨时间的办法。 下课后，有人问我：“上课时你们笑什么，笑得那么大声，我都听见了。”不知老师有没听见我们的笑声。我知道这样做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明知故犯也是无可奈何的。 放学路上，玉琼说：“某某说她到实习时要把自己打扮得老气一些。” 我说：“她不用打扮已经够老了，我拿我们的照片给我妹妹看。我妹说她像30岁似的。她本来样子就长得不太好，加上她的动作畏畏缩缩，缩着肩膀，低着头走路，多像个套中人。” 说完这句话时，我还学着那位同学做了个缩肩膀的动作，我和玉琼哈哈大笑。 玉琼边笑边说：“你真是个文人，联想如此丰富，我怎么想不到？给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她真的很像套中人。” 笑够了，她乘上公共汽车，我依然走路，各自回家。 （日记图45） 1983年11月5日（星期六） 前几天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乐秀良写的一篇文章《日记何罪》，这个题目一下子吸引了我。 文章说：“日记是生活的镜子，是战斗的武器。日记，最真实地记录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也记录着的人生活中一些最私密、最深沉、最亲切的感情。经常翻阅这些日记，会帮助你拉开回忆的帷幕，看到自己前进的脚印，让青年时期的理想、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烟，亲友同乡的音容笑貌，让成功的、失败的、悲哀的、欢乐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激励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忘怀过去，不迷失方向。” 我也爱翻看我的日记，它确实给我带来了乐趣。很可惜的是，我童年、少年时代的日记都由于遇到种种状况，或丢失或被我烧了，保留下来的4本日记本，全是我大学时代的产物，等我大学毕业后，我至少可以保留5本日记本，它是我大学生活的一面镜子，记录了我大学时代的足迹，我对种种问题的探索是从这时开始的，我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的认识，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又慢慢发展的，还有我对女友的感情也在这里暴露无遗。我很重视我心底里流出来的、又倾注于笔端的深厚情感，还有我的悲哀、我的苦衷，得不到别人理解时的痛苦，得到别人尊重时的喜悦，还有我对生活的依恋之情，对挚友如初恋般的感情……所有的一切，我都记录下来了。 不了解我的人看了我的日记，会对我的学习态度、我的为人、我的一切都有清楚的了解；而了解我的人看了我的日记，我相信他们会赞叹我——文字的流畅自然，目光的深邃以及某些哲理性的句子，随处闪耀的思想火花。我只是希望，人们能更多的从我的行动、语言来了解我，不需要通过我的日记，尽管日记是了解一个人的很好很有效的工具，但日记并不是写给别人看的，因此，如果日记中涉及的观点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没有传播于人，自然也就不能构成犯罪，不能成为犯了某某某罪的根据。因此，日记是无罪的。 当我的大学生活结束的时候，我还要继续写日记。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对我的朋友说：“想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在干什么吗？”说完后我翻开我的日记本（也许纸张已经发黄），把这天的日记读给我的朋友们听，那将其乐无穷，我们会同笑同哭、同喜忧同悲哀，难道这不是一种快乐吗？ （日记图46） 笔者今日注：为了证明这些话是几十年前写的，拍下这页日记以示真实，没想到几十年后，同学们真的在网上看到了我的日记，我不能亲眼见到你们的喜怒哀乐，但我听到了你们心底的声音，有惊叹也有不屑，更多的是唤醒了你们久远的记忆。 （5415 题图来自网络，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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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 爱情是位顶呱呱老师，教案交了却头疼 1983年11月6日（星期日） 阿婷来了，我们从中午1点半一直谈到5点，足足谈了三个半小时，可是发现还有许多话没说，要不是我用了激将法，她是不会来找我的。 她给我讲了某某二人关系破裂的前因后果以及她对某某的劝说工作。我发现她大有长进，从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都可以看出她的思想有了明显的飞跃。我不由得感叹，生活是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课堂，爱情嘛，是位顶顶不错的老师，教会她很多。 …… 和阿婷交谈，我可以无所顾虑，不用考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只顾把自己所想的全部倒出来。值得高兴的是，对某某一事的看法，她完全赞同我的观点，而我呢也非常赞赏她处理这件事的方法，这是多么难得呀。我甚至有些惊奇，我们俩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简直是惊人的相似，也许是各自的爹妈生下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注定我们会成为好朋友。我深感有这样一位女友真是我的荣幸。 今天下午的时光飞逝，与阿婷的交谈使我感到很愉快，她成熟了，我觉得自己也成熟了。为什么？因为我对任何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这难道不是成熟的标志吗？ 小某和小杨一块回来了，本来我该叫他一声姨夫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叫不出来。看上去他们俩很亲热。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1983年11月8日（星期一） 一早回到学校，同桌就问：“看了没？”没头没脑的话，让我莫名其妙。 “看什么呀？” “昨晚的电视。” 我知道，一定是非常好看的电视才使我们班这么轰动。你听，每个角落都有人在议论昨晚的电视如何好看。 我问同桌：“什么电视？” 她连睬都不睬我，就回过头去跟一位男同学争论起来了。我听出了一点眉目，原来是苏联电视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名字听过，但没看过小说，很可惜昨晚没有看，同学告诉我：“今晚有下集”。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晚上看电视。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讲的是五个还在学校读书的女兵，在一个准尉的带领下。与德国鬼子斗争的故事。听同学说，昨晚那一集很幽默，五个女学生会唱会跳会朗诵诗歌，而准尉连诗是什么都不懂。于是他们六个人经常逗趣，让人发出愉快的笑声。 今晚看的下集，却十分悲壮。五个女兵以不同的方式战死沙场： 一个回去报信、请求援兵支援的途中，陷进沼泽地，连尸体都没找到； 一个回去找烟斗（准尉说烟斗是纪念品，但并没有叫她去找）时，打死一个敌人，自己也被敌人刺死； 一个为了掩护别人，唱着歌把敌人引开，好几颗子弹射中了她的胸膛； 还有一个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为了不拖累别人，开枪自杀…… 这些女兵都是为了俄罗斯而献身的，因而她们的牺牲是值得的，牺牲的场面是很悲壮的。我真想哭！多么可爱的女兵，虽然她们平时嘻嘻哈哈，可一到战场，却个个机智灵活，在紧要关头想出好办法牵制敌人，5个从未拿过枪的女兵，与16个武到牙齿的德国鬼子周旋了两个昼夜。黎明是静悄悄的，可静悄悄的黎明却发生了如此悲壮的故事，正因为她们的战斗，使多少个黎明真的静悄悄…… 1983年11月8日（星期二） 爸爸从深圳回来了，给我买了一面镜子、几双丝袜，还有一花露水，本来没叫他买东西的，可他主动帮我买了，连花露水也买了，这是我没想到的。爸爸办事很细心，甚至比母亲还细心。并不是因为父亲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们买点东西我才爱他，而是因为在他身上有我身上不具备的好品质。他既是严父，也是慈父。 晚上，我把《百合花》的教案誊写在原稿纸上了，密密麻麻写了6页。我这才知道要给学生上一节课，只记得花几倍的时间备课，应该说，是我确实体会到了教师工作的艰辛。 这段时间已数不清用了多少原稿纸了。 1983年11月9日（星期三） 我刚把《套中人》的教案誊抄完毕，整整12页纸，嬿嫦来了，来的正是时候，倒茶、拿吃的，然后随意交谈，很融洽。 几乎每个同学来，我都要问问她们的个人大事进展情况如何，而她们在我面前，都是无所顾忌的，滔滔不绝谈起那些大事，我从心底里感谢她们对我的信任（要知道，一个人要得到别人的信任是多么不容易） 嬿嫦也跟我谈起她自己的事…… 我不知道怎样劝说我的朋友们取消“绝不在本单位找男朋友”的决定，因为我自己也有和她们完全一致的看法，既然这样，我怎么能违心地劝说别人？阿婷和她的男朋友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可他们相处得很好。把阿婷的事告诉嬿嫦吗？不行，阿婷让我保守秘密，那我又该怎样进行劝说工作呢？我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又不善于做思想工作，这就注定了在这方面帮不了朋友的忙。 小伙子为了得到姑娘的爱情，总是在姑娘面前炫耀自己。现在我把女友和一位小伙子的对话转述如下（其中A为小伙子，B为我女友）： A：其实我有很多爱好的，音乐、绘画等等，只是没有时间。 B：是吗？拿你画的画给我看看。 A：你要看哪些画？花鸟鱼虫还是别的？ B：随便。 A：我拿我画的各种类型的蛋给你看如何？ B：喔，那些蛋呀，留给你的老师看吧，看他能不能给你及格，你最喜欢的是打篮球？ A：打篮球是为了锻炼身体。 听完女友这段对话，我大笑了一番，不得不佩服我的女友了，她很含蓄地奚落了他一番，一个使劲献殷勤，一个非但不领情，还毫不客气地“晒”人，她做得对，是该好好教训他一下。 我觉得，一个人有本事，并不是靠自己的嘴巴说出来的，只有别人说你有本事，你才真正有本事。即使为了讨好一个姑娘，也不该自吹自擂，要知道，大多数姑娘都讨厌自吹自擂、夸夸其谈的人。你如果用真情待人，还怕别人不用真情来待你？ 1983年11月10日（星期四） 长达18页的教案终于交上去了，但心里仍不踏实。即使老师通过了，还得再修改一遍，再花七八个小时誊清，任务真不轻松。据说，教案要被实习所在班的语文老师通过，很不容易，因为中学老师有他们自己一套教学体系，而且他们又很了解学生，他给你提的意见颇具权威性，他要是不签字，你就别想讲课，你要是不听（他）的意见，那么，你的实习成绩就会…… 中国有些人，而且是相当一部分人，特别不赞成别人的意见和他的不同。语文教学讲究文学色彩，如果每个老师都要以某个老师的意见、某个老师的教学方法为准，那么学生不是很容易腻味吗？应该提倡百花齐放，让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学生，达到以情感人的目的。 现在教案交上去了，我却像等待命运裁决那样紧张，怕通不过，也怕修改，因为已经很烦备课了。 昨天，班里有些同学到实习学校（15中）了解到一些情况，证实15中的校风很差，学生不爱学习，老师提问时学生不出声，班主任这样告诉他们：“你们出来就算拿个个体户执照，也必须有初中毕业的文凭。”这样，那些学生才勉强地应付学习。对待调皮捣蛋的学生，老师都奈何不得，他们怎么会把我们这些实习老师放在眼里？看来，系领导对我们说的某些话，比如“15中校风中上，学生特别尊重女老师”之类的话，完全是安慰我们的，其实，这有什么好安慰的，倒不如让我们早点知道事实的真相，也好早点防备。 还没有开始实习，我已经头疼了，实习时头疼的事更多。我无法把握实习时的命运，我无法使自己的信心加强。有人说：“我要让他们（指学生）拜倒在我的脚下”，我可说不出这样响亮的话语，说这话的男同学也未必有那么大的魅力和那样大的本事。说说大话是最容易的事，尽管如此，大话，我也说不出口的，因为我从来不说大话。 【笔者今日注：日记中一出现实习字样，蔡同学就回忆实习期间上第一节课的情景： 记得实习期间第一次上课：一站上讲台就把辛辛苦苦写好的教案忘了（因为有点紧张。不过还好：裤腿没像某人一样抖动），于是，急中生智：叫学生先朗诵课文，在他们读书的时候，我记起了整个教案…… 一直记得：实习的时候我们组有个同学（男生，忘了是谁）第一次上讲台时，裤腿不停地抖动……当时的讲台下面是空的，没轮到讲课的我们坐在后面听课看得很清楚。】 弟弟的中段考试没考好，父母都在询问有关情况。母亲发火了，弟弟自己也很难过。母亲只会替弟弟着急，可是又不讲方法，看见弟弟很难过了，还一直唠叨个没完。当别人心里不好受时，应该安慰，不应该教训人，母亲怎么就不懂呢？我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下午弟弟心情好些了，主动把考试的情况告诉我（他有些话还是挺愿意跟我说的），我也用通俗的语言跟他讲清道理，让他加把力学习。最后，我亲热地摸摸他的头说：“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你的。”弟弟说：“可惜我不争气。”听了他的话，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弟弟真懂事，说话也很老练。他已经明白了道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3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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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佳奇2fj 2021-08-31 16:54:56 我一直在遇见许多不同的可爱善良的人继而又不舍的与他们分别。能脚踏实地，也仰望星空。既有随处可栖的江湖，也有追风逐梦的骁勇。善良，优秀，勇敢，祝楼主，祝我，祝所有人。 ----------------------------- 你很幸运。谢谢你的祝福！ |
| 过去不再来，未来可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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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36.你敢“晒”我，我尖刻“晒”你，想成为第一批学生的姐姐 1983年11月11（星期五） 本来每月6日之前，我该收齐我们班的团费，然后上交给系团总支组织委员，可是近几个月来，我一直不能按时缴交。今天已经11日了，依然还有两个团小组的团费没交上来，真拿他们没办法。催吗？我催过，而且每个月都要催，催多了又不好，别人会说你催租逼债；不催吗？上头又来催我。我怎么办？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还得催。团费之所以不能按时交齐，究其原因，一来因为近期事情太多，作业也特多，有的团员忘了，对这样的团员，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但有的团员却说没有零钱，这根本不是理由，难道活人能给尿憋死？也有的团员确实是因为组织观念不强，不把交团费当成一件事。我真是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为什么就不体谅一下我这个办事员的苦衷呢？明天一定得催，了却一件麻烦事，但这终究不是好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辞职，前几天看了系团总支的工作安排，得知18周进行改选，我该卸掉身上这个沉重的包袱。 “小R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在家里这句话我不知听过多少遍了。果真是这样吗？那么即使我穿上乞丐装、或披一件麻布片也好看？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由于学习紧张，工作繁忙，我无暇顾及自己的穿着打扮，也绝没有考虑自己是否“好看”。但是我却有较强的审美能力，我知道自己穿什么颜色、什么式样的衣服好看，也知道自己不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但是我都没有过多考虑这些，在穿着方面也不挑剔，因为没有挑剔的本钱，再说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美丽并不仅限于外表，更主要的是心灵的美丽。所以，我该朝心灵美丽这方面努力，让我的心灵像水晶一样透亮。 1983年11月12日（星期六） 收到一位同学的来信，他居然敢在信中这样“晒”我：“我可以想象你第一次上讲台的狼狈相，那惊弓之鸟的样子一定很有趣。”又说“还是上街买包镇定片预备着吧，或是准备一盒雪花膏，上讲台之前搽了预防脸色过红。” 我知道他是在说俏皮话，和我开玩笑，可我一点也笑不出来，我在心里狠狠骂他：“竟敢如此放肆！开玩笑也不看时候。” 我的女友们都预祝我实习成功，满载而归，可他呢？非但不预祝我成功，还拿我来开心，好像巴不得我在学生面前出洋相，只有这样他才高兴，他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同学，我一定要找机会好好“晒晒”他。不过这回“晒”他的方式有所改变，我绝不给他回信，以此来制服他，看他能把我怎样？如果他再次来信，我还要看看情况再决定是否回信。如果回信给他，一定要写上以下几句话：“你是奥勃洛摩夫！八十年代的奥勃洛摩夫！去年的一滴墨水用了几天还剩大半滴，前年的日记本用到今年还剩120页。如此懒惰的人，怎么还配“晒”别人？还是赶紧把剩下的大半滴墨水写完吧，这样你才稍微有点资格来晒人。再说，如果让你第一次上讲台，你的狼狈相更有趣，说不定会吓得钻到讲台底下，或者吓得两腿站不稳，再用两手撑地，变成真正的狼和狈，这样才能撑住你那百来斤的身躯。另外，你简直给我出馊主意，难道你不知道雪花膏是美白的吗？脸红前抹雪花膏，红白对比，脸不是显得更红吗？我想，那雪花膏还是留给你吃吧，你吃下去后，心才能变得像雪花膏那样纯洁，写出像雪花膏那样苍白的诗来。” 在写以上这些话时，我自己都笑了，奇怪自己怎么会想出这么尖刻的话语？如果这封信寄出去的话，期间所达到的讽刺效果恐怕比果戈里、契科夫还略胜一筹（一笑）。就看看到底谁厉害，我是学中文的，不能枉费了我这支笔。我的笔，可以用抒情的、委婉的笔调抒写我的爱我的情，也完全可以用尖刻的、辛辣的笔调抒发我的恨我的憎，而且后者比前者毫不逊色。如果别人无端端对我不友好，我对他（她）也不会客气。 1983年11月13日（星期日） 下午看了电影《蓝盾保险箱》——破案的。简直是故弄玄虚。过去的电影，坏人是丑八怪，一眼就能看出来，现在的电影，坏人一个个都英俊潇洒貌美，风度翩翩。两种现象都走向极端。光凭外貌来刻画人物性格是远远不够的。 这部电影的人物性格刻画流于简单化，路队长有超人的绝技，在匪徒窝，十来支枪对着他，他居然平安无事，再强大的敌人到了他手里，也好像豆腐一般，这根本不符合生活的逻辑。 “白狼”打入内部，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耍尽花招，给破案造成了损失，这时我方人员才开始察觉，接着就是上级告诉路队长有关白狼的情况，再就是将计就计，一网打尽。情节落入俗套，很一般化。音乐给人以恐怖之感，但画面一点也不恐怖。自然还有一段兄妹重逢，妹劝兄弃暗投明等等，都落人俗套，实在难看。 1983年11月14日（星期一） 今天到越秀山体育场开校运会，去年此时，我被这里的风吹成了鼻炎，所以不敢忘记这个地方。我只是作为一名看客来的，在体育方面我一点特长也没有，我好静不好动嘛。 校运会开幕式准8点开始，时间之准是前所未有的。全体起立奏《国歌》时，那暗哑、沉闷的国歌音调很难听。如此雄壮、充满活力的国歌，怎么在这里播放就这么难听，好像哀乐，似乎为运动员敲响了丧钟。不知运动员听到如此沉闷的音调会怎么想。 我系的叶页居然跳过了1.78米的高度，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可别人用事实回答了我。我班的罗岗带病参加比赛，而且都取得了名次，如果是我，我是无论如何也顶不住的，我会借此机会弃权了，可罗岗也用行动回答了我。我佩服这些同学的毅力。看来，沉闷的音调并没有妨碍他们比赛。他们为学院创造了优异成绩，也为我系增了光。很可惜，我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运动员领奖时的喜悦之情，我只是愿意与他们分享这个喜悦。 大约12点，我趁午休之际，逛了整个越秀公园，然后坐在北秀湖湖边的长凳上，望着蓝色的湖水，看着划船的游人，轻松地与我的同伴交谈起来。后来我们都溜了，提前回家，我们的集体观念不知丢到哪去了。越秀山体育场的太阳似乎和别处不同，特别晒，把我们的脸晒得红扑扑的，就像北方的红高粱。因此我们不想再回去晒了，还是回家舒服。 1983年11月15日（星期二） 下午政治学习，我系方一飞副教授给我们全系师生做了有关“精神污染”等问题的报告。从来政治学习我都没认真听过，今天我听了，而且还做了笔记。因为喜欢听方老师讲课，他在报告中还讲了当前文艺界的有关问题，这可是专业知识，而且我准备研究当代文学，因此必须听。 方老师讲了下面以下问题：思想理论上的精神污染指的是什么？应该如何纠正等。其中思想理论战线的精神污染这个问题我听得最认真。方老师从理论和文艺两大方面分别阐述了。 关于当前开展的反对精神污染等方面的问题，我曾收到过一位同学的来信，信上说：既然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什么不让所有的东西都“放”出来呢，而要以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句话来定论？我们已经是井底之蛙，为什么还要把井口缩小？这是来自新闻单位的某些人的看法，虽说不全面，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人啊，人》这部作品又被点名批判，在我看来在中国，当一个作家很难，写出来的作品要准备挨几次批判，这叫作者怎么办？作为一个女作者，她受得了吗？ 1983年11月16日（星期三） 近来感到无聊，把教案交上去之后，一直等着老师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大改一次。可是我们这位指导老师偏偏又是系主任，工作忙，会议多，教案交了一个星期，至今没有动静。教案不发回来，叫我怎么修改？怎么熟悉教材？这一件事就把我拖住了，老是放不下心来，加上又没有作品看，别的书又看不下去，日子便觉得无聊了，除了担心教案之外，就想看电影电视了，没治。 上午到桂花岗听刘同学讲《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课，听完课后我不明白这节课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中学生大概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也就是说，刘同学的教学目的不太明确，另外，在板书、教学语言、提问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也许是过于紧张的缘故（录像机正对着她进行实况录像）吧，她讲错了好几个地方。 待刘同学讲完课后，同学开始评议，之后是三位老师相继发言，一讲就是一大堆，语言很啰嗦，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老师全然不考虑，照样津津乐道。每个老师对待这堂课的看法都不尽相同，这叫讲课的刘同学听谁的呢？真难办！ 要讲好一节课，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难以估量。 1983年11月17日（星期四） 生活，给了我诗的源泉 未来，给了我歌的幻想 祖国，给了我无尽的爱 于是—— 我把诗，写给生活 把歌，唱给未来 我把爱，献给祖国， 已经好几个月没写一首诗了，甚至连胡诌几句也没有了。工作的繁琐，学习的繁忙，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压力，也没有把我的灵感“压”出来。这几个月来，我曾惊讶，“我要写诗”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在我脑海里闪过，因为我是那样爱诗呀，这种爱只有我自己明白。可是，生活的平淡，我不知道该怎样从平淡的生活中捕捉到不平淡的东西。我无从下笔，况且也没有时间。今天当我在阅览室门前徘徊的时候（这时已经8:40分了，阅览室还未开门），我曾慨叹，生活中还有这样的人，如此不遵守时间。当我等得不耐烦，沿着马路回家时，听到有人小声哼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于是想，未来，该不会有人哼这首歌了吧？ 晚上，当父母正在和三姨夫讲话时，我便把今天的感想写了下来，仅仅用了40个字，很肤浅很平淡，但终究表达了我的情感。 我很想天天都写诗，但是诗的灵感很少来到我身边，那么，谁能常常来到我身边？唯有书，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1983年11月18日（星期五） 家里客厅的墙壁粉刷一新，透亮的，淡淡的苹果绿，使人心情舒畅，用手摸一摸墙壁，滑溜溜的，如果是斜的，可以让孩子们在上面滑滑梯了。 枯竭了，我的思想，不知道该写什么，也没什么好写的，现在只想着去实习（尽管我很害怕实习），和我的第一批学生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心，和他们成为好朋友，成为他们的大姐姐、大朋友，并不想以他们的老师自居。我在想，应该用怎样的生动活泼的形式，使他们既玩得开心，又能受到某些启迪。我的初步打算是，开一个主题班会，取名为“理想啊，飞翔”或“我爱祖国（祖国在我心中）”，还要给他们上文学欣赏的专题课。我喜欢诗歌、散文，为什么不把我的喜欢传给学生，教他们如何欣赏文学作品，也许还要组织他们去郊游、跳集体舞……总之，尽量使实习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要对得起我的第一批学生。以上种种，都要与全组同学商量再定，光靠我一个是不行的。我本人实在太无能了——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任何球类，如果不依靠其他组员，我很难管好一个班。 1983年11月9日（星期六） 上午一心想把教案拿回来好好修改一下。我来到课室，听了小娅试讲《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一课之后，我便问程主任拿教案，程主任说没带回来，并答应下午给我。 下午，我又去系办公室找程主任。程主任说对我的教案没什么大的意见，说我的教案写得很认真，对课文的理解正确，而且分析得很细。然后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觉得程主任不刻板，并不是要别人一定接受他的意见，而是用商量的口吻提出自己的看法，供你参考。最后他还分析了我的性格，他说：你很文静，具备了一个老师的形象，想问题也很细致，内向的性格有好也有不好，你应该扬长避短，在讲课时注意感情的运用。比如《百合花》就必须很有感情地讲解。 程主任的话是对的。是的，我讲课时感情不会大起大落，语调是平板的，不会很激动，也不会很沮丧，总之是用平静的语调说出内容，这种语调用来讲古文、议论文还马马虎虎，如果讲小说、诗歌就不行了。讲课时没有感情，或者说内心感情丰富，可表面却不流露，这是语文教学的大忌。在语文教学中，只有老师动情了，学生才会受到感染，也跟着动情，看来，讲课时，我确实要好好调动我的情感了，系主任还说，相信我能讲好（他也只能这样鼓励我），可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讲好。 今天收到克林的长信，她又对我说了他们实习的情况。说她如何无能，对不起自己的第一批学生等等，我不太相信她的话。她太谦虚了，总说自己不好的地方，在我看来，如果她的实习工作都没做好，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学生到华师大去看她，也不会有十几个学生到她家自己动手包饺子。这些都是她在信中告诉我的。如果不是她与学生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学生才不会理她呢。克林实在太谦虚了，要知道，过分谦虚就是保守。从她所说的实习生活来看，我感觉实习很好玩（跟天真浪漫的小弟弟小妹妹在一起），也很辛苦（备课讲课，班主任工作都要做），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看看我自己的实习生活是怎样的，是比别人说得好，还是不如别人，等我实习归来，也可以大谈特谈实习见闻了。 1983年11月20日（星期日） 老舅夫妇和三姨夫都来到我们家，晚餐特别热闹。他们都在边吃边谈，一下子扯到表姐的婚事上。 母亲大概是有感而发，说：“以后我们的孩子肯定找不着对象，整天钻在书堆里。” 父亲和老舅、姨夫先后说：“那用不着你操心”，“根本不用你操心”。 母亲说：“是啰，得操心一辈子呀。” 我在旁边听了怪不是滋味的，怎么讲起这些事，而且当着孩子的面，简直是信口开河。在我看来，如果因为钻到书堆里而找不着对象这是件好事，找不着就找不着呗，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除了爱情婚姻外就别无他求了？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事业而不是爱情。 明天下午就要到实习学校了，开始为期六周的实习生活，在明天下午的“见面礼”上，我穿什么衣服呢？这还得费一番脑筋。 1983年11月21日（星期一） 下午到了十五中，领队老师把我们带到一间课室——黑暗的，像座监狱，课室、凳子破破烂烂，这，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据说某单位要租这个课室办升大补习班，十五中的校领导为了表示对我们实行工作的支持，没有同意，于是成了我们的办公室。 在这间破烂的办公室里，十五中的教导主任、王校长给我们讲话，先是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介绍校况。其中不免有些夸张之词，谁不想把自己执政的学校说得好一些？接着就是级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烦人！情况是介绍不完的，还是让我们下班里看看吧。 见到高一2班的班主任杨卫红，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似乎不太欢迎我们。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她肯定不会放手让我们干。由她领着我们到高一2班，当我们拿着凳子从高一2班经过时，课室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学生们事先知道我们要来了。接着又是一番介绍，然后才坐下来上班会课。 班会课的内容之一是请班里学习较好的同学介绍经验，两男两女。我发现他们上台说话时一点也不害怕，显得很老练，虽说有些是照着稿子念的，但读的时候会用不同的语调。现在的中学生比我们那时强多了，脑子也比我们那时复杂多了。我怀疑自己能不能制服他们。 总的来说，高一2班给我的印象还不错，比我想象的要好。级长介绍说，从目前的情况看，高一2班是全年级最好的一个班，班风好，班干部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集体荣誉感较强，在学校的各项比赛中名列前茅，得到学校颁发的奖状也最多。看来，我们应该有信心，要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姐姐、大朋友。 明天，该认识认识学生了，起码要能叫出几个名字。 （5880 题图来自网络，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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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白共赴约 2021-09-01 22:08:19 毕业后，我们即将各奔东西，展开不同的人生，前进的道路将满布荆棘与鲜花；也许失败，也许成功。虽然生命中会有数不清的失去和选择，但是总有爱和梦想会告诉我们，路在哪里。 ----------------------------- 好有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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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_144113796 2021-09-01 22:05:16 多年以后，当你们云游到我家时，我会像迎接冬日的暖阳般，迎接你们。——毕业时对室友说的话 ----------------------------- 直接吃一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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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37.实习烦事频繁袭来，又打头炮当班主任 1983年11月22日（星期二） 下午，参加高一2班的家长会，当原任班主任把本班中段考基本情况介绍之后，便让家长们随便谈谈，还说我们也可以找家长谈谈。 班主任话音刚落，我的三位组员就已经物色到“对象”了，很自然地和家长们谈了起来。我坐在后排座位上，实在不想和家长谈，因为昨天才到，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我怎知道谁是谁的家长？当家长问起她（他）的孩子的情况时，我又该怎样回答？这些家长全都讲广州话，我还不能做到用广州话与别人随意交谈，所以我只是干坐在那里，不时拿出座位表来看看。看到别的实习老师都与家长们谈得热火朝天（真佩服他们居然能没话找话谈了那么长时间），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酸、苦、乐，也是也不是。我只好走出课室，来到走廊，左手托腮，望着楼下的鼓号队练习打鼓，真不好受。眼看着别的班的实习老师都走了，可我们班的实习老师还在谈，这会儿，又跟班主任聊上了，他们真会交际。 回家的时候，罗敏告诉我：“刚才那个班长问‘那个张老师怎么不说话？’我们说‘她不懂广州话，怕跟你们说话时你们不用普通话来回答她’，班长听了没有说话。”我真感谢同学们替我开脱。其实，他们那几句话说得并不高明，但他们也只能这样说。真没办法，学生们一开口就讲广州话，语言造成了我们之间的隔阂，这时我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把广州话学好。 我现在已经厌烦实习生活了，累极了——每天来回两个钟头，忙极了——跑上跑下，请班主任介绍情况，找学生聊天，向指导老师汇报我们的难处等等，工作琐碎、繁忙，忙得不亦乐乎，可又忙得毫无头绪，没多大收获，这六个星期的实习生活怎么过？ 1983年11月23日（星期三） 事先已通知班长，下午第二节开班干会。 我们依时来到课室，得知班干们已经走得七七八八，参加化学小组的活动去了。余下的班干们请也请不动，班长和两个实习老师下去，一个个叫班干们出来，男生大方一些，女生一被叫到，便扭一下身子，扭扭捏捏的，叫人难办，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叫出来了。 开班干会时看他们的表情，大都是冷漠的。当我们问他们喜不喜欢搞一些课外活动时，他们都不出声，女生坐在那里交头接耳，就是不说出来，后来有一位女生说：“你们搞我们就喜欢啰。”态度极为勉强。看得出来，他们与我们有隔阂。我们讲普通话话时，他们哄堂大笑（事后了解了一下，他们很不习惯听普通话，除英语课外，其他所有课程都是用广州话上课的）。 班干会草草结束，我们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得不到班干们的支持，我们无法开展工作，如果得不到同学们的信任，我们的实习是失败的。怎么办？我感到没有希望了，其他人感到头疼。我们马上下楼商量对策，并同时向老师诉苦。我们意识到，现在唯有多与学生接触，才能尽快熟悉他们。要与学生接触，只有与他们玩在一起才能如愿。 对策商量完毕，我们硬着头皮又来到课室。这时已是第三节课的课间休息时间，课室里只剩下十来个学生，有的在做作业，有的在下棋。我们便和他们随意攀谈，我不知道其他实习老师怎样，反正我是没话找话，逼着自己和他们说话。其他老师用广州话与他们交谈，唯有我用普通话与他们交谈，虽然，他们也能用很不标准的、断断续续的普通话回答我，我还是看的出来，他们对说普通话的我有一种“敌意”，仿佛不愿和我多谈，而用广州话交谈的师生却谈得特别火热。我感到很棘手。校方还要求我们与学生交朋友呢，我做不到，我不会交际，对于我讨厌的人，我连话都不愿意多说。 到实习学校才三天，好像过了三年一样，日子难熬，已体会到当老师的苦衷，一辈子都这样干，那可真没意思。 1983年11月24日（星期四） 听原任老师上语文课，今天讲的是阅读课《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是阅读课，苏老师在堂上用了半个钟头来讲水浒传的有关故事，学生很活跃，回答问题很大声，但常常用拖腔，使人厌烦。之后老师让学生列出情节提纲，整节课的安排就是这样，我并不欣赏。这位老师是很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讲起课来十分轻松，不知是否备课，讲课时拉扯了一大堆废话，很轻易就把一节课对付完了。在我看来，他讲课并没有什么奥秘，主要是放得开，讲些笑话，课堂气氛活跃，所以学生们喜欢。 这位老先生特别难请，按规定，我们给学生上课之前，必须先讲给原任老师听，只有得到他的通过，我们才能上讲台，于是，我们一再跟他说明这一点，请他去听我们试讲，他总是说：“不用了不用了，你们的指导老师通过就行了。”不知道是姿态高还是谦虚，总之很难请。下午终于请到他了，听完罗敏讲的《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一课，课后他提出一些意见，有些很有价值，有些还有点苛刻。他尤其不同意我们提问学生的方式，说不必指名道姓地让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那会造成他们的紧张。可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又一再强调提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叫我们听谁的好？我们还是听指导老师的吧。 没想到实习会遇到这么多麻烦，也许是我事先对困难估计不足，所以觉得困难不小，这段时间的实习生活难熬。 1983年11月25日（星期五） 高一2班的男子篮球队已经组织起来了，准备下午第二节课与1班的男生举行篮球比赛，裁判、场地都安排好了。谁想到，校方让全体实习老师去小礼堂开会，通知得很急，我们让同组的教练留下，负责篮球比赛的事宜，可他不敢，无奈，我们只好来到小礼堂开会。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不行，想着会议早点结束，可是这位校长却特别“长气”，讲了一大堆，我们真想拿着麻醉枪给他一枪，让他躺下。 时间已过了5点，散会后我们飞速赶回课室，男篮队员很多已经回家了，结果只好临时拉上几个人与1班队员比赛，我们班输了，男生们不服气，要求重新比赛。这只能另外定时间了。 来到实习学校真不自由，一切都要遵守这里的规定，老师们开会，我们也要开会（其实这些会开不开都没关系），弄得我们在学生面前失信，下不了台，心里很过意不去。如果今天下午不开会，我相信我们班的篮球队准赢。 1983年11月26日（星期六） 下午第二节课，原准备参加高一2班的团组织生活，结果又被校方“抓去”开班主任会议了，长此下去，我们将一点自由也没有。 我更加证实了自己不适合当老师，首先是因为我没有耐心，很容易烦，而培养人的工作恰恰必须细致、有耐心、有恒心。其次是性格太内向，让我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比如现在为了达到了解学生的目的，没话找话地和学生讲话，真的很难办到，我没有这个习惯，这也不符合我的性格。再就是我很难做到让学生主动接近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晚上嬿嫦来了，告诉我，我院的毕业生不属于高教局分配，而属市教育局分配。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现在我没想到毕业分配，只想尽快度过实习这段难熬的日子。 1983年11月27日（星期日） 从明天开始直到星期六，就由我当班主任了。昨天，原任班主任向我交待了工作。 实习期间打头炮当班主任，事情总是很多的。明天早上要找两位男生谈话，要求他们加入墙报组；强调每周一、三、五下午的读报时间用来教唱《国歌》、《校歌》、《中学生守则歌》。我觉得这些歌学生肯定不爱唱，能否教一些抒情歌曲？这点校方肯定不批准。现在干什么事之前都要请示校长、班主任，事后还得向他们汇报。麻烦事太多了。我想让他们尽快学会这三首歌，然后教他们唱抒情歌曲，当然不唱“时代曲”。 明天下午整整45分钟的班会课的内容必须在今天准备好；教案必须改好，还要尽快熟悉学生……所以事情很多，忙得飞飞。对了，同3班男、女生的篮球比赛的有关事项，也必须在早读时宣布。 终于体验了一下班主任工作的繁忙和当一个班主任的耐心。 1983年11月28日（星期一） 今天开始，本周由我当值周班主任，下午的班会课当然由我负责。尽管事先我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写好了发言稿，但一登上讲台，免不了有些紧张。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我并没有一上台就开始讲话，而是用本子扫了扫讲台上的粉笔灰，并用嘴把灰吹掉，把粉笔盒放在讲台右上方，然后用眼睛扫视全班，提醒学生把桌上的作业本收起来，稍停片刻，才慢慢打开笔记本，用我最大的音量，开始给我的第一批学生上第一节班会课。讲到好笑的地方，自己笑了，学生们也笑了。 班会课中间，一位指导老师把罗敏叫了出去，罗敏回来后走到我身边，小声说：“朱老师叫你再讲大声点。”我听了暗暗叫苦，看了看表，才讲了15分钟，我的嗓子很难受，再大声已经不行，可我还是有意识地放大了嗓门，不知声音够大没有。总算把一节课对付完了。 等我下了讲台，同组的同学告诉我：“你讲得太小声了，后面的学生都听不到，只能隐隐约约听到一点。” 我在心里喊了声：“完了，到我讲课文时，我的声音只有这么大，再大点嗓门就要破了，声音小（其实自己并不觉得，也许是课室太大，学生们又不安静），就会影响我的实习成绩呀！” 今天的读报时间是用来教歌的，原任班主任已先来到班里，全权处理这件事，虽然她也给我机会，比如让我在唱完歌之后做个小结，可是，我这人就是有点怪，我的表情、模样表现出我并不领她的情，要么就别让我干，要么就放手让我干，我可不需要别人的施舍，哪怕是别人好心的施舍。当我用一两句话小结完唱歌的情况时，原任班主任又上去小结了一番，这算啥呀？是信不过我还是嫌我说的太少？有话则多说，无话则少说，这是我的原则。明明用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的问题，为什么要说上5分、10分钟？也许这才是班主任的能耐——没话找话也能说上半小时一小时，这样的班主任，我实在当不了。我做的事情，既不向她请示，也不向她汇报，我讨厌这一套，所以，她对我的印象也不会好。 1983年11月29日（星期二） 同组的刘颖在讲《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课时，看她的表情，好像很不耐烦，提不起精神，讲错了好几个字，板书也斜了。总的说来，今天她讲得不如昨天讲得好。不过我很佩服她的镇定、沉着、老练，我讲课时就做不到这一点，我把上讲台比作上断头台。 1983年1月30日（星期三） 我们班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区某某以投稿为名，出了一句上联“十五中投球赛赛球投中五十”，让我们对下联。他并没有直接说，只是将上联交给墙报组长，并说：“这是稿件”。于是墙报组长把这份东西送来了。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他这是要我们对下联，如果我们对不上，说明我们没本事，不配当他们的老师，只有我们对上了、对好了，才能成为他的老师。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全年级名列第一，班主任很欣赏他，说他很谦虚。可据我们观察，他很傲，不把人放在眼里。我们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决定好好治治他。 可是，由于一个同学说话不慎，逼着我们不得不主动去向指导老师汇报此事。指导老师看了看对联，说道：“上联本身就不通，这是玩文字游戏，你们告诉他，如果他要我们对对联，得先把他自己的上联写通”，还说：“你们不要管他！”我们岂能不管他？我们非得把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于是我们决定四人出面，用婉转的语言向他提出抗议。 1983年12月1日（星期四） 我们班墙报组的成员出墙报真够慢的，原班主任说，他们出一期板报要两三天。我们可不愿意这么拖拉。中午，我们四位实习老师忙了一个中午，帮学生排版，然后告诉他们出哪些内容。 组长陈玲很快就干起来了，只是她的字写的太难看了，长长的，占满了格，另一个女生呢，你叫她抄，边抄边扭动身子还娇滴滴地说：“我的字不好看的，唔……”真可以把你气死。我们几个老师不能包办代替，但又嫌他们的动作慢，于是也忍不住自己动手写刊头字，画画，忙得不亦乐乎。就是这样，中午忙了一个半小时也没有把墙报出好，只好等他们下午放学继续出。 下午放学后，我们在旁边一再催促，再加上身体力行，又过了一个半小时，总算出好了这期墙报。如果不是这样，再过两天墙报估计也出不好。 为了下周主题班会的节目问题，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催了四、五次，至今没有一个学生把节目报上来，班干部们也不带头。全班异口同声说找不到资料，不知道出什么节目，尽管我已经把话说的很明白了，不一定单独一个人表演，可以两三个人一起出一个节目，内容必须健康，形式不限，可以唱歌、跳舞，朗诵、讲故事，说相声，讲笑话等等，可以从你们看过的报纸上找，实在不行，拿你们的语文课本，朗诵一篇文章也行，可他们还是说找不到材料。我这人说话很节省，可是自从我当了班主任之后，每一件事至少要宣布两遍，他们才能听明白，真费事。 每天早读，读报（唱歌）的时间，我必须在课室里踱着方步，在课室巡回，碰到那些不读书、不唱歌的学生，我不说话，只是用两个手指在他（她）的桌面上敲几下，他们便乖乖地读书或唱歌了。学生此时那么听话，我很高兴，但我还是希望上课的铃声早点敲响，我实在没有耐心踱方步。 1983年12月2日（星期五） 我们小组的四位实习老师花了很多心血（出钱买纸，请人写字，再把字裱好，挂在课室内）布置的课室，居然没有得到原任班主任的半句赞赏，甚至连提都不提，我们感到很委屈。难道她嫌我们写了草书？难道认为我们是应付了事？难道……人的心理真难琢磨，也许她不会欣赏书法，而我们觉得，草书才能显出气势，在宣纸上用草书写字，把这些书法条幅往墙上一挂，别提有多帅了。 （5154 题图来自网络，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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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38.原班主任发脾气，主题班会搭上一折“戏” 1983年12月3日（星期六） 今天是周末，这就标志着我本周的值周班主任工作结束了，当了一个星期的班主任，别提有多难了，受的气也不少。虽说同组的同学们都能配合，但他们本周都有课，忙着备课、预讲，也就没时间顾及我了，很多事都要我出面，我真不习惯这样的场面。 早上，因为学生的课桌没有摆整齐，原班主任发了脾气，当然不是直接责怪我，而是用责怪学生来表示对我的不满。她对那些学生说：“某某某，快把桌子摆整齐！”“某某，看你那张桌子怎么摆成这个样子！” 昨天，我们把挂在课室的旧画撕下来换上书法条幅（是我们自己出钱买宣纸，求本班擅长书法的同学写的）。我们把撕下来的画卷放在讲台下，因为不知道这些画还要不要，因此不敢丢掉。早上原任班主任一走进课室，先是说桌子没摆整齐，然后走上讲台，朝讲台下一看，又叫两个值日生把画当做垃圾倒掉了。我从她说话的语调、表情、动作，已看出她生气了。 我承认这是我这个值周班主任的工作没做好。今早走进课室，我也看见桌子没摆整齐，便亲手摆好了前排四张桌子，我在用无声的行动提醒学生把桌子摆好，实在懒得再说了，因为每天早晨我都要说：“请同学们把桌子摆好”，这句话说的我都不耐烦了，就今天没说这句话，原任班主任就发怒了，可是，她又不当面指出来，而是和另外两名女生说：“今天的桌子这么乱”，“讲台也乱七八糟”，无非是想在另外几个实习老师面前贬低我。我不敢发火，眼泪往肚子里咽。我想，她一定对我这周的班主任工作很不满意，让她抓住一次辫子就够了，仅仅一次的失误足以把我全周的工作否定掉。我的处境多么艰难。在这一周里，我简直太不耐烦了，我情愿考20门功课，也不愿意在这里待一天。有的实习组，原任班主任好，原任语文老师也好，工作上、教学上手把手教，真让我羡慕不已。都怪我运气不好，加上我不会讨好人。 当我的值周班主任工作结束后，我费事去征求原任班主任对我工作的意见，就算我去征求她的意见。估计她当面也不会说我的坏话，但心里呢？ 实习的分数，是要用钱、用心血换来的，即使是得了60分，也得花很多心血，还得忍受原任班主任的气，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每天来回路程在两个小时以上，早上6点起床，有时连早饭都吃不上，6点半出门，在路上啃着面包，晚上6点半才回到家，这才是真正的早出晚归！前今天，研究生考试开始报名了，本来我是不准备报名的，可是想到今后可怕的教师生涯，想报名了，再一想自己的英语这么差，报考研究生的念头一闪而过，再也没有在我脑子里停留过，到底还是没报名。 我的嗓子特别容易哑，为了保护嗓子我不敢吃辣椒（谁也想象不到我是多么爱吃辣椒），不敢吃油炸的东西，今天中午我的同学吃炸鱼，他们吃鱼时那种咯嘣咯嘣的声音，那个香，馋得我呀！可我还是忍住了，教师这碗饭，真不好吃呀！ 实习已经两个星期了，只有在这个星期的周末，我才能把日记稍微写得长一点。在办公室里备不了课，回到家又不敢看作品，教案虽然又看不下去但还得硬着头皮看。 1983年12月4日）星期日 自从实习以来，我总盼着星期天的到来，因为只有到了星期天，我才能睡得稍微晚些。许久没睡懒觉了，今天终于如愿以偿。由于还要熟悉教案，我还不敢睡大懒觉，再说我也没有睡大懒觉的习惯。 …… 1983年12月5日（星期一） 下午的主题班会就要开始了，当我们四位实习老师让学生把桌子往两边摆时，课室里乱哄哄的，有些学生索性坐在桌子上，叫他们坐在凳子上，一些人坐下来，另一些人又坐上桌子去了。他们说：“坐在桌子上可以省些地方”。他们从来没有搞过主体班会这类活动，每个人都很兴奋，吵吵嚷嚷。这时，级长出现了，他发怒了，训了几个调皮的学生。我们四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级长太凶了，说的话很令人伤心。我们很担心这次的主题班会能否继续进行。我们也知道，级长的用意是好的，他以为我们管不了这些学生，于是出面管了，只是方法太简单了。后来幸亏原任班主任来解围，她对级长说：“个别同学的问题个别解决，不要影响我们的主题班会。”级长这才把两个男生叫到走廊继续训话，我们的主题班会得以进行。 主题班会的题目是：“爱国?理想?求知”。我们采用击鼓传球的方式，鼓声一停，球到了谁的手里，谁就去抽签，签上注明某人表演某个节目。气氛很活跃。只是几乎找不到一个像样点的节目。学生们朗诵的声音很小，简直不叫朗诵，叫读诗，读得很不像样，没有感情。有些学生的表演令人捧腹大笑。比如有位个子矮小的男生，朗诵两首古诗，我们只见动作，听不见声音，他的右手往左侧慢慢伸展过去，似乎很柔和，按一般的解释，这个动作是表示送别的、依依不舍的感情，他的左手、右手都做着动作，左右开弓，全班同学哈哈大笑。我们几位实习老师也忍不住了，以各自不同的笑声与全班同学的笑声融合在一起了。原任班主任呢，连忍都不忍，无所顾忌地放声大笑。可是这位表演者呢，居然无动于衷，他不笑，依然口中念念有词，两手做着动作，从他一出场直到表演完毕，全班的笑声此起彼伏。 很快，时间接近6点了，学生们的情绪明显低落，看天色已晚，没等节目表演完，主题班会就在《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声中结束。 1983年12月6日（星期二） 黄校长请领队老师转达歉意，说昨天吴级长的态度，对我们实习老师很不利，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麻烦。这个反倒让我们不好意思了。昨天的事当时确实是扫了我们的兴，过后我们就忘了，谁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这些事不值得我们老记着。 学院规定，在实习期间班里一定要过一次组织生活，于是支书召集支委开会，怎样过这一次组织生活。支书提议，由她去和十五中联系，看是否需要搞卫生，如果需要，全体团员出动帮助十五中搞一次清洁卫生。我们几个支委没有异议。 今天下午，我们开始搞卫生了，分配给我们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清理暗沟。当我们把水泥板一块一块掀开时，发现这真是一条暗沟，脏不可堪，我们把灰尘和杂物扫掉，再用水清洗，冲进水沟里的水是黑的，天晓得这条暗沟有多少年没清理了，这下我们可找到苦差事了。 昨天，同组的一位实习老师讲的《药》（第一课时）被领队老师全盘否定了，尽管他一再为自己辩解，也毫无用处。今天他接着讲《药》（第二课时）我们三个都发现他的表情黯淡，情绪低落，讲课时无精打采。 下课后他对我们说：“我今天难受得很，差点站不稳了。”对他的境况我们深表同情，但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安慰他几句，虽然知道安慰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让他知道我们全组都希望他讲好，有人安慰总比无人理会要好。 1983年12月7日（星期四） 2号电车只开了半分钟就停止不前了，乘客们立刻意识到，塞车了，天晓得要堵到什么时候，今天肯定要迟到了。让司机把车门打开，我跳下车，直奔30路汽车站，另想办法。 30路车站站满了人，大约有100多人站着等车，好不容易车来了，我硬是挤了上去，只能用一只脚站着，另一只脚稍微提起来，来了个“金鸡独立”。下了30路车再转6路车，等我到了学校，上课铃声已敲响，幸亏第一节不是语文课，不然就糟了。 原任班主任居然要我们写学生本学期的鉴定，真说不过去，我们只在这里呆了一个月，对学生并不熟悉，对他们的各科学习情况也一无所知，怎么能写鉴定？原班主任太精了，会偷懒，历来写鉴定时都是老师最繁忙的时候，她可真会推卸责任，抓我们的公差，怕我们没事。我认为这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表现，尽管我们有怨言，但也只能服从她的安排。 我们的事情太多了，我还有四节课没有上，要熟悉教案，又要写鉴定，还要共同组织班里的活动……真想立刻回家，不想实习了。难熬的时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的感到，时光是如此难熬。 （2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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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39.实习苦有逃兵有重病，“通讯员”讲成“新媳妇” 1983年12月9日（星期五） 上午1、2节是作文课，当我把题目和要求说了之后，学生们就开始议论了，课室里吵嚷声一片，根本不像课堂而像菜市场。我只好说：“请同学们安静，不要影响别人思考。”这样课室才稍微安静了点。 坐在最后一排的李小猛还在做数学作业，我命令他收起来，他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作文纸，但不是在想该怎样写作文，而是在搞小动作。 我问他：“你是不是很会写作文？” 他说：“不是呀，不过你放心，下课我保证交。我第一节课从来不写作文。” 我不管他了，第一节下课后，他一个字没写。 他说：“老师，你是不是想看我的笑话呀？” 我说：“我不想看你的笑话，我希望你把作文写出来。” 第二节上课铃声一打响，李小猛对我说：“老师，看我的！” 我被他的话逗笑了，竟然当着他的面笑起来，这时我根本没想到自己是老师。果然，他的话音刚落，就动笔写了起来。他写的速度够快的，当第二节下课铃声一打响，他就把作文交给我了，脸上还颇有些得意。 还有四个学生未交作文，要催催他们。 中午，黄毅把作文交来了。我们便问他：“为什么迟交？是不是不够时间？”他说他第二节课才开始写，并说他很怕作文。我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叫他写周记，练练笔，坚持下去，以后写起作文来就不觉得难了，也不会觉得没有东西写。我们要求他写一篇周记，下星期拿来看看，他答应了。 在我看来，黄毅很老实，样子也很可爱，如果是别的学生，我才懒得同他费口舌。 对别人我可能会这样办，他把作文交上来了，我就会问：“为什么迟交？难道你不知道迟交是要扣分的吗？”问完后我就不再搭理他了。对黄毅这样的学生，不应该这样。我和刘颖决定，干脆我们俩帮助黄毅，她也同意了。 1983年12月10日（星期六） 中午，梁同学的病突然发作，抽筋抽得很厉害，她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全身颤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抽筋是这样的症状，我们几位女同学采取急救措施，按人中，按手上的穴位（不知这个穴位叫什么名字，好像是虎口穴）。好一会，梁同学安静下来了。可是过了没多久，她又抽搐得厉害，我们又紧张地忙碌着。如此翻来覆去，梁同学异常痛苦，她躺在躺椅上，身上盖着借来的棉被、太空背心，底下垫着毯子。人抽筋时，只要能保暖，抽筋便会自行消失。可是在这间阴冷的办公室里，即使再盖上一床棉被，也无法保暖。我们整个中午都守候着她，生怕她再发作。 2:10分，班长叫来了小客车，梁同学才由两个人搀扶着，艰难地走下四楼，走过校园，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在走路，而是像蚂蚁那样爬行，慢得离谱。就是这样“爬行”着，梁同学还差点瘫在地上，我们几个人架着她，她才不至于倒地。终于到了路边小车停放处，又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把她抬上汽车，再由一位老师、三位同学护送她回家。 当我再回到办公室时，才感到自己又困又累，整个中午连趴都没趴一下。 实习这段时间实在太苦了，已先后发生一连串事件。先是一位男同学受不了这样的苦，当了逃兵，不声不响地回增城老家去了，不管老师、同学怎样劝说，他执意不归，并申请退学。这位男同学有精神衰弱症，也许因为有病的缘故，他受不了，才轻率做出了如此错误的决定。再就是有位同学扭伤了腰，还有几位同学发烧，请了病假，最后是今天中午抽筋的梁同学…… 我本人体质虽不算差，又是在艰苦的地质队长大的，但也感到有些受不了，实在太苦了，而且工作又令人厌烦。晚上很早就打瞌睡，第二天早早逼着自己起床，到了实习学校，一拿起教案心就烦，就想睡觉，看也看不进去。这种生活我实在有些受不了了，但是我还是有毅力的，不管怎样，我要熬下去！ 下星期我要上三节语文课，但愿我的身体别出毛病。 1983年12月12日（星期一） 下午的班会课，我们组织1、2班的同学搞了个文艺联欢暨语文知识竞赛，席间气氛活跃。可是由于时间仓促（小礼堂6点钟有补习班来上课），抢答题部分已没有时间做，加上做必答题时，1班的实习老师耍赖，袒护本班的同学，结果他们班的积分比我们班高，获得第一名。我班的同学大为不满。不管如何，我们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能以此安慰我们班的同学。 从这次竞赛中我们发现，中学生的知识面太窄，古诗词名句他们不懂、如今的中学生负担太重，每天忙于做功课，连读课外书的时间也没有，怎么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呢？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国家改革教育体制、广大师生共同努力。 1983年12月13日（星期二） 今天上午第一节课，我将给我的第一批学生上《百合花》。由于心里有事，昨晚没睡好，凌晨四点就醒来了，再也睡不着，瞪大眼睛想入非非，想到再过几个钟头，我就要登上讲台，总之是越想越怕。 早上很早就回到学校，发誓不再想了，反正今天是豁出去了。 我的一位女友第一节也有课，我俩为了避免再想上课的事，净说些无边无际的话，我们还是不约而同地笑起来，因为我们又想起了第一次登讲台的事，虽然极力避免，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情景。 早读课的铃声响了，再过20分钟，我将面对50位学生、三位实习老师和两位指导老师讲第一节课。说真的，我怕，心跳加速。 8点，我从课室门口走上讲台，尽管很慌张，但我极力不流露。 “上课！” “起立！” 我对学生鞠躬，“坐下”。 “今天，我们学习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这是我的开场白。 接着按照我的设想，按我的教案，很流畅地讲下去，讲课过程我没有翻教案，学生们也配合得很好，有问必答，跟着我的思路学下去。看着课堂上的气氛，我的信心加强了，害怕感早已消失了。我比较顺利讲完了这节课，自我感觉还可以。 我问指导老师，我讲得怎样？他说：“讲得不错，比预讲时好多了，但是还可以讲得更好，放得更开一些。”之后他具体给我指出哪个问题还可以讲得深一些，哪些地方讲得好，最后再提出希望，说得通情达理，不至于让人失望。同组的同学也说我讲得不错，说我讲课时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今天讲课有些内容漏讲了。比如我在提问：“从新媳妇笑的神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什么特征”这个问题时，我是想让同学们答出“腼腆，娴静”，可那位同学答了“和蔼可亲”。我便说：“这位新媳妇的特征是娴静腼腆，至于她是否和蔼可亲，我们分析了下文再说。” 本来，我在讲到新媳妇献出新的百合花被、说明她热爱人民军队时，应该同时说明她是可亲的，可我把这个问题忘了。 对同学回答问题之后，我对他们的评点总是：“某某同学的回答基本是对的”，没有抓住同学回答这个问题的特点来加以引导，让他们答出我预想的答案。 另外，刘颖事后跟我提出，有个地方我说错了，把“通讯员”说成“新媳妇”，当时学生们笑了，我却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我并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1983年12月15日（星期四） 今天讲《套中人》第一课时，可以说是“全线溃败”！ 回到办公室，顾老师问我今天第几节有课？讲什么课？我说第三节有课，讲《套中人》。他便告诉我：有老师来听课，是写作组的郭振权老师（我们私下里叫他郭党员），我的心都寒了。 过了一会，我最怕的老师——马列文论的白老太来到办公室，我更害怕了，感到自己命运不济，以后的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祈求白老太别听我的课。最后，白老太、郭振权还有写作组的另一位老师都决定去听我的课！我的妈呀！ 当第二节下课的铃声一响，我便拿着课本上楼去了，在楼梯上，碰到好几个实习老师（就是我们同学），他们都说：“白老太去听你的课呀？”本来我就害怕，再听到别人的问话中又强调一次，无形中增加了我的恐惧感。 上课了，我脸红心跳地开始讲课，效果非常不好，课室里安静极了，我简直受不了这种安静。因为我在第一节下课时，曾给我们班的同学打预防针，我说：“第三节课有很多老师来听课，请同学们注意一下课堂纪律。”也许正是因为我这句话起了作用，真后悔给他们打了预防针。 讲课时，我偶尔看了一眼白老太，她的表情我真不知该如何形容，我以为她只有在不满时才会流露出那种表情，我本来慢慢平静下来的心又紧张起来。加上我今天提问的几个同学都是成绩不太好的，他们没有回答出我的问题，我更慌了，适当地启发了一下，他们还是没有回答正确，我只好叫他们坐下，我在心里暗暗骂他们是笨蛋。这时我一点心机也没有了，简直不想再讲下去。 下课了，我问杨老师（他并不是我的指导老师，我的指导老师是程立德，今天没来听我的课，杨老师的到来，也是我讨厌的时候）我讲的怎样？他说：“不会很差！”一句话把我的心说得凉透了，再也听不到他下面还说了什么话。 我满脸不高兴地回到办公室。过了一会，我忍不住了，趴在桌上哭了起来。接着是很多同学来劝我，后来白老太也来劝我：“怎么啦，张某某，难过了是吗？你讲得还可以嘛，条理清楚，抓住了小说的特点分析人物，板书设计也不错，要说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语言平淡了些，也许是我们的到来，你紧张了点，板书的字也小了点，这些缺点人人都会有嘛，别哭了，再哭你怎么上下一节课呀，应该有信心……” 我一点也没被她的话所打动，心想，要是你不来，有些毛病我完全可以避免，只要我不怕，我就可以讲好，发挥得更好。 郭振权也来了：“怎么啦，不起来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真想蹦出这样一句话：“谁不知道你是郭党员！”可我依然趴在那里，就是天皇老子来了，我也不会起来的。此时，任何人来劝我都无济于事。今天实在是太难过了，因为我备课备得很充分，要是没有白老太的到来，我完全有可能把这一课上好。这已经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了。 我哭了很久，越想越难过，可怕的“全线溃败”！ （36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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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40.讲课模仿相声，会诊作文“少壮须努力”两难 1983年12月16日（星期五） 讲完《套中人》第二课时，心情比较舒畅，我觉得这节课比昨天那节讲得好多了。课堂气氛活跃。在讲契科夫的讽刺手法时，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说：“大家都听过姜昆、李文华说的相声《照相》了吧？一对新婚夫妇到照相馆来了，准备笑眯眯地照一张相纪念。可摄影师却这样说‘不准笑！你们为革命而结婚，应该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获得解放，你们应该为了他们的解放而照结—婚—相！’”全班哄堂大笑，课堂气氛空前活跃，我模仿姜昆说这些话时的语调，时而快，时而慢，最后三个字是一字一顿说出来的，模仿得像极了，连我自己都吃惊我的模仿能力竟然这么强。 下课铃声响了，我轻松地走出课室，因为我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陈玲对我说：“老师，讲的太快了。” 我只能解释：“小说太长，不讲快一点就讲不完。” 她又说：“讲现代文还好听些。” 听了这话我很高兴，除了她自己喜欢现代小说之外，大概和我的课讲得比较吸引人有关。 我们开了评议会，刘颖说我讲课时与我平时的性格简直判若两人，放得开。讲《套中人》第二课时时，那种像讲《百合花》时的教态又回来了。其实，如果没出现什么意外情况，我是能够发挥出来的。 原任老师和我的指导老师都肯定我讲的《套中人》是成功的，当然，他们也指出了我的很多缺点，有些提得很正确，简直是画龙点睛。从苏老师提的意见中。我真正体会到一个老教师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往往能切中要害，让你受益不小。 今天改了20多篇作文，只有三位同学是80分以上，真把我气得够呛，我在心里骂他们是笨蛋。他们作文中出现的错别字真是多得没法阻挡，病句也很多，这说明这帮学生基础知识不过关，要好好敲敲他们才成。 1983年12月17日（星期六） 全组实习老师对我们班成绩最好的一位学生的作文进行会诊。昨晚，我曾用铅笔在他的试卷上打了80分，今天有的实习老师同意给80分，有的说给75分都算多了。中午，我把这篇作文拿给另外两个实习老师看。一位说：“肯定不能给及格”，另一位说：“偏离了题目”。我经过反复阅读思考，也认为本文偏题了，可是，这“不及格”我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尤其是对这样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再说，也许因为他成绩优异，在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傲气，如果真给他不及格，他肯定不服气，于是我找他当面谈话。 当他来到我办公室，我请他坐下，我自己是站着的，弯着腰跟他谈话。 我说：“这篇作文，如果撇开题目来看，写得很好，可以看出你读了很多书，但是，请你看看题目《少壮须努力》，你先说说你是怎样审题的？” 他说：“我觉得这个题目应该从两方面入手来写，我先说了为什么少壮须努力，再说应该怎样努力。” 我说：“这是对的，让我们来看看你现在这篇作文。这一段，你是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中，阐明努力的方向，这是不错的，可是你把这个问题扯远了，扯到了时间就是金钱这个问题上，这就偏离了题目。再看这一段，你举了南唐后主李熠的例子，说明他原来是何等威风，后来又是何等寂寞，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少壮须努力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李熠后来沉迷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之中，并不是他少壮不努力的结果呀？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关键是你审错了题。” 他说：“是的，我以为这个题目很容易写，看到这个题目时，没有多想就下笔了。” 我讲完了，钟老师又对他说：“你应该扣紧题目来写，什么时候都可以努力，为什么我们提倡少壮时努力？少壮时努力会怎样，不努力又会怎样？”说的他连连点头。 最后我问他：“你是重写一篇呢，还是就用现在这篇？”他说愿意重写一篇。 讲完了作文，我又问了问他对我讲课有什么意见，他说：“没什么意见，你们的到来，可以说使我们耳目一新。” 我再问他对我讲的两篇小说《百合花》、《套中人》有什么意见，有没有听不明白的地方？ 他说：“没有，以前我们老师讲小说，都是让你自己列一个情节提纲，现在看来，还是像你们这样讲好些。” 我又问他我讲课快不快？他说：“不快，要是讲得慢就容易开小差，还是快些好。”这说明我们讲课确实是快。 上次这位优等生还对钟老师说过：“你们实习老师来了之后，课堂气氛又活跃起来了，课外活动也搞起来了。”这是对我们班主任工作和教学工作的肯定，我们当然高兴。 这位优等生是很有思想的人，从今天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他想从政，想学经济，我们自然给予肯定。 晚上，看了故事片《青春万岁》，真的，我太激动了！那时的中学生是多么有激情，富于幻想，生活又是何等充满了魅力，生活真像飞一样。现在的人们，再也没有五十年代那种热情了，有的是世故和圆滑，连中学生也如此。现在的生活就像一条小溪，缓缓地向前流动，没有大海那样奔腾，节奏也太慢了。 如果能恢复五十年代那种社会风气，把五十年代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八十年代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那我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1983年12月19日（星期一） 今天的语文课，学习古文《赤壁之战》。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权起更衣”，书上的注释：“更衣，上厕所的委婉说法。”因为书上有注解，罗敏老师就没有解释。 坐在最后一排的李小猛同学就说：“哎呀，老师不解释更衣的？” 我实在忍不住，就笑起来，丝毫没有老师的尊严。 随后我听到后排学生窃窃私语：“呀，更衣就是上厕所哦。”我叫他们安静，他们安静了一会，又议论起来了。 下课铃声一响，李小猛便大喊：“更衣去啰！” 又是一阵大笑。这些学生呀，真俏皮。 1983年12月20日（星期二） 为了一位学生的作文，我和同组的另一位实习老师产生了不同意见，现把作文转抄如下： 少壮须努力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理想。而且，可能会是很远大的理想，因为我们都是年青人。然而，不是任何人的理想都可以实现的。要在将来兑现我们的理想，就要从现在，从少壮开始不断地努力。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的老同学分手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要努力啊，少年人，你的前程远大！”我笑着问他：“你的前程不远大吗？”他突然收敛了笑容，继而苦笑着说：“我像你这样的年纪，何尝不是前程远大。”说罢，转身去了。我呆立了很久，心想：日后我也会像他这样难过地回想少年时候吗？少年时光，应该怎样去利用呢？他才四十多岁，正是一生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时候，但如果让他现在再“深造”，已经没有我们少年人那样有利的条件了。我们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必须掌握有限的时间，去充实自己的学识，培养自己成材。失去了就不会再得到。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又何苦等到“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时候，再感叹那“天上人间”呢？少壮，必须努力！ 不过，我们常常会在手里拿着一份不敢交给家人的成绩表时才感觉到，要努力啊！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每个同学都知道，我们的任务是学习，我们努力，就是要努力学习。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恒心和毅力，一种孜孜不倦地探求知识的恒心与毅力。遇到困难不躲避，碰到挫折不沮丧，才是少壮努力应有的特点，也是我们少壮努力的傲气。我么都要有傲气，傲视一切难以逾越的障碍，傲视一切杀机四伏的虎穴龙潭。同时我们也要虚心，所有我们需要学习的，都要虚心去学习，所有我们应该改正的，都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就似幼苗要茁壮成长，需要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依靠土壤的搀扶；也要蔑视黑夜的恐怖，狂风的袭击与荆棘的压顶。少壮的努力，不能只局限在学好功课上，它的含义是多么深远，外延是多么广泛。 “心之官则思”。只要我们用心去思想一下，就应该知道，少壮须努力！ （欧世杰） 说实话，这篇作文虽有缺点，却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位有思想的人，能够独立思考，而且文章也很有文采，作为一个高一学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已经很不错了。 第一段，把少壮时的努力与实现自己的理想联系在一起，提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从现在，从少壮开始努力”，显然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也是鲜明的。 接着，文章用了一个典型事例来说明少壮须努力的必要性。问题是在阐明为何少壮须努力这个问题时，却分析得不够深刻。 第三段阐明了应该如何努力的问题，提出要有恒心和毅力，这是很正确的，在我看来，这比仅仅阐明如何利用时间来努力更为准确些，因为恒心和毅力是必须经过时间考验的，它也包含了“时间”观念在内。接着作者提出还要有“傲气”，同时要虚心，并对这两个观点加以说明。我觉得这里的“傲气”和“虚心”提得非常好。此段的末尾点明，少壮的努力，不能只局限在学好功课上，它的含义是多么深远，外延是多么广泛。 文章的结尾一句点题。 从文章中，我真的看到了少年人的那种傲气，那种进取精神，也可看出，文章的作者读了不少课外书，尤其爱好古典文学，能够巧妙地活用古诗，把李熠的词话用在自己的作文中。 同组的钟国雄却持相反意见，他在评语中写道： “第二段用一大段叙述旨在说明‘少壮须努力’，着墨虽多，但说服力不强，给人的只是粗浅的认识，倒不如省点笔墨，以典型、充分的论据充实之，从而使读者信服。 在论述如何努力时，应着重论述怎样充分利用时间，举一些事实作为例子，树立榜样，是再好不过的了。 恒心、毅力、傲气应该谈，但不必展开论述，稍提一下就好了。 另外，‘要有傲气’这一提法似乎欠妥，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倒不如提‘要有进取精神’，这样观点更鲜明。” 对同一篇作文，却有两种不同意见，真叫我左右为难，非常棘手。 （3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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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起遮住爱意 2021-09-06 13:16:20 支持 ----------------------------- 谢谢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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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迷是我了 2021-09-06 15:43:43 明朝即长路，惜取此时心。 ----------------------------- 有才有诗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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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41.“让”来一节作文讲评课，学生和实习老师成朋友 1983年12月21日（星期三） 为了准备一份圣诞节礼物，我逛了北京路、中山五路所有大商店，都未能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腿都跑断了。真的不知道该送什么才合适，对这方面的知识懂得太少了。因为中学同学都已经工作了，送书送本子别人不太喜欢，加上如果送这些，总带有一些政治色彩，好像除了要求别人学习之外，就没有别的追求的。所以我更加为难。大学好友给我出主意，让我买个安琪儿的石膏像，或者买个米老鼠玩具（今年是鼠年），可是我找遍所有商店都见不到，只好失望而归。 回到东山后，又逛了几家商店，好不容易才选定了三只金色的小鹿工艺品，买下了。我挺喜欢金色的小鹿，可似乎这礼物太轻了些，准备再找找，如果实在买不到，只好说是“礼轻情意重”了。 下午在中山五路时，与嬿嫦和胡宝金不期而遇，她们俩也是专程来买礼物的，我看她们两手空空——除了手里拿着一袋食品边走边吃之外，大概她们和我一样，此时也挺失望。我只能跟她们简单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 1983年12月22日（星期四） 罗敏讲完了所有课（共五节），她请我们吃花生。我们这个实习小组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讲完课谁就请客。因为在我们看来，谁讲完了课，谁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我还有一节作文讲评课，由于没有安排时间给我上，我得自己找时间上。明天有两节自习课，我决定用一节课讲评作文，当然，这必须经过原任班主任的同意。 我找到了这位泼妇型的班主任，把我的打算跟她说了。她这样对我说：“不知道物理老师要不要用？” 我说：“昨天我已经跟物理老师说过了，她答应明天下午给我一节自习课。” “那，不知方校长要不要用呢？”原任班主任说。 我有点生气了，她简直是想方设法阻扰我上课，她以为我很想讲课呀，我既要花心血备课，花力气讲课，还得自己找时间上课，还得受气。但我不能发火，因为我要完成任务，得求她给我一节课。最后我来硬的了，我说：“如果明天不上，那我就再也没有时间了！”她这才答应“让”一节课给我。 1983年12月23日（星期五） 下午第二节自习课，我给学生讲评作文。 当一套固定程序完了之后，我说：“这节课是我们实习老师给同学们上的最后一节语文课”。这时我发现，全班同学的目光都盯着我，连原来几个很调皮的学生也注视着我，我突然感到，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很可爱的，这些目光让我感到自己责任更加重大，如果我这最后一节课讲不好，那我们的工作就会虎头蛇尾。 我开始讲课了，教他们如何审题，《少壮须努力》这篇作文的重点在哪里，应该论述哪几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复习论点、论据、论证方法的有关知识，再以复习过的知识为武wu qi器，评点班里一位同学写得较好的一篇文章，最后小结这次作文的情况，肯定优点，着重指出不足。讲课中还穿插着一些文坛趣事，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49个人的笑声加起来，声音有多大？没有统计。课堂气氛很活跃，我自己也是边讲边笑，和学生没有隔阂。我觉得这节课上得比较成功。 下课后，和李小猛同学交谈了一下，他说他对原任班主任很不满，我们在这里，可以不用原任班主任当班主任，起码这点就很好。 回到办公室，问了问指导老师对我这节课有什么意见，他说总体说来不错，只是板书太少了，我吃惊地问：“难道作文讲评课还要板书？”他肯定地回答了我。我不知道他的意见是否正确，但他毕竟是我的指导老师，我得听他的，有时甚至是违心听他的。 对了，还忘了一件事，上作文讲评课之前，一个女生硬是送给我一张84年的日历卡，我只好收下了。 1983年12月24日（星期六） 即将离开实习学校了，为了了解学生们对我们班主任工作和教学工作的看法，我们要求每个学生写 给实习老师。今天我们收到了很多信，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一下子看那么多信。这些信，对我们的工作都给予肯定，同时也指出我们的不足，诸如： 下班里的时间少，下班里的时间就是三部曲，早读、语文课、读报； 讲课不够生动；提问太多（这并不算缺点吧）。 只有到了快分别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到这些学生的可爱。 下面摘录学生的部分来信内容： 欧世杰——全级的学习尖子在信中写道： “你们给我们带来了欢笑，带来了热闹，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已经成为我们中的一分子了。 几个星期的教学生活，提高了我们学习的兴趣，增广了我们的见闻。特别应该感谢老师们的是，对我们亲切的关怀。因为自己见识少，思想不成熟，对很多事物只能看到现象，不能触及本质，是老师们开导我，使我明确了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就是通过每一个有志者切实的努力，才可以改变现在那些不合理的现实。从前我不明确入团的目的，把自己关在团组织之外。现在我坚定了入团的信念，决心依靠团的力量，发挥自己的才智，去为社会、为人民服务。而在目前，则是要努力学好功课，培养自己的思想和修为，使自己也携同大家一起进步，一起茁壮成长。” 严平勇写道： “一个老教育工作者说：‘我们虽然无什么长处，但好在脸皮厚’，说明了他们对上课所出现的几种意料不到的事不会感到惊慌失措，被打乱阵脚。我起初也为你们担心，因为我自己很容易发笑，一笑就难以收住。当时我心想，假如实习老师碰到我们哄堂大笑，他们会怎样，会不会闹出一个红脸关公或是黑包拯？但我们想错了。您们对我们所做的欢迎你们到来的动作报以大方的回答，并不感到惊慌失措。” 这位学生还给我们提了不少建议，其中有“你们平时最好多找同学谈心，了解同学各方面的情况，对同学的问题及时以友善的形式帮助他们解决，平时多与同学谈笑，使同学不感到拘束。放学时，应来课室看看同学们值日，使他们感到，老师也没下班回家！这样他们就会感动，信结束时，赠一副对联，以示相送：临校离校一回事，进班去班二片心。” 还有一位女生，在信中夹了四张书签，每张书签背面都提了字，送给我们每人一张…… 很感激这些学生的一片心意，感谢他们的诚心。 下午参加了2班的团组织生活，后跟李小猛、陆维东两学生随意交谈，谈得很融洽。 李小猛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是师生关系了。” 我问：“那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他回答。 我很高兴他能说出这句话，因为成为朋友关系要比成为师生关系困难得多。学生们承认我们是他的朋友，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白做。（2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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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42.实习时的个人、小组鉴定，我得出三条至理名言 1983年12月25日（星期日） 今天是圣诞节，中学同学在我家搞了一次聚会。 参加者有：林毅、范少瓒、赖丹丹、张广丰、朱文海、凌磊、邢谷岭、胡宝金、嬿嫦、丽冰、冯佩灵、薛俊敏共12人。有很多同学已经很久未见面了，而且中学时很少接触。今天我在局大院门口等候他们，我带着他们朝家里走去，边走边对嬿嫦说：“我跟这些同学都不熟，不知到底讲不讲得来。”嬿嫦也说她有些害怕。 到我家后，幸亏男生中有几个挺幽默的，聚会时充满了笑声。 后来，男生出了个主意——传袋子，袋子里装满了写着问题的纸条，录音机播放着乐曲，等录音机的乐曲一停，袋子到了谁的手里，谁就取出纸条回答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令人难以启齿的问题，凭记忆罗列几条： 1.对今晚的聚会你有何感想？你最喜欢今晚到来的哪位先生（或小姐）？ 2.你有男（女）朋友吗？你心目中的那位在你想象中应该是怎样的人？ …… 你看，这些问题提得怎么样？幸亏类似这样的问题未到我手里，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拿到这些纸条的同学，对这些问题回答得很巧妙，也很机智。 比如第1题，有同学这样回答：“很好，我喜欢的不在这里。”当有人追问来宾中你最喜欢哪位小姐时，他说：“我说出来你们女同学好不好意思，会不会脸红呀？”他们毕竟在社会这所大学锻炼过了，这样的问题难不倒他们。 今晚聚会时，我父母都在家。拿到这些纸条的人，必须先把题目读出来，然后再回答。让我父母听到这些问题，他们会有怎样的想法？我都担心。幸好这些纸条没到我手里。如果不是因为我父母在家，他们肯定要跳舞，知道我家没录音机，他们把录音机都带来了。为了不影响我父母的休息，同学们十点半左右就回家了。 这次聚会非常热闹，美中不足的是，好友阿婷没来，是没收到我的信还是借故推辞？让我有点扫兴。 笔者今日注：几个老同学看了这篇文字，写了好多感想，易同学还找到了两张老照片，我挑选部分收录在此。 某琳，谢谢妳记录了我们一群同学愉快和开心的圣诞聚会，30多年前的事情了，有可能我们已忘记了，经妳这样的记录，同学间的亲切感又拉近了，感谢妳！（嬿嫦） 居然有我，好像是我，仔细看，真是我，白纸黑字，应该是我，看名字。（张广丰） 某琳你好！我是易辉。感谢你的日记。你用洋溢着青春跳动的文字把我们带回到了当年开心快乐的时光里。虽然巳过去了快40年了，我还是在家里找到了这2张当年的照片。在你后面的日记里提到的薜俊敏，我记得她黑板字写得很漂亮，经常在黑板上为我们抄写学习资料。这群里很多同学都是几十年没见面了，在这祝群里的同学们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补照片，日记57、58） 1983年12月26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进行实习时的个人鉴定和小组鉴定。 当我在个人鉴定一栏里写上最后一句话：“今后应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时，心里是酸酸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当一个教师，通过实习，我尝到了教师的艰辛，还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就更不愿意当老师了。 由于我在讲课之前，在指导老师面前流露出我恐怕讲不好课的情绪，所以在进行小组鉴定时，指导老师向我提出了希望（谁都知道这“希望”二字意味着什么，它是指做得不够的地方，美其名曰“希望”）：“希望增强自信心，成为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难道因为我说了一句话，就足以证明我没有自信心吗？这未免太片面了吧？对这个“希望”我很不服气，但不能流露出来，害怕别人说我不谦虚。 中午，辅导六个学生朗诵诗歌，真费力。这些学生是从49个学生里挑选出来的，可他们朗诵诗歌就像背课文一样，赶“火车”，没有抑扬顿挫，把握不住诗歌的感情。没想到高一学生朗读能力这么差。最后只好我读一节，他们模仿着读一节，这样比先前有了点进步。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节目实在上不了台，如果这个节目没有得奖，我们那位泼妇型的班主任又该瞪着两只核桃般的大眼睛，“取案上器击伤”本人以及实习小组的成员了。 下午，我和罗敏溜号了，为了去买礼物，明天下午将和学生举办一个告别会，以文艺联欢的形式。会后我们四位实习老师会送给每个学生每人一张书签（背后提了字的）。今天我们买了9套菱形书签。 明天告别会上，我表演什么节目呢？ 1983年12月27日（星期二） 下午，与高一2班的师生举行告别会。课室布置得不错，有彩带悬挂，可见学生们的一片心意。 高一2班的全体同学送给我们每个实习老师一张日历画，一张贺年片和一张小小的日历卡，说明是礼轻情意重。这礼物实在太轻了，他们班拿到的奖金最多，可是却如此孤寒。我们送给他们班一副跳棋，两副象棋，两个飞碟，每人还有一张菱形书签。我们也说这是礼轻情意重。可在我看来，这是礼重情义轻。说真话，我对这个班的大部分同学没啥感情，尤其痛恨原任班主任。唐诗说：“相见时难别亦难”，可现在我们就要告别了，我却体会不到“别亦难”这种感情，没有一丝留恋，也没有依依不舍，而且还巴不得快些离开。 告别会后，许多学生找我们签名留念，我签了，我不能不满足学生们这一点点要求，只是签得手都累了。 我们送礼已经送穷了（实习一个月，我们花的钱更多），后来又得知要给原任班主任和原任语文老师送些礼物，对原任语文老师，没啥说的，我们愿意送，但对于原任班主任，我们不愿意送，总觉得这钱花得冤枉。可是没办法呀，我们要服从指导老师的命令。其实，此风不可长也！ 1983年12月28日（星期三） “为我们实习胜利结束，干杯！” “为我们明年大家都分配得满意，干杯！” 每个人都举着装了香槟酒的酒杯干杯，今晚的聚餐是上大学以来头一次全班同学一起聚餐。 用课桌拼凑起来的大方桌上，摆着七菜一汤，没什么新鲜的菜，离不开鸡、鹅、鱼、肉。菜一上桌，就有几双筷子同时夹一道菜，手不够长就站起来夹。总之，平素很斯文的姑娘，现在也无所顾忌，只是不说话，一味地吃，用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就是“踏踏实实地吃”。当别的桌的同学正吃得带劲的时候，我们已收拾碗筷了。我们这一桌同学大部分干起事来是速战速决的，连吃饭也一样速战速决。 今天我也吃得很饱，一点拘束感也没有，这时候如果拘束是会吃亏的。 下午十五中召开庆祝元旦暨欢送广师实习老师联欢会。学生们坐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一边。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学校了，可这位泼妇型班主任还不肯放过我们，还要责怪我们，只听她对级长说：“像陈扬（一个好学生）这样斯斯文文，连话都不多说的人，怎么选他上去朗诵诗歌？”而在我们看来，陈杨在朗诵诗歌的六个学生之中，是表现最好的一个，他最认真、最踏实，不让这样的人去朗诵诗歌，那还让谁去？为什么这位原任班主任总是同我们的意见不一致，原因是她的两个得意门生没有被我们选上去，她对此非常不满。 当组长代表我们把礼物——世界摄影台历送给原任班主任时，她只是“嘿嘿”干笑了两声，连声“谢谢”都没说，好像我们理当送礼物给她。 1983年12月29日（星期四） 下午，与十五中的领导、原任班主任、原任科任老师召开告别茶话会。我院的领导、十五中的领导以及我们每个实习小组的小组长一个接一个发言，双方都说着客套话，听多了觉得真没意思。茶话会有东西吃，花生、红瓜子、糖，糖椰子，桔子，东西虽不多，但也不算少，所有人都当了“进口公司”的董事长、经理或者成员，边吃边说笑，气氛还是挺活跃的。 会后，我们把办公室恢复原状，与苏老师握手告别，感谢这位老教师对我们的指导（说实话，刚来到实习学校时，我觉得苏老师有点架子，后来我才感到苏老师是那样和蔼可亲，在我们预讲时给我们提的建议或意见很有水平，往往能使我们受到很大启发，他是个好老师）。当苏老师的手握着我的手时 还真有点依依不舍，从心底里感谢他对我的指教。这是我第一次跟一位老教师握手，以实习生和实习老师的双重身份。 一个多月的实习至今天为止就结束了，个人鉴定、教学总结都交到指导老师手里了，我写的总结也有二、三千字。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有的。 以前有人对我说，当老师如何如何好，我曾动过心，现在如果有人还这样说，我再也不会动心了，从我一上大学到现在，有不少人说我非常适合当老师。通过这次实习，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谁，说我适合当老师，我都不信了，我只相信我自己——相信自己不适合当老师。 其二，我有点相信运气了。在实习时，碰到一个好的指导老师（要求不严，随和，和蔼可亲），那你就很容易过关。比如，有个同学今晚写教案，明天登台讲课，照读教案，指导老师也没说什么，比我们这些深入钻研教案的人轻松多了，关键是成绩还比我们高很多。人们常说严师出高徒，可是在严师手下当学徒，虽然对自己的能力培养有好处，但是在分数上就会吃亏，我们的实习成绩，除了看分数之外，还能看什么？我们的毕业分配还必须以分数为依据呢。我对分数看得并不重，可现在“分数第一”还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有的人分数高，工作能力、业务能力也强，有的人分数高，但业务能力并不强，光看分数，又能看出什么呢？ 用最简练的话来说，通过实习我得出三条至理名言： 1.谁说当老师好我都不信； 2.谁说本人当老师合适，我都不信； 3我相信运气，命运的安排！ 1983年12月30日（星期五） 实习归来，在家休息，早上睡到8点才起床吃饭，饭后东摸摸西看看，过了一个上午，一点也不想看书，一下子松下来，日子似乎很难过，我离开了书就不能活，可现在不想看书，该怎样打发日子？我没有主意了。 实习并没有让我得到什么收获，我反而更不愿意当老师，因为亲身体会到当老师的苦衷，这种苦衷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当一到达实习学校，学生们、同学们都叫我“老师”时，我心里并不乐意，我倒希望别人都叫我的名字，那样显得亲热、随和些。尤其是我的指导老师也叫我“张某某老师”时，真有些不能容忍，真希望他们能去掉后面两个字。很快，我就要每天吃粉笔灰了，真不愿意，可又有什么办法？谁能使我摆脱这个命运？ 在尝到当老师的苦衷后。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去报考研究生，就是去碰碰运气也好呀。 （35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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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43．新年“鼠”来抹去尘土，狗gou肉特工队 1983年12月31日（星期六） 猪年过去了，鼠年又来临。猪年似乎过得特别快，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学习特别紧张的缘故吧，有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那只有在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尽管如此，时间总是悄悄的从我身边溜过去，我却不知道。 每当新年来临的时候，心里总会有些惆怅，因为一年又过去了，自己却没有做什么，在学习上没什么长进，在别的方面没有任何发展，难道生活就注定了我碌碌无为吗？如果真是这样，我是不会听从生活的安排的。 几天以前，在与学生告别之后，我在一个纯朴的女学生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假如你热爱生活，就该努力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那么我自己又该如何去创造呢？我发现，从前那种创造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好像已经丢失了，丢在了泥泞路上，被泥沙掩埋了，我还要不要找回来？当然要！趁着新年的到来，我应该努力去追求，寻找我那曾经丢失的勇气和精神，把它们身上覆盖的尘土抹去，让它们重新焕发迷人的光辉。 每当新年到来的时候，我都在日记本里写上“心里未免有些惆怅”之类的话，可是惆怅之后又该记录什么呢？我好像明白了许多，惆怅之后应该是行动，脚踏实地的行动。 让这新年的钟声为我鼓劲吧！我将让今年的每一天都比去年的每一天生活得更有意义。同时，愿我的朋友们（在远方的和在近处的）也听到这坚强有力的钟声，也立下同样的志愿吧! （日记图27） 1984年1月1日（星期日） 家里这几天乱糟糟的，三个木工在为我们做书柜。书柜是我梦寐以求的物品，我深深感受到没有书柜的苦恼，每当买回一本新书，除了高兴之外，接着就是发愁，因为书越来越多，已经没地方放了……现在可好了，我心爱的书柜就快做好了，等我把书放进书柜里，我的房间就别提有多帅了。有了书柜，房子里肯定会有一种生气，一种追求知识的勃勃生气。有人说买书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是的，买书主要是为了充实自己的头脑，充实自己的生活，书柜，除了可以装书之外，还可以美化我的房间，所以尽管家里做书柜造成杂音很大，我也是乐意的。 晚上肚子疼得厉害，我知道自己又要“倒霉”了。当一个姑娘特别惨。我平时好好的，啥事也没有，可是一到“倒霉”之前，肚子就痛得在床上打滚。每到这时，我真想死过去一回，等剧痛过去后再活回来。可是不行，我得凭着自己的坚强意志，吃力地顶过去，而且必须顽强地顶着，从不喊一声。待剧痛过后，我也不明白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居然能熬过来，真是悲惨！一个女友曾对我说：“当女的最惨，如果可以改变性别，我第一个去报名。”说明倒霉时的肚子痛是难以忍受的。 1984年1月2日（星期一） 实习之后的四天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四天里，我没干什么事。明知假日一过，明天回校就得准备复习考试，可是就是不想在假日里抽点时间来复习，我实在是太累了。这几天每晚都很早睡觉，第二天早上很晚才起床，每天睡十个小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看样子是睡够了，可是一拿起书来，看了没几页，又想睡觉，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简直无法抵制瞌睡虫的侵袭，只好趴在桌上再睡一会。 明天又要投入新的战斗了。作为一个学生，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学习实在是太苦了。我有过怨言，也有泄气的时候，但从未被怨言压倒，也从未被挫折征服。“美丽的绿宝石”应该永远保持青春和生命的活力，如果不靠学习知识来丰富自己，那么又怎么能谈得上使自己保持青春、生命的活力呢？ 我的生活道路还很长，不管我的生活将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我永远不会放弃学习，这个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1984年1月3日（星期二） 外国文学课，任课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下周考查的复习题，并做了简要的解释，真的不像给大学生讲课，在他的眼里我们好像都是中学生。也许老师是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才给我们规定了复习范围。 所有同学在实习时照的相片都晒出来了，有关人士把这些照片贴在一张白纸上，编上号，题上字，挂在课室后面展览，于是引来一群人。最有意思的是相片下面的题字，这些题字大都能根据个人特点、爱好以及照相时的姿态来题字，有些题字非常好笑。比如： “你看中谁了？”（照片中的男同学正回头看着什么）；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你们正是……”（照片上的男生平时崇尚弗洛伊德，开口闭口都是弗洛伊德）； “短衫论‘长衫’”，（照片里的女生正在讲《孔乙己》，谁都知道孔乙己是穿长衫的人）等等。 我的单人照是在高一<1>、<2>班的联欢会上，同一个实习小组的同学偷拍的。我右手拿着手表，左手拿着哨子，在计算时间，只等规定时间一到，就吹哨子……（笔者今日注：我那时就成了吹哨子的人？找不到这张照片，估计这些照片没有给回个人）我这张照片下面的题字是：“看，我的表多漂亮！”看到这句话，我自己都笑了，别的同学也开玩笑地说：“张某某，看，我的表多漂亮！”这些话，只能增加一些笑料而已。 放学后，与两位同学一起逛了东百，我想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布料，买一块做西装，我发现我现在穿的衣服都很孩子气。看中一块杏黄色的布料，想买，可是没钱。我非常不舍得把钱用在吃穿上，如果是买书，我会毫不犹豫。另方面，剪一块布料做衣服至少要10块钱以上，再说，父母们都没什么好衣服穿，我如果穿得太好，心里会过意不去。今天我们三个人都看中一种布料，有的说没钱，有的说明天一定来买，我也没拿定主意。 我也爱美，可又不舍得，也没多少钱来打扮自己，还是保持纯朴自然的美吧，那样更适合我的身份，也与我的性格相吻合。 1984年1月4日（星期三） 下午，请了南开大学的定光桂博士作报告。定博士很乐观、幽默，从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来。他1979年被派到瑞典皇家学院进修，两年内完成了六年的学业，获得博士学位。今天他用自己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给我们讲了两个大问题：外国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报告生动有趣，场内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大笑。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是个做惯了大报告的人。 晚上我开始发低烧，头疼，只想睡觉，想想外国文学还没有复习完，只好强打起精神，但效果不好。 1984年1月5日（星期四） 上午，国际共运史课，不想听也没心机听，我便写了张纸条让同学传给刘颖。 颖公主： 奉命与你商量有关“gou肉”问题 时间，最好在下星期，具体时间另定。 地点：省某某某局某栋某房——可以把gou肉煮得又熟又烂。 人物：由你定，最好不要超过六个人，必须是可以谈得拢，不会“告密”的。 事件：煮gou肉取乐. 行动方式：特工队秘密行动，不得泄露机密，大声喧哗。 张某某 我边写边偷笑（因为老师的目光正对着我呢），纸条递过去了，过了一会，我听到颖公主的笑声。又过了一会，回条来了，上写：“刘颖举双手赞同‘gour肉’经理某小姐的倡议，誓死捍卫gou肉特工队！”我只能用手帕捂着嘴笑了。我们真会自寻其乐。 我为什么会写这样一张纸条？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女友玉琼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对颖公主说：“我几想吃gou肉呀！” “去吃啰，去啰”，颖公主马上附和。 去谁家呢？颖公主想到我，我只好答应了，于是就成立了gou肉特工队，队长一定，人员还在物色中，时间嘛，只有等下星期考完外国文学以后，所以就有了那张纸条。 我也喜欢玩，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喜欢玩，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这个假期了，以后大家将分到不同的地方，要见面就难了，因此我们非常珍惜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假期，决定同好朋友们好好乐一乐。 我等待着gou肉特工队的行动！ 明天把纸条给玉琼看看，保证她会笑得流眼泪。 论文的范围出来了，很幸运，我可以写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了。 范围是：当代作家研究（任选一个作家作品作系统研究）。这就意味着我可以研究张洁的作品了，指导教师是方一飞——一位严格，但允许别人有自己的观点，不强求一致的副教授。指导老师不错，只是太严格，在论文的分数上，我也许会吃点亏，这无所谓，但愿班里只有我一个人研究张洁的作品，听说“路透社”也想研究张洁的作品，我盼望她最好能换别的题目。 （3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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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44.“马大哈”搞丢作业卷，创作专题考查得了“优” 1984年1月6日（星期五） 上午本来通知要上古代文学课的，可是我们回到学校，上课的铃声响了很久，还是没有老师来上课，真是害死人。外国文学要考查，我还没复习完。在阅览室碰到张玉琼，她见我正在查资料，对我说：“你呀，真行，都要考试了还查资料。”其实，我哪里行呀，只不过因为没心机复习，况且回来一次学校又不太容易，总不能白跑一趟呀，查查有关论文的资料，也算有点收获。 1984年1月8日（星期日） 昨天和今天都在复习外国文学。这哪像复习呀，我看了没几行，就去抓一把花生来吃，书桌上还放着一杯茶，吃上几颗花生，喝上一口茶，还挺惬意的（笔者今日注：敲到这里，我笑了，那时生活多艰苦，有几粒花生吃就很满足）。 现在已经没什么心机复习外国文学，一心只想着我的论文，想着该从哪个角度去研究张洁的作品，该怎样下笔？现在对考试已经不在意了，反正老师别给我不及格就行，就算你考了很高的分数，分配时还是照样靠后门，我已经看透了这种现状，但我无法改变它。 1984年1月9日（星期一） 考外国文学，试题分为开卷和闭卷两大部分。 先做闭卷部分，主要是填空题和简答题，开卷部分有两大问答题。考完试后我很不满意，无论是闭卷还是开卷，我都答得不好。我刚把试卷交上去，老师就宣布，刚才是考试，不算考查。我只有叫苦连天，老师也可以出尔反尔的吗？如果老师早一分钟来宣布这是考试而不是考查，我会把试卷一遍遍检查，尽量把问题答得全面一些、深刻一点，仅仅是这一分钟之差，我的愿望就泡汤了。 共运史科代问我有没交共运史作业，这个作业是作为本学期考查的依据，我觉得很奇怪，奇怪他怎么会这样问我，上大学三年以来，我从没有缺交过作业。 他接着说：“任课老师说就差你一个人的，问你是不是没交，如果有底稿就重新抄一份给他。”我发火了，对科代说：“你叫那个老师好好好找找，我可从来没有迟交过作业，我怎么会不交作业？一定是他搞丢了，我连底稿都没留下，难道要我重新做一遍？”本来今天我的心情就不好，加上这件事一来，立马生气。倒霉的事怎么偏偏发生在我这里？从小到大我没有迟交过一次作业，每次作业都是很认真完成，这回遇上个“马大哈”老师，把我的卷子搞丢了，还怀疑我没交作业，真是岂有此理！看来我只能自认倒霉，重新做一遍，不然我的国际共运史就是零分，吃亏的还是我。 今日之事，说明祸不单行。 放学后和晓湘一起回家，谈起刚才的外国文学考试，谈起昨天在家复习的情景，我说自己边复习边吃花生，没想到晓湘也这样，她说 ：“花生太干，我又去找橙子苹果吃，我还吃饼干，吃得我胃真难受。”我们都笑了。 1984年1月10日（星期二） 今天开始，我们几乎等于放假了，只是一个星期回一天学校，一直到本月25日。 这个星期的任务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也很重要。星期五之前，要写一篇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文章，作为操行评定的内容之一，按百分制计分；其次是要把论文的题目定下来，上报指导老师，好让他们有个准备，进而指导我们写论文。 关于学习体会我暂且不谈，《邓小平文选》我连看都没看过。这里只谈谈我的论文。我决定研究张洁的作品，这是本学年一开学就已经定好的，可是要我定个题目，一时很难想出一个恰当的题目。平心而论，我很喜欢张洁的作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张洁转，去阅览室查资料，去图书馆借有关的书，这样看来看去，竟然有些烦了，我觉得生活单调得很，除了张洁还是张洁。事到临头，该定题目了，我却想不出来，你说该死不该死？而且我还不知道该怎样应付这篇万字以上的论文。写论文，是大学四年要过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过、最辛苦的一关，这关我肯定能过去，但成绩如何就不好说了。 我不甘寂寞，其实也是形势所迫，我又回学校了。还是看有关张洁作品的资料。资料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而且很多杂志学校图书馆没有，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如果有人把评论张洁作品的文章编成一本书，那该多方便呀！上午看的评论文章都不是直接评论张洁的，而是在评论别的作家时间接提到张洁，只有几行字，就连这几行字我也没放过，照样把它抄录在文摘卡上，我做的工作够细致了吧。 已经证实“路透社”（对自己不咋地的人，都给他们起个外号，实习时，同组的一位同学才知道，某某某的外号“答尔丢夫”是我起的，这个外号班里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并不是我有意去宣传，而是偶尔讲给好友听，就这样传出去了，大家观察他的作作所为，都认为答尔丢夫这个外号对他来说再贴切不过了，不仅“神似”，而且“形似”，“路透社”这个外号，却是除我之外，无人知晓）也研究张洁的作品，为什么是她而不是其他人？我已尽量避免和她交往，可是……还是运气不好。 1984年1月12日（星期四） 今天读了邓小平同志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文，觉得邓说得在理，对问题分析得透彻，而且语言也会很精炼。邓小平在这篇文章里，深刻阐明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下面就这一问题谈点体会。 要实现四化，必须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说：“靠空讲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首先要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提倡，再经过本人的艰苦努力才能达到，人才也是一样，如果社会不重视人才、不爱惜人才、不扶植人才，那么各类专门人才是成长不起来的。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比发达国家整整落后了二十年，如果再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尊重知识和尊重知识分子是不可分的，你不尊重知识，势必就会不尊重知识分子，对他们冷眼相看，不尊重他们的劳动，你尊重知识分子，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你就会重用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哪个朝代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那么这个朝代的文化经济就能得到繁荣，否则将走向衰落。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着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现象。有些领导干部，自己是个大老粗，却又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采取一种极其错误的态度，妒贤忌才。有些很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比如朱淑芬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知识分子自杀（且不管他采取的方式如何），这事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确实令人震惊。从这惨痛的事实中，我们不应该醒悟吗？难道还能继续虐待知识分子吗？ 可喜的是，现在党提出干部知识化、专业化，邓小平在文章中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要尊重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这就说明党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这就给人以极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是，让那些有知识、懂技术的中年人当领导干部，他们就会更加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还可以影响青年一代追求知识，奋发成才，从而更好地促进人才的成长。相反像过去四人帮横行时期，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识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作为接班人，只能鼓励出更多的文盲加流氓”，人们不会忘记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为祖国服务。同时还必须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愿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春风吹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1984年1月13日（星期五） 上午回校交学习邓选的体会文章和论文题目。 我瞥了瞥其他同学写的体会，足有两三千字，我不禁叫了起来：“呀，你们怎么有这么多体会？”她们说：“抄来的。”难道学习体会还要去抄吗？抄来的体会就算是自己的体会吗？如果老师只凭文章的长短来给分数，我是不会服气的。不过，我也不想管这些分数，操行评定难道仅仅能以一次分数为准？不见得60分的人思想就很坏，而得80、90分的人思想就很好。评定一个人的操心，必须看情操和行动两大方面，这两个方面又必须是统一的，缺一不可。 论文题目必须交了，正题没想好，副题是：“论张洁作品的艺术特色”（暂定）。当我把题目交给班长时，他告诉我：“七九届也有个人是写张洁的，瘦瘦的、高高的，被分到附中。”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这个瘦高个是谁，可是班长为什么要告诉我她被分到附中呢？他的意思大概是，她写张洁可以分到附中，你写张洁，也可以分到附中。我不明白，写张洁和分配有什么关系。也许班长只是信口说说而已，并不包含我上面那些意思。 我想了好几个论文题目，可就是无法确定，例如： 论张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论张洁作品中的爱情描写（或张洁笔下的爱情）。 论张洁的散文艺术。 可见，要把论文题目定下来，并非易事。 创作专题考查《略析围墙的艺术构思》得了“优”，挺开心的。因为这个专题的任课老师是本地小有名气的中年作家、作协广东分会会员章以武老师，在他笔下能得个“优”，我已经很满足了。 （34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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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45.怎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能当记者吗？ 1984年1月14日（星期六） 开始看《西方美术史话》一书了，没想到自己一拿起此书就放不下来了。 我一点都不懂美术，但我喜欢世界名画，虽然并不能把这些名画的全部含义用语言或文字表现出来。看了这本书的前几章我知道了，原来原始时代的艺术是由孩子们偶然发现的，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希腊古典艺术更使我入迷。《梅罗的维纳斯》、米隆的《掷铁饼者》都是人们喜爱的作品。还有文艺复兴时期一大批艺术家的作品，如弗洛伦萨画家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拉雯尔的《西斯廷圣母》，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摩西》等等，都给人力量，给人美的享受。至于这种美的享受是什么，似乎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我将继续读完这本书。 1984年1月16日（星期一） 今天是嬿嫦的生日，本该去帮她过生日，可我依稀记得今晚她要上课，本该前天写封信给她，并随信寄去一些小礼物，可一下子又忘了，直到昨晚躺在床上才想起此事，为时已晚了，瞧我这记性！ 我终于用上了书柜，这是我多年的愿望了，现在我的房间摆着一个大立柜、一个大书柜，高耸入云，可谓“开门见山”，真的有点不习惯，一进房间，好像黑了许多。 1984年1月18日（星期三） 看了实习学校十五中高一2班欧世杰给我们四位实习老师的信，他在信中叙述了近来的情况，还讲了他本人喜欢文科，但亲戚都希望他学理科，说搞政治要冒风险，最后他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打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但又不使自己碌碌无为，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我总觉得两者太矛盾了。” 在我的日记中曾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位学生是个爱思考的人，他思考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书本的范围，他思考的是哲学、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今天看到他的信，看出他还在不断地思考，而且他还是信任我们的。我本人很感激，因为要获得一个人的信任是多么不容易。我又想到，我们应该怎样不辜负别人的信任，给他回信，是一定的，是我独自回信，还是由当初的实习小组“集体创作”，还是与三位同学商量再定夺。 上午才知道，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不是我钦佩的副教授，而是一个我们认为不太好接近，不太同意别人的意见与他不同的讲师。我只能自认倒霉。我还担心这位老师也许根本没有研究过张洁，可能连张洁的作品也没看过几篇，到时他将怎样给我的论文打分？当他不同意我的观点时我又该怎么办？ 没想到某某某也研究当代文学。在我的心目中，她似乎很看不起当代文学，说当代的小说写的一点也不好，她对外国文学倒是颇感兴趣，那她什么不研究外国文学？也许是她跟那位副教授很熟，而那位副教授又很欣赏她（两人的性格还有点相似）。殊不知，写论文时有一位自己熟悉、而且确有水平的指导老师，对自己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得优异成绩。 1984年1月21日（星期六） 叔叔来了，他的到来，似乎成了一根导火线，爸爸和妈妈吵了一架，吵得很凶，甚至说到要离婚。父母都说，已经憋了一辈子的气，为了不让孩子们知道，没有说出来，既然今天已经吵起来了那就吵个分明吧！于是新账老账一块算，就差点没有动手打了。我很痛心，我哭了。试着把妈妈拉进我的房间（以前吵架我从来不管，可见这次吵的厉害程度了），没有成功，妈妈还大吼一声：“你哭啥！” 种种迹象表明，父母之间已经没有爱情了，他们只是在维持着夫妻关系。表面上似乎很和睦，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别看我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我心里什么都明白呀。在我很小的时候，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我到木箱子里找衣服，发现一个纸团。我把它展平，看了。原来是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信上有这样几句话：“你想离婚，我看还是不离为好……况且我们还有三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当时我惊呆了，然后我哭了。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一道阴影，这个伤痕一直伴随着我长大。 父母很爱我们，只是爱的方式不同。父亲在思想上、生活上帮助我们，母亲在生活上给我们温暖，只是脾气很暴躁，有时真让人受不了，父亲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他尽了一个儿子、丈夫、父亲应尽的义务，用辛勤的劳动支撑着我们这个家。作为他的女儿，我非常感谢他。我将尽全力报答父母的恩德。不得不说一句实话，母亲嫁给父亲，是她的幸福，而父亲娶了母亲，可真有点倒霉。为什么母亲总和父亲吵架呢？还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又是因为钱（钱是罪恶，世界上为什么要有货币这个概念），还因为一些芝麻大的小事。母亲的心胸过于狭窄了，我不得不痛心地这样说。 我不得不怀疑，当初他们是不是有真正的爱情？如果没有爱情，又怎么可以结婚？如果有爱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得好好想想自己的前途。我将来该不该结婚？如果像父母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不结婚为妙，那样既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又可以减少很多烦恼。 我可爱的父母们，你们要求儿女们尊重你们，可是我们到底尊重你们什么地方？请好好考虑一下，你们这样做，会给后代留下怎样的印象？弟弟还小，尚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从你们身上会学到什么呢？ 1984年1月22日（星期日） 晚上去火车站接妹妹，不太顺利。当我看见几个月不见的妹妹时，叫了她一声，再从她手里接过提包，妹妹也叫了我一声“姐”，只一个字，还是和从前一样，那么亲切。略略打量了她一下，胖了很多，脸圆圆的。 到家后，自然又是一番忙乱，直到11点半，妹妹上床睡觉，当她把不太沉重的冬装脱了之后，我看到她确实丰满了许多，尤其是那两条大腿，粗粗的。看来她已经适应了武汉的生活，并且生活得很好。本想和妹妹说说话，但考虑到她坐火车太累了，便让她静静的睡觉了。 爸爸和妈妈又和好了，开始讲话了。早晨，妈妈还在生气，躺在床上，10点多才起床，还是我和弟弟去叫她起床吃饭的，后来，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于是父母就说话了。也许他们觉得被客人看出来不好，加上妹妹晚上要回来，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知道他们吵架的事，不能再让第三个孩子知道，所以他们说话了，我很高兴，也很奇怪，吵架越凶，和好得越快，这是什么道理？ 1984年1月23日（星期一） 早上，妹妹在整理她的信件，我不得不吃惊，她一个星期收到的信，竟然比我几年收到的信还多，真是朋友遍天下啊！ 和妹妹聊天，她告诉我： 武汉的公共汽车很怪，售票员不报站名，一到站，售票员吹哨子，只听“哔”的一声，司机停车，乘客上落车。 有人说，某某工学院是个修道院，院长就是红衣主教，我们都是他的圣徒。在外头说话要三思而行，在某某工说话要九思而行。院长是多么厉害，考试时又是多么严谨，连草稿纸都不准带，也不准带垫试卷的本子、纸、垫板等。 武汉下了三场雪，下雪时是怎样的，过不了多久，雪就变成了冰，滑溜溜的，走路时生怕摔跤。 在那里有钱买不到东西吃，那里的面包硬硬的，酸溜溜，晚上晚自习后，只要有一个人冲牛奶喝，那么全寝室的人都会动起来，每人冲一杯牛奶喝。大概是条件反射吧、 …… 上午，李叔叔全家来了，准备去深圳，在我们家停留了三、四个小时。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可爱极了，尤其是那个男孩，大方、懂事、有礼貌，能说会道，加上他那一口标准的京腔普通话，真有趣，不愧是生长在首都的儿童，说话也够有水平的。比如他看一本书时，他会这样评价：“这本书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格调。”我真不敢相信，“格调”一词能从一个初一的孩子嘴里说出，真不愧是大编辑的儿子，他还会把橘子剥好分给我们家的人。在饭桌前吃饭时他的种种怪动作，令人捧腹大笑，他母亲说他是大活宝。比他小一岁的妹妹文静些。她问我们玩不玩“踢包”。我和妹妹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原来她说的踢包就是踢毽子，只不过把毽子换成沙包而已。 李叔叔问我：“张某，毕业后想不想去去深圳，到深圳特区报工作？” 我说：“想呀。” “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我很肯定地说。 爸爸说：“她就是想当记者嘛。” 妈妈说：“那好呀，她就是不想当老师。” 如果我真能当上记者（最好是文艺部的），那将是我最大的满足，到那时，我可以认为我的理想已经实现，剩下的就该是好好奋斗，干出一番事业来。至于说到愿不愿意离开广州，我倒无所谓，只要深圳有我的事业，我将毅然而然地前往。天知道好事情会不会落到我头上，加上我并不知道学院的分配计划如何，据说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是不能离开教育系统的，也许到时我得走迂回调动的道路？！且不管这些，静静等待吧，看事情能否成功。 （3298 题图来自网络，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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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46.谈论文截住“更衣”老师，马屁精为毕业分配提前拍马 1984年1月24日（星期二） 下午回校，主要是找老师谈谈论文的事，我已经为这事跑了好几趟学校了，今天可不能再落空。 老师们都集中在系办公室开会，我没敢打扰，问了问，说是要四点才能结束，我只好站在课室门口，望着老师开会的地方，耐心等待。 方老师出来“更衣”了，被我截住了，我便和他谈了几句，本想听听他的意见，可他怎么也不说，只是说先让我自己想好，拿个具体的意见出来，然后再找他谈。这不是等于让我把论文提纲拿给他看吗？殊不知我正是因为始终想不出该从哪个角度去写，才急着征求他的意见的，看来我是得好好想想了。 方老师还这样对我说：“只要你想好了，待开学再找我谈都可以，要写还不快，很容易的。”对教授来说是很容易的，可对我来说就不容易了。 后来我问他：“如果我到你家去找你，可以吗？” 他很爽快地说：“可以。”并告诉我门牌号码。我们约好了，如果我去他家找他，我会事先写封信打个招呼。 方老师是一位严师，但又是一位热情爽朗的老师，也就是像别的同学说的那样，他比较好讲话，没有副教授的架子，他当我的指导老师，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984年1月25日（星期三） 今天给十五中的那个学生回信，我是这样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的。 “确实在社会上，一个人要干出点成绩不容易，一个人要有所成就亏，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还得承受旁人的风言风语，冷嘲热讽，有不少人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冷嘲热讽中沉沦下去的。但是，一个真正有作为的人，则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在我看来，只有真正不为名不为利的人，才有可能做出应有的贡献。如果有人在为人民做贡献之前，首先想到我做了这些事，人民会给我什么样的奖赏，我可以得到好名声或我的工资可以晋升一级等，那他就不是真正为人民做贡献。很多英雄人物在做出英雄事迹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做能当英雄，而只是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不这样做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比如张华、安珂等，当然，在他们离去后，党和人民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授予他们英雄称号，他们立了功，当然应该得到应有的荣誉，尽管他们生前并未想到自己会得到某种称号。所以我认为，这两者有矛盾，但这矛盾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突出。另外，在中国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只要一出名，他就会被新闻界、舆论界包围，致使他不能（或很难）继续做贡献，这是很可悲的，但我相信这种现象会慢慢得到改观。” 在回答完这个问题后，我没有忘记写上这样几行字：“我知道我以上的回答并不能使你满意，你会对我信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因为你是个爱思考的人。如果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吧，我们可以共同研究，探讨这些问题。”这封信写得太长，真怕别人没有耐心看完。 今天得知我的外国文学考试得了87分，我并不高兴，因为这也许是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放宽了，如果分数卡得紧一点，我可能只能拿到82分，不能因为老师的要求放宽了就原谅自己，还应该继续努力。 明天开始放假，但我的心却不能放假。 1984年1月26日（星期四） 有的人乐于拍马屁，以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有的人乐于接受别人的恭维，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昨天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天，由于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分配可是个大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一生。于是我见到班里的马屁精围住了班主任（此人有实权，毕业分配的大权是掌握在她手里的），叽叽喳喳，问她要地址，春节去给她拜年。我并不反对去给老师拜年，但是这些人去拜年却不是真心的，只是借拜年为名打探消息，给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为自己的毕业分配打开一条通往光明的路。他们可真会打算呀。我可从来没想过为了这件事去巴结老师，拍老师的马屁。因为我憎恨这样的人，更不会去干违心的事。世上既然有马屁精，自然就有乐于被人拍马屁的人。我们这位班主任大概就属于这类人。善于拍马屁的人，必然会分到好单位，像我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把我分到好地方去。他们在为自己开拓一条光明之路，而我呢？不得而知。 1984年1月27日（星期五） 家里准备明天包油饺。我说我现在很怕包油饺，烦死了，一提起包油饺我就烦。爸爸非常奇怪，说：“以前每年都是你主张包，今年怎么不想包了？为什么，你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我不记得以往是不是我主张包，反正每年我的手都包疼了，再说，并不是每件事都有“为什么”，如果实在要问“为什么”，那我只能这样回答，因为我没有耐心了，怕麻烦，情愿不吃也不愿意动手包了；再说我的心思全放在毕业论文上了，还没有去图书馆查资料，已有的一些资料自己也没有理出头绪，所以没心机干那些烦人的事。另外受大学一位女友的影响，她说她们家也是懒得包，只是去商店买点吃。这三条理由已经足够了吧。 中午到阿婷家，足足聊了三个小时，我们的交谈总是很成功的，谈论的话题和过去几次差不多，总之是倾心的交谈。 【2021年5月6日敲完第五本日记（1983.8.18---1984.1.27）】 1984年1月28日（星期六） 中午到理发店电发，推开门一看，让我小小的吃了一惊，不管男部还是女部，座位上都坐得满满的。妹妹说要剪发。理发员说不剪，因为忙不过来，让她去私人那里剪，谁知私人那个理发厅也坐了四五个人，妹妹只好回家了。 我和穗如坐在长凳上等着，一幕幕喜剧便在这里发生。一位顾客用毛巾包着头，站在店门口啃面包，她说：“饿得受不了。”还有一位顾客用毛巾包着头，回单位开会去了，10来分钟以后又回到理发店继续电发，估计是回单位点个卯。 一位中年女顾客和两位小青年坐在一条长凳上，于是我听到这样一段对话（其中A为女顾客。B、C为男青年）： A：你们小伙子也来电发呀？ B.只准女的电发，不准男的电发吗？ A．是不是为了找对象呀？ C．是呀。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准备电个发，晚上两个人定关系。 A．原来这样，你们小伙子电发也挺好看的。 …… 我心里暗暗发笑。这位A同志在几分钟之内，便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开头好像是正统派，后来成了个开放派。生活中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不必加以指责。 直到三点半，我才回到家，花了2.5元，耗时3个小时，才电好发了，但发式很不好看，我自己不满意，天知道理发师怎么会推荐这样的发式？ 在我电发时，家里人已经开始和面包油饺了，我回来后也马上动手包了起来。 今天妹妹请了她的好友杨红来帮忙，她包得又快又好，使我们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妹妹的同学我认识得不多，但这个杨红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有礼貌、懂事，从她的言谈举止中我断定她是老大，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二，一个读四年级，身为大姐的她，当然懂事了。她在我们家吃完晚饭才走的，走时还向我们家人一一告别，我们对她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晚上，我们一边做蛋散，一边看电视。 《四渡赤水》开始之后，爸爸不让我干了，催我快去看，他自己还在忙着，后来，父亲也坐在电视机前，他对弟弟说：“小某，你看了这部电影，就该知道毛 的伟大了，要是没有毛 的领导，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呢。”爸爸真是抓紧每个机会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今晚这句话，我认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话是对弟弟说的，实际上是说给我听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似乎在贬低毛 的功绩，我自己不属于这类人，我对毛 的评价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毛 是伟大的、英明的，但他的错误也是严重的。现在的人们把毛 的错误看得很重而忽视了他的丰功伟绩，这是不对的。 看完《四渡赤水》之后，我觉得毛 是伟大的，但并不是他一个人伟大，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影片中有这样的场面，每次作战部署的制定都是在毛周朱刘等人共同制定的，毛 提出个设想，其他领导人提出具体的方案、措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吗？还是编导们对毛 的形象刻画得不够呢，不得而知。 （2981 题图来自网络，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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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47.“大丈夫”12岁，炒4斤瓜子包汤圆不去跳舞 1984年1月29日（星期日） 上午和穗如一起去看电影，随意谈起了毕业后的去向问题。 我说：“真的，我们一块去深圳啰。” 她说：“有名额就去，不过我不知道你舍不舍得离开广州。” 我在心里暗暗叫苦，难道在同学的心目中，我是那样不舍得离开家吗？也许是我瘦弱的身躯给了别人这样的印象，可他们却没看到在我瘦弱的身体中，燃烧着一颗刚强火热的心。离开父母，靠我自己的劳动，我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于是我这样回答她：“我愿意，如果留在广州当老师，不知道哪辈子才能提拔我，广州的教师已处于饱和状态，但真正有文凭的不多，去深圳就不同了，那里有发展前途。” 穗如就说：“好，那我们就去吧，去那里捞一笔钱，发发财再回来。” 我并不是为了发财才想到那里去的。别看我们是同窗好友，但有些观点不一致也是在所难免的。她是一个当官的料，而我不是。她说：“去到财务科捞个科长当当。”这点和我截然不同。我不喜欢指挥别人，但也不喜欢别人拿着指挥棒乱指挥我，我只喜欢自己独立的工作，当然希望在我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有人会帮助我，至于钱嘛，我不想要太多，够用就行了。 今天来看的电影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又是武打片。自《少林寺》后，不少武打片相继出笼，有《少林弟子》、《少林小子》、《武林志》、《武当》等等，这些片子都没啥看头，我个人不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武打片，我喜欢看抒情性浓的电影。但今天的电影有点趣味，这是由于电影中有“大丈夫”这一人物形象。 “大丈夫”只有12岁，他的打扮就像“利是”袋上画的小地主，就是这样一个小男孩，却有20多个媳妇，“大丈夫”被媳妇管着，“大丈夫”说的话最有趣，他的动作也是很滑稽的。你看，“大丈夫”飞跑进二毛他们的住地，别人问他为什么那么晚才来，他说：“老婆不让走，老婆追来了。” 当清军抓住他时，他媳妇正好赶到，敌军说：“哪来这么个姑娘，你老娘真厉害！” 大丈夫说：“老娘？她是我老婆。”语气颇为自豪。 敌军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大丈夫，冷笑道：“就你这样还配有这样的老婆？” 大丈夫说：“大丈夫可死不可辱！”说完就要上前与清兵决斗。 大丈夫会说：“现在的女人呀，真不得法”（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摇着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他还会愤愤不平的对他媳妇说：“妇人之见！” 大丈夫说的每一句话都让观众捧腹大笑。 我想，影片如果没有大丈夫这个角色，那么这部片子不会比一般的片子好看些，人们都说这部片子好看又好笑，我没这个感觉，只觉得影片很好笑，它像是在进行武术表演，总之是在编故事，主题思想不太明确，艺术上也没偶有独到之处，至于大丈夫这个角色给影片添了些光彩。令人奇怪的是，像大丈夫这样的男孩，真能说出以上那些话吗？这是脱离人物性格的，是编导为了搞笑故意让大丈夫说那些话的，博得观众的嬉笑，必须肯定的是，扮演大丈夫这个角色的演员演得很好很逼真，既表现了儿童的天真，又表现了这个“小大人”的早熟。 1984年1月30日（星期一） 今天我一口气炒了4斤葵瓜籽。炒好后，妹妹弟弟说：“没味道，没炒到”，我只好回炉，放点盐水再炒了一遍，弟弟这才说：果然名不虚传。 每年春节，炒瓜子的任务都归我，往年我炒的瓜子能得到品尝者的交口称赞，父母对我也很放心，所以炒瓜子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身上。今年也许因为买了太多瓜子，我越炒越没心机，，最后只得返工。 吃饭时我说：“今天炒瓜子炒得我都烦了。” 母亲说：“以后不要买那么多。” 我说：“对对，以后干脆别买，一买瓜子，我就多了一项任务。” 全家都笑了。弟弟说：“你自己说要买4斤的，现在又说烦了？” 我说：“最好让你去炒瓜子。” 不说话了。 晚上，边看电视边包汤圆，汤圆刚炸好，每人都尝了一个，那真是外酥内软，又香又甜。我们往年的年宵品中都没有这个，今天是因为我一时心血来潮，向家人提出炸汤圆，于是就动手了，自然父亲是最辛苦的，和面等力气活都是他干的。估计炸汤圆又要成为我们家的保留剧目了。 1984年1月31日（星期二） 我干的家务活越来越多，一日两餐是我煮的，还有饭后的洗涮、烧开水等等，真的感觉干家务花的时间太多了。还是妹妹舒服，她一点活也不干，甚至连自己的衣服也要母亲或我洗，这些事本不应该迁就，要让她自己干，大概是我们家把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的缘故吧，她只要看书学习就行了，其他事一律不用她插手。父母在干活时，需要我们帮忙，总是这样喊：“小弟，过来一下”或“小R，来帮帮忙，把XX拿给我”，从来不会叫我妹妹来帮忙。连弟弟也对妹妹说：“其实呀，全家人中你最舒服。” 现在我才深切感到，当老大是多么吃亏，事情干的最多，还常常成为别人的出气筒，真不愤。今天我用激将法逼着妹妹煮了一餐饭，我自己利用这些时间去买年货了。 快要过年了。买糖、买水果、买瓜子都要排队，幸好售货员的动作很麻利，很快就轮到我了。我在两个商店买了一斤半糖就走了，本来想买水果的，发现这些水果烂了很多，又懒得排队，只好回家了。 …… 1984年2月1日（星期三） 下午卢丽冰来找我，给我一张票，说是赖丹丹他们单位在青年文化宫举办迎春舞会，他多要了几张票，给了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女同学只有我、丽冰、嬿嫦三个。我没有答应丽冰，以种种理由推辞了。 我不会跳舞，如果我去了，势必会让他们扫兴。他们也许会放弃跳舞，陪我坐在一旁，这样对那些舞迷们不公平。我并不封建，但我始终觉得男女搂在一起跳舞让我很不自在，是我没见过大世面的缘故吧，而且我对跳舞真的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不是跳舞的料，或许我这辈子都不会跳舞。再说我的父母比较保守，他们把开舞会视为大逆不道。记得上大一时，我们班举办舞会，我去参加了，但只是站在一旁当看客，我把这事讲给父亲听，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可别学跳舞呀。”大概是怕我在舞场上跳着跳着就认识一个小伙子，然后就谈恋爱了……就我的性格而言，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丽冰很扫兴，说什么：“请都请不来，每次活动都不参加（三次活动我已经参加了两次，至于这次推辞了），我已经答应他们说你会去的，这下可好了，让我怎么交差？”我知道其他同学可能会扫兴，但我不在，他们会跳的更痛快。惹了丽冰不高兴，我只好拼命道歉，请她转达我对同学们的问候，实在是对不起他们了。 丽冰离开后，父亲问丽冰来有什么事，然后他说：“你又不喜欢跳舞。”我知道他的下文了，没等他说完，我就顶了回去：“我明天晚上又不去，你急个啥？”并不是我怕父母，他们不让我去我就不敢去，而是因为我不愿意他们不高兴，既然他们不愿意让我去参加舞会，我就不去呗，反正我也不会跳，免得他们生气。 吃完晚饭和父亲、妹妹一块去逛花市，本来我一点也不想去，可妹妹一定要我陪她去，父亲也说什么“她半年才会来一次，你陪她走走都不行？”我只好从命。 也许来早了，花市里的人零零落落，花的品种也不多，我一点瘾都没有。最好笑的是我们与卖花人的讨价还价。当我们问：“这枝花多少钱”时，花农说：“七毛”，我们撇撇嘴，趾高气昂地走了，花农追问：“大姐（阿姨，妹仔），你说多少呀？”这话在我们身后响起，我们忍不住大笑。 父亲讨价还价的方式很特别，当花农说出价钱时，父亲把价钱成倍降低，问别人卖不卖，花农当然不卖。有时父亲不还价，迈开八字步走了，那神态、举止似乎在表明，这么贵，不买你的，我到前面去买，气死你。看着父亲在前面走，他的背影同样让我们哈哈大笑。 最后，我们到底还是买了一束花，因为来逛花市空手而归是遗憾。 逛完花市回来，就看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台节目过瘾，形式活泼，气氛热烈，演员们动作落落大方。我喜欢朱明瑛的台风及她的演唱；喜欢沈小岑的歌声，但讨厌她那些造作的动作；喜欢那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哑剧、幽默小品，尤其是香港的青年歌手奚秀兰、张明敏的演唱，更是别具特色，博得满堂喝彩。奚秀兰唱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的祖国》等四首歌曲，而且是载歌载舞，我没想到她唱得那么好。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强烈打动了我及所有观众的心，《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唱的好听极了，声音醇厚，表情自然，配上潇洒大方又与歌词相吻合的动作，真是妙不可言。过去我有这样的看法，认为香港歌星的演唱不太好，起码是不够高雅，可是今天奚秀兰和张明敏的演唱，一下子改变了我的看法，他们是可以和内地歌星媲美的，甚至还略胜一筹。 零点大院内的鞭炮声齐鸣，这是除旧迎新的鞭炮声，电视台的春晚主持人、演员及来宾都互相拜年，气氛热烈极了。 今晚的电视直到两点才结束，家里只有我的弟弟坚持看到底，其他人都先后去睡觉了。（3379 题图来自网络，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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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48.“我那位大概沒出生“，外松內紧教有何影响 1984年2月3日（星期五） 下午，小姨和小姨父回来了，他们刚举行完婚礼远道而来。吃晚饭时，小姨和小姨夫是分开坐的。弟弟说：“去，你们两个坐在一起。”并把小姨拽到姨夫旁边的座位上。他的话和动作逗得我们全家哈哈大笑。席间，小姨两次大声斥责姨夫，姨夫还是和颜悦色地说话，脾气超好。我和妹妹相视而笑。在小姨家，我敢断定是小姨管姨夫。饭后，我迫不及待地挑选他们的喜糖吃，实在太甜了。 晚上，妹妹的一大帮同学来了，我立刻知趣的溜出家门，第二次找嬿嫦，她不在家，又去找丽冰，她正好送一批客人下楼，并告诉我他们家有很多客人，我便决定不上楼，就在楼梯口站着跟她说话。 我先问了她昨晚参加舞会的事。她说他们玩得很开心，赖同学还把她叫到一边，大概想把某某介绍给她。赖同学说：“某某不错的呀。”卢说：“我把他当小孩”。又开玩笑地说自己找对象条件很高，不找中学同学的等等。真佩服丽冰的大胆，在男同学面前无拘无束。 我还问了某某和某某某之事，让我奇怪的是，她告诉我的情况与阿婷告诉我的完全相反…… 最后，我问了丽冰的个人大事，我半真半假地对她说：“如果你看中了我们班哪位男同学，我马上为你牵线，某某，某某某？”她把话题转到我父母单位的住房问题上，她挺羡慕我父母单位的年轻人，只要一登记就可以分到两房一厅，而他们那里只能分到8平方的小屋。我便说我可以试试帮她在父母单位介绍一个给她，问她有什么条件，然后，我归纳为如下几条： 1.身高1.7米以上，年龄比她大二、三岁，如果是同龄人也可以。 2.要有上进心，有文化，不一定是大学生。 3.如果那个人很会吹牛皮，她会很高兴的。 我只知道这几条，别的她以后再告诉我。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跟母亲提一提这事，请她帮忙为丽冰物色一个（笔者今日注：冰姐姐如若看到这里，千万别打我）。 丽冰还提到我的那位肯定是大学生，真是开国际玩笑，我的那位大概还没有出生，她怎么敢断定他是大学生呢？ 1984年2月4日（星期六） 在我们家的生活里时常笼罩着一团乌云，这团乌云是谁造成的，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父辈和儿女辈两代人中间的“代沟”明显地表现在家庭生活中。别人家，往往是吃饭的时候最热闹，而我们家呢，吃饭时几乎无人说话，充分体现了《论语》中的“食不语，寝不言”。可孔子说的是嘴里嚼着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而不是整个吃饭的过程都不能说话。我本来有很多话要说，但看看饭桌上的气氛简直到了令人可怕的程度，也就不说了。 家里也从没有讨论问题的风气，谁也不会把遇到的问题告诉家庭成员，求得他们的帮助。我的同学来我家玩，我总是提心吊胆，因为他们一玩起来就很疯，什么话都乱说，什么找对象、爱情等都是话题，这并不能责怪他们，年龄摆在那。可是由于父亲很正统（过于正统就变成一条锁链套在我头上），我怕他们说的话被父母听见了，父母会拿我是问。所以，每当同学到我们家玩，只要父母在家，我就玩得不开心，生怕说错了话，生怕同学之间的一些玩笑话被父母当成真的。父亲好像特别敏感，总怀疑我有什么事瞒着他，说得清楚些，就是以为我已经在考虑个人问题了，所以凡事都要往这方面联系。在今年的圣诞聚会中，最后一项内容是用抓阄的方式拿礼物，父亲这样问我：“抓阄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听他的口气就是说，如果一个女同学抓到一个男同学的礼物，那么这两人也许就是一对。我不禁哑然失笑。 外松内紧的教育方式——表面上父母不管我们，不干涉我们的事，实际上他们什么事都要管一下，这可以从他们的话语、表情中表现出来。这种教育方式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别人送了一包吃的东西给我们，弟弟想吃了，他打开来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姐姐，你也吃一点嘛，陪陪我，到时追究责任时你也有一份。”弟弟的手或脚划破了，或者额头被撞了一个包，总是找到我，让我来帮他处理伤口，并说一句：“别出声。”父母知道后就责怪我：“弟弟的头（手、脚）搞成这样，你也不说一声，你这个当姐姐的呀！”我不知道我这个当姐姐的到底怎么样，但我还是直言：“要是告诉你们的话，你们又会说他。”确实如此，等他们数落完之后，我已经把伤口处理好了。妹妹执意要到外地上大学，除了看中那个专业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想离开这个家。还有，她去哪位同学家或者逛街，愿意告诉我而不愿意告诉父母。 再说说我自己吧。我不想看中国片，即使家里有票我也不想去看，于是爸爸就会说我是外国迷，外国的什么东西都好，如果是外国片我保证去看等等之类的话。其实，我丝毫没有认为外国的什么东西都好，但外国电影确实比中国片强，它的思想性深刻，艺术性强，演员也不会造作，况且还可以了解各国的人情世态、风俗习惯。所以我买电影票，喜欢买下午的，我可以说回学校，而不说去看电影。有时，我还会拿个活页夹出门，造成一种回学校的假象。如果是晚上出家门，更要找个合适的借口。有同学来找我，特别是有男同学来找我时，过后他们都会问，那个同学住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是中学同学还是大学同学，她（他）怎么知道你住在这里……等等，简直像民警查户口一样细致。常常问得我讨厌回答，还表现出厌倦的情绪。我的桌面上摆着一本《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的小说散文集，我不敢把封面摆在桌面上，而要把封底放在面上，为的是不让他们看到书名。凡是有爱、爱情、恋爱字眼的书，我都要很谨慎，生怕他们看见了后，说我这么小就看这些书，就考虑这些问题。殊不知，我是学文学的呀，看这些书完全是学习上的需要，而且我已经有明白是非的能力。 如此奇怪的教育方式，是不是应该改一改？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父母有意见，有不满，可他们还不知道，这是很可悲的。父爱和母爱的内容仅仅表现在物质生活方面吗？在精神生活中又该如何体现父爱和母爱。在我看来，父母只在生活上关心我们，在精神上我们没有得到什么，该不该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父母呢？我不知道。我发现，在我和父母（尤其是父亲）说话时，常常要察言观色，有时候我讲完一句话，就被父亲的一句话给顶了回去，于是不再想说下面那句非常重要的话。在我看来，父母是不是管得太宽，盘问太细了。盘问过多是不信任我的表现。多么可怕，连自己的父母都不信任自己——他们并没有说不信任我，但是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分明看出他们不信任我。 1984年2月5日（星期日） 晚上，赖同学到我们家来了，然后我们一起到卢同学家里，嬿嫦已先行到达，于是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交谈，我没有多说话，因为看见丽冰的母亲及一些我不认识的人都坐在客厅里，我这人怪就怪在遇到很多人时，不愿说话，我最喜欢两三个朋友一起交谈。 接着我们到了张哲光老师家，张老师回乡下了，他的夫人陈老师接待了我们，又是赖同学一人与陈老师谈笑甚欢，我们三人成了陪衬。他可真能说，简直不用想，话就滔滔不绝，真佩服他的口才。 从张老师家出来了后，我把嬿嫦叫到我们家，询问她的个人大事进展如何。她说：“没什么进展。”主要是对方不主动，嬿嫦也不主动，谁的姿态都很高。我想帮忙，可又不知道怎样做。嬿嫦对我说：“我有时很烦，就自己一个人骑着单车到烈士陵园转一圈。”我说：“你又不来找我？”她说：“我知道你很忙”。我真想帮帮我的同学们，帮他们解忧，让他们快乐。 1984年2月6日（星期一） 上午到广州图书馆查资料。头一次踏进图书馆的大门，感到这里确实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大厅宽敞明亮，书桌、凳子都挺高级，条件很好。遗憾的是，我没查到多少资料，这里的书也不多，我也不知该到哪里去查我需要的资料。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山图书馆。如果中山图书馆也没有那种杂志（有这种可能，因为我那篇资料是登在一个没有名气的学校的刊物上），我该怎么办？只有放弃这些资料。 回来以后，穗如已经在我的房间等了我很久了。因为她的一个熟人做了文学史常识方面的问答题，请她看看对不对，她承认自己对这些一窍不通，就拿来个给我看看。我看了看这些题目，古今中外的都有，我全都学过了，只是有些古代文学史方面的问题我已经忘了，查了查书和笔记本，把这些题目全都检查了一遍，改正了个别错误之处，晚上交回给她。 （3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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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49.坐滑车惊叫吓死人，“红河”流过没吭声 1984年2月7日（星期二） 春节已过，我们今晚才去给同学拜年，只能说是拜个晚年。到了六七个同学家，次序为：嬿嫦、春婷、范少瓒、赖丹丹、张丽玲、薛俊敏、陶粤兰。 先到阿婷家。我们敲门，她的母亲出来开门，然后是她姐姐出来了，自然又是一番招待，只是阿婷约会去了，我们坐了一会就告辞了。 敲响范、赖的家门，本人不在家，都由家人出来接待。我们没心机了，已经摸了三次门钉。我们站在马路边，商量现在该去谁家。我提议去薛和陶家，在半路和张丽玲不期而遇，于是先踏进她那狭小的家…… 到陶粤兰家，是这次串门的高潮。五个女同学在这里大声谈笑，她们谈的最多的是有关爱情、婚姻问题。在这方面，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薛俊敏倒是挺开通的，她告诉我们，她结婚时，起码要摆20桌酒席。还提到某某的男（女）朋友是在哪里工作的，她知道的事情可真多。她还顺口说：“赖某某的女朋友是电台的，那女孩子长得还不错，两人走在一起挺般配的。”赖同学把消息封锁的太严密了，简直是滴水不漏啊！ 陶的体态好像有变化了 …… 1984年2月9日（星期四） 今天与穗如和她的同学一块到越秀公园去玩。越秀公园已经去过无数次了，今天主要记录在金印游乐场坐滑车的感受。 曾听说，有人坐滑车被吓哭了，很可怕，所以一开始我根本不敢坐。穗如要买我的票，我极力拖住了她，后来因为没票就不能进游乐场的大门，穗如又去买了张票。她扬了扬手中的票，得意地说：“这回你不想坐也要坐了。” 我还是很害怕，惴惴不安地走进游乐场大门，在排队等候上滑梯时，听见坐滑车的人惊叫了一声：“啊——”看到滑车下降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不已。 我坐上了滑车，开头车开得很慢，等到快要下降（这个坡度起码有200度）时，我把眼睛一闭，两手死死抓住扶手，等着这个可怕的时刻。忽然，我的心被提起来了，仿佛失重了，好像自己已经不存在了，我真想惊叫一声，在我还没有叫出来时，凭着下降的惯性，滑车冲上了200度的陡坡，我的身体往后倾，然后又是下坡、上坡，真让我提心吊胆。转弯时，滑车好像偏离了轨道，要把我甩出车厢。两分钟过去了，我们走下了滑梯，穗如大叫“真是吓死人了！”我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坐了，如果带别人来玩，我也不坐了，以前是听说如何可怕，这回亲身体会到了！”之后，在游览越秀公园时，一想起滑车，我就打颤，真是心有余悸。 从越秀公园出来，我们又逛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大酒店等地，没有进去，只是把这些庞大的建筑物摄入镜头。 接着就是陪她们两位逛西湖商场、太白商场、中山五路百货商店。因为穗如要帮同学买“眼镜”（只有女孩子才知道这里的眼镜指的是什么）。她把要买的“眼镜”列成清单，边列边叫售货员写发票，把她自己搞得稀里糊涂，售货员也糊涂了。幸亏这位售货员比较耐心，不然肯定会发脾气了。穗如的同学也真是的，“眼镜”还要托她到广州买，穿在里面的东西，别人又看不见，还如此讲究，这就叫穷讲究。 逛完商店出来，我们的脚都疼了，今天走的路实在太多了，还得去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烈士陵园。 到了烈士陵园，勾起了穗如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她入团的的通表会是在这里开的，她说：这里有她难忘的地方——中朝血谊亭。我想起读中学时，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到这里来扫墓，去一两次觉得很新鲜，来多了，也就成了例行公事了，但是烈士的精神是我们永远要记住的。 穗如请我们喝了一杯酸牛奶，我长这么大，今天才知道酸牛奶是什么滋味，只是我喝的太快了，并没有仔细品尝它的滋味，喝完之后，只知道酸牛奶是酸的，其它还有什么味道就没喝出来了。 听穗如说，喝酸牛奶时，第一口觉得很难喝，以后越喝越有味道。我暂时没有这个感觉。不过总算喝过酸牛奶了，如果是我一个人逛街，我是不舍得花几毛钱来喝它的，顶多吃一根雪批。 回来后，穗如到我家吃午饭，夸我爸爸炒的菜好吃，别有风味，说如果再有三碗饭，她也可以吃下。 晚上，送妹妹回校了，隐隐约约有一种失落感。 1984年2月10日（星期五） 今天好烦，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烦，看不进书，也不想看电视。 大概是因为“红河又要从我身边流过”了。它的来临，使我头晕目眩，腹痛难忍，整天想睡觉，烦躁不堪，真想发脾气，真想骂人。我的母亲，丝毫不管我这个女儿，别人的母亲，只要一说有些不舒服，就马上去弄个红枣煮鸡蛋给女儿吃。我的母亲呢？从我第一次“红河”来临时，就没有管过我，也没有告诉我该注意些什么，所有注意事项都是同龄女友告诉我的，或者从书本来的。“红河汹涌澎拜”时，真是苦不堪言，这种痛苦只能自己忍受着，从来没有吭过一声，也许这就是母亲不理我的原因吧，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我的痛苦，就算我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她也是察觉不到的，以为我好好的。这样也好，免得他们为我担心。当女孩子的苦处，我可受够了，将来会比现在更苦，我真不敢想象。 头越来越痛，我想马上躺在床上！“红河”要流过的话，就请加快它的速度吧，别老是折磨我了。 1984年2月12日（星期四） 爸爸托人买了件短皮大衣，是为妹妹买的，让我穿上试试。于是我穿上了，父母及弟弟就在一旁评头论足。 父亲说：“哎呀，太短了，最好能盖到膝盖。” 其实，这件皮衣比我的外衣长很多，盖过我的臀部，再说，这款衣服是没有长到能盖住膝盖的。爸爸说有，他说他看到别人穿过。 最后，爸爸提出“换”的方案，即把我的米黄色呢子大衣给妹妹，这件枣红色的短皮衣给我。 我不干，我说自己不喜欢红色的。 父亲便说：“你穿红色的才漂亮。” 我说：“不穿红色的也漂亮。” 父亲想达到换衣服的目的，就说什么“漂亮”之类的话。 有许多姑娘都喜欢别人说自己漂亮，可我并不是这样的人，念了四年中文系，我自认为我的审美能力并不低，我知道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漂亮，很少有的人能在“穿”这个问题上说服我。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要换，那也只好服从，我只能忍痛割爱，谁叫我是当姐姐的呢？当老大确实亏，不过我不怕吃这个亏，再过半年，我就有权力支配我自己的钱了，到时候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还怕买不到一件更美的大衣？于是我决定换了。但要记得提醒妹妹爱惜呢子大衣。她穿衣服时不太爱惜，往往是同一种布料的衣服，我和她一起穿，穿的时间一样长，她穿的被磨出毛来了，而我穿的依然完好如初。 妈妈坐在我房间嗑瓜子，声音很大，听到这声音，我也想嗑瓜子了。爸爸来说她：“没事干出来嗑嘛，在那影响人家学习。”妈妈出去了。 我把几个湿淋淋的花生（返潮天所致）丢到字纸篓里。母亲又捡了起来，说：“你们这些孩子呀，把花生丢到这里，你们不吃就别拿嘛。”说完就从纸篓里拣出那几粒花生，剥着吃了。 我心想：“妈妈也太节约了，节约到不嫌脏”，在我看来，过分的节约，是小气的同义语。 自从搬进新居后，我的房间依然是最多人的那一间，我很少有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看书的机会，除非他们在客厅看电视。也许为了节约电费，母亲常常坐在我的床上（在别人家里，床是不能坐的）织毛衣，边织边跟弟弟说话，她说的都是老一套，诸如，小弟，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就看你这学期的了，你要是考进执信，就等于一只脚跨进了大学门（这话不是妈妈说的，而是妹妹中学的班主任说的）……母亲不厌其烦地说，不合时宜地说，说得弟弟都不耐烦了。然后母亲继续坐在我床上打毛衣。 我真想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这明明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妈妈出去打毛衣，弟弟到别的房间做作业就行了。哦，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必须多开一个光管，这样就会多用几度电，然后就是多交几毛钱电费。到了发工资的时候，母亲就会说：“这个月怎么用了那么多电，扣了那么多钱？”这是连锁反应，如果追究责任，又会追到我身上了，我可担当不起，还是顺其自然吧，该怎样就怎样，反正再过半年我就工作了。 （3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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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50.弱者、你的名字不是女人，自写的小说投进邮筒 1984年2月13日（星期一） 今天老舅和他岳父及他的儿子来到我家。一走进家门，就带来北方特有的味道——从几个月没洗澡的身体上散发出来的，再看看他们打扮，个个臃肿不堪，邋里邋遢，从头到脚都是黑的。我多想回避呀，可是不行，我得亲自给他们倒水洗脸，他们洗完脸之后，我偷偷看看脸盆的水，黑乎乎的水面上浮着一层油，我想吐了。中午吃饭时，看着桌面上的那碗汤，我就想起那盆水，真倒胃口，好不容易咽下一碗饭，赶快回房去了。 老舅的儿子只有15岁，可按辈数我得叫他表叔，我不乐意这样叫。这位表叔学习成绩很差，这回是从城市（乌鲁木齐）回到农村（河源老家）上学的，据说河源有个亲戚可以帮帮他，辅导一下他的功课。 老舅的岳父是个65岁的老头，是回老家安度晚年的。他是个病号，刚动过手术。当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用木筷子（原来使用竹筷子）吃饭，而且申明我们家习惯用公筷。给老人盛饭的碗是特殊的，并吩咐我和弟弟坐在一起，夹菜时不要夹老人夹过的地方……真是够“八备”了。吃完饭后，把所有碗筷洗干净后，放在锅里煮开水消毒。本来我并不知道老人家得了什么病，但既然紧张空气已经制造出来了，我也只能小心些。 这老人家挺能吃，肥肥的腊肉给多少就吃多少。老舅说：“他很能吃肥的，一餐能吃半公斤肥肉。”真不敢相信，一般来说，老人只有能吃身体才好。 晚上我和弟弟没吃饭就去看电影了。本来不想去，考虑到家里人太多了，客人一定有很多话和父母说，家里一定热闹非凡，索性躲出去。 电影名叫《蛇案》，讲的是公安人员破获一起盗窃国家珍贵文物案的故事。情节并不奇特，也不紧张，一点也不扣人心弦，但电影运用一些打击乐等音乐效果来制造紧张气氛。由于故事情节本身就不惊险，无论你怎样靠音效来制造紧张气氛都是没用的，只能吓唬一下那些孩子。另外，对于作案者是谁，本人在电影开始半小时后就猜到了，而且准确无误。看已经知道谁是作案者的电影，还有什么意思呢？看中国的破案片，特没劲。弟弟却说好看，他只是凑热闹而已。我告诉他我早就猜到那个司机是坏的了，他问：“你是怎么猜的？”我说：“通过他说的话，他做的事猜出来的呗，等你长到我这么大，你也可以猜出来的。”他笑了，大概心里在想，希望自己快快长大，长到像姐姐这么大。等他长到我这么大，已经9年过去了，到那时，中国的破案片还象现在这样一猜就知道谁是坏的，那么中国的破案片就无人问津了。 回到家已没饭吃了，吃了父亲开会时发的一包点心，还啃了老舅从新疆带来的葵花籽，这些葵花籽不是炒的，而是放盐、八角及其他配料煮的，煮熟后晒干就成了现在这样，吃起来挺香，而且别具风味。明年春节我也学着做一做。 1984年2月14日（星期二） 一早，客人回老家了。客人一走，父亲便给家里消毒，凡是那位老人家盖过的被子、睡过的床、坐过的凳子，都喷了“灭害灵”。我起床后，偶尔进去老人家住过的房间，就闻到一股怪味。中午，父亲把客人盖过的被子撒上花露水，祛除异味，我发誓我再也不盖那两床被子。 放假以来，我煮饭都煮烦了，可是又不能不煮。 种种迹象表明，父母已经在为我的个人大事操心了。我和妹妹谈到别人的男朋友长相不好时，母亲就说，“以后你们找对象都找长得漂亮的。”我心想，要是我找对象，人好就行，外貌其次。 我和穗如在父母面前谈到毕业后想去深圳工作，穗如说：“去深圳干几年，发一大笔财再回广州。” 父亲就说：“你不会回来啰，就在那安家了。”听了这话，我没出声，我明白父亲的意思。 今天，父亲给了我一本新的《中国语言文学自修大学讲座》一书，我把书放上书架时说：“这些书，我们家只要一套就够了，何必要两套，又没地方放。” 父亲笑着对我说：“一套怎么够？到时你搬走了，我就没有了。”我也只对他笑了笑，没有说话。同样，他的意思我一清二楚。难道我真的要父母为自己的事操心吗？我看大可不必，他们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到了我该考虑的时候，我是会考虑的，用不着他们多此一举。我会自己去认识人，绝不要别人介绍，想想那些被人介绍的场面，多么尴尬。 难道我真的该考虑个人问题了？我看为时过早了些。我的事还没有开始呢，而我始终认为，事业高于一切，这里的“一切”当然包括人间最美好、最纯洁的爱情。先立业后成家，这是我的志向，如果真要我在事业和生活中选一项，我肯定选择前者。我相信自己的毅力，同时也遵守自己诺言。当然，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又能在生活上有所回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既有事业，也有生活，那是再好不过了。问题是，作为一个女性，在事业和生活二者中，是很难兼而有之的，往往需要你选择其一，这就要看你的生活态度如何了。我想起了一位大学生演讲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弱者，你的名字不是女人！”我曾为这句响亮的口号叫好，可以说，它确实震动了我的心灵。虽然这句话是从女作家张洁的一篇散文中的一句话（“弱者，你的名字不是男人，更不应该是女人”）演化出来的，但它的意义可以说是震撼我心的。 1984年2月15日（星期三） 下午，玉琼来了，我们拉拉渣渣地说了很多事情，谈话没有共同的主题，老是转换话题。她的到来，使我这个下午过得很愉快。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终于决定把去年4月份写的小说《大学生之歌》誊清。这篇不像样的小说写好了将近一年，一直锁在抽屉了，没给任何人看过，偶尔拿出来修改一下，尽管不成样，我还是偏爱它的，因为它出自我的手笔，耗费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我很想试试投给某个文学刊物，可好像又不太敢。一是怕稿子丢失了，二是担心收到退稿信。我并不是怕收到退稿信，而是怕别人（包括我的父母、家人）知道我收到退稿信之后所说的风言风语，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写小说，因为我从不愿意把还不能断定能否成功的事捅出去。 另外，我还为留哪个地址给编辑部这样的小事操心。学院的地址不行，收到退稿，我的同学会怎样看我？家里的地址也不行，万一信是由父母交给我的，他们看到信封右下角的“某某某编辑部”字样，他们一定会大惊小怪，盘问我一番，甚至会先下手为强，拆开我的信来看。如果请我的女友转交，我又怕麻烦她们。我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到底投不投稿呢？不投吧，觉得很冤枉，无法断定自己的水平如何，投吧，又有以上种种顾虑，要下个决心真难。不过，现在我已下定决心，投！一定要试试看，管它有没有熟人，有没有关系，最迟后天发出，就算是收到退稿信，也可以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先往不知名的小刊物投一投，现在先做好收到退稿信的准备，不过，那也要三个月以后才知道结果如何，但我已料到这次不会成功。 我深深地懂得，我选择的文学创作的道路，是一条艰辛的、困难的路，仅仅一两次的失败是吓不到我的。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而且自认为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那我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看过一篇小说这样写道：“作家有几种人，一种是才气十足，往往处女作就一举成名，什么也挡不住他们。这种人很少。多数人是有一定的才能，尚需长期努力，经过千锤百炼，方能成功。”我属于后一种人，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我的目标明确了：努力，下苦功夫——这在我看来并不难，我能做到。 晚上，抄我的小说，抄得很晚，手都快抄断了。但愿编辑们知道，不要说写小说，光是把小说抄一遍，也得花很多时间，但愿他们能体谅初学写作者的苦衷。爸爸过来说我了，说我晚上这么晚睡觉，早上这么晚才起来（我是早上八点起床的，比起我的同学来，我比她们早多了）。我只好说：我是属于猫头鹰型的，白天睡觉，晚上看书学习。别人的父母，孩子睡到几点都不管，我的父母呢，早上稍微睡得晚一点，就会大喊大叫：“小某，八点了，还不起床！”真没办法！ 1984年2月16日（星期四） 今天弟弟对我说：“现在，我除了跟我合得来的人交往之外，任何人都不理睬。” “那么，谁跟你合得来？”我开玩笑地问他。 他说：“你呗！” 我很荣幸，因为我赢得了他的心，这是我多年努力的结果。另方面，我又很惆怅，难道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跟他合得来？ 我继续问他：“爸爸跟你合不来？” “合不来，爸爸也是整天愁眉苦脸，板着面孔。”他这样回答我。 我真替我的父母们担心了，他们似乎没有赢得孩子们的心，这是很可悲的。我越来越无法忍受家里这种沉闷的空气，每天得看父母的脸色行事，父母板着面孔，我们于是大气不敢出。晚上吃汤圆之前弟弟对我说：“我们家呀，连点欢乐的气氛都没有。”连十来岁的孩子都体会到了，何况我这个大人？欢乐与我无缘，我只能唱忧伤的歌。 今天是元宵节，按照惯例，今天该吃汤圆。晚上我家吃的汤圆是我做的，我炒的花生、芝麻，馅的配料都是我弄的，面是我和的，最后和妈妈一块包的。吃自己做的汤圆，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但这汤圆不够甜。吃汤圆的时候，弟弟边吃边做怪动作，正是他这些怪动作，才使爸爸发出了笑声，空气得到暂时缓和。 怎么我们家成了这个样子？我该不该提醒一下父母，这样的家庭气氛会给弟弟那幼小的心灵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弟弟已比同龄人成熟了许多，亏他有我这个姐姐，他愿意把什么话都对我说，还叫我别告诉父母，我总是用他能听懂、能理解的话安慰他。有时弟弟做错了事，比如放学后玩了很久才回家，我教育他一番，没有告诉父母，我替他兜着了。因为只要一告诉母亲，母亲肯定会大发雷霆，把弟弟骂一顿。我当然不愿意看到弟弟挨骂，尤其是这种骂的方式不尽合理，又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有什么事还是我来承担吧，因为我已经把自己锻炼地极有涵养，很富于忍耐精神。 今天继续誊清我的小说，终于完成了。整整两天，400格的原稿纸写了25页，还是没有按格子写的，粗略统计了下，大约13000字，累死我了，已经筋疲力尽了。天呀，我选择了一条多么艰难的路！我完全可以满足现状，等毕业后当个老师，干好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何必搞什么创作，吃力不讨好！可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只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一事无成。再说我有很多话要说，不写出来怎么行？种种原因都使我拿起笔，展开想象的翅膀，写那些构思可能不太吸引人，但又不得不写出来的故事。当然希望能发表，希望能得到别人的承认，但又不仅仅是为了发表。谁如果只是为了发表小说而写小说，那他不可能成为好作家。我是这样看的，是非与否，自有后人评说，同代人也可评说。 我发誓我要努力走出自己的道路，不依赖别人生活，而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我知道这很难，尤其是对于一个女性，但我认了，我认准了我的道路，我将矢志不移地走下去，待来年理想之花开放，会有人向我祝贺——我认识的朋友和陌生的伙伴，请记住自己的心永远是年轻的，这样你就可以冲破年龄的界限，保持旺盛的精力。祝愿自己永远年轻吧，我同龄的伙伴！ 1984年2月17日（星期五） 母亲和父亲又吵起来了，为的是我的小叔叔的未婚妻要来我们家住，还要帮她找工作，据说这是她和我叔叔订婚的条件之一。每当父母吵架时，我心里都异常难过，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不懂怎样劝架，索性让他们吵个明白，我的内心却烦闷不堪。 弟弟说：“以前我们家还和和睦睦的，现在四分五裂。”我从心里赞同他的观点。其实，我们家以前也不是弟弟看到的那样和睦，只是以前矛盾是隐藏的，现在矛盾才完全暴露出来。既然已经暴露了，那就干脆暴露彻底吧。现在父母要吵架时，是毫无顾虑地吵，因为我们，至少是我，已经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了。母亲的脾气太暴躁，经常发脾气，本来，有很多事情，只要母亲好好和父亲说，架是吵不起来的，另外，如果父亲每件事情都同母亲商量一下，或是提前打个招呼，架也是吵不起来的。 我多么希望天下父母都能和睦相处，既然你们当初是经过恋爱才结婚的，那就应该保持你们过去非常珍贵的爱情，进而发展爱情，使你们的爱情在中年甚至老年都发出新的光辉，有些父母做到了，但大多数父母做不到，他们只是维持着这种关系，不至于使它破裂，这是一种可怕的维持。 1984年2月18日（星期六） 早上，我把一叠厚厚的稿子投进了邮筒，当时我的手有点抖，心跳也加速了。我心里明白，等待我的只有一封退稿信连同我那份旅行了很久的原稿，想要出现什么奇迹是不可能的。 我以为今天注册，便早早回到课室，才知道是明天注册，幸好碰到同班的梁某某、郑某。我把学生证交给郑某，请她明天代我交给班长。然后我们三人就聊起来了。 郑同学问：“你们有没去看望温某某？” 我们说没有。温同学得了轻度的精神分裂症，住进芳村，他的名字差不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要不是郑同学提起他，我就把他忘记了。于是我问起他的病况。郑同学说：温同学本来可以出院的，后来医生又不同意。温同学能叫出去看望他的十多个同学的名字，这说明他的记忆力并没有完全丧失。温同学说，在我们班有两个人放射出一种电来暗害他。这在常人看来当然觉得奇怪，可能这就是精神病人的症状之一吧。 今天回校，看见程主任，他说过几天公布实习成绩。我想我的成绩只能是“良”，这太不公平了。因为评分的情况是这样的：每个实习小组只能有两人得“优”，不管你这个组最差的一个同学比别的组最好的一个同学都好，你在这个组也只能得“良”，而那位比你差的，因为他们组也有两个“优”的名额，于是他（她）就能得“优”。不由得你去争辩，只好自认倒霉。我正处在这样的状况中。我们组的组长肯定得“优”，因为她上过电视录像，其实讲课并不见得很好，不过心肠很好。还有一个“优”的名额是谁呢，反正我的希望渺茫。管它呢，得到“良”就行了。分数并不能体现一个人的真实水平，以后到了工作岗位。别人并不是看你的分数，而是看你的工作能力，到时只要好好干就行了，用不着为分数发愁。 从学校出来，我和梁同学一块去逛百货大楼。上了三楼，发现好几个女青年在挑选拉毛围脖，这是上海产品，既可以当围巾，又可以当帽子用，深受女青年的欢迎，已经脱销好长时间了。我们也过去了，让售货员拿一条来看看。我虽然很喜欢，但想到冬天快要过去了，到时可以买更好看的。另外我想要那种帽子上有两个小圆球的，那种戴在头上更好看。我还想到我将来是当老师的，这些装饰品似乎与我无关，老师的形象应该端庄朴实大方，不能有太多的装饰，否则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最后还是没买这个围脖。（5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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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51.大学生活拉开“尾幕”，阿婆每叫我必应 1984年2月20日（星期一） 今天开始上课了，我一看排得满满的的课程表，大叫头疼。这个学期还要学六门功课，每周上22节课，校方一点不让人松劲，真够受。我还以为这个学期除了毕业论文之外，就没什么功课要学的了，没想到出乎我的意料。这学期的任务更重了，好歹都熬完这半年吧。我对上大学越来越没有心机了，以前的热情已经降到零度，怎么办？ 班里一位女同学未来的公公给我们上外国文学课，迄今为止，这是外国文学的任课老师中讲得最不好的一个，还连上四节，头痛。 1984年2月21日（星期二） 下午是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班主任给我们讲了一大堆废话，就让我们分组讨论三好学生的标准，真是多此一举。班主任一离开，全班同学根本没有分组，而是在各自座位上看书、讲话。我的同桌是我们组的组长，她一直看着窗外，正盯着屋顶上那只缩成一团的猫出神呢。 忽然她叫了一声：“快看，醒了，它在动。” “谁在动呀？”我问。顺着她的视线，我也看见了那只猫…… 为什么没东西学习的时候，还要把我们揪回来政治学习？难道就为了班主任要说的那几句话吗？那些不值钱的话完全可以在上午课间十分钟内说完，非要浪费我们一个下午的宝贵光阴？校方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学期除了要学六门课之外，还要写一篇万字以上的毕业论文吗？对毕业班的特殊情况，难道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交给院方注册的学生证发回来了。每个学期一个注册章，共八个图章，今天盖的是最后一个，也是最特殊的。长方形的的印章上，写着“有效期至84年8月止”，而且这个印章盖得特别正。这意味着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要跨出大学校门，我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同时我的学生时代也就要永远地结束了。接着，我就要作为一个辛勤的教师出现在社会上，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出现在我的同学们面前。想到这些，心里不免惆怅、伤感。我宝贵的青春时代大多是在学校度过，老师给了我知识，同学给了我友情，我自己给了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总之，生活教会我许多东西，我该怎样报答人民，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我即将走向社会，社会上的情况远比大学复杂得多，到那时，我能否保持现在的自我，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如果要塑造一个新我的话，我将在旧我的基础上，培养自己的工作能力，加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地处理复杂的学术问题、工作问题和人情世态。 面临着毕业分配，我的命运如何？我想我的命运不会太好，因为我没有靠山，没有后台，又不会也不屑去拍马屁，如果把我分到山沟沟里，我会怎样对待这个问题？还是不想了。 1984年2月22日（星期三） 方一飞副教授给我们上当代小说选讲课。他讲得特别好。因为他敢于讲真话，敞开来谈。他说：“我们在这里可以说心里话，敞开来谈，但不要泄露出去。” 今天方教授给我们讲李国文的小说《花园街五号》，讲到他不同意搞“一刀切”，即现在的干部改革，规定40岁以上不能当什么官，50岁以上又不能当什么官等等，依照年龄划一条界限，恰好李显仁教授从课室门口经过，看了方老师一眼，方老师对着我们做了个有些害怕的动作，舌头都差点吐出来了，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没想到这位已经60岁的教授，也会做怪动作。方老师讲课好听极了，别的老师上课，我们都盼着下课，如果到了下课的时间老师还在讲，我们会提醒他（她）说：“下课了”，或者指指手表示意老师下课了。可是上方老师的课，我们忘记了时间，直到看到课室外已有别的同学在走动，我们才意识到已经下课了。 下午，阿婆（就是奶奶，下同）从乡下来了，一身尘土，满脸皱纹，一见到我就笑了，她说我长高了。我已经有五六年没见过我阿婆了，从外表看，她的身体还很硬朗，满脸的皱纹表明她是饱经风霜的。吃晚饭时，我总是笑着往阿婆碗里夹菜，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对她的感情以及对她到来的欢迎。她呢，每当我给她夹一次菜，她就笑着对我说：“我不要，你吃。”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是我久违的乡音，我感到很亲切。 母亲有些不高兴了，一下子来了三个人（另两个是我的小叔叔和他的未婚妻），她在发愁，也在生气，这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总是发愁，一点小事就烦恼，很容易增加皱纹的。母亲现在看上去比父亲老多了，这与她忧郁的心理、经常发愁、生气不无关系。我真替母亲发愁，看着那张忧郁的脸，我的心在隐隐作痛，人到中年，真的就有那么多忧愁吗？我真不知该怎样做，才能减轻父母的忧愁。我知道，父亲也有忧愁，只不过乐观一些，很少在孩子面前流露。 我该怎么办？我深知我没有当好一个长女，可怎样才能当好长女呢？ 1984年2月23日（星期四） 中午放学路过东风分店，进去买了一包棉花糖，准备给阿婆吃。我当着阿婆的面剪开塑料袋，拿出一块棉花糖给她吃，她边吃边问：“是谁买的？你阿爸还是阿妈？” 我说：“是我买的。” 她不太相信：“你？”这一个字包含这样意思：你有钱买？你会买给我吃？ 也许因为是我买的缘故，她一连吃了四五块，我敢保证，她是第一次吃棉花糖。 等她吃完糖后，她才告诉我：“这里有炒米，还有番薯干。”我径直进了房间，拿我爱吃的家乡特产来吃。我觉得很好笑，好像是我的棉花糖，换来了阿婆告诉我哪里有特产吃。 1984年2月24日（星期五） 下午去了一趟中山图书馆，查阅有关张洁作品的评论资料，摘录这些评论文章，这件事让我越来越觉得烦。资料看得太多了，致使我的脑子很乱，感觉论文都不知从何处下手了。我想，下一步的工作是整理我手头已经获得的资料，理出个头绪来，把论文的提纲列出来。不知能否做到。我经常是立下了某个志愿又不能依时实现，我可能无法改变这个缺点了。 从图书馆走出来，去了中山五路百货店，帮弟弟买了个书包，花了我4.8元，真贵呀！本来，给弟弟买书包是母亲的事，可她不舍得买，嫌太贵了。我每个月20元的伙食费，并不是归我自己一个人用的，书包买回来后，弟弟很高兴，他朝我鞠了三个躬，还连声说：“多谢多谢！” 1984年2月25日（星期六） 今天没回校，在家看书，到客厅倒水时，看见阿婆一个人坐在凳子上，既没人和她说话，又不识字，不会看报纸。我很有些过意不去，因为我是受不住寂寞的，老人家更怕孤独。我把一个橙子切成八小块给她吃，又拿了几粒糖给她，借此让她打发时间。她吃完橙子后，回到她的房间，呆呆地坐在床上，我又于心不忍了，便带着她出去走走，我搀着她的左胳膊，慢慢走着。过马路时，我看着没有汽车来了，才敢带她过去，哪想到她过马路时走得特别快，我是不慌不忙放慢步子走，可她走得比我还快，可能是怕车，我不得不加快脚步。到了水果店，我买了一盒“广州应子”给她。吃的东西已到了她手里，但她不知道这是啥，更不知道这是吃的东西。等我从盒子里拿出一个给她吃，她才知道可以吃，也不问我吃不吃，就顺手放进她那黑色唐装的大衣兜里（我猜想她的兜里装了很多吃的，除了这盒应子之外，还有好几粒糖），这个衣兜可真大，装了一盒应子，居然看不出来。我又带着她转了转市场，然后回家了。 回到家，她从衣兜里掏出盒子，问我吃不吃，我当然想吃，但我说“不吃”，就让老人家开开洋荤吧，她并没有硬塞给我。等弟弟回来，她也不会拿一个给孙子吃。就这样，一盒广州应子就被她悄无声息地干完了，除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她有应子吃。 老人都是好吃的，何况我阿婆又是从农村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没吃过。看来，今后又要预留一点钱给她买零食吃了。有什么办法，老人家就在我身边，用什么方法表达我对她的爱？其实我并不喜欢她，只是觉得自己是受高等教育的姑娘，对老人起码要尊重。我够尊重我阿婆的了，每次吃饭都是我不断地往她碗里夹菜，她吃得少，每餐都是她最先放下饭碗，放下碗之后，总对着我说一句：“慢慢吃。”我总是在她说完这句话之后，朝她点点头。 一天在家干不了什么事，因为除我之外，还有三个吃闲饭的人在家，更没办法看书了。尤其是我阿婆，老是呼唤着我的名字，一会说：“阿某，那两只鸡不知去哪了”，一会又说：“小某，我找不到那两只鸡”，再就是让我走出书房，舀点剩饭给鸡吃，还问我倒多少米煮饭……搞得我没办法安心看书，有时候好不容易定心了，又被她的一声叫唤打断了。我能不理睬她吗？当然不行，理睬她嘛，又觉得很烦，不过说到底，我还是每叫必应。 （3227 题图来自网络，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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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52.“新的旧的都欢天喜地向前走去” 1984年2月28日（星期二） 今天收到妹妹的来信，信中有一张白纸，白纸上用毛笔写着“祝贺你，愉快的生日，让我来共同分享你的快乐。”她还没有忘记过几天是我的生日。这几个字，就是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虽说字写得不太好，但心意我领了。我很快就回信谢谢了她。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弟弟。 下午三点，他去同学家拿本子，直到6点多才回到家。还没进门，母亲就吼道：“你不怕我打死你呀，去玩了那么久才回来，你去哪里啦？” “去看东西”，弟弟小声地说，可怜巴巴的。 “看什么东西？”母亲问。 “你不知道的。”弟弟答。 等弟弟进了我的房间，他才告诉我，他去找同学没找到，就和同学的弟弟一块去了黄花岗、农林下路，想买个生日礼物给我。我感动极了，感动地似乎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问：“你看中了什么东西？” 他说：“什么也没看中，再说我也没带钱。” 我笑了：“谢谢你了，我不要你买什么礼物，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弟弟说他一定要送。中午他就问过我要什么，让我说了以后，他跟我买，他又强调：“不过，你不要要那些贵重的东西，我没那么多钱。” 听着他真诚而稚气的话语，我笑了。当我把这些事讲给父母听时，他们全都笑了，不约而同地夸他。我骄傲，因为我有这样一位好弟弟，我自豪，因为我有这样的好妹妹。可以说，我赢得了他们的心。当然，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也用自己的心感动了他们，为了当好姐姐，我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现在，这种努力让我尝到了甜头。 再过两天就是我的生日了，这个生日过不过都无所谓了，今天这两个小插曲，足足可以让我高兴一年了。试想想，有什么礼物能比一颗心贵重呢？得到弟弟妹妹的爱，我感到很快活。 晚上，我让弟弟写一首诗，作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他开始动脑筋了，过了一会，他念出了这样两句：“我的姐姐张某某，她是一位大学生。”登时把我笑得前仰后合。我说：“你准备写四句诗，可是这两句都没涉及到生日，与我的生日无关。“哎呀，那我怎么写呀？”他说。然后又问了我几句，又开始动脑筋了。看他那副模样，我乐了。 1984年2月29日（星期三） 给我们讲鲁迅杂文的李显能教授，身躯肥胖，大腹便便。别看他是教授，讲起课来不见得很好。也许正因为他是教授，年龄大了，老年人的特点，即啰嗦，就在讲课中暴露无遗。两节课讲来讲去都是一个问题，重重复复，听得我昏昏欲睡。只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他讲鲁迅的进化论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新的旧的都欢天喜地向前走去。”这话实际上是鲁迅原话的缩写，光这句话李教授就讲了不下五次，以致没等他说出下文时，我们就知道他的下文了，于是许多人随口接上：“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 两节课收效甚微，下课后，我们“欢天喜地地向厕所走去。” 1984年3月1日（星期四） 下午，玉琼、刘颖、杨敏三位同学来我家玩。我拿出葵花籽和客家特产炒米（米通）来招待她们。她们先吃了炒米，好像是迫不及待，生怕下手晚了就没得吃了，并一直称赞这东西好吃。的确，在我看来，炒米比广州的油饺好吃，我在家时，一个下午至少吃掉五六块。然后我们边嗑瓜子边说话，内容都是讲吃的、穿的，讲班里那些男女病号们，笑声不断，但并不值得纪录在此。 我们足足嗑了两盘瓜子，最后我请她们再吃一块炒米，以好事成双为理由。她们一再追问有什么好事，看她们的样子是非要咬定我有“拉菲克”为止。在她们看来，有了“拉菲克”才算是好事。 我不得不告诉她们：“实话告诉你们，明天是我的生日。” 刘颖马上说：“哎呀，明天来就好了，有蛋糕吃。” 玉琼说：“你又不早告诉我，我都忘了。”因为每年的生日，她都会送给我一件小礼物，到了她生日时，我也送她礼物。我如果告诉她明天是我生日，这等于变相提醒她要买礼物送给我，这多不好。现在我们的伙食费都用完了，我还没决定明天是否买蛋糕。 杨敏则说：“那我们预祝你生日快乐！” 我说：“好的，谢谢！” 于是她们每人又拿起一块炒米。 （笔者今日注：至今我还记得大学四位朋友的生日，626,725,818,1105，很久没发微信祝福你们，但我一直记在心里，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我的生日吗？） 弟弟把他买的礼物——微型电筒送给我，他真的说到做到了，挺喜欢他送给我的第一件生日礼物，深深被感动了。 晚上，我叫弟弟把这件礼物拿给父母看。没想到母亲却这样说弟弟：“你自己想玩就说买给姐姐。”我说母亲呀，你就是心里面这样想，也不能说出来呀，这样会伤害弟弟的自尊心，弟弟虽小，但也需要别人尊重他，他第一次买生日礼物给我，本应该表扬。就是母亲的这句话和后来她说的“这几天他好像发傻了”大大激怒了弟弟，再加上弟弟今天的语文测验考得不好。弟弟哭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骂妈妈：“她那张嘴哟，又臭又烂，总是揭我的老底”，“她总是在别人面前说蛇老二的好话，说我的坏话。” 听了这些话，我很痛心，我只好从旁劝说，想挽回母亲的威信。可是我的劝说没有用处，反倒引出弟弟一大串令人伤心的话来。他说：“妈妈说这次考试如果考得不好，我就要打死你！”“我今天的语文测验可能只得60分，我有什么脸见人？”“我是越来越笨了，比不上别人，告诉你呀，我考不上执信，也考不上大学”……又是我劝他，劝了很久，他才开始做作业了。 深感家里（尤其是母亲）给他的压力太大了，他测验或者考试的成绩没有拿到90分以上，就会遭到母亲的打骂（当然我知道母亲是为弟弟焦急，但她没有注意方式方法），这就造成了弟弟心理压力，接着就是一考不好就提心吊胆，有时甚至不讲给父母听，怕又挨一顿训斥。谁不知，越怕就越考不好。 我觉得对待弟弟，不应该总是拿考上执信这样一个唯一的条件来要求他，进而吓唬他，而应该尽快消除他的心理压力。我今天这样对他说：“考不上执信可以上别的学校，考不上大学还可以工作，为什么一定要考上执信，考上大学？”我内心当然希望弟弟能考上执信，能考上一流大学，但我知道不能硬逼他，让他感到内心有一种不正确的压力。为人父母者，应该懂得这一点。母亲就不懂。我将找个时间和母亲讲明白，让弟弟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样才会有利于他的学习。 （2381题图来自网络，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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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53.中学老师永把我们当中学生，咨询活动无人报名 1984年3月2日（星期五）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该为自己写点什么呢？ 早上，拿了一塑料袋炒米回去给我们组的同学吃。 小娅问：“张某某，今天你怎么想起来拿东西回来吃？” 我没有告诉她今天是我生日，只是说：“没怎么，给你吃你就吃呗。” 我确实是想让同学们分享我的快乐，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快乐是什么，不然的话，每人一句“祝你生日快乐”就会使我应接不暇。 没有人为我买蛋糕，也没有人为我特别做一道我爱吃的菜，父母们甚至提也没提今天是我的生日，也许，他们很忙，把这件事给忘了，我都不计较。 中午放学时，正好发了这个月的伙食费，我和同学一道去了百货大楼，我说我要买点吃的。 小娅便问：“买什么吃的？” 玉琼说：“买蛋糕，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小娅这才明白了：“喔，今天是你生日呀，你是二号，三月二号，可惜我没有钱。” 我们全笑了。 小娅说：“那你自己买东西给自己吃，自得其乐呀。” 我确实只能是自得其乐。我既没有买蛋糕，也没有买我爱吃的巧朱古力、话梅糖，我只买了几块巧克力糖，和我弟弟一块分而吃之，这就算是自己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吧。 玉琼硬是要买一本相本送给我，我无法拒绝她的好意，她买下后，当场送给我，连该写的字也没有写，我很感谢她，真是雪中送炭呀，我的相本刚刚用完。收到女友的生日礼物，是很大的快乐。 组长在登记本组每个同学的论文研究项目及内容，这时发生了有趣的笑话，笑话出于小娅之口。 黄格莉是研究司汤达笔下的女性形象。 小娅说：“她的题目是论司汤达笔下女性的爱情” 梁少慧是研究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到《呼啸山庄》。小娅硬是这样说：“她研究从夏绿蒂的《简爱》到弗洛伊德的情爱”，后来又说：“不是，她研究‘从弗洛伊德到勃朗特’”。 王海清是研究刘绍棠的中篇小说，学中文的人都知道，这位作家擅长写农村题材，他写的作品，被称为“乡土文学”，而小娅却说：“王海清研究的是——乡姑的爱情”。 小娅着重强调“爱情”、“性爱”这些字眼，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她自己也笑。我们把人类最美好的爱情当作笑话来开玩笑，如果被那些坠入情网的人听到，保证会悲愤不已。可我们倒觉得无所谓，只是觉得好笑而已。生活中是不能没有笑声的，出自女大学生之口的笑话，则更令人捧腹不已。因为我们有知识有文化，说笑话的水平比常人略胜一筹。今天发出的笑声，也算是同学无意中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吧，这礼物是精神上的愉快。 一年又过去了，我又长大了一岁，可是过去的一年，我有什么进步呢？我很难找出来。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现在我害怕过生日了，在隐隐约约的快乐之感中，隐藏着一丝哀愁，那是因为时间过得太快，而我做得太少。我不敢说：“我无愧于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这句话，我该加倍努力！ 晚上十点，父亲终于记起了我的生日，他拿了两个橙子，切好，亲自送到我面前…… 1984年3月3日（星期六） 上午，晓湘陪着我去照相馆照相。不知怎么搞的，我一走进照相馆，心跳就会加速，因此每次在照相馆照的标准像都是不合格的，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进照相馆的。今天就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急需一张大一寸相片做纪念册。 进了照相馆，我先把马尾梳成两条小辫，这样会使我天真很多，加上晓湘又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穿毛衣照，我虽不太愿意，因为这样照出来的相片肯定不像一个快要毕业的大学生，而像一个中学生，但由于晓湘说她也是穿着毛衣照的，既然有人陪着，我就铁了心，那就留下一张青春、天真的相片吧，今后再也不可能扎着小辫、穿着毛衣照相了。 我一坐到那条长凳上，就开始慌张，晓湘又看着我，我忙叫她别看，她走出了我的视线，接着就是摄影师摆弄我——挺直腰，头微微倾，眼睛看着我的手……这样才照好一张像。我好像得到大赦一般逃出照相馆。 下午和克林一起去了张哲光老师家。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在教训我们。 他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写论文，他说的话很平常，我们都懂。 他还问我们能不能改行？以他的亲身体会，大讲特讲当老师如何如何不好，待遇如何低，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让我们和管毕业分配的老师搞好关系。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会。”他一拍大腿，很有感慨地说：“我就是不会嘛！”他跟我们讲起了他当年毕业分配的状况，大发了一通牢骚。 又教育我们不要过早谈恋爱，等工作两年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并说，等你们到了工作岗位，会有很多信写给你们的，你们就以自己有了朋友为由推辞、谢绝。要多交几个朋友从中选择。成天捧你的人并不是好人，必须是既说你的优点，又说你的缺点的人才是真正对你好。总是给你钱，帮你买衣服的也不是好人，留着长头发，留一撮小胡子的也不算好人，起码说明他思想不够正派……（笔者今日注：这些话我都记住了，可惜这位班主任离开我们很多年了） 其实这些我们都懂，经过四年的大学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看到了周围的一切，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有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择友标准，只是不想过早付诸实践。 他又告诫我们要专一门，要写点东西，从写作上寻找出路，很多作家都是教师出身的。我们说，我们能管好一个班的学生就不错了，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写小说？说实话，不能干自己喜爱的事情，就是当教师的苦衷。 我这时才体会到，张老师是热情的，对他的学生有一种负责到底的态度，只是总把我们当成中学生看待，啰啰嗦嗦谆谆教导我们。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已不是过去那个头脑简单，什么都不懂的中学生了，我们是受过四年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了。也许正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我高中的班主任，才永远把我们当成中学生看待。 1984年3月5日（星期一） 今天李叔叔和刘阿姨的到来，使我们家增添了不少乐趣。尤其是李叔叔答应回去问问报社，能否让我毕业后到深圳特区报文艺部工作，更使我高兴，但愿此事能办成，让我如愿以偿。 下午，两位亲戚来了，家里没有大人在，于是就由我来陪客人了。我便没话找话地跟她们闲聊，谁知我的闲聊还真起了作用。其中一位亲戚说：“小某以前根本不说话，现在却很健谈。” 听了这话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人说我健谈，我心里暗自高兴，便说：“现在不说不行呀。”亲戚说：“是呀，你们就是凭这张嘴吃饭的。” 上午，班长、组长都在动员班里同学参加咨询活动，这是文明礼貌月的一项内容，时间是本星期天，地点在三中，是为中学生解答中文方面的问题。我没有报名，因为本星期天我有事，而且我不知道三中在什么地方，加上我还害怕当中学生问一个我不懂的问题时，我该怎么办，我尤其怕那些学生拿一个古代汉语的疑难字来问我，那我只能这样回答：“你们应该学会查字典……”可以说，对这些活动，本人不太积极，现在还要应付毕业论文，哪有时间？也许有人会说：“你是团支部组织委员，怎么不带头？”我会这样反问他们：“平常有谁把我当成组织委员，现在有苦差事了，才把我看成组织委员，让我带头。”说真的，我也没有把自己当成组织委员，我早就不想干了，为什么不改选？别人也没把我当成组织委员，只有到了交团费的时候，他们才承认我是组织委员。现实就是如此可悲，我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现实？要我处处带头，以此换取别人当面的几句赞语，背后被骂得狗血淋头？我做不到。因为那要浪费我大量的时间，加之本人对抛头露面的事从来就不感兴趣，我本来就属于脚踏实地的人，所以自己还是默默学习、工作为妙。 因为实在无人报名，班长只好规定名额，每组至少三人参加，用这个办法来强迫我们报名。别的组的情况我不清楚，反正我们组依然没人报名。组长只好写了一张纸条给一位男同学：“某某某，你去吧，我们组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男同学的回条是：“本人实在难以胜任，免了吧。”组长回条：“你不必谦让，相信你能够胜任。”组长再也没有收到回条，不知道结果如何，我想他也许会去吧，因为他比较好说话。 我看到了前天照相的底版，有一张照得还不错，笑眯眯地，那是不露齿的微笑，脸是圆的——我胖了很多。从这张相片来看。我才发现自己并不难看，而且还可以说挺漂亮。相片比我本人漂亮，这大概是摄影师的功劳。 收到丽冰的来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当红叶盛开的时候，你会带给我好消息的。”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希望我走个好运，毕业分配时有个好去处。我很感谢她。在回信中我写了这样一句话：“但愿枫叶红了的时候，我仍留在广州，仍能在广州与你们相见。”这当然是我们的希望。如果我能去深圳，能改行，那将是我的乐事，对我的同学也多少有些好处，只是到时候，我与中学同学的见面就没有现在这么容易了。（3327 题图来自网络，致谢） |
| 日记丢失了？好可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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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55.买便宜鞋，打桩机与小说中猫狗唱出人写照 1984年3月10日（星期六） 今天回校查资料。只看了一篇张洁的访问记。本想看张洁的小说《七巧板》，但我把刊登这篇小说的杂志的期数记错了，又不好意思让图书管理员一期一期地帮我找，只好作罢。 雨季已经到了，我没有水鞋，真不知穿什么鞋才能不湿脚，唯有水鞋。我到鞋店看了很多次，就是下不了决心花六七元买双水鞋。结果，今天我买了一双铁红色的塑料鞋，这是除了凉鞋之外，价格最便宜的鞋子了。我想，这鞋夏天可以当凉鞋穿，春秋两季可以当水鞋穿，而且样子也很好看。我考虑了很久才买下来的，虽然它比水鞋便宜一半，但足以让我这个没拿工资的姑娘掂量了好久。买回来之后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把它锁入立柜里。 我很想明天就穿新鞋，但又考虑到红色太显眼，一穿家里人就会知道，他们会说：“你不是有鞋子穿吗？”以下的话就不用写出来了，言外之意谁都听得出来。我很少为自己买什么东西（指穿着上的），正因为这样，当我买到一块布料时，他们就会这样说我：“小某现在也讲究起来了，也开始打扮自己了。”说实话，我很讨厌别人说这句话，难道爱美之心不是人皆有之的吗？何况我还是个姑娘？必须重申的是，我根本没把时间放在穿着打扮上，客观点说，我用在穿着打扮的时间少得可怜，顶多穿衣服合适就行，我有自己的审美观点，夏天时滴上几滴花露水，冬天时搽点面霜，仅此而已，当然，如果是买布的话，当然是买适合自己的，又经济实惠的；做衣服时挑选适合自己身材款式。如果这也算打扮的话，那就让别人说去吧。我与那些赶时髦的姑娘是不同的，因为我是有事业心的。 今天从阅览室出来，到借书处借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位图书管理员大发慈悲，让我自己进里面找书，他坐在那里和别人聊天。我很高兴，把书架的书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了个遍，花了我不少时间，但总算借到几本好书，打算在准备毕业论文的同时，翻翻这些小说，可以消遣一下。 论文提纲！！！绞尽脑汁也写不出来，怎么办？ 1984年3月11日（星期日） 婶婶从老家出来做工，自然是让爸爸帮她找工作。可她居然不带被子来。结果爸爸花了很多时间、费了很多口舌才帮她找到工作，可她没有被子！父亲又去帮她借被子了，幸亏招待所的所长和父亲是老相识，被子问题解决了，还得为她解决床板、住处问题。我看父亲会被这些事情拖垮的。他工作本来就很忙，要他操心的事有太多（父亲是长子），一个人的精力有多少呢？我只能对父亲的处境表示同情，但我一点也帮不上他的忙，也不能为他分担点什么，我很难过。再说说我这位婶婶吧，她居然连粮票也不带来（肯定是想着让父亲全包了她的吃穿住），那她做工的时候没粮票吃什么？我们并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来养她。一个青年人，应该自己去创造生活，怎能心安理得坐着吃闲饭？我真不明白，农村人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么不懂道理，这么赖皮？在我心目中，农村人是纯朴善良的，很会体贴人的，也很能体谅别人的难处。可是近几年来，我们家的亲戚来来往往，我便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起码部分是错误的，难道要我们来养这个完全可以自食其力，但就是脸皮太厚的人吗？ 在我写日记时，电视机传来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我被歌声所吸引，侧耳倾听……我当然有一颗属于中国的心，可我该为中国做些什么呢？我在思索。 1984年3月12日（星期一） 近来的天空，已经有太多的云了，阴沉沉的，蒙蒙的细雨下个不停，使人心情烦躁。 上午四节外国文学课，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大有听这位讲师讲一句话，我就要呜呼哀哉了。真想不到，这样的老师居然能在大学里任教，居然毫无愧色地给我们这些四年级的大学生上课！总之我听不进去，精力枯竭，头脑有空虚之感。于是信笔胡写起来（昨晚写完日记，顺手把日记本塞进书包）。 那是一片白色的云 笼罩了整个天空 它从我的梦中轻轻飘去了 那是一片白色的雾 覆盖了整个大地 它从我的身边悄悄飞走了。 我这颗寂寞的心呀 在轻轻地叹息 时光飞逝、该怎样生活？ 摆在我面前的道路 很长很长 我将沿着怎样的轨迹走 无影无踪 脚印把我带向何方？ 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养育了黄河子孙 它留在我记忆的深处 这是一片蓝色的海洋 成长了海的女儿 它镶进我火热的心中 我这颗炽热的心呀 在沉沉地发誓 不息的创造—— 让土地更富有，海洋更蓝更蓝…… 我觉得这几节课变得充实了，那是因为我毕竟写出了几行字。看来，有人说一年级的大学生是浪漫主义者，二年级是现实主义者，三年级是感伤主义者，四年级是颓废主义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自己就觉得自己变得颓废起来了，尽管这种颓废在我身上的比例很小，但它也足以影响人们的思想了，应该赶快消除。 弟弟又哭了，哭得很伤心，还说：“我还不如到西天极乐世界去，还比这里强。”我听了伤心透了，这绝不像是一个12岁的孩子说的话。在父亲的再三追问下，我把弟弟的这句话，还有以前说的一些很悲观的话讲给爸爸听了，这次不能不引起父亲的重视了。他站在我身旁，一本正经地同我谈起弟弟。 父亲问：“你说他这是为什么？” 我说：“这是一种心理压力造成的。你们不要老是说两个姐姐怎样怎样，老是拿考上执信中学来逼他，这就造成了他的心理压力，他很怕考不好，一到考试就紧张，想着如果考不好，会被父母骂，这样就越发考不好，成绩就会下降！” 关于弟弟的情况，我在日记里记下了很多，今天总算引起了家人的注意，那就看看父母怎样改变教育方法吧，尤其是母亲，更应该注意，她根本就不懂得教育孩子，就知道发火，训人，对一个母亲来说，只知道发火是远远不够的。 1984年3月13日（星期二） 下课后，肖某对我说：“张某某，我告诉你一个别人对你的美的评价。” 我吃了一惊，心想，我从来不抛头露面，难道还有人注意到我？ 肖某说：“有人说你的微笑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似笑非笑。” 我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问她：“谁说的？” “某某某”她说出了一个男同学的名字。我的脸在发热了。这位男同学是客家人，我都不知道入学四年来跟他讲过多少句话，顶多也就两三句话，再说我又是走读的，来无影去无踪，奇怪，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注意到我的微笑。大概是我和女友说话时，我的微笑偶尔被他看见了，于是得出了结论？这显然是过奖了，真没想到会有人注意到我，还偏偏注意到我的微笑！ 上午收到穗如的信，要我帮她晒彩照。我算了算，共有35张底片，要晒89张，花了将近40元（钱是她寄给我的）…… 美学课时全班讨论美的本质问题，气氛不热烈，根本讨论不起来。30名女生只有一个人发言。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一点意义，我也没心机听同学的发言，在看别的书。讨论结束后，我的女友们都说：“烦死了！”“我根本没心机！” 下午，专门回校选举东山区人民代表，只用三分钟就能解决的事情，明明可以在上午课间完成，可偏偏要把我们揪回来，简直是浪费我们的宝贵时间。6个候选人，我只选了一名，那就是我系的副教授龚剑祥。真想不到他是副教授，讲课一点也不好，也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成就，只因为他参加过抗美援朝，负过伤，腿残疾了，至今一长一短，他有地位，因而什么都有了。向抗美援朝的英雄致敬吧。 黑板上的通知：李老师去开会，方老师身体不佳，明天停课一天。很多人大叫“好”，“好极了”，我在心里喊了声“乌拉！”不用上课，不用听那些老师甚至教授照本宣科，啰啰嗦嗦，真是一件美事，简直太美了！ 1984年3月14日（星期三） 古代文学作业——评论《纫针》中的人物塑造，于是我硬着头皮看了看《纫针》，全文不过三千字，却要我们写两千字左右的评论，真不知如何下笔。小说的主题无非是知恩必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情节不曲折，人物性格单一化，一点也不复杂，没意思。 今天穿上新鞋子，晚饭时，弟弟偶尔朝桌底下看了一眼，大叫了一声：“呀，你穿了新鞋子。”于是全家人都知道了。没人说什么，奇怪的是，他们既没说：“你不是有鞋子穿吗？”这句话，又没问这双鞋多少钱，真是奇怪。弟弟以为这是皮鞋，当我告诉他这是3块多的塑料鞋时，他这样对我说：“你穿这样的鞋，要同丝袜配起来才显得斯文。”他说得对极了，他也懂得美了。我有些吃惊地说：“你也知道？”“那当然。”他有点得意了，看来我不能小看弟弟，他年纪虽小，但懂的东西却不少。 在我们家门前，锯木头的声音响起来了，这里开始建一栋8层楼高的资料楼，今后会吵死人的。打桩机的声音在我听来一点也美不美，搅拌机的声音纯粹是对人体的危害，所有的噪音将组成一曲建筑交响乐，要建筑，那么这台交响音乐会则是杂乱无章的，令人厌烦的，像这样的交响乐，音量还是越小越好，如果能无声无息地建筑好一栋资料楼，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这只是一个梦，将来也难以实现。 我担心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论文如何“出笼”？！ 1984年3月15日（星期四） 上午三节国际共运史课，老师讲的是有关中苏大论战的问题，所以我留意听了听。我这才发现这位老师讲课是绘声绘色的，他的表情动作简直得意极了，他的声调、表情和动作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上第三节课时，由于同桌借来一本《台湾校园歌曲选》，把我的注意力全吸引过来了，结果这节课没好好听，忙着抄歌词。我抄了《小小贝壳》、《风，告诉我》、《小茉莉》、《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等歌词，收获还不小呢。 今天收到阿婷的来信，她说她是一边流鼻涕（感冒了）一边给我写信的。于是我在回信中，称她的这一行动“实乃伟大”，并向她致以十二万分的敬意，感谢她非但没有把我忘记，而且还能做到一只手擦鼻涕，一只手给我写信。开玩笑而已。 我每次收到同学来信，就有同学说：“张某某，我真嫉妒你，天天都有信。”她们这些说法是夸张的，我的信并不多，比我想象的要少多了。 1984年3月16日（星期五）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文章的成绩公布了，我的女友说：“你说可不可恨？第一次我纯粹是谈自己的感想，得了个不及格，要补考，第二次我全文照抄，得了个及格。” “是呀，真奇怪！我写的全是自己的体会，得了‘中’，而很多人是大段大段地抄，却得了‘良’。”既然要我们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为什么我们谈了，只能给“及格”或“中”呢？抄袭者即使抄得再好，也并不是自己的体会，或者说不全是。我真想在公布成绩的黑板上写下这样一行字：“岂有此理！抄袭者——良，优，谈自身体会者——及格、中”，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 下午，阿婆问我要钱，说她头昏昏的，要去看看有么什么东西买。我给了她几毛钱。她又这样对我说：“不要告诉妈妈听，否则她会说我问你要钱。”这话她说了两次，我心酸呀！这说明了什么？我看得出来，母亲对阿婆是很反感的，虽然嘴里没说出来，但从她对阿婆的冷淡态度上已经表现出来了。 吃完饭后，母亲收碗时，阿婆便说：“我来洗。”“不要你洗！”这是母亲恶声恶语说的。明明可以好好说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人都会变老的呀，假如她60岁时，晚辈们也对她恶声恶气，她心里会怎样想？我想弥补母亲对阿婆态度的不好，每次吃饭时都是我不停地往老人家碗里夹菜，我想用这一行动表达出我对老人家的尊重，也想提醒妈妈：“总不能孙女老给阿婆夹菜，你能不能夹些菜给你婆婆呢？”同时我也想让母亲知道，对于她的错误做法，或是说做的不妥的地方，我是不满的，更不会有样学样。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表现出我应有的品质，这品质当然包括尊重老人。我没有对母亲当面提出什么意见，我怕难为她，怕她听了心里不舒畅，所以我只是用我的行动来表明我的态度。 阿婆问我拿了钱，出去了，我真不放心她一个人出去，没多久，她回来了，买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她既没有告诉我，也没有把东西拿出来给我吃一点，我没有权利责备她，因为她是老人，而老人都是好吃的，尤其是老太婆就更好吃了。 1984年3月18日（星期日） 打桩机开始歌唱了，锯木头的声音刺耳极了，我被这些噪音吵得心烦意乱，看书也看不下去了，要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呀。 我不知道那些词曲作者怎么可以编出《打桩机在歌唱》这样一曲优美动听的歌曲来，在我听来，打桩机的声音不美，一点也不嘹亮清脆，而是闷声闷气，给人一种压抑之感，本来就感到压抑的我，这下子更压抑了。可见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否则，艺术就不称其为美了。至于锯木头的声音，却是尖利的，就像一个小姑娘受了委屈，边哭边发出尖利的喊叫，听了怪让人伤心的。小姑娘的哭声是可以停止的，锯木头的声音则是没完没了的，除非大楼竣工。还有一种声音，即搅拌水泥的声音还没有出现，但愿它慢点出现，不然真够人受的。 1984年3月19日（星期一） 好不容易熬过了上午四节外国文学课。上课时，我统计了一下，任课老师讲两个字就看看教案，把他的那些废话重复多遍，还自以为自己讲得很好，其实他讲得一点也不精炼。我只听了一节课，就再也听不下去了，剩下的课时全给我用来看小说了。 收获还不小呢！我看了两篇张洁的小说，《男子汉宣言》和《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酱》。我想说说第二篇小说。这篇小说有两个独立的故事《葱蒜盐?楞格里格愣》，是以猫为主人公的，以猫的内心独白来写的。作者真的是写猫吗？不是的，作者是通过猫这一形象，象征社会上的一种人，这种人的特点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主人不好，一有气就往自己身上撒，可是跟着主人又多少能得到一点好处，因而心甘情愿，还进行一番自我安慰，“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了。”这类人不满足于现状，但又不愿（或者说无力）改变现状，这种人是驯服的，安分守己的。作品中的“他”（即猫的主人）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猫看来，他“又有什么特别值得指责的地方呢？”他对待猫的态度是不好的，因为猫是兽类，这情有可原，读者会这样想，他对于为他服务安分守己的人又会怎样呢，他会不会把人当成猫来看？这很难说。 《葱蒜盐?走红的诺比》是以一条名叫诺比的狗为主人公的。小说中诺比的遭遇，不正是社会上一些人的遭遇吗？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一个人小有名气时，他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话，先是好话，后是坏话，逼得他不能再继续自己的研究，最后在人言威胁下毁灭了自己。作者用象征的手法，揭露了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剖析了不利于人才发展的因素，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用棍棒、酷刑可以杀人，用吹捧亦可以毁灭人，而现在流行的是“捧杀”。作者对现实的揭露是深刻的，但她的揭露并不是为了否定我们的国家，而是为了改变现实生活中的不良因素，使祖国变得更加美好。正像作者这篇小说的题目那样，对待我们的现实生活，不要一味地歌颂，而要来点儿葱、蒜、芝麻盐，这些东西是可以杀菌的，也可以刺激人的眼睛，“盐”用来消毒伤口，效果是不错的。只有葱蒜盐都“来点儿”，我们的生活才不会单调，我们作品的题材也会更广泛些，现实才会变得更美好。 在张洁的作品中，以猫、狗为主人公的，仅此一篇，但是谁敢说她单纯写猫、狗呢？无论是猫是狗，都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写照。读了张洁以往那些意境优美的小说，再来读她这篇带有辣味儿的小说，确实别有风味。张洁并没有止步，她又继续探索了。不断丰富、提高自己，从她的作品中，我看到了这一点，是欣喜地看到了。 （5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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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56.新丰姑娘瘦如草，稀落掌声催局长快闭嘴下讲台 1984年3月20日（星期二） 班里的王海清同学研究刘绍棠的作品，于是我把自己去年收集到的有关“乡土文学”及刘绍棠创作的十几张资料卡片给他用了。他问起我，我只得老实告诉他，我本来是想研究刘绍棠的，我还没说完这句话，他抢着说：“那是我把你的‘生意’抢了，你又不早说，我是走投无路才选他的。” 我连忙说：“不是的，我更喜欢张洁的作品。” 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只是在我们班，这种互相帮助太少了。也许因为我帮助了他吧，他也开始帮助我了。他把他借来的杂志中有关张洁作品的评论文章推荐给我看了，我当然是真诚谢谢他了，不带任何个人的目的。我似乎感觉到，要想得到别人的帮助，自己必须首先去帮助别人。我也感觉到，我帮助别人太少了，我帮助的对象只局限于女友及比较要好的同学，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在整整四年大学生活中，愿意为我提供帮助的也仅仅是几位女友。现在，我把收集到的资料给男同学用了，因而我也得到了他的帮助。，我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值得的。既对对方有利，又对自己有利，这样的好事，可乐而不为？必须申明的是，我把资料卡片给别人用时，并没有指望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并没有想到别人会回报我，对待别人的帮助，我接受了，同时我将尽我所能帮助别人。 早上玉琼问我：“是不是华师大已经知道分配方案了？” 天呀，我怎么会知道？她怎么会问到我头上？我便问她：“谁说的？” 她说出了一个女同学的名字，此人外号叫“路透社”（花名是我起的），专以传递小道消息、谣言为生。我想起了昨天的事： 昨天中午放学，我跟她一块走，我知道她的消息灵通，后台又很硬，便问她：“知不知道毕业分配有什么消息？”她说不知道。我便告诉她，华师大准备六月底分配完毕，在学生放假之前到中学报到。我压根儿没说华师大已经知道了分配方案，不知道她的耳朵长到哪里去了，是没听清楚，还是故意造谣？ 玉琼问完我那句话后，我便故意大声说：“哼！怎么这样传话的，以后什么都不能跟她说！” 我本来就很少和她说话，很少和她一起走，鬼知道我昨天是怎么回事，一时心血来潮，跟她讲了个重要问题，就被她歪曲了。 今天中午放学时，她一直走在我前面，我没有追上她，而是拐进了书店，看着书架上的书。这时有人叫了我一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她！不知道她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一直是我“跟踪”她，怎么突然变成她尾随在我后头？大概是昨天尝到一点甜头了，今天还想从我嘴里掏出点什么吧？没办法，我甩不掉她，只得跟她同行。 她津津有味、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他们那边一个傻子找女朋友的事情，我记得这件事在上二年级时她就讲过了，现在都上四年级了，她又好像散布路透社最新消息那样重新给我讲了一遍，边讲边笑，边笑还边手舞足蹈。她的笑声我已经在以往的日记里多次描写过了，总之一句话，一听到她的笑声我就觉得恶心，一看到她那造作的动作，我真巴不得此时变成瞎子才好呢。她讲得有滋有味，像品尝什么美味佳肴，唾沫横飞，我听得头昏眼花，像得了什么病，我想尽快离开我身边的病菌，盼望她搭的公共汽车快点来，这样，她就会跑着上车。 天助我也，16号公共汽车来了，她说：“我先走了。”我求之不得，只见她跑起来了，直筒裤裤脚一飘一飘的，背着书包的右肩往下斜，左手抬到胸前，随着步伐前后左右地摆动，造型、姿势“优美”极了。 收到穗如的来信，她叫我“要争取留在广州，尽最大的努力呀！”她的好心我领了，说句心里话，我只想尽最大的努力改行，不管去哪里，只要不当老师就行。我最理想的去处是报社，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我也知道，要去报社，就不能留在广州，为了我的事业，我情愿离开爸爸妈妈，，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开辟我的根据地，但愿我去报社的愿望能实现。 上午两节美学课，老师给我们放了幻灯，边放边解释幻灯片的含义。对一个不会欣赏艺术的人来说，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流传的一个美好故事，到了她的嘴里，就变得干巴巴的，断臂维纳斯的雕像，她这样解释：虽然这是一幅裸体画，但它反映了人的一种精神，所以它是美的。那么我要问，人的精神也有好有坏，为什么她就不讲清楚维纳斯的美反映了人的什么样的精神？是她不会欣赏呢，还是她不善于使用定语？ 1984年3月21日（星期三） 班里有一位新丰籍的同学，他说：“唉！毕业以后又要回到新丰去了。” 有人插话道：“新丰好呀！” 于是嵇同学说了几句顺口溜：“新丰好新丰好，新丰姑娘瘦如草，小伙子吃不饱。”还说他准备打光棍。当别人把这几句顺口溜告诉我时，我笑起来了。我知道客家地区非常穷，地少人多，我本来就是客家人嘛。至于新丰的姑娘是否瘦如草？我没见到过，“小伙子吃不饱”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顺口溜编得很有意思。 方一飞老师在上当代中国小说选读课时，总结上次讨论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说了这样一句话：“张洁的作品有契科夫的风格。”之后又对我说：“张某某，你研究张洁的短篇小说，要找契科夫的作品来看看，选择一些来看。”语气很随和，让人感到不看契科夫的小说，就研究不了张洁的小说，我对着他点了点头。就为了他这句话，下午我拿起了契科夫小说。 别看李教授是个教授，讲课并不怎么样。他给我们讲鲁迅杂文，讲得我直打哈欠。连年月日都要重复两三遍，这未免太啰嗦了。引用鲁迅先生的原话时，他让我们记住大意就行，可他自己读得实在太慢了，我们能一字不漏地记下来，甚至连标点符号也准确无误。这样慢条斯理地讲课有必要吗？这样一句话重复多次的讲课，我们这些年轻人受得了吗？他好像并不了解我们年轻人的特点，我们最忌啰嗦，希望速战速决。其实，关键词句多讲一遍就行了，何必句句重复？我们不敢给他提意见，只能在台下唉声叹气，做出种种不耐烦的表示，谁敢去伤他的心，给他的脸抹黑呢？也许，他还自认为自己讲得很好，分析得很透彻呢。世界上这样的人为数不少，没什么好计较的。 1984年3月22日（星期四） 今天到桂花岗听市教育局领导作报告。 春雨下得太多了，通往门口的泥路脏兮兮的道路泥泞，我几乎是一蹦一跳地走过去，找稍微没有那么多水的地方走，等我好不容易走完长约20米的路，再看看自己的鞋底，全是泥！ 局长大人开始作报告了。他从十二大把教育作为三大战略重点讲起，讲到省、市做出什么决定支持办教育，讲到市里的教育投资有多少，洋洋洒洒，一点也不切合我们的实际。 之后又讲到广州市中学的教师已经超编了700多人，而农村的教师却少得可怜。面临毕业分配的我们，当然能体会他讲这些话的含义，这绝不是一般的情况介绍！ 局长大人还讲了当教师要具备的11个条件，并诸条解释，旁征博引，令人厌烦。殊不知，这些东西我们在学教育学时都学过，难道我们读了四年师范，连当一个老师要具备的条件还不知道？局长大人是小看人呢还是没话找话说？ 时间已过了5点，报告已做了两个多小时了，会场吵得不得了，像趁墟一样。莫怪我们大学生不讲文明，我们是在用讲话（窃窃私语）逼局长大人下台，也许他看到我们这么吵闹，就会没心机讲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回家喂肚子了。哪想到，也许为了惩罚我们，他反倒越讲越来劲了。于是有人来了这样一招——会场上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开始很大声，慢慢变得小声。谁都知道，只有报告人做完报告，我们才能鼓掌，我们这样做，是用掌声对局长表示抗议，催促他赶快下台。 局长停止了讲话，沉默了几分钟后之后他说：“你们这样也太不像话了，你们这样怎么像大学生呢？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他真的发怒了，发怒之后，又像没事似的接着往下讲，只是讲的内容明显简略了。 他终于讲完了，局长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了 台正中位置，坐到院长原先坐的座位上，院长到了话筒前，无非是肯定局长作的报告是生动的、精彩的，感谢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们作了如此精彩的报告。天知道精彩在何处！最后院长说道：“在会议后期，在我们中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是很不应该的，这事发生在文明礼貌月中，发生在大学生中，就更不应该了，在这里，我代表学院党委向局长表示歉意。”院长带头鼓掌，我们也鼓掌——难道能用掌声来表示歉意吗？局长从座位上站起来，面向我们，做出个不用道歉的手势，嘴上说：“开会应该安静些，我们是在讨论问题嘛。”然后他也鼓掌。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很宽厚，原谅我们了，实际上可能心里并没有原谅我们。 当我们听报告听得实在不耐烦、听得死去活来时，我旁边一个女同学大骂道：“龅牙公，还不下来？”登时把我们逗笑了。 我还以为今天的报告与我们毕业分配有关，这才“不远万里”跑来“侧耳聆听”，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套话连篇、拖沓的报告，我大叫早知不来还好。身为教师出身的教育局长，居然不了解听众的心理特点，说话也不看对象，怎么得了。 （3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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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57.论文初稿写得死去活来，爬上天南第一峰 1984年3月23日（星期五） 似乎无事可记。 还有一周就要交论文提纲了，可我的脑袋依然空空如也。该怎样评价张洁作品的思想性呢？我这人最怕评论“思想”，中文系的学生写论文时都想极力回避评论某人的思想性，我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本人哪敢违背教授的旨意？如果说到张洁作品的艺术性，我倒深有体会，随便就可以列出几条，并举例来说明，可一提到思想性，我便无能为力。 穗如叫我晒的相片全都取回来了，这是他们毕业之前的最后一次合影，照的真不错，我很羡慕他们。说实话，现在已没有心机学习了，连最重要的毕业论文我也不想管，多想去看电影，去玩，去和我的好友们合影留念，别看我们现在朝夕相处，三个月以后，我们将天各一方，那时要见面就难了，只有靠照片，回忆我们相处的日子。也许，现在看来不太美好的大学生活，到了那时，就会成为美好的一页。人就是很奇怪，得到的东西不觉得珍贵，一旦失去了，你才体会到它的珍贵。 苦读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这样的大学生活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留待毕业以后再回答，恐怕答案会更有说服力。 1984年3月24日（星期六） 连续三节课上了“当代外国文学评价”，因为是教授讲课，而且是头一次上这门课，我们的精神都比较集中，有种新鲜感。讲课过程中，教授列举的外国当代作品，我没读过，甚至连听也没听过。 这门课是选修课，我决定学，因为我想了解当代外国小说，了解一下现代派的作品，将来到了工作岗位，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等有人问我现代派的有关问题时，不至于哑口无言。 1984年3月25日（星期日） 母亲明天要去郊区学习，她把米、饭菜票等都买好了，甚至把明天吃的青菜也买好了，还告诉我们哪里有熟花生，中午放学回来肚子饿了就可以吃。还说了些“弟弟要好好学习，多看些课外书”等等杂七杂八的话。母爱毕竟是伟大的，尽管这种爱表现得还不是很强烈，但通过一些细小的事情已经表现出来了，我还是非常珍惜这种感情的。 我终于决定动笔写论文了。殊不知，我一决定干这件事时，就体会到多么艰难。今天，除了吃饭、上厕所的时间外，我整整坐了一天，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奋战了一天，终于写出了五六千字。我的脑袋都疼了，亲身体会到写论文的难处和苦处。剩下的一半，力争明天把它写完，也许到了明天，我会长长松了一口气。今天我要美美地睡一觉。 1984年3月26日（星期一） 我总以为，青年人是最怕寂寞的，只要一感到寂寞，我会啥事也不想干。可我没想到，老年人更怕寂寞，只不过老年人更多的是默默地忍受寂寞。 我的祖母总是孤独地坐在一张藤椅上，无言无语，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是安详的，但她的心里会感到寂寞。于是她坐不住了，便去喂鸡（明明刚刚喂过鸡），然后去外面扫地，地上只有几片落叶，水沟经过雨水的冲刷，显得很干净，然后又回到家里洗菜，可是现在离煮饭的时间还早着呢。她把该洗的菜洗好，放在一个盘子里，用东西盖着，免得脏东西进去。所有这一切都干完了，尽管她干得很细致，可是还是很快就干完了，她又回到她坐的那张藤椅上…… 人在无事可干时就会想入非非，老年人爱回忆过去，我看她也不例外。她大概想起她在老家所做的一切，她的忧伤，她不辞辛苦地干活，或者想到她的儿子、孙子和孙女……这时她的眼睛呆呆地盯着某个地方，外表看不出她内心感情的激荡。她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寂寞，便来到我的房间，走上一圈，找一些啰啰嗦嗦的话题来同我说话。比如：“今天是老历几号？”“早上那个人告诉我，她家的乌鸡昨晚被人偷去了。”“你阿妈去哪里学习？”……可惨的是这些话她从来不一口气问完，而是隔五分钟、十分钟来问我一次，一次只问一个问题，一次只讲一件事给我听，是吊胃口还是怎么啦，可惜我没有这样的胃口，她这样做大大打断了、打乱了我的思路，使我的思维近乎停止，无论如何也很难集中精力。老人啊老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责备你。 论文初稿总算完成，写得我死去活来。 1984年3月27日（星期二） 广州市要搞几个雕塑之类的艺术品，要求团员捐款，凡是捐1.5元以上的发一个纪念章。据我所知，没有人捐1.5元以上的。我们这些消费者哪有那么多钱？何况又到了月底，伙食费没发，又不好意思问父母要钱。都长这么大了，还得父母来养，心里不好受呀。我捐了两毛钱，聊表心意而已。 很久没收到同学的来信了，他们人大心大恐怕早已把我这个还未走向社会的同学忘记了，我有什么权力指责他们？ 将近一个月没有收到妹妹的来信了，今天给她寄了40元，并在汇款单的附言一栏中写道：“久未收到来信，甚为惦念。” 1984年3月29日（星期四） 今天全班到白云山植树。 植树的地点叫能仁寺。这里可能是荒山，地势很陡，有很多荆棘，这里原本没有路，但经过我们践踏之后，好歹有了条险路。 由于组织工作做得很差，九点半才开始干活。我们先把垃圾装进大塑料袋了，这堆垃圾可能是前几个世纪的，反正脏不溜秋，锄头一下去，臭不可闻，而且还热气腾腾的，就像一股臭浪直冲入鼻孔，简直想吐了！ 我还以为一棵树放3斤肥，放的是化肥，没想到这种肥，比臭咸鱼的味道还难闻。接着全组下山，沿着原先挖好的树坑，倒3斤肥，再扒些泥土进去，泥土和肥料加在一起有30公分高，谁也想不到我们走路是多么艰难！下过雨的地上，泥还是湿的，石头、脏东西遍布在地上，最可怕的是我们还要披荆斩棘地当开路先锋，那些刺，稍不留意就会划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简直成了泥巴脚，看得见泥巴看不见脚；整个人不敢直立行走，必须半蹲半坐才能保持平衡，不至于滑下去。我童年经常爬山、下山，也没走过这么难的路。把第一步的工作做完了，才去领树苗。又过了半小时，我们实在饿得没有劲种树了，恰好面包来了，我们终于能吃面包了，肚子是真的饿坏了。 我们边吃饭边开玩笑，把同组的一位男同学奚落得无地自容。他任由我们奚落，无话可说，看他的表情，也是怪不好意思的。因为我们女生你一言、我一语地数落他，说着这样一些话：“你的媳妇在家守空房守了四年，等着你回去呢！”又说他有好几房媳妇，让他把最宠爱的那一个带到学校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开这样的玩笑确实不太合适，我没有介入，只是很开心地大笑不止。 我们爬上了天南第一峰，等我们玩够了下来的时候，有的组已经开始干起来了，有的组快干完了。我们累极了，我只种了两棵树，便和女同学坐在一块唱起歌来。倒是三个男同学特别卖力，他们种了很多棵树。我想不到的是，原来很不积极的“答尔丢夫”今天干的特别欢。我便说：“今天某某某怎么这么卖力？”大家全都笑了。 最要命的是给树浇水。别的组已经干完了，他们大为生气地来帮助我们，把水提来了，我们要把水提下去，步子踉踉跄跄，水也很容易从桶里洒出来。把半桶水拎下去是很吃力的……所有这一切，本来可以一个步骤干完的，即边施肥、边种、边浇水，就是因为组织工作实在太差了，把我们害得真惨，我可受不了这样的折腾。 “路透社”抓紧时间充分地进行着自我表现，眼看离毕业很近了，于是她不失时机地在我们面前表现着自己，想让我们都记住她。是的，我会记住她的，并不是因为她学习或工作特别好，而是因为她是我们班最造作的人，凭着这个特点，我至少可以记住她十年。 植树回到家，书桌上放着 ，一看便知是编辑部的退稿信。看信后才知，编辑说我的作品“没新意，语言不够精炼，议论过多。”简直等于枪毙！你想这还有什么修改价值？“没新意”到底是指题材不新还是指立意不新？谁又愿意看没有新意的作品？于是我决定再也不管这篇东西了，只把它锁在抽屉了，让它成为历史吧，现在最要紧的是论文，论文！ （当年的退稿信，编辑手写的，很难得。日记图片丑小鸭那张） 让我不好意思的是，弟弟因为好奇心重，居然中午时就拆了我的信，更惨的是，李叔叔和刘阿姨都知道了，据说还看了我的稿子，真尴尬！所以，弟弟一回家就对我说：“看到桌上那封信没？真惨，给退回来了。”我并不觉得惨，因为早已料到！弟弟真好笑，他看完退稿信后，居然又把信封起来了，怪不得我拆信时，发觉信封有些异样，我已经怀疑有人拆了我的信又封回去，没想到竟是他。 （3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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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58.男性雌化大有人在，《争鸣作品集》不给出版了 1984年3月30日（星期五） 同桌告诉我，三个男同学和她争论这样一个问题：男同学说，女的就是不如男的。 同桌非常气愤地说：“你们拿出证据来。” 他们拿不出证据，其中一个男生哈哈大笑，不再争论下去了。 第二个男生非常不服气，没有论据，他也在那里嘀嘀咕咕。 第三个男生说：“你们女的就是长了一双巧嘴。”他自己不会说话，大概十分羡慕我们女的有一张巧嘴。 凭什么说我们女的不如男的？真是太小瞧人了，别看你们现在说得那么响，到时还不是个个跪倒在姑娘的石榴裙下，死乞白赖地求爱？！在我看来，跪倒在姑娘脚下的男性，根本不是真正的男子汉！如果我是男的，当我爱的姑娘拒绝我的爱情时，我立刻走开，绝不会死皮赖脸地去求她。也许，在有的姑娘看来，有大小伙子跪在她脚下，她们会感到自豪无比，可我并不那样看，我佩服那种真正的男子汉！可是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男性雌化的大有人在，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 在我们班，我已经知道有三四个女同学的男朋友都比她们小二三岁，我感到这世道真的在变了，姑娘们都要找比自己大二三岁的的小伙子当男朋友的传统似乎被打破。女性的思想在解放，再也不拘于年龄的界限，好像是在追求真正的爱情了。可是顾此失彼，她们忘记了两性之间生理条件的差异，忘记了女性比男性衰老得快，假如再过几年，当女的年老色衰的时候，男方会嫌弃吗？会抛开你另找一个妙龄女郎吗？假使我找男朋友，绝不会找一个比我小的，请别以为这是本人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我认为某些传统观念是正确的，是有科学依据的，不能一谈到传统就以为是坏东西，传统也有精华和糟粕嘛。 早上回到课室，坐在座位上已经很久了，坐在我后面的男同学叫了我一声，我答应了，以为他有什么事找我，想转过头去，他却对我说了句：“张某某，早上好！” 我对同桌笑了笑，说：“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我回到课室很久了，到现在才来向我问好。” 同桌说：“是的，人家钟某某很有礼貌的。” 那男生就对我的同桌说：“本来张某某更有礼貌，就是跟你们学坏了。” 这时我真想反驳他：“本来钟某某很没礼貌，见到我呀，别说打招呼，而是把头拧过去，装着没看见，后来，他的几房媳妇轮番对他进行再教育，他才变得比较有礼貌了。”我想用这几句话让他回忆昨天的那场玩笑，让他牢记昨天那副尴尬相，可因为课室里人太多，我没好意思说出口。如果明天早上他还那样干的话，我一定要“晒晒”他，让他领教一下我的巧嘴。 1984年3月31日（星期六） 今天是文明礼貌月的最后一天，坐在我后面的男同学把他已经看完的《广州日报》递给一位女同学，这位女同学接过报纸后，顺口说了一声“谢谢。”我后面那个男生大为不解：“怎么一个个都变得这么有礼貌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么这个文明礼貌月岂不是卓有成效？ 弟弟把电视机的天线弄断了，他非常害怕，不敢告诉爸爸。 我对他说：“你主动把这事告诉爸爸，他肯定不会骂你。” 他哭了，拿起一本儿童读物翻着，其实他根本看不进去。 过了一会，他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帮我讲吧，求求你。” 我说：“这怎么行呢？” 他说我这么坏。然后他睡觉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个劲地叹气。我知道他根本睡不着，他在惴惴不安，担心会受到父母的斥责。 我说：“你要是早点告诉父母，你就可以早些卸掉这个包袱，好安心睡觉。”他还是不敢说。 父亲关掉了电视机，这时，父亲自己发现了这个秘密，走进来对弟弟说：“你把电视机的天线都搞断了，不要乱拔嘛。” 弟弟小声嘀咕：“我没有乱拔。” 我插言道：“他正为这事惴惴不安，睡不着觉呢。” 爸爸安慰道：“断了就断了，那有什么办法，好好睡觉吧。” 弟弟身上的大包袱总算卸掉了，很快进入梦乡。 母亲从地校回来了，她是去地校学习，回来过周末的。我发现，只要她在，她那个狠的声音就不会消失。 因为返潮，厨房的水泥地很湿，当阿婆拿起锅盖，锅盖上的水蒸气变成水滴滴落在地上。 “你的眼睛看不看呀，这地板本来就够湿的了，看到我的心就烦。”这是母亲的嗓门，她如果吵起架来，骂起人来嗓门是特别大的，比平时讲话的声音要大十倍，令人可怕的嗓门！我的心也很烦，真不知她哪里来的邪火，一回来就发脾气，我们成了她的出气筒。很多事情明明可以心平气和地说，同一句话用不同的语调、声调说出来，效果是极不相同的。母亲似乎不懂这一点，也许是因为她的脾气太暴躁了，一碰到一点不顺心就大发雷霆，简直有失自己的身份，我也受不了这样的空气。 1984年4月1日（星期日） 我们现在很忙，除了要学六门功课之外，还得准备毕业论文。据我所知，没有一所大学到了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居然还要开六门功课的。我们极为不满，便到系里告状，甚至告到院长那里，强烈要求裁剪课程，给我们时间准备论文。经过多方交涉，系里才决定两门选修课不考试，课程却一概不裁剪，我们的目的并未达到，只能要求任课老师讲课时精炼一点。 今天苦战了一天，才把论文的详细提纲列好了，因为明天要交了。你都不知道我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的——打桩机在距我七八米远的地方整日歌唱，搅拌机在距我十米远的地方吵着，还有锯木头的声音撕心裂肺，一切的噪音都那样难听，我差点没被吵死。就这样，我写写停停，有时刚想到一个论点，就被打桩机砸下来的声音吓跑了，这样我又得苦苦寻觅那个不知跑到哪里去的论点！ 我也知道，成绩单上的分数只在毕业分配时有点用处，一到了工作岗位，谁也不会注意到你的考试成绩如何，主要是看你的工作能力和表现。作为个人，我当然希望能写点东西，可是去哪里找时间呢？现在没时间，几个月后到了工作岗位，从事我讨厌的职业的时候，把一个班的学生交给我，够令我操心的了，我又从哪里挤时间？这是一。另外，我还认为，创作是一件艰苦的劳动，它必须具备生活、思想和技巧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所以我想等自己的生活阅历丰富一些时，尽量挤出时间从事我喜爱的事情。 1984年4月3日（星期二） 学习委员告诉我，上学期末订的《争鸣作品集》一书不给出版了，编写此书的大专院校把订书款都退回来了。此事我很有感慨。近年来，当代文学出现了许多值得争议的作品，这些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某院校为了大家方便起见，把这些有争议的作品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这是好事，订书单上写着，只要一收到款就立刻寄书，这说明此书已经印刷好了，殊不知上头不准发行。简直是浪费，是慷国家之慨的表现。为什么怕争议？为什么不让别人争论作品？是怕社会主义制度遭到否定，还是别的什么。我觉得中国的文艺政策不够好，既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作家“放”出来了，为什么就不让人们“争鸣”？这是很奇怪的。其实上头根本无需担心这担心那，应该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问题只有越辩越明。 团支委利用课间操开了个小会，由支书传达系总支开会的会议精神，得知我们班的四位申请人，已有三人在总支会议上被同意发展为团员，剩下一名男同学因为学习成绩不够好（据说有两科不及格）被刷下来了。这使我们非常难办，这位男同学又会怎么想，四个人一块申请，为什么单单刷下了我一个？我们又该怎样做工作，使他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经受住团组织的考验。据说，系总支书记，我班团支书、介绍人都准备找他谈话，这就好了，此事让他们去处理吧，我这个组织委员就不插手了。今天的小会还决定，下周举行通表会，这个差事当然应该由我来干。可是时隔多年，我已经忘记通表会的程序了，应抓紧时间问一问。下周的通表会是我上大学以来主持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表会，可千万别出洋相了。 东方歌舞团来广州演出了，我真想去看，可是没人帮我买票，更没人请我看，真沮丧，你不知道，我盼东方歌舞团盼了多久，这回来了，我又没票，听同学说，本月20日的票都卖完了，差点没把我吓晕过去。真是盛况空前。 （30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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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58.男性雌化大有人在，《争鸣作品集》不给出版了 1984年3月30日（星期五） 同桌告诉我，三个男同学和她争论这样一个问题：男同学说，女的就是不如男的。 同桌非常气愤地说：“你们拿出证据来。” 他们拿不出证据，其中一个男生哈哈大笑，不再争论下去了。 第二个男生非常不服气，没有论据，他也在那里嘀嘀咕咕。 第三个男生说：“你们女的就是长了一双巧嘴。”他自己不会说话，大概十分羡慕我们女的有一张巧嘴。 凭什么说我们女的不如男的？真是太小瞧人了，别看你们现在说得那么响，到时还不是个个跪倒在姑娘的石榴裙下，死乞白赖地求爱？！在我看来，跪倒在姑娘脚下的男性，根本不是真正的男子汉！如果我是男的，当我爱的姑娘拒绝我的爱情时，我立刻走开，绝不会死皮赖脸地去求她。也许，在有的姑娘看来，有大小伙子跪在她脚下，她们会感到自豪无比，可我并不那样看，我佩服那种真正的男子汉！可是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男性雌化的大有人在，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 在我们班，我已经知道有三四个女同学的男朋友都比她们小二三岁，我感到这世道真的在变了，姑娘们都要找比自己大二三岁的的小伙子当男朋友的传统似乎被打破。女性的思想在解放，再也不拘于年龄的界限，好像是在追求真正的爱情了。可是顾此失彼，她们忘记了两性之间生理条件的差异，忘记了女性比男性衰老得快，假如再过几年，当女的年老色衰的时候，男方会嫌弃吗？会抛开你另找一个妙龄女郎吗？假使我找男朋友，绝不会找一个比我小的，请别以为这是本人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我认为某些传统观念是正确的，是有科学依据的，不能一谈到传统就以为是坏东西，传统也有精华和糟粕嘛。 早上回到课室，坐在座位上已经很久了，坐在我后面的男同学叫了我一声，我答应了，以为他有什么事找我，想转过头去，他却对我说了句：“张某某，早上好！” 我对同桌笑了笑，说：“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我回到课室很久了，到现在才来向我问好。” 同桌说：“是的，人家钟某某很有礼貌的。” 那男生就对我的同桌说：“本来张某某更有礼貌，就是跟你们学坏了。” 这时我真想反驳他：“本来钟某某很没礼貌，见到我呀，别说打招呼，而是把头拧过去，装着没看见，后来，他的几房媳妇轮番对他进行再教育，他才变得比较有礼貌了。”我想用这几句话让他回忆昨天的那场玩笑，让他牢记昨天那副尴尬相，可因为课室里人太多，我没好意思说出口。如果明天早上他还那样干的话，我一定要“晒晒”他，让他领教一下我的巧嘴。 1984年3月31日（星期六） 今天是文明礼貌月的最后一天，坐在我后面的男同学把他已经看完的《广州日报》递给一位女同学，这位女同学接过报纸后，顺口说了一声“谢谢。”我后面那个男生大为不解：“怎么一个个都变得这么有礼貌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么这个文明礼貌月岂不是卓有成效？ 弟弟把电视机的天线弄断了，他非常害怕，不敢告诉爸爸。 我对他说：“你主动把这事告诉爸爸，他肯定不会骂你。” 他哭了，拿起一本儿童读物翻着，其实他根本看不进去。 过了一会，他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帮我讲吧，求求你。” 我说：“这怎么行呢？” 他说我这么坏。然后他睡觉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个劲地叹气。我知道他根本睡不着，他在惴惴不安，担心会受到父母的斥责。 我说：“你要是早点告诉父母，你就可以早些卸掉这个包袱，好安心睡觉。”他还是不敢说。 父亲关掉了电视机，这时，父亲自己发现了这个秘密，走进来对弟弟说：“你把电视机的天线都搞断了，不要乱拔嘛。” 弟弟小声嘀咕：“我没有乱拔。” 我插言道：“他正为这事惴惴不安，睡不着觉呢。” 爸爸安慰道：“断了就断了，那有什么办法，好好睡觉吧。” 弟弟身上的大包袱总算卸掉了，很快进入梦乡。 母亲从地校回来了，她是去地校学习，回来过周末的。我发现，只要她在，她那个狠的声音就不会消失。 因为返潮，厨房的水泥地很湿，当阿婆拿起锅盖，锅盖上的水蒸气变成水滴滴落在地上。 “你的眼睛看不看呀，这地板本来就够湿的了，看到我的心就烦。”这是母亲的嗓门，她如果吵起架来，骂起人来嗓门是特别大的，比平时讲话的声音要大十倍，令人可怕的嗓门！我的心也很烦，真不知她哪里来的邪火，一回来就发脾气，我们成了她的出气筒。很多事情明明可以心平气和地说，同一句话用不同的语调、声调说出来，效果是极不相同的。母亲似乎不懂这一点，也许是因为她的脾气太暴躁了，一碰到一点不顺心就大发雷霆，简直有失自己的身份，我也受不了这样的空气。 1984年4月1日（星期日） 我们现在很忙，除了要学六门功课之外，还得准备毕业论文。据我所知，没有一所大学到了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居然还要开六门功课的。我们极为不满，便到系里告状，甚至告到院长那里，强烈要求裁剪课程，给我们时间准备论文。经过多方交涉，系里才决定两门选修课不考试，课程却一概不裁剪，我们的目的并未达到，只能要求任课老师讲课时精炼一点。 今天苦战了一天，才把论文的详细提纲列好了，因为明天要交了。你都不知道我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的——打桩机在距我七八米远的地方整日歌唱，搅拌机在距我十米远的地方吵着，还有锯木头的声音撕心裂肺，一切的噪音都那样难听，我差点没被吵死。就这样，我写写停停，有时刚想到一个论点，就被打桩机砸下来的声音吓跑了，这样我又得苦苦寻觅那个不知跑到哪里去的论点！ 我也知道，成绩单上的分数只在毕业分配时有点用处，一到了工作岗位，谁也不会注意到你的考试成绩如何，主要是看你的工作能力和表现。作为个人，我当然希望能写点东西，可是去哪里找时间呢？现在没时间，几个月后到了工作岗位，从事我讨厌的职业的时候，把一个班的学生交给我，够令我操心的了，我又从哪里挤时间？这是一。另外，我还认为，创作是一件艰苦的劳动，它必须具备生活、思想和技巧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所以我想等自己的生活阅历丰富一些时，尽量挤出时间从事我喜爱的事情。 1984年4月3日（星期二） 学习委员告诉我，上学期末订的《争鸣作品集》一书不给出版了，编写此书的大专院校把订书款都退回来了。此事我很有感慨。近年来，当代文学出现了许多值得争议的作品，这些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某院校为了大家方便起见，把这些有争议的作品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这是好事，订书单上写着，只要一收到款就立刻寄书，这说明此书已经印刷好了，殊不知上头不准发行。简直是浪费，是慷国家之慨的表现。为什么怕争议？为什么不让别人争论作品？是怕社会主义制度遭到否定，还是别的什么。我觉得中国的文艺政策不够好，既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作家“放”出来了，为什么就不让人们“争鸣”？这是很奇怪的。其实上头根本无需担心这担心那，应该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问题只有越辩越明。 团支委利用课间操开了个小会，由支书传达系总支开会的会议精神，得知我们班的四位申请人，已有三人在总支会议上被同意发展为团员，剩下一名男同学因为学习成绩不够好（据说有两科不及格）被刷下来了。这使我们非常难办，这位男同学又会怎么想，四个人一块申请，为什么单单刷下了我一个？我们又该怎样做工作，使他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经受住团组织的考验。据说，系总支书记，我班团支书、介绍人都准备找他谈话，这就好了，此事让他们去处理吧，我这个组织委员就不插手了。今天的小会还决定，下周举行通表会，这个差事当然应该由我来干。可是时隔多年，我已经忘记通表会的程序了，应抓紧时间问一问。下周的通表会是我上大学以来主持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表会，可千万别出洋相了。 东方歌舞团来广州演出了，我真想去看，可是没人帮我买票，更没人请我看，真沮丧，你不知道，我盼东方歌舞团盼了多久，这回来了，我又没票，听同学说，本月20日的票都卖完了，差点没把我吓晕过去。真是盛况空前。 （30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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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59.论文提纲面交方老师，有思想的人往往是痛苦的 1984年4月4日（星期三） 上午，把提纲面交方老师，对他说：“方老师，我觉得写提纲比写论文还难。”方老师哈哈大笑，笑声回荡在办公室的空间。 某某某没有按时交提纲，方老师同意她晚些交，并说：“是要逼一逼才行呀，逼得你自己心里有个底。” 我笑着说：“我就是被你逼出来的。” 方老师又哈哈大笑。 现在，我只等着方老师的意见，但愿我的论文提纲能被他顺利通过，别看他是个副教授，可他没有架子，挺和蔼的，光凭他那豪爽的笑声就知道他是可亲可敬的人。 同桌看到我列的提纲，说：“我真羡慕你，到时往上填就行了。” 她老是在我面前叫苦，说她如何讨厌她那个论题，看了哈代的小说一点感受也没有，担心写不出来等等。我不相信她这一套。我发现，她很会叫冤、叫屈、叫苦，到头来照样写出老师看得上的文章。所以我和她同桌三年，从来不吃她这一套。当她对我说：“张某某，救救我吧！”我毫不客气地回答：“哼，现在还说不上谁救谁呢！”她无话可说了。知道自己发出的怜悯并没有奏效，还用得着再说话吗？ 今天收到妹妹给家里的来信，她要求家里要经常给她去信，不要老是叫姐姐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姐姐不能代表家里。下面是我的复信。 妹妹： 你好！两封来信均已收到，收到上封来信时，正赶着写论文提纲，今天把提纲交上去了，恰好又收到你的第二封来信，所以一并复信。 …… 你所提的要求并不过分，我们努力去做吧。我是家里的一个成员，当然能代表家里——在一定程度上。你似乎想把我从这个家驱逐出去吧——在某种程度上。父亲工作很忙，这你知道，但他忙到什么是程度，你并不明白。除了工作之外（晚上经常要加班），他还得兼顾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比如小姨夫的调动问题，婶婶的工作问题等等，他为这些事操碎了心。顺便说一句，说到小姨夫的调动问题，当然不是一两天的问题，而大Y呢，每封来信都有这样一句‘希望友生加把劲，尽快把小某调到某山’。谁不想快些，可是快得了吗？这固然是出于大Y这个姐姐对妹妹的爱，但顾此失彼，她似乎忘记了一个人的精力究竟有多大，老说那句话难道不让人心烦吗（至少我烦了）？ 尽管父亲很忙，他给你的信也不少吧？他写给你的信都是经我的手寄出的。至于说到母亲嘛，她确实懒得写信，因为她有某种依赖性，而她写起信来的时间特别长。你认为她是因为你过去老是顶撞她，她才不给你写信，这是错误的，父母绝不会记儿女的仇的，唯有极少数孩子会记父母的仇（当然不是我们）。父爱和母爱是最无私的，爱，这就意味着去做。请回忆一下，父母为我们做的还少吗？他们为我们付出的心血还少吗？可我们又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也许有的时候，他们的某些方法有不妥或错误之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爱我们。我们总是过分强调了他们爱我们，再爱一些，可我们却忽视了应该怎样去爱他们，我们往往希望他们为我们考虑得周到些，再周到些，可我们却没有为他们分担些忧愁。实际上，父母都是爱我们的，他们常常在别人面前夸奖你——学习好、懂事、老练……尽管这些夸奖不免带着炫耀的成分，尽管你也许不希望听到这些夸奖，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对你的夸奖是我和小弟得不到的，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爱吗？请别责怪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你来信中的某些不妥之处。 …… 你要收音机，这玩意不好寄，想等有人去武汉时托人带去，如果同宿舍的人有收音机的话，你能否与她们合听一下？家里帮你买了一部录放机，如有人去武汉，是否要给你带去？今天到百货商店看了看，没看到有合适的裤料买，你能否耐心等些时候？如果实在买不到合适的布料，我会买条裤子给你。 …… 我替母亲向你道歉，相信她星期六回来看到你的来信后，会给你写信的。 “乙型脑炎”的流行期过了吗？母亲看了你上封来信后，默默地流泪。全家都为你担心，尽管多数人并没有流泪。 祝 愉快，进步！ 姐姐 1984．4.4晚8:20 1984年4月5日（星期四） 有思想的人，往往是痛苦的，我发觉，有时我自己就很痛苦，究其根源，有许多原因。因为我是学中文的，读过古今中外许多文学名著，于是往往把书中的生活与现实的生活做比较，就会感到由衷的苦恼。我似乎在追求至善至美，而生活又不是或并不全是至善至美的，于是我感到痛苦。 自从上大学以后，家里似乎象丢了个大包袱似的把我甩掉了，我除了在家里吃饭、睡觉、学习之外，好像和这个家没有联系，我做了一个老大应该做的很多事，有些事情明明应该母亲来做，可我也做了，我默默忍受了做一个老大的痛苦，默默地做着这一切，料理着我自己的生活，还要兼顾弟弟妹妹的衣着、生活用品的购买，但却得不到应有的体谅。 尤其是母亲，我用我那仅有的20来块的伙食费，为她分担了多少经济上的忧愁啊。可我做的一切，在她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是她的女儿，因此她一会叫我买这买那，今天给弟弟买些什么，明天又该给妹妹买些什么，好像我身藏有万贯金元，用也用不完。世界上最崇高的母爱我根本没体会到。在我的同学中，有不少当老大的，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我那么惨，在我看来，别人的母亲都比我的母亲好。同学的母亲会这样对她们说：“去买件衣服穿吧”，或者“去买双皮鞋吧”，会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去买必需品，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女穿得漂亮些。 我的母亲是个例外，起码对我是例外的。她决不会给我钱添置衣服，尽管我的衣服仅仅够换，天一潮湿就不敢换衣服。我当然也体谅她在经济上的难处，也从不问她要一分钱。她也从不会对我说：“你去买件衣服穿吧！”有些阿姨曾对母亲说：“给她买条裙子吧，该给小某打扮打扮了。”外人都考虑到的事，母亲从不会为我考虑，也许是考虑到了，但不舍得把钱花在我身上。在我看来，只有妹妹和弟弟的衣着，她才肯花钱，难道我不是她的女儿？想当初我上大学时，没有给我做一件新衣服，我穿的是中学生时代的布衣服迈进大学门槛的。妹妹上大学时，却为她做了四五件新衣服。我当然无权指责，只是心中充满怨艾。弟弟妹妹都有妈妈，而我好像成了没娘的孩子！我自己的生活用品、衣着鞋袜，全是用我自己的伙食费买的。只有父亲，也许因为他也是老大的缘故，颇能体谅我，他偶尔会帮我买衣服，当然有我的就会有弟弟妹妹的（有时也是有弟弟妹妹的，却没有我的，我并不计较）。爸爸在许多方面都比妈妈做得好多了，所以我更喜欢爸爸。 父爱和母爱是不同的，我得到了父爱，却没有得到母爱。过几个月等我工作以后，母亲肯定更不管我了，比现在还不管我，因为那时，我这个包袱就彻底卸掉了，当我可以领工资的时候，天知道她会要我什么东西，到时就不是买小件的了，而是买大件的，因为在她眼里。现在我的20来块已经是用不完的，到时50多块岂不是更有剩余？ 我现在不舍得为自己添置衣服。可我却要用我的伙食费为妹妹买布做衣服，为弟弟买书包、鞋子之类。我存一点点钱，是为了去游览祖国大好河山。 今天帮弟弟买了双凉鞋，样子挺好看，可是太小了，弟弟穿不进去，弟弟在我这个姐姐眼里，一直很小，没想到弟弟的脚这么大。我不想去退，怕麻烦，也很怕别人啰啰嗦嗦说一大堆话，情愿浪费两块钱，也比听别人的奚落好受。 半夜11:10分，我把日记合上了，但并没有合上我的生活、我的心灵，也没有合上我对生活的感受，既然得不到母爱，我也可以自寻其乐。 （28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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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60.伙食费才发已用去10元，“命运裁决”时刻到来 1984年4月6日（星期五） 今天中午，带弟弟去看电影《游侠传奇》。 班里的几个同学都夸弟弟长得漂亮，尤其是金某，讲话总是大惊小怪：“哎呀，你弟弟长得这么漂亮，白白的，男孩子简直没有这么白的。” “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弟弟，你多好呀。” “呀，真漂亮，真好看。”边夸还边问。 王某某更好笑，他专门伸过头来看我弟弟，不看不要紧，一看便大叫：“这么英俊呀！”，把前后左右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弟弟被我的同学们夸得不好意思了，手无足措，直到电影开始了，才帮他解了围。听到别人夸我弟弟，我心里高兴极了，比别人夸我还高兴。 今天的电影还可以，惊险，拍得很逼真，有的画面很美，弟弟说好看得不得了，还想再看一次。 对了，今天的票是王某某帮买的，以前都是我帮他们买票，今天却反过来了，感谢还有人会想到帮我买票。 看了《羊城晚报》报道东方歌舞团的演出盛况，真妒忌那些能观看首场演出的观众，我真想一饱“东方”的风采，可没人帮我买票。如果有人帮我买到票，哪怕是最后一场，我会给她磕头，特想看，电视台怎么不转播？ 1984年4月7日（星期六） 到东山照相馆晒相，我说只晒一张，服务员非要我晒两张，只好从命。 放学路过百货商店，看见货架上有一款浅黄色牙边的短袖衫，真想买一件。可是一想，如果自己买了，不同时给妹妹买一件，似乎过意不去，一下子买两件，又没那么多钱，最后终究没买成。这也算是当老大的难处吧。母亲常叫我给弟弟妹妹买这买那，又从不给我钱，以为我那20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实，她就是真的给我钱，我也不会要的。只是她不会做人，连象征性地给我几块钱都不会，她生怕一给我几块钱，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我才不是那样的人呢！连母亲都不了解我，还有谁了解我？我感到悲哀。俗话说“知儿莫如母”，我根本体会不到，也许在我们家，这句俗语成了“例外”。 伙食费才发了两三天，我已用去10元，除了一本2.5元的书属于我自己之外，其他全都是弟弟妹妹的，实在有点不公平。我还没有参加工作，就要用我仅有的20多元钱负担妹妹的穿着，过几个月我工作后，也许会要我负担妹妹的伙食费了。我能有什么话说？谁让我是长女？是姐姐？长女为父母解决经济上的问题是天经地义的事，姐姐为弟弟妹妹买东西也是理所当然的，有怨言也只能在日记里发发，不能流露出来，一旦流露出来，会遭到某些人的指责。也许有人会说：“你还是姐姐呢，跟妹妹弟弟买点东西都不愿意，你配当姐姐吗？”我自认为我这个姐姐当得够好了，我只是希望父母能体谅我这个长女的苦衷，弟弟妹妹也能明白我这个姐姐的难处，有人体谅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984年4月8日（星期日） 施工队没有施工，真难得，突然安静下来，反而有点不习惯了。人的心理真是奇怪，当某种东西经常使你烦恼时，你会巴不得立刻失去它，而一旦失去了，你又会有些留恋，当然，我是不会留恋这些“建筑交响乐”的。 开始看毛姆的短篇小说，写得真妙，结构严谨，语言精练，情节既曲折动人又合乎情理，往往结局出人意外，耐人寻味。它的哲理是读者们从故事情节中自然而然得出来的，不像某些作者直露说出作品的哲理，这正是毛姆的高明之处。 1984年4月10日（星期二） 晓湘他们的论文提纲已经发下来了，方育华老师挺负责，赶在出差之前就把提纲看完了，还用红笔加了许多评语（眉批、总评）。看了晓湘的提纲，老师给她的评语还不错。她的提纲写得真详细，只要补充一些例子，就可以成为论文了。我的论文提纲还不知如何呢，明天就可以听到方一飞副教授对我进行的“命运审判”了。但愿能通过，上帝保佑，阿门！ 现在真想去玩，去和女友照几张照片留念。问晓湘去不去，她的回答让我失望，她说等到七月份，蔡洁明生日时再一起去她那里玩。我说我等不急，再说七月份已经分配完毕，如果分配结果不好，我哪有心思去玩？所以我极力主张这个星期就去，她又说现在天气不好呢，照相也照不好的。总之她的回答令我失望。假如还有一线光明的话，那就是她说：“你如果没人说话，可以到我家玩，我们谈谈心。”唉！现在我真是闷得慌，憋得慌，并非无事可做，而是有事不想做，懒洋洋的，真希望有人和我交谈。 晚上，我正在看张洁的小说，弟弟看了书名，说：“你就是未来的张洁。”我就是做梦，也没梦见自己成为张洁式的作家，天知道以后会怎样。 人在苦闷的时候，常常会回忆过去。我虽然是在无比幼稚中度过了我的童年，但童年却留给我许多乐趣，童年的梦常在我心中萦绕，它像鸽子飞满天空不会褪色，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不会变质。它美得像一篇晶莹的童话，但毕竟是童话而已。现在看来，我再也不会做与童年相同的梦了，童年的梦境也不会实现了，童话只能是童话，不可能成为现实。我这样说未免太悲观了吧？可我觉得，该悲观时就得悲观，每个人的心不可能永远快乐，有悲观、有快乐，有失望也有希望，这才构成一个复杂的心灵，铸成了我的人格，我的性格。我早就发现自己很容易苦闷，但我的苦闷也很容易过去，我很容易使自己的精神找到平衡，也很容易从生活中感受快乐，少许的快乐，却足以使我抵挡遇到的不幸。作为一名女大学生，而且又会思考，有时也会幻想（这也是一种思考），当这种幻想不可能变成现实时，我会隐隐约约产生一种失落感。现在我似乎产生了一种孤独感。还是多从现实生活中寻找欢乐吧，别忘了我们立足的大地，我们不是宇航员，不是生活在天上，而是好端端地生活在地上！ 1984年4月11日（星期三） “命运裁决”的时刻到来了！第二节下课的铃声一响，我就急匆匆地去找方老师。 方老师对我说：“你的提纲我基本上同意，我担心的是你写得太长，因为你的提纲内容相当丰富，不过不怕，写长了可以压缩，你先写出来吧。” 本来，我就像一只在大海中航行的独木船，生怕一个浪花打来，把我的小船打翻了，现在，我就像一只帆船，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行驶，几乎没有遇到风浪，但是更严峻的还在后头呢！接着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初稿能否得到老师的同意？定稿能否取得好成绩？ 晚上，到铁宫去看电影《复活》。影片最大的特点是忠实于原著，真的，忠实得不能再忠实了，简直是照搬原著，其实完全可以删掉一些次要的，让影片集中些，短一些。整整三个半钟头，看得我有点不耐烦。另一个特点是女主角玛丝洛娃非常漂亮，很有女性的魅力，扮演者抓住了玛丝洛娃的性格特征，用出色的演技再现出来，尤其是她那双眼睛，入木三分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感情，从而突出了人物性格，全片并不好看，只是女主角的扮演者演得非常传神、生动。 1984年4月12日（星期四） 梁同学有癫痫病，这种病不能累，一累就要发作，一发作起来，抽筋抽得很厉害，几个人都架不住她。本来，有这种可怕的病，就该辞掉班干的工作，保住身体要紧。可她不，依然为集邮展览等等事情奔忙。等邮展的事情办妥了，她的病又发作了，在家躺了两天。回校后，脚一瘸一拐的，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是抽筋抽得太厉害所导致的。我很同情她。她实在是太热情了，热情得可以不顾病体，如果把她的热情分一半给我，我就满足了。我现在就是太冷淡了，对班里的事情看不惯，也不想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这种状况，只是怀着一颗高傲、冷漠的心，持观望态度，认为做到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就行了，而没有想到该如何去做。我说过，我现在已毫无热情，也许到了工作岗位，过去的那种热情会重现。但愿如此吧！在我看来，没有热情，只有冷漠，就很容易产生痛苦、忧郁的心情，因为你会发现自己和周围人格格不入，就会使自己显得孤单。如果在大学里，没有几个女友，我会觉得极其孤单。 金同学告诉我，她的论文提纲被肖教授否定了，于是她把教授狠狠地奚落了一番，什么主观，容不下不同意见，正统等等，并说自己没有心机写了，心理已经产生危机了，到时别人的论文能得90分，“我的只能得70分，亏极了”。有些人很善于从客观条件上去寻找失误的原因，而忘却了从主观条件上寻找失误的原因，她好像就属于这种人。（3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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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61. 美朮比音乐还难懂，入团通表会有“艺术” 1984年4月13日（星期五） 下午，美术学院的徐坚白教授给我们讲美术欣赏课。她讲话不精炼，杂七杂八地讲了一大堆，扯远了又很难收回来，不过真是能讲。我都坐累了，小部分人已提前退场，她还在讲…… 我带了个活页夹，本想记些笔记，可终究只记了几个字。没办法。我好像觉得，美术比音乐还难懂。本人对美术有爱好，但不怎么会欣赏，表面上看这确实有矛盾，因为没有家族遗传，家里人中没一个会欣赏绘画艺术的，在这点上，他们连我都不如，我买会几张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当然是明信片而已），有人会指着《大卫》这张雕塑作品说：“你怎么会看中这些画？”他们根本不懂得裸体画，只要能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美的享受，那就是美的，问题在于艺术家怎样表现它，欣赏者怎样欣赏它。 不管如何，听徐教授讲了两个多小时的美术欣赏课，毕竟是有收获的，只不过每个人收获的大小程度不同而已。在我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在我的记忆里，请美术的专家来给我们讲课仅有两次，今天这课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四年，两次，我们太可怜了。 （笔者今日注：2021/927郑同学看了这篇日记后留言，道出来龙去脉：那个学期要交报告文学的作业，因我妈妈认识徐坚白老师，我就和肖燕一起去美院采访她。看了她的油画作品，印象中她喜欢用浓重的棕色，代表作好像是一幅《渔家女》…她们两夫妻和蔼可亲，交谈后我才知道她儿子在我们学院中文系教书，叫谭嘉乐～） 1984年4月14日（星期六） 上午上完两节课，就和女友乘上1路电车，前往高第街，穗如托我到这里买“中国古代诗词”扑克，可我连扑克的影子也没见着。我已经尽力了完不成任务她自然也不会怪我，只是自己觉得太亏，专门跑一趟却没有办成事。 这里的衣服真多，而且也很便宜。到这里来的都是外地人，他们操着家乡口音的普通话同卖东西的人讲价，卖主也用粤式普通话与他们讨价还价，服务态度比国营商店好多了。那些外地人买雨伞是十把十把地买，卖主可赚大钱了。 我和女友没有看中一件衣服，因为那些衣服上的花边布满胸前，对于我们这些未来的教师来来说，花边过多，显然是不合适的，再说，也不符合我们的审美原则。结果别人从高第街走出来时，大包小包、皮包、手提袋都装得鼓鼓的，满载而归，而我们两手空空而归，正像我们赤裸裸来到人间，将来又赤裸裸离去一样。真失望。 我们时常为三个月以后的命运担心了，想起我们从事的工作就愁苦万分，苦不堪言，一再悔恨当初为什么想得如此简单——“只要有书读就行”，现在懊悔不堪为时已晚，我们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了。不，我不甘心，我要做命运的主人，即使我当不了生活的强者，我也要当生活的主人，而决不当生活的奴隶。我们有说不出的苦处，但我绝不退却！ 问杨敏讨了个学院第三届集邮展览的纪念信封，她忍痛割爱，我要给她钱，她执意不收，虽然这个信封只要6分钱，但我体会到同学之间友谊的珍贵，我没有给她钱，但我不能白要同学的东西肯定要给回一点小玩意给她。 1984年4月15日（星期日） 上午，林叔叔带来了 ，是他的孩子写给我的。信中说：“您寄来的《高中数学标准习题集》（上下册）我已收到，粗略翻看了一遍，觉得习题集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对于我学好数学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此，我对你表示感谢（给你找了那么大的麻烦，我有点过意不去），请不要误解我是由于‘过意不去’才对你表示感谢的，我是出于真心的，由衷地感谢……” 我有点诚惶诚恐了，我只干了一件力所能及而又毫不费力的事情，竟让别人这样来感谢我，我担当不起。他称呼我“小某姐”，就连这个称呼，我也感到亲切。还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我。我一直对野外队的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们有很深的感情（只要是他们来我家，我一定步出房门和他们打招呼，别的人可不一定），所以我也很乐意为他们的孩子办事。 中午，林叔叔、老舅以及另一位新疆来客都在我们家吃饭，饭桌上一扫过去那种不苟言笑的空气，变得说话声不断，空气也变得新鲜起来。父亲做的糖醋排骨我吃了很多块，饱极了，也很高兴。 晚上，和丽冰一起去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真是喜从天降，我根本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看这场演出。纪念堂外面，有好几个小青年，手里拿着四五块钱，等退票，有人还好言好语地问“阿妹，有没有票多？” 今晚的演出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好，因为座位太偏了，我只看见演员在唱在跳，看不到他们表情；朱明瑛没有出场，我很失望。郑绪岚的声音非常甜美，年仅17岁的演员程琳唱得也不错，尤其是唱《童年》等少儿歌曲时，很适合她的特点，模仿性较强，在声音的运用方面，气声很重，纯粹是模仿。《龙的传人》的作者侯德健与程琳合作，演唱了他回大陆后创作的两首新歌《新鞋子和旧鞋子》、《今天和明天》。这两首歌是啥玩意？词不美，曲调平平，整首歌好像只有一个调子，居然能算艺术？这两首新歌比《龙的传人》差远了（《龙的传人》很有气势，歌词很美，又有民族风格，有爱国情怀）。舞蹈中我最欣赏《樱》（日本）和《帽子舞》（墨西哥）。前者很有诗意，布景也美，演员们把日本妇女那种温柔以及对樱花的喜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后者生活气息甚浓，可让观众了解墨西哥风情。 今天过得很愉快。 1984年4月16日（星期一） 上午，由我主持召开孙某某、冯某某、邹某某三位同学的入团通表会。照例是入团申请人宣读入团志愿书、介绍人宣读意见，到了举手表决这一项时，我说：“同意某某某加入中国……”我的话还未说完，有些人已经举起了手，我知道每个人都想快点散会。我笑了笑说：“怎么搞的，我还没说完你们就举手了？”团员们都笑了。 我说：“到会29名团员一致通过，某某某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只说到“一”字时，团员们鼓掌通过了，我不得不停止说下去，我笑了。接着是宣读支部意见，最后是对入团申请人提一些希望和要求，这是最尴尬的时候，以往都是这样。 我听见男班长发出他特有的笑声，我灵机一动，也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我便故意冷冷地说道：“张班长，请你先说。”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笑了，然后大家都笑了。 张班长说：“干嘛要我先说？”但他还是站了起来，说了一通很好笑的话。在他说话的过程中，黄某某对她的同桌说：“哎呀，我们的组织委员挺厉害的。”我心里在发笑。 张班长讲完后，又是静场，我不得不站起来说：“大家自由发表意见，要我点名就不好了。”还是没人说话，我不得不点名了，我点了好几个团员的名字，这才打破了僵局。最后我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她们单独提，也可以向支部提，现在散会。” 在校门口和晓湘分手后，独自走回家。心里有些气愤，因为刚才静场时，居然没有一个支委支持我的工作，得要我点名之后，他们才站起来说几句。我明白在五位团支委中，我是最孤单的，另外几个好像都是同心一致，是几个“和事佬”，只有我总与他们唱反调，提出不同意见。本来我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但由于支部内几乎是一人独断专行，另几位只是表面同意（也不排除真的同意），有意见也不敢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显得很孤单。人们居然不敢接受正确的意见，这说明了什么？ 好歹我的组织委员的工作已经到期了，团费也收齐了——我一月份就把半年的团费收齐了，再也不用开通表会了，也许再也不用开支委会，再也不会过组织生活了，只有到了工作岗位，才继续过组织生活。所以对于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了，一切等到了工作岗位再重新开始。 我发觉，开完通表会后，团支书的脸是阴沉沉的，很不高兴，不知我主持会议时哪些地方、哪些话得罪了她。不过我不怕，支持我的人在团员中占多数，我自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一切似乎都应该结束了。 母亲拿了两个苹果，一个给弟弟，另一个我和她分而吃之，没有给父亲，也没有给阿婆。如果是我，我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东西只有全家分着吃，才吃得快乐。 过了大约半小时，父亲拿了一个橙子、一个苹果，把苹果一分为二，给了一半母亲，母亲居然不动声色地吃了下去，不知她心里怎么想。父亲把橙子一分为四，同样给了母亲一块，她也吃了。父母前后的所作所为，令我气愤又心酸。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家庭中夫妻双方要互敬互爱，丈夫要体贴妻子，妻子同样要用自己的心温暖丈夫的心。父亲做到了，母亲对父亲呢，就别要求温暖了，连一般的体贴似乎都没有，真令人寒心。因为我是女性，往往一缕清风，一点细雨都会掀起内心的轩然大波，所以我把很小的事都记在日记里，从细小的事情里，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灵魂，还因为我是女性，所以对于女性做的错事，我会更加心痛，也更加愤怒。我真希望中国所有的女性都成为真正的女性——不但要在事业上有所造就，而且也要当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这个希望确实太虚幻了，世上很少女性能做到上面说的“四好”，能做到两三好已经不错了，母亲做到了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 由小小的苹果事件，竟让我发了那么多议论，我想的是不是多了点？ （3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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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63.头一次看到这样的信，头一次天天跑医院 1984年4月29日（星期日） 收到丽冰的回信，信的开头写道：“信收到，看后真的要谢谢你，我是把你当做妹妹，但我这个姐姐是很不如你这个妹妹的。让我们像亲姐妹那样永远亲密。”最后一句是“祝我的妹妹有好的前景！” 头一次看到这样的信，头一次有人把我当做妹妹，我不禁愕然。因为我是老大，当惯了姐姐，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当谁的妹妹。既然我的女友把我当做妹妹，我就认了吧。说心里话，我还真希望有个姐姐呢！既然她说“让我们像亲姐妹那样永远亲密”，那就永远亲密吧！这点我很容易做到。下面该轮到我以妹妹的身份提要求了，回信应该这样写：“既然我们是姐妹，那么我们就不要保守任何秘密，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和我说，我有什么心事也会告诉你。我们将一块分享对方的幸福、快乐、痛苦和忧伤，我们将像姐妹那样并肩走向未来。即使人在千里之外，心却永远相通。既然我们是姐妹，你根本就不用还那两块钱，妹妹支援姐姐两元钱，根本不是为了要姐姐还，如果你一定要还，就不是我的姐姐，你能做到以上这些吗？”说实话，以上说的，本人也未必做得到。就拿“不要保守任何秘密”这条来说吧，我就做不到，姐姐和妹妹，各人有各人心里的秘密，这些秘密可以隐藏在心底，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做不到这条，丽冰也做不到这一点。我的要求恐怕太高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为何要求别人做到呢？ 课间十分钟，我们谈起了电影演员，因为手头有一本《上影画报》。 迟志强因为犯流氓罪被捕，他是流氓集团的一个成员，正在广州拍电影时，被南京市公安局抓住了，不知是真是假。 张铁林又是如何有才华，同时考上了电影学院和中央美院，他选择了电影学院。我说：“如果是我，我就选美术学院。”这是个真正有才华的演员。 沈丹萍在《夜上海》中，演的是如何出色等。我们甚至议论到了演员们的穿着打扮，把某些演员穿的衣服大大奚落了一番，贬得一钱不值。学中文的，嘴皮子特别厉害，我自己都发觉，经过大学四年我的嘴也变得厉害了，有时也不饶人了，这没什么不好的。 晚上看《万紫千红?庆祝五一文艺晚会》，里面有一个节目是音乐茶座歌手李华勇演唱的《青春进行曲》。我看不惯他的台风，全是模仿港台那些不太高明的演员的，身子前后左右来回摇摆，腿也在不停摆动，我给他的评价是，他的台风和他唱的歌的内容（歌词）不符合，像他那种台风，演唱那些软绵绵的歌曲还差不多，唱进行曲就显得不协调了。 1984年4月30日（星期一） 弟弟和他两个伙伴约好今天去广州图书馆看书，父母都叫他不要去，他不答应，说是已经约好的，不能失约。这倒有点像我。 今天一大早，他就爬起来了，还责怪我不早点叫他。他用水就了几块饼干吃。我给了他钱和粮票，让他到外面买个面包吃。临走时我叮嘱他要小心些，他这样回答我：“我会活着回来的。”让人哭笑不得。我从弟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长有短的影子。 1984年5月1日（星期二） 今天去看电影《雷雨》，没想不到在电影院门口碰到了赖同学。 上一场电影还没散，我在想着我那篇论文，后面有人叫了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才知是赖同学。 他穿过人群，走到我面前，问我：“从哪搞到的票？” 我说：“我妈妈单位包场，我还怀疑你从哪里搞到的票。” “我们报社包场。”他说。 怎么这么巧？ “昨天有一场《女侦探》看了没有？” “没有” 于是他滔滔不绝讲着女侦探，那个编导如何如何，用的手法很妙，那个女侦探又如何如何等等，我只有点头的份。 接着他又讲了论文的问题，说他可能明年就要毕业，没想到那么早就要准备论文了。他想看看我的论文，参考参考，我说可以，正好也让他给我的论文提点意见。 他还告诉我，他想选“屈原和但丁”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说出我的看法：“论题范围太大了，很难写”，并说如果他写这个论题，那么我的论文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他又说想问我借《名作欣赏》，因为这些时候他看的都是杂七杂八的书，真正的文学名著看的较少。我很爽快地说“你自己来拿就行。” 除了这些，我们还谈到中学同学聚餐的问题。 该谈谈电影《雷雨》了。拍得不错，周公馆的布景很逼真，演员们演得也不错，孙道临饰演的周朴园很好地把握住这个人物专横、阴险而又虚伪的特点。顾永菲饰演的蘩漪也演得不错。影片较忠实于原著，只做了小小的改动。即是，剧本中的周萍好像没有带着一条狗，而电影加多了这个细节，后来狗被电死了，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人来修一下断了的电线，结果四凤和周冲双双被电死，两个无辜、单纯的青年人被夺去了生命。影片中多加了一条狗，似乎更好地表现了周萍百无聊赖的生活。影片的色调比较阴沉，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影片最终是以悲剧结局。 1984年5月2日（星期三） 把论文初稿交上去了，这一个星期可以松口气了，下星期的今天又该听命运的裁决了。 方老师给我们讲小说《公开的内参》，他突然问道：“你们上大学四年，同学之间有没有真挚的友谊？” 男班长说：“男女同学之间可以有友情，但是男女之间的友情不是发展为爱情，便是走向死亡。”他的论据是，男女同学之间有通信往来，如果任何一方结婚，那么原先的友情就死亡，也不可能与男（女）方保持通信联系了。 我觉得他的观点十分偏激，在我看来并不是那样，男女同学之间的友情会发展成为爱情，友情和爱情之间只隔着一层纸，轻轻一捅就会破，于是便从友情这一端跨向爱情那一端。但是，如果这种友情不能发展成为爱情，比如对方已经结婚，那么同样可以保持纯洁的友情。只是这种时候，这种友情就必须慎重，免得让人误会，另一方也绝不能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破坏对方的家庭生活，否则，那就是不道德的，友情也就消失了。 方老师说：我现在撇开男女之间的友情，我只问，男同学和男同学之间，女同学和女同学之间有没有真挚的友谊？男班长说：“还是有的。”方老师认为没有。他说他只在解放前或是在大学念书时才有真挚的友情，以后就没有了，也许是被运动搞怕了。这个问题我倒同意男班长的意见，我们同学之间还是有真挚的友情的，只是少得可怜。由于种种原因，大学时代的友情不同于中学时代的友情，也许因为年龄大些，成熟些，各人有各人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宁愿留在日记本里，也不愿轻易向自己的朋友诉说，所以大学时代的友情就或多或少带点水分，但并不意味着真挚的友情不存在。 今天看了李叔叔写给爸爸的信，得知我想去深圳报社的事已经无望了。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早已料到了，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失望是有的，但只是一点点而已。我们这些师范生，要改行何其难。这怪我当初错走了一步，造成莫大的后悔，幸运的人总是幸运的，而不幸的人总是不幸的，我就属于这不幸的人中的一个，似乎注定我将来不幸的命运。 1984年5月3日（星期四） 弟弟因急性阑尾炎住进了中山一院。中午我从医院的后门溜了进去，数不清问了多少人，好不容易才找到弟弟住的病房。 见到弟弟时，他精神还可以，对着我笑了笑，那是无可奈何地笑。还说：“真惨！” 我把带来的饭给妈妈吃了，病床旁边只有一张凳子，母女俩只能轮流坐。弟弟发着高烧还不能动手术。说到动手术，他很害怕，我们尽力安慰他。 下午两点半，医生给他打镇静剂，用棉花签给他洗干净肚脐，便推着他进了四楼的手术室。我们只能在手术室门外等着。过了十来分钟，一个医生出来说：现在他还在发高烧，要等体温降下来才能做手术。我们站着等了很久、将近4点，我先回家做饭，饭煮好时，母亲回来了，只留父亲一人守着，此时已是5点多了，弟弟还在发高烧。 吃了晚饭，我和母亲拿了些必备品又去医院了，一直等到7点多，弟弟才被医生推出了手术室。他睡着了，也许是打了麻药，昏昏沉沉的。这时，我发现他原来白皙的脸已经变黄了。又等了很久，弟弟还没有醒来，我想跟他说句话都不行。父亲叫我们回家，他在这里守夜，明天早晨母亲来替换父亲，我明天中午去替换母亲。 1984年5月4日（星期五） 上午到桂花岗听作家秦牧和《当你步入人生》的主编杨越作报告。这次报告最大的特点是“短”，9:05分开始，10:35分结束。也许因为会场太不安静了，两位大人物没有心情讲下去了，便草草收场。 秦牧讲的是有关学习、理想的问题，开始我们都以为他是给我们讲文学课。我给他的评价是：他的文章和他所作的报告不协调。他的文章以知识面广、内容丰富而著称，但从他今天所做的报告来看，并不见得知识面有多广，也许是他不愿意卖弄知识的缘故吧？他说了这样几句话，让全场都笑了起来：“你们都是要谈恋爱的，我想在这里对你们进行恋爱的教育，如果你的异性朋友主张人都是自私的，那你就得提防他（她）三分。”这话确实不错。 散会之后，我们在大楼门口碰到秦牧等人，他们站在那里等着小车来接。我们并没有多大的热情，没有拿出随身带来的本子让大作家签名、留言，也没有把他团团围住，向他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总之，对这位名作家，我们没有表现出自己应有（或他们以为我们会有）的热情。在他们心目中，大概只有我们这个学校对他们如此冷淡，如果到了别的学校，他们会被团团围住的。我不是很欣赏秦牧，因而就产生不了要他签名，与他交谈的欲望。 中午和下午是在病房度过的。弟弟还在打点滴，伤口很疼，我给他读小说，读了将近50分钟，他说要睡觉了。医生不让他吃东西，连喝点瘦肉汤也不行，他只能吊葡萄糖充饥，随之而来的是化成了尿，小便甚为困难，我把他扶起来，让他把后背靠在我身上，父亲或母亲拿着尿壶。由于稍一用力，伤口就疼得不行，他直叫唤，小便像细水长流，往往要20来分钟，直到我的身子被他靠累了，腰也酸了，这项“工程”才算完成。他小便一次非常艰难，非常痛苦，得出一头汗才行，真可怜，但愿他快些康复。 这两天一点书也没看，弟弟的阑尾炎发作得真巧，恰巧在我的论文完成之后，我可以暂时松一口气的时候，他住院了，学习上松了口气，守护病人又累人了。今晚护士不让家人守在病房了，这怎么行呢？如果护士能认真负责还好，但不管如何，总是不如家里人方便。 1984年5月5日（星期六） 中午放学后，到商店为弟弟买了两块巧克力，一袋果子露，不知他今天怎样了？能吃东西了吗？ 中午只花了六七分钟就吃完了饭，急忙往医院赶。 一进病房，看见弟弟还在打吊针，天呀，脚都打肿了。母亲正在用两手帮他搓着脚底和脚背。弟弟还在发烧，对吊针已经深恶痛绝：“我真想把那个瓶子炸了”，“妈妈，你跟医生说说，明天不要打吊针了！”他皱着眉头，难受极了，肚子饿了，又不能吃东西，馋都要把他馋坏了。 中午和下午是在医院度过的，晚上仍是父亲守护着弟弟。 1984年5月6日（星期日） “三十七床，拿东西装汤。”这是护士的声音。 我乖乖地拿了口盅装了点汤，一口一口喂弟弟吃。几天来，他第一次吃到咸的东西。一早来到医院换班时，就看见弟弟的精神比昨天好多了，已经不发烧了，可以下床走动了。 弟弟穿的那件病号服真有意思，宽宽的，长得能遮住屁股。我牵着他的手，让他到凉台走走，他说：“我在病房里走不行吗？这衣服这么难看。”你看，即使在病中他也没忘记爱美。 我还是动员他来到凉台，这是他第一次走出病房。在凉台逗留了十来分钟，等我回到病房时，噩运又来了，护士又要给弟弟打吊针。弟弟害怕极了。我紧紧抓住他的手，安慰着他。可是这位护士技术不怎样，竟然没扎准血管，只好拔出来重扎，弟弟手上的血流到床单上，疼得他够呛。又换了一个护士，扎弟弟的左手，这回总算扎准了。我抬头看看吊架，又要打两瓶半的药水和葡萄糖。我问护士能不能吃糖，护士说“能”。我高兴极了，马上剥了一块巧克力，一点一点地掰给弟弟吃。 弟弟说：“香是挺香的，不过不舍得一下子吃完。” 我说：“你能吃就吃吧，吃完了再买。” “太贵了”，弟弟说。 “那怕啥，你有病嘛，该吃点好的，想吃啥就告诉我，我明天去买。” 弟弟真懂事，他那么小，就知道家里并不富裕，从不乱花钱。我每个月只给他五角钱买些小人书和零食。他说要把这些钱存起来，到假期买些导线之类的东西，来做科学实验。光凭这一点，我就非常喜欢他，全家人中我最喜欢他。 这些天，我真的累了，尤其是两条腿，因为走路太多的缘故，又酸又疼。可我想到父亲和母亲（尤其是父亲）比我更累，弟弟比我们更痛苦，也就不觉得没什么了。 我是头一次天天跑医院，而且在医院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我看见医院是这样井然有序： 2：30护士给病人打针。 3:00量体温，然后给病人吃药，时不时有护士来巡视病房，柔声地问病人觉得怎么样，吃了什么东西没有，让人感到一丝温暖。 3:45护士来扫地，拖地板，有时为病人整理一下床铺。 4:30护士推着饭车到了病房门口，高喊一声：“吃饭了。”于是病房响起了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可惜这些碰撞声不是弟弟发出的，他还不能吃饭呢。但愿明天我能听到弟弟的碗勺发出的声音。 1984年5月7日（星期一）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发现，四年下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越来越差了，这四年，简直是在用身体的代价换取一张毕业证书，到头来，毕业证书是拿到手了，可身体却几乎要垮了，你说这有多惨。 越来越没有心机上课，现在一拿起书就产生一种厌倦情绪，没有想看下去的欲望，连小说也看不下去了，人没有了精神支柱，万事皆休。 （5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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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64. 悄悄话“单过”，没想到论文通过了 1984年5月8日（星期二） 天气热起来了，我的心却冷下来了。 她的形象让人一眼看上去就非常不舒服，而与她打交道，则给人虚伪的感觉。她太会迎合人了，也很会做人，她非常世故，世故得令人讨厌。相比之下，我们正直得多。正直，本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质，可现在看来，正直的人往往吃亏，处处迎合人的人却吃香得很。这世道怎么会变成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如果许多事情不是发生在我的周围，我简直想象不出怎么会这样。我感到有一种潜在的危机。我觉得以我的正直无法抵御周围虚伪的势力。我似乎有一种预见，大概在我工作以后，我与本单位的人也比较难相处，因为我过于正直，对自己看不惯的现象，虽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但还是忍不住要说，这就很容易得罪人，也就注定我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是，我还是应该为了捍卫我们这一代中所见不多的正直，而努力去做一个正直的人，从而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再说我工作、学习又不是为了得到某种好处。我不祈求别人看得起自己，我自己必须看起起我自己，如果自己都看不起自己，那将一事无成。 今天上外国文学课，我跨组坐到了蔡洁明的座位上，跟晓湘一起坐。自然我不想听这位十四岁开始教书，上过师范学校和师范学院的五十多岁的讲师讲课，他讲得实在太糟糕了。不是我吹，如果我备一下课，会比他讲得好多了。 我和晓湘说起了悄悄话，我们说，到时我们就单过，因为有了家庭对一个女性来说有种种限制，有许多琐碎的事做也做不完，一个人过倒很自在，吃完饭后可以看书看电影。 她说：“到时我寂寞了就去找你。” 我说：“好，我寂寞了也去找你，我们就一块去逛大街。” 说完我们都很快活地笑了。仿佛忘记了我们在上课。 人们常说爱情是多么的美好，可我却始终未体验到爱情有什么美好，更没有产生需要爱情的感觉。我只知道，如果将来家庭关系处理得不好，那你的境遇会是多么凄惨。因此，我倒挺信奉独身主义，那样对自己的事业有诸多好处。信奉是信奉，但我信奉的东西能否实现，又是一个问题。我想象得到，再过几年，如果我的身边还没有一位保护者的话，父母的态度，社会的舆论……等等，也许会让我的信奉成为泡影，我能否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现在我不敢担保。也许四年的大学生活使我产生了不少古怪的想法，独身主义便是其中一条。不管如何，一切以事业为重，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 今天得知，弟弟明天拆线，然后即可出院，我真高兴，他已经住院住烦了，非常想回家。 玉琼说要拿点糖给我弟弟吃，我说不用了。 我在大学四年里有几位好朋友，我们的友情是真挚的，最可宝贵的，在我看来友情比爱情更可贵。有了这样的友情，我完全不需要一个异性插足，我很珍视这样的友情，尤其是现在——当我们即将毕业、就要分离的时候。我相信，即使我们不在一处，但心却永相通，我们会继续保护并发展我们之间的友情。 1984年5月9日（星期三） 王某某主动把《苏联文学史》借给我看，内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有关内容。外国文学考查的题目是：为什么说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人？我正为找不到参考资料而发愁呢，没想到有同学雪中送炭了。当然，他能把书借给我，也就是说要想得到别人的帮助，自己首先必须去帮助别人，可以说之前我帮了他。本来我们生活中很需要这种互相帮助，可是在我们班，这种互相帮助实在太少了。 方老师说，明天上午他回来，让我上第二节课时溜出去半个钟头，他给我谈谈我的论文。明天我的命运将会怎样，不得而知，自从把论文交上去以后，心里就忐忑不安，担心论文会被教授枪毙。明天我就溜出去吧，但愿我的运气不坏。 放学时，碰见钟某某，随便和他开了个玩笑。 我说：“钟某某，楼上有你的信。” “噢，谢谢！”他答应了了一声，跑步上楼了，看来他等信等急了。听着他那咚咚咚的脚步声，我偷偷地笑了。活该他会上当。 明天他也许会找我算账，他的口头禅是：“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当我问他借《文学报》、《文摘报》时，没等他说声同意，我已经随手从他桌面拿走报纸看起来了，这时他就会说：“这个人，好像是理所当然似的”。他对“理所当然”这个成语特别感兴趣，我当面就说他：“这个人，除了会说理所当然之外，就不会说别的话了。”他无言以对。 1984年5月10日（星期四） 早上，钟某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张某某犯了欺君之罪。”我没有搭理他。 第二节课上了一半，方老师在课室外探了一下头，我出去了，心在扑通扑通地跳，等待我的是什么呢？ 到了系办公室，方老师说：“你的论文写得还不错，基础较好，对你论文的结构、思想观点等大的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 听到他的第一句话，我的心已经放下了。接着他指出我的论文的主要问题是在字词句方面，有些词语令人费解，有些词语是生造的，有些句子不通顺。我心里想，这些常识性的毛病，我过去极少有，而且我还发现自己真有本事，居然能生造词语。我本来想，我的论文也不会被通过，当老师一定会从大大小小方面给我挑出无数多的刺，最多的还是观点上的不妥之处，至于语病嘛，自认为自己不会犯，因为我的语文基础从来比较扎实，可是没想到，结果正相反。我一页一页地翻着初稿，发现方老师在我的文章中的许多句子下面都划上了红杠杠，表明这些句子不是有语病，就是意思不明确，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竟然有如此多的病句和意思不明确的句子！ 很开心，我的论文基本通过了，没想到这么容易就通过了，但是还得修改。 笔者今日注：这是我当年的论文手稿，一共22页，凡是方教授修改过的地方我都拍下来，以之纪念。见8张手稿图 1984年5月11日（星期五） 本组有一位男同学去学裁缝，今天一位女生告诉我，这位男生在帮肖某和杨某某裁衣服时，把肖某衣服的后片剪成杨某某的后片，结果杨某某回去车衣服时，发现不对头，衣服前面长，后面却短了一大截，肖某比杨某某矮很多，岂有不短之理？这事把我笑得前仰后合，周围的同学也全笑了。 李某对我说：“张某某，你真幸福！”我一时没明白这话的含义，便问：“为什么？” “那个论文呀，只改改字词句就行了，老师已基本通过了，这还不幸福吗？我初稿都没写出来。”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幸福的，因为一个大包袱已经甩掉了。 今天收到阿婷的来信，大概只有百来字，得知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她和她那位遇到了不幸。她自己大病了一场，伤未痊愈，她那位扭伤了腰、砸伤了脚……怎么今年这么多灾难降临到一对幸福的恋人身上？这下他们的爱情算是经受住了考验，也许这样的考验会加深他们的爱情，使他们更加互相体贴、照顾对方。也许他们会因祸得福。不知阿婷得了什么病，我想去看看她，又怕影响她学习，还是先写封信问问再说。 1984年5月12日（星期六） 今天两节古代文学课，方老师讲得飞快，他在赶速度赶时间，拼命往我们脑子里塞知识，我们的手不停地记着笔记。果然卓有成效，两节课内，他讲完了清代散文、清代诗词两章，他的进度赶上来了，我们却累得不行，而且越听越没心机，他越是这样“灌”，我们越辛苦，越发听不进去，这样讲课真可怕。 把近来布置的考查、考试作业列成清单如下： 共运史：2000—4000字之间 外国文学：2000字 美学：2000字 古代文学：3000字 这就意味着，除了论文要写一万字以外，我们还得完成一万余字的各科作业，已经是最后一个学期了，竟然不让我们轻松一下，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辛苦。高教部规定六周时间给我们写论文，别的大学、我院别的系都是这样，只有我们中文系只给我们三周写论文，而且这三周还不是纯粹的写论文时间，还必须兼顾其他科目和作业，把我们折磨得喘不过气来，全班绝大部分同学叫苦连天，许多人明显感到吃不消了。不管怎样，要我们写文章，总比闭卷考试好得多。现在，只要老师一宣布某科是闭卷考试，我们就会集体抗议，班干们围着老师反映情况，一般同学围着老师求情。结果老师只好妥协，妥协的结果往往是开卷考试，交一篇文章上来，这样我们才甘心。现在我的记忆力已衰退，根本不想看教科书，更讨厌背一些条条框框，情愿花些时间找资料，凑合出一篇文章交上去，只要文章能得到“良”，大部分人就心满意足了，我也不过如此。 1984年5月13日（星期日） 我们吃晚饭时，家里来了位客人，除了父亲认识他外，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爸爸介绍说：“这是部里来的作家。” 原来是作家，平平常常一个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当他知道我是学中文的，很高兴地对父亲说：“你已经有了一个学中文系而且快要毕业的女儿了！” 我说：“学中文有啥了不起的。” 他说：“学中文好呀。” 几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说学中文好呢，大概因为他是作家的缘故。 我吃完晚饭就到里屋看书了，没有再搭理这位作家。 只听作家问爸爸：“你女儿喜欢创作吗？” 父母几乎同时说：“喜欢”，“有这个爱好。”别无他话。 随后，我听到父母在作家面前吹起他们的小女儿，什么考分很高，清华北大都可以上，只是为了选专业，才上了华中工，是重点中学毕业的，很拔尖，在级里考第一名，小时候就很拔尖……简直不厌其烦！我在房间听到这些话，很不是滋味，这未免也太露骨了。只有一点点资本，就吹得如此厉害，不知这位作家会怎么想。作家一般都是敏锐的，天晓得他会从父母的话中悟出什么样的道理，看出他们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每回家里来客人，他们都要夸妹妹，滔滔不绝，在介绍我时，却是三言两语，似乎还有些羞于出口，因为我是“师院的”。同是他们的女儿，可是在他们眼里，我总是比他们的小女儿低一级，因为小女儿给他们带来了百夸不厌的材料，给他们带来了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我呢，好像只是为了分担家庭经济困难而来到人世间的，我不否认我有这方面的责任，但我也绝不能忍受他们用势利眼来看我，好像我总是低人一等，别忘了，我可是家里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我和妹妹的性格不同，我也不承认我的性格就特别不好，我只知道，不同性格的人有不同的优缺点，并不能以是否考上名牌大学作为衡量一个人、爱一个人的唯一标准。我们家却好像就是这样。且不说弟弟（他是唯一的男孩，即使他学习成绩再不好，全家都会爱他），就拿我和妹妹来说吧，父母更爱妹妹，更看得起妹妹，我好像不需要与他们像爱妹妹那样爱我，也不希望他们看得起我，我会自爱，我会自己看得起自己。 后来，那位作家跑进我的房间，随便问了几句任何人在这时都会问的话：“这是你的房间呀”，“你在这看书呀”等，见我和弟弟在一起，便问：“你弟弟跟你好吧？”我说：“好，他跟我最好。”这句话似乎勾起了他的回忆，他说：“我也有个大姐姐。”言语中流露出他对姐姐深沉的爱。这位作家没什么架子，与平常人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作家叫奚青。 1984年5月15日（星期二） 今天听说我们的分配方案已经下来了，基本上是大局已定，我的心真焦！因为这个重要问题，除了一个女友能给我透露一点外，我没有这方面的消息的任何来源。害怕现在的现实，尤其是临近分配，人和人之间简直像乌眼鸡似的，个人都为自己的分配打算，明争暗斗。说实话，我和这些人合不来。自认为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斗不过他们。也许我太清高了，清高得什么好处都得不到，好像处处吃亏，我料定分配结果也会使我吃亏。 爸爸明天去深圳，问我要买什么。“要不要给你买条连衣裙？” 我说“不要了，那些连衣裙根本就不是给我穿的。” 母亲便说：“是呀，她已经有一条白色的连衣裙了，还买什么！” 我说：“得了，反正我不买连衣裙，你也别数我有什么什么。”我的口气很硬，本来，对母亲说话不应该用这种口气，可我实在忍不住了，她好像特别反对我买衣服，而对妹妹呢？她就滔滔不绝地对父亲说，给小J买件衣服，买条裤子，买条乔其纱裙……也许因为妹妹比我有能耐吧，她愿意把钱花在妹妹身上而毫不可惜，花在我身上嘛，她就得掂量掂量了。 我对爸爸说了，什么式样的衣服我都不要了，他笑着说：“这么说，时装你都不要了？”是的，我只要平平常常的，顶多胸前锈朵花的衣服。 爸爸到他的房子里去了，没多久他又过来问我：“要不要给你买双鞋子？皮鞋或者皮凉鞋？”我真的很感动，因为他什么都想到了，从身上穿的到脚上穿的，都为我想到了，比母亲想的还细致，还周到。我说：“那就买双皮凉鞋吧”。 爸爸走出我的房间，我的心里一直平静不下来，因为我的父亲实在是太好了，并不是因为他跟我买衣服我才觉得他好，这仅仅是一个方面，他的好 不仅表现在工作上 和热情周到的待人接物， 也表现在 家庭里 饭桌旁 在亲戚之间 在日常生活中 在相互的关系上 感谢我的父亲，并向他学习，同时也感谢我的母亲，因为她替我们找到了一位好父亲。 本星期六是父亲的生日，不知他那天是否出差？能不能赶回来？ （4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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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65.“不提意见不给分”，衡量巨人的道德标准是什么 1984年5月16日（星期三） 今天看了马雅可夫斯基写的《我自己》，非常幽默，让我大笑。语言精练，全用短句，简明扼要。下面抄录两段： 马?高尔基。我给他谈了《云》的几段，深受感动的高尔基哭湿了我的整件背心。我用诗触动了他，我颇有点翘尾巴，很快就搞清楚：高尔基是会伏在每个诗人的背心上痛哭的。于是，我还是把背心保存着，可以让给人家，供省博物馆陈列。 黄色上衣 我从来不曾有过西装。有过两件短衫，样子难看之极。倒有个有主意的办法——用领带打扮一下。没有钱，我向姐姐要了条黄带子，往脖子上一系。大喝彩。可见人身上最醒目最漂亮的一点就是领带。显然，把领带放大，能博得更大的喝彩。但由于领带的大小有限制，我就出奇制胜，做了件领带式的衬衣，也可以说是衬衣式的领带。 印象所到之处使人披靡。 真是妙极了，我本来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因为他的诗太“革命”了，像喊政治口号。即使是抒发自己的感情，他的感情也是“革命”的感情，太硬了。可是，当我看完他写的《我自己》后，我有点喜欢他了，喜欢他幽默的语言，简练的文字，只是还是不太喜欢他的诗。他的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青春的秘密》、《开会迷》、《初学拍马指南》，其他的，一概忘得一干二净。 1984年5月17日（星期四） 今天不用上课。 小姨公休，又被我抓了公差。一起床，我就让她帮我剪一件短袖衣，这次她没有推辞，立刻就答应了，我有点不相信她的变化。因为以前叫她做件衣服，她不是推说自己有事，就是拖上一两个月才动手，可今天……我不得不承认，她受了某人的熏陶，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小姨很快就裁剪好我的衣服，我便让她车好（笔者今日注，就是用缝纫机把衣服做好），这回她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下午六点，一件衣服就完工了，扣眼也锁好了，我自己把衣服熨烫好，试穿了一下，觉得还可以，只是袖子太短了，穿上后袖子会带吊起来，但我还是真心谢谢小姨。 今天一天在家，没干什么大事，煮饭炒菜就是最大的事了。看不进书，心神不安，不知何故？ 1984年5月18日（星期五） 今天李教授给我们讲了最后两节鲁迅杂文课，本学期的鲁迅杂文就全部结束了。他布置了这门课的考查作业，并要求我们给他提意见，如果不给他提些教学方面的意见，他就把我们的考查卷退回，总之，专讲好话，不提意见不给分。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我甚至有些后悔这一个学期一直没有好好听他讲课，嫌他讲课啰嗦，现在，再也听不到他讲课了。 班长站了起来，他说：“让我们感谢李教授！”全班同学鼓起掌来，掌声中听到李教授说：“记住提意见呀，不然我不给分！”就这样，他在我们的掌声中走出了课室。 第三四节是古代文学课，方育华老师讲完课时，我们同样用掌声表达我们的谢意。 到今天为止，大学时代的所有文化课就宣告结束了以后，恐怕再也没有人给我讲课了，我的学生时代结束了，我真有些留恋。以后，当我给学生讲课时，我会更加怀念别人给我讲课时的好时光。 从下周开始，停课三周，给我们修改、誊清论文，给我们完成考查作业，这三个星期并不轻松。 1984年5月19日（星期六） 下午，阿婆又来问我要钱，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给了她两角钱，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 我现在有点讨厌她了，因为她既笨又不会做事，既啰嗦又惹人生气。每次煮饭之前，她总要撩开我房间的门帘问：“今天倒多少米？倒一gong够不够？”我并认为她是尊重我的意见，而是怕倒不准米，好把责任推在我身上。每次她这样问，我都不回答，自己去把米倒好，洗好，放好水，给她去煮。等到饭煮好了，她又来问我：“现在炒菜了吧？”我心里说：“不炒菜干什么？” 我炒菜时，她就一直站在我旁边，我煮汤时，她老是揭开锅盖，气的我够呛。我的菜还没炒好，她会问：“盐还要不要，油还要不要，不要我就拿回去了。”这时，我就很不耐烦地大声说道：“等下！” 我做事时很讨厌别人在旁边看着，何况是碍手碍脚的老人。我并没有不尊重她，我是既尊重她又讨厌她。我尊敬她，因为她是老人，她头疼躺在床上时，我会把饭端到她的床前，我会拿药给她吃，我会泡一杯牛奶或冲一碗白糖水给她喝，家里有什么吃的，只要我在吃，就绝不会把她拉下。我讨厌她，也是因为她是老人，而且是蠢笨如牛的老人，她根本不会关心晚辈，只想要晚辈照顾她（这自然是应该的）她会在她的房间里偷偷吃糖或吃别的什么，根本不会把她买的零食分点给孙子孙女吃，连做个样子也不会，真是白活了70多年。许多人对自己的老奶奶都有很深厚的感情，老祖母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总是慈祥的、稳重的，特会关心人，特别会讲故事的老人，可我的老祖母呢，似乎一个条件也不具备，叫我怎么爱她呢？对她，我只有尊重没有爱。 1984年5月20日（星期日） 上午，看法国作家亨利?特鲁瓦亚写的传记文学《彼得大帝》。此书再现了彼得轰轰烈烈的一生。 在作家笔下，彼得是个复杂多变，卓尔不群，功过较著和一生集中了各种矛盾现象的人物，正如作者在本书结尾写道：“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各种矛盾的现象，既粗犷而又富有强烈的求知欲；既能爽朗愉快地与人交往，又能在一怒之下将人置于死地；既沉溺于放荡不羁的生活，又热衷于勤劳的工作；既是个军事领袖，又关心民政事务；既用短棍又用笔杆子交替进行血腥统治；既为自己作为君王的盛誉而修建凯旋门，又同时对自己大加嘲弄讽刺；既是虔诚的东正教徒，又是亵渎神明仪式的设计者——在所有的事情上，他无所不用其极，可又同时对一切都表现出十分漫不经心的态度。”彼得正是这样一个人。从他身上我们该学些什么，又该汲取什么教训？作者接着写道：“对他这样出自本能而不时迸发出原始情感的巨人，难道能用通常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照作者的看法，那就是巨人应该有评价（衡量）巨人的道德标准，通常的道德标准是不能用来衡量巨人的。那么，衡量巨人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轻而易举地原谅他的错误？还是夸大他的功绩？作者本人的倾向如何？ 本书的史料丰富，有史学家的眼光、文学家的笔触，全书很是能引人入胜的，可惜的是，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过于偏颇。也许，我误解或理解错了作者那句话的意思，或许，我是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古人，用中国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外国人。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我毕竟承认自己的思考，至于思考的结果如何，那就得听听别人对此书、对此句话（即上文加黑字体那句话）的理解了，我等待着与人交换意见，我也等待着愿意与我交换意见的人。 下午，看英国故事片《失踪的女人》。影片既有惊险场面，又妙趣横生。那位女主角（百万遗产的女继承人）的言谈举止令人捧腹大笑。她刚一出场，我就认定此人是个终日无所事事、生活活泼任性的人，没想到她在对敌斗争中又是那样英勇机智，观察力还很细致。编导在刻画这个人物时，把她两方面的矛盾性格特征统一起来，使观众对她产生感情，觉得她还是挺可爱的。 今天过得很充实。近来已很难有“充实”之类的词语倾注于我的笔端了，也就是说，这种充实之感已经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多时了。也许过了今天，明天又会感到寂寞……还是抛开一切有关毕业分配的事，照样好好生活吧！ 1984年5月21日（星期一） 今天，金露的论文发回来了，当她把论文初稿拿在手里时，我让她给我看看，她说：“别看了，肯定没好结果的，我自己都不敢看呢。” 我说：“你不敢看，就让我先帮你看看。” 她给了我。 我正在看肖教授给她的论文提出的几条修改意见。坐在前排的王海清好心好意温和地问：“金露，通过了没有？” “没有！真讨厌！老是问！”只听金露大喊了一声，吓了我一大跳。我和她同桌三年半，从来没有听见她用这种腔调、用如此大的嗓门跟别人说话。王海清很尴尬。 我看完肖教授写的意见，得知教授说他的论文犯了“大而空”的毛病，由于我没看过她的原文，因而不能轻易肯定或否定教授的意见，我本想看看就算了，没想到金露在我面前诉起苦来。她一页一页地翻着论文，把教授打上问号的词语和句子指给我看，还颇为气愤地说着这样的话：“这个词语我明明是从书上抄下来的，难道还会有问题吗？” “像这样的词语都有毛病？” “这句话不是说得很明白吗？为什么要打上问号？” “像这样的句子还会有错？” “这样的观点还会显得大而空？” 她一句又一句地发问。搞得我不知如何回答。有时，我索性不回答，有时我却说：“这句话我已经看明白了。”可我这句话又给她钻了空子，她说：“你看明白了，他看不明白。”言语中有讥讽的味道。碰上这样的人，最好能附和她两句。 最后她又说：“不是我狂妄呀，他提的意见简直让人感到无所适从，我怎么修改？我想，我这篇论文如果给别的老师看，肯定没有什么大问题了，碰上他可真倒霉。” 我并不了解肖教授的为人，但他确实有些古板，太主观，容不下别人的不同意见，总要求别人一切都按他的想法去做，幸亏他不是我的指导老师，不然，我也会受不了的。 看到金露那个气愤样，我还真有点同情她。如果她真的按肖教授的意见修改，那她的论文简直等于重写。 今天妹妹给家里来信了，说她知道了弟弟住院开刀的事之后，“急坏了”还写了 给弟弟，语言真挚，感情充沛。我的目的达到了。我把弟弟住院的事告诉妹妹，就是为了让她写封信来，让弟弟得到更大的安慰，远方还有人在惦念着他。看来，妹妹很容易领会我的意思，也许我们姐妹的想法不谋而合。 中午，我又叫弟弟写封信给妹妹，他说没时间，我只好帮他起草了下列几行字： 小姐姐： 你好！谢谢你对我的关心，请你放心，我已经全好了，可以大笑了，哈哈哈—— 我的功课没有拉下，数学测验还得了90多分呢！ 祝你 健康快乐！ 你的弟弟 叫他抄好，权当是弟弟写给他二姐的信，我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使妹妹放心；同时希望弟弟也喜欢二姐。因为妹妹弟弟在家时经常吵架，弟弟在言谈中，向我流露出他不喜欢小姐姐，妹妹在家时，曾直接对弟弟说：“小弟，我越来越讨厌你了”（大概是今年2月份说的），所以我想使他们的关系也好起来。我知道，弟弟和妹妹长大以后，自然会相处地很好，也许我是多余了……母亲曾叫我不要把弟弟住院的消息告诉妹妹，，显然是怕影响她学习，但我出于以上原因，违背了母亲的意思，父母如果要责备我，我甘愿受罚，如果我的受罚，能换来我们三姐弟乃至我们全家团结友爱、互相尊重体贴，那么就是值得的。 （4035 题图来自网络，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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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66.“装病”惊醒善梦，作家说你可以写学校生活 1984年5月22日（星期二） 上午阿婆说她头晕，好像要跌倒似的，问我有没有牛奶。这不是变着法子问我要牛奶喝吗？对老人家这个小要求，我当然应该满足。说不清这是第几次了。记得第一次她让我泡了杯牛奶给她喝之后，她这样对我说：“阿Y，你阿信喔，我吃了牛奶，头脑都没gang晕”（她说的是客家话，我敲不出来）我说我不信，我认为全是她的心理作用。 我真不知该怎样对待老人，一点小毛病她就怕得要命，大概是怕自己会死。她总说这里疼那里疼的，等我们吃饭时，她就躺在床上，说她不想吃，但等我把饭菜端到她床榻前时，她推迟了一下，随后便吃得一干二净，我看她胃口很好的嘛。那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被我的诚心所打动，勉强吃下一碗饭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与她相差50多岁，我感到自己摸不透她的心，但我知道老年人特别好吃，只要时不时给她一点零食吃，她会高兴异常。但她自己用父亲或我给的零花钱买的零食，却从来不给我们吃。 现在是上午9:40分，阿婆又躺在床上了，连衣服也不脱，还盖上大棉被，怪不得她老说很冷，难道她这把年纪了还不知道不脱衣服睡觉，盖个大棉被，起来会觉得凉的道理吗？ 下午体检，视力只有0.8，0.9，吓了一大跳，体重43公斤，没有增减。大学四年，最重的时候是二年级，也只有44公斤，也就是说，长这么大，体重还没有达到45公斤的，你说可气不可气？ 父亲从深圳回来了，并没有满载而归，因为他没去沙头角，叫他买衣物的设想告吹了。不过，他在深圳为我买了一块粉红色暗花布料，我内心很感动，他考虑得太周到了。尤其是他还帮我买了一瓶夏X露，我真不明白他是怎么想到的，我并没有叫他买呀。 1984年5月23日（星期三） 今天特别烦，原因是在写一篇评论《红楼梦》的文章，写得很不顺畅。几次都想停笔不写了，不知道现在我的思维如此不灵敏，也许是准备得不够充分，往常写文章，基本上是下笔千言，这句没写完，脑子里又冒出好几句，现在怎么啦？ 本来就很烦，阿婆还老是来打岔，问这问那，我没给她好态度，她常常把我的思路打断，在我思维快枯竭的时候，稍微打断一下我的思路，我就会想很久也想不起来那句话该怎么说了。 中午吃完午饭，弟弟不知问了我一句什么，我很不耐烦地回答了他。 他说：“我发现现在大姐姐特别凶。” 我又狠狠地甩过这样一句话：“难道你不知道我现在在写文章吗？你老讲话，把我的思路打断了。”说完这句话，我好像吐出了我心头的某些不快，气也平息了许多。 我对弟弟说：“下次你写作文时，我也在你旁边喋喋不休地讲话，让你尝尝这个滋味。” 弟弟调皮地说“好呀。好极了，我正想要别人讲话呢！”真让人哭笑不得。 晚上看香港武打片《白发魔女》。说实话，我不喜欢看这类题材的电影，无聊时才会去看看。电影散场时，走在我后面的两位小伙子说：“看来香港片就是有水平嘛。”从声音来判断，我知道刚才他们就坐在我后面，在整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喋喋不休地用他们肤浅的知识评论影片，讲的却是一口地道的北方话，我把他们的现场评论看成是卖弄他们仅有的一点知识的表现。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并不怎样，可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是武打+风光+爱情。片中的爱情描写几乎都是男女间一见钟情，再有就是眉目传情，简直令人作呕。尽管两位女主角都很美丽，但我还是讨厌这样的描写。当然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很多，但艺术并不是照搬生活呀。正因为生活中见多了，从电影上又看到类似的镜头，当然会引起我的反感。也许我过于偏激了，只有我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后排的两位青年看到这些镜头时，不是兴奋地赞叹一声：“妙！”吗？看来同样是青年，但我和他们的审美趣味截然不同。 我还要说的就是，这部片子的商业味太浓，而艺术性不够。 今天被掉下里的竹竿打了一下，左眼眉毛下的肉肉被打青了，很疼，也很危险，幸亏没直接打到眼睛。 1984年5月24日（星期四） 早上吃完早饭洗碗时，打烂了一个碗。这两天不知怎么搞的，昨天被竹竿打了一下，今天又打烂一个碗。迷信的人会说，把碗打烂了，预示着灾难要来了。我虽不迷信，但我也有些怀疑，本人今后的命运是否会像这个被摔成几块的碗一样？我似乎有一种潜在的预感，过不了多久的毕业分配，将决定我终身的命运。我想好的地方恐怕轮不到我去。我的想法是否正确，一个多月以后可见分晓。 我没有想到，中午玉琼会来我家，她告诉我的一些事情，更让我吃惊。 原来某某同学是在装病！对了，恐怕不能用这个词，因为她的确有病，只是没那么严重，还没有到现在这种地步。 前些时候，有人说她装病，我还不太相信，而且还据理反驳。现在我全信了因为这是某某在写给本班一位女同学的信中说的，这位女生把某某写给她的信给玉琼看了，玉琼看了之后恍然大悟，我听完后则像从睡梦中惊醒。 某某之所以要装病，一是为了毕业分配，让老师同学们知道她的病很严重，以便照顾她，把她分到好一点的的单位。我没想到，为了毕业分配，她竟然使出这样的手段！怪不得这个学期以来，她昏倒的次数很频繁，每星期都要昏倒一次。其实，她的做法并不高明，只要昏倒一两次，让老师知道她有病就行了，何必频繁昏倒，引起同学的怀疑？二是为了得到异性的抚慰，这大概是她苦苦追求爱情而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她疯狂地爱上了我们班的某某某，而某某某却不钟情于她。因此，只要她一昏倒，必对她周围的女生说：“快，叫某某来。”如此多的女同学护送她回家，她还不满足，岂不怪哉？只要某某在她身旁，她的病就会好的。怪不得班里有人说：“她昏倒，是要看机会的。”这话暗指只有某某在场的时候，她才会昏倒，这话的意思我直到今天才理解。我感到自己上当了受骗了，我一直很同情她，甚至担心将来有没有人陪伴她终身，如果没有的话，我还想到将来我一定尽力帮助她（这些想法记录在4月18日的日记里），没想到她竟然骗了我们大家。为了个人的目的，而不顾公众的利益，这是自私自利的行为，我万万没想到她是这样一个人！我还知道某某为何如此热衷于到桂花岗那里筹备集邮展览，原来她是为了多接触异性，满足她的某些需要。 我应该醒醒了，进一步去认清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的性格的复杂性，我自认为自己成熟了许多，但同别人比起来，我还幼稚得很，我还不能透过博爱表面现象看到本质，这也许与我有过多的同情心有关，一看到别人病了，就完完全全相信了，完全想不到有些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以装病不上课、要同学帮她抄笔记为代价。 某某也也太缺德，明知道某某疯狂地爱着他，他就应该对别人说清楚，免得让人产生一种变态心理。他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有个姑娘爱着他，他感到高兴，感到自己了不起，但总不该用别人的痛苦来换取自己的快乐呀。自己不爱她，又不向对方说清楚，这是对爱情不慎重的表现。 1984年5月25日（星期五） 下午5点半，家里突然来了几位客人，搞得我措手不及。这两姐妹还带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这时候来，肯定是要在我家吃饭了。我刚把饭煮好，加上也没什么好菜，只好将就着吃。这里说的“将就”，自然也比平时多了好几道菜。平常，西红柿汤里只打一个鸡蛋，今天我打了两个，除此之外，还有空心菜、豆腐干、黄鳝，中午剩下的瘦肉汤，辣椒。我看他们吃得不痛快，也许是旅途劳累了，或是嫌我做的菜不好吃。 我不喜欢这些亲戚来我们家，实在是给我添麻烦。今天这两个亲戚就很让我讨厌，尤其是那个姐姐，浑身臭汗酸，她的儿子整件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他们两个就直接往我床上躺，害得我有气也不敢发，这些客人还真不知趣，还硬要在我们家住下，这就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我要多煮几个人的饭，多做几道菜，真是烦死了。我想制定一条家规，即是以后凡是亲戚要来我们家，必须事先打招呼，否则不予接待！如此下去，我们家的人会把时间都花在接待亲戚上，对我这个把时间看作是金钱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浪费。 吃完晚饭后，趁他们在客厅聊天，我把他们睡过的床狠狠地用湿布擦了一次又一次，几乎把我的愤怒和不满都化作力量，融进湿布里，狠命的擦，想把那些难闻的味道擦掉！ 1984年5月26日（星期六） 下午，男班长到我们家来了，告诉我下星期一下午回校。我说呢，如果不是这个紧急通知，他是不会来找我的。我问他回校有啥事，他说大概是分配的事。于是我向他打听有关分配的名额，他说了一点，我越听越心烦意乱。因为实际上，我们班现存的从县里来的同学只有一名（其他的由于种种原因都不必回原县或回到原县里也不用当老师了），如果有三四个名额是要到县里去教书的，那么我们这些市内的就必须有三四个到县里去。所以我担心我的命运。我太不会奉承人了，别人都在为自己的工作奔走，我却坐着不动，听天由命，没有任何主动性可言。我一点办法也没有，父母也帮不上我的忙。爸爸工作忙得很，又天天出差，简直无暇顾及我的分配，母亲在这个问题上没一点用处，我自己则更没办法，所以还得听天由命。但愿管分配的老师体谅一下我家的难处，照顾一下我这个老大。不过，这只是希望而已，而且是小的很的希望，或许根本无法实现。如果我被分到县里教书，我该怎么办？ 我心烦意乱，加上昨天来的三位客人，一点都不懂事。我明明在看书，却一个个跑到我房间来，坐着看书，一个把脚翘到凳子上，一个坐在床上，也不管她的裤子脏不脏，竟然还把一双臭脚丫也放在床上，我简直看不下去了，也看不惯他们这些不雅行为，我真想骂人！二三十岁的大活人，来到我们家，居然一点也不知道帮忙，只等着我把饭菜摆好，把饭盛上，还要叫他们很多次，才来吃饭，吃完饭也不洗碗，连做个样子都不会。真是恨死了。还有我的书桌，被她搞得乱七八糟，我的文章被她任意翻看，看完后又不放好。本人平生就讨厌别人动我的东西，就是家人未经我同意动我的东西，我也会发火的，看在他们是客人的份上，我把一肚子火憋在心里，希望他们快些滚蛋！那个小男孩也真够调皮，在我们家吵吵闹闹，把弟弟的书桌搞的不成样子，我真想给他两巴掌！ 压在我心头的烦闷实在太难受了，恐怕没有任何人能驱除我的烦恼，也许过不了多久，皱纹就会爬上我的额头。 1984年5月27日（星期日） 今天家里来了好多客人，父亲在客厅应酬着，而把那位名叫奚青的作家带到我房间里，说是让他看看我的论文。我说论文交给老师了，这样我和作家随意交谈。 他问我的论文写什么内容。我说是评论作家张洁的创作。 “喔，你喜欢张洁？” 我说：“是的。” “张洁很泼辣，她的小说写得很尖锐。张洁是个女权主义者，她的作品都为妇女说话”他说。 我说：“是的，那么你喜欢哪位作家？” 他说：“我都喜欢。”按理说，这样的回答不尽人意，不明智，一个人不可能喜欢任何一位作家。但是作家都这样回答了，我也就不好追问下去。 他又告诉我：“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写的就是他们家的事，作品中的‘妹妹’就是她的亲妹妹，不然，她怎么能写出来，怎么能写得这么好？” 我知道，如果不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她是不可能写得这么生动、活脱脱的，但是我却不敢肯定作品中写到的主要人物就是他们家的人，现在我相信了。因为奚青也是上海人。 我又说到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简直是在瞎编，一点都不真实。他说：“是的，张笑天根本没有深入到大学里去，只是在聊天的时候，朋友们告诉他一些事情，于是他就编起故事来。” 原来如此！既不深入生活，又如何能真实地反映生活？！ “以后你准备搞创作吗？” “我不知道。” “你可以写一些学校生活的，一般人不好搞这类题材，就是到学校去生活一段时间的作家，也很难了解得透彻。过去，中文系毕业的，成为作家的不多，因为那时候不给你写你生活中发生的小事，而提倡写工农兵，现在中文系毕业的成为作家的多起来了，因为现在允许写凡人琐事。” 他又讲了自己的经历。他喜欢文学是从很小就开始的“比他（指我弟弟）还小。他的大姐看了聊斋之后，就给他讲故事，慢慢地我就自己拿那本书来看，有些文言词语不懂，但我硬是把它们啃完了，大意都能够了解。”中学时，老师让他报考中文系，“我觉得没意思，便考了地质学院，地质学校是我的第一志愿呀。” 我插话：“现在可没有人报考地质学院啊！” 他说：“喔，现在没人了。”言语中流露出惋惜，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有点今不如昔了。原来每个作家都是从小就爱好文学了。 当我说到我们班几乎没人愿意当老师时，他很诧异地问：“奇怪，这是为什么？假如老师的待遇提高的话，你们愿不愿意当呢？” 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愿意的。” “那你为什么当初要考师范？” “……当时就想到有书读就行了。” 他还问我去过北方没有，要我一定要去黄山看看，再看看北京、苏杭一带，桂林、富春江。还说：“现在年轻人特别爱旅游，已兴起了旅游热，在旅游中把党风呀，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都抛到了脑后。”这点我深有同感，置身于奇妙的山水之间，人在画中游，诗在画中走的境地，当然是忘乎所以了，谁还会想到我们的现实社会还存在这么多问题，仿佛不值得去想了。 我们还谈了许多问题，比如：“你们的论文有没有发表的机会？”“分配是不是都分在广州市？”“你们班搞创作的同学多不多？”我都一一回答。看来这位作家挺健谈，在他面前，我并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因为他是作家，我尊重他，但我并不奉承他，作家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嘛，只不过他比我先出生十多年，比我先成为作家而已。 母亲走进我的房间，笑着对作家说：“我这个老大拜你为师。”我没有说话。 作家却说：“她完全可以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是的，这是对我的信任和鼓励，确实，要成为一个作家，并没有什么奥秘，必须多看多练，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的。 （53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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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67. 志在四方新疆落泪，孔雀故乡一人该有两个家 1984年5月28日（星期一） 下午当我一回到课室，就有同学告诉我，方老师今天上午找你，他等了你整整一个上午。我太过意不去了，让一个大教授等了我一上午。 全班同学都是被一个紧急通知召回课室的，叶书记给我们讲了星期三到中山纪念堂听报告的注意事项。这是什么紧急通知？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急急忙忙赶回来却是听书记讲注意事项，我们大叫上当受骗了！ 1984年5月29日（星期二） 下午我回学校了，想找方老师，碰碰运气，看他有没带我的论文回来。 我站在走廊，等了15分钟，才看见面包车开来了，我知道方老师一定是坐这辆车来的。于是我面对着楼梯，静等方老师上楼。 方老师那大腹便便的身躯出现在楼梯口，我叫住了他，他说：“呀，我没带来。” 虽然我感到有些失望，但还是笑笑说：“没关系，你昨天等了我一个上午，真对不起。” 方老师又说：“你星期四上午回来一下。” 我问他，我的论文还有没什么问题。他说：“你可以抄了，能改的地方我都替你修改了。”我从心里感谢他，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好老师，我真幸运！ 为了帮弟弟买一个称心的礼物，让他好好过六一节，我到了东百。看了玩具，很不称心。给小童的玩具很多，但12岁的大儿童的玩具却没有，弟弟说他要买玩的东西，看来我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了。于是来到卖童装的柜台，这里的童装很多，我看花了眼，好不容易挑中了一件短袖衫，由白红深蓝三色搭配而成，我挺喜欢，穿上它，足以使儿童天真活泼，我花了2.16元，买下了，我想弟弟一定会喜欢的，然后我又到了楼下，买了一小袋棒棒糖。 回到家，弟弟问我买了什么给他，我顺手往床上一指，告诉他我买了件衣服给他，他似乎有些不高兴，因为他想要玩的东西，我给他解释了原因，再问他：“你不要衣服吗？这衣服不好看？”他才说：“要，好看”，说完便出去和小朋友玩了。 晚上我炒了瘦肉，我经常炒菜，就是没有炒过瘦肉，如果爸爸在家（他是我们家的厨师），我就没有这个锻炼机会。吃饭时，我吃的都是自己做的饭菜，我自认这瘦肉炒得还不错，味道还是鲜美的，只是比起爸爸做的菜，还是有差距的。 1984年5月30日（星期三） 上午到中山纪念堂听教育部、团中央“志在四方”巡回报告团的团员作报告。 头一位给我们作报告的是一位年轻的团员，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此人口才极好，声音洪亮，普通话很标准。他给我们讲了考察团的西北之行，用四句话概括了西北的特点：地大、物博、人少、民族多。在讲到西北文化之落后、人民生活之疾苦的地方时，他确实动了真感情，他说，新疆有个地区的学生，上了几年学，还没有用过铅笔和课本，小孩子在冬天光着脚丫，有位老大娘的棉袄穿了30年，分不清哪是里哪是外，也看不清是什么颜色了，她只能跪着接待客人……他还说，在他们离开之前，考察团的每个成员都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交给当地的负责人，说：“这些钱你们拿去给孩子们买几本课本，买些铅笔，买几双鞋穿吧。” 这话确实催人落泪，如果他再多讲几句，我的眼泪真的会掉下来。解放已经30多年了，可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解放初期的水平，怎能不让人落泪、痛心？怎能不让人更加意识到责任？这位考察团成员报告的宗旨是：“大西北需要有知识、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人才，大西北随时欢迎你们的到！”我固然知道大西北需要人，如果去三四年还可以，可是一去就得八年，说实话，我受不了。 第二个给我们作报告的是“人民的好医生 ——周礼荣”。他确实是在汇报他在过去20年所做的一切，包括他在那所县医院共做了多少例手术（好像是一万例），治好了多少病人，手术过程如何，病者的症状如何，他给病人输了多少次血（记得他说的是9次） ，党和人民给了他哪些荣誉（各种荣誉称号一大堆），还讲了他到美国去做学术报告，外国人是如何对待他的，他自己今后准备怎样做等等。 他的报告被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打断 。我们的掌声有的是被他的豪言壮语激发的，更多的是由于他说了一些很幽默的话，比如他说道，他来县医院没多久，就有个难产的孕妇被送过来了，他便自问自答： “难产是什么，啊”一听，我们能不笑吗？ “难产就是生不出来！”这话还说了两三次，你说，我们能不“热烈鼓掌”吗？我们在议论，哪有这样说话的？他还说，有个病人膀胱有问题，他这样问：“你们知道膀胱是什么？” “膀胱就是产生尿的地方。” “那个病人老是漏尿，用手堵也堵不住。”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光是膀胱的问题，他就用了很多句话来解释，简直不可思议。类似的例子不少，不想一一举出了。 我们还发现，他在报告中老讲哲学问题，什么实践出真知啦，条件是可以转化的，条件也是可以创造的，大概是他大学时哲学学得特别出色的缘故。他还特别喜欢讲他手术之前的思考过程，用的是这样一些词句“我一想”，“我考虑了很久”。“同志们，我们来研究研究” …… 这些词句当然有引起我们大笑和掌声，而最过瘾的是他的口头禅：“我一想，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句话在他历时半小时的报告中，出现的次数无法统计，每出现一次，都使场内爆发出一阵大笑，随之是热烈的掌声 ，接着是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他讲的这样两件事 ，因为他所作的断指再植手术达到国际水平，他到美国做学术报告时，有记者问他：“周先生，你们中国怎么这么多人断指？” “我一想，这怎么回答呀？没什么了不起的！中国的机械化水平越来越高，断指的人就多了呗！” 这个回答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在巴黎，有位专家问他：“周医生，你爱巴黎吗？”“我一想，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爱巴黎，但我更爱我的祖国。”如果我们不为这句话鼓掌，那我们还配是大学生吗？ 最后，周礼荣表了一大堆决心，我只记得三条：他决定，他死后，把遗体献给医学科学事业！（又是热烈的掌声） 毋容置疑，周礼荣确实在医学事业上为祖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党和人民给他的所有荣誉称号都是应该的。但我却觉得，他的报告给人以哗众取宠之感。他在吹嘘自己。虽然在报告中也用到一些谦辞，但总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加上问话又是那样不得体，回答的问题又是用那么粗俗的语言，在语法上还可以挑出他报告中的一些错句、病句，这也许是他急不择言的缘故。 两位同志做完报告后，副省长王屏山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大好的机会，他号召我们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服从国家分配，用自己的青春的热血为祖国做贡献，创造祖国美好的未来。可惜这番话打动不了我们的心，我们巴不得他快些把他的谆谆教导讲完，好让我们考虑考虑一些切合实际的事情。 今天的报告是为全省应届大学毕业生而作的，总之纪念堂坐得满满的，开会前不知哪个学校带头拉起歌来，气氛尤为热烈，可我们学校没有这么大的热情，叶书记颇为不满，因为我们比别的学校落后了。 听报告过程中，梁同学说她冷，问我有没有多一件衣服，大家都没有，她自己有一件雨衣，我们出主意让她把雨衣穿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她嫌难看，不干。也不知她是真冷还是假冷。她的病真怪，并不是自然发病，而是她需要什么时候发病，可以随心所欲。今天管分配的两位领导人叶书记和肖主任都在场，这时候不发病更待何时？过去我挺同情她，现在不同情了，因为就在前一分钟她还好好的，还在和我说笑，又给她的朋友写信，一分钟以后她就开始发病了。我担心其中有诈。叶书记知道了，就让一个同学陪着她到会场外透透新鲜空气，她们出去了，过了一会，陪同的同学回来了，说是梁同学指明要某某某送她回家，这岂不怪哉？ 1984年5月31日（星期四） 今天方老师把论文发回给我了，他说我可以抄正了。我没有问他那些地方写得不好，因为我害怕修改。巴不得快点把论文和各种考查考试的作业交上去，然后就可以等分配。 今天借了3本反间谍的小说，现在只有这些情节曲折，扑朔迷离的小说才能吸引我，其他的书我看不进去。 不知怎的，阿婆又把煤炉弄灭了，母亲下班后大为恼火，当然在骂人，阿婆的处境很尴尬，晚餐只吃了一碗稀饭就放下了饭碗，到阳台去了，背对着我们，我看见她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泪水？大概是吧，我的同情心又在起作用了。过了不久，她进来收碗筷，我便拿了个馒头，自己掰下一小块，其余的都给他了。 1984年6月1日（星期五） 今天是儿童节，弟弟高兴异常，那是因为家里、学校、社会都给他们准备了丰盛的礼物，今年他收到的礼物比去年多多了，大都是吃的、穿的和玩的。现在的儿童真幸福。 我自然想起我的童年。虽然六一国际儿童节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我的童年，在我的记忆中，根本就没有欢度过自己的节日。想到这里，总有几分惆怅。童年的时光再也不复返了，童年的天真活泼和浪漫的情调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对弟弟说：“看看你们现在多好，我们那时根本没过过六一节。” “我现在给你补回。”弟弟无忧无虑地说。 “补回？失去的东西还能再补回来吗？”我心里这样想。 “你们给我的东西，也算是你们的，你们也可以吃。”弟弟又说。 “吃东西能补回失去的一切吗？”我在想。 不过，我谢谢了弟弟，他还是个孩子，说话不免带有孩子的天真。 看到弟弟今天过得很愉快，我心里也很高兴。我想，这也算一种补偿吧？因为他让我回忆起童年，作为姐姐，弟弟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更使我欣喜的是，国家、社会对少年儿童越来越重视了，他们是我们伟大事业的接班人啊！ 家里又来了客人，真是没办法。母亲说：“我已经没有钱了，你以为买点菜那么容易吗？”我理解母亲的苦衷，但我无能为力，只能同情，中国人，即使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客人接待好，这可能是中国人的美德之一。但这一美德，似乎花了极大的代价——时间、精力还有金钱。 我家客人实在多，来往穿梭烦事多。 要问客从何处来，全是乡下穷亲戚。 1984年6月2日（星期六） 晚上，那位作家又来到我们家。我的座位就在窗边，听到外面传来的脚步声，我下意识把头向右边一扭，看到了那位作家。 他说：“现在还这么用功啊。”言外之意是到了毕业分配时，用不着这么用功了。我现在很想好好休息，特别想去玩，尤其到了晚上，根本没有事情干，所以只好硬着头皮看书，如果不看书，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看了电视片《孔雀的故乡——阿原版纳行》，觉得拍得很好，影片通过阿原在西双版纳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展现了一幅浓郁的西双版纳风情画。在这幅图画上，有原始迷人的热带森林风光，有独特的风俗，还有傣族人那颗美好的心。难怪阿原要说，西双版纳的风景美，西双版纳的人更美，阿原在西双版纳出尽了洋相，把竹节误认为是甘蔗，掏钱买，他还学着傣家小伙子的模样，身后背着个大砍刀，让人忍俊不禁。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傣家人婚礼和泼水节的欢乐场面。尤其是泼水节，我相信，任何人亲临现场，都会陶醉的。那纯洁的水哟，往你全身泼，据说是水泼得越多，你就越吉祥。小伙子们背着个长圆形的锣鼓（有点像朝鲜族的腰鼓，但比腰鼓长得多）边打鼓，边随着鼓点跳起来。姑娘们穿着筒裙，显得十分苗条秀美。那欢乐的场面目不暇接。阿原先生大概想嫌别人泼的水不够多（他全身已经湿透），还拿着一桶水，从头上浇下去，这时他的表情、动作令人捧腹大笑。片中还穿插着表现泼水节来历的舞蹈，还有姜昆、李文华、阿原等人化妆表演的民间故事，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等等。 这一切都使阿原想起了台湾，想起了他在台湾的父母，他的这种思恋之情也表现得很深刻。在电视片的结尾，阿原说：一个人应该有两个家，一个是给他生命的家，一个是要为她献出生命的家，这话说的多好呀，阿原不愧为是台湾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他在这部电视片中的表演很自然，能说会道，能唱会跳，看得出来，他是个多面手。目前，我们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很少有多面手的，工作上的分工过于细致，每个人都局限于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这样的分工有利也有弊。 （4600） |
| 愿祖国强大，各位节日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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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68.“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等待裁决命运 1984年6月3日（星期日） 下午，母亲告诉我，阿婆很狠，那年，父亲因肝病到疗养院疗养时，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只有七八十元，一半给了你父亲，可她呢，每次写信都要钱，你爸爸只好自己省下钱，寄回家里。“哪有这样的母亲呢，这么狠，所以我很讨厌她。”母亲说。接着母亲又说，她有两次工间操回家时，都看见阿婆把白糖舀在碗里吃。在花生稀饭中挑花生吃。弟弟也说，阿婆很馋，那次他拿水果糖给他的同学吃，阿婆马上过来抓了两粒就走。我只是听着他们说，一句话也没说。至于说到阿婆馋，大概没有任何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她不是久不久叫我泡一杯牛奶给她喝吗？据说是喝了牛奶，头没那么昏了。她不是经常对我说：“阿rong,，有没有糖，拿两块给我吃，头昏昏的吗？”确实让我很烦恼，因为她老是进来打断我的思路，天晓得她是不是真的头昏。但我又想，老人家很馋的，犯不着为这些生气。如果是我们舀了白糖来吃，是我们从花生稀饭里挑花生吃，母亲肯定不会生气。至于在父亲生病时，阿婆的那种做法，当然是不会体谅人的表现了。 对待阿婆，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吃饭吃的也太多了，比我还能吃，满口牙都没了，但鸡肉、排骨照样能吃，不过是用手剥着吃，真不嫌麻烦。 今天作家随意看了看我的论文，在看到我对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评价时，他问我：“你为什么说她没有把握好分寸呢？我认为她的分寸把握得很好。你看过湛容的《错错错》吗？湛容的就写得更含蓄一些，她给你讲一个故事，其中的道理你们自己去体会，张洁的也写得很含蓄。” 我问：“那你认为这篇小说的思想倾向是好的啰？” 他说：“是的，思想倾向是很好的，有积极意义。”接着他又问：“你看过马、恩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一文没有？张洁写的不就是和马、恩说的一样吗？” 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作家猛然又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的论文写的很流畅，对张洁有一种由衷的敬佩，语言很有感情。” 父亲接着说：“她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我说：“谁说的？！”对张洁，我固然钦佩，但并没有到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地步。她的作品还存在不少缺点，只不过在论文中，由于篇幅所限，我没有专门指出她作品中的不足，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人说出我对张洁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之类的话来。 1984年6月4日（星期一） 忘记在那张报纸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我把这句话抄了下来，并在后面加了这样两个字和省略号，即成了“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事业，可惜……”省略号后的文字恐怕许多人都明白，我自己更清楚。 说老实话，我丝毫不想当老师，但是，既然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父亲拿来一篇文章的底稿，抓我的公差来了，要我帮他抄正。他说是作家写的。我看了看作家的字，很难看，字又小，想不到他个子那么高大，写的字却那样小，不成比例，我以为这位作家的字一定很棒，曾想要他临走前给我签个名，现在这个念头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帮他抄了三四千字，自己的文章抄正了5000字，握笔的指头都疼了。 今天是端午节，广州过这个节非常热闹，可我们家里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我们家连粽子也没包，从来都不过端午节的，今年也不例外。有亲戚来，带来几个碱水粽，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吃。父亲说：“我不做则罢，要做就做得好吃点，我一贯都是这样的。”这倒是大实话。 1984年6月5日（星期二） 下午回到学校，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又谈起了论文。 有个同学说：“就张某某最好了，改改语言就行了。” 我马上顶了一句：“哼！不知谁在乱传，真讨厌！” 那位同学说：“呀，这么凶。” 我真的大为生气，我的论文是比较顺利，初稿交上去后，老师给我的答复是，大的方面没什么意见，有些段落前后接得不自然，有些词语、句子要改改，回去好好看看。很多同学问起我的论文，我都是按照上面写的那样说的，可传来传去，传到刚才那位同学耳朵里，就成了“改改语言”，而把其它话删去了，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很多人都说我的论文很幸运，“没想到方老师这么好！”，老师好是一个因素，我在论文背后花的心血却是没人看到的。试问，如果我写得不好的话，那位严格的副教授会轻易放过我吗？还有人说：“张某某真幸福！”天知道我幸福在何方？诸如此类的话我听到了不少，已经听烦了，所以今天狠狠地顶了那位同学一句。当时我确实是太凶了，说话的声音太大，不过我并没有不理那位同学，一分钟后，我心平气和地同她说起别的事。 今天宣布本月10日去虎门，那天早上6点半到省总工会对面的码头集合，看来，我得为找一部相机奔忙了。 晚上，男班长来告诉我，星期天早上6点半开船，6点集合，吓我一跳。然后他又告诉我，他的论文要重写，连题目及小标题都被白老太否定了，真够惨的。 我们又从做纪念册之事，谈到班里的情况。他说：“那件事（指纪念册之事）把我气得够呛，足足拖了两个月才收了大部分相片，后来有些同学听到有人不交照片，也把自己的相片拿回去了，纯粹是小市民气，太严重了。我们班像你们这样的人太少，我觉得你们还是挺好的。” 我说：“那些人是因为与某个人结怨而影响到全班同学的关系，心眼太小了。” “他们这是不成熟，心理不成熟。”班长说。 我知道他那一套奇谈怪论又要出笼了，便打断了他的话，说：“所以，我根本不想管这些事。” “那又不行，一个人总不能老是默默无闻，必须在别人的心目中留下印象，不要让人觉得‘当你没来’。” “那么，你们是当我们没来啰？”我说。 “那不是。”他很尴尬地笑了笑。还是别不承认吧，班里有些人是“当我们这些默默无闻的人没来的。” 从班长这里，我还打探到一些分配的动向，他说：留校的名额有三个，一个是胡某某，到《诗词集刊》当编辑，另一个是谢某某，到逻辑学科组去，还有一个没定。反正好地方是轮不到我们去的，留在本校，我十二万分的不愿意（何况也不可能留我），因为本校“婆婆”太多，老的不下来，中年的不提上去，那是绝对不会提拔青年人的。“论资排辈”到处都存在，我们学校好像特别明显。他还告诉我：为什么钟某某、陈某某能去党政部门，而各方面条件都比钟、陈强许多的嵇某某就不能去，那是因为嵇某某与学生科的一位老师顶撞过。 我大为气愤了，这位老师真够戗，没有肚量，自己没有道理（虽然嵇同学的方式方法不够好），就拿分配来卡真正有这方面才能的人，真替嵇同学不平，但我不想为此事而鸣不平，因为我怕别人也在分配上卡我，本来我这人就够倒霉的了（上大学的四年，是我最倒霉的四年，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倒霉），如果别人再卡我一下，我就没命了。 把班长送出家门，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现在这些时光真难熬，整天提心吊胆，担心自己将来的命运，快快过去吧，这倒霉的时光！ 1984年6月6日（星期三） 时间过得太慢了，只有在无聊、没心机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无目的等待着裁决自己命运的时刻，这日子多难熬！ 我无所事事，每天把很多时间花在做两顿饭菜上，倒也添了些乐趣。 弟弟说：“炒豆角的手艺还不错”，“这茄子你放了什么？这么香！” 这些话确实使我有了几分高兴，但依然无法排除心头的郁闷，毕业分配，恼人的毕业分配！ 1984年6月7日（星期四） 今天回到学校，在楼梯口碰到陈老师，他告诉我星期天不去虎门了，学院取消了这次活动，我大为扫兴。回到课室，又有人告知此事，说是院方怕下雨，会翻船，为了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取消。我不知道这能否成为一个原因，学校办事总是出尔反尔，弄得我们很恼火，我多想乘船游江，这回又泡汤了。我不爱我们学校。 传达室有我的挂号信，我一想，准是穗如来的，要我帮忙晒彩照。拿到信后一看，果然不出我所料，16张底片要晒54张照片，算了算要22元钱。信上说，快毕业了，钱很紧张，因为要买些礼物送给同学，所以晒相的钱让我“先垫上”。当然，话说得挺好听，诸如“我知道你也挺紧”等等。我只好拿出刚刚才发的20多元伙食费帮她晒相片去了。 …… 据说，已知的两个留校名额（一男一女），男的父亲是房管局局长，女的姨妈是我们学校学生科的。原来如此！！ 晚上看电视《卡比拉的篝火》，本不想去，可是又不想干事，索性去看了。电视剧拍得不好，节奏太慢，尤其是用广州话配音，让我不舒服，看完后产生后悔之感。 我自己总是以为，生活是可爱的，可这段时间的生活可爱在何处呢？临近毕业分配，那些住校的同学肯定知道很多动向，可是个个像乌眼鸡似的，互相封锁消息，巴不得你不知道任何情况，为他（她）自己找个好去处而奔忙，而明争暗斗，这时还谈什么同学间的友谊？就连同桌也不肯向你透露半点消息，真可怕！倒是我和一位女友，两人无半点隐瞒，知道一点动向，就恨不得赶快告诉对方，让对方有个准备。过不了多久，我们俩就要天各一方了，不知道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自己能否找到真正的友情。唉！世上真挚的友情太稀罕（而爱情似乎又太多了），也许正因为少，才显得可贵。我把友情看得比爱情更可贵，当然，不少人会反对我这个观点。总之，人间可以没有爱情，但绝不能没有友情，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的情况是，有爱情没有友情，甚至有人会在得到爱情之后，就抛弃了友谊，这是很不理智了。 今天杂七杂八写了一大堆，因为不想做事，我把时间花在写日记上，芝麻大的小事也往上写了，目的是想把自己的不快发泄出来，祈求暂时的精神宁静。 1984年6月8日（星期五） 又吵架了，我没有劝，既然要吵，就让他们吵个明白吧。 吃晚饭时，没有人说一句话，阿婆不吃饭了，搬了张凳子到阳台坐着。大概是因为父母吵架时，阿婆插了一句嘴：“我在你这里又没吃什么。”此话使母亲火上加火，说：“你没吃什么？你在家里吃不到那么多东西，谁有你吃得多！”母亲这句话是导致阿婆不吃饭的原因。 父亲吃完饭了，舀了一碗饭菜端给阿婆吃，她推迟了一下，很快吃完了。真是的，何必如此装腔作势，为了他的儿子（我的父亲）她也该吃饭吧，她也不想想，她一餐不吃饭，父亲是如何不忍心。加上父母刚刚吵完架，父亲也许会想，就是母亲那句话使阿婆不吃饭，这就会增添父亲对母亲的不满，年过花甲的老人，难道就想不到这一点？ 我们家有一大乐事和一大憾事。乐事就是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女儿上了大学。于是在许许多多客人面前，自动提起这件事，特别是吹嘘起二女儿的种种美德，这更是乐事中之乐事。客人的到来在我们家是很平常的，而父母谈起“老二”就显得更平常了，就像每天都要吃饭一样平常，每每露出喜形于色的表情，“老二”俨然是我们家的骄傲，能博得客人的赞叹声，这使父母，尤其是母亲得到了巨大的满足。“老大”只不过是陪衬人物，谈到我总是一句带过“师范学院”，别无他话（他们怎么就不想想，我可是家里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我的美德无人谈起，难道女儿之间也要凭上哪一类大学而分出贵贱高低？这不是势利又是什么？ 我们家的一大憾事就是父母关系不太和睦，常常为一些小事吵闹不休（但父母吵架不会牵涉到对儿女们的爱，至于对儿女有所偏爱，也是自然的），这使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压抑感。今天我就感到空气沉闷得很，就像夏季台风雷雨到来之前那样，使人烦躁得透不过气来。按理说，夫妻之间不吵架是不可能的，但吵得过于频繁，则说明另外一些问题。夫妻之间没有一点摩擦也是不可能的，但摩擦太大，势必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每个人心中的压抑、郁闷之感便是其一。 我本来不想记下这些家庭琐事，因为家丑不可外扬（虽说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但也避免不了“外扬”的可能性），可是我又不得不写下自己此时的感受，每当他们吵架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将来不结婚，就可以避免这许多的麻烦，于是，我那原本就存在的独身主义，就越来越强烈。 今天烦得够戗，快乐何时来到我心间？明天我就会得到快乐，因为本人善于忧愁，又善于自寻其乐，忧愁来得快，消失得也快，随之而来的是快乐，或者既不快乐也不忧愁，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心理平衡也是我的快乐，今天的心理尚未寻求到平衡。 （4715 图片来自网络，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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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69.“吹牛皮”吹来欢乐痛苦伴随，章老师路边挥黄旗 1984年6月9日（星期六） 今天我果然高兴了，发出了欢快的笑声，这笑声是由《万紫千红》带来的。姜昆、李文华、唐杰忠、马季，赵炎、王景愚、阿原等人的节目使我笑了，尤其是马季和赵炎的相声《吹牛皮》真是说绝了。有这么几句： 赵：我是世界吹牛中心的成员 马：你们那个公司是我吹出来的 赵：我头顶着蓝天，脚踩着大地 马：我上嘴唇连着天，下嘴唇连着地 赵：那你的脸往哪搁呀？ 马：吹牛皮的人不要脸。 马季的表演够绝的了，他比过去成熟了许多，他在发展、提高着自己的表演水平。 阿原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三首歌 《中国，我的根》、 《心事又有谁人知》、《小雨伞》，闽南风味很浓，他的声音也不错。第一首表现了他对祖 亲的爱，第二首表现了他对自己生母的无限眷恋之情，他回想起小时候母亲牵着他的小手的情景，总之唱着唱着，他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伟大的母爱！第三首唱的是雨天的情景，只有一把小雨伞，两个人互相照顾，表现青年男女的欢快嬉戏的场面。总之阿原很有才华，点子也很多，非常胜任担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他的女儿晓玲也边跳边唱，是个活跃的小姑娘。 侯玉婷又出来了，她曾经犯过生活错误，很长时间没出来了，现在仍由她主持节目，说明组织上是信任她的。其实，广东电视台有那么多播音员主持人，唯有她比别人都好，文静端庄，语言清晰，普通话正确流利。 “万紫千红” 这台联欢晚会，让人一饱眼福、耳福，这得归功于许多名演员光临及节目主持人的积极工作。 父母又开始讲话了，这也是我高兴的原因，看来，夫妻吵架是不会记仇的，吵得凶，和好得也快。 今天我跟弟弟打了一架，原因是我趁他不在时，帮他写了个英语单词，他说我写得很难看，于是用橡皮擦来擦，把纸擦破了，他大为气愤，说他这回的作业又得不到“A”，于是就动手打了我。我没理他，他越发得意没接二连三地打我，甚至出其不意地卡我的脖子，这回我真的生气了，便还手打了他。从前我都让他的，今天我居然不让他了，他火气更大，于是我们两人扭打在一起，母亲使命才把我们拉开。他在座位上还嘟嘟嚷嚷地骂我。我说：“这人根本就不像男子汉，别人都不跟他说了，他还在那里叨叨叨的。”他又想来打我。过了没多久，我拿了一本幽默画给他看，说：“我可不跟你记仇，好好看看这些画吧。”他很认真地看了起来，我们和好了。我们打架比父母吵架和好得还快。 1984年6月10日（星期日） 弟弟终于买到了玩具钢琴，是用他自己攒下的钱买的，共花了7.95元，他有点自豪又有点抱怨地对我说：“妈妈没给我一分钱。”本来母亲答应儿童节时给他2元钱，可是没给，大概是因为经济太紧张了，说好了7日发工资时给他，结果现在还没给。我当然知道母亲有难处（我曾给弟弟一元钱，说是替母亲给他的，谁知弟弟很要强，他不要，他说我已经买了礼物给他了，他不能再要我的钱），但我觉得大人对孩子首先要讲信用，要以身作则，做个榜样给孩子看。母亲这点做得不好，父亲就好多了。 钢琴买回来了，我迫不及待地弹起来，哈哈，声音还挺悦耳的，弟弟很满意，于是家里回响起悦耳的琴声。虽然弹出来的乐曲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们很不熟练，我们没心思看书，轮流弹着琴。到了晚上，弟弟居然能不看谱，完整地弹出《龙的传人》了，我还不行，因为记忆力不饶人，再说他弹琴的时间比我多。 这两天都有高兴的事，大概是补偿我迄今以来的某些烦恼。谢谢给我带来欢乐的人们。 1984年6月11日（星期一） 今天回校交论文，顺便到图书馆借书。我把列了10本书的书单递给管理员，他进去找书了。我满以为这回可以满载而归了，10本借不到，至少可以借到四五本吧，也就可以让我五六天不寂寞。 管理员出来了，手里只拿着一本书，而且是我借的书中最薄的一本，只有111页，这么薄的书，不到两个钟头我就可以看完了。我大为不愤，想责备那位管理员几句，至少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说他几句。于是我发起牢骚来：“瞧瞧，多么悲惨，我要借那么多书，可只借到一本。” 旁边一位我们班的男生接着说：“小苏（那位图书管理员），是不是连找都不找，就说没有呀？” 这正是我怀疑的的，也是我想说的话。我很不甘心，又去查书目，抄下了5本书，结果还是只有一本，这下我不能怪那位图书管理员了，只能怪自己没有福气，因为我常常借不到我要借的书。一本《罗丹艺术论》我整整借了四年，至今连影子也见不到，据说这本书图书馆只有一本。我真不明白，像这样的好书，为什么不多买几本？仅有的这一本可能成为某个老师或学生的个人藏书了。 1984年6月12日（星期二） 今天看了妹妹的来信，让我奇怪的是，从这个学期开始，她的来信谈了她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所作所为，篇幅也明显增长，而上个学期她的来信从不谈自己的想法，篇幅也很短，这是为什么？莫非是父亲写信给她，要她谈谈自己的思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她给家里的来信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而偶尔给我来信，则是一味地报忧，目的大概是让我来分担她的忧愁，同时尽可能地解答一些问题。我把这些看成是她信任我的表现，因而甘愿尽力为她排忧解难。如果说，她写给家里的信，反映了她的某些真实想法，那么她写给我的信，则毫无保留地暴露了她的真实思想。 我已经很久未给妹妹写信了，母亲大为不满。她根本不理解我此时（面临毕业分配）的心情。其实，她明明可以自己给妹妹写信，她是那样地爱她、那样地夸她，可她却老是催我写信，一年来，我写给妹妹的信够多了。不下八九封，而母亲呢，只写过两封，我没有理由责备母亲。 妹妹在这封来信中写道，假期她准备与父亲做一次长谈，谈什么？——华中工的情况，她的喜怒哀乐？我等着这一天。同时决定在那天扮演辩护律师的角色，充当双方的辩护律师，保证不偏袒任何一方，且看他们如何交谈。而我呢，是不会和父母长谈的，我自认为在许多问题上，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呢，可以找到解决我遇到问题的方法，并且也能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我是不可能主动向父母暴露自己的思想的，况且在我看来，这样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世界观已基本形成，也会用自己的脑子去分析或思考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了，根本不需要父辈来插手。父（母）子（女）之间的代沟始终存在着，这点我深信不疑，所不同的是，这条沟的深浅、长宽程度不尽相同，不承认这个事实是不对的。 晚上，我重新提笔，给两位女友写了回信，当然免不了解释自己久未回信的原因，归结为两条： 1.功课多，作业多，学中文很苦，写文章都写怕的，脑汁都被榨干了。过去一个月除了12000字的论文之外，每个科目都要写一篇文章，加起来也有1万多字。 2.面临分配，担心自己将来的命运，因而干什么事都没心机，连作业也是应付过去的，自然也懒得提笔写信了。有了这两个原因，我相信她们会原谅我的。如果不原谅，那就不是我的朋友。 1984年6月13日（星期三） 上午，我自己做了家乡风味菜——酿豆腐，从剁肉馅到把肉馅酿入豆腐里，花了一个钟头。 吃饭时，母亲对老舅说：“这是小R做的。” 老舅夹了一块说：“喔，是小R的手艺呀。”他吃了，没有赞叹，也没说什么不好的，同我预料的一样。 父亲说我肯定做了两个钟头，我一再强调只用了一个钟头，父亲这才说：“一个钟头就做好了，还不错。” 老舅接着说：“两个钟头能做好也不错呀。” 而后，老舅对他的儿子说：“你看人家，书又读到了，又学会了做菜，你呢？” 我还不能把自己列入会做菜的人的行列，烹饪，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可能永远学不到家，因为我没有这份耐心。我常常把豆角切成丝去炒，母亲便说：“只有你才有这个耐心。”其实，这并不能说明我是有耐心的，只能说明我爱弟弟，因为弟弟特别喜欢吃炒豆角丝，为了他吃得香，我才会有这份耐心，否则，我才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做饭炒菜上。 现在我做菜已经做烦了，而且花了我不少时间。我懒得做菜，想等父母下班回来由他们做，但又感到于心不忍。一个大姑娘自己在家，还要等父母下班回来做饭，确实说不过去，作为老大的我，也绝不会这样做。所以，即使我讨厌做家务，还是要硬着头皮做的，目的是减轻父母的某些劳作，使他们一下班就可以吃到热饭热菜。希望他们能理解我的心。再则，能学会做菜也是有好处的，以后不用依赖别人，我想做到一切都靠自己，靠自己内心来生活，而不依赖别人，不靠外部环境。我越来越感到，呆在家里的这些日子，我差不多完全丧失了全神贯注于某种思想、情感或事情的能力了，每天只在做饭做菜中耗费宝贵的光阴。但愿这样的日子快点结束。 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坚持每天写日记（且不管质量如何），而且记起日记来有一种愉快之感，大概是因为我爱自己——爱自己的内心生活的缘故，我不知道这样爱自己是否百分之百地正确，但我尽量做到爱自己，爱自己的内心生活的同时，也去爱周围的人，爱外部的生活，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去温暖别人的心。 欢乐和痛苦时时伴随着我，喜悦和忧郁也时常在我身旁，我明白，这一切都是生活本身带来的，是生活赐予我的，所以，不管如何，我不埋怨现实生活，同时也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生活，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有魅力。 1984年6月14日（星期四） 上午回校交作业，然后在楼下等着女友下来，准备和她一块走。恰好这时，男班长下楼来了，主动走到我面前，对我说：“现在军校有一个名额，不过是要男的，准备去兰州一个什么学校集训一段时间，然后分到军事院校当老师，我们班有三个男生报了名，但历史系又可以让女生报名。”他几乎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我很奇怪，今天我并没有问他有关名额的事，他是出于什么原因把这些告诉我呢？现在大家对消息封锁得很厉害，男同学之间怎样我不知道，女同学之间则严格遵循着不成文的保密制度，生怕别人知道了某些消息会对自己的前途有影响，这还真有点“同性相斥”的味道。至于有的男同学主动把分配的新动向告诉我，本人将洗耳恭听并由衷感谢，但也不会把这看成是求之不得的事，一点点道听途说，丝毫改变不了我的命运。 回家经过东山十字路口，迎面见一个中年人站在马路边对我笑着，我叫了他一声“章老师”，心里好生诧异。这位文学新星（杂志上是这样称呼他的）、我系写作组的章以武老师怎么站在马路边上，既没有人和他在一起交谈，也不像在等人。 我利用我占据的有利地形，打量了他一番，这才发现他的右手拿着一面黄色的小旗，我马上明白了，原来是他违反交通规则，被民警罚他“挥旗”。你看他，把小旗子卷起来，用右手握着，刚才我是凭着他右手露出的一点黄色断定他拿的是黄旗，如果不注意看是发现不了的，你瞧他的旗子拿的是多么巧妙。他连黄旗都不敢亮出来，还怎么敢指挥交通？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笑是尴尬的。无可奈何的，在那里傻站着，大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意思。看来，民警处罚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倒是不分贵贱，不分职务高低，不分男女老幼的。如果民警知道他是一个作家会怎样想？章老师想到自己堂堂正正一个作家，居然被罚，不免会感到有些滑稽吧。他在一篇小说《民警和诗》中，写道一位姑娘因违反交通规则，被一个年轻英俊的民警处罚了，大概是因祸得福吧，鬼使神差，这位姑娘疯狂地爱上了那位民警，从此双方成了恋人……如果章以武是那位年轻的姑娘，他大概也会与罚他的民警恋上吧？生活给了他的作品以绝妙的讽刺，如果他没有忘记自己写的那篇小说，他大概会意识到他的那篇小说纯粹是瞎编、虚构。 我还是赶快走吧，以免使章老师那不自然的表情加剧，学生亲眼看见自己的老师被罚，很有点喜剧色彩，我要再不走的话，他也许会无地自容了。 我从章老师的侧面走过去，回过头来看看他，他依然站在那里动也没动。我们的大民警何时才能解除对这位大作家的处罚呢！ 今天我又借了三四本小说，我准备拼命看小说，因为到了工作岗位之后，我的职业迫使我没有时间看小说了，尽管我是那样的喜欢文学。 上次李教授说过，交作业时，作业后面应附有教学意见，李教授和班长打了招呼，凡没有写教学意见的一律不收，于是，班长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对每一篇交上来的作业例行公事的检查，我的女友竟然没有写教学意见，被班长拒收。 她对班长说：“怎么写呀，拿一份来参考参考。” 班长把目光对准了我：“张某某，你的了。” 我很爽快地说：“好吧！” 谁都知道我们俩是好朋友，自然也逃脱不了班长的眼睛。 女友边看边做着“记录”，开玩笑的念头在我脑子中一闪，我便隔着一条河（座位）对她喊道：“某某，你可别把我的精华拿走了。” 河对岸传来这样的声音：“放心吧，我只拿你的糟粕。” 河这边河那边一阵毫无顾忌的大笑。 弟弟说他要去买游泳镜，我说：“你去买吧。”有了泳镜能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哪知道弟弟把这事和母亲说了之后，母亲却不同意。我想她是怕花钱吧。于是弟弟大为不满，在我面前诉起苦来：“哼，以后我什么事也不告诉她听，我不买了。” 我说：“你去买吧，叫你的好朋友同你一起去。” “既然不给我钱，我还买干嘛？”他怒气冲冲地说。 我说：“去买吧，我说让你买你就去买。”我给了他几毛钱，他不肯要，说他自己有钱，我硬是塞给他，他的气消了，决定下午去东山买。 我认为，母亲这件事做得不对，我当然知道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但也并不在乎那一块多钱，对儿女们的一些合理要求还是应该满足的，不应该总是从钱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孩子们要买的东西真的具有实用价值，对保护身体的某个部位有益，就应该买给他们，何况弟弟还没有要她出钱呢。 我这人总是把家里人所做的一切我认为不对的事记在日记里，却极少当面与父母交换意见，指出他们不妥的地方，我想这与我的性格有关，有时我真是文静得出奇，不想说话，只想写写写，把一切都写下来，不隐瞒，不掺假。 我的日记，将是我人生的记录，是我们家的欢乐与忧伤的真实写照，尽管这里有许多忧伤，有我忧郁之情的流露，但是总的基调却是欢乐的，是让人愉快的，尽管我们家常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但家人之间的友爱并没有动摇，父母对儿女的爱，姐妹姐弟之间的爱，儿女们对父母的爱却永远不会消失，不管将来如何，爱，并不是遥远的。（5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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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70. 改革者的风风雨雨，社会调查无我 1984年6月14日（星期六） 下午阿婷来了，我们诚挚、愉快的交谈，尽管我们谈的所有问题，并不都是快乐的话题，不排斥谈到我们的忧伤和不满，但是与她交谈却是愉快的。我们是如此心心相印，毫无保留地倾吐心曲……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同学间的友情又是多么宝贵。 她今天是上完课赶来的，风尘仆仆，汗流满面，一到我的房间，便毫无顾忌地叫：“水，水，水，最重要的是水。”我赶忙为她效劳，端茶，开电扇，忙完这一切，才开始交谈。 我们聊天时，阿婆老是进来问我：“可以煮饭了吧？”“我把锅子洗干净呀。”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做什么事都要请示我，我并不把这些请示当做是她对我的信任而受宠若惊，反而烦得不行，讨厌她打断我们的话题，也讨厌她使我在女友面前流露出对她的问话不耐烦的表情，幸亏是在我女友面亲前，喜怒哀乐可以尽情流露，如果是在别人面前，则大伤风雅，有失我的身份。 建筑工地的各种声音，吵得我们半死不活，几乎淹没了我和阿婷的说话声，我们不得不把头靠近，放大“音量”来说话。可怕的噪音已经把我弄得精神失常了，实在受不了了，大有度日如世纪，度时如年之感。 1984年6月17日（星期日） 工地之夜，异常宁静，我大为奇怪，今天为什么不开夜工？后来才发现，工人们在看电视，相声逗得他们哈哈大笑，许是把一天的疲劳都忘却了，歌声使他们陶醉，把一天的烦恼都丢掉了。这宁静的工地之夜，使我的心里平静了很多…… 母亲腌的咸鸭蛋臭极了，只要你的手一触摸到蛋壳，手指就会臭不可闻。就是这样的蛋，母亲还不舍得丢掉。吃饭时，弟弟不上坐了，一个人端着饭碗躲得远远的，“臭飘十里。”我本不想吃这些蛋，父亲便一再说：“哪，这个给你，这个不臭的”，我硬着头皮吃了，弟弟无论如何也不吃，父亲选了一个最好的，剥好放在他碗里，他也不吃。此蛋臭不可闻，怎么能吃？ 1984年6月18日（星期一） 下午，阿伯突然来到我们家，他已经50多岁了，却还穿着一件大格子衣服，十足的香港人打扮，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好，不像刚动过手术的。 父亲把昨天吃剩的咸鸭蛋剥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用辣椒、蒜头去炒，这样臭味才被辣味勉强压住了，我光挑辣椒和蛋黄吃，还挺香。 晚上看法国故事片《女侦探》。此片揭露了上层人物的丑行，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那位女侦探长，只要她办的案子一涉及上层社会，她就会被调走或被迫辞职。女侦探长这个人物很平常，貌不惊人，看上去弱不禁风，表面上看确实没有探长的气质。但她在接到案子之后，办事颇为麻利，也很有心计。她的麻利劲和她的外貌有些不协调。调查时她总是背一个长方形好像菜篮子一样的包，像个家庭妇女，很可笑的样子，但你最终还是会喜欢她的，喜欢她的果断、她的敢于“犯上”的精神，也喜欢她对工作的细致。只可惜，她的功夫太差，枪法不准，除了会打枪之外，其他的武功几乎不会，这当然会给他的工作带来麻烦，她不是差点被抓了吗？ 我很欣赏影片的结尾，她被迫辞职，坐上出租车，经过一个幼儿园，让司机停下车，看了一下正在幼儿园里玩耍的被她救出来的小女孩，她想了很多，因为办案得罪了上校和一些上层人物。这时，司机问道：想好了没有，是下车还是往前开？“往前开”，她只说了三个字，但一语双关，寓意深长。 看完电影，走在路上，我发现弟弟是用脚尖走路的，美其名曰：“练轻功”。他在家时，经常运气，或用拳头对着墙壁打。咚咚作响，每天把凳子举过头顶三十下……这一切，都是为了练就一身少林功夫。 1984年6月19日（星期二） 早上，帮父亲抄稿子，他写了一篇《不该发生的故事——改革者的风风雨雨》的调查报告。我先看了一遍，大为气愤，因为改革者的命运实在太惨了，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因为改革得罪了某些人，所以改革者的命运大为悲惨。 父亲问我对这篇稿子有什么意见，我只建议他加上这么几句话：改革者为什么老受压制，就是因为某些领导人不喜欢独立型的人，而喜欢顺从型的人，尤其喜欢那种像小花猫似的媚态人物，这种人安分守己，最容易被统治。中国的很多领导人都喜欢这样的人，我把这些意思说出来，父亲说：“可以，这点加上去比较好。”父亲是极少说好话、赞扬一个人的，他如果对你说上一句“可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很高兴父亲采纳了我的意见。 由于要复习，我抄稿子的时候，比平常多用了两倍的时间，等把全文抄完（共20页），手指疼极了，差点连筷子也拿不起来了。文中说到的改革者张某才，倒是个很有气魄、很有才干的人物，我倒想认识一下他。 （笔者今日注：自从这篇文章发表后，父亲因此得罪了某些领导，在单位的日子很不好过，几年后，他辞去副处长，从公务员岗位下海创业了，可以说这篇文章是他下海的原因之一。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我这个公众号搜我撰写的介绍父亲的报告文学《大义之人》） 下午，回校开会，兼看诗歌朗诵比赛。我们坐在课室里，不想搬凳子到科学馆去，由于黑板上通知写着开完会后回课室集中，有重要事情宣布的字样。我们就在课室里呆着。谁不知学生科的陈老师把我们揪了出来，说等会就在科学馆集中。无奈，我们只好到了科学馆，由于我们不想招摇过市到前面的位置去坐，只好站在门外。 诗歌朗诵正在进行着。冗长的节目，朗诵者有的声音好，但情感处理得不太恰当，有的虽有感情却又免不了造作。最后是省话剧团的向健、陈萍、柏崇新（《血疑》中给光夫配音的演员）表演节目了。他们轮番表演了一个又一个节目，都是朗诵，当然水平很高，但依然是冗长。我没心机听下去了，就和晓湘到楼下的红棉树下的石凳上歇息、聊天。就这样等了很久，诗朗诵终于结束了。班里的人下楼来了，却听说还是要回课室集中，我们大为不满，刚才是把我们骗到科学馆来的，简直是拿我们穷开心！本想抗拒下去，但因少数人已在课室，老师还是决定回课室集中，这是为了顾大体。 浓重的黑云好像要压在我们头上，乌云集聚了一个下午之后，终于爆发了今年罕见的大雨，我们只好站在四面来风的地方避雨。风把雨点都吹斜了，直向我们扑来。很快不远处的操场已经被水淹没了，风把地上的水吹起了层层涟漪，真像风从荷塘面吹过的景象。 操场上竟然还有两个人在打排球，他们寻求的是怎样的诗意，真令人可笑。 有人给我们送伞了，走到课室，衣裙已湿透，衣服贴在后背，坐在板凳上很难受。 这场大雨，耽误了我们很长时间，半小时以后，全班同学才基本到达课室。 开会宣布了两件事： 1.本月22日，毕业班乘船到金沙洲度假村玩。 2.全院性的社会调查，每班20人，分别到增城、龙门、花县、新会、清远、番禺等县和郊区进行社会调查，调查各地的教育情况。 我希望这20人的名单中会出现我的名字，因为我对社会了解得太少了，非常想去调查一番，可是我只有失望。全班有半数人去，可是却没有我的名字，难道我竟然如此落后？难道我就这样容易被人遗忘？我不愤，我不服，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老师？记忆中好像没有。想来想去，归结为我平时没有围着老师转，没有表现出我有哪方面的特长、才干，致使本人得不到老师的信任，也许谈不上什么信任，就是被人遗忘，遗忘在被遗忘的角落，即使你再有才干，由于种种原因，照样得不到某某老师的赏识。我无论如何也不承认走在班里竟然如此落后，有些人说我好，但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本人虽好，但吃不香，甚至有些吃不开，很多时候我只能兜着走。那些接受到社会调查任务的同学，高兴极了，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很快离开课室，我不想看到他们的欢乐。 走在路上，懊丧极了，与别的同学谈着另外的问题，以此掩饰自己的不快，我明白，这是自己欺骗自己。在这个班，我是被冷落的，别人有事要我办事，便甜言蜜语，没事求我时就一脚把我踢开。我和老师的关系，也只是听课交作业而已，所以我吃不开。 今天才听说，梁某某住院了，女友问我去不去看她，我心中知道她的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也没有到了该住院的时候，至于说她为什么要住院，大概有许多微妙的原因，加上她是住在红十字会医院，在河南那边，路太远，我就说不去了。如果女友探病回来告诉我，梁某某要我去看她 ，那我一定会去的，我们也是朋友。 1984年6月21日（星期四） 晚上看电视剧《乡音》，倍觉压抑，产生压抑的原因在于陶春的悲剧，她很可怜，可怜就可怜在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可怜的，反倒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理所当然的。她的口头禅是：“我随你”，不管她丈夫的主意如何，她都是那句“我随你”。丈夫撑船回来，懒洋洋地坐在凳子上，陶春便倒水给他洗脚，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结婚十年来如一日。当然她心地很好，很贤淑，但像她这样的生活（自己没有一点主意，总是顺从）不能不说是悲剧。悲剧之悲还在于，老一辈的人（以陶春的叔公为代表）把陶春的一味顺从，一味地“我随你”看成是贤淑的，好媳妇的唯一标志，要求自己的孙女也像陶春那样。 影片不露声色地表达了反封建的主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影片有意无意地安排了另外一对有文化知识的青年男女与陶春夫妇做对比，展开了追求新的生活与维护过去的生活的两种思想和行为的斗争。陶春的悲剧是发人深思的，由此可见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遗毒至今还残存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消除这种遗毒很不容易，但毕竟是可以改变的。那种人工榨油的声音被机器所代替了，修筑铁路、公路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沉睡的山峦，一切现代化的音响都会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震响，随着这些音响，人们头脑中残存的封建思想必将会得到清除。 影片的不足之处在于，陶春的丈夫是因为陶春得了肝癌以后，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帮她倒洗脸水了，他说出了夫妻平等，谈不上谁侍候谁，他满足了她小小的心愿——到县城去看一看，顺便照一张相。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迟了。人们会问，如果陶春不得病，那么木生（即陶春的丈夫）何时才能明白夫妻平等的道理？如果不是陶春生病了，那么她的悲剧又该到何时才能结束？ （3870 题图来自网络，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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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71. 金沙度假村“疯人院”，建筑工人有“武功” 1984年6月22日（星期五） 今天到金沙度假村旅游。在游船上，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在打扑克。 到了目的地，举目望去，这里没有什么好的建筑物，到处破破烂烂，地盘很狭窄，不用30分钟，就可以走完整个度假村。 这是名副其实的村庄，树上的水葡萄已经黄了，农民一边摘一边卖，每斤0.80元。尽管我们很想买，卖者也不愿降价，并不因为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大学生而降低一分钱。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可见结了穗的禾苗，闻到牛粪味。除了厕所多之外，几乎无一是处。那些厕所是名副其实的乡村厕所，不到万不得已之际，实在不敢光顾。因为它是度假村，村里有游泳池，有舞厅、餐厅，可以在珠江边上划船，还有康乐棋等等。 与别的村庄不同的是，这里有羽毛球、兵乓球等棋类球类出售，射击场的枪已经生锈了，管理员也拉不及开枪栓，所有这一切，在广州的任何一间公园都可以找到。因此没啥意思。我们刚才一上岸，看到它这个破烂样，便想回广州了，可是游船要到下午四点才返航，我们苦于无法打发时间。开始埋怨学校了，为了省钱，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地方来玩，这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的最后一次活动呀，院方居然如此孤寒。 百无聊赖之际，看见一个医务人员正在赶一个挥旗的痴呆病人，我们没想到这里也有精神病院，我们跟着那个护士朝小路走去，“游客止步”的牌子也没有阻挡我们的脚步。我们来到精神病院的女病区。只见这里有几个病人正把头靠在铁栅栏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忽然我们听到标准的普通话：“你们来干什么，来看谁……”我们说随便看看，她便告诉我们从哪里进来。天呀，我们哪敢进去？依然隔着铁栅栏和她们说话。那位女病人滔滔不绝地讲她的遭遇：这里多么不好，闷死人，简直想自杀，父母极少来看她。我们了解到，这位女病人只有30岁，是战士歌舞团合唱队的演员，父亲是南海舰队作战处的副处长，她自己名叫严燕苏，是因为个人问题而疯的。她一再说自己没病，是受冤枉的，还要给我们留下地址，让我们帮她去找妈妈，让她妈妈来看她。我们还叫她唱歌，她便唱起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她已经学会了抽烟，手指已被薰黄了，门牙也发黄，在和我们说话时，她把手从连衣裙的领口处伸到胸前，从“火热的胸怀”中掏出一盒丰收牌香烟，拿出一支烟又抽了起来。我们叫她不要抽烟，告诉她抽烟会把她的嗓子搞坏，她就唱不了歌了。她不听，依然抽着烟。 另外一个女病人说她是杨荣国（中大历史系教授）的女儿，父亲1979年就病死了，母亲自杀了，她自己“撒泼”，就被送到了这里。 这些病人的诉说好像都很正常，没有语无伦次的感觉，但是她们的眼睛却是痴呆的，很难看到她们转一转眼珠，一双无神的眼睛总是盯在一个地方。她们明明有病，却说自己没病，恐怕这些就是痴呆病人的临床表现吧？总之她们很可怜，令人同情。如果说到金沙洲有什么收获的话，那么与精神病人的交谈恐怕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中午在餐厅吃饭，没有油的菜，没有味的两块鱼，几只虾，三片瘦肉和一个蛋，外加一些豆角，要价1.5元，真是贵！开水是用发黄的珠江水烧的，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估计也是无人问津的。这里是郊区，水都不经过过滤，实在说不过去。如果有人在这里度假，住上一两天，就会感到不舒服，光是喝那些发黄的开水就够了。 午饭时是和叶书记同桌的，我也没趁机问问毕业分配的事，因为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叶书记也没有主动告诉我们一些消息，口封得很严，但他却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了肿瘤病人的惨状，讲到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翻船、翻车、坠机等一些列惨状，听得我们直打瞌睡。可他依旧不停口，可能以为我们很喜欢听他说话。 在餐厅听完叶书记的唠叨，我们来到江边买了一个香瓜，五个人分吃了，然后回到船上，等着开船了。已经决定提前一个小时返航，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总结一下，金沙度假村一游，主要活动有三：在船上打“百分”，在精神病院与病人交谈，在餐厅听叶书记训话，除此之外，别无所得。有位同学说，她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打“百分”。大老远到这里旅游也是够可怜的了，还不如去东湖公园，东湖比金沙度假村好百倍。 （模糊老照片） 今天是弟弟12岁的生日，我旅游回来，为他买了几个小蛋糕和一些饼，还有一个香蕉型的水果糖，权当做我给他的生日礼物，他很高兴。 1984年6月23日（星期六） 今日无事可记，呆在家里闷得慌，晚上的电视也不好看，只能以每天看两本小说的速度翻阅侦探小说，倒还有点意思，起码能够被小说的情节所吸引，真难为了作家笔下的那些大侦探，常人看来扑朔迷离的案件，他们轻而易举地破案了，脑袋不知这样长的，如此娴熟地运用逻辑推理，抽丝剥笋，实在令人佩服 1984年6月24日（星期日） 建筑工人自然有建筑工人的武功，且不说他们推起手推车来是何等轻巧，眨眼功夫就把满满一车小石子推到搅拌机旁边，接着又是一溜小跑。再看看他们用电锯锯木头，根本不用在木板上划直线，不论男的还是女的，只需把木板拿到眼前，闭起左眼，用右眼往木板上一瞄，放在电锯上一锯，笔直笔直的，完全合乎要求。再看看他们抛砖头的动作吧，一个人站在离地面三、四米高的水泥柱上，一位姑娘把砖头抛给水泥柱上的工人，只见她稍微往下蹲，右手拿着砖头垂直往上抛，正好抛在上面那位工人的手上，块块砖头都如此，既不会抛到那位工人的脚上，也不会抛到头顶上，总是不高不低正好抛到手上，没有失误的，上面那位工人只要稍稍用手接住就行了，简直绝了。这些都需要有技艺。 建筑工地就在我家门前，当我看到以上情景时，我丝毫不敢小看建筑工人了。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他们的技艺是很多人不具备的，多少高楼都是在他们手中建成的，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房子住。因此我产生了一种愿望，我迫切想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工地以外的生活，了解他们对社会、对事业、对爱情的看法。可是又很难了解到。因为要了解人的思想，必须深入到他们中间去，所以很难。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从他们的简易住房飘来了一阵歌声《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一个男中音，咬字清楚，我便对家里人说：“这人的声音还不错嘛。”至于他为什么会当上建筑工人，为什么宁愿自己一个人唱，我则一无所知。 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1984年6月25日（星期一） 我没想到，晓湘上午来我家了，我热情接待，照例是无拘无束的交谈。多希望有个安静的环境让我们倾心交谈，这里实在太吵了。但并没有破坏我们的兴致，我们谈了很多很多。谁也用不着隐瞒，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们一致认为，要是我们是男孩子该多好，那会减少许多麻烦。如今作为一个姑娘，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是不自由的，比如，我们晚上不能独自一人去散步，我们去任何地方，都得向家里人说得明明白白，当然家里人往往出于好心，但这好心往往破坏了我们的兴致，我们只能匆匆而去，为了不使父母挂念，再匆匆而归，晚点回来，父母就提心吊胆，生怕遭到什么不幸。这就是我们当姑娘的“不自由”。姑娘长得越美家里越担心。 我们还谈到班里的女同学找男朋友，都找比自己年纪小的，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奇怪的形象，一致认为这样的朋友最终会吹，除非极个别感情特别深厚的。我们还说到有些姑娘结婚时非要60多条腿，一致认为，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去抹家具上的灰尘，再说房间里摆太多东西，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会削弱了物件本身的美感。如果我们结婚，我们只要书柜、书桌、床、一个立柜等基本东西就行了，至关重要的是别漏掉了书柜和书桌，因为那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将永远学习知识。 时间在交谈中很快过去了，很高兴我俩在许多问题上都获得了一致，这是我们四年友谊的结晶，假如没有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不会认识，为了纯洁的友谊，我该感谢这四年的时光。说句老实话。读了四年大学，没有多少人能够全面了解我，人们似乎都习惯于认识众人塑造的我，而宁愿不去认识实实在在的我、真实的我。人们往往只看到我外表文静的一面，而没有了解到我的内心——火热的，对生活充满了爱，常常用仁爱之心待人。我相信，晓湘是了解我的人之一。 四年已经过去了，等待我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呢，彷徨、犹豫将不属于我，创造、奋斗才是我的目标。 看了《中国青年报》，有一则通讯写的事情令人气愤，说的是在拍电影《两个少女》时，正副导演为了一个女演员而争风吃醋，在饭店大打出手，搞艺术的、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的人，品质却如此恶劣，道德竟如此败坏，简直是玷污了艺术，是对艺术的亵渎！像这样乱七八糟的事情，本不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界发生，但既然发生了，有关部门则必须认真对待，从严处理。 同样是这张报纸，说到著名作家叶蔚林在他的一些小说中，明显抄袭了某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有些作品的结构、景物描写同外国作家作品中的结构、景物极其相似，相似得惊人。这大大损害了叶蔚林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有些初学写作者去抄袭还情有可原，作为一个大作家还去抄袭，那就大错特错了。作家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我是绝不允许别人亵渎艺术的。艺术的价值在于创造，雷同、抄袭是艺术的大敌。我不明白叶蔚林为什么要那样做？是报刊的约稿太多而无从应付，还是已经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不管如何，我以为一个作家的创作态度始终应该是严谨的，否则，他则不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母亲今日出差去北京，父亲出差直到现在（下午4:45分）尚未归来。如果晚上还不回来，晚上睡觉我会很恐怖，请别认为我太胆小，因为我家住的是楼下，最靠边的一间。 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父亲还没回来，恐怖之感油然而生，当我们一吃完晚饭，我就把门窗关得紧紧的，然后我打开收音机壮胆，甚至在睡觉之前还布置了假象：父母那间房没人睡觉了，我也把蚊帐放下来，把被子摊开，在被子里塞两个枕头，装成一个人在里头睡觉的样子，在床边还放上一双男士拖鞋，把窗帘都拉上，只留了一条缝。做完这一切，打量一下这间房子，禁不住笑了，最后我又检查了一遍门窗，这才放心地躺在自己床上。 1984年6月26日（星期二） 早上吃完饭，我便提着个篮子去买菜，提上这个篮子，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很讨厌去买菜，加上又下雨。等我走到菜市场时，看看我的脚，那一点点黑泥粘在我那白白的小腿上和脚上。 我想赶快回家，买了茄子、冬瓜，葱等蔬菜，就像避瘟疫一样逃离市场。 到小贩那里挑了把豆角，每斤0.15元，一把就是1.3斤，自己没算数，随手给了小贩3角钱，等着他找钱。 菜农掏着口袋，问：“你刚刚给了我3毛钱是不是？” 我说是的，他就给我算账：每斤0.15元，这里是1.3斤，2毛钱就够了，说完便给回我1毛钱。这个小贩很老实。 昨晚和今早，已初步尝到父母不在家的苦恼。昨天我还洗了弟弟的衣服。今天5:35分起床，发现煤炉灭了，赶忙生火，火还未上来，又赶忙把昨晚的剩饭加些水，放进锅里，用煤气炉煮稀饭，边扇着煤炉边看着稀饭，煤炉终于着火了，我才开始梳头、洗脸。待稀饭煮好，把弟弟叫醒，交待他把稀饭盛好，放凉，自己便拿着碗去饭堂买包子。回来后把昨晚剩下的兔肉汤热了热，给弟弟喝。吃完饭便洗碗，为弟弟准备好课间餐用的碗勺，然后是弟弟上学，我去买菜。一切都是那样琐碎，再这样多干两天，不烦才怪呢。就我一个人干活的日子，要做的家务太多了！ 但愿父亲今天能回来，否则，我明天早上又要去买菜了，看到菜市场那么多人，我就烦，我喜欢清静。 夜晚，父亲终于回来了，会议尚未结束，他是提前赶回来的。 与母亲同一个处室的阿姨来了，说是怕我爸爸没回来，过来看看我们有没什么事，我和父亲真诚地谢谢了她。真的，有这么多好人，我还怕什么呢？我这人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我很容易被感动，一旦我被感动了，我会发自内心地感谢对方。 1984年6月27日（星期三） 上午回校还几本书，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决心书，红纸黑字，很显眼，便停步欣赏。 决心书的大意是：人民给我们上大学的机会，四年已经过去了，作为应届大学毕业生，应该报效祖国，由此提出“到农村去，到基层去”的口号。大概有十来个人在决心书后面签了名，其中包括我们班的钟某某，陈某某。别人的情况我不知，但这两个同学的情况我却很清楚。当初，他们分别是从龙门、番禺降分招收进来的，按理应该回到那里去。可是他们现在却走了好运，已被推荐到市委组织部学习，虽说到时也要回龙门番禺，但却不用当老师，而是在县、公社一级的单位当干部。真没想到他们竟然也在决心书上签名。明明是要回到那里去的，却高喊“到农村去，到基层去！”还挺会做人的嘛！我说，他们应该另外写一份决心书，要求下到他们那个县最偏僻的地方去当老师，那才真正算是有决心呢。像他们现在这样的做法，简直是在欺骗大众，我可不会上当。现在的人，个个都贼精贼精的，我们班这两位就够精的了，既响应了党的号召，又达到了个人的目的，还在一部分人当中得到了一个好名声，可谓一箭三雕，令我瞠目结舌。 学校给家长发了 ，内容都是铅印材料，有要求家长支持子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的，有全国“志在四方”报告团给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公开信，还有杜绝在毕业分配中搞不正之风的指示，总之应有尽有，对这些文章，我只是瞥了一眼标题，没心思看完全文的，我看父亲也没看，他才没时间看这些呢！ 我钦佩那些主动申请到新疆、青海、西藏、甘肃等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但这并不是长远之计，主动要求去那里的人毕竟是少数，我倒建议搞一个运动，就像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类似（但绝不是发配），大学毕业生分批奔赴大西北，每一批工作四五年后可回到内地，另一批接着去，这样可能会好些，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也许我的想法过于幼稚，另外，如果我是孤儿，我会毫不犹豫奔赴大西北，可我不是，我总觉得父母把我养大，自己翅膀一硬就飞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无法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这样我于心不忍。加上还有个弟弟，我更需尽到一个做姐姐的责任。所以我想，我能做到不走后门，不给管分配的老师添麻烦，服从分配就很不错了。 弟弟拿回两张奖状，一张是他“在1984年六一儿童节美术优秀作业评比中荣获三等奖”，另一张是“参加1984年六一儿童节绘画竞赛荣获一等奖”的，他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当我笑着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哈哈大笑，等他干完活后，就进我的房间看弟弟这两张奖状，然后向弟弟打听他画的是什么画。 （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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