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三极: 无氧攀登
不使用氧气装备攀登8000米以上的高峰，是登山家们攀登喜马拉雅山面临的一项新课题和新难度。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是人类“死亡带”，或者叫做“生物禁区”，就是说，“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上，人类和其他动植物都无法生存”。所以，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这项展示人类最大忍耐力的尝试，还是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
1973年5月1日，由德国、瑞士、奥地利三国联合组成的男女混合登山队，首次实现了人类对8000米高峰的无氧攀登，其中有4名队员（包括著名德国女登山家哈·施玛兹）在自始至终不使用供氧装置的情况下，成功地登上了海拔8156米排名世界第7的马纳斯卢峰。
1975年10月6日，在登上海拔8481米的马卡鲁峰的7名南斯拉夫队员中，登山家马尔扬·库那别尔也自始至终不用人工氧气而登顶。
1978年5月8日，33岁的意大利著名登山家蒂茵霍尔特·梅斯纳和35岁的奥地利登山家彼得·哈贝勒，更是以惊人的勇气与毅力，坚持自始至终不用氧气装备，经尼泊尔一侧的南麓，完成了对珠穆朗玛峰的征服。3个月后，梅斯纳又在无氧的情况下，登上了海拔8125米的第9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同年，美国登山队的3名登山家也按事先计划，成功地对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进行了无氧征服。也是在这一年，德国、法国联合登山队的3名登山家，又在完全不用人工氧的情况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1980年8月20日，梅斯纳以不可思议的勇气、体力和意志，成为人类历史上孤身一人从北坡对珠穆朗玛峰成功地进行无氧征服的第一人。这是世界登山史上的奇迹，是跨越70年代和80年代的绝唱。
不屈的中国人
中国，一个多山的大国，它的境内和边境分界线上，有许多世界级的山峰。世界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中，有10座牵连着中国的国土，其中包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
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力衰微，民不聊生，中国人根本无力组织登山运动，最多只能做西方国家登山队的仆人和搬运工。
当年，拿破仑曾预言：中国是一头酣睡的“东方雄狮”，当它站立的时候，全世界都将会为之震憾。这个预言是100多年以前下的，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了实现这个预言的可能。
1955年8月11日，中国登山家们与前苏联登山家们一起攀上了一座海拔6773米高的山峰（团结峰）。6773米，这是新中国登山家们所创造的第一个属于自己的高度。
1957年，中国登山家们独立征服了世界著名的贡嘎山主峰（海拔7590米），在世界登山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不得不对这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人数众多的民族给予重新的评价。他们预感到：中国这头东方雄狮已经醒来，它必将以自身最大的努力，跻身于世界登山运动的前列。在喜马拉雅山黄金时代的高潮期，各登山强国的著名登山家们都已感到，中国人将对他们在登山运动上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只是，谁也不曾料到，这种挑战竟会来得如此的迅速。
1958年3月，前苏联100名功勋登山运动员联名写信给苏中双方，要求两国政府支持两国登山家联合组队，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中国政府和运动员的支持。
在这次行程开始的时候，世界许多山区正流传着关于“雪人”的种种传说，前苏联的几种报纸也都报道过“雪人”的“活动”。中苏双方运动员下撤途中，经常听到雪鸡在峭壁间鸣叫。于是，有的人便与同伴开玩笑说：“当心雪人！”“听啊，雪人在笑！”这时，在海拔5300米处的一个营地里发生了一件令人生疑的事：原先为运动员下山时准备的三顶帐篷统统被撕得破烂不堪，里面的食品全都被抛出，箱装的香肠、鱼干、肉干和面包干几乎都被吃了个精光。几桶罐头肉被咬得布满了小孔，上边留有鲜血的痕迹。帐篷周围的雪地上也残留下许多大脚印..队员们呆住了，难道真的有雪人？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闯入营地的强盗是帕米尔棕熊。这些模样呆头呆脑的家伙居然如此聪明，知道跟踪登山队员一路上肯定会有好吃的。
中苏登山家们在共同的训练中，一直合作得很好，他们之间还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58年10月，由许竞和别列斯基率领的中苏登山家们首次进入西藏，对珠穆朗玛峰周围地区进行了侦察。这次活动历经18天，行程300公里，主要侦察了东绒布冰川和中绒布冰川等路线。
1959年，按照双方的协议，中国方面如期修建了从日喀则到珠穆朗玛基地营——绒布寺附近300多公里长的公路。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前苏联当局不顾本国运动员的意愿，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元帅指示道：中国人自己干，而且一定要干好！也相信一定能干好！
誓死要拿下珠峰的中国登山家们，为登上珠穆朗玛峰而进行的训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1959年7月7日，33名中国登山家集体登上了慕士塔格顶峰，其中包括8名女登山家，她们是周玉瑛、王义勤、丛珍、王贵华、西绕、潘多、齐米、查母金。这些杰出的中华女儿，以海拔7546米的登山高度，创造了当时世界女子登山的最高纪录。33名运动员同时登上7500米以上的高峰，这在世界登山史上也是第一次，充分显示了中国登山运动的实力。
1960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个自然灾害年代，是6.5亿中国人民普遍陷入饥荒而节衣缩食的年代。就是在这个年代里，中国的登山英雄们却干出了一件让全世界都震惊的事：攀登珠穆朗玛峰，征服地球之巅。
当时，处于财政困难之中的中国政府，专门拨出巨款用于购买攀登珠穆朗玛峰用的登山装备；中国各专业工厂为登山队赶制了羽绒登山服和加厚睡袋。这次登山活动不仅是中国登山家们的奋斗，它已经演变成一场全民族的抗争，一场全中国人与艰难险阻的最富有象征意义的抗争。
1960年3月中旬，中国登山队离开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经日喀则等地，沿着当地藏族同胞为他们修筑的公路，开向珠穆朗玛峰山麓。这是一支由20多辆卡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
3月19日，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干燥的雪粒像浓雾一样弥漫在山峦上空，阵阵刺骨的寒风把沙石卷起几十丈高。中国登山队的全体队员，冒着高原的风雪和严寒，来到了珠穆朗玛的脚下。在他们的头顶，是世界的第一高峰，一座海拔8848米的巨型金字塔。它巍然雄踞在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上，峡谷中悬挂着几条大冰川。这里，是雪的故乡，冰的王国。
登山队员们跋涉到海拔5120米的高度。他们在著名的绒布寺的上方，找到了一块谷地。这是一道已经萎缩的山谷冰川的脊部。登山队决定，将大本营安扎在这里。
中国登山队在这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登山基地，他们把这个基地称为喜马拉雅新村。这个硕大的喜马拉雅新村，总共有20多顶、每顶可供20人居住的加厚棉帐篷，有食堂、会议室、发电站、医务室、电台和记者站，还有卡车、越野车、牦牛等运输工具。
在喜马拉雅新村的村口，有一个用松柏和红布扎成的象征性彩门，登山队在两边的门框上贴上了一幅大红对联：“英雄气概山河，敢笑珠峰不高。”
横批是：“人定胜天。”中国登山家们的万丈豪气，由此可见。然而，珠穆朗玛山区气候瞬息万变，暴风雨常常把帐篷刮得东倒西歪，还有发出雷鸣般轰响的冰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和高不可攀的险峻山峰..这些险阻在二次大战前，曾接连击退过英国人的8次进攻。为了打通一条通向“北坳”的路线，英国人曾付出了11人生命的代价。今天，它对待只有不到5年登山历史的中国人，难道会客气一点吗？计划制定者认为，征服8000米以上的高峰，不能指望一次行军就夺取胜利，而必须经过几次适应性的行军，逐步适应，逐步上升，然后再集中主力突击主峰。因此，他们把征服珠穆朗玛的伟大“战争”分为4个“战役”：第一战役，队员们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
第二战役，从大本营出发，上升到海拔70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
第三战役，从大本营出发，上升到海拔8300米的地方，完成后依旧返回大本营。
这三次适应性的行军，登山队员一方面可以在沿途不同的海拔高度建立起许多个高山营地，为最后夺取主峰创造物质条件。另一方面，逐步地提升高度，使队员们有充分的时间去适应高山环境。
在这以后，第四战役就要求队员从大本营出发，直抵海拔8500米的地方，建立夺取主峰的突击营地。然后，从这个突击营地出发登上8848米的主峰。
在克服重重困难，登山队员们团结一致完成前两次战役后， 1960年4月25日，中国登山队打响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第三战役。4月29日，全体队员重新到达有“鬼门关”之称的北坳顶部，跨向了新的高度。
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越来越稀保队员们在新的高度上变得虚弱起来，活动也更加困难。在攀登海拔7400米附近一段直线距离不到20米的岩坡时，他们竟不得不休息了4次才爬了上去。
经过两天的艰苦行军，登山队的全体队员安全地抵达了海拔7600米的地方。他们在建立了营地进行休整后，在5月2日晚间，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和藏族队员拉八才仁、米马又组成了侦察组，连夜向海拔8100米的高度进发。他们打算先建立起8000米以上的第一个营地，迎接后面队员的到来。
严重风化的石灰岩坡岭上，堆积着极易滚动的乱石和岩片，脚踩下去，立刻会陷进乱石缝里拔不出来；如果用力蹬踏，石块就会像冰雹一样滚泻，极易使身体失去平衡。为了取得对高山环境更好的适应能力，4名登山家尽管背着轻便氧气筒，但都没有使用，他们艰难地喘着气，缓慢地移动着脚步。
天完全黑了，四周朦胧一片，只有远处山峦上的积雪发出微弱的白光。
刺骨的寒风不住地撞击着山岩，发出凄厉的啸声。登山家们用冰镐试探着道路，用观看星斗的方式辨别着方向。他们的脚步声在山谷的夜空中发出沉重的震荡，高山靴上的钢钉在岩块上敲击出点点火花。终于，他们在午夜到达了目的地，在海拔8100米的地方支起了营帐。
然而，新的困难几乎将他们逼入了绝境，他们的食品已经没有了。连日来，由于运送物资的队伍遭到风雪的阻挡，登山队员们每天只能依靠几口炒面、几块糖果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对于这4位开路先锋来说，在他们奋战十几个小时、肚子饿得咕咕叫唤的时候，却连一点吃的也得不到了。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整个计划就会被打乱。
藏族队员拉八才仁和米马站起来请求允许他们返回7600米的营地去想办法。这两个藏族小伙子整整奋战了一夜，又毅然顶着-40℃的严寒，走进了苍茫的夜色之中。
在到达7600米营地后，极度的疲劳使米马的身体垮了下来，他躺在帐篷里，一下也动弹不了了。但是，运输队仍未上来。王凤桐、石竞和藏族队员贡布连忙把他们携带的总共不足一斤的炒面装好，同拉八才仁一道，在黎明时分赶到了8100米营地。
为了进一步确定突击顶峰的路线，第二天上午，史占春、许竞、王凤桐、石竞、拉八才仁和贡布6人又开始向更高的高度前进。
在当时的世界航空生理学上，曾把海拔8000米以上高度的地区称为死亡地带。据科学界的预测，海拔高度为零的海平面上，空气中氧气分压为150毫米水银柱，而到了8000米高度，氧气分压只有46毫米水银柱。严重的缺氧状况，会造成人体机能的各种不良反应，甚至死亡。因此，在当时的国际登山界，8000米是一个高度极限，如果不使用氧气瓶，在这样的高度上生存是难以想象的。
史占春等6人在很少使用氧气瓶的情况下，心脏跳动得特别猛烈，但他们仍坚持着，他们要亲自试试人体在死亡地带的反应。
他们踏过白雪皑皑的山坡，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山岭侧脊，成功地绕过了珠穆朗玛峰的第一台阶。然后，他们又走上了铺盖有重重叠叠黄色风化石的陡坡。这个陡坡像一根带子围绕在珠穆朗玛顶峰之下，曾让英国探险队吃足了苦头。现在，他们顺利地通过了。
石竞、拉八才仁和贡布三人在海拔8500米处停了下来，着手建立中国登山队的最后一个营地——突击营地。
而史占春和王凤桐还不满意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决定继续前进，开始攀登被英国登山家认为是“不可超越”的“第二台阶”。
“第二台阶”是一座陡峭而光滑的岩壁，高度为30米，坡度为70°左右，攀登者在这道岩壁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支撑点。这里是1924年著名登山家玛洛里和欧文失踪的地方，也是阻挡英国登山队从北坡登顶的最后难关。
史占春和王凤桐匍匐在岩壁上，一点一点地向上移动。他们翻过巨大的岩坡，终于在当天晚上9时攀登到了海拔8600米处的“第二台阶”顶部，这比预定的第三战役计划到达高度高出了整整300米。天色漆黑，周围什么也看不见。为了准确地找到突击顶峰的路线，他们要在这里过一夜，等天明后再进行侦察。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决定不用氧气瓶。
史占春和王凤桐用冰镐挖了一个雪洞，两人在雪洞中紧紧挤坐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
这一夜，他们十分沉着地创造了一项在世界登山史上了不起的记录：不用人工氧气在8600米高度安全宿营。
转眼已到了5月中旬，根据气象预报，1960年的雨季将在6月初到来，如果不抓紧有利时机，中国登山队向珠穆朗玛峰的第一次挑战将因为雨季的来临半途而废。所以，中国登山家们的第四战役是背水一战。在这一年中，他们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
5月17日清晨，绒布冰川河谷上空云雾迷茫，全体登山队员集合在大本营喜马拉雅新村的广场上，参加对突击队的授旗仪式。负责基地营全面领导的韩复东总指挥，亲手把一面代表全中国人民期望的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主席的半身坐像交给突击队员，委托他们把这面旗帜插上地球之巅，从而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从自己的国土上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13名优秀的登山家在副队长许竞的率领下，激动地举起了右手，庄严地宣誓：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前进，不征服顶峰，誓不收兵！
他们心里很明白这次授旗的分量，也完全懂得形势的要求和全中国人民的殷切期望。
困难是巨大的，前几次行军过程中发生了较多的人员冻伤，各个高山营地上储备的食品和氧气都有不同程度的消耗，尤其是在8000米以上的几个营地，食品与氧气都所剩无几。这是一场冒险程度相当大的突击。
突击队员们在锣鼓声、欢呼声中告别了大本营里的战友，踏上征途，向云雾重重的山岭间挺进。为了节约时间，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一天就到达了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营地，第二天又登上北坳的冰坡，到达海拔7007米的第四号营地。23日中午，许竞带领着13名队员赶到了海拔8500米的地方，并在这里把突击营地改建在一块极其难得的雪坡上。
5月23日晚上10时，从海拔6400米处的第三号营地发出了信号弹，表明“24日为好天气”。这个消息让突击队员们感到振奋。
5月24日清晨，阳光灿烂，朵朵白云环绕着珠穆朗玛尖锥形的顶峰飘荡。
9时半，突击队员们由突击营地出发。在前几次的行军中，副队长许竞一直担任侦察任务，体力消耗过大，这回他只走出10米便倒下了。突击队决定由王富洲率领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承担最后登顶的任务。现在，整个中国登山队还能继续冲刺的，只剩下他们4个人了。但是，就他们这4个，由于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连续攀登，体力上也有了极大的消耗。
王富洲等4人组成的突击组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才上升了70米，来到了“第二台阶”下方。在缺乏体力难以发挥技术的情况下，他们一次次地攀登，又一次次地从“第二台阶”那陡峭的石墙上掉下来，5个小时里，他们经历了十几次的失败。
刘连满又一次自告奋勇充当开路先锋。这位来自哈尔滨的消防队员，总是不声不响地寻找最艰苦的事情来干。依次跟在他身后的，是昔日的西藏农奴贡布、地质队员王富洲和林业工人屈银华。他们4个人咬紧牙关，一点点地接近了“第二台阶”的顶部，5米，4米，3米..然而，就这3米，又让他们重重跌下来了3次。事态变得严峻起来，中国登山队的巨大努力，全中国人的期望，眼看要因为这3米而付诸东流了。
气喘吁吁的刘连满又颤巍巍地蹲了下来，他骤然想起消防队里的一项技术——搭人梯。他要屈银华踩在自己的肩膀上，他要把屈银华托上“第二台阶”。
屈银华看了看自己脚下钢牙铁爪的登山鞋，不忍心往自己伙伴的肩上踩，可是为了中国登山队的最后胜利，他又不得不踩。他冒着-30℃的严寒，不顾被冻掉脚趾的危险，毅然脱掉了登山鞋。他不能踩伤自己的伙伴。
刘连满，咬紧牙关站了起来，他已经好久没有吸氧，24个小时没进食了。
在这样的高度里，任何一个受力的动作都会给身体招来极其难忍的反应。他呼吸急促，眼冒金星，两腿剧烈地打颤。这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这回已决心拼掉这条命了。他使足了全身的劲，支撑着，支撑着..然而，刘连满已经站直了，屈银华却还是够不着顶。于是，刘连满又用双手默默地举起冰镐，满含热泪的屈银华又站在了镐头上。这又是一项奇迹，刘连满在极度疲倦的情况下，在高度缺氧的8500米多海拔上，竟然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用自己的双臂，把同伴举上了“第二台阶”。
屈银华上去了，他用那根连接着4个人的登山索，把同伴们一个个地拉上了“第二台阶”。然后，4个人稍事休息。藏族登山家贡布按照本民族的习惯，吃起了风干的生羊肉，但是3名汉族登山家却吃不惯，他们的食物只是两块糖和一口雪。
太阳已经偏西，他们却还有280多米的高度要攀登。在这最后的路途上，在体力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进行黑夜高山攀登是具有很大危险的。但是，为了在雨季以前的最后一个好天气周期内征服珠穆朗玛峰，他们只有冒险前进。
由于在征服“第二台阶”时，刘连满一连顶起了屈银华等伙伴，体力消耗太大，又得不到食品补充，他的行动越来越迟缓，走不了几步就要坐下来或躺下来休息。这样，在他们终于到达海拔8600米时，大家坐下来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
情况很不妙。第一，食物只剩下了几颗水果糖，大家已有30多个小时没吃到粮食了；第二，全部的氧气含量只剩下80多公升，肯定不够用；第三，刘连满已无法前进，大家的体力消耗也已经过大，再拖下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此，会议果断地决定，刘连满留在原地，把所剩的几块糖和80公升氧气全留给他，让他尽快恢复体力，其余的三人，则冒着黑夜的严寒继续前进。
刘连满为了不拖累全组，同意留下，但是，他坚决不同意把食物和氧气全留给他。他说：“我留在原地不动，体力消耗就少，你们比我更需要氧气和糖，快走吧！祖国和人民还在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王富洲泪水纵横，他对刘连满说：“连满，安心休息，等我们回来再一起下山！”他又回头对贡布和屈银华说：“不管情况多么严重，我们只有前进的义务，而绝没有后退的权利，前进！”
他们与刘连满拥抱了以后，转身消失在寒风呼啸的黑夜之中。
雪坡越来越滑，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改道经东北方向的岩石坡向主峰突击。他们翻过两座坡度在60°以上的岩石坡，又开始攀登一座岩壁。贡布上前开路，不到几分钟就累得浑身颤抖。于是屈银华上前接替贡布，他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前进了两三步，忽然两腿一软，又滑了下来。最后，又换上了王富洲，这才总算开出了前进的路。
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峰顶能看出隐约的轮廓。为了防止意外，3名登山家都匍匐着前进，凭借雪光辨认前进的道路，终于上升到了海拔8620米。
夜深了，远处山下一片漆黑，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珠穆朗玛顶峰的黑影在他们的眼中变得低矮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带着的氧气全部用完了。
王富洲站在岩坡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我们三人担负着攻克主峰的任务。氧气没有了，继续前进可能有生命危险，可我们能后退吗？”
屈银华和贡布异口同声地回答：“继续前进！”
3位中国英雄毅然甩掉氧气瓶，开始了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危险历程。
现在，他们每前进一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很长的时间。严重的缺氧，使他们头晕、眼花、气喘、无力，甚至越过一块一米高的岩石，也要花掉半个多小时。他们互相扶持着、鼓励着，顽强地坚持前进。突然，走在最前边的贡布停了下来。
“怎么啦，贡布？”王富洲问。
“到啦！到啦！”贡布放声喊了起来，“再走，就要从南面下山啦！”
“哇，到啦！”王富洲、屈银华相继赶了上来。
3名中国勇士在-30℃的气温下，登上了世界最高峰。他们流着激动的热泪展开了五星红旗。
他们在峰顶停留了15分钟。贡布从背包里拿出毛泽东主席的半身石膏像，把它和五星红旗一起放到顶峰东北边一块大岩石下，用小石块细心地保护起来。这时，王富洲摸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中国登山队王富洲等3人登上了世界最高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30分。”他在写完这几行字之后，由于双手已被冻僵，再加上身体无力，竟无法把这张纸从日记本上撕下来。
贡布帮助把这段留言撕下来，放进一只白色羊毛手套里，然后埋进了用来保护国旗和毛主席像的细石堆里。
他们还在顶峰拣了9块石头，准备把它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王富洲等人在天色没亮之前踏上了下山的路，他们心中没有忘记甘作人梯的伙伴刘连满。
在安全下到北坳7050米的营地后，屈银华和王富洲都再也无法步行了。
经医生检查后，他俩都不得不接受手术。屈银华被切除了全部脚趾和几节手指，王富洲则从此失去了左脚的5个趾头和几节手指。
让我们牢牢记住为中国人首次征服珠峰的3位英雄的名字：王富洲、屈银华、贡布。
让我们同样牢牢记住另一个名字：刘连满。他虽然未能登上珠峰顶端，但是，他同样以英雄的行为为中国登山队的胜利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颂歌。
探险的征途是没有止境的，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出现新的挑战，也会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在第一次登珠峰成功后，中国政府又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向地球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的冲锋。
1975年5月26日，北京时间14时30分，索南罗布、潘多、罗则、桑珠、大平措、次亿多吉、贡嘎巴桑、侯福生、阿布钦9名男女登山家终于登上了那一米见宽、十几米长的珠穆朗玛顶峰。
在极度的喜悦之后，9位中国登山家们感到极度的疲劳，但是，他们仍然坚强地站立起来，打冰锥，拉绳索，将一座高达3米的金属觇标牢牢地树立了起来，然后，又珍重地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拍了电影、照片。他们还打取岩石标本、冰雪样品，测量冰雪的深度，最后，37岁已是3个孩子母亲的女登山家潘多静静地躺在顶峰的冰雪上，用无线电遥测仪向20多公里以外的大本营发射心电信号。他们在这被称为“死亡地带”的地球第三极上整整呆了90分钟，完成了大量宝贵的科学实验和重要的历史考证。
1975年中国人二登珠穆朗玛峰的成功，在人类登山史上创下了两项新的世界记录，即女子第一次从北坡登顶成功的记录和在世界最高峰上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中国登山勇士们与测绘人员密切配合，第一次精确地测定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8848米（以前的记载是8882米）。
这座金属觇标是中国人依旧站在世界登山运动前列的历史见证，它的意义与价值远远超出了测绘高度的作用，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它一直发挥着深远的国际影响。
1975年9月，英国登山家赫斯顿和斯科特两人从西南壁登上珠峰后说：“我俩克服极度的疲劳向顶峰走去，抬头一看，春天由中国人竖立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三角架（即觇标）就在前头，我们忍受着一切痛苦，终于走到了它的身旁。三角架是我们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见证。”
以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波兰、南斯拉夫、日本、朝鲜等许多登山家们在登上珠穆朗玛峰顶时，都是先看到这座觇标，然后在觇标旁留影作为登顶成功的证明。
辉煌的时刻
“珠穆朗玛峰，你们能不能从北坡上，而从南坡下？” 1960年，当时兼任中国国家体委主任的副总理贺龙元帅，曾这样询问刚刚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之巅的中国勇士们。
1985年，中国登山协会向日本、尼泊尔登山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中、日、尼三国联合组队，把攀登的难度加大一倍以上，实现在珠穆朗玛峰南北两面同时跨越。这一建议得到日本、尼泊尔登山家们的热烈响应。
1987年 2月 24日，《中日尼1988珠穆朗玛/萨迦玛塔友好登山议定书》在北京正式签字。
三国的登山家们感到，他们是要实现人类登山200年来的一个伟大梦想，他们的使命包括三项主要内容：一是会师，即三国队员在顶峰相逢；二是横跨，指南侧或北侧的队员翻越珠穆朗玛（尼泊尔人称为萨迦玛塔）峰顶，到达另一侧大本营；三是双跨，指两侧队员，分别进入对方大本营。能否进入对方大本营，是横跨、双跨成功的重要标志。
1988年3月3日，三国登山队的北侧队率先进入了海拔5154米的北侧大本营。3月10日，身穿红、蓝、绿三色醒目服装的中、日、尼三国登山家们在白雪皑皑的珠峰北侧脚下举行了开营仪式。三国的攀登队长宋志义、重广恒夫、塔什藏布在这里同时升起了本国的国旗，由此宣告北侧大本营建营完毕。3月16日，北侧的三国登山家们开始第一次行军，拉开了伟大的世纪双跨的序幕。
1953年以来，人类曾数十次踏上珠穆朗玛的顶峰，但是，这座世界第一高峰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驯服。1986～1987年，前来攀登的20多支登山队中，除一队成功登顶外，其余的统统遭到了失败。珠穆朗玛这座世界最高峰，依旧保持着它暴虐的特性，所以，这次攀登对每个人来说，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16日的行军刚一开始，珠穆朗玛峰就以其不同寻常的暴风雪，对人类这次非同凡响的征服进行抵抗：狂风呼啸，不断撕扯着一、二、三号营地的帐篷，三国登山家们一连几天被困在营地里无法活动。19日，一号营地的5顶帐篷被暴风撕成了碎布条；同一日，三号营地的帐篷也被狂风毁坏。
但是，三国登山家没有被风暴吓祝3月22日和23日，以中国登山家次仁多吉、加拉、嘎亚、达穷为前驱的三国修路队终于打通了北坳的第一险关——北坳冰墙，赢得了第一个胜利。
4月1日，第二次行军开始了。 4月2日，中、日、尼三方各派出一名主力，向第二险关、海拔7028～7450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起挑战。这时，中日双方在具体战术上意见分歧。北侧第一攀登队长重广恒夫没有采纳中方“早行军、早宿营、尽快穿过大风口避开强风区”的建议，结果由小加措、山田升、那旺永旦组成的修路队，只到达海拔7300米处便被狂风推了回来。
第二天，重广恒夫接受了中方建议。小加措、山田升和那旺永旦在下午1时突破了大风口。这回，为打通大风口立下头功的小加措因强冷风而遭受了冻伤。
4月7日～9日，北侧相继打通了到达海拔7790米五号营地和8300米六号营地的道路。接着又是更为艰巨的运输。从未参加过登山的中国队身体素质训练教练孙维奇再三要求参加运输队，被批准后，他竟然背着重负突破了大风口，征服了北坳，一直上升到海拔8300米的高度。
4月11日，北侧队在顺利完成第二次行军之后，全体人员撤回到大本营。
这时，每一个登山家关心的问题是进入顶峰突击者的名单，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亲手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编年史上写下精彩的一笔。
中方主力次仁多吉被委以第一跨越的重任。这位以6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完成从海拔7028～8300米运输任务的藏族登山家，在掌声中站了起来，他兴奋地挥起拳头。剩下来的问题是，代表中方与次仁多吉同组的支援队员能不能是李致新。经过这两次行军，李致新左脚拇趾已冻伤，如果继续行军，就有坏死的危险，并还会影响到其他的脚趾。
“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脚趾？”
“要登顶！”
“到了8700米突击营地后，走不动了怎么办？”
“爬上去！”李致新从牙缝里蹦出这三个字。尔后，他笑了，因为他被正式确定为次仁多吉的支援队员。
接着，曾曙生又确定了中方的第二突击组人员达穷担任跨越任务，罗则为支援。许多队员的眼圈红了，有的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因为他们未能进入最后的突击队。曾曙生对4名入选队员说：“那么多的兄弟把机会给了你们，你们是代表大家上去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3月3日，正当北侧联队开始第二阶段行军，并奋战大风口时，南侧联队还在通往南侧大本营的崇山峻岭间盘旋前进。
4月4日，南侧的人马比原计划晚三天抵达大本营。大本营建立在孔布冰川的舌部，四周雪山上不时的冰崩、雪崩，给孔布冰川带来了恐怖的感觉。
中方队员虽经长途跋涉，却无暇休息。翌日，他们便背着物资上行。
孔布冰川冰瀑区坐落于珠穆朗玛峰西山脊与奴布齐山之间。自从人类发现了南侧通向顶峰的通道后，已有100多名登山者的幽魂在此游荡。因而，这里也有“死亡冰川”之称。它宛如老天爷摔在斜坡的一块豆腐，支离破碎、沟壑纵横，而无法预测的冰崩、雪崩更是凶险万分。尼泊尔人将珠穆朗玛峰称为“萨迦玛塔”，意思是“高达天庭的山峰”，然而，走在这“天庭之路”上的登山者，稍不留神，就可能命归黄泉。
南侧的三国联队在孔布冰川架设了30多架金属梯，并且还在许多地段拉上保护绳。尽管如此，前进中的险情仍频频发生。
4月6日，加布、王勇峰、拉巴三人在前往6100米的一号营地途中遇到冰川塌陷，一时间，方圆200米内的地段纷纷塌陷，声势惊人。幸好，他们三人当时不是处于“震中”地段，总算还有机会逃脱。
4月8日，丹真多吉、仁那等三人在一号营地附近遇上了特大雪崩，他们拼命奔跑。危急关头，丹真多吉急中生智，他在帐篷附近打了个滚，才躲开了巨大冰块的追打。
4月11日，尼泊尔军方队员巴顿在接近一号营地时不慎滑倒，落入一个深达40米的冰裂缝，他用手足拼死抵住两边的冰壁，一边拼命吹口哨报警，一边全力摇动路旗求救。幸亏中方南侧攀登队长仁青平措及时相救，巴顿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5月3日的冰川大塌陷，它差点儿使南侧中方第二突击队的三名队员遭受不幸。当时，加布、杨久晖、拉巴三人正在海拔5800米的高度上前进。突然，他们周围的300米冰川开始了大塌陷。杨久晖的下身被碎冰埋住，随着冰块横移了3米。加布在返身抢救时，脚下的冰面犹如被踩碎的玻璃，“啪啪”地四散裂开，冰裂缝在一瞬间扩向了四周所有的地方，冰裂声令人心惊胆战。他们能最后脱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大自然面前，人是强大的，也是渺小的，关键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勇气。凭着这样的勇气，登山家们才能闯过生死关，才能建立功绩。
4月18日，北侧联队已经在海拔8300米的六号营地储备了6瓶氧气、13根绳子和必需的燃料，结束了第二次行军。此时，南侧队才刚刚建好海拔7400米的第三号营地。暴风雨打乱了预定的时间安排，既定计划又要求他们迅速上行。
日方的队员都来自低海拔区，适应缓慢，因而修路和运输任务几乎全部落在了中、尼两国登山家的身上。中方南侧攀登队长仁青平措因吃苦耐劳而亨有“小愚公”的美称。他不顾自己年纪大，血压高，率领小齐米、陈久晖与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安格锐塔，于11日开始从二号营地向上修路，决心在20日前打通南坳四号营地。从海拔6700米的二号营地到7900米的四号营地，大部分路面铺盖着万年冰雪，光滑异常。而这里的坡度平均为40°，一不小心登山者就有滑向千丈深渊的危险。据尼泊尔队员介绍，在二号营地附近的一个大裂缝里，就存有32具滑坠者的尸体。为了确保安全，仁青平措等人在许多地段为其他攀登队员拉上安全绳。
4月18日，大风大雪笼罩着珠穆朗玛峰南侧，有两组人马不得不撤回二号营地。而仁青平措等6名中尼两国队员却继续奋进，当晚留住三号营地，准备第二天向南坳冲击。然而，风雪越来越强。中方南侧队长强令仁青平措带队撤回二号营地。身材最大的陈久晖右膝内侧严重拉伤，4月22日，仁青平措等再次冲击南坳时，他不得不含泪受命下撤。仁青平措等则在能见度极差的条件下，与风雪搏斗了30多个小时，于23日傍晚，登上了海拔7980米的南坳。听到这个消息后，南侧大本营的人们稍稍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是确定参加最后突击的人员名单。中方的大次仁与仁青平措参加第一突击组，小齐米与边巴扎西为第二突击组的成员。
4月30日，北侧的突击队员开始上行，他们一天一个营地，第一突击组的中、日、尼三国6名登山家按计划将于5月4日进入五号突击营地，5日突击顶峰。与北侧不同的是，南侧的第二突击组（每国各两人），将直接从南坳突击顶峰。
5月3日，北侧的突击队已抵达8680米突击营地，南侧突击队的第一组则到达了三号营地。决战在即，可南侧的第一组却被暴风雪困在了三号营地。
情况对南侧队极为不利。如果第一突击组在5月4日不能赶到五号营地，那就意味着南侧队的登顶突击必须从海拔高度还不到8000米的南坳开始进行。由于第二突击组的6名队员没能及时到达三号营地，这样，三号营地的三顶小帐篷，可双倍地为突击队员遮风挡雪。
5月4日，风雪依旧。为了确保双跨成功，南侧中方的队长王振华不再顾及日、尼两方队长的犹豫不决，果断命令仁青平措与大次仁强行上升。
大次仁和仁青平措率先抵达南坳，第二组的边巴扎西也随后赶到，他们奉命在南坳等待日、尼队员。半小时后，只有尼方的安格·普巴赶到了南坳。
时间不允许他们再等待了，否则天气再变得更坏，大次仁、仁青平措与安格·普巴都无法如期抵达五号突击营地。大次仁、仁青平措和安格·普巴于是冒着狂风前进。半路上，他们发现了扔在雪中的帐篷。安格·普巴断定，五号营地未备帐篷。这样，他们除了从四号营地背来的炉子外，又多背上了一顶帐篷。
经过长达10多个小时的奋争，他们终于抵达海拔8500米的五号营地。
果然，他们除了在营地上找到7瓶氧气外，帐篷和炊具都未曾运到。天色已黑，坚冰和劲风使体力消耗过大的三名中尼队员难以应付。他们费力地支撑着身体，平整好地面，搭上帐篷。
与此同时，上到四号营地的9名登山家又碰到了氧气短缺问题。原先据运输队说，四号营地准备了24瓶氧气，而实际上，这里只有10个氧气瓶，而且，有的已被搬运工们所用。南侧首席攀登队长矶野刚太怒火中烧。但事情到了这一步，发怒已无济于事。5月5日晨，除日本跨越队员北村贡背上两瓶氧气直接从南坳突击顶峰外，四号营地的其余8名队员不得不中止突击。他们望着无云的碧空失声痛哭，这些在死神面前都不肯退却的勇士，现在却为失去登顶机会而伤心流泪。边巴扎西哭着哀求：“让我们上吧，没有氧气也可以！”但是，考虑到登山队员的安全，边巴扎西的要求被十分明确地拒绝了。
现在，南侧实际上只剩下1/3的突击队员，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5月4日下午3时，中、日、尼三国总队长在北京联席办公。他们利用无线电台，听取南北两侧的情况汇报后，确定了5月5日的登顶会师计划，并决定北侧队在北京时间6时出发，南侧队在9时出发。两侧同心协力，争取会师和跨越的胜利。首席总队长、中国著名的登山家史占春在北京发出振奋人心的呐喊：“为了三国人民的重托，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我们的口号是前进！前进！前进！”
是夜，南侧大本营灯火通明，三国队长因为无法与山上的突击队员联系上而焦急万分。报话机的功率小，三队都在二号营地设立了中转站。加布、杨久晖等为把北京的命令送给山上而不断地呼叫：“大次仁，大次仁，二号呼叫，听见了没有？请回答！”呼叫持续了一夜，终于在凌晨时分叫通了仁青平措。
仁青平措等三人在8时25分提前出发，南侧大本营的人们期待着他们率先登顶。大次仁、仁青平措与安格·普巴刚从突击营地出发，就进入了齐腰深的积雪，每前进一步都要消耗极大的体力。
12时42分，北侧中方跨越队员次仁多吉第一个到达顶峰，这是中、日、尼三国双跨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个历史性时刻。次仁多吉在顶峰大吼：“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日尼三国友好登山队报告，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他的声音通过北侧大本营的无线电台直达北京，又通过广播与电视传向了全世界。几分钟后，次仁多吉的氧气用光了，可是他还必须在峰顶等待和南侧队员会师。而此时，南侧大本营与突击队的三名登山家大次仁、仁青平措、安格·普巴失去了联系..次仁多吉在顶峰的雪地里等了30多分钟以后，报话机里传来了北京总指挥部的声音：“次仁多吉，你有什么问题吗？还能坚持吗？”
“能！但手脚冷极了！”
次仁多吉经受的是-40℃的严寒。
“再坚持一下，多活动活动手脚，李致新马上就要登顶，他背着两瓶氧气，你拿去一瓶，至少也要把他用过的半瓶拿去。”总指挥部下达了命令。
“我什么也不需要！那瓶氧气还是留给大次仁他们用吧！”
下午2时12分，李致新还未登顶，总指挥部只好下达命令：“次仁多吉，我们命令你与已经登顶的日本、尼泊尔队员一同跨越！立即跨越！”这时，次仁多吉已经在峰顶等待了88分钟。
然而次仁多吉没有走。2时23分，李致新登顶了，次仁多吉兴奋地向北京、向大本营报告：“李致新登顶了！”
人们这才知道，次仁多吉还在顶峰。他为了等待与南侧队员会师，在无氧的情况下，创下了在珠穆朗玛峰顶停留99分钟的世界记录！如果他再不走，双手甚至双脚都可能被冻断，那样的话，他就无法跨越珠峰了。
下午2时23分，是中、日、尼三国登山队的第二个历史性时刻。次仁多吉终于同意与日本登山家山田升、尼泊尔登山家昂·拉克巴一同迈出了跨越的第一步。然而，次仁多吉还是坚持不要李致新给他的氧气瓶。
现在，轮到李致新在峰顶等待了。那天，在突击顶峰过程中，他与日本的山本宗彦、尼泊尔的拉克巴等结组出发。走了没多久，他对路线的判断与日本、尼泊尔登山家发生了分歧。三个人中，他的登山资历最浅，所以，尽管他是对的，却无法说服两位异国同伴。这样，他又一次开始了孤独的行军。
结果，他成为支援组的第一个登顶者。这不仅让日、尼两国队员大吃一惊，连中方人员也大感意外。李致新的狠劲，超出了人们的预想。李致新在峰顶等待了65分钟，仍不见南侧队员上来，他只好奉命下撤。当晚，他又在救援迷路的日方电视记者中扮演了主角。
珠穆朗玛峰顶，又恢复了宁静。
如果说，当北侧队员率先登顶时，南侧的中方队长王振华在为南侧队员未能及时登顶坐立不安的话，那么，眼下他是为三名队员的性命安危担忧了。
其时，大次仁却正在为找不到主峰而徘徊。等了半个多小时，望着下面200多米处的仁青平措与安格·普巴，大次仁坐不住了，他毅然起身向自己判断的主峰方向“插”去。那里有一座高高的陡壁，一条雪梁是必经之地。
雪梁既陡又薄，最薄的地方甚至可以用冰镐插穿。一边是一泻千米的陡坡，一边是时时都可能断裂的雪檐，一步不对就将饮恨终身。
下午3时10分，大次仁看见了正从陡坡上下来的次仁多吉等三名从北侧跨越过来的队员。
“方向是对的！”大次仁不禁兴奋地喊叫起来，他马上加快了脚步。他抵达了陡壁，从次仁多吉的口中，知道冲向顶峰的路线和大概需要的时间，也知道李致新正在等待与他们会师。刻不容缓，大次仁竭尽全力奔向顶峰。
经过长时间的难忍的等待之后，南侧的中方队长王振华终于在下午3时53分听到了从报话机里传出的三声口哨声，紧接着是难以抑制的哭泣声。这是大次仁同大本营约定的信号，它告诉大本营，他从南侧第一个登上了顶峰。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南坡征服世界最高峰。
珠峰顶上，狂风夹着雪粒向大次仁凶狠地扑打过来。他忍受着极度的寒冷与缺氧，在顶峰等待着会师。在他的心里还牵挂着血压较高的队友仁青平措。大次仁决意等下去，哪怕是因此失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17分钟以后，尼泊尔方面的南侧跨越队员安格·普巴到达顶峰。但是，安格·普巴抵抗不住顶峰的严寒与缺氧，很快便向北侧跨越了。会师的重任，完全落在大次仁与仁青平措这两名中国队员的身上。
可是，45岁的仁青平措却迟迟不见。是因高血压倒下了？还是体力不行难以支持？大次仁将自己的背包放在峰顶上，返回原路去找仁青平措。在这海拔8800多米，含氧量不足海平面1/5的高空，死神可以说是紧随在大次仁的身后。大次仁在距顶峰100多米的陡壁上遇到了精疲力竭的仁青平措。他接过他的背包，扔掉了他的氧气瓶，搀着几乎迈不开步的仁青平措，一步步地逼近顶峰。在珠穆朗玛峰的攀登史上，像大次仁那样在顶峰上下两次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北京时间16时43分，大次仁、仁青平措同十几分钟前登顶的北侧支援队员、日本的山田宗彦，尼泊尔的拉克巴·索拉及以中村时为首的三名日本电视记者，在世界最高处会合了。中、日、尼三国登山队，迎来了最光辉的历史时刻，在这个历史时刻，仁青平措和中村时在顶峰紧紧地握手。
从次仁多吉开始上顶峰创造在世界之巅上的停留记录，到大次仁、仁青平措终于实现和北侧队员的会师，珠穆朗玛峰顶演出了一幕从未有过的壮丽辉煌的历史剧。
南北两侧三国共12名队员的登顶、跨越与会师，宣告人们已双向跨过了世界上最高的国境线。
人们钦佩创造如此动人的历史时刻的三国登山英雄，也钦佩把这个历史时刻呈现在亿万双眼睛面前的英雄——日本电视记者。这些来自日本电视台的记者，不仅亲身参加双跨珠穆朗玛峰的战役，而且还创下了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的电视实况转播的先例。
这次电视实况转播，是一次现代科技成果与人的力量、意志完满结合的示范，它除了应该以浓重的笔墨载入世界登山史册，也应该被载入世界摄影史。
著名的英国登山家乔治·玛洛里在回答为什么要登珠穆朗玛峰的原因时说：“因为，它就在那里。”山，已经告诉过我们一切。当人与山相逢，就会产生奇迹。假如把登山看作是一种征服，那么，与其说是征服了高山，倒不如说是征服了自我。山的雄伟、深邃，曾使得17世纪的索修尔激动不已，曾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登山家探索自然的强烈愿望，以至于成为许多勇敢者的唯一的人生追求。无数的人间奇迹就是这样产生的，人本身的怯懦与犹豫也是这样克服的。
两个世纪过去了，现代社会的生活和文明，给人类带来了舒适的享受，但也使人类相对地远离了他们仍赖以存在的大自然。有人担心，这种现状，会使人丢失人类祖先不安于现状的勇气和胆略，变得随遇而安。于是，今天的人们正在重新呼唤大自然，回归大自然。而登山，则是最能体现英雄胆略、开拓精神和自我意志的活动。
未来世界又已经为新的勇敢者搭好了舞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