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传正文_第十一章孩子们说话了

　　那茁壮生长的秧苗，就像一群与世无争的孩子，铺满了他的几个残盆破钵，静静地生长。从春天到夏天，就这么绿着，绿着，每一片稻叶，都被阳光和雨露濯洗得一尘不染。他看着这些绿色的秧苗，忘掉了一切，仿佛自己也成了一株绿色的秧苗，是那样自由自在。他真的想把那一份淡泊，一份淳美，一份绿色的幽静，留在生命的最深处。

　　袁隆平那恒久不变的对理想和事业的追求，引导他走向成功。

　　1967年年初，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正式列入省级科研项目，他们时常派人来帮助袁隆平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第一年帮他解决了600元的科研经费，以后逐年增加。袁隆平利用这有限的经费，从一个瓦窑买了百十个烧废了的瓦盆，作为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的试验设备。

　　经湖南省有关部门批准，学校决定给袁隆平配备两名助手，袁隆平点名选拔学业成绩优异的应届毕业生李必湖和尹华奇留校，作为自己的助手。

　　不久，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师生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学校在中古盘7号田拨出O.5亩的上等好地作为他们的试验田。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争斗还在升温，残冬总是驻足不走，春天的脚步似乎蹒跚不前。这年春天的气候变得非常恶劣，狂风暴雨说来就来了，亟待播种的袁隆平心里火烧火燎。

　　袁隆平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造反派排斥在运动之外。他以为，这样也许更好一些，他将得到意外的自由，不必再为浮云所蔽，也不必再为是与非消耗激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钟爱的杂交水稻事业奋斗，而不是被其他欲念所驱使。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去创造一个辉煌的杂交水稻的大世界。

　　1968年初春季节，袁隆平带着他的两个弟子，将珍贵的雄性不育秧苗插在中古盘7号田里。那些躲藏在臭水沟里偷偷成长起’来的雄性不育秧苗，大难不死，已经发展到可插满两分地的试验田了。

　　他们插秧这一天，恰好是嫘祖的生日。湘西一带山民每到这个节日，家家都要备香烛纸箔，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去参拜嫘祖坟、嫘祖宫、嫘祖殿，祈求蚕丝丰收。每到这个季节，袁隆平、总会忆起儿时妈妈给他讲过的嫘祖的故事，他不厌其烦地将嫘祖的故事讲给他的助手们听。他说：

　　“关于嫘祖的民间传说，反映了人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意愿。同时，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也是人们对自身创造力的肯定。无论传说也好，确有其人其事也好，总之，我钦佩嫘祖，我钦佩嫘祖那种透彻的悟性，那种人格的魅力。”

　　是的，几千年以前，嫘祖发现了吐丝织茧的野蚕；几千年后的今天，袁隆平发现了水稻杂交的优势。他们的灵感、他们透彻的悟性是共同的，他们那惊世骇俗的创造冲动也是共同的；他们从生命的角度来解读自然现象是共同的，他们对人类无私奉献的饱满热情也是共同的。嫘祖的伟大已为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所证明，袁隆平所创造的不平凡的业绩也将为我们的后人所证明。

　　讲完嫘祖的故事，他忆起了北京农业大学鲍教授讲过的一段话，他将这段意味深长的话传授给他的助手们，他说：

　　“几年以前，我曾访问了北京农业大学著名遗传学家鲍文奎教授，鲍教授对我说：

　　‘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乃是洞悉生命的本质，推动生命的进程，是培植人类文明的事业，从事这样的事业是人生价值之所在。’”

　　两位弟子听了袁隆平的话，连连点头。袁隆平喜欢年轻人，认为年轻人之可爱在于其勃勃生机，每当看到他们，他便对事业充满了希望。

　　一场春雨过后，湘楚大地阳光普照，那嫩嫩的秧苗，一天天长大，分蘖、拔节、抽穗，每株秧苗都分出了三五个蘖，实验材料越来越丰富了，形势非常喜人。这期问，尹华奇带了无花粉型不育材料去广东繁育，退花型和败育型不育材料生长在中古盘7号田。

　　袁隆平每走进中古盘7号田，总是贪婪地呼吸着那杂交水稻所发出的气息，试图用这清新的气息冲洗那被嘈杂的声浪和浊气塞满的胸膛，试图聆听那秧苗的低语，聆听那强壮的雌花发出的求助。

　　他看着那栩栩欲飞的雌花，突然感悟到了一种美好和安宁。然而，这种安宁是多么短暂啊!

　　他固执地认为，那雌花不仅有生命，而且有思想。它们用枝叶呐喊，用果实说话，用它们的生命繁殖后代。

　　他总觉得每一片稻叶都是会说话，会唱歌的。有时他痴迷地想，那一棵棵、一株株一尘不染的杂交稻，犹如纯情的少男少女那样芬芳袭人。

　　5月18日的这一天，正是星期六，袁隆平为那些雄性不育材料做了70多块带有不同标记的小木标，那并排而立的小木标，俨然是一个个小卫士挺立在秧苗身边。袁隆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中古盘7号田。

　　这期间，他的第二个儿子五二降生了。袁隆平回到家里，把小五二抱在怀里，亲了又亲。袁隆平爱母亲，爱妻子，爱子女，爱同事，爱老百姓。他有着农民一样的憨厚，母亲一样的慈祥；又有着儒将的风度，大丈夫的气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为某些人所不容。

　　人心难测，人心也易测。在好人的胸怀里，有的是纯朴和善良；可是，在某些人的胸怀里，有的却是狭隘与妒忌。有时袁隆平把自己比做一只野兔，许多猎狗都在盯着他，使他无处藏身。在那个年代，不干事的日子倒好过些，要想干成一件事真是难啊!

　　安江农校如同丛林中的一只小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生活在安江农校，读书教学生，是一种享受；若是搞一些科研课题，则感到一种超然的乐趣。但面对这五脏俱全的小麻雀，袁隆平有时却感到很累。在这种背景下，有些人热衷于制造或传播流言，其传播速度快得惊人。稍不加小心，便会落在某些人设置的陷阱里。

　　5月19日是一个星期日。袁隆平惦记着他的试验田。早饭后，他吻别了可爱的五一，又吻了五二，而后骑一辆单车急匆匆直奔他的试验田——

　　惨不忍睹的一幕再次发生了，昨晚还是好端端的试验田，一夜之间，变得一片狼藉，秧苗被横扫一光，不知去向，留在试验田里的是七扭八歪的脚印。

　　那一棵棵流淌着他的汗水、浸透着他的心血的秧苗，一夜之间踪影全无。眼看着培育不育系的计划又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这个刚强的汉子眸子里淌着泪水，久久地沉默着。他乏力张口，只有缄默。在那黑云翻卷的日子里，他坚挺筋骨，对抗风霜雨雪的侵袭。

　　他强忍住悲痛，四处去寻找那劫后余生的秧苗。他跌跌撞撞地走了一丘又一丘，终于在一潭污泥里，发现了五株半埋着的试验秧苗。他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拾起来，像手捧珠宝那样，将这五株残苗精心捧回了家。他喃喃自语：感谢上帝留给了我这份厚礼，雄性不育材料终于没有绝种!

　　袁隆平从烂泥塘中拾回了五株秧苗，似乎找到了希望。连日来，他围着安江农校转来转去，依旧寻寻觅觅。5月21日这一天，他在学校西侧的一口水井里，发现水上浮着几根秧苗，捞起来一看，又是五株，而且正是他亲手培植的秧苗。他顾不得水温低，顾不得井水深，奋不顾身地跳进水里，但苦于无法打捞沉在水底的秧苗，只好请求校方领导帮助打捞。学校领导对这件事也很重视，他们请人用抽水机把井水抽干，将沉在井底的秧苗全部打捞上来，可是，它们已经全部沤烂了。这就是震惊黔阳地区的“五一八毁禾案”。

　　他面对那些被沤烂的秧苗，仰天长叹：人啊，为什么这样狠毒!苍天啊，为什么这样绝情!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想干成一件正事真是难上加难!也曾有人劝他放弃；当然，放弃比坚持容易得多。可是，当他忆起那两具饿殍，当他想到粮食短缺的祖国，再想到大有希望的杂交水稻事业，他的筋骨又坚挺起来了。于是，他的眼前便又出现了一片生机蓬勃的绿茸茸的雄性不育秧苗。

　　在袁隆平的身体里，可能有一种抗挫的遗传基因。他周身密集的伤口证明了他的超越与勇敢。

　　记得法国作家加缪在叙述西西弗遭受上帝惩罚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诸神让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又从山顶重新滚下山去，而西西弗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将巨石重新推向山顶。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然而，西西弗终于成功了，那巨石终于屹立在高高的山顶上。

　　袁隆平就是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那个西西弗，杂交水稻的研究尽管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还是挺起脊梁继续干下去。

　　他看着那十棵残缺不全的秧苗，忆起了母亲的教诲：

　　“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这使他感悟到，人生总是不会完美的。这话语虽含有某些无奈，但却是必须正视的现实。正因为他时常想起母亲的教诲，当他遇到挫折时，从不怨天尤人，而是用理智与挫折、苦难进行周旋。

　　在现实生活中，每每英雄与小人遭遇，小人总是暂时的胜利者。英雄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英雄总在明处，而小人总在暗处，暗箭难防啊!英雄忍辱负重追求事业，锲而不舍，且不拘小节；小人却心狠手辣地去诋毁英雄。这些小人心态之奸邪简直超出了常人的想像。这些小人虽然在业务和学问上全无造诣，但是他们在陷害贤才、作践好人方面却颇有着数。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到贝多芬遭小人谗言时，曾动情地说：

　　“看到巨人受难，是让人痛心的。”是的，一个有良知的人，当年看到袁隆平的遭遇，也是会心碎的。

　　究竟是谁制造了“五一八毁禾案”?给袁隆平带来如此打击的小人是谁?这个疑案很快又被一些小人“破解”。他们传出风声，说袁隆平是“科技骗子”，

　　“五一八毁禾案”是袁隆平自己所为。说他以科研为名，骗取名利，连续几年不出成果，骑虎难下，无法向上交代，便以自毁秧苗嫁祸于人，为的是给自己找台阶下。

　　恰巧这期间，一位搞常规水稻育种的学者来安江农校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的中心议题是，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因此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没有前途。

　　“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也的确没有前途。”有人说，“否则，袁隆平为啥搞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成果呢?所以他自毁秧苗，自寻台阶下的可能是有的。”某些“高人”出了“高见”。

　　掌管学校大权的工宣队和刚成立不久的校革委会轻信了某些“高人”的判断。从此，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名存实亡了。

　　有一位作家这样说过：人生来具有权欲，即人生来具有支配欲、控制欲，人们永远在谋求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或超越他人的优越感。谁发现了真理，就意味着真理的发现者优于他人。

　　因此，人们乐于宣称自己发现了真理。

　　因此，人们也乐于宣称别人发现的不是真理。

　　因此，真理从最初被发现的时刻起，就注定要遭受被诋毁、被歪曲、被践踏的命运。

　　所幸的是，袁隆平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很长时间以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无法诋毁他，因为他们不懂得他，所以他们无从下手。这下好了，权威人士被他们请来了，权威人士说话了，权威人士被他们利用了。

　　某些人借权威的理论肆意败坏袁隆平的名誉，诬陷他是“科技骗子”，袁隆平心中自然很窝火。邓哲说：

　　“你是个有志气的人，犯不上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大干世界无奇不有。要看开一些。”

　　一席话，使袁隆平的一颗心变得平展展、舒缓缓的。

　　每每听到邓哲的一番话，他会很自然地想到儿时母亲讲过的京娘和萤火虫的故事。他想，邓哲便是京娘，邓哲便是一只萤火虫，关键时刻，为他引路，为他送行。

　　人是卑微的，但他不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命运向他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为了给自己的科学研究讨回一个说法，在妻子泪眼的注视下，他书写着一篇又一篇论文。

　　他要用科研成果报答人民，用笔、用手去抗争。他不为现实所摆布，他以为被现实所摆布是一种耻辱。

　　安江农校，再也没有袁隆平的安身之地了。

　　1969年6月，袁隆平与刚刚解放的“黑帮”们一起被下放到溆浦县低庄煤矿去劳动锻炼。

　　命运尽管跟袁隆平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但他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却情有独钟。下煤矿挖煤之前，他召集两位弟子开了一个三人小组会议。他说：

　　“我将要下煤矿劳动锻炼，进行思想改造，这是校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决定，我应当服从。但是，杂交水稻的研究你二人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是省里批准组建的，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是省科委立项的，所以，我们不应放弃。

　　“好在我们保留了南繁雄性不育材料，我们终将会取得成功!”

　　“袁老师，你是杂交水稻这个科研课题的主持人，我们离不开你，你也不应该离开课题组，你应当向上级请示，你不应该走。”尹华奇焦急地说。

　　“既然校革委会做出了要我离开学校的决定，我就该服从。”他无奈地说，

　　“人生在世，岂能尽遂人意，但求无愧于自己的良知。”

　　袁隆平牢记古人的教诲：是非审之于心，毁誉听之于人。自己只管理智地面对人生。

　　袁隆平正因为有了这种坦荡超然的态度，所以，他和学校的数十名刚刚获释的“黑帮”一起，奔向低庄煤矿，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袁隆平被下放到低庄煤矿以后，他和其他教师都分散住在当地农民家里，过的是军事化的集体生活。白天下煤矿挖煤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夜晚，便是无休止的“斗、批、改”。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抓“五一六”分子。

　　后来人们才明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四人帮”制造的一大冤案。可是，当年抓“五一六”分子，却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每揪出一个“五一六”分子，便单独关押，称之为隔离审查。然后，便对审查对象大搞“逼、供、信”。搞得全校教师人人自危，到处充满阴森恐怖的气氛。

　　袁隆平因为与北京农大几位教授常有书信往来，又因为北京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本营，所以，他也被列为“五一六”黑名单之中了。眼看他即将第二次被隔离审查，但是，他再一次化险为夷了。

　　原来，袁隆平被下放到低庄煤矿以后，省委派来一位权威人士夏某到安江农校搞科技大检查。他下车伊始，便鼓噪说，水稻自古以来自交不衰退，杂交无优势。

　　尹华奇和李必湖听说后，找到这位权威人士，说：

　　“夏老师，我们到田中去看看，水稻杂交到底有无优势?”

　　夏某看过杂交水稻试验田的禾苗以后，说：

　　“禾苗长势虽好，但产量不一定高，怕是只增草，不增禾。”

　　这位权威人士的话，就意味着对杂交水稻这项科研课题的否定。

　　没过多久，杂交水稻科研小组的科研经费被取消了。

　　接着，尹华奇和李必湖的微薄工资被停发了。

　　总不能饿着肚子搞科研啊!两位年轻人情急之下，给国家科委发去了求助电报，给省科委发去了一封信反映情况。

　　国家科委对尹华奇、李必湖的求助电报非常重视，当即派了一位专家赶赴安江农校。

　　这位年届半百的农业科学家翻山越岭来到安江农校。可是，当年的校革委会和工宣队，却以尹华奇和李必湖越级告状“违犯组织纪律”为名，把这位老专家拒之门外。

　　北京来的大科学家成为尹华奇、李必湖的客人，两个囊空如洗的穷学生怎样接待这位驰名中外的大科学家呢?

　　白天，他们将这位北京来的科学家安排在学生宿舍八人问的一个空床位上。傍晚，他们找来一把钳子，借了一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天一擦黑，他俩便一同去池塘夹青蛙。他们在池塘边悄悄行走，手电筒的光圈在池塘边缓缓搜寻。青蛙一旦被手电筒的光圈罩住，就不动了。两个青年人手拿钳子，夹了一只，又夹一只，夹够了一盘菜，二人便打道回府。

　　次日，他们凑了一元钱，买了一个西瓜。就这样，一盘青蛙、一个西瓜招待了北京来的大科学家。

　　他们边吃边谈，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边说边哭。他们为袁老师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倾诉，为他们从事杂交水稻事业的艰难处境而申冤。

　　老专家走后，没过多久，湖南省科委和湖南省农业厅派来工作组，尹华奇和李必湖向工作组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后，提出了三条意见：

　　第一，把袁老师从低庄煤矿请回来，继续主持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

　　第二，水稻雄性不育科研组的经费必须得到保障；

　　第三，水稻雄性不育科研组0.5亩试验田的面积应给予适当扩大。

　　两位年轻人的合理要求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又一次峰回路转，袁隆平从低庄煤矿重新回到了安江农校，重新开始了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的研究和培植。

　　当袁隆平被诬陷为“科技骗子”而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在他最需要勇气和支持的时候，他的弟子们站出来了，再一次带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厚礼。

　　人是社会的人，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交往活动，而维系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活动的基础便是相互信任、相互理解。袁隆平与他的弟子们深厚友谊的基础正是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

　　有一位学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友谊是独立于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我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人生的意义。所谓朋友，就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温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