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袁隆平传  第十章 雄才在磨难中穿行 [第11页]

第十章 雄才在磨难中穿行

　　人生就是一个装满酸、甜、苦、辣、咸的五味瓶。只有甘甜没有苦涩的人生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完整的。

　　1966年5月1日，袁隆平的第一个儿子降生了。

　　袁隆平乐得合不拢嘴，他体味到了“为人父”的感觉是如此美好。他与岳母一起从医院里接回妻子，抱回儿子。一路上，他忍不住掀开小被子，亲吻幼子那稚嫩的小脸蛋，他喜欢闻幼子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奶香味儿。

　　回到家里，邓哲要袁隆平为长子起名字。

　　袁隆平说：“五月的头一天是个好日子，是国际劳动节，我们的儿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就叫‘五一’吧!”

　　小五一是1966年5月1日降生的。袁隆平原以为这是一个吉祥日子，可没多久，

　　“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半个月后，那个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公布了。有人悄悄地戏谑袁隆平说，你们的小五一是在一个错误的日子投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家庭。

　　确实如此，当小五一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在命运的钢丝绳上颤颤巍巍地挪步，战战兢兢地走，一旦脚下失去平衡，就会跌落深渊……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各种油印小报雪片似的漫天飞舞。一天，学生们看见一张丑化袁隆平的漫画：只见袁隆平坐在一株水稻上，嘴里叼着个旱烟袋，手里捧着一本孟德尔的《遗传学》。不知为什么，漫画中袁隆平的形象，学生们看了非但不觉得丑，反而成了许多学生崇拜的偶像。

　　然而，学校里那些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不把袁隆平这个“白专道路”的典型、

　　“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批臭是不甘心的。

　　一夜之间，“打倒袁隆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向他袭来——

　　“向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

　　“砸烂袁隆平的狗头，砸烂资产阶级的盆盆钵钵!”

　　“打倒篡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袁隆平!”

　　一幅幅大标语、大字报和漫画从东三楼贴到石板坪，足有100多张。

　　就连袁隆平发表在《科学通讯》上的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也成了宣扬资产阶级学说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年代。任何人，任何事，只有好坏之别，两极之分，没有中间状态。一个人，不是“左”派，便是右派，中间派也是右派；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桩事，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就是坏。对待事物的态度，一律是造反有理，砸碎一切，捣毁一切，没有传承性，没有相容性。袁隆平预感到了自己不幸的未来。

　　因为他有一位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又有一位在旧社会读过洋书的“洋奴”母亲，他被划为了“黑五类狗崽子”，特别是他想到自己在无意之中犯下了“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这一切都使他不寒而栗。

　　那么，“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这项“滔天罪行”从何说起呢?

　　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公布不久的一年春天，上级指示，必须提前完成稻谷播种。时值北方寒潮南移，许多公社因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提前播种，结果秧苗全烂了。袁隆平感慨地说：

　　“古人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谷也……遵古训，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应该加一个‘时’字，好让那些指挥生产的人都知道‘不误农时’的重要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把“八字宪法”变成了“九字”，这不是篡改“最高指示”、反对伟大领袖，是什么?和袁隆平同教研室的一位好事者将袁隆平当年的话，悄悄地记上了“黑账”本。

　　“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他便向造反派供应了这颗“打倒袁隆平”的重量级炮弹。

　　明枪暗箭就这样无情地向他袭来!

　　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岁月里，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来临之际，他充分体验到了世态炎凉。公正地说，当时除了几位真朋友之外，除了几个弟子之外，其他许多朋友、许多弟子都远离他了。

　　这一切，曾使他感到沉重，感到难以防范，乃至无可奈何。在那个年代里，他感到杂交水稻是他惟一的精神寄托，因为与这些绿色植物打交道，不必设防，无须揣测。人是靠它们养活的，它们是与人为善的。

　　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似乎一道险峻的魔障隔绝了他和他所钟爱的学生们。一夜之间，他成了“反对毛主席‘八字宪法’”的“现行反革命”。天真的学生们看了那些绘声绘色地打着大红“×”的大字报，有些人似信非信，有些人疏远了原本敬爱的袁老师。连经常爱找他提问题的几个山里学生也不敢再登门了。

　　同一个教研室的教师，也不再同他往来，那日子沉闷得几乎令人窒息。

　　他被孤立了。

　　儿时与小伙伴们玩儿，常有人被孤立，他也曾参与过孤立别人。当然，自己也时常被孤立。被人孤立的滋味是痛苦的，是不好受的。

　　被孤立的情景是所有人都不和他说话，人们像躲避瘟疫那样躲避他。人天生是要说话的，可是，当被人孤立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他像一个哑巴，整天保持沉默。

　　这一天，他踉踉跄跄来到曹胖公家门口，曹胖公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反右派斗争期间的“中右”，也是无事可做。见袁隆平进来，忙说：

　　“老袁，咱们杀两盘，让我一个‘车’怎么样?”

　　他和曹胖公是棋友，以往，闲暇时光，他俩总爱杀上几盘，而今天的袁隆平全无那份雅兴。他说：

　　“曹胖公，我只想找你聊聊。”

　　他们可以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有人说，朋友是生活自然筛选的结果。社会这盘大筛子神秘地颠簸着、动荡着，有些人掉下去了，留在这筛子上面的一些人被颠簸在一起，便成为了朋友。

　　他认为曹胖公便是与他颠簸在一起的朋友，他们的心灵是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袁隆平有事总愿意和他商量，、有心里话愿意向他倾诉，他们也可以说是相知相依的朋友。

　　这一天，他二人小心翼翼地谈谈现在，说说未来。

　　曹胖公问袁隆平：

　　“你这些日子在干什么?”

　　“琢磨我的杂交稻。”袁隆平回答说。

　　“老袁，你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朋友劝告说。

　　“我不会在这棵树上吊死，我会把这棵树修剪成举世无双的参天大树。因为这棵树是我人生的全部乐趣。”老袁回答说。

　　“看来人生贵在有所乐，有所追求，但不知老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朋友赞叹地问他。

　　“我追求一个人类没有饥饿的未来。”

　　“看来，老袁的雄心很大呦!”

　　袁隆平冲着朋友点点头。

　　曹胖公悄悄地劝他：

　　“老袁你还是要想开些，还是那句话，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你这是何苦呵!”

　　袁隆平对朋友善意的劝告总是报以淡淡的微笑。然而，有时候他的心头也涌起一阵忧愁，一丝苦闷。往往这时，他会暗暗告诫自己：切忌浮躁、浅薄，要警惕害“近视病”。于是，那苦闷、那忧愁就像轻烟一样挥之而去了。

　　他从曹胖公家走出来，顺便又在长廊前看大字报，只见有一张大标语上写着：

　　“彻底砸烂袁隆平反动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

　　“哎呀，不好!”他赶忙奔向他三年来苦心培育的杂交水稻盆栽试验场——那里有他亲手经营的60个“坛坛罐罐”。

　　可是，他去晚了!

　　只见水池边60多个栽种着杂交稻秧苗的钵盆全部被砸碎了，试验秧苗也被砸了个稀巴烂，丢得满地皆是。

　　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呈现出各自的人性和兽性。

　　他看着那被伤害的秧苗，对着苍天，悲怆地呼喊：人们啊，少点恶道，多点善道吧!少点仇恨，多点关爱吧!

　　他伫立在校园门口，望着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山问小路，看着那匆匆赶路的农民，感到很茫然。不知哪一条路是属于自己的，又不知该向何方走去。

　　他每每遇到挫折和困难，总会以湘西那一条条山溪作为自己的参照物。那一条条山溪一路流淌，总是曲曲折折，溪水从崖头跌落下来，便成为壮观的瀑布。这就使得溪水幻化成了另一番景象，展示了另一种风范，乃至达到了美的极致。

　　这时，他转念想到自己未竞的事业，想到刚刚来到人世的幼子，想到为他而含辛茹苦的爱妻……他无奈地回转身来，向他们居住的那个平房走去。

　　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向邓哲说明他二人苦心经营的杂交水稻的秧苗惨遭毁坏时，一向很坚强的邓哲也落泪了。贤淑的邓哲一面为小五一喂奶，一面安慰他说：

　　“隆平，你要坚持住啊，不会永远是这样，一切都会好的，厄运过后便是曙光。”

　　邓哲给了他慰藉，给了他力量，他忆起了饱经磨难的画家凡高说过的一段话：

　　“我庆幸我有藏身的地方，我藏身的地方在美术的齿轮中，好像麦子在磨石下一样……”

　　同样，袁隆平也庆幸自己找到了藏身的地方，他藏身的地方便是他的杂交水稻事业。在杂交水稻试验的齿轮中，他如同一粒杂交稻种，在风雨中成长，在烈日下成熟，他心甘情愿地来到磨石下面，而后为他所敬爱的父老乡亲献出洁白的稻米……

　　在恍恍然之中，他被一阵骤然炸响的惊雷给震醒了。只见窗外雷击电闪，大雨倾盆，他突然想到，他的那些被摧残的秧苗又将要经受这倾盆大雨的折磨啊!于是，他拿了一只手电筒，又抄起一把雨伞，急匆匆地向雨幕中走去。邓哲赶忙放下怀中的小五一，也抄起一把雨伞追了上去。他二人在大雨的掩护下，悄悄地摸到了那个被造反派砸烂捣毁的“现场”。他们借助手电筒的光，将残存的秧苗一株一株地收拾起来，用衣服包好，准备悄悄带回家中。

　　他吞咽着苦涩，做完了这一切，似乎完成了他生命的一次飞跃。他想到杂交水稻终于没有离他而去，他以为他的生命又有了一个支撑点，他相信那可爱的绿色生命将会伴他终身。

　　西方的哲学家诺瓦利斯说：

　　“天国就在我们身边的大地上。”真的，袁隆平以为，那几盆残存的杂交水稻就是他的天国。即使前方的路程依旧艰难，即使风霜雨雪依旧在四季轮回，也要让杂交水稻带给他的那份温情永存。当他干完那一切以后，他愉快地想到，天堂的乐土就在他的脚下延伸……

　　仰望着袁隆平这位饱受艰辛的科学家，我们也想到了一位哲人的一段话：

　　上帝给了他智慧的同时，也给了他磨难；而只有在磨难

　　中，他的智慧最终才会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

　　当他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时，风停了，雨止了，在漆黑的夜里走路，又刚刚偷藏了杂交水稻的秧苗，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害怕被人发现。当路过“黑帮”居住的“牛棚”时，见一个黑影在悄悄移动，袁隆平不由得问道：

　　“谁?”

　　“是我，李代举。”

　　袁隆平心想，李代举这个“黑帮”组的组长，半夜三更的在这里干什么?

　　原来这个“黑帮”组长是悄悄地等候在雨地里，想给袁隆平报个信儿。李代举说：

　　“袁老师，今天工作组找我谈话，要我准备一张床、一块牌子，说是我们黑帮队伍还要增加上你袁隆平。我特意给你报个信，好让你有所准备。”

　　李代举劝告他说：“袁老师，你可要想开一些啊!”

　　“李老师，请放心，对此，我早已做好了准备。”

　　言罢，李代举匆匆忙忙转回到他居住的“黑帮”牛棚里。

　　袁隆平的确做好了各种准备。他不惧怕伤痛，也不惧怕枪口。他在遭受诬陷之时，不是躲避，而是面对，因为来日方长，他要把自己的年华留在他所痴心的杂交水稻的研制之中。

　　在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一想起自己早晚会被揪进“黑帮”的牛棚里，就常做噩梦。梦中，他常常会被挂牌批斗，或者被遣送农村，携妻带子当了农民。有时他梦见自己被淹没在潮水中，只得奋力逆流划行，他要一步一步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奋进。他决不后退，更不能沉沦。有时，他梦见自己在令人窒息的空气里费力地喘息，在拥挤的人流中奋力地挣扎着，力求找到出口……

　　那是一段历史的、群体的灾难。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悲欢与不幸，这里所以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只不过是为了引发后人的思考，使他们记取历史的教训。

　　这天夜间，他梦见了苏格拉底。两千多年以前，苏格拉底用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为人类打开了哲学的光明之门。可是，当时人们却认为他离经叛道，把他称为“异类”，人们把一盆又一盆的脏水泼到他的头上。袁隆平以为两千年后的今天，他自己与苏格拉底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以致他在梦中发出了悲叹，大声呼叫着：“苏格拉底!”

　　邓哲被他唤醒了，她问：

　　“隆平，你做了个啥梦?为啥那样悲痛?”

　　“我梦见了苏格拉底……”

　　“咋做了那样的怪梦，隆平，你一定要想开些，我还是那句话，你可要坚持住啊，不会永远是这个样子，一切都会好的，厄运过去便是曙光。”

　　他劝慰妻子说：

　　“现在我们经受的苦楚和磨难，比起将来的成功，就显得微不足道。所以，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介意。”

　　他以一个哲人的口吻对妻子说：

　　“山谷越深，山峰越高。我们眼前所经受的苦难，其实是对我们未来的祝福。”他接着说下去：

　　“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无不是从患难中走来。应该说，苦难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好的礼品。”

　　因为话题太沉重，袁隆平难以入睡，索性爬起来，想给那几株残秧找个“安家”的地方。他悄悄走出家门，走向沉沉的黑夜……

　　校园里静悄悄的，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吠。天放晴了，幽暗的天幕上，繁星闪烁。忽然，附近有条狗汪汪地叫了起来，袁隆平的心紧缩成一团，他害怕黑暗中窜出一条恶犬。

　　这时候，只见两个黑黝黝的人影在他家门前攒动：“是谁?”

　　“袁老师，是我们!”他的两个学生李必湖与尹华奇同声回答。

　　那个年头是“亲不亲阶级分”，很多朋友都退避三舍。因此，来家串门的人，都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更何况夜深人静之时!

　　“袁老师，咱到屋里说话吧!”尹华奇说。

　　“哎呀，你们俩深更半夜咋敢到我家来?你们就不怕被人发现吗?”袁隆平一边给两个学生开门，一边说。

　　“我们都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子弟，我们怕什么?”他二人同声回答。

　　“现在‘文化大革命’势头正盛，你俩应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对我进行揭发。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应到我家来。”袁隆平忧心忡忡地说。

　　“袁老师，我们可不是那种随风倒的负义之人，我们只相信袁老师的学问大，你搞的科学试验是为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我们佩服你。”

　　“这么说，你们没有参加砸钵子?”袁隆平问道。

　　“袁老师，我们直说吧，”尹华奇说，

　　“昨天，我们听到了要砸你的那些盆盆钵钵的风声。夜间，我俩便悄悄地赶往你的盆栽实验场，分别从无雄花粉、雄花粉败育和雄花粉退化等三种类型中各选了一盆不育系秧苗，藏在学校苹果园的臭水沟里……”，

　　李必湖接着说：“那臭水沟奇臭无比，无人光顾，是很安全的地方，杂交秧苗虽然少了些，但毕竟没有绝种啊!”李必湖情深意切地说：

　　“袁老师，我们很快就要毕业回乡了，倘若你在学校搞不成杂交水稻，就到我们村里去搞，我俩养活你，我俩继续当你的学生。”

　　袁隆平与邓哲听了两个学生的一席话，激动得相对而泣。

　　袁隆平的一颗心被两个年轻人的举动震撼了，泪水夺眶而出。他苦心经营的雄性不育系终于没有被彻底毁掉。他想到，倘若这5年的心血被这场浩劫彻底毁掉，他该如何面对尚在饥饿中挣扎的同胞?如何对得起关心杂交水稻研究的领导和同行?如何对得起为这项研究在骄阳下几度中暑的妻子?他自己又怎能继续杂交水稻的研究呢?

　　值得庆幸的是，他遇上了忠于杂交水稻事业的两位好助手。他心里漾起一种自豪感。他感到，两位学生给他带来的这份意想不到的厚礼，自有它深刻的内涵，似乎在向他昭示着未来的一线光明。

　　奇怪的是，造反派和工作组迟迟没有把他揪进“牛棚”。这使得他有幸继续偷偷摸摸地挨近那臭水沟，提心吊胆地经营着他那几盆残存的杂交水稻秧苗。

　　他对这些残存的秧苗怜爱不已，尽管它们的培育价值再也抵不上那60盆完好者，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残存的秧苗却有着同它的主人一样的倔强性格，它们似乎是一种象征，似乎是以残株在示意一种不可屈的坚强意志。

　　连日来，他对那些残存的秧苗倾注了全部的爱。当天空密布阴霾，当灾难临头的紧急时刻，他依旧毫不懈怠地将自己的才智和辛劳无私地奉献给杂交水稻事业。

　　这一天下午，学校文革办公室的一个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叩响了袁隆平家的门扉。虽说袁隆平早已做好了挨批斗、关“牛棚”的思想准备，但这位红卫兵的到来，还是把全家吓了一跳。

　　“小同学，是要批斗我吗?”

　　“好像是今天晚上要开你的批斗会。不过，工作组王组长让我叫你到文革办公室去一下，我也不知道这是否与开批斗会有关。你准备一下，自己去找王组长吧，我要布置批斗会的会场去。”

　　这时，邓哲放下怀中的小五一，走过来，为丈夫倒了一杯水，说：“没关系，先喝下这杯水，你又没做错什么，顶多是下放当农民。中国有几亿农民，当农民怕什么，要当农民我俩一块当。只要不离开土地，我们可以重新培养雄性不育系，我们照样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

　　袁隆平眼含热泪，吻别了妻子，吻别了儿子，他发出了一声叹息：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邓哲作为妻子，真正明白他，理解他，这是多么不易啊!

　　袁隆平扣响了学校文革办公室的大门。见那里挤满了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人们唧唧喳喳，像是在争论着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袁隆平装做非常镇静的样子来到工作组王组长面前，问道：

　　“王组长，你找我有事吗?”

　　王组长点点头，轻声细语地说：

　　“袁老师，你等一等，我布置一下今晚的批斗会。”

　　只见王组长不慌不忙地向那些红卫兵们交待着什么，袁隆平只觉得脑袋发胀，他什么也没听到。然后王组长转身说：

　　“袁老师，这里人多，说话不方便，我们出去谈谈。”

　　王组长慢悠悠地，像与老朋友散步似的，把袁隆平带到了农校的试验田边，要他一同坐下，面对滚滚东去的沅江水，王组长慢条斯理地讲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政策。

　　袁隆平心想，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讲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他实在等不及了，便心急火燎地说：

　　“王组长，你还是谈谈今晚上开批斗会的事吧!”袁隆平单刀直入地率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批斗会?唉!那是原先的安排，现在——今晚的批斗会与你无关了。”王组长说，

　　“你怎么知道今晚要开你的批斗会?”

　　“你派去叫我的那个学生对我说的。”

　　“这孩子真是乱弹琴。今天我们不说这个了，因为批斗会与你无关了。”王组长态度很平和，谈吐很诚恳。

　　似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人生如同登山，时而悬崖绝壁，时而峰回路转，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

　　王组长把话题一转，对袁隆平说：

　　“袁老师，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孟德尔一摩尔根学说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问题在这个时问提出来，使袁隆平感到茫然。但是，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了王组长的提问，他说：

　　“说请教我可不敢当，那我就简单地把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说介绍一下吧——

　　“孟德尔是19世纪初的奥地利人，摩尔根是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他们是当今世界经典遗传学的奠基者和创新发展者。苏联学术界曾批判他们的学说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说，但自从苏联伪科学家李森科的罪行暴露以后，世界遗传学界已经没有人再怀疑他们的学说了。我国1956年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12年规划，也把他们的学说研究列入了几个发展项目之中。

　　“其实，他们两个也不是什么反动资产阶级。孟德尔曾经是一个修道士，小时候家里很穷，读不起书，没受过正规教育，而是自学成才，他的遗传学研究还是他在修道院当园丁时，利用业余时间搞成的。

　　“还有美国那位摩尔根，顶多算个中产阶级。

　　“总之，他们二人都是世界级的著名学者。科学是不分国界的，更何况还是自然科学。所以，我认为把‘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有些勉强。”

　　袁隆平就是袁隆平，无论遇上什么情况，他总是直抒己见，与人坦诚相见。

　　这位王组长毕竟是黔阳地委机关的处长，他对袁隆平的一席话表示理解，他说：“这么说，孟德尔一摩尔根的学说，只是一种遗传学的科学理论而已，今后还是可以研究的嘛，怎么能把研究他们学说的人批判为宣扬反动资产阶级学说呢，真是乱弹琴!”接着，王组长把话题一转，说：

　　“袁老师，今天叫你来，是请你帮我选一块好一些的试验田搞晚稻，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他问，

　　“你们教师的试验田哪一块好?”

　　“大垄3号最好。”袁隆平回答说。

　　“归哪个老师管?”“归龙振忠老师管。”

　　“噢，是个‘摘帽右派’，不要，不要!还有哪块田较好?”

　　“那就数大垄4号了。”

　　“那大垄4号归哪位老师管?”

　　“归曹延科老师管。”“他是个‘中右’，不要，不要!再找一块吧!”

　　他又问：“袁老师，你管哪丘田?”“我管大垄6号，不过条件要差一些。”“差一些没关系，就选你这一丘田做工作组的试验田吧。请你当工作组的技术参谋，要下力气，把产量搞上去!”

　　王组长与袁隆平的一席谈话，就这样出人意料地收场了。

　　人生的旅途真是崎岖不平啊，时而涉人急流险滩，时而穿越崇山峻岭。正当你感到疲惫不堪时，忽然问，眼前出现一块安全岛可以驻足小憩，该是多么惬意啊!

　　这天夜间，袁隆平与邓哲彻夜长谈，百思不得其解。袁隆平说：

　　“我一个预备役的‘黑帮’，一夜之间竟然成了工作组的技术参谋，我怎么会如此幸运?简直不可思议。”

　　“你虽然出身不好，但你的历史是清白的呀!”

　　“还有那‘九字宪法’的‘现行’问题呢!”

　　“那你是纯属无心，说错了话，而且还及时认错改错，工作组是会谅解的。”

　　“可能还因为我种试验田技术好、产量高。”

　　其实，根本就不是袁隆平和邓哲所分析的那回事。事情的原委是，工作组和造反派的确已决定把袁隆平定为批斗对象，并准备关进“黑帮”牛棚。材料报上去了，大字报和标语也刷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袁隆平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也很复杂，既然要批斗袁隆平，就要查他的档案，要老账、新账一块算。于是，人们又七手八脚地查阅袁隆平的档案。这时，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不久以前国家科委九局发来的一份关于肯定袁隆平在《科学通讯》上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那篇论文的公函。

　　原来，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后，国家科委九局的科学家熊衍衡看过之后，对这篇论文备加赞赏，他断定水稻杂交优势可成为现实。于是，他将袁隆平的论文交给九局局长赵石英阅示。赵局长非常重视这篇论文，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将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他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党组书记聂荣臻表示支持。赵石英及时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出便函。函中肯定了袁隆平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做出的预言：利用水稻杂交优势，必将给水稻产量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长。公函还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这时，一直支持袁隆平的研究，但已被打倒的农校党委书记、校长管彦健听到消息后，站出来说话了。他劝告工作组组长王宝林，要认真对待这份公函，并谈了不能揪斗袁隆平的理由。

　　工作组组长王宝林看了公函以后，也觉得这事关系重大，要请示上级后才能决定。于是，他带着国家科委的这个函件，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待孙书记看完信函后，王宝林问道：“袁隆平算不算保护对象?”

　　孙旭涛立即明确答复：“当然算保护对象!”

　　就这样，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当许多教师正在遭受着批倒批臭的命运，当许多教师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的时候，袁隆平却成了一位很特殊的幸运儿。

　　于是，袁隆平有幸又把他的杂交水稻秧苗从臭水沟里搬到了试验田里，工作组还特许他每天上午不参加运动，搞他的杂交水稻试验。真是天赐良机!

　　当年许多教师为袁隆平得到如此礼遇大惑不解，特别是那些准备挑灯夜战，向袁隆平猛烈开火的勇士们，对于工作组对袁隆平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感到莫名其妙，摸不清谜底在哪里。

　　谜底就是国家科委九局的那封公函。可以说，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是袁隆平生平遇上的第一位伯乐，赵石英所发出的那份公函，当说是对袁隆平生平具有决定意义的宝贵函件。

　　当年，袁隆平把自己比做一棵小草，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抗拒着狂风。草是很平凡的，狂风是很霸道的。狂风可以征服大海，征服森林，征服沙漠，却征服不了柔弱的小草。狂风把小草刮倒，但它却挺起来了，再刮倒，再挺起来。小草不曾屈服于狂风。小草引而不发，或以退为进，这是智者的选择。

　　值得庆幸的是，袁隆平这棵小草得到了背后参天大树的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