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07章 贺龙(第10页) [第61页]

　　“向西藏进军”，这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为了执行这个决定，贺龙在派人查遍西藏历史资料，邀请康藏专家座谈的基础上，1950年1月10日向中央和西南局所写的《康藏情况报告》中，提出了进藏的路线，并绘制了地图，购买了骡马，准备了大批粮食，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还抽调了七个工兵团、十个辎重团和一支空运队，组成筑路大军，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是党中央的基本策略，也是藏族人民的心愿。但西藏地方当局，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为此，贺龙指挥西南部队于3月14日成立指挥所和先遣队，3月25日召开进藏部队动员大会。这时，先遣队已于10日进入金沙江巴塘一线，参加进藏的云南、青海、新疆三支特种部队，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逼进昌都，并且根据西康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的请求，派他赴拉萨说服当局接受和平解放。但他到昌都后，先被软禁，后被英国特务毒死。这时，西藏当局出动了4500多名藏军和3500多名士兵阻止解放军进藏。

　　为了打击西藏当局的顽固势力，贺龙、邓小平命令西南部队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20日，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命令所辖2700多名藏军停止抵抗。次日，贺龙电令我军对俘虏或投诚的藏军，“严禁侮辱和虐待”，对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接着，西南军政委员会为遇难的格达活佛在重庆召开追悼大会。贺龙在悼文中，称赞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藏族同胞引以为荣的模范人物”。

　　这次昌都战役，打击了藏军的主力，粉碎了西藏顽固势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阴谋，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

　　昌都战役后，阿沛·阿旺晋美敦促达赖喇嘛速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并经中央政府再三电请，1951年2月12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京。经过23天的商谈，5月21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23日，在朱德主持下举行了签字仪式。

　　根据《协议》规定，毛泽东于5月25日指示进藏部队分路向西藏腹地进军。据此，贺龙与邓小平指派十八军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的先遣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地方代表团，于7月25日由昌都前往西藏，十八军主力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10月26日抵达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次年2月，成立了西藏军区，贺龙为指挥进藏部队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西藏解放后，贺龙为康藏公路的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并且还较好地将边防建设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贺龙在西南局任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与邓小平、刘伯承亲密合作，十分关心西南建设。成都解放后，他便抽调一个师的兵力，抢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久，又从军区抽调3万部队和10万民工，在两年之内，修通了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1952年下半年，邓小平、刘伯承先后调离西南后，贺龙主持西南全面工作，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西南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北京后，贺龙曾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尽心尽职，全力工作。他还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1954年，全国各大行政区撤销后，贺龙回到中央工作，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1955年9月，毛泽东为贺龙授衔。、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研究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和路线，先后领导过中央国家机关整编，分管体育、国防工业，多年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是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5年，毛泽东主席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贺龙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主管国防工业。他把国防工作建设与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建设三者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并为之投入了主要精力。

　　贺龙主管国防军工生产时，正值国内浮夸风盛行，加上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的时期。在国防工业摊子大、战线长、困难多的情况下，他头脑清醒，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以敏锐的眼光，洞察了浮夸风的实情。提出国防建设要把“优质高产，质量和建设的关系掌握好”，强调“质量与建设速度发生矛盾时，要服从质量，把优质放在前面”。

　　搞好三线建设，是60年代国防工业建设的重点，而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又主要在西南。贺龙曾五次入西南视察，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和重庆钢铁公司等重点项目呕心沥血。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他本着“兼顾国防”的原则，削减了国防工业的一些新项目，压缩了基本建设的规模，主动为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让路。同时认真探索了一条使国防工业建设逐步走上科研、生产和使用三结合的路子。到1964年止，我国防工业已拥有7个机械工业体系，既能生产飞机、舰艇、坦克、枪弹等重要常规武器，还能生产核武器、火箭、导弹和航天等尖端武器。在贺龙、聂荣臻、陈毅、罗瑞卿的共同领导和组织下，1964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贺龙是我军的缔造者和杰出的军事家之一，非常重视和关心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早在西南军区时，他便开始兢兢业业建设国防军，对部队系统地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并带头学文化。1961年中央军委决定，在军事工作中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方针后，当时因林彪病休，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担子便落到贺龙、聂荣臻的肩上。从此，他在继续抓好国防工业的同时，抽出更多的时间抓军事工作。

　　1962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搞反华活动，中苏矛盾日趋尖锐，加上国内经济暂时困难，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叫嚣要在东南海沿海反攻大陆，中印边界局势紧张，印军多次入侵中国境内，甚至发生流血事件。据此，贺龙根据党中央“整军备战”的原则，一面部署国防军工生产，绝对保证战备需要，一面召集解放军三总部分析形势，采取措施，落实战备。

　　同年7月，贺龙多次召开军委常委会议，针对敌情变化，重新调整东南方向的军事部署，同时对中印边境采取措施，应付突然事变。由于中央军委及时采取措施，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拟在东南沿海登陆的冒险计划。

　　10月20日，中印边境作战开始后，贺龙随时掌握战局变化，通过总参下达指示，在贺龙、聂荣臻等老帅的共同领导组织下，使这一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62年9月27日，在平息了伊宁和塔城的暴乱后，当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此，贺龙挑起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重担。接着，他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巩固新疆边防建设，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强调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密切党与民族的联系，把各兄弟民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办好军事院校，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是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的重要内容。他认为高等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办得好不好，关系到军队建设、国家安危，多次指示总参、总政要抓好南京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1964年10月，叶剑英在长沙主持召开军队整风会议后，贺龙专门召集中央军委常委研究军事院校问题，强调办好院校，必须贯彻以用为主的教育方针。同时指出整顿军事院校，首先要把各军种、兵种、各总部思想搞通，把军队的老传统拣起来，保持发扬下去，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1964年初，贺龙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在推广南京军区“郭兴福教学法”后，接着他与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一道前往南京军区，专门接见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议的全体代表。在贺龙强调“兵是练出来的”思想指导下，全军掀起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大练兵运动。

　　为了推动全军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贺龙以极大的热情，同军委和各大总部领导人一道，连续七次深入北京军区抓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普及和“尖子”经验，并且成立了全军军事训练比武筹备会。5月20日，贺龙、罗瑞卿、杨勇陪同周恩来、彭真、陈毅在天津靶场观看北京军区“尖子”表演后，回到北京曾给林彪写信汇报北京军区“尖子”比武表演情况，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后经贺龙和罗瑞卿周密组织，6月15日至16日，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部分“尖子”，分别在北京军区和十三陵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精彩的“比武”汇报表演。大家对部队高超的技术和过硬的功夫充分肯定、高度赞扬。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找贺龙谈，一定要在全军推广“尖子”经验，普及到全军。

　　可是，正当贺龙遵照毛主席指示，组织全军推广“尖子”经验、开展群众性大练兵时，林彪派叶群带工作组到广州军区，假借调查之名，行搜集“大比武”的“罪证”之实，在一个月内竟向总政机关和林彪连写四个报告，攻击军事训练“大大超过规定训练时间”，造成了“军事压倒一切”，“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作风”等等。林彪收到叶群的报告后，如获至宝，一反常态，出山干扰，公开指责军事训练影响了“四个第一”，攻击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林彪这种作法，矛头显然是对着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人。贺龙对此心里十分明白，但他并不急于申辩，而是泰然处之。罗瑞卿则在中央军委会上再三重申：1964年的军事训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军事训练，本身就是政治，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这些坦率的话，也成了林彪以后进一步诬陷贺龙、迫害罗瑞卿的借口。但历史终究雄辩地证明，贺龙领导的全军大练兵、大比武，是加速我军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史上光辉的一页。

　　1952年，贺龙在西南军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上开球。贺龙爱体育，早在抗战时期，他创造的一二○师战斗篮球队，曾闻名于陕甘宁晋绥边区。进军大西南后，他又五湖四海广揽人才，在西南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支专业体工队，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体育人才，受到全国体育界的仰慕。

　　1952年8月，全国体育总会向中央建议：在国务院设立一个与各部平行的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最好请贺龙同志来担任。当时，刚从西南局到政务院担任常务副总理的邓小平经与周恩来、毛泽东商量后，决定设立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任主任。

　　征得贺龙同意后，11月15日在怀仁堂召开政务院第19次会议，一致通过贺龙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

　　1953年4月，贺龙从重庆赶到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讨论了发展我国体育运动的方针和规划。接着，贺龙召开中央体委党组会议，认真研究修改了具体规划，并以中央体委党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加强人民体育工作的报告》，提出了“改善人民的健康，增强人民的体质”的方针。不久，毛泽东就此发出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为了落实“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贺龙十分强调体育要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把开展基层群众体育运动和专业训练结合起来。

　　贺龙从1953年至1966年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14年中，为发展新中国的体育运动，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振奋民族精神，抵制帝国主义的干扰，曾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印尼的新兴运动会，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汇报后，先后两次召开全国运动会，检阅新中国体育运动的成果，使新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全部刷新了旧中国的纪录，打破了100多项世界记录，获得了十多项世界冠军，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体育工作者，其中200多人获得了全国体育荣誉勋章。特别是在体育战线，树起了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登山队这两面鲜红的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

　　为使我国篮球、排球和足球三大球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贺龙曾想过很多办法，但仍不尽如人意。后来他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1965年初，乒乓球小将徐寅生在国家女子乒乓球队讲话后，贺龙将这篇《初生牛犊不畏虎》的讲话稿，专程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说：“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吗？……”贺龙及时组织国家体委学习，并动员全国体育战线认真落实，很快在中华大地掀起了“小球促大球”，专业体工队与群众体育运动相结合的热潮。使我国运动员“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很快与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发展了体育友好往来，终于使“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打开隔绝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

　　贺龙促进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他无愧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一称号。

　　1965年12月，在林彪一伙的鼓噪下，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批判罗瑞卿，并解除他的军内职务，从此，林彪出山，在军内一统天下，贺龙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第二年3月，贺龙恋恋不忘三线建设，受毛泽东委托，到西南攀枝花钢铁基地视察。回到北京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贺龙受林彪一伙的诬陷，被靠边站始于1966年9月。1967年2月14日，在“打倒贺龙”的几顶“帽子”的煽动下，30年代蒋介石在武汉的行营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20中的教员晏宗炎，秉承父意，直接给江青写信，诬陷贺龙1934年处决的蒋介石的说客熊贡卿，是“贺龙自己要去的”，企图诬陷贺龙早在“30年代就里通蒋介石”。

　　继晏宗炎诬告之后，20年代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又赤膊上阵，公然伪造1929年贺龙给蒋介石的“乞降信”，直接寄给林彪、江青、康生一伙。

　　这两份诬告材料，是当时“打倒贺龙”的重型黑炮弹。

　　9月18日，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凭藉李仲公、晏宗炎和吴法宪、李作鹏的诬陷材料，加上一些屈打成招的旁证，拼凑了一份关于贺龙的材料欺骗中央，迫使毛泽东等人画圈签名，同意“贺龙立案审查”。这是一起令人痛心的大冤案。

　　1969年6月9日，是贺龙在北京西山监禁两年零六个月的最后一天。本来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贺龙，在经过连续45天断水，夫妇两人经常每天只有一壶水的折磨之后，当天上午9时，又由专案组的政治医生输了一整夜的葡萄糖，致使糖尿病酸性中毒，只好从玉泉山送往301总院抢救，由于院方责任医生多方阻挠，未能及时抢救，致使贺龙这位举世闻名的元帅，在入院6小时后的当天下午3点零9分，便含冤而逝世。

　　1974年9月29日，在毛泽东的一再督催下，经过将近半年的激烈争论，终于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当时，因为江青、康生还在掌权，所以文件中把贺龙被迫害致死写成病故，并且留下“审查是必要的”尾巴。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党中央同意举办“贺龙同志骨灰盒安放仪式”。

　　1982年10月16日，党中央作出了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贺龙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我军的创始者之一，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朱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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