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07章 贺龙(第9页) [第60页]

　　这时，贺龙因工作劳累，生病住院。当中央通知他到河西小河村开会时，他立即出院，抱病于7月18日起到中央所在的靖边县小河村时，毛泽东走出窑洞迎接。

　　当时，毛泽东告诉他这次会议主要研究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反攻问题。陕北战场得靠晋绥，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如此。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把这两个地区领导起来，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贺龙表示，听从中央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利益。

　　7月21日，小河村会议在河滩边一个大院子召开。当毛泽东、周恩来先后讲话，分析形势、总结成绩、安排反攻后，会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从此，党中央把全面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的重担交给了贺龙。

　　贺龙一辈子带兵打仗，忽然叫他管地方，搞支前，有些人不太理解。贺龙认为，中央军委留在陕北，作战由军委直接指挥更为适当，顺理成章。何况，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不简单。

　　小河村会议后，贺龙很快在绥德召开两个地区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提出两个边区统一的三项措施：一是统一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二是加强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三是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他还提议，后方机关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服务前方，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线去。这次会议，便是他对中央决定的具体表达，也是他主持后方工作的施政纲领。后来，习仲勋说：“没有小河村会议，前后方就不能一体化。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为了迷惑敌人，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8月18日，贺龙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将陕北机关和晋绥机关移往河东，他们刚刚渡河上岸，胡宗南部队便乱枪打来。彭德怀乘机在沙家店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师，从此，西北战场开始战略反攻。

　　一天，贺龙正与林伯渠、习仲勋研究支前时，毛泽东忽然来电：“只要有7000至1万担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因此，粮食，能否满足，成了西北战场能否胜利的关键。

　　晋西北贫穷不堪，无粮可筹。贺龙通过中央向晋冀鲁豫借了足够的粮食，动员千军万马，好不容易从千里之外，把粮食运往西北战场，保障了部队的急需。这时，贺龙又将留在晋绥的第三纵队交给西野建制，晋绥仅留下一个独立第三旅。

　　为了补充兵员，贺龙通过压缩机关，动员失散人员归队，发动青年参军等办法，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1947年曾动员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到1948年底，陕甘宁晋绥的野战部队扩大到7个纵队又两个旅，到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从小河村会议时的3个纵队又两个旅，发展成为拥有18个师、6个军、两个兵团的22万大军。这在人口稀少、连年征战的陕甘宁晋绥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西北野战军的主力是贺龙的晋绥部队，贺龙虽在后方支前，但他非常重视部队的表现。他认为，我带出来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因此，他经常参加西野前委会议，协助彭德怀做部队思想工作。只要他听到什么风声，或者某部队出了什么问题，他都要到所在部队去做工作，告诫部下：“彭老总的话，就是命令。一切都要服从他的指挥！”

　　1948年8月，贺龙从延安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眼看天翻地覆的形势变化，为适应全国解放的人才需要，毅然取道晋南筹建西北军政大学。

　　9月8日，当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五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时，他非常拥护。讨论中，他向中央建议：中央宣传部要抓好干部教育，财政部要搞好财经工作人员训练班。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并且作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后，贺龙非常诚恳地向毛泽东写了两个材料：《关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工作的检查》和《晋绥军区的两个问题》。有人问他，晋绥问题早已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凡是与我有关的事，对党都得有个交待嘛！

　　1949年2月17日，他与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再次到西柏坡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去北平参加解决绥蒙问题。因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解决国民党军残余的三种方式：即天津、北平和绥远方式。绥远是贺龙的晋绥管辖，当时刚划归西北局。因此，毛泽东建议，他去领导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

　　为了慎重处理绥远问题，行前他叮嘱李井泉，回去传我贺龙的话，晋绥所有武装立即停止向国民党军队主动进攻，并后撤60公里。还说，不准乘机挖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墙角”，停止发动政治攻势。后来，他在北平饭店与聂荣臻、林彪、陶铸一道同国民党傅作义、邓宝珊就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达成共识，并委派专门小组处理具体问题。从此，绥远问题和平解决。

　　不久，他为西北筹集物资，到东北学习恢复生产建设的经验，在东北小住。5月20日，西安解放后，中央委他为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组建后，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

　　贺龙接管西安期间，敌情复杂，社会秩序混乱。他到任后，本着“接管并重”的原则，首先调进大批粮食物资，稳定金融物价，保障人民生活。接着狠狠打击匪特，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使西安为西北全境解放作出了贡献。

　　9月上旬，贺龙奉中央之命，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参与制定《共同纲领》，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开国大典后，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进军西南。从此，贺龙结束了西北局和西安市的工作，挑起了进军大西南的重担。

　　五、进军川藏和发展体育事业

　　1949年8月，贺龙指挥秦岭战役，11月11日大军入川，实施对成都包围。胡宗南弃城逃跑，四川军阀起义，解放了四川全境。1952年后，贺龙主持西南工作，为建设西南作出了贡献。

　　1949年5月23日，党中央决定“贺龙率部入川”。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指出：第一野战军（4个兵团35万人）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尔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解放并经管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诸省。10月13日，党中央正式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0月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入川的命令，根据中央军委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于8月29日，发起秦岭战役。以六十军全部和六十一军两师沿川陕公路向正面的秦岭之敌发起佯攻，造成我军沿川陕公路南下入川的态势。于是，胡宗南作出了“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的部署。由于我军等待二野大包围的“火候”，既真打，又攻而不破，并且中途停止进攻，转入休整。因此，胡宗南向蒋介石报功：“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固守秦岭万无一失。”于是，蒋介石委任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副之。为固守秦岭，由其五兵团李文部4万余人守备川陕公路正面，十八兵团李振部4.4万人守备川陕之西，裴昌会的七兵团4个军为后备。贺龙乘机休整部队，等待战机。

　　11月1日，刘邓大军完成了大包围。3日，刘邓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泸州南岸，十八兵团可以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贺龙判定二野迂回部队即将切断胡宗南逃往滇黔的退路，遂于5日下令攻击。由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分三路猛攻逃敌，第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从此拉开了成都战役的序幕。

　　11月11日，贺龙冒雪从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巴山区。当他看到指战员身负几十斤背包，在海拔两千多米的深沟狭谷的古驿道上行军时，他感动地说：战士们靠“11号”在山路上冲锋打仗，他们最辛苦，功劳是第一位的。在贺龙的指挥下，全体指战员每天以超过百里的速度直逼川境。11月14日，十八兵团先遣部队解放广元后，17日占领剑门关，打通了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

　　11月20日，二野部队进入简阳、仁寿一线后，贺龙指挥十八兵团解放梓潼，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其他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团团包围在成都附近。胡宗南见大势已去，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在我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12月9日，云南卢汉，川康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在昆明、雅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这时，在四川的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守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菲分别宣布起义。随之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在邛崃被围后，宣布投降。27日，敌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东部起义。当天，成都解放。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集团覆没，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12月28日，贺龙抵达新都休整部队。30日举行了隆重的成都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等率十八兵团由北门进入成都，受到30余万人民的夹道欢迎。1950年元旦，刘伯承、邓小平致电贺龙说：“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1949年12月，贺龙率部进军四川。西南解放后，国民党投诚起义共有90万人之多，其中起义56万人，其数量之大在全国前所未有。为团结改造这批人员，贺龙费尽心血，采取了有效措施，并收到显著的效果。在此期间，贺龙指挥西南军区部队，剿匪85万人，缴枪40万支，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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