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03章 朱德(第5页) [第23页]

　　朱德在遵义会议上。

　　12月底，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的猴场，准备北渡乌江。由于博古、李德再次提出回过头去奔湘西，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他们提出批评，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会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初，红军渡过乌江天险，于1月7日袭占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会上，朱德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发言，谴责临时中央的错误。

　　遵义会议肯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博古、李德的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方针造成的。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几乎陷于绝境的中国革命，并开辟出新的前景。

　　1935年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通力合作，指挥3万红军在云贵高原上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周旋。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把敌军重兵全部甩在了赤水河西岸和乌江以北，跳出了敌军的合击圈，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

　　5月上旬，中央红军靠7条小船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进。这时蒋介石飞抵昆明，部署在大渡河堵截红军，调遣中央军和川军共十五六万人，企图使红军重蹈70年前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在此覆灭的覆辙。国民党军判断红军不敢走彝族聚居的大凉山区，把守备重点放在大树堡一带，而红军偏偏选择了经过彝族区冕宁至安顺场的山路，由刘伯承率先遣队为全军开路。

　　红军到达彝族地区的冕宁时，召开群众大会，朱德讲话说：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他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在彝族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

　　5月25日，红军先遣队由十七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惊涛骇浪强渡大渡河，攻占了对岸渡口，找到一只小船。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安顺场。

　　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架桥。凭着仅有的一只小船，数万大军难以迅速通过，而尾追之敌正向大渡河逼近。时间紧迫，军委立即决定抢占大渡河上游的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朱德将各军团组成左、右两路纵队，夹大渡河而上抢占泸定桥。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300多里路程，红军冒着大雨，在大渡河两岸的悬崖陡壁上的羊肠小路疾进。朱德和战士们一样艰难跋涉，同时随时掌握进军情况，不断发出新的指令。先头部队红四团接到朱德的命令后，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在29日拂晓赶到泸定桥，抢占了铁索桥。

　　朱德来到泸定桥头，了解到前面过桥部队因为马匹不敢上桥，过得太慢，立即命令：马不敢上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踩坏的桥板及时铺好，以免影响别人过桥！

　　红军胜利地通过了大渡河，蒋介石要红军重演石达开全军覆灭历史悲剧的妄想破灭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在山下懋功一带和由川陕根据地转战到此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25日，在两河口举行庆祝会师大会，朱德热情地称赞了红四方面军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但张国焘在讲话中却流露出同中央北上方针相左的意向，从而给两军会师后的欢乐投下阴影。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后，朱德曾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希望由第四方面军去占领松潘地区，打开北上道路，但张国焘认为松潘之敌强大，推诿拒绝了这个建议。

　　两河口会议后，朱德按“松潘战役计划”，率一方面军向北推进，接连翻过梦笔山、长坂山、打鼓山、拖罗岗等几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16日攻占了靠近松潘的毛儿盖。

　　可是，在一方面军出发后，张国焘却拖延指挥四方面军北上。原来他在两河口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比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野心膨胀起来。他唆使他的追随者以“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致电中央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企图将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为了维持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7月18日在芦花开会，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由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时，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任命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但张国焘却心怀叵测，暗地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为了维护革命队伍团结的大局，朱德同四方面军指战员接触时，总是多讲他们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因而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

　　8月初，在毛儿盖中革军委决定北进夏河等地，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为此，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辖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由红军总部率领，奔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辖一、三、四、三十军，由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奔包座、班佑，再向夏河前进。

　　中央政治局还在离毛儿盖不远的沙窝开会，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则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

　　会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朱德将和张国焘一起共事，他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朱德在党内与同志之间一向宽宏大度，谦逊礼让，而张国焘一贯是妄自尊大，专擅用权。他在红军总部中竭力排斥朱德和刘伯承，以个人意志挟持总部领导，进而发展到同党中央对抗。

　　两路军分开后，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原定主力在阿坝会合北上的方案，提出应“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宜走右路”。但张国焘坚持西出阿坝，甚至主张深入到青海、宁夏、新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8月20日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会议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是“危险的退却方针”，因为它将适应敌人想把红军赶到人烟稀少的西部边陲地域的需要，会议决定要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

　　8月底，党中央和右路军经过草地，到达包座、班佑地区，等候左路军前来会合。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抵达阿坝的左路军才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在草地艰难跋涉的第三天，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前进的道路。由于刚刚下过一场暴雨，河水上涨，这使本不愿向右路军靠拢的张国焘找到了借口。他不经朱德同意，以“朱、张”名义致电中央，说噶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提出要右路军撤向松潘。

　　朱德坚持执行中央意见，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情况，他亲自到河边，派警卫员去探测河水深浅。警卫员骑马过河又返了回来，证明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德更坚持左路军过河向班佑前进，为此，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意见，专断下令要左路军返回阿坝，并密电陈昌浩要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9月10日凌晨，中央得知这一情况，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地决定率一、三军先行北上。11日抵俄界后，又致电张国焘，指示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无视中央命令，又致电一、三军领导人，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悔之无及”，要一、三军“南下首先赤化四川”。朱德断然拒绝在电报上署名。

　　两大红军主力在会合整整3个月后，被迫分离。对此，朱德心情十分沉重。他从大局出发，毅然决定留在这支队伍里，把它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张国焘回到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围攻朱德。他唆使追随者同朱德谈话，要朱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不答应。张国焘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召开会议，在会上攻击党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对他们不予理睬。

　　张国焘没有在阿坝会议上使朱德、刘伯承屈服，就又以各种名义开大大小小的会，一面不断地攻击党中央，一面给朱德施加压力，他的追随者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朱德很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总是不为所动，一言不发，有时干脆不去参加会议。

　　10月初，红四方面军南下到了卓木碉。张国焘在这里开会，继续散布攻击党中央的舆论，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并胁迫朱德表态，要朱德和毛泽东“划清界限”。朱德说：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为了扩大他“伪中央”的声威，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炉灶，你的作法我不赞成，我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当你封的那个委员、这个委员。“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卓木碉会议后，朱德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

　　张国焘知道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终于未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被派到前方部队去，这使他有了接触部队的机会。

　　这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唯恐川西有失，成都难保，调集了80多个团20余万兵力阻挡红军。11月中旬，红军在攻占邛崃、名山之间的重镇百丈之后，遭到敌十几个旅的猛烈反扑，红军指战员浴血鏖战，与敌相持了7个昼夜，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出百丈。

　　11月，百丈之役失利后，南下红军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防线不断被敌突破，处境日趋艰难。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挫折和失败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个转机。

　　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1935年11月由苏联回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但没有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不啻是当头一棒，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孤立了，朱德和刘伯承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领导。

　　到了2月，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更加不利。朱德和徐向前认为不能再继续同敌人拼消耗了，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康北的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与二、六军团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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