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24章 王树声(第6页) [第177页]

　　中南地区，以大别山的匪情最为严重。在河南商城以南地方，早在红军时期就被恶霸土匪顾敬之控制着，成为我根据地里的一块毒瘤，多次清剿，却未剿尽。我军的主力渡江之后，土匪仗着这一带是山区，资源丰富，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就冶铁铸犁，搞“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横行乡里，危害地方。

　　白崇禧也十分看中这块地方，在溃退之前派遣了汪宪、樊迅等一批特务，携带多部电台，秘密潜回大别山，建立了一个所谓的“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搜罗惯匪，先后拼凑了三个地区支队、11个支队、18个自卫团，进行垂死挣扎。

　　白崇禧疯狂叫嚣：要在长江以北建立游击根据地，开辟“敌后第二战场”。为此，土匪们和国民党残兵败将们还胁迫群众在大别山地区修建了飞机场，准备空运弹药，摆开了和解放军大干一场的架势。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如何打退敌人，稳定大别山区人民的情绪，湖北军区请示华中军区，要求鄂豫皖三省统一行动，剿灭三省交界地区的土匪，以靖地方。

　　王树声与王宏坤合影。湖北军区的请示很快得到了华中军区的批准，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就迅速地建立。由于涉及到三省剿匪部队的统一指挥，谁来挂帅？华中军区的意思见是要一位德高望重，在这一地区有影响的老红军出来担任。

　　王树声主动请缨。王宏坤劝阻道：“你的身体不好，就换一个人吧！”

　　王树声却说：“我在大别山打过两次游击，对那里的情况熟悉，利于剿匪工作。”

　　王树声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出任剿匪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三省边界地区剿匪部队。

　　王树声对大别山是熟悉的。在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就在这里打过两次游击，对土匪的“习性”他也十分了解，是个十分合适的剿匪司令。

　　剿匪工作开始，王树声就把剿匪部队分成北、东、南三面作战。即，以四野四十二军的一二六师及河南军区独立团，潢川军分区固始、新县等县区武装为北面部队；以三野二十四军之七十一师、皖北警备一旅、二旅及六安、安庆军分区部队为东面部队；以湖北军区独立三师和黄冈军分区部队为南面部队，进行包区包围，全面清剿。

　　大别山的土匪十分狡猾，又有与我军长期对峙的经验，针对这一情况。在剿匪兵力部署上，王树声把部队分三线纵深配置：第一线为进剿、会剿部队，分进合击土匪中心地区的一点或几点，打乱其指挥系统；第二线为驻剿、堵击部队，控制要点及重要城镇，设置据点，协同进行合击、堵击、伏击土匪；第三线为封锁部队，主要以各县及区乡武装为主，组织群众联防，盘查可疑行人，防止匪徒流窜潜逃，并维护交通运输及地方工作。

　　将驻剿和政治工作，配合起来。随着剿匪工作的不断深入，王树声又及时转变斗争方式，以营、连为单位，在内线控制要点，外线建立严密的封锁线，展开分散驻剿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

　　彻底铲除土匪生长的土壤。在差不多肃清一块区域的土匪后，王树声就要求剿匪部队，变战斗队为工作队，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基层人民政权，深入发动群众，展开清匪反霸斗争，铲除土匪生存的土壤。

　　王树声的的这些做法，逼得匪徒们无处可逃。一些土匪整天躲在山川密林里，白天不敢公开活动，就是见到野兽从眼前跑过也不敢开枪；晚上，又不敢贸然下山抢粮，几乎就是靠挖野菜、啃树皮度日。受尽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土匪，纷纷下山，向我军投诚。

　　在封锁线与据点建立和巩固之后，王树声就命令部队展开了“拉网捕鱼”的战斗，军民联合起来，对一个个山头，逐一进行拉网式的搜捕，见一个提一个，见两个提一双。

　　我军剿匪虽然是处在主动地位，但面对狡猾的土匪，斗争依然是十分艰苦，战斗有时也很激烈。王树声累得是旧病复发，常常低烧不止，组织上数次安排王树声回武汉治病休养，都被他谢绝了。

　　妻子杨炬听说王树声生病了，就从武汉带着孩子，匆匆赶到大别山，劝说他回武汉休养休养。王树声却坚决地说：“剿不灭土匪，我决不下战场！”王树声不但没有回武汉，反而把杨炬留在了大别山，参加剿匪的行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北京成立了，党中央没有忘记王树声，邀请他赴京参加开国大典。

　　王树声知道这一邀请的份量，证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一位战功卓著的功臣，但他放弃了这次进京机会，他要为人民剿灭土匪，还大别山以一片净土。

　　经过约半年的剿匪作战，我军在王树声的率领下共在大别山歼匪1.54万余人，活捉了匪总司令汪宪，副司令樊迅、袁成英等一批匪首，缴获各种火炮81门，各种枪1.38万支，子弹46万发，手榴弹3600余枚，炮弹5700余发，电台6部，电话机104部，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

　　王树声和剿匪部队终于剿灭了为害大别山区人民的匪患。当时主持湖北军区工作的王宏坤说道：“王树声对最终剿灭鄂豫皖边区的土匪是有很大贡献的。”

　　三、公仆本色

　　在和平的年代里，王树声调任总军械部部长，后又任国防部副部长，他总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生活和工作着。

　　王树声与杨炬结婚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生下一子，起名鲁光。1949年仲秋，王树声终于在武昌见到了带着从未谋面的儿子的杨炬。夫妻团圆，父子相见，在杨炬提议下，一家3口在武昌合影留念。后来，杨炬又生下二儿子楚还、三儿子建初、女儿季迟，为王家增添了许多快乐。

　　1955年9月27日，是王树声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与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勋们一道，接受了国家的授衔。王树声被授予陆军大将衔和八一、独立自由、解放一级勋章。

　　1953年，王树声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全家从武汉搬到北京。总军械部是个新设的单位，人员来自五湖四海，由于人员关系不熟，工作初创维艰。总军械部群众中间有矛盾，领导班子也不够团结，都觉得自己一套是正确的，相互不买账。王树声走马上任，就找了几个副部长谈，他发现几个副部长都很有才干，也都有缺点，而且扯皮也较多。王树声看到了这个症结后，首先从自身严格要求，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坚决克服自身的缺点。每一次开会检查，他首先都作自我批评。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发扬民主作风，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进行讨论，献计献策，然后集思广益，对正确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不适宜的建议，也不是简单地排除，而是耐心分析指出其中不足之处。就是这样，王树声作为军械部主要负责人，在很短时间内，团结了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使军械工业有了很大发展。

　　新中国的军械工业，是个破烂摊子，它主要从蒋介石国民党的手中接过来。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前，能破坏的又把它加以破坏，武器装备上绝大部分又缴自日本侵略者以及蒋介石的“奉敬”，种类真是五花八门。当然，这个时期，苏联也曾给予了我国军械工业一定的帮助，但在如何学习苏联上，认识却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认为苏联专家水平高，苏联专家的建议都是合理的。另一部分人认为苏联专家固然水平高，但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专家也有跌眼镜的时候，主张实事求是。

　　在王树声到总军械部之前，前一种人的思想占了上风。当时流行一句口头禅说：“有理无理三板子。”意思是在学习苏联对待苏联专家建议诸事上，一旦与苏联相悖，不管你有理还是没理，都得挨上三大板。王树声来了之后，主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不能“打板子”。

　　后来，王树声发现苏联专家所提供的军械设计图纸，相当一部分颇为陈旧，不少甚至还是三十年代的水平，他们自己先进的东西却舍不得拿出来。王树声把这些情况向上面反映，在我方力争下，苏方迫不得已供应了我们一些较先进的样品和资料。

　　但是当这些样品和资料到来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料依赖进口，代价十分昂贵。因此王树召集干部开会，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方讨论，要生产原材料，不再从国外进口，首先必须要足够的科技人才，会议上有人提出利用国民党留下的专家，王树声深有同感。

　　在此之后，他审慎地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不少留用的国民党科技人员，其实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在抗美援朝期间，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员，参加了国民党丢失军械弹药的检查、装箱，基本上都能尽职尽责。

　　于是，在王树声支持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军械研究所。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以总军械部的科技人员为主，从外抽调了一批科技人员，又从留用科技人员中择优录用了一部分。

　　军械研究所草创之初，设备简陋，人员还不能满足需求，可由于上下同心协力、成绩斐然，或改进，或创新，对我国军械工业，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如国产与进口炮管的对口试验，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的进口炮管是一种新式的武器，每分钟可打200发，威力很大。但缺点很多，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滚烫发红，不能再射击了，只有重换。因而，每门炮需要三个备用管。我军大量装备这种炮，需要炮管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制造炮管的原料全依赖进口，费用相当高。

　　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通过不断摸索，最后研究出了制造这种炮管的原材料。当把样品呈给苏联专家看时，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个能力。

　　分工经管此事的干部提出一个办法，就是拿国产的炮管与外国的炮管进行一场大“比武”，以分高低。

　　王树声同意这个建议，上报彭德怀批准。

　　高射炮靶场。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架起了两架大炮，两架大炮，两架大炮上两种炮管。彭德怀、王树声以及苏联专家等都在实地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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