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24章 王树声(第5页) [第176页]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领导人合影。左起：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王树声。由于三人意见不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把三个方案齐报中央。不久，中央复电同意第三方案，并补充了到陕南和鄂西北的有利条件，即把中原部队主力摆在川陕边界可以同时牵制胡宗南。中原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由皮定钧率一纵一部掩护，王震率北路向西突围，经桐柏山区直下陕北，王树声率南路西越平汉线进入鄂西北。

　　王树声率领中原军区一纵西越平汉路，一路西进，穿过一道道山岭，趟过一道道河溪，直奔钟祥、宜城间的汉江岸边流水沟渡口。

　　渡过汉江，王树声督师马不卸鞍，人不停步，一股劲儿向北挺进。就在途中，他接到党中央电示，命他们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王树声被任命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得知我军开进来的消息，敌人就如同被惊了的马蜂，急得嗡嗡乱飞。趁我立足未稳，就集中重兵，对我采取了很毒辣的“棋盘战术”——一个山头挨一个山头地“抓”我们，我军则以时而合，时而散的“麻雀战术”，漫山飞转，与敌周旋，弄得敌人头晕脑胀，手酸脚软！

　　敌人不断扑空，越恼火越疯狂，简直变成了疯狗，紧紧缠住我军不放，追了近一个星期。这天，王树声率部急行军一昼夜，来到神农架的千家老林，发现有处地形像“囚笼”，他灵机一动早早把队伍埋伏于四周。

　　中午时分，“疯狗”果然来了。等这帮家伙大摇大摆钻进“囚笼”，王树声高举左轮枪“叭”一声，紧跟着就是一片杀声和枪响，把敌人打了个晕头转向，乱成一锅粥：有的钻刺窝，有的跳悬岩；敌人的指挥官，也连人带马掉落崖边，丧了命。我军只用了个把小时就结束了战斗，缴获了大批战利品。大伙这才比较舒畅地出了口气。这以后连着几天，敌人老实了点。

　　王树声率队伍进入鄂西北之初，就划定了军分区，派出了党、政干部和队伍，想就地展开工作，可在反动统治严密、毫无群众基础、又缺乏地方干部的情况，给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一些地方虽然设立了区县，但都沦为空架子，未能发挥实际效果。没有坚实的根据地，我军就扎不下根来，只有没日没夜地疲于奔命，兵员、物力也只减无增。相反，敌人立足本土，随心所欲，供应充分，越聚越多。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对我日趋不利了。

　　队伍中的一些同志对成天在深山老林中转来转去，被敌人追着屁股打，感到十分窝火。加之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补给，环境又异常恶劣艰苦。于是，有些人开始发牢骚。

　　成天和部队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王树声自然也听到了这些反应。他非常重视这些思想倾向，认为不克服消极、错误的思想，部队就将失去战斗力。在艰苦斗争之余，王树声对大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通过扎实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家再不厌烦转山沟与敌较量了，在王树声的带领下与敌人作着顽强的斗争。但这时还有另外两个“敌人”困扰着队伍，那就是病伤员和掉队战士。当时，医药供应等于零。病了，伤了，只能就地寻点草药治治，不少伤员的疮口，发炎化脓，久久不愈。而掉队，就意味着当俘虏，受敌人的极大侮辱和残酷杀戮。

　　中原突围烈士纪念碑。1947年2月，王树声司令员和张才千参谋长率领队伍转战至荆门一带。此时这支队伍已由最初的好几千人，减至千把人左右。这一方面是由于敌人围追堵截，部队长期打仗，战斗减员过重。另一方面，转战中的饥寒交加，病魔侵袭又夺去了不少同志的生命。同时，部分在作战中经常有被打散的情况，有时失散了还能重新集合，而有时失散后，因部队流动不定就各自为战了。王树声手下的得力干将刘昌义及其率领的主力部队就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冲散了。从此，这只“铁拳”就再也没能回来。

　　在敌人腹地作战是极其艰难的，尽管王树声在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中多次遭挫，他本人也身负重伤，但他并没丧失斗志。对于有20年革命生涯的王树声来说，艰难险阻已如同家常便饭，再苦，再累他也要坚持下去。就这样，王树声按照中央命令，既率部突出重围，又开辟了鄂西北根据地，为我军尔后的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鄂西北根据地的开辟和王树声勇于牺牲的精神和贡献赢得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评价。

　　1947年2月4日，鄂西北区党委在远安以东的老观窝汪氏祠召开了著名的老观窝紧急会议。

　　会上，鄂西北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精神，作出了两项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原地坚持斗争外，鄂西北军区主力分路转移到外线作战，继续牵制敌人；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年纪较大、身体不好的领导同志，报请中央后，化装转移到山东、华北等解放区。经过辗转，王树声回到了山东解放区后又回到了华北解放区。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王树声重返大别山，与部队转战在深山老林中。他以大局为重，甘当副手，主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有力地支持了我军战略决战。

　　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军已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7月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向国民党统治的心脏狠狠地插上了一把刀。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消息，使王树声异常振奋。他不顾体弱多病，毅然给党中央写报告，要求跟随刘邓大军，重返大别山，与敌人进行最后决战，解放父老乡亲。同事都劝他养好身体再说，但王树声还是坚决请求，党中央最后批准了王树声重返大别山的请求。

　　1948年春，为配合全国战局发展的需要，刘邓大军从大别山跳到淮北地区进行休整待机，大别山地区一下子就“空”了，只留下鄂豫军区的部队与敌人周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趁我根据地力量空虚，国民党集中了20个旅的兵力，并纠集了大量的地方反动武装，企图把我军力量全部逼出大别山区，以除心腹之患。敌人把能使出的招数都使出来了，在大别山的腹地普设据点，恢复了保甲制度，进行并村行动，制造了无人区，企图把留守的我解放军“分区合围”，一网打尽。

　　王树声在湖北军区英模大会期间向战斗英雄们敬酒。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王树声带领部队转战在深山老林之中。由于粮草短缺，部队要以野菜、树叶充饥，王树声就对战士们笑着说：“这‘山珍’好吃。我们在长征的时候，饿了就煮皮带吃。那皮带怎么吃进去，最后又怎么拉了出来，没办法消化呀。”

　　革命的乐观主义弥漫在部队之中，一些熟悉王树声的部下，都发现王树声变了：暴躁的脾气变了许多，温和多了，而且愿当配角。

　　曾经兵败河西，葬送了自己最为辉煌的红军生涯，在中原突围，又损兵折将，王树声自己羞愧难当。因此，他就特别珍惜这次为革命再立新功的机会。

　　1948年11月上旬，淮海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从大别山区抽走了大批正规军，进入淮海地区，大别山区敌人的力量一下子减少了。王树声抓住时机，指挥部队主动四处出击，积极配合淮海战役。

　　不久，王树声率领的鄂豫军区的部队，就先后解放了商城、固始、金寨、新县、黄安等县城，重新把大别山根据地建立起来了，有力地支持了我军的战略决战。

　　1949年春天来了，我军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军将士的英勇奋战，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我军的主力已压向长江防线，开始准备解放全国的大进军，大别山根据地顿时就成了渡江部队的强大后方和南下部队的桥头堡。

　　王树声把一些残存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一网打尽，为南下大军扫清渡江障碍，并积极为渡江大军筹粮备款、铺路架桥，全力支援前线。

　　经过大战的南下部队，“火气”都比较大，粮食、运输等问题稍微有不足之处，有的野战部队就大发牢骚。有些干部战士想不通就说：“牛气什么！当年我比你们还要‘主力’，打仗的水平一点也不比你们差！有本事自己弄去。”

　　遇到这种情况，王树声总是苦口婆心地告诫自己的部队，要以大局为重，甘当配角，主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1949年4月22日，我百万大军渡过长江，直捣蒋家王朝的心脏地带。

　　王树声望着满山遍野的映山红，心情澎湃，不能自持，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盼的就是这一天，就是这向全国进军的一天，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预示着蒋家王朝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不远了。

　　大别山区虽然解放了，但匪患严重。为协调鄂豫皖边三省剿匪，王树声主动请缨，他采用驻剿和政治工作相结合的方法，终于剿灭了匪患。

　　1949年6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搬到武昌办公。其时，鄂豫军区已撤销，王树声改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是王宏坤，司令员和政委由李先念兼任。

　　大军刚过，土匪四起，其中有残匪，也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一时兴风作浪，极为猖獗。

　　剿灭各地土匪是我根据地巩固与否的关键之一，早在我军渡江之后，毛泽东就指出：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保障实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中央军委要求各野战军每解放一地，应立即开展剿匪作战，稳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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