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20章 谭政(第4页) [第148页]

　　谭政的报告连续作了两天之后，与会者分组讨论了他的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

　　会议结束不久，在谭政具体领导下，以“五整一查”为核心的40天左右的新式整军运动，在东北我军各部队中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这次运动，切实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方针。主要通过诉苦教育和土地改革教育，使战士们弄清楚苦从何来，为谁打仗，并把个人的苦和阶级的苦联系起来，从根本上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加强了纪律性、组织性和自我约束的自觉性。而对军队干部进行的“五整一查”，主要是整思想、整作风，而不以查成份为主，以查团以上干部为重点。

　　这样，在谭政的布置、检查和落实下，通过诉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方式，东北我军广大指战员，克服了缺点，改进了作风，增强了组织纪律观念，发扬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增进了军内外的团结，原来部队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成分不纯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同时，在整训过程中，各级政治机关在谭政统一指导下，还进行了战争形势和主要任务的教育，说明了战略决战的发展趋势、作战条件和面临的困难，使全军指战员普遍树立了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思想，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为阶级兄弟报仇！当尖兵，打大仗！练好兵，打长春！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等口号，誓言深入人心，遍及部队，这样“五整一查”的新式整军运动，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辽沈战役发起后，谭政组织起草了《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平津战役时又起草了《平津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对取得这两大战役的胜利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而后谭政又妥善安置了接受和平改编的傅作义部队。

　　我军攻克锦州后，长春守军军长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投诚，10月18日，新七军各部也投降了。第二天，经多方争取，敌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及其司令部等也于19日早晨放下武器，我军兵不血刃，争取起义和投降者9.6万余人，解放了长春。

　　面对土崩瓦解的局面，19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卫立煌的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驻葫芦岛，指挥葫芦岛国民党军由南向北与由沈阳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夹击我军。

　　为此，中央军委毛泽东于10月19日两次电示：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西）葫（芦岛）、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因沈敌决心撤退，你们须用全力抓住沈敌，暂时不能打锦、葫，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改变为箝制目标。同时，应以自长春兼程南下的十二纵和三个南满独立师共七个师，配置在营口以北，阻敌由海上逃跑，造成“关门打狗”的形势，就地全歼东北蒋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野司于10月20日、23日对围歼敌西进兵团作了具体部署，规定了各部队的行动，并以在锦州附近的两个师有意向两南佯动，沿途准备大军粮草房舍，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以调动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

　　这时部队极需要提出明确的目标，响亮的口号，指明伟大胜利的光辉前景，说明整个战场敌我之总态势和我军作战企图，使指战员扩大视野，振奋精神，满怀信心地勇猛前进。于是在罗荣桓的授意下，谭政组织政治部立即起草《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经罗荣桓修改，于10月20日以林、罗、刘、谭的名义发出。这篇“檄文”说：

　　自我锦州大捷，六十军起义，新七军投降之后，东北局势已发生新的变化。目前敌人已表现极端恐慌与混乱，正弃沈阳、企图向营口、或向锦州、葫芦岛夺路南逃，从东北作总撤退，蒋介石亲到沈阳指挥；沈阳之敌倾巢而窜，进占彰武、新立屯一线；锦西、葫芦岛仍在陆续增兵并与我军对峙中，即为此种总撤退作准备。我军应趁敌人连遭惨败恐慌混乱企图作总撤退之时，乘胜继续大量歼灭敌人，不让敌人逃出东北，急取连续的伟大胜利。目前我们决以我东面打援之部队与攻锦各部首先抓住从沈阳出来之廖耀湘兵团，从野战中歼灭之，对锦西、葫芦岛之敌则实行阻挡。我全军指战员必须洞悉这一变化对我空前有利。由于敌从海上、陆上的退路均已被我堵塞关闭，现已无路可逃。锦西、葫芦岛虽有敌九个师并还有可能增加两三个师的兵力，但因我阻援部队依托有利阵地顽强阻击，在我锦州战斗前后，已连续打败敌人十数次之进攻，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仍无法前进。现在我们攻势业已加强，守备信心越发提高，敌更无法打过来。敌人在锦州吃了一个大败仗，接连的在长春发生起义与投降，这对敌方士气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必致军心恐慌，并有可能造成瓦解崩溃之势。这样的敌人是最好打的，有绝对胜利把握。长春解放后，我围城部队已迅速南来，我东北全部兵力将更大集中南线作战，兵力之雄厚为空前所未有。以此压倒优势的强大兵力，杀向居于极端劣势的敌人，是无往不胜的。各部在此形势下，必须以连续打大胜仗的雄心，一口吃掉敌人七八个师至十几个师，一次俘虏敌人七八万至十几万，因为客观条件与我之主观力量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在锦州、长春已取得圆满与伟大的胜利，但我们决不能满足这一胜利，应该乘胜扩张战果，不让敌人有喘息整理的机会。由于敌之退路已被堵住，敌必拼命挣扎，企图逃脱其覆灭的命运，故战斗会是极其激烈的，我部决不能轻敌，不可因为打了胜仗漫不在意。必须像打锦州一样，以勇猛果敢，前赴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望各部接此电令后，立即进行动员，加紧整理组织，调整干部，发挥人人奋战的决心，以便迅速投入战斗。

　　在《动员令》的鼓舞下，三年解放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歼战拉开了序幕。11月3日，中共中央电贺全东北解放。

　　辽沈战役的最后决战，结束了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争，解放了东北全境！正当部队准备休整时，中央军委急令东北野战军入关进行平津作战，谭政连夜起草《平津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

　　天津是华北的商埠城市，又是战略据点，平津战役首先从天津开刀。当时天津前线司令员是刘亚楼，而前线主管政治工作的便是谭政。发起总攻前，谭政照例深入前线部队进行思想动员，鼓舞指战员打好入关后的第一个攻坚战，要求部队做到打好仗、团结好、政策纪律好，创造“三好”战斗连队，号召部队英勇作战，成为团结人民、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好政策的模范，并向部队宣布“约法八章”，做到“秋毫无犯”。

　　攻克天津之后，谭政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与黄克诚等一起，负责接管这座拥有200余万人口的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他亲自下基层检查部队在天津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情况，督促入城部队严守纪律，保卫胜利成果。

　　1月9日，谭政以刘亚楼和他的名义写的攻城部队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情况报告，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并通报指出：“所有攻击天津各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并向我军致庆贺。”

　　平津战役后，罗荣桓、聂荣臻、谭政、萧华、刘亚楼（后右一）在北平合影。1月13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队接受和平改编。在改编过程中，谭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他在改编方案中着重指出：对于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人员，愿留在解放军中工作的，必须经过训练，再行录用。原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愿学习改造的，按其工作职位与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与解放军同级干部和军属享受同样待遇。愿意回家的，一律按原薪发给三个月薪金，一切私人财物均可全部带走，并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发给车票，在解放区沿途供给食宿（包括家属在内）。改编方案还特别规定：凡在解放区居住的国民党军官，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回家的国民党军人，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

　　中共中央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给我军平津前线指挥员发来贺电：对东北野战军平津战役的高度评价和肯定，也包含着对谭政平津战役政治工作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三、总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建立后，谭政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制订。1955年，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发言。

　　1954年，谭政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主持总政治部的常务工作，同时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其实，早在谭政调京前就已参与了总政治部的工作，他参与了修改、审定和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工作。他根据自己多年政工的丰富经验，强调了部队各级政工人员的地位、职责和作用，突出了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在他的积极参加、参与下，修改后的《条例》总结了人民解放军所特有的丰富建军经验，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人民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1954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在全军颁布实行。

　　谭政进京不到一年，全军分批开展了军队的肃反运动。谭政对军队的肃反工作，既严肃又认真。在运动中，他遵循党的方针、政策，既打击了真正的反党反革命分子，又保护、挽救了一大批干部。他始终坚持“批判错误从严，定案处理从宽”的原则，尽量做到少出、不出偏差，他总是说：“给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定性作结论，总还得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一棍子打死吗！”

　　有一次，谭政去基层视查工作，某省军区政治部汇报了该部下属有一位政工科长1947年伪造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和一封党员介绍信，乘分配到新工作单位之机，“混进”了党的组织。这个人的问题已全部调查核实完毕，本人也如实作了交待，现将被定为混进党内的政治骗子清除出党。

　　谭政听完汇报后询问了这个入伍后表现，得知他“一贯表现较好，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工作上有一定成绩”后，他又问：“根据他的一贯表现，是否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汇报人回答说：“可以说基本具备。”问明详细情况后，谭政表示：“我看这个同志，既不能定为混进党内的政治骗子，也不能当即清除出党。”

　　语惊四座，该军区领导干部都挺纳闷的。但谭政不紧不慢地解释说：“他当时采取那种手段混到党内来，做法上显然错误。但事实证明，他入党不是别有用心，想干坏事，这和政治骗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年他不那样做，根据他在部队工作的表现，也可能早就入党了。我看还是为他补办一个入党手续，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一定会为党继续努力工作，这对党有益而无害。”

　　听了谭政一番入情入理的话，在座的诸人都释然了，不由暗暗佩服谭政这位老政工。

　　1956年，谭政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关于军队肃反工作的总结报告》为题，作了生动的报告，对军队内的肃反工作，做深入、系统的经验总结。既讲了成绩，也指出了工作偏差，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在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谭政始终公正地把握着宽严标准，保护与挽救大批干部。1957年在反右期间，某军一领导人向谭政汇报说，“内定”的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定性标准难以掌握。谭政便派出工作组去帮忙，并对派出的工作组当面交待说：“对划为右派的复查定案，是件很细致的工作。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注意接受历史的教训，打击面不能太宽。”这样，工作组通过逐人逐事复查，将原来“内定”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刷下了一大半，谭政又很好地保护了一批党的军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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