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20章 谭政(第2页) [第146页]

　　在毛泽东身边待了一年多的谭政，已在革命斗争的磨炼中成熟了，他深知这次红军部队打出去的艰苦性和危险性。因此，他抓紧时间对部队指战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深入的政治动员，根据当前形势阐述这次执行“远征”战略行动计划的意义和目的。

　　1929年，红四军部队接连打胜仗，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武装力量，但许多的错误思想倾向暴露了出来。时任红四军秘书长、宣传部长的谭政深感忧虑，这时，正在永定县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又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在部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来扭转乾坤。

　　谭政心里感到踏实了许多，他立刻根据早已准备好的材料毫无保留地把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披露了出来。

　　1930年谭政在福建长汀。“哦！这么短时间，部队中的问题竟如此严重。”毛泽东对谭政说：“前日，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之前，请你为我组织几个有各类干部、战士参加的座谈会。这可不是把人叫到军委来，是下部队去，到红军各纵队去开。到会的人要广泛，有干部，还要有战士；有军事指挥员，还要有党代表、政治战士，也要有管后勤、管伙食的。各方代表都得有，各种意见都得听……到时候，希望你能同我一道去。那你也作些准备吧！”就这样，谭政跟着毛泽东参加各种座谈会，分析情况，查找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他把座谈、调查来的材料，一条一条整理出来，一次调查会，一批材料，整整齐齐。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亦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案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点；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项任务；并且必须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个决议案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党和红军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谭政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举手赞成通过了决议案。

　　在反击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中，由李聚奎师长和政治委员谭政率领的红一师部队担负的战斗任务是一项阵地防御战。李聚奎分配了各团将要执行的战斗任务后，谭政亲自来到第一线“顶住”敌人进攻的部队，作深入的政治动员。他说：“……中国的大反动头子蒋介石，是咱们的死敌。他屠杀中国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他是不允许咱中国工农红军存在的，也不允许中国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敌人虽几次对初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围剿’，可井冈山的红旗没倒，依然迎风招展！不仅如此，我们的红军主力打出去，发展、扩大和巩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打了胜仗，红军的力量也发展壮大起来了。我们又打回赣南，我们更有了以瑞金为‘红都’的统一了的中央红色苏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啊！”谭政在队前作政治动员，先讲了一番大好形势，鼓励部队树立起坚持武装斗争的信心。

　　谭政冒生命危险到阵地上鼓动红军战士英勇奋战，自己也同时经受了锻炼。不久，红一师部队又接受了兴国外围坚守高兴圩阵地的任务。谭政连忙召集连以上政治工作干部，部署迎击敌人的政治工作，亲自了解和解决战士的思想问题。

　　后来，红一师部队撤离高兴圩以北阵地，谭政在频繁的战斗间隙，写出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为红军部队政治工作留下一份生动活泼的宝贵史料，作为红军战时政治经验的文件，存放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谭政——‘谈政’，名副其实喽！”这是毛泽东在谭政受命任三十一团党代表后同他开的一句玩笑。事实上，这也成为谭政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和使命。

　　长征开始了，部队一时士气低落。谭政及时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大大提高了部队士气。长征期间，扎入他脚板的一截木棍便是他艰苦工作的一个明证。

　　1934年10月，由于未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红军准备战略转移了。就在谭政将要带领红一师部队离别苏区的时候，他落泪了。但是他必须克服这种伤感情绪，部队就要出征，战士们的士气需要振奋起来。于是他大声说道：“怎么搞的？都霜打啦！抬起头来！”

　　谭政从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在座的人都吃惊地抬起头来。这时一个人站起来说：“谭政委，请允许我先提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敌人炮火连天攻击我们，咱红一师却不到前线反击敌军，而是准备出发？”“对，为什么？”其他人也纷纷提问。“好，我也向大家提个问题，”谭政平静地扫视着会场，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保存红军的火种呢，还是让敌人步步压境，把我们的部队一口口吃掉？”

　　问题提出来了，会场的气氛开始活跃。是啊，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敌人正在紧缩包围圈，如果照目前这样硬拼下去，结局不堪设想。思想统一后，干部们的精神振作起来了，战士们也重新焕发了斗志。

　　第一步，夜袭新田成功了！紧接着，红军占领金鸡，敌人的第一道封锁打开了。然后由新桥经界头越九峰山，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接着是第三道封锁线。湘江一战，终于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40万重兵的围追堵截。

　　红一师部队，之所以战斗力如此坚强，因为不仅有前赴后继数万红军战士，还有久经考验的年轻的优秀指挥员，更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有谭政这样的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利用战斗间隙加紧了部队的政治教育，加强了部队行军作战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战时作好鼓励宣传工作，平时谭政也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在连队设了列宁室（后来叫俱乐部），出版墙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生活十分活跃。

　　1935年12月，谭政（右一）与罗荣桓等人在陕北的合影。

　　每当重要纪念日，如八一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五卅运动等，都举行纪念活动。借此机会，对部队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和政治动员，激发部队战斗热情，开展杀敌竞赛。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在红一师部队中，谭政发起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文化运动。文化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以达到首先消灭文盲、进而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准为目的。

　　不久，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更加显示出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才能。

　　长征的路是曲折的路，艰难的路！长征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人间奇迹，也在无数红军战士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纪念。谭政脚板上就有一个无言地记录着那段长征岁月的艰辛的伤痛。原来，他的脚板上有个很硬很硬的东西，说是枣刺，可又不是，它好像变成了“化石”，走路碰上这个硬块就非常痛。在延安时要给他做手术，但医疗条件不够，没挖掉；全国解放后医疗条件好了，医术高了，也没有做。最后诊断结果是：有一截木棍在里面，被肌肉紧紧包缠着，形成了硬块。医生说，估计是长征路上扎进脚板上的枣刺！

　　“这个手术就不用做了，让它永远在我的脚板上长着，当做长征纪念吧！”谭政感慨万分地说，“我的脚板有时痛得难忍，但是，一痛，倒使我想起了艰苦年代的长征路！”

　　二、政治大将

　　抗战爆发后，谭政向党中央呈报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书》。整风运动期间，写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被誉为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里程碑。

　　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重新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1937年3月26日，谭政向党中央呈报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书》。谭政写道：

　　“鉴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路线、策略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发生重大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红军的政治工作即应由阶级矛盾跟上民族矛盾这一新的形势，由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在红军政治工作转变后的历史时期，加紧对部队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教育，就成为红军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同时指出，不管红军新形势下的任务怎样改变，组织形式不能不发生变化，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是不能改变的，部队的管理教育不能放松，严格的纪律不容破坏。随着民族战争的发展、战争性质的改变，部队基本的政治教育，主要是提高民族自豪感，发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坚定革命的意志。

　　“基于今后抗日战争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的改变，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为前提，使红军部队走上近代军队的地位。军事训练中，着重于干部战术素养的提高和指挥艺术的发挥，并开始指导战争规模的研究。

　　“红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在一定的战略任务之下，确立政治工作的方针。从一个战役计划，过渡到另一个战役计划，使政治工作领导，始终以党的工作为基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如果不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成为一块，政治工作必定偏离方向。”

　　1937年春，谭政和罗荣桓、林彪、杜理卿、冯文彬等在延安城楼上合影。谭政对新时期红军政治工作提出的改进意见，得到上级领导人的基本肯定，并作为文件转发。谭政上书万言里也曾提出了“为了遵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后的统一行动和编制体制，建议取消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不太妥当的意见。对于这样的意见，上级没有批评批责，只在转发谭政报告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制度的改革意见尚待研究，谭政所提红军新时期政治工作改进意见是正确的。

　　谭政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受训毕业后，即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主任。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又成为毛泽东指导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

　　关于八路军的干部政策，谭政延安时期撰写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八路军正确的干部政策应当是：无论对待干部，团结干部，培养干部，一律不许有任何私人路线和狭隘的宗派思想。具体说：第一，不存私见。无论提拔干部和使用干部，都是从党的原则出发，不是从私人路线出发的；第二，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都要一视同仁。党与非党干部之间，只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义务；第三，既不姑息干部，也不糟蹋干部，在干部中高度发展自我批评，依靠自我批评去团结干部、锻炼干部和提拔干部；第四，奖励先进，反对后退，拿先进的标准，作为鉴定和信赖干部的主要尺度。”

　　这一段话，也可以说，是谭政为自己写下来的座右铭，为自己所树立的一面镜子，实际上，这更是谭政自己思想作风的一个写照。但他有一个特点，凡是给他提出过批评意见、指出工作中错误的干部，他都觉着可敬，从不报复或给人下不了台。所以，尽管他工作态度严肃，但人们都愿意亲近他，和他说知心话，因此，部队专程来找他反映情况的干部总是络绎不绝。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部队未任命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一度受到削弱。后来，他认识到自己1937年3月上书《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中也曾提出过取消政治委员这个错误意见，于是，立即纠正。他亲自起草，并由“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政”签署，于1937年11月12日发布了一项命令，指出：“目前抗战已走上新的阶段，为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巩固党在红军中的影响，争取抗战的胜利，特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改为政治处（部），恢复原来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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