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20章 谭政 [第145页]

　　一、秀才当兵

　　1927年，21岁的谭政投笔从戎，加入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谭政脱离国民党，加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当了毛泽东的首任秘书。

　　在湘江支流的涟水河畔，有一个山清水秀、交通发达，又具有悠久历史的县城——湘乡。1906年6月13日，在湘乡楠竹山村一个封建绅士家里，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他就是后来共和国鼎鼎大名的“政治”大将——谭政。

　　谭政，原名谭世名，号举安。父亲谭润区，是家里的长子，当过私塾先生。出身大家闺秀的母亲谭文氏，是一位温柔善良的贤妻良母。

　　世名先在谭氏私塾念书，后到二都柳树铺私塾读书，寄居在他家的世交，也就是陈赓的父亲陈绍纯家中。在这里，他逐渐地开始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1922年深秋，秋风和着蝉鸣。16岁的谭世名，告别新婚妻子陈秋葵（陈赓的妹妹），喜气洋洋跨进了东山高等学堂。

　　东山高等学堂是一所紧跟时代潮流，崇尚进步的学校。在这里不仅能够听到、学到许多革命理论知识，而且还能读到许多进步的书报杂志。谭世名如饥似渴地投入了书海之中，汲取营养。他从阅览室借到了1918年、1919年的《新青年》，专心致志地研究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谈政治》等。这些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文章，在这里他是第一次看到，感到格外新鲜与亲切。他爱不释卷，彻夜不眠，聚精会神地学习着，努力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7年3月，谭政告别父母，惜别爱妻，毅然踏上革命的征程，一介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这时，他认为世名这个名字带有封建色彩，便改名谭政。

　　谭政一入伍，便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特务营第二连，任上士文书。后来，营指导员设立办公所，谭政升任营指导员办公所的准尉书记官。

　　不久，革命形势突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汪精卫也露出了反动面孔。陈赓被撤销营长职务，已被软禁，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同时，特务营连、排长大部分被撤换，指导员办公所解散，身为书记官的谭政，被视为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而失去自由。

　　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陈赓沉思着，并果断地作出决定：“逃！不能坐以待毙！否则就意味着被反动派捕杀！”

　　后来，陈赓去了南昌，谭政留在卢德铭的武昌警卫团任九连文书。不久，警卫团进驻修水县城。在这里，谭政遇到了专门来修水与警卫团取得联络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罗荣桓。罗荣桓遇到谭政，一见如故。当他知道谭政是个知识分子军官，便向谭政介绍起了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相结合的经验。谭政也根据自己在来修水途中做战士思想政治工作的体会，向罗荣桓谈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没有政治工作，部队就得不到巩固，也就谈不上什么战斗力！”颇得罗荣桓的赞许。无巧不成书，后来罗荣桓被誉为“政治”元帅，谭政则被人称为“政治”大将。

　　谭政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多次听到岳父陈绍纯对毛泽东的赞许之辞。当时谭政就想：“毛泽东，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物，不知是否能有幸见到他。”他做梦也没想到，当他参加秋收起义，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走上革命道路时，他真的亲眼见到了毛泽东。他更没有想到，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当了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在担任前委秘书期间，谭政一边工作，一边自觉地向毛泽东学习，尤其是学习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学习毛泽东如何进行部队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关于军队必须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支部建在连上”，努力克服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理论和实践，对谭政有着深刻的启迪。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谭政曾直接参与了处置陈伯钧因枪走火打死教导队长一案。

　　1929年的一天，谭政正坐在桌前办公，突然一个五花大绑的青年军官被人带了进来。啊！是陈伯钧。谭政吃惊地站起来，没来得及细问，立刻进里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神态平静、不慌不忙地走出来，先让人松了绑，然后命谭政通知前委委员到他的住处开会。

　　前委会上，对于如何处置陈伯钧枪走火打死了教导队长吕赤的事件，争论不休。有的说，枪走火，虽是红军内部的事，也要严厉惩罚；多数人说，打死人，就得偿命，陈伯钧应当枪毙！

　　列席会议作记录的谭政，为陈伯钧的“死罪”吃惊了，写字的手在发抖，暗想道：“你这陈伯钧，为何这么粗心，这不等于自杀吗？”而且，按照惯例，前委讨论决定问题，一般都是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到会的人除了毛泽东一人尚未发言，全都同意从严处置陈伯钧，这不就等于判了“死刑”吗？毛泽东听完了大家的意见，不紧不慢地说：“已经死了一个，还要死第二个吗？”毛泽东这话有道理。谭政为陈伯钧的“死罪”捏了一把汗，这才松了一口气。

　　前委会经过一番讨论，一致同意从轻处理，但提出：“可以不枪毙，但要打屁股！”毛泽东笑了，风趣地说：“屁股也不要打了吧，要打，打个手板就可以了。”

　　陈伯钧走出房间，含着眼泪向在场的人深深鞠了个躬，痛心地说：“我对不起同志！”他又把手伸向毛泽东，诚恳地道：“毛泽东同志，打我的手板吧！”毛泽东拍拍陈伯钧的房膀：“伯钧同志，接受这个血的教训吧！手板也免了。”

　　陈伯钧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而愧疚地哭了起来。这悔恨的泪水既表达了他对组织上予以他信任的感激之情，也代表了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毛泽东对陈伯钧事件妥善而圆满的处理，使谭政对毛泽东更加钦佩，同时也从中受到很大教育。

　　1929年，谭政协助毛泽东调查部队的各种错误倾向，为古田会议决议的拟定作了重要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任红一师政委，在战斗间隙，他写成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成为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经典文献。

　　1929年初，为了粉碎蒋介石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四军部队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此时，谭政被调回三十一团，受命任团党代表，成为一名年轻的红军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开始了独挡一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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