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13章 叶挺(第5页) [第104页]

　　短短几个月时间，叶挺凭着一往无前的毅力和满腔的爱国热忱，以非凡的组织指挥才能，同项英、张云逸、陈毅、张鼎丞、周子昆等人一道，在毫无基础的条件下，胜利完成了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的光荣使命，组建了一支新的“铁军”。尽管当时人数不多，武器欠缺，但在叶挺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它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越战越强，终于发展壮大，成为华中地区坚持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

　　新四军在敌后的抗日活动搅得日军惊恐不安，日军于是把矛头对准新四军，频繁发动进攻。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壮大也深为不安，经常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日顽甚至互相勾结起来，向我进攻，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罪恶目的。在叶挺指挥下，新四军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同时寻机主动出击，沉重打击敌人。1940年4月间，日军为了巩固长江的交通线，扩大伪化区，调集了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1万余人，向我皖南南陵、繁昌一带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扫荡”，我部坚决执行叶挺军长的命令，奋起抗击进犯敌人，激战10余天，歼敌9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9月上旬，日寇又集中了1万余兵力，对我皖南地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扫荡”，其中5000人经铜陵、繁昌、南陵等地直插云岭，企图包围我新四军军部。叶挺在指挥中表现出他一贯的治军严格的作风，命令部队：“从本人起至每个士兵，哪一个退出阵地就将受到枪毙处罚。”全体指战员在军长的激励下，抱着与皖南根据地共存亡的战斗决心，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第二次反“扫荡”的胜利。

　　作为军长的叶挺，在领导新四军进行的艰苦卓绝地民族解放斗争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赞誉。毛泽东称赞他“领导抗敌，卓著勋劳”，一些外国进步人士也称赞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皖南事变前，叶挺抵制项英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领导作风。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只身前往敌营谈判，不幸被扣，身陷囹圄。日本投降后，获释。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重新入党，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

　　1940年下半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作出向太平洋英、美军队进攻的准备，遂极力拉拢蒋介石以暂时缓和中日关系。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的诱降下，又一次挑起了反共高潮。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即何白皓电），诬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不遵令”，“非法越轨”，限令于一个月内从长江南北撤到黄河以北。

　　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企图坚决予以回击。11月9日，共产党方面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何、白（即佳电），电文中列举了抗战以来我军坚持敌后抗日，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的大量事实，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新四军的指责纯属造谣诬蔑，抗日是假，反共才是真。同时，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日，佳电中也表示作出一些让步，愿将皖南新四军部队撤往江北。

　　由于新四军军部局促于皖南泾县云岭地区，这个地区地形狭窄，两侧都是国民党防区，后面则是国民党的大后方，驻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对我形成包围监视之势，不利于我军的发展。从实际利益出发，党中央也早已有过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新四军主力向北转移的指示。该电发出后，党中央便命叶挺、项英他们迅速率部北移，叶挺衷心拥护党中央的正确主张，他以叶挺、项英名义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要将大批工作人员疏散到封锁线以外，并将部分资财经苏南运至苏北以迷惑对方，再突然将部队由现地区渡过长江，转移到皖北。

　　但是，叶挺的工作却遭到了项英的干扰和压制。项英到新四军工作以来，对叶挺不够信任，连党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也不向叶挺传达，给叶挺的工作增加了许多麻烦。对此，周恩来曾经严厉批评过项英。更严重的是，在北进问题上项英却热衷执行王明右倾的错误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抱有幻想，他单方面强调皖南的特殊性，不作发展，不作斗争，对党中央所作北移指示，一直拖延着，拒不执行，以至耽误了部队北移的时机。

　　1939年，叶挺与周恩来（左）、陈诚（中）合影。12月24日，党中央又明确命令叶、项：“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但是项英仍然犹豫不决，不下决定。为此，中央致电严厉批评项英：“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

　　新四军实权在项英手里，叶挺虽身为军长却无力改变，项英的拖延，让叶挺心里异常痛苦。他曾悲愤地将心事对同志们倾诉说：“中央三令五申，要我军北上。可是，项英就是不听！部队迟迟不动，中央是怎样看法呢？会不会认为是我叶挺恋战不去？处在这种境地，我好像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小沙子，很不好过呵！我的心与党贴在一起，可我为什么老是碰到这样的难题呢？”

　　叶挺的困难，项英置之不理。还是在中央的督促之下，1941年1月初，项英才正式批准部队北移。

　　但时机已晚，顾祝同早已调集了7个师的兵力，在新四军转移的道路上设下重重埋伏，对我形成了大包围之势；国民党顽固派还故意泄露我军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对我军进行截击。

　　1月7日，新四军越过丕岭，进至星潭，突遭国民党顽军两个营阻击，叶挺力主趁顽军主力尚未赶来，先打掉这小股敌人，冲出包围圈。但项英却在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开始了长达7个小时的会议研究这个问题，最后竟然决定改向西南方向退却，企图通过高岭出太平进入黄山。项英的这一错误决定，丧失了战机，给新四军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8日早饭后，部队向南行动。但因新四军五团在高岭受到顽军七十九师的阻击，突围不出去，只好折向茂林方向打出一条血路，仍由铜陵、繁昌北渡。此时，蒋介石下达了“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顽军采用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战术，对新四军缩小了包围圈，而新四军折转往返，已消耗了不少体力，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项英见形势不妙，吓得钻到山沟沟里“打游击”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叶挺独自担负起动员和指挥部队作战的责任。他看到中共中央拍来的要求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指挥，用游击方式到达苏南的电报，激动地表示：“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我们的。为了国共团结，民族生存，我一定要尽力挽救这一民族危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9日晚，叶挺率领部队转移到石井坑低地，在此收容失散人员，欲凭天险固守。一连多日，虽然打退顽军多次进攻，但弹尽粮绝，饥寒交迫，新四军处境极为困难。12日下午，顽军发动疯狂总攻，敌人集中强势炮火，对山头猛烈攻击，新四军的阵地相继失守。13日黄昏，东流山制高点被敌攻占，使得新四军完全处于敌人火力控制之下。叶挺下令大家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他鼓励部队说：“革命的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新四军在浴血奋战9昼夜之后，终因寡不敌众，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叶挺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委托，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被国民党顽固派非法扣留。

　　蒋介石炮制了皖南事变后，诬蔑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扬言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全国人民无比气愤。党中央采取了坚决回击的方针，决定重整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以此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妄想取消新四军的反动军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发表了谈话与文件，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央军委严正提出了我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要求立即恢复叶挺自由，继续令其担任新四军军长。在重庆，周恩来组织记者招待会，揭露事情真相，并代表党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所有这些，对被捕的叶挺来说都是最有力的支持。对于叶挺在皖南事变中的英勇表现，周恩来曾高度评价说：“在皖南事变时他（叶挺）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

　　从1941年1月到1946年3月，叶挺开始了长达5年的牢狱生活，他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囚禁于江西上饶、四川重庆、湖北恩施及广西桂林等地。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百般折磨和威迫利诱，叶挺始终坚贞不屈，并在逆境中坚持英勇斗争，充分展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和大无畏的革命品质。

　　即使在如此困难的处境之下，叶挺仍然念念不忘其他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他利用敌人对自己“优待”的机会，尽力照顾他们，同时又激励教育他们坚持斗争。当时周恩来经常通过各种渠道送些钱物给叶挺，但都被顾祝同强行扣押，叶挺与顾祝同据理力争，终于迫使他归还了一部分。叶挺便将这些钱给被囚的新四军干部购置衣服、蚊帐等物，他借送东西给被囚干部的机会，在里面夹带一些写有“我在此很好”和“团结一致，斗争到底”的纸条，激励战友们坚持斗争到底。他常对一些被俘干部说：“你们是受党和新四军的教育，不要辜负党的期望，要坚持斗争到底！”为了坚定大家的斗志，他还向同志们表示：“不管怎样，我是决不会做出任何对党不利的事情！”

　　在叶挺被囚禁于重庆期间，蒋介石便对叶挺进行诱导，只要答应写一个声明，说皖南事变是共产党的责任，就可以委任叶挺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甚至当司令长官也可以。叶挺当即表态说：这些事情现在不谈，要首先谈释放新四军的人。蒋介石大叫：你的人都是共产党，不能释放。叶挺马上予以批驳：不敢对部下负责的人，怎能做委员长的部下！蒋介石无言以对，嚷道：“算了！算了！”狼狈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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