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13章 叶挺(第4页) [第103页]

　　两战会昌，都是敌众我寡。但叶挺刚毅果断，临危不乱，在很短的时间内连胜两仗，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军事才干。刘伯承称赞说：“我见过的将领很多，没有谁像叶挺那样沉着、坚定。”

　　起义军经两场恶战后，增加了许多伤病员。长途跋涉到达广东后，又在三河坝和潮汕两次分兵，以致主力进到揭阳汤坑地区后，被强大敌人分路围攻，终于遭到失败。以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突围后，余部由朱德和陈毅率领，经过长途转战，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于井冈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领导广州起义，任总指挥，又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主张乘胜撤离广州，以保存革命力量，遭否定，起义失败。遭到无端指责，周恩来及时开导了他，使叶挺认识到“干革命，成功不必自我”。

　　潮汕失败后，叶挺、聂荣臻等陪同身染恶性疟疾的周恩来先是在陆丰乡下隐蔽养病，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辗转去往香港就医。而这时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正在积极筹备广州的武装起义。同时省委决定，广州起义红军总指挥仍由叶挺担任。

　　1927年12月10日午后，叶挺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他从起义军参谋长徐光英、教导团团长李云鹏了解到了起义准备情况，研究了有关的作战问题。11日凌晨2时，叶挺到第四军教导团驻地四标出席了誓师大会。在张太雷、恽代英讲话后，叶挺作了简短发言。在发言中，叶挺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武装，没有政权。因此，广州起义的任务就是要夺取武装，夺取政权。

　　会后，叶挺率教导团第五连和炮兵连，直奔沙河燕塘攻下敌人的炮兵团，缴获了30多门火炮和大批枪枝弹药。而后乘车到设在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的起义总指挥部，指挥起义军和赤卫队进攻观音山、石围塘车站和长堤第四军留守处等敌人据点。但长堤的第四军军部大楼是敌人顽固拒守的地方，起义军打了一天也没能突破。

　　11日夜，总指挥部开会研究军事形势，叶挺立足全局，考虑到我军已由进攻转为防守的形势，提出了撤出广州的建议。他的理由是：暴动几个小时内，攻下几十个据点，俘敌两千余人，竖起了苏维埃旗帜，成立了工农政府，已取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大胜利。而敌军的首脑人物出逃在外，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准备向我反扑，西江、东江、北江的敌人必定很快回师广州，为了避免四面受敌的危险，应当趁敌人大军来到之前，把缴获的大批武器武装参加暴动的工人，尽快组成几万人的队伍，撤出广州，越快越好。之后，或向北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或向东与海陆丰红二师会合，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再作打算。

　　叶挺的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威尔曼的反对，他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再进攻”，决不能后退，他指责叶挺主张撤出广州，是军事上无能，政治上动摇，是想当土匪。张太雷是起义最高领导人，很有才华，但是，他以书生带兵，军事上缺乏经验，他渴望苏维埃政权在广州站住脚，进而扭转全国的革命形势，因此也不同意撤退。叶挺的意见遭否决。

　　12日，各路敌军纷纷涌来，珠江南岸的李福林部已开始乘船渡江，向江北进犯；江门、佛山、肇庆、韶关等地的敌人也先后到达广州；帝国主义军舰上的水兵纷纷在广州登陆，向起义军展开攻击。

　　敌人的进攻不断升级，12日中午时分，敌军一个先头团占领了广州全市的制高点观音山，观音山一丢，起义军十分被动，叶挺下令立即夺回这个制高点。一声令下，教导团和炮兵部在赤卫队的配合下，发起猛烈进攻，他们奋不顾身，英勇作战，与敌人近距离拼杀，终于将这个制高点夺了下来。

　　黄昏时分，观音山再次陷入敌手，敌我之间已展开短兵相接的巷战。我军在处于劣势之时，再坚持下去只能增加无谓的牺牲，必须立即组织部队撤退。撤出的人员，大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小部分转入北江和广西等地。但即使当时撤退也已错过了时机，大批起义官兵未来得及躲过敌人的魔爪，叶挺对此心痛不已。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化装潜入香港。中共广东省委新任负责人在偏颇情绪的促使下，夸大起义军领导人的失误，将责任归究于叶挺，指责叶挺等人对起义“消极”、“动摇”，致使起义失败，给予叶挺留党察看的处分。叶挺不接受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责难，于1928年春到莫斯科，写出书面报告，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但共产国际中国部负责人抱着对中国革命失败不满的成见，对叶挺不予理会。

　　叶挺投诉无门，又遭到排斥，心情十分郁闷，遂独自离开莫斯科，同党脱离了关系。周1928年叶挺在莫斯科饱受指责。恩来在1944年3月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写道：“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叶挺从苏联出走后，先后辗转到德国、奥地利、法国、新加坡和澳门等地，度过了十年流亡生活。初到欧洲时，他对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精神忧郁，不仅闭门谢客，而且加入了一个提倡素食的团体。1928年冬，周恩来由苏联经欧洲回国时，找到叶挺，批评了叶挺的悲观情绪，对他说：“我们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啊！干革命，成功不必自我。”使叶挺受到不小的触动。

　　渐渐地叶挺愈来愈多地听闻了各种国内政治演变的消息，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陈毅等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又义无反顾地扯起了新的革命大旗。这一切给予叶挺很大鼓舞，他开始不再消沉，他时刻关心着国内的时事，发奋攻读军事著作，准备着有朝一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了，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叶挺再也按捺不住了。不久，叶挺举家迁回澳门，各派势力都争相拉拢叶挺。蒋介石就曾命令陈诚等人游说叶挺到国民党去担任军职，叶挺以不抗日则不任职予以回绝。广东的陈济棠，也派亲信副官带着厚礼，到澳门找叶挺，要他到广东任职。叶挺明确地说：“我叶挺回国是抗日的，不是做官！”陈济棠讨了一脸的没趣。

　　1933年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叶挺应邀到福州参与其事。福建事变失败后，叶挺回到香港，常与同样避居香港的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讨论反蒋抗日问题。

　　革命事业几经反复，叶挺始终保持着坚贞的政治节操和高尚的革命品德，等待着党的召唤，随时准备投入革命斗争中去。

　　三、新四军军长

　　国共合作抗日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领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在反对日军“扫荡”及国民党顽固派磨擦的斗争中，予敌人以坚决打击，成就了一支新的“铁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奔赴抗日前线的主张。8月18日，蒋介石同意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淞沪战事爆发后，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南京、上海、杭州及长江下游形势不断恶化，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参加抗战的建议。10月2日，国共双方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编成为一支抗日部队。双方共同商定请叶挺出任这支改编后的队伍的领导工作。后经叶挺建议，这支队伍定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意在继承老四军的优良传统。

　　1937年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1937年11月，叶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抗日工作。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召开的欢迎大会上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致答词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在延安期间看到革命圣地同仇敌忾的抗日景象，深受感染，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十足的信心回到武汉，转赴南昌，筹备成立新四军军部。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是为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拯救国家民族做贡献。叶挺说过，他明知道有许多困难，但为了国内团结与抗战，他接受了这个职务，大家都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谁也不曾存过拿多少钱抗多少战的念头。

　　叶挺到任后，不负党的重托。他在同国民党当局商谈新四军的编制、人事、经费、部队集中地点等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坚持维护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挫败国民党的阴谋限制。11月21日，叶挺在叶剑英陪同下，与蒋介石商谈新四军的组建事宜。商谈中，叶挺提出了半个多月前他在延安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商定的组建方案，并向蒋介石提出请发新四军开拔费和整理费18万元。叶挺提出的组建方案令蒋介石大为不快，新四军的各级领导人都由共产党方面派遣，国民党方面一个也沾不上边，部分军队集中后还要留在江南。蒋介石坚持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先委任师、旅长。叶挺据理力争：“将他们开到前方打日本才是主要问题，其他人事问题，容易解决。”但蒋介石认为红军游击队改编以后，不会离开江南。叶挺进一步晓以大义：改编这些游击队，可以增加抗日的力量，否则对地方亦不好。蒋介石则威胁说：“如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你们决不能在东南。”接着，蒋介石又指着在座的叶剑英对叶挺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叶挺见这些问题都谈不成，当即要求辞职。蒋介石见叶挺态度坚决，自知理亏，也软了下来，表示具体问题可以找陈诚商量解决。

　　叶挺同蒋介石的这次交锋，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在新四军中安插亲信、将部队调离江南、以及缩减新四军编制的企图，从而使新四军取得了合法的编制和地位，也为确保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及党在南方坚持和开展抗日斗争创造了前提。后经叶挺及党的有关人员与国民党方面的多次协商，双方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将新四军编为四个游击支队，支队相当于旅，这与叶挺原先提出的四个旅的方案基本上是一致的；国民党不再坚持派人到新四军任职，各级主官均由中共方面委任；关于部队集中地点，国民党也不再坚持开赴陕西的要求，决定第一、二、三支队留在江南抗战，以皖南屯溪为集中地，属第三战区管辖，江北地区由鄂豫皖边区红二十八军等改编的第四支队开赴皖中敌后抗战，受第五战区管辖；经费问题在后来也得到部分解决。仅从新四军的组建上来说，叶挺的贡献也是不可低估的。

　　在经费问题上，蒋介石百般掣肘，所提供的数目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为了解决部队军费等方面的困难，新四军除派出一些干部到南洋各地筹款外，叶挺还利用各种关系多方奔走，千方百计地为新四军筹措军费、武器、弹药及医药用品等物资，他曾专程到香港发动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为新四军捐赠物资。宋庆龄热情地对叶挺说：“你们需要什么，就要什么，尽量多带些回去。”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向新四军捐助了大批药品、被服等物品，并亲自押送到新四军军部。何香凝将自己的绘画拿去义卖，将所得款项购买了一批电讯器材和医药用品支援新四军。叶挺自己亦将为岳父保存的养老金，也全部捐献了出来。

　　叶挺这样呕心沥血为抗战事业而操劳，实在令人敬佩。郭沫若在新四军筹备处居住时，特意书写了一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对联赠给叶挺，以表达对叶挺这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的敬意。

　　新四军成立之初，面临着把分散在南方8省14块地区各游击队，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起来的困难，叶挺一面同国民党当局商谈集中开进时间、行军路线和输送办法，一面同项英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等新四军领导人筹划有关人员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集中改编的指示。1938年2月上旬，叶挺根据国共谈判协议，命令闽西、闽北、闽东、浙南、皖浙赣、赣粤边、湘赣边、湘鄂赣等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向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鄂豫皖及鄂豫边游击队向皖中舒城地区集中。各游击队遵照命令，于2月10日起相继出发。

　　部队开进期间，一些地方的顽固势力蓄意制造事端，无故寻隙挑衅，叶挺以军长的身份及时向有关方面提出抗议，并给予闹事的地方势力以坚决打击。他还亲自出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联系，在一些地区设立了新四军留守处、通讯处等后方办事机构，妥善地解决了红军游击队开进后的善后问题。在新四军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2月下旬到4月中旬，新四军各路部队先后到达各自指定地区，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随后，叶挺抓紧时机，对部队进行政治、军事、纪律等方面的整训，为东进敌后抗战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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