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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徐向前传  第十四章转战晋东南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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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传: 第十四章转战晋东南

  第一节从晋北南下

  1937年晚秋时节,晋北高原已经很冷了。战局日趋紧张。徐向前在友军中活动了半个来月,回到了南茹村总部。这时,晋北方向,敌陷崞县、原平后,正向忻口进击:晋东方向,攻陷石家庄的一路敌军,则向娘子关逼进。

  中共中央决定一二九师向正(定)太(原)路以南太行山区展开,发动群众。

  10月22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离开南茹村。26日,晋东天然屏障娘子关失守。朱德、彭德怀从寿阳景尚村发电报给徐向前,要他率七六九团南下昔阳归建,打击和牵制娘了关方向进犯之敌。徐向前到了郭家寨,向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和副团长汪乃贵传达了总部的指示。七六九团是10月初由刘伯承率领进入山西的,他们刚取得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重大胜利,士气很高。陈锡联和汪乃贵,红军时期都是徐向前的部下。鄂豫皖肃反时,陈锡联困和另外几个人一起买了油饼吃,被诬告组织“吃喝委员会”,给抓了起来。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小鬼们嘴馋,懂得什么叫‘委员会’”。才把他放了。从那之后,陈锡联总说“是总指挥救了我”。汪乃贵是个粗人,没文化,收个电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据说记什么事还用过古代人的“结绳记事”

  的办法。他们两人作战都很勇敢,一进入山西,就憋足了劲,恨不得马上打个漂亮仗。那时徐向前曾耐心地对他们说:“不着急,日后有的是仗打。先‘占山为王’,像鄂豫皖初期那样,发动群众,搞游击战。到了山区,你们放开手脚自己干,独立自主嘛!这是毛主席的主意。要珍惜力量,注意研究日军的战术特点,积小胜为大胜,决不可死打硬拼。”陈锡联、汪乃贵牢记着徐向前的话。10月19日晚,由汪乃贵率领该团三营,愉渡淖沦河,突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果然旗开得胜,仅经1小时战斗,即毁敌机24架,毙伤敌百余人。这些飞机是日军用于忻口战役的,被打掉了,对正在正面作战的友军是个有力的支援。陈锡联、汪乃贵一见到徐向前,就向他详细述说了夜袭敌机场的经过。汪乃贵说:“徐副师长,我要向你检讨,打掉了几架破飞机,连个师长、旅长也没捉到,三营营长赵崇德还牺牲了。”徐向前说:“还检讨什么,这是一个大胜利,我还要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哩。不过,赵崇德牺牲了,很可惜,才23岁!”

  徐向前率七六九团一路南下,27日走到五台县永安村附近。大家都想到徐向前家看看,徐向前就把陈锡联、汪乃贵、范朝利、丁先国几个团的干部请到家中进午餐。嫂嫂给做的莜面窝窝、饸和羊肉炖山药。陈锡联等几个都是南方人,不晓得莜面吃多了会胀肚子;加上打仗、行军,很难吃上一顿饱饭,便大吃起来。徐向前说:“这东西不能吃太饱呀,会胀肚子的!”

  军情紧急,吃过饭就上路了。徐向前的父亲把他们送到村头,眼里嵌着泪珠。大家都热情地向老人告别。徐向前说:“回去吧,有机会还会回来的。”

  谁知,这竞是他们父子的最后分别,从这以后,徐向前再没回永安村。后来听说形势紧张时,乡亲们帮助把他母亲棺木下了葬,把他父亲转移到山上一个寺庙里,嫂嫂和侄儿不时送点米和面,经常照顾他的是一位本家人徐献荣。老人最后去世在那个庙里。

  徐向前率部队继续南行,一过石窟,滹沱河北岸全是乱石滩,没有路,人马难行。下午宿营在坪上村,第二天继续顺太行山西脉南进,走的又都是山间小路。他们经过的李家庄、大白凹、下社、上社、兴道村、东坪村等地,这些地方闭塞落后,加上国民党军队四处抢掠,抓丁拉传伕,群众只要一听说有军队来,就躲的躲,藏的藏。徐向前发现这个情况,对陈锡联说:“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们不能光走路,也得宣传宣传,做点群众工作。让大家知道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真正打日本的。越在群众不了解我们的地方,越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行动是最好的宣传,要让群众亲身感受到八路军是爱护他们的。我们要留下这个名。”部队照着做了,真有效,群众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未徐向前行至盂县获悉,日军两个师团正从娘子关、石门口分路向阳泉、平定进攻。接到刘伯承的电报,要部队迅速向正太路以南开进。情况紧急。原计划从盂县经河底、平定,直达昔阳,因石门口、平定方向有敌情,遂改道由寿阳、平定问通过铁路。昼夜兼程,于11月1日晨通过正太路,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会合。根据总部指示,七六九团暂归一一五师林彪指挥。这时,阎锡山已经放弃忻口。西向太原进击的日军,一路从寿阳西进;另一路从昔阳向平遥方向迂回。刘伯承、陈赓率三八六旅等部,在黄崖底伏击敌一○九师团一三五联队,歼敌300余人;徐向前率七六九团配合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和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广阳、沾尚地区伏击敌二十师团一部,毙伤敌千余人。

  战斗结束后,徐向前率七六九团赴昔阳归建一二九师。这时师部驻赵壁村,徐向前在那里会合了刘伯承、张浩、李达等领导人。

  11月9日,一二九师主力南移至和顺县石拐镇一带休整。徐向前在日记中写道:“半月来,9R(七六九团)自杨白(五台地区)南移后,非行军即作战,三八六旅亦如之,故部队甚疲劳,须给予休息与整理。”

  第二节分兵发动群众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的抗战局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根据这个变化了的情况,毛泽东对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作了明确的部署。

  指出,吕梁山脉应成为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必须以主力一一五师一部前往开辟工作;一二○师在晋西北;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按照上述精神,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的武家庄、石拐镇两次召开干部和积极分子会,统一认识,进行具体的部署。会后,一二九师的官兵像种子一样,撒向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的晋冀豫广大地区。

  七六九团北出平(定)昔(阳)线;宋任穷(政治部副主任)、王新亭(组织部部长)、刘志坚(宣传部部长)率工作团向晋东南;倪志亮(师参谋长)

  负责组建晋冀豫军区;刘伯承率师直驻辽县(今左权县),统驭全局,指导晋冀豫省委的工作。徐向前在石拐镇指挥三八六旅配合汤恩伯部,在和顺西部山区截击由正太路南进之敌,开展游击战争。

  汤恩泊是蒋介石的嫡系,以参加南口保卫战而名噪一时。此时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兼第十三军军长。太原失陷后,蒋介石唯恐日军向河南推进,遂派他率部巩固山两,策应平汉线。可是太原失陷以后,国民党军队几乎到了望风而逃的地步。阎锡山向西转移,卫立煌(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退到隰县、吉县一带,西北军冯钦哉(第二战区第十四军团军团长)、川军李家钰(第二战区第四十七军军长)、滇军曾万钟(第二战区第三军军长)信心大减。汤恩伯进到榆社看到这种局势,就再也没有前进一步。

  11月18日,徐向前和赖际发①应邀前往榆社与汤恩伯会商协同作战事宜;刘伯承与李达从辽县出发,也于同日到达城关一所学校里。

  汤恩伯对一二九师领导人的到来,表面上很热情,屋里生着炭火,摆着烟茶,但徐向前看出了,他的精神状态不大好,脸上好象遮着一层云。汤恩伯见到徐向前,神情多少有些不大自然。1932年初,汤恩伯在河南商城、潢川一带“进剿”红军与四方面军作战,被徐向前“围点打援”损兵大半,蒋介石一怒之下撤了他的职。虽说往事如烟,这件事却怎么也难以完全淡忘。

  谈话倒也开门见山。汤恩伯部队的纪律不好出了名,刚进山西,老百姓就怨声四起,阎锡山也抱怨他。这使汤恩伯很苦恼,他问刘伯承和徐向前:“贵部政治工作出色,鄙部欲效法,不知从何做起?”刘伯承直言对答:“就是不要脱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说:“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能去干坏事吗?”汤恩伯苦涩他说:“有理,有理!”和汤恩伯谈的第二个内容,就是劝他不要退过黄河,鼓励他从大局着眼,支持山西战局。刘伯承说:“只要汤将军定下决心,本部一定积极配合。”汤恩伯表示愿意携手合作,同舟共济。

  第二天早起,大雪纷飞,刘伯承、李达赶回辽县去了。徐向前要与榆社工作团谈地方工作的事,没有动身。早饭后,工作团的人还没到,徐向前与赖际发又去汤恩伯那里,与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重点是希望他认真考虑中共方面的意见,共同支撑山西抗战局面。汤恩伯说:留下可以,但要服从命①“秦赖支队”政委。“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是一二九师进入正太路以南组织的第一个游击支队。

  令,上面如果让撤,也没办法。果然,没过多久,他便率部跑到河南去了。

  连日大雪,晋中的黄土沟壑又变成了白色。徐向前和赖际发冒雪回到石拐镇,收到七七二团一份关于日寇在松塔镇大屠杀的报告。徐向前日记中记着:“该地房屋被暴日烧完,人民被暴日屠杀殆尽。暴日到该地时,号召人民归家开会,人民受其骗归家,当全到会场时,那些残暴者却伸其血手一网杀尽。”这是徐向前接触到的日寇第一件血洗村镇事件(比南京大屠杀早22天)。他愤怒了!恨日寇的残暴,也恨国民党军重兵不战,给了日军肆虐之机。但他很冷静,当即指示各部队:抓紧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自身。

  他把部队分散开来,一营,一连,甚至只有几个干部带几个兵,去发动群众。几天时间,以石拐镇为中心,辽县、和顺、昔阳以西,平定、寿阳、榆次以南,太谷、祁县、平遥以东,榆社以北,晋中广大地区,都有他派出去的小分队在活动。有的小分队,已经深入到了武乡以南。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游击战争中,应特别着重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是次要的。”

  (注:他在这里指的政治问题就是争取群众。)“取得群众的拥护与团结群众,游击队才能巩固与发展,不然,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徐向前夜以继日地投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新的游击队成立起来,他几乎都要亲自去讲话。平定区游击队,长凝区游击队,祁县游击队,太谷地区游击队,榆社工人游击队,寿阳游击队,他都去讲过话,有的还不止一次。他对这些群众武装提出严格的要求:第一,要有明确的目标。山西人民,要坚决为保卫华北抗战之堡垒——山西而奋斗到底,反对苟图偏安的幻想,反对妥协投降;第二,要有严密的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来自群众,要爱护群众,保卫群众的利益,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第三,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游击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第四,要克服困难,准备接受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第五,要积极配合八路军作战。

  晋中地区游击队发展很快。榆次附近的长凝区,10几天,游击队就发展到120多人,各村都有自卫队,担负放哨、警戒、封锁消息的任务。那里有一条小河,游击队在河南活动,河北的日军就不敢过河。游击队刚刚建立,干部素质跟不上,有的临战动摇。针对这一点,徐向前组织了速成干部训练班,训练7天10天不等。刘伯承很重视这件事。薄一波①也感到游击队干部缺乏训练,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曾选派49名干部,送到徐向前那里学习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在1937年12月,在徐向前建议和主持下,“晋冀豫军政学校”正式成立,400多农民、工人、学生出身的学员,集中在辽县大营盘内,接受完全的军事训练。徐向前亲自兼课,讲游击队的组织与任务,游击队的行动纲领,游击队战术与侦察,与大部队配合作战,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铁的纪律,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精神等。这所学校,曾引起日本人的注意,电台还发了消息,说:在山西南方某处,办了一所“共产学校”。

  徐向前十分重视改造各县、区政权。这时那些政权机构的头头脑脑,多系国民党的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千方百计刁难、限制、破坏。徐向前感到,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啥都干不成。他的办法:一是“统”。

  部队开进一个地区,先与国民党的县长、区长谈判,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合作抗日。谈妥几条,协议在手,他们违犯的话,便可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二是“挤”。“釜底抽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争取一切能够争取①当时为山西七大行政区之一的第三区主任,管辖晋中、晋东南十三县。

  的力量。八路军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不怕他们捣乱。有些顽固的县、区长,见势不妙,只得卷起铺盖溜走,政权便落人抗日军民手中。三是武装打击。对勾结日寇的汉奸政权,一经发现,则坚决铲除,绝不留情。“秦赖支队”在西坑村,发现那里的村长、地主勾结起来,秘密组织“维持会”,便将他们一网打尽。

  在改造区、县政权时,有这样一个故事:榆社县长是徐向前的远房亲戚,部队筹粮、筹款、扩兵,他不答应。徐向前找到他说:“你不答应,我们就建立自己的政权。”那位县长说:“我是一县之长,要听我的,八路军不能搞政权。”徐向前不听他那一套,筹粮、筹款、扩兵,照常进行。没办法,那位县太爷卷铺盖走了。

  这一带,跑散的国民党官兵甚多,打着“抗日军”、“游击队”的牌子,为非作歹,扰害群众。这是一大祸患,直接危害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巩固。

  徐向前发表了《告散兵书》,欢迎他们投奔八路军。条件是打日本强盗,为民族解放,不侵犯民众利益,共同艰苦奋斗。不愿留者,放下武器,发给路费,开证明让其回归故里。继续流散乡里,危害抗日军民的,则以破坏抗战论罪。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晋东南抗日游击武装和根据地建设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第三节反六路围攻

  和长生口战斗1937年12月下旬,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六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北部大举进攻。这是日本侵略军战略方向转变的具体行动之一。八路军在山西战略支点的形成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对日军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日军在占领太原之后,便开始分路向八路军占领区实施围攻。

  日军的六路围攻是22日开始的。这时徐向前正在领导着“晋冀豫军政学校”的教学。围攻先从松塔打响。从寿阳出动日军2500多人,并有飞机3架,平射炮、曲射炮10门相配合,向驻松塔之七七二团进攻。平定方向500多日军向驻西寨之七六九团进攻。阳泉方向300多日军经上龙泉、广阳向马坊进攻。同时,由榆次、长凝出动200多人,经阔郊向马坊进攻。由太谷出动600多人,经范村折向水晶坡。另一路由昔阳出动700多人,经关帝庙出击和顺。

  徐向前和刘伯承指挥部队开始了反击敌人的六路围攻。

  松塔方向战斗最激烈。七七二团在团长王近山指挥下,激战两日,毙敌百余人,王近山和三营营长负伤,部队减员60余人,撤至南军城。前方告急。

  24日,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

  日军采取粘网式的诱歼战术,暴露侧翼,引诱攻击,缠住一部,然后以其主力突然扑向外翼。徐向前不为敌所制,以主力军与游击队相配合,内线外线相配合,避敌正面,击敌弱点,伏击运动之敌,求得局部歼敌。按照他的部署,七七二团和平定游击队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诱敌主力,然后以主力绕到敌人屁股后头,猛攻其背,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在龙泉、沾尚两次用此法,均奏效,歼敌400多人。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

  在外线,积极配合,广泛出击,毙敌200以上。

  时值隆冬,日军长途奔袭,夜宿无屋,日食缺粮,地形又不熟,本想速战速决,但被徐向前的游击战缠住了。战至第五天,没有占到便宜,在马坊、西砦放火烧了村庄之后,便向正太路沿线退去。

  日军原想以大规模的围攻,消灭八路军有生力量,从而破坏共产党的威望,动摇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结果,适得其反。反六路围攻是一二九师进入正太路以南第一次取得的胜利,也是1937年最后一个大仗。这次胜利,对群众、对部队都是个鼓舞,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

  1938年元旦,徐向前在辽县邀请在辽绅士和各区、村长,举行新年宴会。

  会上,他阐明了共产党的抗战根本战略,介绍了人民抗日武装的建设,同时用反六路围攻和各次战斗的胜利,说明华北抗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希望各界人士支持抗战,同舟共济,渡过难关,保卫华北,保卫山西!

  抗日军民庆贺胜利,日寇被激怒了,要用全力围剿共产党和八路军。

  2月初,一二九师在辽县召开干部会。邓小平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是石拐镇会议时到一二九师的。他是红七军领导人,出席过有名的遵义会议,原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徐向前没有与他一起工作过。几天过去,感到这个人有魄力,才思敏捷,讲话实在,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接替张浩任师政治委员。张浩奉中央调令离开辽县回延安。这位又名林育英的著名领导人,工人出身,待人诚恳坦白,有独立见解,患有严重肺病。他回到延安不久即病逝。

  会上,刘伯承总结了太原失守后,晋冀豫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提出了今后任务: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尤其是扩大武装。徐向前讲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和游击队的建设。他强调:“游击队领导要坚强,纪律要严格”,他以反六路围攻为例说:“平定游击队作战顽强,是因为领导好,作风严;相反,有的游击队一听到枪声就跑散了,清点人数只剩几个人。这种状况不能担负起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在游击战进到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游击队要像正规部队一样,加强教育,严格训练。”

  2月下旬,第二战区决定反攻太原,按照《反攻太原计划》,以十八集团军为基干,配属国民党若干正规军统由朱德指挥。一二九师的任务是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协同,截断正太路。此时,一二九师师部驻吕家村。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协同,在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的援敌的任务。刘伯承、徐向前接到电今后,即改变原计划,决定向正大路东段井陉进击,以七六九团袭击日军重要据点旧关,吸引井陉的援敌西出;七七一团、七七二团伏于旧关和井陉间的长生口地区,围歼援敌。

  22日凌晨,七六九团三营袭击旧关。当部队冲入街心时,发现日军已有准备,占据着后山工事,居高临下顽抗。七六九团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占领街内一座小庙,歼敌10余人,天亮前撤出旧关。七七一和七七二团向长生日方向设伏,先头部队刚到路边,就与敌援兵遭遇,遂改变计划,实施运动中歼敌,200多日军被消灭一部,接着又打退另一股援敌,一直追到井陉城下。这一仗,歼敌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多人,击毁敌汽车5辆,少有缴获。两个团也伤亡了100余人。在刘伯承、徐向前部署长生口战斗时,晋东南日军占领了长治,企图进攻临汾。第二战区反攻太原计划停止实施,朱德令刘伯承、徐向前急速率部南移,参加晋东南对敌作战。

  第四节响堂铺伏击战

  1938年3月上旬,一二九师南下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敌人,破坏其交通线。

  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上的邯郸,西至山西的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寇的运输线。刘伯承打算选择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下的神头村作为伏击敌人的中心地区。他和徐向前、邓小平拟定了作战方案,于3月11日给朱、彭总副司令去电作了报告。12日,朱德、彭德怀复电称:“同意相机袭取黎城、潞城,占领东阳关,打击增援队。我们准于14日到达沁县以南之阎家沟、白家沟附近,请小平、向前来本部开会,伯承留部指挥。”

  徐向前在八路军总部开会期间,朱德对他说:“你在太原见了阎锡山,在榆社见了汤恩伯,来到这里再见见曾万钟吧。”于是,这天他同朱德到了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曾万钟那里。曾万钟原属滇军,抗战开始编入第二战区,用兵保守,战绩平平,同徐向前初次见面,表现友好。讨论晋东南局势,商谈协作破敌之策,态度还算积极。可是他不敢把部队分散去打游击,怕把老本丢了。

  徐向前向他介绍了一二九师出师以来打游击战的经验。说:“在日寇长驱直入、深入内地的形势下,游击战是甚为有效的形式。反六路围攻如果不是游击战争,没有游击队的配合和群众的支持,是难以取胜的。把正规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仅不会削弱,相反,还会不断发展壮大。”

  说到这里,徐向前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曾万钟,“曾将军不妨一试。”

  曾万钟正窘于如何作答,这时传来了刘伯承在神头岭地方指挥陈赓旅和七六九团歼灭日军1000多人的胜利消息,曾万钟对徐向前说:“贵师初到晋东南,就取得了如此战果,旗开得胜,令人钦佩,可敬可贺!”

  3月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了配合津浦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邯(郸)

  长(治)大道和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决定在适当地点,对敌的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刘伯承要到总部去开会,行前提议,这一仗由向前指挥。

  徐向前遂派出便衣侦察组,从各个方面收集日军兵力部署情报。

  日军在神头岭失利后,邯长大道沿路警戒有加强。黎城到涉县间增设了东阳关据点,驻兵150余,涉县守军增至400人,黎城千人有余。公路上常有汽车运输队经过,十几辆、几十辆、百多辆不等。从黎城到涉县,经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陡,路北缓到河底。徐向前同旅、团指挥员陈赓、陈锡联等经过调查研究,一致意见在这里设伏。徐向前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路,守无凭藉,且此地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响堂铺伏击日军运输队的战斗,定在3月31日。26日,徐向前和邓小平率部从下良出发东移,向设伏地域运动。从神头岭战斗后,部队转移到下良、强计以南地区休整。刚刚打了大胜仗,又经过短期休整,干部战士情绪高昂。这时虽然连日小雨,山上还有雪,道路泥泞,春寒逼人,但是,战士们听说又要去打伏击战,他们把寒冷抛在了脑后。

  30日晚饭过后,部队带着一日干粮,从秋树垣、马家峪、庙上村隐蔽地向响堂铺进发。徐向前命令各团:31日拂晓前进入阵地;严密封锁消息,做好隐蔽、伪装和防空;由于部组织良好的观察;以电话和确实的徒步通信保证联络畅通;机关有关部门准备好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和收容伤员。

  午夜,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

  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七七一团在响堂铺正面位于宽漳、后宽漳一线;七七二团位于师指挥所右后方的马家拐。陈赓的旅指挥所在七七一团的阵地后面。设伏阵地,多是背阴处,坑坑洼洼里积雪刚化,深夜又结了一层冰,战士们忍受着寒冷,都在等待着,徐向前守着电话机,心情和全师指战员一样,希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而不发生意外。

  意外的事偏偏发生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指挥所紧张起来。电话里是陈赓旅长的声音:“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到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陈赓判断,可能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欲从右翼侧击,截断后路。他请示徐向前副师长:“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徐向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敌人发现了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这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或别作他图;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是没打败仗的败仗。徐向前在思索、判断着。

  “撤不撤?”陈赓又打来电话问。这时他已把埋伏在路南的两个连撤到了路北,防备万一。

  指挥部里,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徐向前。

  “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徐向前两眼盯着地图。他判断: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遂拿起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放下电话,徐向前又对参谋说:“你们注意,敌情没搞清之前,不要向邓政委报告。我们在前面,不能报告不明不白的情况,给他出难题。”接着,就派邓仕俊和另一位参谋,到东阳关和苏家蛟方向探听虚实。反复叮嘱:“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快去快回!”

  参谋出发了,徐向前拿出大烟斗,装了满满一锅烟,站在地图前,使劲地抽着……

  约两小时,参谋回来了。得到的情报,完全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东阳关方向,敌人没有异常动静;警戒分队看到的“敌骑兵”,是几头驮驴,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

  听完参谋的汇报,徐向前高兴地说:“好!太好了!”遂向邓小平报告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告诉他:“仗是可以打的!”

  8点半钟,日军180多辆汽车排着长龙式的队伍,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9点左右,完全进入设伏地域。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沉寂的山沟一下子沸腾起来。

  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张惶失措,车在山沟里乱冲乱撞。就在敌人混乱之时,埋伏一夜的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样冲了上去,用手榴弹、刺刀解决那些顽抗之敌。日军从东阳关和涉县出动的援兵,也被埋伏在那里的部队打了回去。激战两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了。这一仗,毙伤敌400多人,180多辆汽车全部被摧毁。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队两个汽车中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缴获甚多。

  下午5时,日军出动10多架飞机,对响堂铺狂轰滥炸。但徐向前已率领部队转移到了秋树垣一带。陈赓风趣地说:“这不是打我们的,是给死鬼子吊丧的。”

  40多年后,徐向前有七言诗一首回顾这次战斗: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①响堂铺战斗的规模同徐向前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指挥的诸战役是不能相比的,但在抗战初期的游击战中,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问题还不在这里,可贵的是在紧急关头,“特别是在后路上的苏家蛟,风传有敌人到来,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而未放弃这次胜利的战斗。”②战后,当徐向前见到刘伯承时,刘伯承向他道贺说:“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敢!”

  ①见《将帅诗词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②引自1938年《一二九师战斗总结》。

  第五节在反九路围攻作战中

  指战员带着胜利的喜悦,返回到西井和南北委泉。徐向前对缴获的日军官兵的信件发生了兴趣。他让翻译把那“有意思”的翻译出来给他看。“山西的道路与河北全然不同,差不多都是山岳地带,道路也全是石头,相当受苦,并且当地抗日思想特别激烈,每日都受敌袭。”(高见安作3月28日写的家信。)“向高高的山顶推上车辆,向水泄不通的敌阵冲锋前进,整天和饥饿苦斗,要碰到中国特有的游击战,那就是前进五里又倒退五里的战斗,真是说不尽的劳苦!”(清吉家信。)“附近之敌是朱德所率的共产军,他们利用天险施行游击战,实在难战之极,同时又长于宣传,甚至村民也反抗我们,所以在这里非时刻留神不可。”(在潞安警备部的一个士兵写的。)

  “虽然是膺惩之圣战,但转战数月,把一个人变成狂暴性、粗鲁性,加之看到战场上杀风景的寂寞情形时,好不被乡愁所恼。”(武藤部队的一个士兵写的。)“山西现在常下着雨……在雨夜或是闪闪的星光下站着或是走着,浮上脑里来的总是家里或小孩的事……你是在怎样挂念着我啊……据说四月上旬又有大攻击。”(代代正忠诚3月27日给他老婆波子的信。)徐向前看完这些信,对身边的人说:“日军官兵受不了‘三苦’,一是受不了长期征战之苦;二是受不了八路军打击之苦;三是受不了远涉重洋与家人分离之苦。

  思乡、厌战、愁苦,对游击战恐惧,给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了条件。“

  他选出几封,拿到干部中去读,用敌人提供的“教材”,激励部队,进一步树立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四月上旬又有大攻击”,这是一个重要信息。

  总部获得的情报,证实了这一点。日本开始调动第一○八师团和第十六、二十、一○九师团及步兵二十八旅团酒井隆部,外加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10多个联队,3万多人,分九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实施围攻,企图用“分进合击”的手段,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朱德、彭德怀制定了粉碎日军围攻的方针: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4月6日,一二九师在西井召开团以上干部座谈会,讨论对付大围攻的对策。徐向前就刘伯承讲的向外游击、先发制敌的意见,补充了三点:一是集中主力,隐蔽待机,击敌一路,首先消灭从武安、涉县西来之敌;二是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结合,发动群众,空舍清野,破坏交通线,多方游击和袭扰各路敌人;三是机动作战,内线外线相配合,要活打不要死打,击敌一路不得手时即迅速转移,寻找战机,击敌另一路。

  会后,邓小平和陈锡联去辽县指挥北方各部,动员群众,空舍清野,布置后方工作。

  10日,刘伯承、徐向前率部在涉县、武安间的鸡鸣铺山地设伏。部队在阵地上埋伏20个小时,不见日军动静,只好撤出阵地。

  战士们很扫兴。徐向前判断是汉奸告了密,敌人未敢出动。陈赓对战士解释说:“每次都要有把握打着敌人,那是不可能的。只好有待第二次。敌人未走,消灭敌人是有机会的,而且很多。”

  当晚获悉,敌情有了变化。正太路之敌已进皋落,企图占和顺;涉县之敌经索堡进到上下清泉;长治之敌占了襄垣。朱德、彭德怀令一二九师再西移,配合国民党曾万钟部作战。

  日军第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由洪洞进犯安泽、沁源,被一一五师一部、决死一纵队和友军十七军给堵住了;酒井隆二十八旅团一步兵联队附骑兵、工兵、炮兵和辎重务一部,由太谷、祁县进犯子洪口,在东西团城地方,遭到国民党军一六九师、九十四师的阻击;敌一○九师团两个大队由太谷、榆社,经长凝,向阔郊、马坊进攻,以榆社为目标,前进没多远,就受到“秦赖支队”的箝制。敌十六师团兵分四路进攻,一路是一个联队,由平定、昔阳经和顺,向辽县进攻,由于国民党军没有积极抗击,使敌人顺利到达辽县;第二路也是一个联队,由平定、昔阳,经皋落,向辽县进攻,在松烟镇附近,被曾国华、汪乃贵两支队截击,颇有伤亡;第三路是一个大队由元氏、赞皇西攻浆水,被一个支队和地方武装迎击;另一路是两个大队由涉县攻麻田,遭到了国民党军骑兵第四师和一二九师一部的箝制;第一○八师团一个联队由长治经襄垣、西营、下良进迫辽县:步兵工藤联队附骑、炮、工、辎和一个大队,由屯留、伕亭,向沁县进攻,被曾万钟军打了一下,没有堵住,即占领了沁县、武乡,逼近榆社。这后两路均为苫米地旅团长指挥,是此次向晋东南围攻的主力。

  按照朱德、彭德怀指示,一二九师从鸡鸣铺撤出后,向武乡、榆社间进发。这时,各路日军开始向晋冀豫根据地中心进犯。

  4月12日,徐向前在西进途中,顺路到国民党骑兵第四师王奇峰师长那里,与他交换了作战意图,商量如何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夜11时赶到桐峪。

  第二天他在去左会的路上,得知襄垣方向之敌进到洪水,民房已经化为灰烬。

  曾万钟部由洪水西向东转移。

  14日去贾豁途中,徐向前看到榆社方向火光冲天。据报告,敌由榆社返回武乡。徐向前对刘伯承说:“他们把武乡烧光了,估计不会久住,很快就会撤出来。”刘伯承点点头,同意这个判断。

  15日下午到马牧、东西黄岩。黄昏时七七二团报告,武乡之敌向东撤退。

  徐向前听到这个情况,感到这是追击歼敌的好机会。他对刘伯承师长说:“鬼子辎重骡马多,他们从来不习惯于夜间行动。这一次,他们又不是逃命,更不知道我们离他们只有30多里路。他们背的‘包袱’大,又有牛车,走不快的。我们现在是轻装,行军速度要比鬼子快得多。只要不被鬼子发觉,到天亮就可以追上。”刘伯承听了徐向前的分析,果断地说:“追!”一声令下,陈赓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七七二团、六八九团在左,七七一团在右,七六九团为预备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猛追。陈赓亲率七七一团先行。经武乡、小河、黄红坡,在南窑科地方,发现巩家垴有敌侧翼警戒部队四五百人。为避免暴露企图,该团即在上下牛家庄隐蔽起来。敌未发觉,继续东行。

  这时,日军大部已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白草延附近,而七七一团已到达白草延对岸之郑峪村、张庄以北高地,与七七二团两岸并行。刘伯承、徐向前看这是一个好机会,遂令两团相对突击,将敌拦腰斩断。日军辎重人马被压制在长乐村以西之型村、李庄、白草延、马庄一线的一个狭窄的河滩隘路上,无法展开。在一二九师两侧部队猛烈地攻击下,人马尸首和辎重遍布河滩。战至中午,己过长乐村之日军主力1000余人返回解围,被七七二团一部和六八九团截住,战斗十分激烈。为争夺要点,与敌反复冲锋七八次,才将敌打退。下午,日军一○五联队从辽县、蟠龙方向来增援,实施反突击,炮火十分猛烈。陈虚在日记中写道:“此时炮轰如雨,战斗之激烈实为抗战来所罕见。”

  此时,国民党第三军曾万钟部,就在蟠龙附近。如果他们能在蟠龙一线截击援敌,一二九师的压力会小一点,可是他们没有尽力。原定是一二九师配合他们行动,结果是一二九师唱主角,他们却成了观战者。事后,陈赓讲:这次战斗若得到曾万钟的三军很好配合,将苫米地旅团歼灭是无疑的。真是最可惜的一件事!

  由于国民党军不能配合,一二九师弹药消耗很大。为避免过大牺牲,刘伯承、徐向前遂以七六九团和六八九团各一部布成游击网,扭击与迷惑敌人,主力撤至云安村、合壁村一带隐蔽待机。

  一场恶战始告结束。

  这次战斗共消灭日军1500多人。整个反九路围攻打掉敌人4000以上。

  缴获60多支步枪,3挺轻机枪,战马10余匹。一二九师伤亡800多人。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头部负重伤两日后牺牲。

  这是一个重大损失。

  长乐村战斗的胜利,把蒋介石给“感动”了,战斗结束,他给一二九师发了“嘉奖电”。但对坐山观虎斗的曾万钟没有一点制裁。

  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敌人在这里遭到歼灭性打击后,其它各路纷纷回窜。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又在沁源以南及沁县、沁源间,辽县、和顺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先后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沁源、高平、晋城,使长治之敌陷于孤立。4月下旬,长治之敌经白晋公路和曲(沃)高(平)公路向同蒲路南段撤退,又被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决死一纵队截击,伤亡近千。至此,日军对晋冀豫根据地的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反九路围攻结束后,在辽县召开了县长、绅士及各村长座谈会。会上,徐向前报告了反九路围攻的经过及胜利的意义。

  关于这次反围攻胜利的意义,徐向前在一篇文稿中归纳如下:其一,经过半月的反围攻作战,不仅打破了敌人企图用分进合击战术驱逐或消灭八路军的计划,而且歼灭日军4000多人,收复县城18座(八路军收复12座,友军收复6座),最后反将日军赶出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八路军所控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为游击战争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进一步密切了八路军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日军此次围攻,采取大烧大杀的手段,所到之处,烧光杀尽方休。洪水、武乡、蟠龙等镇,均化为灰烬。蟠龙镇为辽、武间之大镇,平时商业颇繁盛,日军经过,一火焚之,少数房屋未着火者,门窗家具也毁坏殆尽。对人民群众的屠杀更惨不忍睹。武乡境内的马村,被杀者60多人,妇女多是奸后再杀死,连七八岁的幼女也不放过,惨景难书,敌人用血与火教育了群众。人民从屠刀下醒悟过来,“不抗日活不成”、“不把日寇赶出去,大家不得安宁”。同时,也进一步看清了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于是,纷纷起来,协助八路军作战。在反围攻过程中,晋东南人民,空舍清野,困扰敌人,给八路军带路送信,报告敌情,运送伤员,使部队耳目灵聪,行动自如,能适时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

  其三,反围攻过程,对以往根据地建设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在襄垣、武乡一带,为了避免同国民党的磨擦,反围攻前撤回了八路军派出之工作人员。这样,原先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多被改编,加上成分复杂,此次反围攻中,这些游击队和各村之自卫队没起多大作用。而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两侧之昔阳、辽县、临城、赞皇等地却相反,由于共产党坚持了确实的领导,这些地方的游击队,有力地打击和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这就说明,根据地建设,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任何犹豫和动摇,那怕是微小的,也会招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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