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 第十三章走上抗日前线
第一节奔赴延安
3月的祁连山，冰封雪盖，气温仍在摄氏零下20多度，没有一点春意。
遭到惨重失败的西路军将士的心更为凄凉。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告别部队，启程东返。快出祁连山时，为缩小目标，把护送他们的警卫排和陈明义、肖永银等人遣散后，只留一名保卫干部在身边。走到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四周没有发现敌军，他们便停下来休息，叫保卫干部找点水来喝。漆黑的夜，满天星星放射着寒光，四野寂然无声。徐向前刚刚离开喧嚣的战场，此时感到特别冷清。他一会儿坐一会儿走动。西路军四个多月艰苦证战，一幕幕闪现在他的脑际：指战员们渴望打通国际路线的赤诚的心，严寒不惧，艰苦不惧；男女将士露宿在冰天雪地之中，日日夜夜英勇拼杀，弹尽粮绝，饮雪吞毡，视死如归。多好的一支队伍啊！快天亮了，找水的人还没有回来。徐向前和陈昌浩估计可能出事了，两人就赶快上了路。
第二天，徐向前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附近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汉人家里，主人是个医生，原籍湖北，和陈昌浩算是老乡。住下来后，徐向前和陈昌浩都认为这里仍是是非之地，不好久留，决定明天早一点起来赶路。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陈昌浩提出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说：“我们要去汇报，哪能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就等于束手待毙呀！”陈昌浩说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执意要停留几天。徐向前见他不肯走，只得独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任何人，除了投宿和就食之外，尽量使自己的行动不为人们注意。有时晓行夜宿，有时夜间赶路，有时宿在群众家里，有时露宿在戈壁滩中，寝无正时，食无正点。一件白楂破羊皮袄和一顶“开花”的狗皮帽子，包裹着身躯和那又瘦又黑的脸庞，年方36岁，看上去像50开外的老羊倌。
徐向前走在祖国西陲的大地上，却有与世隔绝的感觉，世间发生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此时，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小部队，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九军军长孙玉清也在甘州南山落入敌手，余下的分散走在去陕北的路上。这些事他不知道。由李先念率领的一路，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地收到了中央电台的呼号，得到了“设法进入新疆”的指令和陈云将前往迎接的通报。这样的喜讯徐向前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只是他自己的行动：找党中央去。
在永昌至凉州的路上，徐向前意外地碰上了特务营的曹营长。平时大家都称呼他“曹大头”。两人相见，犹如亲人相逢。曹营长像每次侦察回来汇报敌情一样，讲述了部队分散后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有专门抓你的布告，说抓到你有赏。”徐向前淡然一笑，说：“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
他俩一路走着。看不到树木，见不到人烟。风沙卷着上一年留下的骆驼草秧子滚来滚去。有时，经过他们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就停下来，谁也不说什么，默默悼念那些为革命而倒下去的男女将士。
一天到了黄河边，军人特有的警惕性，使他们没有直接到渡口去。远远地观察了一下，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牧羊老人，便走过去同他搭话，问渡口好不好过。老头憨厚朴实，说渡口有兵在那里盘查，说是要抓什么人。徐向前判断一定是马家的部队。他们避开渡口，向上游走去。走了10多里路，发现河中有人在摆渡，急忙走近一看，是个壮年汉子，正划着羊皮筏向岸边靠。
他们上前同摆渡人打招呼。徐向前从兜里掏出两元法币（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说：“我们要去那边，劳驾送我们一下。”摆渡人接过钱，微笑着把他俩让到筏上，没问来历与去向，便朝对岸划去。
过了黄河，回民少汉人多，他们吃住方便多了，心情略为轻松了一点。
到了打拉池，两人找了个车马大店住下来。这里是个小镇，有几家店铺，来往的外地人不多。徐向前急着想了解一下目前的局势，让曹大头出去找几张报纸来看。在这个偏僻小镇上。找张报纸难呢。一天，徐向前和曹大头在街上看到有卖旧衣服的，就用一个金镏子（戒指）换了身长袍和棉袄。他俩脱掉白楂羊皮袄，一个打扮像商人，一个像伙计，活动方便了。他们在街上从人们的闲谈中了解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把张学良扣押起来，强令东北军撤出陕甘边境，开到河南、安徽去了。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是邓宝珊的防区，离红军的陕甘根据地不远。
徐向前归心似箭，第二天就离开了打拉池，昼夜兼程，翻过六盘山，到了陇东重镇平凉。这时，国民党的队伍正往西开，街上人慌马乱。徐向前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和曹大头看着地图商量了一番。
第二天清早，他们一路向东，日上三竿的时候，在一个村头路旁看到个农民摆摊卖馍，就停下脚买吃的。这时徐向前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队伍活动，便问那农民：“你们北边的山头上住的什么军呀？”农民答：“是红军。”听到“红军”二字，徐向前和曹大头高兴得几乎忘掉了进食，匆匆付了钱，起身便朝北山走去。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为一个既定目标奋斗的时候，尽管很坚定，但又感到渺茫、艰难、遥遥无期；而当目标达到的时候，又感到突然。徐向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奔波，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被迎到了司令部。
1937年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老战友相见，悲喜交集。任弼时、张浩和杨奇清等也都赶来了，大家就像庆贺打了胜仗一样，欢迎徐向前的归来。当天，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同时电告了彭德怀和周恩来。
这一晚，大家谈到午夜。徐向前介绍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路征战的情况。谈到最后的失败，他感到很痛心。刘伯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再干！“
徐向前在镇原休息了半个月，5月16日，同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到了云阳，见到了彭德怀、左权等人。5月20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阳看望徐向前。这时周恩来已经剃去了长胡须，显得格外年轻。徐向前和周恩来从1925年在黄埔军校相识，10多年来几次相聚又分别。这次见面时，谈话的主题是“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发展，是抗日民族战争的前途与战略。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因牙疾发作，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弼时都让他到西安去治疗。于是便随周恩来一起去了西安。临行前，他把身上带的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在西安，徐向前往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这个联络处，是“西安事变”发生不久设立的，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院。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这里。他们和周恩来一样都关心徐向前和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命运，想方设法营救被俘的指战员。在联络处，徐向前还会到了陈赓和宣侠父。
在徐向前到西安之前，他的消息一直没有对外间公开，为的是要国民党允许红军派部队到黄河沿岸接回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队。徐向前到西安时，国共合作已有了新的进展。5月间，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顾祝同（又是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为负责人，准备到陕北、陇东红军驻地考察。借这个机会，经周恩来安排，徐向前是考察团28个成员之一。
消息一公开，震动了国民党各界。顾祝同抢先会见和宴请了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徐向前是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顾祝同是教官，他讲课不大受欢迎，曾有一次发生过被学生轰下讲台的事。当时徐向前就在场。这次见面，徐向前避而不提黄埔的往事，而把话题转到抗日上，问：“顾主任对抗战有何打算？”顾祝同抬起头，看看徐向前，说：“我想先听听徐将军的高见。”
徐向前语调平和他说：“我没什么高见。当今之大计，莫过于民族独立；实现民族独立，莫过于民族团结；若要民族团结，首先国共两党要真诚合作。”
徐向前停了一下，又说：“我赞成国共合作，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要把民众发动起来，让全国人民都投入到抗战中去，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徐向前有点激动，到后来声音高了一点。可是顾祝同听到“拥护蒋委员长”这几个字时，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当听到“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时却神情黯然。徐向前后来说，他们就是对群众不感兴趣，你一讲发动群众，他就听不进去。国民党输给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失掉了群众。
徐向前在西安公开露面之后，没有随考察团去考察，他治好了牙病，6月18日同周恩来一道飞向延安。
行前，周恩来安排了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这种飞机，一架只能搭乘一人。周恩来乘坐的一架先起飞；徐向前乘坐的一架后起飞。起飞不久，前面那架就没有影儿了，前后失去了联络。徐向前是第一次坐飞机，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大，驾驶员问他话，他完全听不清。结果，驾驶员写了个条子问：“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可把徐向前给问住了。他没到过陕北，说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过了一会，看到下面有一条河，他判断可能是洛河，就让驾驶员顺河而上，没多长时间，看到一个飞机场，正是延安。他们上午11时30分从西安起飞，下午36寸才到，在天空转了3个半小时。
徐向前一走下飞机，忙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接的人说还没有到。徐向前吃了一惊，说：“这下可糟了！”因为他已经领教过了，驾驶员辨别航向的把握性太差。这时接机的人也着急起来，担心出事。徐向前进到延安城里，才有电报来，说周恩来乘的那架飞机迷失方向，油不够，又转回西安去了延安，这座陕北的古城，有宝塔、清凉、凤凰三山环峙，隋朝称肤施县，明、清是延安府。中共中央迁到这里后，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徐向前到延安，被安排住在旧城东北角的一座窑洞里，距毛泽东、朱德住地不远。他进城的时候，看到街上到处贴着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标语，抗日的气氛和国民党统治的西安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安时；他不能外出，街里乱得很，安全没有保证，特别是他回来的消息传出后，成了一个大目标，各报记者都想找他抢个头条新闻。他只好深居简出，理个发也要化妆才能出去。延安不大一样，处处呈现生动活泼的景象。
毛泽东接见了徐向前。拉着他的手，亲切他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说着，递给他一支烟，两人交谈起来。气氛轻松自然。
对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这件事，毛泽东问得很简单，但徐向前讲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把他认为该说的话都讲了。他知道，在这里讲话，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受西路军全体将士的委托向党中央汇报。他讲得很具体，很实在。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
徐向前担心陈昌浩的安危，惦记着那些失散了的干部战士。他向毛泽东建议：“再派人去找一找陈昌浩同志和那些失散的人。”毛泽东说：“好，一定想办法营救他们。”告辞的时候，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好好休息一下，熟悉一下延安，再抽空去看看许世友他们几个人。”“许世友他们几个人”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徐向前走在东返的路上的时候，延安开展了清算“国焘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这是一场严肃的党内思想斗争，是至为必要的。但在个别单位波及的面宽了，使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产生了不满情绪。当时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都在学习，他们议论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判了徒刑，打入监牢。
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看他们，要他去做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
许世友等见到徐向前，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
徐向前心里很难过，同他们一一握手，安慰他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随后不久，许世友等人被平反释放。
第二节出席洛川会议
延安的夏天来得比较晚，进入7月，才逐渐热起来。但抗日的热潮却来得比较早。满街的宣传标语，到处都能听到有关抗日的议论。5月召开的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向下传达之后。这种气氛更炽热了。徐向前将西路军的情况向毛泽东以及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张国煮等先后作了汇报之后，如释重负，精神上感到轻松多了。但身体还非常疲劳，骨瘦如柴，像大病初愈。他不管这些，要填补几个月来由于与外界隔绝而形成的脑子里的“空白”，整天忙于阅读报纸文件。他认真看了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他确认日本人不会满足《何梅协定》所得到的利益，也不会满足“华北政权特殊化”。他们的胃口比这更大。他和一些领导人交谈时说，我们得做好准备。百日丧失东三省、十天热河全境沦陷的教训不能忘记。他带病接受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人）的访问。他说：“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和社会的最忠诚的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①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终于以7月7日卢沟桥事件为寻火索而爆发了。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旧称卢沟河），建于金代，距今有800年历史。它以建筑艺术精湛而闻名中外，尤其是280根望柱上雕刻的485个石狮子，个个神态殊异，吸引着中外游客。桥头立有清朝乾隆皇帝题的“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它是京都西南的门户，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成吉思汗率军南下围攻中都（北京），在卢沟桥一带发生了激战；明末清军入关，卢沟桥再次成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又从这里揭开了序幕。他们借口所谓正在演习的日军听到一声枪响，便发现一名士兵“失踪”，驻在丰台的日本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上校，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内搜查，当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遂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这同他们制造“九。一八”事件的理由很相似。那次，也是先说一个军事间谍中村大尉在东北失踪，接着又反诬南满铁路柳条沟段被中国军队炸毁，就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看来，侵略者的逻辑就是这样。
徐向前为“七。七事变”的枪声所震动。国共两党为敌10年，他在沙场上与蒋介石的“剿匪”反共军对垒了10年。那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10年。然而，卢沟桥的枪声一响，民族仇恨超越了阶级对立，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决定放下旧仇，共雪民族之大耻。他参加签署了给蒋介石的通电：“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夺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疑夷，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中国革命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北平华北，收复失地！
“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日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侍命之至。”
这是卢沟桥枪声传到延安之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68页。
刘伯承、徐向前7月8日联署给蒋介石的通电。同日，他们又致电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支持二十九军的抵抗行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出了“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国各族各界“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7月13日，徐向前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抗日紧急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及全体红军将土，沉着地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形势越来越严峻。7月中旬，由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蒋介石迟迟不作答复。8月初，朱德、叶剑英等又去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再次就红军改编、国共合作、对日作战方针问题同国民党交涉。
这时北平、天津己相继陷落，日军正集中兵力向南口、居庸关进犯；同时，向华东淞沪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企图速战速决，3个月内灭亡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了“洛川会议”。徐向前出席了这次会议。
洛川，位于陕西省中部偏北，洛河中游，北魏时开始设县。这里北距延安90公里，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交界的地方。会址选在这里，主要是为了便于军队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当时，红军部队大多驻在西安附近。洛川是延安与西安间比较适中的地方。会议地址选在洛川东北10多公里的冯家村。村北有一条小河，叫介子河，当时人们以它分界，介子河以北是“红区”，以南是“白区”。冯家村在河南岸。村上百来户人家，吃水要到一、二百米深的沟底去担。这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徐向前从西路军归来，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他8月13日从延安出发，14日抵达洛川，住在城关一个教堂里。因为会期还没定，在城里住了8天。21日接到通知就到冯家村去了，住在一户农民家中。这家不富裕，但也不算差，院内整治得很干净，栽种的西红柿都红了。他住在这里，俨然成了这家的一个新成员，每天早晚要为房东担水。他身体不好，房东不让去，可他执意要锻炼锻炼。其他与会者也分散住在村子里。毛泽东的住处是位于村西南角上的一个村塾学堂，在大路边上，窑（房）后有一棵大槐树。这里有两孔窑，毛泽东住一间，另一间就是会场。
22日正式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张浩、林彪、聂荣臻、肖劲光、罗瑞卿、李富春、林伯渠、徐海东、周建屏。李富春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担任会议记录。22个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室内只有六、七张桌子，有饭桌、有条桌，大小不一；凳子有长有方，高矮不齐。
张闻天主持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报告讲了军事问题，同国民党关系问题，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任务问题。毛泽东全面论述了军事、政治形势，明确提出了军队的战略任务和作战的基本方针，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
陕北高原的仲秋时节，凉爽宜人。地处偏僻的冯家村，人们正在准备着秋收。他们还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将要灭亡中国，不知道共产党的一批伟人正在帷幄运筹着保卫中国、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大计。会议讨论是很热烈的。
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朱德、林伯渠、张浩、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发了言。讨论中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有人也免不了谈了一些个人见解。如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问题，对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备陕甘宁边区问题等。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下蛋。立足自己，吃饱了饭再说。
徐向前没有集中发言，除了插话就是听，听毛泽东的报告，听各位与会者有创造性的见解。毛泽东的报告给他的印象很深。他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后来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①徐向前十分拥护这次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这次扩大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朱德为副主席。
这次著名的会议，持续了4天，25日圆满结束。会议的成功，给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历史永远记着这一页。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71—572页。
第三节随同周恩来进山西
1937年8月25日，徐向前被任命为一二九师副师长。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周旋，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给了个番号，叫“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允许编三个师：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这个消息，是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叶剑英传到冯家村的。毛泽东决定，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8月25日正式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3个师的领导人，都是遐迩闻名的红军高级将领。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三八六2个旅，l个教导团，5个直属营。
编成这个师的部队有徐向前指挥多年的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还有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独立一、二、三、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共对于徐向前任副师长，曾有一些猜测与传说。有的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始是四个师，徐向前是四位师长之一，后来蒋介石给了三个师的编制，才让徐向前当了副师长；还有的说一二九师师长开始是徐向前，是他主动提出当副师长。对于部属的一些议论，徐向前曾实事求是地作过解释。他对周围的人讲：“革命就是为党工作，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央叫做的就坚决去做，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为当官的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已经酝酿了很久，在红军指战员中也己传说多时。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红军将士们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个名称，戴上了镶有国民革命军徽志的军帽。部队的名称改了，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把缀有红五星的军帽珍藏着，一直到抗战胜利。徐向前没有参加部队“改名换帽”的整编工作，也没有出席颁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纪念章及抗日誓师大会。洛川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对他说：“你是山西人，和阎锡山是同乡，下一步，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徐向前接受了这个新的使命。8月26日早饭后，徐向前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在外面漫步，意外地碰上了陈昌浩。两人相见，又惊又喜。河西一别不觉5个月，两人都很激动。徐向前说：“你到哪去了，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就是无音信！”陈昌浩告诉他，分手后，本想住几天就走，谁想害了一场大病，只好留下治疗，病愈后又到汉阳老家住了段时间。两人边走边谈，徐向前说：“党中央很关心你，现在回来就好了。
我明天就要去山两，你好好休息，多多保重。“洛川会议刚开过，与会者相继离开冯家村，一路向北回延安，一路向南去西安方向。那几天下雨不停，大家冒雨赶路。徐向前同朱德坐卡车向南，半路抛了锚，下车推了一段，弄得满身是泥，还是不能发动，只好弃车步行。第三天到庄里镇贺龙、肖克的指挥部，遇到了林彪、聂荣臻。次日同行，过渭河，在渭南乘火车去西安。
周恩来已先到西安。9月5日午夜，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肖克、程子华一起坐上去潼关的火车，张治中也同车去山西。这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给安排的专列。
车到潼关正好天亮，渡过浊浪湍急的黄河，到达山西的风陵渡。登岸而行，徐向前别有一番感慨。10多年来，上海、广东、武汉、鄂豫皖、川陕、河西走廊，征战了大半个中国，如今又踏上故乡的土地了！
阎锡山已派他的上校秘书梁化之带着两节专列火车，迎候在风陵渡车站上。阎锡山为了搞独立王国而设的那种窄轨列车，车厢不大，人们坐上去，显得很侷促。彭德怀上了车数落了一句：“这个老西儿，真会算计。”朱德看了看徐向前，说“当心咧，我们这里也有老西儿哩。”把大家逗笑了。
5日下午车抵太原。梁化之想安排周恩来一行住绥靖公署高级宾馆，被周恩来谢绝了。他对徐向前等人说：“这里出出进进都是阎锡山的人，我们谈事情不方便，还是搬到彭雪枫那里住吧！”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住进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和彭雪枫他们住在一起。
徐向前过去不太了解彭雪枫，到这里才知道，他是1936年初，以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名义来到太原的。他的任务是做争取阎锡山的工作。开始是秘密的，只和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往来。1937年7月中旬，蒋介石宣布对日作战，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之后，阎锡山对彭雪枫说：“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那天，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牌子正式挂在太原成成中学的大门上。彭雪枫成了这里的负责人。
这时，山西的局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己逼近晋东北边境，攻陷张家口之敌，兵分两路，一路沿平绥路西进，直指大同；一路沿宣蔚公路南犯，意在突破恒山要隘，直取太原。攻陷南口之敌，则沿平汉路南下，企图夺取保定、石家庄，进窥娘子关。从晋东楔人。人心惶惶不安。
徐向前协助周恩来作了大量的与阎锡山谈判的准备工作。彭雪枫到这里一年多，建立了各种联系。统一战线工作己有相当的基础。在阎锡山组织的各种群众团体，如“自强救国同志会”、“牺牲救国同盟会”中，有一批秘密的共产党员在这里边积极发挥作用。1936年10月间，薄一波回到山西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务秘书，是“牺盟会”的实际负责人。阎锡山从空喊“自强救国”不讲抗日，到提出“守土抗战”，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允许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9月7日，徐向前跟随周恩来、彭德怀，还有彭雪枫，来到雁门关以西的阎锡山的岭口行营。这时，阎锡山正为日寇的进逼而焦急，他对周恩来一行的到来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阎锡山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发展个人势力。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在晋军中，阎以五台及附近各县如崞县、定襄、忻州等军官为亲信，作军中骨干，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李服膺等均属之。他很赞赏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有一次，他对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他未尝不想借国共合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他曾说过“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这样的话。
徐向前和阎锡山同是五台人。徐在东冶镇的永安村，阎在河边村，两村隔河相望。徐向前了解阎锡山的历史。他告诉周恩来，辛亥革命前，阎锡山东渡日本，就读于振武学校，冈村宁次是他的队长，板垣征四郎当过他的教官，土肥原贤二和他是同学，抗日战争爆发时，还保持着交往。阎锡山著有《军国主义谭》一书，书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和平”和德国的“铁血主义”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经过10年内战，徐向前对阎锡山看得更清楚了。
他对周恩来说：“阎锡山对付共产党的手腕，不亚于蒋介石。”
周恩来很重视徐向前的意见。
在抗日问题上，这时阎锡山的心情是矛盾的。日军已经打到他的家门口，不抵抗吧，面子上过不去；打一下吧，又没取胜把握，生怕引火烧身，赔掉老本。所以，他喊出“守土抗战”之后，还私下说过：“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剿共”。
在谈判中，阎锡山提出要一二九师到忻口正面堵击敌人。周恩来说：“我们不能，而且不赞成在正面同敌人硬拼，只能在敌侧后协同游击。”
当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在大同，傅此时编在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但阎对他吃不透，不大放心，要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到大同走一遭，见一见傅作义，疏通关系，搞好大同会战。周恩来同意了。于是有9日的大同之行和与傅作义的一夜长谈。傅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动。
第二天返回岭日，阎锡山又约去谈，主要是商谈坚守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各要卡的国防工事问题。阎锡山要求周恩来帮助拟制第二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满口答应。当晚，和彭德怀、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一夜功夫，计划写成了。第二天交到阎锡山手里，阎锡山看后十分吃惊，连声说：“共产党里真有人才！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这次同阎锡山的谈判，徐向前说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对他的“联共”态度及“守土抗战”主张，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周恩来反复讲，希望百川先生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我们合作抗战到底。还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经过反复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会。二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周恩来指出，我党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和南下之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当时一一五师已经入晋，正在侯马一带修火车路，一二○师即将入晋；一二九师尚在整顿中。入晋八路军部队希望早日到达预定地域作战，要阎锡山给予支持和方便。阎锡山满口答应。同时扼要介绍了他的大同会战部署。阎锡山搞的是阵地防御战，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主要想依托这些工事“守土抗战”，可以说对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一窍不通。三是八路军的薪饷和装备补充问题。八路军薪饷短缺，装备很差，要同强敌作战，必须解决后勤供应问题。急需补充的物资，包括枪炮、子弹、炮弹、炸药、刺刀、手榴弹、军毯、皮衣、棉衣、通信器材及医药卫生材料等数十项，需在部队路过太原时解决。薪饷问题，要求与第二战区的友军同等待遇，不能厚此而薄彼。阎锡山满口答应，但后来只给了点棉衣和弹药，别的什么也未落实。
徐向前和周恩来一样，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见各界人士，深入群众，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太原城有不少五台人，在阎锡山的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任职。徐向前就利用同学、同乡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有时陪周恩来出去，有时单独出去。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什么同乡宴、校友会、群众集会，徐向前是逢请必到，每到必讲话。外出多了，警卫人员怕出事，经常抱怨他。徐向前总是笑着说：“放心吧，群众会保护我们的，阎锡山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太原国民师范是徐向前的母校，他曾陪同周恩来去做过讲演。讲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有一次周恩来讲了两个多小时，强调各界一致团结对外，反对西太后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思想，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一次，一批平津流亡学生集聚在太原教育公会自省堂。这些青年人，从“一二。九”运动就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抗日战争真的打起来了，又束手无策。徐向前的老同学武尚仁、郑季翘到办事处请他给讲一讲。徐向前应邀到场，几百名热血青年高呼口号欢迎。他向学生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徐向前说：“要做好抗日工作，首先要有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没有这一条。
就谈不上做好抗日工作。其次，要有过艰苦生活的准备。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胜利是靠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得来。万事开头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
山西省地广人多，山高林密，把群众发动起来，我方到处是营垒，是战场，是打击日寇的生力军，就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离开了民众，只身奋斗，将一事无成。“青年们听了，都很高兴。
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是徐向前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长，此人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部长，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他听说徐向前回到了太原，专门约见叙旧。从前在学校里赵戴文没有和徐向前谈过话。如今徐向前作为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之一，又是红军的著名将领，赵戴文想起了徐向前曾是他的学生。于是便把徐请到家中重叙师生之情。当然，赵戴文请徐向前到家里作客的目的，比他和徐向前所谈的要重要得多。有的先生就是这样，在学生还是学生的时候，学生是不在他眼里的，当学生成名之后，他对“学生”的重视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倍，并想方设法让人相信他就是这“学生”的导师。
赵戴文以请教的口吻问徐向前：“万一太原失守怎么办？”
徐向前说：“万一守不住，就要事先炸掉小钢厂、军工厂之类的工业设施，不能留给日本人。要组织民众，坚壁清野，把日寇困守在太原城内，逐步消耗和消灭他们。”
赵点头赞同，事后，还向阎锡山转述了这个意见。针对赵戴文兼任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副主任，徐向前着重向他谈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问题。他说：“现在虽然从省到村都成立了动员委员会，立了方案、章程，但实际上是采取抓夫、摊派的形式，强迫群众挖战壕、抬伤员、运送军需品，这不叫组织群众，也不符合动员委员会的要求。”徐向前看赵戴文愿意听，又向他介绍了红军的经验，说明“组织群众，要有真正的思想动员，要把群众武装起来，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
赵戴文表示赞成这个意见，后来果真搞了一些“人民武装自卫队”。太原、临汾沦陷后，这些“自卫队”有相当一部分转到了八路军手中，成了坚持抗战的人民武装力量。
徐向前在太原还会见过一些开明士绅和新闻记者。
一位记者有这样一段记述：“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缓，善说话，像一位小学校长，他跟肖克一样注重实干，对于此次晋北的军事活动都颇有力。
他们认为为抗战而死，使民众获得幸福，这很值得的。“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递人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绍。在我未见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的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
不料相见之下，一个个都是彬彬有礼，状似一群教书先生。……谈起此次抗日的问题来，他们都是喜形于色，抱着极大的乐观。问他们的理由，回答得很简单，说‘全在于组织民众’。周说：“这种长期的斗争，若不把民众组织起来，纵有优良的武器，都是无用的；何况我们的武器还不如人家呢。‘徐说：”组织民众须要深人民间，与百姓同甘苦，替老百姓解决困难问题，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打在老百姓的利害一块，老百姓才肯拿出力量来，为民族、国家而奋斗而牺牲，所谓’效死而去‘，我们要能把老百姓的力量运用起来，我方到处是营垒，对方到处都是敌人，……（就）不打而溃了。“
徐向前在太原着实忙了一阵子，还有些安排正要实施，10月1日夜间便接到了朱德、彭德怀的电报，要他速到友军部队中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在他们和阎锡山谈判结束时，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率八路军总部到了五台县的南茹村。接到电报，夜10时徐向前即告别了周恩来、彭雪枫和办事处的人，坐汽车出发。次日早6点钟，到五台县城。再往上走，山路狭窄崎岖，汽车不能通过，他只好乘马赶往南茹村。
这时毛泽东又有了新指示：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重点控制五台山脉，形成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间的广泛游击战争，配合晋绥军的正面作战。要准备敌人占领整个华北。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工作，应紧紧围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进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向徐向前传达了这个新指示后，让他带一个工作组，到友军中去开展工作。
10月初，阎锡山正在准备着忻口战役。在五台县的小豆村，徐向前见到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两人讨论了雁北局势。日军在平型关遭到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严重打击之后，开始调整部署。骄横无忌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锐气大减，猥于平型关五天不敢下山；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旅团长筱原诚一郎仓惶率部从同蒲路尚希庄一线向第五师团靠拢，突破茹越口，进占繁峙城；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从绥远调头南进，经右玉、平鲁，进占朔县，又由阳方日越过内长城，占领宁武之段家庄地区。杨爱源担忧他说：看来崞县城、原平也难保住。阎锡山由岭口到了东山底，正在设置忻口防线。守广灵的七十三师师长刘奉滨作战负伤，部队调往忻州方向。台怀只有从天镇撤下来的李俊功一○一师，金宪章的新编第二师和一个新编团留驻。徐向前说：“保定、集宁、沧县已经陷落，日军逼近了娘子关，忻口有没有把握守住？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配合你们打游击战，要打到敌人侧翼和后方去！即使整个华北沦陷了，我们也还是在敌后打游击。你们最好也不要用那种死守阵地的消极打法，工事靠不住。从几次和日军接触看，官兵作战还是很勇敢的，二○三旅旅长梁鉴堂在茹越口以身殉国；在团城口，一个团长率部与敌人拼杀，200多人同归于尽。但由于打法欠妥，阵地一个个失掉了。”徐向前还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得要有政治工作，多讲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这是针对晋军士气低落的状况说的。杨爱源点头称是，说：“希望你们到山上走一走，也给弟兄们讲一讲。”
第二天，徐向前的小组到了五台山的大集镇——台怀镇，住在灵峰寺内。
五台山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寺庙有300多处，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群，号为“五台山佛教圣地”。那时部队到五台山上，多是住在寺庙里。
一住下来，紧张的工作就开始了。徐向前对随同工作小组的人说：“战事越来越紧，时间不等人，咱们的工作得往前赶，有部队的地方，都尽量去一下。”他们用游击战争的工作方式，经常是夜间赶路，白天工作。先后会见了李俊功、金宪章、田世俊等一些师团长官，还在杨林街、朱位、油坊街一些地方，举行友军下级军官谈话会、演讲会。分析抗日战争敌我双方的形势；介绍游击战争的战略与战术，发动群众及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怎样开展政治工作；讲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树立抗战必胜的决心与信心。
阎锡山部队的军官们很愿意听徐向前演讲，有的当场表示要向八路军学习，多打几个像平型关那样的胜仗。可是，由于阎锡山三心二意地打日本，下边虽有“守土抗战”之志，也难施展。不久，忻口战役失利，阎锡山指令部队后撤，命令一下，整个军心动摇，撤退成了逃窜，一片混乱。群众编了一首歌谣道：“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丢部属，小兵扔大枪。”杨爱源跑得更快，一直逃到太原，为失守太原给阎锡山搬家做准备去了。徐向前感叹他说：“一个统帅失去了信心，纵有精良的部队也无法战胜敌人。”
阎锡山拥兵不守，一退再退，加上部队的纪律太坏，溃逃的散兵到处抢掠，这样就触怒了人民，山西乃至全国舆论大哗。阎锡山在这种压力下，忍痛处死了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李临死前大喊冤枉：“我是奉令撤退，罪不在我！”
第四节故乡之行徐向前到太原，距家乡不过半日行程了，彭雪枫等都曾向他提出：应当回去看看。徐向前何尝不想回家呀，12年了！这12年，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家乡情况怎样了呢？这么多年，他被国民党说成了“匪首”，家中的亲人怎样他都无暇顾及。
从大同、岭口回到太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劝徐向前回家看一看。
周恩来看他是怕耽误工作，就说：“回家也是工作嘛。五台山区战略地位重要，是我们下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地之一，你去走一趟，能扩大党的影响，为将来开展工作做点准备。”彭德怀说：“你和家人离别多年，回去看看，合情合理，不能让人家说共产党不讲人情嘛！”还让供给部拿出60元钱给老人买点东西。
9月16日，正是中秋节前3天。徐向前早6时出发，中午过后到了东冶镇，从这里到永安村还有几里小路，不能走汽车，只好弃车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兴奋，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和警卫员说着童年的生活、风土人情。什么东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等都在话题之内。说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一位老人，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徐向前一眼就认出是父亲的背影，但又不相信这么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轻轻叫了一声，老人楞住了，用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两个军人。徐向前站在他面前，恭恭敬敬他说：“大大（爸爸），我是象谦。”老人听到“象谦”两个字，眼泪就流下来了，警卫员接过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搀扶着父亲，问：“娘好吗？”老人家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她头年就过世啦。”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一路的喜悦像是被一阵狂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家里，姐姐、嫂嫂、妹妹、女儿，都很意外，恍如梦中相见，悲喜交集。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邻里，都往“楼院徐家”去，要看一看这个出在本村的能与阎锡山比高低的大人物。住在外村的两个姑姑也很快赶来了。院子里，人来人往，上房和东西厢房都挤满了人。徐向前热情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父老乡亲，一一回答他们的问话。
一位老太太挤到徐向前跟前说：银存呀，让我好好看看，人家说你长了红头发，蓝眼睛，猪嘴巴，当了什么‘匪’，这是真的吗？“一句话逗得全屋人都笑了。徐向前也逗趣他说：”那你还来看我，不怕把你吃了哇。“
还没见过爸爸的女儿松枝，又眼生，又不愿离开左右，当爸爸问她话时，却又害羞地躲开了。
老姑母的一双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徐向前，她觉得，侄儿母亲不在了，姑姑应该尽母亲的责任。她看到徐向前穿得单薄，就说：“银存，天快冷了，给你做一条棉裤吧？”徐向前完全理解老人的心，他对姑母说：“姑姑，怕你做不起呀。”姑姑解释说：“再怎么穷，一条棉裤还是拿得出来的。”徐向前意味深长他讲道：“姑姑，我的同志有一万人，要做就得一起做呀，光我一个人穿暖了怎么行呢！”姑姑这才理解了向前的心。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后来彭雪枫不止一次把它作为故事讲给别人听，要大家想一想这短短几句话。
徐向前的父亲自从儿子走后，他对国事、政治时时留意，尤其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动向更为关注，想方设法打听消息。有一年，曾有南京政府军的两名副官来看过他，两人口称是蒋校长派他们来的，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没有，知不知道徐向前的下落。徐向前的父亲回答很巧妙：“自从象谦考上黄埔军校，就不知哪里去啦，连点音信也没有，我正要找你们蒋校长要人呢！”两名副官啼笑皆非，不得要领而去。徐向前和家人、乡亲们的中心话题是抗日。
人们心中有不少疑问。中央军撤退的风越刮越大，大家担心家乡沦丧，当亡国奴，问徐向前该怎么办？徐向前说：“大敌当前，每个中国人都应当有所准备。要沉着应付各种情况，要准备着过战争的生活。日本人来了，你们就拉起队伍，上山打游击去！”他对闻讯前来看他的东冶镇“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说：要做好抗日宣传，把乡亲们发动起来。不要怕日本人，不要当旁观者，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在战斗中求生存。有人提出组织游击队，要徐向前发枪发子弹。徐向前说：“枪和子弹都可以给，但现在不行。
当务之急还得自己想办法。红军的传统就是从无到有。没有一支部队是武装好了才去闹革命的。只要有抗日决心，就能想出办法武装自己。“一席话，使大家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徐向前的大姐和二姐的孩子都要求他把他们带到部队去，上前线打日本。徐向前尊敬两个姐姐，从小听她们的话。在他看来，姐姐们的话同母亲说的具有同样的效力。在姐姐没说话之前，一直没答应。当姐姐说”行“时，他才答应下来。①夜深了，人们陆续散去。一家人静下来又谈起了家里的事。姐姐、嫂嫂、妹妹都说。娘晚年很想他，病倒在炕上的时候，还不断呼唤他的名字。徐向前很悲痛，立即让女儿松枝掌着灯，来到上房西屋，在母亲灵枢（当地习惯，老年夫妇先死者可不下葬，而停灵枢于家中）前站了很久，很久。姐姐送来了打着”钱印“的黄表纸，替徐向前把它点燃……。
第二天，在东冶镇沱阳学校群众大会上，徐向前用五台乡音又演讲着抗日救国的道理。
①后来这两个孩子在抗日战争中都牺牲了。大姐的儿子郭富安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一起殉难；二姐的儿子赵希圣阵亡于“百团大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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