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10章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第11页]

　　●边区第二师范首任校长

　　救救孩子的呼声，喊在二十年前。

　　教育孩子的责任，落在我们双肩。

　　嗨！我们，我们，我们第二师范的青年。

　　当日寇的炮火响在黄河边，

　　当将士们战斗在前线，

　　要艰苦的学习，艰苦地锻炼！

　　才有健康的乳汁，去哺育孩子们。

　　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明天！

　　这是成仿吾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写作的校歌歌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这嘹亮的歌声伴随着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追求知识和理想的脚步打破了关中川山、马栏河畔百年沉寂，为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的奠祭和发展带来了生机。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简称“二师”，是应边区当时所面临的战争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诞生的一所新型的中等师范专科学校。习仲勋就是第二师范的创建者之一，并兼任该校首任校长。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在关中分区新正县看花宫设立陕北公学，陕甘宁边区也将鲁迅师范由延长县迁至关中分区领导机关驻地马家堡。这两所学校在关中期间，习仲勋和分区领导给予很大支持。在陕北公学和鲁迅师范先后撤离关中后，一九三九年九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关中分区和三边分区分别成立第二、第三师范学校，并明确规定办学校宗旨是：“培养地方文教干部。”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二师的教育方针，一开始就确定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才能的青年为宗旨。一切从边区实际出发，培养边区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人才。第二师范存续十年间，又相继更名为关中师范、联合中学，在国民党军封锁、包围不断侵扰的环境中七进七出马栏，辗转陕甘晋，搬迁十多次，在数千里征途上留下了二师师生艰苦船创业、不懈追求的足迹和汗水。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领导关中分区军民进行反摩擦斗争的习仲勋在马家堡驻地迎来刘端棻、王伯勋、安已未等人。他们一行是受边区教育厅委派，来关中筹建第二师范，并帮助指导分区开展各学校教育的。习仲勋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讲话：

　　“一九三八年，关中分区有鲁迅师范，还有陕北公学，对发展边区党政的群众是十分留恋他们的。今天成立地方性的师范学校，这对分区来说，是一项重大建设。”

　　他还宣布筹建小组的人员分工，在筹备学校的同时，结合分区冬学为二师招生。二师选定在马家堡西边沟畔上鲁迅师范旧址建校，同时置备了图书教育，调派教育员工。结合冬学招生六十九名，编为师范队和预备队，按军事建制编为一个大队。习仲勋兼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下设教务、生活指导、事物三个处。学校有党支部、学生会。

　　一九四0年三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在马家堡校园内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工、青、妇各界代表莅临大会，表示祝贺。二师在范摩擦斗争中诞生了！习仲勋此时正在延安出席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但他对二师的顺利建成并兼任二师校长高兴和欣慰，因为在他的少年时代毕竟有一段不寻常的师范生经历。尽管他担负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重任，战事频仍，公务繁忙，但仍以极高的热忱为二师乃至全分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三月三十日，第二师范师生在参加分区召开的反王拥蒋大会时，因遭顽固派炮火袭击返回学校。习仲勋等分区领导在决定分区党政机关撤出马家堡的同时，也首先考虑到二师师生的安全，遂指示二师向新正县二区三甲原的索罗村转移。次日晨，二师师生及附小高年级学生安全到达目的地。建校初期处于战争环境，习仲勋非常关心二师的建设和发展。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巩固学校、保卫关中”的口号。巩固学校，即增强干部团结，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千方百计把学校办好；保卫关中，即学校要积极协助党政军动员群众参加反摩擦斗争。这一口号的提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效果。习仲勋还特别叮嘱二师领导同志说：“学校要依靠群众，依靠地方党支部的乡政权，要和驻地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是学校安全的重要保证。”为了解决学校在生产劳动中工具问题，习仲勋提出学校是收拾与群众变工互助，即学校派学生给群众锄一天地，群众帮学校犁一天地，即解决了学校的困难，锻炼了学生，有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五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分区的武装摩擦，二师的安全受到威胁。习仲勋找刘瑞棻说：“顽军要进攻分区，逼迫我们退到山里去。二师在三甲原不安全，可以迁到新正县去。再不行，还可以迁到南梁老家去。”他还特别说：“今天二师的任务是保障学校一百多名师生的安全，好要准备接受分区顽军侵占区教师，担负保存干部的任务。学校要学会在反摩擦斗争中办学。”五月下旬，三甲原群众用二十多头牲口托驮着图书、教育和日用品送二师到二百多公里外的新正县二区傅家山。

　　八月下旬，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取得了胜利，关中分区形势也相对平静了一些。习仲勋指示二师又搬回了离分区领导机关驻地较劲的新正县后掌村，十一月下旬，形势有趋紧张，习仲勋以关中分区党委常委会名义指示二师：一、学校要加强集中领导；二、学校组织要简单灵便；三、学校要实行办军事化；四、学校党组织要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党员要起核心作用，去巩固学生情绪。指示下达不久，顽军有进犯边区，二师遂从原上的后掌村迅速转移到东山沟的马栏川悟空洞。翌年十月，鉴于分区党政军机关要迁往马栏，习仲勋建议二师搬迁到马兰镇以西八里地的黑牛窝。至一九四三年处，又与关中警备区司令部调换，移址马兰镇。

　　第二师范诞生于国民党顽固派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炮火之中，短短时间内就经历了七次建校，六次搬迁。如何适应特殊的历史环境，如何在饥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一新的校风，保证吃饭、住宿和教学不间断进行，成为习仲勋和其他校领导考虑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他们提出“白手起家，艰苦办学”的方针。每迁徒到一地，师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建校园，解决衣、食、住、教问题。一九四一年十月，学校迁至黑牛窝后，即开展了“十月劳动建校节”活动，一个月内就打成窑洞八孔，整修旧窑洞十二孔，基本满足了住宿、教学、办公及生产生活需要。有时在搬迁的过程中，走到哪就在那里教学。没有教师就利用牛窑或露天上课；没有教材，教师自己编写；为了节省灯油、纸张，还采取晚上上音乐课，改写书面试卷为课堂问答、沙盘练字、演算等，因地制宜、因陋就间地坚持教学工作，并逐步建立了符合实际和自己特点的教学秩序。到一九四二年底共招收学生五个队，举办了小学教师集训会、冬学教师训练班各一次。

　　习仲勋曾回忆和评价说：“二师有不少时间游居在山村群众的土窑洞里，有时在旷野、林间以至行军途中坚持教育和上课。当时学校流行这么几句顺口溜：‘庙宇是学校，大地是课堂，借日月星光，读大块文章。’没教材。老师自编自选，没有黑板，借用群众的门板；没有粉笔，用黏土快制作土粉笔；没有纸，利用桦树皮和旧书报；没桌凳，做的是砖头石块，膝盖当课桌。自己打柴烧木炭，开荒种粮种菜，采野菜，防棉线，白天上课，晚上放哨，还过军事训练和演习。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始终紧紧地结合在结合在一起”。“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特定历史年代里，二师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党、政、军和、建、教、新闻、文艺、出版、医疗以及工、青、妇等各个方面、各条战线。”

　　习仲勋兼任二师校长两年多，以很大精力进行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四0年九月下旬，学校在后掌村召开了一次师生员工民主大会，习仲勋自适自终参加会议。学校领导认为，这次大会。首创了集思广益的民主方法，是二师创建以来所没有过的，他充分发扬了民主，增强了团结，总结了经验，改进了工作，使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学会了如何在学校发扬民主，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次会议的缺点是对民主的理解有片面性，过分强调民主，搞极端民主化，有人甚至认为学生会与行政领导是平行的。习仲勋对此次大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样的民主大会以后要特别慎重。在全校大会上学生面对面批评教师，这不见得妥当。”习仲勋讲话后，类似问题及时得到纠正。

　　一九四一年六月下旬，德国法西斯统治集团向社会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二师师生对这一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认识不一，议论纷纷。六月二十七日，习仲勋带《关中报》主编胡炎骑马感到悟空洞，在校门沟前口的大树下为师生们作专场实时报告。他概述了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式，论述了苏德战争性质与前景。他以浓重的关中口音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年来，战火越烧越旺，战争越大越升级。这次希特勒倾巢出动，入侵苏联，标志着战争规模的空前空大，战争的性质也起了根本行变化。在此之前，除了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外，主要是德、意、日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此后，即转变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侵略奴役的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反抗侵略奴役的民族保卫与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性质的战争。德国入侵苏联与日本侵略中国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奋起反抗都是正义的卫国战争。正义战争是人民直接参加的战争，必将取得胜利；非正义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战争，必将遭到包括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以失败告终。当前的任务是要动员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组成国际反法西斯同意战线，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习仲勋的报告澄清了二师师生一些模糊认识，对于正确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还注意和教师、学生交朋友，耐心细致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原二师学生张西民曾回忆起习仲勋五十八年前对自己的一次深刻的教诲：“一九四0年，彬县一位叫何治中的学生对我说，彬县师范条件好，第二师范师资好。二师流动性大，还要打柴、帮灶，吃黄米多，条件的确艰苦，当时我的思想上有些动摇，想到彬县师范上学。我的想法被指导员石大康知道了，他又报告刘端棻副校长。那是石大康同志每周要来一次二师，给学生做时事报告，将抗日局势，鼓励学生不要怕艰苦，刻苦学习。一次他来学校后，让人找我。我心里嘀咕，这么大的官找一个学生干啥？我去了以后，刘端棻老师介绍说，这是要去彬县师范的张西民。仲勋同志亲切地拉起我的手，笑着说，你这个‘小反动分子’，怎么想离开这里？他还问了我父亲的名字和家中情况，又拉家常似地启发说，我们今天吃苦，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红军长征多艰苦，有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为了什么？再说，现在不光学生苦，老师也苦，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群众都很苦，但一定会苦去甘来。以后他又连续叫了我七八次，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最后一次，他问我，你这个‘小反动分子’转变过来了没有？我说，转过来了。他才满意地笑了。”

　　一九四一年春节前后，全校九十多名师生患伤寒，刘端棻副校长也卧床不起。习仲勋得知情况后，立即请来雷家庄老中医张质平到学校为师生治病，他还把自己保存的两支针剂送到学校，用于危重病好。后来张质平精心治疗下，病员们恢复了健康。

　　一九四二年三月，刘端棻奉调延安到陕甘宁边区师范（延安师范）工作，刘对二师怀有感情，留恋不舍。习仲勋也对这位创建二师付出心血并在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已建立了浓厚的友谊，建立了历史性的感情，因而不愿分离。但是我们都是革命队伍中一员，要听从党的安排，服从组织的调动。要做好交代工作，主要是工作交代，要总结二师的工作，并把总结交代给学校新的领导人。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习仲勋带分区宣传部等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二师召开的校务扩大会议，在刘端棻总结二师总结后，习仲勋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二师两年来工作所得的成绩，确认了将一九四二年定为“二师建设年”的工作设想和正在实施的六项任务，即：精简机构和行政人员，曾产节约勤俭办校；贯彻《师范学校规程》，提高教学质量；建立常规制度，开展工作研究；减少学生繁多的劳动负担；加强学校环保卫生；添置校产，改善物质条件。这一年，在全校师生的努力下，“建设年”的六项任务基本得以实现。

　　是年夏，二师一班二十九名学生学生毕业，学校为他们颁发了由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和校长习仲勋、副校长邹锦城署名的毕业证书。二十九名同学留校工作五名。在此之前，一百多名同学因革命斗争需要提前离校，已工作在不同岗位。

　　习仲勋兼任二师校长，只是他负责全局工作的一个方面，但他对这段经历极为珍视。四十八年后，但他得知在编写二师校史时，编写下了一段关于二师的文字，感情之深，溢于笔端：

　　“我离开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将近半个世纪了。回忆起当时在那里开办边区第二师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听说陕西省人民政府已在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镇树立纪念革命旧址石碑，原二师在马栏的校史，这些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

　　陕甘宁边区长期处在国民党军包围封锁的环境里，个中等学校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谈不上有什么设备，大致是按抗战初期延安的陕北公学之类的办学路子进行的。特别是二师，常因国民党对关中分区的不断袭扰，因难频添，不能按正规化的要求办学，不受旧教育框框的束缚，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从实际出发，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辗转陕甘，依托农村，因陋就简，因材施教，坚持办学。以后历届的校长也是这么做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写自炮火和硝烟的自传

　　习仲勋守护党中央驻地的南大门六年间，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屡次挫败了国民党制造的摩擦、蚕食等破坏活动，巩固和加强了边区党、政权和武装组织，同时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发作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粮食和兵员。

　　“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党组织对习仲勋作的鉴定中的一句话。事实确实如此，这位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地方领导干部，始终把自己根植于劳动人民之中，以炽热的赤子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

　　一九四0年六月，观众分区还燃烧着反磨擦斗阵的战火，顽固派武装进攻的炮声时紧时松。在紧张的战争间隙，习仲勋回忆与思考的思绪不断拨动着他感情的波澜，因为这时党中央有一个要求，即规定各级领导干部个人《自传》。他想到生育自己的那方土地和黄土地的人民，包括父亲、母亲和家人；他想到了自己学生时代对知识真理的痴心追求；他想到了投生革命十五年来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和许多在此期间倒下的先烈和战友。曾有好几天他时而低头踱步，时而凝神沉思，辗转反侧，夜难成眠。六月十九日，习仲勋在阳坡头关中分委地一普通的土窑洞，写成一份《自传》。

　　《自传》首先谈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童年；

　　“我出身贫苦，当我幼年时，家境不大好，我记得除自耕中别人田地。当民国八九年时才算中农。父母俱以农为业，全家生活都是靠种田维持。斯时，已有天地百亩，耕牛三头，房子六间，我不欠人债，人也不向我借贷，全年自己劳动收获，除交纳粮捐款税外，以将就过活，但每年很少剩余。民国十七年，因我被捕入狱，双亲患疾亡故。斯年后陕西大旱，整两年未收，吃用短少，东挪西借，竟累得一个小康之家一变而为贫穷不堪，后经家族艰苦经营十年多，家道又有好转。”

　　他在简述了家庭后来的经济状况和自己的小学经历后，特别写到了在立城学校时革命形势对自己的影响：

　　“我这时的处境是非常好的，一方面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这个学校我县最进步的革命堡垒，所以不仅在教师中有不少的革命指导者，而且全校学生早就结成一支有力的革命队伍参加在这一革命洪流中，我思想上进步正是由于当时这种革命环境给予我以极大推动，因而我除了校内活动外，也开始走进农村活动，每逢革命节日及星期日我们都分队下乡工作。而主要的是广泛地宣传与组织农村，发动运动起来反对封建压迫与地主剥削，是学生与农村运动结合起来，整齐步调，共同奋斗。我就是在时加入青年社（民国十五年春）。同年春又经宋春梅、武之镇介绍加入共产党主义青年团。由斯时起，我就过着有斗争意义的生活。当时革命环境允许有各种革命书报阅读，但可惜我自修能力太差，多读而多不能领会。惟有半公开的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但不懂，年龄太小，而记忆的总是一知半解，甚至还不懂共产主义如何正确解释。总之，我这时认识共产党好，反正要干他到低。”

　　习仲勋在这份《自传》中，回顾了自己因参加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潮，因遭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在狱中入党，领导士兵暴动，渭北陕甘宁边边时期的革命斗争以及在错误肃反中蒙冤受屈，随西方野战军西征等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劳动人民深深的爱。这份《自传》给人以重要启示，就是一个革命者必须在群众斗争的风浪中锤炼意志、曾长才干，要经得起严酷环境和个人荣辱得失的考验。从《自传》可以看出，他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个人的苦乐忧患同劳苦大众的利益和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以忠实地群众做好每件事情的具体行动，不断地磨砺自己的思想品格。

　　习仲勋这份写于炮火与硝烟中的《自传》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赤子之心，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和印证。

　　习仲勋主政关中分区之时，因为处于战争环境，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但是，发展生产、保证军粮供应和解决好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也成为萦绕在习仲勋脑际的重大问题。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支援长期抗战，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实行“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一九三九年起，分区机关首先在新庄窝开办农场，乡区机关及各县也办起了农场、合作社，以解决分区工作人员吃粮和物资贸易问题。习仲勋兼任县长的新正县政府在西牛庄开办农场，每年产粮八十于石，基本上达到了粮食自给，据当时对分委驻地的杨坡头村三十六户典型调查，原来的十五户贫雇农，三户便分别达到中农或接近中农水平。同时该县还成立了消费合作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工商贸易单位，拥有股金二十一万元，其中县政府投股金五万元。纺织厂年纺纱四百五十四斤，织布九百十五丈，解决了全区三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问题。完成救国公粮三千八百九十六石，超额二十六石；完成公草二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六石，超额三千七百三十七斤。此外，群众还自主给政府余粮八千石，购买支援边区建设公债券七点七二万元。六百二十四人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警备部队，一百五十五人参加地方游击队。

　　一九四一年，关中因旱灾夏粮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时下种，对此习仲勋提出每人种二亩荞麦，当年二十万亩荞麦收获四万石。秋种时，习仲勋又要求每人多种一亩小麦，并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粮丰稔，群众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习仲勋尊奉的一个人生信条。在关中地区的广大农村的当年在关中分区工作过的老同志中还流传着习仲勋体贴爱护干部、关心群众的许多佳话。

　　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妻子生小孩时发生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庚申给请来大夫，买来了药，使婴儿顺利生产，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小孩了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的家中，房东的妻子嫌弃聋哑人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还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这件事在群众中传开后，都称赞说：共产党的分委书记真是为老百姓操尽了心！”

　　有一段时间，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地区传染流行病，日渐严重和蔓延。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意识到少数民族兄弟生命安危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一方稳定团结全局大事。他即派专人赴延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进行治疗和预防，从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愈了染病的回民群众。

　　习仲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本色，以其模范的行动和影响着身边的人员。由于条件的限制，观众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弯一带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松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有匹马，但每去农场劳动和其他活动，他总是让马给同志们托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一次有位同志问：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提倡新生活运动，让人们走路靠右走，那左边让谁走呀！习仲勋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我们搞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目的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行人走路只是一种行为规则。但蒋介石搞的那套新的生活运动，和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都是对立的。

　　一次赤水县一位姓杨的老大爷来分委驻地看望习仲勋，同时带来了十颗鸡蛋。习仲勋亲手将鸡蛋送到机关伙食房，让给病人补充营养。大师傅激动地说：群众送给你的鸡蛋，他连尝不尝一口，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呀！最后，习仲勋还是将面条给房东老大爷吃了。

　　关中山区的冬日，天气特别寒冷，考虑到领导同志工作特点，分区机关给部门以上的领导每人缝制一件棉大衣。习仲勋知道后，并找到管理员张桂德说：我的大衣旧了点，但还可以穿几年，就不须在做了。你看看其他通知衣被鞋袜是否需要添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嘛！

　　习仲勋特别注重党政机关和部队的自重建设，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一九四0年四月三日，在分区领导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时，习仲勋以关中分区专员人员名义就保护群众林木问题致信林伯渠、高自立。信中说：

　　“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颗，价值三千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苗树亦属不少。这样对关中的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别设法予以制止为盼。”

　　习仲勋还十分关心优抚工作，包括对俘虏政策的落实。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三日，习仲勋两次报告高岗、林伯渠、高自立，在关中面临严重困难情况下，请求边去党委、政府帮助解决游击队活动和遣返俘虏经费，以及伤残死亡人员抚恤问题。他认为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政治上有利，特别是对于俘虏，“发给他们路费，护送出境，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可以替我们做许多宣传工作”。

　　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为之奉献出一腔痴情，群众也衷心地拥戴和关爱着这位年轻领导者。在习仲勋的档案中存有一份西北局高干回忆期间党组织当时对他作的鉴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动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

　　“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小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通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表示亲热和热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仲勋走的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头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作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的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咋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咋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碧如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阵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慰劳他，就是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的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却因为一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案引起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特别调查，而习仲勋当时对此事是不知道的。当时受命调查此事的边区保安一局局长师哲回忆说：“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关中去查清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中有老有习仲勋的名字。他说，我们对习仲勋并不怀疑，但要调查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到关中之后，在截获的电报中看到仍有习仲勋的名字，但此时习仲勋以调赴绥德地委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调查，疑点集中到了家在边区而人在旬邑县职田镇的国民党特务专员杨红超身上。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次秘密突袭，将该杨捕捉，押回边去境内。经审讯证实他给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全是编造的假情报，习仲勋的名字也是他随意写上的。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为了领些赏钱而已。从此以后，特务机关情报再也没有出现过习仲勋同志的名字。西安国民党情报机关给蒋介石的密电还很遗憾地称，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了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云云。”

　　一九四二七月，习仲勋经历八年多艰苦而紧张的战斗生活后，奉调出任西北党校校长。在此之前，关中分区隶属由西北局委划归陕西省委。习仲勋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是年初，关中分区和陕西省委领导机关也先后移驻马栏镇。马栏由此开始到解散前夕一直是关中首付驻地。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地处子午岭的马栏镇四周的群山密林一片翠绿。蓊郁葱茏，在阵阵微风中发出轻轻声响，马栏河蜿蜒西流，汇入经水之中。习仲勋同送行的关中分区领导和群众道别后策马启程，他回望这里的山山水水，依依不舍之情悠然而生。马栏河西坡上有分区机关干部自己动手挖掘的三万多孔窑洞，机关、部队、学校、商店、疗养院、剧团分布在这个风光宜人的小镇周围。他虽然在这里住了近半年的时间，但眼前的景象却勾起了更远的回忆。从一九三六年开始，他两下关中，他同关中分区领导机关从旬邑到姚曲河，到马家堡，又到阳坡头、马栏等地，足迹遍及这里广大乡村；他同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在革命烽火岁月里，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最长，因而对这方黄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出席西北局高干会议

　　一九四二春，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的普遍的马克思注意教育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风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风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在党政军系统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迅速发动起来。四月二十一日，任弼时在延安边区参加会议大礼堂有两千多名干部参加的整风运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对整风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作出了部署。至当年秋，参加边区整风的党员干部通过文件学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兴起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通过检查工作，反省自己，纠正错误，增强了团结，改进了工作。

　　为了彻底清除王明路线在边区的影响，加强边区党的建设，从十月十九日开始，中共西北局中啊开了一次为期八十八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之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从杨家岭住到了西北局机关“蹲会”。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也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参加这次回忆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二百零九人列席了会议。习仲勋作为西北局党校校长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议题是：痛过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经、整党政军民关系，建立党的一天元化领导；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明确当前工作方针，转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树立新风。代表党中央指导会议的任弼时说：“这次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党性测验的大会。”

　　习仲勋认识到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去的很大进展的基础上召开如此规模很大的会议，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他对会议的安排极为赞成和拥护。发生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尽管已过去了七年时间，但是数百名没有牺牲与战场、而是倒在“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刀下之口的党政军优秀干部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际，不少为革命出生入死、从错误肃反的牢狱中侥幸生还的同志仍受不公平待遇，许多同志对当年在审查错误肃反的决议中一些结论长期不能接受，争论激烈。习仲勋认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三十年代前期出现的错误肃反历史问题，是在我们党还没有脱离幼年时代、而又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负责检查和处理此项工作的党务会在纠正错误肃反时，党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王明“左”倾路线，只是要求尽快释放刘志丹等大批被捕同志，迅速结束错误肃反，以澄清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于彻底肃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尤为重要。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凤凰山麓的边区参加会大礼堂开幕。习仲勋和出席大会的四百多名同志一起聆听了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讲话开宗明义：这次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合乎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就包含着很大的斗争，好的保留，坏的整掉，就是斗争。一个人也如此，去掉坏的思想，保存建设好的思想。后来，毛泽东又用两天时间结合，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习仲勋参加了由西北局常委陈正人负责的整党整学专员会的学习讨论，半天阅读材料，半天进行小会或大会讨论，以“思之不得，梦寐以求”的正逢精神揭摆事实，开展批评，做自我检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一月五日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原西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及陕北）的历史问题阶段，接连十一天的会议紧张严肃，思想斗争身为激烈。其实，在这次之前几年间围绕一九三五年秋季错误肃反和对这段历史的结论，就一直存在着严重争论和准备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面对错误肃反造成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十一月，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作出初步结论，由于中央对遵义会议前占全党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讨论，因此在所的结论决定中对错误肃反的性质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局限性，个别提法甚至是不正确的。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审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并由委员会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

　　冬日的延安，气温很低，但是正是在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却在热烈、紧张而又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会议本着“是就是，非是非”的求是精神，核对事实，讨论陕北错误肃反的性质、危害，进一步澄清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责任，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遭受打击和错捕的同志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与会同志的情绪很高，有好几次大会一直开到晚上八时才告结束。

　　十一月十一日，习仲勋在大会上发言。他一开始就风趣地说，我也是当时戴了狗头帽子的一个，所以我的发言也是根据这次整党的报告，只想讲一点，关于陕甘边党内一些历史问题的问题。我觉得，关于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不是仅仅地讲肃反问题就可以讲清楚，它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

　　习仲勋接着结合自己的亲自经历，讲述了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发展过程中陈家坡会议，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阎家洼会议等重要历史事件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思想斗争。他列举事实说明，根据地建设一旦受到“左”倾路线极其执行者干扰时，就出现挫折，就遭受损失，甚至全军覆没。他严词批判杜衡推行王明路线给苏区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春，正是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的时候，在这时红二十六军是由以后当了叛徒的杜衡领导的，当时他在红二十六军当政委。这时虽然部队正式改编了，所谓一个团，实际上兵不满三百，枪不足二百。杜衡当时的领导就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所以他未来红二十六军前，就口头上喊陕甘工农游击队是逃跑主义，不能再陕甘边一带领导群众斗争。事实上他来以后，以他口头上的所谓正确领导，执行一条“左”倾路线。他为了提高自己，中间回过一次西安，和陕西省委作斗争。第二次回来时，杜衡的思想变得相当坏了，眼看着就要离开革命队伍。他从合水的黑幕原给后方写了一封信（那时后方就是现在的照金），他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我也是非常简单的，懂得的非常少，确实是在那里摸索。我觉得这不大妥当。陕甘边苏区虽然不大，但是党和红军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没有和巩固的根据地，但那些地方还有广大的群众，我们说，离开陕甘边苏区不发展，另外又要创造什么新苏区，这大概不大妥当，当时我们写了个意见信，也没有引起杜衡的重视。后来，打陕北创造新苏区的计划行不通，就来了南下，即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那时整个路线是不正确的。这时开了一个南下会议，这个会议我没参加，据说当时会场的情景，就是杜衡一再坚持要打到南山区，创造谓华苏区。强调谓华那里有过去群众暴动的基础，那里地形也好，在物资补充方面也比较容易。他最主要的是提出和四方面军呼应，和鄂豫陕苏区取得联系，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难敌”。所以在这样的煽动情形下就南下了。当时杜衡的领导，完全是对党内采取个人统治的办法，不仅同志军队，而且统治了地方党，一切是个人说了算。这次会议没让王世泰参加，王世泰是当时的二团团长。他不知道这件事，一直到过了渭河经过灞桥，王世泰说则么办呢？一股劲向南走，这才知道是南下。二团一南下，就全军覆没了。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他接着说，由于陈家坡会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了错误思想干扰，继而又提出了新的整军计划，南下失败后的红二十六军才逐步恢复和壮大起来，，把几十个游击队编到红二十六军部队，在三原武字区、照金苏区，还有合水的北部、庆阳的南梁、保安一带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所以从这里以后，在总的政治路线上，仍以创造陕甘边苏区革命运动的形势，恐怕另外是一个情形，红二十六军也不会重新建立起来。不到处开展游击战争，不组织领导群众，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习仲勋讲的第二个问题是陕甘边党内在各政策上的争论和斗争。他指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苏维埃运动和游击运动正处于巩固和扩大时期，外部国民党武装加紧了军事“围剿”。边区还缺乏大批经过斗争的中下层干部，加之又长期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因而在这个情形下，要想非常坚固、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

　　习仲勋讲的第三个问题是陕甘边区、陕北苏区肃反和肃反带来的恶果及革命遭到的损失。他严肃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强加给陕北边区党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取消主义”、“逃跑主义”、“稍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重的土匪色彩”等种种罪名。他引用刘志丹的话说：“有稍山主义不错呀！没有稍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开展新的进攻呢！”他说，“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指责陕甘边区党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者刘志丹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窜山林主义，枪杆子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以根据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稍山主义。他风趣生动的话语博得与会同志一阵笑声。

　　习仲勋在发言中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是在肃反开始之前，组织了小代表团，我是小代表团之一，那时上有大代表团，下有小代表团，我是洛河川的小代表团。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时便开始了。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即分清是非，有团结同志，对在肃反中严重错误的人提出批评，主张这些同志首先敢于“亮丑”，敢于承认错误，才能有利于找准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改正错误，轻装前进。他形象地说，几位同志发言中都说到要人家帮助他“脱裤子”，把问题搞清楚。脱裤子变成脱帽子，露出一个光头来，什么具体错误事实也没有，只是笼统地承认错误，这就不利于分清是非，好像疯子打架一样找不出个原因来。如果是这样子，怎么能改正错误呢！这个大会重要的是要把陕甘边区党的历史的问题搞清楚，是我们党今后更加一致，更加统一，更加一元化。如果过去历史上的问题不搞清楚，这就会使得边区党在今后的建设上受到很大损失。今天要使全党同志进步，特别是犯了错误在今天还表现不诚恳，不坦白的同志，因在这次大会上老老实实下决心诚恳地承认错误，纠正错误。这样才是我们个人之幸，全党之幸，！

　　在习仲勋发言前后，围绕西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等方面的问题，徐向前、王振、高岗、马文瑞、祝理治、郭洪涛等七十多人在会议上发了言。

　　十一月十七日致十八日，高岗在大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的报告，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做了结论。毛泽东肯定这个结论说哦，你们作了一个西北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要的。七大要作这个结论。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十二条经验的报告。毛泽东生动地指出，要借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之“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刚从山东回到延安的刘少奇也向会议作了报告，叶剑英、贺龙。彭真等也在会议后期分别作了报告。这些讲话和报告对于习仲勋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理解和领会当前的形势及任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一月八日，习仲勋以《关于党史简述》为题发表长篇讲话。他首先从大革命时期在关中旬邑县前义村建立的农村支部谈起。分析了在此期间发生的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接着又谈到刘志丹领导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以及在五倾塬、照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留下的深刻教训。他特别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关中地区党组织开展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以及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反共磨擦的情形。他概括关中党的历史经验说：（一）关中党是经过了三个时期的斗争（大革命、苏维埃、统一战线），它具有公开的、秘密的、武装的丰富斗争经验，领导着关中广大群众，并和他们密切地结合着，进行了保卫关中、保卫边区的各种残酷斗争。（二）关中党的产生，始于大革命时代，但它的发展壮大，是在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红二十六军的直接帮助与指导，给关中党发展存在以有力的支持。（三）关中党的发展，其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从它的历史全过程看，没有一天是离开了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同样是表现在关中的党里。

　　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时向大会作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任弼时的报告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习仲勋也深深感到，这一报告极全面、准确、深刻地总结了大会的成绩，不是泛泛地检查工作，规定任务，而是深入到各种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里，克服了党内一些思想上的分歧观点和认识，在思想上奠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础。

　　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目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央重新审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任弼时在讲话最后感慨地说：如果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也是会损失掉了的。

　　会议还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

　　未经过严冬的人，体味不到阳光的温暖。当习仲勋等一大批从错误肃反的九死一生的炼狱中走出的人，听到任弼时讲话和中央决定的传达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长期郁结心头的疑虑、困惑和沉痛终于得到排解，多年来笼罩于心头的迷雾终被拨散。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这次会议认真负责的总结和检讨中得以廓清。

　　值得提及的是，四十年后，中共中央重申了这一历史结论。提出，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分清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莅临会议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会议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习仲勋等二十二人予以奖励。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毛泽东为二十二名获奖者的奖状逐一题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三十五年后，习仲勋曾深情回忆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他还回忆说，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正确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

　　历时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之时正是农历马年岁末，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癸未年春节快步到了人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敲起锣鼓，扭起秧歌，呈现出一派辞旧迎新的欢庆气氛。此时，习仲勋接到了西北局通知，决定他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