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09章 反磨擦斗争 [第10页]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日了里

　　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地处子午岭南麓下的新正县马家堡，由于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苏维埃政府的进驻，使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顿时热闹了起来。

　　马家堡位于旬邑县城以东二十公里处，东北两面都筑有土城墙，西南两面环沟，由北向南呈缓坡形，是一个即易防守有利用撤退的小村寨。马家堡以东一里许的职田镇，是国民党镇公所和地方武装驻地。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成，两村镇间时常有人员往返，双方相安无事。习仲勋同关中党政军机关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七月，已是酷暑季节，但关中特区大部分分山区因被乔木林覆盖，温带季节气候特征非常明显，常常天上出现云朵，地面就有间断阵雨。当然，平常大多仍为晴朗的天气。七月上旬的一天，在数千里之外发生了重大历史事件。消息传来，立即在习仲勋和关中广大军民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腥风骤起卢沟畔，血雨横飞华夏天。”七月七日晚十时，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演习，已有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继而又无理要求中国卢沟桥宛平驻军撤出防地。我二十九军已举兵抗击，誓与城共存忘。七七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七月八日晚，中共中央发表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民族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由此屡遭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

　　全国出现的抗战形势和中共中央抗日宣言的发表，使关中苏区的军民受到极大鼓舞。习仲勋紧急动员全区部队和群众，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加紧军政训练，大力发展生产，时刻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

　　以此同时，在关中腹地泾阳县云阳镇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内更是一派繁忙紧张景象。伟大的红军时代快要结束了，根据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为联合抗日的四条保证中的第二条：“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给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红军在七月下旬开始按国民党革命军序列改编。七月下旬，红军前总在云阳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当前工作。红军前总决定关中特区选派一批兵员，补充改编后的贺龙一二0师，直接开赴华北前线杀敌。习仲勋接到通知后，立即布置在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进行兵员选调工作。经过层层动员，精心挑选，确定了五百名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的红军和游击队战士编成一个补充团，由特委宣传部部长郭炳坤带到富平县红二方面军（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驻地。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底，八路军总部和所辖三个主力师四万余名八路将士由陕西省泾阳、富平地区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在此之前，习仲勋还就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兵员选调问题专程拜会了即将出任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的贺龙，以致在五十年后印象仍极为深刻，他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贺总是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那是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领袖、南昌起义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领导将领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关向应、甘泗淇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的相处，和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此时，中国政治时局不断朝着有利于全面抗日方向发展。九月二十二日，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抗日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特区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二十五日，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出发先期到达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歼灭日军坂恒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消息传到关中地区，习仲勋和广大军民无不欢喜鼓舞，更加坚定了支援前线抗战到底的信心。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将改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十月，习仲勋等在马家堡主持召开中共关中分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了关中分区七百多名党员。代表大会着重“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问题”。会议产生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选举习仲勋、郭炳坤、张仲良、霍维德等同志为关中分委委员。习仲勋仍当选为书记。新的关中分委除管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个县委外还领导着专做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旬邑、淳化县两个八路军办事处。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习仲勋兼政治委员。

　　习仲勋曾回忆说：“以后的工作主要是巩固内部，加强边区民主建设，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由于处在一个较为和平的环境里，习仲勋以主要精力领导关中分区自下而上的民主普选区、县、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动员青年群众参加八路军和边区抗日武装，大力的抗日救国要求，结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建立起了关中分区工会、分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分区妇女联合会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中共关中分委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而又不让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指示，积极而慎重地在工人、雇工、青年学生和战士中吸收了一批党员，是分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习仲勋还为做好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花费了很大心血。他常常对干部们将对于边区周围的国民党民团要下大力气做好工作，要减少和阻止他们对边区侵袭骚扰，我们才能集中精力建设民主根据地。他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的王大牙、寺村民团的萧恩多、彬县民团的李仰止、旬邑县民团的郭相堂、太峪镇民团的文干卿、宁县民团的庞铭胜，同官民团的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民团头目除顽固分子外，都为抗日工作起到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边区压力。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洪德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勋的多方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二十五支，装备了分区部队。国民党驻吴家堡保安团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枪奔关中分区，习仲勋亲自同他谈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

　　习仲勋还特别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田玉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雷庄的老中医张志平、旬邑县的萧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蒋家坪村有一位叫蒋德宽的财主，有抗日热情，但一些同志说这些人靠不住。习仲勋分析说：“事物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我们要具体人具体分析，不同事不同对待。蒋德宽虽然是地主，但他支持儿子当红军，又在物质上积极帮助我抗日，像这样的地主就应当团结争取他们。”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各个村落，走家串户，调查了解社会现状和群众情绪，深入细致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一次，他同分委秘书杨再泉到另外一个村落看望群众，当他得知该村有位叫穆润身的在国民党任职时，便主动到穆家登门造访。他诚恳地对穆的父亲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的儿子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只要我们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还欢迎他，也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解决。”一席话使这位老人身为感动，表示一定要为抗日出力。这一时期，习仲勋还结交了如刘岗、李树兵、张德英、刘孝宽、张臣武、何永福、赵德华、焦家训等数十名各界人士，他们在抗日工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做了有益工作，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习仲勋后来在回忆在抗战时期的关中工作时曾说过，那是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工作是按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指示，循序去做的。”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平静和平团结抗日的气氛很快蒙上了阴云，继之而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摩擦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更是愈演愈烈。

　　●旬邑事件前后

　　摩擦于反摩擦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这种矛盾从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就存在着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陕甘宁根据地红军就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七七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敌后作战，边区仅留少数留守部队，军事力量对比明显处于劣势。加之日军已侵占黄河东岸的南起风陵渡、北至大同一线，不时炮击西岸河防阵地，威胁陕甘宁边区安全。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既要固守千里河防，阻止日军西犯，又要对付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包围侵扰。因而从抗战一开始，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处于险恶环境和强敌围困威胁之下。

　　从关中苏区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是反磨擦斗争的风口浪尖。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中部、店头一带很长一段狭窄地带，陕甘宁边区军民形象地比之为为“葫芦把”，把关中苏区戏称“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把它作为首军事目标，进而侵吐整个边区。为此目的他们对关中分区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从未停止。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分委担负着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斗争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由于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当时关中分区兵力较少，开始只有保安独立一营、二营及几个县大队。后因摩擦不断升级，才调保安独立三营到关中分区。而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二十万正规军。兵力对比之悬殊、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习仲勋在一九三四年曾讲过：“山雨欲来之风满楼”的形势：阶级敌人是不放弃反共斗争的，随着全国的反共高潮出现，关中周围的友方对我们也不列外，开始限制我们在友区的群众工作，驱逐我们各县办事处，继之向我们进行破坏暗杀工作。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反共斗争更加积极了。

　　事实正是如此，胡宗南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的防地，应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为由，不断向关中分区袭扰挑衅。据粗略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0年六月，国民党军武装进攻关中分区达六十四起。在此之前的一九三八年五月间，首先发生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公开枪杀我方工作人员张科科事件。在关中的周边一带土匪武装也活动频繁，对苏区社会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十月十八日，习仲勋至函郭洪涛转陕甘边区党委，就关中近年匪情向边区作出报告。这是现存档案中最早以习仲勋名义给上级党委的文字报告。报告称：

　　“关中近来土匪的活动又呈活跃，这虽不在苏区内，而已危机苏区边境。如中宜之双柳树一带，突窜来股匪扰害，有人、枪三十余，后又他窜，今尚不详其窜往何处；宁县也与本月十月前突由山后槐树庄窜来一股，人二十余，枪十九支，遂经当地自卫军竭力追剿，匪又窜匿山林；在方镇附近之宋村亦匿有匪众数十人，多带短枪，常散居，且说有无线电台等物。又如在礼泉境之董三四等，近不仅在泾河畔一带扰乱，并有计划地派人到苏区活动，企图再组织更大的叛乱。除驱旬之际曾破坏一机关外，其他均多不敢动作。特别在苏区，近来自卫军更加活跃，而苏区人民近受匪的扰害，还算没有。我们现在已拟定剿匪计划，动员和我们关系好的友军及各县基干自卫军、保卫队，作严密清剿，特别是深入中宜以西之大山里。作彻底搜查，已绝匪患。”

　　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苏区的武装进犯更加猖狂，军事摩匿迭起。

　　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战争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也将其政策重点由消极抗日逐渐转向反共反人民上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反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动日益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继陇东分区的镇原。宁县事件后在关中分区有制造了震惊国人的旬邑事件。

　　一九三九年初，因河防吃紧，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边上的荣校（残废院）奉命转移到陕西旬邑县城南的土桥镇。一月下旬，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及国民党彬县专员张明经调集保安队二三千人，武装围攻八路荣校。习仲勋得到消息后，审时度势，及时指示荣校撤离土桥，推驻旬邑县成以北数十里处的看花宫，从而避免了可能遭受的伤亡。五月二十五日，八路军荣校一工作人员出城采购，突然遭该县保安队枪杀。荣校伤残人员闻讯，群情激怒，遂派代表前往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该县长未问事情曲折，反而指挥保安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伤残人员代表九名。随后张中堂又率领大队人马，向驻旬邑县成的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进攻。同时还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配合国民党保安六团一营日夜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七天八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推出县城。旬邑县城被顽军占据。出城时，有十七名重残人员掉队被俘，后全部惨遭顽固军队杀害。【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密切关注着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战争。五月下旬，正在延安向西北局汇报工作的习仲勋得知国民党顽固派以优势兵力向驻守旬邑县城的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发动进攻时，心急如焚，日夜兼程赶回马家堡，即派分委宣传部长郭炳坤、组织部长张凤歧进入旬邑县城，以加强该营的组织指挥和正职工作。郭、张未进入城内，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已迫于兵力悬殊，撤离县城。

　　习仲勋主持分委紧急开会，分析研究面临的形势，做出了新的行动部署。分委认为，分区独立营坚守县城数日，顽强抗击来犯之敌，精神可贵，仗得打也是好的，只是推出县城仓促了些。鉴于敌人开始向马家堡等地发动进攻，分区党政军机关暂时撤出马家堡，到北边十多里外的长舌头驻扎。

　　国民党顽固派无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须以制造旬邑惨案，在关中分区军民中激起极大义愤。

　　习仲勋当时得知这些在抗日战场上虎口余生的伤残人员回到抗日后方竟死于“友军”之手时，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概。撤出县城的分区保安独立一营的官兵更是义愤填膺，纷纷请战，要求上级曾兵还击顽固派，夺回失地。习仲勋一方面向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报告情况，一方面按中央的精神耐心细致地做分区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他分析说，事情是顽固派挑起来的，他们杀了人，夺了地，我们自卫还击，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仔细一想，以武力还击，还是利少弊多，一则，敌众我寡的态度未变，我们又不可能大举曾兵，要打，吃亏更大；二则，顽固派正是想要我们动武为借口，而制造更大的摩擦事件。我们一定要按党中央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的指示办，保持克制冷静态度，等待上级解决。

　　同时，习仲勋和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张仲良致信国民党保九团尤奉山，晓以民族大义。信中说：你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军人，又是指挥官，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为前提。而后方少数顽固分子，无端造谣，祸起萧墙，日寇高兴，汉奸窃喜。你因该明察实情，悬崖勒马。尤奉山看信后，深有感悟，回信说：我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可以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

　　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即根据关中分区报告和党中央的方针，急电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并蒋介石、程潜，要求当局派员处理此案。电文称：“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敌余生，息养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

　　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当局杀人理亏，不得不派人调查处理。从而揭露了顽固派破环团结、残杀抗日伤残人员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习仲勋和关中分区的同志从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对党中央方针政策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在以后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作斗争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担负起组织团结全分区党员群众迎接更艰巨复杂的斗争的重任，九月上旬，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在新正县上墙村召开了分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习仲勋再次连任分委书记。习仲勋曾回忆这次会议说：

　　“七月间关中党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党员四千多人。在会议中检查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央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决定关中党在统战工作中是必须进行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必然规律。”

　　大会最后选出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张凤歧等十三名分委委员组成关中党的领导机关。九月五月，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等新当选分委领导成员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为中共关中分区历史记录了一个正规瞬间。

　　十一月十三日，习仲勋出席了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陕甘边区摩擦迭起、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已难以避免的形势下召开的。十四日，习仲勋和与全体代表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说：中国缺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因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中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一是封建势力。现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四种矛盾。外部的有两种，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内部的矛盾也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生长，二是封建残余的存在。这四种矛盾内外相通，以外部为主。他还特别讲道：“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掉了，还将什么团结？”“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就会有团结。”习仲勋对这一深入浅出、风趣易懂而又富有哲理的讲话感受极为深刻。他特别感到毛泽东讲话对于正确认识形势，指导对敌斗争和工作实际，非常及时和亲切。

　　习仲勋在这次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委员。

　　●摩擦迭起

　　进入一九三九年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方针，并制定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更是极力分裂统一战线，武装摩擦日益猖獗。他们在边区周围设立秘密据点，派遣特务、土匪，绑架和杀害我边区党、政、军工作人员，制造事端，并在短时间内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四个区、七个乡、一百三十一个村庄。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生动描述了边区当时的形势：“谋我者处心积虑，计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日益严重的形势，是身处反摩擦浅显的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习仲勋，深感焦虑和责任重大。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基本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领导分区军民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进行斗争，保卫边区南大门的安全。习仲勋还亲自调查研究，掌握敌情变化，适时提出斗争对策。

　　一九四0年一月二十一日，习仲勋以关中分区专员名义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写了《关于关中分区反摩擦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关中所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开展反摩擦斗争的行动方案。报告写道：

　　“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后，顽固派袭占了八路军驻防的宁县和镇原县，由此关中分区的环境日趋恶化。在军事上，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除原驻淳化、旬邑县城及职田、马栏的，又在其他地方曾加了许多新的队伍。陕西第七行政督察区保安队所编成之第四保安支队（一千余人），现已全部分驻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及更接近边区之用洛（一个中队）、张洪（一个中队）、师店（一个中队）等镇。耀县新曾一保安旅（一千五六百人），分驻小丘一个连（一百一十人）。正宁（山河）城内集中二百余保安队据守。新宁县已遭保安队的两次袭击，第二区区政府驻地襄炉镇的合作社被抢劫。后在我三八五旅警七团一营协助之下，已将早胜镇之反动武装、保甲全部摧毁。现双方相持。从表面看，顽固派属防御，实际上是准备力量图作再次进攻，我当然亦从各方面准备。除上述军队增防调动外，对方在淳化、旬邑、宁县一带之各市镇，大肆构筑工事，修补城垛，亩者，即勒逼买枪支，增其所谓防共力量。”

　　习仲勋详细报告了敌人在军事上的准备情况后，有列举了顽军在政治上有组织、有计划地配合其军事进攻的三个特点：一是特务机关有了增强和扩大密布之势。二是由特务机关加强，顽固派对我方在特务工作上的进攻亦大为活跃，致使关中分区目前处在特务工作之层层包围之中。三是我内部坏分子的叛变，更助长了对方特务工作的猖獗。他进而分析了顽固派尚未发动大举进攻的原因：首先对方的军事还为就绪，仅以现在所有兵力尚不足以“荡平”关中分区，因此还需要再走准备。其次特务工作随较前活跃，但仍未有根深蒂固之基础，所以在配合方面还不得力。再次顽固派本身存在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士兵的逃跑，简直使其整天手忙脚乱。习仲勋在强敌压境、条件极为艰苦复杂的形势下，对顽固派军事政治情况的掌握和判断如此详细、准确、心中有数，实属不易，同时，他还能做到知彼知己，对关中分区自身存在的不利条件和困难有着清醒认识和估计，亦是难能可贵的。他分析说：一是关中“在地理上是一个突出部位，与陕甘宁边区其他地方是隔离而无联系的，容易受包围”。其次是历史上形成的不利因素。在关中自有群众斗争以来，革命是发展老是沿山伸张，一些大据点至今仍在对方手中。三是“我方兵力单薄，工作还有弱点”。

　　习仲勋在对敌我双方基本情况作出分析判断后，在报告提出了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的策略依据：

　　“根据上述情况，摆正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变事变。我们主要策略依据下面三点：

　　第一，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因为我们坚持反摩擦斗争，就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

　　第二，反摩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的原则下进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仍应当做基础准绳。

　　第三，此次对方的进攻是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之过去伦比。如对方突然向我袭击，或占我某一地区，我则一定派出兵力深入到其后的有利地区活动，为的是打垮反动基础与扶植进步的力量，已达到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分区的目的。”

　　报告最后就是关中分区目前中心工作任务作出四项安排：

　　“第一，巩固自己。首先从党政军三方面做起，先由组织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起来，然后再从各种工作中活跃下层，打下最巩固的、能够战斗的基础。

　　第二，扩大自己。在武装力量方面，先完成扩兵计划。在财务准备上，先完成征粮工作。在统一战线方面（外部），先尽一切可能争取同情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力量粉碎反动分子、顽固分子取消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第三，动员群众，首先是自卫军的动员。每个区都得准备一部分坚强的基干自卫军，，能在突然事变中随时调动，集中行动，保护该地区人民利益，并坚持游击战争。当地政府就着该部分队伍行动。其次则是在全体老百姓中，进行及广泛、及深入的政治动员，把老百姓动员起来，成为坚持斗争中坚强的力量。再其次是各种群众工作，以目前党的新的任务与方针，明确地确定自己的工作的内容，以深入乡村的精神，把群众组织活跃起来与巩固来起。最后就是动员老百姓把一些必要的据点构筑巩固，以抵御对方小的袭击。还有一些没有安全保障的粮食仓库也要动员老百姓分散保存粮食。总之，在动员群众方面，不仅要深入，而且要妥善。

　　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首先配备强的干部到锄奸保卫战线上去。其次是从组织上动员全党同志、全体群众，调高警觉性，进行锄奸工作。最主要的是把力量放到外面去，摧毁他们的特务基础，同时巩固自己内部。”

　　二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在关中周围再次大量增兵，对边区安全形成极大危险。其将驻旬邑县保九团扩编为陕西保安第三旅，进行集中训练；配有迫击炮、重机枪的新编中央预备第三师以七个团的兵力驻近旬邑、彬县、长武等地，十五、十六两日，其中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开驻职田镇和距马家堡仅十五里远的点头，兵力达一千余人。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四支队第二大队接替第九团一部驻进淳化。十四日晚九时和次日四时，驻职田镇顽固派两次派出数十人进入关中分委驻地马家堡北门外捞池畔图谋滋事。被我哨兵发现后，提出抗议退回职田。习仲勋根据敌情变化，一面指令分区部队、民兵积极备战，提高警惕，坚决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一面通过写信、派人迎送“友军”换防的方式，对上层军官进行统战工作。二月十六日，习仲勋顽固势力增兵和分区统战工作再次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作了书面报告。这时，他已强烈地预感到，同国民党顽固派一场摩擦与反摩擦的武装较量已不可避免。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习仲勋赴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党政联系会议。这是一次由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联合召集，有各分区书记、专员和各县委书记、县长、保安科长等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总结边区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征粮和扩军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讨论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所号召的经济建设工作。三月四日，毛泽东莅临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先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指出民主主义有三种。英、美、法是老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度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二、边区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边区有十大好处，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发国难财的、没有吃摩擦饭的等是全国模范，是取消不了的。三、宪政问题。要揭破国民党顽固分子搞假宪政的阴谋，我们要搞真宪政、真民主。四、摩擦问题共产党对任何国民党军队不放第一枪，但你放第一枪，我们就放第二枪，现在国共之间是大和小打，大团结小摩擦，还不是放着日本不打到处反共的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刚从反摩擦斗争前线归来的习仲勋来说，感受格外深刻和亲切。这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理论的探索和创造，再次之前不久，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已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发表。习仲勋及时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演讲，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发展前途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从切身的革命实践中感到：毛泽东深入浅出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他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地说明，使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局势，习仲勋顿时觉得心明眼亮，有了方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成熟。年轻的工人阶级政党经过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艰苦探索，树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

　　三月五日，习仲勋在联席会议上就关中分区工作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扩军征粮工作总结；二、在扩征中联系做其他工作；三、扩征任务完成后的工作中心方向。从报告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关中分区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和重重围困之下，仍圆满地完成了九千九百五十二石三斗四升，超过了四百五十二石三斗四升，今已入库九千九百四十八石三斗四升，还有四石多未入库。扩兵原定两百人，完成六百四十二人，超过四百四十二人。这些也还好，有一百零七个党员，一百零五个乡级干部，八个区级干部，还有几个小学教员。”

　　三月下旬，习仲勋在会议结束后即返回关中，此时，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更是不断加剧，“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对我关中分区的进攻。由以前的偏重于政治方面，转向了主要的军事进攻。关中分区的摩擦斗争进入了一个新形势。”

　　几乎在习仲勋回到关中的同时，他得到一个令人颇为震惊的消息，“淳化事件”发生。当时，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二营驻淳化县城南关，国民党军驻地势较高的北关，相距两百米左右。国民党军由时常向我哨位投掷石块，继而发展到摸岗哨、烧哨所、打冷枪。三月下旬，胡宗南派其四十二师突然围攻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二营，独立二营奋力抗击。双方对持两天后，在平时与分区有统战关系较为密切的国民党保九团一个营严守中立的情况下，独立二营始得顺利撤出淳化城，回驻马家堡。

　　四月十二日下午，淳耀县三区乡乡长姚学礼赴友区小邱镇赶集返回中被顽固派分子劫走。五月八日，顽固派以千余人分三路进攻关中分区部队新正县六区，分区东、西牛坡头自卫军即组织抗击，终因众寡悬殊而未能阻敌深入。顽固派军进抵敌庙城下，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三个小时后主动撤出。顽固派占据六区后，即编制保甲，印发反动宣传，并与九、十两日在东西、西牛家坡劫群众财务，强奸妇女，第三乡一位十六岁的少女眼见自己的母亲和嫂子被奸，便以死相拼跑出跳下悬崖身亡。五月十六日下午四时，顽固派一个连占据新正县四区的赵庄、景家村，是日夜，遭新正县四区游击队突袭后仓皇退出。十八日晨，顽固派又以一个团兵力进攻甘家店、埝桥子等关中分区村落。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两日，毙敌十余人，伤四十多人。

　　国民党军在较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将目标指向了关中分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马家堡。早在三月三十日下午，关中分区军民在马家堡举行反汪拥蒋大会时，驻职田镇之国民党军预三师补充团一营突然用火炮和重机枪轰击马家堡，同时向新正县四区看花宫一带开进。习仲勋即令停止开会，分区部队紧急出动，击退来犯之敌。鉴于顽固派有发动大举之势，习仲勋召集军政领导研究决定，分区各机关及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距马家堡以北十余里的长舌头。五月十六日，职田镇顽军又以猛烈火力为掩护，向马家堡进攻，习仲勋令分区部队坚决将其击退。五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顽军在职田镇以火炮机枪重火器向马家堡发动袭击，以牵制关中分区首脑和部队活动，炸死我驻军通讯员一名，致使群众死伤多人。面对新的形势，习仲勋和分委同志分析认为，顽军步步逼近，武装挑衅频繁，固守马家堡，以不利于反磨擦斗争。为了争取主动，决定分区机关和部队主动撤离马家堡，深入敌后寻机歼敌。遂于当日夜习仲勋率分区领导机关和部队推出驻扎了三年多的马家堡，先驻长舌头，有转刘家店，六月中旬又转至马家堡一辈的阳坡头，这里又成为关中分区领导新的驻地。

　　阳坡头是位于马家堡东北方向二十五公里钩弯处的小村寨，居有十多户人家，四周筑有土墙，周围地势较为平坦，是由旬邑方向通北部山区的必经之路，易于防御驻职田镇的顽军北犯，但是，由于地形原因，吃水、烧柴存粮均较为困难，关中分区机关移驻此地后，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阳坡头城内；习仲勋随关中分委、关中报社驻扎阳坡头以南二里地的雷庄。

　　五月二十日，国民党军预备三师两个营及正宁保安队二百余人向新正县一区进攻，习仲勋指示关中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牛书申率部抗敌，激战一整天，至黄昏时牛书申率队冲出重围。其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分区之淳耀县、赤水县、新宁县也增兵千余人，不断向边区边境袭扰。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摩擦事件。仅在关中地区先后侵占正宁、宁县、旬邑、淳化四座县城和五个区四十多个乡。据一九四0年六月七日《新中华报》称：“关中顽固分子四路大兵围攻新正县，奸淫劫掠实行恐怖政策，炮击马家堡民众惨遭死伤，五月八日以千余人进攻新正六区，十六日进攻四区，十八日以一个团进攻新正四区甘家埝子，同独立营激战二日。十八日攻，二十日占马家堡。十九日驻山河两营，配合正宁保安队二百人进攻新政一区，齐家庄等均被占领，新正六区东牛家坡居民万西焦被抢法币八百元，去团部要求偿还，被枪毙。六区被抢走步二百余匹，合作社被抢劫一空，救国公粮被抢去七石一斗，东西牛坡妇女全被强奸……”以上足见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迎击顽固派的进攻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连续武装进攻分区的行径，习仲勋始终保持者清醒的认识，他除亲自调查了解敌情，向是上级报告外，还根据实际领导分区军民开展针锋相对的反摩擦的斗争。他分析说：顽军这一时期的整个军事进攻计划，是在将宁县、旬邑县以西的平原地带割成若干块，然后再将由马栏门子、旬邑之线打通，筑成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分区武装活动地区，割断与延安交通；再次是打通他们某些必要联络线，如淳化、旬邑之线，以便易于联络配合，是我某些地区不易驻守。

　　为了粉碎顽固派的反动图谋，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和留守兵团的领导和支持配合下，组织边区军民进行了大小数十次反摩擦战斗，并取得了胜利。五月十五日，关中分区驻店头之独立三营，出其不意，将顽固派驻马栏之保三旅一个营击溃，并缴枪七十余支。五月十八日，分区即派出警卫队和工作组进驻马栏，进行选举和建设巩固民主政权。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勋提出关中分区部队行动的总方针：即派部队深入敌战区侧后予以严重之打击与阻挡，以策应赤水。

　　六月八日，国民党保四支队郭相堂、旬邑县保安团团长李养之两部侵占关中分区赤水县井村。六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关中分区独立三营配合警备八团一部经三日血战，将侵占井村的郭相堂、李养之部全部击溃，郭带残部逃脱，李养之被击毙。六月十七日，我马兰新区又被顽固派侵占，重新收复马栏。七月底，有将侵占关中分区庙湾、柳林的国民党保二旅击溃。八月十四日，关中分区部队消灭侵占新正六区东牛坡堡的国米党保四支队三大队李树铭中队，歼敌二十人，俘一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六十六支，炸弹两百枚。九月十七日晚，有歼灭驻底庙的顽军一个中队，击毙第十名，俘中队长以下人员四十八名，缴获步枪六十七支，子弹三千二百发，手榴弹两百枚，并将该区失地全部收复。自三月以来，关中分区先后进行反摩擦战斗九十余次，缴获顽军长短枪四百十一支，子弹八千一百三十四发，俘敌二百四十八名。坚决的军事斗争使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振奋了全分区军民争取自卫军战争胜利的信心。【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对分区军民反摩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他评价这些战斗业绩时说：“顽军进攻的第一期计划基本上为我所打垮，井村之役打垮了其打通淳（化）、旬（邑）线，进占赤水三区的企图，同时消灭了顽固派进攻关中的急先锋；马栏之役毁灭了他们打通从马栏到旬邑的路线与建立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我活动地区的企图，同时还使了我们部队与群众反顽固派斗争的情绪与胜利的信心。其次也振奋了周围友区的扩大群众，动摇了某些士绅对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再次是打击了地方的反动势力，并且还加深了地方保安队与预备第三师的矛盾，如井村战役预三师没有很好的援助郭、李二土匪部。最后是巩固了我们的后方，是我们有了进可以攻、推可以守的阵地。”习仲勋进而指出：“当然这期间的进攻计划仅只是基本上的打垮，还没有完全击溃与粉碎，如我们的新正四、六区及一、三区的各一部仍为收回。”

　　在反摩擦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时，作为关中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的习仲勋，适时地提出了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他指出，关中目前的形势，在玩股票则是重新布置其进攻计划，在我们则是争取时间动员一切力量，继续进行反顽固派斗争的新局面。顽军因为受到军事打击，会有直接的大规模进攻而转向采取欺骗和作出新的军事进攻的布置，我们要利用这一时机，首先发动群众争取时间夏收，现除新正尚未全部收完外，其他县份多已收完。其次为了补充新兵二百二十名。

　　七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在阳坡头主持召开了关中分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 总结一年多来的反磨擦斗争经验，布置开展新的工作以迎击顽固派的新进攻。习仲勋具体分析了各县所面临的形势，指出：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本身仍旧是急剧地发展着和转变着，并未因之而消沉和停止。如最近新正斗争的胶着状态，一方面是由于顽固派军队为了首先巩固利肃清所占区域、建筑碉堡工事打好基础，以作新的进攻之故。总之，顽固派对我关中分区之进攻并未放松一刻，且在战略上是集中兵力分区进剿，在战术上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节节逼近，企图迫我于牢笼之地，已达到其一举消灭之险恶目的。根据以上分析，他提出：为了开展和坚持相当长期的反顽固派的艰苦斗争，为了完成自卫军的反磨擦斗争的战略任务，必须建立我们的新阵地，必须建立坚强巩固的后方，大好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良好基础。要进一步团结和扩大进步势力，开展新区工作。

　　为了击退顽固的武装进攻，夺取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习仲勋殚精竭虑，运筹帷幄，为之投入了很大的心血。仅一九四0年一年中不完全统计，他以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名义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反磨擦斗争报告达二十七份，十万字之多。一场错综复杂、艰苦卓绝而旷日持久的斗争，对年轻的分委书记的革命意志、斗争艺术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他一生经历过许多惊涛骇浪，但这段经历在他记忆中尤为深刻。他在调离关中分区后回顾党史曾深情地说：

　　“一九四0年国民党反共摩擦更加严重，二十八师、预三师向我进攻。三月间，预三师袭击看花宫。五月间，国民党保安第四支队郭相堂占领新正六区底庙村，随之四区亦被占领。及至七月，井村战斗后，才予反共部队严重打击。在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敌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的政策下，一九四0年九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姚曲、马栏四个区，成立了同宜耀县。一九四一年二月又夺回新宁的盘客区。在一年的反摩擦斗争中，我们基本胜利了，边区更加扩大了。顽固分子转向对边区进行碉堡封锁政策，蚕食边区，建立特务点线，组织破坏瓦解工作。”

　　●政策和策略的启迪

　　关中分区的反摩擦斗争，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下进行的。习仲勋及分区其他领导同志在斗争实践中，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至理名言，更是有着切身的体会。

　　必须在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的前提下，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必须研究正确的斗争策略，分析和区别对待顽固势力、中间势力和进步势力，从而赢得反摩擦斗争的不断胜利。一九四0年五月九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回函习仲勋，讨论当时斗争的策略问题。信虽不长，但可以看出他们对反摩擦斗争策略的准确理解和工作布置的细致入微。信中说：“关于摩擦事件，时紧时松，成了一个规律，有时闹得满城风雨，有时平风息浪。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随时地能应付自如，不为一时满城风雨而慌张，不因一时平风息浪又失掉警惕。同时在任何紧张情况下，坚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他的来势汹汹，我即有备无患。在政治上先用劝告，礼节对付。一次劝告还不听，则再次劝告。正面劝告不听，侧选择对方最弱的一点，予以有力的还击。但任何时候都不与对方的中下级翻脸。”

　　习仲勋及其关中分委正是这一系列策略方针的实践者。他们对边区周围有进步倾向或持中间立场的地方武装头目、士绅，尽量争取和团结他们，对如张中堂、郭相堂、李养之等顽固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直至全歼。关中分区部队进行的井村、底庙、马栏、柳林等数十人反摩擦战斗，就是在劝说、警告无效，无法忍让的情况才去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义行动。

　　但是，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处理中，也要注意维护团结和统一战线这个大局。一九四0年八月十日，驻小邱国民党军六名士兵哗变，携枪投归分区淳耀县三区自卫军。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既让该县权劝说哗变士兵将枪送回原部。事后他即向林伯渠、高自立写信报告了此事处理经过。信中说：

　　“查小邱驻军平素与我方关系尚好，而此事又不能秘密往下，为顾权统一战线，以便团结起见，职已饬令该县，叫把枪送还该军，对来归之士兵以团结大义，着回原部或他往，实则留下分配工作或者往受训，因为若送回去，恐被杀害，影响不好。至于那活动哗变的自卫军连长，不懂目前党的政策，着于纠正与教育，并借以教育其他同志。”

　　必须坚持军事打击和政治争斗并重。“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习仲勋深知，关中分区几乎四面处于国民党的包围之中，我们军事力量与顽固派相比处于劣势。要掌握反摩擦斗争的主动权，必须开展针锋的政治斗争，宣传感化、孤立瓦解顽固势力，一九四0年习仲勋在写给陕甘边区的二十多份报告，大都提到了与顽固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他指示《关中报》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敌报道，印刷传单标语，普遍张贴散发；他还亲自给顽固派头目写信、谈判和交换双方被俘人员，对于教育启发顽固派下层官兵觉悟，消弱其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关中分区在驻地马家堡举行有分区部队和中学生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大会，会上习仲勋同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开展一场唇枪舌剑的说理斗争。习仲勋首先讲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后说：在全民抗战连接取得胜利之时，却有人挂羊头卖狗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时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手提文明棍的国民党旬邑县县长站起来、阴阳怪气地向坐在会场前面的部队战士发问：“你们是拥护南京政府（汪伪政权），还是拥护重庆政府？”战士们不解其意，即随口回答说：南京政府。该县长抓住这句话不放，高声说：“究竟谁在挂羊头卖狗肉，你们还拥护汪精卫。共产党嘴上喊全面抗战，这岂不是在片面抗战！”习仲勋愤怒驳斥道：“当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但我们派到旬邑县城的抗敌后援会被捣乱得不能活动。我独立一营也遭友军武装进攻而撤出县城。而国民党县政府却分成两个，驻扎在边区做点线工作，破坏抗日民主运动。今后，我们对反磨擦做点线的人也要礼送处境。”

　　习仲勋讲话以是理论、掷地有声，博得全场赞同。

　　国民党县长虽不服气，但还是软了下来。最后无可奈何笛地说道：“今天我不走了，就住马家堡，看看谁是真抗日。”当时目睹了斗争场景的张西民回忆说：“习仲勋口才流利，讲话逻辑性强，好像国民党县长也不松火。”

　　习仲勋善于演讲，讲话富有激情和号召力，其时年仅二十多岁，潇洒利落，英姿勃发，讲话时常引起轰动相应。一次陕北公学和当地学校几千名学生在看花宫听习仲勋作报告。陕北工学许多外地籍的女学生争着以报告台为背景照相，引得主持会议的李维汉风趣地插话：请同学们好好听演讲，习书记几经结婚。全场立即响起一阵掌声和笑声。

　　一九四0年六月二十二日，习仲勋特地给新正县三科科长杨辛程写了一封信要求揭露顽固派的罪恶的信，其对政治斗争之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信中说：“辛程同志，当你走时，忘了一件事，就是对方侵略崔家河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兵力夺回，又不能以谈判交我，剩下的一步路只有抓紧将顽固派的罪恶公诸国人。请你就便写一通讯，送《新中华报》披露至要。

　　习仲勋意识到这场特殊斗争必须坚持原则性的同时也将灵活性，注意斗争艺术。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是但是阶级矛盾在局部地区的特殊表现，曲折复杂，此起彼伏，因而同顽固派的斗争，必须在不损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情况下、仍然坚持要具体对待，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既要坚持有利有节，灵活有度，适可而止。当顽固派残杀八路军伤残元、强占旬邑县城之时，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同志们适时地向分区军民陈明利害，从抗日大局出发，不意气用事，必要时请求上级出面进行交涉，是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避免了盲目进兵动武，引起更大冲突，损害统一战线大局的事情发生。当顽固派武装侵占关中分区地域，组织保甲，与分区政权相对峙时，习仲勋明确提出对顽固派保甲组织的策略是：在其有武装驻守之区，暗中发动人民，保证将好的群众选入保甲中，保障人民已得利益，维护干部和抗工利益和财产无损，并暗中为我工作。在无武装驻守区，则严格不让其保甲成立，使其每成立后，我即派武装或以别种形式将保甲赶跑，使其无巩固之法。这些灵活多变的策略和诸多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措施，应对了当时许多突变的复杂事件，为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在一九四0年夏稍平静了一段时间，然而暂时的平静掩藏着更大的风暴。当年冬，抗日阵营内出现了严重的投降危机，国民党又加紧推行其反共政策。于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发动了第二次全国范围的反共高潮。此次反共高潮重心虽在皖南，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遥想呼应，以四十万之众的兵力加紧了军事包围，又将关中这个“宝葫芦”作为第一步夺取的目标。为了应对胡宗南可能发动的进攻，中央军委令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后警一旅兼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勋兼政治委员。

　　警一旅下关中后即同关中分区部队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何国民党保安旅激战三天，将他们赶回夙王山以南；接着又攻打收复柳林、土桥镇和正宁县部分地区，至此南线的反摩擦斗争才基本平息了下来。

　　在严酷而复杂的反摩擦斗争岁月里，习仲勋的二女儿乾平和长子富平相隔三年降生。这对于正在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紧张工作的习仲勋夫妇来说。生活的艰辛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战时的特殊环境，容不得他们有更多的儿女情长，只好将一双儿女送给当地群众抚养。后来儿子富平因为妈妈的乳汁不够吃，身体瘦弱，就从群众家抱了回来。但是二女儿乾平则因为关中分区首付马家堡被国民党军占据失去了联系，而这一分别，就是九年。待她再回到父母身边时，陕西省全境即将解放，西安已经回到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