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 一、佃农的儿子
四川省北部的仪陇县，位于嘉陵江中游的东岸，是嘉陵江和渠江之间的一片狭长的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狭，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这里缺水少矿，土地贫瘠，是四川的偏僻山区。但嘉陵江向南经过重庆流入长江，还有一条驿道穿过仪陇可以通往成都。所以，外界的消息还常能传到这里来。
仪陇县城坐落在金城山的半山腰上。金城山东南约三十七公里，有一个马鞍场，它因镇旁有一座马鞍形的山而得名。马鞍场西北约两公里处，突起一座山粱，一峰屹立，松柏参天，草茂林密，叫琳琅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辰时），朱德就诞生在琳琅寨脚下李家湾一个佃农的家里。
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省韶关县的客家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流行严重的疫病，使四川人口稀少，荒地很多，有些城镇甚至成为虎狼出没之区。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它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一系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的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群大群的外省人经过长途跋涉，迁移到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历史上称它为“湖广填川”。朱德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常后代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了。
朱邦俊是朱德的祖父，在他上一代还有老业田三十挑（一亩约为五挑），到他那一代，四兄弟平分，只得到七挑多地，加上人丁兴旺，这点地已不够维持生计。于是，在一八八二年把土地和草屋典了三百吊钱，作为资金，领着全家到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琳琅寨西麓李家湾的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土耕种。从此，朱家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出生时，全家共有十一口人：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二哥朱代凤，姐姐朱秋香。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朱德在姊妹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在封建社会里，男子在家庭中特别受到重视。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大，便以动物命名，想用来骗过那些专门捉拿男孩子的“鬼怪”，给朱德取乳名叫“狗娃子”。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一生都在家里劳动，从未出过远门，“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①。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但由于没有文化，思想比较狭隘。
朱德的母亲出身于姓钟的贫苦人家。她身材高大，“有着一般农妇的强壮的体力”，性情“贤淑和气”，“从来不发（脾）气，不打人、骂人”②。
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同长辈、叔伯、妯娌都能和睦相处，对朱德更是特别爱抚。“她不嫌弃人，爱穷人，给叫化子也要说几句话”。③她又是个好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在生朱德前一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母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朱德。朱德从幼年时起便在母亲身边帮助干活。他在一九四四年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还深情他说到：“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还说道：是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
④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人口的增多更使家里必须十分节省才能维持生活。他家的住房原来是地主用来存放粮食的仓库，光线昏暗。全家从来没有吃过白米，多半是吃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油盐很少。过年时宰一头猪，要留着吃一年，只在过年过节时才可以吃到。遇上好年成，可以做件新衣服，平时就没有了。鞋子是家里自己做的。点灯用的也是自己家打的油。少年时代这种艰苦简朴的生活，给朱德留下深刻的印象。
全家后来有二十多口人。朱德回忆道：“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
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⑤有人为他祖母所写的寿文也称她“事无钜细，皆躬自纪理无遗绪”，“内治殊谨严，令子侄皆以力事事。”⑥自幼所过的这种有规律有组织的生活，对朱德的一生也是有影响的。
他小的时候，脾气很倔强，干什么事情，一干就干到底。他从小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还翻杠架，所以身体一直很健壮。
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朱德说：“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⑦一八九二年前后，仪陇县一带兴起种植鸦片，百姓的生活比以往富裕了些。朱德家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有所好转。那时，清朝政府的苛捐杂税非常严重，“可是这些交粮催差的，就怕读书人”，因此，朱家几房人决心省吃俭用，送一两个孩子去念书，近一点说，可以为家里抵挡税吏、差役的欺侮和“帮助家里打打算盘”⑧；远一点说，还期望今后能改变朱家的生活和地位。
这样，一八九二年，也就是朱德六岁的时候，老人把他们兄弟三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药铺垭私塾就因此而得名。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四百个铜钱。私塾离家不远，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奏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
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他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又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他家田地的地主。私塾丁老师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读了不久，两个哥哥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纪小，又过继给了伯父，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开始学作对联。
佃农的家庭真是多灾多难。租种地主的田地年年要交纳租粮，“一年除去五十担纳租以外，余下的将将够吃”⑨，终年不得温饱。如果遇到灾年，日子就更加难过了。
一八九五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方加租子”，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来到朱家，逼着他们退佃搬家。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如晴天霹雳一样，震碎了朱德一家人的心。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向人家借了两百多吊，加上家里仅存的一百多吊钱，赎回原已典当出去的大湾老屋和祖业田。全家被迫分居两处：生父朱世林带领一家迁居陈家湾；朱德随养父母、三叔、四叔搬回大湾去祝在这里，朱德整整住了十四年。
悲惨的遭遇，严酷的现实，给年幼的朱德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仇恨那些欺压穷人的地主的种子，使他从小深深感到人世间的不平。后来，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
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⑩迁居大湾后，从第二年起，朱德又到离大湾不远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他的名叫国珍，聘三是他的字）老师读书。席聘三那时四十多岁。(11)朱德在这里断断续续地读了八年书。老师给他取字“玉阶”。
席家砭私塾与大湾相隔四公里。朱德每天清晨起床后，干点家里的劳动，然后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都要来回走四次，“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他家迁回大湾后，在镇外佃来三亩地。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里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有六七个月去读书。他后来回忆起艰辛的童年时代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
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指挥的士兵并肩走来走去。”“习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在毛尔盖（草地）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12)席聘三，是当地一位很有见识的学者。他多次去考秀才未中，后来回家设馆，以教书为业。乡中男女老少都很尊重他。
朱德到席聘三私塾去读书的时候，正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这时的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威胁。清政府在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击下，可耻地屈服。它的腐败完全暴露出来了。
接着，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之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如同一群饿狼，争先恐后向它扑来，恣意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它的血肉。这不能不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热血沸腾，忧心如焚。
席聘三历经沧桑，饱尝过人世间的种种辛酸，对历史十分熟悉。他又是个很“有骨气”而又“很懂人情世故”的人，思想开朗，喜欢纵论古今，抨击时弊，很有见地，“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提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更是满腔义愤，常说：“人不做事业，没什么作用”，“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路。”朱德称赞他“是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13)朱德随席聘三读书，从十岁到十八岁，这正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他对席聘三十分尊敬，所以受席聘三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时的朱德“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了。席聘三痛恨恶势力和追求救国救民真谛的精神，以及他那强烈的民族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朱德，使朱德的眼界开阔了，使他的思想在几年里“慢慢开展了”。他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14)从增长知识这方面来说，朱德在席聘三门下读书，也获益不浅。朱德说，在这个时期，只要学生想学什么东西，席聘三就给他们讲什么东西，“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二十四史’”。以后还教朱德读《左传》。因此，朱德能把四书、五经、《史记》贯通起来，“二十四史”也“大致记得”(15)，由于朱德聪明又肯学习，因而得到了席聘三先生的时时夸奖。
在这几年里，朱德不但广泛地阅读古籍，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朱德在同学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吴绍伯，年纪比他大，出身书香门第，家里有书房，书很多，还有个常跑成都的人给他带些“新学”书籍回来。吴绍伯就把这些书情给朱德看，于是“新学”书籍成了朱德经常的课外读物。他抓紧时间，拼命阅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借光了”，“吃了便宜”。
他们读了大量的新书，还见到别人从外地带来的地球仪，“眼光放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于是，渐渐萌发出一个念头：“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他们成天“打主意怎么样到成都，到外面”去，再也不想呆在家里了，因为“屋里是太闷人了”。(16)朱德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无情搜刮，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和朝廷分摊的巨额赔款，此时的四川已是民穷财尽，整个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这几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荒，使本来缺粮的老百姓更陷入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转徙他乡，“殍殣相望于野”。他们有的倒毙荒丘，有的卖儿溺女，有的找有粮的人家要一点粮食，这叫做“吃大户”。一天，正在席聘三家里读书的朱德等，忽然听到屋外纷杂的呼唤、呐喊，走出教室一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走来，有六七百人。这些人穿着非常槛楼。男女老少，带着小孩。小孩子张着嘴巴在不停地哭喊。大人眼里露出悲痛的火焰！这凄惨的场面，把学生们都吓得跑了。可是，当地的士绅却从保宁府请来一百多官兵，把饥民打散，还杀了不少。朱德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17)他从一八九六年入席聘三私塾读书，直到一九○四年。最后一年，还得到席聘三的同意，住在他家里，只交一百斤米作为伙食。在席聘三先生的良好教育下，不但为朱德后来喜欢读书、爱好作诗打下了良好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使朱德的幼小心灵开始萌发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意识地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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