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偶像的黄昏  08 一个不合时宜的漫游 [第8页]

　　我不可能做的事。——塞涅卡：或德行的斗牛士。——

　　卢梭：或inimpuris naturalibus①回到自然去。——席勒：或萨金（sackingen）的道德喇叭手。——但丁：或在坟墓上作诗的鬣狗。——康德：或cant②，作为只能凭理性去了解的性格。——维克多·雨果：或荒谬之海上的法鲁斯岛③。——

　　李斯特：或熟练的课程——关于女人。——乔治·桑：或lactea ubertas④，用德语说：具有“美丽风格”的乳牛。——米什莱（Michelet）：或脱掉外衣的慷慨激昂……卡莱尔：或悲观主义，作为放弃了的午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或令人不快的清晰。——龚古尔兄弟：或与荷马作战的两个埃阿斯。⑤奥芬巴赫的音乐。——左拉：或“散发恶臭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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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鲁斯岛（Pharus）：在埃及亚历山大港附近，以其上灯塔闻名。

　　②英文：假正经。

　　③拉丁文：在自然的污秽中。

　　④丰富的牛乳。

　　⑤埃阿斯（Ajax）：腊神话中两个同名英雄，以勇敢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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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南（Renan）。——神学，或由“原罪”（基督教）造成的理性的毁灭。勒南的证词，他一旦冒险要作出更普遍类别的肯定或否定之时，就立刻谨小慎微，四平八稳。例如，他想把lascience①和lanoblesse②合为一体：但lasscience

　　属于民主政体，这却是显而易见的。他毫无虚荣心地想要表现一种精神的贵族主义，但他同时又向相反的学说——卑贱者的福音——跪拜，而且不仅仅是跪拜……假如一个人骨子里仍然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乃至牧师，所有自由思想、现代观念、讽刺本领和左右逢源的随机应变又于事何补！勒南完全像耶稣会教士和忏悔神父一样，在诱惑方面颇有发明才能；他的精神不乏教士的那种准备好的微笑，——就象一切牧师一样。当他爱的时候，他才变得危险了。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用一种致命的方式崇拜……勒南的精神，一种使人神经衰弱的精神，对于贫困、患病、意志患病的法国更是一个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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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文，科学

　　②法文，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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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佩甫①——毫无男子气；满怀对一切阳刚精神的渺小怨恨。四处游荡，纤细，好奇，无聊，好探听，——根本是女性人格，具有女人的复仇欲和女人的官感。作为心理学家，是一个流言的天才；这方面的手段层出不穷；没有人比他更善于搀和毒药和谀词。在至深的本能中极为粗鄙，与卢梭的愤懑一脉相承：所以是个浪漫主义者——因为在一切浪漫主义背后都有卢梭的复仇本能在嘟哝和渴求。一个革命者，但可惜被恐惧控制住了。在一切有力量的事物（公众舆论，科学院，法院，甚至Port Royal②）面前毫无自由。激烈地反对一切伟大人物和伟大事物，反对一切自信者。一个诗人和半女人，尚足以感觉到伟大的威力；不停地蠕动，就象那条著名的虫子，因为它老觉得自己被践踏。像一个没有准则、立场和脊椎的批评家，以不信教的世界主义者的口吻谈论种种事物，却没有勇气承认他不信教。像一个没有哲学、没有哲学洞察力的历史学家，——所以在一切重要问题上拒绝下判断，拿“客观性”遮掩自己。在一种更纤细、更有利的趣味占据支配地位的地方，他对万物的态度有所不同，在那里他确实有面对自己的勇气和乐趣，——在那里他是大师。——在某些方面，他是波德莱尔的一个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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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Sainte Beuve（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

　　②法文：皇家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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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法基督》①属于那种我拿在手里不能不起生理反感的书，它散发出一种永恒女性的芳香，一个人必须是个法国人——或瓦格纳分子——才能闻得惯……这个圣徒有一种谈论爱的方式，甚至使巴黎女人也觉得新奇。——有人告诉我，那位最聪明的耶稣会教士A·孔德，他想带领他的法国人绕道科学开往罗马，他在这本书上获得了灵感。我相信它：“心灵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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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世纪基督教修养读物，托马斯·厄·肯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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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艾略特①。——他们失去了基督教的上帝，从而相信现在必须更加坚持基督教的道德：这是一种英国的首尾一贯性，我们不想因之而责怪艾略特身上的道德小女子。在英国，为了每一次小小的摆脱神学的解放，人们必定作为道德狂热分子以可怕的方式重新给自己贴金。这是那里的人们付出的赔偿费。——对于我们另一种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一个人放弃了基督教信仰，那么，他因此也就把他对于基督教道德的权力弃之脚下了。基督教道德决不是自明的，必须不顾那些浅薄的英国头脑而不断地揭露这一点。基督教是一个体系，对于事物的一种通盘考虑过的完整的观点。倘若破除了其中的一个主要观念——对上帝的信仰，也就粉碎了这个整体，不再有任何必要的东西留在手中了。基督教的前提是，人不知道，不可能知道对他而言孰善孰恶，他信赖上帝，唯有上帝知道。基督教道德是一个命令；它的根源是超验的；它超越于一切批评、一切批评权之外；唯有当上帝是真理之时，它才具有真理性，——它与对上帝的信仰同存共亡。——如果英国人事实上相信他们自发地、“本能地”知道孰为善恶，如果他因而误以为不再必须有基督教作为道德的担保，那么，这本身也只是受基督教价值判断支配的结果，是这种支配的强大和深刻的表现，以致英国道德的根源被遗忘了，以致这种道德的存在权的严格条件性不再被感觉到了。对于英国人来说，道德还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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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G·Eilot（1819—1880）：英国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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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桑——我读过《旅行书简》第一卷，就象卢梭写的一切东西，虚假，做作，诈呼，夸张。我受不了这种花哩胡哨的糊墙纸风格；就如同受不了贱氓想显示慷慨情感的虚荣心一样。当然，最糟糕的还是女人用男子气、用顽童举止来卖弄风情。——她在这么做时必定是多么冷静，这让人受不了的女艺人！她像钟表一样上紧发条——并且写作……冷静得像雨果，像巴尔扎克，像一切浪漫主义者，只要他们在创作！而她会如何自我欣赏地躺在那里，这条多产的写作母牛，她身上具有某些坏的德国素质，就象她的师傅卢梭一样，并且无论如何只有在法国趣味衰败时她才可能出现！——可是勒南崇拜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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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的道德。——不要制作廉价兜售的心理学！绝不为观察而观察！这会造成一种错觉，一种斜视，一种勉强而夸张的东西。抱着体验的愿望去体验，这是不行的。在体验时不允许凝视自己，否则每一瞥都会变成“邪魔的眼光”。一个天生的心理学家本能地提防为看而看；这一点也适用于天生的画家。他从不“依照自然”而工作，——他让他的本能、他的camera obscura①去筛选、压榨“事件”、“自然”、”经历”……然后他才意识到一般的东西、结论、结果；他不会从个别事例中武断地抽象出什么。——倘若换一种做法，譬如说，像巴黎大大小小的小说家那样制作廉价售兜的心理学，会怎么样呢？这好象是在伏击现实世界，每晚带一把稀奇玩意儿回家去……但是，人们只看到最后的出产是——一堆乱涂乱写的东西，充其量是一件镶嵌细工，反正是某种堆积、纷扰、俗艳的东西。其中，龚古尔兄弟做的事情最糟、他们不把三句话联在一起，尽管这三句话并不刺痛眼睛、心理学家的眼睛。——用艺术的观点看，自然不是样板。它夸张，它歪曲，它留下漏洞。自然是偶然物。“依照自然”研究在我看来是一个坏的征象，它暴露了屈服、软弱、宿命论，——

　　膜拜petits faits②是一个完全的艺术家所不屑为的。看看有什么东西，这是另一种灵魂所做的事，是反艺术的、务实的灵魂所做的事。一个人必须知道他是哪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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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文：摄影机暗箱。

　　①法文：琐事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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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艺术家心理。——为了艺术得以存在，为了任何一种审美行为或审美直观得以存在，一种心理前提不可或缺：醉。首先须有醉提高整个机体的敏感性，在此之前不会有艺术。醉的如此形形色色的具体种类都拥有这方面的力量：首先是性冲动的醉，醉的这最古老最原始的形式。同时还有一切巨大欲望、一切强烈情绪所造成的醉；酷虐的醉；破坏的醉；某种天气影响所造成的醉，例如春天的醉，或者因麻醉剂的作用而造成的醉；最后，意志的醉，一种积聚的、高涨的意志的醉。——醉的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出自这种感觉，人施惠于万物，强迫万物向已索取，强奸万物，——这个过程被称做理想化。我们在这里要摆脱一种成见：理想化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在于抽掉或排除细枝末节。把主要特征声势浩大地动员起来，这毋宁说是决定性的因素，以致其他特征这时便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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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状态中，人出于他自身的丰盈而使万物充实：他之所见所愿，在他眼中都膨胀，受压，强大，负荷着过重的力。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改变事物，直到它们反映了他的强力，——直到它们成为他的完满之反映。这种变得完满的需要就是——艺术。甚至一切身外之物，也都成为他的自我享乐；在艺术中，人把自己当作完满来享受。——诚然，还可以设想一种相反的状态，本能的一种特殊的反艺术家类型，——即这样一种类型，它使万物贫乏，黯然，患上痨病。事实上，历史充斥着这样的反艺术家，这样的生命饥馑者。这便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情形，例如是帕斯卡尔的情形：一个兼为艺术家的基督徒并不存在……请不要太天真，抬出拉斐尔或随便哪一些十九世纪同种疗法的基督徒来反对我：拉斐尔说着肯定，拉斐尔从事肯定，所以拉斐尔不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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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引入美学的对立概念，日神的和酒神的，二者被理解为醉的类别，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日神的醉首先使眼睛激动，于是眼睛获得了幻觉能力。画家、雕塑家、史诗诗人是卓越的幻觉家。在酒神状态中，却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于是情绪系统一下子调动了它的全部表现手段和扮演、模仿、变容、变化的能力，所有各种表情和做戏本领一齐动员。本质的东西依然是变形的敏捷，是不能不做出反应（类似情形见之于某些歇斯底里病人，他们也是因每种暗示而进入每种角色）。酒神状态的人是不可能不去理会任何一种暗示的，他不会放过一个情绪标记，他具有最强烈的领悟和猜测的本能，犹如他握有最高度的传达技巧一样。他进入每个躯体，每种情绪：他不断变换自己。——音乐，如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既是情绪的总激发，又是情绪的总释放，然而只是一个完满得多的情绪表现世界的残余，是酒神颂戏剧硕果仅剩的一种遗迹。为了使作为特殊艺术的音乐成为可能，人们悄悄阻止一些官能，首先是肌肉的官能（至少相对如此，因为一切节奏在某种程度上都还是诉诸我们的肌肉）：于是，人不再立刻身体力行地模仿和表演他所感觉的一切。然而，这毕竟是真正的标准酒神状态，无论如何是原初状态；音乐则是以最相近的能力渐渐加工成的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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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伶人、舞蹈家、音乐家、抒情诗人在其本能上是一脉相通的，原本是一体，但逐渐地专门化和分化了——直至竟然彼此冲突。抒情诗人和音乐家的联合，演员和舞蹈家的联合，持续最久。——建筑师既不表现酒神状态，也不表现日神状态：这里是伟大的意志行为，是移山的意志，是伟大意志的醉，这醉渴求着艺术。最强有力的人总是给建筑师以灵感；建筑师始终受到力的启发。建筑物应当显示出骄傲、对重力的胜利和强力意志；建筑风格是强力的一种能言善辩的形式，它时而循循劝诱，甚至阿谀逢迎，时而只是威严下令。具有伟大风格的建筑，表达了最高的力感和安全感。强力不再需要证明；它不屑于讨好；它严词作答；它不感到周围有见证；它生存着，对于与它对立之物的存在懵然无知；它立足于自身，宿命，法则中的一个法则：这便是伟大风格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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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过托马斯·卡莱尔的生平，这场不知不觉的闹剧，这篇对于消化不良状态的英雄道德诠释。——卡莱尔，一个大言不惭的家伙，一个迫不及待的雄辩家，不断被对于一种强大信念的渴望和无能为之的感觉搅扰着（这便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的特点！）。对于一种强大信念的渴望并不是一种强大信念的证据，毋宁说适得其反。如果一个人具有这样的信念，那么，他可以允许自己享受一下怀疑论的奢华，因为他足够安全，足够坚定，足够自制。卡莱尔对具有强大信念的人物大唱崇拜高调。对不太单纯的人大发雷霆，以此麻痹自己心中的某种东西：他需要喧嚣。对自己不断持有一种热情奔放的不诚实态度——这就是他的proprium①，他因此是并且始终是令人感兴趣的。——当然，他在英国正是因为他的诚实而大受赞赏……好吧，这是英国式的；考虑到英国人是地道cant②的民族，就不但可以理解，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了。卡莱尔本质上是一个英国无神论者，但他却以不是无神论者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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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丁文：特色

　　②英文：假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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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默生。——比卡莱尔开明、逍遥、复杂、精巧得多，尤其是幸运得多……是这样一个人，他纯粹本能地向精美食物靠拢，而把消化不了的东西留在事物中。与卡莱尔相比，他是一个有鉴赏力的人。——卡莱尔很喜欢他，尽管如此，还这么说他：“他不给我们足够的东西来啃。”这话说得公正，但无损于爱默生。——爱默生有一种宽厚聪慧的快活性情，足以消解一切认真态度；他全然不知道他已多么年老以及他们将多么年轻，——他可以用维迦①的一句话来说自己：“Yo mesucedo a mi mismo②。”他的灵魂总是能找到满足甚至感激的理由；他有时达到了那个老实汉子的快活的超然境界，这个汉子从一次情人幽会tamguamre bene gesta③返回，他感激地说：Ut desint vires，tamen eot lau－danda volu－ptas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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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lope de Vega（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

　　②我是我的继承者。

　　③心满意足地。

　　④拉丁文：虽然寻欢作乐是值得和称赞的，但是能力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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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达尔文。——关于著名的“生存竞争”，我目前认为，与其说它已被证明，不如说它是一种武断。它发生过，却是作为例外；生命的总体方面不是匮乏和饥饿，而是丰富。奢华乃至荒唐的浪费，——凡有竞争之处，都是为强力而竞争……不应当把马尔萨斯与自然混为一谈。——不过，假定真有生存竞争——事实上它发生着——那么，可惜其结果和达尔文学派的愿望相反，和人们或许可以同他们一起愿望的相反，也就是说，对强者、优秀者、幸运的例外者不利。物种并不走向完善：弱者总是统治强者、——因为他们是多数，他们也更精明……达尔文忘记了精神（这是英国式的！），弱者有更多的精神……一个人需要精神，才能获得精神。——当他不再需要它之时，他就失去它了。谁强大，谁就放弃精神（在德国人们现在这样想：“精神滚蛋吧，但帝国必定仍是我们的”……）。人们知道，我所说的精神是指预见、忍耐、狡计、伪装、巨大的自我克制以及一切是mimicry①的东西（所谓德行的大部分都属于这最后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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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文：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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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辨析。——这是一位知人行家，他究竟为何要研究人呢？他想在他们头上谋取小利，甚至是大利，——他是一个政客！……那一位也是个知人行家，而他对他们说，他不想借此获取任何利益，这是一位伟大的“无私者”罢。仔细看看吧！也许他是想获取一种更可恶的利益，即感到自己比人优越，可以俯视他们，不再把自己和他们混淆。这位“无私者”是一个蔑视人类者；而前面那位却是人类，这是凭观察可以断定的。至少他把自己摆在平等的地位，他把自己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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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由一系列例子而发现，德国人的心理节奏颇成问题，我的谦虚阻止我展示这些例子的清单。有一个例子对我却很有诱惑，使我要去论证我的命题：我怨恨德国人在康德及其“后门哲学”（如我所命名的）的问题上弄错了，——这不是智性正直的典型。——我不堪听的另一样东西是声名狼藉的“和”：德国人说“歌德和席勒”，——我担心他们说“席勒和歌德”……难道人们不了解这个席勒？——还有一个更糟的“和”；我亲耳（不过只是在我们的大学教授中）听到过叔本华和哈特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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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K·Hartmann（1842—1906）：德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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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富精神性的人们，他们必首先是最勇敢的，也在广义上经历了最痛苦的悲剧。但他们正因此而尊敬生命，因为它用它最大的敌意同他们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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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良知”。——在我看来，今日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虚伪更为罕见了。我很怀疑，这种植物受不了我们文化的温馨气氛。虚伪属于有强大信仰的时代，在那时，人们甚至在被迫接受另一种信仰时，也不放弃从前的信仰。今日人们放弃它；或者更常见的是，再添上第二种信仰，——在每种场合他们都依然是诚实的。毫无疑问，与过去相比，今日能够有数目大得多的信仰，所谓能够，就是说被允许，就是说没有危险。由此产生了自我宽容。——这种自我宽容许可有好多信仰，它们和平共处，——它们谨防自己丢丑，就象今日全世界都在做的那样。今日一个人怎样才丢丑？在他矢志如一的情况下。在他一条路走到底的情况下。在他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在他秉性纯正的情况下……我很担心，对于有些罪恶而言，现代人简直是过于懒散了，以致这些罪恶正在灭绝。一切以坚强意志为前提的恶（也许不存在无坚强意志的恶）在我们的温暖空气中正在蜕化为德行……我所知道的少数几个虚伪者是在模仿虚伪，他们就象当今几乎所有十岁儿童一样是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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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与丑。——没有什么比我们对美的感觉更有条件，毋宁说更受限制的了。如果试图离开人对人的愉悦去思考美，就会立刻失去根据和立足点。“自在之美”纯粹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一个概念。在美之中，人把自身树为完美的尺度；在精选的场合，他在美之中崇拜自己。一个物种舍此便不能自我肯定。它的至深本能，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本能，在这样的升华中依然发生作用。人相信世界本身充斥着美，——他忘了自己是美的原因。唯有他把美赠与世界，唉，一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美……归根到底，人把自己映照在事物里，他又把一切反映他的形象的事物认作美的：“美”的判断是他的族类虚荣心……一个小小的疑问或许会在怀疑论者耳旁低语：人认为世界是美的，世界就真的因此被美化了吗？人把世界人化了：仅此而已。然而，无法担保，完全无法担保，人所提供的恰好是美的原型。谁知道人在一位更高的趣味判官眼里是什么模样呢？也许是胆大妄为的？甚至也许是令人发笑的？也许是稍许专断的？……“啊，狄奥尼索斯，天神，你为何拉我的耳朵？”在拿克索斯的一次著名对话中，阿莉阿德尼①这样问她的哲学情人。“我在你的耳朵里发现了一种幽默，阿莉阿德尼，为何它们不更长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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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女儿，后嫁给酒神狄奥尼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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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我们立刻补上美学的第二真理：没有什么比衰退的人更丑了，——审美判断的领域就此被限定了。——从生理学上看，一切丑都使人衰弱悲苦。它使人想起颓败、危险和软弱无能；在它旁边，人确实丧失了力量。可以用功率计测出丑的效果。只要人在何处受到压抑，他就可估出某种“丑”的东西近在身旁。他的强力感，他的求强力的意志，他的勇气，他的骄傲——这些都随丑的东西跌落，随美的东西高扬……在这两种场合，我们得出同一个结论：美和丑的前提极其丰富地积聚在本能之中。丑被看作衰退的一个暗示和表征：哪怕极间接地令人想起衰退的东西，都会使我们作出“丑”这个判断。每种枯竭、笨重、衰老、疲惫的征兆，每种身不由己，不论痉挛或瘫痪，特别是解体和腐烂的气味、颜色、形状，哪怕最终弱化为一个记号——这一切都引起同样的反应，都引起“丑”这个价值判断。在这里，一种憎恶之情油然而生：人憎恶什么呢？毫无疑问，憎恶他的类型的衰落。他出于至深的族类本能而憎恶；在这憎恶中有惊恐，审慎，深刻，远见，——这是世上最深刻的憎恶。因为这，艺术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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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本华。——叔本华，这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德国人（如同歌德、黑格尔和亨利希·海涅，他是一个欧洲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个本地事件，一个“民族”事件），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一个头等课题：他是一个恶作剧式的天才尝试，为了虚无主义地根本贬低生命，却把正相反对的判决，“生命意志”的伟大的自我肯定，生命的蓬勃形态，引出了场。他依次把艺术、英雄主义、天才、美、伟大的同情、知识、求真理的意志、悲剧都解释为“否定”或渴望否定“意志”的产物——除了基督教，这便是历史上有过的最大的心理学的伪币制造行为。仔细考察，他在这方面只是基督教解释的继承者，不过他尚知道把基督教所拒绝的东西，即人类伟大的文化事业，仍然在一种基督教的也就是虚无主义的意义上加以赞成（即作为通向“解脱”之路，作为“解脱”的前奏，作为激起“解脱”欲望的刺激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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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一个例子。叔本华以一种忧伤的激情谈论美，——归根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一座人们在上面继续走下去或渴望继续走下去的桥梁……在他看来，它便是从“意志”的暂时解脱——它吸引人们追求永久解脱……尤其是他把它评价为使人摆脱“意志的焦点”即性欲的救星，——他在美之中看到生殖冲动被否定……奇怪的圣人！我怕自然会借随便哪个人之口来反驳你。在大自然里，声音、颜色、气味、有节奏的运动等等的美究竟为何存在？是什么促使美显现？——幸而反驳他的还有一位哲学家。不亚于神圣的柏拉图（叔本华自己这样称呼他）的一个权威认为另一种意见是正确的：一切美都刺激生殖，——这正是美的效果的propriB um①，从最感性的到最精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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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丁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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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走得更远。他带着一种无罪感——为了具有这种无罪感，一个人必须是希腊人而不是“基督徒”——说，如果没有如此美貌的雅典青年，就根本不会有柏拉图哲学：他们的流盼使哲学家的灵魂情意缠绵，荡漾不宁，直到它把一切崇高事物的种子栽入这片美丽的土壤里。又一个奇怪的圣人！——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要假定他们相信柏拉图。他们至少会猜到，在雅典，是以不同的方式，特别是公开的方式从事哲学的。没有什么比一个隐士编织的蛛网，比斯宾诺莎式的amor intel lec－tualis dei①更不是希腊的了。按照柏拉图的方式，哲学毋宁可以定义为一场情欲的竞赛，对古老的性颠狂及其前提的深究和沉思……从柏拉图的这种哲学情欲里，最终生长出了什么呢？希腊竞技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辩论术。——我还想起一个反对叔本华而支持柏拉图的事实：古典法国的全部高级文化和文学，都是在性兴趣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在其中人们随处可以寻找献殷勤、性感、性竞争、“女人”，——决不会徒劳地寻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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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丁文：神的知性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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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艺术而艺术①——反对艺术中的目的的斗争，始终是反对艺术中的道德化倾向、反对把艺术附属于道德的斗争。为艺术而艺术意味着：“让道德见鬼去吧！”然而，这种敌视仍然暴露了受成见的支配。如果把道德劝诫和人性改善的目的从艺术中排除出去，那么，不用多久就会产生一个后果：艺术完全是无目的、无目标、无意义的，简言之，为艺术而艺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蛔虫。“宁肯全无目的，胜于有一个道德目的！”——纯粹的激情如此说。一位心理学家反问：全部艺术何为？它不赞美吗？它不颂扬吗？它不选择吗？它不是提拔吗？它以此加强或削弱某种价值评价……这只是雕虫小技？只是细枝末节？艺术家的本能全然不参与其事？或者相反：这岂非艺术家之所能的先决条件？艺术家的至深本能岂非指向艺术，更确切地说，指向艺术的意义——生命？指向生命的热望？——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怎么能把它理解为无目的、无目标的，理解为为艺术而艺术呢？——还有一个问题：艺术也表现生命的许多丑的、严酷的、可疑的方面，——它岂非因此也好象诟病生命了？——事实上，有的哲学家就宣扬艺术的此种意义：叔本华把“舍弃意志”说成艺术的全部目的，把“生产听天由命的情绪”奉为悲剧的伟大功用。——但是，我早已阐明，这是悲观主义者的光学，是“邪魔的眼光”——：必须诉诸艺术家本身。悲剧艺术家传达自身的什么？难道不正是在他所显示的可怕可疑事物面前的无所畏惧的状态？——这状态本身就是令人热望的；凡了解它的人，都对它怀有最高的敬意。他传达它，他不得不传达它，只要他是艺术家，一个传达的天才。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面对一种巨大的不幸，面对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而有勇气和情感的自由——这样一种得胜的状态，被悲剧艺术家选中而加以颂扬。在悲剧面前，我们灵魂里的战士庆祝他的狂欢节；谁习惯于痛苦，谁寻求痛苦，英雄气概的人就以悲剧来褒扬他的生存，——悲剧诗人只是为他斟这杯最甜蜜的残酷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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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为法文：L’art pour L’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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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爱一个人，为他的心灵敞开大门，这是慷慨的，但只是慷慨而已。人们发现有些心灵娴于高贵的好客，其上有许多遮严的窗户和紧闭的百叶窗板，却让其最好的房间空着。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等待着无人“偏爱”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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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传达自己时，我们便不再充分地评价自己。我们真正的体验全然不是饶舌的。它们尽管愿意，也不能够传达自己。因为它们缺乏语词。当我们把某种体验形诸语词时，我们已经失落这种体验了。在一切言谈中都有一点儿蔑视。语言似乎只是为平均的、中庸的、可传达的东西发明的。说话者业已用语言使自己平庸化。——从聋哑人和别的哲学家的一种道德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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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美丽的画像多么迷人！”……这个女文人，不满，激动，心灵和内脏一片荒凉，每时每刻怀着痛苦的好奇心倾听从她机体深处低声发出的命令：“autliberiautlibri①。”这个女文人，有足够的教养领悟自然的声音，哪怕它说的是拉丁语；另一方面又有足够的虚荣和愚蠢，哪怕在私下也用法语对自己说：“jemeverrai，jimelirai，jem’extasiera ietjedirai：Possible，quej’aieeutantd’esprit？”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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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丁文：孩子或作品。

　　②法文：“我将观看我自己，我将朗读我自己，我将迷恋我自己并且我将说：也许我真有如此的聪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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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私者”发表高论。——“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智慧、忍耐、冷静更容易的事了。我们浸透了宽容和同情的油膏，我们以一种荒谬的方式而合理，我们宽恕一切。正因此我们应该更严格地坚持一点什么，正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培育一小点儿情绪的冲动，一小点儿情绪冲动的罪恶。这对我们并非快事；在我们之间，我们也许会嘲笑我们因此所提供的方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再也没有别的自我克服的方式：这是我们的禁欲主义，我们的赎罪”……变成自私的——

　　这是“无私者”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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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一次博士考试。——“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变成机器。——“用什么方法？”——他必须学会厌倦自己。——“怎样做到这一点？”——通过义务观念。——“谁是他在这方面的榜样？”——教人死记硬背的语言学家。——“谁是完人？”——国家官员。——“什么哲学提供了国家官员的最高公式？”——康德哲学：作为自在之物的国家官员审判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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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蠢事的权利。——疲惫而呼吸迟缓的工作者，目光亲切，对事物听其自然：在现在工作的（以及“帝国”的！）时代，这种角色在社会各阶层中都可以遇到，如今他们也要求享有艺术了，包括书籍尤其报刊，——甚至美丽的自然，意大利……这些迟暮之人，有着“长眠的野蛮本能”（浮士德语），需要避暑、海水浴、滑冰、拜洛伊特……在这样的时代，艺术有权做纯粹的蠢事，——作为精神，诙谐和情感的一种休假。瓦格纳懂得这一点。纯粹的蠢事使人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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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个养生问题。——尤里乌斯·凯撒用来防止疾病和头痛的办法：长途行军，简朴的生活方式，坚持住在户外，不停的操劳——一般说来是对付那种精致的、在最高压力下工作的机器的极端易损性的保养措施，这种机器名叫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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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道德主义者的话。——没有什么比愿望着的人更违背一个哲学家的趣味了……当他仅仅在人行动时看见人，当他看见这最勇敢、最狡猾、最坚忍的动物迷失在迷宫般的困境中时，他觉得人是多么值得赞叹！他还鼓励他们……可是，哲学家蔑视愿望着的人和“愿望中”的人——以及一般来说一切愿望中的事物、人的一切理想。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可能是虚无主义者的话，那么他便是，因为他在人的一切理想背后发现虚无。甚或不是虚无，——而只是毫无价值、荒谬、病态、懦弱、疲惫的东西，从饮干的人生酒杯中倒出的各种渣滓……现实中的人如此值得尊敬，为何他一旦愿望，就不值得尊重了呢？他必须为他在现实中如此能干而受罚吗？他必须在虚构和荒谬的东西中放松四肢，以此补偿他的行动以及一切行动中的大脑和意志的紧张吗？——迄今为止的人的意愿史是人的partie honteuse①，应当谨防太久地读它。为人辩护的是他的现实，——它永远为他辩护。与随便哪个纯粹愿望中的、梦想中的、卑鄙地捏造出来的人相比，与随便哪个理想的人相比，现实的人何其有价值？——而只有理想的人才违背哲学家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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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文：可耻部位（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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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己主义的自然价值。——自私的价值取决于自私者的生理学价值：它可能极有价值，也可能毫无价值、令人鄙视。每一个人均可根据他体现生命的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而得到评价。确定这一点之后，他的自私有何价值的问题也就有了一个标准。如果他体现上升路线，那么事实上他的价值是异乎寻常的，——而为了那个凭藉他而继续迈进一步的总体生命的利益，可以极端地关心他的最佳条件的保持和创造。个人，“个体，”按照民众和哲学家迄今为止所理解的那样，肯定是一个错误。个人决非自为的，不是一个原子，不是“链中之一环”，决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传物，——他还是到他为止人的一条完整的路线本身……如果他体现下降、衰落、慢性的蜕化、疾病（疾病大多已经是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那么他甚无价值，而且最高公正要求他尽可能少向发育良好者挪用。他纯粹是后者的寄生虫……

　　34

　　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是衰落的社会阶层的喉舌，当他们义愤填膺地要求“权利”、“公平”、“平等”之时，他们仅仅受着他们的愚昧的支配，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受苦，——他们缺乏什么，缺乏生命……他们身上追根究源的冲动十分强烈：必须有人对他们处境不好负责……甚至“义愤填膺”本身就已使他们感到愉快，骂人对于一切穷鬼来说是一种满足，——它提供了一种小小的权力陶醉。即使抱怨和衷叹也能赋予生活一种魅力，使人可以忍受它。在任何抱怨中都有一种精巧的复仇，人们因为自己的坏处境、有的甚至因为自己的坏品质而责备与他们不同的人，就象责备一种不公正、一种不能容许的特权一样。“如果我是混蛋，那么你也应该是混蛋”：人们根据这样的逻辑闹革命。——衷叹在任何场合都无用，它源自软弱。一个人是向别人衷叹还是向自己衷叹（前者如社会主义者，后者如基督徒），并无真正的区别。两者的共同之处，依我们看也是无价值之处，便是应当有人对他受苦负责——简言之，便是受苦者为自己开一付解苦的复仇蜜糖。这种复仇需要是一种对于快乐的需要，其对象是可能的原因：受苦者到处寻找用来发泄其渺小复仇欲的原因，——再说一遍，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在自己身上寻找它……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两者都是颓废者。——可是，当基督徒谴责、诽谤、诬蔑“世界”之时，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本能，社会主义工人出于这同一种本能而遣责、诽谤、诬蔑社会：“最后审判日”仍是甜蜜的复仇安慰——革命，就象社会主义工人所期待的革命一样，只是被设想得更遥远一些罢了……“彼岸”——倘若它不是一个手段的话，为何彼岸总要诬蔑此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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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颓废道德批判。——一种“利他主义”道德，一种使自私萎缩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一个坏征兆。这一点适用于个人，这一点绝对适用于民族。一旦没有了自私，也就没有了最好的东西。本能地择取对己有害的东西，受“无私的”动机吸引，这差不多为颓废提供了公式。“不谋私利”——这纯粹是一块道德遮羞布，用来掩盖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即“我不再懂得找到我的利益”这一生理事实……

　　本能的崩溃！——当一个人变得利他之时，他也就完了。——颓废者口中的道德谎言不是质朴地说：“我不再有任何价值”；而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有价值，——生命毫无价值”……这样一种判断归根到底总是一种巨大危险，它有传染性，——在整个社会的病态土壤上很快就滋生为茂盛的热带观念植物，时而作为宗教（基督教），时而作为哲学（叔本华主义）。有时候，这种长自腐烂中的有毒植物的气体会久远地、数千年地毒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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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道德。——病人是社会的寄生者。在一定情形下，更久地活下去是不体面的。在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权力业已丧失之后，卑怯地依赖医生和医术苟活，理应在社会上招致深深的蔑视。而医生应当是这种蔑视的媒介，——给他的病人开的不是药方，而是每天一服新的厌恶……赋予医生一种新的责任，凡是生命、上升生命的最高利益要求无情排斥和扼杀衰败生命的场合，都要他负责任——例如决定生育权、出生权、生存权……当不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心境澄明而愉悦，执行于孩童和见证之中，因而能在辞别者还在场的情形下作一个真正的告别，同时也对成就和意愿作一个真正的估价，对生命作一个总结——这一切同基督教在弥留时刻演出的可怜复可怖的喜剧正好相反。千万不要忘记，基督教是在滥用临死者的软弱以强奸良心，滥用死的方式判定人及其一生的价值！——在这里，尤其要反对一切怯懦的成见，确定所谓自然死亡的真正价值即生理价值：它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非自然”死亡，一种自杀。一个人绝非死于他人之手，而是死于自己之手。只不过这是在最可蔑视的条件下的死，一种不自由的死，一种不适时的死，一种懦夫的死。一个人应当出于热爱生命而希求另一种死。自由，清醒，并非偶然，并非猝不及防……最后，向悲观主义者先生们和其他颓废者进一言：我们不能阻止自己的出生，但是我们能够改正这个错误——因为有时这是个错误。当一个人除掉了自己，他便做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事情，他因此差不多不枉活了这一生……社会（我说什么呀！）、生命本身由此获得的利益要比靠随便哪种听天由命、贫血或其它德行的“生活”所获得的更多，因为他使别人摆脱了他的景象，他使生命摆脱了一种异议……纯粹的、严格的悲观主义只有通过悲观主义者先生们的自我反驳才得到证明：一个人必须把他的逻辑推进一步，不是像叔本华那样仅仅用“意志和表象”否定生命，——他必须否定叔本华……顺便说说，尽管悲观主义如此富于传染性，毕竟没有增加整个时代、整个世代的疾病，它只是这种疾病的表现。一个人屈服于它，正如屈服于霍乱一样，他业已病弱得不能不屈服了。悲观主义本身没有增添一个颓废者；我想起了统计结果：在霍乱流行的年份，死亡总数与别的年份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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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正如所预料的，道德愚化的全部残忍性（众所周知，这在德国被视为道德本身）拼命起来反对我的《善恶的彼岸》的观点了，我要谈谈这方面的有教养的历史。人们要我深思我们时代在道德判断方面的“无可否认的优越性”，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作出的进步：和我们相比，一位Ce－sare Borgia①确乎不能看作一个“更高尚的人”，一种我所说的“超人”……一个瑞士人，《联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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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十五世纪一红衣主教。

　　编辑，走得如此之远，在对从事如此冒险的勇气略表敬意之后，竟“理解”我的著作的意义在于，我要用它来废除一切正派的情感。十分感谢！——作为答复，请允许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本身即已令人对之发生异议……我们现代人，极其脆弱，假其敏感，互相关怀备至，千思百虑，便在事实上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所体现的这种脆弱的人性，在爱护、帮助、互相信任方面所达成的这种齐心协力，似乎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了，藉此我们似乎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然而，每个时代都这么想，也必定这么想。确实，我们不能置身于、甚至不能深入设想文艺复兴状态：我们的神经受不了那种现实，更不用说我们的肌肉了。但是，这种无能所证明的不是进步，倒是一种不同的、一种晚期的状况，一种更软弱、更脆弱、更敏感的状况，从中必然产生出一种顾虑重重的道德。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没有我们的脆弱和迟暮，我们生理上的老化，那么，我们的“人性化”的道德也就立刻丧失了它的价值（没有一种道德自在地具有价值），我们自己就会蔑视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们现代人的裹着厚棉被、经不起一点碰撞的人性，在Cesare Borgia的同时代人眼中必是一个笑死人的喜剧。事实上，我们的现代“德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显得极其可笑……敌对本能和猜疑本能的减弱（这就是我们的所谓“进步”）只是生命力普遍减弱的结果之一：要苟延一个如此附有条件、如此迟暮的生命，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和审慎。在这里，人们互相帮助，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病人，又都是护士。这就叫做“德行”；在生命尚能有所不同的人们中，在生命更丰满、更挥霍、更洋溢的人们中，它的名称也有所不同，也许叫做“懦弱”、“可怜”、“老太婆道德”……我们习俗的柔化是衰退的一种结果——这是我的命题，如果愿意，也可说是我的革新；相反，习俗的严峻和可怕可能是生命力充沛的一种结果，因为如此才可以有很多冒险、很多挑战、很多浪费。从前是生命的作料的东西，对于我们却是毒药……淡漠也是坚强的一种形式，而我们是过于老迈、过于迟暮了，同样无能为之；我们的同情道德（我是第一个要人们警惕它的人），人们不妨称它为1’impres－sionisme morale①，它是一切颓废者固有的生理过敏的一种表现。那个试图借叔本华的同情道德赋予自身以科学形态（一个极不成功的尝试！）的运动，乃是道德领域的真正颓废运动，作为这样的运动，它与基督教道德深深地一脉相通。坚强的时代、高贵的文化把同情、“邻人爱”、缺乏自我和自爱看作某种可鄙的品质。——时代是按照自身的积极力量而得到估价的——因此，那个如此挥霍和多灾多难的文艺复兴时代乃是作为最后一个伟大时代而出现的，而我们，我们现代人，却因为我们胆怯的自我操心和邻人爱，我们的勤劳、谦虚、公正、科学的美德（热衷于搜集，节俭，刻板），而成为一个衰弱的时代……我们的德行是由道德印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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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文：道德印象主义。

　　我们的衰弱所决定、所要求的……“平等”，一种事实上的雷同化，所谓“平权”理论仅是其表达方式，本质上属于衰落。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鸿沟，类型的多样化，自我实现、自我提高的意志，我称这一切为庄严的距离感，它们是每个坚强时代所固有的。如今，极端之间的张力和跨度日益缩小了，——极端本身终于消失而成为雷同……我们的一切政治理论和国家宪法，“德意志帝国”绝非例外，都是衰落的必然结论和后果；颓废的无意识影响竟至于支配了个别科学部门的理想。我对整个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府一直存有异议，它们从经验中只了解到社团的衰败形态，并且完全不知羞愧地把自身的衰败本能用作社会价值判断标准。衰落的生命，一切组织力即分离、挖掘鸿沟、使人服从和指挥的力量的丧失，被今日的社会学公式化为理想……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是颓废者，但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也是一个颓废者，——他在利他主义的胜利中看到了某种值得盼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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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自由观。一件事物的价值有时候并不在于靠它所获得的，而在于为它所付出的，——它使我们所花费的。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主义机构一旦建立，就立刻不再是自由主义的了，此后没有比自由主义机构更加严重和彻底地损害自由的东西了。人们诚然知道它们做了些什么：它们暗中损害强力意志，它们拉平山岳和沟壑，并将此抬举为道德，它们渺小、怯懦而又沾沾自喜地行事，，——畜群动物总是靠了它们而高奏凯歌。直截了当地说，自由主义就是使人类畜群动物化……这同一种机构只要它们还将以战斗争取什么，就会发生迥异的作用；它们就在事实上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促进自由。仔细看来，发生这种作用的是战争，为自由主义机构而进行的战争，它作为战争而使非自由主义的本能得以延续。而战争则导致自由。因为，什么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个人坚守分离我们的距离。就是一个人变得对艰难、劳苦、匮乏乃至对生命更加不在意。就是一个人准备着为他的事业牺牲人们包括他自己。自由意味着男性本能、好战喜胜本能支配其他本能，例如支配“幸福”本能。自由人有着何等自由的精神，践踏着小商贩、基督徒、母牛、女人、英国人和其他民主分子所梦想的可怜的舒适。自由人是战士。——在个人抑或在民族，自由依据什么来衡量呢？依据必须克服的阻力，依据保持在上所付出的努力。自由人的最高类型必须到最大阻力恒久地被克服的地方去寻找：离暴政咫尺之远，紧接被奴役的危险。这一点在心理学上是真实的，因为一个在“暴君”统治下领悟了无情的、可怕的本能，它要求最大限度的权威和自我训练（尤里乌斯·恺撒是最光辉的典范）；这在政治上也是真实的，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了。曾经有过一定价值、变得有一定价值的民族决不是在自由主义机构下变得如此的，巨大的危险把它们造就成令人敬畏的东西，危险教导我们开始认识我们的救助手段，我们的德行，我们的盾和矛，我们的精神，——危险迫使我们坚强……第一原理：一个人必须有必要坚强，否则决不会坚强，——那些培育坚强、最坚强类型的人的伟大温室，罗马和威尼斯类型的贵族社会，深知我所理解的含义上的自由：它是一个人所具有而又不具有的东西，一个人所想望的东西，一个人所赢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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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的批判，——我们的机构已经毫无用处，对此大家都有同感。但是责任不在它们，而在我们。在我们丢失了机构由之生长的一切本能之后，我们也就丢失了这些机构，因为我们不再适合于它们。民主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组织力衰退的形式，我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三百十八节中业已把现代民主政治及其半成品，如同“德意志帝国”一样，判为国家的没落形式。凡有机构，就必有一种意志、本能、命令、反自由主义到了恶毒的地步；必有要求传统、权威、世纪以上的责任、无限延续的世代的团结的意志。如果有了这样的意志，那么，类似罗马帝国的东西就有了根基；或者类似俄国，它是今日有肉体活力、能够等待、尚可许诺一点东西的唯一权力，——俄国是欧洲可怜的渺小政治和神经过敏的对立概念，它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进入了一种批判状态……整个西方不再具有机构从中长出、未来从中长出的那种本能，也许没有什么东西如此不合它的“现代精神”了。人们得过且过，活得极其仓促，——活得极其不负责任：却美其名曰“自由”。把机构造就成机构的那种东西遭到蔑视、憎恨、排斥，只要听到“权威”这个词，人们就认为自己面临新的奴役的危险。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政党的价值本能中的颓废已达到如此地步：他们本能地偏爱造成瓦解、加速末日的东西……证据是现代婚姻。现代婚姻显然丧失了一切理性，但这并非要反对婚姻，而是要反对现代性。婚姻的理性基于男人的法律责任，婚姻因此而有重心，今天它却是双腿跛行。婚姻的理性基于它原则上的不可解体性质，它因此而获得一种音调，面对情感、激情和机遇的偶然事件，这种音调懂得为自己创造听觉。婚姻的理性也基于家诞所承担的选种责任。由于对爱情结婚的癖好持愈来愈宽容的态度，形成了这样一种对婚姻基本状况：最初把婚姻造就成一种机构的那种东西已经消失。人们决不在一种过敏反应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机构，如上所述，人们不在‘爱情”的基础上建立婚姻，——而是把它建立在性冲动、财产冲动（女人和孩子是财产）统治冲动的基础上，最后这种冲动不断为自己组织最小的统治单位——家诞，它需要孩子和后嗣、以便也在心理上保持权力、影响、财富的一个已达到的尺度，以便为长期使命、为世纪之间的本能团结预作准备。婚姻作为机构业已包含着对最伟大、最持久的组织形式的肯定，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作为整体为自己向最遥远的世代作出担保，那么婚姻就毫无意义。——现代婚姻已经丧失其意义，——所以人们废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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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问题。——愚昧，透底地说，作为今日一切愚昧的原因的本能之退化，就在于存在着一个工人问题。不对确定的事物发问，本能的第一命令。——我完全看不出，自从人们把欧洲工人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后，究竟想拿他们干什么。他们情况相当好，用不着愈来愈多、愈来愈放肆地提出问题。他们终究是多数。在这里，一种淳朴知足的人、一种中国人类型本来会形成为阶层，这本来是合理的，简直是必然的，但这个希望已完全消逝。人们在做什么？——在竭力把这方面的条件毁于萌芽状态，——人们以不负责任的马虎态度根本毁坏了一种本能，凭藉这种本能，工人才能形成为阶层，才能独立。人们使工人能武善战，给他们结社权和政治投票权。倘若工人如今已经觉得他们的生活乃是一种困境（用道德语言说即不公正），这又有什么奇怪呢？然而再问一遍，人们想要什么？如果一个人想要一个目标，那么也就必须想耍手段，如果一个人想要奴隶，却又去把他们教育成主人，那么他就是一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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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指的不是自由……”——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放任本能更是一种灾难。这些本能彼此矛盾、干扰、破坏；我业已把现代定义为生理上的自相矛盾。教育理性要求，至少应使这些本能系统中的一个在铁的压力下瘫痪，以便允许另一个变得强大有力，起支配作用。在今天，也许只有对个人进行修剪，才能使个人成为可能，所谓可能也就是完整……事实却相反：正是那些条条缰绳都已松驰的人，在最激烈地要求独立、自由发展、laisser aller①——在政治领域是这样，在艺术领域也是这样。但这是颓废的一个征兆，我们现在的“自由”观念更是本能退化的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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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文：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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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处必须有信仰。——在道德家和圣人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诚实更为罕有了；也许他们说的、甚至信仰的都是相反的东西。因为当一种信仰比自觉的虚伪更加有利、有效、令人信服之时，本能的虚伪立刻变得无辜了：理解大圣人的第一原理。在另一种圣人即哲学家那里也有一整套手艺，他们只容许某些真理，即那种使他们的手艺获得公众批准的真理，——用康德的方式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真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证明什么，在这方面他们是实际的，——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他们就“真理”达成协议。——“你不应说谎”——直截了当地说：您，我的哲学家先生，要谨防说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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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给保守党人听。——人们过去不知道什么，人们现在知道、能够知道什么——任何意义和程度上的退化、倒退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至少我们生理学家知道这一点。然而，所有牧师和道德家都相信那是可能的，——他们想把人类带回到、拧紧在一种过去的道德规范上。道德始终是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①之床。连政治家们在这方面也模仿道德传教士：今天还有些政党在梦想万物象螃蟹一样倒行，以此为自己的目标。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随意变成螃蟹。毫无办法，人们必须前进，也就是说，一步步颓废下去（这是我给现代“进步”下的定义……）。人们可以阻碍这个进程，通过阻碍，堵塞和积聚最后的蜕变，使之来得更猛烈、更骤然，他们不能做得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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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所开旅店里有一张铁床，旅客投宿时，他把身材高的截短，矮的拉长，使之与床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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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才观。——伟大如同伟大时代一样，是积聚着巨大能量的爆炸物；其历史的和生理的前提始终是，他们身上长久地搜集、积累、节省、保存着能量，——长久地不发生爆炸。如果紧张度过高，那么，最偶然的刺激就足以把“天才”、“事业”、伟大命运唤入世界。与环境、时代、“时代精神”、“公众舆论”有何相干！以拿破仑为例。革命时期的法国，以及革命前的法国，原可以产生与拿破仑是相反的典型，但也产生了拿破仑。而因为拿破仑是另一种人。是一个比法国的发展于蒸汽和戏剧中的文明更强大、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的后裔，所以在法国他成了主人，在法国只有他是主人。伟大是必然的，而他们出现于其中的时代是偶然的；他们之所以几乎总是成为时代的主人，只是因为他们更强大、更古老，他们身上的积聚过程更悠久。天才与其时代的关系，犹如强与弱，年老与年轻的关系，比较之下，时代总是年轻、单薄、未成年、不可靠、稚嫩得多。——关于个问题，如今在法国（德国也一样，不过无足轻重）人们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在那里，一种真正的神经症患者理论，即milieu①理论。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近乎是科学的，甚至还颇得生理学家的信奉，这种情形“散发着臭味”，令人产生哀思，——在英国，顺应天才和“伟人”只有两条路：巴克尔（Buckle）的民主方式或卡莱尔的宗教方式。——伟人和伟大时代的危险是异乎寻常的；种种耗竭、贫瘠尾随着他们。伟人是一个终结；伟大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终结。天才（创作天才和行动天才）必然是一个挥霍者。耗费自己便是他的伟大之处……自我保存的本能似乎束之高阁；汹涌的力的过强压迫禁止他有任何这种照料和审慎。人们把这叫做“牺牲精神”；人们赞美他的“英雄主义”，他对自身利益的漠不关心，他的献身于一个理想、一个事业、一个祖国：全是误解……他奔腾，他泛滥，他消耗自己，他不爱惜自己，——命定地，充满厄运地，不由自主地，就象江河决堤是不由自主的一样。但是，由于人们在这种易爆物身上受惠甚多，所以他们也多多回赠，例如赠予一种高尚的道德……这诚然是人类感恩的方式：他们误解他们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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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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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犯及其近亲。——罪犯类型是处于不利条件下的强者的类型，是一种病态的强者。他缺少荒原，缺少某种更自由更危险的自然和生存方式，在其中，凡属强者本能中进攻和防卫的素质均可合法存在。他的德行被社会拒之门外；他的最活跃的冲动只要在他身上出现，就立刻与压抑的情绪、猜疑、恐惧、耻辱交织在一起。但这几乎是促成生理退化的药方。谁必须秘密地做他最擅长、最爱做的事情，怀着长久的紧张、谨慎和诡谲心情，他就会贫血；而由于他从他的本能那里总是只得到危险、迫害和灾祸，他的情感也转而反对这些本能了——他宿命地感受它们了。这就是社会，我们的驯良、中庸、阉割过的社会，在其中，一个来自山岳或海洋冒险的自然生长的人必然堕落成罪犯。或者近乎必然。因为在有些场合，一个这样的人证明自己比社会更强有力，科西嘉人拿破仑便是最著名的例子。对于这里所提出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词具有重要意义——顺便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从之学到一点东西的唯一心理学家，他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遇之一，甚至要超过我之发现司汤达。这个深刻的人有十倍的权利蔑视肤浅的德国人，他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囚犯中间，发现这些被断了回到社会的归路的正直的重罪犯与他所期待的十分不同——他们差不多是用俄罗斯土地上生长的最好、最坚硬、最有价值的木材雕成的。让我们把罪犯的例子推而广之，设想那一种天性，由于随便哪种原因，他们得不到公众赞同，他们知道他们不被视为有益有用，——怀着一种贱民的感觉：人们不是平等待之，而是把他们看作被放逐、无价值、起污染作用的东西。所有这些天性在思想和举动上都有地下生活者的颜色；他们身上的每样东西都比生活在日光中的人们苍白，可是，几乎一切我们今日所赞扬的生存方式，从前都曾经生活在半坟墓的气氛中：科学家，艺术家，天才，自由思想家，演员，商人，大发明家……只要教士被看作最高的类型，每种有价值的人就会遭到贬值……我预言，这一时代正在到来，那时教士被看作最低的类型，看作我们的贱民，看作人的最不真实、最不体面的类别……我注意到，即使是现在，对于风俗的管理是地球上，至少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温和的，在这种条件下，每种怪僻，每种长久的、太长久的隐私（Q1nterhalb），每种不惯常、不透明的生存方式，都使人接近罪犯所完成的那种类型。所有的精神革新者都有一个时期在他们额上烙印着贱民的苍白宿命的标记，并非因为他们被如此看待，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感到有一条可怕的鸿沟，把他们同一切传统分离开来，置于恒久的光荣中。几乎每个天才都知道，“卡提利纳①式的生存”，对于已经存在、不再生成的一切的仇恨感、复仇感、暴乱感，是他的一个发展阶段……卡提利纳是每个凯撒的前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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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Catilina：古罗马贵族，其暴乱阴谋被西塞罗发现和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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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眺望自由无障。——如果一位哲学家沉默，可能是心灵的高潮；如果他反驳自己，可能是爱；说谎可能是认知者的一种礼貌。人们不无优雅地说：i1est indigne des grandscoeurs dere’pandre le trouble，q u’ils ressentent；①不过必须补上一句：不害怕无价值的事同样可能是心灵的伟大。一个爱着的女人奉献她的敬意；一个“爱”着的认知者也许奉献他的人性；一位爱着的上帝变成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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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文：伟大的心灵去传播他们所感受到的颤粟是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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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非偶然。——即使一个种族或家族的美，他们全部风度的优雅和亲切，也是人工造就的，是世代努力积累的结果。人必须为美奉献巨大的牺牲，必须为之做许多事，也放弃许多事（十七世纪的法国在这两方面都令人赞叹），对于社交、住地、衣着、性满足必须有一个选择原则，必须爱美甚于爱利益、习惯、意见、懒散。最高原则：人独处时也不能“马马虎虎””——精美的东西是过于昂贵的，而且下述规律始终有效：拥有它的人和谋求它的人不是同一个人。一切财产都是遗产，凡非继承来的，都是不完善的，都只是开端……在西塞罗时代的雅典，西塞罗对男人和少年远比女人美丽感到惊奇，可是，数百年间，当时的男性为此美丽付出了怎样的艰苦努力！——在这里，不要弄错了方法，仅仅训练感情和思想是无济于事的（德国教育的巨大误解就在于此，它全然是幻想的），人必须首先开导躯体，严格维持有意味的、精选的姿势，一种仅仅同不“马马虎虎”对待自己的人共处的约束力，对于变得有意味和精选是完全足够了：两、三代里，一切业已内化。决定民族和人类的事情是，文化要从正确的位置开始——不是从“灵魂”开始（这是教士和半教士的致命的迷信）：正确的位置是躯体、姿势、饮食、生理学，由之产生其余的东西……所以，希腊人始终是历史上第一个文化事件——他们懂得，他们在做必须做的事情；蔑视肉体的基督教则是人类迄今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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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理解的进步。——我也谈论“复归自然”，虽然它其实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上升——上升到崇高、自由甚至可怕的自然和天性，这样一种天性戏弄、并且有权戏弄伟大的使命……打个比方来说，拿破仑是一段我所理解的那种“复归自然”（例如在rebustacticis①方面，尤其如军事家所知在战略方面）。——然而卢梭——他究竟想回到哪里？卢梭，他集第一个现代人、理想主义者和canaile②于一身；他为了能忍受他自己的观点，必须有道德“尊严”；由于无限的虚荣心和无限的自卑感而生病。连这个躺在新时代门槛上的畸胎也想“复归自然”——再问一遍，卢梭究竟想回到哪里？——我之憎恶卢梭还在于大革命，它是这个理想主义者兼canaille的双料货的世界历史性表现。这场大革命所表演的流血闹剧，它的“不道德”，均与我无关，我所憎恨的是它的卢梭式“道德”——大革命的所谓“真理，”它藉此而始终仍在发生作用，并把一切平庸的东西劝诱过来。平等学说！……但是决不会有更毒的毒药了，因为这个学说貌似出于公正本身而被鼓吹，其实却是公正的终结……“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才是公正的真正呼声，由此而推出：“决不把不平等者拉平。”——围绕着这个平等学说发生的恐怖和流血事件，给这个卓越的“现代理念”罩上了一种光辉和火光，以致革命如同奇观一样也吸引了最高贵的灵魂。归根到底，继续尊崇它是没有理由的。——我只看到一个人对它感到厌恶，就象必定会感到的一样——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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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文：迷阵战术。

　　②法文：贱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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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一个通过复归自然、通过上升到文艺复兴的质朴来克服十八世纪的巨大尝试，该世纪的一种自我克服。——他本身有着该世纪的最强烈的本能：多愁善感，崇拜自然，反历史，理想主义，非实在和革命（革命仅是非实在的一种形式）。他求助于历史、自然科学、古代以及斯宾诺莎，尤其是求助于实践活动；他用完全封闭的地平线围住自己；他执着人生，入世甚深；他什么也不放弃，尽可能地容纳、吸收、占有。他要的是整体；他反对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的互相隔绝（与歌德意见正相反的康德用一种最令人望而生畏的烦琐哲学鼓吹这种隔绝）；他训练自己完整地发展，他自我创造……歌德是崇尚非实在的时代里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实在论者：他肯定在这方面与他性质相近的一切，——他没有比那所谓拿破仑的实在论更伟大的经历了。歌德塑造了一种强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体态灵巧、有自制力、崇敬自己的人，这种人敢于把大自然的全部领域和财富施予自己，他强健得足以承受这样的自由；一种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坚强而忍受的人，因为在平凡天性要毁灭的场合，他们懂得去获取他的利益；一种无所禁忌的人，除了软弱，不管它被叫做罪恶还是德行……这样一个解放了的精神带着快乐而信赖的宿命论置身于万物之中，置身于一种信仰：唯有个体被抛弃，在全之中万物得到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然而一个这样的信仰是一切可能的信仰中最高的：我用酒神的名字来命名它。

　　50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也是追求歌德作为个人所追求过的一切东西：理解和肯定一切，接纳每样东西，大胆的实在论，崇敬一切事实。何以总的结果却不是歌德，而是混乱，虚无主义的悲叹，不知何来何往，一种在实践中不断驱迫人回溯十八世纪的疲惫的本能？（例如情感浪漫主义，博爱和多愁善感，趣味上的女性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莫非十九世纪，特别是它的末叶，仅是一个强化的野蛮化的十八世纪，即一个颓废世纪？那么莫非歌德不但对于德国，而且对于欧洲，仅是一个意外事件，一个美好的徒劳之举？——然而，如果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伟人，就曲解了他们。一个人懂得不向伟人要求利益，也许这本身就属于伟人……

　　51

　　歌德是使我肃起敬的最后一个德国人，他大约感受到了我所感受到的三件事，——我们对于“十字架”的意见也一致……常常有人问我，究竟为何要用德文写作，因为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祖国这样糟糕地被人阅读。可是终究有谁知道，我是否还希望在今日被人阅读？——创造时间无奈其何的事物，为了小小的不朽而致力于形式和质料——我还从未谦虚得向自己要求更少。格言和警句是“永恒”之形式，我在这方面是德国首屈一指的大师；我的虚荣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

　　（周国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