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迷情毒案  第一部　第06章 [第7页]

　　赖伯到处碰壁。后来再次交流情况时，他对沃特克说：“这都在意料之中。我们查了所有已知的迪斯科舞厅和俱乐部，但慕尼黑还有多少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这就说不清了。我还得实施我的老计划：到技术音乐圈里去争取举报人，争取年轻人当我们的钉子。”

　　沃特克说：“你永远不会得到批准。”

　　“那我就不要批准，自己干！”

　　“彼得，你多大年纪了？”1“33岁。”

　　“这点年纪就回家养花了此余生，也太早了吧。要是上面知道了，马上就革你的职。”

　　“要是我成功了呢？”

　　“成功会被肯定，但你还得下台。成功并不能抵消越权！伙计，别忘了我们是公务员。”沃特克从公文包里拿出两页纸，摊在赖伯的写字台上。“我这两页纸倒更有现实意义，是解剖报告。我把它先抄下来了；正式文件明天出来。你听着：这个小丽莎在死之前还有过性交，虽然她挎包里有三个避孕套，却没有用。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彻底醉了，无法控制自己。”

　　“不错，死亡是窒息造成的，由于超剂量的MDMA，即亚甲二氧基苯异丙胺，再加引起幻觉的MDEA和少许海洛因。”

　　“真是魔鬼的毒药！”赖伯看了沃特克的记录后说，“做这种玩意儿的人是杀人犯！”

　　沃特克点了点赖伯拿着的纸，说，“按我们的法律，只是触犯了药品法。有意思的是女孩的性交，她不能在一家公开营业的迪斯科舞厅里干这事吧？”

　　“为什么不能？有的是地方，阴暗的角落，后院，走廊，门背后。”

　　“这都有可能。但问题是，丽莎在性交后还活着？还是过于激动，加上摇头丸的作用，当时就死于心力衰竭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她的性伙伴在运走尸体的时候不会不被人看见，因此我想……”

　　“她是在一个私人舞会上死的，也许只有她和她的伙伴两个人，是在住宅里，一间房间里，在某个地下活动场所。”

　　“反正是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有好多可能性。”

　　“真他妈的！”

　　“你尽管大声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没有别的见证人，那我们就毫无办法。”

　　“我就不信！”赖伯把沃特克的记录往桌上一扔，说：“丽莎的周围肯定有知情人，我们要逐个讯问，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直到有人说漏了嘴。特奥，你我都知道，人人都会说漏嘴，只是早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耐心，要像钻孔似地问，我就不信有钻不透的木板。”

　　“后天丽莎的遗体下葬。检察院已经准许了。”

　　“我知道。”

　　“你去参加落葬吗？”

　　“去，你呢？”

　　“我去，站在一边观察。我曾多次遇到凶手向死者墓里扔鲜花的事。”

　　“你遇到的凶手是另一种人！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只是运走和掩藏了一具尸体，他害怕，但不是凶手，真正的凶手在别处，我要抓的是真正的凶手。”

　　赖伯把解剖报告的抄件揉成一团使劲扔进了字纸篓，流露出他心中的无可奈何。

　　冯·格来欣又让人把乌丽克叫去。他说：“我们还得谈一次。”他的面前又摆着不可缺少的干邑酒，讲话声音很低沉，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危险的谈话。“对罗伯特·哈比希我考虑了很久，还作了调查。他父亲是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官员，典型的俗吏，有养老保险，有自己的住宅，没有负债。他的儿子罗伯特，也就是你的相好，是个乖孩子，在读高中，弹一手好钢琴，参加童子军活动，除了音乐以外没有别的抱负，他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是个宝贝儿子。而您偏偏把这么一个人拉到床上去了，乌丽克，您这是变态！”

　　“冯·格来欣先生，您看错了。”乌丽克自负地笑了。她想，你知道的这点情况只是表面现象……我比你更了解他，是我唤醒了真正的罗伯特·哈比希。“每个人都是可以发展的。”

　　“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想，您是信任我的。”

　　“我相信您什么都能办到。但我认为，这孩子太敏感，太脆弱。”

　　“这您已说过。可他已经变了。”

　　“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男子汉，和以前的罗伯特·哈比希完全不同，只不过还用着原来的名字而已。”

　　“您真应该当个专门改衣服的女裁缝。”冯·格来欣的冷嘲热讽对乌丽克不起作用，她对他动辄以格言警句教训人已习以为常了。“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他要跟我一块儿做生意。”

　　“哦？这事可得商量商量。”

　　“他吃过一粒摇头丸，从此再也离不开这药丸了。”

　　“您这么肯定？”

　　“他已经失去主见，我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他对我说过：‘我就活在你身上，没有你，我是个空壳子。’”

　　冯·格来欣笑了：“这孩子还在读言情小说吗？乌丽克，依我看，您是真的爱上他了，您使他服从您了。可是有朝一日他会醒悟过来，那时怎么办？”

　　“这我想都不想。”

　　“可是我得想到！他的醒悟关系到成百万马克的生意，关系到蹲几年监牢！乌丽克，您很不谨慎。干我们这行要用头脑思考，而不是用下身思考。昨天我琢磨了一整天：我们拿这个罗伯特怎么办？”

　　“他将为我们工作。”

　　“乌丽克，您这是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我不怕丢脑袋。”她好斗地望着冯·格来欣。她想，你对他了解什么呀，他不是孩子了，他走进了一个只有我才能给他提供的天地。我和他一起做生意，一两年后我们发了财，就去马约卡岛或马德拉岛享福。是的，我爱他……但他也是我的工具，我可以利用他到街上去捡钱。往后呢……别想以后的事了，我即使老了，他也是爱我的。

　　冯·格来欣对乌丽克说：“您别忘了，我们活得很危险。昨天夜里死了一个人，因为超剂量吃了我们出售的摇头丸。我这才发现，可恶的波兰人提供给我们的药丸不纯，有杂质，我们必须立即换掉。凡是‘花花公子’牌的，全部收回。”

　　“向谁收回？买主有好几百人，您都认识？而且绝大部分药丸都已经吃掉了。”

　　“要是死人越来越多怎么办？不是所有的死人都能悄悄运走的！”

　　“对失去理智的消费者我们不能负责。一个人要是冰淇淋吃撑了，喝酒喝醉了，不也会得病吗？”

　　“可是就这件事，警察会找到我们头上。”

　　“警察从哪儿下手？”

　　“别看您是个职业老手，有时候您也天真得可笑。一个人吸毒致死，有许多知情人，说不定什么时候有某个知情人就顶不住了。”冯·格来欣一开始进入毒品圈，就考虑到了一旦与警察发生麻烦时所应采取的一切防范措施。一个案件的证人总是最危险的，尽管闭口不说是最好的防卫，就为了自我保护也该这么做，但吸毒成瘾者正好是些性格脆弱的人。打破这道沉默之墙的最好办法就是撤离毒品，不是那种谨慎的、临床的撤离，而是粗暴的撤离，一夜之间什么毒品也没有了。这下可就苦难临头，瘾者浑身颤抖，肢体痉挛，心脏狂跳，眼球突出，舌头麻木，这时候要是有人手拿药丸说：“你说了从哪儿得到药丸的，我就给你吃。”那他肯定会把一切都供出来。

　　冯·格来欣想过，总有一天会这么做的。虽然迄今为止警察还不许用这种办法，因为这样做有损人的尊严，会被视为严刑拷打，侵犯人权，但很可能有不法之徒用这种办法来打入市场。他们会向政府部门举报，揭发他们的竞争对手，然后取而代之。这样，一名瘾君子就会成为致命的危险。

　　冯·格来欣看到乌丽克眼中发出可怕的冷光，她的脸僵化成为一副毫无动静的面具。她在想什么？她的眼睛像熊瞎子的眼睛一样没有表情，她能无限地爱，就也能无限地破坏。真是披着美女外衣的魔鬼。

　　冯·格来欣说：“我们收回‘花花公子’牌，改卖‘笑脸’牌、‘巴尔尼’牌和‘夏奈尔’牌。波兰人后天又要来慕尼黑，我跟他们中止合同。”

　　“他们会同意吗？”

　　乌丽克的话有道理。干这一行的不能说停就停，说收就收。这样做会引起反抗，反抗就会死人。冯·格来欣也估计到会有无情的斗争。

　　他说：“我已经做好准备，波兰人会乖乖地听我的话的。”

　　“这倒是新鲜事。”

　　“对您来说，我的保证措施是新鲜事，是对方想不到的，否则就不叫出其不意了。”他用右手挥了一下，表示这个话题到此结束。“还是回过来说说您那个罗伯特吧。就算是他确实听您的话，您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他染上了摇头九瘾，上了您的床就失去全部理智……可是，当他看到一个吃了他卖的摇头丸的姑娘在他眼前死去时，他会有什么反应？尽管他服从您，他能对此无动于衷吗？他会永远责备自己：我卖的药丸要了姑娘的命。这种谴责在他心中会越来越厉害，直到爆炸。这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就不用给您说了。”

　　乌丽克生硬地说：“这是一种荒唐的设想！”

　　“什么叫荒唐？”冯·格来欣摇头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就罗伯特的性格来说，甚至是绝对合乎逻辑的。”

　　“即使再死人，也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把药丸卖给贩子，他和我都是搞批发的，从不接触消费者，他决不会直接卷入死人的事。”

　　“但他听说死人了，他知道药丸是他卖出去的。”

　　“要是一个人喝烧酒喝死了，酒厂老板会上吊吗？”

　　“乌丽克，我们别抬杠了。”冯·格来欣知道，跟她讨论罗伯特的事毫无意义，他得用别的办法来切断这一联系。“在您的调教之下，这孩子可能很会做爱，再加摇头丸，更是强壮耐久，不知疲倦……但我还是不相信这个软骨头。他可以出色地演奏肖邦的乐曲，但不适合干我们这行。尽管您不同意，我坚持我的看法。”

　　当天夜里乌丽克只睡着了一会儿。

　　早晨快8点时，有人按门铃。乌丽克醒来一看闹钟，翻个身又睡了。她想，差10分8点，谁这时候来找我，11点以前我不会客，我还要睡，管他是谁，滚吧！

　　一会儿铃又响了，响个不停，按铃的人肯定是按住了不松手。

　　乌丽克坐起身来，握紧拳头大吼：“别吵了！”当然站在大门外的人是听不见的。“我要睡觉！你这头野猪，滚你的蛋！”

　　好像是按铃人听见了她的话似的，铃不响了。可是没一会儿又响起来了，这次是有节奏的，三长三短三长三短，实在烦人。

　　乌丽克跳下床来，披上晨衣，奔向房门口，按下开门电钮，插上保险链条，拉开一条门缝。

　　这时一个瘦高个儿从楼梯道跑上来，气喘吁吁在房门外停住了脚步。乌丽克把门打开。

　　她粗鲁地说：“你这个疯子！你来干吗？你知道我这时候正在睡觉。”

　　罗伯特对着她微笑说：“我就是要这时候来。”面对他那孩子般的微笑，乌丽克抵挡不住了，她闪开身，让他进屋，然后问他：“你怎么不上学？”

　　“我打电话说我病了，请一星期的假。我们又有一星期的时间，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1点。”

　　“你还让我怎么睡觉？”

　　“你想睡吗？”他脱掉她的晨衣，低下头来亲吻她的胸脯。尽管乌丽克内心还有反感，但此刻一阵酥痒流遍她的全身，她迎了上去，不再推却，放纵的欲望使她浑身血液沸腾。

　　在床上，罗伯特忽然停止爱抚，喘着气说：“给我一粒药吃……”

　　“不行！”她用手抵着他的胸说，“鲍伯，不行！”

　　“我求你了！我要像上次一样……让天塌下来，让我飞上天，求求你……”

　　“不行，鲍伯，不行！”

　　“我非要不可，别那么狠心，求求你，求求你……”

　　她终于给了他一粒“笑脸”牌的摇头丸。

　　不到一小时后，发生作用了。

　　罗伯特像火山爆发，一连四小时。

　　足足四小时的激情和纵欲。罗伯特成了个精力无限的人，但那是一种令人心颤意麻的虚妄的精力，能把人变成超人，也能把人毁掉。

　　宋华丁又接到一个电话，是另一个人的声音，但也是说越南话的同胞。他已经猜到，打电话找他是为了什么。

　　对方以一种亚洲人的和气和礼貌说：“你要作一次美好的旅行了。”

　　宋华丁同样礼貌地回答：“我愿意去看看世界。这次去哪个方向？”

　　“往西，兄弟，又是去慕尼黑。”

　　“慕尼黑很漂亮，我很喜欢。”

　　“你会碰到四个有臭味的人，应该把他们洗一洗。”

　　“一下四个？”宋华丁晃了晃脑袋，他不怕有工作，但即使是他那么能干的人，一下子处理四个也是很不寻常的。他大声问道：“除了我就没有别人了？非得我一个人干不可吗？你想想，我只有两只手，再有两只手就好了。”

　　对方略带责备地说：“你是专家。我们眼下派不出人来帮你的忙，今后几天你看看德国报纸就会明白。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科隆，都有任务要完成，在慕尼黑就只有你了。你想想，在行李保管柜里放着1万2千美元呢。”

　　“1万2千美元！”宋华丁想，这无疑是个重要的任务，肯定也是艰巨的任务，不然委托人不会那么大方，但去以前得问问清楚：“兄弟，你再往下说。”

　　“是三个波兰人，一个德国人。”

　　“又是波兰人？”

　　“跟以往一样，旅馆交给你的信里什么都写着了。你这次住在‘卡尔王’旅馆，你到达的时候房费都已付好了。”

　　“兄弟，我还得吃喝啊。”

　　“一切都安排就绪，跟以往一样……难道你有什么不满意？要有你现在就说。”

　　“噢，不，不，一切都安排得挺好。”宋华丁很谨慎，对一个陌生的委托人不能要求太多。俗话说得好：不可穿过浓雾，宁可等雾散去。

　　宋问：“兄弟，我什么时候出发？”

　　“星期一，你坐上午的飞机从华沙去法兰克福，再转慕尼黑，在那儿可以呆上三天来完成你的任务。在华沙机场的波航窗口取你的机票。你看，我们什么都给你办妥了。”

　　“你们真够朋友。我会按你们的意思去办。”

　　电话打完了。宋华丁清了清喉咙，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地下室。他打开锁着的门（只有他一人有钥匙），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光秃秃的地下室，是一百多年以前用附近河里的鹅卵石砌成。当时是干什么用的，宋华丁也不知道。他的妻子玛利卡从未下过地下室，因为她怕蜘蛛和老鼠，宋华丁对她说过，那下面的老鼠有海狸那么大。

　　地下室里有三根用铁螺丝固定在地上的桩子，每根桩子的顶上装着一颗木雕的人头，不是简单的脑袋瓜，而是有鼻子有眼睛，脖子有长有短，有细有粗，甚至还有假眼，玻璃做的，有蓝色、褐色、灰绿色的，在灯光照耀下几可乱真。

　　宋华丁从一个雕花的木盒子里取出三根不同强度的细钢丝绳。他打量了一下第一颗人头的脖子，挑出一根钢丝绳，一手抓住一端，把它拽直了，然后猫着腰，轻手轻脚地走近人头。

　　这会儿他站在了人头的后面，盯着它的脖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用钢丝绳套住脖子，掐进咽喉，往后使劲一勒，若是真的人头，那气管就切断了。

　　宋华丁收回钢丝绳，对刚才的动作不大满意。太慢，太慢了。被杀的人还有时间喊叫甚至反抗。动作要快，才能没有声音，没有挣扎。

　　宋华丁又走向第二颗人头，短而粗的脖子最难弄，关键是要找准下巴和咽喉之间那个点，用钢丝绳猛烈一勒，才能把喉头软骨勒断。他想，这还得练，不断地练。快而无声地杀人是一门艺术，艺术家要是不练功就没有出息。他不能失败，只能成功。

　　勒第二颗人头还是不够快。钢丝绳套在了下巴上，要是真人那就不得了。宋华丁一面咒骂，一面用钢丝绳抽打石头的墙面，然后选了一根细钢丝绳，走向第三颗人头。

　　这次比较顺利，像这么细的脖子是少有的，是亚洲人的脖子，而不是欧洲人、波兰人或德国人的脖子。

　　宋华丁练了有两个小时，他拿第二个短粗脖子的人头练，在这上面练好了，以后就不会有困难。

　　星期一他去慕尼黑，他可以练到星期日，还有三天。

　　宋华丁盯着那个人头，人头上的眼睛是蓝色的，他突然恨起这双眼睛来……这一次套脖子套得可准了，恰好套在喉头上。

　　三个波兰人没有如约来到托斯卡纳酒吧。冯·格来欣白等了一小时，于是就打电话去旅馆问。旅馆的人告诉说，他们在一小时之前就坐一辆出租车离开了旅馆，没有留下什么消息。

　　冯·格来欣继续等。萨尔瓦多裤腰上别着一把手枪，博罗也带着武器，他在大衣里面挂了一枝微型冲锋枪，枪体积很小却有很大的杀伤力，黑手党分子经常把它放在公文包或礼品盒里带来带去。冯·格来欣做好准备要进行一场激烈的交锋，尽管他并不相信波兰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

　　但波兰人没有来。

　　倒是有位小个子的、穿着讲究的客人来到了托斯卡纳酒吧。他在酒台边上要了一杯“蒙特哥海湾”鸡尾酒，默默地环顾四周。这位客人并不显眼，有一张亚洲人的脸。乌丽克为他服务时在猜，这是个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还是朝鲜人？对欧洲人来说他们长得都一样，只有亚洲人才分得出来。

　　客人又喝了一杯鸡尾酒，看了看表，那是一块镶有钻石的豪华型瑞士表，然后招呼乌丽克过来，用流利的德语有礼貌地说：“我想见冯·格来欣先生。”

　　乌丽克诧异地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冯·格来欣先生在不在。”

　　“他在。”

　　“那您知道得比我还多喽。”

　　客人微笑说：“我总比别人知道得多。请您给通报一下。”

　　“我不能。”

　　“您能。”

　　“您还是有所不知。”乌丽克火了，谁敢这么跟她说话，尽管彬彬有礼，那也得碰钉子。“您要见冯·格来欣先生，就得先找我们的经理布鲁内里先生。”

　　“您说的是那个靠在柱子上的意大利人吗？这个人讨厌，我不愿跟我不喜欢的人说话。在我的家乡人们说：看见一张脸就如同打开一本书。”

　　“你家乡是哪儿？是中国？”

　　“越南，是个美丽的国家，人见人爱。那儿有很多美女，就像您这么漂亮……但有点不一样。我姓罗，要记住我的全名很难，您就叫我罗好了，这样简单点。”他再次冲着乌丽克笑，接着问道：“这下您能给我引见了吧？乌拉？”

　　乌丽克一惊，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又没有来过这儿，这事有点不对头，快叫萨尔瓦多吧。但她没有马上就叫他，而是先问：“罗先生，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说过了，我什么都知道。”罗指了指酒吧后面的门说：“我还知道，冯·格来欣先生就坐在里边等候三位波兰客人。这该够了吧？这不等于是我给冯·格来欣先生的一张名片吗？”

　　乌丽克还在犹豫。萨尔瓦多，快来呀……我有个不祥的预感。这个越南人找老板干吗？她突然回想起在电视和画报里看到过的场面：一座住宅里躺着两具尸体，后脖子中枪。警察说，这是处决，越南黑手党干的。两个团伙争夺柏林的市场，走私香烟，勒索保护费。冯·格来欣跟香烟有什么关系？至于保护费，他已经交给了意大利黑手党。难道现在越南人也要来收钱了？萨尔瓦多，真见鬼，别老靠着那根柱子，你倒是快来呀！

　　罗不等乌丽克回答，就不慌不忙、神气十足地绕过酒吧走向冯·格来欣的办公室，一推门进去了。萨尔瓦多见此情景，急奔过来，拔出手枪，也冲进了办公室。正碰上罗开口说道：

　　“您把这只西西里猴子给我撵走！”

　　这是指萨尔瓦多，看来罗真的无所不知。冯·格来欣一时目瞪口呆，这是极少有的情况，因为要知道，他受惊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秒钟。

　　“您要干什么？”冯·格来欣先是大喊，然后放轻声音但带威胁地问：“您是什么人？”

　　“我姓罗，这对您说明不了什么。但要是我说我知道您在等候三位波兰客人，您就明白了。”

　　冯·格来欣扬了扬眉毛，坐了下来，对萨尔瓦多点点头说：“你可以走了。”

　　“老板，我在门外等着，他出不去了。我在枪上安了消音器，谁也听不见。”

　　罗等萨尔瓦多走后，才拿过一张椅子来坐到写字台的前面。他说：“这人真没礼貌，不文明，您怎么能让这么个怪物呆在自己身边！”

　　“您要干什么？”冯·格来欣没有兴趣同罗闲聊，“您这是私闯……”

　　“不，我是来拜访您的。”

　　“这要看怎么理解了。有什么事？”

　　“我刚才暗示过，您在等三位波兰客户，请您别等了，他们不会来了……”

　　“我不知道您从哪儿……”

　　“请别激动，冯·格来欣先生，请您看明天的电视新闻和后天的报纸，三位波兰客人遇到一场事故……”

　　“他们坐的出租车出事了？真可怕！”

　　“这么说吧，他们坐了一辆不幸的出租车。”

　　“他们伤得厉害吗？”

　　“我估计，他们正被送往法医研究所。”

　　“法医？”冯·格来欣还是不完全明白越南人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他们……死了？”

　　“人生苦短，天国无边。”

　　“我的上帝！出了什么事？您怎么知道？您在场吗？您是事故见证人吗？”

　　“我要是的话，还能坐在您这儿？我只是知道要发生事故。”

　　“您知道？”

　　“不是普通的事故……您将在报纸上读到有关的报道。”罗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三张折拢的纸，在冯·格来欣的面前摊开，说：“请您看一遍这个。”

　　“这是什么？”

　　“一份合同。”

　　“合同？我不明白……”

　　“要是亚洲人，他立即就明白了，你们欧洲人怎么老要别人解释呢？冯·格来欣先生，请您考虑一下您的处境。您有三位波兰伙伴，他们向您提供LSD，青年人喜欢的摇头丸。我们知道，他们的货是次货，不纯，有杂质，很危险。如今这三位先生不存在了，你们势必要找新的供货人，找可靠的伙伴，找有潜力的客户。”

　　“要我找您？”冯·格来欣问，他的刻薄又表现出来了，“您不是姓罗吗？我估计您是越南人。”

　　“我们开始互相理解了。”

　　“说穿了，越南黑手党要像征服柏林那样征服慕尼黑，只是换一种产品，把香烟换成摇头丸。”

　　“我佩服您的聪明。”

　　“我佩服您的狂妄。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那合同呢？冯·格来欣先生。”

　　“进了字纸篓了。拿它擦屁股还嫌太硬呢。”

　　“我发现您还挺幽默。”罗仍是那么有礼，他凑近一点接着说：“我们只管供应，对发售不感兴趣。我们的产品是最纯的，虽然您的利润会比同波兰人合作时低一些，但您拥有无可挑剔的货物，而且在有关地区受到全面的保护。冯·格来欣先生，您应该读一读这份合同。”

　　“罗先生，我要先检验一下您的产品。”

　　“好的。”罗站起身来，微微一鞠躬。“明天我们就挑些产品送来，我知道，您会签合同的，尤其是三个波兰人离开了您之后……”

　　罗走向门口，在他按下门把以前，冯·格来欣又问了他一句：“事故发生在哪儿？”

　　“在仙女堡公园。”

　　“天哪！他们上那儿去干吗？不是该上我这儿来吗？”

　　“他们是在仙女堡公园被发现的，三人躺成一溜。”

　　“被发现？躺成一溜？那出租车呢？”

　　“没有出租车。”

　　“可应该有辆车呀……”

　　“他们死得很快，没有痛苦。”罗拉开了门，萨尔瓦多就在门口，他们的谈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他们是被人用钢丝绳勒死的。祝您晚安……”

　　没有人阻拦罗先生离开托斯卡纳酒吧。

　　慕尼黑刑警的凶杀案组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沃特克被人从睡梦中叫醒，他又给赖伯打电话，大声嚷嚷说：

　　“可了不得了！在仙女堡公园，三个死人躺成一溜，在鹿苑，一名出租司机被杀死在车里。四个人全是被人用钢丝绳勒死的，这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典型手法！”

　　此后他又给组里打了电话，那儿一切都在照章办理，已经派出了警医和摄影师，还运去了四个锌皮棺材，取证工作必须在现场进行，警察封锁了该地区。

　　沃特克在汽车里对开车的警士说：“一下四个！我看慕尼黑都快成了巴勒莫或者香港了。我敢打赌，这四个人的案子也将不了了之。秘密侦察员对赖伯和州刑侦局有什么用？行凶的人无影无踪，谁也找不到。”

　　警士摇头说：“不可能只是一个人行凶，不可能，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杀四个人呢？”

　　“我们得仔细瞧瞧。我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什么想不到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要是凶手开枪，倒有可能。但怎么能用钢丝绳勒呢，而且一下四个？”

　　沃特克到现场后不久，赖伯也赶来了。摄影师给三名死者拍照，警医做记录。另外一队人马在鹿苑检查死去的出租司机，用报话机与沃特克保持联系。

　　沃特克对赖伯说：“又是波兰人！你瞧瞧，简直是一窝端了，这就是团伙大战！奇怪，怎么打这么长时间？”

　　“也有可能是个人冲突。”

　　“打什么官腔！谁碍着谁了？波兰人和扔钢丝绳套的人之间有什么恩怨？”

　　“毒品市场。我们对那三个波兰人的生平有所了解后就会明白了。头一个是个药剂师，我倒要知道这三个人是从哪儿来的。”

　　出租司机之死给他们两人提出了出乎意料的问题。

　　凶手没有想到，当时出租车里的计程表是开着的，可以看出车走了多少公里，该收多少钱。

　　沃特克按租车费算出了公里数，他发现：“这么算不行。我们还不知道，波兰人和司机是在哪儿被杀的，为什么三个波兰人死在仙女堡公园，而出租司机死在鹿苑，这两处离得很近，为什么要把死者分开放？我们不妨设想，出租车去旅馆接三个波兰人……”

　　赖伯插话说：“我们也还不知道他们住哪家旅馆。”

　　“正在调查……不管在哪儿，有人去接他们……但计程表上的数字令人猜不透，按这上面的数字，他们在慕尼黑转了一大圈，要不哪来这么多公里呢。”

　　“或者是波兰人根本没有住旅馆，而是让人到慕尼黑郊外去接。按行车的公里数，我们可以算出活动的半径有多大。”

　　“换句话说，我们要在半个上巴伐利亚地区寻找。”沃特克放下他做记录用的铅笔，说：“好，很好。”

　　赖伯问：“好什么呀？”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把案子交出去了，这个案子现在该由州刑侦局来办，让它来啃这块硬骨头吧。我们只管慕尼黑发生的事。按照以往惯例，州刑侦局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大范围的侦察。这对我们是再好不过了。”

　　“要是波兰人住过慕尼黑的旅馆呢？”

　　“那我们就倒霉了。”

　　到6点40分的时候，沃特克和赖伯知道，这四人被杀的案子他们是推不掉了：调查表明，三个波兰人曾住“拉法埃尔”旅馆，据旅馆门房说，他们被一辆出租车接走了，时间大约是22点。

　　“住‘拉法埃尔’，说明他们不是穷人。”沃特克查了一查记录说：“那么计程表上的数字就不对了，从‘拉法埃尔’到鹿苑没有那么多公里。”

　　赖伯问：“那三个波兰死者是怎么去的仙女堡公园？行凶者总不能把他们扛到公园去吧。这些事都凑不到一块儿啊！”

　　“一点儿也凑不起来！”沃特克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说：“三个波兰人和一个出租车司机在街上转了一整夜，然后在两个地方被人用钢丝绳勒死。凶手是怎么接近他们的？坐在行驶的出租车里按说是比较安全的。”

　　“只能说比较安全！”赖伯站在慕尼黑市街道挂图前，用手指画了一条从“拉法埃尔”旅馆到鹿苑的路线。“你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坐在行驶中的出租车里的人，包括司机在内，都会被人杀死。”

　　“这都快成了玩魔术了。”沃特克禁不住又要说俏皮话了，“我们该聘请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了。”

　　赖伯也就顺着说：“那也没用。他虽然能飞起来，或把自己锯成两半，但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杀死四个人。”

　　“换句话说，应该有好几个凶手。”

　　“这是唯一合理的推测。”

　　这话要是让宋华丁听见了，他会笑痛肚子的。

　　宋华丁一再诧异的是，他从陌生的委托人那里得到的信息会那么详细。

　　这次旅馆门房交给他的信里又作了仔细交代：三个人的照片，外貌特征，身材如何，大致体重，房间号码，同冯·格来欣先生约会的时间，什么时候需要一辆出租车去托斯卡纳酒吧，等等。

　　宋华丁深信，他的委托人的确无所不知，他不由得肃然起敬，同时也确信，他已经被选中为执刑人，他这一辈子无法摆脱这种任务了。他已经成了那些陌生的委托人的驯服工具，无论他们在什么地点对他发号施令，他的命都被捏在他们的手里。

　　宋华丁多次试图弄清楚那些指令究竟来自何方。可信封上没有邮戳，信是派人送来的，旅馆门房只知道送信者是个小男孩，看上去像亚洲人，有一次是个小女孩，也是亚洲人，不清楚是不是越南人，反正在德国人看来都一个样。他们都说德语，有礼貌，感谢门房把信转交给宋华丁先生。他们说出宋的真姓实名，表明他们很有把握。可是宋华丁的名字别处是见不到的，因为他从不填写旅客登记表。他下榻的小旅馆很乐意收他的房钱，作为不用上税的外快，反正警察是不会来查的。加之宋的房费总是预付，还有一笔可观的小费给门房，在这种情况下开旅馆的人对于德国法律众多的条条框框也就不当一回事儿了。

　　宋华丁在做了一番研究之后订出了行动计划，计划简单易行，根本不需要什么魔术大师。

　　他打电话到“拉法埃尔”旅馆，找舒诺夫斯基先生说话。

　　“先生，我是您的出租车司机。”宋华丁的英文说得不错，这是他在香港和新加坡的难民营里学的。“冯·格来欣先生让我来接您和其他两位先生。请问您什么时候要车？”

　　“22点左右吧。”舒诺夫斯基毫不怀疑，甚至很高兴，因为冯·格来欣先生提供了如此周到的服务。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到，出租车司机说的是英语，这即使在慕尼黑也是不寻常的。

　　“我到旅馆后会向您报到。”宋华丁彬彬有礼，接着又不无讽刺地说，“祝您晚安，先生。”

　　打完电话后，宋华丁查看了慕尼黑市的街道图。在城里坐出租车不仅冒险，而且是几乎不可能的。比较好的办法是先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儿叫车。于是他坐公共汽车先去了鹿苑，在公园的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

　　杀死出租车司机对宋华丁来说不成问题。他坐在后座，探身向前，用钢丝绳一下套住司机的脖子，猛力抽紧。司机连反应都来不及，喉头软骨就被切断，一声不响地死了。宋华丁把司机推到旁边的座位上，自己开汽车到公园边缘的一个地方，停下车来把司机塞进后备箱里，然后开车进城去。他没有顾虑是否被人看见，因为那么晚了公园里不再有人，他的四周一片寂静。

　　到“拉法埃尔”旅馆后，他请门房告诉舒诺夫斯基先生，出租车已经到了。门房并不奇怪，因为慕尼黑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当出租车司机，从南斯拉夫人、土耳其人到黑非洲人都有，其中有个亚洲人也不足为奇。

　　宋华丁不是往托斯卡纳酒吧所在的施瓦宾地区开，而是朝相反方向的仙女堡公园开。行车路线是他方才在地图上认真研究过的。他坐在驾驶座上一声不吭，直到有一个波兰人发现不对头：“这可不是去施瓦宾区。”

　　“对，先生。冯·格来欣先生让我把你们接到他的私人住宅去，是在慕尼黑城外。”

　　“可说好了的……”

　　“对不起，我不好说什么，这是我的任务。”

　　三个波兰人开始用波兰话讨论起来，他们看来有意见，感到莫名其妙，不符合原来的计划。坐在前座的波兰人拽住宋华丁的手说：

　　“请您停车。”

　　“在这儿停车，先生？这儿是仙女堡公园。”

　　“您先停车，然后把我们送回城里去。”

　　宋华丁把车停下。三个波兰人下了车，这是他们犯下的致命的错误。宋也下了车，正当波兰人讨论不休的时候，他从车座底下拿出他随身带来的塑料袋，从里面取出一只灌满了湿沙子的长袜子。

　　这实际是一件极好的麻醉工具，用它往人头上一敲，所有神经立即麻痹，人也就失去知觉。最大的好处是不留伤痕，连淤血和肿包都没有，由于不是硬器，不会造成外伤。

　　宋华丁动作迅速，连敲三下，三个波兰人都倒下了，然后他再轻而易举地用钢丝绳把他们一一勒死。

　　他这个人做起事来有条有理，所以他不是把三具尸体随便一扔了之，而是把他们拖到一丛灌木树下，排得一溜齐，还恭敬地掩上了他们的眼睛。之后，他又开车回到鹿苑，从后备箱里拖出出租车司机，把他放回到驾驶座上。接着他又在街上逛了一个小时，这才登上一辆公共汽车进城去了。

　　他在奥古斯丁酒店吃了一份酸菜猪肉，喝了一杯白啤酒，感到浑身舒畅。他没有让委托人失望，对此他很自豪。

　　如果能像宋华丁那样擅长杀人，那么一下干掉四个也是轻而易举的事。第二天，宋就离开了慕尼黑。

　　每天早上，本应上学的罗伯特便来按乌丽克的的门铃。经过四次以后，乌丽克觉得老是从床上跳起来去开门太麻烦了，干脆给了罗伯特一把门钥匙。

　　每天早上，狂欢的时刻便会重演：罗伯特脱去衣服，吃一粒“笑脸”丸，钻进乌丽克的被窝，贴住她的身子。过一会儿他感到药起作用了，自己轻飘飘地浮起，摆脱了一切拘束，腰下的血液开始沸腾。这时，他就扑到乌丽克身上，时空的界限都消逝了，全部理智都丧失了。

　　到了第五天，乌丽克大着胆子带罗伯特去了托斯卡纳酒吧。

　　这时候的酒吧没有五彩灯光，没有迪斯科音乐，没有姑娘也没有客人，显得十分冷清。

　　就他们两人。萨尔瓦多和博罗，还有姑娘们、调音师、招待员都要到晚上才来。只有两个土耳其老太太在清理卫生。她们对乌丽克和罗伯特的到来毫不在乎，她们自己也习惯了不被别人当回事儿。

　　本来罗伯特有些犹豫，不想去托斯卡纳酒吧。但乌丽克向他保证只有他俩在酒吧，他才打消了顾虑。乌丽克让罗伯特等在店堂里，自己去了地下室。那里面有一间装有钢门的小房间，房里有两个保险柜，柜锁的密码只有冯·格来欣和乌丽克掌握。保险柜里堆满了硬纸盒，装的是10万多粒摇头丸，黑市价值为200万马克，销售1值超过400万马克。如果同波兰人谈判顺利的话，下星期将新进一批货。这时候乌丽克还不知道事情要起变化，因为直到那天晚上，越南黑手党才证明，唯有他们是可以打交道的客户。

　　乌丽克拿着几个纸盒上来时，罗伯特正坐着喝啤酒。他不高兴地说：“在这儿干吗呀？你不是说要给我看点东西吗？”这时是下午4点左右，罗伯特事前对他母亲说，他和两位童子军伙伴一块儿去买一个鼓，旧的在英国旅行时坏了。

　　乌丽克的回答是：“你爱我吗？”一面把纸盒放到桌上。

　　“这你知道。”

　　“你爱我到什么程度？”

　　“没有你，我的生命就毫无价值。”

　　“别忘了——”她弯下身，轻轻吻了一下罗伯特说，“你要帮我销售你爱吃的药丸。”

　　罗伯特愣着看她，像是没听懂，然后期期艾艾地说：“要我……要我帮你……”

　　“你吃了‘笑脸’丸不是很快活吗？”

　　“特快活。”

　　“你现在要帮我让别人也能这么快活。这难道是什么坏事吗？你是给别人带来快活，使他们充满劲，充满爱。许多人能向我们买到快活，这又不是被禁止的。”

　　“可……这是未经许可的药丸。”

　　“你自己美滋滋地在吃药丸，离了它你就活不下去。你不是变得更强壮了吗？”

　　“我确实是……”

　　“4点钟就有人来取货。”乌丽克交给罗伯特一个大盒子，打开盖子，里面是放得整整齐齐的2，000粒淡蓝色药丸，药丸上面压有巴尔尼的脸，巴尔尼是电视动画片《弗雷德·费尔施坦》里的一个人物。

　　乌丽克说：“这是最好和最贵的，每粒卖40马克，你每粒可赚4马克。”她又打开另一盒，里面放着“笑脸”牌药丸。罗伯特看了看说：“这可是一笔财产哪。”

　　“得看你能卖出去多少。一会儿来的都是些老主顾。你要是能找到新主顾，就能赚大钱。我跟你说过了：不用多久，你就会富起来，别人会往你手里塞钱，你只要把他们拽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