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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精选]我是农民 记忆——“文革” [第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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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农民: 记忆——“文革”
我曾接待过几个欧洲记者，不知怎么谈起了阶级斗争。他们说，真正有阶级斗争的是欧洲的国家，斗争异常激烈。有人是代表着大资本家利益的；有人是代表中低产阶层利益的，谁上去就为谁说话。所以，为议会席位的斗争是具体而实在的。他们弄不明白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何以能成为一个对立的阶级而那么长期地斗争下去？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渗透在每一个人 的血液中。任何革命，都是年轻人的节日，当革命并没有革到自己头上时他们都是热情而快活的。围猎可以使人疯狂，革命也同样使人疯狂。写到这里，我或许老了，总认为，那一场我们身在其中的“文化大革命”，不管它的起因是千种万种，责任应该是大家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日日夜夜的躁动不安、慷慨激昂、赴汤蹈火、生死不顾，这里有着人的自以为是的信仰，也有着人的生命类型的不同，这如蜜蜂巢里的工蜂、兵蜂和蜂王。我亲眼目睹了武斗场上，我的一位同学如何地迎着如雨一般的石头木棍往前冲。他被对方打倒了，乱脚在他的头上踢，血像红蚯蚓一般地从额角流下来。他爬起来咬住了一个人的手指，那手指就咬断了，竟还那么大口地嚼着，但随之一个大棒砸在他的后脑，躺下再不动了。那场武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我的那位同学的右眼球掉出来，像一条线拴着一个葡萄，而他的嘴里还含着没嚼完的一截手指。他当然是这一派的“革命烈士”，他家的门楣上钉上了红色的“革命烈士”的牌子，当然后来这牌子又被摘掉了，他又永远不是了“革命烈士”。我还是在中学的时候，参加了造反队，那时期不参加造反队，别人不说你也自觉到是很可耻的事。我们的造反队叫“刺刀见红”。这名字够可怕的，但我们只会与人辩论，又都是小个，与他人辩论时要一跳一跳地才来劲儿、才来气势。我的嘴唇厚、口笨，造反队能让我参加，为的是我的语文好，可以每日为造反队写大事记和大字报。我极羡慕另一班级的“风雷激”造反队的大字报，上边有相当多的新词新句，比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可忍，孰不可忍”、“惊回首，峥嵘岁月稠”。似乎懂得，似乎又不懂，不晓得从哪儿弄来这么好的句子。学校里先是从早到晚地辩论，后来社会上的两大派组织插手进来，学生两派的总头儿各自成为社会上两大派的领导成员。作为临委会下属的小组织“刺刀见红”慢慢无所作为，况且我写的大事记也被人偷去了。我就不大正常去学校，不是呆在棣花就是去商镇我的舅家。舅家常做搅团饭吃，我爱吃那东西。终于，全县的临委会失利，筹委会的势力浩大，且武斗开始，我们棣花的同学就彻底不去了学校。革命是起起伏伏的，两派的势力也是水中的葫芦，一个按下去一个浮上来，形势日日变化，这时候我就毕业了。棣花的造反派绝大多数是筹委会的，我回到棣花后就不敢说在学校时我属于临委会。记得有一夜，家人在院外乘凉，不知什么地方“轰”地一声爆炸，许多人就拿了木棒、长矛向大队部跑去，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只是静等消息。过一会儿，传来话，是贾源村有人在试验炸药包，结果把自己的双手炸掉了。后来又传来消息，说手是炸掉了，但不是在试验炸药包，而是邻村一位姓田的老干部从临委会人手里被抢了回来，为庆贺而放了炸药包。姓田的是陕南游击队出身，能双手打枪，因站在筹委会一边，临委会是一直要打倒他的。我在校时是反对田的，忍不住冒了一句“那田麻子……”我还没说出个怎么样，仅仅说他是个大麻子，旁边几个人就“呼”地站起来训我：“住嘴！田麻子是你叫的吗？”我吓得不敢言语，跑回屋去。母亲跟回来说：“你是小娃，别人可有这样观点那样观点，你不要有观点！”我说：“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母亲说：“死了才有鬼魂哩，你死啦！” 武斗是越来越升级的，棣花最有名的有一个“榔头队”。其实他们并没有全拿着榔头，而是棣花历来有拳脚功夫，他们的能打善战使临委会闻之丧胆。312国道是通过棣花，又是丹凤与商镇的交界地，这里就成了两派争抢的关口。筹委会得势，临委会的人做鸟兽散，我家屋后100米处的公路上，一棵巨大的原木就横在那里，有一队荷枪的人守着检查出境的车辆行人。荷枪的人中有斜眼雷善，常端起枪瞄准地塄上停着的什么鸟，“叭”的一声，鸟是打不着的，地塄上却“呼”地冒一股土烟儿。听父亲讲过，雷善的父亲解放前就是“逛山”，跟了商镇的土匪刘松林背枪。一次去山阳，刘松林下令3天后放枪，第三天听号角集合。号角已经响了，这“逛山”还到一家农户的檐笸上去端人家的烟土——那时商洛地区种有罂粟——刘松林就将他一枪崩了。雷善有其父的遗传，也喜欢摆弄枪，但他的枪法打不准。关卡上并没有抓到临委会出境的人，可是在一个晚上，父亲从学校回来了，已经是半夜，我忽然听得有人说话，睁开眼，是父亲和一个陌生人坐在小屋里，接着是父亲和那人开了门出去。我问：“啥事？”母亲说：“少说话，睡吧睡吧！”我重新躺下，母亲却没有睡，惊慌失措的样子坐到院中的捶布石上。约摸过了一个小时，父亲回来了，我听见母亲在问：“走了？”父亲说：“嗯。”母亲说：“河堤上没有巡逻的？”父亲说：“走的是芦苇园。”我立即明白那个陌生人是“偷渡出境”的，就说：“那是临委会的？”父母听见我这么说，倒吓了一跳，进来叮咛道：“这事对谁也不敢说！他是我的同事，不跑出去就会没命的。”我当然知道事情的轻重。可是第二天早上，一家人正在吃早饭，是蒸土豆蘸着盐吃，中街那边“当当当”地敲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邻居好几个人放下碗就跑去了。一会儿邻居的儿子回来，他拿着一副假牙让他娘戴，他娘牙掉了数年，嘴窝缩着像婴儿屁眼儿。但他娘戴不上，儿子就把假牙扔到尿窖去了。我的母亲问哪儿弄的假牙，那儿子说：“昨夜里在西河岸上抓住了临委会的一个头儿，他是往省城搬援兵，被抓住了，假牙就是那人嘴里的。”父亲当下脸就白了，怀疑是他送走的那人，但他又不能去现场，打发母亲去探个虚实。母亲去了，中街上正游斗那人，并不是昨晚来我家的，他被游斗到街口，押他的人一抬脚，将他踢到了水田里，他跪在泥水中磕头求饶。村里人是瞧不起他这副模样地说：“你这熊样还当头儿？”拿木棒打他的头。似乎是觉得直接打他碍眼，有人就拿了一条麻袋，套住了他，立即木棒擂如雨，我看见鲜红的血在泥水里漾开来。 不久，临委会的势力却大起来，“榔头队”的头儿们和骨干又纷纷逃散了。我的邻居家的那儿子，据说已是一个什么副指挥，他在一次夜里双方对峙的阵地掩体里和人吸烟，对方一个冷枪照着烟火亮光打过来，原本那冷枪瞄得很准，照烟火亮光左边半尺远的地方打，那正是心脏，但那副指挥是个左撇子，用左手拿着纸烟，结果他左边的一个人就挨枪子儿死了。副指挥在这场失利的武斗后逃去了西安，好长时间没有踪影。而村人对他颇有意见，说他是拿着筹委会的一笔巨款的。那巨款就有他好过了。 之后，棣花有过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县上的临委会的一大队人马进驻了小学，屋顶上的大喇叭不断报告着临委会的革命主张。喇叭在一个夜里被一颗子弹打哑过，临委会的人搜查了几天，没有结果，却在贾塬村的一个女人屋里抓住了一个奸夫。奸夫是她同一生产队的，女人家的同族不答应，奸夫死不承认有那种事，结果被解了裤子，在尘根头上一按，一道白汁拉出多长，奸夫就险些被打死。住在小学里的人拉来了许多整袋的面粉，天天烙锅盔、捞粘面，村人倒眼红了，说：“过的是毛主席的日子！”他们有吃的却没烧的，就在学校会议室后的地塄上砍那棵古槐。槐树是法兴寺的百年物事，粗得3个人牵手才能合抱，用斧子砍了一天，还没有砍去四分之一，就要拿炸药包埋在树根下爆破。古槐是棣花最大的树了，历来认作是风脉树，要爆破古槐的消息一经传开，许多老年人就呼天抢地，但谁也不敢前去阻挡和劝说。一声巨响，古槐是倒下了，压塌了大殿后檐的一角。整个树干被他们劈碎后拿去做饭了，而树根却被我们东街村的人蜂拥一般前去挖刨。人们在那里争抢，有两个人就打起来，各自的家人也参与其中，双方都打得焦头烂额。我知道得较晚，待到小妹来叫我的时候，弟弟已经在那里占着了一条延伸的树根。我们就随着那条根刨了一天，竟弄到整整三背篓劈柴。约摸一月后，一日黄昏，风呼呼地刮，突然石畔沟口枪声大作，村人就传说筹委会又回来了。就见从小学里跑走了许多人，从中街口的石桥往南，顺河上了南山，一边走一边往后面放枪。村里人见临委会一走，就张狂起来，去棣花那些属于临委会观点的人家门前示威，去大队猪场里揪来了在那里下放喂猪的公社原党委书记。这位书记是临委会保护的人物，有人就喊：“让他背炸药包！”已经从安康地区传开消息，那里抓到四类分子、走资派，每人反绑了手，又系上炸药包子，点燃导火索，让其在河滩上跑，跑着跑着炸药包一响，什么都没有了。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给党委书记背炸药包。我们一伙年轻的就到小学去，看那里睡没睡生病的未能逃走的人。学校的大门敞开，一条狗也没有，走到食堂窗外，向里一看，喜得我们都叫了一声，那锅里还有一张未烙熟的锅盔！立即破窗而入，七八只手去掰锅盔，灶口的残火烧着了三兴的裤管，七哥弄了一个踉跄，柴灰迷了眼睛。六哥把每一个人踢开了，叫嚷着由他来分。他就用手指比画来比画去，长而黑的指甲在上边画道儿，然后解开来，递给了我们，而他是没有吃锅盔的，端起了案板上一堆已揉成的面团，揣在怀里拿走了。 不久，两派实行了联合，武斗基本上结束了，县上两大派的头儿都进了革命委员会，且都来到棣花检查农业学大寨的工作。这两位头儿文质彬彬的，戴着眼镜，他们的到来，棣花的许多人家，或是在武斗中亡者的家属，或是受伤残废的人，要求解决他们的救济。这当然已不可能，苦得一个亡者的老娘就精神分裂了，见谁都叫“我儿”！黄昏里站在村口呆呆地往南山上望，老太太的手永远都插在长襟下，脖子前伸着，像一只猴子。 两派虽然无战事，隔阂却并没有消除，渐渐又发展成了宗法斗争。我们村主要是贾姓，也有以李姓为主的一些杂姓。贾李两家族曾各是一派，时常大睁了眼寻找对方的动静。李家族的人书写了毛主席语录，贾家族的人发现了某个字写错了，就无限上纲；批斗四类分子的会上，贾家族的人喊口号，一声接一声地喊，越喊越快，就出错了。明明喊的是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却出口变成了打倒毛主席！刘少奇万岁！李家族的人就闹一场轩然大波。一日吃午饭的时候，几个堂兄变脸失色地在我家厨房里开会，原因是得到消息，李家族的人明日要出大字报，揭发我的六哥在厕所小便时嘴里说着毛主席，手却抓着自己的生殖器，是严重的恶攻行为。这样的事是极不得了的，县城附近的村子有人因发生了猪瘟，别人家的猪都死了，惟独他家的猪没死，他激动得抱住猪说了一句“万寿无疆”，结果被抓去坐了牢。大家就追问六哥到底抓没抓自己的生殖器，六哥说小便哩咋能不抓生殖器！本族的二哥就扇了他一个耳光：“那你去坐牢吧！”六哥就呜呜地哭起来。骂过了也打过了，亲人毕竟是亲人，总得想办法呀！有人提出去给李家族的人求情，但更多的人不同意，说这样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二哥就出了个主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晚就把事情化险为夷了。二哥的主意是，既然在厕所小便时只有两个人在场，对方说咱的人抓着生殖器说毛主席，咱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他抓着生殖器说毛主席？于是，就立即写起揭发大字报，又让我去李家找三娃，想办法要让三娃看到正写着的大字报。三娃是政治观点不鲜明的人，但基本上属于临委会的。我约他来我家看一本《说岳全传》，他来了，瞧见了写好的大字报，立即回去通报了李家族人。果然，李家族的人自己倒慌了，竟派了三娃来说情，协定谁也不要揭发谁，一场恶性事件就不了了之了。 20年后的今天，我因病去看医生，一位老中医在他的诊所里悬挂着一面告示牌，上边写着：土改时期不谈田，四清时期不谈钱，文革时期不谈权，改革时期不谈烦。我笑了，老中医或许是几十年间明哲保身的澹泊人物，或许是经历了大灾大难不死的角色。在中国，一般的百姓，说安分有世界上少有的忍耐性；说不安分却是没有不对政治发生兴趣的。狐狸因美丽的皮毛而产生了猎人；人以口无遮拦而引来杀身之祸。其实，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芸芸众生，我们就归其之中，多言多语有什么用呢？如我们去足球场看比赛，踢进球了，我们排山倒海地欢呼“牛×”！踢不进球了，我们万口一辞地骂“傻×”！如今我之所以特别喜欢韩国的围棋手李昌镐，并不在于他的棋艺天下独步，而是他那张永不言笑的石佛一样的脸。在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一家出版社工作后，社会上正流传着关于江青的是是非非。我那时轻狂，在单位里说过一些，后来追查谣言，出版社的人都面如土色，表态没有传过谣，也没有听到过谣；如果有人揭发自己传过谣，愿负一切责任。有一个人还站起来念了写在纸上的四句诗，他永远开会发言是念四句诗的，四句诗的最后一句永远是“高举红旗向前进”，念完了就坐下，再不吭一声。追查会开到一半，另一个人站起来发言，突然就提到了我，说：“我没有传过谣，平凹……”他的目光从眼镜片子上斜着看我，会上的空气凝固了，我紧张得手心里出汗，但他不说了。他或许良心发现，不想害我；或许看到了我的可怜，要同情我。总之，他再也没检举我，我的一场灾难就这么过去，飞机安全着陆，也从此忌口。 1998年的6月，我为父亲的坟墓迁移回了一次棣花。棣花的公路两边原是大片大片良田，现在却盖满了房子；村里已少见有精壮的劳力，他们都进城打工了，只有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前院的刘婶老得鹤首鸡皮，给我诉苦：“现在村里死了人，都没劳力往坟里抬棺材啦！”李家族似乎发展得并不快，贾家族的人却繁殖得厉害。仅我们本家，一个爷爷下来，父辈是兄弟4人，我们这辈是兄弟10人，我为老八，而下一辈和下下一辈一共是多少人口了，盖了多少房屋了，我已经无法弄清。只是一群一群小孩儿围着我叫“八爷”。做了八爷的我又惊喜又惊慌：我怎么就成爷爷啦？见人就发烟散糖。在棣花是流传着我的一些故事的，家乡的人把我当做他们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到处夸耀。甚至有一年商洛地区社火比赛，他们扮出了一垒书上站着一个穿风衣的人，下面写着“作家贾平凹”。只是那扮我的小孩儿被抬着在街上招摇过市时被尿憋得“哇哇”直哭。旁边人说：“不敢尿，不敢尿，你是贾平凹哩！”小孩说：“我已经尿下了！”湿淋淋的尿就从裤管里流下来。家乡的父老虽然夸耀我，夸耀之余又责骂我，说我并没有给家乡办事。某某某是地区专员为家乡修了一座水泥大桥；某某某是县长给他们办了抽水站，家家用上了自来水。而我们村的土路我没有出钱修成柏油路；小学屋舍已经很糟糕了，省里那么多的希望工程款，我没有要来几十万；丹江河堤上的石排垮掉了十几座，知道我与省扶贫办的人熟，竟不争取扶贫款。我惟一的好处是鼓动了一帮年轻人热衷于写作，觉得在贫困的山区写作是他们出人头地的一条捷径。但也害得许多人什么都没心思去做，发誓不成功不娶亲不成家，精神也不对了。我去看望这些一心要当作家的青年。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拿出一本当年在家时我写的日记，还说他们保护着我在家乡书写的任何字。我于是也跑去看，看到写的最大的字是旧戏楼拆除后新盖的戏楼墙上的“推陈出新”，每个字斗大，用红漆写的。而小字有两处，一是粉笔写在二伯父老屋后山墙头上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我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写的，怎么有如此心情。一是写在另一家土屋后墙上的“打倒朱德”。我站在那后墙下，感到十分地可笑和羞耻。这是我参与“文化大革命”的证据！那个时候，我回到了棣花，没有广播没有报纸，但公路上见天有串联经过的外地学生，他们散发传单，外边世界的消息就是这样被带到了山区。当我们已经在喊口号、在写标语要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了，有一天一队学生散发的传单上有打倒朱德的话，我觉得是那样的新鲜，说出来与众不同，当日就在墙上写下了这四个字。我没有想到这四个字还保留着，我也不去擦拭它；我说：“留就留着吧，好让人知道我过去也干过了什么！” 两派之争不论如何地勾心斗角，毕竟武斗再没有形成，可以除了抓革命也要促生产了。贾家族的人和李家族的人又一起出工，在田地里消极地劳动着，而同时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当然是先从“死老虎”开始，揪那些现成的地富反坏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的宣传里，地富反坏右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反党反人民的贼心永远不死。但在我的经验里，这些人都是农村最贫困的人，解放近20年来，他们老实得像个猫儿，劳动最卖力，国家任何政策都最拥护，怎么阶级斗争就强调得那么严重呢？前些年里，我接待了欧洲的几位记者，不知怎么谈起了阶级斗争。他们说，真正有阶级斗争的是西欧的国家，斗争异常激烈。有人是代表着大资本家利益的；有人是代表中低产阶层利益的，谁上去就为谁说话。所以，为议会席位的斗争是具体而实在的。他们弄不明白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何以能成为一个对立的阶级而那么长期地斗争下去？我无法回答他们。棣花的学习班是在小学校的教室里举办的，原先的公社书记已经被打断了肋骨，原县委书记也重新到棣花来喂猪；现在该揪出来的，是那些地富反坏右中从未被揪出来的人。反革命案件是不时发生的，河堤上发现了在麻纸上用毛笔写就的攻击社会主义的万言书；公社商店边的杨树上有人在刻着毛主席万岁的字样上画了一道；街后的村子里有人揭发一个地主的儿子在收听敌台。这些案件先是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调查，关于万言书，凡是识字的人都得当场写一张纸，待范围越缩越小，最后就怀疑到西街的韩先生和贾塬村的贾先生——村人一直这么称呼的——他们就被隔离在小房子里，每日接受审讯，每日家人用瓦罐提了饭放在小房子门口。二位先生却是旷达人，除拒不承认外，饭依然吃得香，觉依然睡得沉。韩先生竟还学会了鸟语，他房子的后窗上常飞来几只鸟，他用嘴“嘤嘤”地发音与之交流，以至后来他一“嘤嘤”，鸟就飞来，站在那里给他鸣唱。在毛主席万岁的字样上画上一道，始终未查出来，而收听敌台的地主儿子连人带收音机被抓了来，追问为什么收听敌台？他说他把收音机上的旋扭一拧就收听了。又问听到了什么？他说里边说话的人舌头短，叽里哇啦像是蛮语，他不知道人家在说些什么。专案组的一个人是老牌大学生，明白地主儿子听到的是外语台频道，如果是敌台，那是外国人要说中国话的，就把他放了。地主的儿子还不走，他怕这是故意要看他的表现的，说：“我真的是听了敌台，我罪该万死！”专案组的人在他屁股上蹬了一脚，骂了声“滚！”他才真的走了。当然，又揪出了另外的一批人，比如某某某在旧社会曾勒死过一个要饭的，据说那要饭的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某某某在四清时早就下台了，但他与一户地主的儿媳妇发生了关系；某某某解放前虽然不是土匪，但他是土匪的耳目，常常村中有人在外做生意回来，他提供情报，连夜土匪就来绑票了。这些牛鬼蛇神在每次开会前就自然而然地要站在会场前边，低首垂手，战战兢兢，他们的身后是黑板，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那时字已经写得很好，念报纸上的社论又念得极其流利，所以，主持人总是要我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和中央文件。我念得流利是我在念的时候遇到我不认识的字或读音不敢肯定的词我会以别的字词代替，而不像他们念着念着就停下来问左右：“这是什么字？”我的字写得好更写得快，并不像他们半天记不到一行，最后无法汇总材料。我就这样做了大会的记录员。大会总是按一种定式进行的，首先是被批斗人站在那里做自我交待，他们看着自己的脚尖，将世界上所有罪恶用词加给自己，不停地要给贴在墙上的毛主席画像鞠躬，给在场的革命群众弯腰请罪，然后说：“完了”，小心翼翼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就问：“交待得深刻不深刻？”群众要喊：“不深刻！”主持人又问：“不深刻怎么办？”群众便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就有人走上来——在他的裤带上别着一嘟噜细麻绳，而且还蘸了水——将被批斗人五花大绑了。捆绑人粗声喘气，不时地用拳头击打被捆绑人的头或用脚踢被捆绑人的腿腕子，捆绑成一个球似的人就呼爹叫娘。捆绑好了，若是绳子还长，绳头就地一甩，甩过了屋梁上，用力一拉，被批斗人双脚离开了地，叫声更惨了。阶级敌人的喊叫声常常能动摇意志薄弱的人，于是，主持人就要领喊口号，口号声轰天震地。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市文联工作。一次与作协一位副主席交谈，才知道我们这个仅50人的单位里，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多达15人，而其父在各个时期被镇压的竟有5人！在不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并没有见这些人反攻倒算，危害着社会和人民，反倒是这些人都是单位业务骨干，工作非常的积极。我问过他：“‘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吗？挨过打吗？”他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是剧团的编剧，许多剧本在国内汇演中获奖，自然受到批判，又加上父亲的历史问题，他挨过打。打他的那个晚上，他疼得呼叫不止，为了不让他的惨叫声传出去，造反派们在批斗室里弹奏了钢琴，乐曲是非常优美的。 这样的批斗会，要记录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我又不忍看打人的场面，就多去厕所。厕所里我用猛烈的尿柱冲击蹲坑里的一窝蛆，竟曾经把一些蛆冲昏冲死。但我还是在那学习班上呆了一段时间，吸引我的是学习班开灶，每个中午能吃到一碗荤油熬的萝卜和四两一个筒子馍馍。荤油熬萝卜当然就是有猪肉了，间或也给每人吃两片，这使我心中有一种别样的快感。因为我小学毕业的那年，学校里饲养了三头猪，猪圈和教师的厕所隔一堵墙，猪圈地势又低，厕所里的粪便就能滚落到猪圈里。学校的劳动课，都是安排学生去给猪剜草、打糠，或者垫圈土，我们是看着那猪一天天长大长肥的。后来猪杀了，肉全归了老师灶上，学生连猪毛也没见到。学生的意见自然是大了，一闻见莲菜炒肉片的香味，就给校方提抗议。校长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了，说：“有人反映猪是学生剜草养大的，杀了猪却没有学生的份儿。可是，学生能剜多少草呢？猪一天到黑吃着老师的粪便，是吃屎长大的，猪肉当然归于老师！”那次没有吃到猪肉，这次吃到了猪肉却就在小学里，我觉得非常的惬意。但是，又一次批斗会中途我去了厕所，出来经过伙房看饭熟了没有。从窗子往里一望，我们学习班的另一个头儿，蹴在条凳子旁正吃着一碗肉。天神！是一碗纯肉，吃得两个嘴角往下流油哩！我很气愤，就回家了，不愿再去学习班，借故到县城我大姨家，十多天竟没回来。 我的一位本家族的哥，对我的行为甚为不满。他风风火火，爱跑动爱打枪，当个民兵营长张狂得日夜不沾家。“文化大革命”初要破四旧，他负责到各家各户收缴他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什么字画、书籍、旧桌椅、老式灯笼和插屏烛台，那么一大堆。在贾家祠堂门口烧毁了。有一天他找我，问什么是“上层建筑”？我仅知道建筑指的是房子，但上层指的是什么就不甚明白。他说：“我醒开了，是房顶上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现在报纸上号召我们砸烂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你跟哥上房去！”我不会爬树，上高头晕，没有去。他领着猴一样的安民到村里的祠堂和一些人家的老瓦房顶上扳倒了所有屋脊雕饰。他后来患上了牛皮癣病，除了一张脸外，浑身似乎变成了一个硬壳，就死了。我现在常常想起他，在他临死的前一年我回乡见过他，他拄着拐杖。行走都十分困难了；和我说话的时候双手在身上抓。麦麸一样的银屑纷纷落地。我递给他一只烟，我们又谈起当年的事，他还骂我意志薄弱。他说：“要是战争年代，你会叛变的！”我只是笑，但我没有告诉他，我不仅逃避了学习班开会，在学习班时还给三娃家通风报信过哩。 三娃是李家族的人，他的父亲被指控曾为土匪做过耳目。我听到要揪斗他父亲时，提前告诉了他，使他父亲有了思想准备，并早早穿着一件领口下没有纽扣的衫子，免得被五花大绑时领口纽扣勒着脖子难受。三娃自小害哮喘病，一年四季没见过他有精神头儿。但他是我们村最有文化的人，我俩能说到一块。三娃的威信不好，人人都说他“鬼”，是个阴谋家，许多李家族的活动都是他出谋划策，贾家族的人一般不与他来往。我俩呆在一块最多的时间是在他家那黑乎乎的小屋里，因没钱交电费点着一盏小油灯，读一些破旧不堪的书。看完一本，爬上炕去，从炕角墙上的小木板架上再换一本，或者听他说故事。村里能说故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五林叔，一个就是三娃。五林叔不识字，演过戏，他能把一本戏从唱词到对白一块背诵出来。但他除了戏本，别的就不会了。三娃能从三皇五帝说到袁世凯、张作霖，他说笑话时并不笑，小小的眼睛闪闪发光。我就闻着屋子里有一股浓烈的尿骚味，因为他家的尿桶老放在屋里，同时听到楼板上有老鼠啃木箱声。这当儿他就赶忙搭梯子上楼撵老鼠，从箱子里拿出一本已被老鼠啃烂了的旧书，说：“你看看，我这儿的老鼠都有文化哩！”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了20年，我上完大学又工作后，每次回家探亲，都要拿上点心去看望他；或是当日的下午没有去，晚上他听到消息必定就来看望我了。我散给他烟，他说他不敢吸，但说：“你给我的烟我得吸。”吸得剧烈地咳嗽。6年前，他患了癌，到西安做手术，因医院的床位紧张，他借住在一个熟人单位的库房里。我去看他，人已经是瘦得变了形，但情绪还好，说过10天就可以入院了。我要给他钱他拒不接收，让他去我家住他也不去，我们就告别了。他没有送我，倚着库房门框说：“有空了你再来，我给你说村里好多事哩，或许你写小说用得着。”可当我再去看他时，他却早3天就回乡了。熟人告诉我，他已经入了院，手术工作也准备好了，但他的哮喘病却犯了，手术就只好取消。半年后他死了，我再次回家探亲，特意去了他家，在那阴暗屋子的墙上，那个小架板还放着一排破旧的书；他的儿子也半门扇高了，样子极像他，脸白白的，头发略黄，肿眼泡，小眼睛，只比他父亲少了些皱纹和稀落的胡子。糟糕的是他也患有哮喘病。 丹凤县担任了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儿又分别下台坐牢了，武斗中威风凛凛的东线西线战场上的总指挥们更被五花大绑了，押在丹凤县城南的丹江沙滩上要枪决。枪决的时候，我是徒步30里去现场看的。同去的人群中有一个老者，他是见过民国初年执行刀斩的。说那种行刑好看，犯人是剥了衣服的，刽子手“噗噗”地一口水喷上去，然后刀在那脖子上一抹，不费劲的头就骨碌掉下来了。但手法高的要头掉下来还得连一片皮，围观者就一声叫好；若是没有割下或是割得头掉在了地上，那就是臭刀了。没了头颅的脖子在刀割后立即聚缩得很细，核桃大的一个气疙瘩就从肚脐处往上蹿动，直蹿动到心口之上了，断颈突然膨胀，“咕”地一声血就冲天喷去。他说：“现在用枪子儿打，没意思。”我说没意思你怎么也来？他说枪毙的有几个是老革命，战争年代当陕南游击队队员时他就认识，能冲敢打，枪法极准。武斗时原本年事大了，但拒不了打打杀杀的诱惑，参加进去又成了总指挥，过足了很久已没有的杀人的瘾。他是来看看会游泳的怎么死在水里，玩儿枪杆的怎么死在枪上。多少年之后，我想起了这位老者的话，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人生来是性硬强悍的，他们如果在蜂里是兵蜂，在鸡里是斗鸡；他们或许参加革命，也坚强、不怕死，但并不是为了信仰和人民的利益，那只是与生俱来的对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行为的疯狂。在沙滩上，围观的人黑压压地站在刑场的对面，呈一个扇形，他们为稀罕的热闹驱动，大多兴高采烈。人窝里，我看到了邻村的引生。他是个疯子，过两天清醒了，过两天又疯癫，而且是个自残了生殖器的人。他早早死了娘，跟一个终年害红眼病的父亲过日子，家贫到光腿打得炕沿响的程度，但吃不饱穿不暖并不影响到性，甚至更强烈。可哪里有尾巴一倒是个女的肯进他家门的呢？那一个晚上，父子俩脚蹬脚地睡着，又为请媒人的一份钱争执开来，争执到鸡叫了三遍。引生毕竟是孝子，觉得不能再怨父亲，要生气就生气自己身上长了个东西，没有这东西也就没那么多焦躁、急迫和烦恼，便摸黑用剃头刀将那根东西割了。割了，蹬醒已睡着的老父，说：“我把××割了！”老父说：“今年不行了，明年养个猪，年终媳妇就有了……”他说：“我不要媳妇，我把××割了！”老父说：“睡吧睡吧，胡说些啥？！”他说：“我真的把××割了，就撂在炕下。”老父拉开灯，果然看见那一根肉在炕脚地蹦跳，而一只猫却忽地扑上去按住。老父呼叫着跳下炕，把猫撵走了，但老父没办法把断的东西接上，连想到医院能接的念头也没有。在没有了生殖器的一年之后，引生发现终日的烦恼并不只是那根东西引起的。而没有了那根东西却遭受了所有知道情况的人的轻视和耻笑，于是，他就疯了。他清醒的时候就问老父将他的××埋在了哪里？其实，老父是将那东西埋在了院中的脚踏石下，那里曾经埋着他的胎盘，但老父骗说埋在村头那截石柱下。石柱是竖起的半人高的石头，经常拴牛。老父四处访医寻药，当然他都在使用着偏方土方，疯病终未好转。村人就常见他靠坐在拴牛的石柱下，哭着闹着要他的××哩！这样一个疯人，却还有政治的热情或热闹的兴趣，也来看枪毙人啦？！枪声一响，是12杆长枪同时响的。我并没有看清那12个人的眉眼，他们都五花大绑了跪在各自面前的沙坑边，同时在头上不足一尺的空中冲跌了一股东西，就像一排水龙头朝上猛地都开了水，然后窝在了沙坑里。那时候的枪决，枪一响，执行人立即就撤了，而夹杂在围观人中的，拿着芦席、白布单、抱着大白公鸡的死者家属就拔腿往沙坑跑去收尸，围观人也同时如溃堤的洪水一般往跟前跑去看热闹，嚷着子弹是在执行人的口里蘸了唾沫的，那就是炸子儿，会把脑袋炸飞了的。我被人撞倒了，坐在那石滩上，但我看见引生像兔子一样冲了出去，几乎是和收尸人齐头并跑，他的手里拿着一个蒸馍，边跑边把蒸馍掰开来。旁边一个棣花人告诉我，引生得了一个土偏方，说是蒸馍夹人的脑浆吃了可以治疯病的，他一直等待着这一天，昨天晚上就到沙滩来了。收尸的人一定是知道了引生的企图，但他们不能责骂和殴打引生，连阻止也不敢，只有拼命往前跑，提前跑去保护好自家人的尸体。引生当然也明白他若跑得慢就意味着什么，他们就在沙滩上进行长跑比赛，最后是引生第一个赶到了。我没有看到他如何去用掰开的蒸馍夹了红的白的脑浆，而看到他狗一样折头往回跑，身后是两三个人呼叫着撵他。他一边跑一边吃着手中的蒸馍，待到整个蒸馍吃完了，站下来，拍拍手，笑着对追赶的人说：“哟，没了！” 引生并没有吃了脑浆蒸馍而疯病治愈，他的老父不久却去世了。从此，家徒四壁，终日流浪，却不远走。棣花方圆谁家过红白事，他不请自到。农村的红白事几乎不断，所以，他倒不愁吃喝无着。若是谁家过事，没有见到引生来，就奇怪了：引生怎么还没来？ 引生的故事毕竟是饭后茶余的谈资，谈说一年半载也就没了太多的谈头，农民关心的事情还很多。陕西这块地方是很特别的，它在中国的地图上形状像一个秦兵马俑里的跪射俑。而从南到北，地貌不同，气候物产风俗人物也多异。北部的黄土高原上的人性格强悍，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中部的关中大平原上的人次之；南部山地的人再次之。且不说历史上的风云际会，仅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后，陕西党政领导人中陕北人最多，陕南人最少。在陕北贫瘠的黄土沟里，农民跪着用镰刀在地里收割东一棵西一棵的高粱糜谷，但歇息下来，他们议论的是北京城里的事，是联合国的事，政治的欲望使他们变得令人讨厌，又可笑可爱。陕南人家居水边，性情柔软，山高多雾又遮了眼，关心的倒只是出门七件事，油盐酱醋米面茶；要不，东家长西家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鬼碰到一块了就一顿胡哇啦。显赫一时的武斗头子枪决了就枪决了，引生吃他们的脑浆是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很快无人理会。因为连续的大旱使收成减少了一半，每个人只能全年分到三四十斤小麦，一百余斤的稻子和不足一百斤的包谷。饭越来越稀，肚子越来越大，所有人的目光只看到了鼻子下的嘴，喂嘴成了活着的最大负担与艰辛。母亲照常是天不亮就起来，一块抹布擦得长条板柜上的大小米面瓦罐锃明光亮，然后就谋划着今日一天三顿饭做什么？用什么去做？我们是再难吃到白面馍了，而面条也只是那种刀削面，在包谷糁的稀汤里少得如水中的鱼。炒菜当然是谁家也不会炒的，要泼辣面或炝一下浆水菜，就把三四颗蓖麻剥了壳，在铁勺里烧熟了，就算是油。棣花人对于酱的概念，是用白糖熬化了可以染猪肉的那一种。而突然村里一股风，说是县城有一种油很便宜。许多人就去用瓶子买了那么一斤回来炒菜。菜并不油，连个油花花也没有，就骂娘，说油是假油。城里来的知青看了，才解释道：“那不是油，是酱油，酱油的油不是油。”我们把什么都变着法儿来吃，比如榆树皮磨成粉，掺在麸子面里，麸子面能擀成面条儿，但光滑得筷子夹不住。把未嫁接的柿树叶磨碎熬成稠汁做凉粉，若是苦，可以调上辣面，不咬就下咽。山上的老鸦蒜煮熟了，舌头能麻木，可吃那么一大碗，并不会出事的。没油少盐的树叶草根汤令几乎一半的人浑身浮肿，纯稻皮和柿叶做成的炒面成了每顿饭必吃的食物，因为它耐饥，但拉屎却成了问题。一次劳动，腰院儿里那个老伯去千枝柏后大便，足足半个小时不见人回来。有人说：“去看看，八成是屙不出来啦！”去的人返回来说果然是屙不出来，老伯快要憋死啦！几个人就跑过去用小柴棍儿在肛门里抠；抠不出来，又用老式的铜钥匙去挖，挖破了肛门，鲜血淋淋。到了3月，更是青黄不接，人饿得红了眼，见了什么能吃的东西都往嘴里塞，我的耳朵梢都干起来。我们几个年龄相近的坐在地堰上想象着过去的地主富农吃什么，想象着北京城里的主席和总理吃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吃捞面，干干捞那么一大海碗，还有葱花和油泼的辣子，吃完了，喝半碗面汤，原汤化原食嘛；他们一定不说原汤，说汤的大名：“喂，来半碗银汤！”我们这么说着，却看见远远的那座作废的砖瓦窑里有人影在动。砖瓦窑下是我们村种着的一片菜地，常常被人偷窃。正中午的谁又去那儿偷盗吗？待趴在窑场后的土塄上一看，地质队的工人和邻村××的老婆在那儿干事哩！那半年里，地质队驻扎在丹江河滩钻井探石油，地质队的工人有钱就勾引村里的妇女。已经风声传出谁谁谁和工人好了，谁谁谁脚上穿了翻毛皮鞋是靠他老婆挣的。××的老婆光着下身被地质工人抱着抵住了胡基壕沿上，狗女人手里拿着一个烧饼在吃哩！我们嫉恨着那地质工人，更嫉恨着有烧饼吃的女人，一声“哇”地大喊，又掉头跑开，在村里大肆张扬，说那女人身子被撞着，烧饼也摇着老吃不准，但还是撞毕了，烧饼吃完了。不久就听到消息，××在家里用皮绳抽打他的老婆，而那个地质工人也调走了，走时没有带铺盖。 三四户人家出门去讨饭了，讨饭似乎已不是丢人的事，尤其当讨要的人数月后回村，背篓里装了半背篓晾干的白馍黑馍豆渣馍和红薯干萝卜干，大家倒有些眼红。于是，我的二伯父竟也悄然出走，去50里外的地方行乞了。他不能在方圆20里内挨门乞讨，因为贾家家族是有威望的家族，而他的兄弟和一个儿子又都是国家干部。所以，当二伯父出走的消息悄悄地在我们家族里传开，我的三婶娘立即就通报了我的三伯父和我父亲。他们连夜回家来，秘密召开家族会议，将几个堂兄骂了个狗血喷头：再穷也不能去要饭，就是要饭也不是让老人去的！你们猪狗一样呆在家里，怎么忍心让你大去求爷爷告奶奶？！他们是顾面子的人，说着骂着泪水长流，责令不孝之子们分头去找二伯父，一定要把二伯父找回来。各家互相周济，不能让每一个人饿死，也不能让每一个人出外讨饭。几乎是从那以后，父亲只要从学校回来，就饿着肚子带回他的一份学校灶上的饭，比如四个小菜包子，或四两锅盔。一定到我家院门口，就要朝紧挨我家的二伯父家的后窗喊：“二哥！二哥！”那四个小菜包子我吃一个，弟弟吃一个，两个妹妹合吃一个，二伯父吃一个；而要是锅盔了，也要给二伯父拿去一小块。他们的兄弟之情一直维系到我的父亲去世前，虽然再也不是那缺吃少穿的年月了，但谁家有了什么可口的东西，必是将几个老人叫去先吃先喝。 我在西安有一个朋友，是甘肃人，老家又是甘肃最贫困的小山庄。他在西安工作后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城市姑娘，家庭和睦了数年。后来，他领她回了一次老家。老婆目睹了那里的贫穷和不卫生，回来无法抹去印象，竟想：我的丈夫就是那么个地方出来的，那是猪狗一样的生活嘛！我怎么就嫁给了他？！越想越想不通，看丈夫什么都不对劲儿了，哪儿都觉得脏，要求离婚。朋友寻到了我，苦恼得要死要活。原本要见婚姻说合，见官司说散的，但我说：“离！她看不起农民，看不起老家，和她还过什么日子。天下又不是再没有了女人！” 对于过去的苦难，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惨不忍睹，也吃惊怎么就活过来了！但是，在那时，却并不觉得苦得受不了，因为常年呆在那大山之中，没有可比较的，全村人都是一样。而令我在那时烦恼的是我总是那么矮，那么没有力气，挣不来大工分。尤其在同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些人已经去参军了，去招工进工厂了。公路上往来的有小轿车，我并不嫉妒坐车的人，似乎觉得人家是应该坐小轿车的，最多是说一句：“那是铁老虎，保不准翻车就丧命啦！”但对于参军回来的、当了工人回来的那些人有了一辆自行车，心理就不平衡，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急。毕业回乡的那一份快乐和自在渐渐被繁重的劳作和无聊的生活所代替，往昔厌烦的读书如今却没了书读，我的容貌明显地与年龄不符，性格也越发老成。周围同学家的书被交换着看完了，三娃家的书也被借着看过了一遍。我开始翻《新华字典》，又不管到谁家去，都喜欢歪了头看用报纸糊的墙上的文章。我们已彻底接受了永远当农民的现实，同时发作了破坏性的农民劣性。五六个同年龄的人一伙，一块去山上割草，割生产队的苜蓿，割山里人家地堰上种植的黄花菜，将那些桑树苗一并割去；拾柴火，砍任何树上的枯枝，也砍湿枝，甚至到南山去，几个人进庄户人家缠住主人，几个人就在屋后砍人家的椿树、杨树；并将生产队里所有地塄上的野枣刺砍下来，连根也要刨出来，使地塄倒塌。村里的一切果树，果子几乎在半青时就被我们打抢了，以至树的主人用屎涂在树干上，用荆棘围在树下，而每日清晨那些女主人照样站在村口破口大骂。我们成了一群痞子、一群祸害、一群土匪。在这群小流氓无产者中，我恨我的笨拙，不会上树，不敢爬高，行动又迟缓，常常是败露事情的目标。比如，我们要报复爱指责我们的贫协主席，将他家的长得极大的一蓬船豆荚用刀子从土里割断根蔓，而我竟把刀子遗失在现场，后被查出；在把刘家的黄柿子摘下一大篓埋在水稻田的污泥里退涩焐甜时，被刘家追赶，我跑不快被捉住了并如实交待了同伙。 我们在疯狂了半年后终于在一片唾骂声中老实了，因为其中一个人发展成了小偷，使我们另外几个人害怕被他带坏，而且又有两个家里开始为其订亲，也没了多余时间鬼混。那一日，我独自去丹江对面的沟里割草，镰刀撞着了一窝蜂，虽然及时卧倒装死，额上还是被蛰了三个包，忙用鼻涕涂抹了，背了草背篓趟过了齐腰深的河水。刚刚上岸，坐在岸边穿那一双破得没了脚跟儿的草鞋，抬头就瞧见了邻村的我的一个同学。这同学已经是工人了，据说与另一个村的姑娘订了婚。他推着自行车从水渠堰上走过，自行车上挂着大包小包是要去拜未来的丈人的。我立即低下头去，又隐身于草背篓后。我不愿意让他看到我，但我却偷偷地看着他骑上了自行车驶去，堰两边的草丛中青蛙就扑腾扑腾地跳进稻田。刘家的一个媳妇在堤边采白蒿，她有肝炎，一年四季采白蒿熬汤喝。她说：“嘿，你瞧瞧人家，哪像你这模样？！”这话使我感到极大的羞辱，我永远记着这个刻毒的女人，她伤害了我，使我从那时起开始真正产生了自卑。当我成为作家后，许多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作家？我说，得有生活，得从小受到歧视，我举的例子就有这个女人的那句话和说那句话时的眼神。我去生产队交完了草后回到家里，我的脸是阴着的，母亲端来饭我也不吃，爬到我家的泥楼上发狠：我就这样做一辈子农民吗？！此事发生之后的10年，我回到了家乡，听到了两件事：一件是邻村一个人责怪儿子不好好学习，没有打，也没有骂，领儿子去山上砍柴，偏让儿子背得很多，以至走到半路，儿子脚磨破了，肩膀也被背篓襻儿勒出了血。儿子躺在地上站不起来，他开始教育了：“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这样一辈子！”另一件事是伤害过我的那个女人，丈夫去世后改嫁到了另一村，后夫有个儿子，她虐待，每次儿子砍柴回来，她总嫌儿子砍的柴没有隔壁谁谁谁砍得多。那儿子指着门前公路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女干部，说：“人家会骑自行车，你怎么不骑？”我听了大有感触，尤其高兴那儿子对后妈的诘问。我就在那一次偏去那女人家看她，但她却早忘了当年嘲笑我的话，热情地接待我，还从葡萄架上摘了一串葡萄让我吃，甚至说，村里流传着一个道士在很早很早的时候经过棣花，指着你家的老房子，声称这一家将来要出个人物的，果然就出了你啦！ 我开始想着离开农村，甚至幻想我本是读书的料，若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会考上高中、大学，去从事适宜于我的一份工作的。所以，在又一次征兵时，我就报名了。军人在60年代地位是非常高的，只要一参军，即使家再穷，人长得再丑，也立即就能订下未婚妻。报名当兵，必须走通公社武装干事的关系，但棣花公社的武干我不认识，也难以与人家认识。我们村有个在别的公社当武干的人，他家的日子十分富裕。一日我去他家院墙外的桑葚树上摘桑葚，偶尔往院中一望，望见了晒在那里的一席白皮点心。60年代送礼即送一瓶酒或一包点心的。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大姨从县城来给我家带过一包点心，我和弟弟是关了院门，小心翼翼地打开油纸包，一人拿一块，一边吃着一边用另一只手在下边接着掉下的渣。吃完了，舌头在嘴角舔，又噙一口水涮涮咽下。而人家竟点心多得吃不了，拿一张四六席在晒太阳啊！我是没有提着点心去走通武干的，结果报名后随着几十人去商镇区政府大院接受参军体检，脱了鞋，脱了上衣，也脱了裤子，让医生拿着玻璃棒把身子的每一个部位都戳着看了，认为一只脚是平板而遭淘汰。至后，又招收地质工人，大队的三个领导在将十几人的名单进行第一轮的筛选时，就将我的名字拉掉了。事后，据说拉掉的原因是他们三人不熟悉我。虽然知道是东街贾家家族的老八，但别的人近来踏破了门，我却未去一次。“他以为他是谁，寻着寻着他去当工人呀？！”再是要招收一批公路护养工，我主动去大队找领导希望能让我去，而公路局的招工人员嫌我又瘦又矮出不了力，没有被目测上。没有被目测上，我气恼了，月夜里从大队部往回走，一路见树用脚踢树，见石头用脚踢石头。后来公路上没人，掏出家伙来用尿边走边甩着写字，写的是：老子还看不上干那力气活儿哩！到了年底的某一天，我的那个当民兵营长的本族哥敲我家门，他喝得醉醺醺的，说小学的一个女教师休产假了，要找一个代理教师，大队的几个领导和他商量，他推荐了我。我很高兴，又担心他是喝醉了胡说的诓我，本族哥拍着腔子说是真的，明日可能正式研究哩。母亲留下他给他做面条吃，又在面条下卧了两个荷包蛋，希望他明日研究时一定要让我去当代理教师。这一夜和第二天的上午我都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估摸我是十拿九稳的。因为我学习好，字也写得好，全大队谁能比我强呢？我甚至想象了我在课堂上讲课的情景：带一个小凳子，板书时站在小凳子上就可以把字写到黑板的上部了。但是，这次我又落选了。本族哥见到我时破口大骂，说没想到代理教师有那么多人在争取名额，而且一个领导坚持要让他推荐的一个熟人去。争执了一阵，后来都不说话，他上厕所去尿尿了。等尿回来，他们举手已表决了，定的是那个领导推荐的一名妇女。接二连三地打击，磨掉了我的志气，往后再有什么招工招干我连理都不理了。记得有一次李家的那个儿子穿戴整齐地出村去，我说穿得这么新去丈人家呀？他说铁路上到棣花招工哩，你不去公社看看？恰好一群孩子撵打着一对交尾的狗跑过来，我二话没说，抄起了一根棍子就打那只长着黑眼圈的狗。黑眼圈狗痛得哼叫，但它逃不走，因为尾部还连着母狗。李家的儿子怪怪地看着我，我听见他在说：“你给我使什么性子？不去就不去，你就好好做农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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